伟大诗人杜甫，是一位毕生持有崇高志向（所谓“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而又始终未获展布（所谓“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的悲剧人物，在诗人五十九载生活旅程当中，时时不忘的一件事就是如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亦即如何匡辅君主靖世安民的问题。因之，在历史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贤臣诸葛亮，便成为诗人终生所最服膺所最推崇的楷模。在诗人许多怀古诗歌当中，直接间接地，专题与旁及地称颂诸葛亮的篇章，不下十几首。特别是当他流浪四川期间，由于常和蜀汉的历史江山接触，更给诗人提供了凭吊前贤的便利与条件。于是他屡次寻访诸葛武侯各处祠堂，着意抚摩孔明庙前古老柏树。并且每至一处，必定哦诗题壁、慷慨陈辞。常常密意低回，长歌当哭。发出“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谒先主庙》）“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咏怀古迹五首》）的感喟，一派钦迟之意，溢于言表。在此类凭吊诸葛亮的诗作当中，最典型最集中最具概括性的篇章，要算那首早期写作的脍炙人口的《蜀相》一律了。 《蜀相》一诗，依照仇注，断为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七六○年)春天，杜甫“初至成都时作”。当时唐王朝正处安史乱中，中原鼎沸，万姓流离。诗人从华州弃官西走，辗转抵达西南，在成都城郊，自筑草堂一所，暂时得以落脚。但是锦城虽好，毕竟不是故乡。所谓“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成都行》)，一种去国登楼感伤离乱的情思，是极其明显的。就在草草安顿的余暇，诗人怀着满腹深情，只身前往附近的一座诸葛武侯祠堂，去作瞻依凭吊。随即写下此首著名诗章。 全诗八句，前四写景，后四论事。《蜀相》这一标题，就在显示作者是以十分尊敬的心情，把诸葛亮生平地位与事业规模，作了概括的揭示。 开头二句，诗人运用带有咏叹情调的自问自答句式，把一种追思缅想情意，作了极为深微的表达。“丞相”这一称呼，则较《蜀相》递进一步，自然仍是表示尊仰之意（仇兆鳌说：“直书丞相，尊正统名臣也。”这倒未必。作为唐帝国盛、中时期人物的杜甫，能否像南宋偏安年代朱熹在《通鉴纲目》中大书“丞相亮出师”那样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称呼诸葛亮，是大可置疑的）。“何处寻”三字设问，自然是以叙述追寻古人踪迹之义来表自己登临凭吊之情。这个首联一句，就已奠下全诗“沈挚悲壮”的风格基础，并且洋溢着一种蕴借哀凉气氛。 第二句，是为首句作答。给首句找出着落，明确了祠堂地点，也勾勒了自远眺望的祠堂风貌。“柏森森”，主要是指传系孔明手植的“新枝耸云”的古柏来写祠堂历史的悠久。 三、四句一联，是借对祠堂庭宇景色的描写，进一步抒发凭吊情怀。是因景抒情的千古名句。诗人看到那照映阶除的碧草，仍自呈现怡性的春色，听到那身藏密叶的黄鹂，徒然啭弄着悦耳的佳音。院落似此荒凉，门庭如彼阗寂。一种“感物怀人之意，即在言外。”碧草盈阶，黄莺隔叶，本来是极可赏心娱目的景象，然而一用“自”“空”两字周旋，抒情状态，便翻然改异。这里正是杜甫“一字为工”极“变化开阖”之致之处。比起诗人另篇《春望》中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来，尤为耐人吟味。当然，决定诗人所以如此使用“自”“空”二字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诗人当时的思想。 从这两名诗里，我们仿佛看见一位当日失路诗人对于异代无时宰相的一种深沉的精神默契。这两句诗，在古人凭吊诗中，具有广泛的一般意义。人人读过，都不免勾起一种遐思，受到它的强烈感染。所谓“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杜牧)，正是指的此等诗句所具的扣人心弦的独特艺术魅力。 诗题是《蜀相》，不宜多作景物描绘，所以下面四句，便转入议论是非。对诸葛平生，作了集中的归纳，本质的总结。 五、六两句，是诸葛亮一生行藏出处的高度概括，也正是申述诗人所以如彼徘徊瞻恋的情感的实际基础。诸葛亮的所以值得推崇，原在于他的“匡时雄略”与“报国苦衷”。在于他接受了刘备当年三顾草庐的殷勤，替刘备描下天下大计的蓝本；在于他协助先主立业开基，辅佐后主守成济美。 可是尽管才德如此高尚的诸葛武侯，在现实生活逻辑当中，却竟遇到极为怆痛的结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最后两句，便成为千古传诵的名诗，和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同是永远点燃人们爱国主义心胸的至情言语。 由于诸葛一生始终抱着“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宏伟志望，所以他曾经六出祁山，以图统一天下。然而，事情不幸的是，当他在后汉建兴十二年（公元二三四年），最后一次出师，占据五功县的五丈原，和司马懿相拒于渭水时，竟然病逝军中。“哲人云亡”，“将是遽陨”，成为遗恨千古令人“痛心酸鼻”的莫大憾事！“未捷”，是指可望奏凯而尚未奏凯，“身先死”，是说竟把“兴汉讨贼”的艰难事业，丢在身后。 “长使英雄泪满襟”一句，自然不仅指的凭吊者的诗人自己，它也概括着千古以来具有同等爱国深情的无数志士。这两句诗，对于后代读者，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强烈的移情作用。唐代政治家王叔文，在自己革新企图遭到挫败时，就曾反复吟诵此诗，为之流涕不已；南宋爱国将领宗泽临终时，就是“诵此二语”“三呼渡河”而卒的。这里的“英雄泪”，是爱国豪杰之泪，因之并不含有任何颓丧气息；相反地，它还蕴藏着一种令人愤悱启发的积极力量。 清人邵子湘评论此诗后四句时，曾说：“自始至终，一生功业心事，只用四语括尽，是如椽之笔。”这自然是称赞杜甫的笔力轮囷，擅长概括。 《蜀相》一律，标志着唐时怀古作品的典则，是凭吊武侯诗歌的极致。明代作家杨慎，也曾于成都武侯祠壁发现过好的品题，并且深表嘉许。今天看来，该篇诗作，虽也甚好；但和《蜀相》比较起来，则就显得有些刻露浮薄，不及《蜀相》含蓄深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