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结构

二元结构理论的由来和发展（1） 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发展经济学家、现代化理论家、区域科学家，不约而同地注重研究经济增长模式和现代化道路，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现代化道路。二元结构的概念和理论，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最初提出的二元结构，主要是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后来，研究的重点完全转向了二元经济结构，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70年代以后，二元结构研究延伸并且拓展到经济以外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扩大了的二元结构概念和理论脱颖而出，很快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同。 荷兰社会学家 J·伯克调查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在1953年出版了专著《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最早提出了二元结构的概念和理论。伯克认为，摆脱荷兰殖民统治的印度尼西亚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一方面，广大农村依然是工业革命以前的没有实现西方工业化的传统社会，农业部门主要依赖土地、使用劳动力生产;另一方面，为数不多的城市却是殖民主义输入以后逐步进行西方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工业部门主要依赖资本、使用机器和技术生产。在他看来，一个社会及其基本特征是由相互依存的社会精神、组织形式和生产技术共同决定的。当传统社会引进西方工业化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社会精神、组织形式和生产技术，以往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由于同质性的破裂而呈现出二元性。现代城市社会和现代工业部门同传统农村社会和传统农业部门，在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些差别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源配置方式、个人效用函数以及人的行为准则的迥然不同。所以，在二元结构的社会中，社会矛盾的实质，在于工业社会及其现代性同农业社会及其传统性两种文化的冲突。 各国发展经济学家、现代化理论家、区域科学家，系统地丰富、深化、完善了二元结构特别是二元经济结构的概念和理论。大体上构建了五大研究流派或理论模型，诸如工业化带动论、产业结构转变论、现代要素引入论、诱导技术变迁论、核心——边缘关系论等。 第一，工业化带动论。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德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和韦伯已经注意到现代社会的工业化特征和变革。他们认为，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带动了社会化的分工协作、取代了自然化的自给自足，推动和促进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所以，发展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把农民转变为工人，也就同时发展了现代工业社会。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刘易斯，集中地研究了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提出了工业化带动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两大经济部门。一是工业发展的现代部门，一是维护生计的传统部门。两大部门的主要差异，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资本运用完全不同。现代部门使用再生产性资本，而传统部门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其二，生产方式完全不同。现代部门采用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而传统部门采用手工劳动。其三，生产规模完全不同。现代部门生产规模较大，而传统部门生产规模较小。其四，生产率完全不同。现代部门因为生产规模较大，又使用再生产性资本，遵循规模报酬递增规律，而传统部门因为生产规模较小，又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受到土地规模报酬递减规律的约束。其五，收入水平完全不同。现代部门生产率较高，因此收入水平较高，其中产出的一部分可以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而传统部门生产率较低，因此收入水平较低，产出仅够维持生存。在刘易斯看来，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转移。现代部门扩张，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分享物质设施、传播现代思想和制度、相互贸易等途径，既使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又使传统部门获益并且得以改造更新而转化为现代部门，也使现代部门促成再生产性资本的进一步增长、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现代部门扩张为主，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互联互动并且循环往复，不仅推动和促进了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而且推动和促进了不发达经济转变为发达经济。 第二，产业结构转变论。 20世纪上半叶，不少经济学家觉察到，工业化过程既是整个社会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又是社会经济结构从农业型向工业型转变的过程。他们进而发现，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取决于社会产业结构的转变和革新，也就是传统农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向现代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的转变和革新。 美国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经济顾问 H·钱纳里，凋查研究了101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提出了产业结构转变论。他认为经济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经济结构成功转变的基本内容就是传统农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由于市场需要的变化，在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工业化过程中，发生资金投入、生产技术、资源配置的变化，从而转变为现代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转变的整个过程，经历逐步推进的三个阶段。在经济结构转变启动的第一阶段，由于人们最终需求中食物消费的需要最多和最大，整个社会主要依赖农业提供初级产品。就国际贸易的需要来说，也是这样，比较优势在初级产品的生产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收人的增加、生活的改善，总消费中食物消费份额下降的恩格尔定律显现出来。无论国内消费需要，还是国际贸易需要，都转向了工业制成品。现代城市工业应运兴起，传统农村农业处于发展缓慢乃至停滞的状态。在经济结构迅速转变的第二阶段，由于工业制成品市场需要的激励，资金、劳力等生产要素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其他部门，迅速流向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现代生产技术也在现代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迅速发展起来。现代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不仅获得了资源重新配置的直接增长效应，而且获得了资源在整体经济中重新配置的总体再配置增长效应。在经济结构转变完成的第三阶段，传统农村农业实现了现代化的改造和发展，现代农业部门从生产率低速增长部门转变为生产率增长速度较高部门，缩小了同现代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的生产率差距。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经济不发达状态转变为经济发达状态。在钱纳里看来，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转移和再配置，同发达国家相比是更加重要的增长因素。因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更加突出，市场需要和要素市场的变化幅度更大，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变余地也就更大。 第三，现代要素引入论。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T·舒尔茨比较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及其现代生产要素的引人和配置，提出了现代要素引人论。他认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关键在于传统农业的现代化。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增加农业阿"现代生产要素引人，并且合理地配置。农业的现代生产要素，就是适合贫穷农村和落后农业的既有利又有效的现代农业科技。合理配置农业的现代生产要素，就是农民不仅愿意接受和采用现代生产要素，而且必须懂得如何最好地使用现代生产要素，必须学习新的有用知识和新的有用技能。正是这种学习构成了作为现代农业特征的生产率提高的基础。所以，这种现代农业的知识和技能，在本质上是向农民的一种投资。增加人力资本的投人，促使农民通过教育、培训、健康、迁移、信息获得等方面的投资而形成驾驭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能力，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在美国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的贡献率仅为5%，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为20%，而人力资本、人的技能的贡献率为75%。美国农业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主要取决于农业人力资本的投人。不是土地和资金，而是人的能力和素质，才是决定贫穷和富裕、落后和发达的关键。在舒尔茨看来，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农村初等教育是非常有利的农业人力资本投资。从1929年到1957年，美国经济增长约20%是与教育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在美国南部农村，追加初等教育投资10%，增加产出高达30%。这是因为教育的投人产出有两大显著特征。一是长期性，长期投人而长期产出。二是广溢性，比增加物质资本存量更能加速经济增长，降低现代生产要素投入成本，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收入。一个得到并且精通运用有关土壤、植物、动物、机械的科学知识的现代农民，即使在贫脊的土地上，也能生产出丰富的食物。

二元经济结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即在农业发展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超前进行了工业化，优先建立了现代工业部门。我国目前即处于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得不到有效转移，二元经济特征非常明显，迟迟不能转化为一元规模的个体生产变为集中的、大规模的社会生产的过程。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料在使用上的社会化、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以及为满足社会的需要而生产。生产社会化是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将越来越高! 1、比较先进的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比其他部门高。2、工业部门的高产出率使该部门的工资率明显高于其他部门。3、尽管工资率较高，但工业部门的资本报酬率相对较低。4、工业部门的资本密集度高于其他部门，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有相近的生产设备。5、城市中的高工资与大量失业并存。

阿瑟·刘易斯，他把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生产分成两部分：一个是以现代方法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A部门），一个是以传统方式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部门（B部门）。A部生产率较高。在B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低，甚至为零或负数。在该部门中，工资不是由工人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取决于劳动者平均分享的劳动产品的产量。B部门的收入又决定了A部门的下限。由于人口众多和劳动资料较少，劳动力相对于资本丰富，以致把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出产业，产业的产量也不会下降。也就是说，对A部门按现行工资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来说，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因此，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A部门将逐渐扩大B部门将逐渐缩小。也就是说，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将消除。这就是著名的刘易斯模型。

刘易斯舍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假设, 把一个国家区分为两个部门: 传统经济部门!和 现代经济部门。在传统经济部门中, 和自然资源来说, 人口众多从而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或者说, 在这个部门中, 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十分低下。由于这个部门的存在 , 现代经济部门在增长和扩大的过程中, 可以用不变的工资水平不受限制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因此, 在这样一个增长模型中, 制约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是资本的积累。按照刘易斯和罗斯托的说法, 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如何在现代经济部门持续实现一个特定水平的储蓄率或投资率。因此,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很长时间内就呈现一种二元经济格局, 一方面是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的传统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是由积累率制约的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部门。直到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把传统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 二元经济增长才逐步被合成为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增长。因此, 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 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而经济增长本身是这个转折点到来的根本原因。刘易斯最早在1952年发表的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这个经济模型经过拉尼斯、费景汉等人的进一步扩展完善，在发展经济学中形成了三个相关阶段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第一阶段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典型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由于在农业中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现代部门的工资基本不增长；第二阶段是到达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之后的阶段，此时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现代部门工人的工资开始提高，但农业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仍小于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第三阶段是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到达之后，即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并且两个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达到相等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到来意味着二元经济特征的消失，经济成为一个匀质的整体。可以看到在拓展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二元经济模型中，经济发展的三阶段相应产生了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它是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的阶段；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它是从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的转换，也就是有限剩余的劳动力被完全吸收殆尽。等级不够，上传不了图片。大致就是先水平在上升的这样一个图形。

二元经济模型是产业经济学中的概念：刘易斯(A．Lewis，1954)较早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并存着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中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能够促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主要点在于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直至消失，在这种发展的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逐步由过剩发展到短缺，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短缺对人力资源规划的影响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劳动力供给的减少直接导致人力资源成本提升；企业对人才的利用将由原来的“量”提高倒“质”，也就是提高单位人工产出；对人才建设的投入可以从招聘转向培训；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关注员工的多层次需求，提高企业对员工的吸引力；

分类: 社会民生 >> 其他社会话题 解析: 阿瑟·刘易斯，他把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生产分成两部分：一个是以现代方法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A部门），一个是以传统方式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部门（B部门）。A部生产率较高。在B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低，甚至为零或负数。在该部门中，工资不是由工人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取决于劳动者平均分享的劳动产品的产量。B部门的收入又决定了A部门的下限。由于人口众多和劳动资料较少，劳动力相对于资本丰富，以致把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出产业，产业的产量也不会下降。也就是说，对A部门按现行工资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来说，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因此，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A部门将逐渐扩大B部门将逐渐缩小。也就是说，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将消除。这就是著名的刘易斯模型。

刘易斯模型 刘易斯在他的著名论文《无线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建立了一个二元经济的“古典”模型。刘易斯模型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另一个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资本主义部门。前者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后者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依赖现代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需要农业部门提供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在刘易斯模式中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如图所示。 D D3D2D1L1 L2 L3 L 在图中，横轴OL代表劳动，纵轴OD代表劳动的边际产品和工资。OA表示传统农业部门的生存收入，OW表示现代工业部门的现行工资水平。在这个稍高于农村生存收入的工资水平上，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是完全弹性的。因此，劳动供给曲线WS是一条平行于横轴的水平线。 刘易斯假定工业部门只使用资本（用K表示）和劳动（用L表示）两种要素，资本（K）是稀缺的，而劳动（L）是丰富的。根据 西方经济学的可变比例规律，对于一笔固定的资本额，就有一条特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劳动需求曲线D（K）与之相对应]。在图中，假设现代工业部门最初资本量为K1，于是，与之对应的劳动生产率曲线为D1（K1）。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劳动生产率曲线将向右移动到，D3（K3）等等。 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现代工业部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工资水平。所以现代工业部门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对应一定资本投入，其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为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与现代工业部门工资曲线的交点。为了分析简便，假设资本家把所有的利润都用于投资，从而吸收的农业劳动力不断增多，当劳动成产率曲线由D1（K1）移动到D2（K2），D3（K3），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也由L1增加到L2，L3，直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工业部门吸收为止。当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消失后，农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就会提高，此时，工业部门要想得到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就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劳动供给曲线开始上升（如虚线SS"所示）。 刘易斯理论主要观点是劳动力的转移由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生产力的提高伴随着工业利润的增长和资本的增长，引起工业部门扩大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且只要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转移必将持续下去。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经济理论仅仅从工业部门的扩张出发，转移的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扩张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并没有具体的 分析农业的发展，忽视了农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对工业发展同样重要。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只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理论的假设条件与我国当前的制度和经济现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首先，刘易斯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抽象掉经济以外的障碍，而我国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则受到层层的制度和体制障碍。其次，刘易斯认为城市没有事业，工农业劳动力没有构成竞争，而我国现在存在大量的下岗职工待就业。还有，刘易斯没有考虑到工农业两部门劳动力素质水平的差距，这显然与我国现实迥乎不同。虽然理论假设与我国现实条件并不完全符合，但强调我国工业化扩张和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至间的互动无疑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同时，刘易斯二元理论阐述了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和一般规律，即转移是从劳动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劳动生产率高的工业部门流动。

城市化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途径 □ 郭 梅 摘 要：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滞后，阻碍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解决，日趋走向现代化的城市 与传统落后的乡村并存是一直困扰中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城市化是解 决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途径。应该以城市化来整合农村，用工业化来改造农业。要 正确认识大、中、小城市的不同作用，合理引导，协调发展。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980（2004）05－0041－03 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不能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 相协调。中国科学院《2001 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 告》认为，中国与人均 GNP 相当国家的城市化率相 比，城市化率低 10 个百分点；与我国自身的工业化率 相比低 12 个百分点；与我国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相比低 20 个百分点。 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的直接后果是加剧了城乡二 元结构的矛盾。其一，城市化水平低下不利于国民经 济高速增长。影响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重要原因之 一是内需不足。而目前我国内需不足与城市化水平低 下有很大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化水 平低下，城市数量偏少，规模偏小，质量偏低。如果 解决这个问题，即能有效的拉动内需。二是我国现在 的内需不足另一重要原因是农村人均收入太低，消费 水平太低，许多工业品和服务并不是农民不需要，而 是没钱买，形不成有效需求。有学者研究显示：中国 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消费品和城市基础建 设的需求拉动，按照保守的估计也可带动 GDP 增长 1.5%个百分点。其二，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不利于农 村和农业的发展。众所周知，我国农村人口平均耕地 只一亩多田，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传统模式极大地阻 碍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只有将大部分农业人口逐步 地转移到城镇，从事二、三产业，农业才能够实行规 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的机械化及现代化水平。其三， 城市化水平低下不利于农业剩余人口向二、三农产业 ⑵⑴ 日趋走向现代化的城市与传统落后的乡村并存是 一直困扰中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拟 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已的看法。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滞后，严重阻碍了城乡二 元结构矛盾的解决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就把迅速实现工业化作为 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目标。但当时千疮百孔的经济基 础和百废待兴的各项事业，使得实现工业化的目标面 临诸多困难。于是出于政治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 国家实行了一系列抑制甚至牺牲农业发展，而强行实 行工业化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利用户籍制度限 制城乡居民的互相流动；利用人为制定的工农业产品 的剪刀差价为工业化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些政策 的实施在当时固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把它作 为一项基本国策长期实行，就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 其负面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既阻碍了农业发展，也 使得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从观念到体制上都有了 很大的松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对原来的城乡分离的 格局有了很大冲击，城市化进程突破了长期徘徊不前 的局面而明显加快。城市数量从 1978 年的 193 个增加 到 2001 年的 664 个，城市人口以年均百分之一的速度 增长。虽然如此，我们对城市化的认识仍显不足，我 作者简介：郭 梅，荆州市水利局 41 转移，不利于解决我国沉重的人口就业压力问题。城 市是二、三产业发展的产物，但城市的形成反过来又 推动了二、三产业的发展，当人口从自给自足的农村 转移到城市后就会产生产品需求和服务需求。特别是 第三产业，没有人口的聚集，没有一定数量的服务对 象，是发展不起来的。其四，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不利 于缩小城乡居民之间业已存在的巨大经济和社会地位 等各方面的差距。看看北京、上海、深圳，再比对一 下仍然落后的农村，那种差距用天壤之别来形容也不 为过。更要命的还不是两者景观上的差异，而是生活 在这两个不同空间中的人群权益上的差距。2000 年，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差距已达 2.79：1。除此之外，城市人口还享有政府提供的社会 保障和各种公共设施（如大医院、体育馆、图书馆、 影剧院等等）所带来的便利。这种现状显然是和社会 主义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也不利于社会经济政治的 长治久安。 二、 以城市化来整合农村，用工业化方式来改造 农业 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但 在中国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某一时期政治上的考虑而 使之更为突出。目前，在城市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 “三农”问题日益凸现，已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和整个 社会协调发展的瓶颈。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 题。这两年正在实施的重要政策有减轻农民负担，五 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稳定和保护农业产品价格等。 这些政策的实行，对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 民的收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农民负担即使全 部减免，对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而农产 品的价格，在我国加入 WTO 后，必须与国际市场接 轨。我国目前几种主要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上 同类农产品的价格。如小麦、大米、玉米分别高出 15% —60%不等。可见稳定农产品价格的作用同样是有限 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用工业化、企业 化的经营方式来改造传统农业，用城市化的方式来整 合、改造农村。 用工业化企业化的经营方式改造农 业的必要前提 是绝大多的农民逐步从农业中剥离出来，从农村转入 城镇，从事二、三产业，成为城市的常住居民，从而 42 使土地在市场上能流转起来，向种田大户和农业企业 手中集中，形成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生产。只有伴随 农村人口不断从农业中、从农村中转移出去的城市化 进程，土地才可能集中，形成规模经营、集约化经营 和企业化经营。也只有形成了规模化、企业化经营， 农业机械化和高科技的应用才真正成为可能。用形成 规模的农业企业（包括家庭农场）取代现在分散的传 统的小农户经营模式将是中国农业史上最重大的组织 创新和制度创新，通过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中国农 业才能实现现代化。 用城市化方式整合农村，则是用一个个经过精心 规划的，各项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配套齐全的，具有 田园风光和各具风格更适合人类居住的小城镇取代现 在遍布于全国各乡村中落后的、甚至原始的村落。大 量现有的村落从版图上消失，将会节约大量土地用于 农业用地。据联合国统计资料分析，全世界 24 亿城市 人口占用 20 万平方公里城市用地，人均为 83.3%平方 ⑶ 米，仅为农业人口人均用地的 1/2—1/3。在我国一个 农村人口的占用地（舍宅基地在内的非农建设用地） 约 150 平方米，城市居民用地人均约 100 平米。按此 计算，如果我国城市人口能达到 70%，则可节约三千 四百多万亩土地。 农村人口，包括散落在农村的乡镇企业，向城镇 转移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乡镇企业在农村发展， 会因规模较小，信息不灵、人才缺乏、运距太远等一 系列无法克服的不利因素而难以取得理想的经济效 益。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初，乡镇企业在农村之所以能 有长足的发展，是因其有较之城市国营企业更为灵活 的经营机制。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乡镇企业的这种 机制上的比较优势已经消失，而乡村在投资，经营环 境上的劣势显现出来，致使仍在乡村中的企业发展难 以为继。除非它能溶入城市化的洪流，在乡村企业较 多，发展较好的地方，兴起新的城镇。乡镇企业向城 镇集中，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节约投资成本。据 《建设部、农业部、国地资源部关于乡镇企业向小城 镇集中发展情况的通报》中测算，集中发展，一个企 业可节省公共设施投入 10%，节约土地 15%，治理污 染费 5%。 另外，进入城镇的农民，由于失去了土地，失去 了原来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必须适应新的环境。在 生存的压力下，他必须学文化、学技艺，提高自身素 《长江论坛》2004.5 期 总第 68 期 社会经济研究 质和生存本领，尽早融入到城市市民中去。这个过程 也就是我国整个国民素质提高的过程。 三、 城市化过程中的协调发展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会有一大批新城市和城镇兴 起，也会有原有的城市规模上的扩张。大、中、小城 市和小城镇之间有比例、协调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1、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大城市因其人才、信息、资本等诸多方面的优势，有 着强大的对资源的聚合作用和极化作用。从世界各国 的城市化过程来看，大城市发展是很快的。美国学者 詹罗米等人根据统计预测，1900 年至 2020 年的 120 年间，世界总人口每年均增长 1.36%，城市人口平均 增长 2.66%，而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平均增长 3.78％， 高出城市人口平均增长值 1.12 个百分点。可见大城市 ⑷ 人口一直处在超前发展的状态。 大城市之所以超前发展，主要是那里有更大的商 机，有更大的个人发展空间和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有 资料表明，200 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是 20 万人口以下 ⑸ 城市的 82 倍。可见，从土地效益来看，不同规模的 城市差距是巨大的。城市规模越大，效益就越好。因 此，对人口众多的我国来说，优先发展过百万人口的 大城市是顺理成章的。即便对人口已过千万的大城市， 我们也只能是合理的引导，而不应强制性的限制其人 口的发展。 2、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可以预见， 在人口众多、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将有一批中小城 市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成长，发展成大、中城市甚 至特大城市。这里我们特别谈谈小城镇的问题。2001 年，中国建制镇已发展到 20358 个，人口约 1.7 亿， ⑹ 占全国城镇人口的 45.94%。虽然小城镇发展速度很 快，但问题仍不少，主要是缺乏合理的、长期的规划； 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不配套；囿于财力对环境的治理 不力；“脏乱差”现象严重；缺乏各自特色等等。这些 问题既有发展过程中，受各方面条件限制，难以避免 的问题，也有我们发展思路的问题。 美国现有 3 万多个小城镇，很多小镇就是大、中、 小城市相配套的大社区。它们并不具备发展工业的功 能，而是利用城市发展带来的交通、通讯等便利，在 城市的郊区，在既能享受城市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的 服务，又能亲近大自然的地方，建起的更适合人类居 住的社区。发达国家从上世纪 60—70 年代就开始出现 “城市空心化”现象，既城市人口从市中心向近郊— 外层地带（远郊）—农村，逐次转移。上世纪 80 年代 后，这种转移加快，新的城区和小镇不断兴起。这些 郊区中的小镇或社区实际是城市的延伸，更符合人类 回归自然的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功能的加强， 及私人汽车的普及，中国将来也必然会走这条路。 3、巨大城市带的出现。巨大城市带是指这样一种 区域，在区域内城市化高度发展，大、中、小城市及 小城镇星罗棋布，靠铁路、公路、航线有机地联成一 个巨大城市网，而城市之间的农田分界日渐模糊。巨 大城市带的出现是城市化高度发展的标志。世界上以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的巨大城市带最为典型。它跨 越 10 个州，以纽约为中心，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 长 970 公里，宽 50—160 公里，面积 13.88 万平方公 里，人口 4500 万人。这里城市化水平达 90%，是全 国的经济中心所在。在美国城市地理学界称之为“波 士华士”（Boswash）。我国目前的珠江三角洲，长江 三角洲及京津塘地区也都出现了巨大城市带雏形。在 不远的将来，中国的“波士华士”现象就会形成。 综上所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不可避免的。我 们应该顺应这个经济发展潮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在户籍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全方位 的进行改革，做出有利于中国城市化迅速发展，有利 于城乡良性循环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若此，中国 的现代化和中国人民走向全面小康的目标，也就为期 不远了。 注 释： ⑴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1988 年版。第 294-295 页 ⑵朱铁臻《城市现代化研究》258 页 ⑶赵燕青《城市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角》《中 国改革报》2002 年 3 月 28 日 ⑷刘汝嘉、罗明义《城市域经济论》187 ⑸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签》整理 ⑹朱铁臻《城市现代化研究》282 页 [责任编辑 陈卫民] 43

应该可以帮助城镇居民就业。 如果认真分析，需要一定的数据支撑。 首先是农村劳动力务工的就业分布，一般而言农村劳动力就业领域层次较低，城镇居民可以找到更好的就业机会，农村劳动力的职位对于他们没有比较优势，所以农民工返乡的结果就是用工荒，而不是腾出就业岗位。 其次是农村人口涌入城镇，增加了城镇常住人口，可以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城镇居民可以利用住房、资金等各类优势投入三产，解决就业增加收入。 最后是农村劳动力务工为城镇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提高了地方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中高端就业岗位，帮助城镇居民就业。

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理论，较早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并存着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中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能够促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是在古典主义框架下分析二元经济问题的经典模型。刘易斯指明，“如果在不变的实际工资水平上可以用得到无限的劳动力，资本家的剩余就一直增加，而国民收入中每年投资的比率也在提高”,“当资本积累赶上人口，以至不再有剩余劳动力时，这个过程就必然停止。但它也可能在此之前停止”。刘易斯认为，从经济原因上分析，资本积累提前停止可能有四个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贸易条件可能变得不利于资本主义部门。刘易斯所谓的贸易条件是指维持生计的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之间的经济交流关系，这“实际上是工农业关系问题”，亦即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简单说来，就是，假定资本主义部门不生产食物，将会出现两种对资本主义部门不利的贸易条件，一种是：如果传统部门即农业的生产不能满足现代部门对食品的需求，从而迫使资本主义部门提高付给农民的粮价，那么必将使资本主义部门减少利润，当这种情况达到一定程度时，“生产日益增多的工业品是无利的”。另一种是，如果传统农业部门食物生产率提高，但食物价格的下降却不如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则同样会“迫使资本家把更多的产品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从而减少工业利润直至无利可图。

城乡联动。小城镇是城乡联动的节点，村镇建设是城市化的延伸。城乡联动，就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把发展块状经济与推进城市化结合起来，与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结合起来，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结合起来。

（1）①允许城乡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是由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性质决定的，体现了我国民主具有真实性，广大农民利益得到日益充分的重视和实现。②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允许城乡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有利于保障农民平等地享有权利。③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民主执政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落实科学发展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每点4分）（2）①从农民分化为农民工主要是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结果，但也离不开政府提供就业信息、对劳动力市场管理等宏观调控措施。（4分）②从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让劳动力资源根据市场的需求在城乡自由流动。（4分）③但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还需要政府宏观调控：政府要制定新型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规划；要用财政政策搞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调整，解决农民工的社保、医疗、住房问题、子女教育问题；要建立城乡一体的户籍管理制度；要加强监管，建立公平竞争的劳动就业政策等。（4分）④总之，在新型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2分） 试题分析：（1）答题时注意材料强调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因此允许城乡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首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性质、宗旨及执政理念；其次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还体现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最后实行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政策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2）对评述类的题目，我们在作答时不仅要对问题作出评判，更要对问题进行分析，给出理论支撑。本题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农民分化为农民工，这主要是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结果，但同样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因此题中观点片面；二是将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这需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但也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题中的观点同样是片面的，解答本题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稳定，收入差距太大会导致社会不稳，发展，农村市场扩展比城市容易，因为基数低。

城乡二元结构指维持城市现代工业和农村传统农业二元经济形态，以及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相互分割的二元社会形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制度结构。即包括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乡三元结构农业经济，农村工业和城市工业组合成的复杂经济体

什么叫城乡二元结构？这是我国在社会结构上实行城市/乡村二元分割的概括表达。又可称为城乡差别/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社会结构包括户籍、住宅、粮食供给、副食品供应、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动保障、婚姻、征兵等10余种制度，成为判断农民与市民阶层的依据。”（据2004年2月26日《法制日报》刘宁：《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立法建议》）大家知道，改革开放后有的差距就明显缩小，如粮食、副食品供应纳入市场调节，其城乡鸿沟并不大。但局部鸿沟的弥合并不等于总体鸿沟的消失。以户籍属地为先决条件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但没有消失，局部的差距甚至制度化了。如征兵，城市兵可以安排就业，农村兵几乎很少安排；如社会保障，城市阶层大多数可以享有，但农村大多数人不享有。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框架并不十分科学，它掩盖了其他深刻的差距，如行政建制的差距，什么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县的区分就意味着国民的“地域宿命”和成长空间的等级身份差别；还有沿海与内地、东部与中西部、中心城市与边缘地区等差别都暗示了国民的“宿命”，都被城乡二元结构这个词简单化了。在简单化的情况下，以市民“天生”的一等公民优越感与农民“天生”的二等公民低落感简单地区分了中国人：市民和农民，哪怕后者是某个市的农民，也只能叫农民，如上海农民。给人们造成的错觉是中国人的精神似乎也可以简单地用市民意识和农民意识来划分，导致（某些）城里人鄙视农民工，而农民工嫉恨城里人；当然也会造成某些北京人、上海人之辈看不起外省人，因为前者认为他们才是真正“城里人”，有一种国际大都市的精神优越感，后者不管怎样都是“乡下人”，哪怕你是长沙人。所以有人指出：“户口不仅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确认”

城乡二元结构在有关的讨论中，人们对户籍制度给予了许多关注。这当然是应该的。因为支配了中国社会生活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就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也正因为如此，在各界的千呼万唤之下，户籍制度的改革终于开始启动了。在一些小城市，甚至包括像石家庄这样的大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有了相当实质性的进展。由于过去的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公民分为“农村”和“城市”两个部分，事实上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形成了两个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上有重大差别的社会等级，同时也限制了公民对于居住地和劳动地点进行选择的自由。因此，户籍制度的改革无疑有着非常深远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含义，这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户籍制度改革本身不是最终的目标。户籍制度改革最终的目标是消除“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以及这种“二元结构”所造成的社会分割和身份歧视。这样我们就必须弄清楚，我们所面对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城乡二元结构”至少是由这样的几个因素构成的。 1．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1951年，公安部公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户籍管理的法律法规。1957年政府实行了控制户口迁移的政策。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10条第2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做出了带约束性的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该条例使用了“公民”的概念，但公民的最基本的流动和迁徙自由却在这个使用“公民”概念的《条例》中被剥夺了。在改革以后，开始允许农民进入城市经商或打工，但农村居民仍然没有在城市定居的权利，而是实行暂住证制度。暂住证制度既可以看作是这种城乡壁垒存在的标志，也可以看作是弱化这种壁垒的一种措施。 2．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前中国社会中的资源是由行政性的再分配而不是由市场来进行配置的。在实行这种再分配的时候，在城乡之间实行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比如，教育和公共设施的投入。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的。而农村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国家的投入则相当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民自己来负担。在改革前，农村中小学的相当一部分开支要由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来负担。民办教师的报酬，也要由农民来承担。改革以来，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地恶化了。目前，国家每年几百亿元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在城市，城市学校的一切开支经费是由国家财政拨款的。1985年以前，国家财政每年还有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1985年国家取消了这笔财政拨款，改由农民自筹经费办教育，乡村两级教育经费由农民上交教育附加费提供，农村学校改扩建也是由农民集资进行的。仅农民每年负担的教育经费就达300－500亿元。公共设施就更是如此。国家每年上千亿元的财政开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农村享受到的极少，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益设施建设不得不从农村企业、农民头上摊派、集资、收费甚至罚款来解决。现在，一些工程本应由国家财政出资的，但却采取“钓鱼”办法，上级拨一点为“诱饵”，地方财政再挤一点，剩下大部分由乡村自行解决，结果只能是向农民摊派集资。农民自己搞公共建设还有一个更重的负担，就是政府规定的10－20个劳动积累工、5－10个义务工，而绝大多数农村都取了最高数，即农民每年要出30个无偿义务工，有时出工，多数乡村喜欢叫农民出钱，每个工出10－20元，仅此一项全国农民每年负担高达1000－2000亿元。但是，这一负担是不列入国家规定的5％范围的，也就是说在中央的政策里，这不是农民负担。 3．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事实上是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这两种社会身份在地位上的差别，从城乡之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通婚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而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地位不是虚的，而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支撑的。比如，在物资供应方面，1953年以后，随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中国开始实行粮油计划供应制度。这一制度原则上规定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业户口的粮油供应，不负责农业户口的粮油供应。这项制度基本上排除了农村人口在城市取得口粮的可能性。在就业制度方面，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业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安置，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寻找职业。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早在1951年2月，政务院就发布了《劳动保险条例》，1953年又进行了修改。该条例详细规定了城市国营企业职工所享有的各项劳保待遇，主要包括职工病伤后的公费医疗待遇、公费修养与疗养待遇，职工退休职　后的养老金待遇，女职工的产假及独子保健待遇，职工伤残后的救济金待遇以及职工死后的丧葬、抚恤待遇等。条例甚至规定了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享受半费医疗及死亡时的丧葬补助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劳保待遇，国家是以病假、生育、退休、死亡等单项规定的形式逐步完善起来的。至于城市集体企业，大都参照国营企业的办法实行劳保。除上述在业人员享有劳保待遇外，50年代形成的城市社会福利制度还保证了城市人口可享有名目繁多的补贴，在业人口可享有单位近乎无偿提供的住房等。即使是在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今天，基本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目前国家每年为城镇居民提供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失业、救济、补助等），而农民生老病死伤残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农民还要上交乡村统筹为五保户、烈军属提供补助救济。据统计，1999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社会保障支出977亿元，占88．6％，农村社会保障支出126亿元，占11．46％，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相差29．5倍。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土地就成了农民惟一可作生存保障的资源，于是国家又出台了一个农村土地延长30年不变的土地政策。然而，这一政策与农业规模经营和农村现代化是背道而驰的，将不可避免地阻碍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可以说，如果上述的问题不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就不会消失，户籍制度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也难以真正实现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解决和突破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应是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走农村城市化道路，实现城乡良性互动，逐步减少农村人口，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城镇人口，转变生产增长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第一产业结构，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村整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城市化是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根本出路。　　(1)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为解决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即现有的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必须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要全面提升农产品品质、优化区域和城乡结构，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解决当前农产品卖难和农民增收难的问题，而且要立足于农业的长远发展。与食品消费结构多元化、高级化趋势相适应，我国农业产业结构也必须由以种粮为主和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产业结构，向多元化、高级化的现代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产业化，通过一体化的利益机制，把贸工农连为一体，可以形成“龙头”在城镇、“龙身”在农村的“龙形”经济，这无疑又有利于促进城市化的发展。要使农民收入继续有较快的增长，必须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扩大农产品市场容量及农业经营规模，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增加农民收。应逐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机会平等。　　(2)繁荣农村经济　　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繁荣农村经济。要架起农户和市场之间的桥梁，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也带来了千家万户的农民如何和大市场连接的问题。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连接起来，因而是将农民和市场连接起来的有效途径。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农民面对的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我国果品、蔬菜等园艺产品和畜产品在价格上是有竞争优势的，但在出口上也遇到了卫生检疫等绿色壁垒。提高农产品质量是我国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前提。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必须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小城镇和大中小城市是一个体系，必须协调发展，并要促进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结合，加快小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　　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在微观层面上要通过农民市民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镇）化这“三化”来完成城乡生产方式一体化、生活方式一体化、市场体系一体化，“三化”中农民市民化是根本；上在宏观层面，要通过国家逐步改变对城乡的二元宏观政策，实现城乡平等的一体化宏观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市场经济体制的“组成要件”走向城乡一体化，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最终建立和完善。　　(3)致力于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　　要消除城乡差别，纠正城乡失衡，不仅要清除不合理的制度，解决制度不公和失当的问题，也要进行制度创新，解决制度无力和失效问题。只有公正而有效的制度才能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根本性的保障。从目前来看，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必须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制度，实现政策的统一和制度的公平。必须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引导和管理，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加快城镇化进程，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业人口，可按当地规定在就业地或居住地登记户籍，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推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取消一切不应由农民负担的各种税费。在取消农业特产税的基础上取消农牧业税；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只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不再负担其他任何税费；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改革农地征用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及时给予农民合理补偿；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实现城乡公共财政投入的公平分配。通过改革，消除造成城乡隔离、阻碍城乡融合的制度性障碍，实现城乡之间资金、技术、物资、人才、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必须致力于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加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支持和保护的力度，实现社会的公正。当前尤其应增加各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特别是增加国家对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支出，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就必须振兴农村，对农民“少取、多予”。　　制度建设不仅要有助于实现城乡经济上的融合，也要求实现和保障农民政治上的平等。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公民权的基础之上的政策和制度才具有合法性的基础，也只有公正的具有合法性的制度才可能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可靠和持久的保障。　　3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何重要经济意义？　　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关系提高农民收入、协调社会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举措，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性措施；（2）只有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今后，只有根据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统筹，才能明确财政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方向，使较多的资金投向农村教育、卫生、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使城乡居民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条件更为平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更为牢固。（3）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利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4）城乡分割消除后，生产要素的流动顺畅了，这同样有利于城乡企业的资产重组，从而可以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来关闭、合并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5）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之一。只有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8亿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我们党历来重视“三农”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仍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我们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必须更加注重加快农村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农村社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　　（一）首先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去认识改革和完善那些导致其产生并存在的有关制度措施；并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供给机制，进行制度创新。　　（1）彻底取消现有的一切导致二元社会结构产生的各项规章制度，如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分割的教育体系、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这样在清除了这些人为地导致二元社会结构存在的障碍，就为城乡社会结构的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从制度上改变工农产品定价的“剪刀差”倾向，加大财政支农、金融支农的力度，扩大国家和各级财政对农村的诸如水利、道路、信息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人，强化农村有形市场的建设，并将之纳人国家统一大市场之中，支持农村各种要素市场发育、建设和发展，尤其是要加强资金、技术、人才等农村发展所紧缺的生产要素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尽快将农村的要素和产品市场都纳人国家统一的大市场之中。　　（3）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农业剩余的转移载体作用。在西方二元理论中，它没有考虑农业剩余转移到现代部门的机制。这对于同时包含着制度变迁的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变来说，显然是不能充分地成立的。市场机制本身处于不断的完善之中也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因此，农业剩余在中国不仅要靠市场，还要依靠其他的一些手段分配和再分配，转移到现代部门。其中，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农业剩余的转移起到重要的影响。　　（4）创建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土地流转制度，从制度上为农村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经营奠定基础。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既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约束之一，也是农地抛荒、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其改革势在必行。　　（5）农村税费改革必须标本兼治，坚决贯彻执行并从制度上保证，进一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完善相关配套改革。一是要精简机构，裁减超编人员，压缩经费，从根本上控制“经费需求”。同时要规范政府行为，做到权力与部门利益彻底分离。二是要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否则，我们推广实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最终也难以走出“黄宗羲定律”下。　　（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弥补城乡市场差异；增强农民的购买力　　目前，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的农产品产量、质量，农村非农产业等对农民增收均构成了制约，因此，要着手进行以下六个方面的农业结构调整，切实促进农民增收。一要调整农产品供给结构，实现农产品由低质多量到高质适量的转化；二要调整农产品区域种植结构，实现农产品区域种植从无分工到有分工的转化；三要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使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等各环节中从种植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行业；四要调整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比例结构，改变农业初级产品占多数、占主导的局面，实现农业初级产品到加工产品的的飞跃，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五要调整农产品市场结构，实现农民不参与流通、农商分离、由政府主导农产品流通到向由农民自己主导并参与市场流通的转化；并积极进行组织创新，创建新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中介组织，推动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减少市场风险，构建连接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桥梁和中介，保护农民的利益。六要调整农村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比例结构以及第二产业内部比例结构，改变农产品加工、运销等落后的局面，通过内涵和外延性的结构扩张，使农业形成结构层次多样，具有一定规模特点的现代农业结构。进而，通过产业扩张，也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调整，使农民从有限的土地上，从单纯的生产环节中分离出去。　　（三）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大力培育农民的现代意识，从意识形态上消除二元结构，帮助农民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　　“教育是一个人获得现代性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⑾通过教育灌输社会要求，提高个人认知水平，使农民认识、理解和掌握社会的规范，并内化为个人意识，这是培育农民现代意识的最直接的途径。要消除意识形态的二元结构，教育重点应放在下面几方面：　　（1）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培育求知意识。学校教育是形成现代性的主要力量。教育与人的意识水平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较能够接受新的东西，包括新的观念、新的行为模式。愚昧从来都是与保守、惰性联系在一起的，而知识常与进取、求变的心理相互促动。　　（2）加强WTO知识教育，培育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和规则意识。作为一个国际经贸组织，WTO本身就是一个规则体系，它的权威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规则体现出来的，它的宗旨、原则、规则无不贯穿着开放竞争的观念，但作为WTO的新成员，中国大多数人对WTO都比较陌生，文化素质相对低下的农民更是如此。因此，在农民中进行WTO知识的宣传教育，也就成了培育农民现代意识的重要途径。通过教育帮助中国农民了解WTO对中国的要求，帮助农民正确分析形势，正视自己的优劣，扬长避短，沉着应对，树立开放、竞争、规则意识，消除城乡意识二元结构，积极参与市场的竞争，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3）加强市场经济知识的教育，培育市场意识。农民的市场意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了解程度和参与能力，特别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封闭性与大市场开放性的矛盾，常使没有市场意识的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让他们了解市场经济对农民的要求，从而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　　（四）城市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科学合理的推进城市化进程，是我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　　我国承受着数量越来越多而素质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压力，而城市吸纳能力有限，因此，必须重新审定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方针与发展道路。我们认为，我国城市化模式应采取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大中小结合的多途径综合模式。　　所谓“城乡结合”，即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既不能仅仅是职业非农化的乡村就地转移，也不可能是全部依赖城市来吸收的异地转移，而应从城乡两方面共同努力，把“离土不离乡”与“离土又离乡”结合起来，在条件成熟时，将“离土不离乡”的人口转化为“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上下结合”是城市建设投资和发展动力上，把自上而下的国家投资与自下而上的地方投资、集体投资、外资和个人投资等结合起来。“大中小结合”是指在城市规模等级上，要发挥各级城市对产业和人口的集聚作用，不能把发展大中城市和发展小城镇对立起来。　　城市化的基本动力和作用机制是市场化机制，既通过市场的引导，通过产业的积聚和扩散功能来实现。在上述各项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各级政府要进行科学规划和加强引导，把城市化的立足点在于国民经济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政府管理面临着挑战，转变管理模式成为城市化能否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要建立和完善政府对城市化进程的管理模式　　在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农民迁徙而来的“城市人”行为的二元性，也是现阶段城市本身的二元性，它使城市事务具有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混合特征。社会出现分化，新的矛盾和冲突随之产生。面对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事务的新内容和新特点，既不能简单沿用农业社会的传统管理手段，也不能搬用以现代城市为特征的工业社会管理模式。　　为适应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关系的新格局，有序推进城市化建设，政府需要探索一种适合转型期特点的管理模式，不仅需要行之有效的适合城市化时期的“科学管理”模式，转变政府行政职能，调整行政决策、管理方式及各项规章制度；同时，需要形成非科学的“伦理管理”模式，即以伦理关系为基础，注重对“非正式组织”的管理，用伦理的价值管理手段协调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殊事务，进而形成“科学管理”和非科学的“伦理管理”的二元模式。　　一方面，城市化是传统与现代的纽带，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必须用科学管理模式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冲突。另一方面，城市化是逐步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城市事务中大量的问题是与农业社会共生的问题，对此，政府管理存在着“控制盲区”。因此，有必要用非科学的伦理管理模式协调和处理“非正式组织”中的矛盾，理顺转型期城市内部的利益结构和关系。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就业机会不对等社会保险不对等市场发展不对等采纳哦

“城乡二元结构”是什么？1．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在改革以后，暂住证制度既可以看做是这种城乡壁垒存在的标志，也可以看做是弱化这种壁垒的一种措施。2．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前中国社会中的资源是由行政性的再分配，而不是由市场来进行配置的。比如，教育和公共设施的投入。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的，而农村中的教育和设施，国家的投入则相当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村自己来负担。3．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事实上是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这两种社会身份在地位上的差别，从城乡之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通婚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目前国家每年为城镇居民提供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失业、救济、补助等），而农民生老病死伤残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农民还要上交乡村统筹为五保户、烈军属提供补助救济。

日前有媒体评论称，新时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且及时，务农重本,国之大纲。“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党和政府长期高度重视的问题。报道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在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融合发展和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当前我国乡村振兴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随经济发展过度向城市集中,而相应的体制机制又不利于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导致农村长期处于“失血”状态。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并不矛盾。城市与农村是命运共同体,现代化不能建立在城乡分割的基础上,要通过城市的发展来带动农村发展。因此,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首先要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要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藩篱,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并在推动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基本要素流通、城乡互补等方面作了部署,将推动我国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形成。

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 正确答案： 要理解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应当注意到我国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异是“原生型城乡二元结构”、“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和“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这三种二元结构叠加的结果。 首先,农村与城市在经济形式、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就是“原生型城乡二元结构”。这种原生型城乡二元结构表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异并不容易消除。 其次,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对城市和农村区别对待的政策,这些政策造成了“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的进程削弱了我国在20世纪50—70年代形成的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但这种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完全消除。一方面,国家对作为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核心的城乡户籍制度进行了调整。同时,国家也增加了对农村的投入,建立和健全了农村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另一方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并未根本废除。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是理解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城乡关系的重要方面。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加深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和割裂,这就是“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前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通过农副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所达成的联结已经弱化。城乡之间这一联结的削弱意味着城市和农村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二元结构,使得城市和农村相互分割。 这三种城乡二元结构叠加在一起,造成了中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异。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城镇化的推进和脱贫攻坚政策的落实,今天中国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已经开始呈现出缩小的趋势。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 就业机会不对等 社会保险不对等 市场发展不对等采纳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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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http://baike.baidu.com/view/735820.htm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解决和突破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应是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走农村城市化道路，实现城乡良性互动，逐步减少农村人口，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城镇人口，转变生产增长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第一产业结构，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村整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城市化是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根本出路。　　(1)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为解决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即现有的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必须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要全面提升农产品品质、优化区域和城乡结构，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解决当前农产品卖难和农民增收难的问题，而且要立足于农业的长远发展。与食品消费结构多元化、高级化趋势相适应，我国农业产业结构也必须由以种粮为主和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产业结构，向多元化、高级化的现代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产业化，通过一体化的利益机制，把贸工农连为一体，可以形成“龙头”在城镇、“龙身”在农村的“龙形”经济，这无疑又有利于促进城市化的发展。要使农民收入继续有较快的增长，必须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扩大农产品市场容量及农业经营规模，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增加农民收。应逐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机会平等。　　(2)繁荣农村经济　　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繁荣农村经济。要架起农户和市场之间的桥梁，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也带来了千家万户的农民如何和大市场连接的问题。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连接起来，因而是将农民和市场连接起来的有效途径。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农民面对的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我国果品、蔬菜等园艺产品和畜产品在价格上是有竞争优势的，但在出口上也遇到了卫生检疫等绿色壁垒。提高农产品质量是我国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前提。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必须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小城镇和大中小城市是一个体系，必须协调发展，并要促进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结合，加快小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　　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在微观层面上要通过农民市民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镇）化这“三化”来完成城乡生产方式一体化、生活方式一体化、市场体系一体化，“三化”中农民市民化是根本；上在宏观层面，要通过国家逐步改变对城乡的二元宏观政策，实现城乡平等的一体化宏观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市场经济体制的“组成要件”走向城乡一体化，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最终建立和完善。　　(3)致力于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　　要消除城乡差别，纠正城乡失衡，不仅要清除不合理的制度，解决制度不公和失当的问题，也要进行制度创新，解决制度无力和失效问题。只有公正而有效的制度才能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根本性的保障。从目前来看，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必须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制度，实现政策的统一和制度的公平。必须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引导和管理，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加快城镇化进程，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业人口，可按当地规定在就业地或居住地登记户籍，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推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取消一切不应由农民负担的各种税费。在取消农业特产税的基础上取消农牧业税；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只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不再负担其他任何税费；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改革农地征用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及时给予农民合理补偿；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实现城乡公共财政投入的公平分配。通过改革，消除造成城乡隔离、阻碍城乡融合的制度性障碍，实现城乡之间资金、技术、物资、人才、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必须致力于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加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支持和保护的力度，实现社会的公正。当前尤其应增加各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特别是增加国家对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支出，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就必须振兴农村，对农民“少取、多予”。　　制度建设不仅要有助于实现城乡经济上的融合，也要求实现和保障农民政治上的平等。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公民权的基础之上的政策和制度才具有合法性的基础，也只有公正的具有合法性的制度才可能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可靠和持久的保障。　　3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何重要经济意义？　　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关系提高农民收入、协调社会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举措，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性措施；（2）只有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今后，只有根据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统筹，才能明确财政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方向，使较多的资金投向农村教育、卫生、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使城乡居民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条件更为平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更为牢固。（3）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利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4）城乡分割消除后，生产要素的流动顺畅了，这同样有利于城乡企业的资产重组，从而可以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来关闭、合并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5）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之一。只有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8亿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我们党历来重视“三农”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仍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我们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必须更加注重加快农村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农村社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　　（一）首先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去认识改革和完善那些导致其产生并存在的有关制度措施；并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供给机制，进行制度创新。　　（1）彻底取消现有的一切导致二元社会结构产生的各项规章制度，如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分割的教育体系、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这样在清除了这些人为地导致二元社会结构存在的障碍，就为城乡社会结构的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从制度上改变工农产品定价的“剪刀差”倾向，加大财政支农、金融支农的力度，扩大国家和各级财政对农村的诸如水利、道路、信息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人，强化农村有形市场的建设，并将之纳人国家统一大市场之中，支持农村各种要素市场发育、建设和发展，尤其是要加强资金、技术、人才等农村发展所紧缺的生产要素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尽快将农村的要素和产品市场都纳人国家统一的大市场之中。　　（3）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农业剩余的转移载体作用。在西方二元理论中，它没有考虑农业剩余转移到现代部门的机制。这对于同时包含着制度变迁的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变来说，显然是不能充分地成立的。市场机制本身处于不断的完善之中也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因此，农业剩余在中国不仅要靠市场，还要依靠其他的一些手段分配和再分配，转移到现代部门。其中，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农业剩余的转移起到重要的影响。　　（4）创建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土地流转制度，从制度上为农村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经营奠定基础。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既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约束之一，也是农地抛荒、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其改革势在必行。　　（5）农村税费改革必须标本兼治，坚决贯彻执行并从制度上保证，进一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完善相关配套改革。一是要精简机构，裁减超编人员，压缩经费，从根本上控制“经费需求”。同时要规范政府行为，做到权力与部门利益彻底分离。二是要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否则，我们推广实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最终也难以走出“黄宗羲定律”下。　　（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弥补城乡市场差异；增强农民的购买力　　目前，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的农产品产量、质量，农村非农产业等对农民增收均构成了制约，因此，要着手进行以下六个方面的农业结构调整，切实促进农民增收。一要调整农产品供给结构，实现农产品由低质多量到高质适量的转化；二要调整农产品区域种植结构，实现农产品区域种植从无分工到有分工的转化；三要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使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等各环节中从种植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行业；四要调整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比例结构，改变农业初级产品占多数、占主导的局面，实现农业初级产品到加工产品的的飞跃，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五要调整农产品市场结构，实现农民不参与流通、农商分离、由政府主导农产品流通到向由农民自己主导并参与市场流通的转化；并积极进行组织创新，创建新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中介组织，推动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减少市场风险，构建连接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桥梁和中介，保护农民的利益。六要调整农村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比例结构以及第二产业内部比例结构，改变农产品加工、运销等落后的局面，通过内涵和外延性的结构扩张，使农业形成结构层次多样，具有一定规模特点的现代农业结构。进而，通过产业扩张，也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调整，使农民从有限的土地上，从单纯的生产环节中分离出去。　　（三）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大力培育农民的现代意识，从意识形态上消除二元结构，帮助农民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　　“教育是一个人获得现代性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⑾通过教育灌输社会要求，提高个人认知水平，使农民认识、理解和掌握社会的规范，并内化为个人意识，这是培育农民现代意识的最直接的途径。要消除意识形态的二元结构，教育重点应放在下面几方面：　　（1）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培育求知意识。学校教育是形成现代性的主要力量。教育与人的意识水平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较能够接受新的东西，包括新的观念、新的行为模式。愚昧从来都是与保守、惰性联系在一起的，而知识常与进取、求变的心理相互促动。　　（2）加强WTO知识教育，培育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和规则意识。作为一个国际经贸组织，WTO本身就是一个规则体系，它的权威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规则体现出来的，它的宗旨、原则、规则无不贯穿着开放竞争的观念，但作为WTO的新成员，中国大多数人对WTO都比较陌生，文化素质相对低下的农民更是如此。因此，在农民中进行WTO知识的宣传教育，也就成了培育农民现代意识的重要途径。通过教育帮助中国农民了解WTO对中国的要求，帮助农民正确分析形势，正视自己的优劣，扬长避短，沉着应对，树立开放、竞争、规则意识，消除城乡意识二元结构，积极参与市场的竞争，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3）加强市场经济知识的教育，培育市场意识。农民的市场意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了解程度和参与能力，特别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封闭性与大市场开放性的矛盾，常使没有市场意识的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让他们了解市场经济对农民的要求，从而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　　（四）城市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科学合理的推进城市化进程，是我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　　我国承受着数量越来越多而素质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压力，而城市吸纳能力有限，因此，必须重新审定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方针与发展道路。我们认为，我国城市化模式应采取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大中小结合的多途径综合模式。　　所谓“城乡结合”，即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既不能仅仅是职业非农化的乡村就地转移，也不可能是全部依赖城市来吸收的异地转移，而应从城乡两方面共同努力，把“离土不离乡”与“离土又离乡”结合起来，在条件成熟时，将“离土不离乡”的人口转化为“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上下结合”是城市建设投资和发展动力上，把自上而下的国家投资与自下而上的地方投资、集体投资、外资和个人投资等结合起来。“大中小结合”是指在城市规模等级上，要发挥各级城市对产业和人口的集聚作用，不能把发展大中城市和发展小城镇对立起来。　　城市化的基本动力和作用机制是市场化机制，既通过市场的引导，通过产业的积聚和扩散功能来实现。在上述各项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各级政府要进行科学规划和加强引导，把城市化的立足点在于国民经济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政府管理面临着挑战，转变管理模式成为城市化能否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要建立和完善政府对城市化进程的管理模式　　在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农民迁徙而来的“城市人”行为的二元性，也是现阶段城市本身的二元性，它使城市事务具有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混合特征。社会出现分化，新的矛盾和冲突随之产生。面对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事务的新内容和新特点，既不能简单沿用农业社会的传统管理手段，也不能搬用以现代城市为特征的工业社会管理模式。　　为适应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关系的新格局，有序推进城市化建设，政府需要探索一种适合转型期特点的管理模式，不仅需要行之有效的适合城市化时期的“科学管理”模式，转变政府行政职能，调整行政决策、管理方式及各项规章制度；同时，需要形成非科学的“伦理管理”模式，即以伦理关系为基础，注重对“非正式组织”的管理，用伦理的价值管理手段协调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殊事务，进而形成“科学管理”和非科学的“伦理管理”的二元模式。　　一方面，城市化是传统与现代的纽带，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必须用科学管理模式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冲突。另一方面，城市化是逐步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城市事务中大量的问题是与农业社会共生的问题，对此，政府管理存在着“控制盲区”。因此，有必要用非科学的伦理管理模式协调和处理“非正式组织”中的矛盾，理顺转型期城市内部的利益结构和关系。

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

违反了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等规则。城乡公路交通规则有哪些1、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2、根据道路条件和通行需要，道路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实行分道通行。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在道路中间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在道路两侧通行。3、道路划设专用车道的，在专用车道内，只准许规定的车辆通行，其他车辆不得进入专用车道内行驶。4、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5、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遇有大型群众性活动、大范围施工等情况，需要采取限制交通的措施。

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可以在国家统计局网站查询，也可以在国家统计公报中查询，也可以在社会经济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中查询。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二元结构系数是一种统计指标，用于衡量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它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取值范围从-1到1，当取值为1时，表示两个变量之间有完全正相关；当取值为-1时，表示两个变量之间有完全负相关；当取值为0时，表示两个变量之间没有相关性。

因为这会导致社会发展不平衡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费景汉（JohnC.H.Fei）的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劳动吸收速度必须大于人口增长速度。在我国，虽然人口增长速度小，但人口基数大，劳动吸收本来就有很大缺口。同时，启动工业化时却没有同步启动人口城市化进程。一方面，我国的工业化是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主导，就业弹性较低（重工业的就业弹性一般只及轻工业的1/3）；另一方面，滞后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市劳工制度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 http://baike.baidu.com/view/735820.htm

最早的说法应该是城乡二元结构，现在延伸到城乡土地的二元结构。我的理解是一种讲究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注重产出和容积率甚或土地的合法利用，另外一种是粗放低效利用、追求约定俗成的客观认知忽视土地登记。

城乡二元结构主要还是由于缺乏的水平，不均衡导致的由于先天就存在优势差别才会渐渐扩大差距拉开距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改革举措和政策措施，如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农民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调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支持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支持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逐步放开农产品流通和价格，培育农村商品市场；实施城镇化战略，积极发展小城镇等。但是，不可讳言的是，我国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在继续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在趋于强化。城乡差距扩大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上，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城乡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57，1983年一度缩小为1．82，此后就不断扩大，2003年扩大为3．231；已超过改革开放初期。假如考虑到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福利和补贴，而农民收入中包括生产经营支出等因素，实际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6：1。在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已经有了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依然十分突出，除了受工业化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外，关键还是制约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诸多体制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主要表现为： 计划经济时期，为了维持资本密集型城市大工业的发展，国家将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集中投向城市，同时依靠农业积累支持城市工业发展。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农村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在经济效益驱动下，向城市转移和集聚；另一方面，国家在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上，继续向城市倾斜，农村却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自我积累，如“三统筹、五提留”，进行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由此带来城乡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各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综上所述，体制性因素事实上形成了农业和农村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相互隔离，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城市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与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种相对落后的国民经济结构进行改造，使异质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为同质的现代化的一元经济结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以尽快完成国民经济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近代城市体系的二元结构是指**突变型和渐变型两种类型城市**。

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起始年代宋朝。 城乡二元结构自古就有，从宋朝算起，已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但过去虽有城乡二元结构，却没有城乡二元体制。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户籍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了。从这时开始，城市和农村都成为封闭性的单位，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它把广大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禁锢在农村中。于是，计划经济体制得以巩固，维持运转。

关键词： 经济活动强度和力度在不同地区具有很大的差异，经济活动强度和力度大的地区常成为该区域的经济中心，支配周围地区的经济活动，进而导致支配区域经济活动的核心和受核心区支配的边缘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城市和乡村所组成的区域的二元结构。 这种 核心—外围 二元结构是 区域社会经济空间组织形式的基本单元 。这种二元模式可以应用到各种各样的地域范围之中，大至国际间，小至区际或城乡间。 有关二元结构理论，大多数是从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角度提出二元结构理论的。 从20 世纪50 年代以来，先后形成了以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为核心 的一系列二元结构理论， 包括： 不同于前面的理论，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从 城乡交易效率的差异 来解释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并认为这种二元结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过程。存在这种二元结构的原因在于城乡之间交易效率的差距。 有些学者是从 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的角度 提出二元结构理论的，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把传统部门和现代部分联系以来，用现代部门的不断扩大以及落后部门的不断缩小来说明落后国家的发展过程，并解释了相互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如何通过劳动力的转移最终实现一元结构的。 分工的演进扩大贸易网络规模，贸易网络规模的扩大增加贸易成本，而贸易活动的地理集中降低总贸易成本，贸易成本的降低又提高贸易效率。把分工网络扩大而导致的大量的贸易活动集中在小范围进行，进而提高贸易效率，这就是城市的形成机理。 把很大的贸易网络集中到某一区位来降低贸易成本的过程，就是城市化过程。 根据贸易对象的不同，把不同的贸易活动在安排在不同规模的城市进行，就是城市的分层结构。 根据贸易类型的不同，把不同的贸易活动安排在不同城市进行，就是城市之间的专业化分工。 城市系统中的城市规模最优层次数随生产中分工水平的演进而变大，当生产中的分工水平很高时，城市系统中的城市层次数较大，反过来，生产中的分工水平很低时，城市层次数较小。 当分工水平适度、或者城市规模经济和贸易效率适度，则某一城市系统结构是单中心结构，反过来，分工水平足够大、或者城市规模经济和贸易效率足够低，则某一城市系统结构是多中心结构。 经济发展水平很高时，整个经济系统已经历过聚集的极化过程，进入高水平的平衡状态，表现为城市数量多、城市规模差异相对要小的多中心城市结构；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整个经济系统处在聚集的极化阶段，进入非平衡极化状态，表现为城市数量多、城市规模差异大的单中心城市结构，这种单中心城市结构是一种常态； 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时，未进入聚集的极化阶段，处于低水平的平衡状态，则表现为城市数量少、且规模小而相互独立的集市散布在区域空间上。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主要指城市中各物质要素的空间位置关系及其变化的特点，它是城市发展程度、阶段与过程的空间反映。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有三种类型，即单中心结构、多中心结构和网络型结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是建立在特定经济活动基础上的、承担特定经济功能的城市内部功能区在空间上的不断分化而导致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变动。 城市经济学的核心原理是土地价格随区位而变化，而这些不同的土地价格导致了城市不同的土地使用类型和土地使用密度。土地价格是资本化的租金，土地的价值等于土地产生的租金收入流的现值。对于每一宗建设用地，土地的价格必须能够使其使用者的支付额补偿他从该宗土地的地理优势上获得的价格。李嘉图的地租和土壤肥力模型给出了这个结论。 家庭在离中心商务区单位距离所引起的土地费用和交通费用之间进行权衡。在土地费用边际节约等于交通费用边际增加时，达到效用最大化。在这种距离上，家庭找到了最佳住宅区位。企业面临着中心商务区区位和便宜的土地价格之间的权衡。企业在区位选择上，会选择地租等于土地的边际产出的距离，这就引出了租金梯度的概念。当企业接近中心商务区时，往往使用更多的劳动和资本，非土地与土地要素的比率越来越高。一般来说，商业企业或办事机构往往设在城市中心，工业企业一般远离中心商业区。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替代效应和产出效应的大小决定着劳动力需求曲线的斜率。要素替代效应和产出效应越大，劳动力需求对工资变化的反应越大，需求曲线越平缓。影响城市劳动力需求的主要因素包括出口、劳动力生产率、营业税以及一些社会制度因素等。影响城市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口的自然特征、劳动者的工作偏好、城市的吸引力因素以及劳动制度和体制因素等。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效应就是当劳动者的供给等于对劳动力的需求时的均衡工资和均衡就业量的过程，这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城市失业包括摩擦性、季节性、结构性、总需求不足和税负导致的失业等各种情况。 城市住房具有复杂性、多重异质性、空间位置固定性、耐用性、多层次性以及政府行为性等特点。影响城市住房需求的因素主要包括：住房价格水平、家庭收入水平、宏观政策因素、对未来的预期、城市人口数量和结构等。影响城市供给需求的因素主要包括住房价格水平、政策因素以及对未来的预期等。成功的住房政策有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住房政策应该有利于低收入家庭；二是为中等收入家庭提供不同风格的住房以供选择。对住房市场进行补贴会改变住房市场的均衡结构。住房补贴计划的好处是能保证住房专用补贴的确用于住房，但这种补贴的可能存在低效益。 城市基础设施是一种可共享的投入，它直接影响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运行效率，因此促进了聚集经济的实现。城市基础设施具有自然垄断性、混合物品属性、外部性以及竞争性等特点。城市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的种类繁多，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公共物品、私人物品以及准公共物品三类。对于公共物品类基础设施，应该主要由政府提供；对于具有私人物品性质的城市基础设施应该主要由市场提供；对于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的基础设施，应该依据市场提供方式下的收费成本和收费的效率损失，以及政府提供方式下的征税成本和税收的效率损失进行评价比较，采用两者之间成本最小的提供方式。基础设施融资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

我觉得，这个“城乡二元结构”至少是由这样的几个因素构成的。 1．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1951年，公安部公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户籍管理的法律法规。1957年政府实行了控制户口迁移的政策。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10条第2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做出了带约束性的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该条例使用了“公民”的概念，但公民的最基本的流动和迁徙自由却在这个使用“公民”概念的《条例》中被剥夺了。在改革以后，开始允许农民进入城市经商或打工，但农村居民仍然没有在城市定居的权利，而是实行暂住证制度。暂住证制度既可以看作是这种城乡壁垒存在的标志，也可以看作是弱化这种壁垒的一种措施。 2．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前中国社会中的资源是由行政性的再分配而不是由市场来进行配置的。在实行这种再分配的时候，在城乡之间实行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比如，教育和公共设施的投入。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的。而农村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国家的投入则相当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民自己来负担。在改革前，农村中小学的相当一部分开支要由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来负担。民办教师的报酬，也要由农民来承担。改革以来，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地恶化了。目前，国家每年几百亿元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在城市，城市学校的一切开支经费是由国家财政拨款的。1985年以前，国家财政每年还有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1985年国家取消了这笔财政拨款，改由农民自筹经费办教育，乡村两级教育经费由农民上交教育附加费提供，农村学校改扩建也是由农民集资进行的。仅农民每年负担的教育经费就达300－500亿元。公共设施就更是如此。国家每年上千亿元的财政开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农村享受到的极少，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益设施建设不得不从农村企业、农民头上摊派、集资、收费甚至罚款来解决。现在，一些工程本应由国家财政出资的，但却采取“钓鱼”办法，上级拨一点为“诱饵”，地方财政再挤一点，剩下大部分由乡村自行解决，结果只能是向农民摊派集资。农民自己搞公共建设还有一个更重的负担，就是政府规定的10－20个劳动积累工、5－10个义务工，而绝大多数农村都取了最高数，即农民每年要出30个无偿义务工，有时出工，多数乡村喜欢叫农民出钱，每个工出10－20元，仅此一项全国农民每年负担高达1000－2000亿元。但是，这一负担是不列入国家规定的5％范围的，也就是说在中央的政策里，这不是农民负担。 3．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事实上是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这两种社会身份在地位上的差别，从城乡之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通婚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而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地位不是虚的，而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支撑的。比如，在物资供应方面，1953年以后，随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中国开始实行粮油计划供应制度。这一制度原则上规定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业户口的粮油供应，不负责农业户口的粮油供应。这项制度基本上排除了农村人口在城市取得口粮的可能性。在就业制度方面，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业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安置，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寻找职业。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早在1951年2月，政务院就发布了《劳动保险条例》，1953年又进行了修改。该条例详细规定了城市国营企业职工所享有的各项劳保待遇，主要包括职工病伤后的公费医疗待遇、公费修养与疗养待遇，职工退休ue5e4职ue5e5后的养老金待遇，女职工的产假及独子保健待遇，职工伤残后的救济金待遇以及职工死后的丧葬、抚恤待遇等。条例甚至规定了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享受半费医疗及死亡时的丧葬补助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劳保待遇，国家是以病假、生育、退休、死亡等单项规定的形式逐步完善起来的。至于城市集体企业，大都参照国营企业的办法实行劳保。除上述在业人员享有劳保待遇外，50年代形成的城市社会福利制度还保证了城市人口可享有名目繁多的补贴，在业人口可享有单位近乎无偿提供的住房等。即使是在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今天，基本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目前国家每年为城镇居民提供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失业、救济、补助等），而农民生老病死伤残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农民还要上交乡村统筹为五保户、烈军属提供补助救济。据统计，1999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社会保障支出977亿元，占88．6％，农村社会保障支出126亿元，占11．46％，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相差29．5倍。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土地就成了农民惟一可作生存保障的资源，于是国家又出台了一个农村土地延长30年不变的土地政策。然而，这一政策与农业规模经营和农村现代化是背道而驰的，将不可避免地阻碍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城乡二元结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义务教育与城镇化发展要基本协调，这是持续推进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努力缩小区域差距。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鼓励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义务教育的性质：1、公益性所谓公益性，就是明确规定“不收学费、杂费”。公益性和免费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如修订的义务教育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2、统一性统一性是贯穿始终的一个理念。在新法中，从始至终强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义务教育，这个统一包括要制定统一的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设置标准、教学标准、经费标准、建设标准、学生公用经费的标准等等。这些与统一相关的内容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到法律的修改中来。3、强制性强制性又叫义务性。让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是学校、家长和社会的义务。谁违反这个义务，谁就要受到法律的规范。家长不送学生上学，家长要承担责任；学校不接受适龄儿童、少年上学，学校要承担责任；政府不提供相应的条件，也要受到法律的规范。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就业机会不对等社会保险不对等市场发展不对等

城乡二元结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义务教育与城镇化发展要基本协调，这是持续推进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努力缩小区域差距。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鼓励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关于"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答案很多朋友不是很清楚，接下来小编就为介绍一下改题答案吧。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正确答案：要理解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应当注意到我国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异是“原生型城乡二元结构”、“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和“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这三种二元结构叠加的结果。首先,农村与城市在经济形式、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就是“原生型城乡二元结构”。这种原生型城乡二元结构表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异并不容易消除。其次,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对城市和农村区别对待的政策,这些政策造成了“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的进程削弱了我国在20世纪50—70年代形成的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但这种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完全消除。一方面,国家对作为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核心的城乡户籍制度进行了调整。同时,国家也增加了对农村的投入,建立和健全了农村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另一方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并未根本废除。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是理解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城乡关系的重要方面。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加深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和割裂,这就是“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前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通过农副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所达成的联结已经弱化。城乡之间这一联结的削弱意味着城市和农村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二元结构,使得城市和农村相互分割。这三种城乡二元结构叠加在一起,造成了中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异。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城镇化的推进和脱贫攻坚政策的落实,今天中国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已经开始呈现出缩小的趋势。

1、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障碍，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两种不同资源配置制度，以及在城乡户籍壁垒基础上的其他问题。2、中国的“城乡二元”,不仅是指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同时也体现了城乡关系的二元性,农村附属于城市。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导源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核心是城乡户籍制度,国家明确将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几十种相关制度安排,如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这种制度设置把城市与农村人为分割,使得非农业户口附带了各种特权和福利,形成了城乡不对等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因此，中国的城乡结构二元差异不仅是一种自然空间结构的差异,也是一种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差异,更是一种国家政策主导下的制度设置的差异。

分类: 社会/文化 解析: 什么叫城乡二元结构？这是我国在社会结构上实行城市/乡村二元分割的概括表达。又可称为城乡差别/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社会结构包括户籍、住宅、粮食供给、副食品供应、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动保障、婚姻、征兵等10余种制度，成为判断农民与市民阶层的依据。”（据2004年2月26日《法制日报》刘宁：《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立法建议》）大家知道，改革开放后有的差距就明显缩小，如粮食、副食品供应纳入市场调节，其城乡鸿沟并不大。但局部鸿沟的弥合并不等于总体鸿沟的消失。以户籍属地为先决条件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但没有消失，局部的差距甚至制度化了。如征兵，城市兵可以安排就业，农村兵几乎很少安排；如社会保障，城市阶层大多数可以享有，但农村大多数人不享有。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框架并不十分科学，它掩盖了其他深刻的差距，如行政建制的差距，什么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县的区分就意味着国民的“地域宿命”和成长空间的等级身份差别；还有沿海与内地、东部与中西部、中心城市与边缘地区等差别都暗示了国民的“宿命”，都被城乡二元结构这个词简单化了。在简单化的情况下，以市民“天生”的一等公民优越感与农民“天生”的二等公民低落感简单地区分了中国人：市民和农民，哪怕后者是某个市的农民，也只能叫农民，如上海农民。给人们造成的错觉是中国人的精神似乎也可以简单地用市民意识和农民意识来划分，导致（某些）城里人鄙视农民工，而农民工嫉恨城里人；当然也会造成某些北京人、上海人之辈看不起外省人，因为前者认为他们才是真正“城里人”，有一种国际大都市的精神优越感，后者不管怎样都是“乡下人”，哪怕你是长沙人。所以有人指出：“户口不仅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确认”

城乡二元结构指维持城市现代工业和农村传统农业二元经济形态,以及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相互分割的二元社会形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制度结构.即包括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是什么?1．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在改革以后,暂住证制度既可以看做是这种城乡壁垒存在的标志,也可以看做是弱化这种壁垒的一种措施.2．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前中国社会中的资源是由行政性的再分配,而不是由市场来进行配置的.比如,教育和公共设施的投入.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的,而农村中的教育和设施,国家的投入则相当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村自己来负担.3．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事实上是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这两种社会身份在地位上的差别,从城乡之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通婚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目前国家每年为城镇居民提供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失业、救济、补助等）,而农民生老病死伤残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农民还要上交乡村统筹为五保户、烈军属提供补助救济.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农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发展是一个哲学名词，是事物不断前进的过程，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物质到新物质的运动变化过程。根源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发展是前进的、上升的运动，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发展（Development）是哲学术语，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物质到新物质的运动变化过程。事物的发展原因是事物联系的普遍性，事物发展的根源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即事物的内因。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简单说就是“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更加注重农村的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坚决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人的发展，是在对立、转化、统一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优化社会要素、组织与关系的结构，为人类个体、群体、整体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发展，创造与提供更有利的社会环境——基础条件。社会的发展，是人类整体发展的综合表现。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文化改革、教育改革、各种社会改革，都要用是否为人的发展（以人为本），为人类个体、群体、整体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发展，创造与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这一客观实际，来衡量、评价、判断它的科学性、合理性、先进性。这是和谐改革观的基本观点。

意思如下：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农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2、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3、在发展中国家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必然出现农村相对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城市不断进步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之间的不对称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存在形式，即所谓“城乡二元结构”。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并不矛盾。城市与农村是命运共同体,现代化不能建立在城乡分割的基础上,要通过城市的发展来带动农村发展。因此,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首先要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要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藩篱,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并在推动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基本要素流通、城乡互补等方面作了部署,将推动我国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