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业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钢铁这几年发展的十分迅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中国加入WTO，以及国民经济连续五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外贸出口特别是机电产品特别迅速，还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中国的钢铁产业增长非常快。2008年中国产钢超过了5亿吨，比2007年增长了1.1%。这也是最近这几年增长的最慢的一个年份。从03年、04年，大约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去年增长的是比较慢的，主要是下半年以来，受经济危机的影响。　　全球产钢也是同样的情况，同比减少了1.2%，这是98年以来首次减产。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减产的非常厉害，特别是发达国家月度减产了40%—50%。中国这几年钢产量发展非常快，中国钢产量占世界钢产量由原来的36.4%提高到了37.7%，2009年这个比例还会提高，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今年1月份中国钢产量会有所增加，但是全球还是下降的。　　中国的钢产量和消费量增长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是拉动中国钢铁企业这几年发展的重要原因，主要是内需的拉动。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进口了大量的钢铁。进口减去出口，中国的净进口的粗钢是3.5亿吨。从2005年开始，中国钢进出口基本上是平衡的，进口了25万吨。从06年到08年，受中国限制钢铁出口政策的影响，以及中国钢铁的进口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08年出口比上年降低12.3%。这里面钢坯下降的比较多，这个是国家政策严格限制钢坯初级产品的出口，征收25%的关税。　　出口的国家和地区，韩国是中国钢铁产品出口最大的目的国，另外是欧盟。但是对欧盟今年出口下降的比较厉害，最这几年，欧盟以及美国对中国钢铁出口提出了反倾销和反补贴。　　从月度的情况看，受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钢铁工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11月份达到了底部，平均日产钢116万吨。按照11月份的产量，中国相当年产钢4.23亿吨的水平。11月份比6月份日产水平降低了26.2%，相当于1.5亿吨的产能闲置。去年11月份，日均的钢消费量下降到105万吨以后，11月、12月开始回升，根据现有的数据，1月份还是在继续回升。这个是不是说经济开始回暖或者是实际消费量增加呢？不是这样的。从最近一些钢铁的经销商也受到了这种现象的迷惑，认为经济复苏了，国家四万亿投资开始发挥作用，以后钢材的需求会上涨。其实我们认为不是这样的，这个阶段是钢铁消化库存的阶段。但是实际的消费我们判断应该是下跌的趋势，没有回暖的迹象。　　钢铁出口也是下滑的非常厉害，从去年8月份达到最高，然后逐步下滑。到今年1月份已经下滑到了当月出口191万吨。这就反映了世界全球性的钢铁需求萎缩。1月份世界钢产量下降了2.4%，中国1月份钢产量根据我们测算还是增加的。美国下降了52.7%，法国下降46.7%，德国下降了35.6%，可见这次经济危机对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不要期望短短几个月经济就复苏了。政府主导投资的增加，能不能弥补市场主导投资的下降，这是个大的问号。其中包括国内消费产业的投资，还包括出口主导型产业的投资。出口下滑本身消耗的钢材小，这个产业投资又会降低。大家关注最近几个月，进口构成里面，装备的进口下降了50%—60%。由于产量的降低以及多种因素，我们统计大中型钢铁企业利润收入下降了41.4%。原因就是产量和销量都在下滑，另外钢材价格在暴跌。前期进口的够用三四个月的原材料都是高价进的。一个月亏损294亿元。2009年我认为可能还会维持几个月的月度亏损，全年的亏损可能性不是太大。　　下面就国际贸易我从钢铁行业说几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钢铁行业是以满足内需为主的产业，我们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当时提出这个口号现在看来需要修改了。现在来看钢铁需求的布局都是在消费地而不是资源地。矿石生产比较优越的，生产资源非常丰富，反而不是钢铁的生产大国和强国。没有原料的，全部靠进口的，却是钢铁主要的生产地。所以仅仅考虑生产成本比较优势是解释不了的。另外从钢的国际贸易占产量的比例来看，从冷战结束以后，钢铁贸易的比例从20%以下逐步上升，最高超过40%。但是从那时起，虽然钢的国际贸易量不断增加，但是国际贸易的比例是下降的。而且这里面还包括自由贸易区，一些统一经济体内部的贸易。比如说欧盟，他们国际贸易量是不小的，但是大部分是欧盟内部的贸易。扣除这些经济体内的贸易以后，钢铁的国际贸易量占产量的比例下降了20%以下。这个给我们研究外贸的专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有些产品可以在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几个国家生产供应全球，但是钢铁不是。这背后的规律就不展开说了。　　各国的消费量主要是本国生产的钢。钢铁行业主要是以满足内需为主的产业，但是国际贸易依然存在。为什么存在？一个是品种上调节供给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成本。因为钢铁这个材料和其他的不一样，其他的可能还要看品牌价值什么的，钢铁主要就是看成本和价格。南美地区主要是矿石资源丰富，中东地区生产主要是以非常廉价的能源，利用废钢来生产钢，除此之外，中国的钢铁生产成本是最低的，比欧美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一个中国毕竟有一定的原材料自给，不到50%，但是这几年一直维持在48%左右，因为中国有自己的矿。另外就是人力成本，这个就不展开讲了。　　尽管如此，大量出口钢铁不符合国家利益，也不符合钢铁行业的长远利益，甚至也不符合全人类的利益。因为钢铁工业的能耗占全部工业的25.1%，主要污染物排放占全部工业的10—16%，钢铁就业人数占全部工业就业人数的4.64%，创造的工业附加值占全部工业的8.34%。日本大量的进口中国的钢铁，一些低档的钢铁他们不生产，把这些产品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对全球来说也是不合适的。因为中国钢铁业环保的水平比西方的发达产钢国低。　　另外出口钢铁也是造成铁矿石涨价的重要因素。07年下半年，在矿石谈判之前几个月，中国的铁矿石涨到了1500块钱一吨，在这种情况下，让澳大利亚、巴西不要涨价，根本没有理由。所以在谈判当中很不利。另外淘汰落后，中国钢铁工业虽然这几年进步很快，但是落后产能还是大量存在，中国是两端。一段是最好的制造钢铁的装备在中国，另外一段是最落后的也在中国，是处于两极分化的局面。所以现在淘汰落后的任务也很重。大量出口钢材、钢坯，也是不利于淘汰落后。　　所以中国国家政策来说，其实我们作为研究机构，也是给国家在制定这些政策里面提供了一些依据。所以限制钢材的出口，中国成为世界上少见的对出口钢材征收关税的国家。另外在增值税方面，也有一些违背“出口产品不含税”的国际惯例。我们对增值税实行了出口退税为零，这个也体现了中国政府限制钢铁出口的导向。　　但是我们反对“中国政府补贴钢铁”的无端指责，并以此为名对中国钢铁产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我有一篇文章就是逐条的反驳这个。这里面分析90%以上是不实之词，并且对出口退税率的计算存在很多低级错误。这里面还提到了汇率问题，这个问题我研究不深，刚才麦金农教授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就按购买力评价，各国货币低估的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呈线性关系，中国正好在这个曲直线上，所以中国的钢铁发展水平是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中国的钢铁成本竞争力这几年的提高主要来源什么地方呢？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没有看到中国钢铁工业的进步，他们是用一种停滞的眼光，他用这样的成本生产不出来，你凭什么生产不出来？他没有看到我们钢铁产业这几年的进步是非常快的。　　最后总结一下。　　第一，中国钢铁工业近些年来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国民经济进入快速发展轨道，从而产生对钢铁材料的强大内需。　　第二，点就是中国由钢铁净进口变为净出口，既有钢铁工业自身技术和管理进步的因素，也与中国目前阶段的发展环境有关。　　第三，根据钢铁产业布局规律，国家利益和行业长远利益，中国不支持大量出口钢铁产品将会是一个长期的分针。　　第四，中国钢铁工业的战略定位与为国民经济各用钢行业提供品种齐全、质量优越、价格有竞争力的钢铁材料，除满足内需外，还帮助装备制造等行业提高出口竞争力，以扩大自身的市场空间。　　第五，但我们反对针对中国钢铁的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它会向其他商品和服务贸易蔓延，从而有害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尽快进入复苏。

美国的钢铁大王 安德鲁·卡内基是白手起家的美国钢铁大王、哲学家和慈善家,受到了世人的广泛瞩目。有许多人公认卡内基是世界的首富，在美国任何一个城市中，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 卡内基出生的时候既无医生，也没有接生婆的帮助，因为他们家穷得请不起接生婆或医生。他最初替别人做事的时候每小时挣两分钱——而他后来却赚了4亿美元。 卡内基全家移居到美国时，他的父亲靠挨家挨户去推销自己织的桌布来养家糊口；他的母亲则为一家鞋店刷洗缝补鞋子。安德鲁只有一件衬衫，因此，他的母亲必须每晚等他睡下之后，赶忙把它洗净、晾干、熨平，以便第二天他能再接着穿。她一天要工作16至18小时。安德鲁对自己的母亲非常孝敬。在他22岁时，他发誓在他母亲的有生之年自己决不娶妻。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母亲逝世30年后，他还是孤身一人。 卡内基很小就表现出商业天赋。有一次，他捉到了一只母兔，这只母兔不久便生了一窝小兔子，但是他却没有东西来喂它们。在这种情况下，安德鲁·卡内基忽然心生一计。他对邻居小孩子们说，如果谁能弄来金花菜、车前草喂养他的小兔子，将来他就用谁的名字来称呼这些小兔子，以作为对他的荣誉纪念。这一计策果然产生了奇效。卡内基长大后自己经营商业时，还运用过同样的心理策略。 卡内基早年在匹兹堡曾做过一个负责递送电报的工作。每天的工资只有五角钱，那时他渴望自己能成为一位接线员，因此他晚上自学电报，每天早晨提前跑到公司，在机子上练习。 一天早晨，公司忽然收到了一份从费城发来的电报。电报异常紧急，但是当时接线员都还没有上班，于是卡内基立刻跑去代为收了下来，并赶紧将其送到了收报人的手中。之后，他就被提升为接线员，薪水也增加了一倍。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走上了致富之路。有一次，在他坐火车去某地的途中，一位发明家坐在他的身边，拿出了自己发明的新卧车模型给他看。卡内基身上特有的苏格兰人的机警和远见，使他看到了这项发明的远大前途。于是，他借钱购买了那个公司的股票。当卡内基25岁时，他每年从这笔投资中所拿到的分红就达5000美元。 有一次，由于铁路线上的一座木制桥梁被烧毁了，使得火车好几天不能通行。卡内基当时身为该段铁路的监理，他觉得木桥梁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了，将来一定会被铁桥所代替。于是，他借钱开办了一家制造铁桥梁架的公司——果不其然他们生产的铁桥梁架大受欢迎，财富如泉水源源不断地涌来，挡也挡不住。 然而，他从来不会埋头苦干。他把大约一半的时间都用在了消遣上。他说，他的周围有许多助手，他们懂得的东西要比他多得多——而他只须督促他们为他聚财。他让他的同伙分享自己的利益，由他造就的百万富翁的数目比谁所造就的都多。

一、中国面临贸易摩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已由1978年的第32位跃升到2003年的第4位。近年来，在世界经济不景气、世界市场持续低迷的形势下，我国出口却连续保持着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表现出强劲的国际竞争力。在我们欣喜地感受着贸易高速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好处的同时，日益严峻的国际贸易环境也使得中国陷入了国际贸易摩擦的困扰之中。 1.贸易摩擦涉及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发生的贸易摩擦涉及到4000多种产品。（注：赵瑾：《全球化与经济摩擦——日美经济摩擦的理论与实际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这些产品从最初的农产品、化工原料、鞋类、纺织品等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向钢铁、彩电、电信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转移。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不断有新的行业和产品成为贸易摩擦的对象。服务贸易的加速发展，以及服务贸易领域国家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导致服务贸易将成为贸易摩擦的重点领域，我国也必将卷入其内。简而言之，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涉及到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众多产品，对国民经济的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影响。 2.反倾销、特殊保障措施是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众所周知，我国是全世界被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受到的损害也是最大的。1992～2001年，反倾销共涉及我国出口额53亿美元。2002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5.2%，但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例数却占全球反倾销案例总数的16.5%，这是极不成比例的。如果考虑到反倾销对随后年份的影响及企业为此放弃的潜在出口机会，估计由反倾销造成的损失约占我国一般贸易出口总额的5%～10%.（注：隆国强：《中国直面国际贸易摩擦高发期》，《国际商报》2003年12月15日。）然而，根据我国的入世承诺，中国仍将面临15年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因此WTO 成员方当局有权否认中国出口企业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作。种种不公平待遇将使得反倾销诉讼，在可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另外，截至2003年6月底，韩国、日本、加拿大、美国、印度、土耳其和欧盟等7个WTO 成员国已经相继完成了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特别保障条款”的国内立法，大幅度降低了立案标准，为大规模运用这一控制机制完成了准备工作。这种将长达12年的“特别保障条款”可以仅针对中国使用，从而避免保障措施针对全球所带来的压力。截至2003年9月底，先后有印度、美国、土耳其和欧盟对我出口产品发起9起特保调查。 3.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安全和环境等涉及生活质量的诸多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外加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企业和消费者对新的标准和技术法规的需求与日俱增。而当建立在这种新标准和技术法规基础上的各种合格评定程序、认可制度、检验制度成为限制外国产品进口的障碍时，它们就转变为技术性贸易壁垒。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出口产品总体质量、档次较低；而我国产品的出口市场又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它们约占我国外贸出口总额的90%左右，这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其中的发达国家对输入产品要求非常严格和苛刻，使得我国出口产品不可避免地面临越来越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2002年我国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造成170亿美元的损失，与2000年相比，影响程度大大提高，出口产品受限比例提高了56%，损失金额增加了54%.随着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出口将受到的影响也会日益加强。 4.贸易差额、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劳工标准等成为引发贸易摩擦的导火索。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并长时间保持着巨额的贸易顺差，而这种贸易差额的地理分布，又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地区，这就导致我们的贸易伙伴由于不满自身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频频以此为导火索对华发起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自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起，一直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我们国家实行的是盯住美元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因此美国经济的状况及美元的走势，直接关系到人民币汇率。由于近期美国放弃了强势美元，实行了实际上走低的汇率政策，使得与其保持相对固定汇价的人民币实质上对其他国货币产生了贬值。这给了我们的贸易伙伴很好的理由，以人民币贬值、对外输出通货紧缩、不正当的贸易竞争优势等借口，将人民币问题同对华贸易政策直接挂钩，成为引发贸易摩擦的另一导火索。知识产权问题，很久以前就成为中国同贸易伙伴产生贸易摩擦的一个主要导火索。由于我国的科技水平发展落后，人们对发明、创造、商标等的保护观念淡薄，再加上发达国家的苛刻要求，使得知识产权成为影响我国正常贸易，尤其是含专利技术产品进口的一个主要因素。劳工标准问题，根源于不同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现实国情，它原本不应该算作一个贸易问题。但是，发达国家渐渐将劳工标准问题多边化，甚至期望能够形成公认的、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劳工标准。近几年，美欧等国家推行的劳工标准已对我国出口产品构成贸易壁垒，成为引发贸易摩擦的一种新型导火索。 二、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外部根源 在分析贸易摩擦产生的根源时，我们应该看到，贸易摩擦的产生既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运行的客观普遍性，又有其针对不同国家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对一国而言，贸易摩擦的产生，既有其不可避免的外部根源，又有其自身因素的原因。中国遭遇贸易摩擦是发生在全球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大背景之下，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的产生原因构成了我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外部根源。正确认识贸易摩擦的产生在当今时代具有其必然性，有助于我们客观冷静地面对中国所面临的贸易摩擦。 1.贸易摩擦是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然产物。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跨国公司投资和贸易为载体的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易领域直接表现为贸易的自由化，各国在GATT/WTO的协调下，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产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相互依赖性加强；与此同时，国家间发生经济摩擦的机会也大大增加。生产的全球性和统一的世界市场客观上要求各国具有趋同的各种制度、规则，甚至文化和风俗，而这些在目前和相当长的未来又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只要这些差异存在，国与国之间在增强了相互的联系外，产生摩擦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贸易摩擦的产生，甚至频繁产生，也说明了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正处于进程之中，国与国的碰撞、妥协和调整，使得经济贸易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达成优劣势平衡。 2.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存在，以及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产生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目的是使得世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使得全世界各国的总体福利得到提高。但是，我们深知，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参与经济和贸易往来时，首要目标是自己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导致，当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家间的实力此消彼长之时，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就会发生激烈的碰撞。根据历史经验，历史上自由贸易政策总是由时代的最强国所推行。遗憾的是，自由贸易政策虽然为强国拓展世界市场打开方便之门，但历代强国又都在自由贸易中走向衰落，这样强国为维持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不得不又退回到保护贸易政策的道路上来。与此同时，新兴工业化或后发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又往往视贸易保护为必然选择。这样，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的矛盾贯穿于整个国际贸易发展的过程。不同的国家始终围绕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来调整自己的贸易政策。发达国家为争夺世界市场和经济主导地位而彼此摩擦；发达国家因为其经济地位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挑战而与发展中国家产生摩擦；发展中国家因为不甘受制于发达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与发达国家摩擦；发展中国家之间则往往由于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趋同、为挤占出口市场而相互摩擦。（注：黄汉民、钱学锋：《论经济全球化下贸易摩擦的新发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3.特定时期世界或相关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形势直接影响了贸易摩擦的发生频率。经济与贸易一直相辅相成，互为依托；政治和经济也经常是密不可分。当世界经济处于增长期，各国政治局势稳定，国际贸易就可在很稳定和良好的外部环境下顺利发展，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也会相应减少；而当世界经济持续低迷，陷入政治或军事冲突时，国际贸易在相对紧张的外部环境下进行，各国的贸易政策往往趋于保守，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就会相应增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是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进入21世纪，美国经济陷入困境，欧洲经济也不尽如人意。带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三个火车头”表现不佳，再加上世界局部地区政局不稳定，经济和政治直接影响了国际贸易及国与国之间的摩擦。以世界反倾销为例，研究表明，全球反倾销案例数目变化与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相反。反倾销案变化比世界经济趋势滞后一年，也就是说全球反倾销案是受上年世界经济状况的影响。（注：杨仕辉等：《国际反倾销趋势、特点、成因与我国对策研究》，《管理世界》2002年第3期。）另外，以美国为例，每到大选来临之际，美国政府总会抛出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国内相应产业的利益，争取该产业内就业工人的选票。2002年，布什对钢铁征收保护性关税的命令一出，美国舆论立即普遍指出，小布什在为下次竞选布局。他的醉翁之意在于，西弗吉尼亚州钢铁业工人的选票。（注：王一江：《中美贸易前景如何》，《金融经济》2002年第12期。）而近期引起国人广泛关注的几起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很大程度上也是小布什在为2004年的大选做准备。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即使引起与他国的贸易摩擦，政策制定者也在所不惜。 4.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和认识的变化促使了贸易摩擦的发生。无论是斯密的绝对优势学说、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还是俄林的要素禀赋说，这些古典贸易理论均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比较优势是国家间进行分工和合作的基础，各国通过贸易来取长补短、共同受益。建立在这种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的贸易往来，摩擦产生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但将古典贸易理论严格的前提假设逐一放宽或取消，使其更接近现实世界之时，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规模经济、外部效应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而产生。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指导下，各国普遍认识到，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规模经济、外部经济的获得有赖于后天的政府扶持，适当的贸易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贸易保护政策）可以帮助企业获得后天的竞争优势、争取更多的利润。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完善，使参与贸易往来的相关国家渐渐认识到，完全的自由贸易并不能使得所有凭借比较优势参与交往的国家全部均等受益，它的存在使得国与国之间贸易受益差距有越拉越大的危险。只有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使自己在国际分工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正是由于这种各国政策的介入能够改变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收益后果，招致外国相应的报复性政策措施，结果便会由于追求收益的重新分配而引起各国之间产生国际贸易摩擦。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欧美关于飞机生产补贴而产生的摩擦。 5.GATT/WTO相关条款的模糊性为贸易摩擦的产生提供了机会。为了协调缔约国之间的利益，避免贸易自由化对国内经济的过分冲击，GATT/WTO中规定了一些例外条款，缔约国可以以维护国际收支平衡、促进特定工业的建立、维护国家安全、保护环境等理由暂停、修改或撤销GATT/WTO的各项义务。这些“原则中的例外，例外中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GATT/WTO整体协议在成员国中的顺利执行，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但这些例外规定上存在的模糊和漏洞，也使其常常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成为实行进口限制的借口，导致贸易摩擦更加频繁。以GATT第6条的反倾销规定为例，这一条款有“天生不足”之缺陷，其主要表现为：第一，条款的表述过于笼统，对“正常价值”、“产业损害”、“累积进口”等具体概念的界定弹性很大，从而未能明确“合理”采用反倾销措施和“滥用”反倾销措施的差别，为一些国家利用反倾销手段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其次，根据GATT“祖父条款”的规定，各缔约方对反倾销所承担的义务，仅在与各自现行的法律不抵触的范围内执行。这就大大削弱了GATT反倾销法的效力。（注：白光：《WTO 壁垒漏洞与争端案例》，中国物质出版社2002年版。）多哈回合上，反倾销被列为一个谈判议题，深受反倾销之害的一些国家坚决主张对反倾销协议的相关条款作以修改和调整，而另一些惯常使用反倾销措施的国家却强烈反对对现行的反倾销协议作任何实质性的变动。反倾销协议最后的走向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矛盾双方的实力对比将最终决定反倾销协议的修改与否与如何改动。 6.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在遏制贸易摩擦产生方面力度不够。条款的模糊性给了缔约国家“钻空子”的机会，导致了贸易摩擦的产生。那么一旦产生了贸易摩擦，GATT/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就应该通过集体或制度的力量来做出可信、有效的评判，有力地惩罚有关国家单方的钻空投机行为。但是GATT/WTO争端机制本身的缺陷实际上却可能纵容投机行为的发生。WTO 争端解决机制已经比GATT时期的争端解决机制有了很大的改进，但仍有不足之处。首先，其他国家报复违约国的行动必须得到WTO 的授权，而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漫长程序和步骤使违约方有机会影响WTO 的授权行为，如否决专家组的人选，进而降低了其他国家报复的可信性；再者，争端解决机制的最终目的是要促进有关国家就争端进行谈判和磋商。只有所有的谈判和磋商都失败之后才会授权起诉方进行报复，这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程序性约束与报复的直接成本结合在一起，降低了采取报复行为的可能性，所以，争端解决机制的种种程序性安排既增加了报复的时间成本，又降低了报复行为的主动性，从而不利于可信性的提高，而可信威胁又是抵制投机行为的必要条件，因此最终也就难以抑制有关国家的投机行为。2002年初美国在众多国家的反对声中做出对进口钢铁加征8%～30%的进口关税的决定，虽然涉及了全球各种类型的国家，但美国却迟迟没有受到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制裁。因而，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这种缺陷实际上促成了贸易摩擦的发生和加剧。 三、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自身因素 如果说贸易摩擦产生的外部根源具有必然性，并且对于单独某个国家是不可回避的话，那么贸易摩擦的产生同时也有源自单个国家内部因素造成的原因。我国频遭贸易摩擦除了上文述及的贸易摩擦产生的外部根源外，我们自身的因素更应引起极大的重视。 1.对外贸易依存度过大，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注定我国将频受贸易摩擦的困扰。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外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贸易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2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比1978年增长29倍；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也相应提高，1978年中国在世界贸易排名中居第27位，2002年上升到第4位，其中：出口在世界出口贸易排名中居第5位，进口在世界进口贸易排名中居第6位。随之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也由1978年的9.8%（其中：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分别为4.6%和5.2%）上升到2002年的50.2%（其中：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分别为26.3%和23.9%）。200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达8400多亿美元，仍将保持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我国同样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2002年流入我国的FDI 达到了527.43亿美元大关，成为全世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2003年1～12月，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35.05亿美元。同比增长1.44%.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达5014.71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出口增长起到了极其巨大的推动作用。仅以2002年为例，2002年全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1699.4亿美元，同比增长27.6%，其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升至52.2%.（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2002～2003中国对外经济贸易蓝皮书》，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年版。）相比之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却是相当逊色。自1979年中国企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以来，截至2002年底，我国设立境外中资企业总数6960家，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非金融类）仅为299.2亿美元。 这些数字的对比，鲜明地反映出我国外贸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严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对我们的外贸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投资母国而言，具有较强的出口替代效应，减少了投资国对我国的出口。无论是市场导向型的FDI 还是出口导向型的FDI ，它们起到了减少我国从资金来源国的进口数量同时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出口发展的作用。而由于我国尚无能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工厂设在国外，直接生产销售来替代我国原有的对该地区的出口贸易。两方面对比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我们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居高不下，并始终保持着较大的贸易顺差额。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我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命运。上文已经提到，贸易差额已经成为引发贸易摩擦的一个主要导火索，而我国的贸易和对外投资的不平衡发展恶化了进出口贸易的不平衡。以中美为例，中美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直接投资结构有关。美国近年来对华直接投资额均在40甚至50亿美元以上。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替代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中国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又促进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再以中欧为例，2001年，中国向对反倾销问题叫嚷最厉害的地区之一的欧盟出口了492亿美元，而对欧盟的投资仅为1161万美元，是中欧贸易额的。（注：梁曙霞：《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联性——以中国为例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3年第6期。）试想，如果中国具有同美国、欧盟国家同样发达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直接在美国和欧盟设厂，生产美欧原本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双方的贸易差额将有大幅度的下降，贸易摩擦的机率也会随之降低。 2.出口商品结构的特征和出口市场地理分布过于集中，加大了我国对外发生贸易摩擦的机会。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后，发生了重大改变，得到了明显的升级优化，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例逐年提高。除了飞机等少数品种外，我国几乎出口所有的制成品，因此，我国的出口产品不仅与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及其国内产业直接竞争，而且与中等发达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也发生越来越多的竞争。然而，不管我国出口的是传统的纺织品、服装、玩具等产品，还是机电、计算机等新兴产品，这些产品在我国的加工环节都集中于劳动密集环节，因此，我国出口产品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力。这些附加值不高、产品差异化水平不大，而价格竞争力又较强的产品出口，并且是大批量的出口，极易引起进口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进口国壁垒的限制。从我国出口市场的地理分布来看，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亚洲、北美和欧盟地区，如果进一步细分，几个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我们最主要的出口市场。以2002年为例，美国市场占我国出口比重的21.5%、中国香港占18.0%、欧盟占14.8%、日本占14.9%.（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2002～2003中国对外经济贸易蓝皮书》。）美国、欧盟和日本是同我们发生贸易摩擦最频繁的三个主要地区。相比之下，我们对拉美和非洲等地区出口市场的开发却严重不足。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出口商品结构的特征，以及出口市场分布的过分集中，使得我们的市场风险集中在某种或某几种相似的产品和某一个单独的出口市场之上，导致我们的出口产品极易引起进口国市场的关注，由于担心中国产品挤占其市场份额，许多贸易伙伴国以各种借口，纷纷采用各种贸易保护措施，引发贸易摩擦。 3.外贸经营管理体制不完善，使我们在贸易摩擦中授人以柄，处于被动地位。从外贸经营主体来看，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中坚力量，但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滞后，在出口份额中所占比重很低。原本说来，国有企业同是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我们的国有企业往往给贸易伙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受政府资助较多的印象。从我国已有的反倾销案例来看，国有企业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个案审理中，成功的机率远远低于非国有企业。从外贸的增长方式来看，通过低价竞销，重复建设，无序增长，求得外贸数量扩张的现象仍广泛存在于我们的外贸领域。而价格因素和在某一时期某种商品的进口数量，是贸易摩擦中的两个非常敏感的因素，而我国的出口企业对特定市场大多缺乏长远打算，一发现新的市场，就会蜂拥而入，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又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最终结果往往是将出口商品价格杀到无利可图。这种低价出口和出口的无序增长，不仅使我们丧失了正常应得利润、自降了出口商品的档次，更加大了我国遭遇贸易摩擦的机率。 4.各项标准设定和统计方法与贸易伙伴不接轨，成为引发贸易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时间不长，尤其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制度、体系等很多方面都很落后。而国际上现行的规章制度又是由发达国家制定和主宰的。仅以技术性措施体系建设为例，当前我国的技术法规、标准及认证制度体系还很不健全，与国际标准存在较大差距。我们的一些行业和国家标准往往迁就工艺落后、设备陈旧的企业，指标明显偏低。这种技术性措施体系同国际流行标准不接轨的状况，使得我们的出口面临重重技术壁垒的同时，还遭受着输入不合格商品的严重威胁。这种同国际标准不接轨的情况不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技术标准方面，同时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涉及国际贸易的众多领域均有表现。这些都增大了我们同贸易伙伴发生贸易摩擦的机率。另一种不接轨表现在我们同主要贸易伙伴在贸易统计口径上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中国香港地区转口贸易的计算、到岸价格、离岸价格的采用等方面。计算上的不一致，大幅度地加大了原本的贸易差额，增加了贸易摩擦的机会。 5.贸易争端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减弱了我们在贸易摩擦中的抗衡力度。我国企业和政府在贸易争端中一直处于不利地位。成为WTO 成员之前，我们遭遇贸易摩擦时，只能依靠双边协调解决，而我国与发达国家贸易的不平衡及其他种种因素，使我国在双边贸易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加入WTO 后，虽然我们可以诉诸多边机制来解决贸易争端，但由于我国在入世时承诺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特别保障条款”等不利款项，使得我国出口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发生贸易摩擦时，我国企业仍处于较弱的防护状态。如国内企业在遭受反倾销诉讼时，应诉率和胜诉率都不高。另外，这种不利地位还体现在我国的各种贸易救济措施不完善。仍以反倾销为例，迄今为止，我国仅发起27起对外反倾销诉讼。由于我们的反倾销工作经验不足，力度不够，它既未起到合理保护国内市场的作用，更远未构成对国外对我国的反倾销的威慑力量。而所有这些在客观上都鼓励了国外企业滥用反倾销等手段阻碍中国产品的进入。 6.企业的自我防护意识差、预警机制不完善，加重了我们在贸易摩擦中的损失。我们的出口企业欠缺敏锐、通畅的信息捕捉、分析和传递系统，对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远未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致使我们竞争手段单一、国际营销谋略不足。更重要的是，由于对国外市场的动态了解不及时，即使在国外企业或行业中介组织已经决定或表现出对我们某种出口产品的关注，并可能付诸调查，决定立案之时，我们的企业仍不改原有的出口战略，继续大量涌入出口市场，使自身陷于被动地位。不仅如此，我们的企业在一旦遭遇贸易摩擦时，经常连完整的、符合国际要求的有关成本、销售的记录也无法提供，更使得自己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加大了在摩擦中可能遭受的损失。 综上所述，中国遭遇频繁的贸易摩擦，是在世界贸易摩擦高发的背景下发生的。世界贸易摩擦产生甚至频繁产生的根源构成了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的外部根源。对这种外部根源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我们客观冷静地面对问题，并以平常心来对待这一困扰。与此同时，由于我们自身的因素构成了我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内部根源。这种内部根源的存在，注定了我国将被深深地卷入世界贸易摩擦的漩涡当中。那么对这种内部根源的把握，有助于我们最大限度地避免贸易摩擦，或者减轻在贸易摩擦中可能受到的损失。

双碳 钢铁工业是典型的资源、能源密集型行业。2021年，我国粗钢产量高达10.33亿吨，占全球粗钢产量的约53%；我国钢铁行业碳排放占全球钢铁碳排放的60%以上，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5%，是国内31个制造业门类中碳排放量最大的行业。因此，在“十四五”要求更为严格的能耗“双控”和“双碳”目标下，钢铁工业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领域。 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及《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为了推动我国钢铁工业“双碳”目标的实现，《钢铁行业碳达峰及降碳行动方案》也即将发布。在多个顶层设计文件的指导下，钢铁工业的降碳减排路径也逐渐明晰，可以概括为以下5个方面。 第一，推动绿色布局，包括优化产业布局、严禁新增产能、继续淘汰落后产能，壮大绿色物流等。一方面，通过优化布局引导钢铁项目向生产基地聚集发展，通过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优化资源配置，进而加快实现技术突破和绿色发展。《关于推动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到2025年，钢铁行业集中度CR5/CR10分别要达到40%/60%（该指导意见最终出台时未提及这一集中度目标）。2020年，我国前10家钢铁企业粗钢产量合计为41292.19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39.21%，与日、韩、俄、美等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日本前两大钢企产业集中度高达79.2%，美国前三大钢企占比58.7%，俄罗斯前四大钢企占比达73.0%，韩国前两大钢企占比更是高达90.0%，印度前三大钢企占比也达到了57.7%。为此，我们应通过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加速产业资源整合和产业链延伸，提高投资效率和科技创新水平，促进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低碳转型。另一方面，切实改变“北钢南运”现象，减少不必要的物流运输等过程，进而降低碳排放。 第二，节能及提升能效，包括推广先进适用节能低碳技术，深挖节能降碳潜力，强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推动实现钢铁工业的智慧制造等。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员单位能耗统计，2020年吨钢综合能耗为545.27千克标准煤/吨，同比下降6.51千克标准煤/吨。尽管我国吨钢综合能耗指标已位于世界先进行列，但钢铁工业体量大，行业绿色发展水平不均衡，仍有较大节能减排潜力。我国钢铁行业余热资源利用率低，大型钢铁企业的余热利用率为30%~50%，与国际先进水平（90%）存在明显差距。因此，通过提高余热余能自发电率、推动低品位余热供暖发展，将钢铁企业的自发电率从当前的53%提高到60%以上，基本满足自身用电需求，对于钢铁工业的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钢铁企业数字化转型也是低碳减排的需要。有调研结果表明，我国仅有不到1/3的企业开始着手数字化试点或转型工作，极少数钢铁企业有清晰且符合整体业务发展的数字化战略。因此，未来，钢铁企业还可以通过加强数字化管理、推动智慧制造，助力生产过程的绿色化、集约化、互联化，从而降低生产过程碳排放。 第三，优化用能及流程结构，有序发展短流程电炉钢工艺，推动原燃料结构优化、促进清洁能源替代。2020年，我国长流程生产的粗钢占全国总产量的90.8%，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73.2%）。长流程炼钢的碳排放强度为2.0吨二氧化碳/吨粗钢，是短流程炼钢的3倍以上，因而推行全废钢的电炉工艺是钢铁工业最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然而，目前推进短流程炼钢存在成本高、废钢质量和供给不稳定等诸多阻力，优化燃料结构、降低铁钢比，提高清洁能源比例，是实现我国钢铁工业降碳减排短期目标的关键。我国钢铁行业能源结构高碳化，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占行业排放的80%以上，其中煤、焦炭(3415, 73.50, 2.20%)占能源投入总量的比例近90%，促进清洁能源的替代将对钢铁行业碳达峰、碳中和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第四，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包括区域能源资源整合、固废资源化利用、推动钢化联产。《指导意见》指出，推进产业间耦合发展，构建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力争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峰。钢铁行业应通过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充分开发利用钢铁生产过程中富含一氧化碳、氢气等副产品的附加值，加速企业转型升级，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实现资源能源的高效处置利用。 第五，应用突破性低碳技术，包括电解还原、氧气高炉、非高炉冶炼以及CCS（碳捕获与封存）/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等。通过以再生能源为基础的技术创新，实现冶炼过程完全零排放，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目前，国内外已经开展了大量关于氢冶金、电解还原等绿色低碳技术的探索，如国际层面的日本COURSE50（日本环境和谐型炼铁工艺技术开发项目）、德国“以氢代煤”、韩国COOLSTAR（氢还原炼铁工艺项目）、奥钢联H2FUTURE（无二氧化碳工业氢试制工厂）、欧盟ULCOS（超低二氧化碳炼钢）、瑞典HYBRIT（突破性氢能炼铁）等项目；国内层面，中国宝武与中核集团、清华大学签订了有关合作框架协议，积极探索低碳冶金工艺，河钢、酒钢、邢钢等多家企业也开启了低碳冶金的创新研发工作。超前布局低碳冶金前沿技术领域，不仅可以推动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对于掌握行业领先的核心技术、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增强技术保障、提高竞争力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工业领域要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力争率先实现碳达峰。在能耗“双控”和“双碳”目标下，钢铁工业面临巨大压力。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产业，钢铁产量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密切相关，在压减钢铁产能的同时，保障好下游需求是减排工作的难点。因此，未来逐步降低产量是钢铁工业实现碳达峰的重要条件，引导钢铁企业由以量取胜的发展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至关重要。 短期内，电炉炼钢的节能环保效益无法在经济效益中体现，推广相对成熟的节能减排技术是当前落实减排工作最直接有效的办法。然而，节能减排技术的应用需要大量的前期资金投入，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运营压力。因此，一方面，应将钢铁行业尽快纳入全国碳市场，利用市场化机制配置资源，降低钢铁行业的减排成本；另一方面，企业自身应做好节能减排技术的减排潜力与成本评估，选择“性价比”高的减排技术，做好“技术组合”。大型钢企更应发挥“头雁”作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披露碳排放情况，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