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租庸调以人丁为依据，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1]唐朝建国以后，土地兼并便在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增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按垦田面积征收的地税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天宝年间，户税钱达二百余万贯，地税粟谷达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已经和租、调大约相等。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帐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军政长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无须获得中央批准，于是杂税林立，中央不能检查诸使，诸使不能检查诸州，赋税制度非常混乱。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江南地区出现袁晁、方清、陈庄等人的武装起义，苦于赋敛的人民纷纷参加。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诏令：天下户口，由所在刺史、县令据当时实在人户，依贫富评定等级差科（差派徭役和科税），不准按旧籍帐的虚额（原来户籍上的人丁、田亩、租庸调数字）去摊及邻保。这实际上就是用户税的征收原则去代替租、庸、调的征税原则。不过没有贯彻下去。永泰元年（765年）又命令：“其百姓除正租庸外，不得更别有科率。“永泰元年（765年）五月，京兆尹第五琦奏请夏麦每十亩官税一亩，企图实行古代的十一税制，实际上是加重地税。大历四年（769年）又先后有几次关于田亩征税的命令，五年三月的规定是京兆府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分夏秋两次并且按亩积和田地质量征税，广德二年到永泰二年已开始征青苗地头钱，按垦田地积，每亩征税十五文，也是按占有土地的面积课税，不过是征钱（货币地租）而不是征租（实物地租）。内容u2022 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的总税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 [2] [7]u2022 主户和客户，都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依照丁壮和财产的多少定出户等； [2] [7] [8]u2022 两税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十一月纳毕； [2] [7]u2022 “租庸调”和一切杂捐、杂税全部取消，但丁额不废； [7]u2022 两税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均平征收。 [2] [7]u2022 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 [7]u2022 凡鳏寡孤独不济者，可以免税。 [7]u2022 此外敛者，以枉法论。经过大历十四年年末，杨炎上奏德宗，请求改“租庸调制”为“两税法”，并取 消各种杂税。“两税法”是以依贫富分等征税，触犯了庄园主的利益，遭到了地主贵族的激烈反对。但建中元年( 公元780年)正月初一，德宗还是正式下诏，实行“两税法”。[2]“两税法”颁布以后，到建中（780年正月—783年十二月）年间末，就有了1300多万的两税收益，比“两税法”以前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还 要多出百万，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达到了3000余万贯。[2]咸通十一年(公元801年)，陕州大旱，庄稼欠收。陕州农民没有饭吃，还得交租交税。无计可施的农民，只得去官府对观察使崔荛诉说旱情，请求减免租税。崔荛沉着脸听完了农民的话，把惊堂木一拍，厉声喝道：“撒谎！”，并指着庭 中的树说：“你看，树上分明还长着叶子，哪有什么旱灾?”说完，令衙吏责打汇报灾情的农民。崔荛的恶劣行径，逼得农民铤而走险。农民们埋藏在心中的怒火如同火山般爆发了，他们大闹公堂，殴打崔荛。衙门里的军吏也对这个“委政厮竖，不恤 人疾苦”的上司极为不满，他们和农民一道，起来造反。军吏们把崔荛抓起来，扯掉了他的头发和胡须。作威作福、不问民疾 的崔荛，见众怒难犯，赶忙跪下磕头求饶，才保全下一条命。当他狼狈地离任时，走到半路上，口渴了，向老百姓讨水喝。老百姓知道他就是那个睁着眼睛不见灾情的崔荛时，便给他送上了一碗尿。[2]结果两税法实行不到30年，即被迫多次下令改货币计征为折纳实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贪得无厌的封建官吏又在两 税定额之外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如“间架税”、“除陌钱”等等。许多官吏为了得到升官提位，在正税之外横征暴敛。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劳苦人民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两税法”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