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

中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至今仍使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李约瑟在数十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对此，李约瑟有一些自己的观点，但李约瑟这些观点还不足以说明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原因在近现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没发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应有的速度发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的状况也没有做到。特别是诺贝尔科学奖截止如今已经有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但却没有一人为中国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也谈到这一问题。（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2015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认为，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处的科学环境。移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等获诺贝尔奖就是证明。由此可见，之所以“境内为枳，过海为橘”，使得这块大陆迄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 中国13世纪初是处于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时期，中国在北宋和特别是南宋时期已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特别是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隅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经济贸易发展来维持国家的税收收入，这样也就使得国家工商业空前发展。工商业的发展致使南宋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贫富差别加大。在政治上一方面表现为民众为追求工商业发展特别是相关技术的发展，需要一种更加自由开放的、更加宽松倡明的社会环境，要求封建统治者在保护封建土地制度的同时也能够保护工商业者的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社会关系愈来愈向商贸化金钱化方向发展，私欲膨胀、只认利益而轻视道德规范，特别是缺乏对封建道德意识和国家民族意识的认同，从而造成社会混乱，特别是造成了宋朝普通民众、军队的爱国热情严重低下。当时的状况使社会发展走到了一个政治上的十字路口，要不国家政治通过一定程度上打破封建专制而使社会制度更加清明民主，要不就为了巩固封建专制更进一步地加强对民众的政治思想统治。遗憾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治终究还是走向了反动的一面，自南宋统治朝廷稍微稳固以后，宋高宗就开始大肆迫害功臣，通过秦桧等一帮人杀害了岳飞、去除剥夺了戍边大将的军事政治权力，不但使国家统一大业功败垂成，更使得封建统治专制制度得以进一步加强。封建专权的形成使得民众自由意志不能得以伸展，其反作用的抑制力使得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意识更加低下，社会思想道德意识更加趋于混乱，对社会秩序形成了更大的破坏性。在这种状况下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根据孟子人性本善的思想，以让人们回归所谓“善的本性”，也就是回归人们愚昧混沌的幼儿时状态为目标，以消除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企望、愿望为理论上的手段，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提倡“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的理论思想。“中庸之道”表面上看好似是很合乎情理，但这一“中庸之道”在集权制度下的实际社会效果却只是导致了只认“天”不认“人”，道理逻辑归于权位，只认君父不认平等权益的“三纲五常”制度。自此以后，儒家学说一反前朝历代只限于道德说教的范畴，在礼仪甚至从法律规范上对上至士绅下至普通百姓的思想行为，实施强行的灌输与限止，从而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思想，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动力。而在与南宋至明朝几乎同时期，西欧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以来，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了民众民主自由思潮的形成，特别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民主制度建立大幅度地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得西欧成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造成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在民主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个国家要发展科学技术，民主是很重要的，民主是科学的基石，没有说哪个国家民主不如别的国家但科学技术却比别的国家强的。即使是说中国自战国建立中国式的封建制度以来由汉至唐宋一直执世界科学技术之牛耳，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当时世界来说还算是最民主的。即使是象欧洲当时所谓的希腊民主制度、罗马共和国其民主也只是对奴隶主阶层、对平民阶层的民主，对占相当多数人口希腊、罗马的奴隶何尝有民主可言？公元476年，中国农业生产早已于公元前就进入了以雇佣方式为主的封建劳动生产关系，大部分农民有基本的人身权力与自由。但此时的罗马社会仍是在奴隶社会的后期，当时虽然中国已经广泛采用了牛拉犁耕等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但此时的罗马社会仍是将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只有劳动的义务，不能从较高效率的劳动生产中获得相应的个人收益。所以面对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罗马奴隶缺乏劳动生产热情与主动性，从而使这些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不但难以普及，有些甚至还遭到奴隶的有意破坏。公元476年后，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古代欧洲奴隶制社会的终结以及封建制度的确立，但此后古欧洲的庄园制经济模式除了庄园内隶农私田耕种收获部分可以归隶农所有以外，与中国西周奴隶井田制下的奴隶一样仍无人身自由可言。更何况，欧洲中世纪人们的言论、舆论、行为自由遭到天主教会的严格限止，其当时的社会民主性与中国宋、明以前的状况更是无可比之处。自中国洋务运动提倡“中体西用”到戊戌的变法维新、自中国“土地改革”到邓小平提倡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无数成败的历史早已证明没有民主开放的思想与制度，科学技术乃至经济的发展是受到限制的。 中国在13世纪之前社会制度的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总而言之，宋、明以来被集权制度下奴化的儒家违反人性的“三纲五常”等，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摆脱受集权制度下奴化的思想，进行一场如西方式“文艺复兴运动”类似的“道家”、“墨家”、“佛教”思想的复兴运动，提倡政治上的“大道无为”、提倡行为上对人类与世界的“兼爱”与慈爱，从思想上建立起还权于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识，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来作好思想上的基础与准备。 就现代中国以扩展工商贸易为主而缺乏科学技术根基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说，应当清醒的是：GDP的总量虽然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经济基础，但这还不是国家昌盛的根本。国家民族昌盛的根本一在于民众的凝聚力、二在于技术的进步。首先就民众凝聚力来讲，中国北宋南宋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那么高，但朝廷专制、腐败，贫富差别剧大，导致民不聊生，半亡于辽金，最后亡于元。宋朝虽然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地位、科技水平，但在一盘散沙的状况下，仍然不免被严酷自然环境下锻炼出来的少数民族的铁骑所踏破。所以，国民的凝聚力是国家存在的根本。那么怎么样建立国民的凝聚力呢？从政治上来说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是国民凝聚力建立的根本，只要那个国家那个时代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别，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民众凝聚力肯定是成问题的，因此也就很难有效抵御内部的抗争和外来的侵略，就中国来说西汉、东汉、东晋、北宋、南宋、明等等的灭亡，从经济上来说无不是封建土地兼并造成的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国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国民乃至政府的军队在战争中士气低落有目共睹，而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怎么就能在朝鲜战争中打败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强大的美国军队呢？这就说明了社会主义所创造的经济平等确实是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凝聚力。但马上可得天下，马上可治天下吗？毛泽东主席力主“一大二公”，积极推行平均主义政策，其结果是国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严重低下，造成国民经济整体的倒退。可见平均主义政策虽然可以提高国民凝聚力，但却是不能当饭吃的，所以中国社会在保障基本凝聚力水平的前提下必须寻求另一条发展的道路。其次再说说技术进步，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清代GDP虽然居于当时世界首位，但在世界民主风潮的影响下顽冥不化，拒绝进行社会变革。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在被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接着又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甲午之战中打得一败涂地。所以，技术进步可说是国家存在的另一个根本或者说是另一条发展的道路。那么，如何求得国家技术的进步呢？国家技术的进步，最重要是在于国民思想的开放，而国民思想的开放最重要的是在于政治制度的民主开放程度。比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医学、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相关的物理等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种科学技术的进步首先是得益于当时的“百家争鸣”的政治言论环境，而这种“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又是瓦解打破旧的“井田”等奴隶主制度，建立土地私有化等封建制度的时代需求。21世纪，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较西方发达国家还较低，GDP确实需要进一步地推进发展，但我们知道现代人类的生活水平追根究底不过是来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GDP追究是要有走到头的一天，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确实是一个真理。但要实现科学技术进步这一真理，推进国家的民主水平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要推进国家的民主程度，靠受耳濡目染、儒家思想文化透到骨子里的中国人是不行的，所以中国应从中国人的幼少时期就向他们灌输民主思想和文化习惯，特别是破除权威意识，但愿我们中国的下一代人或下下一代人有幸能迎来民族民主的复兴昌盛。 反驳方：1、科学技术的产生和民主文化自然有一定关系，但不是由于民主文化而产生了科学技术，恰恰相反，是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所谓西方的民主传统不过是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时期的民主，而这种民主在其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已经被抛弃了。因为它不适应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环境，正像民主不适应中国的的封建皇权社会一样。西方近代的民主是在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才重新提出来的，而这时也正是新航路开辟，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兴起等西方近代文明萌芽的时期。2、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若要产生民主文化只有改变那个社会的环境，即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3、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一种新的文化提前出现，那么就必然要求经济基础的变革，否则这种文化便不能持久。观点持有方的辩驳：1、反驳方认为“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但应提醒反驳方的是：这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而李约瑟用大量的史料证明了中国在南宋以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是大大高于西方的，如按反驳方科技发展促生民主文化，则“民主文化”产生应该是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所以这一结论是很荒谬的，特别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时特别显得如此。2、反驳方认为“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但是经济基础只是决定文化发展的一项因素，且不是决定性的。那么先来看中国人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单位乃至一类人的体能、性格、气质、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等，中国人是什么文化？中国人是黄皮肤、性格谦逊、气质内向、行为方式更重于情感交流、地方方言众多、各地风俗不一，包括象形字、诗、书、棋、画、戏剧格式等等。实际上，经济发展是可以推动相应文化的多样化繁荣发展的，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社会的民主程度，愈民主则经济对文化带来的整体效应愈大愈多，否则就愈小愈少。就像明清时期专权制度的加深加大，像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甚至连孟子所谓“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的言论都不能容忍，硬是要把孟子从天下庙堂中赶出去，在这种专权制度下经济虽然还在缓慢发展，但建筑、瓷器、家具格式样式愈来愈仿皇室化，中国上至衙门下至社会、家庭，对人们思想行为控制的手段愈来愈花样翻新，社会黑暗，而所谓“女人的小脚”等等封建恶习大都产生于这一时代。所以说，文化虽说是受经济发展影响的，但更是人类与社会环境斗争的结果，更是千百年来思想行为教育与统治的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不承认孔孟之道对中国人的影响，就等于不承认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别。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李约瑟难题无疑是李氏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他提出了：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他个人见解是中国长久没有发展了,如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和现代城市,要为生存而互相竞争的环境.中国实现首次统一后 (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他所谓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政府实行中央指导性政策.所谓“封建”是指中央集权,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地方行政只对朝廷负责.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科举制度也鼓吹这种“封建官僚制度”. 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加上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 但这种“封建官僚制度”的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和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在参加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 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的发展的阻力太大.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另外他补充到：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 最后他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其实李约瑟一直强调其问题是把双刃的剑,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个表述方式：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为“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这句话就是李约瑟问题的全部内容,那么不亦是说：李约瑟是被“李约瑟难题”所吸引,进而研究它,然后再把它给提出来——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李约瑟在经过他毕生的钻研后总结说：魏特夫的看法是太过肤浅的并且是欧洲人本位的.在这一个部份,李约瑟已经在西方获得“中国科技史”的权威研究者评价,但李约瑟却也必须承认中国这四、五百年来的科学落后仍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魏特夫的提问仍然没有解决,而李约瑟不愿意武断地结论中国人的民族性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为李约瑟拒绝像他所批评的魏特夫一样用民族性差异做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难题. 另外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转述了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李约瑟先生透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和见解一直都比较多,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等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1、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2、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1942年，李约瑟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来到中国，支援抗战中的中国科学事业。行程遍及中国的十多个省，他访问了300多个文化教育科学机构，接触了上千位中国学术界的著名人士。李约瑟在英国阿斯得波研究所将世界最新科学研究资料信息制成微缩胶卷，躲过日寇搜查，赠送给中国科学家，设法帮助中国与世界建立信息联络，并为中国科研机构在国外采购了急需的器材设备，亲自组织英国皇家空军运到中国。李约瑟于1944年12月在伦敦作了《战时中国的科学与生活》的广播演讲，以不懈的努力为中国呼吁国际援助，促使英国文化委员会给予中国大批物资援助。同时，他还将中国科学家的文稿送到西方出版，并出钱资助中国学者到英国讲学。

《自然》（Nature）杂志对李约瑟的评价是，“在20世纪，没有哪位学者像李约瑟一样，改写了人们的脑海中的固有观念，他把中国过去1500年的历史描绘、梳理，如画般清晰。” 1995年李约瑟逝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为他出版传记《李约瑟：20世纪的文艺复兴人》中写道：“这个人身体很好，高大魁梧，会骑马，在中国内地做了一些旅行，最远到过甘肃敦煌一带。在各地城乡他了解到一些传统技术，比如在农村看到很多水车，在乡下看到炼铁的。他搜集了好多资料，为他日后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提供了基础。” 2008年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中国发明的疑问——《那个热爱中国的人》”中写道：“李约瑟，改变西方对中国文明落后评价的人”。 2008年《南方周报》发表文章称：“李约瑟的仗义和丰功，值得每一个华人感戴和铭记”。

英国学者李约瑟，从1943年开始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进行考察，花几十年时间撰成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他振聋发聩地提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长时间地、远远地超过西方。他说：“从我们的文明开始到哥伦布时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常常为欧洲人所望尘莫及。"“在过去的两千年里u2026u2026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一直高于欧洲，而且常常要高得多。”“在中国完成的发明和技术发现，改变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并因而也确实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李约瑟考证指出，在公元1—18世纪，中西方的科学技术交流是中学西进占绝对主导的。中国国学包含人文、自然两大系列，自然国学是中华民族关于自然的学问。自然国学所研究的内容包括医学、农学、天文学、数学、水利学、风水学等。中医作为自然国学的成就之一，其成就之高，体系之大，贡献之巨，在整个自然国学体系中，独树一帜。中医与自然国学的其他学科相比，成就最高。自然国学在十多个领域的成就参差不齐，有的只有实用技术，没有形成理论；有的有理论，但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有的发展不足，后期衰微或中断；有的成就杰出，并领先世界千年以上。其次，中医是由系列科学发现和系列技术发明形成的庞大学术体系。中医不是单项理论或单项技术，而是包括系列科学发现所形成的系列理论学说，以及由这些理论为原理所转化而成的众多技术的技术体系。中医的发现度、发明度、创造度、贡献度最大。从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和对象来看，中医研究的是人的健康与疾病，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领域和对象，所做的研究、发现、发明，也是最为复杂和深刻的。其复杂和深刻的程度，不但使中医常常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且现代科学也还无法解释甚至无法研究。

李约瑟，即Joseph Needham，是英国学者。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华夏，而是出现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说，华夏只有经验科学，没有试验科学。 但我认为李约瑟说得太客气了，实际上，历史上的中国，只有工匠，没有科学！ 华夏思维经常会走极端——要么，过于实际化，不重视理论建树，所以现在才特别重视工科，但不重视工科的基础；理科，要么，过于玄学化，无论讨论什么，都会扯到易经佛理上。而现代科学最关键的成体系实证科学，在华夏5000年历史上，从来没有重视过，因而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们翻开华夏科技史，看到的都是一个个点状的成就，而不是像欧几里得几何、黎曼几何、罗巴切夫斯基几何等等成体系的成就。 华夏古代的点状成就，在当时可能非常耀眼，比如张衡、祖冲之等人的研究。但是，由于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后人就无法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他们的工作。所以纵观整个科学史，我们看到的是偶尔冒出的人才泡泡…… 让我们先做一个假设——假如世界上只有中国这一个国家，其它国家都消失了，会发生什么？ 我们假设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其它国家都消失了。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会搞出比现在更灿烂的科技吗？ 如果是隋文帝时其它国家消失了，结果会有什么不同？ 假设宋朝时没有外患，只有大宋这一个国家，我们能培育出茂盛的科技树吗？ 如果明朝中叶其它国家突然消失，又会发生什么…… 看到这里，大家再想想那些穿越小说特别是明穿小说的问题在哪里——即便这些小说靠着作者的金手指、用后来或者他者的科技让当时的中国强大了，但是没有种植科技树，这样的灿烂科技，依然会一代而亡。 我相信中国人民是智慧的，我相信我们和其它民族没有智商差异（但是我也不认同所谓的东亚高智商论。智商是可以训练的，和教育相关）……我说这些，并不是指责我们的先辈，也不是在跪舔西方，而是想搞清楚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体系，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直到现在，也没有中国人搞出完整的科学体系？ 华夏没有产出近代科学，有科举制度的原因，有儒家禁锢等原因……还有人猜测说，和语言文字有关。 汉字，是表意文字。大部分汉字是单音节的，且绝大部分汉字有意义。 汉字的信息含量很高。虽然有的字典里收录的汉字高达10万，但中间有很多通假字、罕见字什么的。常用的，也就是几千个。 我本人认识的汉字大约也就这么多。其中还有不少是能看不能念，或者能看能念不会写的。汉字的高信息量，让识字3000以上的人，可以轻松地念书读报、望文生义……甚至可以像我这样，写百万字小说。 但拼音文字就无法做到这样了——学3000英文单词就想看书看杂志写小说？做梦吧！ 由于拼音文字的特性，在阐述一件事或者描述一个东西时，必须伴随着详尽的解释。而力求精确因而有点啰嗦的解释，其实可以锻炼思维的缜密。而缜密的思维，是形成体系的关键。 汉字的好处也很明显：虽然入门略有点难，但是出师快。实际上，我认为汉字是非常利于扫盲的文字。 而拼音文字的特点，则决定了它的数量会越来越多。英文单词总数已经超过百万了。而大量新单词的出现，会造成继续教育的困难……你能想象美国精英中的翘楚，那些临床医学博士们，还得花不少时间苦哈哈地学习新单词吗？ 所以，不要信什么中文是最难的文字之类的说法。我认识不少美国人，学一年中文，已经能比较流利地交流，进而上中文网站了。而学英文的中国人，想达到这个效果，即便不是天才，也得是非常努力的大才。 再啰嗦一句，我对国内的本科院校鄙视链非常无语。科举制度的遗毒，让不少人把大学视为“筛选器”，而不是培育更多合格人才的孵化器。正因为这样的做法，教育资源越来越多地集中在那几个学校，而这其实会妨碍科技发展……华人的这种名校崇拜，在海外也很明显……呃，很无语。 好了，转回我们的主题……那是不是说，汉字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人无法形成缜密思维，因此无法创造“成体系的科学”呢？ 当然不是！ 关键不是文字，而是思维方式的改变。因为汉字也可以非常精确地解释、描述世界。 怎么教育呢？科学思维训练。包括从结果推出实现这个结果的办法；也包括从概念推出完整体系。 除了科学思维外，还有就是对权威的不跪舔——人类进步过程，就是把一座座丰碑踩在脚下的过程。因此，对权威的批判，也是进步要素之一。 解答李约瑟难题不是目的，目的是创造科学新体系。而创造新体系的关键，是官方对创新的态度。 科技发展最难的，不是优化，不是1-100，而是0-1，是“暗夜点火”。 好的，继续……现代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投资。而政府投资的选择方向，也会极大地决定一个国家能不能搞出科学体系这样的东西。 非常遗憾，几乎所有的政府投资，对新科技的推动作用，不会比猴子掷飞镖投资的效果更好。因为选择项目的人，总能准确地淘汰掉“完全扯淡”的项目，同时，也能准确地淘汰掉“最有可能改变未来科技树性状”的项目。 换而言之，这些人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扔了，然后留下中庸项目。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最有可能改变未来科技树性状的项目，在刚出现时，看起来太像扯淡玩意儿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的看法是政府不做项目筛选，而是搞所有科技项目的“均投”。 也就是说，只要科研人员和科研团队想搞研究，政府就投一笔钱。这个钱的数量不用很多，只要保证每个项目都能雨露均沾即可。 政府的职责是观察和监测。项目有进展，就继续投下去。 这么做，会不会太浪费？ 当然会……但是，一切项目投资，都有打水漂的可能，且几率非常大。 所以政府必须在项目可能打水漂，和可能闷杀新科技的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每种选择都有代价，每种选择也都有收获。而选择本身会形成路径依赖，对未来的科技树性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如果只把自己定位成二流国家，那么，选择跟随而不是创新、选择筛选而不是均投，是更符合理性人假设的选择。 但是，如果想当蓝星的引领者，就必须在各个领域，特别是理科方面，创造更多的科技冗余。而均投，是制造科技冗余的最好办法。 说这么多，和女性权益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时代进步是女性的责任，女性自然也需要考虑怎么解决李约瑟难题。 我认为，女性应该更多地关心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这不是什么“爹味”，这是“娘味+权味”。 多点女性有大局观，就会有更多优秀的女性站起来引领女性共同体。不然女性靠什么去反抗男权压榨？他有狼牙棒，咱有天灵盖么？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列举了26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中国科学技术史》是1990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李约瑟。这本书通过对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进行大量具体的分析和比较，全面而又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内容涉及哲学、历史、科学思想、数、理、化、天、地、生、农、医及工程技术等诸多领域。本书是这部巨著的第六卷第一分册，主要论述中国古代植物学的萌芽、植物语言学、文献及内容、救荒食用植物的研究以及为人类服务的植物和昆虫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适于科学史工作者、生物学工作者和相关专业的大学师生阅读。《中国科学技术史》作品评价李约瑟，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了西方汉学界。这本书引用大量详实的资料，来证明中国的文明在世界科学技术史当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世界上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完备、最深刻、最具特色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整部著作用比较的方式，把中国的贡献与其他伟大文明所造就的贡献相比较，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在世人面前系统概括了四千多年来中国人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发明和创造，以及对世界物质文明所做的具有推动性的贡献，改变了西方人对东方的观念。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列举了中国古代科技向西方传播的水力冶炼鼓风机等26项发明。中国古代科技发明灿若星辰，对中国和世界科技发展的贡献巨大。世界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曾经列举了中国传入西方的26项技术。李约瑟用完了从A到Z排序的26个字母，所以是26项技术。美国学者坦普尔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中国领先于世界＂、＂西方受惠于中国＂的中国古代100项技术发明。王渝生说，在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四大发明，中医中药、10进位值制、赤道坐标系、雕版印刷术新四大发明之外。瓷器、丝绸、金属冶铸、深耕细作等影响世界科技发展的中国古代发明还可以列举出许多，他们与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具有同样的意义。弘扬中国古代文明，通过研究历史、科技史发掘更多的古代发明，意义在于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服务现实，创造未来。《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详细描述：中国是世界早期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火，发明弓箭和陶器、出现农牧业、观察天文、开创医药的地区之一。夏朝发明了干支纪年，出现了十进位制。西周人用圭表测日影来确定季节；春秋时期确定了二十八宿；后期则产生了古四分历。中医中药、十进位值制、赤道坐标系、雕版印刷术、造纸术、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瓷器、丝绸、金属冶铸、深耕细作。中国是数学古国，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九章算术》、《数术九章》是古代数学名著。古代世界各国曾经有十、十二、二十、六十等多种进位制，现在统一使用十进位值制。王渝生说，中国是世界最早采用十进位制的国家，在世界数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已经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和百、千、万等字的合文来记数，最大的记数有二万多，记录了战争中歼敌、俘虏人数，以及牛羊头数。后来发展成筹算和珠算的逢十进一的十进位值制，是对记数和计算的革命性发明，其沿用至今。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的没落，还有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及其带来的科技革命的为什么的问题，最早由李约瑟博士提出，而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答案的难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在这里，浅显的我能谈的也只是一些自己浅显的见解罢了。 要问为什么，我们首先就要搞清问题的界定。首先近代科学是什么？它的特点又是什么？它的产生又需要什么样的环境。 有人把科学归结为两类：一是以近现代科学，尤其是以物理学为典范，从科学的内在结构出发，强调科学是由概念、定理、定律的组成的关于自然界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其二是从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出发，认为科学是人的“一种特殊的思想和行为”，是“理性思维在经验目的上的应用”，并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中，人们实现这种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即科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形式。 关于这两种认识中，显然第二种更符合我们现在对于科学的理解。但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讨论的应当是第一种，即所谓的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主要特征是用数学抽象地描绘自然规律，同时面对自然能够创造出相适应的抽象数学。那么对于我们的描绘是否准确，我们采取的是实验的方法。所以自然科学大部分都属于实验科学。 要讨论李约瑟问题，就必须拿中国的文明传统来和西方的文明传统作一个比较，同时这个比较应该是多方位的。有人只比较东西方的思维方式，显然过于片面和简单了。说到底，科学虽然和人的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但要形成一种科学文化，并隶属与文化，那就离不开关于该文化产生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马克思讲，文化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如果科学不能形成一种文化来传播，那它绝不会有科技革命。只有把近代科学当成一种文化来研究，我们的认识才能更全面一些。 有人提出了对李约瑟难题的两个方向的理解：一种是以研究欧洲近代科学的产生为主体；一种是以研究中国古代科学的没落为主体。 我们既然已经把近代科学归结为一种文化来讨论，那么我们首先来从第一种方向进行理解。 欧洲的本土文化中世界可算是荒蛮的，但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科学文化迅速形成，并借助科学的力量有了现代技术而迅速崛起，站在了世界的文明之颠。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让欧洲文明有了跨越式的发展，我们就不得不看看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到底如何对欧洲文化进行了作用。 这里面主要有两点引起我的注意：首先，欧洲的宗教改革进一步解禁了封建主义对科学探索的禁锢，哥白尼式的命运得到了解放；其次，文艺复兴拿来了本非欧洲的古希腊文明，而古希腊文明中有着早期的科学哲学思想。 欧洲本来就是世俗政权和教皇政权并存的专制制度，宗教改革对于封建专制的进一步解禁使得像古希腊先哲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有了更大的研究和教学空间，而崇尚自由，同时又有着自然崇拜的西方思想自然而然地将探索文化的重心转移到了科学领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城镇商业文化的兴起，对于技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为科技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广泛的价值基础并推动了它的发展。 同样，文艺复兴借鉴来的古希腊文明的科学哲学传统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相适应的。古希腊的先哲们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和工匠，正是这样一种科学与社会、科学家与工匠的结合，促进了西方科技文明的兴盛。 也许正是因为欧洲没有太多经典的本土文化，所以它对于外来文化显得更容易适应，古希腊的科哲文明在他们手重显得更加务实。 尽管文艺复兴使欧洲的哲学后来有了形而上的风气，可它毕竟成就了欧洲伟大的科学文明，从而带动了欧洲的整个物质文明。从这个角度来讲，文艺复兴对于欧洲来讲是功不可没的。 但从探讨欧洲科技革命的发生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如果说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去问为什么了。要想更深的理解李约瑟难题，关于中国的古代科技文明的没落就成了必须，因为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近代科学文化的生长环境。网上有评论说探讨李约瑟问题实际上是没有价值的，我认为恰恰相反，只有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了近代科学文化的环境属性，我们才能更深地理解被我们已经改造了的现代科学文化，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它的价值。这都是我们现在必需的。 现在沿第二种方向来走。席文说：“中国（过去）有各种‘科学"，而没有‘科学"”，因为这句话而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中国过去的确没有像在欧洲那样形成着整合与资产阶级革命同步发生的可革命，可既然讨论的是古代哲学，就绝不能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待过去对自然知识的认识。中国过去有在过去可以称为科学的科学，那它就是有科学的。 中国古代虽然有科学，但中国的古代科学是和古希腊的哲学科学是有很大区别的。这涉及到文化传统的一些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图纹崇拜和祖先崇拜，而西方是图形崇拜和自然崇拜。所以西方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支配人去探索自然；而东方的文化很大程度是要进行对祖先之法的理解，要为比西方强大得多的封建专制服务。中国尽管有科学，但长期受封建专制的影响，很难得到充分发展，所以，中国的科学都是些工匠科学。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科学的阻碍主要有两个：一是从孔子开始的教学平民化过程中，由于封建专制的束缚，平民文化将科学的探索认为是末学；而把适合封建专制的“君臣，父子，夫妻”等伦理纲常的儒学作为显学。因为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强调的封建等级关系并论证这种关系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的。这在意识上抑制了科学的发展。 二是教学传统的沿袭抑制了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要交流，而中国最可能产生科学种子的工匠们没有这样一种适应科学产生的传统体制。古希腊的科学可以由学堂里进行师承，而中国的工匠们还没有这样的条件来广泛地把自己的科学思想进行传播。我们的工匠师傅们有了研究成果，就会把它当秘方一样供起来，而不可能把它用与广泛的交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而与我们不同的西方城镇文明里，他们的意识要比我们开放的多，他们明白交流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我们明白交流好处的都是士大夫，而士大夫又是忌讳搞科学的；工匠明白科学的好处，可又忌讳交流。这也是一大阻碍。 对于我们科技文明的没落，单从东西方思维方式不同的影响是过于片面了，可在长期的封建文化的影响下，我们与西方的思维方式的不同确实也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我们科技文明的没落。 我们从孔子开始就讲的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阻断了我们对于自然的一种探索意识。同时，我们没有自己的宗教，长期受着空前强大的封建专制集权的统治，又由于我们的农业文明、小农经济，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自己的家耕自己的田，向来都把稳定和秩序作为最低底限。保守最后植入了我们的民族个性。最后造成了我们对于人事的理解往往都是靠经验靠感觉进行处理的，对于自己的生活我们都习惯了按照传统去执行，成了“礼性社会”。而相反，西方的封建时代比我们要短，同时由于宗教的作用，他们的封建禁锢比我们要少，同时他们的文化有着追求终极理性的传统，所以在15~17世纪封建时代接近尾声时，他们的思想比起我们要自由得多，一个宗教改革，一个文艺复兴，他们就能够苏醒。而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历史变迁，又经历了批孔倡新的五四革命，我们都没能完全苏醒过来。我们又遭受了十年的偏左的浩劫，直到今天，我们用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优势改造了近现代科学，并广泛地引进了西方的文化，同时基本上建立了相对民主的社会体制，我们才有所好转。但尽管这样，我们与西方相比还是显得不够开放。而这些文化形态的不同始终都是与长期文明体制的不同有着莫大的关系。 也许是由于欧洲本来就能够用于否定的文化不够强大，所以它很容易就完成了否定，并用复兴的方式完成了否定之否定，得到了发展。而我们可能是自己的文化过于强大，很难否定，但是由于我们的基数要比他们大，等到我们完成了否定之否定，我们就一定比他们的发展更扎实，更能产生出适合我们发展的大文化。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李约瑟 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人，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科技史学家。 1994年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 李约瑟博士是英国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英国学术院院士（FBA)、中国科技史大师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早年以生物化学研究而著称，30—40年代出版了《化学胚胎学》（三卷本）及《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在国际生化界享有盛誉。1937年，在鲁桂珍等三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皈依于中国古代文明，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42年秋，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前来中国援助战时科学与教育机构，在陪都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结识大批的中国科学家与学者，并结下深厚的友谊。在华的四年，李约瑟广泛考察和研究中国历代的文化遗迹与典籍，为他日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了准备。1946年春，李约瑟离任，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两年之后，返回剑桥，先后在中国助手王铃博士和鲁桂珍博士的协助下，开始编写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约瑟亲自发起并分别就任英中友好协会会长、英中了解协会会长，先后八次来华考察旅行，大规模地搜集中国科技史资料，实地了解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情况。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计有三十四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李约瑟一生著作等身，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中国在科学技术史上的地位——李约瑟(2003-9-22 ) 我们讨论一个问，即，在科学技术史上中国文化的地位。只有研究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有惊人的发展，而在17世纪初期利略时代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或者，可以说，完全没有发展呢。从广义说，我们可以说，在纪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比欧洲的科学技术（除了希腊光辉灿烂的理论建设高潮之外）要进步得多，但是从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科学就开始占领先地位了。确实，到了伽利略时代，可以说科学发明技术本身被发现了，其结果就产生了现代科学的统一世界，科学为全人类所公有，从而消除了中古世纪标志各种科学技术形式的种族烙樱我以前已经说过，文艺复兴后欧洲产生的并不是“欧洲的科学”，而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现代科学，所有各文化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自由。 享受的。虽然这一突破是在欧洲发生，而且只是在欧洲发生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欧洲人具德国的神秘主义者常常标榜的所谓“浮士德灵魂”的特殊品质，也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像某些作家那样坚持要把欧洲文化列为最高级的“世界性文化”。因为欧洲有许多特殊的因素必须考虑进去：欧洲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欧洲封建制度的形式，欧洲的重商主义和工业化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希腊人从先苏格底时期以后对欧洲文化历史一贯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所有这一切及其他类似的因素都足以充分解释那个“伽利略奇迹”之谜：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现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和成长归之于什么欧洲精神的神秘命运或者欧洲的天赋才智。同时，看到其他民族对于现代科学的建立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我们更觉得不应该这样说。对于中国本身，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在公元8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所发生的情况：如，伽利略时代以后现代科学的蓬勃发展，数学证明推理方法的臻于完善，等等；这一些对于东方和西方人民的关系有深的影响。它所产生的后果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知道，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西方的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我们也知道近二三百年来由于西方人在军事上取得统治地位，轻而易举地慑服了其他的文化，造成了这多么恶劣的影响。但是，如果全世界能够防止由于现代学所产生的无穷力量而自行毁灭，那么，我们从现代科学所能获得的利益也是无穷无尽的。（虽然中国过去在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中已经取得了那么多的大成就）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勃兴发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东亚的文明中？在这个问题后面，牵涉到有关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的一切问题。 我们以前已经提出一些意见，说明为什么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中国，古希腊城邦的概念是完全不存在的。在西方，商人的利益对于现代科学的勃兴起重大的作用；而在中国，商人的利益是一贯受仰制的。此外，还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神圣化的宗族祖先体系；另一方面是人格化的上帝造物主，上帝的理性训示人们认为可以用自己的数学语言勉强地演绎出来。一方面是一切事物内在的“道”使他们自然地达到和谐；而另一方面则是原子作用和机械推动的理论。现代方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似乎需要有一种启发性的自然淳朴的因素，而这种素恰恰是中国天赋的智能中所缺少的。 就是这个问题首先促使我下决心今后要以比重的力量编纂一部关于中国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发展的全面和系统的作。后来，我认识到，在这问题后面，还有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文艺复兴以前，从纪元前200年到大约公元1400或1450年这一段时期内，中国比欧洲总是要进步得多？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能够更好地把科学（可以说，常常是一种客观上似乎并不存在的理论科学）应用于人生事务上，在这方面比希腊的国主义，或者中古世纪的西方封建主义，要高明得多呢？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好解释；但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不一定都是在技术的范围之内。我们且不谈那著名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过去由于弗兰西斯·培根的誉扬已经脍炙人口了。我以前还谈到铸铁技术的发明，把铁熔化而浇铸的方法——在欧洲一直到公元1380年才知道，可是在中国早在纪元前2世纪人们已经习惯用浇铸法制造农具了。当然，我不能在这里详细说明如何浇铸，我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是一个特殊的例，说明在很早的年代里中国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过西方。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在中国没有欧几里特和阿波罗尼所创立的演绎法几何学，可是早在文艺复兴以前就发明了望远镜上的赤道仪装置和机械钟的却是中国而不是欧洲。机械钟的发尤其使人惊奇，因为中国一向被说成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农业社会。 在这方面，可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中古世纪的发明有一些是和中国文化的官僚性质密切联系的。我们可举出地震仪、量雨计和量雪计为例子。在结构严密的官僚体系，那些有高度组织性和远见性的上层知识分子集团，即使是封建性的，也感到有必要及时了解任何地方发生了地震，以便立即给予赈济或者，对于严重的受灾区，还要派遣军队前去。显然，在公元2世纪就是由于这种情况促使张衡制造和使用最早的地震仪。由于同样的原因，量雨计和量雪计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任何地方可能发生水灾，统治集团必须要得到预报。在11和12世纪的一些数学书籍中列示关于量雨计开头的习题，从中我了解这种量雨计使用极为广泛，可能设立在西藏高原附近的西部山麓下，为了了解雨量和雪量是如何形成的。还有一个例子，我和我的合作者最近写了一篇详细的文章，那是关于一次惊人的大地测量：公元723年派遣的一个远征考察队进行了2~3年的实观测，综合观测结果确定了子午线。这一伟大的工作是在皇家天文学家南宫说和杰出的僧人数学家一行的领导下完成的。毫无疑问，这是整个中古世纪中最惊人的一次有组织的大地测量；起自蒙古边境直到印度支那，沿着全长达约2500公里的路线上，设立了9主要的观测站，系统地观测了夏至和冬至的日影长度和极地高度。我不相信在任何其他的中古世纪的文明中有可能设想和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人组织的大地测量。这确实是值得纪念的，而这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特性也是分不开的。 今天中国正在发掘这些代的科学成就，科学史的编纂也在进行之中。对于科学事业现在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因为只有依靠科学发展才能使亚洲民的生活水平赶上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但是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祖先在科学的发现、观察和发明方面也作出了伟大的成就。他们迫切想知道几个世纪以来被历史的尘土所掩埋了的许多事迹，而这些事迹现代西方的历史家们却是不大愿意揭露出来的。举例说，西方关于幻日现象（大气上层冰结昌体所形成的虚幻的日光、日晕和弧光）是在公元17世纪发现的，而中国的天文学家整整1000之前就已经观察到这种复杂现象，并对每一个组成部分加以描述，给予定名。亚洲的那些失去了历史遗的思想家和技术家们如果知道了这样的事实，那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又如，自从瓦特以后所有的蒸汽机以及内烯机中奇妙的连接杆和活塞杆的结构，首先发明的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师，也不是里昂纳多·达·芬奇，更不是亚历山大港人，而是公元1300年中国的王祯，在他的冶炼水力鼓风炉中首先使用。如果亚洲的思想家和技术家们知道了这一事实，他们能不感到自豪吗？现在甚至在中国儿童的图画书中也有张衡制造地震仪，蔡伦在公元一纪发明造纸，毕升在11世纪发明活字版等的图片和说明。中国的“万向接头”吊架追溯到公元180年的丁缓，“帕斯卡”三角形创始于公元1303年的朱世杰。所有这些成就都已经汉学家们研究证实。所以，西方人必须认识，在中国人看来，科学不是出于基督教传教士的慷慨恩赐，并不是在中国自己的文化里毫无根基的。相反地，科学在中国文化中有光辉灿烂而深厚的根基。这一些中国人现在愈来愈清楚地认识了。如果中国中古世纪的社会当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会，我们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创造和明，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那样漫长的岁月里国总是处于比欧洲领先的地位。也许是由于社会稳定吧，但是某些大学者们却说成是中古世纪中国文化中典型的“社会性停滞”。这是从何说起呢？ 我没有任何意图想贬低现在的中国政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于改善中国“老百性”的命运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同时，任何一个西方人要想真正理解现代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他也必须要懂得悠久的中中文化传统的某些特征；而恰恰在一方面，西方人的知识却贫乏得可怜。确实，中国自己的学者有时为了论证新生的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往往会贬低了自己过去的历史，低估了几千年来哲学和艺术方面的伟大成就。这种情况只能说是自暴自弃吧！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地向中国学习，不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难题介绍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 李约瑟 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欧洲经历了一千年宗教的黑暗时期，希腊、罗马的古代典籍也被欧洲中世纪的焚书毁灭，欧洲从阿拉伯帝国保存的希腊、罗马古籍复兴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同时消化吸收了中华文明的科技与产业、体制与文艺等成就，从而诞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 - 全球化地球文明。 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与研究东方文明。从1643年牛顿诞生到1765年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欧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然而，1840年的中国却进入了鸦片战争时期。1840年前后，英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建立，开启了电气化时代。从马可·波罗的诞生到工业革命电气化的开始，欧洲经历了约6百年的努力终于彻底超过了中国。难题表述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李约瑟 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表征意义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李约瑟与中国 中国学者曾邦哲20世纪80-90年代考察中国与欧洲，提出了一个近现代西方科学、工业革命与现代艺术是建立在中国科技、文化、体制与思想的成果基础上，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成就同样不会有近现代西方文明，所谓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明其实形成的是一种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还是已经融合了东方尤其中华文明的精华之后形成的一种地球文明-紫色文明的全球文化模式。从欧洲丝绸之路的南、北两端开启了近代天文学，罗吉尔·培根在希腊炼金术与中国炼丹术的结合中诞生了医疗化学实验方法；因而，提出中、西医学结合形成系统心理学等系统科学范式 [1] ，从而构成实验与系统方法二维度科学，并将在21世纪导致系统医学与系统生命科学、系统生物工程等时代的到来，同时于90年代末在国际上倡导系统生物科学的发展，21世纪伊始系统生物学与工程、系统医学等在全球迅速兴起。满意请采纳

李约瑟（1924-），原南开大学教授，笔名伯水、白水、海安等。天津人。

李约瑟（1924-），原南开大学教授，笔名伯水、白水、海安等。天津人。

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人，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科技史学家。 1994年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 李约瑟博士是英国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英国学术院院士（FBA)、中国科技史大师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