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

【答案】：D新时期思想解放的第一个宣言书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故选“D”；其余选项均不适合题目要求。

（1）智者运动：①客观条件：希腊独有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②经济因素：希腊工商业的不断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③政治因素：希腊城邦奴隶制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必要前提。④直接因素：平民地位的提高由此产生的个人主义成长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2）文艺复兴：①经济因素：11世纪以后，西欧经济得到复苏和发展；尤其是14、15世纪意大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②阶级因素：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兴起和成长起来，要求建立自己的文化。③文化因素：意大利拥有丰厚的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④政治因素：中世纪，基督教在欧洲建立了神权统治，进一步禁锢了人们的思想。（3）启蒙运动：①经济因素：17~18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②阶级因素：新兴资产阶级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要求思想上反映自己的利益。③政治因素：天主教会和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发展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成为其发展的主要障碍。④推动因素：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解开了套在人类理性上的枷锁。⑤文化因素：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一、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等主张，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三、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四、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五、五四运动 六、延安整风运动七、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

新文化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成就分别是：一、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另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三、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扩展资料：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前进，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向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国过去40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大动力。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中国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析“三件大事”、“三大成就”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新文化运动，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战国，诸子兴起，百家争鸣魏晋，士子之风大盛，各领风骚民国时五四运动：知识分子思想自由，大师辈出当代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第一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底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转折点，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第二次：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南方讲话阐述了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破除了人们思想上的姓资姓社的困惑，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是非成败的标准，推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次：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至今。2003年胡锦涛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2007年中共十七大确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实现社会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

新文化运动

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具体如下：1、文艺复兴指发生在14世纪到16世纪的一场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的核心是人文主义精神，提出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2、宗教改革始于欧洲16世纪基督教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进一步冲击了神学对科学和自由思想的禁锢，使文学、艺术、科学、哲学、教育等领域发生深刻变化。3、启蒙运动发生在17、18世纪欧洲的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伟大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它为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核心思想是“理性崇拜”，用理性之光驱散愚昧的黑暗。这次运动有力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宗教愚昧及特权主义，宣传了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扩展资料：文艺复兴的产生原因1、物质基础：中世纪的欧洲，贸易中心集中在地中海沿岸，意大利最早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资产阶级希望冲破教会神学的束缚。商业城市的兴起，手工工场的发展，经济繁荣。2、文化基础：大量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典籍从东罗马帝国传到了意大利。3、阶级基础：新兴资产阶级的壮大。4、人才优势：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才济济，汇集一处。5、地理位置：意大利相对邻近东方，较早接受了东方文化（造纸术，印刷术）。6、导火索：黑死病在欧洲流行。7、深层原因：教会严格控制人们思想，激起资产阶级与平民的不满。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艺复兴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宗教改革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启蒙运动

反封建，提倡民主与科学

我4399方庄思想观念的改变，对个人发展起到了一个关键进不去

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大解放分为近代和改革开放以后 编辑本段【近代】 在中国,20世纪中期前有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第一次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胡适之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近代西方先进思想的推动下,冲破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牢笼,高喊 “科学和民主”,开展新文化运动,推动着中国社会大改造.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进入了崭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 第二次是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领导了这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斯大林、共产国际及其中国代理人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牢笼,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毛泽东思想,从而指导了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编辑本段【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解决的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问题,树立了实践标准的权威.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突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为主要目标,端正了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根本方针政策.正是这邓小平首倡“真理标准讨论”,以解放思想的冲击与震撼,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由教条回到了实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由空想回到了科学；使我们对世界形势的认识由对抗回到了缓和.没有解放思想的启蒙先导、拨乱反正,当今中国发生的一切历史性变化都无从谈起,都无从认识.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实际上解决的是对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传统观念的看法,树立生产力的标准的权威,由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掀起的新时期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以突破凡事都问姓“社” 姓“资” 的禁锢为主要目标,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根本标准,解决了人们头脑中的许多问号,冲破了人们头脑中阻碍经济发展的羁绊,成为我国经济加速发展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强大“推进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而且随着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规范,市场在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冲破了姓“公”姓“私”,冲破了所有制崇拜,又一次解决了人们头脑中的许多问号,一步步地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一起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共同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做着贡献. 党的十六大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思想大解放,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大会强调进行理论创新,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是我党“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体现.大会强调“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为指导,与时俱进,开拓进取”,这表明我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坚持与发展的统一,是实事求是的.只有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真正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制定出解决中国实践问题的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为从根本上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指明的方向,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统一了认识.

中国近代史上三次思想解放潮流 ①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 ②保皇派与革命派的论战 ③新文化运动 第四次：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 改革开放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思想大解放 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解决的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问题,树立了实践标准的权威.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突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为主要目标,端正了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根本方针政策.正是这邓小平首倡“真理标准讨论”,以解放思想的冲击与震撼,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由教条回到了实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由空想回到了科学；使我们对世界形势的认识由对抗回到了缓和.没有解放思想的启蒙先导、拨乱反正,当今中国发生的一切历史性变化都无从谈起,都无从认识.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实际上解决的是对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传统观念的看法,树立生产力的标准的权威,由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掀起的新时期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以突破凡事都问姓“社” 姓“资” 的禁锢为主要目标,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根本标准,解决了人们头脑中的许多问号,冲破了人们头脑中阻碍经济发展的羁绊,成为我国经济加速发展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强大“推进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而且随着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规范,市场在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冲破了姓“公”姓“私”,冲破了所有制崇拜,又一次解决了人们头脑中的许多问号,一步步地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一起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共同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做着贡献. 党的十六大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思想大解放,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大会强调进行理论创新,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是我党“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体现.大会强调“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为指导,与时俱进,开拓进取”,这表明我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坚持与发展的统一,是实事求是的.只有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真正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制定出解决中国实践问题的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为从根本上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指明的方向,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统一了认识.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础！虽然中国最终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担也推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上还有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等对社会整体发展都起了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作用

1.1898戊戌变法前2.辛亥革命前3.新文化运动中4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在中国，20世纪中期前有两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胡适之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近代西方先进思想的推动下，冲破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牢笼，高喊 “科学和民主”，开展新文化运动，推动着中国社会大改造。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进入了崭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第二次是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领导了这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斯大林、共产国际及其中国代理人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牢笼，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毛泽东思想，从而指导了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解决的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问题，树立了实践标准的权威。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实际上解决的是对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传统观念的看法，树立生产力的标准的权威以突破凡事都问姓“社” 姓“资” 的禁锢为主要目标。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冲破了姓“公”姓“私”，冲破了所有制崇拜，又一次解决了人们头脑中的许多问号，一步步地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常识历史篇。

三次思想解放潮流（three tides of thought liberation）是指在清末民初的20余年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两次论战和新文化运动，统称“三次思想解放潮流”。

洋务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

思想解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C 试题分析：本题考察学生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认识，根据所学知识，邓小平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本题选C。点评：本题难度较小，考察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识记能力，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发表，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成熟，“南方谈话”及时深刻地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中“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和坚定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成为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第二份宣言书，指引了中华民族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正确航向。从此,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具体如下：1、文艺复兴指发生在14世纪到16世纪的一场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的核心是人文主义精神，提出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2、宗教改革始于欧洲16世纪基督教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进一步冲击了神学对科学和自由思想的禁锢，使文学、艺术、科学、哲学、教育等领域发生深刻变化。3、启蒙运动发生在17、18世纪欧洲的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伟大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它为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核心思想是“理性崇拜”，用理性之光驱散愚昧的黑暗。这次运动有力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宗教愚昧及特权主义，宣传了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扩展资料：文艺复兴的产生原因1、物质基础：中世纪的欧洲，贸易中心集中在地中海沿岸，意大利最早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资产阶级希望冲破教会神学的束缚。商业城市的兴起，手工工场的发展，经济繁荣。2、文化基础：大量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典籍从东罗马帝国传到了意大利。3、阶级基础：新兴资产阶级的壮大。4、人才优势：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才济济，汇集一处。5、地理位置：意大利相对邻近东方，较早接受了东方文化（造纸术，印刷术）。6、导火索：黑死病在欧洲流行。7、深层原因：教会严格控制人们思想，激起资产阶级与平民的不满。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艺复兴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宗教改革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启蒙运动

恩

三次思想解放潮流（three tides of thought liberation）是指在清末民初的20余年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两次论战和新文化运动，统称“三次思想解放潮流”。

思想解放 就是看开了。。。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14世纪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 西方史学界曾认为它是古希腊、罗马帝国文化艺术的复兴。 代表人物：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 （他矛头直指教皇，但是由于其资本主义还没有形成体系，实力比较薄弱，所以，文艺复兴时期得作品多有些神学色彩，但是却突出了人的魅力，提倡“人文主义”，强调人的力量----（我个人的见解） ）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时间：马丁路德，加尔文，英国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是典型的事件。 在宗教改革的运动中，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此一运动的推动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十六世纪的西欧，到处呈现出许多新旧社会更替时期的明显表征，资本主义萌芽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已经由简单的手工协作进入到手工工场的新阶段，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必然要求挣脱为封建经济服务的封建制度。宗教改革则正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一场以宗教为形式的社会变革，它给欧洲政治格局变迁带来的首要影响就是瓦解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十五世纪下半叶，在欧洲，英国、法国、西班牙，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东欧的波兰、俄国都已普遍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仅在德国和意大利还未形成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但整个欧洲制度的本质是相同的即封建制度。然而西方的封建制度又不同于东方的封建制度。 德国是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因为德国受罗马教皇控制最深，但是这里的资产阶级却较为成熟，所以*** 这一时期得资产阶级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它属于文艺复兴后一阶段，但是人们经常讲两种运动分开来谈！思想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起源于英国，于18世纪在法国发展到全盛时期．为整个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提倡的是“理性主义”，从最初人的存在到争夺“人权”，资产阶级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且这一时期，人们从最初的反对封建，到反对封建制度，建立理想王国，是一次质的飞跃。 人们不仅反对这些，同时更加进步的是，他们做出了宏伟的构想（而我国在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李贽，黄宗羲等人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性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我只知道三次，如果硬要加一次，那么我认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四次： 背景：十九世纪末, 物理学家们陶醉在经典物理学的辉煌成就之中, 有人认为经典物理学已是‘一座庄严雄伟的建筑体系和动人心弦的美丽的殿堂", 有人甚至声称今后的物理学的定律要到小数点以后几位之中去找了． 近代伟大的物理学家，量子力学之父。他那离经叛道的革命思想打破了物理学自牛顿以来的沉寂，迎来了新世纪物理学的蓬勃发展。 实际上，当时正处于顶峰的古典物理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物理学上空的“两朵乌云”。普朗克拨开其中一朵，提出了量子假说 而爱因斯坦得相对论则拨开了另一片云。 物理上的这一次改革，极大的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人们不盲目崇拜权威，敢于挑战，认识问题从宏观世界，转移到微观世界，从而更加证明了，真理存在范围，若超出范围，则真理与谬误就可以相互转化！ （以上的文字除了又在电脑上摘抄的外，由我自己写的，但是准确性的含量很高！请放心“食用”） 谢谢加分！！！

请说明是哪个国家的哪次思想解放运动

第一次 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激烈的论战,这是资本主义与封建思想的交锋,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第二次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使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得到传播,形成了中国近代又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第三次 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提倡民主、科学、新文学、新道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在社会上掀起一股空前的思想解放潮流. 2.这次思想解放潮流也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奠定思想基础. 3.它弘扬了民主和科学的思想

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历程 从鸦片战争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前,近代中国的思想界经历了从“学器物”到“仿制度”、“走俄国的路”再到“走自己的路”的曲折历程.一、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地主阶级学“器物” 1.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 很久以来,西方人来华都被称为到天朝上国朝贡.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统治面临危机,而欧美列强崛起,加紧对外扩张.鸦片战争中,天朝上国被一个西方岛国打得一败涂地,使华夏鄙视远夷的传统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一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开眼看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在官署中设立译书馆,还仿制西方战舰,迈出了“师夷长技”的第一步,他提倡的学习西方的“长技”主要指军事科学技术.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进一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主张,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具体内容和方法.此外当时介绍世界知识的书籍还有姚莹的《康輶纪行》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这些思想的传播为中国早期的近代化提供了可贵的思想准备,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引导人们注意世界形势,对近代维新变法思想有一定的影响.2.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经济侵略加剧,国内有太平天国运动,政局岌岌可危.洋务派看到西方船坚炮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改变现状.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纲常名教；西学指西方文化,主要指近代科学技术.“中学为体”,是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技,仿效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来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19世纪60～90年代,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旗帜,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在沟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开了窗口.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地主阶级进行道路选择的前提,也就是说,他们把西方先进的军事、经济技术（即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强行嫁接到落后的社会制度上来,这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做法注定要失败.二、从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前夕：资产阶级学“制度” 1.维新派：学习君主立宪 早期维新思想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的传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早期维新派认识到向西方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器物层次”,必须上升到经济、文化思想和政治制度领域,才能挽救民族危亡.但是,早期维新思想没有上升到系统完整的理论,更没有付诸实际行动.19世纪90年代,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相结合,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施政纲领.他们要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他们通过与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使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一些知识分子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著名思想家严复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论证变法维新的迫切性和合理性,以便达到救亡图存,自强保种的目的.虽然后来的戊戌变法只持续了103天就告失败,但它对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产生了冲击,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2.革命派：学习民主共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用民主革命思想来改造中国,提出了三民主义,要求实行民主共和政体,发展资本主义.1905－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展开激烈论战,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结果,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虽然后来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但是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五卅运动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造成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的局面，其间出现儒家、道家、墨家及法家诸学派。这次思想解放的共同特点，是人们在扬弃殷商以来流行的占卜文化的同时，发展了华夏民族最初——尽管还很粗糙——的理论思惟形式。华夏文化早期大师老冉扬弃殷商文化糟粕(同时也继承了殷商的精华)，发展出与自然十分接近的道家学说；孔子和墨子则扬弃老子学说中的消极的部分，发展出注重政治实践(“学而优则仕”，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当官”)和社会实效的儒家和墨家学说。孔子学说中强调人的能动性的部分后来为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荀子(“人定胜天”)抽象出来并推至很高(不亚近世叔本华和尼采的学说)的地位。孔子学说中的中庸的伦理学说，为统治者所发挥，成为社会管理的思想工具，而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经过庄子的发展则逐渐为被压迫的社会阶层所接受，并成为反抗阶级压迫的思想武器。二者构成后世华夏思想对立统一的主要方面。 西汉至魏晋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由北方向南方迁移。伴随这种迁移的是中华民族思想新的解放。西汉武帝时，因北部(匈奴南犯)压力所产生的巩固政权的需要，汉武帝利用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对原始儒学中强调人的能动性和原始民主的部分进行了修正，使之成为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学说。至此，儒学的生命力开始枯竭。 东汉之后，由于大规模战乱，儒学失去了支撑社会心理的功能，从而也失去了它对社会人伦的约束力。在这种由儒学衰落造成的普遍的心理空虚中，由老庄无为学说揉合而成的玄学成为社会思潮。玄学的产生在当时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它在社会心理失衡时给人以新的心理支撑。它主张毁弃礼法，追求自然，这已有了思想启蒙的意义。比如鲍敬言在《无君论》中把自然之礼置于皇权之上，这就削弱了人对皇权的依附，从而加强了人与客观自然的联系。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并不具有社会关系变革的经济条件，因而，这种由北方游牧民族南犯引起的混乱，并没有给当时中国带来象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带给欧洲那样的新前景，大动乱之后社会最终只有消极地回归到“无”的世界。“贵无”(何晏、王弼)意识反映了这一时期文人的苦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经济重心逐渐由北向南迁移，从而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发生分离的时期。这时政治仍以北方为重心，而经济重心已向长江流域移动。这种离心到唐宋时已随大运河的开辟成为定局。此间，广阔且未开发的长江两岸为北方自然经济和封建社会系统提供了新的复制空间，这再一次激起中华民族再建秦汉社会系统的热情。这种热情在玄学以及西传佛学的催动下，形成了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社会思想。 儒学在东方中国的衰落为西亚南亚诸文化传播提供了广大的市场。东汉始，中国相继传入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前几种宗教主要在西域胡商中流传，汉人多奉老子为教祖并开始接纳佛教。与基督教一样，佛教在早期也是劳动人民思想解放的武器。佛教初入中国(这是中国较早时期的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思想运动)时，中国正处经济文化重心即将南迁和江南即将进入开发时期。经济空间的大规模开发要求人们的思想空间也要有一个大解放，这就使得道家思想和佛学思想成了当时正处经济大变动之初的人们自觉接受的思惟形式。且不说老庄思想中那狂放无羁、汪洋恣肆的文风对当时人们的守旧思想产生多大的冲击力，只要看看老庄学中那丰富的相对论式的思惟形式，就不难理解道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盛行的原因。然而，中国的玄学只是一枝不结果的花，单凭其只破不立的玄想尚不足以推动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恰巧，佛学的传入为当时社会出现的开放思潮增加了新动力。佛学在它传入中国之初，并不只有麻醉人民思想的一面，它更有解放人民思想的一面。以禅宗为例，南禅慧能“顿悟说”主张人人都可以独立自悟，自修成佛，没有必要依赖外界的帮助。这与欧洲马丁·路德提出的个人凭信仰就可以自救的见解何其相似！不同的只是，欧洲二元性质(自然经济和趋向商品化的手工业经济并存，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并存)的社会结构使马丁·路德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一个资本主义的前途，而中国的这次思想解放由于没有新经济体系的接纳，在经过一番波折后，不得不又回到传统的思想方式之中。至于那些不甘“招安”的文人只有在充满道家意识的“桃花源”中，寄托自己那“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1]的理想。 唐始，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小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华夏传统思想方法在生克融溶中的演进步入成熟的阶段。此时南方土地开发日趋饱和，生产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耕细作式经营；与此相应，外来的佛学思想在与中国的儒学和道学交融后，在中国扎根并与道学一起在唐韩愈倡导的“复古运动”中，开始接受儒学的“招安”。宋时，中国南方开始有了微弱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随的是佛学和道学思想中的理性意识开始向儒学渗透，与儒学产生共融，并由此诞生了以宋明理学为标志的新儒学。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理”是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朱熹把“理”推至无尚地位后，接着又把儒家社会规范纳入理义之中。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皆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2]在此，“理”又成了儒学的核心内容。同时，朱熹又把佛学禅宗中的灭除杂念的修行思想与儒学的修身思想揉合一体，提出“去人欲，存天理”[3]的伦理规范，就这样，道释儒三家在宋明理学中得到天衣无缝的融合。 与黑格尔学说的——它在与专制社会妥协同时，也培养出了革命的意识——命运相似，朱熹以后，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进程，在对宋人空谈亡国现象的痛心反省中产生了与德国黑格尔之后相似，但却是低层次的演进。 第一个担当起改造程朱理学的是陆九渊。他扬弃了程朱哲学中对外部儒家规范的承认——这与中国佛教中南禅对北禅的扬弃相似，直接提出“心即理也”。[4]这种主张又由王守仁推至顶峰：他干脆提出：“心外无物”[5]的命题——这与西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有相似的思想变革意义。这个命题的哲学价值在于它把宋儒之“理”，从外部搬至人的内心，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根椐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去把握，而不是一味被动地去适应外部规范。这样就把人们的认识从现实的儒学礼教中解脱出来，使人们有了独立判断的可能。这不能不说是由程朱理学土壤中生发出的进步的思想之花。 与黑格尔思想培养出来的两类学生——一类是空谈“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另一类是追求实践的青年马克思——的后果相似，王守仁的弟子王艮把老师的“理”从内心又拉回到现实，提出：“即事是学，即事是道”[6]的命题；李贽更执极端，大呼“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7]强调个性解放：“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也。”[8]最有意义的，是李贽提出：“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9]的一反东方大一统思惟常规的命题：他在《夫妇论》这篇不长的文章中鲜明地表达出他的本体二元论的思想，这与康德“二律背反”的命题何其相似；可惜的是，李贽这种跨时代的思想闪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没有为学人偏爱，正如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中国人更青睐后者一样。 李贽之后，中国思想界出现注重修身与实践相结合的风尚，其代表人物是明清之际的的三大思想家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其学说特点是强调“崇实致用”。大概是对宋明亡国的惨痛教训，明清以后的学人不再只限于解释世界，而是勇敢地从事政治变革的斗争：黄、顾二人均是以反宦官为宗旨的“复社”中的重要人物，王夫之更是率兵抗清的的勇将。这种文人注重实践的学风使中国思想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阶段。 即使是改良性实践，也必然要触动外部的权威世界。明清以来，中国学人高举起思想解放的大旗，从不同方面对旧文化发起全面持久的冲击。这个进程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性思想及老庄思想中的平均主义为基础理论的变革，其代表人物前者如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后者如洪秀全等。前者试图在不触动旧体制的前提下，使中国实现近代工业的变革。后者则试图推翻旧体制，在保留小农业的前提下建立平均主义的理想王国。有意义的是，洪秀全把中国农民的原始平等思想与基督教中的平等思想相结合，这标志着中国人自学习西来佛教后，再次开始注意从西方文化中吸取思想养料。洪秀全唤起中国南方农民对平均田地的热情，建立了庞大的农民政权。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农民很难理解同时代发生的商品经济的意义，因而，他们对商品经济原则抱有大偏见。对他们来说，商品经济就是西洋人的杀人越货及国内财东的高利贷剥削。这也难怪，那时的中国人从没感受到发生于生产领域的商品经济，他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限于流通领域的商业经济，而商业经济往往使不从事生产的“倒爷”发财，使生产者，特别是小生产者破产。于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往往把“商品经济”与“商业经济”混为一谈，把商品生产者与“奸商”混为一谈。结果，传统的中国人在制止商业经济的同时，也阻塞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样的道理，传统中国人在从事商品经济的同时，也很容易滑向商业经济。 真正让中国人大开眼界的是手持火与剑的西方殖民帝国主义者。他们在用火炮打开中国东部大门并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罪孽的同时，也给中国输入了商品生产方式。这就使商品生产方式蒙上了一层血衣。这层可怖的包装给传统的中国人造成进一步的错觉：即商品经济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种认识上的误差使饱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中国人在感情上很难接受国民经济向商品经济，继而市场经济的转变的抉择。相反，西方人在东方犯下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罪案，更使中国人钟情本民族文化中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资源配置原则，并按这个原则来理解后来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认识偏差直到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之前都没有得到根本的纠正。 太平天国及洋务运动失败使明清以来的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甲午惨败，使中国学人自南宋灭亡后再次有了丧权辱国的体验，并被迫再次反省。中国学者在痛苦中意识到，排斥外来思想，封闭锁国不能自救，自此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进程开始面向世界，希望从西方寻求中国解放的新力量。这个过程一开始就分为两种路线：一是学习西方的物质手段以加固封建政体；另一是学习西方物质和文化手段以变革封建社会。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光绪帝为首的近代改良派，后者的代表人物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民主派。双方斗争最终在袁世凯复辟中双双败北。幸好，袁世凯封建复辟只是一次仅有八十三天的回光返照。此后，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进程出现再次飞跃，其特点是：西方的进步思想与中国实际结合。这种结合标志着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日益走向成熟。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中国出现分别代表两种前途的力量：一种是军阀封建势力，另一是中国民主派力量。双方为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这种斗争到1919年发生了质的变化：苏联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登陆。孙中山适应这一历史潮流，实行新三民主义，极大地唤发了中国民众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人民站在民主派一边，民主派北伐取得了胜利。 但是，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民主派不同，当时中国的民主派已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与中国官僚资本的现实相结合的思想体系，一种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穷苦农民和工人的革命要求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它们的政治代表，前者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后者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北阀结束后，中国开始出现外来思想在两种力量的斗争中扎根于中国的历程。一方面蒋介石用东方人习惯的方式来实现孙中山放弃了的旧三民主义；毛泽东也用中国人习惯的方式来实现“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传播的社会主义。结果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中国获得胜利。其间，共产党经过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和1934至1935年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痛苦经历中进一步解放思想，终于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打败了国民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开始经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进程中的最伟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人民通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使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从理论、运动、转变为开放和富有活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建国之初，中国广大个体农民很难用西方人习惯的理性思维来理解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核，很难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保证人类社会日益实现社会化，特别在生产资料领域实现社会化的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设计了一种“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模式来容纳未来将出现的社会所有制。然而，所有这些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磁场中变了形。我们废除了私有制，却长期且大量地保留着国有(国营)所有制，并把国有制视为不能变更的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我们把外延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大工业”理解为“社会化”经济的理想形式。社会主义消灭剥削的主张，在中国传统的思维定势中曲解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小农式憧憬。一句话，多数中国人当时很难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及其高级形式即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相反还有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经济形式。这种认识偏差在“文革”中被推至极端。当时所谓“刘邓路线”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内主张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道路的人们所推行的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富国之路。“文革”中，相当多的人都陷在传统的和“左”的偏见混合造成的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中不能自拨，他们在批判商品经济的同时，使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回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体制之中。老庄思想中“绝圣弃智”的主张在“文革”中变为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大规模改造运动；儒家的忠君观念在“文革”变为对全国亿万人的表忠心活动。当时，流通领域经济活动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消费品平均分配，剩余全部上交国家，以致中国经济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中国再次与世界拉开了距离。 1978年，邓小平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探索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高举思想解放大旗，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框子，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提醒人们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经过二十年的成功实线，最终形成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进程中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又一次思想飞跃，并在这次飞跃中形成邓小平理论。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造成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的局面，其间出现儒家、道家、墨家及法家诸学派。这次思想解放的共同特点，是人们在扬弃殷商以来流行的占卜文化的同时，发展了华夏民族最初——尽管还很粗糙——的理论思惟形式。华夏文化早期大师老冉扬弃殷商文化糟粕(同时也继承了殷商的精华)，发展出与自然十分接近的道家学说；孔子和墨子则扬弃老子学说中的消极的部分，发展出注重政治实践(“学而优则仕”，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当官”)和社会实效的儒家和墨家学说。孔子学说中强调人的能动性的部分后来为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荀子(“人定胜天”)抽象出来并推至很高(不亚近世叔本华和尼采的学说)的地位。孔子学说中的中庸的伦理学说，为统治者所发挥，成为社会管理的思想工具，而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经过庄子的发展则逐渐为被压迫的社会阶层所接受，并成为反抗阶级压迫的思想武器。二者构成后世华夏思想对立统一的主要方面。　　西汉至魏晋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由北方向南方迁移。伴随这种迁移的是中华民族思想新的解放。西汉武帝时，因北部(匈奴南犯)压力所产生的巩固政权的需要，汉武帝利用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对原始儒学中强调人的能动性和原始民主的部分进行了修正，使之成为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学说。至此，儒学的生命力开始枯竭。　　东汉之后，由于大规模战乱，儒学失去了支撑社会心理的功能，从而也失去了它对社会人伦的约束力。在这种由儒学衰落造成的普遍的心理空虚中，由老庄无为学说揉合而成的玄学成为社会思潮。玄学的产生在当时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它在社会心理失衡时给人以新的心理支撑。它主张毁弃礼法，追求自然，这已有了思想启蒙的意义。比如鲍敬言在《无君论》中把自然之礼置于皇权之上，这就削弱了人对皇权的依附，从而加强了人与客观自然的联系。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并不具有社会关系变革的经济条件，因而，这种由北方游牧民族南犯引起的混乱，并没有给当时中国带来象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带给欧洲那样的新前景，大动乱之后社会最终只有消极地回归到“无”的世界。“贵无”(何晏、王弼)意识反映了这一时期文人的苦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经济重心逐渐由北向南迁移，从而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发生分离的时期。这时政治仍以北方为重心，而经济重心已向长江流域移动。这种离心到唐宋时已随大运河的开辟成为定局。此间，广阔且未开发的长江两岸为北方自然经济和封建社会系统提供了新的复制空间，这再一次激起中华民族再建秦汉社会系统的热情。这种热情在玄学以及西传佛学的催动下，形成了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社会思想。　　儒学在东方中国的衰落为西亚南亚诸文化传播提供了广大的市场。东汉始，中国相继传入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前几种宗教主要在西域胡商中流传，汉人多奉老子为教祖并开始接纳佛教。与基督教一样，佛教在早期也是劳动人民思想解放的武器。佛教初入中国(这是中国较早时期的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思想运动)时，中国正处经济文化重心即将南迁和江南即将进入开发时期。经济空间的大规模开发要求人们的思想空间也要有一个大解放，这就使得道家思想和佛学思想成了当时正处经济大变动之初的人们自觉接受的思惟形式。且不说老庄思想中那狂放无羁、汪洋恣肆的文风对当时人们的守旧思想产生多大的冲击力，只要看看老庄学中那丰富的相对论式的思惟形式，就不难理解道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盛行的原因。然而，中国的玄学只是一枝不结果的花，单凭其只破不立的玄想尚不足以推动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恰巧，佛学的传入为当时社会出现的开放思潮增加了新动力。佛学在它传入中国之初，并不只有麻醉人民思想的一面，它更有解放人民思想的一面。以禅宗为例，南禅慧能“顿悟说”主张人人都可以独立自悟，自修成佛，没有必要依赖外界的帮助。这与欧洲马丁·路德提出的个人凭信仰就可以自救的见解何其相似！不同的只是，欧洲二元性质(自然经济和趋向商品化的手工业经济并存，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并存)的社会结构使马丁·路德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一个资本主义的前途，而中国的这次思想解放由于没有新经济体系的接纳，在经过一番波折后，不得不又回到传统的思想方式之中。至于那些不甘“招安”的文人只有在充满道家意识的“桃花源”中，寄托自己那“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1]的理想。　　唐始，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小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华夏传统思想方法在生克融溶中的演进步入成熟的阶段。此时南方土地开发日趋饱和，生产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耕细作式经营；与此相应，外来的佛学思想在与中国的儒学和道学交融后，在中国扎根并与道学一起在唐韩愈倡导的“复古运动”中，开始接受儒学的“招安”。宋时，中国南方开始有了微弱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随的是佛学和道学思想中的理性意识开始向儒学渗透，与儒学产生共融，并由此诞生了以宋明理学为标志的新儒学。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理”是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朱熹把“理”推至无尚地位后，接着又把儒家社会规范纳入理义之中。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皆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2]在此，“理”又成了儒学的核心内容。同时，朱熹又把佛学禅宗中的灭除杂念的修行思想与儒学的修身思想揉合一体，提出“去人欲，存天理”[3]的伦理规范，就这样，道释儒三家在宋明理学中得到天衣无缝的融合。　　与黑格尔学说的——它在与专制社会妥协同时，也培养出了革命的意识——命运相似，朱熹以后，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进程，在对宋人空谈亡国现象的痛心反省中产生了与德国黑格尔之后相似，但却是低层次的演进。　　第一个担当起改造程朱理学的是陆九渊。他扬弃了程朱哲学中对外部儒家规范的承认——这与中国佛教中南禅对北禅的扬弃相似，直接提出“心即理也”。[4]这种主张又由王守仁推至顶峰：他干脆提出：“心外无物”[5]的命题——这与西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有相似的思想变革意义。这个命题的哲学价值在于它把宋儒之“理”，从外部搬至人的内心，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根椐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去把握，而不是一味被动地去适应外部规范。这样就把人们的认识从现实的儒学礼教中解脱出来，使人们有了独立判断的可能。这不能不说是由程朱理学土壤中生发出的进步的思想之花。　　与黑格尔思想培养出来的两类学生——一类是空谈“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另一类是追求实践的青年马克思——的后果相似，王守仁的弟子王艮把老师的“理”从内心又拉回到现实，提出：“即事是学，即事是道”[6]的命题；李贽更执极端，大呼“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7]强调个性解放：“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也。”[8]最有意义的，是李贽提出：“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9]的一反东方大一统思惟常规的命题：他在《夫妇论》这篇不长的文章中鲜明地表达出他的本体二元论的思想，这与康德“二律背反”的命题何其相似；可惜的是，李贽这种跨时代的思想闪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没有为学人偏爱，正如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中国人更青睐后者一样。　　李贽之后，中国思想界出现注重修身与实践相结合的风尚，其代表人物是明清之际的的三大思想家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其学说特点是强调“崇实致用”。大概是对宋明亡国的惨痛教训，明清以后的学人不再只限于解释世界，而是勇敢地从事政治变革的斗争：黄、顾二人均是以反宦官为宗旨的“复社”中的重要人物，王夫之更是率兵抗清的的勇将。这种文人注重实践的学风使中国思想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阶段。　　即使是改良性实践，也必然要触动外部的权威世界。明清以来，中国学人高举起思想解放的大旗，从不同方面对旧文化发起全面持久的冲击。这个进程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性思想及老庄思想中的平均主义为基础理论的变革，其代表人物前者如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后者如洪秀全等。前者试图在不触动旧体制的前提下，使中国实现近代工业的变革。后者则试图推翻旧体制，在保留小农业的前提下建立平均主义的理想王国。有意义的是，洪秀全把中国农民的原始平等思想与基督教中的平等思想相结合，这标志着中国人自学习西来佛教后，再次开始注意从西方文化中吸取思想养料。洪秀全唤起中国南方农民对平均田地的热情，建立了庞大的农民政权。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农民很难理解同时代发生的商品经济的意义，因而，他们对商品经济原则抱有大偏见。对他们来说，商品经济就是西洋人的杀人越货及国内财东的高利贷剥削。这也难怪，那时的中国人从没感受到发生于生产领域的商品经济，他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限于流通领域的商业经济，而商业经济往往使不从事生产的“倒爷”发财，使生产者，特别是小生产者破产。于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往往把“商品经济”与“商业经济”混为一谈，把商品生产者与“奸商”混为一谈。结果，传统的中国人在制止商业经济的同时，也阻塞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样的道理，传统中国人在从事商品经济的同时，也很容易滑向商业经济。　　真正让中国人大开眼界的是手持火与剑的西方殖民帝国主义者。他们在用火炮打开中国东部大门并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罪孽的同时，也给中国输入了商品生产方式。这就使商品生产方式蒙上了一层血衣。这层可怖的包装给传统的中国人造成进一步的错觉：即商品经济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种认识上的误差使饱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中国人在感情上很难接受国民经济向商品经济，继而市场经济的转变的抉择。相反，西方人在东方犯下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罪案，更使中国人钟情本民族文化中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资源配置原则，并按这个原则来理解后来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认识偏差直到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之前都没有得到根本的纠正。　　太平天国及洋务运动失败使明清以来的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甲午惨败，使中国学人自南宋灭亡后再次有了丧权辱国的体验，并被迫再次反省。中国学者在痛苦中意识到，排斥外来思想，封闭锁国不能自救，自此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进程开始面向世界，希望从西方寻求中国解放的新力量。这个过程一开始就分为两种路线：一是学习西方的物质手段以加固封建政体；另一是学习西方物质和文化手段以变革封建社会。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光绪帝为首的近代改良派，后者的代表人物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民主派。双方斗争最终在袁世凯复辟中双双败北。幸好，袁世凯封建复辟只是一次仅有八十三天的回光返照。此后，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进程出现再次飞跃，其特点是：西方的进步思想与中国实际结合。这种结合标志着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日益走向成熟。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中国出现分别代表两种前途的力量：一种是军阀封建势力，另一是中国民主派力量。双方为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这种斗争到1919年发生了质的变化：苏联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登陆。孙中山适应这一历史潮流，实行新三民主义，极大地唤发了中国民众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人民站在民主派一边，民主派北伐取得了胜利。　　但是，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民主派不同，当时中国的民主派已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与中国官僚资本的现实相结合的思想体系，一种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穷苦农民和工人的革命要求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它们的政治代表，前者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后者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北阀结束后，中国开始出现外来思想在两种力量的斗争中扎根于中国的历程。一方面蒋介石用东方人习惯的方式来实现孙中山放弃了的旧三民主义；毛泽东也用中国人习惯的方式来实现“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传播的社会主义。结果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中国获得胜利。其间，共产党经过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和1934至1935年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痛苦经历中进一步解放思想，终于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打败了国民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开始经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进程中的最伟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人民通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使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从理论、运动、转变为开放和富有活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建国之初，中国广大个体农民很难用西方人习惯的理性思维来理解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核，很难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保证人类社会日益实现社会化，特别在生产资料领域实现社会化的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设计了一种“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模式来容纳未来将出现的社会所有制。然而，所有这些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磁场中变了形。我们废除了私有制，却长期且大量地保留着国有(国营)所有制，并把国有制视为不能变更的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我们把外延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大工业”理解为“社会化”经济的理想形式。社会主义消灭剥削的主张，在中国传统的思维定势中曲解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小农式憧憬。一句话，多数中国人当时很难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及其高级形式即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相反还有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经济形式。这种认识偏差在“文革”中被推至极端。当时所谓“刘邓路线”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内主张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道路的人们所推行的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富国之路。“文革”中，相当多的人都陷在传统的和“左”的偏见混合造成的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中不能自拨，他们在批判商品经济的同时，使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回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体制之中。老庄思想中“绝圣弃智”的主张在“文革”中变为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大规模改造运动；儒家的忠君观念在“文革”变为对全国亿万人的表忠心活动。当时，流通领域经济活动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消费品平均分配，剩余全部上交国家，以致中国经济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中国再次与世界拉开了距离。　　1978年，邓小平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探索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高举思想解放大旗，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框子，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提醒人们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经过二十年的成功实线，最终形成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进程中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又一次思想飞跃，并在这次飞跃中形成邓小平理论。

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总要以一次大的思想解放为先导,这为中外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开启了我国新时期思想解放的闸门.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当一种脱离实际的虚幻理论,或落后于现实的僵化思想,影响着人们但又丧失对社会前进的指导作用时,历史就会一次又一次呼唤变革现实的思想解放. 新时期思想解放具体地讲是围绕着“一个寻找”、“一个关键”、“两个再认识”、“三个冲破”、“三个解放”来进行的.所取得的基本经验是：①思想先行是前提；②实事求是是归宿；③人民群众是主体；④领导干部是关键；⑤大胆探索是途径；⑥不搞争论是原则；⑦联系实际是重点；⑧解决问题是目的；⑨“三个有利于”是标准；⑩制度保障是条件.社会发展无终点,思想解放无止境.新时期思想解放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①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②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③党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④党要敢于和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及时纠正错误.在跨越新世纪的征途中,形势要求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我们要把思想解放提高和升华到十五大所要求的境界和水平上来.解放思想就是人们的主观思想不断地与客观实际相适应,实现人们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认识和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的目的,这是一个主观与客观互动的过程.一部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人们解放思想的历史. 近代最典型的思想运动有14世纪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16世纪至17世纪的科学革命,17世纪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三次思想大解放,使人从神中解放出来,成为人而站立,自由、平等、人权、博爱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这三次思想大解放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又一次大进步,使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发生了全面转折,推动资本主义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直接引发了西方的三次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文明有了巨大发展,资本主义在短短几百年内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封建文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过突出贡献,但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思想的禁锢使我国在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远远落后于西方.“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掀起了我国反封建、反礼教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中西思想文化的真正交融,激荡着中国社会,使我国近百年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解放思想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由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任何真理性的认识都是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转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客观世界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人的主观世界就必须不断改造并与之相适应.任何思想僵化、思想禁锢都会导致主观与客观不一致,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进程,就是一个认识不断提高、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解放思想的动力则是对真理的追求和规律的探索.人类追求自由、盼望发展的愿望不会终结,决定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和规律的探索不会终结.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仍然有许多未被认识或未被充分认识的领域和规律,仍然有待于我们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 解放思想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解放思想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为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西方文明的几次思想大解放,都是为了反对神权、追求人权.近现代中国的思想解放,也是要求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特别在中国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之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最后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解放思想说到底就是要实现人的解放.人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也只有通过人的发展、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才能激发人的创造热情,进一步推动思想的解放,提高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进一步发展. 解放思想是一场革命.愚昧、落后、僵化的思想是不会自我消失的,它必须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激荡,科学思想与愚昧思想的撞击,活跃思想与僵化思想的冲突,实现对愚昧、落后、僵化思想的改造和提升.解放思想是有风险的,任何一种新思想在产生之初,是不会被社会普遍所接受的,甚至还会受到传统落后思想的猛烈抨击.因此,解放思想不是喊口号就能解决的,而是要付出行动,是要有勇气的.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才能推进思想的解放.没有敢拼敢闯的精神,没有大智慧、大胆略,没有坚忍不拔的韧性,思想也是不能得到大解放的. 不同时期,解放思想有不同的内涵,不同阶段,解放思想有不同的任务.我们党一直把解放思想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法宝.延安整风运动引发的思想解放,创立了我们党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以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创造了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举世瞩目,创造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外人类发展历史无不证明,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着社会发展进步的程度.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在一个由不发达到发展起来之后的重大战略转折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提出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扫除不适应科学发展的种种思想观念、方式方法、体制机制障碍,解决面临的能源、生态、民生保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亟需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这也将是一次更高层次、更深程度、更广领域的解放思想.

百家争鸣新文化运动十一界三中全会

在西方思想史上，一共出现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公元前5世纪中叶产生于希腊的智者运动；第二次是14世纪至17世纪的文艺复兴；第三次是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下面，作者对这三次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背景及其对近现代欧洲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影响作一概要分析。（一）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背景；（1）智者运动：①客观条件：希腊独有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②经济因素：希腊工商业的不断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③政治因素：希腊城邦奴隶制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必要前提。④直接因素：平民地位的提高由此产生的个人主义成长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2）文艺复兴：①经济因素：11世纪以后，西欧经济得到复苏和发展；尤其是14、15世纪意大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②阶级因素：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兴起和成长起来，要求建立自己的文化。③文化因素：意大利拥有丰厚的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④政治因素：中世纪，基督教在欧洲建立了神权统治，进一步禁锢了人们的思想。（3）启蒙运动：①经济因素：17~18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②阶级因素：新兴资产阶级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要求思想上反映自己的利益。③政治因素：天主教会和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发展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成为其发展的主要障碍。④推动因素：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解开了套在人类理性上的枷锁。⑤文化因素：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二）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对近现代欧洲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影响；（1）智者运动：智者运动强调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把人置于世界和社会的中心，这是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是西方人文精神的最初体现，从而认识到奴隶制不符合人性的观点，贵族统治秩序是可以改变的，民主制可以代替贵族制。这样，智者运动强调了人的理性，否定了绝对权威。为此，智者运动是近现代欧洲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确立的思想滥觞。（2）文艺复兴：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其核心思想人文主义，就是反对封建神学、宗教束缚和基督教的禁欲主张，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强调人的价值。这就形成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反宗教，并提出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体系。具体来说，它否定了封建特权。彼得拉克说：“真正的贵族并非天生，而是自为的。”同时，它也否定了君权神授。人文主义者把国家看作世俗幸福的工具，它的基本任务是维护社会安全与和平。他们相信，君主如果成为暴君，必为人民所推翻，这是历史规律。他们反对专制，提出自由和平等的口号。总之，在文艺复兴中，个性自由是资产阶级展开活动的首要条件，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是针对建设贵族和专制统治的。为此，文艺复兴为近现代欧洲政治体制的确立提供了价值取向。（3）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一场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17~18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天赋人权、三权分立、人民主权、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等思想，从理论上证明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提出了一整套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要求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他们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自然神论和无神沦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如用“天赋人权”的口号来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来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他们用这些思想来启发教育群众，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进而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如在启蒙运动的冲击下，法国封建专制统治出现动摇，最终爆发大革命，封建王朝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国。为此，启蒙运动为近现代欧洲政治体制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综上所述，西方思想史上的这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近现代欧洲政治体制的逐步确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扫清了障碍。

1.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使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中国得到传播，解放了被封建专制思想禁锢了两千多前的人民的头脑。2.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深入人心。

【答案】：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实事求是的前提和条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保证。与时俱进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要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精神，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求真务实是实事求是的直接体现和必然要求。科学的本质在于探求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创新必须建立在求实的基础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有机构成，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历史的、逻辑的展开、丰富和发展。它们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依据，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深刻揭示了党的思想路线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实现条件、内在规律和必然要求，从而更为完整、充分地体现了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

　党组干部思想解放会议发言 　　同志们 　　按照省、市、县委关于开展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部署和要求，这次县政府党组扩大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大精神。前一阶段学习、研讨的基础上，对政府系统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通过集中学习和讨论，努力解决政府系统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探索促进科学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新举措，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刚才，超社同志从分管工作的角度，国土、林业、招商、工商等四个部门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就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作了专题发言，谈了很多很好的想法和体会。下面，就推进政府系统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讲3点意见。 　　一、深刻认识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重要意义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一大法宝。思想解放的程度，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直接决定着改革创新的力度，决定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进度。党的大提出将“解放思想”作为新时期推进党的工作的思想法宝，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新一轮解放思想的高潮。按照省委、市委的部署，县委专门研究制定了关于开展“继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学习讨论活动实施方案》根据安排，各乡镇、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研究制定了学习讨论活动的具体实施方案，并相继启动了大讨论活动。5月份，农口、社会事业、政法等分系统、分层次认真组织开展了研讨会。针对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趋缓是影响全县经济发展主要因素的问题，昨天县政府又专题召开了固定资产投资推进会。结合政府工作实际，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解放思想，进一步调整与跨越式发展不相符的思维和观念，把政府系统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的方针政策上来、统一到科学发展上来，把政府机关干部职工的力量凝聚到县委、政府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创新实践中推动发展。 　　正处于加快发展的机遇期和社会矛盾的凸现期，当前。与发达地区相比，发展差距仍然较大，根本原因在于思想观念上的差距，于思维方式、工作方法、领导方式、行为方式的落后。要摆脱落后的面貌，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对继续解放思想重大意义的认识，坚决向落后保守的思想宣战，坚决摒弃束缚我手脚、禁锢我思维、制约我发展、不合时宜的陈旧观念，努力实现思想上的新突破。以解放思想引导政府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树立一种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气魄，一种不甘落后、奋力争先的勇气，一种自我加压、持之以恒的韧劲，一种艰苦创业、埋头苦干的精神，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争取主动，观念的更新中实现突破，以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方式、新的方法谋求跨越发展之策，凝聚跨越发展之力，以思想的大解放推动经济社会大发展，努力破除影响发展的各种思想障碍，政府系统形成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的生动局面，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着力解决推进思想大解放存在突出问题 　　特别是十五”以来，多年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推动发展上进行不懈探索和努力，引导各级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机遇、创造机遇，奋力冲破落后传统观念的束缚，积极倡导勇于创新、敢于实践的精神，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的发展之路。十五”奠定良好发展基础的有利条件下，确立了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发展壮大工业经济、全面改善基础条件、积极培植文化旅游产业、着力提升城市品位”五大重点任务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农业“422工程、工业“129行动计划和文化旅游“六个一”工程。尤其是十一五”以来，竭力扫除思想障碍，积极谋求创新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迈出了新步伐、取得了新突破。譬如：资金压力较大和产权关系复杂的情况下，敢闯敢干，敢为人先，通过积极协调和自身努力，启动实施了邦腊掌景区产权整合和改造提升一期工程，提出了将邦腊掌打造成为“全国一流、世界知名”国际颐养中心;矛盾较多、阻力较大的情况下，顶住各种压力，冲破思想禁锢，启动了新一轮城市建设，提出了将建设成为“保山的南大门、德宏的后花园”各种审批手续比较复杂的前提下，坚持“先干先得到支持”思路，打破常规，敢冒风险，抢抓机遇，启动了100万吨水泥生产线建设项目，不仅能够妥善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而且对发展壮大建材产业具有重要作用;县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提出了实施农村特困户救助工程和特困群体医疗救助工程，承诺每年筹措100万元以上资金，重点解决农村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医疗等方面的困难;各种遗留问题较多的情况下，结合国家政策，通过积极与企业协调，建立长效补偿机制，妥善解决茄子山水库移民安置问题。这些新思路、新举措都是开拓创新、解放思想的具体表现。 　　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通过历届县委、政府和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但与全国、全省和全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年末，全县人均生产总值6440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4.4%全省的61.4%全市的97.1%农民人均纯收入2174元，比全国、全省、全市平均水平分别低1996元、460元和191元;城镇化率17%比全国、全省、全市平均水平分别低27.914.6和7.9个百分点;贫困人口10.55万人，其中绝对贫困人口3.02万人，分别占全县总人口的37.9%和10.9%认识不到差距是最大的差距，感觉不到危机是最大的危机。存在以上差距，客观上是由于我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发育程度较低，而主观的制约因素关键还是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不高，尤其在学习、思想、作风等方面与跨越式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当前政府系统迫切需要解决好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解决好学习意识问题。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第一。更不是异想天开，必须以丰富的知识为支撑，以过硬的能力为前提。当今知识经济社会形态下，区域发展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能力素质的竞争，最终归结为学习能力的强弱。就政府系统而言，实际工作中，有的干部忽视理论学习，不注重用理论指导和总结实践，工作中凭感情决策、靠经验办事;有的部门抓班子、干部职工学习培训教育的力度不够，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和效能不强;有的干部一谈到理论学习，就以工作太忙，工学矛盾突出作为“挡箭牌”用心学习的时间少，开展实际工作中，惯于纸上谈兵，看起来力度很大，实际上空洞无物，华而不实，没有可操作性。这些都是忽视学习、放松学习的具体表现。要实现的跨越式发展，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这就要求我必须转变学风，端正学习态度，牢固树立“三种理念”一要树立学习就是生存发展的理念。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地通过学xxx行精神、智力、能力武装，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谁把握了学习的先机和主动权，谁就抢占了生存和发展的制高点。不学习，不掌握新知识和本领，就不具备生存发展的能力。只有不断加强学习，从中汲取营养，充实知识，提高本领，才能在激烈的知识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二要树立学习就是工作的理念。学习的目的就在于投身实践、更好地指导工作。一个好的工作思路、好的办法、好的观点、好的决策，必须靠深厚的理论功底作基础;工作有创新、有业绩的同志，大都是那些刻苦学习、善于学习的同志。学习与工作两者之间辩证统一、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因此，应该树立学习就是工作的观念，认真学习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现代科技、社会建设等方面的知识，努力成为各个领域的行家里手。三要树立学习就是责任的理念。有些同志之所以工作标准不高，完成任务不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水平低，解决问题的能力弱，根源就在于缺乏扎实的理论功底。因此，学习不只是个人行为，更是政治责任。如果一个人不注重、不善于学习，工作热情再高，也往往会因指导思想不端正、思维方式不正确、工作方法不科学而导致工作低效或失误。树立学习就是责任的观点，就是要把理论学习当作履行职责的第一要务，高度自觉的基础上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通过发奋学习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解决好大局意识问题。当前，第二。政府系统在缺乏大局意识上主要表现为推诿扯皮、政令不畅、本位至上的问题。有的部门人浮于事、工作拖拉、效率低下，企业审批一个项目、办理一个证照，程序繁琐、环节太多，如果遇到手续不规范或不完全符合规定，要么一口回绝，要么往返几次，企业对此非常反感。有的部门思考问题、处理工作只从部门、局部利益出发，只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性、职能的特殊性，喜欢搬弄条条框框，一味地强调照文件办、照规定办，把部门工作凌驾于中心工作之上，全然不顾发展大局、上级决策，工作中等待观望的多、主动探索的少，行动迟缓，抓工作落实力度不够。少数干部只看眼前、不顾长远，不重视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整体意识不强，整天琢磨人，不注重学习和研究工作，当面不提、背后议论、破坏团结”内耗现象仍然存在这些问题虽是个别现象，却影响了政府的整体形象，其根源在于私心杂念太重、服务意识淡薄。必须下决心、花力气彻底解决。一是要强化大局意识。政府各部门和干部职工要牢固树立起全县“一盘棋”思想，从讲政治、讲大局、守纪律的高度，正确处理局部利益与全县发展大局的关系，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服务基层、服务企业中少讲“不能办”多想“怎么办”自觉找准位置、扮好角色。二是要加强政府机关效能建设。进一步完善政府工作规则，健全管理制度和督查机制，强化对决策决议、领导批示、文件办理、会议部署等方面落实情况的跟踪问效和督促检查，切实转变各自为政的状况，增强协调配合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依法行政，规范行为，恪尽职守，勤政为民，形成加快发展的整体合力;牢固树立环境就是资源、资金的理念，全面提高行政效能和政府管理、服务水平，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政府系统凡是拥有行政审批权力的部门都要围绕全局利益、结合发展实际，对审批事项能减则减，能免则免，或采取变通处理的办法，最大限度地减少环节，提高效率，努力营造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三是要严格实行“问责制”对效能低下、执行不力、政令不畅、影响发展的要启动问责程序，严格追究责任。对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的一经查实，要坚决处理，决不姑息迁就。当前，尤其要重点整治推诿扯皮、各行其事、效率低下等顽症，努力营造“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良好干事创业氛围。 　　解决好责任意识问题。这方面存在主要问题是怕字当头，第三。意志衰退。有的部门和干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不敢碰硬，缺乏做好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满足于当“太平官”做“老好人”贪图安逸，纪律松驰，把责任视为权力、职务视为资本，缺乏最起码的事业心。遇到有利的事都争着管、抢着干，遇到难办的事、该管好的事则推三拉四、半推半就;有些工作看似大家都在抓、实则无人抓，看似大家都在管、实则无人管。当前在少数部门和干部中存在这些问题，与跨越式发展的要求极不适应。要实现跨越发展的奋斗目标，不是喊喊 口号 ，而要强化责任、真抓实干。具体工作中，一方面要保持“三种劲头”一要保持“抢劲”就是干工作要善于抓机遇，抢时间、抢速度。过去，由于思想不够解放，认识落后于形势，发展的一些关键时刻比他人“慢半拍”失去了一些机遇。当前，中央推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前提下，给予少数民族和边远贫困地区更大的资金和政策扶持;省委、省政府实施新三年“兴边富民”工程、旅游“二次创业”这对于还是贫困县的来说，一个难得的加快发展的黄金时期，必须率先行动，抢占先机，抢抓机遇，力争得到上级更多更大的支持;二要保持“干劲”就是工作中要敢闯、敢干，放下思想包袱，迎难而上，牢固树立起“不进则退”时不我待、只争朝夕”思想，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目前，还存在经济总量小、产业规模小、企业产值小等问题和不足，面对这些“小”不能怨天尤人、无所作为，只有克难奋进、奋起直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在小中求大，实现“大”跨越;三要保持“韧劲”就是抓工作落实要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坚持不懈，尤其是群众之事、工作部署、重大决策，必须以锲而不舍的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政府各部门对于确定的重点工作、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必须研究制定行之有效的推进措施，明确责任划分，规定工作时限，遇到再大的困难和压力都要坚决落实，绝不允许存在讨价还价、推脱客观”问题。一方面要严格执行“四项制度”深入实施行政负责人问责制、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加强对职能部门、行政执法机关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执法程序的监督检查，尤其要加强对工作部署执行落实情况的跟踪检查，对抓落实不力、工作滞后的要公开曝光和严厉批评;对因贻误工作而造成严重影响的要追究当事人、分管领导、主要领导的责任，切实把抓落实作为考核评价部门工作和干部的重要标准，彻底解决干好干坏一个样、抓落实不抓落实也一样的问题。 　　解决好创新意识问题。政府系统在创新上存在主要问题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第四。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有的部门胸无大志，小富即安，小进则满，缺乏应有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工作只求做完做了不求做好，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一些项目建设、发展决策上，缺乏干大事业、求大发展的雄心壮志和内在动力，存在满足现状、坐井观天的问题;有的部门对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只知道研究限制因素，不知道研究支持因素，存在畏首畏尾、怕担责任的问题;有的部门保持不变的思维模式，不因事而异，存在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至上的问题。因此，要适应发展的形势和要求，必须坚决破除这些不良习气，以新的思维、新的理念、新的视野谋划和推动各项工作。创新就要大胆探索、突破常规、打破传统，没有过人的胆略不行。作为落后地区，更要善于用新的思想、思路、思维破解难题，敢于用改革、开放、创新的举措谋求突破，勇做改革的探索者、创新的引路人，想他人所不曾想，谋他人所不曾谋，为他人所不曾为，使创新成为加快发展、富民强县的活力之源。同时，创新必须找准抓手。就而言，要坚持加快发展第一要务不动摇，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展战略上，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已经确定的三大战略。产业结构上，要突出特色和优势，推进农业产业优化升级，努力调优第一产业;着力培植规模工业企业，实施工业经济倍增计划，努力调强第二产业;加快培植旅游文化产业，抓好“龙头”项目建设，调快第三产业，实现依靠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发展方式上，要注重增长的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统一，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加快技术进步，推进管理创新，实现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转变。资源利用上，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工业项目由分散向园区集聚转变。发展机制上，要敢于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建立健全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当前，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林权制度、财政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医疗卫生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各项改革，使改革成为推动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大力弘扬敢冒风险、敢为人先的精神，对于法律政策明令禁止的不违背，严格依法办事;对于法律政策还有空间的大胆挖掘，用足用满政策机遇;对于法律政策尚未明确的大胆放手，敢于“下海吃螃蟹”真正做到迎着风浪干事业，冒着风险抓机遇，克服困难求突破，审时度势谋发展。 　　三、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总体要求 　　只有开放的思想才能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这次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非常及时，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十分必要，对适应新形势，抢抓新机遇，寻求新发展，壮大经济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如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合力推进加快发展，这次大讨论活动的重中之重。开展大讨论活动中，首先要明确“开展大讨论的目的什么”关键是要落实在实践中，要见行动，要体现在工作中。总体来说，就是要“围绕一个核心，把握三个原则，实现四个目标，落实四个步骤，强化三个保证”

1905废科举，读书人没有了“学而优则仕”这条出路，导致大量的青年留学东洋，留学欧美的给国家带来了科学，而留学东洋的回来却要革命。清政府废科举太急，革新太快断送了江山。

漫无目的的想象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造成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的局面，其间出现儒家、道家、墨家及法家诸学派。这次思想解放的共同特点，是人们在扬弃殷商以来流行的占卜文化的同时，发展了华夏民族最初——尽管还很粗糙——的理论思惟形式。华夏文化早期大师老冉扬弃殷商文化糟粕(同时也继承了殷商的精华)，发展出与自然十分接近的道家学说；孔子和墨子则扬弃老子学说中的消极的部分，发展出注重政治实践(“学而优则仕”，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当官”)和社会实效的儒家和墨家学说。孔子学说中强调人的能动性的部分后来为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荀子(“人定胜天”)抽象出来并推至很高(不亚近世叔本华和尼采的学说)的地位。孔子学说中的中庸的伦理学说，为统治者所发挥，成为社会管理的思想工具，而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经过庄子的发展则逐渐为被压迫的社会阶层所接受，并成为反抗阶级压迫的思想武器。二者构成后世华夏思想对立统一的主要方面。　　西汉至魏晋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由北方向南方迁移。伴随这种迁移的是中华民族思想新的解放。西汉武帝时，因北部(匈奴南犯)压力所产生的巩固政权的需要，汉武帝利用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对原始儒学中强调人的能动性和原始民主的部分进行了修正，使之成为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学说。至此，儒学的生命力开始枯竭。　　东汉之后，由于大规模战乱，儒学失去了支撑社会心理的功能，从而也失去了它对社会人伦的约束力。在这种由儒学衰落造成的普遍的心理空虚中，由老庄无为学说揉合而成的玄学成为社会思潮。玄学的产生在当时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它在社会心理失衡时给人以新的心理支撑。它主张毁弃礼法，追求自然，这已有了思想启蒙的意义。比如鲍敬言在《无君论》中把自然之礼置于皇权之上，这就削弱了人对皇权的依附，从而加强了人与客观自然的联系。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并不具有社会关系变革的经济条件，因而，这种由北方游牧民族南犯引起的混乱，并没有给当时中国带来象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带给欧洲那样的新前景，大动乱之后社会最终只有消极地回归到“无”的世界。“贵无”(何晏、王弼)意识反映了这一时期文人的苦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经济重心逐渐由北向南迁移，从而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发生分离的时期。这时政治仍以北方为重心，而经济重心已向长江流域移动。这种离心到唐宋时已随大运河的开辟成为定局。此间，广阔且未开发的长江两岸为北方自然经济和封建社会系统提供了新的复制空间，这再一次激起中华民族再建秦汉社会系统的热情。这种热情在玄学以及西传佛学的催动下，形成了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社会思想。　　儒学在东方中国的衰落为西亚南亚诸文化传播提供了广大的市场。东汉始，中国相继传入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前几种宗教主要在西域胡商中流传，汉人多奉老子为教祖并开始接纳佛教。与基督教一样，佛教在早期也是劳动人民思想解放的武器。佛教初入中国(这是中国较早时期的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思想运动)时，中国正处经济文化重心即将南迁和江南即将进入开发时期。经济空间的大规模开发要求人们的思想空间也要有一个大解放，这就使得道家思想和佛学思想成了当时正处经济大变动之初的人们自觉接受的思惟形式。且不说老庄思想中那狂放无羁、汪洋恣肆的文风对当时人们的守旧思想产生多大的冲击力，只要看看老庄学中那丰富的相对论式的思惟形式，就不难理解道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盛行的原因。然而，中国的玄学只是一枝不结果的花，单凭其只破不立的玄想尚不足以推动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恰巧，佛学的传入为当时社会出现的开放思潮增加了新动力。佛学在它传入中国之初，并不只有麻醉人民思想的一面，它更有解放人民思想的一面。以禅宗为例，南禅慧能“顿悟说”主张人人都可以独立自悟，自修成佛，没有必要依赖外界的帮助。这与欧洲马丁·路德提出的个人凭信仰就可以自救的见解何其相似！不同的只是，欧洲二元性质(自然经济和趋向商品化的手工业经济并存，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并存)的社会结构使马丁·路德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一个资本主义的前途，而中国的这次思想解放由于没有新经济体系的接纳，在经过一番波折后，不得不又回到传统的思想方式之中。至于那些不甘“招安”的文人只有在充满道家意识的“桃花源”中，寄托自己那“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1]的理想。　　唐始，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小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华夏传统思想方法在生克融溶中的演进步入成熟的阶段。此时南方土地开发日趋饱和，生产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耕细作式经营；与此相应，外来的佛学思想在与中国的儒学和道学交融后，在中国扎根并与道学一起在唐韩愈倡导的“复古运动”中，开始接受儒学的“招安”。宋时，中国南方开始有了微弱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随的是佛学和道学思想中的理性意识开始向儒学渗透，与儒学产生共融，并由此诞生了以宋明理学为标志的新儒学。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理”是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朱熹把“理”推至无尚地位后，接着又把儒家社会规范纳入理义之中。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皆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2]在此，“理”又成了儒学的核心内容。同时，朱熹又把佛学禅宗中的灭除杂念的修行思想与儒学的修身思想揉合一体，提出“去人欲，存天理”[3]的伦理规范，就这样，道释儒三家在宋明理学中得到天衣无缝的融合。　　与黑格尔学说的——它在与专制社会妥协同时，也培养出了革命的意识——命运相似，朱熹以后，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进程，在对宋人空谈亡国现象的痛心反省中产生了与德国黑格尔之后相似，但却是低层次的演进。　　第一个担当起改造程朱理学的是陆九渊。他扬弃了程朱哲学中对外部儒家规范的承认——这与中国佛教中南禅对北禅的扬弃相似，直接提出“心即理也”。[4]这种主张又由王守仁推至顶峰：他干脆提出：“心外无物”[5]的命题——这与西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有相似的思想变革意义。这个命题的哲学价值在于它把宋儒之“理”，从外部搬至人的内心，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根椐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去把握，而不是一味被动地去适应外部规范。这样就把人们的认识从现实的儒学礼教中解脱出来，使人们有了独立判断的可能。这不能不说是由程朱理学土壤中生发出的进步的思想之花。　　与黑格尔思想培养出来的两类学生——一类是空谈“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另一类是追求实践的青年马克思——的后果相似，王守仁的弟子王艮把老师的“理”从内心又拉回到现实，提出：“即事是学，即事是道”[6]的命题；李贽更执极端，大呼“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7]强调个性解放：“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也。”[8]最有意义的，是李贽提出：“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9]的一反东方大一统思惟常规的命题：他在《夫妇论》这篇不长的文章中鲜明地表达出他的本体二元论的思想，这与康德“二律背反”的命题何其相似；可惜的是，李贽这种跨时代的思想闪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没有为学人偏爱，正如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中国人更青睐后者一样。　　李贽之后，中国思想界出现注重修身与实践相结合的风尚，其代表人物是明清之际的的三大思想家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其学说特点是强调“崇实致用”。大概是对宋明亡国的惨痛教训，明清以后的学人不再只限于解释世界，而是勇敢地从事政治变革的斗争：黄、顾二人均是以反宦官为宗旨的“复社”中的重要人物，王夫之更是率兵抗清的的勇将。这种文人注重实践的学风使中国思想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阶段。　　即使是改良性实践，也必然要触动外部的权威世界。明清以来，中国学人高举起思想解放的大旗，从不同方面对旧文化发起全面持久的冲击。这个进程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性思想及老庄思想中的平均主义为基础理论的变革，其代表人物前者如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后者如洪秀全等。前者试图在不触动旧体制的前提下，使中国实现近代工业的变革。后者则试图推翻旧体制，在保留小农业的前提下建立平均主义的理想王国。有意义的是，洪秀全把中国农民的原始平等思想与基督教中的平等思想相结合，这标志着中国人自学习西来佛教后，再次开始注意从西方文化中吸取思想养料。洪秀全唤起中国南方农民对平均田地的热情，建立了庞大的农民政权。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农民很难理解同时代发生的商品经济的意义，因而，他们对商品经济原则抱有大偏见。对他们来说，商品经济就是西洋人的杀人越货及国内财东的高利贷剥削。这也难怪，那时的中国人从没感受到发生于生产领域的商品经济，他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限于流通领域的商业经济，而商业经济往往使不从事生产的“倒爷”发财，使生产者，特别是小生产者破产。于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往往把“商品经济”与“商业经济”混为一谈，把商品生产者与“奸商”混为一谈。结果，传统的中国人在制止商业经济的同时，也阻塞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样的道理，传统中国人在从事商品经济的同时，也很容易滑向商业经济。　　真正让中国人大开眼界的是手持火与剑的西方殖民帝国主义者。他们在用火炮打开中国东部大门并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罪孽的同时，也给中国输入了商品生产方式。这就使商品生产方式蒙上了一层血衣。这层可怖的包装给传统的中国人造成进一步的错觉：即商品经济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种认识上的误差使饱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中国人在感情上很难接受国民经济向商品经济，继而市场经济的转变的抉择。相反，西方人在东方犯下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罪案，更使中国人钟情本民族文化中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资源配置原则，并按这个原则来理解后来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认识偏差直到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之前都没有得到根本的纠正。　　太平天国及洋务运动失败使明清以来的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甲午惨败，使中国学人自南宋灭亡后再次有了丧权辱国的体验，并被迫再次反省。中国学者在痛苦中意识到，排斥外来思想，封闭锁国不能自救，自此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进程开始面向世界，希望从西方寻求中国解放的新力量。这个过程一开始就分为两种路线：一是学习西方的物质手段以加固封建政体；另一是学习西方物质和文化手段以变革封建社会。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光绪帝为首的近代改良派，后者的代表人物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民主派。双方斗争最终在袁世凯复辟中双双败北。幸好，袁世凯封建复辟只是一次仅有八十三天的回光返照。此后，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进程出现再次飞跃，其特点是：西方的进步思想与中国实际结合。这种结合标志着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日益走向成熟。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中国出现分别代表两种前途的力量：一种是军阀封建势力，另一是中国民主派力量。双方为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这种斗争到1919年发生了质的变化：苏联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登陆。孙中山适应这一历史潮流，实行新三民主义，极大地唤发了中国民众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人民站在民主派一边，民主派北伐取得了胜利。　　但是，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民主派不同，当时中国的民主派已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与中国官僚资本的现实相结合的思想体系，一种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穷苦农民和工人的革命要求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它们的政治代表，前者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后者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北阀结束后，中国开始出现外来思想在两种力量的斗争中扎根于中国的历程。一方面蒋介石用东方人习惯的方式来实现孙中山放弃了的旧三民主义；毛泽东也用中国人习惯的方式来实现“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传播的社会主义。结果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中国获得胜利。其间，共产党经过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和1934至1935年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痛苦经历中进一步解放思想，终于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打败了国民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开始经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进程中的最伟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人民通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使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从理论、运动、转变为开放和富有活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建国之初，中国广大个体农民很难用西方人习惯的理性思维来理解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核，很难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保证人类社会日益实现社会化，特别在生产资料领域实现社会化的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设计了一种“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模式来容纳未来将出现的社会所有制。然而，所有这些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磁场中变了形。我们废除了私有制，却长期且大量地保留着国有(国营)所有制，并把国有制视为不能变更的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我们把外延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大工业”理解为“社会化”经济的理想形式。社会主义消灭剥削的主张，在中国传统的思维定势中曲解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小农式憧憬。一句话，多数中国人当时很难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及其高级形式即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相反还有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经济形式。这种认识偏差在“文革”中被推至极端。当时所谓“刘邓路线”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内主张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道路的人们所推行的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富国之路。“文革”中，相当多的人都陷在传统的和“左”的偏见混合造成的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中不能自拨，他们在批判商品经济的同时，使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回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体制之中。老庄思想中“绝圣弃智”的主张在“文革”中变为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大规模改造运动；儒家的忠君观念在“文革”变为对全国亿万人的表忠心活动。当时，流通领域经济活动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消费品平均分配，剩余全部上交国家，以致中国经济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中国再次与世界拉开了距离。　　1978年，邓小平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探索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高举思想解放大旗，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框子，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提醒人们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经过二十年的成功实线，最终形成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进程中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又一次思想飞跃，并在这次飞跃中形成邓小平理论。

中国近代史上三次思想解放潮流 ①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 ②保皇派与革命派的论战 ③新文化运动 第四次：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 改革开放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思想大解放 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解决的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问题,树立了实践标准的权威.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突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为主要目标,端正了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根本方针政策.正是这邓小平首倡“真理标准讨论”,以解放思想的冲击与震撼,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由教条回到了实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由空想回到了科学；使我们对世界形势的认识由对抗回到了缓和.没有解放思想的启蒙先导、拨乱反正,当今中国发生的一切历史性变化都无从谈起,都无从认识.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实际上解决的是对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传统观念的看法,树立生产力的标准的权威,由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掀起的新时期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以突破凡事都问姓“社” 姓“资” 的禁锢为主要目标,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根本标准,解决了人们头脑中的许多问号,冲破了人们头脑中阻碍经济发展的羁绊,成为我国经济加速发展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强大“推进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而且随着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规范,市场在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冲破了姓“公”姓“私”,冲破了所有制崇拜,又一次解决了人们头脑中的许多问号,一步步地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一起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共同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做着贡献. 党的十六大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思想大解放,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大会强调进行理论创新,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是我党“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体现.大会强调“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为指导,与时俱进,开拓进取”,这表明我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坚持与发展的统一,是实事求是的.只有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真正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制定出解决中国实践问题的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为从根本上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指明的方向,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统一了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造成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的局面，其间出现儒家、道家、墨家及法家诸学派。这次思想解放的共同特点，是人们在扬弃殷商以来流行的占卜文化的同时，发展了华夏民族最初——尽管还很粗糙——的理论思惟形式。华夏文化早期大师老冉扬弃殷商文化糟粕(同时也继承了殷商的精华)，发展出与自然十分接近的道家学说；孔子和墨子则扬弃老子学说中的消极的部分，发展出注重政治实践(“学而优则仕”，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当官”)和社会实效的儒家和墨家学说。孔子学说中强调人的能动性的部分后来为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荀子(“人定胜天”)抽象出来并推至很高(不亚近世叔本华和尼采的学说)的地位。孔子学说中的中庸的伦理学说，为统治者所发挥，成为社会管理的思想工具，而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经过庄子的发展则逐渐为被压迫的社会阶层所接受，并成为反抗阶级压迫的思想武器。二者构成后世华夏思想对立统一的主要方面。 西汉至魏晋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由北方向南方迁移。伴随这种迁移的是中华民族思想新的解放。西汉武帝时，因北部(匈奴南犯)压力所产生的巩固政权的需要，汉武帝利用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对原始儒学中强调人的能动性和原始民主的部分进行了修正，使之成为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学说。至此，儒学的生命力开始枯竭。 东汉之后，由于大规模战乱，儒学失去了支撑社会心理的功能，从而也失去了它对社会人伦的约束力。在这种由儒学衰落造成的普遍的心理空虚中，由老庄无为学说揉合而成的玄学成为社会思潮。玄学的产生在当时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它在社会心理失衡时给人以新的心理支撑。它主张毁弃礼法，追求自然，这已有了思想启蒙的意义。比如鲍敬言在《无君论》中把自然之礼置于皇权之上，这就削弱了人对皇权的依附，从而加强了人与客观自然的联系。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并不具有社会关系变革的经济条件，因而，这种由北方游牧民族南犯引起的混乱，并没有给当时中国带来象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带给欧洲那样的新前景，大动乱之后社会最终只有消极地回归到“无”的世界。“贵无”(何晏、王弼)意识反映了这一时期文人的苦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经济重心逐渐由北向南迁移，从而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发生分离的时期。这时政治仍以北方为重心，而经济重心已向长江流域移动。这种离心到唐宋时已随大运河的开辟成为定局。此间，广阔且未开发的长江两岸为北方自然经济和封建社会系统提供了新的复制空间，这再一次激起中华民族再建秦汉社会系统的热情。这种热情在玄学以及西传佛学的催动下，形成了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社会思想。 儒学在东方中国的衰落为西亚南亚诸文化传播提供了广大的市场。东汉始，中国相继传入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前几种宗教主要在西域胡商中流传，汉人多奉老子为教祖并开始接纳佛教。与基督教一样，佛教在早期也是劳动人民思想解放的武器。佛教初入中国(这是中国较早时期的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思想运动)时，中国正处经济文化重心即将南迁和江南即将进入开发时期。经济空间的大规模开发要求人们的思想空间也要有一个大解放，这就使得道家思想和佛学思想成了当时正处经济大变动之初的人们自觉接受的思惟形式。且不说老庄思想中那狂放无羁、汪洋恣肆的文风对当时人们的守旧思想产生多大的冲击力，只要看看老庄学中那丰富的相对论式的思惟形式，就不难理解道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盛行的原因。然而，中国的玄学只是一枝不结果的花，单凭其只破不立的玄想尚不足以推动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恰巧，佛学的传入为当时社会出现的开放思潮增加了新动力。佛学在它传入中国之初，并不只有麻醉人民思想的一面，它更有解放人民思想的一面。以禅宗为例，南禅慧能“顿悟说”主张人人都可以独立自悟，自修成佛，没有必要依赖外界的帮助。这与欧洲马丁·路德提出的个人凭信仰就可以自救的见解何其相似！不同的只是，欧洲二元性质(自然经济和趋向商品化的手工业经济并存，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并存)的社会结构使马丁·路德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一个资本主义的前途，而中国的这次思想解放由于没有新经济体系的接纳，在经过一番波折后，不得不又回到传统的思想方式之中。至于那些不甘“招安”的文人只有在充满道家意识的“桃花源”中，寄托自己那“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1]的理想。 唐始，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小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华夏传统思想方法在生克融溶中的演进步入成熟的阶段。此时南方土地开发日趋饱和，生产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耕细作式经营；与此相应，外来的佛学思想在与中国的儒学和道学交融后，在中国扎根并与道学一起在唐韩愈倡导的“复古运动”中，开始接受儒学的“招安”。宋时，中国南方开始有了微弱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随的是佛学和道学思想中的理性意识开始向儒学渗透，与儒学产生共融，并由此诞生了以宋明理学为标志的新儒学。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理”是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朱熹把“理”推至无尚地位后，接着又把儒家社会规范纳入理义之中。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皆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2]在此，“理”又成了儒学的核心内容。同时，朱熹又把佛学禅宗中的灭除杂念的修行思想与儒学的修身思想揉合一体，提出“去人欲，存天理”[3]的伦理规范，就这样，道释儒三家在宋明理学中得到天衣无缝的融合。 与黑格尔学说的——它在与专制社会妥协同时，也培养出了革命的意识——命运相似，朱熹以后，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进程，在对宋人空谈亡国现象的痛心反省中产生了与德国黑格尔之后相似，但却是低层次的演进。 第一个担当起改造程朱理学的是陆九渊。他扬弃了程朱哲学中对外部儒家规范的承认——这与中国佛教中南禅对北禅的扬弃相似，直接提出“心即理也”。[4]这种主张又由王守仁推至顶峰：他干脆提出：“心外无物”[5]的命题——这与西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有相似的思想变革意义。这个命题的哲学价值在于它把宋儒之“理”，从外部搬至人的内心，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根椐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去把握，而不是一味被动地去适应外部规范。这样就把人们的认识从现实的儒学礼教中解脱出来，使人们有了独立判断的可能。这不能不说是由程朱理学土壤中生发出的进步的思想之花。 与黑格尔思想培养出来的两类学生——一类是空谈“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另一类是追求实践的青年马克思——的后果相似，王守仁的弟子王艮把老师的“理”从内心又拉回到现实，提出：“即事是学，即事是道”[6]的命题；李贽更执极端，大呼“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7]强调个性解放：“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也。”[8]最有意义的，是李贽提出：“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9]的一反东方大一统思惟常规的命题：他在《夫妇论》这篇不长的文章中鲜明地表达出他的本体二元论的思想，这与康德“二律背反”的命题何其相似；可惜的是，李贽这种跨时代的思想闪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没有为学人偏爱，正如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中国人更青睐后者一样。 李贽之后，中国思想界出现注重修身与实践相结合的风尚，其代表人物是明清之际的的三大思想家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其学说特点是强调“崇实致用”。大概是对宋明亡国的惨痛教训，明清以后的学人不再只限于解释世界，而是勇敢地从事政治变革的斗争：黄、顾二人均是以反宦官为宗旨的“复社”中的重要人物，王夫之更是率兵抗清的的勇将。这种文人注重实践的学风使中国思想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阶段。 即使是改良性实践，也必然要触动外部的权威世界。明清以来，中国学人高举起思想解放的大旗，从不同方面对旧文化发起全面持久的冲击。这个进程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性思想及老庄思想中的平均主义为基础理论的变革，其代表人物前者如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后者如洪秀全等。前者试图在不触动旧体制的前提下，使中国实现近代工业的变革。后者则试图推翻旧体制，在保留小农业的前提下建立平均主义的理想王国。有意义的是，洪秀全把中国农民的原始平等思想与基督教中的平等思想相结合，这标志着中国人自学习西来佛教后，再次开始注意从西方文化中吸取思想养料。洪秀全唤起中国南方农民对平均田地的热情，建立了庞大的农民政权。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农民很难理解同时代发生的商品经济的意义，因而，他们对商品经济原则抱有大偏见。对他们来说，商品经济就是西洋人的杀人越货及国内财东的高利贷剥削。这也难怪，那时的中国人从没感受到发生于生产领域的商品经济，他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限于流通领域的商业经济，而商业经济往往使不从事生产的“倒爷”发财，使生产者，特别是小生产者破产。于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往往把“商品经济”与“商业经济”混为一谈，把商品生产者与“奸商”混为一谈。结果，传统的中国人在制止商业经济的同时，也阻塞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样的道理，传统中国人在从事商品经济的同时，也很容易滑向商业经济。 真正让中国人大开眼界的是手持火与剑的西方殖民帝国主义者。他们在用火炮打开中国东部大门并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罪孽的同时，也给中国输入了商品生产方式。这就使商品生产方式蒙上了一层血衣。这层可怖的包装给传统的中国人造成进一步的错觉：即商品经济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种认识上的误差使饱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中国人在感情上很难接受国民经济向商品经济，继而市场经济的转变的抉择。相反，西方人在东方犯下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罪案，更使中国人钟情本民族文化中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资源配置原则，并按这个原则来理解后来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认识偏差直到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之前都没有得到根本的纠正。 太平天国及洋务运动失败使明清以来的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甲午惨败，使中国学人自南宋灭亡后再次有了丧权辱国的体验，并被迫再次反省。中国学者在痛苦中意识到，排斥外来思想，封闭锁国不能自救，自此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进程开始面向世界，希望从西方寻求中国解放的新力量。这个过程一开始就分为两种路线：一是学习西方的物质手段以加固封建政体；另一是学习西方物质和文化手段以变革封建社会。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光绪帝为首的近代改良派，后者的代表人物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民主派。双方斗争最终在袁世凯复辟中双双败北。幸好，袁世凯封建复辟只是一次仅有八十三天的回光返照。此后，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进程出现再次飞跃，其特点是：西方的进步思想与中国实际结合。这种结合标志着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日益走向成熟。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中国出现分别代表两种前途的力量：一种是军阀封建势力，另一是中国民主派力量。双方为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这种斗争到1919年发生了质的变化：苏联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登陆。孙中山适应这一历史潮流，实行新三民主义，极大地唤发了中国民众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人民站在民主派一边，民主派北伐取得了胜利。 但是，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民主派不同，当时中国的民主派已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与中国官僚资本的现实相结合的思想体系，一种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穷苦农民和工人的革命要求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它们的政治代表，前者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后者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北阀结束后，中国开始出现外来思想在两种力量的斗争中扎根于中国的历程。一方面蒋介石用东方人习惯的方式来实现孙中山放弃了的旧三民主义；毛泽东也用中国人习惯的方式来实现“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传播的社会主义。结果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中国获得胜利。其间，共产党经过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和1934至1935年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痛苦经历中进一步解放思想，终于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打败了国民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开始经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进程中的最伟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人民通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使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从理论、运动、转变为开放和富有活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建国之初，中国广大个体农民很难用西方人习惯的理性思维来理解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核，很难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保证人类社会日益实现社会化，特别在生产资料领域实现社会化的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设计了一种“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模式来容纳未来将出现的社会所有制。然而，所有这些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磁场中变了形。我们废除了私有制，却长期且大量地保留着国有(国营)所有制，并把国有制视为不能变更的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我们把外延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大工业”理解为“社会化”经济的理想形式。社会主义消灭剥削的主张，在中国传统的思维定势中曲解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小农式憧憬。一句话，多数中国人当时很难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及其高级形式即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相反还有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经济形式。这种认识偏差在“文革”中被推至极端。当时所谓“刘邓路线”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内主张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道路的人们所推行的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富国之路。“文革”中，相当多的人都陷在传统的和“左”的偏见混合造成的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中不能自拨，他们在批判商品经济的同时，使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回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体制之中。老庄思想中“绝圣弃智”的主张在“文革”中变为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大规模改造运动；儒家的忠君观念在“文革”变为对全国亿万人的表忠心活动。当时，流通领域经济活动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消费品平均分配，剩余全部上交国家，以致中国经济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中国再次与世界拉开了距离。 1978年，邓小平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探索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高举思想解放大旗，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框子，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提醒人们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经过二十年的成功实线，最终形成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进程中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又一次思想飞跃，并在这次飞跃中形成邓小平理论。

戊戌维新新文化，五四整风大讨论

我知道的有这么一些（高三生脑容量）先秦百家争鸣，1898戊戌变法，1915新文化运动，1919五四运动，1978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希望帮助到困惑的你

1.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2.清末维新派与封建地主抵抗派的论战3.清末保皇派与革命派的论战4.民国初期的新文化运动5.文革以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