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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人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已，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宋严羽《沧浪诗话》：“建安体，汉末年号，曹子建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这一时期，三曹、七子、蔡琰等人并出，诗风“慷惯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龙·明诗》)后世称这种风格为“建安风骨”、“汉魏风骨”，又称为“建安体。”北齐邢邵《广平王碑文》：“方见建安之体，复用正始之音。”“七子”中，各人又都有并称。曹植与王粲、刘桢并称“曹王”、“曹刘”。南朝肖纲《与湘东王书》：“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钟嵘《诗品》：“昔曹刘殆文章之圣。”王荣与刘桢并称“王刘”。胡应麒《诗薮·内篇》：“王刘以降，敷衍成篇。”
孔融(153～208)，东汉文学家。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中平初(185),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不合，托病辞归。后辟司空府为僚属，拜中军候，迁虎贲中郎将。献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转为议郎,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为相。兴平二年(195)，刘备表荐他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绍之子袁谭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迁献帝都许昌，征孔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在许昌,不满曹操雄诈,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后复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好士待客，座上客满，奖掖推荐，声望甚高。终为曹操所忌，枉状构罪，下狱弃市。
孔融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继蔡邕为文章宗师，亦擅诗歌。魏文帝曹丕悬赏征募他的文章（《后汉书·孔融传》）,誉为建安七子之首,叹为"扬（雄）、班(固)俦也"（《典论·论文》）。文章以议论为主，内容大抵为申张教化，宣扬仁政，荐贤举能，评论人物，多针对时政直抒己见，颇露锋芒，个性鲜明。在艺术上，文句整饬，辞采典雅富赡，引古论今，比喻精妙，气势充沛。《荐祢衡疏》力荐青年才士祢衡，要求"令衡以褐衣召见"，称赞祢衡"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盛夸他"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与曹公论盛孝章书》引经据典，反复论证，从人情友道、宰相惜贤等方面讽谕曹操解救被孙权围困的盛孝章，义不容辞；至于讽刺曹丕纳袁熙妻为妾，比喻为"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与曹公书》);嘲弄曹操远征乌桓,可以把从前"肃慎氏不贡□矢,丁零盗苏武牛羊"一并查究；反对曹操禁酒，则发怪论说"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难曹公表制酒禁书》）等；都可见文如其人，以才气取胜。所以曹丕论其文"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典论·论文》）。
孔融诗今存5首。《临终诗》抒泄忠悃孤愤之情:"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靡辞无忠诚,华繁竟不实。"风格与无名氏古诗相近。题一作《折杨柳行》（《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八），亦可见当时古诗与乐府五言往往相混。其六言诗 3首叙汉末董卓作乱及曹操迁许史事，为咏史一类,而语言通俗,叙史简明。此外，《古文苑》载有孔融《杂诗》2首,但《文选》李善注引屡作李陵诗，真伪莫定。而其诗亦近无名氏古诗一类，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系入《李陵录别诗》。
孔融著述，《隋书·经籍志》载《孔融集》9卷,已散佚。今存其集都是明、清人辑本，通行本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孔少府集》 1卷。孔融文又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其诗又见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汉诗》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
汉末大名士——孔融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
这是旧时为学童开蒙的基础教材《三字经》中的一段话，如今的青年人对它大约是陌生的。这里所说的四岁让梨的孩童就是东汉末年的大名士孔融。
孔融（153-208），字文举，汉末鲁国人，孔子的二十世孙。父亲孔宙，做过太山都尉。孔融少时成名，几次辞谢了州郡的辟举，于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后汉书·孔融传》，以下引文凡未另注明者均出此传），开始步入仕途。因出任北海（东汉郡国名，治所在今山东昌乐西）相颇有政声，时人又称他为“孔北海”。建安年间，孔融先后担任将作大匠、少府、太中大夫等职。这时曹操专权，他与曹操政治上颇有分歧，每多乖忤，终于在建安十三年（208）被曹操所杀。孔融生值汉室之乱，历经桓、灵、少、献四朝，一生“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终因书生气太足、锋芒太露而不见容于当权者。然而孔融生性耿介，扬善嫉恶，不仅名重当时，“海内英俊皆信服之”，而且很受后人称誉：“懔懔焉，皜皜焉，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那么，这位汉末大名士的性格和为人究竟如何呢？
从神童到名士
《后汉书·本传》称孔融“幼有异才”。又据《融家传》记载，孔融兄弟七人，他排行第六。在他四岁时，每次兄弟们一起食梨，哥哥们都拿大的，他却总是拣小的。家中大人问他缘故，他回答说：“我小儿，法当取小者。”为此，他受到孔氏宗族的夸赞。十岁那一年，孔融随父亲来到首都洛阳，当时河南尹李膺名声极大，“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后汉书·李膺传》）。但是他“不妄接宾客”，不是当世名人和通家都不获接见。而孔融还是个孩子，却偏要见见李膺，他对李府守门者说：“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请通报。”李膺请他进来后问他道：“高明（称对方的敬词）祖、父与仆有恩旧乎？”孔融答道：“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在座的人听了无不惊叹他小小年纪如此聪慧，是个“异童”（《世说新语·言语》注引《融别传》）。李膺也称赞他将来“必为伟器。”
三年后，父亲亡故，孔融居家守丧。他此时好学勤读，博涉该览，渐为州里所重。东汉桓灵之际，党锢之祸迭起，宦官把持朝政，蔽塞言路，打击异己，在朝野大肆搜捕诛杀正直之士。当时山阳张俭为中常侍（宦官首领）侯览所怨，被迫四处亡命。张俭因与孔融之兄孔褒有旧，逃避到孔家，恰巧孔褒外出，只有十六岁的孔融在家。张俭见他年少，起初不信任他，孔融说：“兄长虽然在外，难道我就不能为你做些什么吗？”于是把张俭藏在了家中。不料事情泄露，孔融与其兄孔褒一同被捕入狱，兄弟二人争死，郡县疑不能决，只好呈请上司处理，结果上面下诏问了孔褒之罪，孔融反倒因而声名显扬了。当时平原的陶丘洪、陈留的边让都是一时俊秀，孔融与二人齐名，成了当时的大名士。
孔融虽然是“大圣之后”，又在时事动乱的年代成了名士，也曾自许大志，表示要济危靖难，匡扶汉室，但他却缺乏政治识见与匡济大才。在任北海相期间，他的主要政绩是在建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吊死问生等方面，至于说到用兵打仗，这位大名士可就出尽洋相了。他在北海曾多次被黄中起义军和哀绍的人马所围困，以至于“不能保障四境，弃郡而去”（《三国志·崔琰传》注引《九州春秋》）。一次他在都昌被黄巾军管亥部所困，多亏刘备派兵救援才解围而去。又一次在建安元年，袁绍之子袁谭率兵把孔融围在青州，一连数月，城内守兵只剩下百十来人，形势危在旦夕，而孔融却“凭几安坐，读书议论自若”（同前）。结果只落得“城坏众亡”，自己仅以身免，妻子儿女全都做了俘虏。一方面由于自视过高，议论不切实际，另一方面又因为所任非才，这样，在豪强纷争、群雄割据的东汉末年，孔融虽然“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同前），但终究是无所建树，充其量只能做个名士而已。
荐举贤良 诱益后进
孔融一方面高才倨傲，自以为“当时豪俊皆不能及”（《九州春秋》），另一方面也颇具知人之贤。他宽容好士，有谁当面指出他的缺点，他在背后便要称道这个人的优点；如果了解别人的才能而未加荐举，就认为是自己的过失；其余哪怕有一毫之善者，也无不受到他的礼遇。正因为如此，他历官期间，“荐达贤士，多所奖进”。在北海时，他先后荐举了彭璆、王修、邴原等人，又表请朝廷为当时著名大儒郑玄在故里高密特立“郑公乡”。孔融做太中大夫时，每日宾客盈门，他感慨地说：“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孔融这种“喜诱益后进”的作风是始终不渝的，晚年任职少府时，还向曹操竭力推荐吴国名士盛孝章。他在《论盛孝章书》中十分同情“困于孙氏”、“孤危愁苦”的老友，慨叹“海内知识，零落殆尽”。希望曹操能向贤士伸出援助之手，大有“残年哭知己”之感（谢翱《西台哭所思》）。建安元年，孔融结识了比自己小二十岁的祢衡。祢衡也是一位嵚崎磊落之士，他恃才刚傲，疾恶如仇，唯独与同他性格相投的孔融、杨修友善，而孔融也非常赏识祢衡的德才，上书给曹操称道他“淑质贞亮，英才卓荦。……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荐祢衡表》）。但就是这样一位年轻的很有才华的建安作家，终于因为性格狂傲，不容于当世，而过早地招致了杀身之祸。祢衡的死，无疑是预示了孔融命运的结局。
跌荡放言 刚直见杀
东汉末年，时局动荡，社会思潮渐趋解放，儒家思想已经不能完全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了。孔融虽然身为圣裔，自幼习儒，但由于时代风气的影响，再加上他耿介豪纵的性格，其言论行为常有出格之处，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孔融时常不穿官服，不戴头巾，便装出行。在孔融心中，所谓孝道也是不足守的，他甚至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这种离经叛道的言论，谁能想到竟然出自他这位孔圣人的子孙之口呢？我们再联系到当时汉代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什么王祥卧冰、郭巨埋儿等无稽之谈不断见诸正史，那么，我们不得不佩服孔融的胆识了。
孔融是当时比较正直的士族代表人物之一，他刚直耿介，一生傲岸。早年刚刚踏入仕途，他就初露锋芒，纠举贪官，“陈对罪恶，言无阿挠。”董卓操纵朝廷废立时，他又每每忤卓之旨，结果由虎贲中郎将左迁为议郎。后来在许昌，孔融又常常发议论或写文章攻击嘲讽曹操的一些措施。太尉杨彪因与袁术有姻亲，曹操迁怒于彪，打算杀他。孔融知道后，顾不得穿朝服就急忙去见曹操，劝说他不要横杀无辜，以免失去天下人心。并且声称：“你如果杀了杨彪，我孔融明天就撩起衣服回家，再也不做官了。”（《三国志·崔琰传》注引《续汉书》）由于孔融的据理争辩，杨彪才得免一死。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邺城，其子曹丕纳袁绍儿媳甄氏为妻，孔融知道后写信给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姐己赐周公。”曹操不明白这是对他们父子的讥刺，还问此事出何经典，孔融回答道：“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当时连年用兵，又加上灾荒，军粮十分短缺，曹操为此下令禁酒，孔融又一连作书加以反对。对于孔融的一再与自己作梗，曹操是早怀嫉恨的，只因当时北方形势还不稳定，而孔融的名声又太大，不便对他怎样。到了建安十三年，北方局面已定，曹操在着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的前夕，为了排除内部干扰，开始对孔融下手了。他授意丞相军谋祭酒路粹诬告孔融“欲规（谋划）不轨”，又曾与祢衡“跌荡放言”。罪状就是孔融以前发表的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那段言论。这样，在建安十三年八月，孔融被弃市，妻子儿女同时遇害。
孔融的死固然很大原因是他自己造成的，但与曹操的妒贤害能也不无关系。今天为曹操翻案的人无不称道他的爱贤、求贤、用贤，然而同时也忽略了曹操有时不免心胸狭窄，妒忌贤才、扼杀贤才的另一面。曹操的诛戮孔融、杨修、崔琰、华佗，以及借刀杀祢衡，不都是最明显的例证吗？
“体气高妙”“杂以嘲戏”的文章
孔融不仅是个名士，也是个文学家，被曹丕列为“建安七子”之一（见《典论·论文》）。他死后，曹丕曾为他募集遗文共二十五篇。但这为数有限的遗文，后世又有所散佚，大多只是片断流传，其中诗歌仅存八首。就其传世的作品来看，他的散文胜于诗歌。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在对他作出较高评价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不足之处。孔融散文的特色是以文笔的犀利诙谐见长的，前面提到过的孔融嘲讽曹操父子的书信可以略见一斑。他的两篇《难曹公表制禁酒书》也具有强烈的讽刺性。前篇历数古代哲王圣贤、文臣武将因酒成事，建立功业，得出“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的结论。第二篇更是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曹操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反唇相讥道：也有因妇人失天下的，何以不禁婚姻？临了干脆一针见血地揭出曹操的老底：“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孔融在文中强词夺理，反对禁酒是毫无道理的，只能借以显示他跌宕的性格和犀利的笔锋，这或许就是曹丕批评他“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的原因吧。
孔融的散文除了以上特色之外，也不乏深沉委婉的风致，如前文提到的那篇有名的《论盛孝章书》。总起来看，他的散文讲究辞藻的华美和字句的对称，具有浓重的骈俪气息，这是孔融有别于同时其他作家的地方。同时人们指出他的文章“体气高妙”，“奋笔直书，以气运词”（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这又体现了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共同风尚。
与散文相比较，孔融的诗歌显得逊色。其《杂诗》第二首抒写幼子夭折的悲痛，哀婉动人，不失为当时抒情诗中较好的作品。
孔融诗歌中较有认识价值的是他的《临终诗》，诗中悲愤地揭露了“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的社会现实，因为他被杀的罪名多半出于郗虑、路粹等人的深文周纳。在封建社会里，一切正直刚傲、不阿权贵的人士大约总免不了蒙冤遭害的不幸命运。“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这声调固然是悲观绝望的，但它毕竟是孔融对黑暗现实发出的最后控诉。
陈琳(?～217)
汉魏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东南)人。生年无确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何进为诛宦官而召四方边将入京城洛阳，陈琳曾谏阻，但何进不纳，终于事败被杀。董卓肆恶洛阳，陈琳避难至冀州，入袁绍幕。袁绍使之典文章，军中文书，多出其手。最著名的是《为袁绍檄豫州文》，文中历数曹操的罪状，诋斥及其父祖，极富煽动力，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战,袁绍大败,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署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与阮瑀同管记室。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与刘桢、应玚、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
陈琳诗、文、赋皆能。诗歌代表作为《饮马长城窟行》，描写繁重的劳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苦难，颇具现实意义。全篇以对话方式写成，乐府民歌的影响较浓厚，是最早的文人拟作乐府诗作品之一。散文除《为袁绍檄豫州文》外，尚有《为曹洪与世子书》等。他的散文风格比较雄放，文气贯注，笔力强劲，所以曹丕有“孔璋章表殊健”（《又与吴质书》）的评论。辞赋代表作有《武军赋》，颂扬袁绍克灭公孙瓒的功业，写得颇为壮伟，当时亦称名篇。又《神武赋》是赞美曹操北征乌桓时军容之盛的，风格与《武军赋》相类。陈琳在汉魏间动乱时世中三易其主，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对功名的热衷。这种热衷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与“七子”其他人相比，他的诗、赋在表现“立德垂功名”一类内容上是较突出的。
陈琳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载原有集10卷，已佚。明代张溥辑有《陈记室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王粲字:仲宣生卒:177-217(41岁)
籍贯 [兖州]山阳高平 [今山东邹县]
容貌 貌寝而体弱通侻
官至 侍中
家族资料 父亲 王谦
相关人物 蔡邕 刘表 刘琮 曹操 张机
曾效力过的势力 魏 刘表|琮
王粲 - 简明历史传记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三国时曹魏名臣，也是著名文学家。其祖为汉朝三公。献帝西迁时，王粲徙至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后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以王粲其人貌不副其名而且躯体羸弱，不甚见重。刘表死后。王粲劝刘表次子刘琮，令归降于曹操。曹操辟王粲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魏国始建宗庙，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同拜侍中。其时旧制礼仪废弛，朝内正要兴造制度，故使王粲与卫觊等典其事。王粲强记默识，善算术行文；着诗、赋、论、议垂六十篇，其中〈七哀诗〉、〈登楼赋〉等皆为名作，有《王侍中集》。与鲁国孔融、北海徐干、广陵陈琳、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东平刘桢，合称「建安七子」。建安二十二年卒，享年四十一岁。
王粲 - 简明演义传记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三国时曹魏名臣，也是著名文学家。王粲幼时往见左中郎将蔡邕，蔡邕见而奇之，倒屣以相迎。王粲强记默识，善算术行文；一次与友人共行，读道边石碑，观一遍而背诵之，不失一字。又曾观人下围棋，其局乱，王粲复为重置，不误一道。后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以其为上宾。刘表死后，王粲劝刘表次子刘琮，令归降于曹操。曹操至荆州，王粲赐爵关内侯。魏国始建宗庙，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同拜侍中，共议尊曹操为「魏王」；后因中书令荀攸谏止不行而后忧死，其议遂罢。
王粲的历史评价
◆陈寿评曰：「昔文帝、陈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声相应，才士并出，惟粲等六人最见名目。 粲特处常伯之官，兴一代之制，然其冲虚德宇，未若徐干之粹也。」（《三国志魏书二十一王卫二刘传》）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干、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东平刘桢，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粲长于辞赋。干时有逸气，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三国志魏书二十一王卫二刘传》引《典论》）
◆钟嵘评魏侍中王粲：「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 」（《诗品》）
◆白居易《题文集柜》诗：「身是邓伯道，世无王仲宣。只应分付女，留与外孙传。」
徐干(170～217),汉魏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伟长。北海郡(今山东昌乐附近)人。少年勤学，潜心典籍。汉灵帝末,世族子弟结党权门，竞相追逐荣名，徐干闭门自守，穷处陋巷，不随流俗。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又转五官将文学。数年后，因病辞职，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后又授以上艾长,也因病不就。建安二十二年(217)二月，瘟疫流行，□亦染疾而亡。
徐干一生，以"清玄体道"著称。在创作方面，则以诗、赋、散文见长。
诗歌今存 3篇，都是五言诗。《室思》为拟思妇词，共六章，写丈夫远行后妻子在家的忧愁郁结情绪："端坐而无为，仿佛君容光","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幻想着"安得鸿鸾羽，觏此心中人"，同时又担心丈夫在外另有新欢。全诗情致缱绻，堪称佳作，而"思君"二句更为后人推重。《答刘桢》诗,以浑朴的诗句,表现了他与刘桢的诚笃友情。今存徐干作品，没有《公宴》、《斗鸡》之类酬应之作，这也是他有别于其他建安作家之处。
徐干在辞赋方面的名声颇高,他的《玄猿赋》、《漏卮赋》、《橘赋》（以上皆佚）、《圆扇赋》等，曾被曹丕评为"虽张（衡）、蔡(邕)不过也"（《典论·论文》）；刘勰也曾把他与王粲一起作为魏之"赋首"而加标举(《《文心雕龙》·诠赋》)。今存作品不足10篇，而且多有残缺。其中《齐都赋》，从残文来看，原先的规模可能相当宏大。
徐干散文，主要有《中论》一书。此书写作主旨是："常欲损世之有□、益俗之不足，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赞之文,著《中论》之书二十二篇"（《中论序》）。今存辑本分上、下两卷，上卷10篇，多论述处事原则和品德修养，下卷10篇，大部分论述君臣关系和政治机微，因此，它是一部有关伦理及政治的论集。其思想倾向，大体上遵奉儒家旨趣，多祖述先王、孔、孟之言，同时，也受道家、法家的某些影响。《中论》对时弊有所针砭，不过作者持论比较中庸谨慎，一般不指斥时事，所以显得辞旨邈远，较少锋芒。与同时的仲长统《昌言》相比，其揭露现实矛盾的深刻性和批判的尖锐性，都有所逊色。《中论》的语言比较平实，论证讲求逻辑、条理贯通，还不失为一部较好的论说文专著。它是"建安七子"中今存唯一的专著。
徐干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 5卷，已佚。明代杨德周辑、清代陈朝辅增《徐伟长集》 6卷，收入《汇刻建安七子集》中。《中论》2卷,《四部丛刊》有影印明嘉靖乙丑青州刊本。
阮瑀（?——212年），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汉魏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
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诗歌语言朴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皆当时名人，位列“竹林七贤”，妙于音律。明人辑有《阮元瑜集》。
应玚（？--217年），东汉末文学家，字德琏，东汉南顿县（今项城）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作赋，有文赋数十篇，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父名应珣，官至司空掾（掾为古属官之通称）。玚初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玚为将军府文学（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赋数十篇。诗歌亦见长。
玚处于汉、魏战乱时期，对人民的灾难深感同情，在他的《灵河赋》、《愍骥赋》、《征赋》和《公宴赋》等作品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这些作品辞情慷慨，深刻反映了汉末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体现了他企盼国家统一的愿望。在魏、晋文学史上，他与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刘桢并称“建安七子”，又因同居邺中（河南省临漳县）亦称“邺中七子”。其传世之作不多，原有集，今散佚。明人辑有《应德琏集》。
刘桢(?～217)汉魏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公干。东平（今属山东）人。父刘梁，以文学见贵。建安中，刘桢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与曹丕兄弟颇相亲爱。后因在曹丕席上平视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劳役，后又免罪署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 (217)，与陈琳、徐瑀、应玚等同染疾疫而亡。
刘桢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创作方面。曹丕就曾说他"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其作品气势激宕，意境峭拔，不假雕琢而格调颇高。他与王粲合称"刘王"。清代刘熙载说"公□气胜，仲宣情胜"（《艺概·诗概》），这是从对比中揭示了二人各自的长处。还有人把他同曹植合称"曹刘"，也是从气格方面着眼的。集中体现其风格的是《赠从弟》三首，抒写诗人的胸怀志节，具有悲凉慷慨、高风跨俗的气概。其中第二首："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怆,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尤为人所称道。刘桢创作的弱点是辞采不够丰富，所以钟嵘说他"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诗品》上）。他与王粲各有一篇《大暑赋》，在文采上的差异是很明显的。
刘桢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 4卷、《毛诗义问》10卷,皆已佚。明代张溥辑有《刘公□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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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
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最早提出"七子"之说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籍元瑜、汝南应炀德琏、东平刘桢公□。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籍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炀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籍《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籍《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籍，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籍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炀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在诗歌方面，"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籍《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在辞赋方面，"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在散文方面，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籍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籍《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