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

一、文化体制创新的目的有以下一些：1、促进文化本身（民族文化）的发展；2、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3、适应经济、政治的发展并且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4、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二、我认为根本目的是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

“十一五”以来，我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创新型国家建设进展顺利，科技实力持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有力地推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距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一些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是总体上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量仍然不高，重要产业对外技术依存度仍然较高，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战略高技术领域科技力量薄弱；二是近年来科技投入大幅增长，组织实施了大批科技发展项目，但科技创新的质量和效率有待提高，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国际科学论文数量世界第二，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总额世界第四，发明专利授权量世界第四，但我国的科技成果整体水平不高，投入产出效率问题比较明显；三是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依然严重，科技面向经济、经济发展依靠科技的局面尚未全面形成，众多的科研成果只有很少部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四是近年来出台了一大批激励创新的政策措施，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仍然不高，企业创新动力和综合竞争力明显不足，国家出台的各项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金融、产业、政府采购等政策尚未真正落实到位，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制还未普遍形成，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还有较大差距。科技创新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究其原因，核心在于体制机制问题，若不加以有效解决，将制约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为此，《建议》明确要求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并提出了4个方面的主要任务。第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加强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加快构建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支持从事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的科研机构。要加强军民科技资源的集成融合，加快构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要加快构建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要鼓励发展科技中介服务，加快构建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提高全社会创新效率。要深化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评价奖励制度，科学确定评价标准和内容，形成反映真实水平、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合理机制。第二，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重点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进一步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全面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政府科技投入要进一步向企业倾斜，引导并支持各类企业形成产业联盟和知识产权联盟，鼓励企业设立或并购海外研发机构。要进一步完善高水平创新人才向企业流动的政策环境，支持企业形成有效激励创新人才、创新团队的奖励体系。第三，要增强科研院所和高校创新动力，进一步深化应用开发类院所、基础类和公益类科研机构的分类改革。鼓励大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持骨干企业建设企业技术中心。进一步强化政府科技投入的引导作用，发挥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发挥企业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支持企业培养和引进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与创新团队，大幅度提高企业对高水平科技人才的吸引力。第四，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要强化支持企业创新和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各项财税金融政策，切实落实企业技术开发费税前抵扣等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并实施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创业投资企业的各项政策，加快落实鼓励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进一步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稳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支出的比重，优化基础研究的布局结构。要在影响我国科技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若干可能发生重大科技创新突破的方向上，部署建设一批新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力求做到科技基础设施的开放共享，较大幅度地提高科技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要促进科技和金融的结合，吸引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创新创业，积极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加大力度鼓励投资于创新早期的天使投资。

改革的实质是体制创新。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改革不是根本制度的重新选择，而是政策的重新选择，体制的重新构建，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实质是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国家政权从反动阶级手里转移到革命阶级手里,是实现社会形态变革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推翻奴隶制的新兴地主阶级革命,推翻封建制的新兴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的号角，确立了新的改革目标，明确了新的改革任务。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召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 展开，富有新内涵的结构性改革再一次嵌入到我国结构变迁之中。但毋庸讳言，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的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也大大增加，改 革空转打滑的现象也未能避免。这给基于整体发展，推动结构变迁的结构性改革平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改革打滑的风险明显增大了。从我国当前经济运行来观察，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总量性矛盾，而是结构性脱节，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不匹配。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消费结构快 速升级。而我国的供给结构却没能“与时俱进”，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与土木投资相关的生产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有色金属等 等；而与消费相关的生产却是平庸凝滞，创新不足，精品不多，大量消费外流。当前消费外流规模达到1万亿人民币，若考虑教育消费、医疗服务消费、保健消费， 则消费外流规模更为惊人。这说明经济运行中的供求关系出现严重的结构性扭曲。对于这种结构性扭曲，靠“打针吃药”的常规宏观调控手段解决不了，而且有的就是政府自身造成的，如与投资相关的投资品产能过剩，必须是“伤筋动骨”的结构 性改革。可惜的是，由于长期受“三驾马车”短期调控理论的误导，一直把重心放在短期刺激政策方面，而对基于整体的结构性改革认识不到位。当前经济中的扭 曲，只是一个病症，病因在政府与市场、社会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治理结构有些问题，核心在政府治理不到位。这只有靠结构性改革才能解决。提了多年的转方式、调结构，之所以成效不显著，就是结构性改革的力度不够。投资、金融、国资、财税、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主要靠部门在推 动，没有纳入政府与市场、社会以及中央与地方这个国家治理结构当中来通盘考虑，顶层设计不到位，一些基础性制度问题没统一解决，而部门又解决不了，改革有 时绕着走，导致经济中的病症不断加重。现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超越经济思维，树立治理思维，将基础性制度问题纳入结构性改革整体框架之中从经济增长到全面发展，新时期的结构变迁已经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也不只是经济建设，而是“五位一体”。这需要提升整体思维，超越经济思维，树立治理思 维。结构性问题可能表现在各个领域，但成因却往往是跨领域的。这需要打破部门分工改革的传统格局，抓住一些基础性制度问题，从国家治理结构整体来考虑，加 快结构性改革。当前，至少有如下基础性制度问题迫切需要纳入结构性改革整体框架之中：一是产权制度问题。这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长期受所有权与产权混淆不清的影响，我国产权制度改革长期被误导，要么认为是私有化，要么认为这 不是个问题，无须改革。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国家，产权制度的构建任务十分艰 巨。国企国资改革（包括国有金融资产）、生态文明建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产权关系、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科教文卫的微观基础构建、公益性投资的鼓励和保护、 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如此等等，都与产权制度关联在一起。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交给任意一个部门都无法解决，竖立其上的各种体制问题任何部门也无法真正 推进。二是事业单位体制问题。事业单位不是经济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属于政府办的社会公益性组织。显然，这是政府与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这是我国特有的 一个问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延续至今，其体制框架一直未变。当前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医疗卫生体制、文化体制等等，都是事业单位体制这一根藤上的 果。这根藤是什么样子，这根藤上的果就是什么样子。当前，教科文卫体制改革艰难，难就难在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事业单位体制涉及上述体制的微 观基础，也就是事业单位和政府的关系如何定位。这关系到4000万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如何调动的问题，也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科教兴国、创新驱动、社会活 力、民生改善都与此紧密关联。三是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国，人多地广差异大，两个积极性一个不能缺。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其间也做过多次“放权-收权-放权”的 调整。“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这个原则从计划经济时期到现在一直未变。面对新的结构性改革——重塑国家治理结构，这个原则如何注入新的内涵，是一个基础 性体制问题。由于国家与地方两个层面的治理难以界分，治理与管理都没有到位，不但导致行政效率难以提升，也使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难以理顺。如何调动地 方、市场和社会的积极性是当前结构性改革面对的新课题。四是市场、社会管理的制度基础设施。管理制度的有效性依赖于制度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好比一座城市的功能取决于城市地下管廊、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我国制 定颁布的法律之所以不少在“睡觉”，原因即在于此。从“法制”到“法治”，制度基础设施是关键。如政府会计制度、政府资产负债表、中期预算、涉税信息系 统、人口流动信息系统、征信系统、不动产登记系统、金融工具登记系统、企业及社会组织的登记系统等等，有的还没建立，已经有的也多是条块分割，没有联通， 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相关法律、制度的有效性。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四条 国家改革的实质是体制创新，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实质是体制创新改革，不是根本制度的重新选择，而是政策的重新选择，体制的重新构建，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解放；改革的实质是体制创新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实质是体制创新改革不是根本制度的重新选择，而是政策的重新选择，体制的重新构建，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意义为中国；改革的实质和目的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 政治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

引入计划经济的手段，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先河。

　　对科技创新的理解： 　　1、科技创新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加强原始性科学创新，加强战略性技术创新。 　　2、科技创新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坚持顶层设计、自上而下，上下结合，以明确的战略目标为导向，加强宏观组织和系统集成，充分发挥全院综合优势。 　　3、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相结合，以科技创新带动体制创新，以体制创新保证科技创新。 　　4、科技创新要坚持开放和联合，广泛吸收社会创新要素，有效整合院内外力量和资源。

军事创新主要包括如下：1、军事理论创新2、军事组织体制创新3、军事技术创新4、军事管理创新我们要登高望远、见微知著，看到世界军事领域发展变化走向，看到世界新军事革命重大影响，形成科学的认识和判断，与时俱进大力推进军事创新，有针对性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更好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人民军队根本宗旨，使我军真正担当起党赋予的历史重任。扩展资料：五个军事科研改革重点：1、是深入研究论证院机构调整、完善职能任务的转换。2、是研究提出确保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选题跟踪立项、滚动研究、持续投入、阶段见效的政策措施和实施办法。3、是以联合作战研究实验中心建设推动科研组织形式和科研手段的创新。4、是深入研究制定科研人才发展战略及其配套改革措施。5、是调整完善学科布局，尽快形成既便于组织重大现实课题研究实施创新突破、又能促进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布局。参考资料：经济网——军事科学院党委机关：推动军事科研创新发

多被剽掠，故令在前

什么是体制创新？包括什么内容？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是提高市场化程度的主要内容。土地、矿藏、资金、资产、劳动力、技术、人才等资源，主要依靠市场来配置，市长不要再去审批经营性的土地、矿山，劳动力、技术人才也要逐步提高市场化程度。二是合理的所有制结构体制。现在所有制单一，国有资产比重太大，要大力推进调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般竞争性的待业国有资产尽快退出，让市场去选择投资者，在市场中实行优胜劣汰。对垄断行业也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选投资主体多元化。三是营造非公有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在市场准入、审批办照、待遇、服务等方面，都要创造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快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四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程序，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和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政策、法律环境上，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法规，改善市场环境，加强市场硬件建设，拓展市场运作领域，营造有竞争力的投资、创业和发展环境。既要有"管"的本事，更要有"活"的能耐。什么是机制创新？包括什么内容？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对市场的应变能力。产品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销售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服务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决策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二是内在的发展动力。加快企业的发展、地方的发展，有一种自学的、主动的、不懈的活力。三是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机制。用工制度、分配制度、奖惩制度都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奖勤罚懒，优胜劣汰。

国家创新体系是融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和创新机制于一体，在国家层次上促进全社会创新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促进创新机构之间相互协调和良性互动，充分体现国家创新意志和战略目标的系统。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是党和国家在新时期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的基础性工作，具有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前，“技术瓶颈”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原始性创新能力不足不利于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当代新技术革命对我国提出了严峻挑战，以信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创新能力已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创新资源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焦点。研究表明，世界科技发展的不均衡性要远大于世界经济的不均衡性，当代绝大多数领域的技术制高点被发达国家所控制。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全球R＆D投入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占86％；在国际技术贸易收支方面，高收入国家获得全球技术转让和许可收入的98％。在生物工程、药物等领域，美国、欧盟和日本拥有95％左右的专利，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仅占4～5％。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与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在科学积累和技术水平方面不仅存在着巨大差距，而且在一些重要领域的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竞争态势相当严峻。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正进入新的阶段面对各种新的形势和要求，我国科技创新战略需要进行重大的调整：一是调整科技创新战略的指导思想，更加强调原始性创新，力争实现科学技术发展的跨越；二是调整科技创新的管理体制，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三是调整科技创新的工作方针，下决心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四是调整科技创新模式，从注重单项技术创新转变到更加强调各种技术的集成，强调在集成基础上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五是调整科技创新的动员机制，充分调动和组织全社会各方面力量投入和支持科技创新。一个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不仅来自于企业和研究机构内在活力的增加，更来自于科学的制度安排和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当前，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将进入到在国家层次上进行整体设计、系统推进的新阶段。发展环境的变化，要求我们在多年来改革与发展的基础上，以增强国家整体创新能力为目标，加速建立一个既能够发挥市场作用，又能够根据国家战略有效动员和组织创新资源，既能够激发创新行为主体自身活力，又能够实现系统各部分有效整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政府将发挥更加积极和有效的作用，产学研的结合更加紧密和协调，社会资源将得到更加广泛和充分的利用，体系的对外开放程度更为扩展和延伸。根据这一思路，新时期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应具有三个突出特点：（1）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与强化政府宏观调控功能相结合；（2）激励微观创新机构自身活力与推进总体结构调整和系统整合相结合；（3）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与强调科技、教育、经济体制改革联动相结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一是宏观调控问题。目前我国在创新活动组织、创新资源配置和创新制度供给方面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及战略协同机制。突出地表现在：一是有关部门、各地方之间在创新活动组织中彼此分割、相互脱节，重复现象仍然比较突出，无法真正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军民两大研发及产业体系之间长期处于分离状态，造成两大创新体系相当程度的割裂、封闭。一些重要的研究开发活动往往在军民两个体系间重复进行，不适应当今军民技术日趋融合、高新技术两用化的趋势。二是创新体系结构问题。目前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结构总体上趋于优化，但创新机构之间相互作用的网络体系远未形成。同时，我国国家创新体系还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结构性缺陷亟待加以弥补和完善。一是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大中型工业企业约有一半的企业没有技术开发活动，40％左右的企业研发机构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众多中小企业难以获得必要的技术支持。二是公益性科研机构和力量相对薄弱的问题十分突出。农业、卫生与健康、资源与环境、标准等领域的公益性研究，都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三是中介服务机构不健全的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有关科技中介服务的法律法规不健全，针对中介机构的综合性指导意见和扶持性、规范性政策几乎空白。一些中介机构服务能力不足，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经济欠发达地区中介服务机构发展更为滞后。现阶段主要任务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到2010年，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国家创新体系，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创新体制和创新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国家重点科研基地建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重点领域的原始性创新能力实现大的飞跃。到202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国家科技竞争力进入世界前列。未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要着重发挥科研机构和大学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核心作用。建立以公益类院所为主体的国家公共科技供给和服务体系。加强中国科学院创新能力的建设。要通过进一步推进和深化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科研院所管理制度，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形成一支精干、高效的科学研究队伍，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培养造就高级科技人才的基地和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其主要功能是紧紧围绕国家战略目标，承担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工作，并与企业、大学及其他科研机构形成相互开放、分工合理的结构布局，在国家层次上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创新成果的充分利用。进一步发挥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未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大学应继续深化科研体制改革，重点开展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同时还应新建和组建一批多学科交叉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围绕国家目标的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并向社会提供公共科技产品及服务。通过联合承担国家科研任务和开放实验室等，加强与科研机构之间的结合。通过加强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建设，大力培养优秀创新人才，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的深入融合。此外，大学还应当成为区域研究开发中心，并不断通过向产业的技术转移和扩散，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同时，要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已进入创新主导的发展过程，企业发展将由重点提高生产能力转向重点提高创新能力，企业技术需求和技术投资能力也大大提高。因此，国家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为各种类型的企业提供公平有效的创新支持，真正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企业应当成为技术创新投入和组织的主体，在全社会R＆D投入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并利用和集成企业内外的各种要素和资源，解决企业乃至行业发展中的重大技术性问题。当前的重点工作应当是：进一步加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机构和能力的建设，发展以企业为主导的工程技术中心，引导企业调整、制订创新发展战略，加大对创新的投入；进一步发挥民营企业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方面的积极作用，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家和地方重大科技计划；进一步引导转制科研机构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增强持续创新能力，在相应产业领域发挥先导和支撑作用；进一步鼓励外资企业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开展本土化的创新活动。同时大力促进产学研的结合与互动，支持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通过共同建立实验室或研发机构、共同承担国家任务等形式，加强多种形式的合作研究，推动企业广泛建立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服务型政府是我们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调研结果表明，目前制约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关键性因素是缺乏国家层面的中长期建设规划和近期实施纲要。因此，系统地提出制定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中长期规划及近期实施纲要的原则性建议，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项紧迫课题。 问题的提出：目前制约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关键性因素是缺乏国家层面的中长期建设规划和近期实施纲要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在职能、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地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将服务型政府确立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自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框架下开启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作出“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大决策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处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热潮之中。如何有效地消解各种制约因素、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迫切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为此，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研究”课题组，自2008年3月至2010年11月分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6个省份即广东、江苏、湖北、江西、广西、吉林的近50个县市以及中央编委办公室和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进行了60余场次的座谈调查和访谈调查以及8千余份的问卷调查。调研结果表明，目前制约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关键性因素是缺乏国家层面的中长期建设规划和近期实施纲要。有鉴于此，课题组本着顶层设计、整体规划、统一领导、理性操作的旨趣，结合“服务型政府标准体系”（本课题组以世界著名的组织理论专家卡斯特和罗森茨韦克提出的“5×1”系统权变模型为分析工具和逻辑框架，尝试性地构建了由5个一级标准指标即价值与职能标准指标、技术标准指标、结构标准指标、社会心理标准指标和管理标准指标，26个二级标准指标以及若干三级标准指标构成的“中国服务型政府标准体系”），审慎而系统地提出制定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中长期规划及近期实施纲要的原则性建议。 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基于5个层面的政策建议 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极其重要、十分紧迫。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行政管理体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取得重要进展；政府职能转变迈出重要步伐，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得到加强；政府组织机构逐步优化；公务员队伍结构明显改善；科学民主决策水平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稳步推进；行政监督进一步强化；廉政建设工作深入开展。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服务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起点，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入攻坚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服务仍然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方面。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对微观经济主体干预过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仍比较薄弱；一些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相互推诿、办事效率低下；一些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不强，素质不高；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健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势所必行。 制定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中长期规划非常必要。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深刻的“政府革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我国社会是一个超大型社会，地广、人多、区域发展不均衡，因而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不能搞“一刀切”。但是，必须建立统一的基本标准，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价值得以体现，现阶段以及中长期国家的发展目标得以实现。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制定科学的中长期规划，以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有效性。 确立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一是确立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指导思想。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体现“包容性增长”的科学发展观，按照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要求，顺应全体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改革公共服务体制，完善公共服务制度，创新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逐步形成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和谐社会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二是确立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原则。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相协调，与国家现代化建设中长期战略相统一；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立足国情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关系；必须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鼓励地方结合实际改革创新；必须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做到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结合，实现由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发展。 制定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战略目标。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政府。通过建设，实现政府价值向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文化向积极进取、勤勉务实、廉洁奉公、服务为本、人民至上的根本转变，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 做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若干重大项目的部署和实施工作。一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形成服务型政府的职能结构。关键是要调适政府的维护性职能、经济性职能、社会性公共服务职能三者之间的比例。政府职能结构调整的总趋势为：控制和降低维护性公共支出，稳定经济性公共支出，增加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要通过调整，逐步实现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总额的45％以上（统计数据表明，在近几年有所增长的情况下，我国中央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仅占财政支出总额的25～30％之间，而欧美国家的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都在45％以上）。 二是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形成科学的公共服务决策与执行体制。要继续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加强政务综合管理，同时探索实施大部门体制内部分离决策部门的执行职责改革。合理调整地方政府层级结构，使省级政府和县（市）政府成为中央政府公共服务决策的执行层级；取消地级层级或实行市县分治；乡镇政府向自治单位转变。通过体制改革，强化省级政府在本辖区公共服务方面决策、统筹职责，县级政府成为执行中央和省级政府公共服务决策、担负本辖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职责的基层政府。 此外，还要推进和深化财政上的“省直管县”改革，使之向行政上的“省直管县”体制过渡，从而为进一步发挥县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创造优良的体制条件。 三是着手制定全国性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规划和实施方案。首先要明确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制定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最低标准，设置专门的工作时间表，使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全体成员；然后在正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存在一定差距的前提下，先行在全国统一制度安排，解决不同省份、不同部门各自制订政策口径不统一，跨城乡、跨区域对接困难的问题；最后通过制度创新，逐步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距。 四是按照公共服务职责与财权相匹配、支出管理责任与财力相匹配的原则，完善财政管理体制。要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在提供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公共服务职责”和“支出管理责任”，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与此同时，规范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加强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逐步减少中央各部委提供公共服务的支付责任，强化其政策规划、指导和监督职能。建立监督评价体系，着力提高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效果。 五是推行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行政问责制度。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应当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公共就业服务、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等方面的单项和综合评估。要优化评估框架，完善评估程序，健全评估机制，将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状况和人民群众满意程度作为评估首要标准，保证评估体系发挥应有作用。此外，要将绩效评估的结果与干部的选拔、任用、激励相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实施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加强政府对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管职责。 六是按照构建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总要求和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原则，统筹规划和分类推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单位改革。通过改革，形成公益目标明确、投入机制完善、治理结构规范、微观运行高效、监管制度健全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确保政府公共服务职责的充分实现。 七是建立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和市场参与机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国家与社会、政府机构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因而，建立多主体、多方式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已经具备了组织和资源基础。可以考虑在明确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最终责任的前提下，通过招标采购、合约出租、政府购买、政府参股等方式，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交由市场主体行使。也可以通过税费减免、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鼓励和引导民间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还应当充分发挥基层社区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从而使城乡居民获得更为便捷的公共服务。通过上述举措，构建起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架构下的公共服务多主体合作、多方式协同的供给模式。 八是加快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改善和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的技术手段。今后一个时期应将工作的重点定位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全国统一的公共服务供给信息平台。此外，还应抓好政府公共服务流程再造工作，推进政务公开，增强公共服务供给的透明度。 九是加快公共服务相关立法步伐，努力实现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责和行为的规范化、法制化。今后一个时期可以考虑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完善《地方组织法》，明确规定省级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专有权力以及与中央政府共享的权力；二是推进转移支付立法工作；三是推进社会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立法。 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要统筹兼顾，分步实施。到2015年，重点在于优化政府价值系统、政府职能系统、政府技术系统、政府结构系统、政府社会心理系统和政府管理系统，实现服务型政府建设在规划、制度、体制、机制和法制创新上有较大突破。到2020年，全面落实各项工作任务，确保服务型政府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 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近期实施纲要（2011～2015年）：基于6个维度的政策建议 依据上述“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所提出的原则性建议，结合服务型政府建设标准体系，就近期（2011～2015年）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实施纲要问题从6个维度提出建议。 优化政府价值系统。要树立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民生优先、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以及法治、服务、责任、民主、科学、廉洁、效率、共享的理念。 践履公民本位。要使公民意志在公共管理中居于基础性乃至决定性的地位，公民有权通过一定程序和途径决定政府应该提供哪些服务以及如何提供服务。要把维护公民的主体地位和合法权益落实在公共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实现发展的速度、管理的力度与公民的满意程度的有机统一。 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利益，建立一个共享、公正、幸福的社会。 恪守有限权力原则。必须明确政府只是社会治理主体中的一种主体。要形成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与提供公共产品的社会公共权力运行格局。 强化依法行政意识。服务型政府是法治政府，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积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 优化政府职能系统。一是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把政府的主要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二是要明确政府履行职能的标准。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的主要标准是：保持和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经济调节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加强需求管理，将上述四个指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使国民经济既不出现萧条，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又在可承受的程度。要改善经济调节，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政府履行市场监管职能的主要标准是：市场体系健全，市场规则公平公正，市场主体行为规范，市场秩序良好。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情况看，政府履行市场监管职能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公平准入，规范市场执法，加强对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领域的监管；打破部门分割、行业垄断、地区封锁，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打击制假、售假行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高各种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建立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完善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培育和规范各类市场中介组织和专业服务组织。 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主要标准是：社会公平能确保，公民权利有保障，社会安全能实现，社会失灵纠正有效，经济与社会保持平衡发展和良性互动，社会和谐进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政府都应着力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重点是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制度格局；按照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统筹兼顾、动态协调的原则，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按照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的要求，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查处理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适应公共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推动建立主动防控与应急处置相结合的公共安全体系；继续实施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着力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加强生态保护和治理，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主要标准是：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可及性和公平性，公共服务体系公平公正、覆盖广泛、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管理权限，健全地方政府为主、统一与分级相结合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加强公共服务部门建设，完善公共服务监管体系。完善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制定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特别是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和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发展方面，要制定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标准。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刚性规定公共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及其逐年增长的额度，同时稳步提高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改革和创新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公共服务，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增强多层次供给能力，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优化政府技术系统。要实现行政方法现代化、服务化、柔性化、互动化、综合化；要按照信息共享、信息安全、政务协同、统一规划、制度完备、机制完善、人才充足的标准建设电子政府；要按照预算民主化、法治化、绩效化、公开化、统一化以及财政公共化的标准加强公共财政建设。 要在充分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对传统行政方法进行扬弃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和引进国外行政管理中先进的技术方法，构筑一整套符合时代要求和公众需求的现代行政管理技术和方法体系。 要按照“五个转变”的要求推进电子政府建设：一是从重建设、轻应用向注重深化应用转变；二是从信息网络分散建设向资源整合利用转变；三是从信息系统独立运行向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转变；四是从信息管理偏重自我服务向注重公共服务转变；五是从信息网站自建自管向发挥社会力量转变。 要着重从预算的民主化、法治化、绩效化、公开化、统一化五个方面推进预算改革。此外，建设公共财政还要着力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扩大公共服务覆盖范围，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把更多公共资源投向公共服务薄弱的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众，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优化政府结构系统。要实现央地结构（中央与地方关系）、层级结构、条块结构、横向结构（地方政府间及政府部门间关系）的合理化与法制化。 要优化中央与地方关系。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与财政权限。按照中央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明确中央和地方对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管理责权。根据公共产品的性质和外部性大小调整和优化中央、省、市、县、乡各级政府事权。属于全国性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事务，由中央管理，以保证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属于面向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性事务，由地方管理，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增强行政活力。属于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的事务，要区别不同情况，明确各自的管理范围，分清主次责任。要完善政府间责任划分的法律体系，依法规范各级政府间责任关系，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规范化、法制化。 要优化层级结构。推行市县分治、省直管县体制。“市管县”体制向“省管县”体制转变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实行试点，省里将人事权、财权、决策权全面下放到试点县，通过试点明确省应管哪些事项，下放到县里的权力应该是哪些，下放过程中会产生哪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如何解决，以积累经验。第二步是虚化地级市。在省域内实行“市县分治”，即“市”只管理城市（包括郊区），县改由省直接管理。县和地级市都直接由省管辖。第三步是撤销地级市，使地级市成为本来意义上的城市，在行政级别上和县平行，实行省县两级政府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全国各地可视自身情况，选择相应方案，逐步推行，不搞一刀切。 要规范条块关系。按照宪政原则、法制原则、民主原则、合理谨慎原则规范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合理配置纵向政府间职能。探索实行公务协助制度、争议协商制度、司法保障制度、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之间的合作制度。 要完善地方政府及政府部门间的关系。一要完善地方政府间关系。要创新地方政府合作方式以及竞争中纠纷问题的解决方式，完善地方政府间合作的组织机制，建立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分享和利益补偿机制，制定地方政府间竞争与合作的法律法规。二要优化政府部门机构设置。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功能定位准确、部门数量精干的大部门体制。既要在政府部门的整体层面上构建决策、执行、监督适度分离的组织架构，也要在部门内部建立决策与执行相分离的机制，将公共服务和行政执法的执行职能分开，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避免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消除公共利益部门化弊端。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要坚持满足需要、总体统筹和制约协调的原则，在中央确定的限额内，需要统一设置的机构应当上下对口，其他机构因地制宜设置。要探索建立跨部门合作的领导协调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并使这种机制规范化、制度化。 优化政府社会心理系统。要形成有凝聚力的组织气候，使公务员对组织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团结协作，政令统一，执行顺畅。要培养健康的行政心理，使公务员摒弃管制型政府下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转变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主动投身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积极支持组织变革和自觉参与组织学习。要完善公务员考核、晋升、奖励制度，及时发现和任用优秀人才，激励公务员奋发向上的工作精神，调动公务员心理中的积极因素，促进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增强政府体系的生机和活力。 要完善公务员考核制度。采取措施使考核指标体系科学化、考核方法综合化、考核程序规范化、考核等次丰富化、考核结果使用实效化、考核过程透明化、考核主体知识化。 要完善公务员晋升制度。彰显公务员晋升制度的“能力本位”理念，并使能力标准具体化；强化公务员晋升制度的公开原则，将晋升的时间、条件、职位、方式、程序全部公开；建立严密的、操作性强的执行程序，并引入晋升考试制度，建立专门考试机构，最大限度保证晋升的公正性；扩大竞争上岗和公开选拔制度的使用范围。 要完善公务员奖励制度。强化对奖励主体的规制，明确奖励权限；完善奖励标准，分别设立公务员个人与公务员集体奖励标准；实现授奖条件具体化、授奖过程法制化、奖励形式丰富化。 优化政府管理系统。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和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完善民主集中制与行政首长负责制。建立健全问政于民和科学民主的决策体制。建立健全与民融合、运作顺畅的执行体制。建立健全公开化、法制化、以公民参与为特征的监督体制。建立完备的行政问责制度。建立健全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和政务公开制度。 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既重视民主讨论，又尊重行政首长的最后决定权。理顺行政首长个人负责与党的领导关系。坚持行政首长向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的原则，加快行政首长负责制的立法步伐。制定党政关系法规，将行政首长的行为纳入该法规的调整范围。 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做到各项决策程序依法规范、过程民主公开、结果科学公正，提高决策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要探索实行决策、执行、监督适度分开、相互协调的执行体制，确保指挥有效、运转协调、统一畅通。要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的渠道以及政策分解与政策立案制度，强化执行监督与反馈。 要建立健全公开化、法制化、以公民参与为特征的监督体制。政府内部层级监督以及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要切实有效。司法监督要具有独立性和公正性。人大的法制审查权、“人事权”、“财权”要切实落实，质询、罢免、调查、预算监督、审查等程序要具体化。政协的民主监督要切实发挥效能。新闻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要渠道通畅，切实有力。政府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连接要顺畅。 要完善公共服务行政问责制度。着力扩大问责客体范围，将所有公共管理责任主体都纳入问责范围。明确界定行政责任，合理划分党政之间、正副职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职责权限。健全问责事由，从追究“有过”向追究“无为”深化。完善问责程序，使问责提案、立案、调查、申辩、审议、决定、复议、通知、申诉、执行、结果等环节规范化。完善问责法规体系，使问责制度步入法制化轨道。 要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建立健全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为导向的政府部门绩效评估制度、以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为目标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制度、以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为核心的项目绩效评估制度、以突出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重点的预算绩效评估制度。 要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群众广泛知晓的事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都要通过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依法、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

创新(Innovation)概念,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对于创新概念的理解一般有狭义理解和广义理解两个层次。 狭义理解的创新概念：立足于把技术和经济结合起来,即：创新是一个从新思想的产生到产品设计、试制、生产、营销和市场化的一系列行动。 随着人们对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关系的研究的深入,产生了对于创新概念的广义理解。 广义理解的创新概念：力求将科学、技术、教育等与经济融汇起来,即：创新表现为不同参与者和机构(包括企业、政府、大学、科研机构等)之间交互作用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任何一个结点都可能成为创新行为实现的特定空间。创新行为因而可以表现在技术、体制或知识等不同的侧面。 创新的目的：是为社会提供新的产品或者将新的生产工艺应用到生产过程中去,这包括在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和在商业上的实际应用。创新过程的重心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需要其他方面的创新互相配合,例如组织创新、管理创新、体制创新等。

推动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体制创新是保障，技术创新是动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加快体制创新，以调动一切有利的因素推进和保障经济发展。在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必须加快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技术的更新换代，掌握核心技术。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体系，在绝大多数重要领域还是依靠购买国外技术使用权，但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外国企业没那么傻），所以技术缺乏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瓶颈，必须依靠技术创新。

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涉及面广，主要有四个方面：一、要在观念上创新通过思想认识上的新飞跃，实现工作思路上的新突破，推出开创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的新举措。二、要在内容上创新内容创新是指在坚持以科学理体制创新是难度最大的一种创新，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涉及到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职责权利等问题。三、要在方法上创新方法创新是指适应人们的接受能力而运用现代化工具和其他灵活多样的手段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这些新方法必须循序渐进、因势利导、循循善诱、生动活泼、入耳入脑、可亲可信，容易被人接受。四、要在体制上创新坚定不移地提出要进行体制创新，目的是为了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可靠的体制和制度保证。论武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总要求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进行创新。

转载 仅供参考1） 企业家的培育，这是企业创新的内在推动力量。 （2） 统一市场的完善，这是企业创新的外在动力。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风险经济、竞争经济，市场机制具有一种自我选择的机制，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它像一根无形的鞭子，时刻鞭策着企业的当事人努力推进创新。 （3）创新实力的开拓，这是企业创新的基础条件。这包括二点内容：一是创新资金的取得。按销售额提取技术开发费不失为获取创新资金的好办法；另外，在银行设立专项“创新风险贷款”业务，也是一条重要途径。二是人才，创新需要高素质的人才，企业除了利用本身的人才储备外，可以与科研单位联手共同推动企业创新。 （4）创新收益的“内在化”，这是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创新收益“内在化”是指创新收益要在创新各当事人中进行分配。一方面，要对创新所费资产和劳动，即创新成本进行补偿；另一方面是对创新主体，特别是创新骨干给予奖励，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创新是有风险的，必要的奖励使得企业和有关人员愿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从事创新行为。

　　（一）加强公共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1、建设新的文化三馆（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新三馆的选址应建在居民区，聘请专业设计专家进行规划、设计，使新三馆既融为一体又相互独立。　　2、在城区建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使其纳入城乡规划和设计中，采取政府投资为主，鼓励社会力量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供设施等形式参与公会文化服务，保障人民群众享受公共文化产品，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基本权益。　　3、建设集教学、训练、表演、比赛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体育馆，内设武术馆、游泳馆、乒乓球馆、羽毛球馆、排球馆、台球馆等体育室内健身场馆 。　　4、建设大型公园，聘请专业设计专家进行规划、设计。园内景观要突出盘古文化元素，所设湖泊、殿堂、凉亭、碑廊、曲径、雕塑等景点之牌匾、楹联、简介等，要以宣传、展示盘古文化为主题内容。　　5、建设乡镇综合文化站、文化体育健身广场。　　（二）大力开展公益性文化体育活动。　　1、开展每年重大节日、纪念日庆祝活动，做好“民间花会进城表演大赛”、“民间戏曲调演”、“元宵节灯谜竞猜”等系列文化活动；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三下乡”、“四进社区”等活动20场次以上，“送文艺下乡”、“送图书下乡”、“送文体活动下乡”、“送电影下乡”；打造“戏曲票友大赛”、“红歌大赛”、“消夏晚会”、“书画摄影展”、“舞蹈大赛”、“器乐演奏大赛”等品牌文化赛事。　　2、依托我县文化体育场馆，争取上级支持，积极主办或承办全市、全省、全国乃至国际性的具有浓郁地方文化色彩的文化体育赛事。　　3、筹建图书馆网站，实行网上预约借阅，逐步实行网上阅读，以方便各类读者；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优势，积极同各单位组织联系，利用多媒体进行各种类型的辅导工作和培训；组织各种题材的社会征文及读书活动 ；举办全县读书月、读书节；成立青县图书馆协会，定期对各乡镇村农家书屋的管理人员进行图书管理专业培训；设立流动书箱，开展送图书进村、进校、进社区等多种方式的送图书下乡活动。　　4、建设多功能数字影院，加入省市院线网络，为全县人民提供最新的数字影片放映服务；大力扶持现有的乡镇电影放映公司，采取政府补贴、社会力量资助等方式使其发展壮大，彻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　　5、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办好等网站。同时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推动文明办网、文明上网，使我县网络文化市场结构布局合理，健康繁荣活跃，竞争发展有序。　　（三）挖掘保护和利用历史优秀文化资源　　1、加强对馆藏文物的保护、评级、建档及健全管理制度；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鼓励、引导和帮助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兴办各类专业、专题博物馆，形成以公立博物馆为龙头，民办博物馆为基础的博物馆网络；开展民间文物的捐赠征集活动，加强民间收藏行为的引导，促进收藏规范化、合法化；做好文物调查和有针对性地开展地下文物的挖掘和民间流散文物的征集工作。　　2、争取上级资金，开展一系列文物展览活动，突出青县盘古文化地域特色，以我县境内出土文物为主，借助辅助展品如照片、拓片、情景绘图、场景复原、微缩场景、光盘、磁带、文字、展柜、展台、壁龛、形象墙等丰富的陈列语言，升华陈列主体，丰富展览内容；组织专业人员加强与兄弟县市博物馆的参观、交流、学习。　　3、配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4、做好文物保护规划。　　5、聘请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进行科学论证，提供专业咨询和理论指导；建立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和保护名录，重点摸清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艺术传人、发展现状等；对所有民间艺术、民间艺人进行登记，建立名录，撰写单项介绍材料，对于优秀的、特别是濒临灭绝的民间艺术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多种方式进行真实、系统、全面的记录；做好各项非遗申报工作，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的撰写和出版工作；每年有针对性地举办3-5期民间艺术培训班，聘请县内知名民间老艺人跟班辅导；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积极创办民间艺术团体。　　（四）加快重点文化产业的建设　　（五）推动旅游事业的大发展　　1、做好基础设施的规划。从城区通往各景点的部分公路需要拓　　2、整合旅游资源，做好八大休闲旅游区的开发工作。　　3、做好旅游的宣传、推广　　（六）加强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　　1、扩充文化事业单位人员编制，文化系统各单位领导班子中均应配备至少1名经营和管理能力较强的班子成员，为发展文化产业储备人才；文化馆需增设舞蹈创编、文学创作、曲艺编导、书法绘画、摄影摄像等多种人才；文物保护管理所需增设专业人员、保卫人员 、讲解员、文物修复员、绘图员、摄影人员、考古发掘人员等；图书馆需增设图书馆学专业人才。　　2、各乡镇综合文化站需配备专职文化站长和管理人员；社区文化中心应配有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农家书屋配备专业图书管理员。　　3、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批高素质、精通文化工作、熟悉国内外文化市场规则，具有先进管理理念和现代科学素养的复合型、外向型文化经营管理人才；引进专业文化人才和优秀大学毕业生；制定优秀人才引进制度和奖励制度。

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是什么，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是指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团体和私人机构等为补充的供给主体，为公民及其组织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为主要目的而研究建立的一系列有关服务内容、服务形式、服务机制、服务政策等的制度安排，最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与体制创新。

　　体制是机制的载体和物质条件，机制是体制的追求目标。　　体指体例，与组织形式、管理方式有关。　　机指机能，与运行、效能有关。　　文化体制创新主要针对人，养人、用人、管人和带队伍，如公共文化服务谁主导，文化产业谁来办，事业单位的院团改制为企业化运行，社会力量如何进入等等。　　文化机制创新主要针对事，找到有效的的办法，把事情做好，有文化产品的生产机制、传播机制，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公共文化服务如何搞，文化产业怎么促进等等。　　（个人浅见不成系统）

终身教育视阈下的成人高等教育体制创新论文 　　论文关键词：终身教育 成人高等教育 体制 创新 　　论文摘要：终身教育作为一种现代教育思想，是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的重要指导原则。改善基于终身教育理念下的成人高等教育体制，对成人高等教育教学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结合终身教育的基本内涵，审视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现存主要问题，提出几点终身教育视阈下的成人高等教育体制创新策略。 　　 一、终身教育的基本理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5年主持召开的成人教育促进国际会议期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局局长保罗·朗格朗（ParlLengrand）正式提出“终身教育”一词，四十多年来已经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关于这一理念的阐释或表述的观点众多。尽管在表达和侧重上有所不同，但绝大多数都认为终身教育应该包括人一生所受的各种教育的总和，贯穿于人生始终。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终身教育概念的内涵作了进一步揭示，终身教育除了工作和职业需要之外，还应重视铸造人格、发展个性，使个体的潜在才干和能力得到充分发展。 　　 二、我国当前成人高等教育存在问题的审视 　　成人高等教育是传统高等教育向终身教育过渡的新型教育形式，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科技与社会的飞速发展，成人高等教育在教育和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然而，缘于多种因素，成人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教育目标定位单一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计划体制的制约和文凭趋向的负面影响，目前成人教育主要以高等学校培养人才模式为主，且集中于发展学历教育，岗位培训、继续教育等非学历教育作为补充。学历、学位证书的获得成为大众追求的焦点，而作为终身教育理应着重提高的文化素质、业务素质无形中被功利所抹杀。成人教育在人才培养的规格和方法上的单一性，使得专业设置、课程内容等与实际需求相脱节，实施性教学计划、课程教学大纲、专业社会实践等环节内容与社会实际需求差距越来越大。成人教育实践逐渐丧失了引领、成人教育理论建设尤显脆弱。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持续高区位运行，使得成人教育的市场需求越发旺盛，办学主体的功利思想加重，一些高校为了经济利益只重招生数量、不重培养质量，对成人学员采取较为宽松、甚至放松的政策，使得成人素质教育成为盲区。 　　2、教学思想定位不清 　　从终身教育角度看，成人教育是中学（中专、职中、技校）、高等普通教育（或高等职业教育）的继续教育部分，在培养目标、接受对象和基本性质等方面有着特殊性，与普通高等教育明显不同，成人高等教育就培养目标而言，是各种实用型或继续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而普通高等教育着重培养理论基础扎实、知识体系完整的专业人才，是研究性、理论性人才培养模式。同时普通高校是对还没有走向社会的大学生强调知识、文化的传承，而成人高等教育强调对有职业经历和社会阅历的成年人的智能更新与素质提高。事实上，目前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开设的专业基本上是普通高等教育现设专业的修改版。这种“半全日制”化的办学思想忽略了成人高等教育的特性，阻隔了成人高等教育的社会化基础，直接导致了成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教育技术革新缺乏了应有的生机与活力。 　　3、教育内容缺乏实用性 　　作为终身学习的一部分，高等教育阶段的成人学习带有极强目的性、针对性，成人学习者大多追求知识的实用性。目前成人高等教育教学以课堂（或虚拟课堂）为主，教学以教材为主，部分高校的教材版本过于陈旧，不但缺乏实用性，甚至缺乏专业性。作为实然的教学，不是一定要求教材内容体现最新专业信息，但成人高校教师要有较强的驾驭教材、及时掌握行业动态和专业最新技术的能力，教学生学会学习和如何查找、查阅他们需要的、实用性知识和技能，进而丰实教学内容，使得教学与时俱进。 　　4、教学形式和方法相对单一 　　目前在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形式上除了电大开放教育和和综合高校的网络学院有少部分网上资源辅助学习外，还是多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形式，教学形式和方法相对单一约束了成人教育的跨越发展。首要表现是教师的角色转变不到位。在全面推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今天，相当一部分从事成人教育的教师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教育思维定势，维持着单一的班级教学模式。成人教育要求教师的任务不仅仅是简单的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引导帮助学员去发现、掌握和运用知识，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技能，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教师要适时、自觉地进行教育观念的转变，确立为学生服务的教学理念，由教师的权威主体向服务主体转变，由讲授主体向导学主体转变，创建一个开放、民主的学习环境。其次是教师对新的教学方式不适应，缺乏协作观念。传统的教学方式比较单一，只要一根粉笔、一块黑板、一本教材，教师以个体的形式就可以单独完成教学任务。成人教育不同于传统教育之处在于构建适合学员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下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教师需要采取多种教学形式和手段，教给学员自主学习的方法，为学员提供较为丰实的学习资源。 　　 三、终身教育理念下的成人高等教育体制创新 　　新世纪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全球化、多元文化纷纷进入成人教育的理论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成人教育的研究语境。高等成人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中最贴近“生产力”的部分，面对诸多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从体制上有所作为。 　　1、积极推进成人高等教育的立法工作 　　尽管我国在《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对成人教育进行了若干规定，但由于缺乏专门的成人高等教育法的支撑和保障，各种地方性成人高等教育法规的法律效力大打折扣。综观国内外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我国迫切需要加强成人高等教育立法，确定其地位、作用，确立办学主体的权利义务，依法保证成人高等教育管理、教学等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着力推进人口优势向人才优势的转化工作。 　　2、逐渐淡化成人高等教育的学历趋向 　　成人高等教育在我国目前以学历教育为主，这在很多大上受到现存社会对人力资源考量标准的影响，在文凭背后其实是晋级、升职、提薪等功利性需求，目前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从这一侧面看在很多大程度上是受到学习者功利需求因素推动的，许多人愿意接受成人高等教育是外力所逼、诱惑所使，学习过程与效果达不到预期。要真正实现成人高等教育中学习者学习目的是为了提高自身科学文化素质，除了在人事制度上实行一系列根本性改革，成人高等教育办学上更应注重实用型非学历教育的拓展，为终身教育所提倡的素质教育夯实基础。 　　3、充分整合成人高等教育的社会资源 　　我国目前成人高等教育利用的"社会资源有限，主要集中于高等院校，但这并不代表可用的教育资源匮乏。终身教育视阈下的成人高等教育应注重个体知识、技能、素养等方面的培养，个体发展和为社会服务是相辅相成的，基于此，成人高等教育应更加注重贴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必须充分利用各种社会教育资源，为企业、事业等不同类型的单位培养应用型、技能型、高素质的人才。成人高等教育体制应增强对多种教育资源的兼容性，多渠道、多形式地提供符合不同教育需求的教育服务。 　　4、合理设置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 　　终身教育思想中教育行为是伴随人一生的，个体所受的教育在实现所属社会预期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因此成人高等教育作为成人教育中的“健壮期”教育，其教育内容必须符合社会和个体两个方面的需求，实际生活中一般表现为个体的教育需要。因此，在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中不但要体现个体的劳动能力和水平，还要关注个体的素质改善和提高。 　　5、科学进行成人高等教育的师资培养 　　端正自身“导”学角色的定位。“教育信息的多媒体化、教育资源的多元化、教育过程的开放性，使得学生具有更多信息和知识的获取渠道”当学生从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地获得知识时，教师就不再是文化知识传播的中介，其主要只能就必须从“教”变为“导”。成人高等教育中的师资培养注重教师快速了解学习者学习需求的能力、对成人学习方式正确引导能力、对专业知识学习的指导能力、培养成人学生形成良好学习习惯能力等综合能力的训练与培养。 　　参考文献： 　　[1]梁士荣．开放教育特质论．开放教育研究，1999，（l）． 　　[2]李超，刘萍．现代远程教育中教师角色探微．天津电大学报．12（1），总第43期． 　　[3]李鸿雁，刘朝晖．网络文化背景下高校德育新途径研究．教育与职业，（36）．总第604期． 　　[4]叶丛如，刘细平．基于建构主义的互联网远程教育模式探讨．教育传播研究，2007，（2），总第93期．□ ;

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提升和自主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是人。要重视维护保养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紧紧掌握这一重点在人的服务宗旨。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务必健全社会治理体系。要横着搭建共治内切圆，纵向打造出善治指引链，提高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凝聚力和制度执行力。体制创新主要包括内容：一是建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是提高市场化程度的主要内容。土地、矿藏、资金、资产、劳动力、技术、人才等资源，主要依靠市场来配置，市长不要再去审批经营性的土地、矿山，劳动力、技术人才也要逐步提高市场化程度。二是合理的所有制结构体制。现在所有制单一，国有资产比重太大，要大力推进调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般竞争性的待业国有资产尽快退出，让市场去选择投资者，在市场中实行优胜劣汰。对垄断行业也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选投资主体多元化。三是营造非公有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在市场准入、审批办照、待遇、服务等方面，都要创造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快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四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程序，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和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政策、法律环境上，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法规，改善市场环境，加强市场硬件建设，拓展市场运作领域，营造有竞争力的投资、创业和发展环境。

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1）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推动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化。严格新闻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重视新型媒介运用和管理，规范传播秩序。（2）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允许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改制经营。支持各种形式小微文化企业发展。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扩大政府文化资助和文化采购，加强版权保护。健全文化产品评价体系，改革评奖制度，推出更多文化精品。（3）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整合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明确不同文化事业单位功能定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4）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发展。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承担人文交流项目。 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一、正确把握长远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关系，坚持立足当前、兼顾长远 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不断深化的渐进式改革，既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具有紧迫性的特点。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确定长期目标，从长计议，统筹安排，全面推进，避免盲目性和短期行为；同时，又要明确近期目标，立足当前，着力解决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和新的突破，使改革逐步深化。在这里，我们既反对只顾眼前、不顾长远、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情绪，也反对片面强调改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而无所作为的畏难情绪。只有坚持近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有机统一，才能更好地把握改革的进程和力度，更有效地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根据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为实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打下坚实基础。改革的总体目标是：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相适应，到202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从长远看，与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适应，到2050年，形成完善和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形成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市场监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形成优化的政府组织结构、科学的政府管理方式和行政监督机制，政府成为人民满意的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二、正确把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全面改革的关系，坚持配套进行、整体推进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有着内在的联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改革的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在新形势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各项改革的交汇点和关结点，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全面改革的推进，有赖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政府的转型。因此，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要加大力度，又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必须从全局出发，与各项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全面改革服务，说到底就是要扫除实现科学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当前，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就要加强政府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职能，不断深化投资、财税、金融、价格、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努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就要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加强廉政建设，努力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与社会体制改革相配套，就要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特别要强化政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同时，要着力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正确把握重点与一般的关系，坚持抓住关键、重点突破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将改革的总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结合起来，以重点突破带动总体推进，这就必须抓住核心和关键问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也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能不能建立与完善的重要标志，取决于政府职能转变能不能到位。因此，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以提高政府效能、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为出发点，以规范行政权力、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切入点，大力推进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转变政府职能，应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转变职能、权责一致、强化服务、改进管理、提高效能的要求，做到“四个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科学设置、全面正确地履行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特别要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同时，要正确处理转变政府职能与优化组织结构、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以及管理方式创新的关系，着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根据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的精神，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要实现“三个根本转变”，即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需要强调的是，政府职能转变是其他两个转变的前提和切入点；而其他两个转变与政府职能转变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离开了后两个转变，政府职能转变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继续协调推进国务院机构改革、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和乡镇机构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另外，还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严格依法行政，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度，完善行政运行机制，切实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 四、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改革发展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统一 我们一再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必须着眼于科学发展和构建设和谐社会，正确把握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人民群众可接受的程度，通过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稳定，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公共需求相适应。 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就必须着眼于科学发展，努力解决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在国际经济体系和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面前，要进一步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面对国内改革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要着力解决长期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区域发展不协调、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的问题，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投资、消费比例不协调的问题，市场秩序不规范的问题，等等。在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要通过政府转型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努力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要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以人为本。民生问题大于天，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既是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把群众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当作第一选择，把群众利益当作第一考虑，把群众满意当作第一标准。要通过改革，切实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认真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劳动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教育卫生、居民住房、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社会矛盾纠纷问题等。 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要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要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要建立全过程、多渠道、全方位、法治化与柔性化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五、正确把握总体部署与各方协调的关系，坚持上下结合、互相联动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新情况新问题多，难点热点问题也多，特别是政府转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理顺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此，需要调动两个积极性，既需要有中央的统一部署，又需要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发挥创造性、实行联动，也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 之所以强调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自上而下的整体推进，是因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与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具有全局性的特点，需要整体设计、统筹考虑、精心组织和有序推进。特别是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体现了政府管理“有形的手”与市场机制“无形的手”的有机统一，是从全局和战略上的科学决策，也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把握的重大原则。在这样的问题上，不能各行其是、我行我素，必须强调局部服从全局、地方服从中央。 之所以强调发挥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的积极性、实行自下而上的联动和横向的互动，是因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创新性特点。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证明，许多新鲜的经验和改革的举措，都是在政府管理的第一线创造的，或者说是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促进政府的自身建设，给予政府改革以动力和活力。同时，地方政府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者，又是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组织领导者和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比较直接，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需要地方政府去实现、维护和发展。因此，只有地方政府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才能实现。 六、正确把握借鉴国外经验与从我国国情出发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体现中国特色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世界范围的公共行政改革已经30年了，至今方兴未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公共行政提出了新要求，信息化改变了公共行政的环境，同时政府管理失灵问题越来越尖锐。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世界各国都把提高政府管理与服务的效率、进而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作为政府职能调整的基本目标，因此更加重视公共行政改革，也形成了一些理论体系和经验。实事求是地说，一些国外公共管理的做法和经验确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一些形成共识的公共管理的理论观点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参考。但是，借鉴国外的经验应该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出发，采取“扬弃”的态度，而不是不加分析地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因为，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以坚持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为前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在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绝不能搞多党制；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绝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在经济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结构，绝不能搞私有化；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基本政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本质特征。 应该指出，从1982年开始，我们已经进行了6次全国性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取得了新进展和新成效，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阶段出现的深层次矛盾，使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增加了难度。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切实加强领导，坚定信心，继续加大改革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增强自觉性，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正确把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通过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可持续的发展。

安装摄像头，注重社区网络舆情分析，扩充义务联防队，从大爷大妈大叔大婶到小伙小学生，尽量吸收

关键在于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制度创新是创新的前提，具有完善的企业制度创新机制，才能保证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有效进行。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是社会政治、经济和管理等制度的革新，是支配人们行为和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更，组织与其外部环境相互关系的变更。其直接结果是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使不断创造新的知识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及社会财富源源不断的涌现，最终推动社会的进步。良好的制度环境本身也是创新的产物，而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创新型的政府，只有创新型政府，才会形成创新型的制度、创新型的文化。体制创新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是提高市场化程度的主要内容。土地、矿藏、资金、资产、劳动力、技术、人才等资源，主要依靠市场来配置，市长不要再去审批经营性的土地、矿山，劳动力、技术人才也要逐步提高市场化程度。二是合理的所有制结构体制。现在所有制单一，国有资产比重太大，要大力推进调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般竞争性的待业国有资产尽快退出，让市场去选择投资者，在市场中实行优胜劣汰。对垄断行业也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选投资主体多元化。三是营造非公有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在市场准入、审批办照、待遇、服务等方面，都要创造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快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四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程序，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和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政策、法律环境上，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法规，改善市场环境，加强市场硬件建设，拓展市场运作领域，营造有竞争力的投资、创业和发展环境。既要有"管"的本事，更要有"活"的能耐。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38)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推动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化。严格新闻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重视新型媒介运用和管理，规范传播秩序。(39)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允许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改制经营。支持各种形式小微文化企业发展。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扩大政府文化资助和文化采购，加强版权保护。健全文化产品评价体系，改革评奖制度，推出更多文化精品。(40)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整合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明确不同文化事业单位功能定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41)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发展。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承担人文交流项目。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一、正确把握长远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关系，坚持立足当前、兼顾长远 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不断深化的渐进式改革，既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具有紧迫性的特点。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确定长期目标，从长计议，统筹安排，全面推进，避免盲目性和短期行为；同时，又要明确近期目标，立足当前，着力解决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和新的突破，使改革逐步深化。在这里，我们既反对只顾眼前、不顾长远、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情绪，也反对片面强调改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而无所作为的畏难情绪。只有坚持近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有机统一，才能更好地把握改革的进程和力度，更有效地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根据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为实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打下坚实基础。改革的总体目标是：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相适应，到202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从长远看，与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适应，到2050年，形成完善和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形成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市场监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形成优化的政府组织结构、科学的政府管理方式和行政监督机制，政府成为人民满意的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二、正确把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全面改革的关系，坚持配套进行、整体推进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有着内在的联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改革的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在新形势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各项改革的交汇点和关结点，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全面改革的推进，有赖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政府的转型。因此，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要加大力度，又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必须从全局出发，与各项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全面改革服务，说到底就是要扫除实现科学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当前，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就要加强政府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职能，不断深化投资、财税、金融、价格、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努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就要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加强廉政建设，努力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与社会体制改革相配套，就要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特别要强化政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同时，要着力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正确把握重点与一般的关系，坚持抓住关键、重点突破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将改革的总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结合起来，以重点突破带动总体推进，这就必须抓住核心和关键问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也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能不能建立与完善的重要标志，取决于政府职能转变能不能到位。因此，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以提高政府效能、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为出发点，以规范行政权力、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切入点，大力推进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转变政府职能，应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转变职能、权责一致、强化服务、改进管理、提高效能的要求，做到“四个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科学设置、全面正确地履行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特别要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同时，要正确处理转变政府职能与优化组织结构、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以及管理方式创新的关系，着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根据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的精神，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要实现“三个根本转变”，即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需要强调的是，政府职能转变是其他两个转变的前提和切入点；而其他两个转变与政府职能转变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离开了后两个转变，政府职能转变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继续协调推进国务院机构改革、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和乡镇机构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另外，还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严格依法行政，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度，完善行政运行机制，切实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 四、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改革发展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统一 我们一再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必须着眼于科学发展和构建设和谐社会，正确把握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人民群众可接受的程度，通过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稳定，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公共需求相适应。 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就必须着眼于科学发展，努力解决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在国际经济体系和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面前，要进一步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面对国内改革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要着力解决长期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区域发展不协调、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的问题，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投资、消费比例不协调的问题，市场秩序不规范的问题，等等。在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要通过政府转型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努力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要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以人为本。民生问题大于天，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既是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把群众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当作第一选择，把群众利益当作第一考虑，把群众满意当作第一标准。要通过改革，切实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认真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劳动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教育卫生、居民住房、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社会矛盾纠纷问题等。 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要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要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要建立全过程、多渠道、全方位、法治化与柔性化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五、正确把握总体部署与各方协调的关系，坚持上下结合、互相联动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新情况新问题多，难点热点问题也多，特别是政府转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理顺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此，需要调动两个积极性，既需要有中央的统一部署，又需要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发挥创造性、实行联动，也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 之所以强调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自上而下的整体推进，是因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与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具有全局性的特点，需要整体设计、统筹考虑、精心组织和有序推进。特别是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体现了政府管理“有形的手”与市场机制“无形的手”的有机统一，是从全局和战略上的科学决策，也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把握的重大原则。在这样的问题上，不能各行其是、我行我素，必须强调局部服从全局、地方服从中央。 之所以强调发挥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的积极性、实行自下而上的联动和横向的互动，是因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创新性特点。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证明，许多新鲜的经验和改革的举措，都是在政府管理的第一线创造的，或者说是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促进政府的自身建设，给予政府改革以动力和活力。同时，地方政府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者，又是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组织领导者和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比较直接，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需要地方政府去实现、维护和发展。因此，只有地方政府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才能实现。 六、正确把握借鉴国外经验与从我国国情出发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体现中国特色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世界范围的公共行政改革已经30年了，至今方兴未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公共行政提出了新要求，信息化改变了公共行政的环境，同时政府管理失灵问题越来越尖锐。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世界各国都把提高政府管理与服务的效率、进而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作为政府职能调整的基本目标，因此更加重视公共行政改革，也形成了一些理论体系和经验。实事求是地说，一些国外公共管理的做法和经验确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一些形成共识的公共管理的理论观点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参考。但是，借鉴国外的经验应该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出发，采取“扬弃”的态度，而不是不加分析地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因为，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以坚持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为前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在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绝不能搞多党制；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绝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在经济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结构，绝不能搞私有化；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基本政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本质特征。 应该指出，从1982年开始，我们已经进行了6次全国性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取得了新进展和新成效，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阶段出现的深层次矛盾，使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增加了难度。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切实加强领导，坚定信心，继续加大改革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增强自觉性，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正确把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通过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可持续的发展。

一、正确把握长远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关系，坚持立足当前、兼顾长远 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不断深化的渐进式改革，既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具有紧迫性的特点。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确定长期目标，从长计议，统筹安排，全面推进，避免盲目性和短期行为；同时，又要明确近期目标，立足当前，着力解决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和新的突破，使改革逐步深化。在这里，我们既反对只顾眼前、不顾长远、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情绪，也反对片面强调改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而无所作为的畏难情绪。只有坚持近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有机统一，才能更好地把握改革的进程和力度，更有效地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根据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为实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打下坚实基础。改革的总体目标是：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相适应，到202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从长远看，与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适应，到2050年，形成完善和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形成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市场监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形成优化的政府组织结构、科学的政府管理方式和行政监督机制，政府成为人民满意的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二、正确把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全面改革的关系，坚持配套进行、整体推进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有着内在的联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改革的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在新形势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各项改革的交汇点和关结点，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全面改革的推进，有赖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政府的转型。因此，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要加大力度，又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必须从全局出发，与各项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全面改革服务，说到底就是要扫除实现科学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当前，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就要加强政府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职能，不断深化投资、财税、金融、价格、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努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就要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加强廉政建设，努力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与社会体制改革相配套，就要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特别要强化政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同时，要着力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正确把握重点与一般的关系，坚持抓住关键、重点突破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将改革的总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结合起来，以重点突破带动总体推进，这就必须抓住核心和关键问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也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能不能建立与完善的重要标志，取决于政府职能转变能不能到位。因此，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以提高政府效能、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为出发点，以规范行政权力、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切入点，大力推进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转变政府职能，应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转变职能、权责一致、强化服务、改进管理、提高效能的要求，做到“四个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科学设置、全面正确地履行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特别要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同时，要正确处理转变政府职能与优化组织结构、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以及管理方式创新的关系，着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根据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的精神，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要实现“三个根本转变”，即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需要强调的是，政府职能转变是其他两个转变的前提和切入点；而其他两个转变与政府职能转变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离开了后两个转变，政府职能转变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继续协调推进国务院机构改革、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和乡镇机构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另外，还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严格依法行政，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度，完善行政运行机制，切实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 四、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改革发展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统一 我们一再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必须着眼于科学发展和构建设和谐社会，正确把握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人民群众可接受的程度，通过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稳定，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公共需求相适应。 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就必须着眼于科学发展，努力解决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在国际经济体系和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面前，要进一步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面对国内改革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要着力解决长期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区域发展不协调、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的问题，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投资、消费比例不协调的问题，市场秩序不规范的问题，等等。在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要通过政府转型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努力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要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以人为本。民生问题大于天，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既是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把群众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当作第一选择，把群众利益当作第一考虑，把群众满意当作第一标准。要通过改革，切实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认真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劳动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教育卫生、居民住房、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社会矛盾纠纷问题等。 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要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要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要建立全过程、多渠道、全方位、法治化与柔性化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五、正确把握总体部署与各方协调的关系，坚持上下结合、互相联动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新情况新问题多，难点热点问题也多，特别是政府转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理顺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此，需要调动两个积极性，既需要有中央的统一部署，又需要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发挥创造性、实行联动，也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 之所以强调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自上而下的整体推进，是因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与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具有全局性的特点，需要整体设计、统筹考虑、精心组织和有序推进。特别是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体现了政府管理“有形的手”与市场机制“无形的手”的有机统一，是从全局和战略上的科学决策，也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把握的重大原则。在这样的问题上，不能各行其是、我行我素，必须强调局部服从全局、地方服从中央。 之所以强调发挥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的积极性、实行自下而上的联动和横向的互动，是因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创新性特点。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证明，许多新鲜的经验和改革的举措，都是在政府管理的第一线创造的，或者说是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促进政府的自身建设，给予政府改革以动力和活力。同时，地方政府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者，又是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组织领导者和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比较直接，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需要地方政府去实现、维护和发展。因此，只有地方政府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才能实现。 六、正确把握借鉴国外经验与从我国国情出发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体现中国特色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世界范围的公共行政改革已经30年了，至今方兴未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公共行政提出了新要求，信息化改变了公共行政的环境，同时政府管理失灵问题越来越尖锐。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世界各国都把提高政府管理与服务的效率、进而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作为政府职能调整的基本目标，因此更加重视公共行政改革，也形成了一些理论体系和经验。实事求是地说，一些国外公共管理的做法和经验确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一些形成共识的公共管理的理论观点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参考。但是，借鉴国外的经验应该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出发，采取“扬弃”的态度，而不是不加分析地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因为，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以坚持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为前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在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绝不能搞多党制；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绝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在经济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结构，绝不能搞私有化；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基本政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本质特征。 应该指出，从1982年开始，我们已经进行了6次全国性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取得了新进展和新成效，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阶段出现的深层次矛盾，使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增加了难度。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切实加强领导，坚定信心，继续加大改革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增强自觉性，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正确把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通过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可持续的发展。

创新的目的：让生活更美好

创新方法基于质量的基础创新理念是指企业或个人打破常规，突破现状，敢为人先，敢于挑战未来，打破思维定势，谋求新境界。创新的前提是对现状的不满足，同时，创新是建立在对市场规律和本行业发展前景正确把握的基础上。对于一般企业来说，创新的内容实际包括了技术创新、体制创新、思想创新、经营创新和结构创新等内容。技术创新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体制创新可以使企业的日常运作更有秩序，便于管理，同时也可以摆脱一些旧的体制的弊端，如科层制带来的信息传递不畅通。思想创新是相对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领导者思想创新能够保障企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员工思想创新可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发挥员工的创造性，为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不论对企业还是对个人，都是如此。而这一严峻挑战是实力的竞争、管理的竞争、机制的竞争、技术的竞争，创新水平的竞争。说到底，最为关键的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企业对人才的培训与开发方面，也表现在主体的自我开发方面。

对科技创新的理解： 1、科技创新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加强原始性科学创新，加强战略性技术创新。 2、科技创新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坚持顶层设计、自上而下，上下结合，以明确的战略目标为导向，加强宏观组织和系统集成，充分发挥全院综合优势。 3、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相结合，以科技创新带动体制创新，以体制创新保证科技创新。 4、科技创新要坚持开放和联合，广泛吸收社会创新要素，有效整合院内外力量和资源。

完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为创业者提供更多机会。逐步清理并废除妨碍创业发展的制度和规定，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加快出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依法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消除不利于创业创新发展的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清理规范涉企收费项目，完善收费目录管理制度，制定事中事后监管办法。建立和规范企业信用信息发布制度，制定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管理办法，把创业主体信用与市场准入、享受优惠政策挂钩，完善以信用管理为基础的创业创新监管模式。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加快实施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一照一码”，落实“先照后证”改革，推进全程电子化登记和电子营业执照应用。支持各地结合实际放宽新注册企业场所登记条件限制，推动“一址多照”、集群注册等住所登记改革，为创业创新提供便利的工商登记服务。建立市场准入等负面清单，破除不合理的行业准入限制。开展企业简易注销试点，建立便捷的市场退出机制。依托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建立小微企业名录，增强创业企业信息透明度。　　加强创业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商业模式等新形态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办法。积极推进知识产权交易，加快建立全国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完善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与维权援助机制，缩短确权审查、侵权处理周期。集中查处一批侵犯知识产权的大案要案，加大对反复侵权、恶意侵权等行为的处罚力度，探索实施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权利人维权机制，合理划分权利人举证责任，完善行政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途径。　　健全创业人才培养与流动机制。把创业精神培育和创业素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实现全社会创业教育和培训制度化、体系化。加快完善创业课程设置，加强创业实训体系建设。加强创业创新知识普及教育，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人心。加强创业导师队伍建设，提高创业服务水平。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破除人才自由流动制度障碍，实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方面人才顺畅流动。加快建立创业创新绩效评价机制，让一批富有创业精神、勇于承担风险的人才脱颖而出。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就改革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构建普惠性政策扶持体系，推动资金链引导创业创新链、创业创新链支持产业链、产业链带动就业链等措施提出一系列意见。今起，将对意见进行系统梳理，力求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给我省民营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作出贡献。

(*^__^*) 嘻嘻，你太懒了！你自己删删吧！我直接粘过来的。。。望采纳！ 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无论从解放生产力,还是从政策的重新选择、体制的重新构建这个转变的深刻性和广泛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生活和人们观念变化的深刻性和广泛性来说,改革都是一场新的革命,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总的目的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　　根据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可以得出两条结论：一是不改革没有出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改革；二是以改革为名,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也没有出路,必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这是由改革所担负的任务所决定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改变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部分,改变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由农村拉开序幕.在农村改革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由此加快了全面改革的进程,到20世纪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初步确立.　　在全面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及其他体制改革的配合.科技、教育、文化体制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都有步骤、有秩序地全面展开,改革触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u200d　　改革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它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了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坚决地推进改革和对外开放分不开的.目前我国改革仍然处于攻坚阶段,要在体制创新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努力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文化体制、卫生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迈出新的步伐,还必须解决不少难度很大的深层次问题.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把改革推向前进,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　　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要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过渡的阶段,这是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改革的攻坚阶段.在这一时期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构任务极其艰巨.因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方面积累起来的经验和主要原则.　　第一,保持改革、发展和稳定在动态中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稳定是前提,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第二,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改革和发展要始终注意适应国情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要统筹安排改革和发展的举措,以保持稳定,促进改革和发展.　　第三,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是稳定的力量源泉和深厚基础.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是我们致力于发展、积极推进改革、坚持维护稳定的共同目的.所以,要做到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

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保险业取得了高速的发展与惊人的成就。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引发的后危机时代经济下行，保险行业增速也出现了明显下滑和停滞，原有被高速发展掩盖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开始也显现：销售行为受到质疑，保险机构盈利下降，保险资本普遍不足，保险成本上升增员困难。如何在新环境下，重新认识保险本质、进行创新和管理保险风险，是摆在各个保险公司面前的问题。未来保险业的发展方向究竟如何呢？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保险本质、风险管理、保险创新和保险监管四个方面来思考。就保险本质而言。保险业本质是管理风险的行业，保险业的经营正是通过承担客户转移的对死亡、健康、疾病、养老、财富等不利变化的担忧，对风险进行经营管理，从而获得合理的利润。保险本质决定了保险业和保险产品的基本定位。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中可以看出，保险业尤其是寿险业已经开始偏离了保险本质，正是因为这种偏离，导致了寿险业的一系列问题与风险。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能偏离其本质，所以现阶段回归保险的本质是寿险业的内在需求。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这要求它们的保险产品不能偏离“保障”的根本方向，要求保障成分在产品中占主导地位，要求保障性的保险产品在保险业务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对于投保人来说，这要求他们重视保障意识，不盲目跟风。但这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非常认同陈文辉副主席所提倡的“风险保障+适度理财”方向。万能险与投连险本身并不是坏产品，但过分被吹捧就导致了目前市场上的混乱状况。我建议监管机构制定一些关于保障型与投资型产品的适当销售比例的指引，以规范各公司的健康发展。就风险管理而言。如同银行业的巴塞尔协议，欧洲保险业目前正在向风险评估基础上的偿付能力管理发展，通过关注每一笔资金的风险，进而了解运营风险和其财务风险，并从各个层面进行比较，如信用风险、资产风险、股权风险、长寿风险、财产风险或者伤害风险等，从而评估经济资本的效率和整体风险状况。针对目前国际金融形势和保险市场的发展现状，我们认为保险公司管理的核心在于产品定价、流动性、公司运营和资产负债管理，也是风险管理的重点。产品定价方面，考虑相关的经济风险也很重要，投资、利率、通胀风险、信用违约和退保等，这些都会对产品定价产生重要的影响。流动性管理方面，保险公司的一项最大风险来自于流动性，大部分保险公司的破产更多来自于短期的流动性紧张，而不是资不抵债，对保单失效和退保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在运营层面上，对负责运营或者监管而言，人寿保险的一个关键风险来自于客户的行为，即客户是否会退保？产品本身是否促进、禁止或限制了这种行为？如果我们有很好的产品、很好的价格和信用评级，但是客户可以随意并免费退保，这样一来就增加了退保的可能性并给我们带来风险，而且随着大众传媒和信息渠道的传播，这种状况给业务带来的潜在风险可能正在加大。最后是资产债务匹配，如果不能把那些长期资产和长期债务很好地匹配起来，很明显将面临着较大的利率风险，最终会损害股东和客户的利益。监管机构目前在研究欧洲SolvencyII制度的引进，我觉得这是重中之重，一定要谨慎以对。要知道目前寿险业大部分产品为含保证的分红型产品，SolvencyII在对保证类产品的资本要求是非常不客气的，稍一不慎将会冲击到整个行业的稳定性。就保险创新而言。应大力发展保险创新，这里的保险创新不仅仅指保险产品的创新，更包括保险经营方式创新、保险销售渠道创新以及保险服务创新等内容。从我国寿险发展来看，无论是以个人代理为标志的营销体制创新、以投资分红产品为标志的产品创新，还是以银行保险为标志的销售渠道创新或者是以设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为标志的资金管理体制创新，保险业每一次大的创新，都给行业发展带来大的飞跃，促进寿险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因此，无论是政府、保险公司还是公众都应该对保险创新持鼓励支持态度，保险公司尤其需重视自己在保险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要牢牢把握中保险创新中的主动性。保险公司在保险创新的过程中，应注意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看到客户需求的差异性。我国城乡发展、东西部发展“二元化”特征比较突出，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人民群众的寿险需求呈现多层次、多样化、专门化的特点，这对我国保险创新提出了挑战与要求，只有最能体会客户需求、最为消费者群体广泛接受的保险创新才是成功的有效的创新。此外还要紧跟市场变化，特别要研究宏观经济、利率变化、资本市场环境、居民收入结构、社会年龄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最后，就保险监管而言。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必要的补充，定位是十分重要的。基本保险保障职能和商业保险职能，在服务大众和社会上，应该有明确的分工和合作。社会保险提供最基本的保险、医疗和养老等基本风险需求，而商业保险有利于鼓励企业家的创新，转移风险，帮助社会进行储蓄和投资，作为社会保险的有利的必要补充，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和社会稳定。社会基本保险如承担商业职能，将导致国家长期的入不敷出，而商业承担过多的社会职能，亦将影响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毕竟保险企业经营是现代企业行为，是以获取合理的收益满足股东需求为宗旨的。所以，保险监管应合理定位保险公司的商业保险特性，把强化保险公司治理结构能力和防范化解风险作为监管的主要职能，并把握保险监管的适度性，过于宽松的监管会丧失监管的有效性，不能有效控制管理保险业的风险，而过度管制则会抑制了保险创新和保险经营者的积极性，不利于保险市场和保险监管的发展。此外，保险监管还应推进合理的市场竞争，为保险行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减少对保险企业进行不必要的干预，为保险企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总的来说，保险监管应更多的在提供更公平的环境、提供合理的竞争环境、规范企业的不良行为和避免过度承担风险等方面进行管理。虽然目前保险业面临困难，有部分的从业人员甚至对保险业发展产生相当的悲观情绪，但我们仍倾向于认为仍是发展中面临的问题，需要以发展的眼光来解决。2011年的放缓给保险行业一个警醒，从侧面反映了目前我国保险业高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也为保险公司提供了重新思考的机会，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增长放缓，保险业一定会换来未来的更稳定、更具质量的发展扩展阅读：【保险】怎么买，哪个好，手把手教你避开保险的这些"坑"

创新政府服务机制。在前期推行“三制三零三全”、“三张清单”服务机制基础上,滨海区今年积极探索“一份清单管边界、一个印章管审批、一个部门管市场、一支队伍管执法”,以清单的形式将政府“家底”晒出来,打造质量最优、效率最高的营商环境。特别是在全市率先推行企业“四证合一”登记模式,将过去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和刻章许可证由不同审批部门分别办理、各自发证,改为“一窗受理、一表登记,内部流转、四证联办”,有效解决了审批环节多、时间长等问题,效率提速80%以上。创新开发建设机制。强化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弱化政府行政干预,全面推行市场化运作模式。在重点片区和重点项目上,探索实行了国有公司开发、企业独立开发、政企联合开发等模式,在城海轻轨、疏港铁路等一批有收益的政府性工程上,引入PPP模式,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交通、基建、生态等领域,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有效推进园区和项目精细化、专业化建设管理。创新工作推进机制。进一步完善工作项目化管理、项目责任制落实,所有重点工作都量化分解成一个个独立、具体、可操作的项目,每个项目都组建一个工作班子、制定一套推进方案,由各重点片区负责将区内所有项目建立工作台账,落实包靠主体、制定工作计划、明确完成时限,全力加快推进。创新开发保障机制。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为开放开发、转型发展提供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财政每年拿出3亿元,把所有农民纳入城市居民保障范围。在全区范围内实行免费公交、免费教育政策,加快建设全国首个全域免费直饮水地区。推行村民宅基地换社区住房、集体资产量化换股权、集体建设用地换社区公共设施、惠农政策换社会保障的“四换”措施,促进农民市民化、居住社区化。建立农民工利益保障长效机制,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形成支持参与开放开发的浓厚氛围。创新开放型经济发展机制。大力培育发展海洋特色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加快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依托潍坊港、综合保税区北区、中外合作产业园等,积极参与东亚海洋合作平台建设,加强与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

英国赶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美德日赶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中国赶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

银行支持科技创新有哪些“拦路虎”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当前经济社会面临的第一要务。在此过程中，金融的功用尤为重要。作为经济活动的血脉，金融对推动科技创新、引导社会资源有效配置有导向、支撑与促进作用。如何从体制机制上消除金融服务“拦路虎”，促进我国经济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化，金融业有许多工作要做。——亚夫■我国高科技型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相关金融约束已成为创新型经济发展的“拦路虎”。在当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下，充分挖掘和发挥银行体系的作用，推动相关机制体制改革，是我国科技金融发展需跨越的重要关坎。■现阶段我国科技银行是以科技支行为主导，科技支行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并存的模式。但无论是由商业银行设立的科技支行还是由民间资本发起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距离科技银行的“理想模式”均存在较大差距，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品种相对于企业科技创新，可提供的融资手段少，并且在信贷品种、融资方式、结算服务等方面创新动力不足、方法不多。尤其对于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可供选择的信贷品种、融资手段少，信贷产品缺乏针对性。现有贷款审批流程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贷款“软、小、频、急”的特点。□李若愚加快推进银行体系科技金融服务创新2006年2月份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开启了我国科技金融的快速发展期，科技金融服务创新明显加快。就银行体系来看，主要有以下方面：1．科技支行加快建立2007年，全国工商联向“两会”提交设立科技银行的提案，并建议在有条件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进行试点。科技银行是指专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银行机构，其业务主要为高科技企业技术引进、技术研发、新产品试验推广等与科技创新有关的业务提供产品服务。美国的“硅谷银行”是科技银行成功的典型模式。我国科技银行的成立在参考美国“硅谷银行”模式基础上，结合了我国金融发展与金融体制的客观实际，采取了成立“科技支行”的方式。2008年，在科技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共同推动下，省市地方科技部门积极与地方银监会和金融机构合作，推动国内商业银行设立为科技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科技支行。自2009年1月成都设立全国首批两家科技支行以来，科技支行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主流商业银行均已设立了科技支行。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共成立科技支行60多家，江苏省是全国设立科技支行最多的省份。2011年11月，中美合资浦发硅谷银行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科技银行。为更好地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科技支行通常享受“一行两制”的特殊政策。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点，科技支行进行了多种金融创新。主要有：建立专门的银行贷款评审指标体系；引入科技专家进入银行贷款评审委员会；开办以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为主的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了大量“弱担保、弱抵押”信贷产品；与风投机构、担保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合作，创新经营模式；探索建立单独的贷款风险容忍度和风险补偿机制。2．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快速发展自2008年银监会、人民银行启动建立小额贷款公司工作以来，全国部分地区相继开启科技小额贷款工作。2009年全国首家专门服务于科技型企业的小额贷款公司——天津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成立。2010年江苏开展科技类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天津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只是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目标客户的小额贷款公司，不管是制度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都十分有限。而江苏试点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采取了“投贷结合”的新模式，突破了传统。试点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可以以不得高于公司资本净额30%的资金从事创业投资业务。自试点以来，截至2013年，江苏省共成立了50多家科技小贷公司，主要分布在国家级和省级的高新园区、省级以上的经济开发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等。此外，北京、浙江、广东、河北等地区也积极开展科技小贷公司试点，或推动当地小贷公司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贷款。3．开展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的试点工作2011年11月，科技部联合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发布《关于确定首批开展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的通知》，确定北京中关村示范区、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杭温湖甬”地区、安徽省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实验区、武汉市、长沙高新区、广东省“广佛莞”地区、重庆市、成都高新区、绵阳市、关中-天水经济区（陕西）、大连市、青岛市、深圳市等16个地区为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试点地区开展了各种特色鲜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例如江苏省设立科技信贷增长风险补偿奖励专项基金、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成都高新区探索出由政府引导、民间基金积极参与，以及以企业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等为主体的新型融资模式，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地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武汉市打造“科技创业投资+银行专项贷款”服务模式，上海市创新银保合作产品，推出“科技型中小企业履约保证保险贷款”等等。科技部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16个试点地区共出台342项科技金融政策，上海、浙江等11个地区设立的科技金融专项资金总金额达32亿元，建立了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融资体系。2014年1月，科技部联合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关于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扎实做好科技金融服务的意见》，提出加快推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工作，适时启动第二批试点工作，将更多地区纳入试点范围。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面临哪些问题1．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存在“先天不足”理论与经验均表明，资本市场对于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效率远高于信贷市场，这也是美国得以成为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和工业革命领袖的重要原因。但长期以来，银行体系一直是我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和主体，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与信贷市场“相比肩”仍需假以时日。在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下，银行信贷仍是社会融资的主体。存量来看，截至2014年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本外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9%；流量来看，2014年银行本外币贷款占新增社会融资规模比重达61.6%。在现有金融体系下，广大科技型企业的外部融资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信贷的形式予以解决。但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原则与科技创新所存在的高风险特征间存在天然的矛盾，成为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制度性障碍。传统银行的经营模式为吸收储户存款与发放贷款。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追求无风险、低收益的存款人的储蓄资金，因此在把这些无风险的储蓄资金，运用到具有鲜明“四高”特征（即高技术含量、高投入、高成长和高风险）的技术创新领域时，银行会非常谨慎。实际上，各国监管机构对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都提出了较为严格的监管要求。银行对所面临的风险具有比其他金融机构更低的社会容忍度，必须具备更审慎的经营策略，强调稳健经营，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约束，一般不愿意向高风险项目或高风险企业发放贷款。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在严格的分业经营要求下，长期的经营惯性及制度缺陷使银行支持科技创新的动力更为不足。一是按照“分业经营”原则，商业银行除了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从事一些中间业务外，不得进入投资银行业务经营领域。商业银行也因而无法承担科技投资的高风险，不具备相关专业人才。二是现有商业银行一直局限于成熟的传统产业运作，局限于传统产业领域客户的营销维护，对科技型企业和新兴产业的运行特点和规律往往缺乏了解。三是现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通常需要通过有形物质的抵押和企业担保来实现。但广大科技型企业的特征不符合银行对信贷服务对象的要求，例如，知识产权等“软资产”多、固定资产等传统实物抵押品少；中小企业多、大企业少，专业性强，不确定因素多等。银行传统的“贷大、贷集中”的客户授信主导发展模式并不适应科技型企业“小、散、专”的特点。2．科技型中小企业成为银行体系的服务“盲点”在我国现行银行体系中，提供科技贷款的金融机构有三类：科技银行以及正规银行体系中的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目前国内科技银行的实现形式为科技支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资银行（浦发硅谷银行）及科技小额贷款公司。从现实情况看，科技贷款仍存在较大缺口，尤其是中小高科技企业贷款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中小型商业银行由于自身专业性不够、风险控制能力不足等原因，在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贷款方面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政策性银行由于金融资源和现有功能定位的限制以及经营上存在的固有缺陷，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贷款支持也相当有限。大型商业银行虽拥有大量过剩的金融资源，但由于其规模上的不适应和风险控制要求，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贷款供给也极其有限。作为服务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专营机构，科技银行由于规模小、实力弱，难以弥补科技贷款的缺口。3．政策性银行对创新支持力度不足我国现有的三家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业务各有侧重，或多或少都提供一些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但都没有专门服务于科技创新的市场定位，政策性银行在支持科技创新领域长期缺位。从职责和定位看，这三家银行服务科技创新属于顺带开展的“副业”，其业务中心、工作重心并不在此。从实际业务开展情况看，对科技创新支持力度最大的国家开发银行截至2011年末科技贷款余额1416亿元，仅占其全部贷款余额的2.6%，科技贷款中，科技中小企业贷款仅占比11.7%。截至2011年底，中国进出口银行科技贷款余额为714.24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比重仅为5.2%，科技贷款中，中小型科技企业贷款占比仅为6.9%。4.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现阶段我国科技银行是以科技支行为主导，科技支行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并存的模式。但无论是由商业银行设立的科技支行还是由民间资本发起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距离科技银行的“理想模式”均存在较大差距，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我国科技支行发展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科技支行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无法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缺乏经营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二是科技支行进行金融交易的信用基础完全源于母行，虽然有“一行两制”的政策，但科技支行在开展业务时仍然受到总行风险偏好程度、风险承受意愿和业绩考核制度等方面的限制。三是科技支行的风险控制机制与传统银行的风险控制机制并无太大差异，过度依赖有形抵押物和质押物的现象普遍存在，而无形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往往流于形式。四是科技支行提供的科技金融产品比较单一，科技贷款仍是最主要的经营模式，而且没能更好地迎合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的特点。五是当前科技支行存在行政色彩浓厚、政府干预过重等制约科技银行发展的异化问题。六是科技支行的员工是从现有员工中进行抽调，往往对高技术产业和企业的发展趋势和商业模式缺乏了解，缺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作为唯一一家独立法人的科技银行、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浦发硅谷银行规模小，注册资本仅10亿人民币，且业务受限，目前只能开展针对企业的在岸美元业务。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用于提供科技金融服务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本和同业拆借，放贷能力不强。另外，受制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我国目前发起的科技银行基本是债权型的经营模式，由于商业银行“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科技支行无法实现硅谷银行的“债权+股权”的盈利模式。而且我国目前风险投资市场刚刚起步，科技银行同风险投资缺乏联系。5.商业银行产品和服务单一缺乏对创新支持的针对性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品种相对于企业科技创新，可提供的融资手段少，并且在信贷品种、融资方式、结算服务等方面创新动力不足、方法不多。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可供选择的信贷品种、融资手段少，信贷产品缺乏针对性。现有贷款审批流程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贷款“软、小、频、急”的特点。当下，国内各家主流商业银行针对科技企业“轻资产、高成长”的特点，设计了应收账款质押、股权质押、知识产权质押、订单质押、出口退税质押、存货抵押、发票融资、应收租金保理、合同能源管理等一系列“弱担保”措施或金融产品。然而，由于银行内部激励和考核机制不到位，客户经理营销积极性不高，决策层也不愿承担更大风险。科技企业实际准入门槛并未降低，“强担保”仍然是各家银行对该类客户的主流担保方式。多数商业银行还是采用传统的抵押、担保方式，开展专利权凭证质押、知识产权质押等创新型业务的银行并不多。6.科技创新的信用增进机制薄弱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问题，可通过抵押和担保等信用增进方式来解决。目前银行对科技企业发放贷款时，抵押物仍以土地、厂房为主，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库存商品抵押贷款等抵质押方式由于抵押物的流动性限制，其发放规模有限。据报道，在我国拥有的163万项专利中，近十年来只有682项获得了银行质押融资，不到总数的0.05%，融资总额不到50亿元人民币。从国际经验看，信用担保机制通常由政府设立而不采用商业性担保机制。因为政府信用远高于商业性担保公司，以政府为主设立的信用担保机制不仅可以与银行共担风险，还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我国以商业性担保为主流，截至2013年末，我国融资性担保法人机构中国有控股占比23.5%，民营及外资控股分别占比23.5%和76.5%。商业性担保公司要求的3%至5%的担保费率大大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为规避风险，商业性担保公司通常还会提出反担保要求，并要求贷款客户缴纳保证金和风险准备金，更加重了企业负担。从体制机制着手推动银行体系服务科技创新1.引导商业银行推进科技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加大科技贷款投放力度在当前信贷规模总体偏紧、银行风险防控和责任压力较大的监管环境下，可借鉴国家对于“三农”和小微企业信贷支持的政策，对科技贷款投放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例如，给予贴息、要求“两个不低于”，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放宽拨备政策、优先实现科技信贷证券化等。鼓励商业银行丰富科技信贷产品体系、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模式。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创业投资、证券、保险、信托等机构合作，创新交叉性金融产品。全面推动符合科技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创新，逐步扩大仓单、订单、应收账款、产业链融资以及股权质押贷款的规模。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还款方式创新，开发和完善适合科技企业融资需求特点的授信模式。积极向科技企业提供开户、结算、融资、理财、咨询、现金管理、国际业务等一站式、系统化的金融服务。放开银行与风险投资机构合作模式上的限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与风险投资机构的合作模式还停留在较为粗糙的业务合作关系上，即银行与创投公司或私募机构的合作模式是“财务咨询+多方位的融资服务”，这种合作模式中银行所扮演的角色是财务顾问、项目推荐的代理人和资产的托管人等。如果放开我国商业银行与风险投资机构在合作模式上的限制，允许银行向风险投资机构进行投资或贷款，有利于二者实现有机融合。发展支持科技活动的大型金融控股公司，例如，由商业银行参股设立参与投资银行业务、风险投资业务的子公司，在规避“分业经营”原则的情况下，以多种创造性方式为处于起步阶段的新兴产业提供资金，发挥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的作用。可以适当放松银行设立或参股服务于新兴产业的新金融组织，如对商业银行设立专门投资于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或风险投资基金、金融租赁公司，如符合现有准入标准，可加快审批进度，实现优先准入，甚至可在现有准入标准基础上适当放宽条件。2.探索建立专业政策性银行的可行性与发展模式由于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需要有肩负历史责任，不求短期回报，甘愿承担风险以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金融机构出现，这正是政策性金融的题中之意。韩国在60年的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前十的产业大国，这与政策性金融扶持到位密切相关。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对分散于多个部门的财政性投入资金进行统筹集成，探索设立专门支持创新的政策性银行。该政策性银行直接贷款给科技型中小企业，也可为其提供信用担保和贴息，也可为创业风险投资提供贷款，以产生示范效应，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3.创建专业化的科技银行专门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建立科技银行，既可以为完全商业化、产业化的科技资源提供有针对性、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又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资源投入到科技创新领域，还可以为政府财政投入以及完全市场化的民间资本投入找到衔接平台。从长远看，我国未来建立独立性科技银行的目标模式是美国硅谷银行模式。为此，应当认真借鉴和学习美国硅谷银行的主要做法和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培育和建立市场化、专业化、本地化、互动性、独立性的科技银行，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和经营环境的改善，逐步创建专业化的科技银行。专业化的科技银行应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银行。在实际操作中，有三种设立途径。一是由商业银行牵头发起，其他投资者参与的方式新发组建股份制科技银行。相关立法部门、银行监管部门应及时制定专门的《科技银行法》、《科技银行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来规范科技银行的运营。国家应出台政策，对设立科技银行在注册资本、资金来源、业务范围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尤其是允许科技银行从事股权投资等创新性金融业务。为使科技银行的投资主体多元化，要鼓励社会资本参股科技银行，如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鼓励国内民间资本参与科技银行的创建等，以完善科技银行的组织构架。二是商业银行科技支行转型为独立的科技银行。随着现有的科技支行科技贷款业务的不断扩大，风险控制能力提高，并逐渐开发出了较为成熟的盈利模式，科技支行可从原商业银行中分离出来，设立科技银行，即由科技支行转化为独立的科技银行。可考虑将全国范围内的具有科技银行属性的中小商业银行或科技支行合并重组。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有必要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在牌照申请、机构设置、资本要求等方面给予扶持。三是鼓励民间资本设立专业化科技银行。目前国家已逐步放开民营资本参与设立商业银行的限制，未来应积极推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设立专业化程度高的中小型科技银行，通过制度改革释放社会资本在科技信贷管理、资产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创新活力。4.积极发展为科技创新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组织金融租赁公司、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是主要的服务科技创新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应鼓励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通过开展资产证券化、发行债券等方式融资。提高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区域适应性，逐步推进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将该模式向经济金融发达区域进行推广。加强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创业投资机构的合作交流，增加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合理提高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杠杆率，增加资金供应能力。政府应出台关于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优惠政策，设立风险准备金，促进其可持续发展。5.以政府为主体，完善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贷款风险分担机制与信用担保机制完善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贷款风险分担机制方面：一是鼓励地方各级政府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通过科技贷款贴息，完善信贷风险分担机制；二是建立针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保险机构。政策性保险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拨款，吸引其他资金的参股，保险的对象是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构建国家层面的信用担保框架，引导省市政府尽快建立政府主导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政府可成立专门的担保公司或出资设立担保基金来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服务。通过将有限的财政资金集中起来，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信用担保机制，使信用担保回归政策性使命。我国现有的高新技术担保体系实际上主要以地方出资为主，存在担保层级低、覆盖面窄、担保资金总量不足的问题，与市场体制对高新技术担保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完善我国科技创新担保体系，还需要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的担保机制。（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扩展阅读：【保险】怎么买，哪个好，手把手教你避开保险的这些"坑"

从一定意义上讲，体制机制创新也是管理创新是对的。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现阶段，中国的经济体制和企业制度正处在转轨时期，把以体制机制转换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从管理创新中分离出来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创新才能走出一条打造自我品牌塑造形象的发展之路。

1.有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是工作中的总结和升华2.进行论证是否可行3.大力的合理的推广使用

科技体制创新在我国创新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对企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企业技术创 新的发展，只有通过科技体制的不断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存在的“两张皮”现象，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组织实施和过程管理提供必要的支撑和保障。 按照创新理论鼻祖熊彼特的观点，凡是引入新产品、引用新的生产 方法和工艺、开辟新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等都是创新。依此界定，企业的成本、质量、产品差异、品牌形象、组织形式的先进性都是以创新为前提的。创新一方面提高物质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减少投入；另一方面又通过引入先进设备和工艺，从而降低成本。由此可见，创新对提高产品的质量，实现产品多样化战略，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形成企业独特的品牌优势。创新还可促进企业组织形式的改善和管理效率的提高，从而使企业不断提高效率，不断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只有依据市场变化，不断调整产品结构，提高技术水平，推陈出新，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是企业生命力的不竭源泉。 自《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以来，我国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了不少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与知识经济的要求相比，仍存在着许多不足。首先，政府与企业角色的错位并未得到根本纠正，仍沿袭着计划经济时代以国家为主的投资体制，各级政府投入的开发经费占总投入额的70%强，企业投入只占30%弱，而在美欧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企业的研发投资要占全部研发投资的70%左右。第二，技术创新主体错位仍然存在。目前我国技术创新的主体仍然是科研所和高等院校，这种主体的错位，使科技成果供需产出的结构性矛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更使成果转让成本大大增加。同时，由于科研经费和科研人员主要集中在科研所和高等院校，它们不直接面向市场，不甚关心科研成果能否转化为生产力，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市场开拓能力将技术创新成果推向市场，因而很多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鉴于科技体制上还存在着这些弊端，因而重新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的规律，富有成效地推动科技体制创新，就成为推进现代企业发展的一个迫切要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据人们对技术创新经济学的研究得出的最基本的一条规律是，企业必须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这种主体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投资的主体；二是企业要成为研究开发的主体；三是企业要成为利益分配的主体。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投资主体，就意味着可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宏观指导下，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和市场竞争格局，自主地选择适合本企业发展目标的创新项目，自主进行筹资、融资和投资，自己承担相应风险，政府管理部门不加干预。企业作为研究开发主体，就意味着研究开发工作主要在企业内进行。在传统体制影响下，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虽然也设有研究开发机构，但不论人力资源，还是物质资源，均投入不足。同时，由于企业没有成为研究开发的主体，研究开发活动主要不在企业进行，导致科技成果和企业生产经营脱节，许多科研活动没有明确的商业目的，造成了科研成果多而企业新产品少、获奖科研成果先进而企业产品落后的局面。企业作为利益分配主体，就意味着在照章纳税后，企业有权对技术创新收入进行自主分配。这样企业不仅可以有效补偿技术创新投入，而且还可以有效地激励研究与开发人员，尤其是对技术创新有突出贡献的人员实行特殊的报酬机制。再者，企业可以根据有效的经济原则，组建有效的研究和开发组织，按要素、贡献分配报酬，激励研究与开发的有效增长。 而企业要走到这一步，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同时也需要各企业转换观念，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从企业的实际出发，进行大胆创新，把握创新的主动权，把握市场机会和技术机会，做出适合本企业的创新决策，不断提高创新水平，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从而走上一条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创新之路，使企业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在这方面，武汉健民集团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武汉健民集团率先认识到经济一体化形势下世界中药行业的发展趋势，并探索出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以科技体制创新为突破口，促进药品研发技术的创新，进而推动企业的整体发展。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开发公司是武汉健民集团进行科技体制创新的重大举措。正是因为较早认识到科技体制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武汉健民集团于1999年就联合武汉生物技术开发中心、同济医科大学药学院、湖北中医学院、湖北大学等单位，以股份制形式共同出资在其原有科研所的基础上，成立武汉健民中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药工程公司），打破了原有的科技体制，率先将现代企业制度、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引入到企业的科研开发之中，使原隶属于武汉健民集团的科研所成为享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科研实体，主要从事新药开发和老产品的二次开发，在运营方式上实行严格的公司化管理，同时依据现代公司制的特点，加强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如此，武汉健民集团既保证了自己能有源源不断的适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上市，又使原有科技资源焕发了巨大活力。 作为科研型实体，武汉健民中药工程公司不但清醒地认识到技术创新在公司运行过程中的重要性，还建立起一套与本企业相适应的技术创新体系。它主要体现在对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技术创新人才管理、技术创新决策管理和技术创新过程管理等方面：（1）对技术创新中心的建设极为重视，先后投巨资从国内外购进各种仪器设备及相关技术，以品种改造和新品种开发为载体，大大提升了研发水平和能力。（2）把人才视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高度重视技术创新人才的引进与管理，运用各种激励手段，充分调动和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优化公司的人才结构。为保证公司员工的知识更新，又不断探索和完善产、学、研相结合的人才机制，使他们有机会提高创新能力，有条件提高创新水平。（3）强化对技术创新决策的管理工作，建立了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牵头的专家顾问系统，主要负责中心的重大科技决策咨询、重大科技项目评估、新药研制过程中的关键技术咨询与指导等，从而降低了科研风险，提高了科研效率。（4）对内实行项目负责制，加强过程管理。对项目的管理、组织实施申报实行全过程监控，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进行有效考核和评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当前，全球创新形态和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加紧迫的战略需求。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又应该以怎样的新思路实现科技创新的新作为？《经济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综合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宝明。 　　陈宝明认为，尽管我国科技发展成效显著、创新创业生机勃勃，但长期以来，我国也存在着向创新驱动转型动力不足和创新环境不完善的问题。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发展还存在着较强的要素驱动惯性，制约创新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激励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还未充分形成，自主创新能力仍存在不足。因此，在新常态下，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就是要在把科技进步放在前所未有高度上的同时，通过全面创新为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创造条件，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型。因此，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实际上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两个关键“轮子”。 　　陈宝明进一步分析说，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是新常态的本质特征。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但经济发展将实现向质量更优、效率更高、结构更合理转变。特别是经济发展动力要向新增长点转换，在新常态的主流消费需求呈现个性化、多样化，传统投资、出口和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的情况下，实际上只能通过创新驱动来实现。 　　陈宝明认为，当前我国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迎来重要机遇。这是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技术群体性突破，加速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兴起，为我国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和结构调整带来了机遇。科技与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速度加快，创新资源全球流动加速，为更好地发挥科技创新的核心动力作用奠定了基础。 　　同时，世界各国的竞争焦点，已从科技创新本身的竞争转化为创新体制机制的竞争，谁能够更快地适应科技创新加快发展的需要，更好地释放创新活力、集聚全球的创新资源，谁就会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换言之，在形成国际比较优势的过程中，传统资源要素禀赋的重要性下降，而营造创新生态的重要性显著上升。 　　如何理解全面创新的“全面”呢？陈宝明说，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核心是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创新的本质是全面的，包含着各领域、各环节的创新，也包括制度、管理、教育、文化、组织、工艺等各个方面的创新，实际上就是全社会的创新。 　　陈宝明认为，新常态下，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一是在发展思路上既要尊重科技本身的发展规律，满足国家战略需要，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更要紧密适应消费需求，解决社会和民生关心的科技问题，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二是要加强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领域改革的协同，不仅要重视科技创新，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还要通过相关制度改革释放创新的活力，使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发挥得更加通畅。三是要加强管理、组织、商业模式创新，打造更有利的创新生态系统，促进国内外创新的交流与互动，更充分地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四是要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不仅要重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的作用，还要适应现代科技创新的新形势，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 　　陈宝明认为，新常态下，我国不仅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核心位置，更重要的是，通过全面创新，改善创新环境和制度；通过制度、组织、管理等的创新，为科技创新及其作用发挥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真正地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中国地质科学院是我国地质行业专业齐全、技术力量雄厚、规模最大的社会公益类、综合性地质科学研究机构，建院47年来，共完成各类科研和地质调查项目5000余项，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1200多项。中国地质科学院汇聚了一大批国际、国内知名科学家，成为中国地球科学发展的中坚，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地质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前些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在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弊端，科技创新能力下降，应有的作用难以发挥。因此，必须以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一、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中国地质科学院自1999年重组以来，按照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要求，积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工作。2000年4月，中国地质科学院被科技部确定为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改革试点单位；2001年10月，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分类改革方案，该院成为首批启动改革的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中国地质科学院院属的5个技术开发类研究所实行企业化转制，1个研究所转为地质事业单位，7个研究所通过结构调整，组建非营利性地质科研机构。体制改革后，中国地质科学院最终成为拥有1000人规模的社会公益性研究队伍。中国地质科学院在推进体制改革中，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按照国务院办公厅有关文件的要求以及国家社会的需求，发展自身的优势，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明确“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分类指导、协调推进”的操作办法。对实行企业化转制的研究所，确定“先转企，后改制，再完善”的改革方向和目标。二是以市场为导向，开展产业结构调整，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工作，为转制打好基础。三是推进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符合科技企业要求的运行机制。四是下大力气加强研究所的研发能力建设，增强科研和技术开发实力。五是开展清产核资、摸清资产家底，为企业工商注册做好准备。截至目前，各项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国地质科学院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对拟定为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的研究所，采取“两头拉动”的具体做法推进改革，即一头遴选人才组建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另一头分流人员，从事科技开发和多种经营，并逐步实现两部分的分离。在加强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促进职工思想观念转变的基础上，中国地质科学院按照确定的创新领域，调整学科结构。同时，从改革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入手，开展科技人员的遴选和管理人员的竞聘上岗，目前已有731名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通过遴选和竞聘进入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在收入分配方面，探索试行以基础工资、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为主的“三元结构”工资分配制，从用人、分配、奖惩、监督等方面努力建立“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运行机制，努力拓宽分流渠道，积极开展人员分流。在改革中，中国地质科学院注重科技创新文化建设，不断改善科研环境，加强创新能力建设，提高职工队伍素质，注重调查研究，及时研究解决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今年，我们将按照既定的改革任务和目标推进工作，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国家组织的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分类改革验收。二、以体制改革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在积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促使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中国地质科学院3年来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地质科研和各项工作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科技实力增强全院承担的国家科研项目资金达到1.34亿元，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例如，柴达木盆地地质与油气预测、青藏高原深反射剖面综合研究、区域地球化学与农业和健康等。“九五”期间，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牵头完成的项目中，获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一等奖3项，占获一等奖项目总数的37.5%；“我国首次在超高压变质岩石中实施大陆科学钻探”和“科学家发现世界最早的有胎盘类哺乳动物攀援始祖兽化石”被列入2002年“公众关注的中国十大科技事件评选”20项候选事件，前者最终被确定为公众关注的中国十大科技事件；中国地质科学院季强等人的“全身披覆羽毛的奔龙化石的发现”的论文榜上有名。2002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共发表论文480多篇，其中SCI期刊论文38 篇。3年来，该院先后有两位专家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此外，在基础地质、矿产地质、环境地质等研究中也取得一大批创新性成果。2.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成绩喜人1999年全院市场收入为7100万元，2002年达到20195万元，增长了184%。一大批科技开发项目和产品直接服务于国家和地方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3.职工收入大幅度提高2002年全院职工人均收入为2.65万元，比1999年的1万元增长165%。2002年科研人员和科技骨干的人均收入达到3.22万元和4.34万元，比1999年翻了近两番。4.科研环境、工作条件得到明显改善，职工队伍的凝聚力增强经过3年多的努力，院所的科研环境、工作条件得到改善，职工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从而调动了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稳定了职工队伍，提高了队伍凝聚力，不仅留住了人才，还出现了人才回流的可喜现象。队伍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如院属的矿产资源所，现有博士以及在站博士后43人，较2000年增加了两倍多。中国地质科学院3年来的改革实践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是英明正确的，只要我们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体制和机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各项工作的发展，我国的地质科技事业一定会再创辉煌。(原载《中国国土资源报》2003年4月2日)

1、改革的实质是体制创新，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实质是体制创新。改革不是根本制度的重新选择，而是政策的重新选择，体制的重新构建，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2、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它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不是否定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为什么要创新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战略任务，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的认识和要求从局部走向了系统。社会治理的理念和目标《决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理念和目标，这就是：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这一理念和目标，实质是坚持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与增加社会和谐因素的统一，坚持促进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体现了在发展中保持和谐与在和谐中推进发展的辩证统一，对克服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的倾向具有积极意义，是一种积极的发展观、和谐观。一个社会能否健康有序发展，取决于是否具有良好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动力机制，用以释放社会发展的能量；平衡机制，用以保持社会发展各部分之间的协调和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有序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关键要看这两种机制能否有机配合、有效发挥作用。没有动力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失去活力，无法保持发展进步；没有平衡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因失去和谐而无法保持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是要建设既充满社会发展活力又保持社会和谐，既使社会安定有序又使人民安居乐业的平安中国。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是：反映群众诉求，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调解利益格局，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增强社会活力。党和国家在社会治理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时代和实践发展对社会治理又提出了新的要求。相比之下，我们的社会治理还跟不上这种要求，必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转变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决定》强调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意味着许多重要变化。一是社会治理主体趋向多元。过去政府一元主体变成党委、政府、社会各方、公民多个治理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这就要逐步培育和完善社会组织，使之具有相对独立性，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也要用法律和道德对其进行约束，提高其自治和自律能力。要培育公民意识，使公民具有自主意识、平等意识、责任意识、自律意识、诚信意识和法治意识，组织公民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社会治理。还要转变政府治理观念，发挥政府治理国家事务和公共事务的主导作用，同时树立有限、责任、法治、服务政府的观念。二是社会治理立足点趋向人民群众。把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和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治理的突破口，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社会治理新局面。三是社会治理特征趋向平等。在传统管理中，政府是主体，社会是客体，二者是主从关系、主动被动关系。创新社会治理，意味着政府与社会是主体与主体的现代平等关系。四是社会治理手段趋向系统。传统的权力管制转变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力求从根本上治理社会；传统的自上而下管制变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治理，力求使渠道、信息更通畅。五是社会治理方式趋向科学。运用法治与道德、制度化与人性化、效率与程序、协商与互律相统一的方式治理社会。六是社会治理思维趋向清晰。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化解社会矛盾，把治理纳入法治框架。注重运用哲学的"极限思维"，使各个治理主体有其职能边界、范围。这里所说的极限思维，就是既要考虑"力所能及"，又要考虑"力不能及"，把握好"度的边界"。超越了"度的边界"，就是大包大揽，做力不能及又越位的事；达不到"度的边界"，就是没有去做力所能及的事，就是缺位，未尽职尽责。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社会组织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途径。这里涉及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有了较快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发育不成熟，行政色彩浓厚；组成结构不合理；法规体系不健全；缺乏活力，在治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需要多管齐下。第一，加快实施政社分开。现代社会，政府本质上属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其掌握的权力、资源、政策都具有公共性质，因此政府应为社会提供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求社会组织从对政府的过度依附中相对独立出来，成为具有相对平等地位的社会治理的一个主体，做适合由社会组织来做的事，如提供一些公共服务和解决某些事项。根据我国实际，可把一些有条件的社会组织相对独立出来。正如《决定》所讲，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等社会组织。第二，运用定位分析方法，确定社会组织的方位、权责和运作方式。定位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定位、定标、定法"。定位，即厘定社会组织在治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中的位置、空间和范围。定标，即在政府与社会的平等关系中，确定社会组织的权责和职能。在这种关系中，社会组织可在表达诉求、规范行为、服务社会、社会监督和配合政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定法，即确立社会组织在治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中的运作方式，实行依法自治。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治理社会事务的能力，规范社会组织的行为，强调社会组织的依法自立、自律和自治。显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关键是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使其在治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因为一些社会组织在制度上还不够健全，治理素质不够高，行为也不够规范，需要进行引导。创新化解矛盾体制当前，我国各个领域的矛盾集中凸显，有些矛盾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化解，有的矛盾甚至进一步激化。究其原因，在于一些人不敢担当，遇到矛盾和问题绕道走；在于化解矛盾的办法不当，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在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不健全。《决定》强调创新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创新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需要健全五大机制：一是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从机制上保证科学决策，防止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种种社会矛盾，进而产生社会风险，影响社会稳定。二是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即诉求表达机制。主观上，对诉求表达不合理者，要进行心理干预；客观上，对诉求表达合理合法者，要尊重和保护群众权益，积极畅通表达诉求、矛盾调解处理和权益保障渠道，避免因表达诉求渠道不通畅而使人民群众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进而产生社会矛盾。这一机制的目的，就是使问题能反映、矛盾能解决、权益有保障。三是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它要求第一时间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不能积累矛盾。因此需要对目前的信访制度进行改革，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四是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它要求采取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用综合调解方式调解处理并化解矛盾。五是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它要求基于公平正义，对由不当甚至违法行政行为而产生的案件进行公正审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五种机制，构成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的整体框架。它要求我们在决策、权益保障、诉求表达、化解矛盾方式、案件审理等重要环节上，以健全的机制有效化解矛盾。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我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种调整必然导致利益格局的变化，引起利益关系的调整，从而发生利益冲突，出现较高风险。这种冲突和风险，就国际来讲，有国际安全问题；就国内来讲，有国内安全问题；就社会来讲，有公共安全问题；就个人来讲，有个人安全问题。这就需要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安全，是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需求和基本保障。现在，人们的安全感普遍下降，尤其是对于食品药品、生产、社会、网络等方面的不安全问题反映强烈，这对公共安全提出了很高要求。妥善应对各种安全问题，需要树立系统思维和整合思维。系统思维，要求全方位建立公共安全体系。如《决定》所讲，建立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等安全防控体系。其中的网络安全，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整合思维，就是《决定》所提出的，设置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公共安全制度，进行体制改革，从组织机构、制度和体制上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确保国家安全及其他安全。

中国有句俗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其意思就是说，没有规则（即制度）的约束，人类的行为就会陷入混乱。这样一个朴素而重要的思想，可能没有人会认为它不正确，但它却一直在生活中被人们不应该地忽视了。 何以有如此一说？比如我们历来反对腐败，可是为什么这些年来腐败没能有效遏止？社会学家可能把它归结到官员们的道德水平下降。但是，这只是表象的，真正的原因还是只能到制度里面去找（其实道德本身也是由一系列不成文的制度构成的，道德水平下降即意味着道德作为制度安排对人们的约束能力下降了）。当一个社会中腐败现象蔚然成风，只能说这个社会的制度对腐败行为缺乏约束，仅仅批判腐败官员的职业道德品质而不探求制度本身的缺陷是不可能有明显成效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有一句名言：“你要放一个妖艳的女子在我的卧室，又要我对她没有非份之想是不可能的；要我对她没有非份之想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她离开我的卧室。”同样，在一个有利于腐败滋生的制度安排下，要官员们操守道德何其难也！如果有一套制度安排，可以约束官员根本没有腐败的想法，那么我们根本不必辛苦地教导官员们要操守道德。 所以，让大众和公共管理者明白制度的重要性是经济学家的又一个重要责任。 为什么说制度是重要的？因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制度有关。经济学的一条重要原理就是：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而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对一个人产生不同的激励，从而导致他产生不同的行为反应。经济学家Sam Peltzman的研究可以说明这一点：60年代后期，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要求生产的汽车必须配备安全带。这项法律旨在提高驾车的安全性，但是它也改变了对人们的激励。安全带法律降低了驾驶员生命面临的危险，导致他们可以更放肆地开车，结果是这些法律减少了每次车祸死亡的人数而增加了车祸次数，净结果是驾驶员死亡人数变动很小而行人死亡人数增加了。 对于公共政策设计人员来说，一项政策是否成功就在于它对人们提供的激励是不是跟预期的效果一样。政策是正式的制度安排，政策的设计实际上就是进行游戏规则的设计，是以制度来激励（约束）人们的行为——这是经济学原理指导政策设计的核心问题。经济学著作浩若烟海，但经济学对于现实最重要的意义恐怕就在这里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制度对政策设计是重要的：制度的改变就是人们行为规则的改变，从而人们行为改变。比如，国家宣布对超生孩子罚款，人们就会少生孩子；国家宣布对科技发明进行重奖，就会有更多的人献身科学研究。 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制度本身是如何产生的呢？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都是社会成员相互博弈的结果。社会成员的博弈可能存在无数的均衡，一项制度的确立是其多种可能出现的均衡中成为现实的那一个结果。人们的博弈是随时且无限期地在进行，所以制度本身也不断演变，从而可能形成一个制度演化的路径，它代表了人类生活规则的历史。制度的确立必须是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又进一步使制度得到自我强化。比如，如果一个社会50%以上的司机赞同“靠右行”作为交通规则并加以遵守，那么“靠右行”才能作为一条制度被确立，而这条制度的确立将使越来越多的司机遵守“靠右行”，于是这个制度被强化了。 但是要指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应该理解成社会成员的谈判能力而不是他们的数量。比如一个国家统治者可能是少部分人，但他们掌握政权和暴力机构，从而有更大的谈判能力，因此他们更容易把自己的主张发展成制度。这如同我们在现实中看到，法律作为制度虽由小部分人制定却是非常强硬的，原因在于法律依靠国家暴力机构作为后盾；道德作为制度虽然常常由大众在自由博弈中形成，而其约束力却不如法律有效。这也可以说明，有组织的决策产生的行为将比分散决策产生的行为更具建设性或破坏力。生活中官员的数量少而百姓数量多，但是百姓怕官，就是因为官员是有组织的，百姓是没有组织的。为什么雇员要成立工会，雇主要成立雇主协会，原因就在于试图增加自己的谈判能力，使己方的行为对谈判局面更具影响力或支配力。为什么贸易保护有损国民福利但仍然会存在，甚至甚嚣尘上？原因是那些从贸易保护中获利的集团容易团结起来向政府施加压力，而被损害的消费者却因为“搭便车”问题不能解决而一团散沙，缺乏谈判能力。 也许我谈得太远了。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制度的重要性。制度于人类的重要性还可以由一个猜想来理解。假设在人类之初的蒙昧状态，人类也没有制度来约束行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那将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每个人都努力追求着自己的“幸福”（当然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幸福为何物，但他们出于本能会追逐自己的利益），知识的缺乏使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如何协调相互的利益和行为。正是经过漫长岁月相互残杀、斗争的切肤之痛，人们逐渐认识到行为的交互性而建立起约束人们行为的制度。知识的不断积累成为制度不断改进的动力。是知识和制度使社会秩序得到建立，使人类越来越走向文明。 当人类不断建立起各种制度、不断改变各种制度、不断创新各种制度的时候，各种制度的综合就形成了社会体制。经济体制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体制，它由各种规范经济行为的制度构成。财产权利制度就是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种——事实上，财产权利制度常常被看作经济体制的基础。公有的经济体制和私有的经济体制就是这个基础上两大对立的体制。 我们讲制度的重要，最典型地就可以反映到财产权利的重要性上来。1993年诺贝尔奖得主诺思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之所以最早萌芽在荷兰，就是荷兰较欧洲其他地区更早形成了私有财产权利制度。张五常去年在华中理工大学就作了一场《产权为何重要》的精彩演讲。他指出，制度安排的不同将导致收入的分配形式就会改变，从而资源的分配就会改变，随之，经济发展速度和绩效也会改变。 其实经济运行的一切问题最终都可以且应该归结到体制（制度）的问题。我们常常提及人才外流，譬如高级和优秀的人才到国外、到外企等。一些评论说那些离去人们失去了爱国热情、缺乏奉献精神，评论者不知道爱国主义和奉献精神是有价的。一个优秀的人才愿意留在国内企业工作，十倍的年薪都不足以将他吸引到国外企业，但是如果是二十倍、三十倍、一百倍呢？人才流失显然并不简单地是一个爱国主义、敬业精神、职业道德的问题，它更与报酬体制相关。又比如中国为什么缺乏企业家精神？我曾看到一本数十万言的专著讨论（中国）企业家精神，但我对它不以为然，因为它没有接触到最深层次的制度问题。企业家精神的缺乏固然与教育、经济等相关，但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在于我们尚没有一套培育企业家的体制，比如竞争的企业领导体制和与风险责任相对称的报酬体制。中国要培育企业家精神，首先应建立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制度，比如企业家市场制度。再如国有企业改革，我们曾经尝试过许多方法，当逐渐接触深层次问题之后，我们还是必须进行体制创新。 我们希望国家富强，实际上富强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我们的制度安排1）能够激励人民求富2）能够保证人民有自由求富的权利，我们就会走向富强。“干好干坏一个样”挫伤人民求富的积极性，所以我们反对平均主义；非法敛取钱财破坏求富的自由权利，所以我们反对贪污腐败。除却战争和自然灾害，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政策等制度安排挫伤了人民的求富积极性，一定就是它的制度安排没有保证人民自由求富的权利。在中国，目前也还存在着一些妨碍自由求富的制度安排，比如行政过度地介入经济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比如地方保护主义，比如国家对某些政治强势的行业（企业）的垄断熟视无睹，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体制创新过程中需要逐渐革掉的。 最后我还想补充几点。其一是制度起源于降低交易成本，有的制度很好，但实行它需要太高的交易成本，它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所以人类许多美好的设计最终还是乌托邦似的构想；其二是制度具有路径依赖，即制度存在自我强化和惯性，我们常常看到，一项制度并不好，但它还是延续下去了。由于搭便车行为，许多制度创新并不总在最佳的时刻进行，而是在那以后，情况非常糟糕终于到大家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进行；甚至，也可能人们“以滥为滥”，谁也没有信心和兴趣去改变这不合理的制度，于是出现制度“锁定”（Lock in）效应，最终大家在腐败没落的制度中消亡。人类最初的二十几个文明最后不少都销声匿迹了，与制度锁定不能创新密切相关。记得经济学家汪丁丁说过，当一个民族面临制度锁定效应时，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为了进一步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以下是我整理的创新社会治理的 措施 有哪些_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举措有什么资料，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更多热门“创新社会治理的措 施和工 作心 得” ↓欢迎点击↓ ◇?创新社 会治 理的措 施?◇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必要性?◇ ◇?创新社 会综合治 理工 作总 结?◇ ◇?加强和创 新社会管 理学 习心 得?◇ ◇?创新社 会管 理综 合治 理工 作总 结?◇ 创新社会治理的措施有哪些 (1)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2)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 (3)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4)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深化 安全生产 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 文化 、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治理体制占有重要位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就必须重视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实现社会治理的“五个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思维视角从“国内”到“全球”的转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把社会治理当成纯粹的国内事务，没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会治理问题。进入21世纪，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国际合作的日益频繁，加剧了各国的文化冲突，极大改变了政府社会治理的环境;大规模的人员、资源、信息、资本快速跨国流动，加速了风险传播，放大了危机影响，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民主行政、责任行政、服务行政、回应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冲击着政府社会治理的传统观念，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在这一潮流下，任何一国的社会治理都不可能孤立进行，“全球治理”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冲击。这就要求社会治理体系从一个封闭式的治理结构转向开放式的治理结构，并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社会治理问题。经济全球化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推动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在树立“全球”思维的同时，还要主动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内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意识形态管理，深化公民国家意识、社会整体意识，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形成法律法规、社会道德、文化传播多位一体的安全防范布局;在国际上，要进一步加大中国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宣传力度，树立正面形象，在涉及国内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坚持原则，坚决杜绝任何外来势力干涉，依据本国法律法规妥善处理。 实现社会治理主导理念从“利益”到“价值”的转变。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其价值取向与单纯的经济管理活动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国过去30多来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公共管理，实施的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没有完全做到以人为本。在利益导向的社会治理理念下，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灵状况。在此背景下，建立实现多元价值追求的复合治理，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谐成为应然选择，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善治”的社会治理目标。 实现社会治理功能定位从“维稳”到“维权”的转变。“维稳”与“维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由于特殊的国情，实践中，我国社会治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单纯地强调“社会的稳定性”指标，忽视了“社会的公正性”“社会的参与性”等维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维护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面，但也不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导致了影响社会和谐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必须顺应公民权利意识大大提高的现实情况，公平保护公民利益，坚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真正防止因为“维权”而产生的“维稳”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实现社会治理主体构成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大政府”架构在一定阶段产生过一定积极效应。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政府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整体发展。现实中，政府负责等同于政府包揽，从观念到制度都排斥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一方面导致社会自治发展缓慢，公民的自我 教育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实际上，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应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同类型的主体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擅长，因此需要主体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为公众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单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推动社会治理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方式 方法 从“刚性”到“柔性”的转变。社会治理既可以凭借法律约束、纪律监视、强迫控制等刚性手段，也可以依靠组织、协调、激励、感召、启发、诱导、协商等柔性方法。长期以来，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时，往往习惯于行政处罚等刚性措施，而对于柔性方法则较少采用和考虑。现代社会治理需要柔性治理思维，变硬约束为软引导，变强制服从为服务感化，变堵截民情为疏解民心，变应急管理为预防治理，变事后干预为事前预防，合理引导社会舆论，适时干预社会情绪，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一、充分认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意义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项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又一个新飞跃，实现了我国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 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积极投身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等。这些要求突出了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了社会治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牢固把握和高度自觉。 (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对社会建设内涵和要求的认识越来越明晰、把握越来越准确、运用越来越科学，在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同时，经历了从加强社会管理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逐步深化过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激发社会活力，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完善社会管理、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党的提出了城乡社区治理和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这是我们党深入分析发展阶段性特征得出的新结论、引领社会进步的新标志，回应了时代新课题和人民新期待，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升华。 (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和主张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党的提出了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和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把党的这些主张贯彻落实到社会治理中，就必须坚持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协作、互动互补、相辅相成作用，形成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合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加;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等。这些部署安排，要求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继续坚持政府主导、注重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增强市场主体社会责任，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和主张。 二、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社会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行为。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从传统的社会管理转向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治理，努力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上取得成效。 (一)发挥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 强化政府研判社会发展趋势、编制社会发展专项规划、制订社会 政策法规 和统筹社会治理方面的制度性设计、全局性事项管理等职能，发挥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推进政社分开，放开市场准入，释放改革红利，凡社会能办好的尽量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各级政府应完善社会治理考核机制和指标体系，确保责任到位、工作到位、举措到位，履行已明确的社会治理职责，落实已出台的社会治理政策措施，完成已提出的社会治理目标任务。 (二)增强社会自我调节功能 加强全民思想道德建设，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自觉维护社会秩序。依托工会、共青团组织、妇联、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方法灵活的平等对话、相互协商、彼此谈判、规劝疏导，化解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推进以行业规范、社会组织章程、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为基本内容的社会规范建设，充分发挥社会规范在协调社会关系、约束社会行为、保障群众利益等方面的作用，通过自律、他律、互律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为符合社会共同行为准则。 (三)深化居民自治 深入贯彻居委会组织法、村委会组织法，深入开展以居民会议、议事协商、民主听证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治理实践，以村务公开、居务公开、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全面推进居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引导居民参加社会组织活动，动员居民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群防群治、调解民间纠纷，鼓励和支持居民协助基层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劳动就业、社会 保险 、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待抚恤、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体育健身、消费维权等工作，依法保证居民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积极适应新形势、顺应居民新期待，完善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拓宽居民参加社会治理的范围和途径，丰富居民参加社会治理的内容和形式，让居民能够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挥居民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促进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三、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激发社会活力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加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一)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 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及时、充分向社会公布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内容以及对承接主体要求和绩效评价标准等信息。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要更多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凡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竞争性选择方式交给社会组织承担。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等，也要逐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登记成立的企业和机构。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性目录，明确政府购买的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并及时进行动态调整。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核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 (二)实行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既培育发展不足又规范管理不够，需要改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除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外，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在这四类社会组织监督管理上，民政部门依法履行登记、备案、年检、监督、执法和组织第三方评估等职能，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相关部门负责财务税收、信贷融资、社会保障、查处违法违规活动、审计等管理。 (三)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 目前，一些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化倾向明显，政社不分、管办一体、责任不清，需要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要厘清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行政机关将适合行业协会商会行使的职能转移给行业协会商会，行业协会商会要除去行政色彩，真正回归民间。行业协会商会必须设立独立账号，资产不明晰的要限期完成划分。 (四)依法引导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应遵守我国法律法规，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尊重我国风俗习惯。境外非政府组织可在我国经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保、慈善等领域开展活动。未设立代表机构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必须与符合条件的境内法人单位以合作项目形式进行，合作项目应由境内法人单位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同级登记管理机关备案。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合作项目，不得附加政治、宗教或者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条件。 四、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 社会治理要以大力发展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治本之策，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和问题，同时，必须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得到及时化解和向好的方面转化。 (一)畅通诉求表达机制 完善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诉求表达机制，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新闻传媒等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畅通和拓宽群众诉求表达 渠道 ，依法按照政策及时妥善处理群众的合理诉求，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制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二)建立心理干预机制 广泛宣传普及个人 心理 健康知识 ，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健全个人心理医疗服务体系，规范发展个人心理服务专业机构，开展个人心理咨询、疏导、调节、治疗等服务。对因生活和工作等受到挫折而缺乏信仰、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个人给予更多关注，有针对性开展疏导、帮助、教育，使其重振生活信心、避免走向极端。加强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开展专项社会关爱行动，对流浪 儿童 、精神病人、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者、吸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特殊人群进行专业心理疏导和矫治，帮助他们修复社会功能、回归社会。 (三)完善矛盾调处机制 健全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楼门院(小组)四级纵向人民调解网络，建立由政府负总责、政府法制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机制，完善司法调解格局、把调解优先的原则贯穿到执法办案工作中去，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的作用，形成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及时有效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四)健全群众权益保障机制 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公众听证、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健全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影响面广或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对大多数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事项缓出台或不出台，防止因决策不当而损害群众利益。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解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关系、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城市管理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五、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公共安全事关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健全以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社会治安防控等为基本内容的公共安全体系，是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 强化政府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责任，对食品药品安全实施有效的统一监管。落实企业在食品药品安全中的主体责任，建立让生产经营者真正成为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完善食品药品安全标准体系，提高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科学化水平，建立食品药品质量追溯制度，实现从生产源头到终端消费的全程严格监管。加强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健全食品药品安全多渠道投诉举报和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机制，依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活动。 (二)完善安全生产监管制度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完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标准、技术服务，提高安全生产的科技支撑能力和应急救援水平。落实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实行重大隐患治理逐级挂牌督办和整改评价制度，严格查处非法违法或违规违章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深化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的专项治理，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加强从业人员特别是高危行业从业人员的 安全教育 ，提高全社会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三)健全防灾减灾救灾机制 坚持以人为本、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社会互助、灾民自救的救灾工作原则，落实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完善救灾准备、应急救助、灾后救助、恢复重建相衔接的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建立方便快捷的储备、调运、接收、发放、回收相衔接的救灾物资应急调度体系，健全以抢险、搜救、救护、救助、捐赠为基本内容的救灾应急社会动员机制。坚持灾前预防与应急处置并重，推进常态减灾与非常态救灾结合，完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社会参与、分工合作的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形成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强大合力。 (四)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以社会化、网络化、信息化为重点，健全点线面结合、网上网下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发挥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主导作用，创新特业管理、户籍管理、交通管理、巡逻管控等执法方式，加强重点地区、重点场所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严密防控和惩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注重发挥城乡社区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基础作用，推进平安社区建设，组织治安积极分子、保安、志愿者、居民等力量开展群防群治，集民智于治安，化民力为警力，形成人人参与社会治安防控的局面，筑牢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根基。 >>>下一页更多精彩“创 新社 会治 理体 制的必 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的三中全会都承担着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体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特点　　10月9日～12日的北京,将迎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这是30年以来的第7个三中全会.此次全会的主题将定位于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今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改革开放30周年,在人们看来,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必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纵观党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的三中全会都承担着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多是在三中全会上作出的.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告诉《了望》新闻周刊,每届中央全会都很重要,通过全会凝聚共识,形成理论,部署战略和整体布局.从党的十四大以来,一中、二中全会的作用稳定,主要是人事工作部署安排.而历届三中全会,则往往带有每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烙印.可以说,要看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高明之处”,可通过观察三中全会的“出手”,来体现出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特点.　　之所以三中全会的议题大多锁定发展与改革,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看来,这是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每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中心工作.而从30年来7个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与关键词的变化中,也可以看出党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方式的认识在不断发展、不断深入、不断成熟,并进行着逐步演进与探索.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都具有纲领性意义,分别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四个阶段,即改革的启动阶段、改革的展开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阶段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　　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了望》新闻周刊力图从“历届三中全会”这一视角纵向切入,简要勾勒出党治国理政的思路图.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1978年12月18日～22日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会议.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在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的开始”,这是多位接受本刊采访的研究者的共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掀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在此后的六年间,即从1978年12月到1984年10月,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启动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的主战场是在农村.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为发端,在整个农村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农村体制改革的浪潮,也就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改革的同时,城市里的工商企业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试点,即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在这一阶段整个体制还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导,而市场调节的部分刚刚开始萌生”,常修泽长期从事体制转轨研究,他认为,这一阶段的改革特点在于正逐步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探索一种全新的体制模式.　　十二届三中全会：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　　十二届三中全会于1984年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该决定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这些重大问题上,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澄清了在许多人中间存在的模糊认识.　　“这次会议标志着改革开始由农村走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由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第二阶段,即改革的展开阶段”,常修泽告诉本刊记者,在此次全会前,中共中央有关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进行各种各样的调研和研讨.正是由于充分的准备、酝酿,在全会上作出了改革的决定.决定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已是相当大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发展.　　十三届三中全会：为深化改革扫清道路　　1988年9月26日～30日,十三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两个重要文件.　　这次会议是在一个特殊时期召开的.受访的专家指出,当时,中国正处在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时期,并因此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中突出的问题是经济秩序混乱、物价上涨过快,并由此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为了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深入下去,这次会议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要求把今后一段时期的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这次会议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扫清了道路.　　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1993年11月11日～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谈及此,常修泽分析说,评价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意义需先把时间回拨到1992年春天.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视察南方的谈话”带来了一次大的思想解放,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并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则将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对于如何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来进行改革,进行了全面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改革内容,即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改革、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科技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这八个方面可以归纳为“八柱”,支撑着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个大厦.　　这一决定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是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这次会议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　　在常修泽看来,中国改革的第三阶段,即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阶段始于1992年10月,一直持续了10年时间,直到2002年10月,这一阶段的改革力度比较大,向纵深发展的势头也比较强劲.　　十五届三中全会：建设新农村　　十五届三中全会于1998年10月12日～14日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提出了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的方针.　　全会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在系统总结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研究农业和农村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的目标和必须遵循的方针,对我国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制定了推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政策措施.　　受访专家认为,在我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次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的形成,标志着全党对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自觉性更高了.　　十六届三中全会：新任务、新起点　　2003年10月11日～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不仅是今后十年改革与发展的“蓝图”,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展示,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新的思路和举措.被称之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又一座新的里程碑.其中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发展目标,是党的执政理论的重大创新,是更加现代,更加符合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执政理念.这一执政理念的重大变化,已经和必将推动中国全方位的深刻变化.　　常修泽告诉记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变化就是注重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统筹.”他分析,“前一阶段的改革,并没有把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指导性理念提出.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一个更高的境界指引我们研究并推进体制创新.”　　综合受访研究者的判断,以十六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明确了国有制不等于公有制,混合所有制经济特别是股份制也是公有制,这是继多种形式的分配方式、市场配置资源之后的第三次思想革命.同时,十六届三中全会还明确了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领域非公有经济都可以进入.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从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向以人为本、全面、均衡的发展观,同时大力推进政府行政管理改革,这意味着中国改革或者说制度创新将进入全新阶段,即改革的第四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由此,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改革已拉开序幕,经济、社会及行政体制改革相互促进的态势开始形成.　　不仅如此,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种思想被写入中国发展的战略文本还是第一次,这标志着决策层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发生的重大变化.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已全面展开.　　期待十七届三中全会　　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目标定位于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谈及此,张立群分析说,对于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提速过程中,而城市化的发展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好农民、农村的发展问题,并且要通过工业化的推进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找到出路.同时,三农问题能否解决好,也是关系着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基础性因素.“正因如此,本届三中全会的关注面更加集中,这也表明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三农问题正越来越突出”.　　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比1978年增加了近30倍；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由2.5亿人减少到1500万人；粮食总产量由改革开放前的3000亿公斤增加到5000亿公斤.30年间,10个“一号文件”,“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政策措施,清楚记载了党领导农民群众改革实践的历史轨迹.　　但是,当前农村的改革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很不平衡,农村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特别是去年以来,由于部分农副产品供求紧张而导致的物价过快上涨,由农资等价格上涨导致农民种粮比较效益偏低,由政策不配套导致政府重视粮食生产而农民种田积极性不高等不利因素,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但难点也在农村”,常修泽认为,十七届三中全会以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为主要议程意义十分重大.　　如何观察本届三中全会,叶笃初提示,其一,可观察中央全会的工作报告,即总书记代表政治局所作的报告,“观察工作报告怎样做,能看出点味道来”.其二,可观察工作报告的征求意见过程和范围,现在中委的权力已大大提高,其知情权、发言权、决策权、监督权都悄然扩大,这表明中央领导集体的民主性逐步增强.同时,从中央广泛向专家智囊征求治国理政方案来看,中央领导集体的开放性也有所增强.其三,可观察中央政治局提交三中全会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他看来,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分量将比人们预料的分量更重.

2004年6月dang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dang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dang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被纳入更完备的体系性框架之中，社会管理创新也就成为2009年底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所强调的“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指导我们dang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纲领。

“十一五”以来，我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创新型国家建设进展顺利，科技实力持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有力地推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距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一些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是总体上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量仍然不高，重要产业对外技术依存度仍然较高，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战略高技术领域科技力量薄弱；二是近年来科技投入大幅增长，组织实施了大批科技发展项目，但科技创新的质量和效率有待提高，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国际科学论文数量世界第二，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总额世界第四，发明专利授权量世界第四，但我国的科技成果整体水平不高，投入产出效率问题比较明显；三是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依然严重，科技面向经济、经济发展依靠科技的局面尚未全面形成，众多的科研成果只有很少部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四是近年来出台了一大批激励创新的政策措施，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仍然不高，企业创新动力和综合竞争力明显不足，国家出台的各项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金融、产业、政府采购等政策尚未真正落实到位，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制还未普遍形成，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还有较大差距。科技创新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究其原因，核心在于体制机制问题，若不加以有效解决，将制约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为此，《建议》明确要求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并提出了4个方面的主要任务。第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加强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加快构建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支持从事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的科研机构。要加强军民科技资源的集成融合，加快构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要加快构建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要鼓励发展科技中介服务，加快构建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提高全社会创新效率。要深化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评价奖励制度，科学确定评价标准和内容，形成反映真实水平、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合理机制。第二，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重点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进一步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全面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政府科技投入要进一步向企业倾斜，引导并支持各类企业形成产业联盟和知识产权联盟，鼓励企业设立或并购海外研发机构。要进一步完善高水平创新人才向企业流动的政策环境，支持企业形成有效激励创新人才、创新团队的奖励体系。第三，要增强科研院所和高校创新动力，进一步深化应用开发类院所、基础类和公益类科研机构的分类改革。鼓励大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持骨干企业建设企业技术中心。进一步强化政府科技投入的引导作用，发挥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发挥企业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支持企业培养和引进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与创新团队，大幅度提高企业对高水平科技人才的吸引力。第四，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要强化支持企业创新和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各项财税金融政策，切实落实企业技术开发费税前抵扣等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并实施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创业投资企业的各项政策，加快落实鼓励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进一步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稳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支出的比重，优化基础研究的布局结构。要在影响我国科技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若干可能发生重大科技创新突破的方向上，部署建设一批新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力求做到科技基础设施的开放共享，较大幅度地提高科技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要促进科技和金融的结合，吸引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创新创业，积极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加大力度鼓励投资于创新早期的天使投资。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尝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8.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