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纲要一条主线、两个了解、三个选择是什么？

2022年近代史研究的热点是集中在近代政治与军事、中外关系、经济与工商、思想与文化、基层治理与社会变迁、医疗与卫生等领域。近代中国的政治与军事一直是学界关注热点，从2021年的研究中可看出，学界对晚清至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政治研究兴趣不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涌现出了一批新的学术成果。

中国近代史是曲折艰辛的，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不应被忘记的史实。而且根据近代史可以给我们现在的发展与建设提供方向（个人观点）

非常好。武汉大学马院中国近代史研究博士专业毕业率是在中高级别，其学位在学界也是非常有含金量的。武汉大学是我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这里培养的博士都是非常有实力的。

近代史算是学历史的里边出路比较好的，尤其现在可以去高校做老师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注意教材系列）。但是这还要看学校、自己的导师。历史不是个能赚钱的玩意，如果不是喜欢就不要读了。楼主问这样的问题看来对历史并不是很了解，建议不要往这个坑里跳，平时当做爱好就可以啦。

中国近代史？你想集中在哪方面呀？政治还是经济……

王觉非教授的学术研究重点是欧洲近代史，特别是英国近代史。以前有许多著作和教科书，对英国近代的政治制度都抱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认为英国的议会制。立宪君主制度和两党制，都有利于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妨碍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因素。对此，先生在有关论著中指出，近代英国的政治制度与欧洲大陆和东方君主专制的国家相比较，不但具有较大的民主性，而且还有较强的弹性和适应性，它可以随着环境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近代英国的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是通过不断的改革而实现的。其进程虽较为缓慢，但反复波动较少，社会因变革而受到的破坏也较轻。在政治领域，各种政治力量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这便在客观上防止了权利的过度集中和政治上走极端的倾向。不过先生也指出，在近代英国，政治民主化和主权在民的原则并未得到彻底实现，许多民主激进人士不断遭到迫害，英国殖民主义者挟其船坚炮利，以血与火的手段，在全世界到处侵略扩张，将这些地区的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都是英国近代历史的阴暗之处。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十分注重专题史学的研究。他常常告诫学生，在研究某一问题之前，首先应对前人就此问题的研究状况以及存在的不足又充分的了解，这样才能在研究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有一个广阔的视野和较高的基点。为此，先生撰写了“当代英美历史学家关于十七世纪英国革命史的史学思潮”、“研究克伦威尔的历史评述”、“关于十七世纪英国革命史的修正派史学”等论文，专门研究了关于17世纪英国革命史的史学。他既肯定了300多年来许多学者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指出了他们所在的缺陷。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英美历史学家大都忽视了革命时期中下层人民斗争的作用，以至长期以来以来，托利派、辉格派、社会学派以及修正派史学家，围绕着“乡绅问题”、“长期议会”议员政治与社会成分的问题争论不休，但又得不出公认的结论。英国革命时期的平等派，也是先生的重要研究对象。在17世纪英国革命期间，平等派得到了社会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新模范军中绝大多数士兵和部分中下级军官都是平等派的重要成员。从1646年第一次内战结束到1649年共和国成立前后所实施的一系列民主措施，实际上都是平等派主张的体现。但在西方、前苏联和我国的许多著作中，对平等派的评价都是消极与否定的。针对这些看法，先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了平等派的纲领、文献和有关论著，详细地翻阅了“普特尼辩论”的记录，从而在深入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先生明确指出：平等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和政治运动的整体，其民主派的性质是勿庸置疑的。同时，先生对平等派失败的原因，也认真地进行了探讨。有些学者把它简单地归咎于平等派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但他对此问题却另有看法。先生认为，平等派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当他们为主权在民的原则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时候，却忽视了现实物质力量的问题，即建立独立的组织和领导中心问题。而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虽然在一些政治原则问题上有时也表现出公平商量的姿态，但对领导权却寸步不让。当他们不知圈套准备就绪后，就利用领导的权威，将平等派打倒在血泊之中。关于英国工业革命，先生认为它不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他所撰写的“对英国工业革命历史意义的再认识”这篇论文中，先生回顾了100多年来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状况，以及各派学者围绕工人生活水平问题所进行的争论。然后以具体的资料说明英国工业革命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指出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世纪上超过了一般个政治革命，为人类战胜自然、改造自然、大大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奠定了基础。但在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后，社会混乱，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人类刚刚有可能摆脱自然的奴役，却又陷入本身编织的罗网。因此，在“第三次浪潮”滚滚而来之际，如何吸取历史上工业革命的经验教训，尤其值得关注。此外，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先生的见解也有独到之处。以前我国的有关著作都沿袭前苏联学者的观点，强调以暴力为基础的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先生就此提出了质疑，认为片面强调暴力的思想，不仅有悖于历史发展的真实，而且还会产生及其严重的后果。所以不论是从科学上或者实践上看，这个问题都应该重新加以探讨。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原名开贞，我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幼年在乡读私塾，后到中学，1914年到日本留学，学习医学。此间改名为沫若，以取家乡两条大河——大渡河(古称沫水)、青衣江(古称若水)之名。五四运动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1919年到1920年，他创作了几十首充满革命激情的白话诗，1921年以《女神》为题，结集出版，这是我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之作。1921年，他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建了进步文学团体创造社。1923年，郭沫若在日本帝国大学医科毕业，但他认为“要使祖国早日觉醒”，“必须创立新文学”，乃弃医继续从文。这期间，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唯物史观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并表示马克思、列宁是“我辈青年所当钦崇的导师”。1924年，他回到国内，参加了1926年的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职。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夕，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撰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其反动面目。南昌起义后，他赶赴南昌，并在南下广昌的路上由周恩来介绍入党。此后，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悬赏缉捕，党组织安排他再次东渡日本。在日本，郭沫若克服经济上的拮据和资料的匮乏，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写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很多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国内。此时，第二次国共合作业已开始，郭沫若在陈诚任主任、周恩来任副主任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担任厅长。1940年以后，他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一批历史剧，其政治性、艺术性都十分强烈，在中国话剧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稍后，他又写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史学论著。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都担任过重要职务。这时期他又写了《奴隶制时代》等历史论著，主编了《中国史稿》，创作了《蔡文姬》、《武则天》等历史剧本。教材中所举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作于1930年。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当时社会生产状况出发，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说明了古代社会阶级和阶级矛盾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时，他不容置疑地指出，中国古代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对于马克思的那个铁则并不是例外”，从而对否认中国没有奴隶制时代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论调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少年时受同乡章炳麟影响，拥护辛亥革命。1913年入北京大学，毕业后一度担任校长蔡元培的秘书，后到沈阳、河南任教，1922年任天津南开学校教员，后升教授，出版《文心雕龙讲疏》。五卅运动爆发后，参加反帝活动，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党失去联系。1927年后，在北京一些大学授课，写作了一些考据和文学史方面的著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河南任教的范文澜积极宣传抗日，因受校方干涉，愤然辞职，参加了新四军，1939年再次入党。1940年到延安，任马列学院和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受中共中央委托，编写中国通史。1941年和1942年，《中国通史简编》分册出版。1947年，出版《中国近代史》上册，这两部著作是我国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说明中国通史的著作。新中国建立后，在史学界担任领导工作，1969年7月病逝。其所著论文编为《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于1979年出版。 吕振羽(1900—1980)，湖南邵阳人，著名历史学家。青年时代学电机工程，1926年大学毕业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30年代参加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撰文阐述马克思主义观点，著名的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等，其著作多被当局列为禁书。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30年代的一些观点，如鸦片战争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殷周奴隶制时代的生产工具是青铜器等，至今仍有一定影响。40年代，著有《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新中国建立后，在史学界、中央党校任职。著有《史论集》、《吕振羽史论选集》等。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青年时代赴美留学，归国后研究马克思主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出版名著《历史哲学教程》。1940年到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其间写了大量史学论文和《中国史纲》先秦、秦汉部分。新中国建立后，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任职，领衔编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8年含冤去世。 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人，著名历史学家。自幼受家庭影响，学习四书五经，1922年到北京，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兼攻法律和历史。1927年赴法留学，1930年回国，先在东北，后到北京任教。抗日战争期间到重庆，边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边进行史学研究，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与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合著，五卷)等，着重对历史做整体研究，在思想史领域取得突出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教授历史，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人才辈出.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与此前二十多年比较,更是大大前进了.从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来看,质量胜于以往,数量大大超过以往二十多年的总和.这些论文和著作中,固然有一些低水平重复研究的情况,但是也应该说确有大量高质量的研究著作.这是值得庆幸的.但是,对于中国近代史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科来说,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写出更多更好的近代史著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明确中国近代史的分期　　中国近代史研究,从50年代起,我们就沿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说法,分为中国近代史（1840—1919年）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两个时期.直到现在,大学里还是这样分别设置教研室,分别讲授课程的.我以为,这样的分法,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新中国建立已近半个世纪,对于1949年上溯至1840年那一段中国历史,我们现在是看得更清楚了,应该有更好的认识和解说.总起来说,我认为应该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打通来研究,这不论对中国近代史还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不论对于中国革命史还是中共党史的研究,都会有好处.　　中国近代史要回答什么?它要回答：中国如何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较之封建中国有什么不同,外国侵略给中国社会怎样的打击,又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新的东西,近代社会怎样形成了区别于封建中国的社会阶级力量,这样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又如何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力量怎样同帝国主义、同封建主义作斗争,去争取中国的民族独立,去准备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条件的,如此等等.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110年历史来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到了本世纪初（大约在1901—1915年）,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到谷底的时期.1901年是《辛丑条约》的签订,1915年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以及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这些重大事件,大大刺激了中国社会成长中的新的社会阶级力量,促进了他们的觉醒,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是这一上升趋势的明确表征.此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于先后取代旧势力,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　　加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交流　　近代中国历史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解放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说,是世界主动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也是中国艰难地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这110年历史变化的深度、广度、剧烈程度及其给中国未来发展所带来的推动力,恐怕为中国五千年历史变化所仅见.研究这种变化的历史,研究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间的关系,研究中国和周边国家间的关系,不仅对于学科建设有好处,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国情,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有好处,对于我们处理当代复杂的现实关系有参考、借鉴意义.处理像近代中国历史这样复杂的课题,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是很正常的.积多年学术研究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要轻易地将学术观点与政治观点等同起来.解决学术观点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只有靠百家争鸣的办法.必须指出的是,学术争鸣一要充分占有史料,二要充分了解前人观点,三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争鸣,就不会无的放矢了.只有严肃地对待争鸣,才能加深对历史问题的了解与认识.中国近代史领域已经争论或者正在争论的许多问题,都可以放在110年的历史过程里争鸣.如果在争鸣或研究中,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可能更有成就一些.　　积极关注学术交流,参加百家争鸣,也要努力在学术争鸣中坚持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正确方向.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向问题,不仅关乎近代史研究本身,也直接关乎对现实社会的理解.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的政治社会生活是紧密相连的.对于今天来说,它是我们的昨天.因此,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注意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如果不注意这种结合,孤立地看待某一历史事件,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近代中国特有的现象,如果只看到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给中国带来的多少个“第一”,就可能夸张资本主义列强给中国带来的进步作用,进一步就可能赞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如果只从表面上看晚清政府或国民党政府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做的某些事情,也可以得出那是一个很好的政府的结论.如果收集中共历史上犯“左倾”错误时所产生的某些阴暗面,也可以把中共形容得一无是处.假设以上几个方面的看法都能成立,那中国近代史就完全不是人们所知道的那个样子了.在这些方面,如果我们头脑不清醒,我们的研究工作就可能远离历史真实,不仅对于学科建设毫无建树,而且可能在政治上留下不好的影响.　　拓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　　四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所扩大,这是研究工作本身的规律所决定的.现在如果再用三个高潮、八大事件,就很难概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围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中外关系史、社会史、文化思想史、近代史学理论诸多方面的研究,都有前进.近些年,尤其是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政党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更有长足进步.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大多已向1919年以后的历史转移.一个社会是由诸多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组成的.经济发展程度是社会前进的尺度,政治表现在社会前进中起着指标的作用.现在有些青年研究者对思想文化史研究有兴趣,对政治史的研究缺少热情.加强与加深思想文化史研究是有意义的,忽视政治史研究却没有理由.政治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对其他的研究领域起着制约的作用.经济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对解释社会的发展方向有着深刻的含义.有志于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年轻朋友,应当投身于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要决心下大力气,取得成就,同时注意避免目前存在着的大量的低水平重复研究的情况.　　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史是我国历史上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屈辱与苦难,奋斗与牺牲,构成了丰富与斑斓的历史画面.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任务,是要厘清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探索其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重现近代中国丰富与斑斓的历史画面.这样的研究与重现并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就能够为我国人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有说服力的历史根据,为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素质及其爱国主义教育的水准,加强他们对国家、民族、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凝聚力,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中国近代史研究,就不只是在书斋中讨生活,而且是在对社会、对人民贡献心力了.

太多了，跟马克思列宁沾边的都算

在上海近代史研究资料中，曾有人认为上海最早的外国银行是麦加利银行（1857年在上海开设分行），而实际上在上海出现的第一家外国银行应该是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又称东方银行）。该行原先是总行设在印度孟买的一家英国皇家特许银行，原名西印度银行（Bank of Western India），后与锡兰（今斯里兰卡）的锡兰银行（Bank of Ceylon）合并，改称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并于1845年将总行移至伦敦。当时，英国正在力图扩大对华贸易，丽如作为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金融堡垒，先后在香港（1845年）和上海（1848年）开设了分行。它通过经办国际汇兑等，从包括罪恶的鸦片贸易在内的英国对华贸易中攫取了巨额的暴利。作为“特许银行”，丽如银行在发挥殖民地银行的职能方面得到了英国政府的特别庇护和支持，“皇家特许状”甚至授予其在中国的“发行银行的资格”。据资料记载，19世纪50年代，当时上海上流通的钞票大都是由丽如银行发行的。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的屈辱史，，是中国由落后走向强大的历史，，，中国近代屡遭列强侵略，，说明了落后必然诶打，，中国近代史向后人昭示了我们青年要为国家而效力，，从一点一滴做起报销国家，，少年强，，则国强。。历史的发展都是有着背景和结果的。。背景决定结果的如何，，。。。

　　说明：中国近代军阀的概念是从北洋军阀开始的，清朝灭亡前慈禧基本控制了局面，当时基本上没有军阀的概念。历史书上把蒋介石等称为国民党新军阀，我不是很认同，国民党是一个政党，他对军队的控制力还是比较强的。　　下面是我排的一个座次：　　1、袁世凯　　北洋军阀的鼻祖，他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一度复辟帝制。袁世凯死后遗留下的北洋军阀，还控制了中国十年，压制了当时的国民党。　　2、张作霖　　号称东北王，坐拥东三省，手握35万兵力，多次挥兵入关，位于三大军阀之首。　　3、段祺瑞、冯国璋、曹锟　　继承袁世凯的衣钵，在早期控制北京政权，基本上属于阴谋家类型。论资历比张作霖老，但实际上对军队的控制不如第二名的张作霖，故排名第三。　　4、吴佩孚　　掌握北洋军阀直系军队约30万人,控制湘（湖南）、鄂（湖北）、豫（河南）等省和直隶（河北）保定一带。　　5、孙传芳　　从直系分化而来，掌握军队20万人，盘踞赣、闽、浙、皖、苏五省。　　6、 陈炯明　　陈炯民1922年炮击中山舰，差点杀死国父孙中山。（一举成名）　　陈炯民1911参加辛亥革命，因他极喜趋新弦奇，在当时的广东社会，就军事上的言行十分引人注意。一度受到孙中山的相信，后随个人权欲极度的滋长，拥兵割据，广州公开设立总统府，背叛了革命，蜕化为反动军阀。　　1926年北伐战争国民党执政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除国民党中央军外，很多省份基本上都可以成为军阀。因为与北洋军阀时期不同，没办法比较，故单独列出。　　另外，傅作义抗日有功，很爱国，和平起义，不能称为军阀。冯玉祥将军也很爱国，不作为军阀看待。　　一、阎锡山----最称职的军阀，一直霸占山西。　　阎锡山资历很老，长期主政山西，各方面的作风最像军阀，在蒋介石时期，是最有名的军阀。　　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最有军事政治才能　　李宗仁是个帅才，当过国民党代总统，可见其非等闲之辈。白崇禧号称小诸葛，打仗很有一套。他们之所以排名第二，是因为与阎锡山相比，他们很讲政治，不太像军阀。但是，历史上将其定义为桂系。　　三、四川王刘湘　　作为大后方，抗日时四川救了中国，四川军阀刘湘作为蜀地主人，实力不可小觑。　　四、 张宗昌　　人称“狗肉将军”，他有三不知：一不知兵有多少，二不知钱有多少，三不知姨太太有多少。他当过土匪，后又在张作霖的卵翼下发迹。竟至拥有兵数十万成为山东的土皇帝。在他督鲁的三年间为恶甚多，人民对他恨之入骨。　　五、韩复榘---山东土皇帝　　韩复榘由一个普通的士兵被提升为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继张宗昌之后，他曾统治山东达七年之久。他自称“韩青天”，到处断案，却草菅人命，留下不少笑话，抗日战争开始后，他退弃山东，成了蒋介石的替罪羊。　　六、龙云　　云南王，老资格的军阀。　　其他的实力不强或者名气不大，或者算不上军阀，不参加排名。

考硕的话，社科院很容易；考博的话，只要你外语过硬，专业课的难度也不大。外语水平基本与GRE持平。论近史代的实力，社科院近代史所还是全国手屈一指的。只论专业，全国没有任何一所高校或研究所敢和这里叫板。当然包括北大。北大世界史还可以，近代史只能说是一般般。

公交线路：地铁2号线 → 地铁6号线，全程约5.4公里1、从北京站乘坐地铁2号线,经过2站, 到达朝阳门站2、步行约130米,换乘地铁6号线3、乘坐地铁6号线,经过1站, 到达东四站4、步行约920米,到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和我一样。。同病相怜啊。。

2005 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继续稳步发展，并显示出两大热点，一是随着 2004 年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 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贯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正式启动，史学理论研究出现良好势头;二是 因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使抗战史成为突出的研究课题。还有三个特点值得注 意，一是重视实证研究;二是重视制度史研究;三是重视新视角的开拓。

烽火燎原。haha。

这位教授在生前的研究成果应该就是写下了一本非常具有意义的作品，而且对中国的政治研究的也很深。

不知道这位仁兄是应考还是兴趣研究，不过特别推荐你读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此书特别畅销，内包括中国史，影像资料的话不妨看看复兴之路，专讲中国近现代史，希望对你有用

1.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洋务运动史:作者夏东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3.中日战争:齐，中华书局，1996年。4.甲午战争与朝鲜:王汝华，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5.甲午战争的和战之争:张登德等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6.甲午战争在威海:齐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7.甲午中日海战:苏晓东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8.甲午辽东鏖兵:王计华董金义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9.甲午日谍秘史:齐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10.洋员与北洋海防建设:王嘉健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11.甲午日军罪行录:苏晓东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12.反割台抗日运动:柯平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13.激荡的百年史——日本史:【周日】作者季天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4.辩证看甲午:齐著，海洋出版社，2005年。15.朝鲜半岛：地缘环境的挑战与应战: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16.中国近代史上的海军世家:作者王译林，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17.龙旗：清末北洋海军纪实:周黄传辉，学苑出版社，2007。18.甲午海战:洪明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19.大东亚的沉没：高升号事件的历史解剖:切尔建司，中华书局，2008年版。20.朝鲜人孙，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21.北洋海军甲午战史:陈，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2.北洋海军舰船志: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23.甲午战争新讲:齐，中华书局，2009年版。24.一本书读懂日本史:作者王广博，晋城出版社，2010年版。25.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王龙珠，中文出版社，2010年版。26.揭开甲午海战的黑匣子:邓著，出版社，2010年版。27.首败:石永刚、张凡著，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28.改变日本的五十年——明治维新:陕西人陈杰美国出版社，2011年版。29.日本的明治维新:樱雪丸，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30.第三只眼看日本:袁坤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年版。31.一本书看透日本：在暧昧中挣扎的民族:风唤鸟，中国常安出版社，2011年。32.劝学篇:福泽谕吉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版。3.劝学篇:作者张志东，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版。34.日本通史:冯伟，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35.沉没的甲午:陈悦，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36.前进，朝鲜:林秋珊著，三民出版社，2012年版。37.日清战争:宗亚泽，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38.访与思:邱震海著，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39.中国近代通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中国近代史考研一般考3门，即思想政治理论、外语和专业课。具体的考试科目以招生单位的专业目录为准。　　例如，(10511)华中师范大学/(009)历史文化学院/(060200)中国史/(09)中国近现代史（历史系）的考试科目为：　　1 (101)思想政治理论 (201)英语一 (740)中国史基础；　　2 (101)思想政治理论 (202)俄语 (740)中国史基础；　　3 (101)思想政治理论 (203)日语 (740)中国史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是区别于世界近现代史，专以中国为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叙述主体的一门学科。不同于世界近现代史的历史分期，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有多种看法，但被普遍接受的是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终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的这一观点。　　其中1840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被称为中国近代史。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称中国现代史。

National Humiliation and National Assertion: The Chinese Response to the Twenty-one Demands,Modern Asian Studies,Vol. 27,No. 2(May 1993）；《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1993年7月），页7-49；《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新史学》（台北）5卷1期（1994年3月），页87-129；The Chinese Rediscovery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Jinan Incident as a Turning Point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Vol.3,No. 4(Winter 1994）；《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3期；《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国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5期；《胡适世界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关怀》，《近代史研究》1996年1期；《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2期；《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战略与管理》1996年3期；《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4期；《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学人》第10辑（1996年9月）；《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夷夏之辨与道治之分》，《学人》第11辑（1997年6月）；《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6期；《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清华学报》（新竹）新25卷4期（1995年12月），页137-60；《前恭后倨：胡适与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党化政治》，《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认知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6期；《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年6期；《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汉学研究》（台北）15卷2期（1997年12月）；《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近代史研究》1998年1期；《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4期；《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近代史研究》1998年5期；《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历史研究》1998年5期；《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观念的反思》，《历史研究》1999年3期；《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近代史研究》1999年4期；《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年4期；《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上、下）》，《中华文史论丛》第60、61辑（1999年12月、2000年3月）；《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4期；《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6期；《〈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1期，页181-192；《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于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中华文史论丛》第65辑（2001年5月）；《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近代史研究》2001年2期；《从治病到打鬼：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中国学术》2001年2期；《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历史研究》2001年3期；《物质的兴起：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倾向》，《开放时代》2001年3月号；《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1年4期；《温故知新：清季包容欧化的国粹观》，《中华文史论丛》第66辑（2001年9月）；《抵制东瀛文体：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论争》，《历史研究》2001年6期；《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历史研究》2002年1期；《社会分野与思想竞争：传教士与义和团的微妙互动关系》，《清史研究》2002年1期；《文学史上白话的地位和新文学中白话的走向--后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学者的内部论争》，《近代史研究》2002年2期；《中国文艺复兴之梦：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新潮》，《汉学研究》20卷1期（2002年6月）；《送进博物院：清季民初趋新学者从现代里驱除古代的倾向》，《新史学》13卷2期（2002年6月）；《包容儒学、诸子与黄帝的国学：清季士人寻求民族认同象征的努力》，《台大历史学报》29期（2002年6月）；《学术与国家：北伐前后国学的学科定位与认同危机》，收入《国史浮海开新路--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2年7月；《机关枪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紧张（1-3）》，《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5、6期，2003年2期；《文学的失语：新红学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中华文史论丛》第70辑（2002年12月）；《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史林》2003年1期；《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1期；《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清季民初反传统倾向的演化》，《中华文史论丛》第72辑（2003年5月）；《北伐前数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3年4期；《不改原有之字以开启相异的意义体系》，《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4期；《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5期；《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2期；《有教无类：中古文化与政治的互动》，《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2期；《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5期；《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5期；“Imperialism in China: Evolution of the Treaty System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Spring 2005；《走向“行动的时代”：“问题与主义”争论后的一个倾向》，《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1期；《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三》，《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2期；《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近代史研究》2005年3期；《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文通先生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4期；《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历史研究》2005年5期；《李锦纶使美与中美双方促进南北合作谈判修约的尝试，1927-1928》，《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5期《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1期；《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的士人心态与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4期；《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近代史研究》2006年5期；《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5期；《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5期；《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士变：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新史学》18卷4期（2007年12月）；“From “Tianxia” (All Under Heaven) to “the World”： Changes in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Conceptions of the Human Society，”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May 2008；《斯文关天意：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对对子风波》，《近代史研究》2008年3期；《无名之辈改写历史：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争议》，《历史研究》2008年4期；《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近代史研究》2008年6期；《经典淡出之后：过渡时代的读书人与学术思想》，《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4期；《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6期；《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两点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2期；《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5期；《转变与延续：六十年来的中国史学》，《北大视野：新中国60年学术流变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再论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文化与历史的追寻：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12月；《方法成了学名：清代考据何以成学》，《文艺研究》2010年2期；《通史致用：简析近代史学地位的一度上升》，《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2期；《课业与救国：从老师辈的即时观察认识“五四”的丰富性》，《近代史研究》2010年3期；《他永远是他自己——陈独秀的人生和心路》，《四川大学学报》2010年5期；《证与疏：傅斯年史学的两个面相》，《中国文化》2010年秋季号（10月）；《往昔非我：训诂、翻译与历史文本解读》，《文艺研究》2010年12期；《一次宁静的革命：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2期；《迷途知返说教育》，《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23期；《作为文化中心的大学》，《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28期；《转折：1924—1926年间北洋体系的崩溃与南方新势力的兴起》，《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迫不及待的赶超心态》，《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34期；《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第一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结束致辞》，《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6期；《道亦方法?章太炎、胡适等近代学者关于“一以贯之”的新说及争议》，《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文化交流与文化自信》，《炎黄纵横》2011年第4期。

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复兴，也是在改革开放形势的鼓舞下，伴随国外社会史理论的引入以及中国社会史的复兴与重建，特别是在对旧有研究模式的反思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开展社会史研究不仅适应了学术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社会史复兴之初的主要目标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其涵义包括研究重心的三个方面的转向：一是从精英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通过对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探讨揭示出导致“英雄”辈出的社会内容；二是将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关注与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内容；三是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从历史的纵向探索中为现实的社会问题的化解提供历史借鉴。在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的推动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理念、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简单化、教条化的“革命史”和“阶级斗争史”模式己经被突破，使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获得了重新建构的新的知识体系；并由此丰富、深化、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这应该是具有时代性的变化。

1、《抗战时期国军的特质与困境》，《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2、《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反思（与唐小兵对谈）》，《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2014年1月。3、《高山滚石：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收入《新史学》第七卷，中华书局2013年10月。4、“Rocks Rolling Downhill: The Continuity and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ofModernChineseHistory,Vol.7,No.2 (June 2013),135-155.5、《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新史学》第七卷，中华书局2013年10月；收入徐秀丽、王先明主编《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3－309页。6、《革命的经纪人：中共早期工农运动的仲介群体》，载吴淑凤等编《近代国家的型塑：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13年6月，下册，第1015－1031页。7、《蒋介石与党国元老（1925－1932）》，载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第1册，第429－46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9月。8、《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杂志为视点》，载铃木贞美、刘建辉编《东アジアにおける学芸史の総合的研究の继続的発展のために》（国际研究集会报告书第31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2013年3月，第173－196页9、蒋介石的阅读史、蒋介石的阅读年表，载吕芳上主编《蒋介石的日常生活》，台北，政大出版社2012年12月，第277－334页。10、“ChiangKai-shek"sreading:aninquirybasedonChiang"sdiary,1920s-1940s,” JournalofModernChineseHistory,Vol.3,No.1(June 2009),11-25.11、《亡国、亡省、亡人：1915－1925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演进》，载余英时等著《不确定的遗产》，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6月，第103－128页12、「亡国，亡省，亡人：1915年から1925年における中国の3回にわたる反日运动の変化」，载刘杰、川岛真编『対立と共存の歴史认识：日中関系150年』，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8月，第57－77页13、“The Battle of Hunan and the Chinese Military"s Response to Operation lchigo,” in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2011, pp.403-420.）14、《蒋介石和国民党(上、下)》，《理论视野》2011年第11、12期。15、《“反革命罪”的源起与剔除》，《政府法制》2011年第12期。16、《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蒋介石的早年成长经历与个性特质》，载吕芳上编《蒋介石的亲情、爱情与友情》，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3月；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17、《蒋介石的阅读史》，《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04期。18、《北伐时期的地缘、法律与革命：“反革命罪”在中国的缘起》，《近代史研究》2010年1期。19、《从五四到五卅：城市民众运动的组织动员（1919－1925）》，《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韩国）2009年第43辑。20、《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1923－1927）》，载吕芳上主编《论民国时期领导精英》，香港商务印书馆2009年12月。21、「党员·党组织·都市社会：上海の中共地下党」，日本『中央大学政策文化综合研究所年报』第13号，2010年8月。22、个人、社会、群众、党：五四前后的关联与互动，《两岸发展史研究》（台北）2009年第6期23、「个人、社会、大众、党：五四运动前后の连关と发展」，载村田雄二郎编『リベラリズムの中国』，东京，有志舍2011年9月出版，第247－267页。24、「跨越鸿沟，关注连续」：评『一九四九年前後の中国』，『近きに在りて』2008年53号。25、《北洋时期的南北畛域观念》，《陆荣廷与旧桂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26、《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近代史研究》2008年6期。27、《中政会与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轮替》，《历史研究》2008年3期。28、《联俄与师俄：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的意义》，《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开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2008年。29、《“武主文从”背景下的多重变奏：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4期。30、《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组织与人事变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韩国）2007年33辑。31、《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7年1期。32、“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on a Wartime Campus:A Study focused on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Vol.2,No.4 (October 2007),590-631.33、《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4期。34、《战前中国的区乡行政：以江苏省为中心》，《民国档案》2006年1期。35、《“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历史研究》2004年5期。36、《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3期。37、《北伐中的漫画与漫画中的北伐》，《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3期；《新华文摘》2004年20期。38、“Power Transmutation and Factional Struggles among Members of the GMD Central Committe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25, No.3 (Autumn 2004), 51-65.39、《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权力嬗蜕与派系竞逐》，《历史研究》2003年5期。40、《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3年5期。41、《战时国民党党员与基层党组织》，《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4期。42、《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近代史研究》2002年5期 。43、《派系、代际冲突与体制内自省：以1944－1947年国民党党政革新运动为视点》，《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44、《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一例劳资纠纷的个案分析》，《历史研究》2001年5期。45、《从“容共”到“容国”：1924－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4期。46、“Party-government Relationship:The Functioning of KMT"s Rule by Party at Local Level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23, No.1 (Spring 2002), 15-28.47、《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3期。48、《张謇与南通地方自治模式：兼论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调适》，《苏东学刊》2001年1期。49、《以共和精神治校：陈裕光与金陵大学》，《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50、《探索女子高等教育办学之路：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51、《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近代史研究》2000年2期。52、《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53、《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递嬗：以1927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重点》，《历史研究》1999年2期。54、《教会大学学报校刊出版史略》，《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55、《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2期。56、《战前中国的抗日民族教育：以中小学教科书为视点》，《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增刊。57、《九一八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3期。58、《留学与救国：1931至1937年中国留日学生的行为与心态》，《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59、《中国近代人物的地理分布》，《近代史研究》1996年2期。60、《失去重心的乡村社会：民国时期乡村权势的转移与蜕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增刊。61、《教会大学与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62、《教会大学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北）1996年4期。63、《留学与救国─战时海外学人群像》，《抗日战争与上海》，1995年。64、《民国初年的女性犯罪（1914－1936）》，《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北）1993年创刊号。65、《从深闺走向世界的女子留学生》，《明报月刊》（香港）1993年9期。66、《民国时期离婚问题初探》，《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1992年。67、《近代留学生与中国官僚政治》，《历史档案》1991年4期。68、《近代中国学会的历史轨迹》，《学会》1990年6期。69、《近代中国节育运动述略》，《人口研究》1990年2期。70、《近代留学生与华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年3期71、《近代军事留学生述论》，《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3期72、《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东南文化》1989年1期。73、《三十年代留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民国档案》1989年3期。74、《取径东洋，转道入内：留日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6期。75、《抗战时期留学生群像初探》，《近代史研究》1989年4期。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主流的当然是以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起点，其它又有以唐宋、明末清初、马关条约以及中华民国的建立等诸多分法，各有其道理。且容我一一道来。 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目前仍然是官方观点，但具体仍有分歧。有人主张以1839年9月的九龙之战作为起点，因为这是中英双方诉诸武力的开始；有人主张以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的到来为起点，因为这是鸦片战争的开始；也有人认为1842年8月南京条约的签订作为起点，因为中国由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主流之外，有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宋世近世说”，认为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是近代的开始。 此外，将明末清初作为近代史之开端越来越受到历史学者的青睐。资本主义萌芽之说虽然已经式微，但是明末清初经济的变革和在国际贸易中取得的巨大成就逐渐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具体到某年，有人认为应当以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当年作为近代史开端，也有人主张以隆庆开海禁作为开端，认为这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的标志。更多的人主张采用明末清初这一较为笼统的时间观念而不确定历史年限。这种分法的好处在于它重新解读了中国近代史，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并非始于西方的挑战，而是中国历史内部变迁的自然延续。 还有人提出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为界，因为甲午战败第一次刺激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张灏先生把1895年以后称为中国的转型时代。尽管如何变各方都有分歧，但变法图强第一次成为了举国共识。 将中华民国成立作为近代史开端也自有其道理。一方面中国至此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政体，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将一部清史一分为二，既方便研究，又方便教学。 在我个人看来，诸种分法各有其道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记住:历史本不分期，分期是出于研究历史的方便，不要因为人为的分期把前后的历史割裂开来。在当前的语境下，我认为以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开始的标志、将明清时期作为前近代史纳入近代史研究的范畴是恰当的。

这个有很多

避免走弯路！三思而后行！落后就要挨打！世界是一体的，闭关锁国是不行的！

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胡绳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兴趣广泛，著述涉及哲学、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以及时政评论。他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贡献了心力。作为学者，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他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据我所知，他与近代史研究所关系很深，对近代史研究所的发展十分关注。在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在这里回忆他与近代史研究所的关系，以作为对他的怀念。其中有些是我亲身经历的，有的是听说的，可以说是亲历、亲闻、亲见。我是晚辈，对他与范文澜、刘大年，以及其他近代史所老一辈学者的关系知之不多、知之不详，我这里回忆的，只是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关系的点滴而已。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胡绳同志自己说，他与范文澜初次见面是1949年，那时候他们刚进入北京。此后便来往不断。从近代史研究所印制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可以约略看出范文澜、刘大年、胡绳信件往返讨论学术问题的情形。近代史研究所是1950年5月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的。1953年，经毛主席批准，党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它是党内讨论中国历史问题的机构，不发号施令，由陈伯达任主任。委员会开过一次会，决定加强历史研究，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以郭沫若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以陈垣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就是根据这个决定成立的。以此为序，近代史所改称第三所。刘大年和胡绳是这个历史研究委员会的最年轻的成员。从1954年近代史所也就是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成立第一届学术委员会起，田家英、胡绳、黎澍就一直是我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胡绳担任近代史所学术委员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1985年胡绳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前，才辞去了我所学术委员的头衔。他与我所名誉所长、早他一年去世的刘大年关系密切，常相往来，这是众所周知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收有胡绳写给刘大年的信，讨论诗韵，真情坦率，可见一斑。刘大年几次告诉我，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一定要聘请几位所外的知名学者，并常举田家英和胡绳为例。我第一次见到胡绳同志大约是1975年。当时传闻胡绳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担任领导工作。有一天胡绳同志到学部召开座谈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中说起学部的刊物《新建设》，胡绳同志便提起民国初年的《建设》杂志以及后来的《中国建设》杂志，同时如数家珍地谈起民国时期的历史，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79年近代史所创办了《近代史研究》杂志，杂志的创刊号发表了胡绳的《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这是他即将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的一章，希望借刊物来征求学术界的意见。1981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他希望近代史所学者给他提意见，特别给我所丁名楠研究员写信，恳请批评。我所近代政治史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开了两天会，提出读后感，虽然对书中若干史实和技术性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对本书作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追求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深为佩服。当时，政治史研究室主任何重仁几次告诉我，他为胡绳著作中体现出来的理论深度和高度的概括力所深深折服，反复研读，反复琢磨。据说胡绳曾对刘大年说，他的书不是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正史要由近代史研究所去写，所以他不用“中国近代史”一类的书名。可惜，直到今天，近代史研究所也没有写出一本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来。这是需要近代史所的学者们反躬自省的。1982年，胡绳应邀率团去美国芝加哥参加学术讨论会，在为数不多的成员中，有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名中年研究人员。在芝加哥，胡绳为首的中国大陆学者与秦孝仪为首的台湾学者有过学术上的正面交锋。此行对于促进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相互了解，对于推动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学术交流，良有裨益。1985年初，近代史所副研究员王来棣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就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发表了与胡绳同志商榷的文章。不久，胡绳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来棣很紧张，有人说，“得罪权威，早晚要倒霉”，好像发表了与胡绳不同意见的文章，就是捅了马蜂窝。王来棣赶忙写信给胡绳同志，申述这种担心。胡绳于5月10日给王来棣复信，说明她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并且心平气和地就王来棣提出的问题进行学术讨论。胡绳在信的末尾说：“我作为您所评论的书的作者，虽不尽同意您提出的基本论点，但是还是认为您的文章发表是很好的事。您的文章不但能引起读者思索有关的问题，而且对于书的作者也是有益的，这将促使作者进一步考虑您所提出的问题。”这封信，经胡绳和王来棣同意，发表在同年的《近代史研究》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他领导下的一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学术问题进行完全平等的讨论，这对于促进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胡绳对我所王庆成研究员有关洪秀全早期思想的研究文章，对余绳武研究员有关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文章，都有过明确的赞扬意见。1986年，北方某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篇贬低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抗英作用的文章。胡绳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曾指示近代史所要有所作为。近代史所所长余绳武在所内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会后，我结合这次会议的讨论，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在当时的《红旗》杂志发表。这篇文章采用说理的办法，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依据鸦片战争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后来为多种书刊选用。1987年，我所研究员陈铁健在《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讨论红军西路军的论文，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刊物和作者本人都感到紧张。当时的所长余绳武同志后来告诉我，胡绳同志在院里召开了一个小会，参加人除了院里负责史学工作的副院长和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外，还有作者、《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主编、刊物的责任编辑等。胡绳宣读了杨尚昆、李先念和邓小平等同志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然后说，研究无禁区，作者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已经有了发表党史研究文章的刊物《中共党史研究》，《历史研究》以后就别再发表党史文章了。胡绳作为院长并没有对作者提出批评，他只是说，这类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意见，我没有向你们传达，责任不在你们，对学者采取了保护的态度。1990年，是近代史所建所40周年。所里决定以学术形式纪念自己的节日。我们办了两件事，一是铸了一个范文澜铜像，以示景仰与怀念；二是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扩大近代史所的影响。范文澜铜像揭幕仪式，胡绳同志前来出席，并在仪式上发表了即席演讲。这篇演讲高度赞扬了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功绩，对范文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老学者表示了深深的怀念。这篇演讲后来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我们在那年9月举行“近代世界与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胡绳同志应邀前来出席开幕式，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了《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的演讲。这篇演讲是事先准备好的，演讲后，胡绳稍做了一点修改，交给我，嘱我送《人民日报》发表，后来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2000年5月，是近代史所建所50周年纪念，我们开了一个会来庆祝。这时候，胡绳同志身体不好，我们不敢、也不忍心再邀请他亲临指导了。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的工作非常支持，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近代史所从他那里得到的支持是最多的。我们研究所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只要我们邀请，他都积极参加，并且发表演讲，演讲稿从不需要别人代拟。前述近代史所成立4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如此，1991年9月我们在沈阳召开“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是如此，1993年1月我们在北京召开“近百年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还是如此。他说过，你们开国际讨论会，我去替你们接待外宾。所以，那几年我们召开的国际讨论会，都要单独宴请海外学者，请胡绳、刘大年同志做东。这样做对扩大近代史所在国外的影响很有好处。1996年中，考虑到近代史所在香港史研究中有一定成绩，我们打算在香港回归前后在香港召开一次有关香港历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需要筹集资金。我给胡绳同志写信，汇报这一想法，并希望借重胡绳同志的名望向香港的商业巨头寻求资助。没想到，胡绳同志极为痛快，允诺替我们设法。他要我给他写封信，正式提出这一要求，并且建议直接向一位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的香港富商提出。对我这封信的写法，他几次亲笔修改，然后退给我重新打印。胡绳同志在我这封信上写上批语，希望这位副主席有所措手。大约在这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胡绳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这位副主席。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这位副主席没有理睬我们的要求。这年11月中旬，在广东翠亨村举办的孙中山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向胡绳同志报告香港这位富商没有任何表示。这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胡绳同志面露失望的神色。有关香港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7年12月在香港大学召开，虽然我们指望的资助没有拿到，但胡绳同志对这次会议的关注和热情，令我们十分感动。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的学科结构、人才状况十分了解。1991年中，他曾到近代史所发表演讲，谈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些想法。在谈到近代史所的工作时，对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很称赞。十年来，由于老成凋谢，新的研究人才接续不上，虽然我们力求吸引新的人才，中外关系史研究仍然没有恢复到兴旺的时期。我作为所长，深感愧疚！大约1990－1991年间，胡绳同志提出在近代史所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机构。那时候近代史所所长是王庆成同志。王庆成同志与我商量后，我们起草了报告，论证了开展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建议先在近代史所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室，然后发展到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国史馆。这个报告送到院里以后，便没有下文。我没有就此事再问过胡绳同志。我后来想，也许是邓力群同志组建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已经有了眉目，我们这里的设想就不便再提起了。1996年初，我曾随金冲及和广东社科院院长张磊同志，到胡绳同志家里，商量以孙中山研究会名义，借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的机会，在广东翠亨村召开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时候，胡绳同志身体很好，头脑清楚，对讨论会召开的主旨，指示得很清楚。这年11月中，讨论会在翠亨村如期召开，胡绳同志出席。但是，我感到他脸上浮肿，步履缓慢，身体大不如前了。后来听说，半个月后他住进医院作肺癌切除手术。1997年，我曾三次给胡绳同志写信。一次是4月，因为近代史所的所刊《近代史研究》将在8月满100期，考虑到创刊号及创刊号后都曾发表过胡绳的文章，我和编辑部期望胡绳同志能在100期上发表文章或者题词。这对刊物和读者将是很大的鼓励。我在信中说：“《近代史研究》同国家的改革开放一起起步，十几年以来，在推动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方面，苦心经营，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您的大作，自创刊伊始，多次在该刊发表，深受读者欢迎。兹逢百期之会，您似不能无文。您无论是给他们写几句话，或赐一墨宝，编辑部都将无比高兴。编辑部在6月15日以前收到，便能赶上制版印刷。”结果我们准时收到了胡绳同志写的题词。我后来从胡绳秘书那里知道，他写这个题词时，正抱病出席江苏盐城举行的胡乔木铜像揭幕仪式，因化疗用药过重，白血球降到很低，昏睡了一整天。稍好一点，勉强写出了这个题词。这个题词中，胡绳同志对《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表示祝贺，同时谨重提一个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这个题词发表后，对统一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很有好处。我根据胡绳同志的意思，撰写了题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上升”诸问题》的文章，1998年初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摘要，同年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发表全文，也引起了学术界注意。第二次是9月11日，我给胡绳同志写信，信中说：“大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对近代史学界是大事。我不揣浅陋，写了一篇书评，未必说到点子上，只是表达我的读后感而已。不妥之处，尚祈不吝指正。我把自己的论文编了一个集子，名为《追求集》，已商妥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特敬请您为拙著书名题赐墨宝，以增光宠。附上《追求集》目录，请过目。”10月初，胡绳同志的墨宝就送来了。《追求集》1998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胡绳同志题写的“追求集”三个苍劲有力的墨笔字印在书的封面上，给这本论文集增添了莫大的光荣。与墨宝同时送到的还有胡绳同志的一封亲笔信，他对我写的书评表示感谢，同时说明武昌首义后，湖北军政府中是否设立了“谋略处”，他没有看到我写的文章，要我把这篇文章送给他一阅。原来，我写的书评中，高度肯定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修订再版的意义，指出：无论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还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都充满了一个深深参与、密切关注现实政治生活而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学者、大专家的聪慧和眼力。他处理复杂的近代史料，往往居高临下，给人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印象。他的著作，不是专门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写的，没有单纯学术著作所常有的古板、书卷气和学院气，因而能为有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广大干部和各行业读者所喜读。学者们，尤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总是把它置于案头，常加参考。《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1981年初版到1997年再版，作者始终坚持了他在探讨中国近代史发基本规律时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坚持了他在表述中国近代史发展基本规律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意见。有些具体的结论学术界或许还将会有种种讨论，但是他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指导原则，我以为是值得学者们认真加以参考的。在这篇书评中，我还从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眼光，指出了修订再版中一些技术性的错误，特别对修订再版保留了湖北军政府下存在谋略处一节提出了批评。我在书评中说，至少有两篇文章对谋略处是否确实存在，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其结论是：谋略处是不存在的。其中有一篇是我在1987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文章：《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我在书评中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作者是很注意近代史研究的进展的，不可能没有注意这两篇文章。作者修订再版时没有采纳这两篇文章的论点，可能对相关的结论仍然存疑。不过，上述新的结论，十年来没有人起来推翻它，应该可以说经得起学术界的检验了。过分谨慎未必是对待学术进展的积极态度。”胡绳同志的信，很谦虚地表示他确实没有看到质疑谋略处的文章。顺便说一下，我写的这篇书评在胡绳同志80周岁时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但是只是摘要，而摘要把我对再版的批评全部删去了。我很感谢《中共党史研究》全文发表了我的书评，保留了我对再版书的批评。我认为，胡绳同志是愿意看到这样的批评的。第三封信是10月6日写的，我感谢胡绳同志对《追求集》的题签，同时把我写的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文章、质疑谋略处的文章以及几首诗送给他。谋略处的文章是他要过的，其他的东西，可能会干扰他的清听，妨碍他的休息，我很惭愧。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有关心，也有批评。1998年10月12日，胡绳同志在北京对“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谈话时，谈到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以及是否用现代化作为主题写中国近代史问题。他说：“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我倒是赞成，是可以这样写，但讲近代史，讲现代化问题，也离不开阶级、阶级斗争。另外，这几年我发表好几篇文章，说现代化和开放都有一个殖民地和独立国家的问题。作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来实现现代化、对外开放，这和一个独立国家的开放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我这个意见说过好多次，可是我们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好像也不大热情，我很希望他们写点东西。后来我就想，如果我现在来写以现代化贯穿的近代史，到底怎么写法？照我看还是要有阶级斗争的。写近代史，阶级、阶级斗争逃不了。”我对胡绳同志在这里讲到的基本观点完全赞成。据我所知，近代史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同志在去世前，就中国近代史上两个基本问题，即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刘大年用的是近代化）问题几度写过文章，发表过意见。我本人也多次讨论过这个话题，如，1984年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的《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1987年在《红旗》杂志第6期发表的《也谈近代中国的“开关”问题》、1996年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发表的《“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等文章都涉及这个问题。当然，这些还说不上系统讨论，我想胡绳所期待的正是系统的讨论。所以，胡绳同志这个批评很值得我们重视。最近几年，胡绳同志养病，我一直不敢去看他，深怕打扰他休息，期望他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尽快康复。1995年中，胡绳同志在301医院做大腿的外科手术，我曾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同志去看过他。这是惟一的一次。2000年3月，我听说胡绳同志自外地回京休息，曾给他写信，代表近代史研究所和我个人表示问候，同时报告近代史所的同志们正在准备按照他提出的中国近代史的时限框架，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但是这时候，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我没有收到他的回信。胡绳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是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锋，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是需要认真加以总结的。2000年11月5日胡绳同志不幸逝世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召开追思会，我在那次会议上有一个简短发言，初步评述了胡绳同志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中的功绩。我在那个发言中说过：“胡绳同志、范文澜同志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行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拓者。范文澜1943年在延安发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1945年发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946年在冀中根据地出版《中国近代史》上册，这是代表在革命根据地延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索。范文澜是老一辈学者，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他从一个经学家转变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又进一步转变为近代中国历史的探索者。胡绳同志1937年发表《“五四”运动论》，1939年发表《论鸦片战争》，1948年在香港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代表了在革命根据地以外从事革命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求。胡绳发表《“五四”运动论》时只有19岁，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也不过30岁，他的这本著作在解放后长期被作为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青年的经典读物。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在北方的根据地出版，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南方的香港出版，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研究和探索中国近代史的成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和兴旺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现在看到刚刚出版的《童稚集》（胡绳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发现胡绳同志在1936年18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中国近代史〉评介》一文，表明他已经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中国近代史了。这时候，范文澜的研究方向还没有转移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来。因此胡绳一生对中国近代史的贡献，需要特别引起重视，需要总结。我现在提出这个题目，希望以后有机会来做这个题目。这是我的愿望。（本文根据2001年10月30日在湖北襄樊市举办的“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座谈会”和11月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 “纪念胡绳逝世一周年”会议上的发言修改而成。）

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希望对你有帮助还有下面的这些观点：一、关于“中国近代”的概念严格说来,“近代”这个词,并不是社会发展史上指称某一确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概念.使用上很不统一.一般而言,就欧美目前来说,是把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作为“近代”的开始.所以世界历史是把最早的资 产阶级革命爆发（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历史开端的标志.但中国情况不同.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我们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端,并不是由于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到了要求取代的封建生关系的程度,因而导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就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而主要是由于外来的侵略.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把中国推到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半封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这个社会虽然后来也产生了资产阶级,也曾有过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阶段,但是难以说它是一个完全的资 本主义社会.只是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来说,它约略地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这样说来,就是把半殖民半封建的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当然,国外有的历史研究者不这样看,他们把中国近代的起点上推到十七世纪中叶清朝建立的时候,一方面强调与西欧历史分期的对应性,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这是不科学的,我们还是着眼中国社会的特点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告结束.那么是不是应该把整个这一时期都算作“中国近代”史呢?从科学意义上讲,应该是这样.这一观点,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例如荣孟源在1956年写的“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一文,就明确表示赞同中国近代史的断限从1840年起到1949年9月止的意见）后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到现在看来,应该说得到了基本公认.但是从教学习惯上,一般还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这段历史划开,前半段作为“中国近代史”.后半段归入“中国现代史”.也就是说,只把旧民主主义阶级归入“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归入中国现代史.虽说这两个阶段确有不同的特点（主要是革命领导力量不同）,但社会性质并没有变,都应划在中国近代历史时期.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二、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和中国古代历史相比较,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它的历史变化非常迅速和剧烈中国古代历史时间漫长,内容丰富,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方面,也就是生产方式、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看,应该说是处于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变化非常缓慢,外国一些学者对此大感惊异不解.例如：大文豪雨果感叹“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而大名鼎鼎的黑格尔曾这么说：“中国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与闻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当时德国还有学者说：“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它没有过去,而是一个我们古代就认识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样存在的国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朗克（1795-1886）的说法更典型：“中国人民永远静止的人民”（见《中外文化交流史》页118-119）当然,这种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偏见,但确也反映出,与外国古代历史相比,中国古代历史变化较小.中国近代历史就不一样了.算到新中国成立也不过110来年的时间,而历经新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可以说是飞跃式的变化.除了社会性质,革命阶段的变化之外,在其他多方面也表现出来,譬如,单说我们要讲的近代80年中,就发生了不下十余起震荡全国甚至有国际影响的战争、事变以及人民反抗的重大斗争.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变化之剧烈,我们学习当中应注意体察.第二,它的社会变化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主要源于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一的社会形态.它的表现可以分这么几点来大致看一下：（1）表现在生方式上.中国近代始终处于旧的生产方式衰败而末死亡,新的生产方式产生而末壮大的状态.封建经济,在鸦片战争后呈衰败趋势,但封建经济的基石,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始终没有完全瓦解,相当一部分穷乡僻壤,甚至直到解放初,这种痕迹仍比较明显,而应该作为社会上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却主要又不是来源于明末清初以来曾经孕育于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几乎都被摧残殆尽）,而是由依附于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的商股和较小规模的商办企业,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的,很有限,在社会生产中始终未能占主导地位.而外国资本则比民族资本要强得多.这样,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就有地方经济、小农经济、不同成份的资本主义等经济多种形态.总之在近代中国始终是多种经济并存,并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出现就代替了旧的生产方式那么单纯.（2）表现在阶级结构上.正是基于上述一点,各种经济成份交错并存,相应,也就造成多种阶级力量并存,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状况.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最基本的阶级.而中国近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存,所以主要就存在有四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另外,还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有奴隶主和奴隶、农奴主和农奴的存在,不占主要地位）.而这四个阶级各自内部情况又比较复杂且处于剧烈的分化变动之中.例如官僚、买办、商人等形成的资产阶级,许多人前身就是地主,甚至一身兼地主、资本家二任.农民和工人阶级又有着天然的联系,就是破产农民中的一部分人流入城市,充当了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成为工业无产者.就单说资产阶级吧,阶层十分复杂,可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而民族资产阶级之中,又明显地表现出上层和中下层的阶层的分野.总之,中国近代的阶级状况是很复杂的.（3）表现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交织.中国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比较单纯,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到了中国近代,不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存在,而且又加上了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对主要矛盾,中国人民肩负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微妙的,即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勾结联合的一面,具体情况又因时因事而异,所以,近代中国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格局就十分复杂.（4）还表现在中国是列强共同控制、侵略的半殖民地这样一种特别状况.近代中国既不象独立的国家那样,也不象被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完全殖民地那样,它是被列国诸国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列强各国的社会特点、地理环境、国力强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等条件不同,因而侵略中国的手法、特点也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又都力图控制和影响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挟持一派或几派政治势力.在侵略当中既相勾结又相争夺,都想尽多地攫取侵略权益,但又不能独吞中国这块肥肉,不能不保持一定均势将中国置于半殖民地状态.这也增加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三）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是胡绳同志于1954年在该年度《历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首先系统地提出的,该文题目就叫《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在此以前,中国近代史著作一般没有作明确的历史分期,多是“纪事本末体”,就是：以重大事件为主干,分若干章分别交待各事件的来龙去脉,评述其成败利钝和历史意义等（像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基本就是这样）.这种体裁、体例的优点是能使读者对某一特定史事的全过程有较完整的了解,但由于一般是以政治事件的始未为主题,从而易于忽略与此事件相联系的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内容,且不易显示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线索和规律.自胡绳同志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结果 ,胡绳同志在其文中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说”为学术界所公认,几成定论.所谓“三个高潮说”,是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从中国近代历史划出三次革命高潮时期：第一次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是甲午战后的几年,也就是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第三次是由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到辛亥革命时期；三次革命高潮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据此分别以每一次高潮为一个中心,将整个中国近代史划分为从时间上能够衔接起来的三个段落：一是1840-1864年；二是1864-1901年；三是1901-1919年,多年间不管是教科书还是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一般都是这个模式.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就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展开了第二次大讨论.这次讨论是以李时岳同志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为起点的.这篇文章是主张按照如其标题所示来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旨在把资产阶级运动的发生、发展认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人将这种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不过,文章中也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基本线索中的最初一阶.李时岳同志对将他的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也表示不同意（主要是不同意数码“三”,至于“阶梯”之喻,他表示很欣赏）,故我们不妨称之为“四个阶梯说”.“三个阶梯”也罢,“四个阶梯”也罢,反正是突出资产阶级运动这条线索,这一点很明显,这和“三次高潮说”大不相同,是对“三次高潮说”的挑战.具体历史事件上,两者的分歧和差异主要在于：在“三次高潮说”中,没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突出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在“四个阶梯说”

近代史的开端标志是洋务运动

历史学专业考研方向如下：1、古代史研究方向古代史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之一，主要研究中国和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这个方向的学生需要掌握丰富的古代文献资料，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同时，还需要具备扎实的历史理论功底和分析能力，能够对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的剖析和解读。2、近代史研究方向近代史是指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世界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事件对于现代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近代史研究方向的学生需要掌握丰富的史料，了解欧洲和亚洲等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和政治变革。同时，还需要具备较强的批判精神和分析能力，能够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和分析。3、民族史研究方向民族史是指各个民族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和文化传承。这个方向的学生需要了解各个民族的历史背景、文化特点和社会制度，掌握民族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够理解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和联系。4、区域史研究方向区域史是指某个地区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和文化传承。这个方向的学生需要了解该地区的地理环境、人口分布、经济发展等情况，掌握区域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实地调查能力，能够对该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5、现代史研究方向现代史是指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事件对于当今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现代史研究方向的学生需要掌握现代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和问题。同时，还需要具备较强的批判精神和分析能力，能够对当代社会的各种现象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和分析。6、比较史学研究方向比较史学是指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这个方向的学生需要掌握比较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了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承。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够理解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差异和联系。

很多的吧，比如一些生物工程技术吧

近代史研究起来比较有意思，看个人兴趣了！

西方工业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您信吗?您想想是您了解您家呢?还是外面的人了解您家?

貌似是54运动...

不一样前者是法学硕士后者是历史学硕士研究方法和方向不一样前者是以理论为主 后者是以史实为准

　　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意义：　　简答：　　1、了解国情，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国民文化素质；　　2、借鉴历史经验，为振兴中华，建设现代化的中国献计献策。　　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意义——　　学习中国近代史，所学何用？当然要祭奠那些无辜丧命于外敌枪炮下的万千同胞，要追忆三元里人民的拚死抗争、“致远号”二百五十名将士以舰殉国的英勇悲壮，要缅怀“戊戌六君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以及无数革命先驱舍生取义的爱国之举。然而，最重要的意义是从这段苦痛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励精图治，振奋自强，做好今天的事，写好中国的未来史。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百年来主要历史事件 1840～1859年 鸦片战争 19世纪40年代，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法、美等国也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更多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此时的中国处于农耕文明的晚期，政治腐败，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思想闭塞，已呈现出衰败的迹象，于是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目标。腐败的社会制度最终无法抵御新兴的资本主义，1840～1842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的失败惊醒了先进的中国人，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 19世纪50年代是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扩大国外市场和掠夺殖民地，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愿望。由于中国自然经济的抵制，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英法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更加深入，中国逐步沦为外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公交线路：地铁9号线 → 地铁6号线，全程约14.1公里1、从北京西站步行约240米,到达北京西站2、乘坐地铁9号线,经过3站, 到达白石桥南站3、步行约120米,换乘地铁6号线4、乘坐地铁6号线,经过6站, 到达东四站5、步行约910米,到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http://www.studa.net/lishi/060526/10373570.html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最大应该是张作霖

　　1、金田起义：1851年1月，洪秀全率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2、永安封王：1851年3月，洪秀全在东乡宣布称天王。后永安建制封五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所封诸王皆受东王节制。　　3、定都天京：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　　4、天京事变：1856年9月，发生了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后败亡。　　5、《天朝田亩制度》：1853年颁布，是天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和社会改革方案。　　6、《资政新篇》：1859年颁布，洪仁

容提要：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界围绕着范式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出现了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鸣。两种范式之争,激发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兴趣,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了学术界的思想解放,深化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也暴露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理论思维的贫乏和理论建构的不足。正因看到两种范式的局限,人们开始探寻建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并相继提出了诸如新革命史范式、新现代化范式、新社会史范式等。本文拟对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中若干重大问题加以综述,揭示重建中国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基本趋向,以推进中国近代史解释框架和叙事体系的更新。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开拓研究领域、转换研究视角、更新研究方法,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运用新的现代化视角、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取得了丰硕成果。这种新的研究视角、理论及方法,被称为“现代化范式”（又称“新范式”、“现代化取向”或“现代化史观”）,以区别于长期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革命史范式”（又称“旧范式”、“革命史取向”或“革命史观”）。21世纪以来,学术界围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以下简称“两种范式”）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两种范式之争,涉及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阶段、基本线索等关键问题,关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框架及学科体系,实际上是如何重新认识和解释中国近代史之争,故引起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广泛关注,至今这种争论仍未停息①。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两种范式之争?两种范式各自的优长及局限何在?如何超越范式之争自觉地重建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框架及学科体系?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应该关注的重大问题。笔者无意全面梳理与评价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只拟对范式讨论中若干重大问题加以综述,揭示重建中国近代史新范式的基本趋向,以期推进中国近代史解释框架和叙事体系的更新。一、范式及范式理论:中国近代史研究有无“范式转换”范式是自然科学的概念,范式理论对于解释科学革命及变革是有效的。但范式概念及范式理论能否应用于社会科学?这是中国近代史范式之争首先面对的问题。中国近代史学界使用“范式”概念,是美国学者库恩于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库恩将科学革命中的“范式”阐述为:“第一,作者的成就实属空前,因此能从科学活动的敌对学派中吸引一群忠诚的归属者;第二,著作中仍留有许多问题能让这一群研究者来解决。具有这两个特征的科学成就,我称之为‘典范"。”②中国学者在使用库恩“范式”概念时,力图对其内涵予以把握,认为库恩对范式概念的界定并不明确,只是指出了“大概的趋向”。马敏指出,从库恩对“范式”在科学革命中作用的阐释,大致可将其理解为某一科学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基本认同并在研究中加以遵循的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它通常包括一门学科中被公认的某种理论、方法,共同的对事物的看法和共同的世界观。周东华指出,一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被学术共同体所遵循的定律、理论、应用与仪器,构成了科学研究的范式即模型;科学的变革与进步,归根结底表现为此种新旧范式的不断更替③。范式概念最早运用于自然科学的演进与革命性变化,这种变化是通过“范式转换”实现的,故库恩强调:“一种规范（范式）经过革命向另一种规范逐步过渡,正是成熟科学的通常发展模式。”④还指出:“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⑤故范式转换乃为库恩范式理论的核心。马敏对“范式转换”历程描述为:范式为科学共同体所一致拥有,他们按照统一的规范从事科学研究活动,这就是科学;在从事科学研究中发现有些事实不能纳入共同体的范式内,就形成反常。反常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形成危机。在危机中逐渐产生了提出新范式的需要,于是开始了科学革命。科学的发展便是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⑥。如果说范式概念适用于解释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变革的话,自然科学领域存在着“范式”及范式转换的话,那么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研究领域）是否存在着自然科学领域那样整齐划一的“范式”?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是否也可以借用范式概念及范式转换概念来加以说明?范式概念运用到社会科学后是否一定要发生变化?中国学界对此存在较大争议。马敏认为,库恩的范式及范式转换可以应用于社会科学,可以借用范式理论来解释中国近代史。他指出:库恩的“范式”理论虽然主要是对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归纳,但对人文社会科学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人文社会科学除各种各样的理

看个人未来的发展规划。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考研毕业就业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考研毕业生就业范围比较广阔，但是对口的工作并不容易找。此专业毕业生主要从事高校和科研机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高校辅导员工作和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行政管理工作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就业方向。本专业培养的研究生能够达到预期培养目标，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尤其熟练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地。就业方向宽广，适合从事党政工作。在高等学校、各级党校、科研机构从事教学或科研工作;从事理论宣传工作。在报社、出版等部门从事理论工作等等。

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属于“中国史”一级学科，与学院的“中国古代史”、“专门史”一样，是二级学科(专业)。在这个二级学科之下，主要有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等三级研究方向。那么中国近代史专业有哪些就业方向呢?中国近现代史1)学科简介中国近现代史是区别于世界近现代史，专以中国为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叙述主体的一门学科。不同于世界近现代史的历史分期，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有多种看法，但被普遍接受的是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终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的这一观点。其中1840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被称为中国近代史。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称中国现代史。2)培养目标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很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品行良好，立志为国家、社会甚至以及人类发展作贡献;具有牢固的专业知识基础和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了解国内外对于本专业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并熟练运用一门外国语，同时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较好的科研潜力，并能够独立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此外，应不乏其它方面的工作能力和素质。

中外上下五千年怎么样？

失败的原因： 君主专制强化封建制度衰落，高度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压制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重农抑商，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 礼教纲常严厉，推行文化专制 原始的农业经济仍是经济体系的主体，资本主义的萌芽举步维艰 特别是清朝末期，吸食鸦片让中国的军队战斗力大大削弱 世界范围的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兴起，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中国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分析：明末清初以李贽、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为代表引领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潮，李贽的主张;（1）、批判理学，否定孔孟学说和“四书五经”的权威（ 2）、批判封建礼教，追求物质享受，主张个性自由发展，主张男女平等 （3）、提出“万物皆生于两”—从根本上否定“天理其他三位主张：经世致用思想、：“工商皆本 ”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提出限制君权影响：李贽将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和整个正统思想，其思想具有鲜明的封建叛逆色彩和战斗精神。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冲击迂腐的纲常名教，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有利于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的产生。对君主专制统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其后数百年间具有启蒙作用，给后世民众以深刻的启迪。

中国的近代史应该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受的屈辱，自然太多。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毫无疑问是社会的进步。至于孙先生以后的事，我们看问题往往带有政治色彩，不好评论。虽然言论自由了，但我们所知道的，也许和事实有很大差距，只有真正的了解了历史事实，才有自己的见解、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