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简略介绍近代文学。

近代文学，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文学，即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文学。

社会原因 中国古代传统体裁的文学，如诗赋词曲等，发展到清中叶，除小说外，如诗、文、词、戏曲等，虽作家作品众多，也在风格流派上彼此竞争，但大都缺乏新的思想内容，因袭旧的艺术形式，日趋衰落，陷于困境。

到了近代，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而同时中国人民也进行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八十年中，随着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1840～1851)、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义和团运动(1862～1900)、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1～1918)的历史发展，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表面化，文学创作从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到风格流派，都相应地发生重大变化，为反帝反封建服务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直接继承发展古代优良的文学传统，特别是清初至清中叶的爱国主义文学传统，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形成新风貌和新潮流。同时，那些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各种传统文学在新形势下也不断地有所变化和发展。

道光、咸丰朝文学 19世纪中叶前后,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英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和封建帝国的空前危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洋货倾销，鸦片输入，白银外流，银贵谷贱，加速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破产。加上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农民和其他各阶层人民更无法生存，阶级矛盾不断地尖锐化。从白莲教起义到太平天国革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和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地主阶级开明派，开始睁眼看世界，厌弃宋、元以来的程朱理学和盛极一时的乾嘉朴学，而研究“经济”之学,强调“通经致用”的学术;并发出了改革腐朽内政、学习外国有用的知识、抵抗外国侵略的呼声。文学也突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理论上提出了文学要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思想，反对模拟；创作实践上要求反映现实政治社会内容，歌颂广大人民和英雄人物对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抵抗，揭露清王朝及其官僚贵族的昏庸腐朽和社会矛盾，打破了陈腐的面貌，出现了进步的文学新潮流。

这个时期，作家众多，流派竞起，文学呈现繁荣复杂的景象。首开文学新风气的是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为代表的开明派，以及张际亮、汤鹏、姚燮、贝青乔等。他们敏锐地看到清王朝内外严重的危机，积极建议改革内政，坚决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写出许多富于时代色彩和历史意义的诗文作品。张维屏、陆嵩、朱琦、林昌□等，则从不同角度写了某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诗篇。后来，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王韬都曾反对或抛弃桐城派古文；王韬更以一般古文或文言文用之于报章，使古文社会化或通俗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太平天国领袖们的诗文作品，批判封建色彩浓厚的陈词滥调，提倡朴实明晓的文风，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这些就是这个时期进步文学的主流。

与此同时，传统诗文也出现了“宋诗运动”和桐城派中兴。“宋诗运动”继承乾隆、嘉庆间的“宋诗派”，以模拟宋诗为贵，由程恩泽、祁□藻、曾国藩倡导，重要作家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桐城派古文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梅曾亮等著名作家，形成了“中兴”的局面。而经学家阮元，提倡以《文选》为范本，实际是提倡骈文，形成与桐城派古文对立的扬州派骈文。在骈、散之间作调和态度的则有常州的李兆洛。他实际也是倾向骈文。这些诗文流派的作家和作品，就其主导倾向看，是守旧或保守的。此外，词则有“常州派”的发展。周济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的主张，有进步意义。但被誉为“倚声家老杜”的蒋春霖的词，内容则多为诬蔑太平天国革命，表现了地主阶级的没落情绪。小说主要是“狭邪小说”和“侠义公案小说”，倾向日趋堕落。

同治、光绪朝文学 从19世纪60年代到同世纪末,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买办相勾结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大致从这时开始得到初步的发展。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中日战争失败后，举国悲愤，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尖锐，斗争是激烈而复杂的。封建买办阶级如李鸿章卖国投降，但人民群众强烈的反帝爱国精神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同时出现了相当广泛的改良运动。一部分由官僚地主阶级转化的上层资产阶级，呼吁救亡图存，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康有为、梁启超就是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领袖。在文学上的代表作家则是黄遵宪、 康有为、 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他们自觉地使自己的文学为改良运动服务。

在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明确主张。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和谭嗣同、夏曾佑曾试作“新诗”，反映了改良派对新思想、新知识即“新学”的要求。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梁启超便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饮冰室诗话》）主张，推尊黄遵宪从理论到诗作实践已为“诗界革命”作了榜样，是推陈出新的“新派诗”。梁启超虽不以诗人自命，他自己的诗实际也是“新派诗”。他的“文界革命”主张，是适应资产阶级“开通民智”、改革语文的维新思潮而提出来的。当时已有人认为文言是“祸亡中国”之一端，“白话为维新之本”,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报章宜改用浅说”。同时长江下游各省白话小报纷纷出现。他的散文写作也实践自己的主张,打破一切传统古文的格局,开创了“新文体”。同样的出于改良的目的，他更提倡“小说界革命”（《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强调小说对改良社会的作用,而特别重视“政治小说”,宣传政治主张、政治理想，直接为改良运动服务。他更试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虽未完篇,但有现实意义。与此同时，梁启超和其他改良派作家也曾利用“杂剧”、“传奇”的传统戏曲形式，反映现实政治内容,虽不成功,但也表现着他们对戏曲改良的尝试和努力。

翻译文学的兴起，也是改良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严复、林纾是这个时期著名的翻译家，他们分别以各自熟练的古文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和文学作品，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和广泛的影响。

改良运动对封建文化的冲击力量是不足的。传统诗文继续发展。“宋诗运动”的发展，出现了颇有影响的“同光体”；同时出现了拟古的汉魏六朝诗派和晚唐诗派等。常州词派则朝词学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发展。“桐城派”古文也出现了黎庶昌等新的作家，并对严复、林纾等翻译文有明显影响。

此外，道光年间诞生的京剧，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繁荣。它进一步吸取地方戏的精华，出现了一些有时代精神的优秀剧目，不少名演员创造了许多生动优美的艺术形象，成为一个影响深广的重要剧种，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

清末民初文学 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清代末年到民国初期，是中国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又转为失败的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中下层，毅然走革命的道路，积极进行推翻清王朝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帝国主义和腐朽的清王朝，成为广大人民愤恨和斗争的焦点。许多爱国青年，接着先进人物的足迹,纷纷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真理，一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留学热潮。清政府迫于危亡形势，也不得不向资产阶级作某些让步，实行“新政”，废八股，停科举，开办新式学堂，等等。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国内外先后产生了许多革命小团体。1905年许多革命小团体的联合，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已走向高潮。它和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和斗争。革命报刊和文学期刊纷纷出现，文学团体“南社”在1909年正式成立，参加者17人，其中14人是同盟会会员，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更加明确，各种文学形式一时都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进步的文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诗歌的突出特点和成就，是以南社为中心、以南社诗人柳亚子、高旭、陈去病、马君武、周实等为代表，慷慨高歌民族民主革命。秋瑾则是这时期最杰出的女诗人。以宣传革命思想为主题的散文，章炳麟取法魏晋古文，青年作家邹容则采取通俗化的古文。小说出现了揭露黑暗、同情革命的曾朴《孽海花》和歌颂革命的陈天华未完成作品《狮子吼》。主张一般社会改良的著名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出现在这一时期。而戏剧说唱等方面，则有汪笑侬改良京剧，黄吉安改良川剧，春柳社、众化团等文明戏即话剧团体的出现，秋瑾、陈天华等用说唱形式宣传革命，以及一批有革命倾向的杂剧、传奇、乱弹等作品。

这一时期保守的传统诗文，主要在北京活动。“同光体”诗人在北京创立诗社，隐然和“南社”对立。而王国维则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基础上，提倡文学脱离现实政治社会，和进步潮流背道而驰。同时，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革命进步作家有颓唐悲观的,如“南社”苏曼殊等人。而前一时期的改良派人物如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也与前清遗老们合作起来。这些都表现着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

近代文学的特点 近代文学区别于传统封建文学有以下的特点：

① 文学的政治性、战斗性，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愈来愈加强和显著了。进步作家和作品，继承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内外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平等而斗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这个时期文学突出的思想内容。从龚自珍、魏源到“南社”诗人们的文学创作活动，密切与现实政治联系，成为日益明显的历史潮流，反映近代文学发展的新方向。

② 文学的题材和内容，文学反映现实的领域空前地扩大了。这在各种文学形式中莫不皆然,特别是诗,尤为突出。它几乎无所不包地反映了新世界、新思想、新事物，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意境。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的诗都表明了这一点。

③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得到继承和发展。龚自珍首先突破清中叶以来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统治，成为近代早期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许多散文和一部分律诗绝句，也表现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后来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许多作家，都进一步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特别是现实主义成为文学界自觉的创作运动。林昌□、陈应昌、贝青乔、黄遵宪等人的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特色。

④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民主革命的宣传的需要，出现了文学团体和文学刊物，它们起着前所未有的组织、教育与鼓舞群众的作用。文学的社会作用扩大了，它不再只是案头窗下少数人所用的工具，而是群众的读物。因此，人们自然地改变了对文学的旧观点，产生了对文学的新估价，这是近代文学发展的一个新变化，这个变化从晚清到民初新文化运动才特别显著。

⑤ 随着题材和内容的扩大，文学的形式、语言乃至风格特征也有了新的变化，一般趋向通俗化。龚自珍大量绝句诗，多采“古绝”体，打破清中叶以来诗歌重格律的束缚,以及后来黄遵宪、梁启超对诗风的改变,提倡诗与音乐结合，使得诗能歌唱，是走向通俗化最有代表性的表现。晚清资产阶级由于开通民智的需要，在文学各方面更自觉地致力于这一点，使文学更有效地为政治服务。

⑥ 由于近代社会迅速的变化以及作家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文学发展呈现复杂景象和过渡状态。进步作家的进步性往往表现不彻底，并有前后期的不同。传统派作家也不能避免时代潮流的影响，产生某些可取的作品。新旧派作家都有内容和形式矛盾的作品。新旧派有对立的一面，也有联系的一面。新派对旧形式、旧风格突不破，缺乏艺术上彻底革新的自觉的努力。

近代文学的成就在于它的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主流，它的反映现实和追求理想的精神和方法。

近代文学——晚清至“五四”的文学

(公元1840-1918年)

概说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中叶，除少数小说由于自身的继承关系和一定的社会条件得到进一步发展外，一般传统文学的趋势是衰落的。许多诗文流派翻来覆去，只在形式技巧或风格流派上彼此模拟，始终找不到出路。

然而到了近代，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呈现复杂的景象。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而“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就是说，在帝国主义侵略的新形势下，中国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同时中国人民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八十年的中国的近代史，从革命潮流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随着这种社会历史的发展，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表面化的情况下，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逐渐发生了变化，因而出现了新的文学面貌和文学潮流。这是服务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文学。同时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各种腐朽文学也在进行着不断的挣扎。

十九世纪中叶前后(道、咸)，首先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和封建帝国的危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加速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破产。例如包世臣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在《答族子孟开书》中说：“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去年棉花客，大都折本。”同时也就加深了阶级矛盾。洋货倾销，白银大量外流，银贵谷贱的结果，“米二石方能完条银一两，米七八石方能完额漕一石，田内所收，不敷两税”：广大农民日益陷于无以为生的困境。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清王朝残酷的封建剥削的新形势下激起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不仅加速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破产、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同时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和发展。在新的复杂的现实形势之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开始发生了分化。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地主阶级士大夫，厌弃程朱理学和经史小学考据的空谈无用，而研究“经济”之学，并发出了改革内政、学习外国有用的知识、抵抗外国侵略的呼声。正是由于新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传统文学才在理论上出现了新的文学观点，反对模拟，主张文学为现实政治社会服务；在创作上才打破陈腐的面貌，反映新的现实内容，歌颂广大人民和英雄人物对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抵抗，揭露清王朝及其官僚士大夫的昏庸和腐朽无能，同情人民的生活疾苦等等：因而产生了进步的文学潮流。

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龚自珍是这个时期首开风气的人物。他在鸦片战争前夕，以其敏锐的眼光和批判的态度，向腐朽的清王朝和官僚士流社会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抨击，并提出了改革内政、抵抗外国侵略的主张。他的诗文表现了新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他成为近代文学的开山作家。魏源和龚自珍齐名，思想也相近，他们都研究“今文派”经学和实际有用之学，都是近代改良主义运动的前驱思想家。但魏源的诗文作风则比较平实朴素，影响亦较小。后来的冯桂芬、王韬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多，改革内政的愿望和主张也愈来愈明确、具体因而成为近代早期的改良主义者。王韬是中国早期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散文冲出了古文辞的门径，平易畅达，切实有用，开始成为群众的读物，走上社会化的道路。此外还有许多作家，他们虽没有萌发改良主义思想，不属于改良派，但一般反对外国侵略，同情人民疾苦，表现了爱国主义立场。他们的诗文同样不事模拟，反映了新的现实内容。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提倡“文以纪实”，他们的诗文直接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服务，打破一切封建文学的束缚，表现了“朴实明晓”的作风。优秀的民间文学，更以歌谣和故事等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基本内容，即广大人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反抗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的革命斗争内容。总之，龚、魏等前驱或早期的改良主义人物，他们的学术思想或文学思想的共同趋向，是和现实政治社会联系，使学术或文学为现实政治社会服务。他们的诗文和许多爱国主义者的诗文，以及太平天国革命领袖的诗文和民间文学，构成了这个时期进步的文学潮流。

同时传统诗文，也还不甘没落，出现了宋诗运动和“桐城派”古文的“中兴”，进一步走上了腐朽或反动的道路。被称为“倚声家老杜”的蒋春霖，他的某些著名作品，诬蔑太平天国革命，也表现了地主阶级的没落情绪和反动立场。古典小说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则陡然衰落，除个别作品如《三侠五义》外，不仅许多狭邪小说和侠义小说充满了封建糟粕，而且还出现了企图扑灭进步思想极端反动的作品。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同世纪末(同、光)，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买办阶级互相勾结，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在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中日战争中国完全失败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的紧张阶段，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同时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开始发展的时期。从光绪二年(1876)中国资产阶级戴恒、郑观应等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厂，到戊戌前后，中国民族纺织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这个时期斗争是复杂的，尖锐的。既有封建买办阶级如李鸿章之流的卖国投降，也有人民群众强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同时许多先进人物，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企图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模型来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于是从鸦片战争前后发生的改良主义思潮迅速形成了相当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它代表着一部分由官僚地主阶级转化的资产阶级，在根本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呼吁挽救民族危亡，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康有为正是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龚自珍、魏源的“今文派”经学的思想传统，并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不断上书清王朝，请求变法，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一系列的积极建议，得到许多人的赞成和拥护。他在戊戌变法以前写的许多诗文与改良运动配合，有进步意义，作风亦显然受龚自珍的影响。

由于改良运动的需要，在文学范围内，也发出了各种改良的呼声。梁启超、谭嗣同等于戊戌变法前一两年内，曾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虽然这时所谓“新诗”只是“寻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但还是很有意义的。它反映了人们对新文化，新思想的现实要求。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到日本，著《饮冰室诗话》，继续鼓吹“诗界革命”，并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者说“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主张，要求在不破坏旧风格的前提下，诗歌要反映现实政治社会内容，是近代以来进步的诗歌潮流一个概括和理想。梁启超极力推尊的黄遵宪，从理论到创作，实际已为“诗界革命”作了准备。他早年即提出“我手写我口”、反对模拟古人的主张。后来他要求“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我”，进一步明确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创作实践反映了新世界，特别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系列的近代史上的重大事变，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诗确实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是“新派诗”，因而成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资产阶级为了“开通民智”，扩大改良运动的宣传影响，在戊戌变法前后，陈荣衮、裘廷梁等提出语文合一的文体改革的主张。认为文言是“祸亡中国”的一端，“白话为维新之本”，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报章宜改用浅说”。同时长江下游各省白话小报纷纷出现。这一白话文运动虽没有取得全面的、彻底的胜利，代替传统古文的统治地位，但它从语言、形式上否定了古文的表达作用，对晚清的文体解放运动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梁启超提出过“文体革命”的口号。他的写作实践打破一切传统古文的格局，发展冯桂芬、王韬的作风，“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他的散文风靡一时，“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清代学术概论》)。同样由于改良运动的宣传需要，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文学不断输入。严复、林纾成为这时著名的翻译家。严译《天演论》一时起了极其广泛的思想影响。近代商业都市的兴起，新闻事业和文学期刊的兴盛，促进了小说的繁荣。“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它成为改良社会、揭露社会政治黑暗的有力工具。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是这时著名的小说作家和作品。梁启超在小说的创作和理论上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创办《小说林》，提倡“小说界革命”。他在《小说林》创刊号上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强调小说的改良政治社会的作用，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一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人都来探讨小说理论，肯定小说的社会作用，提高小说的文学地位，大大改变了鄙视小说的传统态度，因而产生了古典小说研究的新评价和新风气。从十九世界中叶(道光年间)逐渐流行的“京剧”，具有深厚的民间艺术基础、集中了许多地方戏曲的优点，在唱腔(以“皮黄”为主)、表演、服色以及唱词道白等等方面，逐渐超过了已往的各个剧种，最广泛地吸引了群众，代替了为贵族文士欣赏的“昆曲”，“居然登了大雅之堂”(《瞿秋白文集?乱弹》)。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后，清王朝暂时的苟安，又使北京成为许多地方戏演员集中的地方，于是“京剧”得到进一步吸收各种地方剧精华的机会。十九世纪后三十年代是“京剧”独立发展的时期，剧目丰富，题材广泛，不少剧目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精神；名演员大量涌现，创造了许多生动优美的艺术形象：因而成为有广泛影响的一个重要剧种。但它也产生了不少反动作品。在改良运动的影响下，个别作家利用杂剧、传奇的旧形式反映新的现实政治社会内容，有一定意义，但成就不大。

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对封建文化的冲击力量是不足的。这时传统诗文的馀波并未平息。在诗坛上，和“新派诗”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以陈三立、陈衍为代表的“同光体”。这是宋诗运动的一个发展。其他还有王闿运等不同的拟古诗派。词在这个时期，则有“常州派”的发展。谭献、王鹏运是它的早期作家，后来朱孝臧、况周颐被称为大家。词学的整理研究也以这时为盛。许多词人都是词的整理研究者，其中以朱孝臧的成绩为最大、最知名。“桐城派”古文虽为改良派所唾弃，但也出现了黎庶昌、吴汝纶等新的作家。严复、林纾以古文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文学，也为传统古文找到了新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

从二十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又转为失败的时期。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资产阶级发生了分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中下层，不再寄幻想于清王朝，积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帝国主义列强侵占北京，清政府订立了屈辱的辛丑和约，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这个危亡的新形势下，帝国主义强盗和腐朽无能的清王朝，就成为广大人民愤恨和斗争的焦点。许多爱国青年步武先进人物的足迹，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真理，一时形成了留学热潮。同时中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清政府迫于危亡形势也不得不接受资产阶级某些要求，如实行“新政”，废八股，停科举，开办新式学堂，等等，这样，在日本的留学生界和国内新式学堂，就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也是革命派宣传革命、准备起义斗争的重要据点。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国内外先后产生了革命小团体。光绪三十一年(1905)，许多革命小团体的联合，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已走向高潮。许多革命报刊和文学期刊纷纷出现。它们互相配合，共同为革命服务。文学的群众性、组织性大大地增强了，出现了文学团体“南社”，这是明末“复社”以后最大的一个文学团体。它在宣统元年(1909)正式成立的时候，参加者十七人，其中就有十四人是同盟会会员。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更明确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某些民间文学形式如时调、歌谣、弹词等等，一时都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进步的文学潮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以“南社”为中心的革命诗歌大量地涌现。“南社”最初发起人柳亚子、高旭、陈去病的诗一般激昂慷慨，为民族民主革命而高歌。散文既有章炳麟饱含革命思想、取法魏晋的古文，也有邹容宣传革命通俗化的古文，更出现了白话文。小说有新的发展，除揭露黑暗外，也有倾向革命、歌颂革命的作品。但也有愈趋下流的东西。戏剧方面，有以汪笑侬为代表的改良“京剧”运动；在日本留学生中也产生了“话剧”；同时旧形式的杂剧、传奇，也被利用来为革命服务。陈天华、秋瑾等激进派革命者都曾利用通俗的说唱文学形式来宣传革命。在革命浪潮中，一切腐朽的文学，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它还远远地没有被打垮。“同光体”诗人依然活跃一时。他们也在北京创立诗社，隐然和“南社”对抗。同时又出现了王国维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他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影响下，提倡文学脱离现实政治社会，显然是和文学为革命斗争服务的进步潮流背道而驰的。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封建势力的复辟，革命进步作家有颓唐悲观的，如“南社”的许多诗人；有的甚至走向反动。前一时期的改良派人物如梁启超、严复、林纾等等也与遗老们合作起来，一时形成了腐朽文学的大合唱。

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先天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不可能完成民主革命和彻底打垮封建文化的任务。这个历史任务不得不落到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肩上来了。在新文化的伟大发展中，一切腐朽文学终于受到更沉重的打击，溃不成军。

文学现代性是文学所具有的属于现代的属性，而就中国文学而言，这应是指与文学古 典性不同的新属性，如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传输工具、运用现代汉语符号系统、表述 中国人在全球性格局中的生存体验、创造新的艺术形象、面对市民消费群体等。把晚清 与文学现代性联系起来，是想由此入手探测中国文学继其古典性衰败后新的现代性形态 的发生过程。如果把古典性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旧传统，那么，现代性文学则应是它的 一种新传统[1]，而晚清则直接关系到这一新传统的发生。晚清是带有一定伸缩性的概 念，我个人用它大致表述鸦片战争起至辛亥革命这一时段，也就是道光中期至清朝终结 。对这个时段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关系向来存在不同看法。一个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观 点是，晚清代表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而非现代文学的开端。随着80年代中期“20世纪中 国文学”概念的风行，晚清或清末与文学现代性进程的联系逐渐受到关注。这种关注有 助于在更宽泛的视野上观照晚清文学的现代性轨迹。不过，单纯从西历纪年的“20世纪 ”入手谈论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已经显得有些表面化和非历史化了；而同时，更要紧 的是，这无法完整地说明文学所从中产生并发挥作用的文化语境缘由，以及文学的独特 审美特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不会单纯按“20世纪”这种整齐划分去展开，而是呈 现自身的独特逻辑线索。文学现代性的逻辑线索是可以从文学的一些相关要素上见出的 ，它们有：文学活动的时空布局、文化语境压力、体验模式、传播媒介、语言、形象等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要素在晚清都已经初露端倪了。

考察文学现代性的发生，需要特别关注那时带有现代性萌芽的文学活动的时空布局方 式，即它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理位置分布的。这直接关系到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方式。 至今常见的描述方式是，以北京为中心地、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根据考察文学现代 性的发生，从而满足于文学现代性的北京中心论、“五四”标志论和形态一元论。我以 为，此说在今天看来实在站不住脚。因为，只要我们适当跳出“北京”和“五四”旧观 念限制而放宽视野，就可以看到，文学现代性潮流是在五四之前的晚清和北京之外的边 缘地带首先涌动的。晚清之前的北京确实可以称为古典性文学主流的最后堡垒，现代性 在开初无力正面强攻时就只能选择边缘薄弱处率先突破。新的文学现代性的波澜，正是 从外地逐渐地向京城移动的；或许起初萌发于王韬、薛福成、黄遵宪等游历海外的知识 分子的朦胧体验、想象与冲动，率先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被英国管辖的“殖民地”香港 (以王韬创办《循环日报》为标志)，继而是北移上海，由众多报纸、杂志和书籍等组成 的新兴都市大众传媒网络，接着是东渡向东京留日中国学人媒体圈(如梁启超、章太炎 、鲁迅和郭沫若等的文学活动)，以及天津、长沙等地新生的舆论阵地，最后才借助辛 亥革命胜利的显赫声势在“五四”前夕冲刷文学古典性的最后堡垒北京，形成声势浩大 的以“五四”运动为总体象征的决定性总攻与盛大庆典。当然，还可以适当考虑“太平 天国”时期双方为实施社会动员而开展的白话通俗文艺活动、20世纪初年胡适等留美学 生的白话文写作实验等。试想，如果没有最初发端于香港、上海、东京、天津、美国等 “外地”的文学现代性多元涌流，“五四”时北京的最后总攻与庆典就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在晚清其实有着由若干边缘城市渐次向北京中心移动、从原初 多元现代性潜能而归于“五四”一元形态的特点。不同的边缘城市涌动着彼此不尽相同 的原初文学现代性因子，是由于那些地方的人们往往在具体情势下升起朦胧的念头或直 觉性做法，而不一定事先拥有精心规划的现代性方略。种种多元现代性因子形成众声喧 哗之势，从外围震荡文学古典性的北京堡垒。从文学活动的这种时空布局特点看，一些 学者(如王德威等)有关文学现代性在晚清拥有多元可能性之说，就是合理的了。而如果 要进而界定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确定发生端点，可能有些困难；取而代之，不妨暂且找出 有着一定合理性的标志性事件来谈论，那么，当推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中文报纸《循 环日报》并撰写现代政论散文。理由在于这里已拥有文学现代性的多重因子：现代大众 传播媒介(报纸)、现代政论散文文体(报刊社论体)、全球性格局中的新体验(“地球合 一”论及其他)。这样，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可以从“五四”向上一直回溯到1874年 《循环日报》创办，比发生于“五四”说提前40年之多(值得重新打量的40年)。

最初的现代性文学活动为什么会首先分布于北京之外?这种时空布局的特点不能仅仅从 文学活动本身出发去解释。应当看到的是更深的文化语境缘由：第一，文学现代性的最 大动力不是出自文学内部而是来自文化语境的变革压力，尽管文学内部的原因也需要适 当考虑；第二，面对当时作为古典性政治与文化堡垒的北京的强势存在，最初的现代性 冲动只能选择北京之外的边缘地带积聚力量而伺机突破。所以，在晚清寻觅文学现代性 的最初微澜时，应当考虑到如下文化语境状况：这些初澜常常涌动于现代知识分子群体 的无意识间，而这种无意识又具有远比文学本身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深潜于人们内 心隐秘处的文化无意识交织在一起。文化语境是影响文学的更大的社会符号表意系统， 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学等综合状况，与人们的情感与理智、意识与无意识等社 会心理状况密切关联。以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为标志，晚清语境中回荡着强烈的文化变革 压力：面对“列强环伺”而“中国积弱”这一新的全球性境遇，中国人不得不起而探求 文化现代性变革之路。这种文化语境需求表现在文学领域，就是要在汉语符号系统中想 象性地摹拟上述文化现代性变革状况。发生在晚清的由梁启超发起的“诗界革命”与“ 小说界革命”，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文学的内部，而是导源于更广泛的文化语境的变革 压力——更新诗歌和小说，旨在开启民智。中国文学的古典性进程延伸到晚清文化语境 时已无可挽回地显示出颓败迹象，甚至丧失掉自我变革的活力，从而不得不让位于新的 文学现代性进程。这样，回荡于晚清文化语境中的强大的变革压力为文学现代性的最初 涌起准备了合适的条件。另外，文学现代性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借助大众媒介传输的具有 广泛社会动员效果的文学革命思潮的频频发生。而这一点在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和“ 小说界革命”中已经获得了典型表现。

重要的是要看到，文学现代性的发生说到底取决于人的现代性体验的发生——这构成 任何现代性大厦得以矗立的坚实“地面”。体验是个体对自身在世界上的生存境遇或生 存价值的具体的日常而又深沉的体会，是感性与理性、情感与理智、想象与幻想、意识 与无意识等的复合体，也是任何思想、情感、想象、幻想等得以建构和存在的基本场所 。现代性进程落实到个体上，正具体地呈现为个体体验的现代性进程。按王韬《tāo @①园文录外编》和《漫游随录》、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等的描述，中国人原来所身 处于其中的“天下”已经被新的“地球”格局所取代，昔日的傲视群夷的“天朝上国” 如今沦为劣等民族，而向来被视为末技的器具而今竟然成为日常家居的舒适工具和卫国 兴邦的制胜法宝。这种变化并非仅仅表现为精英人物的思想变迁，而是意味着包括普通 民众、精英人物在内的全体国民的整个生存体验模式的转型，涉及人的欲望、情感、想 象、幻想等的全面而又深刻的裂变，既与高雅的精神追求也与世俗的日常生活状态相关 。一旦体验模式发生根本转型，那么文学由古典性向现代性的转变就是必然的了。而正 是在文学文本中可以见出那时的现代性体验的发生踪迹和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惊羡体验 ，以王韬《tāo@①园文录外编》和《漫游随录》为代表，体现了对于中国现代性进 程中新生的或新出现的东西惊奇与羡慕的姿态，指向现代性的未来维度。第二类是感愤 体验，以黄遵宪诗作为代表，显示了现代性体验的感伤与悲愤主调，指向现代性的现实 维度。第三类为回瞥体验，以刘鹗《老残游记》为代表，属于一种剩余型体验，凝聚了 对于行将消逝的中国古典性传统的深深的怀旧之情，指向现代性的传统维度。第四类为 断零体验，以苏曼殊《断鸿零雁记》为代表，表现出一种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深深的 悲怆与幽恨之情，体现为上述三种体验类型在清末民初绝望境遇中的具体融汇形态[2] 。

谈论文学现代性不能不谈及文学媒介。媒介不只是文学的外在传播渠道，而是影响文 学内容的东西。如果说晚清之前中国文学的主导媒介是文字媒介和雕版印刷媒介，那么 ，以《循环日报》创办和报刊政论文体出现为标志，机械印刷媒介就逐渐地成为中国文 学的主导媒介。从文字媒介和雕版印刷媒介到机械印刷媒介，中国文学实现了从古典性 到现代性的转变。随着现代报纸、杂志和书籍等新型文学媒介的不断涌现，以及李伯元 等在上海印书办报卖文为生，文学现代性所需要的市民读者群、文学消费欲望、大众报 刊文学文体以及都市职业作家群等因子都一并呈现出来，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整体 景观。

当然，应当冷静地看到，作为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的现代语言变革，在晚清时 段还没有走向成熟。语言是与媒介不同的：媒介是文学的传播渠道，而语言则是文学的 符号表意系统。众所周知，古典性文学是以古代汉语文言文为主要符号表意形式的，而 现代性文学则以现代汉语白话文为主要符号表意形式。诚然，成熟的现代白话文文学作 品当以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为标志，但在晚清时段，例如在王韬的散文、黄遵宪 的诗歌、李伯元的小说和弹词、林纾的翻译小说里，在上海各种报刊杂志里，交织着“ 欧风美雨”的“地球”、“大海”、“赤道”、“留学生”等现代汉语词句已开始流行 ，相应的报刊散文文体、文学的雅俗文类、都市时尚语言等也已陆续出现。这些无疑为 现代性文学的语言系统的形成铺设了台阶，为“五四”时期胡适和鲁迅等的最后的语言 总攻修筑了醒目的路标。

另外，一种新型文学传统的形成总伴随着新型的文学形象的诞生，包括自然形象和人 物形象。如果说，“海”是与中国古典性文学传统紧密相连的文学形象，那么，在古典 “海”中加上修饰语“大”而新生的“大海”，则成为文学现代性的表征性形象。同时 ，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3)中的维新人物黄克强为开端，创造具有神圣性、 原创性和感染力的“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人物，成为现代性文学在其20世纪时段的一种 主流传统，这一传统甚至延续到80年代[3]。

可以见出，晚清称得上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时段。当然，这里只是一次初略描述。 还应当看到，中国文学现代性可能是一个包含若干短时段在内的长时段或超长时段进程 ，正像文学古典性经历先秦、秦汉、六朝、唐、宋、元、明、清等众多时段一样。晚清 不过属于文学现代性的最初的短时段。至于它与后来若干短时段的关系，该另文考虑了 。

【参考文献】

[1]参见拙著《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 23页。

[2]参见拙著《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韬的繁体

文学现代性是文学所具有的属于现代的属性，而就中国文学而言，这应是指与文学古 典性不同的新属性，如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传输工具、运用现代汉语符号系统、表述 中国人在全球性格局中的生存体验、创造新的艺术形象、面对市民消费群体等。把晚清 与文学现代性联系起来，是想由此入手探测中国文学继其古典性衰败后新的现代性形态 的发生过程。如果把古典性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旧传统，那么，现代性文学则应是它的 一种新传统[1]，而晚清则直接关系到这一新传统的发生。晚清是带有一定伸缩性的概 念，我个人用它大致表述鸦片战争起至辛亥革命这一时段，也就是道光中期至清朝终结 。对这个时段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关系向来存在不同看法。一个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观 点是，晚清代表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而非现代文学的开端。随着80年代中期“20世纪中 国文学”概念的风行，晚清或清末与文学现代性进程的联系逐渐受到关注。这种关注有 助于在更宽泛的视野上观照晚清文学的现代性轨迹。不过，单纯从西历纪年的“20世纪 ”入手谈论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已经显得有些表面化和非历史化了；而同时，更要紧 的是，这无法完整地说明文学所从中产生并发挥作用的文化语境缘由，以及文学的独特 审美特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不会单纯按“20世纪”这种整齐划分去展开，而是呈 现自身的独特逻辑线索。文学现代性的逻辑线索是可以从文学的一些相关要素上见出的 ，它们有：文学活动的时空布局、文化语境压力、体验模式、传播媒介、语言、形象等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要素在晚清都已经初露端倪了。

考察文学现代性的发生，需要特别关注那时带有现代性萌芽的文学活动的时空布局方 式，即它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理位置分布的。这直接关系到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方式。 至今常见的描述方式是，以北京为中心地、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根据考察文学现代 性的发生，从而满足于文学现代性的北京中心论、“五四”标志论和形态一元论。我以 为，此说在今天看来实在站不住脚。因为，只要我们适当跳出“北京”和“五四”旧观 念限制而放宽视野，就可以看到，文学现代性潮流是在五四之前的晚清和北京之外的边 缘地带首先涌动的。晚清之前的北京确实可以称为古典性文学主流的最后堡垒，现代性 在开初无力正面强攻时就只能选择边缘薄弱处率先突破。新的文学现代性的波澜，正是 从外地逐渐地向京城移动的；或许起初萌发于王韬、薛福成、黄遵宪等游历海外的知识 分子的朦胧体验、想象与冲动，率先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被英国管辖的“殖民地”香港 (以王韬创办《循环日报》为标志)，继而是北移上海，由众多报纸、杂志和书籍等组成 的新兴都市大众传媒网络，接着是东渡向东京留日中国学人媒体圈(如梁启超、章太炎 、鲁迅和郭沫若等的文学活动)，以及天津、长沙等地新生的舆论阵地，最后才借助辛 亥革命胜利的显赫声势在“五四”前夕冲刷文学古典性的最后堡垒北京，形成声势浩大 的以“五四”运动为总体象征的决定性总攻与盛大庆典。当然，还可以适当考虑“太平 天国”时期双方为实施社会动员而开展的白话通俗文艺活动、20世纪初年胡适等留美学 生的白话文写作实验等。试想，如果没有最初发端于香港、上海、东京、天津、美国等 “外地”的文学现代性多元涌流，“五四”时北京的最后总攻与庆典就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在晚清其实有着由若干边缘城市渐次向北京中心移动、从原初 多元现代性潜能而归于“五四”一元形态的特点。不同的边缘城市涌动着彼此不尽相同 的原初文学现代性因子，是由于那些地方的人们往往在具体情势下升起朦胧的念头或直 觉性做法，而不一定事先拥有精心规划的现代性方略。种种多元现代性因子形成众声喧 哗之势，从外围震荡文学古典性的北京堡垒。从文学活动的这种时空布局特点看，一些 学者(如王德威等)有关文学现代性在晚清拥有多元可能性之说，就是合理的了。而如果 要进而界定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确定发生端点，可能有些困难；取而代之，不妨暂且找出 有着一定合理性的标志性事件来谈论，那么，当推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中文报纸《循 环日报》并撰写现代政论散文。理由在于这里已拥有文学现代性的多重因子：现代大众 传播媒介(报纸)、现代政论散文文体(报刊社论体)、全球性格局中的新体验(“地球合 一”论及其他)。这样，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可以从“五四”向上一直回溯到1874年 《循环日报》创办，比发生于“五四”说提前40年之多(值得重新打量的40年)。

最初的现代性文学活动为什么会首先分布于北京之外?这种时空布局的特点不能仅仅从 文学活动本身出发去解释。应当看到的是更深的文化语境缘由：第一，文学现代性的最 大动力不是出自文学内部而是来自文化语境的变革压力，尽管文学内部的原因也需要适 当考虑；第二，面对当时作为古典性政治与文化堡垒的北京的强势存在，最初的现代性 冲动只能选择北京之外的边缘地带积聚力量而伺机突破。所以，在晚清寻觅文学现代性 的最初微澜时，应当考虑到如下文化语境状况：这些初澜常常涌动于现代知识分子群体 的无意识间，而这种无意识又具有远比文学本身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深潜于人们内 心隐秘处的文化无意识交织在一起。文化语境是影响文学的更大的社会符号表意系统， 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学等综合状况，与人们的情感与理智、意识与无意识等社 会心理状况密切关联。以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为标志，晚清语境中回荡着强烈的文化变革 压力：面对“列强环伺”而“中国积弱”这一新的全球性境遇，中国人不得不起而探求 文化现代性变革之路。这种文化语境需求表现在文学领域，就是要在汉语符号系统中想 象性地摹拟上述文化现代性变革状况。发生在晚清的由梁启超发起的“诗界革命”与“ 小说界革命”，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文学的内部，而是导源于更广泛的文化语境的变革 压力——更新诗歌和小说，旨在开启民智。中国文学的古典性进程延伸到晚清文化语境 时已无可挽回地显示出颓败迹象，甚至丧失掉自我变革的活力，从而不得不让位于新的 文学现代性进程。这样，回荡于晚清文化语境中的强大的变革压力为文学现代性的最初 涌起准备了合适的条件。另外，文学现代性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借助大众媒介传输的具有 广泛社会动员效果的文学革命思潮的频频发生。而这一点在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和“ 小说界革命”中已经获得了典型表现。

重要的是要看到，文学现代性的发生说到底取决于人的现代性体验的发生——这构成 任何现代性大厦得以矗立的坚实“地面”。体验是个体对自身在世界上的生存境遇或生 存价值的具体的日常而又深沉的体会，是感性与理性、情感与理智、想象与幻想、意识 与无意识等的复合体，也是任何思想、情感、想象、幻想等得以建构和存在的基本场所 。现代性进程落实到个体上，正具体地呈现为个体体验的现代性进程。按王韬《tāo @①园文录外编》和《漫游随录》、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等的描述，中国人原来所身 处于其中的“天下”已经被新的“地球”格局所取代，昔日的傲视群夷的“天朝上国” 如今沦为劣等民族，而向来被视为末技的器具而今竟然成为日常家居的舒适工具和卫国 兴邦的制胜法宝。这种变化并非仅仅表现为精英人物的思想变迁，而是意味着包括普通 民众、精英人物在内的全体国民的整个生存体验模式的转型，涉及人的欲望、情感、想 象、幻想等的全面而又深刻的裂变，既与高雅的精神追求也与世俗的日常生活状态相关 。一旦体验模式发生根本转型，那么文学由古典性向现代性的转变就是必然的了。而正 是在文学文本中可以见出那时的现代性体验的发生踪迹和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惊羡体验 ，以王韬《tāo@①园文录外编》和《漫游随录》为代表，体现了对于中国现代性进 程中新生的或新出现的东西惊奇与羡慕的姿态，指向现代性的未来维度。第二类是感愤 体验，以黄遵宪诗作为代表，显示了现代性体验的感伤与悲愤主调，指向现代性的现实 维度。第三类为回瞥体验，以刘鹗《老残游记》为代表，属于一种剩余型体验，凝聚了 对于行将消逝的中国古典性传统的深深的怀旧之情，指向现代性的传统维度。第四类为 断零体验，以苏曼殊《断鸿零雁记》为代表，表现出一种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深深的 悲怆与幽恨之情，体现为上述三种体验类型在清末民初绝望境遇中的具体融汇形态[2] 。

谈论文学现代性不能不谈及文学媒介。媒介不只是文学的外在传播渠道，而是影响文 学内容的东西。如果说晚清之前中国文学的主导媒介是文字媒介和雕版印刷媒介，那么 ，以《循环日报》创办和报刊政论文体出现为标志，机械印刷媒介就逐渐地成为中国文 学的主导媒介。从文字媒介和雕版印刷媒介到机械印刷媒介，中国文学实现了从古典性 到现代性的转变。随着现代报纸、杂志和书籍等新型文学媒介的不断涌现，以及李伯元 等在上海印书办报卖文为生，文学现代性所需要的市民读者群、文学消费欲望、大众报 刊文学文体以及都市职业作家群等因子都一并呈现出来，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整体 景观。

当然，应当冷静地看到，作为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的现代语言变革，在晚清时 段还没有走向成熟。语言是与媒介不同的：媒介是文学的传播渠道，而语言则是文学的 符号表意系统。众所周知，古典性文学是以古代汉语文言文为主要符号表意形式的，而 现代性文学则以现代汉语白话文为主要符号表意形式。诚然，成熟的现代白话文文学作 品当以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为标志，但在晚清时段，例如在王韬的散文、黄遵宪 的诗歌、李伯元的小说和弹词、林纾的翻译小说里，在上海各种报刊杂志里，交织着“ 欧风美雨”的“地球”、“大海”、“赤道”、“留学生”等现代汉语词句已开始流行 ，相应的报刊散文文体、文学的雅俗文类、都市时尚语言等也已陆续出现。这些无疑为 现代性文学的语言系统的形成铺设了台阶，为“五四”时期胡适和鲁迅等的最后的语言 总攻修筑了醒目的路标。

另外，一种新型文学传统的形成总伴随着新型的文学形象的诞生，包括自然形象和人 物形象。如果说，“海”是与中国古典性文学传统紧密相连的文学形象，那么，在古典 “海”中加上修饰语“大”而新生的“大海”，则成为文学现代性的表征性形象。同时 ，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3)中的维新人物黄克强为开端，创造具有神圣性、 原创性和感染力的“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人物，成为现代性文学在其20世纪时段的一种 主流传统，这一传统甚至延续到80年代[3]。

可以见出，晚清称得上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时段。当然，这里只是一次初略描述。 还应当看到，中国文学现代性可能是一个包含若干短时段在内的长时段或超长时段进程 ，正像文学古典性经历先秦、秦汉、六朝、唐、宋、元、明、清等众多时段一样。晚清 不过属于文学现代性的最初的短时段。至于它与后来若干短时段的关系，该另文考虑了 。

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文学，称近代文学，即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文学。这一时期，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和革命斗争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为反帝、反封建斗争服务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诞生了，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同时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各种传统文学也有所发展和变化。

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文学，称近代文学，即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文学。这一时期，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和革命斗争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为反帝、反封建斗争服务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诞生了，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同时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各种传统文学也有所发展和变化。

(够简略了吧)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结束，是中国历史上的近代。近代社会是古代的终结和现代的前夜。而近代文学不仅标志着古代文学的终结，还下启现代文学的新生，因而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根据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晚清社会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时期，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时期，这三个阶段分别以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和一九O五年同盟会的成立为分界线。晚清文学也据此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事变，有些爱国诗人在诗歌里面反映了这一重要史实。贝青乔的《咄咄吟》描绘了鸦片战争的场景，张维屏的《三元里》纪述了广州三元里乡民围困英国侵略军的经过。还有些诗人凭借诗歌抒发忧国之情。林则徐写了《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其中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从中可以感受到一个忧念时事、以身许国的志士的心迹。魏源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是一位有见识的学者和思想家，编有叙述各国历史地理的《海国图志》一书，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向列强学习以谋求强国之路的主张，在当时有远见、思变革的士大夫中间很有代表性。魏源的不少诗篇，如《江南吟十章》、《寰海十章》及《后十章》、《秋兴十章》等，都是议论时事、抒写感愤的政治诗。

　　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太平天国运动再一次从内部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在重重危机之下，统治集团中一批主张变革的人士推进了一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学为体”，洋务派在文化上持坚守传统的保守立场，文学上的代表就是以桐城派余绪的“湘乡派”和诗歌中的“宋诗运动”。

　　一八九四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给了日本。甲午战争的结果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激起更为激烈的变革要求，于是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在变法思潮的推动下，戊戌诸君在文坛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是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晚清中期诗坛上最重要的业绩，就是“新派诗”的兴起和梁启超对“诗界革命”的提倡。此外，梁启超还提倡“新文体”散文以及“小说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