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弱民原文及译文

《商君书》原文：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商君书》译文：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针对秦孝公怕变更法度、改革礼制受天下人非议的想法，商鞅说：“行动迟疑就不会有名，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我劝君王还是赶快下决心变更法度吧，不要怕别人的批评议论。法度是爱护人民的，礼制是利于国事的。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必遵守旧的礼制。”针对甘龙“因袭人民的旧礼俗去施行教化，不费什么事就能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说法，商鞅说：“这都是俗人的言论。”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业；春秋时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业。所以聪明的人创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针对杜挚“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的说法，商鞅说：“古代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所以我说，治理人民，并非一个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倡导变法的名言。《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能实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从而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此文出自战国时期法家学派商鞅。创作背景：《商君书》论述了“强国弱民”。例如：《商君书》中有“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能够战胜强敌、称霸天下的国家，必须控制本国的人民，使之成为“弱民”，而不是“淫民”。商鞅认为国家的强势和人民的强势是对立的。只有使人民顺从法律、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这样国家才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但是，不要把“弱民”理解成“愚民”。《商君书》中认为人性本恶，必须承认人之恶性，治理国家要以恶治善才能使国家强大。《商君书》中主张重刑轻赏，他认为加重刑罚，减少奖赏，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减轻刑罚，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

《商君书》原文：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商君书》译文：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针对秦孝公怕变更法度、改革礼制受天下人非议的想法，商鞅说：“行动迟疑就不会有名，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我劝君王还是赶快下决心变更法度吧，不要怕别人的批评议论。法度是爱护人民的，礼制是利于国事的。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必遵守旧的礼制。”针对甘龙“因袭人民的旧礼俗去施行教化，不费什么事就能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说法，商鞅说：“这都是俗人的言论。”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业；春秋时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业。所以聪明的人创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针对杜挚“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的说法，商鞅说：“古代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所以我说，治理人民，并非一个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倡导变法的名言。《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能实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从而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

《商君书》原文：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商君书》译文：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针对秦孝公怕变更法度、改革礼制受天下人非议的想法，商鞅说：“行动迟疑就不会有名，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我劝君王还是赶快下决心变更法度吧，不要怕别人的批评议论。法度是爱护人民的，礼制是利于国事的。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必遵守旧的礼制。”针对甘龙“因袭人民的旧礼俗去施行教化，不费什么事就能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说法，商鞅说：“这都是俗人的言论。”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业；春秋时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业。所以聪明的人创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针对杜挚“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的说法，商鞅说：“古代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所以我说，治理人民，并非一个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倡导变法的名言。《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能实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从而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此文出自战国时期法家学派商鞅。创作背景：《商君书》论述了“强国弱民”。例如：《商君书》中有“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能够战胜强敌、称霸天下的国家，必须控制本国的人民，使之成为“弱民”，而不是“淫民”。商鞅认为国家的强势和人民的强势是对立的。只有使人民顺从法律、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这样国家才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但是，不要把“弱民”理解成“愚民”。《商君书》中认为人性本恶，必须承认人之恶性，治理国家要以恶治善才能使国家强大。《商君书》中主张重刑轻赏，他认为加重刑罚，减少奖赏，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减轻刑罚，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

一、原文：卫鞅（1）亡魏入秦，孝公（2）以为相。封之于商（3），号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4），公平无私，罚不讳（5）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6）。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于商君，辞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 （节选自《战国策·秦策》）【注】（1）卫鞅：即商鞅。（2）孝公：指秦孝公。（3） 商：古代地名。（4）至行:贯彻到底。（5）讳：避忌。（6）黥（qíng）劓（yì）其傅：指卫鞅因太子犯法，对其师傅处以黥劓的刑罚。黥、劓，皆为古代酷刑。二、翻译：卫鞅从魏国逃亡到秦国，秦孝公任命他为丞相，把商地分封给他，号称“商君”。商君治理秦国，法令贯彻执行，公正而没有偏私。惩罚违法者不避忌强宗大族，奖赏有功者不偏袒亲属近臣，法令的实施涉及太子，连太子的老师也要处以刻面割鼻的刑罚。法令施行一年之后，路上丢失的东西没有人去捡拾，老百姓不敢乱取非分的财物，国家的兵力大大加强，各诸侯因此畏惧秦国。孝公用商君推行法令治国十八年后，重病卧床不起，打算把王位传给商君，商君辞谢不受。孝公去世后，他的儿子秦惠王继位，执政不久，商君请求回到自己的封地。

　　君臣 　　作者：商鞅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 　　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五官分而无常，则乱;法制设而私善行，则民不畏刑。君尊则令行，官修则有常事，法制明则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从令，而求君之尊也，虽尧、舜之知，不能以治。 　　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凡民之所疾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明君之治国也，士有斩首、捕虏之功，必其爵足荣也，禄足食也;农不离廛者，足以养二亲，治军事。故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 　　今世君不然，释法而以知，背功而以誉。故军士不战，而农民流徙。臣闻：道民之门，在上所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在上所与。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以《诗》、《书》与，则民学问，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择也。民徒可以得利而为之者，上与之也。瞋目扼腕而语勇者得，垂衣裳而谈说者得，迟日旷久积劳私门者得——尊向三者，无功而皆可以得，民去农战而为之，或谈议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请之，或以勇争之。故农战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众，则国乱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释法制而任名誉也。 　　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辩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故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译文 　　古时没有君臣上下的时候，人民纷乱无序。所以圣人划分贵贱，制定爵位，建立名号来区别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由于国土广阔，人民众多，物产丰富，所以分设五官来管理。人民中多就会产生奸邪之事，所以创立法制作为行为标准来限止奸邪产生。所以有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五官的分职、法律的限制，(行事)不能不慎重。处在君位而命令行不通，那就危险了;五官已经分职，却没有常规，那就乱套了;法度已经建立，而私惠风行，那么人民就不惧怕刑罚了。只有国君尊严，法令才能行通;官吏清明，政事才有常规;法度分明，人民才惧怕刑罚。法度不明，而要求人民服从法令，那是不可能的。民众不服从法令而希望国君的尊严，即使国君有尧舜那样的智慧，也不能统治。明君治理天下，遵照法度来处理政事，按照功劳行赏。凡是人民奋勇作战，不畏死亡的，是为了求得爵禄，明君治理国家，战士有斩得敌首、捉得俘虏的功劳，一定让他的爵位足以荣耀，俸禄足够食用。农民不离开乡村，足够奉养双亲、供给军需。因此士兵才肯殊死战斗，农民才不惰怠。 　　今天的国君却不是这样，他们抛开法度而以个人的智慧治国，舍弃功劳而以其人的声誉封赐。所以军士不肯作战而农民外迁。我听说疏导百姓的关键在于国君的倡导。农民，可以使他们务农作战，也可以使他们游走求官，还可以使他们致力学问。这些都在国君的赏赐(因何而行)。国君依照战功行赏，人民就奋勇作战;国君依照人民所读《诗》、《书》赐予爵禄，人民就致力学问。人民趋利而行，好比水向低处流一样，是没有选择的。人民可以获利而乐于作的事，取决于君主的赐予。凭瞪眼睛、撸胳膊而表现勇武的人获利，垂拱无为而只知高谈阔论的人得利，成年累月依附权贵的人得利。尊崇以上三种人，他们没有功劳而得到好处，那么，人民就要放弃农战而搞这些事情了，或者用空谈去求得爵禄，或者依附权贵而祈求好处，或者用悍勇去争得利益。所以从事农战的人民日益减少，而游荡吃闲饭的人越来越多。那样，就会国家混乱，国土割削，兵力弱而国君地位卑微。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国君抛开法度，而相信虚名。 　　所以，明主重视法度，不合法度的言论不听，不合法度的行为不推崇，不合法度的事情不做。言论合乎法制，就听从;行为合乎法度，就推崇;事情合乎法度，就做。所以国家政治清明，国土扩大，兵力强大，国君地位提高。这就是政治清明的最高境界。做国君的不能不加以明辨呀。

《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6篇，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 《商君书》着重论述商鞅一派在当时秦国施行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 《商君书》论述了“强国弱民”。例如：《商君书》中有“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能够战胜强敌、称霸天下的国家，必须控制本国的人民，使之成为“弱民”，而不是“淫民”。商鞅认为国家的强势和人民的强势是对立的。只有使人民顺从法律、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这样国家才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但是，不要把“弱民”理解成“愚民”。《商君书》中认为人性本恶，必须承认人之恶性，治理国家要以恶治善才能使国家强大。《商君书》中主张重刑轻赏，他认为加重刑罚，减少奖赏，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减轻刑罚，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 内容简介 体裁 《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文字有改动)，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内容 《更法》篇第一 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去彊》篇第四 论削除民不听从政令带来的弊端，并需要籍以刑罚，专心农战，少事商贾做为解决之方。“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彊”《商君书·去彊》。国家把以对善人的宽大来治理奸恶的人民，国家必然陷入动乱，衰落。而如果国家以对付恶人的谨慎来治理善民，国家才可以稳定强大。《开塞》篇第七 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这种历史变化的观点在哲学史上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在具体措施上，此书主张加强君权，建立赏罚严明的法治制度，取消贵族的世袭特权，奖励军功，提倡耕战，同时反对用诗书礼乐和道德教化的手段治理国家。《弱民》篇第二十 旨在阐述‘弱民"与‘强国"之间的相对关系。“民弱国彊，民彊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民如果强了，国君的统治地位就不稳了，所以国君的统治地位要想稳定必须先“弱民”。 作者争议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颇有争论。第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第二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人除史志的编著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著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有人也提出的看法是，前两种意见有些牵强，第三种意见有一定道理。《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说明商鞅确著有此书。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引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这与《商君书-靳令》、《说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最后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商君书》正好有《开塞》篇、《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和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此书之中。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搀入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论，这是不可避免的。

《古代兵法散文·战国兵法·商君书》原文鉴赏 [原文] (节选) 卷一 农 战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 *** 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 *** 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 *** 朴壹，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今境内之民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私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买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未货也，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 多贷，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 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俭营，则国力抟。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此， *** 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元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与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今为国者多无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昏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今夫螟，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亦大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独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故先王反之于农战，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如农，则农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一则少诈而重居，一则可以赏罚进也，一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 *** 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修赏罚以辅一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以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持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 夫人聚当兴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殆，农者殆则土地荒，学者成俗， *** 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夫国庸民以言， *** 不畜于农，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 卷三 战 法 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寇战。民习以力攻，难。难故轻死，见敌如溃，溃而不止则免。故兵法大战胜逐北无过十里，小战胜逐北无过五里。兵起而程敌，敌不若者勿与战;食不若者勿与久; 敌众勿与客; 敌尽不如则击之勿疑。故曰，兵之大律在谨，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也。王者之兵，胜而不骄，败而不怨。胜而不骄者，术明也;败而不怨者，知所失也。若兵敌强弱，将贤则胜，将不如则败，若其政出庙算者，将贤亦胜，将不如亦胜。持胜术者，必强至王。若民服而听上，则国富而兵胜，行是必久王。其过失，无敌深入，偕险绝塞，民倦且饥渴，而复遇疾，此其道也。故将使民者，乘良马者不可不齐也。 立 本 凡用兵，胜有三等。若兵未起则错法，错法而速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于境内，而后兵可出也，行三者有二者势，一曰辅法而法;二曰举必得而法立。故恃其众者谓之葺;恃其备饰者谓之巧;恃誉目者谓之诈。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强者必刚斗其意，斗则力尽，力尽则备是，故无敌于海内。治行则货积，货积则赏能重矣，赏则爵尊，爵尊则赏能利矣。故曰，兵生于治而，欲生于法而万转，过势本于心而饰于备势。三者有论，故强可立也。是以强者必治，治者必强; 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故曰，治强之道论其本也。 兵 守 四战之国贵守战，负海之国贵攻战。四战之国好举兴兵以距四邻者国危，四邻之国一兴事而己四兴军。故曰国危。四战之国不能以万室之邑舍万之军者，其国危。故曰，四战之国务在守战。守有城之邑，不如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其城拨，者死人之力也。客不尽夷城，客无从入，此谓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城尽夷，客若有从入，则客必罢，中人必佚矣，以佚力与罢力战，此谓以生人力与客死力战，皆曰围城之患，患无不尽死而邑。此三者，非患不足，将之过也。守城之道，盛力也。故曰，客至簿檄，三军之多，分以客之侯车之数。三军，壮男之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男之军，使盛食厉兵，陈而待敌;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为险阻及耕格井，发梁撤屋。给从，从之。不洽，而汉之，使客无得以助攻备，老弱之军，使牧牛马羊，草水之可食者，壮而食之，以获其壮男壮女之食，而慎使三军无相过。壮男过壮女之军，则男贵女而奸民有从谋而国亡，喜与其恐有蚤闻，勇民不战。壮男壮女过老弱之军，则老使壮悲，弱使强怜，悲怜在心，则使勇民更虑而怯民不战。故曰，慎使三军无相过，此盛力之道。 [鉴赏] 《商君书》，亦称《商君》或《商子》。是战国时商鞅及其后学著作的汇集。《汉书.艺文志》著录29篇，现存24篇。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政治家。卫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卫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后人秦进说秦孝公。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一说在三年，任左庶长，实行变法。奖励耕织，生产多的可免徭役;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制定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等级的制度、采用李惶《法经》作为法律，推行连坐法。旋升大良造。秦孝公十二年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进一步变法：合并乡邑为31县(一说41县);废除井田制，准许土地买卖;创立按丁男征赋办法，规定一户有两个丁男者必须分居，否则加信征赋;颁布法定的度量衡器，统一度量衡制。后十年(前340年)因战功封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商君，因称商鞅。他二次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秦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商鞅除著《商君》29篇外，还有《公孙鞅》27篇，可惜今已佚。 《商君书》今存5卷24篇。第一卷有更法、垦令、农战、去疆共4篇;第二卷有说民、算地、开塞共3篇;第三卷有壹言、错法、战法、立本、兵守、靳令、修权共7篇;第四卷有徕民、赏刑、画策共3篇;第五卷有境内、弱民、外内、君臣、禁使、慎法、定分共7篇。内容主要叙述商鞅变法主张，提出发展耕织、奖励军功的农战政策;树立信赏必罚的法制;坏井田、开阡陌，保护土地私有权;把统治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以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其中《农战》、《立本》、《战法》、《兵守》等篇，涉及到军事问题。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他本人也曾带兵打过仗，因军功而封于商。因而其军事论著，还是有实践基础的。 一、《农战》是商鞅政治理论的基础。他主张发展生产、奖励军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只有专于农战，才能成就王霸之业。“非农不得食，非战不得爵”。 二、《立本》即是确立强兵的根本。它认为确立法纪，奖励耕战，以积累充裕的军用物资和提高军队的战斗意志，就能兵强而无敌于海内。 三、《战法》是《商子》的战略战术思想。它说：“凡战必本于政胜”。“王者之政，使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寇战(对外作战)”。这就是说，军事胜利的根本是政治的胜利。又说：“兵起而程(衡量)敌，政不若者勿与战;食不若者勿与久;敌众勿为客(攻者);敌尽不如(我)则击之勿疑。故曰，兵之大律日谨(慎)，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也。”此外，它还要求：慎选将帅，统一决策，胜不骄，败不怨，特别不可轻敌冒进而陷于险境。 四、《兵守》是论述守城方法的。它认为“四战之国贵战守”，所以平时就应不断加强城邑的守备能力;战时要动员全民(包括男女老少)以必死决心，坚守城邑。它说：守城之道，盛力也”。就是说：守城的方法是不断削弱敌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变劣势为优势，反击歼灭敌人。具体的打法是先以“死人之力与客生人战”。就是说，先以顽强的防御战斗削弱疲惫敌人，然后以“生人之力与客死人战”。也就是以逸待劳，用生力军反击疲惫之敌而歼灭之。

《商君书》，书名，战国时代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等一派法家着作的汇集，也是战国前期法家政治法律思想的集中代表作。《商君书》，又称《商子》、《商君》或《农战书》，其中有商鞅亲作，也有其学派门人对商鞅主张的追述。着重论述了商鞅在当时秦国施行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汉书·艺文志》录着29篇，现存24篇，计为更法、垦令、农战、去强、说明、算地、开塞、壹言、错法、战法、立本、兵守、靳令、修权、徕民、赏刑、画策、境内、弱民、外内、君臣、禁使、慎法、定分等。《商君书》论述了“强国弱民”，认为能够战胜强敌、称霸天下的国家，必须控制本国的人民，使之成为“弱民”，而不是“淫民”。商鞅认为国家的强势和人民的强势是对立的。军事思想1、积极主张战争。它认为战国时代是武力征伐的时代，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战争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要立足天下，称王称霸，就必须从事战争，反对所谓“非兵”、“羞战”的论调，明确肯定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2、农战结合。它认为，农耕为攻战之本，因为农业生产不仅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而且人民致力于农耕，才会安土重居，从而为保卫国土而战。农、战结合才能使国富兵强。3、重刑厚赏，以法治军。通过刑、赏要造成人民“乐战”的风气。4、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战略、战术。主张明察敌情，量力而行，权宜机变，灵活主动。强调用兵作战要“谨”，反对盲动。注重士气在作战中的作用。

　　壹言 　　作者：商鞅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也，不可不变也。夫民之从事死制也，以上之设荣名、置赏罚之明也，不用辩说私门而功立矣。故民之喜农而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辩说技艺之民，而贱游学之人也。故民壹务，其家必富，而身显于国。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私劳不显于国，私门不请于君。若此，而功臣劝，则上令行而荒草辟，淫民止而奸无萌。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制度察则民力抟，抟而不化则不行，行而无富则生乱。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其杀力也，以事敌劝民也。夫开而不塞，则短长;长而不攻，则有奸。塞而不开，则民浑;浑而不用，则力多;力多而不攻，则有奸虱。故抟力以壹务也，杀力以攻敌也。 　　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淫者废之以刑，而务农。故能抟力而不能用者必乱，能杀力而不能抟者必亡。故明君知齐二者，其国强;不知齐二者，其国削。 　　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长乱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长乱也;秉权而立，垂法而治，以得奸于上，而官无不;赏罚断，而器用有度。若此，则国制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伦徒举。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以乱;非乐以为乱也，安其故而不窥于时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令而不时移，而不明世俗之变，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赏以致刑，轻刑以去赏。夫上设刑而民不服，赏匮而奸益多。故民之于上也，先刑而后赏。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故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 　　译文 　　凡是建立国家，对于制度不能不明白，政策法令不能不慎重研究，国家的政务不可不谨慎处理，国家该从事的根本之业不能不集中。国家的制度合于时势，那么国家的风格就能改变，而民众就遵守服从制度;政策法度清明，那么官吏中就不会发生邪恶的的事;国家的政务统一，那么民众就服从国家调用;国家所从事的根本之业专一，那么民众就会听从使用;事业集中，那么民众就会喜欢农业而愿意打仗。圣人确立法令政策、改变风俗的目的，是让民众早晚从事农耕，这是不能不弄清楚的。民众所以肯为国家拼死效力，那是因为君主在朝中设立荣誉名称和爵位，设置了明确的奖赏和惩罚的制度，民众不用靠空谈、请托私人门路便能为国家立功。民众所以喜欢从事农耕而愿意打仗，是因为看见君主尊重从事农耕和作战的人士，轻视那些喜欢空谈和靠技艺吃饭的民众，更鄙视到处游说的人。所以民众专心从事农战，他的家一定富裕，而且自己也会在国中显贵，进入朝廷为官。君主打开为国家出力的门路，而堵住为权贵效命的行私请托的门路，用这种办法达到吸引民众力量的目的;为私人效力不能在国家中显达，私人也不能在君主面前请托。如果这样，为国家立功的人得到鼓励，那么君主的命令就能得到实现，而荒地就能得到开垦了，四处游荡的民众就会停止，而邪恶的犯罪现象也就不会发生。治理国家能集聚民众的力量专心从事务农作战，国家就会强大;能够使民众从事根本之业(农耕)，禁止商业、手工业，国家就会富足。 　　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能集聚民众的力量，也能消耗民众的力量。制度清楚，民众的力量就能集中，民众的力量集中了却不消耗使用不行，民众为国家出力却得不到回报，那么就会发生动乱。因此，治理国家的人，他集聚民众的力量是为了使国家富裕，使军队强大;消耗民众的力量，是为了消灭敌人鼓励民众立功。如果国君只打开为国出力受赏的门，而不堵住为私人效力请托的门路，那么民众的智谋就会增长;民众的智谋多了而不加以教育，那么就会发生邪恶的事。堵住私人门路而不打开为国家出力受赏的门路，那么民众就会糊涂愚昧;民众糊涂又不被使用，那么民众的力量就无处用;民众的力量无处使用，又不用来攻打敌国，那么就会产生虱害。所以集中民众的力量用于专心务农，消耗力量用来攻击敌人。治理国家贵在使民众努力的方向一致，民众专一那么就淳朴，淳朴就会务农，民众务农就会变得勤劳，勤劳就会富裕。让富人用钱买官爵，消耗他们的财产，他们就不会放荡;用刑罚制止他们放荡，就会去务农。所以能集中民众的力量而不能使用民众的力量的国家一定会乱，只能使用民众的力量而不能集中民众的力量的国家一定灭亡。因此君主知道调剂这两个方面，国家就强大;国家不知道调剂这两个方面，这个国家就会被削弱。 　　民众没有治理好，这是因为君主的政治措施不高明。国家的法规不能严明执行，那是因为国君助长了动乱的因素。所以英明的君主不能放松统治措施，不能助长动乱因素;国君掌握大权，主持朝政，根据法律治理国家，在朝堂上捕获奸邪之人，而且官吏也没有邪僻的行为;奖赏、刑罚决断得有凭据，做出的各种器物用具有一定的规矩。如果这样，那么国家的制度清楚而民众的力量也能被充分使用，君主设置的爵位尊贵，而各类人物也能被任用。现在列国的君主都想要治理好民众，却滋长了产生动乱的因素。并不是他们乐意让民众乱，这是因为他们固守过去的陈规旧习而没有弄清楚当前的形势。这样的话，他们对上效法古代而得到的东西却在今天又行不通，向下拘守现状却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不明白社会风俗在变化，不了解治理民众的情况，因此滥用奖赏反而招致了使用刑罚，减少刑罚又使奖赏没有效用。君主设立了刑罚可民众不服从，奖赏的财务用尽了邪恶犯罪的事更多。所以民众对于国君，都是先接受刑罚的约束而后受到奖赏。因此，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不效法古代，不拘守现状，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制度适应的政策，考察社会风俗来制定法令。假如对法度的确立不考察民众的具体情况设立它，就不会成功;对政策确立能适应当时形势要求使用它，就不会相抵触。所以英明称王天下的君主治理国家，一定慎重去做，认真考察情况，将思想集中在专心于农耕和作战上。　

　　靳令 　　作者：商鞅 　　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行治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则显，民变诛，计变诛止。贵齐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禄以自伐。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物多末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国以功授官予爵，此谓以盛知谋，以盛勇战。以盛知谋，以盛勇战，其国必无敌。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冶去治、以言去言。 　　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则君务于说言，官乱于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谓失。守十者乱，守壹者治。汉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民泽毕农，则国富。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其竟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其次，为赏劝罚沮。其下，民恶之，忧之，羞之;修容而以言，耻食以上交，以避农战;外交以备，国之危也。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 　　六虱：日礼、乐;日《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必削。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能以相先也，此谓以数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六虱成群，则民不用。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一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 　　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 　　译文 　　严格执行君主的法令那么官府中当天的政务便不会拖延。执行法度公正，那么官吏中就没有邪恶之争发生。法度已经确定，君主就不应该用那些所谓仁义道德的空谈来破坏法度。委任那些在农战中有功劳的人，那么民众就少说空话;委任那些所谓的讲仁义道德的善良人，那么民众就多喜欢空谈。推行了法治，就能在下层决断政事，在五个村子之内就能做出决断的，这样的国家一定能称王天下，在十个村子之内就能做出决断的，这样的国家一定强大，隔一夜才将事情处理好的，国家会被削弱。用刑罚来治理国家，用奖赏激励民众去作战，任用所谓的“奸邪之人”，而不用“善良之人”。如果法度确立了而不再更改，那么就会显示出法度的地位，民众就会明辨处罚的法令，民众心中对处罚的法令弄明白了，处罚自然停止使用了。贵族和平民被君主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但是各都市中尊贵的爵位、丰厚的俸禄都要在征战中立功获得。国家没有邪恶不守法的民众，那么都市中也没有违法的交易市场。如果豪华的生活用品多，从事商业的人多，农业生产就会松懈，邪恶的事就会发生，那么国家就会被削弱。民众有了多余的粮食，让民众用粮食换取官爵，得到官爵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那么农民就不会懒惰了。四寸长的竹管子没有底，一定装不满。授给官职，给予爵位不靠功绩，对爵位的欲望就像就像没有底的竹管一样。 　　国家穷而一定从事作战，那么对国家有危害的事就会在敌国发生，没有六种像虱子一样有害的东西，国家一定强大。国家富足而不作战，苟且偷生的事就会在国内发生，国家有了六种虱害，国家就一定会被削弱。国家根据战功授予官职，给予爵位，这就叫用官爵来增加智慧和谋略，用官爵鼓励勇敢作战。用官职、爵位增加智慧和计谋，用官职鼓励民众勇敢作战，这样的国家一定无敌于天下。国家根据战功授给爵位，那么政务就会简明，空谈就会少，这就叫用政务除去政务，用空谈去掉空谈。国家按照像六种虱子似的东西授给官职、赐给爵位，那么政务就会繁多，空谈就会产生，这就叫用政务招来政务，用空谈招致空谈。那么君主就会被空谈之士所迷惑，官府被政治上的邪恶风气搞乱，奸邪的大臣便得志了，有功于国的人一天一天被排挤出去，这就是治理国家中所犯的错误。君主墨守儒家宣传的各种思想就会混乱，坚守让民众专一从事农耕和作战这一思想来治理国家，国家就会治理好。法度已经确定，而国君喜欢任用像六种虱子一样对国家有危害的人，国家就会灭亡。民众都选择务农，国家就会富裕。像六种虱子似的危害的东西不再使用，那么士兵、民众都会争相鼓励而愿被君主使用，国境内的民众都争着以从事农耕作战为荣，不认为这样做耻辱了，这是最好的方面。差一点的情况是，民众被奖赏所鼓励，被刑罚所阻止。再差一点的情况是，民众讨厌为君主去从事农战，他们为此担心，以从事农战为耻辱，他们注重修饰自己的外表而凭这个四处游说，认为为了拿君主的俸禄与君主交往就耻辱，用这种方法躲避农耕作战;同外国势力交往，为自己准备后退之路，如果这样，国家就危险了;有人宁肯挨饿受冻甚至死亡，也不愿意为了利禄的原因去作战，这是亡国的风气呀。 　　六种虱害：是礼制，音乐;是《诗经》《尚书》;是修养、仁慈，是孝顺长辈，尊重兄长;是诚实有信用，是正直廉洁;是仁爱、道义;是反对战争，是以参加作战为耻。国家有这十几种有害的东西，君主就没有办法让民众从事农耕作战，国家一定会贫穷直到被削弱。如果这十几种思想的信奉者成群结队，这就叫君主的统治不能超过他的臣下，官府对民众的治理不能超过他的民众，这就叫做六种虱子似的危害压过了国家的政策法令。这十几种思想如果有根基，国家一定会被削弱。因此，兴盛的国家不用这十几种思想统治国家，所以国家的实力雄厚，天下各诸侯国没有能入侵它的。军队如果出战，就一定能夺取土地;夺取了土地，就一定能占有它;如果按兵不动，就一定能富足。朝廷的大小官吏，被人轻视也不会受毁谤，受到别人的重视也不会被人诋毁遭到损害，只要事业有成效建立功勋就能获得官职和爵位，虽然有诡辩的口才，也不能因为这一点而排在别人的前面，这就叫用法度来治理。凭自己的实力去攻打别的国家，出一分力会获得十倍的收获;凭空谈去攻击别的国家，出十分力会丧失百倍的代价。国家喜欢实力，这就叫用别人难以得到的东西进攻别的国家;国家喜欢空谈，这就叫用容易得到的东西去攻击别的国家。 　　加重刑罚，减少奖赏，这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减轻刑罚，这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爵位利禄出自一个途径，那么国家就会无敌于天下;爵位利禄出自两个途径，那么国家只能得到一半的好处;爵位利禄出自多个途径，那么国家的安全就难保了。加重刑罚，能严明重要的法度;法度不严明，是因为有六种像虱子一样的东西作怪。信奉像六种虱子似的有危害的思想的人成群，那么民众就不会愿意被君主役使。因此，兴盛的国家刑罚实行了，那么民众就会与君主亲近，奖赏实行了，民众就能被君主所利用。实行刑罚，对那些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犯重罪的人使用轻刑(诸多学者认为此句当为衍文，与此篇文字多有类似的《韩非子·饬令》中就无“轻其重者”几个字——录者注)，那么犯轻罪的事就不会再发生，犯重罪的事也不会有，这就叫用刑罚去掉刑罚，刑罚去掉了国家的事情也能办成;对犯有重罪的人使用轻刑，刑罚虽然使用了，而事情也没办成，这就叫用刑罚招致更大的刑罚，那么国家的实力就会被削弱。 　　圣明的君主懂得事物的关键，所以他治理民众能掌握最关键的东西。如果掌握奖赏和刑罚用专一从事农耕和作战来培养仁德，这一定是他政治思想的继续。圣明的君主在统治民众时，一定能得到他们的真心拥戴，所以，能在农战中用他们的力量。实力能产生强大，强大能产生威力，威力能产生恩德，恩德又产生于实力。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拥有实力，所以他在天下能继承仁义。

《商君书》也称作《商君》、《商子》，旧本是商鞅所著，是法家学派的代表值之一。《商君书》的主要思想是：主张法治，实行农战，加强集权，从而使秦国富强起来。《商君书》汉朝时共计有29篇，后有部分遗失，现今实存24篇。书中记载了秦国的一些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制度，以及在变法过程中的一些事情。这本书阐述了商鞅自己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主张，以及他的哲学观念和历史观点见解。《商君书》中的治国主张深受秦国统治者称赞，同时书中的变法措施也使得秦国日渐富强，终实现了秦始皇一统中原的历史。

　　算地 　　作者：商鞅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 　　开，则行倍。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夫弃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务过也，而上下事之，故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 　　故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薮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也。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山林、薮泽、溪谷足以供其利，薮泽堤防足以畜。故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足。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 　　今世主有地方数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实仓，而兵为邻敌，臣故为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用兵之道，务在壹赏。私利塞于外，则民务属于农;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私赏禁于下，则民力抟于敌;抟于敌，则胜。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知而权利。易力则轻死而乐用，权利则畏罚而易苦。易苦则地力尽，乐用则兵力尽。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性之常也，而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圣人审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故万乘失数而不危、臣主失术而不乱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审数，臣欲尽其事而不立术，故国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故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 　　今则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务者，皆非国之急也。身有尧、舜之行，而功不及汤、武之略者，此执柄之罪也。臣请语其过。夫治国舍势而任说说，则身剽而功寡。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禁;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故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名成。圣人非能以世之所易胜其所难也，必以其所难胜其所易。故民愚，则知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臣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效汤、武之时，而行神农之事，以随世禁。故千乘惑乱，此其所加务者过也。 　　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明君慎观三者，则国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国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两者偏用，则境内之民壹;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故圣人之为国也，民资藏于地，而偏托危于外。资藏于地则朴，托危于外则惑。民入则朴，出则惑，故其农勉而战戢也。民之农勉则资重，战戢则邻危。资重则不可负而逃，邻危则不归。于无资、归危外托，狂夫之所不为也。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此臣之所谓过也。 　　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故其国刑不可恶而爵禄不足务也，此亡国之兆也。 　　刑人复漏，则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则徼幸于民、上;徼于民、上以利。求显荣之门不一，则君子事势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烦。君子不设其令，则罚行。刑烦而罚行者，国多奸，则富者不能守其财，而贫者不能事其业，田荒而国贫。田荒，则民诈生;国贫，则上匮赏。故圣人之为治也，刑人无国位，戮人无官任。刑人有列，则君子下其位;衣锦食肉，则小人冀其利。 　　君子下其位，则羞功;小人冀其利，则伐奸。故刑戮者，所以止奸也;而官爵者，所以劝功也。今国立爵而民羞之，设刑而民乐之，此盖法术之患也。 　　故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荣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 　　译文 　　作者：佚名 　　一般国君犯的弊病是，用兵作战时不衡量自己的兵力和能力，开垦荒地时不计算好土地。因此有的地方狭小而人口众多，人口的数量超过了国家所拥有的土地;有的土地宽广而人口少，土地面积超过人口数量。人口数量超过国家拥有的土地，就一定要开辟疆土;土地面积超过人口，就要想办法招来人口开荒。要开辟疆土，就要成倍地扩大军队的数量。可是人口超过了国家占有的土地，那么国家取得的功绩就少而且兵力不足;土地面积超过人口数量，那么国家的山林，湖泽、财力、物力就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放弃自然资源，任民众放荡，游手好闲，这是君主在事业上的过失，可是现在从君主到臣民都这么做，因此，人口虽多而军队的实力却很弱，土地虽广而国家的实力却很少。 　　过去君主统治国家使用土地的比例是：山、森林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水少而草木繁茂的湖泊沼泽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山谷、河流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城市、道路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四，这是前代帝王的正确规定。所以治理国家给民众分配耕地使人数少于耕地数。每个农民分得五百亩，国家得到的税收不足以养活一个士兵，这是因为土地不足以完成这样的任务。土地方圆百里，派出兵士一万人，人数少于土地数。最好的办法是，让国家可耕种的土地足以养活那里的民众，山地、森林、湖泊、沼泽、山谷足够供应民众各种生活资料，湖泊、沼泽的堤坝足够积蓄水源。因此，军队出征作战，粮食的供应充足而财力有余;军队休息时，民众都从事农耕，而积存经常富足，这就叫利用土地备战的规则。 　　现在君主拥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而粮食还不够用来准备打仗，装满粮仓，可军队却与邻国为敌，所以我为君主担忧这件事。土地广大却不去开垦，同没有土地相同，关键在于开垦荒地;用兵的办法关键在于实行统一的奖赏。堵塞民众从耕战之外获得私利的途径，那么民众就一定会归属到农耕上;民众归属到农业上，就一定淳朴。民众淳朴，就一定害怕法令。禁止臣子在下面私自搞奖赏。那么民众的力量就会凝聚在对敌国打仗上，如此就定能获胜。根据什么知道会这样呢?那就是人之常情。民众朴实，就会造就勤劳的品质而不吝惜自己的力气，人贫穷了就会产生智谋而衡量个人得失。肯奉献自己的力气就会徇死效力，名和利便一齐得到了。 　　人天生的本性，饿了就要寻找食物，劳累了就寻求安逸，痛苦了就寻找欢乐，屈辱了就追求荣耀，这是人之常情。人追求个人私利时，就会违背礼制的规定;追求名誉时就会丧失人性的特征。根据什么说他们这样呢?现在盗贼向上违反了君主的禁令，而在下面丢失了臣子的礼仪，因此他们的名声受到耻辱而生命有危险，他们仍然不想停止，这是因为利益关系。那些古代的士人，穿的衣服不能温暖皮肤，吃的不能填饱胃肠，为的是磨练自己的意志，辛劳自己的四肢，从伤害自己的五脏，可自己的心胸更加宽广，这不是人性的普遍规律，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为名利。所以说名和利聚集到一块，那么民众就会顺从它。 　　君主掌握着给民众名和利的大权，而能获得功绩和名声的根本是依靠统治方法。圣明的君主弄清权力的情况而掌权，弄明白统治方略再役使民众。统治方法，是君主治国的关键。所以，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丧失了统治政策却不危险，君主没有统治方法而国家不混乱的情况从严也没有过。现在君主想要开辟土地，统治民众却不明白统治政策，想让大臣各尽职尽责而不确立治国方法，所以国家有不服从的民众，君主有不听命的大臣。因此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在国内让民众来隶属于农业，对外让民众考虑对敌作战。从事农耕，是民众认为痛苦的事，而打仗，是民众认为最危险的事。民众做自己信为痛苦的事，干自己认为危险的事，这是出于一种打算。所以民众活着就要考虑自己的利益，死就会考虑自己身后的名望。对民众所追求的名和利的来源，不能不考察。利益的来源是土地，那么民众就会竭力耕地;名誉来源于对外作战，那么民众就会拼死打仗。对内让民众竭力种地，那么荒地就不会荒芜;对外让民众拼死作战，就能战胜敌国。能战胜敌国而荒地又不荒芜，富强的便可以唾手可得了。 　　现在不是这样。国君更加卖力做的事情都不是国家的当务之急。他们身上有尧舜一样的品德，但他们所建立的功绩却赶不上商汤和周武王。这是因为他们掌握权柄的过错。请让臣说说他们的过错。治理国家假如放弃权力而任用喜欢空谈的人，那么虽然自身品德好可功绩却少。因为使用《诗》、《书》的空谈游说之士，那么民众就会四处游荡轻视君主;作用那些隐逸之士，那么民众就会疏远君主并且诽谤君主;作用勇士，民众就会争强好胜不重视君主的禁令;手工业者被任用，那么民众就轻浮好动而喜欢迁移;有钱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赢利，那么民众就会依靠他们而议论君主。如果这五种人被国家选用，那田地就会荒芜而军队的战斗力会削弱。喜欢空谈的人的资本在于巧言善辩，隐士的资本在于他的高洁心志，勇士的资本在于勇气，手工业者的资本在于一双巧手，商人的资本在于他自身。所以，这些人以四海为家，资本随身携带，民众把自己谋生的资本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而且到了国外都投靠外国挟带借以安身立命的本事归附私门，就是像尧、舜这样的贤明君主也难以将国家治理好。因此商汤和周武王下令禁止这种情况，就能建立功业。圣明的君主不用世上容易得到的东西胜过他们难以拥有的东西，必须用他们难以具备的东西来超过容易获得的东西。如果人们愚昧，那便可以用智慧战胜他们，世上的人有智慧，就可以用力量战胜他们。由于人们愚昧，那么他们就不会吝惜自己的力气而难以有技巧;世人有技巧，就容易有智慧而不愿出力气。古代神农教会人们耕田而成为天下帝王，这是因为人们要学习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创造了强大的军队而征服一天下诸侯，这是因为诸侯们屈服于他们的强力。现在世人多机巧而且民众多放荡，正是仿效商汤和周武王的时候，可是君主们却做神农当年做的事，顺从世俗的禁忌，放弃了法治。所以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国也混乱，这是因为他们特别认真去做的事情都错误的结果啊! 　　人的常情：用尺量东西的时候就会取长弃短，用称来称东西的时候就会取重弃轻。衡量个人得失的时候就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英明的君主认真观察这三种情况，那么治理国家的原则就能确立，而民众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利用了。国家对民众的要求不多，可民众躲避国君约束的办法很多。对内役使民众归属农业，对外让民众专心于作战，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多制定禁令，用来限制民众对农战不利才能的发挥，喜欢利用实力来断决民众的欺诈行为。这两个办法普遍使用，那国内的民众就会一心了，同众一心，就会专心务农;专心务农，那么就会淳朴，民众淳朴，就会安心住在家乡而讨厌外出了。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让民众将资本寄托到土地里，而很少去托身外国危险之地。民众将资本寄托到土地里就会淳朴，托身外国危险之地就会迷惑。民众在国内朴实，在外国迷惑，所以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尽力而作战积极。民众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资本就会增多，作战积极邻国就会危险。民众资本多就不容易带着出逃，邻国危险就不会去投靠。没有资本，投身外国危险之地，就是疯子也不会这么做。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观察风俗，确立法规，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弄清国家的根本在耕战，就能制定适当的国策。不观察当时的风俗，不考察国家的根本，那么国家法令就是制定了民众也会混乱。政务繁忙而功绩少，这就是我所说的过失啊。 　　刑罚是禁止奸邪的工具。赏赐是辅助刑罚的工具。羞耻、侮辱、疲劳、痛苦是人民憎恶的对象。显贵、光荣、安逸、快乐是人民追求的对象。如果国家的刑罚不是可以憎恶的东西，官爵、俸禄不是值得追求的东西，这就是亡国的预兆了。如果该受刑罚的人隐藏漏网，那么百姓就邪僻游荡，不以刑罚为苦，对于君上存着侥幸的心理，而去追求私利。如果显贵、光荣不出于一个门路，那么官吏就要追求势力、巧取名誉。百姓不怕犯法，刑罚就要频繁;官吏不执行法令，刑罚就要错乱。刑罚频繁而又错乱，国家的奸人就会多起来。这样，富人就不能保有他们的财产，穷人就不得从事他们的职业，土地就因而荒废，国家就因而贫穷。土地荒废，人民就要诈骗。国家贫穷，国君就缺少财物进行赏赐。所以圣人治国，受过刑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犯过罪的人在朝廷上没有官做。如果受过刑的人还有地位，官吏就会看不起自己的地位。如果犯过罪的人还穿着锦衣，吃着肉，百姓就会贪图非分的利益。官吏看不起自己的职位，就会以自己有功为可耻。百姓贪图非分的利益，就会夸示自己的奸巧。本来，刑罚是禁止人们作奸的工具。官爵是鼓励人们立功的工具。现在国家设置官爵，而人们认为可耻;制定刑罚，而人们认为可乐。这就是法度和方法上有错误了。因此，国君必须掌握大权，统一政策，而制定方法。设置官吏，授予爵位，要轻重相当。任用群臣，要讨论劳绩，根据功勋。这样，衡量上级下级的秤就会平衡了。衡量上级下级的秤平衡了，臣民就能用尽他们的力量，国君也就能掌握自己的权力了。　

　　画策 　　作者：商鞅 　　昔者昊英之世，以代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黄帝之世，不麛不卵，官无供备之民，死不得用椁。事不同，皆王者，时异也。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义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治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 　　名尊地广，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于亡者，何故?战罢者也。 　　不胜而王、不败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民勇者，战胜;民不勇者，战败。能壹民于战者，民勇;不能壹民于战者，民不勇，圣王见王之致于兵也，故举国而责之于兵。入其国，观其治，兵用者强。奚以知民之见用者也?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史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 　　又曰：“失法离令，若死，我死。乡治之。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生。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 　　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 　　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为奸邪、盗贼者死刑，而奸邪、盗贼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奸邪、盗贼者，刑轻也，刑轻者，不得诛也;必得者，刑者众也。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赏善之不可也，犹赏不盗。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跖乎?势不能为奸，虽跖可信也;势得为奸，虽伯夷可疑也。 　　国或重治，或重乱。明主在上，所举必贤，则法可在贤。法可在贤，则法在下，不肖不敢为非，是谓重治。不明主在上，所举必不肖，国无明法，不肖者敢为非，是谓重乱。兵或重强。或重弱，民固欲战，又不得不战，是谓重强。同固不欲战，又得无战，是谓重弱。 　　明主不滥富贵其臣。所谓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谓贵者，非爵位官职也?废法作私爵禄之，富贵。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过人也。然民虽有圣知，弗敢我谋;勇力，弗敢我杀;虽众，不敢胜其主;虽民至亿万之数，县重赏而民不敢争，行罚而民不敢怨者，法也。国乱者，民多私义;兵弱者，民多私勇。则削国之所以取爵禄者多涂;亡国之欲，贱爵轻禄。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谓奸民。 　　所谓“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欲无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 　　不能独为非，而莫与人为非。所谓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饮食有节，则出寡矣。女事尽于内，男事尽于外，则入多矣。 　　所谓明者，无所不见，则群臣不敢为奸，百姓不敢为非。是以人主处匡床之上，听丝竹之声，而无下治。所谓明者，使众不得不为。所谓强者，天下胜。天下胜，是故合力。是以勇强不敢为暴，圣知不敢为诈而虚用;兼天下之众，莫敢不为其所好而辟其所恶。所谓强者，使勇力不得不为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说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 　　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 　　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是以兵出而无敌，令行而天下服从。黄鹄之飞，一举千里，有必飞之备也;丽丽、巨巨，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势也;虎、豹、熊、罴，鸷而无敌，有必胜之理也。圣人见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湿制火。故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圣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非其义也，饿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译文 　　过去昊英氏统治的时代，让民众砍树捕杀野兽，那是因为当时民众少而树、野兽多。黄帝治理天下时不让人们捕杀幼小的野兽，不让人们吃鸟蛋，官吏没有供自己使唤的奴仆，死了不能用棺材埋葬。昊英、黄帝做的事不一样，却都称王于天下，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神农治理天下时，男人耕种而使人有饭吃，女人织布让我们有衣裳穿;不使用刑法和政令而天下安定，不用军队就能称王天下。神农死了，人们开始以强凌弱，靠人多势重欺压人数少的氏族，因此黄帝制定了关于君臣和上下级之间的道德准则，父、子，兄弟间的礼仪，夫妻之间的婚配原则，对内使用刑罚，对外用军队征伐，同样是因为时代变了。由此看来神农并不是比黄帝高明，可是他的名声却很高，这是因为他顺应了时代变化。因此用战争消灭战争，虽然进行战争也是可以的;用杀人消除杀人，虽然杀了人也是可以的;用刑罚消灭刑罚，虽然加重刑事罚也是可以的。 　　过去能控制天下的人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能够战胜强敌的人也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因此制服民众的根本在于控制民众，就像冶炼工人对黄金冶炼的控制，制陶工人对泥土的使用一样，这个根本不坚固那民众就像飞鸟和野兽，有谁能控制他们呢?治理民众的根本方式是实行法治。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是用法律来遏制民众，而名声和土地就都增加了。 　　君主的名声尊贵，拥有广阔的土地，最后达到称王天下，什么缘故呢?名望低微，土地面积减少，甚至最后灭亡，又是什么原因呢?是因战败了。没有打胜仗而不称王天下，没有打败仗而不灭亡的国家，这是古今也未曾有过的事。民众作战勇敢，打仗就会获胜，反之则会失败。能让民众专心作战的君主，民众打仗就勇敢;不能使民众专心作战的君主，民众打仗就不勇敢。圣明的君主看见称王天下的功业只能在战功中获得，所以要求全国的民众当兵。走进一个国家，观察这个国家的治理方法，军队被充分运用国家就强大。凭什么知道民众被君主使用了呢?那就是民众看见打仗，就像饥饿的狼看见了肉一样，那么民众就被使用了。 　　一般来说，战争是民众讨厌的东西，能让民众喜欢去打仗的君主就称王天下。强大国家的民众，父亲送他的儿子去当兵，哥哥送他的弟弟去当兵，妻子送她的丈夫去当兵，他们都说：‘不能得到敌人的首级不要回来!"又说：‘不遵守法律，违抗了命令，你死，我也得死，乡里会治我们的罪，军队中又没有地方逃，就是跑回家，我们要搬迁也没有地方可去。"军队的管理办法是将五个人编成一伍，实行连坐，用标记来区分他们，用军令来束缚他们。逃走了也没有地方居住，失败了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三军的将士听众军令就像流水一样，就是战死也不掉转脚跟向后退。” 　　国家治理混乱，不是因为它的法度混乱，也不是因为法度被废弃不用。国家都有法律，但却没有让法律一定实行的办法。国家虽有禁止邪恶犯罪，对盗贼处以刑法的法令，但却没有使邪恶、盗贼一定能捕获的办法。作邪恶之事、偷盗的人要处死刑，可是犯奸、偷盗的现象却不断发生，这是由于做了坏事不一定能被抓住。就是一定能抓住却仍有邪恶、偷盗的事发生，这是因为刑法轻的原因。刑法轻，不能成功地处治犯罪;假如能捕获，受刑罚处治的人就多。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只处罚不守法的人，不奖赏善良而守法的民众，因此，不用刑罚民众也善良守法。是因为刑罚重了。刑罚重，民众不敢触犯刑法，因此也就没有刑罚;民众没有谁敢做不该做的事，这时全国的民众都守法。因此，不奖赏守法的良善人而民众都善良。不可以奖赏善良的人，就像不能奖赏盗贼一样。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使像跖一样的人变得诚实可信，而何况像伯夷这样的人了?不会治理国家的人，即使是像伯夷一样的高洁之士也可疑，更何况跖了?假如形势使人不能做坏事，即使是跖一样的人也可以信赖;假如形势能让人做坏事，即使是伯夷一样的高洁的人也可疑。 　　国家或者是治理的更好，或者是治理的更乱。英明的君主处在国君的地位上，它所选用的人一定有贤德的才能，那么法令便掌握在贤德的人手中。法令掌握在贤德的人手中，那么法度就能在下面实行，不贤德的人就不敢做坏事，这就叫治上加治。不英明的君主处在国君的位置上，它所选用的一定都是不贤德的人，国家就不会有严明的法令，不贤德的人就敢做坏事，这就叫乱上加乱。军队或者是强上加强，或者是弱上加弱，民众本来想要打仗，又不能不去打仗，这就叫弱上加弱，即更弱。 　　英明的国君不能毫无节制地使他的臣子们富贵。所说的富，不是指的粮食珠玉吗?所说的贵，不是指的爵位官职吗?废弃法律变成个人做主，赐给臣子爵位和俸禄，那么臣子们便富贵了。一般说来，君主的品德行为不是高于所有的人，智慧也不是都能超出所有的人，勇敢、力量也不是超出所有的人。可是，民众即使有不寻常的智慧，也不敢谋求君主的地位;有勇敢和力量，也不敢弑杀君主;即使民众人数多，也不敢凌驾在他的君主之上;即使民众的人数达到亿万人的数目，可是，只要君主摆出优厚的奖赏而民众也不敢争抢，实行刑罚而民众也不敢怨恨，这是因为有了法度。国家混乱，是由于民众多考虑个人之间的情义;军队的力量弱，是因为民众多追求个人间的斗勇。那么在实力削弱的国家获取爵位、俸禄的途径就有许多;使国家灭亡的风气，是因为民众看不起爵位，轻视俸禄。不劳动有饭吃，不打仗有荣誉，没有爵位照样尊贵，没有俸禄照样富有，没有官职照样有威风，这就叫做奸民。所说的“善于治国的君主身边没有忠臣，慈爱的父亲身边没有孝顺的儿子”，这是因为英明的君主不想听好听的恭维话，都使用法律使大臣互相监督，用命令让大臣互相纠正。这样的话，臣民们就不能单独做坏事，也不能同别人一块做坏事。所说的富有，是进的多处地少。穿衣有限制，吃的喝的都有节制，那么支出的就少。妇女在家中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男人在外面做自己该做的事，那么收入就多。 　　所说的英明君主，是指君主没有什么地方看不到，那么大臣就不敢做不该做的事，民众就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君主坐在安适的床上，听着弦乐器和管乐器奏出的乐曲，而天下便治理好了。所说的英明君主，它能使民众不能不按法令去做事。所说的强大君主，使治天下人都被他制服了。因此才能聚合天下人的力量。所以强悍的人不敢暴乱，圣明聪慧的人不敢做欺诈的事，并凭借空洞的说教被君主选用;拥有全天下的人，没有谁敢不做君主所喜欢的事，而回避君主所讨厌的。所说强大的君主，使指他能使有勇力的人不得不为自己所用。他统一天下的理想能实现，天下的人都愿意辅佐他;他的理想如不能实现，天下的人也喜欢他。依靠天下的人，天下的人就会抛弃他;自己依靠自己的人，才能得到天下。得到天下的君主，首先是要自己得到自己的人;能战胜强大的敌人，首先自己能战胜自己。 　　圣明的人懂得社会一定会那样发展的道理，一定要顺应时代发展的形势，因此制定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的法令，使用战必胜的民众，下达民众一定能听从的命令。所以军队出发打仗便会无敌于天下，君主的命令一下达天下便会服从。黄鹄飞翔，一飞便是上千里，这是因为它具备一定能飞行千里的翅膀。丽丽、巨巨这样的良马能一天跑一千里远，这是因为它们具备一天能奔跑一千里的本领。虎、豹、熊、罴，生性凶残而无敌于天下，是因为它们有一定能战胜其他野兽的能力。圣人能发现社会本当如此发展的政治准则，明白社会一定那样发展的规律，所以他统治民众，就像利用高低的地势控制水流一样，又像用易燃物品的干湿来控制火一样。所以说,讲求仁慈的人能够对别人仁慈却不能使别人仁慈;讲求道义的人能够爱别人，却不能使别人相爱。因此，懂得仁慈、道义的人不足以治理天下。圣人有一定让天下人信任的品德，又具有让天下人不能不信任的办法。这里所说的道义，是说作为臣子定要有忠心，做儿子一定有孝心，长幼之间有礼节，男女之间要有别。如果不合乎道义，就是饿死也不能苟且吃饭，死了也不能苟且偷生。这些不过是有法律国家的平常之事。因此，圣明的帝王不重视道义而重视法律，而且法律必定要平明，君主的命令一定要贯彻执行，那就可以了。　

1、原文：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公叔曰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 公叔既死，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公与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换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2、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般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3、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居五年，秦人富强。孝公使卫鞅将而伐魏。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印，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随去安邑，徙都大梁，惠王日：“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4、译文：商君是卫国公室的庶出公子，名鞅，姓公孙，他的祖先原本姓姬。商鞅年少时喜好刑名之学，事奉魏国相国公叔座。公叔座知道他有才干，还没有来得及向魏王进荐。适遇公叔座病重，魏惠王亲自前往探望病情，说：“您的病倘若有三长两短，国家将怎么办?”公叔座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年纪虽轻，却身怀奇才，希望大王把全部国政交付给他。大王如果不起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掉他，别让他出国境。”公叔座已死，公孙鞅听说秦孝公在国中下令寻求贤才，准备重建秦缪公的霸业，东方要收复被魏国侵占的土地，于是就西行进入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孝公。孝公与他交谈，好几天还不满足。景监对卫鞅说：“你用什么说中我国君的心意?我的国君高兴得很啊。”5、卫鞅说：“我就用强国之术向国君陈述，国君大为高兴。” 秦孝公立即任用卫鞅，卫鞅准备变法，但秦孝公担心天下非议自己。卫鞅说：“行动迟疑不决就不会成名，做事犹豫不定就不会成功。圣人如果可以强国，就不袭用成法;如果可以利民，就不遵循旧礼。”秦孝公说：“好。” “治理社会不只一条道路，有利国家不必效法古代。所以商汤、周武不循古道而缔造王业，夏桀、商纣不改礼制而亡国。违反古道的不可以否定，而因循旧礼的不值得赞美。”秦孝公说：“好。”用卫鞅为左庶长，终于决定变法的命令。法令在百姓中实行一年，秦国百姓到国都来说新法不适宜的人数以千计。在这时太子触犯法令。卫鞅说：“法令不能实行，是由于上面的人触犯法令。”准备依法惩处太子。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加刑罚，便对太子傅公子虔行刑，并对太子师公孙贾处以黥刑。第二天，秦国百姓都服从法令了。实行新法十年，秦国百姓皆大欢喜，路上不捡拾他人遗物，山中没有蟊贼强盗，家家富裕，人人满足。于是秦孝公任用卫鞅为大良造。经过五年，秦人国富兵强，秦孝公派遣卫鞅领兵攻伐魏国。6、卫鞅事先埋伏穿戴盔甲的武士而袭击俘虏了魏公子印，乘势攻击他的军队，全部打垮魏军而返回秦国。魏惠王因军队屡次败于齐国、秦国，国内十分空虚，日益衰落，非常恐慌，于是派遣使者割让河西之地奉送给秦国以求和解。而后魏惠王就离开安邑，迁都到大梁。魏惠王说：“我悔恨当初不听公叔座的话啊。”卫鞅击败魏军归来，秦孝公封给他於、商之间的十五个邑，从此号称商君。

　　修权 　　作者：商鞅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赏，则下不用;数加严令而不致其刑，则民傲死。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故明主任法。明主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 　　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不以爵禄便近亲，则劳臣不怨;不以刑罚隐疏远，则下亲上。故授官予爵不以其劳，则忠臣不进;行赏赋禄不称其功，则战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 　　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 　　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 　　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谚曰：“蠹众而木析，隙大而墙坏。”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 　　译文 　　国家的安定有三个因素：一是法度，二是信用，三是权力。法度是君臣共同执掌的;信用是君臣共同树立的;权力是君主独自控制的。君主失去掌握的权力则国家会陷入危机，君臣抛弃法度只顾私利国家必然混乱。所以确立法度明确公私的界线，并且不因为私利而损害法度，则国家会安定。君主独掌权力控制人民就树立了威信。人民相信君主的赏赐事业就会办成，相信君主的惩罚犯罪就不会发生。只有贤明的君主才珍惜权力看重信用，不会因为私利而损害法度。所以君主许下很多施予恩惠的空话而不能实现，臣下就不会愿意效力;屡次颁布严厉的法令而从不执行，民众就会轻视死刑。所有的奖赏都是文治，而惩罚是武治，赏罚是法度的纲要，所以贤明的君主是看重法制的。贤明的君主不被蒙蔽叫贤明，不被欺骗叫明察。所以重赏之下树立了信用，而重罚也是必然的。(重赏)不忘关系疏远的人，(重罚)不回避关系亲近的人。这样臣子就不会蒙蔽君主，百姓就不会欺骗统治者。 　　世上的统治者大多数都抛弃了法度而任由私人意见来统治国家，这是国家为什么混乱的原因。先王制定秤砣和秤杆,确立尺寸的标准，作为标准沿用至今，是因为制定的各种量制的界限明了。如果抛弃了权衡而判断轻重，废除尺寸而估计长短，即使估计的很准，商人也不会用这种办法，因为这样的结果不是完全肯定的。所以法度也是治国的权衡。违背法度而靠个人意见，都是不知类推事理的。不用法度就可断定人是智慧还是愚笨，贤明还是无能的就只有尧了，但世上不是人人都是尧。所以先王知道不可以任由私议和称誉个人来治理国家，必须规定法律明确标准，符合法律的就奖励他，危害国家的就要惩罚。赏罚的法度不失标准，民众就不会有争议。(如果)不按功劳来授予官爵，忠臣就不会尽力办事;不按军功行赏赋禄，战士就不会打仗。大臣侍奉君主，多数投君主所好。君主好法度大臣就以法律奉君，君主爱听好话大臣就以谗言奉君。君主好法度身边就会聚集正直之士，君主好谗言身边就都是奸臣。 　　公私界限分明，平庸的人就不会忌妒有才干的人，无能的也不会忌妒功臣。所以尧舜统治天下，不是从天下获取私利，是为天下而治理天下;选择能人而传位给他，不是疏远亲生儿子而亲近无血缘关系的人，而是明白治理国家的道理。所以三王靠仁义得天下，五霸靠法律控制诸侯，都不是从天下掠取私利的，而是为天下治理天下。所以有功名的君主，天下的人都满意他的统治，没有谁能动摇他的统治。如今乱世的君臣都渺小得只重一国的利益和掌管自己官府的权力，这也是国家陷于危机的原因。所以是否公私分明是国家存亡的根本。 　　废除法度喜欢私议，那么奸臣就会买官来求得俸禄，一般官吏就会隐瞒民情而鱼肉百姓，这就是人民的蠹虫。谚语说：“蛀虫多了，而树会折断，缝隙大了，而墙会坏。”如果大臣争相谋取私利而不顾及百姓，那民众就会远离君主，这是国家是“缝隙”。国家常设官吏隐瞒下情，侵犯民众的利益，这就是民众的“蛀虫”。而国家有了“蛀虫”、“缝隙”而不灭亡的，天下少有。所以贤明的君主确定法律摒去私利，国家就不会有“蛀虫”、“缝隙”了。　

《商君书》在历史上被列为禁书是因为作为统领秦国改革的商鞅，他的书籍包含着大量的治国的道理。如果被一些有野心而且有实力的人拿到了这本书籍，便是能够从民间开始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反行为，使得国家的统治政权极为被动。将其称为天下第一禁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民间被禁止的同时，国家的统治者们却一直在学习这本书籍的内容，即便是在罢黜百家的汉武帝时期，很多政策的制定都是以法家的思想作为蓝本的，但是又因为出自自己对法家的禁止，只能够偷偷使用，并不能完全拿到台面上。《商君书》的内容《商君书》记载了秦国的一些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以及变法的史实,阐述了商鞅的政治、经济主张,哲学思想及社会历史观点等。其中《更法》记述了商鞅同甘龙、杜挚关于变法的争论，《垦令》、《农战》、《算地》、《外内》等篇集中反映了商鞅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开塞》、《壹言》等篇论述了商鞅的历史观。

1. 商鞅变法文言文翻译 希望对你有帮助： 【原文】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 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摘自《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译文】 孝公已经任命了卫鞅，卫鞅想要实施变法图强政策，唯恐天下人对自己产生非议。法令已经完备，但没有公布，（商鞅）恐怕百姓不信任，于是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招募百姓有能够搬到北门的就赏给十镒黄金。 百姓对此感到惊讶，没有人敢去搬木杆。就又宣布命令说：“有能够搬过去的就赏给五十镒黄金。” 有一个人搬木杆到北门，立即赏给他五十镒黄金，以表明没有欺诈。终于颁布（变法的）法令。 2. 求商君书（境内）的翻译 1.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 三官者生虱官者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朴必削。三官之朴三人，六官之朴一人。 以法去法者，强；以法致法者，削。常官法去则治。 治大国，小；治小国，大。强之，重削；弱之，重强。 夫以强攻弱者，亡；以弱攻强者，王。 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 举劳任功曰强，虱官生必削。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 （《商君书·去强》） 【译文】 农民、商人、官吏三种人是国家有经常职业的人。这三种人产生了六种虱害；第一是“岁”虱①；第二是“食”虱②；第三是“美”虱③；第四是“好”虱④；第五是“志”虱⑤；第六是“行”虱⑥。 这六种虱害生了根，国家必削。农、商、官三种职业的根在三种人身上，而六种虱害的根，却在国君一个人身上。 能用法律来治国，国家就强。专靠政令来治国，国家就削。 久任一个官而他能把政事治理得很好，就升他的官级。治道扩大，国土就会缩小。 治道缩小，国土就会扩大。 使人民强悍，国家就削而又削。 使人民怯弱，国家就强而又强，采用使民化为强的政策来攻强民，就要亡国。采用使民化为弱的政策来攻强民，就能成就王业。 国强而不去战争，毒素灌输于国内，礼乐虱害就产生了，这样，国家必削国强就去战争，毒素输于国外，国内没有礼乐虱害，这样，国家必强。 任用有功劳的人，国家就强。 虱害产生，国家就削。农民少，商人多，因而贵人穷了，商人穷了，农民穷了，这三种人都穷了，国家必削。 【注释】 岁虱：指农民游惰，使年岁歉收。 食虱：指农民不务本业，白吃粮米。 美虱：指商人贩卖华丽的东西。 志虱：指官吏营私舞弊的思想。 行虱：指官吏贪赃枉法的行为。 2.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 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故其国刑不可恶而爵禄不足务也，此亡国之兆也。 刑人复漏，则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则徼幸于民上。 徼幸于民上以利求，显荣之门不一，则君子事势以成名。 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烦；君子不设其令，则罚行。刑烦而罚行者，国多奸；国多奸则富者不能守其财，而贫者不能事其业，田荒而国贫。 田荒 *** 轴生，国贫则上匮赏。故圣人之为治也，刑人无国位，戮人无官任。 刑人有列，则君子下其位；戮人衣锦食肉，则小人冀其利。 君子下其位，则羞功；小人冀其利，则伐奸。 故刑戮者，所以止奸也；而官爵者，所以劝功也。今国立爵而民羞之，设刑而民乐之，此盖法术之患也。 故君子操权一政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劳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 （《商君书·算地》） 【译文】 刑罚是禁止奸邪的工具。赏赐是辅助刑罚的工具。 羞耻、侮辱、疲劳、痛苦是人民憎恶的对象。显贵、光荣、安逸、快乐是人民追求的对象。 如果国家的刑罚不是可以憎恶的东西，官爵、俸禄不是值得追求的东西，这就是亡国的预兆了。 如果该受刑罚的人隐藏漏网，那末，百姓就邪僻游荡，不以刑罚为苦，对于君上存着侥幸的心理，而去追求私利。 如果显贵、光荣不出于一个门路，那末，官吏就要追求势力、巧取名誉。百姓不怕犯法，刑罚就要频繁；官吏不执行法令，刑罚就要错乱。 刑罚频繁而又错乱，国家的奸人就会多起来。 这样，富人就不能保有他们的财产，穷人就不得从事他们的职业，土地就因而荒废，国家就因而贫穷。 土地荒废，人民就要诈骗。国家贫穷，国君就缺少财物进行赏赐。 所以圣人治国，受过刑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犯过罪的人在朝廷上没有官做。如果受过刑的人还有地位，官吏就会看不起自己的地位。 如果犯过罪的人还穿着锦衣，吃着肉，百姓就会贪图非分的利益。官吏看不起自己的职位，就会以自己有功为可耻。 百姓贪图非分的利益，就会夸示自己的奸巧。本来，刑罚是禁止人们作奸的工具。 官爵是鼓励人们立功的工具。现在国家设置官爵，而人们认为可耻；制定刑罚，而人们认为可乐。 这就是法度和方法上有错误了。因此，国君必须掌握大权，统一政策，而制定方法。 设置官吏，授予爵位，要轻重相当。任用群臣，要讨论劳绩，根据功勋。 这样，衡量上级下级的秤儿就得平了。衡量上级下级的秤儿得平，臣民就能用尽他们的力量，国君也就能掌握自己大大权了。 3.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 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 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 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 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 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效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商君书·开塞》） 【译文】 政治修明的国家，刑罚多而赏赐少。政治混乱的国家，赏赐多而刑罚少。 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家，刑罚有九分，赏赐有一分。削弱的国家，赏赐有九分，刑罚有一分。 人的罪过有厚有薄，所以朝廷。 3. 求《商君传》文言文的翻译 孝公任用卫鞅后不久，打算变更法度，又恐怕天下人议论自己。 卫鞅说：“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搞出名堂，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况且超出常人的行为，本来就常被世俗非议；有独道见解的人，一定会被一般人嘲笑。 愚蠢的人事成之后都弄不明白，聪明的人事先就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不能和百姓谋划新事物的创始而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的欢乐。 探讨最高道德的人不与世俗合流，成就大业的人不与一般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 孝公说：“讲的好。”甘龙说：“不是这样。 圣人不改变民俗而施以教化，聪明的人不改变成法而治理国家。顺应民风民俗而施教化，不费力就能成功；沿袭成法而治理国家，官吏习惯而百姓安定。” 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的说法啊。一般人安于旧有的习俗，而读书人拘泥于书本上的见闻。 这两种人奉公守法还可以，但不能和他们谈论成法以外的改革。三代礼制不同而都能统一天下，五伯法制不一而都能各霸一方。 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约；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寻常的人被礼制约束。”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改变成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旧器。 仿效成法没有过失，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卫鞅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有利于国家就不仿效旧法度。 所以汤武不沿袭旧法度而能王天下，夏殷不更换旧礼制而灭亡。反对旧法的人不能非难，而沿袭旧礼的人不值得赞扬。” 孝公说：“讲的好。”于是任命卫鞅为左庶长，终于制定了变更成法的命令。 下令把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互相监视检举，一家犯法，十家连带治罪。不告发奸恶的处以拦腰斩断的刑罚，告发奸恶的与斩敌首级的同样受赏，隐藏奸恶的人与投降敌人同样的惩罚。 一家有两个以上的壮丁不分居的，赋税加倍。有军功的人，各按标准升爵受赏；为私事斗殴的，按情节轻重分别处以大小不同的刑罚。 致力于农业生产，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因从事工商业及懒惰而贫穷的，把他们的妻子全都没收为官奴。 王族里没有军功的，不能列入家族的名册。明确尊卑爵位等级，各按等级差别占有土地、房产，家臣奴婢的衣裳、服饰，按各家爵位等级决定。 有军功的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即使很富有也不能显荣。新法准备就绪后，还没公布，恐怕百姓不相信，就在国都后边市场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百姓中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给十金。 百姓觉得这件事很奇怪，没人敢动。又宣布“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五十金”。 有一个人把它搬走了，当下就给了他五十金，借此表明令出必行，绝不欺骗。事后就颁布了新法。 新法在民间施行了整一年，秦国老百姓到国都说新法不方便的人数以千计。正当这时，太子触犯了新法。 卫鞅说：“新法不能顺利推行，是因为上层人触犯它。”将依新法处罚太子。 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又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就处罚了监督他行为的老师公子虔，以墨刑处罚了给他传授知识的老师公孙贾。第二天，秦国人就都遵照新法执行了。 新法推行了十年，秦国百姓都非常高兴，路上没有人拾别人丢的东西为己有，山林里也没了盗贼，家家富裕充足。人民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为私利争斗，乡村、城镇社会秩序安定。 当初说新法不方便的秦国百姓又有来说法令方便的，卫鞅说：“这都是扰乱教化的人”，于是把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此后，百姓再没人敢议论新法了。 [原文及注释] [原文] 孝公既用卫鞅①，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②，疑事无功。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③；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④。愚者暗于成事⑤，知者见于未萌⑥。 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⑦。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⑧；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⑨，知者不变法而治。 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⑩，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 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 三代不同礼而王ue76c，五伯不同法而霸ue76d。智者作法，愚者制焉（13）；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14）。” 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15）。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 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16）。”孝公曰：“善。” 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注释] ①卫鞅：商鞅为卫国人，故称。 下句“恐天下议己”，是说孝公欲从商鞅之言而变法，可是又怕天下议论他，不是说商鞅“恐天下议己”。②疑：犹豫不定。 ③以上二句的意思是说，超出常人的人本来要被世俗非难的。④敖：通“謷”。 嘲笑。《商君书》或作“骜”，或作“訾”。 “骜”通“訾”。“訾”，毁谤。 ⑤暗：不清楚，不明白。⑥知：通“智”。 未萌：未发露、察觉。⑦虑：事先谋划、创始。 ⑧法：效法。故：指成法。 ⑨易民：改变民风民俗。⑩缘：依照，沿袭。 ue76c王：成王。 4. 文言文翻译 这应该是刘备临死前对阿斗说的话 “朕初疾但下痢耳（我当初得的病不过就是拉肚子罢了）， 后转杂他病（后来转而感染上了别的病症）， 殆不自济（终于知道自己不中用了）。 人五十不称夭（人嘛，只要到了五十，即使死了也不叫夭折）， 年已六十有馀（而我已经六十好几了）， 何所复恨（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不复自伤（我不是为自己悲伤）， 但以卿兄弟为念（只是挂念你们两兄弟罢了）。 射君到（射君来时），【这个射君不知是谁？】 说丞相叹卿智量（曾经对我说过，丞相都对你的智识和气量表示赞叹欣赏）， 甚大增修（说你气量甚大，学习也抓得很紧）， 过於所望（比我所期望的做的还好）， 审能如此（如果真是这样）， 吾复何忧（我还有什么需要忧虑的呢）！ 勉之，勉之（记紧了，不要忘了）！ 勿以恶小而为之（不要因为坏事不大就去做）， 勿以善小而不为（也不要因为好事太微小而不去做）。 惟贤惟德，能服於人（只有贤明和厚德，能够使人信服）。 汝父德薄，勿效之（你的父亲-我品德不是很好，你就不要学我了）。 可读汉书、礼记（平时可以攻读《汉书》和《礼记》之类的书籍）， 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有空的时候，诸子百家以及兵法、法律类的书都是可以阅览细看的。这些书对人的思维智识都是很有好处的）。 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听说丞相正在为你译写《申》、《韩非子》、《管子》和《六韬》等书，已经修改完一遍了，不过书还没送来）， 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学好了，即使世道变幻，国都没有了，你还可以靠自己的本事去做一番大事）。 5. 几篇古文翻译 1.商鞅变法 公孙鞅说：“臣听说，‘行动迟疑不决，就不能办好；办事优柔寡断，就不能成功。"您既然决定变法，就不要顾忌天下的议论。而且由高于世人的行为者，必定为世上所非议；有独立的见解，必定为人民所排斥.有句话说：愚蠢的人满足于已经办成的事情，聪明的人在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料到.人民不可和他们考虑如何开始办事，而可以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快乐."郭偃的法书写道："德行达到最高的人不附和世俗；成就大功的人，不和众人商量."法令是用来爱护人民的，礼节是用来方便办事的.所以圣人可以使国家强大，而不效法过去，只要有利于人民，不遵循以前的礼节." 孝公说："好". 2.胡服骑射 公子成恭恭敬敬叩头说：“我听说过，中原之国是圣贤教化的地方，行礼作乐的地方，远方国家景仰的地方，边陲少数民族学习的地方。如今赵王舍弃这些传统习俗，却去因袭胡服，违背人心，我希望您仔细考虑这件事吧。”使者回去向赵王报告了公子成的话。 赵王于是亲自去公子成处拜访，说：“我国东面有齐国、中山国，北面有燕国、东胡国，西面有楼烦国，与秦国、韩国接壤。没有骑兵，怎能守卫？中山国虽小，但它依仗齐国强大，屡次侵犯赵国土地，俘虏赵国民众，引水围鄗（hào）地，若无土神谷神保佑，鄗地几乎守不住，先君为此感到羞耻啊！所以我改革服装以防备边境的危难，报中山国之仇，可是叔父您迁就中原国家的习俗，不愿改变服装，忘了鄗的耻辱，这不是我期望的啊。”公子成被赵雍说服。 3.答司马谏议书 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不是一天两天了。大小官员大多把不关心考虑国家大事、附和世俗、讨好众人当作上策。皇上想改变这种情况，而我不估量政敌的多少，想出力协助皇上对抗他们，那么他们怎么会不声势汹汹？当年盘庚迁都，怨恨的是老百姓，不只是朝廷里的官员罢了。盘庚不因为人们怨恨的缘故，就改变他的计划。考虑得合情合理之后才行动，这样就看不出有什么后悔的。如果你责备我在职的时间很久，不能帮助皇上有大的作为，来使老百姓得到幸福，那么我承认自己的罪过；如果说现在应当不做任何事情，只是墨守以前的陈规旧法罢了，（这）就不是我所敢于领教的了。 终于完了，累。 6. 文言文东郭敞阅读答案 注释和译文供参考：东郭敞多愿①齐人有东郭敞者，犹多愿，愿有万金②.其徒请焉③，不与.曰：“吾 将以求封也④.”其徒怒而去之宋.【注释】①选自《商君书？徕民》.②金：指黄铜.秦以二十两（一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③ ：读hoū周.周济，救济.④求封：求取封爵.当时用钱可以买到官爵.【译文】齐国有个叫郭敞的人，怀有很多的愿望.他梦想获取万金财产.一次，他的门徒请他周济一 下，他非但不肯，还煞有介事地说：我将用那笔钱买官求封呢！”他的弟子一听，十分生气 ，不愿再为他效劳，便投奔到宋国去了.。 7. 《商君书》讲的是什么 《商君书》，又称《商君》、《商子》，是记载商鞅言论思想的资料汇编。 商鞅，也叫卫鞅，战国 时卫国人。商鞅本姓公孙，名鞅，因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所以被称为商鞅。 他是战国 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他著名的政治活动是“商鞅变法”。 今本《商君书》为24篇，主要内容是阐述商鞅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书中以历史发展变 化的观点为指导思想，提倡推行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发展耕织、奖励军功、明定法令等变 法主张，同时还对法的起源和作用有所论述。 此外，书中还记载了有关商鞅变法的一些史实，故 而其成为后世研究商鞅思想的主要资料。《商君书》中以朴素辩证法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现象的 历史观，对荀子、韩非等进步思想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8. 文言文《先主敕后主遗诏》的翻译 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 【朕初时发病只是有点痢疾罢了，后来转发（并发）其他多种疾病，恐怕是不能自己好起来了。】 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馀，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 【人到五十岁去世不称为夭折，我年纪已经六十有多，我还为什么事感到遗憾呢，我不再为自己伤心，只是为你兄弟（刘禅、鲁王刘永）感到不放心。】 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於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 【射君（射援）到来，说丞相赞赏你的智慧和气量，增进成长了很大的程度，超过了我们对你的期望。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子，我还有什么担忧！】 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勉励！勉励！不要因为坏事很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好事太小而不去做。】 惟贤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 【只有贤明和德行能够让别人折服。你父亲我德行浅薄，你不要仿效我。】 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 【可以读《汉书》、《礼记》，空闲时遍观先秦诸子学说及《六韬》《商君书》，这些书对人的意念和才智有益处。】 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听说丞相（让别人）为你抄写的《申》《韩（非子）》《管子》《六韬》都已经一并抄好了，还未送到你那里，在路上已经丢失了，你自己可以改从其他途径找来读。】 最后一句还可以这样翻译，但不如上一种准确，但我认为符合刘备诸葛亮的精神，仅供参考： 【听说丞相为你译写《申》《韩（非子）》《管子》《六韬》等一通书已经完成，不过书还没送来】 【学好了，即使世道变幻，国都没有了，你还可以靠自己的本事去做一番大事（恰如刘备诸葛亮自己）】 以上均来源 互联网，我仅整理归纳。

　　开塞 　　作者：商鞅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 　　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故曰：王道有绳。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故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则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故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 　　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脩汤、武。汤、武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 　　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之以效。 　　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 　　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何以知其然也? 　　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 　　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 　　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古者，民藂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其法，则举世以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 　　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译文 　　开天辟地之后人类诞生了。在这个时候，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们处世的原则是爱自己的亲人，喜欢私利。爱自己的亲人，就会区别亲疏，喜欢谋求私利，就会心存邪恶。人多，又都区别亲疏，心存邪恶为自己，那人类就会混乱。这个时期民众都尽力制服对方来竭力争夺财物，这样就发生的争斗。发生了争斗又没有一个正确的准则来解决，那人们就没有办法过正常生活。所以有道德的贤人确立了不偏不倚的正确标准，主张无私，因此人们喜欢仁爱这一准则。此时只爱自己亲人的狭隘思想被废除了，崇尚有才德之人的思想被确立了。凡是讲仁爱的人，都把爱护、方便别人当作自己的事务，而贤德的人把推举贤人当作自己的处世原则。人口众多，而没有制度，长期把推举贤人作为治理准则，就会发生混乱。所以，圣人顺应当时社会的发展形势，制定了关于土地、财货、男女等的归属权。名分确定了而没有制度不行，因此设立了法令;法令确立了而没有人来管理也不可，因此又设立了官职;官吏有了而没有人统一领导不行，所以设立了君主。君主确立了崇尚贤德的思想就废除了，而尊重显贵的思想又树立了起来。如此看来，远古时代人们爱自己的亲人而喜欢私利，中古时代人们推崇贤人而喜欢仁爱，近世人们的思想是推崇权贵而尊重官吏。崇尚贤德的人，所遵循的原则是推举贤人，可是设立了君主的地位，使崇尚贤人的准则没有用了。亲近亲人，是以自私自利为原则，而奉行不偏不倚的公正之道，使自私自利行不通了。这三个不同时代，不是做的事互相违背，而是人们原来遵循的规则有问题，所以人们原来重视的东西更改了，这是因为社会形势变了，而人们所要施行的标准也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统治天下的原则是有规律的。 　　君主统治天下的标准是一个方面，而大臣辅助君主治理天下的标准又是一个方面，他们所奉行的的原则不同，而他们所遵行的准则却只有一个。所以说民众愚笨，那么智慧就能称王天下;世上的人聪明，那么雄厚的实力就可称王天下。民众愚笨就会力量有余而智慧不足;世上的人聪慧，就智七有余有实力不足。人的本性：不懂就要学，力量用尽了就会服输。所以神农教会人们从事农业生产而称王天下，这是因为人们要学习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创造了强大的实力而征服了诸侯，这是屈服他的实力。民众愚笨，心中没有知识，就要向别人请教;贡人聪明，可是当用尽力量时就会屈服。所以靠智慧称王天下的就会抛弃刑罚，用实力来征服诸侯的人就不用德政教化民众。 　　圣人不效法古代，也不局限于现状。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局限于现状就会阻碍社会民发展。周朝不效法商朝，夏朝不效法虞舜时代。三代统治方式不同，却都能够称王天下。所以建立王业有一定原则，而守住王业的办法却不相同。周武王靠叛逆的方法夺取政权，却又顺从君主的原则来治理国家，用武力夺取天下，又崇尚谦让的仁德思想;周武王夺取天下靠的是暴力，守业靠的却是礼制。现在强国致力于用武力兼并别国，弱国所做的事是尽力防守，从远古来说赶不上虞、夏两个时代，而近古时代不遵循商汤、周武王的治国原则。像商汤、周武王那样统一天的方法补被抛弃了，所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打仗的，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防守的。商汤、周武王统一天下的方法已经被塞堵很久了，可现在的君主没有谁能开启这些方法，因此，没有出现第四个像夏、商、周三代那样的朝代。不是英明的君主不能听进去我的这番话，今天我愿意用实际效果来说明这个道理。 　　古代的民众淳朴又宽厚，现在的民众乖巧而虚伪。所以在古代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用道德教化民众放在首位;现在治理国家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法治放在前面而使用刑罚。这个古今不同的治理方法世俗之人是不能理解的。现在社会上所说的不义，就是要确定民众所讨厌的，废除民众的所喜欢的。现在二者名实皆不同，不可以不弄明白。确立民众所喜欢的，那么民众就会被他们所讨厌的东西伤害;确立民众所讨厌的，那民众就会享受他所喜欢的东西。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人忧虑就思考，思考了做事就能合乎法度;人快乐就放荡，放荡了就会产生喜欢安逸的懒惰思想。因此用刑罚治理民众就会畏惧，就不会有邪恶的事发生，没有邪恶的事发生，民众就可以享受他们的快乐了。用道义来教化就会放纵自己，民众放纵自己就会作乱，民众作乱就会被民众所讨厌的东西伤害。我所说的刑罚，就是实施道义的根本;而现在所说的义是暴乱的原因。治理民众的人，如果用他们所讨厌的东西去治理，最终民众一定能得到他们的喜欢的;如果用他们所喜欢的来治理，民众一定受害于他们讨厌的东西。 　　政治修明的国家，刑罚多而赏赐少。政治混乱的国家，赏赐多而刑罚少。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家，刑罚有九分，赏赐有一分。削弱的国家，赏赐有九分，刑罚有一分。人的罪过有厚有薄，所以朝廷的刑罚有重有轻;人的善行有大有小，所以朝廷的赏赐有多有少。这两项是世人常用的法则。但是刑罚加在人民已经犯了罪的时候，奸邪就不会断绝。赏赐用在人民所认为“义”的上面，那么犯罪的事就不能去掉。刑罚不能除去奸邪，赏赐不能遏止罪过，国家必乱。因此，成就王业的国君，把刑罚用在人民将要犯罪的时候，所以大的奸邪才不产生;把赏赐用在告发犯罪方面，所以小的罪过也不致漏网，治理人民能够使大的奸邪不产生，使小的罪过不漏网，国家就治理好了。国家治，就必定强。一国这样做，他的国家就可以单独治安。两国这样做，战争就可以稍微停止。天下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就会重新建立起来。所以我认为杀戮、刑罚能够归于道德，而“义”反倒合于残暴。 　　古代人们聚集在一起群居，秩序混乱，所以要求有首领。如此看来，天下的人之所以愿意有首领，是为了追求天下安定。现在有君主而没有法规，它的危害程度与没有君主相同;有了法规而不能制止混乱和没有法规相同。天下的人都不希望没有国君，却又喜欢超越他的法律约束，那么天下的人就都会感到不明白。对天下民众来说没有比国家安全的益处大的事，而治理国家没有比确立君主的统治地位大的事。确立君主的原则没有比施行法治的意义大的;实施法治的任务，没有比除掉邪恶急需的了;去掉邪恶的根本没有比严厉刑罚更厉害的了。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用刑罚归劝民众;追究民众的过错，不理会民众的善举，用刑罚除掉刑罚。

　　农战 　　作者：商鞅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 　　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 　　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 　　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私，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俭营，则国力抟。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 　　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 　　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惛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螣、蚼蠋亦大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故先王反之于农战。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者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脩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夫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殆;农者殆，则土地荒。 　　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夫国庸民之言，则民不畜于农。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 　　译文 　　平常国君用来勉励民众的是官职和爵位。可是国家得以兴旺的根本却是农耕和作战。现在民众用来求取官职和爵位的方法都不是农耕和作战，而是靠花言巧语和空洞无物的说教，这就让民众学习奸诈巧舌，不但不能兴国，反而误导了民众。误导了民众，这个国家就一定会没有实力;国家没有实力，这个国家的力量就会被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他教化民众都是要求通过专心务农来得到官职和爵位。如果不这样做就不会得到官职也没有爵位。国家废除空谈，民众朴实而且不放荡，民众看见国家给人们的好处都是从农耕与作战这一途径发出，那么便会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就不会苟且谋求其它事。民众不苟且谋求其它事，国家的实力就会雄厚，实力雄厚，国家就会强大。现在国境内的民众都说：“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而官职和爵位同样可以得到。”所以那些有才华的豪杰都要改变自己的职业，而专研学习《诗》《书》，追随其它诸候国的权势，最好的可以得到高官厚禄，次一点也能得到一个官职;那些社会地位低微的平庸人便去经商，搞稿手工业，凭借这种方式来逃避农耕和作战。以上情况都出现，国家就要危险了，国君用以上两种人来教育民众，这个国家的实力就一定会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粮仓虽然满了也不放松农耕;国家的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也不能让空洞无物的言论泛滥，那么民众就会淳朴专一。民众淳朴专一，那官职和爵位就不能靠花言巧语来取得。不能靠花言巧语来取得官职和爵位，那么奸猾的人就不会产生。奸民不产生，君主就不会受迷惑。现在国内的民众以及据有官职和爵位的人看见朝廷中能靠巧妙的空谈，诡辩的说教来获得官职和爵位，所以官职和爵位就不可能靠国家的法规获得。因此这些人进入朝堂便曲意逢迎君主，下朝回家便图谋自己的私利，用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在下面卖弄权势，谋取私欲。曲意逢迎君主图谋自己的私利，就不会对国家有利，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爵位和厚禄;私下出卖国家权力就不是忠臣;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追求金钱和财利。如果这样的话，希望升官的下级便说：“财产多了，那么就能得到高官亲安处之。”并且还说：“我不用上金钱财物待奉上级来取得升迁，那么就会像用猫做食饵引老鼠上钩一样，一定不会有什么希望。假如用情感待奉上级来求得升迁，那么就像手牵着已经断了的墨线想校正弯曲的木材，更加没有希望了。因为这两种办法都不能得到升迁，那我怎能不到下面去役使民众，到处搜刮钱财来待俸上级而谋求升官呢?”百姓说：“我积极务农，先装满国家的粮仓，收取剩下的粮食供养亲人，替君主舍生忘死去作战，来使君主尊贵，使国家安定。如果国家的粮仓空虚，国君地位就会卑微，家庭就会贫穷，假如这样还不如谋取个官做。”亲戚朋友在交往相聚中，就会考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有才华的杰出人士会专心学习《诗》《书》，追随外国的权势;普通人会去经商，搞手工业，都靠这些来逃避农耕和作战。君主用这种思想教化民众，那么国库的粮食怎能不减少，而兵力怎能不被削弱呢?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任命官吏的法规严明，所以不任用那些喜欢卖弄，图谋不轨的人。君主专心于农耕和作战，所以民众就不会苟且经营农耕作战以外的行业，那么国家的力量就集中到农耕作战上。国家的力量集中就会强大，国家崇尚空谈就会被削弱，所以说，从事农耕和作战的民众有一千人，而出现一个学《诗》《书》和巧言善辩的人，那么一千人都会对从事农耕作战松懈了。从事农耕作战的民众有一百人，出现一个人搞手工业，那这一百人就都会放松了农耕和作战。国家依赖农耕和作战而安全，君主依靠农耕和作战才能尊贵。民众不从事农耕和作战，那是因为君主喜欢虚伪的空谈而选用官吏失去了法规。依法选用官吏，国家就能做到社会安定;专心务农，国家就会富强。国家富强而又政治清明，这是称王天下的道路。所以称王的道路不是靠外交，而是自己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罢了。 　　现在的国君仅凭考察人的才能和智慧来使用他们，那么聪明的人就会根据君主的喜欢爱恨来讨君主的欢心，使官吏处理政务千方百计适合君主的口味，因此国家选用官吏就没有了法规，这样国家就会混乱，而民众不会专心从事耕作和作战，善于巧舌游说的人就更加无法无天了。像这样的民众从事的其它职业怎么会不多，而土地又怎么能不荒芜呢?《诗》、《书》、礼制、音乐、慈善、修养、仁爱、谦洁、善辩、聪慧，国家有这十种人，君主就无法让民众守土作战，国家用这十种人治理，敌人到了，国土就一定被割削，敌人不来国家也一定会贫穷。国家没有这十种人，敌人不敢来侵犯，就是来了，也一定会退却;如果发兵前去讨伐敌国，一定能取胜;如果按兵不动，不去讨伐，就一定会富足。国家注重实力，谨慎地进攻。谨慎地进攻，就一定会兴旺;喜欢空谈的国家轻率地去攻打别国就一定会危险。所以那些有威望的人和英明的君主并不是能运用万物，而是掌握了世上万事万物的规律和要领。因此他们治理国家的办法就是辩明要领罢了。 　　现在治理国家的人多没有掌握要领。在朝廷讨论治国的方法时，说客七嘴八舌众论不一，都想改变对方的观点。因此，国君被不同的说法弄得糊里糊涂，而官吏被这些言谈弄得昏头胀脑，国中的民众也不愿意从事农耕。所以那些国家的民众都变得喜欢空谈和巧辩了，更喜欢从事经商、搞手工业，逃避农耕和作战，如果这样，那国家离灭亡就不远了。国家动荡，而那些有知识的人讨厌法规，商人善于变化，手工业者无所用，所以这个国家就容易被攻破。从事农耕的人少而靠巧言游说吃饭的人众多，所以这个国家就会贫穷危险。那些危害农作物的螟虫等害虫春天生出，秋天死掉，寿命很短，但只要它们出现一次，民众就会因虫害歉收，几年没有饭吃，现在一个人种地却供一百人吃饭，那么这些人比螟虫等害虫对国家的危害更大。如果这样，虽然《诗》、《书》，每个乡一捆，每家一卷，对治理国家一点用处也没有，也不是将贫穷变富有，将弱国变强国的办法。所以以前那些有作为的君主抛弃空谈，依靠农耕和作战来变贫为富，变弱为强。因此说：如果一百人从事耕作，一个人闲着，这个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十个人从事农耕，一个人头着，这个国家就会强大;有一半人从事农耕，有一半人闲着，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所以治理国家的人都想让民众务农，国家不重视农耕，就会在诸侯争霸时不能自保，这是因为民众的力量不足。因此，其它诸侯国就来削弱它，侵犯它，使它衰败。这个国家的土地就会被侵占，从此一蹶不振，到那时就来不及想办法了。 　　圣贤的君主懂得治理国家的要领。因此命令民众都把心放在农业上。民众专心务农，那么民众就朴实好管理，有诚信就容易役使，民众诚实便可以用来守城作战。民众专心耕种，那么就很少有奸诈之事，而且看重自己的故土不愿迁移，民众专心于农耕作战，那么就能用奖赏和惩罚的办法来鼓励上进，民众专心于农耕作战，就可以用他们来对外作战。民众同君主亲近，并为了法度去牺牲自己，那么他们早晚就会都去从事农耕作战。民众如果不可以被使用，是因为他们看见靠空谈游说的人待俸君主也可以使自己得到尊贵的地位，商人也可以发财致富，手工业者也能以此养家糊口。民众看到这三种人的职业安适，又可以得财利，就一定会逃避农耕和作战。逃避农耕，那么民众就会轻视自己的居住地。轻视自己的居住地，那么就一定不会替君主守土作战。凡是治理国家的人都害怕民众散漫而不能集中。所以英明的君主都希望民众能将心思集中在农耕上。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一年，国家就能强大十年;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十年，国家就能强大一百年;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一百年，国家就能强大一千年，强大一千年才能称王于天下。君主制定赏罚作为教育民众的辅助手段，所以对民众的教育有常法，治理国家也就会有成绩。 　　称王天下的君主掌握了统治民众的办法，所以不等君主实行赏罚民众便亲附于君主了，不等君主封爵加禄而民众便从事农战了，不等君主使用刑罚而民众就拼死效命了。在国家危亡、君主忧虑的时候，巧言善辩的空谈之士成群，但对国家的安危没有任何益处。国家面临危亡，君主忧虑是因为遇上了强大的敌国。君主不能战胜强敌，攻破大国，那么就要修整用于防御的设施，考察地形，集中民众力量来应付外来的战事，这样灾难就可以消除了，而称王天下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应专心于农耕和作战，清除那些无用的东西，禁止民众学习那些空洞浮华的学问和从事游说等不正当职业，让他们专心于农耕，这样国家就能富强，民众的力量也可以集中了。 　　现在各国国君都担心自己的国家危亡而且军事力量薄弱，却愿意听游说之客空洞的议论，说客们成群结队，絮烦无有的言谈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君主爱听他们的辩说，不去探求这些言谈的实用价值，因此说客们非常得意，无论走在什么地方都巧言诡辩，一伙又一伙成群结队。民众看这些人能用这种本领取悦王公大臣，便都学习他们。于是这些人结成党羽，在国内高谈阔论，夸夸其谈，普通人喜欢这么做，王公大臣高兴他们这样。因此国中民众务农的人少而靠游说吃饭的人多。游说的人多，那么从事农耕的人便会懈怠，务农的人懈怠了，那么田地就会荒芜。学习花言巧语空谈成风，民众就会放弃农耕而高谈阔论。民众放弃农耕，改为靠高谈阔论吃饭，并且凭花言巧语获取尊崇。所以民众远离君主，而不臣服的人成群结队。这就是使国家贫穷、军队薄弱的原因。如果国家凭空谈使用民众，那么民众就不喜欢从事农耕。因此只有英明的君主知道喜欢空谈不能用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开疆辟土，只有圣明的人治理国家靠专心于农耕和作战，集中民众的力量罢了。

商鞅商君书经典名言十句如下：1、疑行无成，疑事无功。语出秦·商鞅《商君书·更法》。疑：犹豫。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做事情优柔寡断就不会取得什么效果。这句话说明做事情要有决断力。2、技艺之士资在于手。语出秦·商鞅《商君书·算地》。对于那些身怀技艺的人来说，他们的资产就在他们的手中的技艺。3、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语出秦·商鞅《商君书·农战》。偷：疏忽，放松戒备。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即使仓库中堆积满了粮食，也不会放松农业生产。4、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语出秦·商鞅《商君书·更法》。所谓的法，就是用来保护人民的；所谓的礼，就是为人民带来方便的5、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语出秦·商鞅《商君书·更法》。圣贤的人治理国家，如果可以使得国家强大，就不会去沿袭之前的旧法。如果有利于百姓，就不会去遵循旧礼。6、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语出秦·商鞅《商君书·更法》。愚蠢的人发笑的事情，正是聪明的人所感到悲哀的事情；狂妄之人高兴的事情，正式贤达之人所担忧的事情。7、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语出秦·商鞅《商君书·更法》。如果不能有倍的利益，就不要去变法；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去更换使用的器具。8、地诚任，不患不财。语出秦·商鞅《商君书·错法》。如果土地被真正的利用，就不必担心不会产生财富。9、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语出秦·商鞅《商君书·修权》。蛀虫太多，树木一定会折断，缝隙大了，墙体一定会倒塌。10、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语出秦·商鞅《商君书·去强》。国家富有而按照贫穷时候的治理方式来治理，这样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富有，国家就会变得强大；国家贫穷而按照富有时候的治理方式来治理，那么国家会越来越穷，国家就会变得弱小。

《商君书》卷13靳令诗解2重轻轻重以刑去刑题文诗： 六虱仁义;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 非兵羞战.国有十二,无使农战,必贫至削. 十二成群,君不胜臣,官不胜民,六虱胜政. 十二成朴,其国必削.兴国不用,十二害者, 故国多力,天下莫犯.兵出必取;取必能有; 按兵不攻,其国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毁, 多者不损,效功取爵,辩言不先,谓以数治. 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国好力则,谓以难攻;国好言则,谓以易攻. 重刑少赏,上以爱民,民以死赏.多赏轻刑, 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利出一孔,其国无敌; 利出二孔,其国半利;利出十孔,其国不守. 重刑也者,以明大制,法度不明,六虱为害. 六虱成群,则民不用.是故兴国,罚行民亲, 赏行民利.行罚也必,重其轻者,轻其重者, 轻者不至,重者不来.以刑去刑,刑去事成; 罪重刑轻,刑至事生,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圣君真情,知物之要,治有至要,故执赏罚, 以壹辅仁,必之续也,圣君治人,必得其心, 故能用力.力则生强,强则生威,威则生德, 德生于力.圣君独有,故能仁义,述于天下. 【原文】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必削。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能以相先也，此谓以数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六虱成群，则民不用。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 【译文】六种虱害：是礼制，音乐；是《诗经》《尚书》；是修养、仁慈，是孝顺长辈，尊重兄长；是诚实有信用，是正直廉洁；是仁爱、道义；是反对战争，是以参加作战为耻。国家有这十几种有害的东西，君主就没有办法让民众从事农耕作战，国家一定会贫穷直到被削弱。如果这十几种思想的信奉者成群结队，这就叫君主的统治不能超过他的臣下，官府对民众的治理不能超过他的民众，这就叫做六种虱子似的危害压过了国家的政策法令。这十几种思想如果有根基，国家一定会被削弱。因此，兴盛的国家不用这十几种思想统治国家，所以国家的实力雄厚，天下各诸侯国没有能入侵它的。军队如果出战，就一定能夺取土地；夺取了土地，就一定能占有它；如果按兵不动，就一定能富足。朝廷的大小官吏，被人轻视也不会受毁谤，受到别人的重视也不会被人诋毁遭到损害，只要事业有成效建立功勋就能获得官职和爵位，虽然有诡辩的口才，也不能因为这一点而排在别人的前面，这就叫用法度来治理。凭自己的实力去攻打别的国家，出一分力会获得十倍的收获；凭空谈去攻击别的国家，出十分力会丧失百倍的代价。国家喜欢实力，这就叫用别人难以得到的东西进攻别的国家；国家喜欢空谈，这就叫用容易得到的东西去攻击别的国家。加重刑罚，减少奖赏，这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减轻刑罚，这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爵位利禄出自一个途径，那么国家就会无敌于天下；爵位利禄出自两个途径，那么国家只能得到一半的好处；爵位利禄出自多个途径，那么国家的安全就难保了。加重刑罚，能严明重要的法度；法度不严明，是因为有六种像虱子一样的东西作怪。信奉像六种虱子似的有危害的思想的人成群，那么民众就不会愿意被君主役使。因此，兴盛的国家刑罚实行了，那么民众就会与君主亲近，奖赏实行了，民众就能被君主所利用。实行刑罚，对那些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犯重罪的人使用轻刑（诸多学者认为此句当为衍文，与此篇文字多有类似的《韩非子·饬令》中就无“轻其重者”几个字——录者注），那么犯轻罪的事就不会再发生，犯重罪的事也不会有，这就叫用刑罚去掉刑罚，刑罚去掉了国家的事情也能办成；对犯有重罪的人使用轻刑，刑罚虽然使用了，而事情也没办成，这就叫用刑罚招致更大的刑罚，那么国家的实力就会被削弱。圣明的君主懂得事物的关键，所以他治理民众能掌握最关键的东西。如果掌握奖赏和刑罚用专一从事农耕和作战来培养仁德，这一定是他政治思想的继续。圣明的君主在统治民众时，一定能得到他们的真心拥戴，所以，能在农战中用他们的力量。实力能产生强大，强大能产生威力，威力能产生恩德，恩德又产生于实力。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拥有实力，所以他在天下能继承仁义。

一、原文：卫鞅（1）亡魏入秦，孝公（2）以为相。封之于商（3），号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4），公平无私，罚不讳（5）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6）。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于商君，辞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 （节选自《战国策·秦策》）【注】（1）卫鞅：即商鞅。（2）孝公：指秦孝公。（3） 商：古代地名。（4）至行:贯彻到底。（5）讳：避忌。（6）黥（qíng）劓（yì）其傅：指卫鞅因太子犯法，对其师傅处以黥劓的刑罚。黥、劓，皆为古代酷刑。二、翻译：卫鞅从魏国逃亡到秦国，秦孝公任命他为丞相，把商地分封给他，号称“商君”。商君治理秦国，法令贯彻执行，公正而没有偏私。惩罚违法者不避忌强宗大族，奖赏有功者不偏袒亲属近臣，法令的实施涉及太子，连太子的老师也要处以刻面割鼻的刑罚。法令施行一年之后，路上丢失的东西没有人去捡拾，老百姓不敢乱取非分的财物，国家的兵力大大加强，各诸侯因此畏惧秦国。孝公用商君推行法令治国十八年后，重病卧床不起，打算把王位传给商君，商君辞谢不受。孝公去世后，他的儿子秦惠王继位，执政不久，商君请求回到自己的封地。

当代国家没有禁：被禁因为《商君书》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让很多人一听就懂，所以历代帝王都严格禁止它流向民间。直到清朝灭亡后，《商君书》才受到解禁，成为民国大师们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商君书》现有26篇，其中两篇存目无文，实存24篇。它的核心思想在于：强军、集权、毁商、弱民。商鞅变法的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废除世卿世禄制，按军功封爵。这一制度实行后，秦国将士悍不畏死，都想通过军功来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秦军士气高昂，在气势上已立于不败之地，也达到了强军的目的。《商君书》的一些观点《商君书》提倡重农抑商，主张禁止粮食贸易，甚至连为来往旅客提供住宿的旅店也建议铲除。这样一来，人民就会被束缚在土地上，也无法进行知识更新，最后只能沦为君王的生产工具。其中提到的驭民五术分别为：壹、弱、疲、辱、贫。即灌输给民众统一的思想，对他们进行思想禁锢;削弱百姓实力，让他们无法拥有反抗的能力;让百姓为生计疲于奔命，没有时间思考其他;纵容他们互相争斗，彼此倾轧;不能让他们拥有太多的钱。

《商君书》，是记录变法家商鞅言行的重要著作，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该书解决了在当时条件下实行变法的理论基础问题，提出了变法的几大原则，既有宏观理论阐述，也有具体的法令军规，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商君书》之所以叫做《商君书》，就是因为它的作者是商鞅，也就是商鞅变法的主人公。这本书也称《商子》，现存24篇，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文字有改动)，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意思：有空时系统读一下先秦诸子著作以及《六韬》《商君书》，对人的思想和智慧会有很大帮助。这句话出自《三国志》“刘备敕刘禅遗诏”。原文：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译文：我最初只是得了一点痢疾而已，后来转而得了其他的病，恐怕难以挽救自己了。五十岁死的人不能称为夭折，我已经六十多了，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所以不再为自己感伤，只是惦念你们兄弟。射援先生来了，说丞相（诸葛亮）惊叹你的智慧和气量，有很大的进步，远比他所期望的要好，要真是这样，我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啊！努力啊，努力！不要因为坏事很小而去做，不要因为善事很小而不去做。只有拥有才能和高尚品德，才能使别人信服。你父亲我德行不深厚，你不要效仿。可以读一下《汉书》《礼记》，有空时系统读一下先秦诸子著作以及《六韬》《商君书》，对人的思想和智慧会有很大帮助。听说丞相已经为你抄写完一遍《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还没给你，就在路上丢失了，你自己可以再找有学问的人学习这些东西。扩展资料：此篇是刘备死前告诫其子刘禅的遗诏，其言辞恳切，令人莫不动容。临终前所说的话常至诚恳切。而这临终的谆谆诲勉，也表达了刘备对于其子的爱护之心。诸葛亮赞叹刘禅才智的逐日提升，超过所期望，这令刘备颇为心安。其实，刘禅的资质，刘备与诸葛亮均心中有数，但为让刘备无所牵挂，诸葛亮不仅担起托付重任，还称赞刘禅智慧器量，以此流露出的君臣情义，同样令我们敬佩。刘备于是放心将刘禅托付于诸葛亮，明知其子品行，刘备仍用爱心勉励孩子努力上进，从中可以感受，父母师长对晚辈的爱护是何其深刻。

维护、巩固专制统治，祸害人民。

原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 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 ，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译文 秦孝公同大臣研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动原则。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用来教化百姓，却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议我。" 公孙鞅说："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用天下人怎么议论您。何况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语说："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还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测到。"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却能够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上说："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是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 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 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百姓也安乐。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希望国君认真考虑这样的事。"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社会上俗人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的习 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公孙鞅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说：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

网上找找。应该能找到的。

在中国语文中，“自治”二字作为一个固定词组连用，盖始自《商君书》，在其《定分篇》中，“自治”一词，凡三见。曰：“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敢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曰：“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民皆愿悫而各自治也。”又曰：“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从字面的意思看，《商君书》中的“自治”，是指民众自己治理自己。法家学派中，商鞅一派最重视“法”的功能，他们强调整个社会应在法制的控制之下，依法而行事，吏民皆知法守法，在这个前提下，民众做好自己分内的职事则可，此即为“自治”。但是，在《商君书》特定的语境下，“自治”仍有自己特有的意涵，即第一，“自治”是法制框架下的“自治”，实际上是法制框架下的无条件顺从；第二，从中可能体察出民众自由和权利的缺失。笔者不揣浅陋，略述其所以，以就教于方家。

当代国家没有禁：被禁因为《商君书》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让很多人一听就懂，所以历代帝王都严格禁止它流向民间。直到清朝灭亡后，《商君书》才受到解禁，成为民国大师们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商君书》现有26篇，其中两篇存目无文，实存24篇。它的核心思想在于：强军、集权、毁商、弱民。商鞅变法的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废除世卿世禄制，按军功封爵。这一制度实行后，秦国将士悍不畏死，都想通过军功来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秦军士气高昂，在气势上已立于不败之地，也达到了强军的目的。《商君书》的一些观点《商君书》提倡重农抑商，主张禁止粮食贸易，甚至连为来往旅客提供住宿的旅店也建议铲除。这样一来，人民就会被束缚在土地上，也无法进行知识更新，最后只能沦为君王的生产工具。其中提到的驭民五术分别为：壹、弱、疲、辱、贫。即灌输给民众统一的思想，对他们进行思想禁锢;削弱百姓实力，让他们无法拥有反抗的能力;让百姓为生计疲于奔命，没有时间思考其他;纵容他们互相争斗，彼此倾轧;不能让他们拥有太多的钱。

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 *** 少言，任善 *** 多言。行法由断：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彊，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则显民变奸计，奸计止，贵齐殊使，百官之尊爵，厚禄以自伐。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物多末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蝨，必彊。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蝨，必弱。国以功授官予爵，此谓以盛知谋，以盛勇战。以盛勇战，以盛知谋，其国必无敌。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法去法，以言去言。国以六蝨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法致法，以言致言，则君务于说言，官乱于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谓失守。守十者乱，守壹者治。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蝨者亡。民毕农，则国富;六蝨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其境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其次为赏劝罚沮;其下，民恶之，忧之，羞之。修容而以言，耻贫以外交，以避农战，外交以备，国之危也。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 六蝨：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蝨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必削。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之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得以相干也，此谓以数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蝨也。六蝨成羣， *** 不用。是故兴国罚行 *** 亲，赏行 *** 利。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心之续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彊，彊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

《商君书》名句有：1、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商君书·开塞》2、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商君书·更法》3、胜而不骄，败而不怨。——《商君书·战法》4、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商君书·画策》5、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商君书·赏刑》6、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7、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商君书·画策》8、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商君书·更法》9、今夫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 ——《商君书·禁使》10、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商君书·更法》11、主贵多变，国贵少变。国多物，削；主少物，强。——《商君书·去强》12、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商君书·更法》13、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商君书·赏刑》14、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商君书·更法》15、战必覆人之军，攻必凌人之城。——《商君书·赏刑》

《商君书》（石磊 译注）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uGwj67V3H7-ZNnfsOhzrQ 提取码:wk6r书名：商君书作者：石磊 译注豆瓣评分：8.3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年份：2009-10页数：208内容简介：【商君书】记录变法家商鞅言行的重要著作《商君书》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该书解决了在当时条件下实行变法的理论基础问题，提出了变法的几大原则，既有宏观理论阐述，也有具体的法令军规，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建议上架】哲学——中国古代哲学

　古代的禁书有不少，而且历朝历代都有想要封禁的书，比如清朝时期的《红楼梦》，写得实在是太真实了，甚至差一点都没能流传下来。不过今天要说的这个“天下第一禁书”，却并非是《红楼梦》，而是一本对作者有争议，对成书年代也有争议的《商君书》。说到“商君”想必很多人也都知道了，他正是秦孝公时期进行变法的商鞅。但是商鞅变法对于秦国来说的确是好事，为什么《商君书》反而会成为禁书，而且还是天下第一禁书?以上问题趣历史小编将在下文为大家一一揭晓。　　1.商君书的内容　　《商君书》中本应有二十六篇独立的文章，这些文章论述的是不同内容的商鞅的思想言论，他对于国家变革各个方面的看法，可以说，当时秦国实行的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政治措施等，全都体现在《商君书》里，这也是这本书意义重大的原因。只是现如今而且历经历史的流传，《商君书》已经是残缺不全，有的缺了一整篇，有的是一篇文章里面缺了一些段落，而且还有不同的版本，都不尽相同。　　之所以秦国能够成为战国时期最后的赢家，商鞅居功至伟，如果没有他的变法改革，我们完全不知道秦国将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究竟还能不能像历史上那样完成统一，建立起一个全新的而且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商鞅对当时的局势怎么看怎么想，又是这么去做，如何针对秦国实施政策，都记录在《商君书》里面，可以说这不仅是一部研究商鞅变法的书，还是一部研究战国历史、秦国历史的非常重要的书。　　2.商君书的争议　　但尽管如此，有关《商君书》的争议却一直都没有停止。首先，有人认为《商君书》本身就是一部伪书，是有人假托商鞅之名写出来的，并不是商鞅本人所写，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商鞅所写，或者是将商鞅留下来的文章与其他法家文章编在一起，也就是说《商君书》可能不是商鞅一个人写的，可能有很多人，也可能历经了很多时代，最后成了一本合集。结合一些史料来看，认为作者是商鞅及其他人的可能性是最合理的。　　商鞅辅佐秦孝公进行变法，而历史上没有一个变法是一路高歌的，变法意味着改变之前的一些条例规定，这必然会对之前很多因此受益的人造成损失，其实不仅仅是那些贵族们，秦国整个国家的人都因此受益，毕竟国家强大了，而且他们也能依靠军功给自己挣一个爵位，但是变法也有不利的一面，这种办法只适合战国时期那个背景，是一时之法，能够让秦国迅速强大崛起，但却不能一直都用这种办法，尤其是统一之后。　　3.为什么成为禁书　　《商君书》之所以被列为禁书的原因也正在于此。试想，任何一个统一王朝的皇帝，谁愿意自己治下的臣民不听话，总是去琢磨一些如何壮大自己势力建立国家的办法，而不是安守本分当好自己的臣子、平民?《商君书》正是因为有理论也有实践，一看就懂，万一落进一个心怀不轨的人手里，那还得了?所以，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历朝历代都把《商君书》列为禁书，臣民“愚钝”“奴性”，这才是统治者最希望看到的。　　所以，《商君书》基本上就是只有皇帝才能接触到的书，正所谓“外儒内法”，书本身没有问题，是正是邪是好是坏，全都在看书人的思想和作为里，要禁止还是要开放，也都与当时的环境和统治者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商鞅是战国时的政治家、思想家，曾在秦实行两次变法，史称“商鞅变法”。《商君书》主要记述商鞅的政治、经济主张、哲学思想及社会历史观点等。政治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君权，建立君主专制国家。并主张以法治国，其中“壹刑”、“农战”等政策为其以法治理的重要内容。哲学上，强调在“适于时”、“恃其势”、“恃其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其思想在战国末与秦代影响深远。

《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4篇，战国时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商君书》的大多数篇章都涉及军事，其主要的军事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积极主张战争。它认为战国时代是武力征伐的时代，“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开塞》)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战争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要立足天下，称王称霸，就必须从事战争，“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反对所谓“非兵”、“羞战”的论调，明确肯定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战去战，虽战可也。”(《画策》)二是农战结合。它认为，农耕为攻战之本，因为农业生产不仅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而且人民致力于农耕，才会安土重居，从而为保卫国土而战。农、战结合才能使国富兵强。三是重刑厚赏，以法治军。“赏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何不陷之有哉！”(《外内》)通过刑、赏要造成人民“乐战”的风气，”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赏刑》)四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战略、战术。主张明察敌情，量力而行，权宜机变，灵活主动。强调用兵作战要“谨”，反对盲动。注重士气在作战中的作用。在《兵守》篇中探讨了守城防御作战的原则和方法。当然，《商君书》的军事思想必然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它鼓吹好战，将战争抬高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显然是片面的。至于“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画策》)的观点，则反映了它与广大民众尖锐对立的阶级立场。

《商君书》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该书解决了在当时条件下实行变法的理论基础问题，提出了变法的几大原则，既有宏观理论阐述，也有具体的法令军规，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商君书》从君主独裁的角度，推行法治，注重农战，主张极刑厚赏，以富国强兵为急务，而以去智愚民为手段，自有其历史意义。但此书名为任法，实则明术，着眼点唯在于如何使臣而不致大权旁落，如何弱民而驱之从事耕战，而视知识为寇仇，以智慧为虮虱，似为提倡君主权威，其实教导君主与一切人为敌。因而此书在中世纪中国，既是阳儒阴法的专制者的枕中鸿秘，也是历代学者口诛笔伐的对象。《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文字有改动)，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商君书使多少人丧失了生命的解析如下：历史上的《商君书》，史诗巨作，为什么是巨作？秦国从边陲小国短短20年内摇身一变，成了能打败当时第一强国魏国的强国，保有七国中最多常备正规军，变法带来国家之强大，民众之富有。而能实现这样伟大事业之书，不是史诗巨作是什么？但这是一本禁书，禁了快2000年的禁书！同时期的《孙膑兵法》不禁，流传至今都只剩下一半了。再加上历朝历代多少帝王的宫殿被烧毁？多少帝王的宫殿被人纵兵劫掠？《红楼梦》作为清朝禁书，短短几百年就只剩下一半原著了。可想而知，如今的《商君书》是经过了多少代人的改编续写，原著的精华都变味了！《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6篇 ，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商君书》着重论述商鞅一派在当时秦国施行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商君书》论述了"强国弱民"。例如:《商君书》中有"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能够战胜强敌、称霸天下的国家，必须控制本国的人民，使之成为"弱民"，而不是"淫民"。商鞅认为国家的强势和人民的强势是对立的。只有使人民顺从法律、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这样国家才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但是，不要把"弱民"理解成"愚民"。《商君书》中认为人性本恶，必须承认人之恶性，治理国家要以恶治善才能使国家强大。《商君书》中主张重刑轻赏，他认为加重刑罚，减少奖赏，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减轻刑罚，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

《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文字有改动)，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素书》原文只有六章、一百三十二句、一千三百六十字，是一本类似“语录”体的书，相传是秦朝末年著名的隐士黄石公所著。《素书》语言高度凝练，内涵极其丰富，对人世变化和事物发展的趋势观察细微、体会深刻；对如何提高自身修养、学会为人处世、理家经国、趋吉避凶、成就大业总结出一整套法则和经验。商君书》，又称《商子》，战国时期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汉书u2022艺文志》中收录了《商君书》二十九篇。现存26篇，其中2篇有目无书。（商君书目录）其中也保留了商鞅遗著，记录了商鞅的言行，大概是战国末年商鞅学派的后人编成的。《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但因《商君书》中《更法》、《错法》、《徕民》等多篇涉及商鞅死后之事，显非出自商鞅之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殆法家流，掇鞅馀论，以成是编”，应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其中着重论述了商鞅一派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　　《商君书》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司马迁录入《史记u2022商君列传》(文字有改动)，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频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另一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除史志的编着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着与其他法家遗着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

“历史约读座”的小宝库 关于《商君书》，又称《商子》。《汉书u2022艺文志》记载《商君书》共有29篇，现在传世的有26篇，其中两篇有目无文。它跟《论语》的性质差不多：反映了商鞅的思想，但不是商鞅所作。已故的清华大学教授，先秦文化史研究和古籍校勘考据专家高亨先生认为至少有五篇不是他的，郭沫若干脆就认为除《境内》篇外，其余均非商鞅所作。《商君书》里那些法令性的东西，可能是他所作，但那都是平时工作必然形成的东西，还谈不到要去编纂成书。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这本书的开篇《更法》，抬手就写“孝公平画”。孝公是嬴渠梁死后的谥号，也就是说这本书至少是成于孝公死后，而孝公死后的大部分时间，商鞅都在逃命，基本没时间专门写书。当然这类证据，书中还有很多，比如《错法》、《徕民》，都是涉及商鞅死后的事，明显不是商鞅所出。所以后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说这本书是“殆法家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 和《论语》不同的是：《论语》自始至终都是语录和对话，偶尔辅以叙事，而《商君书》更像是一本文集，字数不多，但内容庞杂，既有宏观的理论，也有细致的法令，而且书中的文体各式各样。比如前面说的，开篇《更法》很有些《盐铁论》的风采，基本都在辩论；而《农战》、《画策》、《外内》又是一种政论的格调；《垦令》、《战法》、《境内》则更像是公开颁布的法规。再加上法家文章素来语言冷峻、简约古奥，其思想和我们常接触的儒家更是多有背道而驰，所以《商君书》实在难读。想要磨练一下毅力，推荐一读。 前面说了，《商君书》中有两篇有目无文，就是《刑约》和《御盗》。抱着猎奇的心理，我翻了各种资料，想一探究竟，但终也究不深。最后我只得结合《商君书》的内容脉络和商鞅的政治实践，从字面上大体试着猜测了一下这两篇的主题，聊慰遗憾： 《刑约》应该是一篇理论文章，“刑”当然就是指刑罚，法家强调重刑轻赏。《商君书》第四篇《去强》就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他认为“王者刑九赏一”，到了第五篇《说民》更是主张轻罪重罚。根据这个层层递进的逻辑和商鞅的政治实践，所以这里的“约”字，大致有两层意思： 第一，约定。这个约定当然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明确的意思：我制定了这些刑罚，我也跟大家说明白，那么以后这些刑罚落实到具体人身上的时候，你别说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里有点儿“勿谓言之不预”的意思，重在震慑。从实践的角度说呢，也符合商鞅的施政风格。法家儒家都追求入圣，期望每一个人都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进行社会活动。但是在实现手段上：儒家看到树长歪了，是把它扶直，一直扶着它，让它在生长过程中慢慢纠正。而商鞅这里，则是直接把他心目中的圣人标准告诉大家，把好树的标准告诉树。以后如果哪棵树长歪了，就直接一刀把歪的地方砍掉。很痛快，“简政”。 第二，简约。既然要轻罪重刑，那么轻刑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反映在秦国的现实治理中，大家也能看到：《汉书·五行志》记载“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就是往大街上乱扔垃圾，要在脸上刺字。 刺什么字就不知道了，反正不能是“此处禁止倒垃圾，违者罚款”。乱扔垃圾，放现在多大点儿事儿啊！现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马路边随地小便都不新鲜了，顶多就算道德问题。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解决道德问题需要靠教化，可商鞅用的是肉刑。不仅伤人肉体，还剥夺尊严。用法律严惩来实施道德的教化功能。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叫“刑用于将过”，《商君书u2022开塞第七》说：“刑加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细过不失，则国治”。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把有犯罪思想和有犯罪行为等同起来，都予以法律制裁，以此来预防犯罪。看起来好像挺不错，法律制裁取代道德的监督教育功能，好像是简化了社会运行的环节，而具体实施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处罚“将过”实质就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就是“诛心”。但是谁来诛心？不是大公无私的社会，而是具体的人。社会很抽象，人的欲望和行为却很具体。诛心定罪就意味着对具体物证、人证的要求不再严格，即使你没有犯罪行为，也可以说你有犯罪的想法，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所以过分强调法律功能的“刑用于将过”理论，一旦具体运行就意味着法制的崩溃，当然，也意味着官老爷面前出现了一条便捷宽广的致富路。 道德问题就要用肉刑，如果罪过再大点儿，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什么斩首、车裂、凌迟，就是根据人的罪行选个死法罢了。绞刑给留个全尸，都叫皇恩浩荡。按照《商君书》的理论，这就叫“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 这个其实咱们都不陌生——“严打”：1983年，一对恋人拍个裸照，赶上严打，男的枪毙，女的坐牢。任何审判都强调“从严”、“从重”、“从快”。最后发现，打掉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代价是一大批冤假错案、公报私仇和司法腐败。只不过，咱们现在“严打”是阶段性的，而商鞅这个“德生于刑”却是长期坚持的。现在我们当然要说这种作风野蛮粗暴，但这都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条件——大争之世，列国征伐，乱世就得用重典。而且历史也明确告诉我们：一旦大战临头，往往都是冷酷战胜温良，野蛮战胜文明。 再说《御盗》，这很有可能是一篇法令性、技术性的文章，“御”字好理解，防备、约束等等吧。而这个“盗”字，恐怕不是指国内的小偷、强盗那么简单。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秦国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中，彼此监视，家家连坐，乱扔垃圾都要被毁容。如此高的犯罪成本，可能有稳定的小偷、强盗吗？所以这个“盗”字，我认为更多的是指地方上的世族、豪强，以及和他们有联络的他国间谍。这里我用“间谍”这个词可能容易引起误会，这个所谓间谍干的工作不仅仅是我们印象中的：搞点儿情报，刺杀个政要什么的，那都是小事。最主要的策反边境百姓，甚至是朝廷重臣，让他们迁到间谍服务的国家。 在当时，关于“国”的观念并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博大。那时候的“国”其实就是以诸侯们的“家”为核心，然后聚合家臣之家，庶民小家凑在一起，这就叫“国”。最明显的就是韩赵魏三国，都是由家臣之家晋为诸侯，直接以姓为国号。所以在实行诸侯分封制的先秦时期，“爱家族”是绝对优先于“爱国”的。这一点，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见：近几年开始盛行修家谱，一开始大家可能觉得这只是一种文化传承，但是这种东西一旦修起来，就不是几张纸那么简单。尤其是在聚族而居现象普遍的农村。一本家谱在手，族中长辈就不再只是个家庭符号，而是具备了一定政治力量的实力人物。 族长一句话，往往比村长、书记还要好用，这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个潜在威胁和挑战。2018年年底到现在开展的“扫黑”为什么把重点放在农村？很简单，当前以贸易战、金融战、地缘政治斗争为主要形式的中美斗争已经到了最紧张的时刻。在当下到了血拼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国家需要释放“农村集体产权”这块最后的压仓储备，和美国来一场持久战。这就意味着农村的土地制度和经营方式将有很大的改革。但是，农村问题是涉及社会稳定的根本问题，一旦搞不好，就会直接危及党的执政地位。为了防止改革过程中这些地头蛇们乘机兼并土地，截留农民的利益，造成农村的不稳定，国家就先下手除掉他们。所以说本次“扫黑”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国本的政治问题。 当然这是现代国家，尤其是我们的党，组织建设直达基层，中央对基层有绝对的掌控力和动员能力。而在古代，面对这样的情况，国君没有太多的手段。国君一旦引起本国百姓不满，往往就会引发人民以家族为单位向外迁徙，甚至是家臣的大家族叛乱。人口是当时每一个诸侯国都极其重视的财富，甚至高于土地，人口大量外迁绝对会导致国家衰落。在商鞅的眼里，这些半独立的，始终和国外间谍保持联系的地方世族、豪强给邦国带来的潜在威胁，不单纯来自他们直接对抗政府施政的力量，仅仅就他们的大规模迁徙，就很容易以点带面，动摇国本。所以《商君书·垦令第二》说：“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这里的“外交”，不是之国家政府间的交往，而是指民众的对外交流。所以这句话的第一个含义就是指禁止民众外迁，这也是削弱地方世族、豪强势力的措施之一。而要禁止民众外迁的重要一步，就是首先斩断民众与外国的联系，防间、防谍，叫你进得来，出不去。也就是说，《商君书》里要“御”的这个“盗”不仅是指 “盗情报”的，更主要是针对“盗民”之盗。 “盗民”之盗是指国外的，国内当然也有“盗”。这些“盗”除了零星几个小毛贼，更多的就是指在朝野中一切有能力阻碍商鞅施政的保守势力。这股势力不仅仅是在野的，在国内居无定所，到处冲州过府，有能力“犯禁”、“乱法”的文人、游侠。他们虽然人多，力量总和很大，但是没有组织。要“御”他们，直接用明确的行政、司法手段就可以。这类人《商君书》很多地方都提到过。还有一类人，对施政阻力更大，但是在《商君书》尚存的篇目中几乎很少直接提到。那就是在第一篇《更法》里出现的，以甘龙、杜挚等人为代表的在朝中握有一定权力，却明确反对变法的政治人物，这其中还包括公子虔这类王族权贵。这些人都是原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改革的第一刀就是冲他们去的，所以他们是最有阻碍变法动机的一帮人。要“御”他们，单纯依靠公开的法律手段恐怕不行，还需要些不好见光的政治手腕。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应该是对第七篇《开塞》的呼应。《开塞》是理论文章，主要分析政治统治面对的障碍、弊端起源，然后只在宏观上论述了全面法治的必要，强调针对当下要用“刑九赏一”来维护秩序，没有很具体的说如何扫除这些弊端。有理论，就应该有措施。后来《韩非子》一书中的《八奸》、《奸劫弑臣》、《五蠹》、《八说》很有可能就是结合这篇《御盗》的深一步研究。以上仅是猜测，算是抛砖引玉吧！欢迎批评。 其实无论是法家，还是孔孟儒家，我认为他们追求的目的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是两条不同的路。这两条路都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它们的成败取决于人能否根据自己所处的特定时期，从实际出发，及时调整。在《商君书》第七篇《开塞》里就一段比较详细的阐述：当下，人类已经走过了远古的爱亲人、维护小集体的时代和中古的推崇贤人、标榜仁爱的时代，而进入了近世推崇权贵、尊重官吏的时代。既然世风有了变化，那么组织管理理念也要变化。时代进步了，人变的精明圆滑不再淳朴了，那么就只能用严刑峻法来管理。虽然酷烈，但是却能够震慑民众不犯法，是对大多数人的秩序保障。这跟《商君书》第一篇《更法》里说的“法者，所以爱民也”的精神也是吻合的，所以商鞅思想强调“大仁不仁”。根据客观实际调整管理模式，这就叫与时俱进，就是改革。 （本章结束，接下来将是商鞅的政治实践《商鞅对庶民的胜利》敬请期待！）

《管子》牧民篇中，有一句千古名言“仓禀实则知荣辱，衣食足则知礼仪”，意思是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有足够的衣物可以遮体，那么民众自然就会知道荣辱，懂得礼仪。而商殃却认为一定要使民众贫困，才能让国家强大，《商君书》原文是“国贫而富治，则重贫，重贫则国弱。国富而贫治，则重富，重富则国弱”，意思是如果国家贫困却用富民的方式治国，那么国家就会被削弱，如果国家富裕，而且采用贫民的方式治理国家，那么国家一定会富有。商殃的这套理论，看似不可思义，实际上是符合他的一惯立场的，直到今天这套理论仍然在发挥作用。《商君书》中说“利出一孔，则物多，利出十孔则物少”就是说国家要垄断所有的资源，由国家来主导资源的分配，这样可用东西就多了，如果资源的分配权，掌握在很多人或组织的手里，那么国家可用的东西就少了，如果利出一孔，民众就只有依靠国家才能生存，这样国家对民众就有了绝对的控制能力，如果利出十孔，民众就有了选择的空间，这样国家对民众的控制力就会弱化。 《商君书》中说“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意思是只有让民众受到曲辱，才会知道社会地位的重要性，只有让民众弱不经风，才会知道官员的尊贵，只有让民众贫穷，才会知道赏赐的重要，通过三种手段把民众牢牢控制在国家手里。 最后来解释一下“愚民”，“民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朴”，就是说只要民众愚味无知，失去思考能力，人云亦云，既使和别人交往了，也不会被别人的思想影响。因此，就必须把能言善辩之人，智慧通达之士除去，必须把能够影响民众思想的书藉焚毁，举国上下，只能有一个声音，一种思想。 读完《商君书》，直是让人感慨万千，五味杂陈啊，即有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又有对自身处境的无奈，更有对普罗大众深深的痛惜，最后想对他们说，兄弟们，保重。姐妹们，珍重。

“强国十三论”出自于商鞅，竟内仓（1）府（2）之数；壮男（3）壮女（4）之数；老（5）弱（6）之数；官（7）士（8）之数；以言说取食者（9）之数；利民（10）之数；马（11）、牛（12）、刍藁（13）之数。

《商君书》为统治者总结了驭民五术：1、愚民：统一思想。2、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3、疲民：为民寻事，疲于奔命，使民无暇顾及他事。4、辱民：一是无自尊自信；二是唆之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5、贫民：除了生活必须，剥夺余银余财（即通货膨胀或狂印钞票），人穷志短。五者若不灵，杀之。商鞅的历史影响：1、商鞅在变法之争时提到的想法就成为了秦国政治的指导原则，使秦国领先于山东六国。商鞅的思想在商鞅死后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一门学派，名为商学派。商学派经过建立、开拓、发展、定型和后劲五个阶段，配合秦的历史，逐渐成为主宰秦国乃至秦朝的思想主流。2、其次，商鞅执法不避权贵、刑上大夫表明了他坚决贯彻了法家的这一主张。最后，法家还有一个共性就是，商鞅一样抱着法家“明法”的态度和精神来推行政治改革，让百姓知晓法律。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商鞅

《商君书》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让很多人一听就懂，历代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都严格禁止它流向民间，成为了禁书。《商君书》提倡重农抑商，主张禁止粮食贸易，甚至连为来往旅客提供住宿的旅店也建议铲除。这样一来，人民就会被束缚在土地上，也无法进行知识更新，最后只能沦为君王的生产工具。直到清朝灭亡后，《商君书》才受到解禁，成为民国大师们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中提到的驭民五术分别为：壹、弱、疲、辱、贫。即灌输给民众统一的思想，对他们进行思想禁锢，削弱百姓实力，让他们无法拥有反抗的能力，让百姓为生计疲于奔命，没有时间思考其他，纵容他们互相争斗，彼此倾轧，不能让他们拥有太多的钱。《商君书》体裁：《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文字有改动)，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一：商鞅及其变法战国时期，新兴地主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越来越大。要求建立地主阶级政权。各国出现了一系列变法运动。重要的有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和商鞅在秦国的变法。经过改革变法，各国封建制度陆续建立。其中最彻底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商鞅是我国前秦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变法发生在春秋时期的秦代，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因为商鞅看到当时诸侯国存在的巨大问题，严重的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以采用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改变当时的社会问题。在政治方面，他采用了制定二十级爵，实行县制，实行什伍制度，集中的改变了君主对于下级的约束，成功的实现的君主集约制度。经济方面，他采用了除“废井田，开阡陌”。商鞅变法的目的及作用：以法律形式废除奴隶制的土地制度，开阡陌，肯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打破奴隶主世袭贵族的特权，确定封建的等级制度，发展和壮大地主阶级政治势力；实行中央集权，巩固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发展封建经济，壮大地主阶级经济力量；方便税收和交换，加强集权制度；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面貌焕然一新。在土地所有制方面，基本废除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封建领主所有制，确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政治方面，基本废除了分封制，确立了郡县制。秦国从落后国家，一跃而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出现了“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使得百姓生活得到巨大的改善，从而为秦统一六国做了充分的准备。商鞅的变法在那个社会是异常的先进的法则，因为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建置和改变，顺应了当时地主阶级的利益，为君主争取到了更多的可利用资源。结果：废除奴隶制，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中央集权制度，为秦统一奠定基础。但严刑峻法和文化高压政策，对后世产生消极影响。所有改革无一例外都是在新旧势力激烈冲突和斗争的背景下展开，改革过程中，陈旧观念受到猛烈冲击，旧势力的利益受到影响，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会演变成生死较量，改革者必须以大无畏的勇气战胜困难，才能完成改革。改革也具有多样性，历史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改革，改革者要实现预期目的，只有根据不同的国情和当时的历史实际。实事求是地制定合理的改革方案，采取适宜的方法进行改革。 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不但商鞅是现代中国落后的罪人，而且整个封建制度都是使中国落后于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最主要的原因。商鞅变法对历代统治者思想的保守都是一个致命的缚束，有其落后性和破坏性。可是，如果把商鞅变法放在商鞅本人所处的那个时代来看，我们就能从中看到商鞅变法的积极意义是何等的重大和深远。绵延了近两千年的奴隶制度到了春秋晚期，已经完全暴露了其严重落后和阻碍社会发展的腐朽本质。通过变法完成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转变已经势在必行，只是商鞅顺应该了时代潮流，在他手中完成了变法而已。 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都是我中国变法历史上的佼佼者。它们的 相同点是：直接目的都是为富国强兵，变法都得到王权的支持，变法内容触动了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变法者的个人命运基本相同；变法都对生产关系做出了调整。不同点：背景有差异，前者发生在新旧制度交替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后者发生在北宋中期统治危机时期。根本目的不同，前者要从根本上废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后者则是为了挽救北宋统治危机，部分调整生产关系。性质不同，前者是一场封建化的改革运动，后者则是对封建社会内部矛盾进行局部的调整与变革。结果不同，前者成功，后者失败。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看出出商鞅变法的优势。 二商鞅变法的历史昭示生命尤可贵，爱国价更高。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为改变国家贫穷挨打的落后面貌，毅然发动和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义革命，不屈不挠，浴血奋斗，在斗争中献出了六位亲人的宝贵生命，革命终于胜利。人们自然地把他称为一代救国恩人。 为国家蒙冤而至死不改爱国之志。这样的人无疑是爱国者中的佼佼者。当今我们看到50年代的“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的“牛鬼蛇神”，他们在改革时期，被平反昭雪后，仍然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对于国家赤胆忠心，致力于改革开放，振兴中华，不遗余力，建设祖国。他们这种爱国精神，深深感动人心，无不催人奋进。 中国人民在各种抗争和爱国的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中华民族，勇于抗争，忠心爱国，永远团结而坚强。 中华民族，改革开放，腾达而辉煌。中华民族那种敢于改革、追求创新的传统精神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其中也包括正处在改革时代的我们。 吴起是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历史上为改革献身的第一人。吴起变法，虽然使楚国国富兵强，但也严重地侵犯了王公贵族的利益。公元前381年，支持变法的楚掉王病死，旧贵族乘机作乱，围攻并杀害了吴起。赤胆忠心的吴起就是这样为改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与吴起相比，商鞅推行变法更坚决，但其结局也更惨烈，吴起牺牲的是自己，而商鞅却被灭掉了全家。商鞅入秦时，秦国还很落后，秦孝公有鉴于商汤、周武不存古法而兴盛，夏桀、殷纣不改旧礼而灭亡的历史，受权商鞅为大良造进行变法。秦行商君之法而富强，为秦始皇后来兼并门国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新法的制定与颁行，遭到旧习惯势力，特别是旧奴隶主贵州的阻挠和反对。公元前338所，秦孝公逝世，太子驷即位为国君，是为秦惠文王。结果，贵州势力陷害鞅，秦惠文王捕捉商鞅，商鞅全家人员被杀灭。商鞅变法本是为了帮助秦王强化国政，但却反而被秦王所杀，一片忠心赔进去的是一家老小的性命。商鞅变法，何等悲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现代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了国家强盛，为了人民富裕，从政以来，几起几落，忍辱负重，丝毫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大胆改革，实行国家开放。人们高呼：“国盛全靠共产党，致富不忘邓小平！” 目前，中国正处在极为活跃的改革开放时期，这次改革开放从1978年12月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它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起抓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使文明古国焕发青春，使中国大地空前活跃，使中华民族蒸蒸日上。 改革的历史昭示人们：一个伟大的民族，必定是一个富有创造精神的民族，只有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勇于进取，这个民族才能永葆青春，这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这个国家才能走向富强；一个伟大的民族，必定是一个开放、能够兼容并蓄的民族，封闭只会导致僵化，封闭只会导致盲目,封闭只会导致无知，封闭只会导致落后，坚持开放才能融入世界进步的潮流，才能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这个民族才能恒久地焕发生机，这个民族才能不断地攀登高峰。 中华民族，勇于改革，坚持开放，终于赢得了国家繁荣而富强，民族腾达而辉煌。我们现代中国人，作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员，倍感骄傲，无比自豪，将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不畏强暴，不称霸王，保卫和平，发展生产，团结合作共事，奋力开拓前进，同处一年地球，共创美好明天。改革是历史发展的鲜明主题，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数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革命交相更替、相互作用的运动过程。改革就是革除已经过时的旧制度、旧文化和旧思想，创造富有生机的新制度、新文化和新思想，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 改革的形式多种多样。从改革的程度看，一种是在不触动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调整；一种是对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彻底的改革，导致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改革的性质看，有奴隶制度的改革、封建主义的改革、资本主义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改革。从改革的内容看，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军事改革和文化改革

在《商君书》里，君主作为一个明主、作为一个圣人的主要标志，就是要实现“富国强兵”。《商君书》内所谈论的所有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个“富国强兵”这一个核心来展开的，其中论及“强国、国强、国富、强兵、兵强、无敌”的字眼贯穿始终。事实上，秦孝公及商鞅在秦国变法，也正是为了此目的。《更法篇》曰：“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是为其证。 　　视实力为立国之本、实现国家的强大是《商君书》政治思想的主要原则。《慎法篇》曰：“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农战篇》曰：“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画策篇》也说：“所谓强者，使勇力不得不为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说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史记·商君列传》云：“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君主以战得强兵，民众以战获军功，在整个社会言战的气氛之下，秦国社会组织、思想意识及行政政策均准军事化，最终形成一个厚具有浓军事意味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绝对服从和严格等级成为主要特征。

《商君书》亦称《商子》，是战国中期商鞅一派法家的著作。商鞅，名公孙鞅，卫国人。《汉书·艺文志》兵家类中著录有《公孙鞅》二十七篇，现已失传。《商君书》现存二十四篇，其中许多篇章都涉及军事问题。

《商君书》的宋元刻本今已无存，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明刻本。流传在明清两代的《商子》一书，多是与先秦诸子的合刻本，无单行本。全刻本1.范钦本（天一阁本）：刊于嘉靖年间，在范式所编的《范氏奇书》中，而且被《四部丛刊》影印发行。在众多明刻本中，流传最广。2.冯观《点评》本：天启丙寅（1626年）冯观点评本3.棉眇阁本：刊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在李茹更编校《先秦诸子合编》中（冯梦桢写序）施氏《先秦诸子》本：天启元年（1621年）施全昌重刊《先秦诸子合编》本4.吴勉学本：万历年间，在吴氏所编《二十子》本 黄之寀本：黄氏重印吴氏《二十子》本5.程荣本：万历壬辰（1592年），在程氏所编《汉魏丛书》本7.朱蔚然本：天启年间，杭州人编印的《合诸名家批点诸子全书》中（杨慎评、顾起元释、朱蔚然、朱锡纶订）u2022秦四麟本：明秦四麟藏旧刻勘正本（刊刻年代不详）选本1.陈深本（品节本）：万历辛卯（1591年）在陈氏所编刻《诸子品节》中2.归有光本（文震孟本）：天启乙丑（1625年），文震孟叅订校刊《诸子汇函》中，托名归有光蒐辑（但早有人认为此书并非出自归有光之手）3.陈仁锡本：天启丙寅年（1626年）在陈氏所编《诸子奇赏》中王志远本（合雅本）：在王氏所编《诸子合雅》中方疑本：在方氏所编的《且且庵初笺十六子》中《褒异本》：《诸子褒异》本郑子龙、方疑本：批点的《十二子》本陆可教、李延机本：的《诸子玄言评苑》本张邦翼本：所选的《汉魏丛书选》本李元珍本：《诸子纲目类编》本李云翔本：《新镌诸子抜萃》本秦骏生本：辑评的《周秦十一子》本清代写本与刻本一．《四库》本：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应根据《汉魏丛书》所抄校的《四库全书》本。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了《文渊阁四库全书》，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了台湾的影音本。二．“严校本”（浙江书局本或二十二子本），清代严万里曾得元刊本，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取明代范钦本，秦四麟本加以校正。光绪二年（1876年），浙江书局取严万里校正本刊入《二十二子》。不但后人的各种注本大都以此为底本，而且还常被翻刻。其翻刻本，如：1.上海鸿文书局1893年辑印《二十五子汇函》、2.上海图书集成局1897年排印《子书二十二种》、3.育文书局1911年辑印《子书二十八种》、4.上海五凤楼1920年辑印《子书四十八种》、5.世界书局1935年辑印《诸子集成》、6.中华书局1936年辑印《四部备要》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了浙江书局的《二十二子》三．孙氏本：嘉庆八年(1803年)孙星衍、孙冯翼，四月校刊的《商子》，在《问经堂丛书》中。严可均校本：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严可均曾校订过此本，由于其底本及校订文字与浙江书局所刊严万里校正本有异，故值得参考。四．《指海》本：道光十九年(1839年)钱熙祚校刊的《商子》，载于《指海》第七集。五．崇文本：光绪纪元（1875年），在湖北崇文书局刊行的《子书百家》中本世纪除翻印浙江书局本外，又有一些注释本问世，现分述如下。1915年由长沙宏文图书社刊行，王时润的《商君书斠诠》，在《闻鸡轩丛书》第一集中1918年刊于武汉的尹桐阳《商君书校释》，此书为《起圣斋丛书》之一。1921年上海广益书局刊行了朱师辙的《商君书解诂》，这是本世纪用力较深、发明较多的校注本之一。1935年华西协合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又在成都再版。后来作者重加增订，改名为《商君书解诂定本》，在1948年纳入《国立中山大学丛书》，由中山大学出版组出版。1956年古籍出版社又据广州本重排出版。1931年上海民智书局刊行了简书的《商君书笺正》。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启天的《商君书校释》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版的注本很多，如章诗同的《商君书》，高亨的《商君书注译》，集体所作《商君书评注》、《商君书评注》、《商子译注》，蒋礼鸿的《商君书锥指》等等。其中在校释上发明较多、贡献较大的当推蒋、高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