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在园林中的作用

　　谢谢编写这篇文章的作者，让大家对中国的石文化有所了解！
　　中国园林的石头缘
　　中国人的石头情结
　　从考古的角度看，人类最早成功利用的工具是石头，石头使人类告别蛮荒进入新的进步阶段-----------旧石器时期。石器为人类带来食物，解决了生存的首要问题，最后还带来火，带来光明，为人类的生存和进化立下汗马功劳。为此，人类的进化史与石头结下了不解之缘，人对石头也有了非常深刻的自然情感，这种情感转化成文明时期的石文化，石文化不是偶然出现的，它是历史的积淀，是宝贵的人类财富。
　　我国面积辽阔，地形变化复杂，石头种类繁多，长久以来形成了独特的赏石文化，它与西方的石文化不同，我们的赏石文化比较注重人文内涵和哲理，有比较抽象的理念和人格化的感情色彩，其观赏对象(自然石种、天然石形)往往丰富多彩，更加重视的是石质、颜色、质感、纹理和石形；而西方赏石文化则比较注重科学和历史的内涵，有比较直观、明确和科学的理念，其观赏主体常以各种动植物化石和多姿多彩的矿物晶体与标本为主。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我们赏石文化实际上是民族传统文化(感情、哲理、信念和价值观)在赏石领域中的反映与延伸；而西方赏石文化则主要是某些科学、技术的基本知识在具观赏价值的自然物(石头)方面的展示和印证。
　　高度发展的赏石文化首先表现在玉石的鉴赏方面，从龙山文化的考古发掘可以看到，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人已经能够加工非常优美的玉饰品。有文字记载的赏玉可以追溯到三千年之前：周武王伐封时曾“得旧宝石万四千，佩玉亿有万八”。《说文》云：“玉，石之美者”，这就把玉也归为石之一类了。《尚书·禹贡》曾载：当时各地贡品中偶有青州“铅松怪石”和徐州“泗滨浮磐”。显然，这些3000多年前的“怪石”和江边“浮磐”都是作为赏玩之物被列为“贡品”的。很可能这就是早期的石玩。
　　秦始皇建“阿房官”和其他一些行官，以及汉代“上林苑”中，点缀的景石颇多。即使在战乱不止的东汉(公元一、二世纪)及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公元三一六世纪)，一些达官贵人的深宅大院和宫观寺院都很注意置石造景、寄情物外。东汉巨富、大将军梁冀的“梁园”和东晋顾辟疆的私人宅苑中都曾大量收罗奇峰怪石。南朝建康同泰寺前的三块景石，还被赐以三品职衔，俗称“三品石”。南齐(公元五世纪后叶)文惠太子在建康造“玄圃”，其“楼、观、塔、字，多聚异石，妙极山水”(《南齐·文惠太子列传》)。1986年4月，考古学家在山东临肪发现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魏威烈将军长史崔芬(字德茂，清河东武人)的墓葬，墓中壁画多幅都有奇峰怪石。其一为描绘古墓主人的生活场面，内以庭中两块相对而立的景石为衬托，其石瘦峭、鼓皱有致，并配以树木，表现了很高的造园、缀石技巧。这幅壁画，比著名的唐朝武则天章怀太子墓中壁画和阎立本名作《职贡图》中所绘树石、假山、盆景图，又提早了100多年。可见，中国赏石文化早在公元二世纪中叶的东汉便开始在上层社会流行；到南朝(五、六世纪)，已达相当水平。
　　公元六世纪后期开始的隋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又一个社会经济文化比较繁荣昌盛的时期，也是中国赏石文化艺术昌盛发展的时期。众多的文人墨客积极参与搜求、赏玩天然奇石，除以形体较大而奇特者用于造园，点缀之外，又将“小而奇巧者”作为案头清供，复以诗记之，以文颂之，从而使天然奇石的欣赏更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这是隋唐赏石文化的一大特色，也开创了中国赏石文化的一个新时代。曾先后在唐文宗李昂、武宗李炎(九世纪初、中叶)手下担任过宰相的牛僧孺和李德裕，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文人墨客和藏石家。李德裕建“平泉山庄”，其中的怪石与奇花异树在当时就极负盛名，号称各地奇石“靡不毕致”，而奇石品种之多，仅有名号者既达数十余种。李德裕“平泉山庄”和诗人王建的“十二池亭”在造园艺术和景石，点缀方面，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大诗人白居易不仅有许多赏石诗文，他的《太湖石记》更是反映唐代赏石盛况及文化水准的代表作之一。白居易在文中最早介绍了古代赏石品级的分等情况。他首先记述了好友、逐相牛僧孺(封号“奇章郡公”)因“嗜石”而“争奇聘怪”，以及“奇章公”家太湖石多不胜数而牛氏对石则“待之如宾友，亲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的情形，在白居易眼里，牛僧孺实为唐代第一藏石、赏石大家。
　　宋代(十世纪中叶至十三世纪末)是中国古代赏石文化的鼎盛时代，北宋徽宗皇帝举“花石纲”，成为全国最大的藏石家。由于皇帝的倡导，达官贵族、绅商士子争相效尤。于是朝野上下，搜求奇石以供赏玩，一度成为宋代国人的时尚。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如米芾(字元漳)、苏轼(号东坡)等赏石大家，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苏舜钦等文坛、政界名流都成了当时颇有影响的收藏、品评、欣赏奇石的积极参与者。宋代赏石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出现了许多赏石专著，如杜绍(字季阳)的《云林石谱》、范成大的《太湖石志》、常懋的《宣和石谱》、渔阳公的《渔阳石谱》等。其中仅《云林石谱》便记载石品有 116种之多，并各具生产之地、采取之法，又详其形状、色泽而品评优劣，对后世影响最大。又据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录集·怪石辨》载：“怪石小而起峰，多有岩岫耸秀、嵌之状，可登几案观玩。”足见当时以”怪石”作为文房清供之风已相当普遍了。
　　以书画两绝而闻名于世的北宋米芾(字元肆)是11世纪中叶中国最有名的藏石、赏石大家。他不仅因爱石成癖，对石下拜而被国人称为“米癫”，而且在相石方面，还创立了一套理论原则，即长期为后世所沿用的“瘦、透、漏、皱”四字诀。其实当时癖石者甚众，米芾只是其中之一罢了，“爱石而癖”绝非米氏所独钟者。据文献载：“米尝守涟水，地接灵壁，蓄石甚富，一一加以美名，入室终日不出。”当时有位监察使叫杨杰的，“知米好石废事，往正其癖”。但正当他老先生振振有词地教训米芾时，“米径前以手于左袖中取一石，其状嵌空玲珑，峰峦洞穴皆具，色极清润。米举石宛转翻复以示杨曰：‘如此石安得不爱?!"杨殊不顾，乃纳之左袖。又出一石，叠峰层峦，奇巧更胜，杨亦不顾，又纳之左袖。最后又出一石，尽天画神楼之巧；又顾杨曰：‘如此石安得不爱?!"杨忽曰：‘非独公爱，我亦爱也!"即就米手攫得径登车去。”这个故事十分生动有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米家奇石多小巧玲咙、富于山水画意的天然特色，和当时上层社会爱石、藏石的浓厚风气。北宋末年的“花石纲”是大家所熟知的园林盛事。
　　元代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均处低潮，赏石雅事当然也不例外。大书画家赵孟 (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是当时赏石名家之一，曾与道士张秋泉真人善，对张所藏“水岱研山”一石十分倾倒。面对“千岩万壑来几上，中有绝涧横天河”的一拳奇石，他感叹“人间奇物不易得，一见大呼争摩娑。米公平生好奇者，大书深刻无差讹。”这一时期，在赏石理论上无大建树。
　　明清两朝(十四世纪中叶以后)是中国古代赏石文化从恢复到大发展的全盛时期。在这数百年间，中国古典园林从实践到理论都已逐渐发展到成熟阶段。明代著名造园大师计成(字无否)的开山专著《园冶》；明·天年间王象晋的《群芳谱》；明·李渔的《闲情偶记》；明·文震亨的《长物志》等相继问世。他们对园林堆山叠石的原则都有相当精辟的论述。“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长物志》)之说，至今仍是‘小中见大"的典范。明·曹昭的《新增格古要论·异石论》，张应文的《清秘藏·论异石》，尤其是万历年间林有麟图文并茂、长达四卷的专著《素园石谱》等，更是明代赏石理论与实践高度而全面的概括。林有麟。不仅在《素园石谱》中绘图详细介绍了他“目所到即图之”、且“小巧足供娱玩”的奇石一百一十二品；还进一步提出：“石尤近于掸”、“芜尔不言，一洗人间肉飞丝雨境界”，从而把赏石意境从以自然景观缩影和直观形象美为主的高度，提升到了具有人生哲理、内涵更为丰富的哲学高度。这是中国古代赏石理论的一次飞跃。
　　清·沈心(乾隆年间人，自号“孤石翁”)的《怪石录》，陈元龙的《格致镜原》，胡朴安的《奇石记》，梁九图的《谈石》，宋的《怪石赞》，高兆的《观石录》，毛奇龄的《后现石录》，成性的《选石记》，王 的《石友赞》，诸九鼎的《石谱》和谷应泰的《博物要览》等数十种赏石专著或专论，共同把中国传统赏石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长篇小说《石头记》(即《红楼梦》) 的出现，北京圆明园、颐和园的建造，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赏石文化在当时社会生活与造园实践中的生动反映。
　　近代中国的赏石专著以民国初年章鸿钊的《石雅》和三、四十年代王猩酋著《雨花石小记》，张轮远著《万石斋灵岩大理石谱》最为著名。其中章氏《石雅》首次应用了近代科学的一些观点，对我国传统赏石文化与西方赏石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比较和分类论述；张轮远的《万石斋灵岩大理石谱》虽然主要论述的对象只限于雨花石和大理石两类石种，但其“灵岩石质论”、“灵岩石形论”、“灵岩石色论”、“灵岩石文论”、“灵岩石象形论”，以及其等次、品级划分与理论，实为各类观赏石种所普遍适用的原则，与今人论及天然奇石的四大现赏要素“形、色、质、纹”一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园林也叫“山水园林”，石头的作用占了半壁江山，园林中对石头的应用主要是置石和假山，石材以太湖出产的太湖石最为著名，有时某个园子出名靠的是一块山石，如留园的冠云峰、豫园的玉玲珑等，这些石头在当时的价格是非常高昂的，现在更是无价之宝。石头在古典园林中营造的意境和景观效果构成了中国园林文化和内容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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