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城市化的解决措施

　　新型城市化实现人口、空间结构的两次转变，建设城乡平衡社会。那么你对新型城市化了解多少呢?以下是由我整理关于什么是新型城市化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 　　新型城市化的基本内涵 　　新型城市化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和谐社会为方向，以全面、协调、和谐、可持续发展为特征，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丛集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市化，全面提升城市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市化路子。 　　1、集约高效。把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结合起来集约高效的城市化道路。集约高效就是充分发挥空间聚集，突出回圈经济，提高知识、技术、资讯贡献，强化规模效应，节能降耗，转变发展方式，建设宜业城市。 　　2、功能完善。把新型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丛集化结合起来，走城市功能完善的城市化道路。功能完善就是不断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不断完善种类城市功能，不断培育城市个性，形成城市特色，建设特色城市。 　　3、社会和谐。把新型城市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结合起来，走社会和谐的城市化道路。社会和谐就是公平公正，结构稳定，利益协调，充满活力，安全有序，建设和谐城市。 　　4、环境友好。把新型城市化与城市生态化结合起来，走环境友好的城市化道路。环境友好就是着力减少污染排放，加大污染治理力度，突出城市生态建设，推动城市与自然、人与城市环境和谐相处，建设生态城市。 　　5、城乡一体。把新型城市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走城乡统筹的城市化道路。城乡统筹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把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把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推进农村工业化、农业企业化，提高农村城市化水平，促进大城市、中小城市、镇、村协调发展，建设新农村。 　　新型城市化的建议 　　组织研制和实施中国社会现代化路径图 　　持续推动社会发展模式的两次转变***从“城市优先型”向“全面发展型”，从“全面发展型”向“生活质量型”***，提高全民生活质量，建设信用管理社会; 　　继续推进国家反贫困战略，建设没有“绝对贫困”***按联合国标准***的国家; 　　实施社会福利化战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谐高效的新型福利国家; 　　 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实现人口空间结构的两次转变，建设城乡平衡社会; 　　实施社会资讯化战略，实现生活方式的两次转变，建设资讯化社会; 　　实施社会知识化战略，实现劳动结构的两次转变，建设知识化社会; 　　普及免费义务教育，逐步普及高等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推进卫生体系现代化，增加公共卫生投入，建设健康长寿型国家;消灭资讯鸿沟，提倡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 　　新型城市化的四大目标 　　实施社会知识化战略，建设知识化社会 　　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推进卫生体系现代化，建设健康长寿型国家 　　消灭资讯鸿沟，提倡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

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既包含对我们过去城镇化道路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包含对西方城镇化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思考和规避，更包含对未来城镇化前景的新设想，是对我国城镇化模式的新构思。新型城镇化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以人为本、低碳节约、格局优化、新技术引领这四点非常重要。1、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在哲学层面上是对传统城镇化的扬弃。传统城镇化把物质财富的增加作为实现手段和追求目标。2、低碳节约。新型城镇化将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发展过程，构建低碳节约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3、格局优化。新型城镇化以城镇体系和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格局和形态优化为基础。4、技术引领。城市发展周期与经济技术周期紧密相连，城镇化过程必然留下当时产业和技术进步的烙印。温馨提示：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应答时间：2021-04-20，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平安银行我知道]想要知道更多？快来看“平安银行我知道”吧~ https://b.pingan.com.cn/paim/iknow/index.html

新型城市化中有产业转移。新型城市化发展理念是绿色、创新、开放、协调、共享，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要求，所以产业转移是肯定的，要把资源集约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实现产业有序平稳转移。感谢您的信任，以上是我的回复，希望可以帮助到您，祝您生活愉快～

如何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1、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构建城市群，提高中心城市首位度，推进副中心城市建设，加快县域中心建设。中心城市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努力提高首位度。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资源禀赋，在主攻沿海上走在前列，在引进大项目、优质项目上下功夫，处理好规划和建设、集约发展与合理密度、经济发展与城市生态等问题，重点在现代服务业发展、高端人才集聚等方面取得突破。2、注重城市功能的完善，提高城市建设品位。通过建设完善的基础配套设施，使人人都能享受到便利的教育、医疗、消费等服务，建立和谐的邻里关系、社区文化，营造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要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通过深入开展“清洁家园、和谐社区”等活动，进一步加强环境综合治理，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建设绿色生态城市。3、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及早建立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实施绿色产业扶持政策，在不影响主体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培育和发展环境友好的特色产业。在循环经济、技术改造、污染整治、环境基本设施建设等项目预算安排时给予政策倾斜，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产业，加快区域经济发展步伐。

农民转变为市民，推动新型城市化步伐的难点有：1、城镇发展不平衡少数大城市因承担功能过多，产业高度集聚，导致城市规模快速扩张，房价偏高、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凸显。而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滞后，产业支撑不足，就业岗位较少，经济社会发展后劲不足。2、农民工市民化任务依然繁重由于人地挂钩、人钱挂钩等政策尚未完全落地，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不完善，市、区级地方政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3、城镇发展特色不足有的地方把城镇化简单等同于城市建设，贪大求快，脱离实际追求“第一高楼”，建宽马路、大广场，忽视城市精细管理和广大居民需求，忽视地方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城市个性塑造，造成“千城一面”“千楼一面”。4、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还需努力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尚未形成，农村资源变资本、变财富的渠道还不畅通。同时，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全并轨，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务还十分艰巨。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三权”退出机制不畅，缺乏自主退出的制度安排。新型城市化新的发展目标：目标方面，传统城镇化注重外延扩张，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规模的增长通过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途径实现;而新型城镇化则以优化内涵为目的，对社会效益高度重视，同时还具有节约资源、环境友好和以人为本等特征，有效实现了城镇质量的提升。相对于传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显著改善了过程中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更好地促进了农民市民化转变。对于劳动力流动，传统城镇化对此放任不管，因而产生了住房困难、交通拥堵、资源紧张等社会问题。为此，新型城镇化创建了积分式和轮候式两种申请落户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可流通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新型城镇化要解决三大问题新型城镇化，将不再是钢筋混凝土的简单堆砌，而是农民市民化的转型；不再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割裂，而是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的推进；不再是工业化被动牵引下的人口候鸟式迁移，而是通过移民化人口迁移集聚来推动工业产业布局；不再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而是打造绿色生态和智能科技的新宜居城镇。 刚刚在北京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主动调控、寻求中长期增长新动力的阶段，对扩大内需具有乘数效应的新型城镇化被寄予厚望。 当前，新型城镇化需要解决三大问题。一、 城市土地扩张要与农业人口转移相结合，不能单一的扩张城市、大搞建设。（一）要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是重要的任务。 因为过去我们在推动城市的过程当中，简单地称为要地不要人的城镇化，所以我们的城镇化率看上去过了51%，但实际上人口的市民化只有35%左右，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这个差异意味着什么呢？城镇化和市民化有不到20%的差异。这样一个差异证明我们违背了城镇化本来的一种普遍遵循的规律，因为城镇化的这个概念指的主要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当然主要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这是中央在十八大，也就是过去长期提出来，要实行新型城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二）把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新型城镇化整个全过程，也就是我们要建设一个美丽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简单地说就是四个词，新型城镇化主要指的是一个是集约，另外一个是职能，第三就是要低碳，第四是绿色。这八个字可以概括新型城镇化本质的特征。二、城镇化要与产业转移相结合，实现产业在城乡间、地区间合理布局。（一）建立一个农业生产企业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和农村生态自然化的一个美好的城镇布局。 建国60多年来，我们一直靠农民的牺牲、农民的奉献支撑了共和国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今天我们确实应该回过头反哺农民来支持农村的发展。这样一个提法早在2005年以后一直在提，但是真正落在实处的不是很多。中央出台了九个一号文件，一直在解决“三农”问题，但是“三农”问题从基础地位到重要地位到全党全国的重中之重，这反映出农民在贫穷的程度上面严重性更大，农业在困难的问题上面也出现了很多瓶颈的制约，农村在不稳定方面出现了更多的群体性事件。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思考，之所以出现农民贫穷、农业困难和农村不稳定的状况，主要是基于我们对农民的权益关注不够，因此，我们确确实实需要关注2.5亿的农业转移人口如何市民化的问题，但这个落脚点、这个空间的落点一定在县城和重点镇，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国家在转变治国思维的时候必须加以考虑的，这是一个纲举目张的措施。 “城镇化”这个概念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意味着生活状态的改善，意味着环境好了，住房空间大了，而过去的城镇化对于农民来说，却意味着田没了、房子拆了，然后进了城市以后，权益得不到保障了。对于2.5亿农民工来说，未来的城镇化如何提高质量？　 当我们关注了农民的地位问题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农民的出路和发展问题。未来农民城镇化之后，怎么把发展农村经济放在城镇化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从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发达地区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地区之所以发达，实际上主要在于镇域经济、小城镇经济发达，称为速耕经济的发展，其实通过小城镇的集约和绿色增长实现民营经济的发达，称为草根。 实际上真正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如果以县城和小城镇为重点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农业生产企业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和农村生态自然化的一个美好的城镇布局，这恰恰是我们这个国家在过去长期以来，我们去弥补城镇化的偏颇的时候所必须考量的一个最重要的判断。 怎么能够保证未来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能够确认城镇化跟农业、农民是有关系的？ 实际上城镇化的其中应有之意，把农业人口转移为市民化，农业人口集中以后，实际上我们这里又得到非常直观的经济利益，可以节约耕地，现在每家农户大概有6分地到1亩2分地的宅基地，如果全国2.5亿农户家庭，可以节约的耕地在1.5亿和3亿亩耕地，可以实现农业经济的发展。（二）城镇化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　　城镇化虽然带来了大量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拉动了经济增长，为农村居民脱贫致富创造了条件，但也带了诸多问题。除上面提到的给城镇的交通、环境、就业、教育、医疗等造成压力外，过快的城镇化还给农村地区带来耕地流失、拆迁补偿低、老人和留守儿童多、农地撂荒等诸多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城镇化和三农发展的关系。　　长期以来，为集中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中国采取了城乡户口分离的户籍制度和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这两项制度不仅严重束缚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限制了城镇化的进程。事实上，目前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率只是按城镇地区常住人口（即居住超过半年）所计算的比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率。这也是为什么政府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即农民工）市民化的原因。　　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就必须克服三方面的权利缺失：一是作为城镇居民的权利缺失，二是作为劳动者的权利缺失，三是土地财产权的缺失。　　为克服农民工作为城镇居民的权利缺失，目前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必须打破，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此，必须尽快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为他们建立人事档案，使他们在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培训等方面拥有和城市群体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　　为克服农民工作为劳动者的权利缺失，就必须构建稳定的劳资关系、合同关系和工资谈判协商制度，加强农民工的劳动所得保护和合法权利维护。　　为克服农民工的土地财产权缺失，必须尽快改革征地制度，使农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农民最主要的财产是农村的建设用地，不是耕地。很多地方把耕地和建设用地不加区分，不仅造成了耕地流失，也大大低估了建设用地的价值。必须通过对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山地、草场等资源的确权、登记和颁证，赋予农民土地等资源完整的、有法律保障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城镇化所需资金哪里来？　　城镇化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钱从哪里来？由于资金需求巨大，仅以地方财政投资显然难以完成。有关研究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建立适应城镇化资金需求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融资方式仍以银行贷款为主，不仅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而且最终还款来源还是土地收入。如果不能解决城镇化中的资金需求问题，不仅可能会出现大量城市贫困人口，还会使城市病得更加严重，并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降低城镇的生活质量，丧失城镇化的本来含义。 我认为，有三方面工作可做：一是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都应尽快在公共服务等领域明确建设标准、降低准入门槛，让更多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形成多元投资主体。二是通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提高收租分红比例，把收租分红收益投入社会公益领域，也可为人口城镇化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允许有还贷能力的县发行城投债，也就是平台债，并考虑适时推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私募债。三、大城市要与中小城市及城镇协调发展。（一）中国需要怎样的城镇化？　　长期以来，有关中国的城镇化模式引发了广泛讨论。是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主？还是以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为主？或者是大、中、小城市（城镇）并存？可是说目前仍未取得共识。当然，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处，如人口众多有利于产业多元化发展尤其是服务业发展，产业集聚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产生规模效应等。但特大城市也带来诸多问题，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房价高企、社保水平跟不上、工作生活压力大等。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省各地之间的差异明显，城镇化应因地制宜，大、中、小城市（城镇）并存发展。当前特别要大力发展那些劳动力吸纳程度高、产业发展多元化并有地方特色、房价负担得起的二三线城市。　　考虑到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均5000-6000美元的上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在这一特殊时期，经济的发展不能再延续过去的粗放式、高投入、低效率模式，必须依靠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新增长模式。与此相适应，中国的城镇化也应该摒弃过去那种单纯依靠房地产开发、大挖大建、不顾城市资源和环境承受力的粗放式特征，而代之以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就业机会多的新型城镇化。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关系问题上，应该是工业化特别是新型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一个城市，必须发展若干具有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才能支撑人口的增加和可持续发展。否则，单纯依靠房地产或单个产业的单兵突进，一旦经济下滑，单个产业失去比较优势，新城有可能人去楼空，变成“空城”、“鬼城”。从这个意义上说，城镇化只能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二）实行新型城镇化，要适当控制大中城市的发展规模。 在我们国家现在要解决城镇化的根本问题，特别是要实行新型城镇化的话，大中城市的发展要适当地控制规模，全国大中城市主要指的是287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其中包括4个直辖市，27个省会城市，4个沿海开放城市，所谓副省级城市，这36个城市应当适当地控制规模，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关于这36个城市是不是应该考虑以稳妥为主，这些城市不再扩大规模，而且要更加注重提升质量，过去这些大城市主要是三分管七分建，是不是可以倒过来，七分管理三分建，让这些城镇真正成为进入这个城市所有人的城市，而不仅仅是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居民人口的城市，这就是说农民工进城的问题。　　 其实农民工进城的问题，说到底解决的就是农民的出路和地位问题，现在有2.5亿农民工，这是一个巨量的群体，他们的利益不容忽视。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的城乡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城镇人口数量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十年来，随着城镇化建设，有大批农民工涌入城镇。目前，全国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5亿。从某种角度看，他们已经离开土地，但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历史问题是，这2.5亿人目前却仍然无法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体系。当股市再为城镇化这部中国经济新引擎兴奋时，2.5亿农民工目前的现状则更是中国下一步城镇化建设中必须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农业人口不能顺利向城市转移，一方面阻碍了中国工业化质量的提高，对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消费质量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使得商品价格主导的物价上涨压力始终不能消除。 虽然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很快，但“市民化”速度相对较慢，超过1.5亿农民工离土离乡到城市打工，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带来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必须以人为本，坚持首先满足群众的生理需要，其次满足情感的需要，最后满足农民自我实现的需要。让农民不仅物质生活富裕起来，更让农民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要筑巢引凤，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做到合理规划，科学布局，实现衣食住行样样便捷；同时要注重工程质量，避免“烂尾楼、问题楼”等问题的发生。只有彻底解决好进城后的农民的衣食住行的问题，农民才愿进城，才想进城，实现变被动为主动的进城。 情感和谐，城乡和谐，社会和谐。要搞好情感的和谐，就须深化社会制度建设，实现“人的融入”。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首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城镇化扩内需。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就是要制定更加积极、更加宽松的户口迁移政策，推动完善更多领域、更大范围的综合配套改革措施，实现教育、医疗、法律和其他各项公共服务均衡化，加速农民市民化。其二，完善土地利用制度，为城镇化注动力。避免简简单单的外延扩张，走集约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参照重庆“地票制度”，将地票制度与中央的要求，和本地的实际相结合，探索出适合本地区的土地制度，为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制度的深化，让我们愉悦和谐的生活在一起。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但知识技能缺乏，只能从事基础性工作，辛苦劳作仅得温饱的现实令他们丧失了工作的热情。解决好这个问题，既需要不断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也有赖于完善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相信这样一定可以为他们提供实现梦想的力量。只有让梦想之花绽放，我们的城镇化才会芬芳。要想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脚步越走越坚实，就须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根据人的心理行为规律，按规律办事。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的目的，必须加快农民变市民的进程，加快改革与发展——　　要消除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引导农业转移人口不断提高就业竞争力，真正靠产业发展和劳动致富逐步融入各类城市和小城市。　　要放宽对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有偿流转，征用农村土地按市场规律给予失地农民合理的补偿，满足城乡居民创业的合理融资需求。　　要逐步将农村转移人口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险关系在不同统筹区的转移接续和不同制度间的衔接转换，提高统筹层次，逐步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　　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要逐步实现其在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就业服务、劳动报酬、住房租购等方面的城市居民待遇，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　　要加大对城市道路、水利、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快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的投入。　　要制定科学的城市体系和发展规划，实现农村城镇化，农村人口和非农产业才能不断由农村向城市地区集中，实现人口、非农产业、资本、市场由分散的农村向城市集中，农村工业化、农民职工化、市民化相互交织、同步运行。促进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促进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这是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我认为，新型城市化之“新”应体现在以下六个“化”上。 农民工市民化。这是城市化的核心，也是城市化的实质。国际上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就是城市人口的占比。2011年浙江省的城市化率是62.3%，但其中肯定有水分。因为这个指标采用的是城市的常住人口，而这些常住人口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待遇。市民化不仅仅表现在户籍的转变，更重要的是附属在户籍背后的如就业、住房、社保、医疗和子女就学等相关政策待遇的市民化。前几天，我随国家发改委的徐副主任到下沙调研，在农民工公寓餐厅里与四个聚在一起吃饭的小伙子聊天。他们都是80后，已经结婚也有小孩了，但是小孩在老家。他们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小孩能到身边来念书，其次是希望有个房子，两口子不用分居。其实这些都是生活的基本要求，但对他们来说还属于美好的梦想。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意义非常重大，不仅关乎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而且关乎社会和谐。这是当下新型城市化最紧要的课题。当然，解决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性、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等方面的问题都尚未破题。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更有很长的路要走。 空间布局合理化。空间布局有两个层面要关注。首先是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这是个长期存在争论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非此即彼“绝对化”，形成适合省情特点的城镇体系最为重要。当然，不同区域、不同阶段肯定有城市化布局的不同重心所在。就当前浙江来说，需要把握两个重点。从提升区域竞争力的角度看，必须加快发展特大城市，包括其都市区和都市经济圈，只有这样做才能集聚高端人才、高端要素、高端产业，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从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强化工业化基础角度看，中心镇的建设和发展也不能忽视。这是因为目前浙江的工业基础在县域，大量产业集群分布在中心镇上，中心镇是浙江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我省小城镇很多，如果基本公共服务的设施布点不能适当集中，难免导致人力物力财力过于分散，提供的服务质量不高。只有以中心镇为依托，进行科学的资源配置，才能达到既方便群众，又保证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目标要求。 空间布局合理化还须关注的一个层面是城市内部布局。这些年城市建成区扩张比较快，但内部布局的科学性被忽视了。一些城市好的区位，土地好卖，就大片大片地建商品房 ，就业和居住根本无法匹配，导致上下班时段“钟摆式”交通流量非常大，城市拥堵不堪。这个问题相当突出，也是推进城市空间布局合理化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土地利用集约化。强调这个问题，主要因为前些年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资源的浪费比较严重，这里面有观念、制度和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市场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反映出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有件事我印象很深。2004年举办香港浙江周时，我率领物流企业老总去参观考察香港机场物流仓储设施，当时香港机场的货运量已居世界第二，但是仓储设施仅占地17公顷，也就是255亩。而占地二三百亩的物流中心在大陆比比皆是。一位义乌的老总实话实说：我们占地多主要是土地便宜，多圈点地，还能升值。像香港那样搞，立体化仓库投资大、成本高，划不来。看来，土地利用要实现集约化，既是急事，又是难事，关键是深化资源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当然，指导城市规划、用地规划的理念调整也很重要，规划不能过于追求大手笔，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国情，尤其是浙江省情背景下，也许“小的是美好的”。 产业发展高端化。产业发展要遵循一般的规律。一般都是从农业向工业、第三产业逐步演进，演进的过程也伴随着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变。目前浙江总体上已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当然，不同层级的城市有不同的产业定位和取向。像杭州等特大城市，要特别关注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中心镇则应重点关注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包括培育与其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和面向居民生活的服务业，也很重要。总的取向都是要向高级化这个方向发展。 我以为，工业与服务业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工业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服务业是提升工业的助推器。纵观世界上大的跨国公司，很多都是制造业起家的，但现在业务主体都是服务业，研发、品牌、销售都控制在手里，制造环节外包了，而制造环节赚取的只是其利润的很小一部分。我省的工业企业也已到了向这种目标迈进的时候。产业发展高端化、制造企业服务化，这是大势所趋。 基础设施现代化。提出这个命题，是希望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要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千万不要耗巨资去复制已经过时甚至行将淘汰的“古董”。在城市交通规划建设方面，打造立体化交通和综合运输网络，是下一步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很重要的任务。货运要无缝对接，客运要零换乘。比如海陆联运粮食，从麻袋运发展到散粮运，再到集装箱运，不同运输方式的衔接上越来越紧密、便捷。又比如客运零换乘，客人从飞机上下来马上有地铁连接上，地铁到站后又有公交或者公共自行车可转乘，做到这一点出门就非常方便、快捷了。还有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停车设施建设等问题，都已成为当务之急。而“智慧城市”建设，则属于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更高层次的标准和要求。 城市管理精细化。说到城市管理，涉及面就更大了。不管哪个方面，管理比较粗放似乎是通病。举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开车的同志可能会有切身体会。城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有时候等起来会叫人很闹心，明明一个方向已没有车流通过了，但另一个方向就是不放行，因为各个方向的红绿灯的时间设置是固定的，它不会随车流量的变化而调整。这就人为造成了堵车。如果红绿灯设置智能化了，这种问题就迎刃而解。另外，在社区管理、物业管理等领域，都有许多精细化文章可以做。只有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做到精细化了，这个城市才称得上是个名副其实的以人为本的城市。 【作者为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

——城市财富积累速率与民生幸福要求的不同步。此前中国城市发展，比较关注经济成长、看轻社会建设和民生改善，出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高位增长，但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比值基本上低于GDP增速。在城市财富迅速积累的前提下，居民富裕程度未有同步的提升。x0dx0ax0dx0a　　——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与要素集约水平的不匹配。虽然中国进入城市快速发展时期，但城市建设却非常低效粗放。当前，资源环境瓶颈效应日益强烈，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迈向内涵式、集约化发展轨道。x0dx0ax0dx0a　　——城市规模的适度控制与流动人口的过分集聚的不协调。现阶段，中国面临着由于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均而导致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中小城市人口增长乏力现象，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提供基本生存性福利的均等化，是政府的必然选择。x0dx0ax0dx0a　　——城市物质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同调。x0dx0ax0dx0a　　——城市化高速发展与现代城市管理水平的不适应。包括初级产业用工荒与高端人才求职难并存、公共交通工具的增长小于城市建设的扩张、土地的城市化水平快于人口的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大小城市分布不均衡等。x0dx0ax0dx0a　　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核心；构筑开放、流动、有序、互补和共享的中国城乡体系，则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举措。《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1》称，“由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完)

新型城市化是什么？海珠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姚奕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新型城市化就是要让住在城里的人，早上睡觉能被鸟叫醒，晚上还能数星星。”广州市委十届二次全会提出，要把海珠生态城打造成具有岭南水乡特色的生态城市示范区和建设花城水城绿城的样板区。今年，海珠生态城的“核心区”万亩果园即将通过整体征地建成湿地公园；5年内，作为广州新型城市化样板之作的海珠生态城将初具雏形。海珠生态城蓝图绘就“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建成海珠生态城的基本框架！”在今年2月召开的广州市委十届二次全会上，与会者们注意到一个新亮点——海珠生态城。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用了整整一段的篇幅描述未来“海珠生态城”的蓝图——围绕打造具有岭南水乡特色的生态城市示范区和建设花城水城绿城的样板区，借鉴世界生态城市的先进理念，整合海珠区现有的万亩果园、海珠湖、新城市中轴线南段地区、琶洲地区、黄埔古村等功能区，规划建设集会展商务、总部经济、园林景观、文化创意、宜居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海珠生态城。在规划图纸上，海珠生态城主要是广州大道以东的海珠区板块，面积占到海珠区的一半左右。在现在的广州，或许没有哪一个板块像海珠生态城一样拥有如此优越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空间优势。在这里，园、林、湖、涌、江、城融为一体，万亩果园、海珠湖、穿城而过的珠江和大小河涌为“美丽城乡”提供了天然的注释；在这里，以琶洲展馆为载体的会展经济形成了高端服务业强大的凝聚核；在这里，许多工业厂房摇身一变成为创意产业园，腾出了136万平方米发展用地，原来沉重的包袱正逐步转化为后发优势。有规划专家指出，海珠生态城将是继中新知识城、南沙新城之后，广州在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上倾力打造的又一重点战略区域，将成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交相辉映、传统文化与时尚创意完美融合的重大展示平台。“六个一”带出生态城建设“海珠生态城”的战略思路可以用“六个一”来概括：一馆带动一岛，一塔带动一轴，一湖带动一园，一村带动一体，一厂带动一片，一路带动一环。用琶洲展馆带动整个海珠岛服务业、总部经济的发展；用广州塔“点亮”广州新中轴线南段；用海珠湖带动整个万亩果园的升级保护；黄埔村、小洲村等城中村改造新模式，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T.I.T、太古仓等旧厂改造的成功范例，连片带动提升产业、改善周边环境；通过建设环岛路，带动环岛交通、景观、功能大提升。“国际展都、广州绿心、文化名区、幸福海珠”这四个关键词，指明了海珠区未来5年的发展方向，海珠这个美丽的岛区将迎来更华丽的转身：依托琶洲国际商务会展区，将进一步提升总部聚集功能，将打造国际一流高端服务业聚集区；加强琶洲、敦和、大干围等科技园区建设，建成“智慧城区”；发展和保护好“广州绿心”万亩果园，将海珠打造成广州的“中心花园”；擦亮海珠文化名片，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去年，琶洲被确定为广州未来十年城市建设发展的重心，琶洲地区成为海珠区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强大动力。今后，琶洲的目标是成为广州“国际商贸中心”的门户，打造国际展都。根据规划，琶洲地区将容纳6家五星级酒店、30多座超过22层的写字楼。目前，琶洲地区多个总部项目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设计方案国际招标，相继动工兴建。海珠区将积极争取市的支持，加快筹备成立琶洲会展总部功能区管委会。据了解，今年“海珠生态城”将重点完成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并抓紧推进南洲北路东延线、环岛路等重点路网建设，力争在5年内建成海珠生态城的基本框架。城区建设迎来“蝶变”过去5年，是海珠区城区面貌大变样的5年。海珠区从一个厂房、城中村林立的老城区，摇身一变成为环境优美、宜居宜业的新中心区。未来5年，海珠生态城将建成基本框架，必然将带来城区环境的大升级，一系列城市建设亮点正在浮出水面。黄埔村、小洲村，通过升级改造成为“海珠名片”。近年来海珠区对“广东第一村”黄埔古村实施选择性保护开发和抽疏整治，改造后的黄埔古村成为城中村综合整治模式的典范，古建筑得到修缮保护，市政设施得到升级改造，旅游经济得到开发，集体经济实力和全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具有岭南水乡特色的小洲村，经过综合整治后，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吸引了众多的文化名人、艺术名家聚集在这里居住或开设工作室，形成了远近闻名的“艺术村”。村内各种工作室达60多家，已成为艺术家的伊甸园。目前，海珠区正在加快黄埔古村二期绿化景观升级改造、南城河综合整治等工作，做好黄埔村内商业、旅游配套设施布点，引导特色餐饮和商贸企业进驻，打造岭南文化聚集地、展示地、体验地。42.2公里的环岛路也将是未来“海珠生态城”的最大亮点之一，它犹如一条珍珠项链，将海珠区的江岸线连成一体，打造珠江后航道黄金岸线。未来，环岛路将成为一条集交通、景观、休闲、观光功能于一体的标志性道路。通过环岛游线路开发、争取举办环岛马拉松或自行车等赛事，将成为广州新名片。据了解，目前环岛路已建成16公里；在建路段12.2公里，力争2012年完成建设；未建路段为14公里。今年，将在推进环岛路沙渡路至石岗路段建设，沿线计划增设游艇俱乐部、水上巴士码头等港口设施，以及亲水平台、水幕、雕塑等广场节点。?核心“广州绿心”承载 新型城市化理念万亩果园湿地保护建设是“重头戏”“海珠生态城”建设的核心是万亩果园湿地保护建设。这片河涌纵横、小桥流水、百果飘香的“广州绿心”，在高密度的城市建设中显得弥足珍贵。今年3月16日，国务院、国土资源部批准了万亩果园“只征不转”的特殊政策。而海珠区也不负众望，仅用短短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10762亩土地的征地签约工作。据了解，围绕海珠生态城的建设和万亩果园整体保护，今年海珠区要完成万亩果园湿地一期800亩示范区、14公里绿道和石榴岗河涌升级改造工程，把万亩果园建设成为“突出传承广府文化，强化岭南水乡特色，凸显果林湿地生态环境”的生态城核心区、样板区，使一年四季都能船走湿地、通江达海、看鱼观鸟、摘果赏花。为什么万亩果园的保护建设对于海珠生态城、对于广州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海珠区委书记姚奕生有一番生动的比喻：“新型城市化，我理解就是让市民既享受城市现代生活的便利，又能享受乡村那种亲近自然的生活。让市民早上睡觉能被鸟叫醒，晚上还能数星星。”他指出，新型城市化，就是要让老百姓“鱼和熊掌兼得”。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和广州市委提出的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部署，要求海珠区今后要把生态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把更多精力放在保护生态上。今年，海珠生态城建设的“重头戏”，是做好万亩果园一期工程。海珠区决心要把万亩果园打造成为“全国最美丽的湿地公园之一”，让万亩果园一年四季有更多时间佳果飘香，能看到更多鲜花，让越来越多市民早上被鸟叫醒，让越来越多的市民出门就能看到小桥流水。

　　一项新政策出炉，我们不便做太多猜测。但所有政策的来源都是理论和已有的实践经验，或者教训，这当中一定有某种逻辑线索和路径通道可供求证。 　　的确，新型城镇化将意味着巨大的投资和消费潜力，为启动内需、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一系列利好因素。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所言：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将是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当中国领导人重提城镇化的时候，城镇化、城市化将不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被动的或次要的角色。可以说，对于中国的城镇化，全世界的人们都乐观其成。 　　但我们认为，新一届中央领导在这个时候提出“新型城镇化”，还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从经济结构来讲，我们无疑是工业化国家了。GDP的构成中，农业已经非常微小，说我们是世界工厂，是工业化强国并不为过。但从人口结构来讲，我们的非农化程度还不高，与历史上同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相比较，尚有较大差距。我们的名义城市化率虽已超过50%，但真正的城市化率也就35%左右。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严重脱节。倡导新型城镇化，理所当然有着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意蕴在里面，我们要补上这一课。 　　我们已经有非常漂亮的城市，尤其一些东南沿海的大都市、大城市、小城镇比起欧美城市不相上下，甚至更加新鲜，更加气派。但城镇化也罢，城市化也罢，最重要的不是外观的、物理的改变，而是制度和人的变革。城市的内涵是城市人，城市中应该到处飘浮着一股自由、平等的味道。我们将人等级化管理的户籍制度距离城市精神谬之万里。城市政府的设置、体制必须尽快与城市的本质要求相互匹配。所以，提倡新型城镇化就是要改革以往的城镇、城市管理制度。 　　新型城镇化将不再是以计划经济的手段推行城镇化、城市化。大家还记得计划经济年代是如何推进工业化的。长官经济、命令经济盛行，工厂的建设、布点，所有工业品的品种、价格、产量、调拨，都是自上而下的设计和审批。推行城镇化、城市化首先是市场化、民营化，今天我们在搞城镇化、城市化的时候，城市政府一定要创新管理，一定要把“市”放在“城”字和“镇”字的前面，以市兴镇，以市兴城，而不是有镇无市，有城无市。 　　新型城镇化也是对以往城乡割裂、农民利益受损而言的。新型城镇化将是人性的城镇化，而不再是野蛮的、掠夺式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要妥善解决农民人地分开的局面，将地的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合二为一，使城市产业可以更加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地方政府必须改变过去若干年来土地融资的发展模式，千方百计让已经进城的2亿多农民工安顿下来，将农村留守的儿童和家属逐步向城镇转移。 　　推行新型城镇化不能教条主义的拘泥于“城镇”二字，不要矫枉过正。我们要认真吸取过去在“小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和城市拓展摊大饼中的一些教训。一些地方通过行政化分割，阻碍资源流动，满天星式的小城镇建设曾带来了极大浪费，还有些地方在新农村建设中，公社之风再度掀起，刷油漆、建遮羞墙，许多所谓新农村像是新军营，千篇一律，不伦不类。 　　城市化、都市化、都市圈化是大趋势，城镇化只是这个长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性目标。新型城镇化的最终结果将是在我国形成一个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大都市、都市圈参差有致的城市体系。

1、吸收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间的差距。2、有利于改善地区的产业结构。3、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互影响的。4、城市是区域科技和文化的中心，提高了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5、城市文化影响乡村的生产和生活。扩展资料城镇化（urbanization/urbanisation），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指出，中国城市化率突破50%。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城市化

　　两会调查显示，新型城镇化成为百姓最关注的话题之一，与此话题相关的户籍改革、福利公平等讨论热度也颇高。　　新型城镇化成为我国在人口红利经历“拐点”之时的重大选择。新型城镇化有何新内涵？人的城镇化究竟“新”在哪里？　　均等化待遇 让农民进城留得下　　【目标】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核心数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5亿人，20%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入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校，参加除工伤保险之外的其他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比率均未超过30%。大部分地区未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对象。　　【专家评析】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说：“城乡福利差距巨大，工作在城市而保障在农村，由此形成了"候鸟式""钟摆式"迁徙，加剧城镇化的难度。要逐步实现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面覆盖。”　　“根本还应突破户籍与福利合一的社会管理制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建议，应建立合理的农民工市民化支付机制，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施融居住登记和就业、社保、租房、教育、计生等多种服务管理功能于一体的居住证制度，让“一证通”助力实现农民工在子女就学、社会保障、技能培训、公共卫生、养老等方面的待遇均等。　　产业支撑 从“候鸟式”迁徙到家门口致富　　【目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打造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产城融合，将城镇化作为拓展农民就业的重要空间。中央强调，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　　【核心数据】　　社科院调查显示，中国城镇化率约为51%，工业化率为47%，而国际上发达国家城镇化率约是工业化率的2至3倍，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严重，就近就业率低；我国“漂”在城镇的农民工，70%以上希望在家乡周边就业。　　【专家评析】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说：“在推进城镇化时应注重城镇产业经济的培育，重视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和农村合理分工、特色突出、功能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互动。”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成杰认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的发展家庭农场是发展新型城镇化一种相对易行的方式，可通过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大力提高我国农业经营体系的水平，走农户联合和合作，多元化、多层次的经营体系这条路。　　土地征收 从“被代表”到“带资进城”　　【目标】　　十八大报告指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尽快出台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的问题。　　【核心数据】　　调查显示，耕地征用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投资者和政府拿大头，村级组织留下两三成，农民拿到的往往不到10%。　　【专家评析】　　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名誉会长包永江认为，长期以来，农民在被征地过程中缺乏话语权，往往“被代表”或“被同意”，挖掘城镇化的新空间，就必须要直面“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体制缺陷，让农民可以“带资进城”。　　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研究司巡视员叶兴庆认为，失地农民应当参与增值收益部分的分配。提高补偿标准的依据应当根据各地城市化和收入水平“因地制宜”。　　“土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要保障农民征地谈判的主体地位；要通过货币、就业、培训、留地、入股等多种安置方式，解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英说。

　　摘　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带动和刺激了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在对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发展关系回顾的基础上，介绍广州特殊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内涵和意义，分析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最后提出全球化视角下推进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新型城市化；对策；广州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146-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国际分工和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加速。在全球化时代，新的全球市场、新的角色、新的准则和规范成为城市化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城市化是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高技术人才等社会菁英和高等级基础设施、服务业等在城市的集中，使城市成为全球化发生地主要舞台，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时也改变了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国内外背景及其发展进程。全球化和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交织在一起，它们在每个时段的成果和特征也成为对方及彼此将来发展的现实背景。当前广州正处于全面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率先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州”的关键时期。广州市第十次党代会报告全面阐述了广州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是新时期广州全面增创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社会进步等方面新优势的重要环节，是提升广州城市竞争力、影响力的重大战略。因而，借助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动力机制作用就是通过全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全球市场来促进，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以及更基本的市场风险运行机制和利益机制等市场运行的基本机制，提升专业化水平和交易效率，推进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社会进步等方面新优势，坚持低碳经济、智慧城市、幸福生活的城市发展理念，推进战略性基础设施、战略性主导产业、战略性发展平台实现重大突破，全力实施“八大工程”。 　　一、经济全球化与城市发展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管理、金融和服务业的国际化进程，使城市成为世界经济的区域节点或全球节点。当前，世界各国、各地区不同层次的城镇体系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竞争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世界将进入以城市为中心的运行系统。在新世界，主宰世界发展的将是以国际大都市为中心的世界城市体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发展中正在形成新的城市经济现象：（1）服务业已经成为许多大都市区巩固新工业空间综合体以及带动收入和总就业增长的主导产业部门，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展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增长的主要特征；（2）多城市分布的跨国公司促进了新型产品的开发和产品市场的控制；（3）由银行、法律机构、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共同组成的金融综合体在世界城市等级体系的顶层城市的高度集聚，成为各部门的决策中心和日益增长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系统的节点。 　　在新城市经济现象和信息化社会的共同推动下，未来的世界城市化发展将呈现新的趋势，即城市间经济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使若干世界性的节点城市成为在空间上超越国家的实体，并逐渐形成多极、多层次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大都市连绵区将更加具有活力；在若干城市首位度极高的国家或地区，首位城市将逐渐主宰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事务。 　　城市化是 21 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当前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中国长期发展目标的内在要求。中国所面临的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应对WTO 给农业发展带来的挑战、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等，都有赖于加快城市化进程。当前广州正处于全面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率先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州”的关键时期。站在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高度，把广州的发展置于世界先进城市的坐标体系来比较，广州在城乡统筹、公共服务、资源环境、核心竞争力、城市特色和治理结构等方面还存在明显差距。广州能否缩小与世界先进城市的差距，实现新发展、再上新台阶，事关全国全省发展大局，直接关系全体广州人民的福祉。在这点上，国内外的发展和广州的实践都已经证明，传统城市化模式已经走入穷途末路，走经济低碳、城市智慧、社会文明、生态优美、城乡一体、生活幸福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是广州完成历史使命的不二路径。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需要选择广州正确的城市化发展战略。 　　二、广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概述 　　1.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最近广州市第十次党代会提出了走具有广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战略构想，其核心就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积极探索推进城市建设发展的新路子，从而全面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推动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迈上新台阶。走具有广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对广州的改革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广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是，把民生幸福作为城市发展的最高追求，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牢固树立低碳经济、智慧城市、幸福生活的城市发展理念，努力走出一条具有广州特色的经济低碳、城市智慧、社会文明、生态优美、城乡一体、生活幸福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低碳经济是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幸福生活是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三者相互联系、互相促进，贯穿于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创新实践。 　　2.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意义。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发展一体化的背景下，广州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不仅对广州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会大大推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为巨大的人口迁徙和生活方式的变更，必将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对于世界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都有历史意义。进入新世纪以来，广州城市化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由于城市化理论研究相对成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而广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走经济低碳、城市智慧、社会文明、生态优美、城乡一体、生活幸福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因此，加快广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进程，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有效解决城市建设发展突出矛盾和困难的有力措施，也是新形势下推进城市建设发展的必然选择。为了适应城市发展理论的新要求，应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积极探索推进城市建设发展的新路子。广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更强调城市内在质量的全面提升，更强调城市的转型升级，也就是要推动城市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由偏重经济发展向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由偏重单一城市发展向注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转变，由原来的偏重单项改革向全面协调推进户籍、保障、就业等综合配套体制改革转变。这样的城市化，有利于广州破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促进广州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及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能力的全面提升。

例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发展过度膨胀，出现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拥挤、人口过多等问题，被称之为“大城市病”。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以避免或缓解大城市病的发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大家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如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所以，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第二，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第三，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第四，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所谓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民生幸福为方向，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遵循工业化与城市化、农村与城市、人口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规律，倡导建立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城市化机制，着力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强调布局上必须科学合理，功能上必须宜居宜业，品味上必须特色鲜明，产业上必须高端化，管理上必须精细化，执行上必须落实到位。

【答案】：B本题考查的是新型城镇化规划与政策。选项A的正确说法应为：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选项C的正确说法应为：科学规划建设城市群，严格控制城镇建设用地规模；选项D应为：使城镇化成为市场主导、自然发展的过程。

虽然也有一些专家试图给新型城镇化下一个严格定义，但我想，要找到一个权威的大家都认可的新型城镇化定义，可能很难，或许下定义的专家本人都未必清楚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如何走新型城镇化之路从三个方面做了阐述，但这只是原则要求，说不上是严格的定义，即使是定义，也不能全面涵盖新型城镇化之“新”。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据说未来十年城镇化是中国扩内需的重大战略。经济工作会议也已把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作为今年工作的六大任务之一。许多地方都正在或已经制定了新型城市化的规划，相关专家学者也忙着在全国飞来飞去，向地方主政者推销自己的新型城市化方案。 　　2012年已经过去，从经济角度说，2012年留下的最大遗憾就是经济遇到很大困难，增速虽然实现了年初制定的目标，但却降到近年来的低点。对中国来说，由于还有繁重的就业压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压力，以及其他一些需要充足财力保障才能做好的事情，所以，仍需保持一定的增长水平，因为财政的增收依赖于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从长远看，要使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型成功，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前提应是建立一个内需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而城镇化，被认为是中国扩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从而也是保证经济较高增长的优势所在。相关统计显示，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大概能够带来7万亿元的市场需求。一些机构已经预测，由于有了城镇化的政策保障，今年经济至少能够达到8.2%的增速，远高于去年增长水平。凡此种种，决定了今年的工作重点还是会放在如何把经济搞上去。 　　把经济作为优先处理的事项虽然符合中国当前情形，不过，我担心的是，假如大家都把眼睛盯在城镇化上，恐怕中央对新型城镇化之“新”的要求就会落空。道理很简单，各地打城镇化的主意，着眼不在城镇化的“新”上，更多还是出于GDP和财政收入的考虑。如上所述，毕竟只有经济增长，才有财政的增收。如果这样，目前各地大张旗鼓的城镇化很可能会变成“穿新鞋，走旧路”，回到过去见物不见人的城镇化状态。 　　迄今为止的城镇化，正如国家行政学院张孝德教授所批评的，它是被GDP主义捆绑的城镇化，使城镇化成为与生态文明时代相悖的高能耗、高浪费、高污染的病态城镇化；是一味以西方城市镇为参照系的城镇化，使城镇化成为中国文化缺位、特色不明的城镇化；是在错误城镇化理论误导下，使城镇化成为不计成本的盲目追求大城市扩张的非理性城镇化。简单地说，目前的城市化异化成了在政府主导下的一种非理性的造城运动，它一方面把农民赶上楼，剥夺农民参与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权；另一方面，又驱使农民进入城市，干又脏又累的活，但却长期只拿大体相当于城镇同等人群一半的报酬，给农民造成双重伤害。 　　所以，让城镇化回归到中国特色城镇化上来，走一条与已有的城镇化不一样的“新”路，就不仅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再次强调，并不知道什么叫新型城镇化，但我想新型城镇化之“新”，至少应该体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要有个性特质，二是要有人本气息，三是能够城乡互补。城镇也是有生命的，有自己不同的基础、背景、环境和发展条件，由此孕育出来的城镇应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不能千篇一律、千城一面，这样的城市没有个性，自然也体现不出“新”来。其次，推进城镇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是为了使生活于这个城镇的人们日子过得舒心，这就要求我们的城镇化不能见物不见人，为城镇而城镇；也就是说，城镇的一切应当围绕人来展开，使之具有人情味，形成良好的人本氛围，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不是相反。 　　还有，新型城镇化不是不要农村，因此，城乡互补和融合在城镇化中就显得特别重要。农村可以为城镇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城镇可以为农村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不能认为农村是城市的累赘，以牺牲农村的发展来谋求城镇的进步，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要力戒这一点。 　　（作者为时政专栏作家）

首先，新型工业化是开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 从世界各国的城镇化发展历程来看，城镇的诞生与发展本身就是工业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城市化水平呈现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而提高的趋势。钱纳里等人对1950-1970 年约100 个国家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做了调查，结果显示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即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国家，城市化水平也越高。如表1 所示。我国一些城镇就是在一定产业集聚的基础上崛起的。 “十二五”时期，我国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将不断加强。首先，“十二五”时期，我国的工业总量将继续增长，工业总量的增加必然会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从而使得农村的人口流向城镇，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其次，“十二五”时期，工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我国在发展和改造传统工业的基础上，将不断加大对新兴的战略性产业的扶持力度。这些新兴的产业具有高技术含量、高效益、低污染、低耗能的优势，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其发展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其所创造的财富有利于改善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各项软硬件条件，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奠定基础。 其次，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有利于推动新型工业化的进程。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人力资本、经济要素和技术资源的空间集聚过程。这种集聚的意义在于，通过人口的集聚带动人才和科技资源等其他要素的集聚，促使技术创新和升级，提升区域经济规模，优化生产力要素，重构产业链，有效降低发展成本，充分实现大中小城市功能互补，切实保障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促使资源的集约和节约利用，提高了经济效益，产生一种结构性优化和功能性提高的综合效应。 由此可见，在经济上实现集约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集约型的发展，一方面为现代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这种集约型的发展为现代工业化发展提供了经济要素和技术资源。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周边地区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也会逐步完善，从而为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搭建一个通向市场的桥梁。 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要求劳动者必须具有相应的知识水准。而新型城镇化在文化上具体表现为实现文明的多样性共存，培养与时俱进的城市文化。新型城市化的文化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传统的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统一起来，大力培养与时俱进的城市文化，形成鲜明的城市文明。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城镇的人民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从而使得全民的素质得到提高，有利于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进程。

——城市财富积累速率与民生幸福要求的不同步。此前中国城市发展，比较关注经济成长、看轻社会建设和民生改善，出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高位增长，但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比值基本上低于GDP增速。在城市财富迅速积累的前提下，居民富裕程度未有同步的提升。　　——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与要素集约水平的不匹配。虽然中国进入城市快速发展时期，但城市建设却非常低效粗放。当前，资源环境瓶颈效应日益强烈，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迈向内涵式、集约化发展轨道。　　——城市规模的适度控制与流动人口的过分集聚的不协调。现阶段，中国面临着由于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均而导致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中小城市人口增长乏力现象，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提供基本生存性福利的均等化，是政府的必然选择。　　——城市物质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同调。　　——城市化高速发展与现代城市管理水平的不适应。包括初级产业用工荒与高端人才求职难并存、公共交通工具的增长小于城市建设的扩张、土地的城市化水平快于人口的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大小城市分布不均衡等。　　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核心；构筑开放、流动、有序、互补和共享的中国城乡体系，则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举措。《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1》称，“由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完)

大发展战略围绕城镇化发展战略，推进新型城市化和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结合，需要紧扣三大发展战略，即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和区域协调发展。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要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需要在大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推进新型城市化和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结合。在实现城镇化的过程中，需要紧扣三大发展战略。首先是创新驱动，要通过科技创新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建设具有创新能力的城市，加快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的建设，提高城市的智能化程度。其次是绿色低碳，要采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优化城市建设布局，加强生态保护，推广节能环保技术，降低城市的碳排放量，建设宜居城市。最后是区域协调发展，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强城市与农村的联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通过城市的带动作用，促进周边地区的发展，实现城市和农村、区域之间的共同发展。综上所述，大发展战略围绕城镇化发展战略，需要紧扣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和区域协调发展三大发展战略，并通过推进新型城市化和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结合，实现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

例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发展过度膨胀，出现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拥挤、人口过多等问题，被称之为“大城市病”。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以避免或缓解大城市病的发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大家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如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所以，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第二，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第三，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第四，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所谓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民生幸福为方向，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遵循工业化与城市化、农村与城市、人口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规律，倡导建立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城市化机制，着力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强调布局上必须科学合理，功能上必须宜居宜业，品味上必须特色鲜明，产业上必须高端化，管理上必须精细化，执行上必须落实到位。

您是想问2020年第十一期新型城市化杂志的鼓励统一刊号和国际标准刊号有什么区别？两者的区别如下：统一刊号是由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用于标识中国境内的期刊，其格式为CN+4位数字。而国际标准刊号（ISSN）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颁发的，用于标识全球范围内的期刊，其格式为8位数字，通常以ISSN作为前缀。另外，统一刊号主要用于国内期刊的标识，而国际标准刊号则用于全球范围内期刊的标识，可以更好地实现期刊的国际化和信息交流。

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关系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也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公平正义。近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向。我们要明确人的城镇化的核心内涵。人的城镇化不仅仅是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这包括提供良好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权益，提高人民的素质和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理念。新型城镇化的核心1、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新型城镇化强调在城市化进程中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城市的绿化率，增加城市绿地，提高空气质量，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2、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新型城镇化倡导绿色建筑、绿色出行等节能减排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3、社会公平与包容性：新型城镇化关注城市居民的福祉，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城乡居民共享城市化发展成果。4、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新型城镇化要求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发展低碳、环保、高附加值的产业，提高城市经济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5、智能化与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强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

例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发展过度膨胀，出现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拥挤、人口过多等问题，被称之为“大城市病”。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以避免或缓解大城市病的发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大家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如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所以，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第二，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第三，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第四，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所谓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民生幸福为方向，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遵循工业化与城市化、农村与城市、人口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规律，倡导建立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城市化机制，着力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强调布局上必须科学合理，功能上必须宜居宜业，品味上必须特色鲜明，产业上必须高端化，管理上必须精细化，执行上必须落实到位。

一般认为，是一个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业地域转化为非农业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可谓”追梦改革万里春，农民潮涌作工人。荒滩野岭高楼起，立体网联城市群。”（左河水诗）。但是，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也给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因此，单纯、刻意地进行城市化，并不适宜中国的国情及稳健发展的需要。中国当今的城市化（城镇化）应是产业、人口、土地、社会、农村“五位一体”的城镇化，而不是给“房地产化”代言。《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指出，中国城市化率突破50%。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但应试教育中普遍将城市化率划定在40%~50%间。 马克思资本城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主要核心内容之一。该学说认为城市的本质是社会制度下的人造环境。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人造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是在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是资本本身发展需要创建一种适应其生产目的的人文物质景观的后果。 人造环境是为了资本的积累为了剥削劳动力而生产和创建的，资本主义下的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也承载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矛盾。资本主义下的城市过程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二者互动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是资本的城市化。城市是资本积累和循环的空间结点。城市化的经济动力学原则：资本积累、资本流通、 资本循环、资本增值资本第一循环的矛盾与城市过程：工业资本生产的基本矛盾：资本过度积累形成的过度积累危机 。资本第二循环矛盾与城市化过程A 第一循环中工业生产面临回报率下降时，资本转向第二循环，投资于人造环境的生产 。B 城市人造环境为第一循环中过度积累的资本提供投渠道和机会（为第一循环矛盾提供出口）C 金融机构的信用系统和国家的协调干预克服投资不足，使第一循环向第二循环平稳完成 。 “城市人造环境的形成和发展是工业资本利润无情驱动和支配的结果，资本家按自己的意愿创建城市人文物质景观。”——马克思2 资本第三循环矛盾与城市化过程A 第二循环中也由于资本过度积累的趋势而使投资机会很快饱和；B 第三循环向科学、技术以及与劳动力再生产有关的健康、教育等投入；C 第三循环同样并没有消除过度积累的趋势与世界体系理论结合。

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显示，在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但其中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如土地的浪费、城市的无序建设、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污染等。这些都需要政府加强引导与管理。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政府的作用将逐步淡化，由主导向引导转变，民营经济可以成为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量。　　市场机制的作用决定了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城乡之间、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互为动力、共同发展的，但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二者互动发展的特征有所不同。在工业化、城市化中期，二者互动发展的特征最为明显。此时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加强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强化城市、城镇发展的产业支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城市功能，带动工业化发展。必须保证城市与乡村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保证城乡之间的流通渠道畅通，通过市场调节达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我国农业在改革开放前后，都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农业本身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对低的产业，需要工业支持。　　在转型期，多种投资主体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如农业用地与工业、城建用地的矛盾，资源的过度开采，城市人口规模偏小而土地规模大，等等。在选择城市化道路时，要从过去城市化外延扩张向内涵提高的集约型转变，从城市数量的增加向城市质量的提高转变，完善土地市场，强化矿产资源管理，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协调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走集约型、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　　我国是人口大国，改革开放以来，GDP保持了9%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但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化、农村人口向城市转化的问题。同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存在明显不均衡，不仅表现在供求总量上，而且表现在供求结构上。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全局。重点是要通过相关政策或措施，达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求均衡，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建立一个有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的劳动力人口流动体制。　　我国地域宽广，区域差别大，城市化不可能按某一个模式来发展。从城市规模看，在东部地区，小城市、小城镇发展比较有活力，对城市化的贡献较大，同时沿海、沿江跨省区的城市群、城市带发展也很有特点、有规模，集中型与分散型城市化方式并存；在中西部地区，大城市尤其是区域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城市化发展的核心，适宜走非均衡的集中型城市化道路。具体到每个省（区、市），发展模式又会有所差别。从城市职能看，走多种产业推动型道路，有的城市发展比较成熟，制造业等生产性企业外迁，金融业、房地产业、中介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流；有的城市刚刚起步，尤其是小城市，制造业发展还是支撑城市的经济基础，需要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足以通过乘数效应，使人口规模达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门槛，才能推动城市相应功能的完善，成为商业中心、信息中心、教育文化中心等。也有一些城市，借助于交通枢纽地位，或是传统商贸中心优势，或是旅游资源，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城市发展。　　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涉及产业发展、城市发展、乡村发展、生产要素流动、区域发展等,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推动。城市化的核心是在产业演进中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向城市转移，这涉及非农就业岗位的大量提供。应在产业政策上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既要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又能提升产业发展水平；要加快城市、城镇对乡村人口的容纳、承载能力；促进乡村发展与生存环境的改善；完善生产要素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的政策；采取适合不同城市化模式的区域政策，等等。

合理的城市化可以改善环境，例如：通过平整土地、修建水利设施、绿化环境等措施，使得环境向着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方向转变，降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作为区域发展的经济中心，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而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又促进城市的发展；促使生产方式、聚落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等的变化。 农民大量离开原耕种土地，弃耕抛荒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粮食进口率逐渐增高，使得人口大国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存在隐患，这不利于中国国家发展和政局稳定。案例尽管在山西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的2500多亩耕地中，还很少有撂荒的现象，但是前景不容乐观。种玉米、核桃等的主要劳动力都是60岁左右的农民，纯朴的农民大叔大娘，出于对土地和耕种的自然感情依然坚守耕作，但是每人平均要经营20-30亩耕地，基本依靠人力和畜力，劳动力“超负荷运转”。该村已经出现种粮的农民不足，再过5-10年，这些老人无法劳作之时，种粮主产区的劳动力将后继无人。这些地区农田分散，土地流转实践也不成熟，社会资本进入集中耕种的积极性并不高。如果若干年“农民荒”没有得到缓解，农村已经存在的“撂荒”现象将会愈演愈烈，由于粮食生产的季节性，一次发生，影响一季，持续发生，将会恶性循环，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如果中国高层进一步关注农村劳动力不足问题，借助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正能量，重新整合农村土地资源，办集约化大农业，实现中国农业的规模化和农业机械化，这样城市化就有利于农村大发展，也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反过来，农村的现代化的发展，会剩余更多的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会进一步促进中国工业的规模，促进城市化进一步的提高。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集中化”为特征，第二阶段则以“分散化”为特征。于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城市带”发展较快。中国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发展“城市圈”“卫星城”需要注意到城市职能和周边郊区职能的转化和协调发展。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中心城市应该不断加强“城市带”和“区域经济”的规模、布局、功能的完善。城市职能的不断演进，是中心城市良好发展的前提，同时也是解决大城市病、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城进农退城市化 城市化带来的问题的确触目惊心。曾经有学者概括，现代城市化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病”，表现在住房、交通、环境、就业、安全、卫生等方面；二是“城市文化病”，即人们对城市本身的怀疑、失望、厌恶、憎恨甚至敌视等极端心态与行为。有西方学者提出，现代城市化在根本上是一种西式的“城进农退”城市化。由于以与自然对立和对乡村排斥为理论基础，这种扭曲的城市化注定对自然、对农村、对弱势群体不厚道，难以避免无根性和不可持续性。上述概括或有偏颇之处，却有助于戳破以大城市为基调的西式城市化的美丽神话, 让我们直面现代城市化问题，寻求对策。大城市病是环境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不好，将直接威胁现代化进程和国家生态安全。用大卫·格里芬的话来说，“如果放任生态危机，人类文明将在全球追求无节制的发展中走向终结”。现代城市化的弊端表明，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城乡共荣的城市化模式十分必要。这种新模式应该是现代城市化的升级版，主张都市与田园交融、工业与农业和睦，发展有机、有根、有情的“审美城市”。西方国家正在展开的社区支持型农业、城市农业以及城镇转型等运动，是新型城市化的重要探索。社区支持型农业运动在美国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城里年轻人下乡从事农耕，开设小型有机农场。社区支持型农业不仅是城市反哺农村，更是农村哺育城市、农业支持城市，是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绿色”通道。社区支持型农业鼓励更多小农户采取有机农耕的方式来善待土地，真正体现了“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的厚道。一度陷入低迷的城市农业运动再度焕发生命力。人们日益意识到，单纯以经济衡量方法看，城市土地用于农业获益很低，但考虑社会和生态方面的回报，“其价值就会凸现出来”。在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增加绿色植物，缩减粮食生产环节和减少碳排放量等方面，城市农业都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城镇转型运动”是另一种有根化努力。“城镇转型运动”起源于英国托特尼斯郡，倡导可持续生活方式和重建当地生态复原力，因地制宜减少能源消耗，摆脱对石油的依赖。这种新型城市化路径在西方至今尚未大规模出现。对于中国，官媒和官方学者认为中国不仅有“天人合一”等优秀文化传统，还有从工业文明提前跨入生态文明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中国的高铁、移动多媒体、新能源等技术,为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荣提供了重要支撑。这种城乡并茂的城市化如果成功了，不仅会造福中国人民，也将为世界和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大陆没有得到保护，中国的工业化也没有避免西方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问题，反而造成了比西方更严重的生态问题，土壤、水、空气，这些文明的基础都遭到严重破坏，中国的城市化由政府强力推行，一切以经济建设为核心，无视公平、正义和环境；纠正城市化问题的力量，无法得到官方支持，只能由民间力量艰难推动，这份力量主要由环保力量组成，但以第十王国为代表，因为第十王国首先旗帜鲜明提出了反城市化、尊重传统、尊重农村的思路。

例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发展过度膨胀，出现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拥挤、人口过多等问题，被称之为“大城市病”。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以避免或缓解大城市病的发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大家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如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所以，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第二，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第三，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第四，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所谓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民生幸福为方向，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遵循工业化与城市化、农村与城市、人口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规律，倡导建立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城市化机制，着力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强调布局上必须科学合理，功能上必须宜居宜业，品味上必须特色鲜明，产业上必须高端化，管理上必须精细化，执行上必须落实到位。

城镇与城市的区别　　对“城市”应作广义理解，因为《城市规划法》明确指出：“本法所指的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把建制镇纳入城市范畴。对"城镇"一般作狭义理解，与对城市的广义理解完全相同。若在研究城镇体系的形成和发育过程中向基层深化，会涉及到一般集镇，这时可对城镇作广义理解。　　由于对城市和城镇概念的混淆，所以出现了“城市化”和“城镇化”两种译法，其实在英文中都是一个词(Urbanization)。在日本和台湾又译成“都市化”，由于在我国大陆一般把都市理解为大城市，所以大陆不采用都市化的说法。如果大家对城市和城镇的含义认识比较一致，即广义的城市和狭义的城镇是相同的，那么，对城市化和城镇化就不会产生歧义。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界和地理学界于1982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城镇化道路问题学术讨论会”上，明确指出城市化与城镇化为同义语。并建议以“城市化”替代“城镇化”，以避免误解。但现在使用"城镇化"的说法仍相当普遍，在短期内还难以统一。我们也不强求统一，关键是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即：不能把“城市化”片面理解为主要发展大中城市;也不能把“城镇化”片面理解为只发展小城镇。　　2001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首次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为统一说法，与国家公布的正式文件的提法相一致，建议都使用“城镇化”。　　城镇与城市的理解　　(1)城市的狭义理解：只含市不含镇。　　(2)城市的广义理解：含市又含建制镇。　　(3)城镇的狭义理解：含市和建制镇。　　(4)城镇的广义理解：含市、建制镇且含集镇。　　城市化与城镇化在中国的不同含义　　通常情况下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他们所说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城市化就是城市不断发展完善、乡村人口不断向城市人口转变、由乡村型社会不断向城市型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和中国许多别的事物，“城市化”也有一个中国特色的含义。现在中国学者把”urbanization”翻译成“城市化”和“城镇化”，第一个翻译是与国际通用观点相同的，另一方面，第二个翻译是中国的专家创造的，也可被称为“新型城市化”，主要指居住地由农村区域向城镇区域(主要为农村小城镇)迁移的空间聚集过程,强调了小城镇的重要性。　　城镇化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我国之所以有城镇及城镇化之说，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仅仅发展城市不可能实现大量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所以才提出在加快城市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小城镇，通过小城镇吸纳大量的乡村人口，并在战略上将城市与小城镇的发展融入一体，就出现了城镇及城镇化的提法。

200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36%。2003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为世界的17%，居世界第1位。从比率指标来看，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世界发展指标2005》统计的151个国家中居第107位；中国第二、三产业就业量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32个国家中居最后一位。综合比较，中国城市人口呈现双重性：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居第1位，城市人口比率指标居第70位。2006年全国城镇人口5770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43.9%，城市化水平比2002年提高4.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2006年东、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4.6%、40.4%和35.7%。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这三个城市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100%。城市化达到90%以上的城市已达到8个城市；城市化水平较低的是贵州和西藏，分别为27.5%和28.2%。2009年，城市化率已达46.6%，2010年达到47.5%。根据联合国的估测，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86%，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72.9%。根据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07137093人，乡村人口减少133237289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末，从城乡结构看，城镇人口6907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00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1456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上年末提高1.32个百分点。2011年末，城市化率达到51.27%。2012年10月31日，最新出炉的一份报告显示，2011年的中国内地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了51.3%。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 由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主持，国务院参事、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领衔多名专家历时1年完成的《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31日在北京发布。这份继2009年之后专门研究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第四部年度报告称，中国城市化率突破50%，必将引起深刻的社会变革，在中国发展进程中是一个重大的指标性信号。 《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介绍说，新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历程迄今大致包括1949-1957年城市化起步发展、1958-1965年城市化曲折发展、1966-1978年城市化停滞发展、1979-1984年城市化恢复发展、1985-1991年城市化稳步发展、1992年至今城市化快速发展等6个阶段。 该报告还揭示指出，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存在五大战略性弊端：一是在世界格局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所对应的非匹配；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明显地表达出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非规整；三是中国的城市化亟需克服“城市和农村、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非公平；四是中国的城市化偏重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规模，忽略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呈现出粗放式生产的非集约；五是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解决如何进入现代管理制度、消除城市病的非成熟。 根据“城乡发展动力”、“城乡发展质量”、“城乡发展公平”指数计算，《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还给出中国内地50个代表城市的新型城市化水平排序，上海、北京、深圳、天津、成都、广州、苏州、重庆、杭州、无锡位居前10名。

来自浙江义乌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作出了初步的回答, 那就是地方政府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2000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36%，202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2%，20年间提高了近29个百分点。而2021年末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6.7%，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着18个百分点的差距。目前我国已经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后期，在稳步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同时，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效率成为下一阶段的重要目标。7月12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明显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明显缩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显著提升，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未落户常住人口。这一实施方案意味着，“十四五”期间我国新型城镇化将全面进入提质增效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首要任务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撰文表示， 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551美元，按世界银行划分标准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同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低于中高等收入国家67.59%的平均水平，更低于高收入国家80%左右的平均水平，按照发达国家经验还有一定增长空间。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区间的中后期，城镇化发展趋势具有两方面特点。一是我国城镇化动力依然较强。当前我国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的4倍多，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倍，且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仍有明显差距，这些客观现实持续吸引着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农民进城仍是大趋势。二是我国城镇化速度将逐步放缓。尽管2011年以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均增速快，但新增农民工数从1055万人降至400万人以下，2018、2019年分别在200万人左右，2020年受疫情影响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2021年得以反弹。但仍比2019年减少614万人、下降3.5%。未来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将进一步减少，这将带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速度逐步减缓。除了疫情因素外，近年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速放缓存在两大制约因素：首先，户籍制度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村转移人口长期不能在所在城市落户，不能平等享受所在城市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资源，不能真正融入城市。对此，实施方案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

　　全球温室效应已经严重影响了生态环境, 给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发展模式, 成为了整个世界关注的热点。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必须在应对全球气候问题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因此, 对于中国而言, 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和平崛起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同时，也是落实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一、低碳经济与经济转型 　　“低碳经济”概念由英国首相布莱尔在2003 年发表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 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对低碳经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从狭义的理解看，低碳经济是以消耗低碳燃料为主，追求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最小化排放的发展，是一种高能效、低资源消耗和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模式。从科学发展观角度看，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的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从效率角度，低碳经济的实质是提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炭和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建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低碳经济强调的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带动经济实现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包含了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经济转型则是个大战略、总要求，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是落实经济转型的重要环节，也是经济转型的应有之义。具体而言， “新型工业化”就是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新型城市化”就是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低碳城市化道路”。落实经济转型也必然要求制度上的创新和生产生活方式理念的转变。 　　尽管低碳经济和经济转型的概念内涵和外延有一定区别，但在强调“绿色”、“环保”、“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却是一致的。这就要求必须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二、中国低碳经济转型的意义 　　低碳经济是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的必然选择，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面临国际社会要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压力，还因为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护国内环境，避免技术和资本的锁定效应。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减缓的情况下，发展低碳经济不仅可以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点突破口，也是度过目前经济困难的有效方式，更是确保我国中长期经济持续增长最可行的手段之一。 　　首先，低碳经济是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成为新一轮国际经济的增长点和竞争焦点。以低碳化能源发展为代表的低碳经济产业,不仅可以为传统产业的振兴提供支撑,其自身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找到发展机遇，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技术进步，将填补经济增长所需技术进步的供需缺口。另外，低碳化还可以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乃至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有着相当长的产业链，足以形成一股新的经济力量，影响着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竞争格局，成为各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不竭动力。低碳经济是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全球性革命，也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可以说，低碳经济将是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将引领全球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发生深刻变革。中国能否在未来几十年里走到世界发展的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应对低碳经济实现经济转型的能力，我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积极应对这种严峻的挑战。 　　其次，低碳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如何节能减排，拓展中国低碳经济之路，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拉动经济增长的是汽车、住房等耐用消费品工业，在这些耐用品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钢铁、水泥等重化工材料，大量消耗煤炭能源，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气体。随着城市化发展，能源消耗增大，私人汽车增多，尾气排放增加，严重恶化着生态环境，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耗国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刻不容缓的可持续发展的国计民生大事，关系到中国和世界的整体利益。目前我国最紧迫的减排任务，是通过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淘汰能耗高、污染大、排放高的落后产业，以尽快把现有能耗水平降下来，并通过新型城市化改造方案和技术进步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进而推进低碳经济运行。当前，世界各国都在试图将经济复苏与经济转型结合起来，努力寻找经济复苏以后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战略制高点。 　　因此，低碳经济不仅是传统的环保手段，更有望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首选和重要抓手。 　　再次，发展低碳经济转型有利于我国的能源安全。能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继军事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之后的又一大安全问题。世界各国在能源领域内的竞争与合作愈来愈密切, 对于正经历经济总量与能源消费皆高速增长的中国而言, 能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 抗风险能力较低。低碳经济不再一味依赖煤和石油等化石能源, 而是大力发展核能、水能、氢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低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实现了能源利用的多元化, 从而降低了能源结构单一的潜在风险, 提高了中国应对能源危机的能力, 是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有效途径。 　　最后，发展低碳经济转型有利于在全社会倡导一种“绿色”健康的生活消费方式。低碳经济不仅体现在生产方式方面, 而且体现在居民的日常生活方面和消费方式方面。居民应该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 节约能源，改变不健康的消费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 每个普通的居民都是低碳经济的实践者。 　　三、中国低碳经济转型的现实途径 　　低碳经济是人文发展水平和碳生产力（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同时达到一定水平下的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低碳经济通过技术跨越式发展和制度约束得以实现，表现为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消费行为的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向低碳发展的过程就是以低碳为助力，实现经济转型的过程。

（一）集中型城市化 集中型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中。在这种城市化的过程中，暴露出原有的很多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1.旧的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国所实行的户籍制度在特定时期确实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着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扩展，这一制度已经成了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3]。几十年前，划出的“农村人”和“城里人”的这个鸿沟已经成了我国农村经济、城镇经济发展的障碍。众所周知，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引导农民进城、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大量人口滞留农村的局面如不尽快扭转，不仅直接制约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还将长期抑制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所以，我国应尽快逐步改变现有的落后的户籍制度，为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2 .进城外来工的应享受的“国民待遇”难以实现 城市建设创造了大量的建筑业、工业等就业岗位；进城的外来工也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北京市2003年统计资料显示，进城外来农民工对北京市2003年GDP的贡献率在10%左右。同时，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就业学到了各项非农就业技能，感受到了城市文化，领略到了市场竞争，提高了综合素质。同样，进城务工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际中农民进城打工却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们的工资、福利、医疗等都得不到保障。同样另外一个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难的也成为诸多媒体所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长远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外来工的生活、工作，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如2004年初开始报道的泉州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及城市信用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招工春荒”现象在福建省泉州市2004年再次出现。原因何在?泉州市有关官员认为：一是有些小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二是劳动环境差；三是工资待遇低。创造好的“打工环境”，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政府责无旁贷。无论是从关怀弱势群体、以人为本的要求出发，还是从经济发展的目标出发，政府都应该拿出切实的行动来。尤其是在当前打工者尚没有完全组织起来与强势力量进行博弈时，政府的作用更显得重要。 坚持体系化战略所谓体系化战略，就是通过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来有效实现城市化。也就是说，要使我国的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结构有序、优势互补、功能配合、共生共进、和谐高效的城市化体系。在这个城市化体系中，任何一个地区或者区域都有其中心城市或城镇与别的地区或区域相连接，中心城市及城镇相互连接，形成城市网络。例如，任何一个经济联系较密切的小地方，实际上都有一个因为市场交易关系和经济联系而形成的中心城镇，再大一点的经济区域就有较大的中心城市，而更大一些的经济区域就有更大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然后就是全国性大都市。如果考虑到国际化进程，那就还有国际性大都市。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互补性城市，虽然其功能和作用不同，但每个中心城市都必然要辐射到它周围的城市及小城镇，而且这个中心城市又会受再大一点的中心城市的辐射，以此类推，形成共同发展和相互协调的城市体系。这种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然选择。第一，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非常有利于吸纳更多的非城市人口。在体系化城市发展格局中，随着各种中心城市或城镇功能的不断完善，其辐射能力必然会逐步增强，对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从而使得各种中心城市在吸纳非城市人口的同时，也会极大地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非城市人口的吸纳。如上所述，仅靠大城市吸纳非城市人口是不行的，只有结构合理、功能互补、整体效益最大化的城市体系，才能满足我国城市化的需要，使大量的非城市人口进入城市。据测算，我国城市化若要达到75%以上，就需要有能容纳11亿到12亿人口的城市容量，这显然是要有体系化的城市群体，需要发挥各种城市及小城镇的作用，单靠某种类型的城市是不行的。第二，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有利于消除“大城市病”和单纯发展小城镇所带来的弊端。如上所述，单纯发展大城市会形成“大城市病”，单纯发展小城镇又会带来“小的坏处”，因而我们必须在城市化中消除“大的弊端”和“小的坏处”，寻求城市化的最佳效应。实践证明，能够实现城市化最佳效应的战略，就是实行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用大城市的比较优势，消除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弊端，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比较优势，弥补大城市的不足，从而实现各种城市的比较优势的组合，使城市化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达到最优，使城市化的经济成本及人们的生活质量达到最佳状态，从而实现效率最大化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第三，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有利于人本主义的实现。人本主义的核心是尊重人们的自我选择，为人们提供更为广阔的能够进行自我选择的环境和空间，而体系化的城市发展战略刚好能够满足这一点，城市化中要实现的是人对城市的选择，而不是相反。在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中，由于各种城市的功能和作用的不同，使得人们进入城市的门槛和生活成本也不同，因而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要求的城市。例如，从工作能力及个人特长上讲，有的人能够在像北京及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中很好地工作和生活，而有的人则适合于在青岛、大连这样的沿海区域性城市中工作和生活，还有的人可能比较适合于在成都、西安这样的西部区域性城市中工作和生活，当然也有的人可能更适合于在县城这样的小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等等。因此，人们需要有一个供自己选择的城市体系，而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可以满足这一点。综上，我们应该把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作为我国的城市化战略。要在发展大城市、特大型城市、区域性大城市的同时，注重中小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关注小城镇的发展。只有它们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协调，才能高效地实现我国的城市化。如何正确理解城市化对地理环境影响?1．城市环境质量下降——环境污染城市环境——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产物，它包括自然环境以及经过人工改造的环境。自然环境在城市中已很少见到它的踪影，只有在城市郊区或公园中能看到一点点自然环境的景象：如田野、池塘、自然生长的树木等。在城市中绝大多数是经过改造后的人工环境，如街道、楼房等。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共同构成了城市环境。主要是高科技带来的新公害，如空调病、电脑辐射、手机的危害、噪光污染等。2．交通拥挤，居住条件差(3．增加就业困难，失业人数增多城市化过程中还会带来其他的社会问题，如贫困问题、内城衰落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例子：上海的主要卫星城和浦东新区上海市的地理位置：位于我国东部沿海的中点位置，北邻江苏，南靠浙江，处在长江的人海口位置，所以上海既是海港又是河港。它不仅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和港口，也是世界著名的城市之一。上海市近年来为解决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努力控制城市中心区人口的发展，制订了城市规划，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改善城市环境的措施卫星城是指在大城市郊区或其以外附近地区，为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工业而新建或扩建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城镇。因其围绕中心城市像卫星一样，故名。从建国以后，上海市为了分散市中心区的人口，就开始在城市中心区附近地区修建卫星城。黄浦江以东地区就是1990年以后新建的浦东新区，目前这里已成为上海新的金融中心、工业中心和居住区。这是上海市保护和改善城市环境采取的第一条措施。对策：1．建立卫星城，开发新区原来住在市中心的人，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迁往卫星城和浦东新区，有效地控制了城市中心区的规模。近20年来，上海市在改善城市交通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如加宽主干道、修建地铁、大桥(南浦和洋浦)、城市高架公路等。另外，上海市居民的住房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2．改善城市交通和居住条件3．保护和治理城市环境上海市为保护和治理城市环境，近几年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如历时两年半的河流污水治理 工程全面通水，苏州河综合整治一期工程全线开工，净化空气，大力加强绿化建设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战略和动力机制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要有正确的战略指导和寻求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十六届五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战略方针，这种战略也有人称之为体系化战略。即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结构有序、优势互补、功能配合、共生共进、和谐高效的城市化体系。体系战略，它有利于吸纳更多的非城市人口，有利于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有利于不同人的需求及其对不同类型城市的自我选择。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十五”城镇化发展规划中，在强调把“发展小城镇作为推进城镇化重要途径”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根据世界经验，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超前发展是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大城市、特大城市是现代化的主体，是国民经济的精华所在，也是一个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支撑力量。当前，我国大城市的发展还有一定的空间，特别是中西部省区还缺少足够的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所以，适当增加大城市的个数及其比重是必要的，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不能过度发展，城市规模不是越大越好，盲目扩张会带来许多负效应，如房价高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治安恶化等多种“城市病”。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有条件的中小城市，合理地扩大规模，发展成为适度的更优城市也是必要的。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结构是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要求 的开放系统，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划下得到合理发展。选择和确定国家、地区的城市化战略，一定要符合国情和所在区域的实际情况，走低成本、节约型、空间布局“紧凑型”、集约化的协调发展之路。不要片面追求城市化率，追求过快过大的城市规模扩张，追求高、大、洋、国际化等，导致无序扩张，大量损耗资源，包括土地、自然空间等。中国绝不能走高成本、浪费型的城市化道路。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建立完善的节约资源的体制和机制以及节约资源的法规、标准和监管体系，实现和谐的城市化。城市化战略最重要的纬度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城乡利益的“共赢”。这虽然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但又必须是坚定不移的。21世纪的中国城市化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的城市化之路，既不能直接和变相地剥夺农民利益，大搞“圈地运动”，实现城市化的“原始积累”，也不能听凭“城市病”蔓延，牺牲城市生活质量，更不能步入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的陷阱。城市化离不开工业化，但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不仅是靠工业化，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要建成制造业中心，而是同时需要依赖于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是以新型工业化作为主要推动力量，但当人均GDP3000美元以后，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上时，第三产业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将会起到主导作用，成为城市化深入发展的后续动力。同时要与基础设施的布局、水资源的分布、人口和资金流动的方向等相协调。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做好规划，处理好城市发展容量与土地利用、新老城区建设的关系，创造有利于城市化发展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中国当今的城市化不能单纯以数量扩张为主，要十分注重质量。而提高城市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改善人居环境，我们有一段较长的艰苦的路要走，不可能一蹴而就。

2021中国城市化率是64.72%。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工作取得新成效，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承载能力得到增强。2022年，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更充分体现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一是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加快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持续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支持一批条件较好的县城重点发展，更好满足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和县城居民生产生活需要。对于县域发展，国家发改委提出，今年统筹运用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项企业债、加强存量低效建设用地再开发，合理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支持120个县城建设示范地区率先推动县城补短板强弱项，支持20个县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园区建设等，打造一批县域城镇化的典范。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农村不断并入城市版图，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卸甲营村位于城乡结合部，属于典型的土地全部征占、整建制转居、异地集中安置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最近，笔者对该村进行了调查。 　　基本情况 　　卸甲营村位于首都机场附近，整建制拆迁前，村域面积1335.8亩，620人，外来人口300人左右，土地出租是该村集体经济的主要收入来源。2009年全村总收入1807.25万元，主要是农户经营收入；村集体资产5224.6万元，其中固定资产16.6万元；现有户籍人口511人，村民年人均纯收入1.1289万元。 　　卸甲营村属于首都机场东扩建设工程第一批整建制拆迁村。首都机场东扩建设工程是奥运会重点工程，于2004年3月底开工，机场东扩一期工程涉及顺义区3个镇6个村。从2003年11月开始，卸甲营村与龙山、塔河、桃山、冯家营、哨马营5个村全部实行整建制拆迁，6个村共搬迁人口6900余人、民宅拆迁2100余宗、林木伐移364万株、坟墓迁移1万余座，到2006年6月底全部完成搬迁任务。卸甲营村自2004年10月开始拆迁，半个月就完成了搬迁任务。到2008年春节，村民全部新迁到位于顺义城区石园街道办事处的港馨家园安置小区居住生活。 　　主要特点、做法和成效 　　土地全部征收。根据《土地管理法》及2004年7月1日施行的《北京市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2004年卸甲营村集体所有土地全部征收为国有土地。征地补偿标准统一打包，每亩20万元，村民宅基地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1480元。 　　整建制转居。根据2004年北京市政府“逢征必转”的规定，卸甲营村所有村民由农业户籍转为非农业户籍，成为城市居民，一次性完成农民身份市民化。转非劳动力全部签订自谋职业协议，统一发放就业补助费，每人最低补偿3.4万元，最高补偿近6万元，一般在4万元左右，首都机场没有安置该村人员就业；学生、儿童只办理转为非农业户口手续，不享受转非劳动力安置补偿待遇；女满50周岁、男满60周岁的“超转人员”（国家建设征地农民户转为居民户的原农村劳动力中年龄超过转工安置年限即男满60周岁，女满50周岁及其以上的人员，含无人赡养的孤寡老人以及法定劳动年龄范围内经有关部门鉴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且不能进入社会保险体系的病残人员都为超转人员），按照《关于征地超转人员生活和医疗补助若干问题意见的通知》享受相关待遇，卸甲村现有“超转人员”80人，每人每月享受1030元的生活补助。 　　规范拆迁补偿。《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北京市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规则》、《北京市房屋拆迁评估规则（暂行）》、顺义区《关于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规定》等政策文件对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标准作了明确规定。卸甲营村属于顺义区划定的二类地区，普通住宅拆迁补偿指导价标准为每平方米1900~2600元。卸甲营村民房屋按照统一标准进行评估补偿，因各户条件不同，补偿费并不一样，如村党支部书记李继军的房屋拆迁补偿的均价为每平方米580元。同时，每户村民享有3000元的搬家补助费，提前搬家的，每户奖励2000元。 　　异地集中安置。顺义区对因机场扩建搬迁的村民实行异地集中安置。卸甲营村村民被统一安置在顺义城区的港馨家园安置小区。具体住房安置政策是：人均安置房面积45平方米，均价每平方米2100元；人均45平方米以上的，均价每平方米3980元。 　　统一社会保险。转非劳动力全部纳入城镇社会保险网络，统一参加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转非劳动力补缴的社会保障费，由征地单位从征地补偿费中直接拨付给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转非劳动力还享受各项就业培训和指导服务，转非劳动力失业的，可办理失业登记，申领失业保险金。 　　卸甲营村被动城市化的主要成效，一是居住和生活环境明显改善。村民集中居住在港馨家园安置小区，实现了集中上楼，过上了现代城市社区的生活。二是基本生活有了明确保障。村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享受城镇职工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待遇，有效保障了村民的基本生活。三是身份和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转居后，农民开始脱离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开始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全体村民实现了市民化。 　　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卸甲营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集体资产处置问题。该村现有5000多万元的征地补偿款，如何处置这些资产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有人主张投资建设，有人主张分配给村民，至今仍无定论。该村的征地补偿款现由镇里统管。村集体每年给每个村民发放大约4000元的福利。 　　长远发展问题。卸甲营村没有集体企业，土地被全部征占后，村集体和村民原来的出租收入来源被切断，全村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以后如何实现长远发展，是该村面临的最大难题。 　　融入城市问题。村民搬迁上楼集中居住后，村民对新的城市小区生活感到不太适应，原来熟悉的邻里关系和人际交往网络被割裂，新的生活环境对村民的心理和精神产生了较大冲击。集中上楼居住后，村民生活成本明显上升，如没有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村民的生活压力加大。 　　就业困难问题。该村拆迁转居前，有80%的村民在机场就业，拆迁转居后，机场不再接受该村转居人员就业，主要因为居民就业相应增加机场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成本。加上村民文化程度较低，年龄较大，选择新的就业并不容易，一些村民就在家打麻将消磨时间。个别村民没有购买房子，补偿款花完了，生活陷入困境。 　　社区管理问题。卸甲营村民虽然没有土地、没有农业、不再是农民，完全居住、就业和生活在城市，但却仍然实行农村管理体制，没有向城市社区体制转变。如何构建和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满足转居人员新的生活需要，这对政府的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思考 　　卸甲营村城市化的案例，为自身的长远发展留下了难题。也为推进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新的思考。 　　一是如何切实保障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卸甲营村在城市化过程中，以失去土地换来了社会保障，可以说村民的生存权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但村民要以征地补偿费来缴纳社会保险费才能获得社会保障，即村民以自己的财产为自己建立社会保障，这相对于没有为****提供社会保障来说是明显的进步，但从农民作为公民应当享有社会保障权来看却极不公平。同时，该村整体搬迁后，村集体和村民永远失去了土地和宅基地，从而丧失了以土地和宅基地为基础的发展权，由此造成村集体及村民陷入长远发展的困境。在城市化过程中，如何确保农民带着土地和其他集体资产进入城市，实现市民化，是当前推进城市化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任务。 　　二是如何兼顾原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正当利益。外来流动人口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城市化中，不仅要切实维护原居住农民的各项权益，也要切实维护流动人口的正当权益。在以往的城市改造建房设中，外来流动人口基本被排除在城市化进程之外，其正当权益普遍受到了忽视。外来流动人口是城市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理应享受城市市民的基本权益，特别是要为外来流动提供廉租房作为城乡结合部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实现外来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让外来流动人口共同分享城市发展的文明成果，是坚持以人为本、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内在要求。 　　三是如何使农民融入新的城市生活。城市化不仅是农民转变身份的过程，而且是农民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是农民完全实现市民化的过程。要适应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的需要，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新城市社区管理和服务方式，为融入城市的新市民提供充分而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通过加强社会建设，为农民融入城市提供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和精神家园；同时要实现基层和社区治理的结构转型，尊重和保障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民主权利。 　　建议 　　针对卸甲营村当前面临的问题，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按照“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改革方向，结合整建制转居村集体的特点，尽快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切实保障村民拥有集体资产的权益。 　　二是积极探索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之路。要在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已有集体资产，探索信托化经营之路，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通过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拓宽就业渠道，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实现全村的长远发展。 　　三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要适应整建制转居、农民实现市民化的新要求，适时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转变为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将全体转居人员全面纳入城市生活保障网络，为转居人员提供充分而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通过创新基层民主形式，保障和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促进转居人员有效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形成新的健康文明的城市社会生活秩序。

1、人口膨胀：特大型城市通常对人口具有强大的集聚作用，而人口的快速集聚也成为各大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在人口快速集聚的过程中，一旦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长的需求，导致各类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滞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出现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等城市病。2、交通拥堵：交通问题一直是大城市的首要问题。迅速推进的城市化以及大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得城市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交通拥挤以及由此带来的污染、安全等一系列问题。3、环境恶化：近百年来,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全球的气候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水资源短缺、生态系统退化、土壤侵环境的恶化蚀加剧、生物多样化锐减、臭氧层耗损、大气化学成分改变等。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预测,未来全球将以更快的速度持续变暖,未来100年还将升温1.4℃～5.8℃,对全球环境带来更严重的影响,比如农作物将减产、病虫害发生频率和危害速度将明显增加、水资源短缺将恶化等。4、资源短缺：2002年在南非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高峰会议上，一致通过将水资源列为未来十年人类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此外，土地资源紧缺问题也是国际大都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必然出现的问题。5、城市贫困;贫民窟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城市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特有现象，贫困人口多数集中于城市，而城市贫民又大部分住在贫民窟，如印度孟买、巴西圣保罗等。扩展资料 ：解决城市病可以采取的措施:第一、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大家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如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所以，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第二、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第三、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第四、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城市病

“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高达70%,城镇化增速将进一步趋缓，东部地区将快速提升，中部地区也将逐步赶上，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第二的地位将会被中部地区取代。”11月15日，在第四届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上，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如是说。以上预测是李国平根据1949年之后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曲线进行模拟得出的结论。同时，对比世界其他国家城镇化发展经验，他认为，当城镇化水平达到70%之后，城乡差距将慢慢缩小，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四个区域的城镇化水平也将在达到70%至80%时收敛，即趋于平衡。与世界上先行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城镇化经历了一个及其快速扩张阶段——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17.92%，1995年达到29.04%，2018年为59.28%，增速最快的90年代初，年增速波动高达9.46%。目前，8亿多中国人在城市生活，中国完成了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发展速度快，遗留的问题也多。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专家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昌智在上述论坛的致辞中指出，快速发展所积累的人群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发展不平衡、城乡要素的流动不充分等问题仍将长期存在，“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远未结束”。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进一步解释，中国城镇化是一个独特的议题。西方发达国家是一步一个台阶串联式发展起来的，先搞工业化，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行到后半程开始反哺农村，之后加入信息化等。 这些国家在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可以集中资源和精力，就干一件事。而“中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1949年之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联式前进，面对的问题和矛盾的复杂度高于一般国家。决策层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十九大以来，中国城镇化工作开始进入追求以人为本、规模和质量并重的新阶段。特别是今年以来 ，纵深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政策频出：户籍改革持续推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政策放宽，中小城市落户基本实现零门槛。同时，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的轮廓更加清晰，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促进市场要素自由流通的都市圈建设步伐加快。特别是，8月底，国务院批准浙江苍南县的龙港镇设市，特大镇设市取得突破。可以发现，在新型城镇化建设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一步步拆除制约城市内部、城市间、城乡和区域发展的藩篱。如同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在上述论坛上所说：“说到底，城镇化就是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与此同时，尹稚认为，中国城镇化虽然已进入下半场，速度放缓，但是基数依然很大，“还有两三亿的人口要转变，相当于全美国的城市化人口”，市场前景依然非常巨大。将有更多的“龙港”诞生龙港设市是中国撤镇建市的第一例。2016年，陈昌智赴龙港调研发现，龙港镇的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了很多县级市的水平，2015年，当地人口超过44万，全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27亿元，财政收入也高达20.2亿元。受限于镇在管理权限、管理方式上的局限，当地经济增长潜力得不到有效释放。根据调研结果，陈昌智当时就提出镇改市，并在中央召集的一次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指出镇改市的必要。根据陈昌智2016年收集的数据显示，城市整体数量偏少，中小城市严重不足。美国城市化率从20%提高到50%期间，城市由392个增长到2722个，日本的城市化率从38%提到70%期间，城市从166个增长到652个，而中国，城镇化率从31.91%提高到54.77%期间，城市却从668个下降为654个，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数量占比仅为18%。“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是离向的——城市化率越来越高，城市应该越来越多，我们反而在减少。”陈昌智说。与此同时，中国超过10万人的镇有235个，超过5万人的有882个（2016年统计的数据），特大镇发展被束缚。国务院批准龙港撤镇设市，开了一个中国历史的先河，陈昌智认为，这预示着今后镇建市会得到一定的发展。除了人口超过40万这样的特大镇设市之外 ，在各方条件成熟的地方，一个特大镇和两三个镇可以合并，设立县级市。“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主战场，也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陈昌智在上述论坛上说。根本上是公共治理的挑战在薛澜看来，撤镇建市涉及到的不仅是优化区域设置，还有公共治理的问题。他认为城镇化涉及三个核心词，即理念、资源、治理。理念是本质，城镇化最重要的是人的全面现代化，不光是物质生活的改善，还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生活方式和知识结构的改变。资源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因素，城镇化的过程是资源开发和优化的过程，包括物质资源、历史文化、自然资源、人口和社会等。当一个地方发展成为一个大城市之后，政府要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必须有一个高效的公共治理。据此，薛澜认为，中国城镇化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公共治理的挑战。目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中国处于新旧动能转化期，在城镇化治理过程中，知识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发展来说尤其重要。薛澜认为，技术的发展会导致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加速区域不平衡，导致人才资源和财富创造更快地向一线城市聚集，另一种可能是促进区域均衡合理发展，地方人才能够将本地特有资源与全球流行的技术相结合发展。问题的关键是地方能否聚集创新资源。不过，薛澜研究发现，中国的知识基础设施分布极其不平衡。以知识型基础设施最核心的高校为例，中国高校分布东西差异并不大，但是在一个省级行政区域内，不同地区分布差异大，超过50%的高校集中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中国很多二三线人口达到几百万的城市，没有像样的综合性学校，这会影响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资源的传播。”薛澜说，目前，很多中小城市有师范院校和卫生院校，但是综合性的院校基本没有。他呼吁，国家需要关注没有高等教育机构，或者高等教育比较薄弱的中小城市的高校建设。实际上，目前，得益于信息基础设施的普及，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即知识青年返乡创业，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的返乡回来的创业创新人员达780万。尹稚认为，这个数字跟“漂”在外面的好几亿农民工相比，能量并不大，但是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城市规模越大，创新能力就是越强，达不到一定的人口密度，不可能产生创新的有效行为。” 尹稚说，但是，数字经济不仅仅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推动中西部的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助推农村现代化。

这个就是必须要把古建筑保留下来，这样才会有现代和古代的鲜明对比，也会把传统文化保留下来啦

城市土地利用强度可以理解为城市土地利用的密度和强度，即单位面积内的建筑物数量和使用强度。该值反映了城市土地的利用效率和城市化程度。城市土地利用强度越高，说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越高，城市化程度越高。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城市空间的过度拥挤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城市土地利用强度需要在保证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同时，合理控制城市化程度，避免对城市环境造成过度破坏。为了合理控制城市土地利用强度，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 制定城市规划，合理规划城市土地利用布局和空间结构，避免城市土地资源的过度浪费和滥用。2. 采用新型城市化模式，如“人口城市化”、“产业城市化”等，通过人口城市化和产业城市化的方式，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3. 加强城市土地利用监管，建立土地利用管理制度，规范土地利用行为，确保城市土地利用强度在合理范围内。4. 加强城市环境保护，推动城市生态建设，减缓城市土地利用强度对城市环境的破坏。通过以上措施，可以实现城市土地利用强度的合理调控，从而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域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1、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域战略：这一战略旨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重点，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新型城镇化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旨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以人为核心，注重城乡一体化发展，提高城市化质量和水平，该战略强调城市化的可持续性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注重发展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结构，促进城乡居民的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均等化。

房价高企，空城率高等等等等，你究竟想问什么？

城市病的表现及其治理：1、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人地矛盾尖锐。布局分散、城市整体规划相对落后，只求规模不问功能，盲目扩大，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和落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得不到良好的保护，城市建设中的人文问题、犯罪率问题突出等。2、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3、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4、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5、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你好。松江区是郊区，上海郊区具体包括有闵行区、嘉定区、金山区、松江区、青浦区、奉贤区、崇明区以及浦东新区的外环线以外地区。其中闵行与宝山是“中心城区拓展区”。嘉定、青浦、松江、金山、奉贤属于“新型城市化地区”，浦东新区属于“都市发展新区”。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是由新华社和瞭望智库共同举办的《中国幸福城市论坛》评选产生的，活动组委会采用由瞭望周刊社牵头成立的中国幸福城市实验室推出的《基于大数据的城市幸福感指标体系》，涵盖就业指数、居民收入指数、生活品质指数、生态环境指数、城市吸引力指数、公共安全指数、教育指数、交通指数、医疗健康指数等九个一级指标以及上百个二级细分指标，最终将具体幸福感受的分数加总获得总体幸福度。活动组委会综合往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名单，通过大数据初步筛查，确定了200个“2022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候选城市名单。经过问卷调查、大数据采集、材料申报，实地调研和专家评审，最终评出企业家幸福感最强市（区）11个，最具幸福感城市（县级市）10个、（城区）10个、（地级市）11个、（省会及计划单列市）10个，及特别大奖——数字赋能标杆城市1个。这两年成都的发展让人刮目相看，一年不同一年，现在去高新南和天府新区去看的话，觉得真的是像深圳那湖景做的，随便拍张照片都不用P图，加上成都的经济、文化、吃喝玩乐，还有福利，第一实至名归。前两年成都发消费券的时候，那发的全国都知名，而且我也深有感触，有两点，第一成都人爱玩，能玩，玩的地方超级多，所以比较快乐，一到周末的时候，川威大军就到处去玩。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千百年来它的气候经济都很好，即便如此，他排名第二，没有成都高，这两年都不敢去杭州看，为啥？如果去你就会把嘴张很大，你会觉得杭州发展怎么会这么快呀？而且因为杭州的电商实在是太厉害了，很多的货源基地在浙江，全国很多的网红都是在杭州，包括西宁一线网红都是在杭州待着。接下来呢，是宁波、广州、南京、青岛、沈阳、长沙，这其中有些城市我不太熟悉。我没法说了，我们说说长沙，我去过很多次，还真是不错，而且房价超级亲和，多少年都不带涨价的。这个城市也确实在这个上榜有道理。

改革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也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实现后发赶超找到的一条新路径，大龙开发区也是如此。点击大龙改革创新关键词：三三制党建、人才实验区、工业扶贫、示范小城镇、飞地经济、并联审批……犹如一阵阵春风，向我们扑面而来！——工业化扶贫“有了周边的企业，我们村失地不失业，农民变工人，人均年收入将近1.5万元，成了黔东第一富裕村。”当了27年的村支书罗绍溶说。东亿电气是大龙开发区工业化精准扶贫示范企业之一。现有职工900余人，大多数是来自周边的失地农民，平均工资3200元，已经解决680多个贫困农民的就业问题。“我们根据贫困人员的具体情况，在工作时间、假期及岗位等方面综合考虑，安排适合的工作。”东亿电气人事部部长钟方贵说，3月初，公司成立企业工会，主要对附近村子里的下岗工人、残疾失业、因病返贫、失地农户进行照顾，通过走访慰问、开展活动的方式传达人间温暖。除东亿电气外，中伟集团、建强锰业、汇成新材料、红星锰业、银星汞业、重力科技、振龙矿业9家企业为开发区144户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3000多个，使他们顺利“脱”贫。——飞地经济2012年11月28日，大龙经济开发区石阡产业园正式开园，标志着大龙乃至铜仁工业发展模式实现了新的突破，开创了铜仁市区县合作，促进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实现合作共赢和差异化发展的先例，开启了贵州省工业“飞地经济”的先河。大龙与石阡的携手合作，不仅凸显了大龙经济开发区对周边城镇的带动作用，为打造黔东工业聚集区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对推动大龙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武陵山区域扶贫开发试点示范园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联审批如何服务好企业，让招商引资企业早日建成投产？大龙开发区的答案是，全面推行并联审批制度，提高行政服务效能！2013年10月，大龙开发区的将21个部门集中在为民服务中心二楼大厅，每个部门设立一个服务窗口，成立并联式审批服务大厅，实现“一站式”服务，“全方位”办理，极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真的没想到，一个上午就办好了所有手续。贵州五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立德，至今清晰记得6月3日在政务服务大厅领取“一证三号”的营业执照时的场景。他说，“在其他地方，至少要两三个月时间才能办好，如今在大龙办事，很省心。”今年6月以来，大龙开发区共办理了24户个体经营户和10多家企业“三证合一”执照，接受咨询280人次，证照代办84件，办结率100%，赢得广大企业点赞。——同城化发展大龙归属铜仁市直管辖，但玉屏、大龙两地一直亲如一家，群众比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最近五年的发展中，两地保持着唇齿相依、同心连体、互促共进、互惠共赢的良好关系。320国道对于大龙、玉屏两地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两地正以320国道升级改造和铜仁高铁南站开通为契机，深入推进大玉同城化发展战略。如今，大龙以北部工业园区向东辐射，正打造一条产业聚集带、一片产业聚集区。同时，沿新修建的320国道加速城市化建设，打造宜居、宜游美丽的工业新城。——区域联动大龙紧邻湖南新晃，为加快边区农民早日脱贫，2012年，两地签订“资源共享，互惠多赢”的经济协作协议，双方就产业互助、互补、规划、用地等政策进行全面合作，联手打造大（龙）新（晃）经济协作示范园区。据统计资料表明，2014年大龙经济开发区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7家，实现工业产值208.8亿，同比增长58.16%，完成财政总收入36370万元，同比增长12.59%。大（龙）新（晃）经济协作示范园区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4家，预计2020年将成为湘黔边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加快了跨省接边地区的连片脱贫步伐。——保障性住房进园区“今天借民一寸土，明天还民一座城”。大龙新城架枧河畔一块显目的标语映入眼帘，这里刚建成的5000套保障房已成大龙城镇建设的一个亮点。住在麻音塘保障性住房里的清洁工杨长洲笑着说，“这房子当然好了，房间里水电样样都有，我们不掏一分钱，费用全部由开发区管委会的园区管理公司负责。”大龙开发区2011年实施了贵州省第一家保障性住房进园区——中伟园区保障性住房。四年来，大龙开发区已建成9000余套保障性住房，为居民和企业员工提供一个安心、舒适的居住环境。开发区大力推进保障性住房进园区建设，积极帮助园区企业解决好职工住房难问题，极大地降低了企业在职工宿舍建设上的负担，对吸引企业快速落地和招工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示范小城镇今年1月30日，《关于贵州省100个示范小城镇2014年建设工作绩效考评排序结果的公告》发布，大龙镇名列贵州省100个示范小城镇建设全省第一。大龙开发区城镇化建设评为“铜仁市改革创新奖”。大龙镇自2012年开展示范镇建设工作以来，积极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大力推进以“8个1”、“8+3”、“8+X”建设项目为重点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按照“工矿园区型”的发展定位，以打造“产业集聚之城、绿色宜居之城、物流活跃之城、文化交融之城、生态文明工业新城”为目标，大胆创新、大力整合，全速推进城镇化改革进程。按照“区镇合一、运营一体化，产城互动、空间一体化，城乡统筹、管控一体化，多型并进、项目一体化”四个一体化全速推进，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城市环境不断改善，城镇品位和形象不断提升，精、美、特、富已经呈现。——人才实验区大龙开发区是铜仁市委、市政府重点打造的人才特区。走进大龙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你会发现这里干部的腔调不仅是铜仁市各个区县的，而且是汇集天南地北五湖四海之音。大龙这个发展的大平台，吸引着北京、内蒙、河北、山东、重庆、四川、湖南等10多个省市的大学生，更有博士生、研究生，到这里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抢占发展至高点，人才是关键。”开发区主要领导说。近年来，作为铜仁市人才实验区的大龙开发区，在引进人才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96套可“拎”包入住的人才公寓已于今年8月1日前交付使用。凡是开发区引进的人才可享受子女入学、配偶调动、职称评聘和享受津贴、补助等政策，博士生还可以享受安家费。同时，开发区创新推行干部聘任制，面向全国公开选聘领导干部，突破身份、地域限制，让有能力的人有平台发挥，定期针对相关企业需求组织各种技能培训，外出考察学习等。巢暖凤凰翩翩来。全国各地人才专家涌进大龙。据统计，开发区目前有博士研究生5人，硕士研究生12人，实用人才4678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大龙干部正以“苦干实干、开放创新、拼抢争快、勇攀高峰！”的精神，齐心协力推进城市公园、文化休闲广场于一体的“五园兴城”项目，用行动演绎着大龙新的传奇!——大党建夯实大基础为支持开发区建设，近年大龙镇大屯村800多户人家，奉献出被誉为农民“命根子”的宝贵土地，如何让他们生活有保障？失地不失业？四年前，大龙镇建立“三个什么（是什么，为什么，干什么）”和八个一线工作法的党建机制。四年征地3100余亩，迁坟4300座，搬迁房屋1374栋，实现零上访。今年，大龙经济开发区探索“三三制”党建模式：即机关党建、非公和社会组织党建、农村及社区党建紧密结合，党建带动工建、团建、妇建，一名党工委领导联系一个机关党组织、一个企业党组织、一个农村党组织。新的党建工作机制，可谓一子落而满盘活！“机关支部、村支部、企业支部层层联动，党建、工建、团建、妇建融合发展，党员干部个个作为。”当了27年村支书的罗绍溶说，大屯村四年时间干成大事四件便是最好的诠释。2012年元旦期间，7天时间拆了37栋民房，一个月建成大龙第一个工人公园——滨江公园，被时任市长夏庆丰同志称为“铜仁拆迁速度、和谐建设典范”。2013年春节刚过，一个月时间征地427亩，迁坟300多座，拉通5号主干道。45天建成东亿电气，书写了大龙落地最快的东亿传奇。2014年5月，铜仁市第一个“农改超”项目，占地3000多平方的龙发超市在大屯村正式开门营业！今年下半年，2200多套保障房即将投入使用，黔东最大物流市场将在大屯村诞生！如今，大屯村家家户户或就近进厂上班，或开门面营业，或跑运输等，全村3268人年人均收入突破1.5万元，部分村民当上企业高管，小轿车开进农户家……“红色动力”焕发新活力！胜利村村主任罗家权，放弃在外经商年收入200多万的条件，回村建农业观光园，修建磨沟桥，做致富带头人；蔡溪村与石阡产业园支部联建，实现双促双发展，该村村支书蔡兴昌兴奋地说，“大龙偏远的贫困村蔡溪村成了大龙工业发展的中心，支部联建就是好。”希望在前，胜利在望。这支充满活力的团队步履铿锵！我们相信，大龙开发区，这颗黔东大地上的璀璨明珠，在市委市政府的率领下，在开发区全体干部职工的努力拼搏下，跨越赶超，将迈进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队伍里。山水有情，商机无限。这块投资兴业的热土，已为您铺就迈向成功的大路。大龙开发区热情欢迎四海朋友前往观光考察，投资兴业，携手共进，同创辉煌！

问题一：什么是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的实施主体简单点说就是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问题二：什么是项目实施单位？ 5分 一、所谓项目实施是怎么回事 要明白什么是项目实施单位，首先要了解什么是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是指当项目的立项及论证完成之后，项目执行者运用所具备的人、财、物力将项目付诸实际的过程。这里的项目，可能是地产开发项目，也可能是某个科研项目，还可能是旧区改造项目，只要是立项或未立项但需要着手操作的项目，都是需要实施才能达到项目预期目标的。这就是所谓项目实施。 二、项目实施单位，就是进行项目执行的主体 一般来说，项目实施需要先做立项，再做项目准备工梗，再进行项目的组织和实施。在具体落实项目实施过程中，就会引入或通过其他形式，诸如招投标形式、选拔形式、特别指定方式确定项目的实施主体。这个实施的主体，有的是单位，有的是小组，也有的是社会组织如协会等等。 问题三：项目投资主体、项目主体、开发主体有什么关系？ 项目主体通常指的是主导项目建设的公司，可以是新成立的项目公司，也可能是集团公司；投资主体是实际出资人。项目公司如果是集团公司，项目主体和投资主体可能一样；但项目公司如果是根据单独的项目成立的项目公司，则项目公司是项目主体。投资主体则是项目公司筹集资金的来源人，有可能是好几家投资人，或是主要出资人。 开发主体一般讲是开发商,即施工单位 问题四：项目实施主体什么意思 真个意思 问题五：哪位前辈帮我分析这个题目的意思：“论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的质量控制” 这个实施主体指的是什么？ 不是施工单位也不是业主，而是工程监理单位工程师。 问题六：对工程项目实施全过程管理的管理主体是什么? 所谓全过程管理指的应该是从项目的策划-决策-实施-竣工全过程参与管理，如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分析，项目方案的比对，施工过程中的技术、投资资金等管理控制、项目竣工验收等等。简单点说也就是比如你们夫妻打算生小孩子了到小孩子以后的整个成长过程你都参与了，这就是全过程~~~ 问题七：企业可以做管理主体吗？可以做实施主体吗 管理主体 1管理者的角色 ⑴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 ①管理主体的范畴 管理主体是指管理活动的出发者和执行者，因此有两部分： l 目标任务分解者，负有最终监督完成既定目标的人 l 各方面具体执行者 ②管理客体的范畴 管理客体是管理活动的对象，或者说... 问题八：项目的建设主体和授权主体的区别？ 你这种情况：授权主体应是项目投资人，也是所有者，建设主体是项目实施委托管理者 问题九：什么是新居工程 “新居工程”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部署，实现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转变、农村社区建设管理体制向城市社区建设管理体制转变，建设新型城市化社区的系统工程中重要的环节。 新居工程的指导思想 (一)科学利用资源。按照城市规划和建设标准，组织目前分散建房居住的农民合理聚居，做到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益，从源头上治理目前规划与管理滞后、重复建设、多次拆迁而造成的人力物力资源浪费，降低配套设施建设成本，实现城乡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 鸡 (二)改善人居环境。“新居工程”按照城市居住小区的标准设计和建设，要做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一体化、社区服务和管理一体化，并将城市管理的先进理念和模式传递延，伸到保留的非城市建设用地区域，彻底改变当前城区农民房屋质量差、设施不配套、人居环境不佳的状况。 (三)市场主体运作。“新居工程”建设，在城市规划的建设用地区(不舍工业用地集中发展区，下同)由市、区 *** 共同组织、调控，组建专门的投资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投资公司具有土地开发整理和兴建“新居工程”投融资功能和建设职能，按市场规则运作。 (四)依法规范管理。“新居工程”建设，在征地、补偿、安置、规划、建设、管理等各方面各环节均依法办理，严禁变相的房地产开发。 (五)分类分步实施。城市规划区土地性质和用途多样化，城市化推进方式不一样，要以不同的模式分类实施，并结合城市化进程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形成布局合理的城市化居住社区和具有川西民居风格、都市村落式的农民居住点。 (六)催化绿色产业。在非城市建设用地区的新居工程建设，紧密结合城郊的特点和城市建绿的需要，发展近郊观光农业、生态休闲产业等特色产业，促进都市绿色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同步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十：项目实施主体与环评批复中的主体不一致,是否要变更？ 应该办理相关手续，否则，验收通过不了。具体情况只能咨询当地环保局，以他们的要求为准。

总任务，就是执行某项政策的工作，是前提；总要求，就是执行该工作的要求以及注意事项，是规范。总目标，就是执行该项政策工作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结果。举例：总任务：两先三区——率先在全市新城区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力争2017年，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推动社会保障全覆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提升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水平；努力实现居民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向更高水平小康社会迈进。总要求: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前进的征程中，我们应该自信，但决不可以自满；应该谦虚，但决不可以谦让；应该学好标兵，但决不可以只当追兵。总目标：六个跨越建设领先发展的国家级开发区——经济规模由百亿级向千亿级跨越。领先增长速度，到2021年，建党百年之时，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000亿，工业总产值超过2000亿；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超过1000亿，公共财政总收入超过300亿，综合实力和区级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产业能级由低端向高端跨越。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上升，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服务业快速发展，形成“一区多园”产业布局，产业结构更加优化，发展能级明显提升。——城区建设由城镇向城市跨越。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优化空间布局和建筑形态，提升城区功能品质，推动中东部地区深度城市化。致力产城融合、城乡融合，推动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一产三产化”协调发展。区内交通和对外区域互通更加通畅，城乡建设和管理水平大幅提高。——体制改革由放权向服务跨越。经济体制、行政审批制度、国有企业、国有农场、投融资体制等重点领域改革深入推进，由注重放权搞活向贴心服务转变。创新创业环境持续优化，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升。——民生事业由共建向共建共享并重跨越。劳动保障和居民就业更加充分，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逐渐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生态建设由宜居向宜居宜业并重跨越。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湖泊水体和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水平提高，生态社区、生态园区建设取得新进展，循环产业链更加完善，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

伴随着以国家新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新城建设正在快马加鞭。广州南沙，拥有339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不过现有常住人口仅26万人且甚至出现向老城区倒流的现象。尽管不少老城区的负担已然很重，但其聚集的人气却让南沙望尘莫及。远离广州城区、基础设施不够完备、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较弱、人文积淀不足……这些都是南沙人气不足的原因，也成为制约南沙发展的短板。南沙可以借鉴安徽合肥开发新区的经验。合肥将最好的三所高校和医院先后落户到新区，对人气的带动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段险峰介绍说，南沙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将带动四五千名高科技人才进驻，再加上这些人员的家属，总共可以带动一万人左右进驻南沙。新城需要给人自豪感。如今西方很多成功的新城都做到了让居民产生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是聚集人气的关键。南沙要发展，首先要聚人气，没有人气一切都是空谈。 南沙占尽天时地利，却存在着人气不高的问题。不过但跻身国家新区之后，未来会不会涌入太多的人口，走上“拥挤城市”的老路，造成巨大的城市灾难？曾有人提出今后十年广州至少新增500万人口，在中心城区已呈人口饱和的状态下，新增人口多数只能向周边地区分流，南沙大约要增加200万左右的常住人口。这相当于南沙每年要涌入20万人口，南沙是否承受得住？大量人口的涌入对未来不一定是件好事。当年，深圳依靠大量的福利政策，吸引了众多移民，但人口爆炸式的增长，给城市带来了很多的负担与隐患，从某种角度看，实在得不偿失。从宜居的角度来看，广州的人口承载力是1100万人，南沙最多只能承载86万人口。如果南沙人口保持在80万到100万，会是一种理想状态。如果南沙环境宜居，有较好的发展机会，在10年内吸引来200万人口也并非不可能，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南沙人口要实现超强发展。十年引进200万人口不仅可行而且必要。他说，200万人口所需的合理土地面积为200平方公里，广州老城区的人口密集程度早已远远超出这个数字，而南沙的面积绰绰有余。作为国家级新区，没有人口，生产性的服务业，需要大量人口，没有一定的人口基数，是完全带不动的。 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作为广东的三大新区，它们共同构成了珠三角新一轮改革发展的“金三角”。三驾马车齐头并进，无论是对广东乃至泛珠三角经济圈都是福音。三足鼎立的态势会否造成三地恶性竞争？投资和政策上的重复会否造成资源浪费？这是不必要的顾虑，因为三大新区的定位各有重点，地理特点也迥异，横琴占地100多平方公里，南沙陆海总面积将近700平方公里，而前海仅有15平方公里。三区形成良好的联动机制，是一个理想的模式，但这个理想状态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政府还需要花很多心思很多时间去培育市场，以形成产业集聚。南沙、横琴、前海三区如果形成良性联动自然最好，但三区的状态却是各自发展，如果要形成真正的金三角，就一定要调整利益基础，有了共同的利益，才能有共同的行动”南沙的发展必然会对横琴和前海造成一定的压力并形成竞争。但南沙有自己的定位，在发展的问题上，不是给了谁优惠政策谁就会发达，具体要看怎么做。南沙要和人家比的是设施和服务，而不是比优惠政策。 南沙新区的发展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这就意味着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也要及时跟上。另一方面，城乡也要统筹发展。南沙新区可以学习欧洲的小城市，城市不大，没有太多高楼，人们生活悠闲，生活质量很高。把南沙打造成新型城市化的示范区，打造成一座优雅之都。”传统的城市化道路是粗放的工业化道路，依靠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快速扩张，这个过程中的能耗和排污都很厉害，南沙应当避免重蹈覆辙，新型城市应该走的是可持续的、产业集约发展的高质量道路。南沙要发展低碳经济，把南沙建设成智慧城市，这样才是真正的幸福广州。 如今的南沙地广人稀，在南沙进行社会管理服务创新，历史包袱较少，原有的体制惯性也小。已经有多位专家学者强调，对于国家级新区而言，除了政策和项目的倾斜，更重要的是机制体制创新。体制创新、从容发展，是南沙开发之魂。除了政策和项目的倾斜，更重要的是体制创新，创造经济社会管理制度规范化、法制化的环境，南沙新区应当多借鉴香港、澳门以及别的先进城市的经验，真正建设一个示范性新城。在医疗、养老、教育、保险以及行政体制各个方面，南沙都可以进行创新性的改革，南沙可以充分发挥离港澳两地的近距离优势，作为体制改革的一块试验田。南沙可以走“营商环境学香港，社会管理学新加坡”的路子。 南沙定位模糊，应该规划先行，最迫切的是形成一整套改革的蓝图和设想，把广州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社会管理经验系统化、标准化，在南沙先行先试。南沙还在宏观规划阶段，要尽快落实具体的人口政策和产业政策以“集聚人气”，包括户籍政策、居住政策、税收优惠等。要。”南沙在与粤港澳口岸出入境方面已经确定了一些优惠政策，包括设立免税区、通关便利区、通关合作区等。他还告诉记者，南沙不会获得太多税收优惠，但是将在创新社会管理方面推出比较有力的试点政策，包括引进港澳地区的社工经验、外籍人士的管理创新等。基础设施、迎商环境、服务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建设，将使得未来的南沙不仅是“经济的新区”，还将成为“城市的新区”。 下一步应当特别重视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一）强化规划引领指导。在发展规划统领下，抓紧编制相关的专项规划，进一步制定《规划》具体实施意见，细化操作措施，按照既定发展目标和节点要求有序推进广州南沙新区建设。（二）细化落实支持政策，抓紧制定实施细则，推动《规划》已经明确的金融、土地、海洋管理、与港澳往来便利化、社会管理等支持政策尽快落地实施。同时，按照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研究制定支持广州南沙新区发展的财税优惠等方面政策。（三）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按照国务院要求，抓紧建立由各方面参与的协调机制，并完善工作机构，明确工作分工，落实工作责任，形成上下联动的强大合力。（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用好用活先行先试权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大胆创新，加快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适应的营商环境和法治环境。（五）促进区域联动发展。加强与广州中心城区和周边区域的协同发展，进一步拓展广州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空间，促进大珠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发展，带动内地更广大区域参与全球竞争合作。（六）突出加强与港澳合作。加快共建优质生活圈、强化基础设施衔接、促进产业分工协作、推进公共服务合作、加强营商环境对接，形成粤港澳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在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这些新的变化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化动力呈现出公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足鼎立的动力结构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只有单一的公有经济成分。即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两种经济形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非公经济快速崛起，即除公有经济之外其他所有经济形式，包括民营和外资两大类。经济成分趋向于多元化。然而，公有经济的步伐却相对放慢了。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公有经济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这样，在21世纪之初，民营经济就取代公有经济而上升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民营经济是指由中国民间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除公有和外资之外所有其他经济形式。同时，外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外资经济是指由境外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两种形式。2006年，公有、民营和外资三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分别是23%、56%和21%。因此可以说，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为：公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经济为辅助，三者大体上成鼎立之势。这样的动力结构，就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条件。 （二）城市化模式演变成计划、市场和外向三种模式并存的格局 城市化动力成分和动力结构的发展与变化，自然会带来动力机制和模式的演变。计划经济时期，在公有经济基础上，城市化形成了计划机制和模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民营经济基础上，又出现了市场机制和模式。同时，随着外向经济的发展，在外资经济的基础上，还形成了外向机制和模式。这样，改革开放30年来，与动力结构的演变相适应，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与模式也转变成计划模式为主导、市场模式为基础、外向模式为辅助的格局。 从总体上说，这样的模式结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兼顾了质量和效率，有利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三）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动力结构、机制和模式的优化，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不足500万人。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步伐显著加快。20世纪80年代，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人以上，到90年代又增长到1500万人以上。进21世纪，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接近2000万人，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在90年代（1990～200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每年扩大938平方公里，进入21世纪后（2000～2007年）则平均每年扩大1861平方公里，几乎加快了一倍。 （四）城市化质量显著改进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之所以加速推进，主要是由市场经济推动的。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小企业，甚至是个体户。由于个体私营企业规模小，素质低，不规范，主要从事些简单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因而，早期的城市化是比较粗放的，存在着大量的半城市化现象，而且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压力。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各个城市也几乎成了建设工地。进21新世纪后，旧城改造接近尾声，过去那种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化开始降温，内在素质的提升已成为新型城市化的主要内涵。尤其是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各地积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了科技创新，信息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竞争力增强，城市化质量有了大的飞跃。例如，反映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各项公用事业指标，进21新世纪后均上了一个大台阶。尤其是园林绿地面积，在2000年之后的建设进度比前一个时段快了两倍多。 （五）大城市发展优势明显增强 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府主导的重工业化道路，中国大城市发展较快。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城镇快速崛起，大城市风光不再。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外围起步的，如农村和小城市，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这样，小城镇和小城市最先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推动，活力展现。然而，大城市由于受体制的拖累，负担过重，步履维艰。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同时也将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了），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大城市的活力开始得以恢复和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增强，大城市、特别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如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北京等，发展优势更加突出。2000～200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就显示出城市规模越大年均增长率越高的趋势。 （六）城市化的地域差异已经形成 中国城市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模式，即从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计划模式；另一类是新兴模式，包括前面提到的市场模式和外向模式两种形式。传统模式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以政府为主导因素，主要通过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这种城市化模式目前仍占主体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模式。新兴模式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以资本为主导因素，由市场来配置资源，通过发展经济，推动城市化进程。新兴模式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尤其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步伐之所以显著加快，主要得益于新兴模式。由于这一模式是以新兴工业化（尤其表现为农村工业化，主要从事简单的加工和装配活动）为动力的，城市化的地域扩张快，占地范围广，为离散型城市化。经过30年的发展，这一工业化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市场空间基本上开发完备），目前正在进行转型和升级。尤其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迫使其转型和升级过程不得不加快步伐，向着技术创新型工业发展。而且，这些地区的土地空间基本上被开发完备，不得不向着土地集约型的经济活动转变。同时，经过30年的发展，这些地区已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成为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也在转型和升级，向着服务业发展：一方面是商业贸易，另一方面是生产性服务业。这样，该地区的城市化就在原来初级工业化基础上开始进行再城市化过程，即商业化过程。根据中国的实践经验，城市化有三个阶段：工业化—商业化—都市化。当然，这样的城市化主要是集中型城市化，地区中心城市将得到优先发展，如广州、深圳、温州、苏州、上海等。 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就促使当地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扩散，这其中包括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与扩散，如珠江三角洲向东边的惠州、北边的河源及西边的阳江等地进行投资。这样，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在产业上开始形成纵向关联，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梯级差异态势正在形成，并向纵深发展。这样，中部地区的新型工业化过程正在大规模推进，其重点在靠近东部沿海的省份，如安徽、江西、河北等省，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西部地区，只有少数几个条件适宜的地方有限地展开，如四川盆地、关中平原等地，总体上规模不大。 这样，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发展，原来计划经济时期比较均衡的城市化格局就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在地域上已经形成了梯度差异。 （七）城市化增长重心开始内移 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崛起，新兴城市化进程得以启动，从而使得中国城市化重心逐渐东移。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投资重点开始西移，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增长重心出现了由沿海向内地移动的趋势。如表4所示，近年来中国东部地区的GDP和进出口额均出现了微弱的相对下降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则有所上升（但东北地区几乎没有变化）。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中西部地区增长幅度明显提高。从城市建成区面积来看，虽然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仍然赶不上东部地区，但差距在逐步缩小（只有2005~2006年中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有所反常）。 （八）农村隐性城市化进展加快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村庄建设步伐加快，村容面貌显著改观。楼房的出现，突破了传统上平坦的村落格局。街道路面的硬化，照明设施的建设，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普及或改善，如电视、电话、电力、供水、交通等，显著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虽然这并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但在内涵上与城市化是一致的。因而，可将当前的新农村建设称之为隐性城市化。还有一种形式的城市化，也是隐性的，但却是负效应。主要存在于中西部边远地区的农村、山区或牧区，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去城镇打工，学生到附近城镇上学，富裕家庭也迁到生活条件较好的城市居住，从而使得农村人口逐渐减少，村庄不断萎缩，直至消失。在当地，由于农村人口减少，相应的使得城市化水平有所上升。 负效应的农村隐性城市化虽有出现，但并不普遍，更多的是随着新农村建设带来的正效应的隐性城市化为主。这也应该是中国特色城市化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