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辉的主要科研成果

《外国文学研究》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权威学术期刊。该刊在国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并具有较大国际影响。该刊不仅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等国内权威检索机构所收录，而且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被A & HCI ( 美国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 全文收录的国际权威期刊。《外国文学研究》在国内由武汉市邮政局负责发行，代号为38－11；在国外由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中国国际书店）负责发行，代号为BM255。 　　《外国文学研究》杂志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界最早创办的学术性期刊，于1978年9月创刊，最初为刊，于2003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至今已发行一百余期。《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由原全国文联主席、著名作家茅盾先生题写刊名，巴金、卞之琳、戈宝权、叶水夫、朱光潜、陈嘉、罗大冈、金克木、杨周翰、季羡林、草婴、方平，Hillis J. Miller等国际知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著名作家徐迟为杂志的第一任主编。1987年，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王忠祥教授接替徐迟先生担任第二任主编。现任主编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聂珍钊教授，同时由王忠祥教授担任名誉主编。《外国文学研究》杂志拥有国际化的编委会，邀请了一批国内外著名学者担任编委，其中国内著名学者有吴元迈、黄宝生、董衡巽研究员以及夏仲翼、杨仁敬、谭国根教授；国外学者有英国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英语系Stefan Collini教授，牛津大学英语系Valentine Cunningham教授，沃里克大学英语系教授Michael Bell, 美国印第安娜大学英语系David Nordloh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英语系Charles Bernstaine教授，奥斯陆大学易卜生中心Knut教授。此外，《外国文学研究》还拥有一支高水平的编辑队伍，编辑部成员包括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一批知名中青年专家如胡亚敏教授、邹建军教授、李俄宪教授、王松林教授、罗良功教授、杨建副教授、苏晖副教授、刘渊副教授、刘茂生副教授等，以及一批由文学院与外国学院的博士和在读博士共同组成的编辑人员。 　　《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创刊20余年来，一直得到广大作者和学界的热情支持，质量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为了促进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繁荣，加强同教育界、学术界在学术研究、学术活动等方面的广泛合作与交流，《外国文学研究》杂志联合全国部分重点院校于2001年成立了杂志理事会。理事会由华中师范大学聂珍钊教授担任理事长，湖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蒋洪新教授、清华大学英语系王宁教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张杰教授担任副理事长，一批全国知名高校学术带头人担任常务理事与理事。理事会的成立顺应了学术发展的潮流，聚集起各高校更强的学术力量，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共同把《外国文学研究》办成国际一流水平的学术期刊。 　　《外国文学研究》的宗旨是反映外国文学理论、思潮和创作的新动向，刊载我国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成果，开拓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扩展我国文艺界的视野并提供借鉴。杂志的重点栏目包括：中外学者访谈、英国作家作品研究、美国作家作品研究、欧洲文学研究、东方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问题与学术、文化与文论、外国文学在中国、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等。 　　《外国文学研究》为保证杂志发表论文的学术质量和用稿公正性，全面实施匿名专家审稿制度。为同国际学术期刊接轨，《外国文学研究》采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文体格式。《外国文学研究》在学界以注重学术规范、注重发表学术论文的广泛代表性和前沿性著称，既注重对外国经典作家作品的解读，也重视对当代文学前沿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同类刊物中以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而著称。《外国文学研究》倡导理论和文学紧密结合的学风，强调理论必须为文学研究服务，并努力使刊物同国际学术界接轨。《外国文学研究》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阵地，曾发表过众多老一辈作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发表过大量中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我国诸多相关领域专家及研究人员，均在本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 　　近年来，《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的学术事业有了更大的发展。2003年以来，本刊共主办全国与国际学术会议9次：“跨文化视野中的外国文学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2003）；“回顾与展望：中国的英美文学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2004）；2004年，“剑桥学术传统与批评方法”全国学术研讨会（2004）；“第三届易卜生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全国学术研讨会（2005）； “湖北作家与外国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2006）；“易卜生诗歌研究”专题研讨会（2006）。这些会议多数学者云集，规模较大，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06年，《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与长江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一种新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丛刊《世界文学评论》，每年两期，已经出版第一辑与第二辑，获得学界好评，并为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网”收录。

1时代背景2作家的生平，而产生的思想的缘起，3美学的价值，4社会的影响力

(1)英语语言文学英语语言文学是外国语言文学下设的一个二级学科，它是我国设置最早的外语专业之一。英语语言文学的发展趋势体现了语言学的发展趋势，该学科主要研究三个内容，外国文学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翻译理论实践研究。(2)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是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一个二级学科。本学科以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基本假设为理论指导，以音系学、句法学、形式语义学和语言习得为主要教学和研究内容，同时从事应用语言学具体领域的教学与研究。(3)英语笔译英语笔译(专业硕士)是翻译下的二级学科专业。英语笔译专业设置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及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具有较强的语言运用能力，熟练的翻译技能和宽广的知识面，适应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笔译人才。(4)学科教学(英语)学科教学(英语)专业为专业硕士。专业硕士和学术学位处于同一层次，培养方向各有侧重。专业硕士主要面向经济社会产业部门专业需求，培养各行各业特定职业的专业人才，其目的重在知识、技术的应用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是中国外国文学的最高研究机构。创建于1964年，由原属文学研究所的苏联文学研究组、东欧文学研究组、亚洲文学研究组、拉美文学研究组、英美文学研究组、西欧文学研究组以及原属中国作家协会的《世界文学》编辑部组成。著名诗人、学者冯至先生出任首任所长。历任所长还有叶水夫，张羽，吴元迈，黄宝生等。

听名字 有点难度

好。1、工资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给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全部职工（博士后）支付的劳动报酬，有除正常工资外，还有奖金、津贴、加班费等，综合工资高。2、待遇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博士后工作轻松舒适，提供五险一金，待遇好，工作稳定。

要求如下：1、完成承担的科研项目，达到预定的研究目标。2、撰写具有一定学术水平和影响力的学术论文。3、将研究成果发表在有一定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学术期刊上。4、在确定的时间内通过所在机构的博士后网络学术报告，向专家汇报研究成果。5、通过评审，取得博士后研究合格证书。

外国文学作品选涉及到的作家作品比较多，从古至今的作家可能都会提到，但分析不细致，而作家专题研究可能会分成小块，例如高尔基专题，日本私小说之类的，讲解比较细致，分析产生缘由，特征等等，希望能帮到你。

外国文学属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至于看什么书，那要看你看什么学校，你可以去你所在的图书馆查一下，各个招收研究生的学校都有指定教材

南大C刊拓展，比北大核心厉害

外国文学研究所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术交流日益广泛和密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完成了一批重大研究成果。

1. 谷裕：《论歌德小说〈亲合力〉中的神秘主义色彩》，载于《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全文转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2. 谷裕：《试论诺瓦利斯小说的宗教特征》，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全文转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3. 谷裕：《试析〈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艺术审美中的宗教虔敬经验》，载于《欧美文学论从》第二集《欧美文学与宗教》，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4. 谷裕：《谈‘越境作家"文学创作思想的发展与演变——以君特·库纳特的诗歌为例》，载于《国外文学》2003年第1期。[全文转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7期]5. 谷裕：《〈绿衣亨利〉与瑞士新教思想行为模式》，载于《西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6. 谷裕：《试析冯塔纳小说的“疑难”思想结构》，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7. 谷裕：《试论耶稣会精神与其在华传教政策的一致性》，载于《国际汉学》第十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8. 谷裕：《拉伯小说对德意志市民性的悖论性认识及多元化叙事视角》，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9. 谷裕：《冯塔纳小说的宗教文化解释》，载于《国外文学》2005年第1期。10. 谷裕：《试析伊默曼小说〈蒙豪森〉中的“新宗教”思想》，载于《欧美文学论丛》第五辑《圣经、神话传说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1. Yu Gu: Christliche Froemmigkeit als Kulturkontext. Am Beispiel von Karl Philipp Moritz"Anton Reiser. 载于：Brittnacher u.a.: Horizonte Verschmelzen. Zur Hermeneutik der Vermittlung. Wuerzburg 2007.12. 谷裕：《虔诚运动与德语启蒙小说中的主观主义——以莫里茨的〈安通·莱瑟〉为例》，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13. Yu Gu: “Wie sollen sie an den glauben, von dem sie nichts gehoert haben?”-Wissenschaftliche Publizistik und Forschung zum Christentum im heutigen China. In: Zeitschrift fuer Missionswissenschaft und Religionswissenschaft. Heft3-4. 93. Jg. 2009.14.谷裕：《神秩下的成长发展与圣杯的寓意——沃尔夫拉姆的〈帕西法尔〉》，载于《国外文学》2010年第1期.15.谷裕：《从市民家庭到公共生活——解读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载于《同济大学学报》2012第4期。[全文转载人大资料复印中心《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12期。]16. 谷裕：《思想史语境中的德语修养小说：创作与诗学》，载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二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3年第10期]17. 谷裕：《由〈魔山〉看托玛斯·曼对保守主义的回应》，载《危机时刻：德国保守主义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疯狂的追星派

《全球化·多样性·新趋势》（王守仁）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 提取码:g6pw书名：全球化·多样性·新趋势作者：王守仁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出版年份：2014-7页数：367内容简介：《全球化u2022多样性u2022新趋势：当代外国文学研究》以世纪之交的外国文学为讨论对象，重点议题包括全球化与当代外国文学、生态、性别与族裔书写、外国文学批评理论、21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等。所选论文内容丰富，视角新颖，既有理论层面对文学的思考，也有具体的文本分析，涉及英、美、俄、法、德、日、韩、秘鲁、加拿大等国家的文学，体现了多样性和前沿性。作者简介：王守仁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国家留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

主要内容：写的是作者多少年来心里一直装着丁香，装着古人吟咏丁香的诗句，在一次春雨中忽然发现一柄柄的花蕾恰似一个个的“结”，于是联想到“丁香空结雨中愁”的诗句，开始了作者的人生体悟。从古人的“丁香结”的诗句开始，作者写到了微雨，写到了人生的愁怨和不顺心的事，得到了生命需要“结”，否则就平淡无味的人生认识，显露了了作者对世事的洞明和对人生的洒脱。每个人一辈子都有许多不顺心的事，一件完了一件又来。所以丁香结年年都有。结，是解不完的；人生中的问题也是解不完的。所以生命既需要春光无限的阳春，有丁香如雪，幽雅香甜；同时，也需要细雨中连接的丁香结，愁肠挂肚，百转千回。

文化随笔集《燕园萤雪》，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10月论文：（1）「日本を想像する方法――芥川龙之介<南京の基督>论」（日文）于2007年9月在宁波大学召开的第二次国际芥川龙之介学术会议上宣读。（2）「ストラテジーとしての狂気――芥川龙之介<河童>论」（日文），发表在日本杂志「芥川龙之介研究　创刊号」2007年9月。（3）《自我解体的悲歌——论中岛敦<山月记>》，《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ISSCI收录。（4）《自我受难与自我实现的反转：论中岛敦<李陵>》，《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5期，A&CH收录。（5)《日本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受容模式——以日本古典文学为中心》，《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6期。（6)《“越境”与“虚无”：论中岛敦<名人传>》，《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7）《关于中日比较文学的思考》，《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5期。（8）《穿越生与死的界限:论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国外文学》，2006年第4期。（9）《行动主义的终焉：论中岛敦<弟子>》，《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年第1期。（10）《美与恶的辩证法：重读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近年来主持的主要科研项目（不含校级课题）：（1）浙江省人哲学社科重点课题：名称：《日本海洋文学和浙江海洋文学的比较研究》研究时间：2007年9月—2009年7月 资助资金：4万元研究情况：在研中（2）浙江省教育厅课题：名称《中岛敦文学中的他者思想》研究时间：2003年7月－2005年7月（已结题）资助资金：5千元（3）浙江省教育厅课题：名称：《恋爱中的他者——以日本明治时代的小说为中心》研究时间：2004年12月－2006年12月（在研中）资助资金：5千元。

　　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成、发展和嬗变,中国中学语文的形成、变化和更迭,与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密不可分,休戚与共。与其他外来文学思潮相比,俄国文学对于中国有着特别意义,对中国的影响深刻而巨大。如日本学者升曙梦所言,中俄之间“有着许多的共同点”,“在国家的特征上,在国民性上,在思想的特质上,这两个国家是非常类似的。在这意义上,即是说中国乃是东方的俄国,俄国乃是西方的中国,似乎也绝非过甚之词”。中俄在社会结构、历史发展、文化形态之间具有天然的相似性,导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文学观念和文艺思潮、审美标准和审美范式的生成演变等一系列方面,与俄苏文学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和亲近性。中学语文亦不例外。 　　俄国文学的译介、研究和解读,不仅影响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也关涉中学语文的教学。对俄国文学之于中国中学语文教学的价值进行学理反思,既指向历史的演变,又昭示未来的去向,既指导当下的语文教学,又促进当今的文学研究。尽管俄国文学已明显边缘化,从中学语文中外国文学的大者变成小者,但它向来是外国文学选文的主流之一,对中学语文的意义是巨大的,价值是多重的,由此形成充满悖论张力的“边缘中的主流”和想象空间的“小者中的大者”。边缘者,相对于中心而言;大者,则相对于小而言;边缘和中心,相对于位置而言;小和大,则相对于价值而言。俄国文学对中国中学语文教学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四重维度,即恒久的审美性价值,重要的史料性价值,深刻的思想性价值,以及独特的民族性价值。四重维度逐层递进,彼此关联,相互渗透,交融汇通,共同彰显着俄国文学区别于其他国别文学的独特品性和对中国中学语文教学的普遍价值。 　　一.审美性维度:俄国文学的价值之一 　　从教材变迁角度来看,俄国文学从最初占据中学语文中外国文学的大部分到现在的大幅缩减,表现出多样化的选文趋势;从审美价值角度来看,俄国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新现实主义等流派作品各有所取,体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取舍标准之一就是文学的审美性价值,这是文学安身立命的本体特质和核心品性。这在“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的作品中有鲜明体现,并奠定着俄国文学的审美品性、基本走向和风格特质。 　　作为“俄国文学中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别林斯基语),《别尔金小说集》共包括《射击》《暴风雪》《棺材店老板》《驿站长》及《村姑小姐》五篇情节彼此独立的小说,文风朴实,技术高超,语言简练。其中,《驿站长》塑造了穷困潦倒悲惨死去的“小人物”维林形象,标志着普希金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历史高度,体现出高超的审美艺术价值。该小说集所确立的真实描写生活、塑造典型形象的美学原则,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民主意识,使其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别尔金小说集》为后来俄国文学的主要体裁――小说树立了典范,特别是其中的《驿站长》,上承卡拉姆辛《苦命的丽莎》的余绪,下开40年代‘自然派"的先河,对俄国现实主义民主文学的确立起过较大影响。”在心理小说《黑桃皇后》中,普希金以内心自白、独白、梦境等心理分析和跌宕起伏的戏剧性情节,塑造了一个唯利是图、投机钻营、拜金主义的资产者格尔曼形象,为莱蒙托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心理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该作备受法国作家梅里美的高度称赞,并由他译成法文出版。普希金的未完小说《戈留辛诺村的历史》和中篇《杜勃罗夫斯基》反映出俄国农村的残酷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对农民的艰难生存境况的同情。在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影响之下,《上尉的女儿》将历史事件和艺术虚构巧妙地结合起来,把个人的悲欢离合和历史的起伏波澜糅合统一,以虚构的贵族格里涅夫老年回忆往事的形式塑造了农民领袖普加乔夫形象,既赋予虚构人物以特定的历史时代面貌,又使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显得丰满鲜活。这种书写传统和创作手法,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总之,经由《别尔金小说集》《杜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等小说,普希金笔下的“多余人”与“小人物”的形象,“都市小说”与“彼得堡小说”的样式,“高加索”与“乡村贵族”的主题,“心理小说”与“爱情故事”的风格,“多重主体”和“简洁明快”的叙事,得到艺术化的提升和审美化的叙述,体现出强烈的审美价值,对整个俄罗斯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对俄国文学的解读和分析不能仅着眼于其对现实的强烈批判性,更要深刻体验和感知俄国文学的恒久审美性。审美性是俄国文学的本体和基础,批判性是在俄国文学的史料性基础上生发而来的;缺失了审美性价值,俄国文学的批判性将无所依存。 　　二.史料性维度:俄国文学的价值之二 　　自19世纪三十年代初现实主义成为俄国文学主流以降,俄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现象,大都在文学中有所反映;而在现代学科制度并不分明和完备的俄国,文学也部分承担着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功能,文学成为知识分子探讨文化精神的公共空间,其目的性使命不断得到强化,而审美性功能日趋弱化。这种彼此交错和渗透的情形,使文学与历史可以互相印证,相互参照,使现实与镜像彼此补充,相互渗透。不过,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并非如平滑光亮的镜子般如实客观,而是如跃动不居的灯影般变幻演绎。较之西欧其他国别文学,俄国文学反映社会意识和文化准则的真实程度要深刻得多,细致得多。 　　19世纪上半叶,为荣誉和自尊而决斗的风俗在俄国军队、贵族和其他社会阶层中广泛流行,各种法律制裁措施几乎无济于事,而且俄国的决斗规则较之西欧更为残酷和严格。细致描述决斗现象和习俗的小说,至少可以举出普希金的《射击》《叶甫盖尼u30fb奥涅金》和《上尉的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春潮》,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契诃夫和库普林的同名小说《决斗》等作品。在《叶甫盖尼u30fb奥涅金》第六章,普希金生动描写了一场恶作剧式的乡村决斗。风流成性的彼得堡贵族青年奥涅金,在乡村地主拉林家舞会上故意挑逗好友连斯基的女友奥尔嘉,毫不留情地挖苦连斯基,从而激起后者的醋意,愤而向奥涅金提出决斗。连斯基是奥涅金在乡下唯一能够与之谈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探讨科学成果和人类道德行为的朋友。明知铸成大错,奥涅金仍不假思索在决斗场上“静静地先举起手枪”,违心杀死连斯基,不仅没有为此掉过一滴眼泪,甚至没有一笔悲怆的悼文。普希金将决斗描述为花花公子奥涅金的本能反映,展示了他作为“多余人”的冷漠淡然、轻视生命和玩世不恭,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人物性格和小说主题。与此同时,普希金在小说中也展示了19世纪俄国上流社会崇尚决斗的风习:在当时的社会气氛里,决斗是一件事关个人荣辱的行为,而拒绝决斗则被舆论视为不能原谅的胆怯,是个人耻辱。上流社会约定俗成的法则和舆论钳制是难以抗拒的,深谙此道的奥涅金亦不例外。为了躲避彼得堡上流社会的灯红酒绿,他来到乡下寻求宁静,却无法摆脱上流社会的行为处世准则,因为作为社会舆论的决斗是“荣誉的动力,我们的偶像!/整个世界旋转在这个轴上”。在决斗中杀死朋友后,奥涅金只好离开乡村庄园,告别纯情少女塔吉娅娜,结束农事改革,漂泊虚度年华。 　　《父与子》中出身平民的医生巴扎罗夫思想激进,代表年轻一代,而贵族老爷巴维尔u30fb基尔沙诺夫思想保守,代表着年老一辈。主人公巴扎罗夫并非决斗的爱好者,认为此类事情愚蠢得如同“训练过的狗用后腿站着跳舞一样”。但当巴维尔向他提出决斗挑战时,他却无法也不能拒绝,因为这关系到他的自我名誉和个人自尊。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心理期待可谓如符合契,自然真实。在近乎自然主义式的描述中,《决斗》将俄国军队的残暴性和人性的阴暗面如明镜般呈现出来,真实程度不逊于历史书写。19―20世纪之交,俄国军队中仍用残忍的决斗来惩罚军人,解决争端,维护荣誉,这本身体现出极端的愚昧和极端的野蛮。整部小说呈现出阴暗压抑的基调,本能的兽性取代文明的人性,驱使着每一位士兵:“这些可怜的家伙仿佛全给一个野蛮的、欢畅的、无情的恶魔附了体,他们不讲道理,不顾体面,互相咒骂,说着种种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弄得人类的尊严一丝不剩了。”主人公罗玛绍夫与对手的决斗是由军队名誉法庭裁定的,因为XX团军官名誉法庭全体人员认为“案情严重,必须举行决斗,方足弥补本团受损之名誉”。然而事实上,罗玛绍夫并未犯什么大罪过,只因他不幸落入“猎熊的陷阱里”,处处面临野蛮的挑战,使他无力应付。在小说中,作者批判森严的军队等级和残暴的人性的同时,也展示了俄罗斯民族性的非理性和极端性。 　　经由文学想象和艺术审美的共同操作,决斗由日常生活现象提升为与“多余人”、“小人物”等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母题之一,表达着作者对现实的强烈批判和深切的人道关怀。在史料性的审美叙述之下,在批判社会现实的背后,蕴藏着俄国作家深厚的文化思想和哲理探究。这种深厚博大的思想性价值,恰恰是俄国文学区别于其他国别文学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学语文教学需要仔细分析的。 　　三.思想性维度:俄国文学的价值之三 　　较之欧洲各国,俄国文学的繁荣期虽然要晚得多,但其思想性却深刻得多,哲理性也浓厚得多。彼得大帝改革在促进俄国社会进步、追求强国富民和面向世界的同时,也导致了两种影响数百年的后果:俄国斯拉夫民族特色逐渐丧失,民族伦理混乱,社会道德堕落;俄国上下层社会、知识分子与下层民众之间发生严重分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大力推进,俄国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文化转型和思想嫁接等问题上急功近利,判断失误,陷入误区:“不是整体性、均衡化地对精神资源、制度资源、物质资源作出理性的制度安排,而是精神资源弃之不顾、制度资源高度垄断、物质资源权力化配置。”作为俄国文学的创作主体,自普希金以降的作家多成长于社会变革动荡之中,深切感受到现代化和民族化、西欧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等话语之间的矛盾冲突,并将自己的文化思考和精神忧思付诸文学创作。由此,俄国文学叙述主题本质在于,或者叙述知识分子与俄国普通人之间的精神隔阂,以呈现西式现代化运动与斯拉夫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或者叙述知识分子对东正教信仰的痴迷、疑惑,以呈现现代化语境下对民族精神探寻之艰难;或者叙述对神秘主义的留恋和对西方社会的恐惧,以呈现俄国文化中东方性与西方性之间的冲突。 　　作为一个温和的西欧改革派代表,屠格涅夫通过《罗亭》《父与子》《贵族之家》以及《处女地》等小说,以形象的艺术描写将斯拉夫派与西欧派之争、传统与现代之矛盾、贵族与平民之分歧、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体之隔膜敏锐地呈现出来,以隐蔽的方式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社会思潮之复杂态势予以型塑,使读者能感性体验到俄国现代化的积极意义和坎坷艰难。与此相对,在《穷人》《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一脉相承的创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描写以杰乌什庚为代表的“穷人”的悲惨命运,体现了作家对“小人物”的人道情怀,阐述了对平等、正义、公正、基督救赎的迷恋与神往;经由拉斯科尔尼柯夫的“超人理论”的破产和卡拉马佐夫“偶合家庭”的分崩离析,谴责了追求物质进步和理性主义现代化进程偏离和改变了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由此具体阐述了俄国反对西化改革的切实理由。在《战争与和平》《安娜u30fb卡列尼娜》和《复活》等煌煌巨制中,托尔斯泰着眼于传统精英阶层的历史作用和在当代改革中的命运、知识分子和上层社会成员的意识和角色转换、民众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觉醒与传统价值观冲突、如何在改革浪潮中获得救赎等时代问题,以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反对任何战争而追求大同和平,反对利己主义而追求集体公正,反对世俗化东正教而追求本体论上帝,反对全盘西化改革而追求纯朴基督教信仰,体现出深刻而博大的哲理深度。这些思想资源也成为苏联主流思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理由。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解读俄国文学时要适当考虑到其思想性维度,在审美分析和感性阅读中予以哲理解读和理性把握。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文学的思想性价值并非如同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博爱等启蒙主义思想,具有完全的普世性和超越性,而是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性和一定的地域性。易言之,在俄国文学的审美性、史料性和思想性维度背后,有着民族性维度的宰制和操控。这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应该予以警惕注意,应该有所取舍的。 　　四.民族性维度:俄国文学的价值之四 　　自现代文体形成以来,俄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如何建构俄国国族形象和叙述俄罗斯民族性,而俄国文学的成就也正是立足于民族性视阈,透视俄国社会变革问题而不断调整叙事策略,从而使之在一定程度上被扩展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学;而对文学的接受则是如何建立科学规范以表达民族性诉求,并使之具有普适性价值。由此,俄国文学之创作和接受成为表达俄罗斯民族性问题的重要途径,成为探讨俄罗斯民族性的重要方式。换言之,俄罗斯民族性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文学的言说和接受而得以表达的。19世纪俄国的学科分类尚未明晰化,许多学科杂糅在一起,哲学、社会学和文艺美学亦无严格限定。由此,19世纪俄国文学额外承载着多种社会功能,即通过文学表达一种社会诉求、民族特色或宗教理想。俄国哲学家弗兰克曾言:“最深刻最重要的思想在俄国不是在系统的学术著作中表达出来的,而是在完全另外的形式――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的。”由此,充分考量到俄国文学的民族性特色,不仅可以把握其独有的哲理意蕴,亦能避免将其民族性特质视为普遍性真理。 　　五四之后中国文学翻译的最重要特点,是把俄国文学放在首位,视其为最重要、最正确、最普遍的文学形式。俄国文学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即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救国救民的路径。鲁迅、瞿秋白、茅盾、郑振铎等现代文学大家都格外推重俄国文学,从中听到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呼号,并把译介俄国文学当作盗天火给人类的神圣事业,却部分忽略了无法扩展的民族性特色。众多俄国名家的现实主义作品被大量译过来,对中国革命起到不可忽视的指引和启蒙作用,为中学语文中的俄国文学选材提供了可能和基础,但也掩盖了俄国文学独特的民族性和意识形态,给中国的外国文学选文和语文教学带来诸多遗留问题。在浓厚意识形态背景下,俄国文学背后隐藏着别样的学术理念和诠释路径,即借用或移用俄国主流思想重新诠释作家,通过作家研究印证和扩大主流思想;同时借此提升俄国文学的普遍性意义,隐蔽而严谨地表达着不同于西方的民族性诉求,即俄苏文学有着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代表着世界文学的发展主流,体现出普遍性价值与人文主义情怀,带有比较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和现实性价值。20世纪中国文学界所接受的俄国文学,一方面过度扩展了俄国文学文化主流思想的普遍性价值,另一方面部分遮蔽了俄国文学的民族心理和文化特质,给中国带来难以消除的种种问题。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如何消除解读文学作品的庸俗化方法和固定化模式,则是我们曾经着力反思的,也是必须予以警醒的。 　　五.结语 　　总之,俄国文学的审美性、史料性、思想性和民族性四种价值维度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彼此关联,相互纠缠:恒久的艺术审美价值包孕着一定的认知史料价值,认知史料价值体现着一定的艺术审美价值,二者彼此联系,相互勾连,共同构成俄国文学的基本和表层价值维度;二者彼此渗透,共同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启迪价值,而思想启迪价值则一方面经由兼具认知史料和艺术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体现出来,另一方面使艺术审美和认知史料维度具有别样的深度;所有这一切价值维度,则由民族特质价值维度操控和宰制,由此构成了俄国文学的核心和内在价值维度。四种不同的价值维度纠缠不休,共同构成一种具有内在复调性、层递性和多样功用的文学形态,形象反映出俄罗斯独特的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和精神特质。毋庸置疑,俄国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对中国的中学语文教学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正因俄国文学之于中学语文具有如此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学语文教学应对俄国文学给予多样解读和多维分析。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对俄国文学的接受与诠释应该充分考虑到俄国文学的多样性特质和复杂性内涵。在客观认知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应该以中国主流思想为中心合法地对认知对象去民族性特色,使之融入到中国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之中,从而逐步建构自己的知识图谱和话语体系。由此,我们接受的不应是俄国文学的难以扩展的民族性维度,而应是具有现代性和普遍性的俄国文学特质,扩而展之则是符合现代性价值的俄国意象,并在解读俄国文化中力求去俄国民族性、扩展某些适宜阐释说明当代文学变迁、文化思想走向、知识谱系建构、话语分析阐释的叙述意义。由此可以对俄国文学有多样了解和全面把握,更加理性地欣赏俄国文学,提升文学鉴赏力和文学修养,建构世界文学的宏观视野和比较意识。 　　 　　王树福,1980年出生,山东临沂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外国文学研究》(A&HCI)编辑。主要从事俄罗斯小说、戏剧和中俄文学关系研究,著有《恒久的光华:19世纪俄国文学》(台湾莎士比亚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11月),并在《读书》《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戏剧》《世界文学》《中国俄语教学》《俄罗斯文艺》《中国图书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约五十篇论文。本文编校:洪 鸣

　　英语考研方向有哪些？英语考研方向还是相当广泛的，和英语相关的的专业都可以考虑，比如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硕士，英语学科教育等等。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确定考研方向，学姐整理了英语考研方向，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一、英语语言文学　　英语语言文学（学科代码：050201）是外国语言文学下设的一个二级学科，它是我国设置最早的外语专业之一。英语语言文学的发展趋势体现了语言学的发展趋势，该学科主要研究三个内容，外国文学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翻译理论实践研究。　　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代码:050211）是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一个二级学科。本学科以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基本假设为理论指导，以音系学、句法学、形式语义学和语言习得为主要教学和研究内容，同时从事应用语言学具体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三、翻译硕士　　翻译硕士（MIT）是专业学位，旨在培养实践型的口笔译人才，注重实践。校园学习以翻译实战为主，毕业要有翻译实践量的要求。比如笔译要求翻译了多少万字，口译要求多少小时的口译实践任务（录音）。毕业论文也是实践报告的形式，具体看学校要求。　　四、学科教育（英语）　　学科教学(英语)专业(学科代码：045108)为专业硕士。专业硕士和学术学位处于同一层次，培养方向各有侧重。专业硕士主要面向经济社会产业部门专业需求，培养各行各业特定职业的专业人才，其目的重在知识、技术的应用能力。　　本文由学姐手动整理，供同学们参考。　　考研政策不清晰？同等学力在职申硕有困惑？院校专业不好选？点击底部官网，有专业老师为你答疑解惑，211/985名校研究生硕士/博士开放网申报名中：https://www.87dh.com/yjs2/

　　1、没错，这个组织是全国性质的一家文学研究组织，具体解释奉上：　　2、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成立于1980年，一级社团，挂靠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1978年11月25日之12月5日，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国七十多个单位的一百四十多位代表。周杨同志和梅益同志参加了会议。在会议的后一阶段，为成立全国外国文学学会进行了讨论。经过充分酝酿和民主选举，在12月5日的全国外国文学成立大会上产生了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会，并选出了会长、副会长，原则通过了学会章程。

[1] 《在“共和理想”与“权力欲望”之间——〈斐爱斯柯在热那亚的谋叛〉研究》，载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编：《思想史研究》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2]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爱情悲剧后的青春迷惘与制度捆绑》，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3] 《思之和合——论歌德思维模式之拓新》，载《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4] 《论强权博弈背景下的欧洲数字图书馆建设——兼论德法文化合作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战略目标》，载刘立群、连玉如主编：《德国欧盟 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5] 《歌德〈铁手骑士葛兹〉所反映的阶层博弈与群体互动》，载《同济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6] 《论马君武对歌德的译介》，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7] 《歌德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意义:以冯至的〈歌德论述〉为中心》，载印芝虹等主编:《中德文化对话》第1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8] 《清华德文专业的早期发展及其学术史意义》，载《教育学报》2008年第6期[9] 《李石曾的文化浪漫主义及其留法经历》，载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10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 《帝国的消解与现代的兴起——以安治泰、卫礼贤比较为中心》，载《德国研究》2008年第4期[11] 《机构建制、学风流变与方法选择：现代中国语境里的德语文学研究》，载《北大德国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 《文化建国者的“精神支柱”——论宗白华的歌德观》，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13] 《文学之择与象征之技——论卡夫卡的思想史意义》，载《外国文学》2007年第5期[14] 《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论席勒的“艺术家理想”》，载叶朗主编：《意象》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5] 《北大德文系1920年代前后的课程、图书与学术》，载陈平原主编《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16]《〈祝福〉中的“宗教潜对话”一个宗教人类学的文本解读》，载《思想战线》2007年第1期，第一作者[17]《北大德文系早期的师生状况及其学术史意义》，载《教育学报》2007年第6期[18] 《宗白华的留德经历及其对德国社会的体验》，载《德国研究》2006年第1期[19] 《陈铨的民族文学观与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渊源》，载《新文学》第5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20] 《德国视野里的“基督福音”与“中国心灵”——从花之安到卫礼贤》，载吴梓明、吴小新主编《基督与中国社会》（第2届国际青年学者研讨会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6年；又刊于《德国视野里的“基督福音”与“中国心灵”——从花之安到卫礼贤》，载《国际汉学》第15辑，大象出版社，2007年[21] 《史家意识与异国对象——中国学术视野里的奥国文学之成立》，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22] 《行政官与演说家——〈蔡元培演讲集〉导言》，载《现代中国》第7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又刊于叶隽:《蔡元培:大学的意义》，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23] 《北大德国文学系的创立情况及其时代背景》，载《教育学报》2006年第5期[24] 《作为并峙双峰的“席勒戏剧”与“莎剧世界”——兼论马克思的“席勒化”问题》，载周启超主编:《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25]《“诗的语言”与“史的气概”——论〈强盗〉的艺术性与思想性》，载《德国研究》2005年第2期[26]《“时代悲剧”与“初思自由”——〈强盗〉中反映出的个体与国家》，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27]《冯至的“学院写作”及其对现代中国的意义》，载李喜所主编：《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28]《“英雄伤逝”与“民族统一”——〈华伦斯坦〉研究》，载《北大德国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9]《论〈物理学家〉的问题意识与表述之难》，载《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1期[30]《论宗白华的文化建国理想》，载《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1]《马君武的致用大学理念与德国大学思想》，载田正平、周谷平、徐小洲主编:《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主要西文论文、学术书评]（选）[1]<Der Sturm und Drang im Modernen China – Chen Quans Ideal einer Nationalliteratur und seine Realisierung>，in Wei Maoping & Wilhelm Kühlmann (hg.) : Deutsch-chinesische Literaturbeziehungen – Vortr?ge eines im Oktober 2003 an der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gehaltenen bilateralen Symposi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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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3 Number 2 December 2009. pp.213-224.[主要学术书评、文章]（选）[1]《西方古典学研究的认知史意义》，载《哲学门》第1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中德文学关系的符号学解读及其理论自洽问题》，载《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3期第148-151页。[3]《德国古典时代的戏剧理想在当代中国的意义》，载《文化纵横》2009年04月号第113-117页。[4]《回到中西平等对话的原点？——兼论文化关系研究的“学术范式”问题》，载《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2期第68-75页。[5]《作为现代大学精神尺度的“哲学之士”》，载《读书》2009年第7期第90-94页。[6]《在理论维度与历史语境之间——读<现代市民史诗——十九世纪德语小说研究>》，载《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10期第75-79页。[7]《蔡校长的教育伦理意识》，载《读书》2009年第10期第164-168页。[8]《开启中国现代学术的理论思维时代》，载《博览群书》2009年第10期第38-42页。[9]《德国精神的现代之光——卫礼贤与史怀泽》，载《书屋》2009年第12期第29-31页。[10]《大风歌罢煮青梅——德法之争的学术史与思想史意义》，载《博览群书》2008年第2期。[11]《研究范式的意义与限度》，载印芝虹等主编：《中德文化对话》第1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日内瓦学派”研究的学术史意义》，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4期[13]《从“编写”到“撰作”——兼论文学史的“史家意识”问题》，载《博览群书》2008年第8期第35-39页[14]《步入“国际汉学”时代与“跨文化汉学”的建构——兼论学刊的中国气魄》，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8期[15]《以精神底气审视制度问题》，载《读书》2008年第10期[16]《女性视角之局限抑或新人创作之瓶颈——〈珍奇的物质〉及其他》，载《译林》2008年第5期[17]《“古典图镜”：席勒、歌德的魏玛岁月》，载《文景》2007年第2期。[18]《接受的困惑与问题的呈现——读“歌德长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945年以来的德国接受史”》，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4期。[19]《德国排行榜单与现代大学理念的失落》，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20]《留英学人的思想史意义及其功用追问》，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6期。[21]《一船明月一帆风——作为开风气人的李石曾》，载《书屋》2007年第8期。[一般报刊文章、书评]（选）[1]《<玛丽亚·斯图亚特〉：席勒与审美教育论》，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2月4日《行云飞去明星稀》，载《中国图书商报》2009年8月25日[2]《“东学西术”，此之谓乎？》，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2月4日[3]《中国的歌德译介与研究现状综述》，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2月18日[4]《一代英雄谁范公？》，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4日[5]《胸怀“救国经世”大志的陈寅恪》，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3月12日[6]《在魔性与神性之间的浮士德精神》，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4月1日[7]《当年驱车同奔西——冯至与吴宓的交谊》，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4月2日[8]《“德国学”建立的若干原则问题》，载《中国图书商报》2009年4月14日[9]《期待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多元互动》，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4月15日[10]《基础性工作的学术史意义——评<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1878-2008）〉》，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4月24日[11]《由德国资源反观唐诗气象——以李长之、冯至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4月30日[12]《“双星东耀百年间”——歌德、席勒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载《中国图书商报》2009年5月19日[13]《留德一代的德国学术史观》，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7月15日[14]《德国学术模式启迪下的常规学人道路——念季羡林先生》，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8月5日[15]《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杨丙辰、宗白华与季羡林、李长之师生情》，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3日

作家宗璞基本信息　　 冯钟璞 ，笔名：宗璞、绿蘩、任小哲、丰非。 原名：冯钟璞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28年 出生地：北京 籍贯：河南唐河。乃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之女，幼承家学，就读清华大学附属成志小学校。抗战爆发，随父赴昆明，就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1945年回北京。1946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曾就职于中国文联及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宗璞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主要作品：《红豆》、《弦上的梦》、系列长篇《野葫芦引》等。人物生平　　抗战爆发，随父赴昆明，就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1945年回北京。1946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同年在《大公报》发表处女作《A.K.C》。1951年毕业分配在政务院宗教事务委员会工作。同年末调入中国文联研究部。1956年至1958年在《文艺报》任外国文学的编辑。1957年出版童话集《寻月集》，同年发表短篇小说《红豆》(《人民文学》1957年7期)引起文坛注目，在反右斗争中遭到批判。1959年下放河北省农村。1960年调入《世界文学》编辑部。主要撰写散文和小说。“文革”中被迫中断创作，1978年重新发表作品。后调人北京外国文学研究所。主要作品有《宗璞散文小说选》，散文集《丁香结》，长篇小说《南渡记》，翻译《缪塞诗选》(合译)、《拉帕其尼的女儿》等。所作《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三生石》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散文集《丁香结》获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她的作品多写知识阶层，文字优雅，富于学养，含蓄蕴藉。“文革”后的创作追求现代主义技巧的探索，注重心理描写，具有超现实的荒诞和象征，比如《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受到批评界的注意。 代表作　　《铁箫人语》、《A.K.C》、《寻月集》、《红豆》、《宗璞散文小说选》、《丁香结》、《南渡记》、《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桃园女儿嫁窝谷》、《不沉的湖》、《后门》、《知音》等。正在创作的有《野葫芦引》。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铁箫人语》，《紫藤萝瀑布》选自此书，《紫藤萝瀑布》一文被选到初中课本。《这是你的战争》一文被选到2011年江苏高考语文试卷中。http://baike.baidu.com/view/9124.htm

　　中美文学研究比较　　中美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有如下的一些相似之处：　　（1）我参加的学术会议与我授课的课堂极像美国的情况。学术会议的安排是一样的，各种论文分小组讨论，然后是茶歇和集体用餐。几乎看不出有任何的思想控制迹象，看不出这些教师与学生都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唯一的一次圆桌会议的自由讨论，令我惊讶的是，我听到中国同事就中国是否存在言论自由发生了尖锐的争论。年龄稍大的学者说，“存在，当然存在。”而几个年轻人反驳说，“没有！”这是极其少有的情形，也不具有典型性。　　我住的宾馆与美国宾馆也非常相像。中国的大学课堂，与美国的一样，讲完之后有问问题与讨论的时间。教室与学生也与美国一样。我几乎感受不到神秘的、或异域的东方，尽管人们用筷子吃饭，饭菜有些不同。中国学者发表的文章，如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的《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与欧美同类杂志或论文集的文章一样。如2006年12月第28卷第6期，如“对莎士比亚戏剧中‘梦"的解读”、“双峰并峙继往开来——普鲁斯特与巴尔扎克”、“福楼拜的‘游戏"：《包法利夫人》的叙事分析”，还有一些明显理论性的文章，如“庞德是新历史主义者吗？全球化时代的诗歌与诗学”，听起来都是很熟悉的内容。　　（2）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到最近的访问，我对中国教授与学生对知识的热情印象深刻。中国学术界与学生都非常令人惊异。教授与学生流露出惊人的自信：他们所做的事情很重要，他们有能力做好它。这背后隐含的就是设想中国人是最好的。我隐约感觉到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少数”地方之一，每个人都很友好、尊重人、礼貌。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7年，受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派遣，我与来自历史、工商、哲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一道，来与北京著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行讨论我们各自学科的未来。　　他们希望我讲西方文学理论。说实话，当时参加研讨会的那些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人并没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大多数年龄都很老了，除了俄语显然也不懂其他西方语言，都是受过去苏联遗留给中国的影响。现在，这一切早都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有才华的年轻学者，通常都在像哈佛大学等地受过培训。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变化，同样也在整个中国的政治、学术机构中发生了类似的惊人的转变。　　强调了中美高等教育的相似性，在中国的大学与学术会议中我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适应的地方。我现在来谈谈中美文学研究的差异。　　两国的大学都根植于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之中。目前，美国的大学正面临一些问题。美国的经济正在衰退，这必然也影响到美国的大学。美国的大学在过去20年越来越多地依赖公司的资助。政府机构，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人文基金会等所拨付的经费越来越少。美国大学的研究经费来自大的制药公司、大的石油公司、电信公司等。大学越来越像公司一样运作，校长获得惊人的高薪，一切按照问责制来办，即根据赢利的幅度(来支付薪水)。很多教学工作都是由兼职教员来承担的，他们只能获得最低的生活工资，没有机会获得终身职位，只有极少的、甚至没有福利。学费迅速攀升，很多本科、职业院校的学生毕业就欠下了从银行借的几十万美元的债务。由于学科变化迅速，文学系的课程相当混乱，大学之间没有任何一致，应该教什么，各种课程如何连贯地组合，没有任何共识。我过去老在想，要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者来参观欧文分校英语系或比较文学系，看到所提供的课程，要求我们解释各种课程混合的原因，我认为我们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讲授你喜欢的课程的自由，这是无上的特权，我过去从中受益良多，但要是有些同事讲授与你相关的课程，并就这个学科的教学目标达到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样可能更好。　　中国大学的情况很不同。一方面，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接连获得成功，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都在高速增长。这意味着国家显然有大量的钱可用来资助、扩张老的大学，建立新的大学。尽管要进入最好的大学，在中国竞争异常激烈，也与美国一样，但我推断，一旦进入大学，其花费还是相当低的，从我所看到的来说，中国学生还是很简朴的。几乎所有的教员都是终身职位。有人告诉我，每个班被分派一个“班长”，中国大学的一个年轻老师向我肯定，在规定的课程内，教学中有相当大的自由，教师鼓励来自学生的创新观念。他是这样说的，“为便于教学，老师通常遵循某一本文学史书，但其目标不是达成集体共识。教师鼓励、高度评价创新性的、原创性的解读，只要学生能够自圆其说。在我的文学课中，我告诉学生，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就是要有不同意见，而不是大家要有相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才真正有助于丰富文学文本。学术杂志仅接受有新观点的文章。”　　大多数的大学课程，比如英语文学，是由国家委员会设定的，即教育部的外语指导委员会。同时，它也希望教授能够按照该清单所列出的书目来讲授，而英语系总的安排，在我看来，是希望涵盖一个连贯的、并明显保守的经典作品与话题，必修课包括基础英语、高级英语、语音学、听力、阅读、英语写作、英语语法、口译与笔译，也有把英语语言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学术写作等列入必修课；选修课包括英语散文、英语戏剧、英语诗歌、英语小说、教学法、修辞学等。我在脚注里列出了教育部的课外阅读清单。熟知详情的人告诉我，并非清单上的所有作家都要讲到，每所大学的英语系选取的作家都不同，他说，“外国文学课程通常涵盖重要的文学流派或文学时代的代表性作家的名著。我认为大学之间没有严格统一要选取哪些作品，那些标为红色的很可能是各个大学的老师都要选取的，老师也可选取当代作家，如约翰·巴斯、多利斯·莱辛等。课堂上要求阅读并讨论的仅是某小说的几个章节，并非整个作品。但学生在细读所选取章节之前，应该了解这本小说的整体轮廓。提供澳大利亚、加拿大文学的高校并不多。我们开的澳大利亚文学课程有‘澳大利亚文学史"、‘澳大利亚当代小说研究"、‘帕特里克·怀特研究"等。”　　有6个方面的差异，并把这些差异看作描述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便利之策。　　（1）相对来说，中国学者明显对提出新的看法缺乏兴趣。总体上而言，他们更关注达成共识，或提出已经存在的看法。而在西方，与之完全相反，我们被教导，必须要提出些新的看法，提出一些以前没有人说过的，才可能正当地发表论文或出版著作。佛克马是这一期中唯一的西方学者，在他的长篇论文“中国后现代主义小说”一开始就提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与美国和欧洲的后现代主义不同。”这意味着，在他之前，就没有人把中国的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弄明白。在美国教学的顾明栋可能会挪用我们的一些设想，在讨论鲁迅时，会提出一些与以前的评论不同的看法。西方人认为，文学研究中，以前已经说过的，就不存在重复说它的理由。中国人，至少是这一期《现代语言季刊》中的中国学者，认为如果它是真的，就应该反复说，从一代传到另一代，从学者传到学生。就像我所有的对比一样，这些仅是一些趋势，并非绝对的差异，你们如何看待这一期的论文，我对此非常感兴趣。不知我所掌握的情况是否属实？还是这一期的论文不具有典型性？　　（2）这一期论文的中国学者非常关注文学分期或文学阶段的正确与否，命名是否正确，特征概括是否正确。这可能是王宁给他们的重要指示的一部分。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非常自信地说，“我正在读一个后现代作品”、“现代主义作品”或其他什么的，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适。分期，不论有多大的问题，是给读者一种安全感。然而，它只是满足一个分类的作用，代替实际所读的作品。比如说，“啊哈！那是一种后现代特征”，它的作用只是以防读者追问某一段的意义，它有什么特别之处，这种简单分类是经不起检验的。分期是中西方文学研究中很大的一部分。对西方人而言，现在它相对来说不再重要了，也都认可它，即使怀疑分期的过度归纳，分期会消除某一时期或地方的作家间的重要差异。我们，至少我是这样，更感兴趣的是某一作家作品的特殊性，他/她适合或不适合分期名称的方式。要展示后现代风格的特征，就像影响最大的理论家詹姆逊一样，一项一项地列出来是很容易的。比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塞万提斯，佛克马在这一期所列出来的那些特征，在西方小说(也包括这一期论文中提到的中国小说)一开始就有了，比如，塞万提斯的《狗的对话》(The Dog"s Colloquy,1613)，曹雪芹的《红楼梦》中也就有了。顾明栋在《中国小说理论》中的《红楼梦》一章中，提到这部伟大的作品有很多后现代特征。这一期中顾明栋的权威论文“鲁迅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揭示了鲁迅的创作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主题与风格特征结合了起来，尽管鲁迅在他创作小说、散文诗、杂文的时候，没有接触过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更不用说后现代主义作品(那时根本就不存在)。他的结论是，鲁迅一方面是看到了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另一方面也陷入到自己实验性的新形式创作的困境。　　尽管顾明栋的论文接受既定的分期，其目标也是来划分鲁迅作品的分期，但他的论文无意中为分期施加了很多张力。要是后现代主义风格特征能够在数个世纪的中外作品中找到，似乎意味着：1）时期的分类极端不可信；2）我们用来命名“后现代主义”的风格特征、概念特征、叙事特征等，实际上可能与文学所使用的语言的历史无关。　　这一期中佛克马的文章，关注的是区分开在文化上三种不同的后现代主义形式，提出这三种后现代主义中的任何一种都假定，“所指与能指的传统关系不再适用。”佛克马所用的分期与中国学者不同，分期的特征更加复杂，并引用大量的实例来论证他的观点。　　（3）中国学者认为历史语境几乎完全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创作。这可能是一种残存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但很多欧美文化研究也有相同的设想。陈永国的论文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的历史决定论模式很复杂也很精细，不过却坚信这种预设。读者会注意到陈永国调用了一个含糊的有机体或自然主义的隐喻(“现代主义诗歌作为新诗的一种形式，不会凭空而生。”)，他详细说明了现代主义诗歌产生的两个不同的原因：一是中国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一是西方知识流入的影响。这些原因的影响是双重的，不容易预测，但是，这两个原因在任何个案中混合到一起，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佛克马对后现代主义作家与历史、社会语境的关系的看法很不同，这出乎我的意料。我说“出乎意料”，是因为当今西方大多数的文化研究者(与文学研究者)的看法不同，与陈永国的立场很接近。作为文学风格的后现代主义，与作为经济、社会、历史条件的后现代性，佛克马要比詹姆逊、利奥塔德可能的区分更加明确。佛克马说，“我把后现代主义看作一种文学思潮，一种由作家、评论家与广大读者所使用的文学社会方言，把它与作为当代社会、政治条件的后现代性区分开来，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对后现代性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利奥塔德, 哈维(David Harvey), 贝尔滕斯(Hans Bertens)等人做过具体的分析。”佛克马认识到历史条件会起一定的作用，“我们必须考虑地理的、文化的、历史的差异。”但他认为，从现代主义转到后现代主义(与其他任何风格的转变一样)，仅仅是因为作家厌倦了一种风格，现在想转变一下，“任何风格或文学社会方言，包括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将被消耗殆尽，因此，人们想听到不同的东西…… 新一代认为既有的社会生活观念与经济条件不适合了、过时了，应该为新的社会解读所代替。”叶芝(W. B. Yeats)用不同的音调说，“人类景仰的一切事情/都能撑过片刻，或一天/爱恋的欢愉，赶走他的爱恋/画家的笔，消蚀了他的梦境。(《一出剧里的两首歌》佛克马用生理学来解释风格的改变，“相同的神经元连续不断地重复刺激会导致结果逐渐减少”，他的这个简洁陈述有点类似于布鲁姆(Harold Bloom)《影响的焦虑》。在佛克马看来，风格惯例的改变，是受内在逻辑控制的，与历史几乎没有关系。新一代渴望并需要不同的风格，一种社会方言受神经元的重复而耗尽了自身。在某种意义来说这不错，尽管有些夸张，新的文学社会方言的确是“凭空而生”的。佛克马那些比较适中的陈述也有惊人之语，“人们想听到不同的东西”。无论如何，他的看法又让我想起这一期的杂志。　　（4）第四个特点就是他们极像美国人，至少像我一样，描述一个作家或学派(如九叶派)的论述高度抽象。当然，佛克马在表现中国后现代主义特征时也使用了抽象的表达，如“华而不实的虚构”、“元语言批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存等。与大多数的西方文学研究一样，佛克马感到必须要例证这些抽象的用法，从而证明它们是正确的。他详细地讨论了具体的作品，也有很多的引用，比如讨论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Please Don"t Call Me Human, 1989)，以及对其他几个作品的分析。陈永国的文章，尽管讨论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诗歌，但仅有两处很短的引用。　　中国学者的论文，通常依赖三重抽象。第一重抽象：单个作品，除了用作品名来标识外，偶尔在其他论文中讨论中国小说外，使用最容易翻译的内容，如情节综述与人物描写。第二重抽象：几乎都不强调单个作品的特征。某一个学派或小组(如九叶派)的所有作品的讨论似乎它们都是一样的，似乎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互之间或与同一时期作家之间的共有特征。第三重抽象：使用概念性的陈述来定义这些共有特征，如陈永国提到的朦胧诗人，我上面提到的两处引用(一个是北岛，另一个是舒婷)，“拥挤在强烈的欲望与无用的形式之间，这些年轻诗人一方面要拼命表达自己，另一方面又要隐藏自己。因此，使用非传统的意象来表达朦胧的艺术策略，直接的言说与本能的表达强化了其情感。此外，那些碎片式的、非传统的、不完整的意象，这些自我与社会、历史与现在、现实与幻想、理智与荒谬、短暂与永恒等二元对立，在放肆地宣泄诗人的激情中实现了统一。”我不怀疑陈永国所说的真实性，他的论文让我急于想了解他提到的那些诗歌，即使是通过英语翻译来了解。我想看看他们是如何例证他所陈述的“现实与幻想、理智与荒谬、短暂与永恒”等，他们使用“非传统意象”到底是如何朦胧的。这一期论文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使读者急于想读文章中所提到的作品。我非常高兴地在互联网上发现了很多中国现代文学的英语翻译，比如鲁迅的很多作品的翻译(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lu-xun/index.htm)。　　（5）来自中国学者的论文由于缺少引用，伴随而来的就是几乎没有风格或形式分析，也不关注西方人所称的“修辞”或“叙事学特征”。近来，美国的文化研究也越来越多这样的例子。佛克马有一些形式分析，比如，他说，“王朔没有使用的风格手法几乎没有。他试过重复，没有标点的长句，荒谬的推理，把政治行话放大到可笑的比例，从而产生出一种欢闹的故事，即他所指的文化大革命。‘胖子"成为了笑料，至少在更宽容的时代不犯政治错误。”要是能够给这些风格手法举一些例证就更好了。不过，佛克马暗自认识到“风格手法”在意义上的重要性。然而，中国文学学者尽管崇拜巴特(Roland Barthes)、德里达等人，至少这一期的论文中，他们几乎没有风格分析。我所了解的其他中国学者的著作，如申丹，她的叙事学个案中就有风格分析。对我们而言，新批评与随后的“解构”，即使是对那些文化批评者而言，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尽管他们对此怀有敌意。不断有人宣布“解构的死亡”，但不知何故，它拒绝死亡。它可能会死，但它会像幽灵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没于我们的文化批评。顾明栋作为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学者，倒是注意到了细微的语言手段的作用，如他在《中国小说理论》中谈到的两部伟大的传统中国小说《金瓶梅》与《红楼梦》，就以相当长的篇幅讨论了人物姓名的隐喻意义。　　（6）最后一点差异，这一期文章的中国学者都很关注西方作品翻译成中文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他们很少关注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也可能对某一语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而限制了翻译。他们似乎假设中国文学可以翻译成英语，西方文学可以翻译为汉语，没有重大的遗失。他们毫不怀疑汉语、中国文化与西方语言、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情况是否如此，我对此很怀疑。我对汉语一无所知，早就有人告诉我，汉语的文学形式、书写的意义，与英语、德语、法语的书写不同。这就需要把“同一个文本”的汉语、西方语言的各种译本并排来比较，来具体讨论它们在语义、语法、句法、修辞、以及文类假设等方面的差异。顾明栋的《中国小说理论》中有这样的讨论。我对此缺乏了解，但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瞥见译入与译出时的遗失。美国的中国文学学者，如苏源熙(Haun Saussy)，对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特征对意义的影响更感兴趣。

　　胡亚敏，著名文学教育家，本刊顾问。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社社长，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从事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具体领域为叙事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中外文学批评研究。出版专著《叙事学》等多部。近年来多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叙事学》、“詹姆逊研究系列论文”等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作为一门新型的边缘学科，诞生不过百年左右，但它已在世界文坛站稳了脚跟，并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树和批评方式，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帮助人们从更开阔的视野总结文学的普遍规律，概括丰富的文学现象，从而在更宏阔的背景下认识文学。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说，了解比较文学的有关知识，也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的文学教育。 　　我先说说什么是比较文学。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些比较文学家认为比较文学这个词本身就是当初未起好的名称，容易造成误解。韦勒克认为，“比较是所有的批评和科学都使用的方法，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充分地叙述文学研究的特殊过程”。同时，由于各国对“比较文学”一词在表达和翻译上的差异，使其所强调的重点也有所区别。如“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在法语中是过去分词(compare)，它暗指的是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各国文学关系；在英国，comparative是作为literature的修饰语，是形容词；而在中国，“汉语中的‘比较"二字更容易让人想到比较的动作，同时，汉语中比较文学一词字面上也没有文学研究的含义”。尽管各国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由于语言本身的契约性，“比较文学”这一概念已在世界各国约定俗成，人们普遍接受了这一简略说法。在本书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一词被理解为方法的代名词，它包括考证、演绎、统计、对比等多种方法；“文学”在这里也是广义的，它不仅仅指作品，也包括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批评等，即具有文学的综合性研究之意。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困难还不仅仅在于它的名称，更主要的在于它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性。由于比较文学对象和方法的开放性，使任何对它的概括都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勃洛爽克在《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一文中指出：“我认为任何给比较文学下精确细致的定义，把它上升为一种准科学体系或者把比较文学家同其他学者分开的企图都是不妥当的。”但是要从事理论研究，概念的界定又是不可缺少的，每一研究都需要构造自己的基点，需要人为的划界，这就构成了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悖论。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比较文学”词条中界定： 　　比较文学是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是历史地比较研究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学科。这是一种描述性的且兼收并蓄的定义，主要说明了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及研究范围。这一定义虽在中国被普遍接受，但仍存在着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必须承认，任何定义都是一种片面，确定事物的某种性质必然以忽略该事物其他方面的性质为代价。随着人们对比较文学认识的深化，更多的比较文学定义将会继续出现。 　　接下来，我谈一下学习比较文学的意义和作用。 　　比较文学是一门最具国际性的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的国际标准分类”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学历层次、研究内容作出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在我国，比较文学已被国家教育部列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成为文学系学生的必修课。比较文学在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仅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谈学习比较文学的必要性。 　　1.有助于研究视野的拓展和治学方法的改进 　　比较文学是以一种跨越国界的视野研究文学现象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的，它的基本精神是将全世界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把各国文学置于一个整体结构中加以认识和比较，从两种或多种文化体系上观察文学现象，发现文学之间以及文学与其他人类活动领域之间的种种关系，从中揭示和把握文学的规律和联系。杜甫诗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比较文学犹如为我们提供了一副望远镜，它使我们能够看得更远，思考得更多。在思维方式上，比较文学提倡多元思维，或曰立体思维，即从线性转向发散，注重文学的多方面联系。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阿尔都塞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历史现象或事件从来就不只有一个原因，而是有众多原因，要全面描述某一历史时期，就必须看到历史现象的错综复杂性。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综观各国文学史，其发展就不仅仅是纵向的历史继承，也有横向的多因素的渗透以及文学与社会其他各层面的百动。 　　这种整体化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必然带来研究方法上的改进。传统的文学研究立足于国别文学，将对象限定在一个特定范围之内。人们习惯于用切割的方式，先以国别为界将各国文学分割开来，再以历史分期为线将国别文学加以划分，以致最后人们的注意力仅仅停留在某一时期某一作家甚至某一部作品上，这是一种原子论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有助于对对象的深入开掘，但由于分工过细，使文学之间缺乏贯通。比较文学将采用一种联系的和比较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考察文学现象。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研究方法上，王元化打破了传统的以古证古、单纯作背景、源流、注释的研究方法，有意识地把中国古代文论同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对照着研究，由此使他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是采用这种联系和比较的方式，在讨论一个问题时，常常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以期说明那“无心契合”而“会心不远”的共同文心。 　　2.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 　　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他者”的立场和眼光，这对于研究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都是很有用的。比较文学将以世界文学为背景，以他种文学为参照，重新认识和评价本国文学。 　　中国文学要在世界文坛寻找自己的位置，要了解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学的地方，都需要借助比较文学的视野。通过对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异同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艺术价值有一个参照性的判断，从而有效地避免盲目排外和盲目崇洋的倾向。例如，只有把《离骚》、《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还有李白、杜甫的诗歌等作品与世界文学中的一流作品加以比较，才能向世界显示出它们的美学价值。同样，在将中国文学与相似的外国作品作比较之时，也可以看出外国作品的价值和特性，如《红楼梦》与《追忆逝水年华》的比较研究，使得我们对《追忆逝水年华》的艺术成就有了更深切的把握。而在中西叙事作品的映照中，人们对中西的叙事艺术特征及得失也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作者勃兰兑斯曾对这种比较研究作了形象的描述：“这样的比较研究有两重好处，一是把外国文学摆在我们跟前，便于我们吸收，一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学摆到一定距离，使我们对它获得更符合实际的认识。”此外，为了更好地了解一部作品的意义和贡献，还可以考察一下作品在国外的流传情况，如范存忠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就是一个范例。通过这些研究，将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把握文学的价值，多方面地观照自身的文学和文化，同时对作家作品也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3.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中外文学史和文学理论 　　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民族文化、文学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学产生影响。从比较文学的眼光看，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与世界各国文学交流、吸收和改造的历史。比较文学介入文学史，研究的重点是文学史上的外来渗透和对外影响。首先需要考察外来文化、文学对本国文学的影响。就中国文学史而言，我们可以研究魏晋时期印度的佛教、音韵学、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唐以来西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等，以丰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郑振铎曾说：“因为受了印度文学的影响，我们乃于单纯的诗歌和散文之外，产生出许多伟大的新文体，像变文，像诸宫调等等出来。在思想方面，在题材方面，我们也受到不少从印度来的恩惠。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印的结婚，如果佛教文学不输入中国，我们的中世纪文学可能是完全不相同的一种发展情况。”另一方面，若放眼中国文学对外国的影响，也会看到中国文学的辉煌。这种新的文学史将既包含本文化系统的纵向发展，也包含对他种文化系统横向吸取和改造而形成的新质。 　　就理论建构而言，文学的共同规律也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内完成，必须在各种文化体系的对话中寻求。只有将不同民族的文学现象加以综合考虑，才能面对和解决文学上的一些共同问题。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杨周翰先生认为： 　　我想比较文学能起到的作用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史起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学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中发展，往往要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因此，要说清楚本国文学的发展，不可能不涉及外国文学。同时，为了说明本国文学的特点，也需要同外国文学对比，这种对比不一定是明比，而是意识到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不同之处。第二，比较文学的目的还在于通过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来探讨一些普通的文学理论问题。这两个目的都是一国文学的内部比较所无法达到的。 　　4.有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文化的联系与交流 　　比较文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历程诞生的，是在文学和文化交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人文学科中，比较文学处于文化沟通的前列，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促进各国文学和文化的联系和交流，在世界各国文学之间架起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 　　当今是一个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的时代，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与批评，都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往往一旦问世，就借助各种媒介广泛传播。就我国而言，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有效地吸收外来文化和文学的问题。毋庸讳言，我国20世纪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都深受西方文学和理论的影响。如何在中西文学和文化的碰撞、交汇中建构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是人们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而要有效地研究和建设20世纪中国的文学与理论，就必须借助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更好地厘清我国当代理论的构成。可以说，在今天，试图封闭地“自足”地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已经不可能了。 　　而我国的文学研究在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同时，也有责任把中国的文学与理论推向世界，参与世界文坛的对话，使其他国家的人们对中国有进一步的了解。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应该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享；我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也应成为世界正在寻求的文学理论综合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切都必须借助比较文学的话语。而在这方面，我国做得远远不够。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而这有限的了解中又有大部分是虚假的或扭曲的“幻景”。有些作品在西方获得声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仿佛在证明西方人对东方人想象的合理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如何既防止或避免文化帝国主义(或日一体化)之单极文化的发生，又遏止文化观念上盲目自守、拒绝对话、否认先进与落后、缺乏自我更新等狭隘文化部落主义的生成，是摆在比较文学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比较文学并不追求某种终极意义，而是通过联系与比较，寻求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和谐共处。一方面，使各国人民了解和熟悉他国文学与文化，分享他国文学与文化的成果，消除陌生感，减少敌意；另一方面，借助“他者”的眼光，重新认识和评价自身文学与文化的特色，使之更加充实和丰富，这就是比较文学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就是比较文学的目的。比较文学学者弗朗索瓦u30fb于连说，穿越中国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我们也可以说，穿越西方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最后，我还想讲一讲比较学者的素养问题。 　　比较文学是一门涉及面很广，难度较大的学科。从事比较文学需要广阔、扎实、合理的知识结构，需要缜密的思辨力、敏锐的感受力，尤其是对文学美的领悟力。法国比较文学家艾金伯勒在《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一文中表达了对“理想的比较学者”的殷切希望：“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除了受到一个历史学学者应受的训练外，我也希望他受到一个社会学学者应受的训练，我甚至不去阻止他接触总体文化。此外，他应该具备他所选择的那个时期有关造型艺术和音乐的较完备的知识，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以便能在这方面产生他自己的见解!”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处于最理想状态的比较学者会是这种人：具有极为广泛的爱好，通晓几种将在2000年前后用来写作的最重要的语言，并且具有对文学的美的深切体会”。总之，“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尽可能博学多闻；我甚至希望他具有百科全书编纂者那样的雄心，狄德罗那样的雄心”。比较学者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训练，其中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比较学者应该掌握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比较文学并不是将两部作品随意拿来比较一通就大功告成的，它有自己的原则和方法。必须认真地学习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了解比较文学的历史和性质，掌握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只有建立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上，才能从事科学的比较文学研究。 　　第二，比较学者应尽可能地熟悉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是文学关系，没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是难以胜任的。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特殊性还在于比较学者不仅要了解本国文学，还要了解外国文学，仅熟悉一方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研究的，即便贸然行事，也不可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努力并深入学习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文学，是对比较学者的又一基本要求。 　　第三，比较学者应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各国文学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要进行可靠的比较研究，必须对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有一定的认识，否则就会失之片面或空泛。如研究中西古典爱情小说时，我们发现，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与西方的骑士传奇中女子的择偶标准很不相同，中国深闺里的小姐希冀的是满腹经纶的才子，而西方的小姐或贵夫人则渴望勇武之士，由此折射出两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历代实行文官治政，以科举取士；而西方靠功业封地，崇尚武功。封建社会女子婚嫁图的是终生有靠，中西方男人在社会上的不同地位和实力构成了中西女子择偶的区别。这一解释已经深入到不同民族的文化根源。由此可见，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需要掌握比较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并进行认真的思考。 　　第四，比较学者应努力掌握多种语言。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除自己的母语外，至少应掌握一门外语。人类各种语言之间，有其可译的一面，也有其不可译的一面。语言往往植根于文化传统之中，语言中的文化沉淀是造成其不可译性的根源。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比较两个对象的特质，比较学者最好掌握第一手资料，仅靠翻译是难解其中味的。这种情况在中西诗歌研究中尤为突出，中国有些很隽永的古典诗词一译成外文，就几乎完全失去了原诗所蕴涵的韵味。 　　第五，比较学者应了解其他艺术形式、其他意识形态乃至整个文化领域的知识。这是人们对比较文学寄予的厚望。钱钟书曾倡导“打通”法，这种“打通”不仅表现在文学范围内地域、时代、文类诸界限的打破，而且推向整个文化领域，体现为各个学科门类的汇通。这种突破学科界限研究文学的视野对比较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可以说，比较文学所要求的知识结构似乎构成了对人的智力的挑战，也唯其如此，比较文学才显得更有魅力。美国比较文学教授布洛克在《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一文中充满激情地说：“当前没有任何一个文学研究领域能比比较文学更引起人们的兴趣或有更加远大的前途；任何领域都不会比比较文学提出更严的要求或更加令人眷恋。”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人生苦短，学海无涯。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必读书刊： 1．亚理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或人民文学出版社。 2．黑格尔：《美学》（1-3卷），商务印书馆。 3．勃兰兑斯：《19世纪文学主流》（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4．伍蠡甫：《欧洲文论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5．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6．李赋宁主编：《欧洲文学史》（1—3卷），商务印书馆。 7．柳鸣九等：《法国文学史》（上、中、下），人民文学出版社。 8．侯维瑞主编：《英国文学通史》，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9．董衡巽主编：《美国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0． 曹靖华主编：《俄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1.乐黛云等著：《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2. 范伯群、朱栋霖主编：《1898—1949年中外文学比较史》，江苏 教育出版社。 13. 王向远著：《中国比较文学研究20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 14.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5.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General Editor: Maynard Mack.New York:Norton,1992. 16．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 Terry Eaglet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Blackwell Publishers,2004. 17. A History of European Literature, by Laurie Magnus. London: Kennikat Press,1970. 18. American Fictions 1940-1980, by Frederick R. Karl.Harper & Row Publishers,1983. 20．杂志：《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中国比较文学》

　　1998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中国高等院校中文系诞生了,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学科合并一方面使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成倍增长,比较文学的地位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也给比较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界带来了诸多 烦恼,激发了许多学者对其深思、探讨。2000年,《外国文学研 究》杂志设置了“学科建设研讨专题”的专栏,对“u201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u2019学科的有关问题开展了讨论”;2002年,在中国外国 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期间,几位学者就“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 进行了座谈;2003年,第二界“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 坛”对学科合并及带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3];2004年,在 首届中国比较文学高层论坛中,学者们继续就此话题进行讨 论。对于学科合并,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合并表示 了认同,不过认为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是两个有各自不同特征 的学科;有的学者认为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另外一些 学者则对合并带来的问题忧心忡忡. 　　学科合并带来的比较文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教学的混乱、学 术质量的低下等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由学科定位以及身份 问题所决定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其前身就是外国文学)身 处同一屋檐下,各自的身份和地盘如何界定、划分?两者错综复 杂的关系是否会导致彼此消融,乃至同一?解决这些问题的关 键在于能否在学理上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别开来。本文将 引入哲学释义学中前结构的概念,对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 身份界定,并进一步探讨在释义学的视角下,比较文学研究如何 在一开始就与外国文学分道扬镳,并怎样一步步在视域融合中展开自身. 　　一、前结构对于阐释学的意义 　　传统阐释学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他们认为理解 就是重构,是诠释者通过本文达到作者的方法。“对狄尔泰来 说,本文是其作者思想和意图的表达;诠释者必须把自己置换入 作者的视界以便使创造活动获得新生。”[9]这种思想基于阐释者 和作者心理同构的基础之上,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 以对本文意义的通达不仅可能,而且是释义学追求的目标. 　　海德格尔将前结构引入理解活动,从而真正改变了释义学. 　　他认为,解释从来就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或在真空中进行,“一 切解释都活动在前已指出的u2018先u2019结构中。对领会有所助益的任 何解释无不已经对有待解释的东西有所领会。”[10]海德格尔将 解释前对事物的领会称为“先行具有”;将先行的解释角度或取 向称为“先行视见”;将对事物预先的概念上的把握称为“先行掌 握”。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构成了领会的先结构或者 前结构。[11] 伽达默尔进一步开辟了哲学释义学空间。他认为,释义学 不仅仅是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也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主观 意识活动,而是人类基本的存在活动。理解的过程就是世界向 人类展开的过程。“解释开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适 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 解释的意义运动。”[12]人类就是在对世界的不断理解中揭示了 自身存在的可能性。伽达默尔的释义学理论“由哲学为中心源, 迅速辐射到文艺批评、美学、法学、历史学、神学、政治学、社会 学,甚至科学史领域,并由欧洲大陆向美洲和东方蔓延,掀起了 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潮流。”[13]如果我们采用释义学的视野对比 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加以观照,也许会对问题有全新的理 解. 　　二、前结构中的传统概念与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范畴。比较文学 是基于“u2018跨文明u2019和u2018跨文化u2019的u2018文化语境u2019”中的比较思维之上 的对世界文明互动及文化和文学发生的研究。[14]而“世界文学 (外国文学)不可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能落实到具体的国 别、民族文学中去,诸如u2018美国文学u2019、u2018英国文学u2019、u2018俄罗斯文学u2019 等。”[15]然而,在看似明显的区别背后,却隐藏着陷阱和误区. 　　聂珍钊先生认为,“无论从定义上看,还是从发展历史、课程 设置和教材内容上看,外国文学在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16]聂 先生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支撑点是认为我国外国文学最基本的 特点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看法值得商 榷。不可否认,外国文学研究中,有一部分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 起进行比较研究的。以外国文学史教材来说,张玉书主编的《二 十世纪欧美文学史》的概论部分即考察了整个欧洲范围内政治、 经济等因素对文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各国文学的互动[17]。此类 研究确实具有比较文学性质。但是,外国文学中还有大量的研 究并不具有跨越性,将外国文学视为比较文学,就把外国文学的 一大片领地划走了,并使其失去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 学研究所资料组编的2003年上半年《全国主要报刊外国文学研 究文章索引》,将外国文学的研究文章分为四类:文艺理论、比较 文学、总论和国别文学。其中,文艺理论类共收文章44篇,比较 文学类26篇,总论类12篇,国别文学类91篇。[18]从以上数据 可以看出,文艺理论类与国别文学类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占有很 大的比重,而这些研究并非如聂先生所说“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 进行比较”。勿庸置疑,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与比较文学重叠 的部分,但是只看到这一部分,显然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与 具有跨越性的比较文学相对应,外国文学还是应该将主要目光 投入到单个的国别文学当中去.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隐约出现了:既然比较文学是跨越性 的,那么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是否具有跨越性质呢?这种跨越 性是否决定了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呢?这种想法是以释义学 理论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历史存在,中国人必然 有不同于他者文化的前结构。在本文解读过程中,前结构必然 会发挥作用,这就是一种交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而不同 民族、国别和语言的文学之间的对话与联系正是比较文学的特 征,因此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必然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 　　这种观点很令人怀疑。其中不合理之处首先在于对传统概 念的理解。传统文化是否一成不变,只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 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传统一直处在不停的变动当中。正如 伽达默尔所说:“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 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 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 是积极活动的。”[19]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保留最完整 的文化之一。但是到了近代,由于现代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 开始遭到破坏。五四时期,传统文化受到了近乎历史虚无主义 的打击,这种打击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时期达到高潮。在 庸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传统被无情抛弃,占据了统治地位的 则是西方的近代理性。“这一文化时期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文化 发展的共时轴与历时轴出现严重的倾斜和不平衡,历时轴萎缩, 共时轴取得优势地位。历时轴的萎缩导致历史深度感的丧失, 历史深度一旦被消解,剩下的就只是众多平面的堆积和拼 贴。”[20]当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价值观、对人的理解、对科学 的态度更接近于西方的现代性,而不是传统文化。加之,传统文 化赖以存在的本文是用与口语有较大差距的文言书写的,这进 一步加大了传统与我们的隔阂。在我们的阐释前结构中,传统 文化能够占据多大的比重呢? 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滋补的严复,很自然地用传统文化前结 构来理解外来本文。美国学者哈茨在为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 与西方》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 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 阐述的u2018集体的能力u2019这一主题。”[21]但是严复并不仅仅局限于 对西方的观察,他一直在努力找寻中西思想的一致性。他的努 力也许是在“使用一种教学手段,旨在以熟悉的词汇解释人们尚 不熟悉的事物,以可敬的古代经典来解释可疑的新颖”,或者是 “对本民族的才智感到自豪”,但他“确实感觉到了两种文化的相 同之处”。[22]林纾同样以“中国传统文人文学———具体说是史传 和唐宋派古文———作为u2018前理解u2019,在西方小说中寻找审美契合 点”[23]。他用古文义法来比附、阐述西方小说,称赞《黑奴吁天 录》“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 法,有不同而同者。”[24] 可以看出,严、林虽然并非有意进行比较研究,但是他们前 结构中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使他们在面对西方文化这一他者的 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文化放在自身传统中加以观照。他 们对于中-西契合点的准确捕捉,体现出人类精神的关合之处, 这正是比较文学的目的和任务之一。然而,我们当下还能具有 严、林的前结构吗?传统文化的知识可以保留下来,但是我们的 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以令生产力大幅提升从而极大 改变世界的现代化挟带其现代性意识形态汹涌而来,现代中国 三种主要意识形态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是在本 土产生。虽然传统与现代对立二分的观点是不足取的,而且中 国人对上述意识形态的接受和理解也是本土的,“融入了传统的 因素”,但是融入的传统因素已经“不太容易辨认”[25]。中国的 现代性固然有其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特点,但它是来自于西方 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变种,这一点勿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是否还有信心说,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就是不同质文化的交流, 属于比较文学范畴? 理解必然是在前结构之中进行的。“解释者无须丢弃他内 心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本文,而是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 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26] 就比较文学学科来说,对前结构的根源和有效性的考察就更为 重要。在阐释外来本文之前,首先需要阐释传统,厘清传统在前 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考察其在现代语境下发生的变异,以及这种 变异在本文阐释中可能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 加强传统文化的传递和教育。虽然我们不可能返回传统,但是 我们可以透过传统经典本文,体察传统的思维方式,寻求失落的 自我,在自我的历史存在中返视自我。也许只有这样,比较文学 研究者才能够在面对外来本文的时候,应用已经相对储备完善 的传统前结构与之进行对话. 　　然而,具备了适当前结构的中国人从事的外国文学研究就 一定是比较文学吗?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恰当的解释,还需要考 察前结构在阐释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在对前结构发生方式的考 察中,也许能够发现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真正分野. 　　三、视域融合与学科界限 　　前结构在阐释中会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第一个层面是 对于本文的即时反应,这是一种初步的、不成熟的,也许是下意 识的反应。比如说,受制于传统前结构,中国读者也许认为外国 小说太冗长,心理描写太繁复,或者叙事结构不太合理,或者对 基于宗教情绪的行为感到难以理解等等。这种情形在国外小说 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特别明显。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之时 就说:“是书言教门事孔多,悉经魏君节去其原文稍烦琐者。”[27] 傅东华在译《飘》的时候也说:“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 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 “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28]阐释者的这种反应是由 其前结构中的传统因素所决定的,但是这种阐释并不能达到真 正的视域融合。耀斯指出跨视域的三种经验:第一种是“隔阂 感”,“会让人产生一种排斥的情绪”;第二种是“诱惑感”,“想把 自己置身于新的东西之中去冒险”;第三种经验是“发现”,“通往 他人的视域有可能成为彼此间的联系”。前两种经验“还只是在 表面上跨越了视域:如果某人仍然带着自己的视域,仍然想保持 自己的视域,或者只是对陌生的视域表示惊叹而并不想置身于 其间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不可能从不同的视域中获得别 的不同于自己的经验。”[29]耀斯列举的前两种经验是对本文的 即时反应。这种初步的、下意识的阐释经验并不能带来有意义 的文学研究. 　　如果要对本文的世界做真正的思,从而达到第三种经验,就 必须使前结构在第二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即有意识地使用、调动 前结构与本文进行对话。在对话中,前结构会从蛰伏状态中显 现出来。前结构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内容组成的拼合 板。中国人前结构构成中的传统不再是没有变样的传统,而西 方文化也绝不是原味的西方文化,但是它们在互相交融中基本 面目还是隐约可见。阐释者要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内容与本文 对话。此时,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就出现了,如果调动的 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前结构来阐释西方本文,显然不属于比较文 学的范畴。只有调动传统文化的前结构(当然需要同时调动相 关的西方文化前结构),来同西方本文进行对话,才是比较文学 研究. 　　“流传物对于我们所具有的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间的地带,乃 是具有历史意味的枯朽了的对象性和对某个传统的隶属性之间 的中间地带。诠释学的真正位置就存在于这中间地带内。”[30] 伽达默尔在此所关注的是对于传统的理解,但是对跨文化理解 同样适用。阐释就发生在前结构与本文之间的中间地带,对前 结构不同内容的调动决定了离开前结构以后的方向。如果从异 域文化前结构出发阐释异域本文,阐释就处于纵向地带之中,属 于外国文学范畴。比如,王佐良先生的《英国散文的流变》,[31] 它以平易散文为主线、结合语言分析和文学阐释,考察了英国散 文的发展、流变,揭示了散文的本质特征。这主要是以英国文学 的前结构为依托对英国文学进行的阐释。比较文学则在自身传 统前理解与异域文化之间的横向地带中存在。如果把本文阐释 看成带着前结构外出探险的话,不同的装备与方向将决定步入 不同的区域,从而带来不同的经验融合。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 在出发时就由出发者的方向选择决定了. 　　步入比较文学的横向地带之后,如何与他者展开对话呢? 前结构与他者本文如何发生关系?伽达默尔指出,“一切阐释学 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与同一事物 相关联的存在。”传统中必然有对他人本文所关切事物的阐 发,而我们在理解他人本文之前,必然会对这一事物有所理解. 　　这种相关联的存在就是文学、文化之间对话的平台,是对话得以 存在的基础。钱钟书先生作为我国老一辈比较文学学者,其煌 煌巨著《管锥篇》被陈思和教授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不朽之基 石”,“应该成为不论哪个方向的比较文学学生的必修教材”。[33] 我们来看钱先生是如何在阐释中构建对话的平台的。在论《老 子》开篇之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节中,钱先生 首先考察了传统对于“道”,“名”,主要是“名”的解释:“名”为“名 字”。在提出反对意见“u2018名u2019之与u2018字u2019,殊功异趣”之后,进一步 论证“可名非常名”的道理,列出大量中外人士,包括刘禹锡、陶 潜、刘勰、黄庭坚、黑格尔、尼采、斯宾诺莎、霍柏士、边沁、但丁、 歌德等人论语言与其所指事物的差距的观点。他接着又援引古 希腊文“u2018道u2019(logos)兼u2018理u2019(ratio)与u2018言u2019(oratio)两义”、海德格 尔称“u2018人乃具理性之动物u2019本意为u2018人乃能言语之动物u2019”,来阐 释“道”,指出该句“首以道理之u2018道u2019,双关而起道白之u2018道u2019,道理 之见与道白者,即u2018名u2019也,遂以u2018有名u2019、u2018无名u2019双承之。”至此, 《老子》首句得到了完美的阐释。结尾他再次引用柏拉图“早谓 言语文字薄劣,故不堪载道,名皆非常”,以“译注《老子》”。[34]钱 钟书先生的研究揭示了如何构建中西对话的平台,即寻找传统 前结构与他人本文之间“相关联的存在”,并进一步在平台上展 开对话,从而实现文化的真正交融。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个环节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中国人研究外国 文学固然称不上是比较文学研究,而在不同文学、文化之间进行 的随意比附同样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谢天振教授在十年前 就批评了x+y的研究模式[35]。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宇文所安也 指出,“当我阅读在它们各自的文学历史语境中对一首中文诗或 者英文诗作出诠释时,我往往能学到一些东西,”“但是与此同 时,我也发现,当我阅读一篇比较中文诗和英文诗(或者其他欧 洲诗)的文章时,我常常对于其中任何一个传统都一无所获。”比 如称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并将其与华兹华斯、拜伦等人相比 较,这就使“浪漫主义”成为一个普遍的范畴,放弃了“特殊历史 语境”。“这种比较文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36] 释义学经验是一种对话,而对话则具有一种问答逻辑的形 式。“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37] 他者本文成为理解的对象,意味着它问了阐释者一个问题,而答 案就在他者本文之中。他者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一种挑战,为了 回应这种挑战,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视域中重新构造本文提出的 问题。重新构造的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停留在外来本文的视域 中,它必然是阐释者的视域。“提出问题,就是打开了意义的各 种可能性,因而就让有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意见中。”[38]使有 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视域中就是视域融合。重新构造问题的 过程就是突破两个视域、产生一个新的更大的视域的过程。这 个新视域的产生正是比较文学所追求的目标. 　　四、结语 　　现在,我们可以试图为比较文学下一个阐释学意义上的定 义了,那就是,“充分应用本国(民族、语言)文化的前结构对其他 国家(民族、语言)的文学进行阐释和解读的研究工作。”这一定 义首先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分开来。在外国文学研究中, 理解调用的是外国文学、文化的前结构,而比较文学则调用自身 传统与他者本文进行对话。其次,这一定义对从事比较文学研 究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本学科的基础要求:不断充实、完善自己的 理解前结构。只有具备了不同背景的前结构,才有可能在阐释 过程中搭建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激发研究者探寻各种意义的可 能性。最后,在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或者接受了比较文学学 科训练的人必须在与他者本文的接触中认识、反思自己的前结 构,并且敞开自身,使他者本文在我们的前结构或者存在中得到 表现,从而在问答逻辑的不断推进下,在永无止境的视域融合中 发现理解的可能性。比较文学的目标就是为人类的生存筹划意 义.

宗璞，原名冯钟璞，1928年7月出生于北京，原籍河南省唐河县，她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194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转人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红豆》《弦上的梦》，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和散文《紫藤萝瀑布》等和著作《三生石》《我是谁》。她曾就职于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是中国共产党员。 宗璞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她的小说，刻意求新，语言明丽而含蓄，流畅而有余韵，颇具特色。她的散文情深意长，隽永如水。　 　宗璞在病中苦耕，历时7年，《南渡记》的第二部《东藏记》终于面世。计划中尚有《两征记》、《北归记》，是总书名为《野葫芦引》的多卷长篇系列。　　宗璞以她细密从容的叙述方式，建立起优美温婉的语言风格。众多的人物命运和世相心态，在看似平淡的生活情境和细节中缓缓展开，伏有大气磅礴的布局。宗璞笔下的战争没有刀光剑影，却烙刻了深重的精神创痕，并具有一种柔性的书卷气息。那种浸入骨髓的文化质感，在阅读中竟令人有如置身于《红楼梦》的语境之中。读《东藏记》这样隽永而精致的小说，真是受益又享受。还有《紫藤萝瀑布》。补充： 1988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南渡记》。1996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宗璞文集》。199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铁箫人语》2009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西征记》。2001年4月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东藏记》。

九十年代的下半叶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持续发展的重要时期。与“七五”、“八五”相比，“九五”期间，我国高校在外国文学这一研究领域推出的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体现出了我国的研究人员正以我为主，不再跟在西方专家学者的后面，人云亦云，而是努力用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外国文学作品、剖析国外的文学思潮和流派。在许多方面，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正逐步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九五”期间研究主要成果　　1. 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九五”期间，外国文学史继续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除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外，留学回国的教师逐渐增多，并带回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是造成文学史继续成为研究热点的主要原因。除了一批比较传统的文学史如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新编》和刘海平、王守仁主编的《新编美国文学史》之外，“九五”期间还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文学断代史、国别断代史、国别史和针对主要文学形式的发展的研究成果。如杨仁敬主编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史》、王佐良和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李明滨主编的《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黄源深撰写的《澳大利亚文学史》、沈萼梅主编的《意大利当代文学史》、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戏剧史》、瞿世镜主编的《当代英国小说》、郭继德撰写的《加拿大英语戏剧史》、郑克鲁撰写的《现代法国小说史》、陈世雄主编的《欧美戏剧史》等。吴元迈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国别文学史丛书”，是按照国家和语种来分类、分别由各语种专家执笔的一套文学史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充分发挥其多语种的优势，推出了一套“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丛书”，这是一套以普通读者为对象，按国别划分的文学史话，每册篇幅并不很大，语言比较流畅，趣味性较强，有助于扩大外国文学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 外国文学2. 研究类的专著逐渐增多。除了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外，我国高校研究人员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外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以及国外的重点作家。由于“九五”期间正值世纪之交，因此，二十世纪外国文学流派和二十世纪西方的重点作家就成为首选的研究课题。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专著包括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陆建德等主编的《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李维屏的《英美意识流小说》、肖明翰的《福克纳研究》、张剑的《艾略特与英国浪漫主义传统》、蒋洪新的《走向<四个四重奏> T. S. 艾略特的诗歌艺术研究》、郭天相主编的《俄罗斯诗学研究》、李德恩的《拉美文学流派嬗变与趋势》、吴福恒等主编的《美国作家论》等。这些研究成果有很强的针对性，有些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成果的作者都能在总结归纳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发现，真正实现了与西方学者在同一研究层次上的交流和对话。 加强外国文学学科建设　　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就是科研为教学服务，为学科建设服务。虽然，外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选读课已在大部分高校的外语院系和中文系开设多年，但是，许多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工作仍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因人设课的现象。因此，委托重点高校制定我国高校外语系和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和外国文学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就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外国文学教师队伍的培养也应作为一项委托的任务。由于教师队伍的新老交替，以及近年来报考外国文学研究生的生源欠佳，不少高校出现了外国文学教学后继乏人的现象；在职教师也需要开拓视野，在理论上有所提高。教师进修可采用研讨班的形式，以便在进修学习的同时，加强高校教师间的学术交流。　　有关学科建设的研究项目包括：　　(1)我国高校外国文学教材和课程设置的调查报告　　(2)国外高校文学课和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调查报告　　(3)我国高校外语系和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学大纲( *重点课题 )　　(4)外国文学基础教材和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辅助材料　　(5)外国文学中译本检索数据库　　(6)外国文学研究分类检索数据库重点研究二十世纪的外国文学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如果不是世界文学最辉煌的百年，也是世界文坛最活跃的时期。特别是因为我们都曾生活在其中，就对这一文学时期更倍感亲切。由于间隔的时间尚短，而对文学流派的理解往往需要历史的沉淀，才能做出全方位的评价。但是，对二十世纪有重要贡献的作家和有重大影响的思潮进行比较系统的总结，应是“十五”期间的重要任务。当然，强调对二十世纪文学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忽略文学传统的影响，因为这种渊源关系是不可能割断的。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的研究项目包括　　(1)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　　(2)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研究（*）　　(3)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文学　　(4)二十世纪下半叶各国文学研究　　(5)二十世纪小说艺术研究(*)　　(6)二十世纪戏剧艺术研究(*)　　(7)二十世纪诗歌艺术研究(*)　　(8)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新评价　　(9)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经验研究　　(10)当代外国文学跟踪研究加强理论研究，拓宽研究领域　　与我国外国文学界对国外重点作家的研究，特别是文学史的研究相比，对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一直是我们的弱项。“十五”期间，应加大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投入，组织力量对二十世纪西方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进行专题研究，搞懂几个问题，使我国的研究人员在这方面真正实现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与交流。　　“八五”、“九五”期间，我们在文学史的研究方面已作了不少投入，也出现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十五”期间应减少这方面的投入，不支持重复性的课题。但是，对于非主流国家的文学史、断代文学史、主要文学形式的发展史仍可选择立项。除非我们对文学史的理论研究有重大突破，不应在目前鼓励重写文学史，以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拓宽外国文学的研究领域，首先要填补我国研究工作中的空白，加强薄弱环节。目前，我国在早期文学、非主流国家文学、戏剧艺术研究、诗歌艺术研究等方面仍比较薄弱。另外，我们还应鼓励研究人员将文学作品置于文化的框架中来研究，借助宗教、哲学、历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和研究文学，增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　　需进一步加强的研究项目包括：　　(1)外国文学理论专题研究（*）　　(2)重要文论家专题研究　　(3)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史(*)　　(4)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5)外国文学史评论　　(6)外国文学思想史(*)　　(7)外国文学与中国学生的素质教育　　(8)发展中国家文学专题研究　　(9)古希腊、罗马文学　　(10)欧洲中古文学　　(11)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12)戏剧艺术专题研究　　(13)诗歌艺术专题研究　　(14)小说艺术专题研究　　(15)叙事视角研究　　(16)宗教与文学　　(17)哲学与文学　　(18)经典作家专题研究　　(19)影视文学研究　　(20)西方主要国家中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学研究加强中外文学比较研究和翻译批评　　外国文学引进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对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的和接受进行研究应该是“十五”期间的一项重点课题。“八五”、“九五”期间，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发展很快，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仍不尽如人意。许多成果流于肤浅和牵强，对于两种文化之间在文学上的互补、互证和互识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　　有关比较研究和翻译批评的项目：　　(1)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　　(2)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3)二十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　　(4)文学翻译与文化交流　　(5)文学翻译理论研究(*)　　(6)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7)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8)中外戏剧比较　　(9)中外小说比较　　(10)中外文化比较

杨金才，文学博士，199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当代外国文学》主编。长期从事英美文学、美国研究、比较文学、现当代西方文论的教学与研究。先后赴美国、澳大利亚、爱尔兰、希腊、瑞典和奥地利等国家学习、访问研究，曾为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研究生（1996-1998）、澳中理事会研究基金访问学者（2002）、香港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亚联董研究基金访问研究员（2000）和Starr研究基金访问研究员（2004）。已经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专著2部，兼任美国国际麦尔维尔研究会会员、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英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外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和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等。 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西方文论、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和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等。

《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AyjhylvfJUQizuv4nWrwCA 提取码: 2p4x书名：西方文论关键词作者：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豆瓣评分：8.9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年份：2017-11页数：936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大型工具性理论图书，以一词一文的形式对西方文学及文化批评理论当中的关键用语和时新词汇予以明确阐释。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书籍，书中共收录论文83篇，对每个关键用语均有简明扼要的概念解说和背景介绍，对每一概念的发展衍变过程进行了仔细的梳理辨析，并且在力求梳理外国理论与评论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学者的创见。本书顺应了国内人文学科的发展需求，对20世纪发展起来的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理论正本清源，剖析深刻，同时，它也指涉资本主义变革态势下，不断求变求新的各种欧美新潮流。作者简介：赵一凡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中载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德恩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语系，后调入外国文学研究所担任《外国文学》副主编。

1、全球化正在以不同的形式渗透到我们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和研究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当今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民族文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高校中文系的学生的外国文学姬_灌蝗弑豪鬼通邯坤教学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优秀的文学作品,总结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理想的精神探索的历史,潜移默化地对人们起着思想教育和道德陶冶的作用,能使青年学生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学习和研究外国文学发展史上那些里程碑式的作品,阅读、学习、欣赏经过千百年的长时间筛选和亿万读者严格检验的艺术珍品,总结前人的艺术经验,可以提高我们的艺术水平,增强审美情趣,提高鉴赏水平和能力。学习外国文学。可以了解外国人的生存方式，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这就为我们自己找到一个参照系，从而知道什么是世界的，什么是民族的。树立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的民族意识，培养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要求我们学习外国文学。2、世界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各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形象的生活教科书,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学的养分,正是民族文学不断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从一代文学巨匠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到当代文坛的俊杰，他们都从世界文学中吸取了丰富的精神资源。一个开放的民族是最善于向别的民族学习的，放眼世界，沐浴八面来风，我们将更加健壮，更加富有。

原名冯钟璞，借物喻人

1970年出生于河北抚宁，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语言文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97年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法语语言文学专业，分别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评论》杂志担任编辑，目前在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研究方向为法国现代文学理论。1982年9月－1988年7月　在河北抚宁第一中学学习1988年9月－1992年7月　在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学习1992年7月－1994年4月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保卫局工作1994年4月－2004年5月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评论杂志》工作1994年9月－2000年7月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学习2004年5月至今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工作2005年10月－2006年3月　 在法国人文之家和高等社会科学院做博士后研究翻译出版[ 1 ] 《艺术的法则》，布尔迪厄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2 ] 《男性统治》，布尔迪厄著，海天出版社，2002年[ 3 ] 《色情史》，巴塔耶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 4 ] 《言语意味着什么》（合译），布尔迪厄著，商务印书馆，2005年[ 5 ] 《帕斯卡尔式的沉思》，布尔迪厄著，三联书店，即出[ 6 ] 《神话布尔迪厄》，《人籁论辨月刊》，2006年2月，台湾[ 7 ] 中篇小说《发烧》（《世界文学》2009年第2期）

哇她也太长寿了啊!!!

全球化促使我们要学习外国文学全球化正在以不同的形式渗透到我们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和研究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当今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民族文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高校中文系的学生的外国文学教学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优秀的文学作品,总结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理想的精神探索的历史,潜移默化地对人们起着思想教育和道德陶冶的作用,能使青年学生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学习和研究外国文学发展史上那些里程碑式的作品,阅读、学习、欣赏经过千百年的长时间筛选和亿万读者严格检验的艺术珍品,总结前人的艺术经验,可以提高我们的艺术水平,增强审美情趣,提高鉴赏水平和能力。学习外国文学。可以了解外国人的生存方式，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这就为我们自己找到一个参照系，从而知道什么是世界的，什么是民族的。树立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的民族意识，培养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要求我们学习外国文学。世界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各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形象的生活教科书,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学的养分,正是民族文学不断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从一代文学巨匠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到当代文坛的俊杰，他们都从世界文学中吸取了丰富的精神资源。一个开放的民族是最善于向别的民族学习的，放眼世界，沐浴八面来风，我们将更加健壮，更加富有。

　　被一分为二的外国文学　　我们的外国文学是一级学科，但在其他国家也难找到对应的学科，经历一个世纪的演变，它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逻辑，极具中国特色。翻阅研究学科各类著述，行文风格都是先回顾、梳理一番学科史，再把涉及国外文献的译介统统归入，把学科史追溯到秦汉之际，古往今来的涉外文字交往都算外国文学。与其旁征博引，不如从学科现状入手，考察近几十年大家身体力行的工作。国内与外国文学相关的研究与教学机构有两个：一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外国文学，机构设在高校中文院系；二是“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在外语系的国别文学，两种“外国文学”有何异同？　　有人认为中文系的外国文学以翻译文本为据，外文系采用原文。因翻译不能传达原意，所以“原语外国文学更靠近原语文学，译语文学更接近本土文学。”(高玉：《论两种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04期)其结论是外语系“原汁原味”，中文系隔靴搔痒。这种观点仍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当年门户顿开，国人希望了解西方先进知识，停滞多年的西方语言教育重新提上日程，特别英语是对外开放的桥梁，通晓外语便握住通向未来的“金钥匙”。但全球化的今天，这个前提不成立。无论经济、法律、哲学、历史或艺术专业的学者，无一不参照英、法、日、德等通用外语类文献。英语专业也广泛使用英译的法、德著作，学科之辨岂能以外语习得为标准？　　那么，从哪个角度解读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首先应该考察外国文学如何被一分为二，然后追溯清末民国外国文学的提出、以及机构设置，再分析新中国学习苏俄模式而发生的学科史断裂；最后考察80年代外语教学和90年代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结论是，国别文学应参照冷战的遗产“区域研究”或西方外国研究学科，重新定位。

何不到其官网上找一找.

1.杨绛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本名杨季康，[1] 江苏无锡人，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傅雷先生 肯定是他

宗璞在病中苦耕，历时7年，《南渡记》的第二部《东藏记》终于面世。计划中尚有《两征记》、《北归记》，是总书名为《野葫芦引》的多卷长篇系列。 宗璞以她细密从容的叙述方式，建立起优美温婉的语言风格。众多的人物命运和世相心态，在看似平淡的生活情境和细节中缓缓展开，伏有大气磅礴的布局。宗璞笔下的战争没有刀光剑影，却烙刻了深重的精神创痕，并具有一种柔性的书卷气息。那种浸入骨髓的文化质感，在阅读中竟令人有如置身于《红楼梦》的语境之中。读《东藏记》这样隽永而精致的小说，真是受益又享受。

1、全球化正在以不同的形式渗透到我们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和研究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当今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民族文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高校中文系的学生的外国文学姬笭灌蝗弑豪鬼通邯坤教学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优秀的文学作品,总结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理想的精神探索的历史,潜移默化地对人们起着思想教育和道德陶冶的作用,能使青年学生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学习和研究外国文学发展史上那些里程碑式的作品,阅读、学习、欣赏经过千百年的长时间筛选和亿万读者严格检验的艺术珍品,总结前人的艺术经验,可以提高我们的艺术水平,增强审美情趣,提高鉴赏水平和能力。学习外国文学。可以了解外国人的生存方式，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这就为我们自己找到一个参照系，从而知道什么是世界的，什么是民族的。树立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的民族意识，培养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要求我们学习外国文学。2、世界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各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形象的生活教科书,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学的养分,正是民族文学不断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从一代文学巨匠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到当代文坛的俊杰，他们都从世界文学中吸取了丰富的精神资源。一个开放的民族是最善于向别的民族学习的，放眼世界，沐浴八面来风，我们将更加健壮，更加富有。（一）学习外国文学首先应该克服两种糊涂观念。一些人以为，不就是几个鬼佬吗，有什么了不起，咱们老祖宗孔夫子编“诗三百”那会儿，欧洲几乎全是野蛮人，斗大的字还认不了几个呢。不就是莎士比亚会来点你杀我斗，尸横遍台（舞台）吗，咱们先贤关汉卿写《窦娥冤》，可比他先生早了整整四百年。他们认为：什么事情都是老子天下第一。这可以称之为“狭隘民族主义”，看起来似乎很爱国，很有骨气，其实他们人在21世纪，脑子却长出了阿Q的小辫子。闭目塞听，甘当坎井只蛙，其结果是阻碍中华民族的发展、繁荣。另一些人认为：哦，你看，人家荷马史诗，多气派，但丁的地狱、炼狱、天堂多深刻；咱中国，不就是杨柳依依，风花雪月吗，至多就是来点大江东去，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之类。这可以称为“民族虚无主义”，以为月亮是外国的圆，妄自菲薄，这种民族自卑心理同样会阻碍我们民族的发展。所以学习外国文学，首先要有健康的心态，正确的观念。（二）“地球村”时代，一个有知识的人应该了解外国文学我们的时代是个“地球村”时代。“地球村”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当时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这一概念,背景是由于电视出现，带来的信息扩散,国家、地区、民族乃至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小了,人们不再互相隔离,而是像进入到一个村庄,将处于一个可以迅速交换信息的时代。麦克·卢汉向我们描述了一个自由往来交换信息的美好图景。他直接影响到了美国的未来学家、《第三浪潮》的作者托夫勒。如果说麦克·卢汉当时主要是看到电视时代的未来,那么我们今天已进入电脑时代、网络时代,信息交流更加直接、更加密切、更加个人化。这时的地域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国际问题,如果每个民族、国家只坚持自己的狭隘性,问题就无法解决。我们必须意识到,每个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之间的命运已发生了更加密切、更加生死攸关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的存在和他人的存在是互相依存的。在这样的时代，一个知识的人不但要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现实，也必须知道世界的文化和知识。学习外国文学就是了解世界文化和知识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中国社科院是一个正部级的机构，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 中国社科院的全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它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于1977年5月建立的。建院前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有经济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法学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和情报资料研究室等14个研究单位，总人数2200多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有研究所31个，研究中心45个。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学科齐全，人才集中，资料丰富的优势，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进行创造性地理论探索和政策研究；以学术著作、科学论文、调查研究报告、资料翻译和文献整理等形式向社会各界提供科研产品。

文/马家骏东欧（以俄罗斯文学为代表）和西欧（以英法文学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相同的方面是基本的。它们属于同时代的同一思潮与方法的产物。它们的共同特点（东西欧现实主义共有，但不同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特点）概括起来是：从成就上说，在东西欧，现实主义都是最大的文学流派，产生的作家作品最多。列入世界文学之林的名著也最多。文章图片1从产生的基础上说，它们是不满剥削制度与腐败现实的产物。尽管十九世纪英国已是资本主义趋向发达的国家，法国经历着多次的革命与反复而资本主义占据了优势，而十九世纪俄罗斯是一个前半期还处在封建农奴制度下而后半期在专制制度下又成长起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各自社会基础很不相同，但腐朽现实激起下层与人民的不满是共同的。种种不满与反抗，其一是反映在文学上出现和发展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英、法、俄现实主义在思想上受到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的指导或影响，如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传统的人道主义，圣西门、欧文等的空想社会主义等等。从文学的艺术内容上说，东欧与西欧的现实主义共同点更多，例如：①历史具体性。东西欧的现实主义都力求客观地展示真实的生活画面。它常不限于一人一事，而是写多人多事的历史；它特别重视细节的真实，写得纤细真切，惟妙惟肖；它描写广阔的现实，成为形象的历史。这种文学中的时间、地点、情景的真实，构成它的民族特色与地方特色；它展示的历史画面，具有文献的价值。这种文学的倾向性就渗透在它的真实性之中，或者说，作者的思想感情就含蕴在真实的故事、人物、情景之中。②重典型塑造。如果说古典主义多写普遍环境中的类型性格，浪漫主义多写特殊环境中的特殊性格，那么现实主义则是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不论环境，还是性格，都是共性和个性统一的。它既具有反映本质的代表性，又是独特的不可重复地“这一个”。典型人物是“熟悉的陌生人”。它之所以典型，在于它有永恒的艺术魅力。读者接受它对，在它的艺术生动性的空隙中补充进去自己的感受、心境、回忆、想象、理解，共同在创造形象的典型性。现实主义文学写出了各种人物，各类典型：叛逆英雄、个人奋斗者、多余的人、小人物、善心的老爷、忏悔的贵族、二重人格者……。但写得较多的是反面人物。对于那些政客、官僚、地主、资产者、无耻文人、阴谋家、卑鄙的小人……作者采取讽刺的态度与手法。因此，也就加强了它的批判性，批判现实主义的得名即与此有关。从文学发展上说，东西欧现实主义有共同的规律性。早期现实主义是吸收了自古以来的文学成就，由浪漫主义过渡而来。故而不少作品与浪漫主义界限不清，如《卡尔曼》、《呼哨山庄》、《当代英雄》，许多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十九世纪中期，现实主义独立发展，成绩显著，取代了浪漫主义的主潮地位。十九世纪下半期及二十世纪初，现实主义从以前的多写外部世界，转而深入写内部世界，但同时自然主义也出现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孪生兄弟，它们都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都是写实主义，都重视科学性与客观性，都重细节真实。后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不少受到自然主义影响，如左拉、易卜生、安德列夫等等。从艺术技巧上说，东西欧都积累了成熟的技巧，把多卷小说与生活戏剧的体裁推向高峰。但是，英法现实主义与俄国现实主义不相同的地方是很多的。这些不同，不是性质上的差异，而是某些方面程度上的差别。这些不同处大致有：①自觉性不同。西欧现实主义的自觉性较差，这是它不如西欧浪漫主义之处。浪漫主义有纲领有理论、（斯达尔夫人《论文学》、雨果《<克伦威尔>序》等）、有组织（形成派别如湖畔派、海德堡派、耶那派、绿灯社）、有旗号（高举浪漫主义大旗）。但西欧现实主义，没有系统理论，作家各自在写作，许多人在浪漫主义旗号下写作。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这一名词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才被使用。相形之下，俄国现实主义则是自觉的。它有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这些理论家，建立了系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就是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作家，也是非常重视理论工作的。俄国许多作家本身就是思想家。俄国文学以《现代人》和后来的《祖国纪事》为核心，组织了起来，在三、四十年代，就举起了“自然派”的大旗。②战斗性问题。英、法现实主义作家在各自写作，一般与当时的社会运动联系较少。巴尔扎克与1830年七月革命，福楼拜与1848年六月革命，莫泊桑与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狄更斯与宪章运动，很少有什么关系。盖斯·凯尔写了《玛丽·巴顿》、左拉写了《萌芽》，但他们并不是工人运动的参加者。相形之下，浪漫主义的作家与诗人都是投身于战斗的。拜仑、雪莱、雨果如此，其他欧洲国家的浪漫主义作者如波兰的密茨凯维支、德国的海涅、意大利的烧炭党诗人、俄国的十二月党诗人，都是些战士。与此相仿，俄国的现实主义作家，同俄国的解放运动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以致使俄国文学史成了“殉道者的名单”。有些人不是革命作家，但提出和表现了解放运动要求解决的“谁之罪？”“怎么办？”的问题。屠格涅夫的六大长篇小说构成了系列的艺术的俄国思想史，托尔斯泰提出问题之多、之重大以致使俄国革命准备时期成为人类艺术上的一大步。俄国文学中的正面人物显示出，作家在态度上，有更强烈的爱国主义、人民性、与政治社会的关系。③艺术性有些不同。在题材上，英法多写城市，俄国多写乡村。在人物上，英法写被生活压瘪的男男女女多，像简·爱、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样的人较少，而俄国则写了许多理想的人物（平民知识分子、优秀妇女、忏悔贵族）。在现实主义的发展上，十九世纪末西欧则开始衰落，而俄国却在繁荣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刊于《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

问题一：悲惨世界哪个人翻译的最好? 就文字功力来看，李丹夫妇译本最好。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自己这样的著作，都看看也无妨 问题二：悲惨世界哪个译本好 李丹 方宇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最经典译本 另外 译林出版社的潘珍妮译本也不错 问题三：《悲惨世界》谁的译本好，或者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买外国名著好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雨果名著(悲惨世界)为中译本上品, 由翻译大师郑克鲁先生译.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悲惨世界)由潘丽珍翻译,水平略逊.中国翻译外国文学的出版社首推上海译文出版社次其是译林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的主要出版国内文学,译本水平比不上前2位出版社 问题四：悲惨世界 哪个译本好一些 李丹 方宇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最经典译本 另外 译林出版社的潘珍妮译本也不错 问题五：悲惨世界 译本哪个版本最好 上海译文出版社,郑克鲁译 问题六：悲惨世界谁翻译的要好些？ 当然郑老的,权威版本郑克鲁 　　笔　名： 蔡烨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39 民　族： 汉族 广东中山人，生于澳门。 *** 党员。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65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历任武汉大学法语系主任、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所所长、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上海分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图书馆协会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法国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理事。1987年曾获法国 *** 教育勋章。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专著《法国文学论集》、《繁花似锦――法国文学小史》、《雨果》、《情与理的王国――法国文学评论集》，《法国诗歌史》、《现代法国小说史》、《法国文学史》(合作)，译著《蒂博一家》［法］，《康素爱梦》(［法］乔治u30fb桑著)，《失恋者之歌――法国爱情诗选》、《法国抒情诗选》、《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家族复仇》(［法］巴尔扎攻著)、《茶花女》(［法］小仲马著)、《基督山恩仇记》(［法］大仲马著)、《沙漠里的爱情》、《魔沼》、《雨果散文》、《卡夫卡》，主编《外国文学作品提要》、《法国文学译丛》、《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作品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等。《法国古今短篇小说精选序》获上海1986年-1993年社会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法国文学史》(上、中卷)获1994年中国社科院科研成果一等奖。 郑克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早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攻读法语，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外文所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法语系任系主任并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1987年调至上海师范大学工作。著作有《法国文学论集》、《法国诗歌史》、《现代法国小说史》、《法国文学史》（上、下）。译著有《家族复仇》、《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康素爱萝》、《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法国诗歌选》等。主编有《外国文学史》、《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等。 问题七：雨果的‘悲惨世界"哪个译本比较好，李玉民的还是郑克鲁的？ 李玉民 问题八：《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谁译的最好 基督山伯爵的话，韩周合译的和高临的都是在国内比较出类拔萃的；97年周克希和韩沪麟的最好，不过不好买，而且年代久远看起来没什么阅读兴趣；译文的黄皮和橘色皮的韩沪麟（97版译者）译本也算是最好的了，根据97版的为蓝本进行校订的；要想送人收藏起来的话，长江文艺版的高临的精装版（另有平装版）译本算比较好的；至于王巨成的（这版貌似没平装版），送小朋友是不二选择，供青年及以上的读者来看则骸太合适了。。毕竟王巨成是儿童文学作家；韩沪麟还有个01版的，和97版的内容貌似无异。 悲惨世界的话，没那么多讲究，个人觉得李丹、方于版（人民文学）的最不错；另外李玉民（燕山）、郑克鲁（译文）、潘丽珍（译林）的也都可以；收藏的话还是长江文艺版的，金孩译的；悲惨世界我提的几个版本里面只有金孩的是精装版，对于年份和版本没太多的描述，因为市面上都能买到而且年份也不太远。 问题九：雨果《悲惨世界》谁的翻译最好 人民文学出版社李丹、方于夫妇的版本

李丹、方于。

孙犁（1913.4.6-2002.7.11）原名孙树勋，曾用笔名芸夫，河北省安平县孙遥城村人。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中共党员，抗日老战士，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研究生。1937年参加工作，任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师，1939年后参加抗日工作，曾任河北抗战学院教官，晋察通讯社、晋察冀边区文联、晋察冀日报社及华北联合大学编辑、教师等职业，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师，《平原杂志》编辑。《孙犁全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孙犁纪念馆”座落在河北省安新县“华北明珠——白洋淀”畔。维克多·雨果（1802—1885），诗人、小说家、政治活动家，心理探究的热爱者，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贯穿他一生活动和创作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反对暴力、以爱制“恶”，他的创作期长达60年以上，作品包括26卷诗歌、20卷小说、12卷剧本、21卷哲理论著，合计79卷之多，给法国文学和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十分辉煌的文化遗产。1827年，雨果发表剧本《克伦威尔》及其序言。剧本虽未能演出，但那篇序言却被认为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宣言，成为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文献。他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维克多·雨果出生于法国紧临的瑞士省城贝桑松，祖父是木匠，父亲是共和国军队的军官， 法国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曾被拿破仑的哥哥西班牙王约瑟夫·波拿巴授予将军衔，是这位国王的亲信重臣。儿时的雨果天资聪慧，随父在西班牙驻军，10岁回巴黎上学，中学毕业进入了法学院学习，但是他的兴趣在于写作。9岁时开始写作，他15岁时写的《读数在于香糯蒸南瓜》在法兰西学士院的诗歌竞赛会得奖，17岁时在“百花诗赛”得第一名，20岁时出版了诗集《颂诗集》，因歌颂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赏赐他年金，之后写了大量异国情调的诗歌。之后他对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都感到失望，成为共和主义者，他还写过许多诗剧和剧本，而这几部都是具有鲜明特色并贯彻其主张的小说。40岁他心脏病恶性发作，但他坚持体育锻炼，最终他好起来了。雨果的一生几乎跨越整个十九世纪，他的文学生涯多达六十年之久，创作力经久不衰。作为浪漫主义的重要作家，他的小说篇篇动人，对读者具有永久的魅力。 维克多·雨果1830年，雨果的剧本《欧那尼》在法兰西院大剧院上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浪漫主义在法国文坛上的主导地位。维克多.雨果于1802年2月26日出生在法国贝桑松的一个军官家庭。他在中学时代就对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他的文学活动是从他为《文学保守派》杂志写稿开始的。由于家庭的影响，雨果最初的诗歌大都歌颂保王主义和宗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汉?伊斯兰特》获得了小说家诺蒂埃的赞赏。与诺蒂埃的结缘，促使雨果开始转向浪漫主义并逐渐成为浪漫派的首领。1827年雨果为自己的剧本《克伦威尔》写了长篇序言，即著名的浪漫派文艺宣言。在序言中雨果反对古典主义的艺术观点，提出了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坚持不要公式化地而是具体地表现情节。他特别宣扬了真善美与伪恶丑对照的原则。这篇序言在法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欧那尼》写的是16世纪西班牙一个贵族出身的强盗欧那尼反抗国王的故事，雨果赞美了强盗的侠义和高尚，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倾向。雨果浪漫戏剧代表作《欧拉尼》的公开上演，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决定性胜利。1830年7月，法国发生了“七月革命”，封建复辟王朝被推翻了。雨果热情赞扬革命，歌颂那些革命者，写诗哀悼那些在巷战中牺牲的英雄。1831年发表的《巴黎圣母院》是雨果最富浪漫主义的小说。小说的情节曲折离奇，紧张生动，变幻莫测，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雨果在政治上进一步走上左翼的道路，他的长篇名著《巴黎圣母院》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部作品奠定了雨果作为著名小说家的声誉。“七月革命”之后，法国建立了以金融家路易·菲力浦为首的大资产阶级统治的“七月王朝。”七月王朝不断对雨果进行拉拢，1841年雨果被选入法兰西学士院，1845年，路易·菲力浦封他为法兰西贵族世卿，还当上了贵族院议员。雨果创作中的斗争热情减弱了，1843年，他写了一个神秘主义剧本《卫戍官》，上演时被观众喝倒彩，遭到了失败。雨果为此沉默了将近10年没有写作。1848年6月，巴黎人民举行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成立了共和国。开始雨果对革命并不理解，但当大资产阶级阴谋消灭共和国时，雨果却成了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雨果参加了共和党人组织的反政变起义。路易·波拿巴上台后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他实行恐怖政策，对反抗者无情镇压。雨果也遭到迫害，不得不流亡国外。流亡期间写下一部政治讽刺诗《惩罚集》，每章配有拿破仑三世的一则施政纲领条文，并加以讽刺，还用拿破仑一世的功绩和拿破仑三世的耻辱对比。他还写其他政治讽刺小册子和政治讽刺诗，猛烈抨击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统治。这时期，他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和《笑面人》。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在色当兵败之后，普鲁士军队直逼巴黎。在这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雨果在流亡了19年之后回到了祖国。他到处发表演讲，号召法国人民起来抗击德国侵略者，保卫祖国。他还用他的著作和朗诵诗歌得来的报酬买了2门大炮，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巴黎公社起义时，雨果并不理解这次革命。但当公社失败后，反动政府疯狂镇压公社社员时，雨果又愤怒谴责反动派的兽行，他呼吁赦免全部公社社员，并在报纸上宣布将自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住宅提供给流亡的社员作避难所。为此，他的家遭到反动暴徒的袭击，他自己险些丧命，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雨果一生著作等身，涉及文学所有领域，评论家认为，他的创作思想和现代思想最为接近，他死后法国举国致哀，被安葬在聚集法国名人纪念牌的“先贤祠”。 维克多·雨果雨果最为法国人津津乐道的浪漫事迹是：他于30岁时邂逅26岁的女演员朱丽叶·德鲁埃，并坠入爱河，以后不管他们在一起或分开，朱丽叶·德鲁埃几乎每天都要给雨果写一封情书，直到朱丽叶·德鲁埃75岁去世，将近50年来从未间断，写了将近两万封信。贯穿雨果一生活动和创作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反对暴力、以爱制“恶”。雨果是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几乎经历了19世纪法国的所有重大事变。一生写过多部诗歌、小说、剧本、各种散文和文艺评论及政论文章，是法国有影响的人物。雨果的创作历程超过60年，其作品包括26卷诗歌、20卷小说、12卷剧本、21卷哲理论著，合计79卷之多，给法国文学和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十分辉煌的文化遗产。其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即《钟楼怪人》）、《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九三年》，诗集《光与影》和《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人教版八年级上册语文教材第四课），短篇小说：《“诺曼底”号遇难记》（现在叫《船长》）苏教版六年级上册第7课。北师大版，五年级上册第八单元第一课。上海九年义务教育课本六年级下册第十课。鄂教版六年级下册第21课。冀教版五年级下册第20课。《纪念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的演说》(入选人教版九年级上册第六课)雨果从小崇拜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1827年发表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1827），“序言”被称为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运动的宣言，是雨果极为重要的文艺论著。1830年他据序言中的理论写成第一个浪漫主义剧本《欧那尼》，它的演出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悲惨世界》是雨果的代表作，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和贫富悬殊，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命运，提出了当时社会的三个迫切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猛烈抨击了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全面反映了19世纪前半期法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朱自清（1898.11.22 — 1948.8.12），原名自华、号秋实，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长大于江苏扬州，故自称“我是扬州人”；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其散文朴素缜密、清隽沉郁、语言洗炼、文笔清丽、极富有真情实感。朱自清以独特的美文艺术风格，为中国现代散文增添了瑰丽的色彩，为建立中国现代散文全新的审美特征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散文体制和风格；主要作品有《雪朝》、《踪迹》、《背影》、《春》、《欧游杂记》、《你我》、《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国文教学》、《诗言志辨》、《新诗杂话》、《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杨绛，钱钟书夫人，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年7月17日，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杨绛女士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余秋雨，当代中国文化史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2006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196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2010年，荣获澳门科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主席、曲靖师范学院兼职名誉教授、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兼职教授、历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剧协副主席，99读书俱乐部的荣誉董事长。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系列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摩挲大地》《寻觅中华》《何谓文化》等，文化通史《问学余秋雨》，长篇记忆文学《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等，学术专著《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等。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1987年授予）、“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其中，《信客》被选入人教版初二上册语文教科书，《都江堰》被选入新课标人教版高中选修《现代诗歌散文欣赏》语文教科书。2010年，余秋雨出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他的名字典藏于“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茅以升，字唐臣，江苏镇江人。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上世纪30年代，主持设计并组织修建了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我国桥梁建设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主持我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积极倡导土力学学科在工程中应用的开拓者。唐山交通大学知名校友、老校长，并曾任北洋大学校长、南京大学工科主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他是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的主要创建者，并担任理事会前三届理事长和第四、五届名誉理事长。茅以升曾主持修建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钱塘江大桥；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参与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晚年，他编写了《中国桥梁史》，著有《中国的古桥和新桥》等。吴冠中（1919年~2010年6月25日），江苏宜兴人，当代著名画家、中国绘画大师、中国流艺术家画派创始人之一、杰出中国国画家、油画家、美术教育家。致力于油画民族化和中国画现代化的探索，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1942年毕业杭州国立艺术学院，曾任教于国立重庆大学建筑系；1946年考取教育部公费留学，1947年到巴黎国立高级美术学校，1950年秋回国，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2010年6月25日23时57分，吴冠中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1岁。作为善思考的艺术家，他勤于著述，立论独特，而且文字生动流畅。其中关于抽象美、形式美、形式决定内容、生活与艺术要如风筝不断线等观点，曾引起美术界的争论。吴冠中（1919年至2010年6月25日），江苏宜兴人，当代著名画家。吴冠中是20世纪现代中国绘画的代表画家，他致力于油画民族化和中国画现代化的探索，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油画代表作有《长江三峡》、《北国风光》、《小鸟天堂》、《黄山松》、《鲁迅的故乡》等。文学代表作有《古代英雄的石像》等。叶圣陶（1894年－1988年），原名叶绍钧，字圣陶，汉族人，江苏苏州人，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解放后，叶圣陶曾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他也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民进中央主席。叶圣陶于1988年2月16日于北京逝世，享年94岁。创作了我国第一部童话集《稻草人》（1923年）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1929年）。其他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隔膜》（1922年）、《火灾》（1923年）、《线下》（1925年）、《城中》（1926年）、《未厌集》（1928年）等。在长期的编辑生涯中，先后主编或编辑过《诗》杂志、《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中学生》、《中学生文艺》、《国文月刊》、《开明少年》、《笔阵》、《国文杂志》、《中国作家》等多种重要的文学、语文教育刊物和几十种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撰写过十多本语文教育方面的论著，为语文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曾经发现培养和举荐过一批青年作者，如巴金、丁玲、戴望舒等。1980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又一说名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汉族，东晋浔阳柴桑人（今江西九江）。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等。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汉族，中国唐朝彭城（今徐州）人，祖籍洛阳，唐朝文学家，哲学家，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监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的一员。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有“诗豪”之称。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后来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今湖南常德）。据湖南常德历史学家、收藏家周新国先生考证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其间写了著名的“汉寿城春望”。现存刘禹锡集古本主要有三种：①清代避暑山庄旧藏宋绍兴八年(1138)董刻本，题为《刘宾客文集》，属小字本，今有徐鸿宝影印本。又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据董本重刻，称“浙本”。明清以来通行的刻本，基本上属于这个系统。②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所藏宋刻本，题为《刘梦得文集》，属蜀大字本，今有董康影印本、商务印书馆缩印本。③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残本《刘梦得文集》一至四卷，建安坊刻本。明、清两代的毛晋、惠栋、何焯、冯浩、黄丕烈等人曾对刘禹锡集作过初步的校勘工作,但多数是抄本,流传不广。现通行刘禹锡集版本：《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四部备要》本《刘宾客文集》，《丛书集成》本《刘宾客文集》。此外，尚有校点本《刘禹锡集》。 刘禹锡的生平事迹，见于新、旧《唐书》本传，唐韦绚编《刘宾客嘉话录》（一称《刘公嘉话录》），记录了刘禹锡晚年有关创作、学问等方面的谈话，颇具资料价值。今人卞孝萱著有《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的生平和各种史料多有考订。《陋室铭》被选中人教版8年级上册22课《陋室铭》,上海九年教育课本七年级第二学期12课。周敦颐宋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北宋著名哲学家，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宋史·道学传》将周子创立理学学派提高到了极高的地位。郦道元（约470—527），字善长。汉族，范阳涿州（今河北涿州）人。北朝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仕途坎坷，终未能尽其才。他博览奇书，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道，后又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考察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撰《水经注》四十卷。文笔隽永，描写生动，既是一部内容丰富多彩的地理著作，也是一部优美的山水散文汇集。可称为我国游记文学的开创者，对后世游记散文的发展影响颇大。另著《本志》十三篇及《七聘》等文，已佚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王维（701年－761年，一说699年—761年），字摩诘，汉族，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诗人，有“诗佛”之称。苏轼评价其：“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开元九年（721年）中进士，任太乐丞。王维是盛唐诗人的代表，今存诗400余首，重要诗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王维精通佛学，受禅宗影响很大。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王维名和字的由来。王维诗书画都很有名，非常多才多艺，音乐也很精通。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李白（701年－762年），汉族，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出生于剑南道之绵州（今四川绵阳江油市青莲乡）。一说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4岁再随父迁至剑南道之绵州（巴西郡）昌隆县（712年更名为昌明县)。李白父亲名叫李客，李白育二子（伯禽、天然）一女（平阳）。存世诗文千余篇，代表作有《蜀道难》、《将进酒》等诗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于当涂，享年61岁。其墓在今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望采纳

季羡林、傅雷、杨绛、草婴、刘殿爵等一、季羡林（1911-2009年）：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他曾直接从梵文翻译了《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罗摩衍那》等印度古典名著。2009年7月11日北京时间8点50分，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二、傅雷（1908-1966年）：上海市南汇人。宇恕安，号恕庵。雷系我国现代杰出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他从1929年起，就开始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几十年来，一直奋发不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使他的许多译作已近乎炉火纯青的境界，在国内外赢得崇高的声誉。他一生所译世界名著达30余部，其中巴尔扎克的名作占了14部。由于他对巴尔扎克深有研究，曾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协会吸收为会员。其主要译作有：《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伏尔泰小说选》、《幸福之路》、《贝多芬传》等。三、杨绛：英国文学专家，翻译家。江苏无锡人。原名季康。1932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政治系。1935年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回国。曾任苏州振华女中分校校长、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建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中国翻译家协会第一届理事。1986年获西班牙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著有剧本《风絮》、论文集《春泥集》、散文《干校六记》等，译有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小癞子》等。四、草婴：原名盛峻峰。浙江镇海（今宁波）人。南通农学院肄业。曾任时代出版社编译。建国后，历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兼职教授。曾将列夫·托尔斯泰的所有小说翻译成汉语，1987年获前苏联高尔基文学奖。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奖者。五、刘殿爵：翻译家、语言学家、汉学家。生于香港的他中英文修为皆高，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近30年，期间英译《道德经》《论语》《孟子》等经史典籍。但凡刘教授的英译著作，均被视为严谨学术的典范。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翻译家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拥有外国文学研究所、翻译研究所、英语口语研究所、双语词典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在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外国文化、翻译、双语词典学等领域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外国语学院承担了30余项国家和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论文，出版了大量专著、教材、译著和词典，多项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优秀外文图书奖等。双语词典研究中心编纂的《新时代英汉大词典》是一部由中国学者自主研编、具有原创性的双语词典，其例证基本上选自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合作研制的英语语言资料库。外国文学研究所依托各专业力量编辑出版的核心期刊《当代外国文学》是国内少数几本由高校主办的高质量外国文学研究学术刊物。

欧洲各国的历史有很多相渗透重叠的共同时期，如文艺复兴，理性的时代，浪漫主义时期，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不妨从这些比较大的历史时期下手，看看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慢慢培养兴趣，在做深入了解。【欧洲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之《浮士德》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重视教学，要求严格，学风严谨，设施先进。教师们以科研带动教学，使科研与教学密切结合，编写了多部高质量本科生教材，建设了一批精品课程，如“英国文学”是首批国家精品课程；“德语写作”课程建设获得江苏省高校教学成果奖，“中西文化思想”与“西方文化史”被评为江苏省普通高校优秀课程群；“英语阅读”、“英语口语”被评为江苏省普通高校优秀课程；“中西思想经典”入选南京大学“985工程”研究性教学示范课程；“英语写作”入选南京大学2007年度校级精品课程。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学科齐全的优势，实行主副修、外语加专业方向等多种模式，培养的学生具有扎实的外语基本功、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较全面的综合素质，在国内的外语水平测试、国际组织的外语竞赛中屡屡取得优秀成绩。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毕业生就业形势良好，他们基础扎实，潜力大，后劲足，能够胜任外事、外交、外贸、金融、新闻、出版、教育等部门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并有出色表现。学院拥有外国文学研究所、翻译研究所、英语口语研究所、双语词典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在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外国文化、翻译、双语词典学等领域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外国语学院承担了30余项国家和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论文，出版了大量专著、教材、译著和词典，多项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优秀外文图书奖等。双语词典研究中心编纂的《新时代英汉大词典》是一部由中国学者自主研编、具有原创性的双语词典，其例证基本上选自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合作研制的英语语言资料库。外国文学研究所依托各专业力量编辑出版的核心期刊《当代外国文学》是国内少数几本由高校主办的高质量外国文学研究学术刊物。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力推进人才培养的国际化，着眼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外语专业人才。每个语种都和国外大学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交流渠道，如通过国家留学基金、校际交流关系以及南大国外交流协议等渠道，推荐成绩优异的同学到德国、俄国、日本、西班牙、古巴、墨西哥、韩国、法国、美国及港澳等境外著名高校，进行为期半年至一年的插班学习，参与国际交流同学的比例达到30%以上。

作者：杨绛 作者简介：杨绛（jiàng）(1911－)，原名：杨季康 性别：女,是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夫人。现代著名女作家，翻译家，剧作家，评论家，散文家 原籍江苏省无锡，生于江苏无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