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被囚半个世纪，释放后为何只接受日本的媒体采访？

第33集。日方派裕仁天皇做皇太子时的老师林权助来奉与学良进行谈判，希望能说服学良继续和日方合作，学良暗示已经知道谁是杀害父亲的凶手，并坦言宁肯死在青白旗下，和林权助的谈判陷入僵局。表面上的学良十分坚强，实际上面对各方面众多的抉择，感觉到担子太重了，让这不堪重负的责任压得不能喘息，徐承业拿出赵四的信，让学良给赵四去个电话。《少帅》是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小马奔腾、华彬集团、世纪伙伴、稼轩星乐、于和影业联合出品的年代剧，由张黎执导，文章、李雪健、宋佳领衔主演。该剧以自传的方式讲述了历史传奇人物张学良辉煌而又坎坷的一生。该剧于2016年1月11日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播出。昭和天皇（1901年4月29日－1989年1月7日），日本第124代天皇（1926年－1989年在位），本名裕仁 ，称号迪宫。是日本最长寿以及在位时期最长的日本天皇，执政长达63年。

日文写作 林権助（はやし ごんすけ、安政7年3月2日（1860年3月23日）－昭和14年（1939年）6月27日）日本明治-昭和时代的外交官，关东州长官。号竹荫，会津藩（福岛县）出身，祖父是会津藩大炮队长，父亲战死在伏见、鸟羽，他自幼和寡母在一起生活。后来得到萨摩藩主张公武合体的陆军少佐儿玉实文的资助，1887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外务省。曾任中国烟台领事馆随习领事。1898年任使馆参赞，一度代理馆务。光绪变法期间，以日本为师，他是两国政府间最重要的联络人，1898年 9月北京戊戌政变发生后，曾大力救助光绪帝和维新派人士。事发当天，梁启超赴日本公使馆请求保护光绪帝安全、营救康有为时，他立即承诺；即刻致电驻沪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和东亚同文会，要求全力营救康有为。9月23日梁避难日本公使馆后．他派人护送至天津．通知日本军舰、商船予以协助，终使康、梁二人抵达日本。后为驻日公使黄遵宪被拘一事多方奔走，终使清政府释放黄遵宪。又与各国公使联名致函总理衙门，迫使清政府保证没有废除光绪帝的意图。1899~1906年任驻朝鲜公使。1905年代表日本与韩国签订第二次日韩协议书。经过七年活动，终于使朝鲜变成日本的保护国。1907年受封男爵，当时在伊藤博文之下，与桂太郎、小村寿太郎并称治韩三杰。1908年任驻意大利大使，1916年至1918年在特别需要慎重的时候再任驻华公使，1919年11月任关东厅长官，在中国东北旅大地区推行殖民统治，掠夺沦陷区人民，适应日本侵略战争政策。1920年任驻英大使。代表日本出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举行的历次会议。1925年9月辞职听用，11月任宫内府秘书，再度赴英，辅导在牛津大学读书的秩父宫雍仁亲王，旋退出外交界。1928年任式部长官。1928年8月9日，以参加张作霖葬礼的名义到沈阳，与张学良就“东北易帜”事件进行谈判，失败。 1934年任枢密顾问官。1939年6月27日去世，享年80岁 。

东北易帜 1922年6月1日，上海《新闻报》驻京记者顾执中从前门车站获悉，张作霖在京眷属已于凌晨乘车出关，张本人也出走在即。张作霖出走，使形势急转直下。顾执中主张把这一条新闻立即拍发上海《新闻报》，但《新闻报》驻京办事处的人员害怕张作霖留在北京的军队迫害，苦苦劝阻发电。顾执中为安全计，只好改用付现款的私人电报发出。电报内容则用可以猜出的隐语：“弟以予本日晚偕小妾离京，所有家务由郭务远先生代为管理。”收电人是陈达哉。他是《新闻报》编辑中最为机灵的一位。不出所料，上海《新闻报》就在6月2日发表了张作霖出走的消息。这条消息为何如此重要呢？原来1928年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人分别担任第一至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联合向奉方进攻。蒋介石的北伐军沿津浦路攻打奉军，直逼京津。冯玉祥的西北军，于陇海、津浦两线迫使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节节败退。阎锡山的晋军又猛攻龙泉关，如京津地区与东北的通道一但被切，奉军主力就有被包抄的危险。 早就主张停战议和的张学良趁机从河南前线给部下周大文等人写密信，要他们在北京“大元帅府”酝酿停战空气，并暗中策动东北三省法团派代表赴北京，恳请张作霖退回东北。在这前后，张学良先后密派危道丰、葛光庭南下与国民党的何成浚等人谈判。这时“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感到大势已去，于5月30日召集张作相、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张宗昌等举行紧急会议，决定让出京津地区，向关外总退却。6月3日，张作霖秘密登上了前天已经升火待发的“蓝钢”专列“泰山号”由北京启程返回奉天。6月4日凌晨5时30分，张作霖在皇姑屯被关东军炸死，这就是历史上轰动一时的“皇姑屯事件”。 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决心雪国耻报父仇，尽早实现“南北统一”。但关东军正急于利用“皇姑屯事件”所造成的紧张形势，在东北制造傀儡政权，百般阻挠易帜。而且奉系参与决策的高层人物，在讨论“易帜”问题时意见不一，以到迟迟未能如愿。 在张学良的说服和坚持下，奉系大多数军政要人始赞同东北实行易帜。7月1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表示绝不妨碍南北统一。于是张学良、蒋介石两人的代表在北平六国饭店商妥，东三省定于9月中旬实行易帜。应蒋之要求，张令汤玉麟于7月19日宣布先行易帜。蒋介石为促使东三省早日归附中央，加紧了与张学良的秘密联系，先派方本仁为特使参加张作霖的丧礼，又通过胡若愚的牵线派李石曾到沈阳活动。李住在商埠三经路上德国人开设的饭店里，从不公开露面，只由胡若愚、朱光沐、朱海北相陪。李石曾和张学良会谈的地点，是北陵高尔夫球场内的“少帅”专用休息室。李石曾一再要求张学良尽早换挂“青天白日旗”，以实现全国统一。张学良诚恳地表示，结束国家分割局面是自己多年的愿望，但立即“易帜”尚有困难，主要是担心日本人会趁时局未稳进行干涉，内部也还有阻力。为此张学良被迫决定推迟三个月再宣布“易帜”，表示力争在年底实现这个目标，希望谅解他的苦衷。 此后蒋介石、张学良两人函电频传，信使不断，蒋对张予以理解和同情。1928年冬，南京国民政府特派张群、吴铁城、宋大章三人来到沈阳，与张学良密议“东北易帜”大业。张、吴、宋三人下榻于交通银行后，“亲日派”欲采取破坏行动，扣留他们。经紧急磋商，乃决定由吴、宋两人连夜乘车直奔少帅府邸，面晤张学良。在这天夜晚的密谈中，双方推心置腹，冰释了张学良的某些疑虑，更坚定了他“东北易帜”的决心。蒋介石还利用美、英与日本的矛盾，推动美、英向日本施加压力。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反对日本分割中国的舆论也高涨起来。到11月，日本首相田中也不得不承认东北易帜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嗣后，蒋介石对张学良派驻南京的代表胡若愚表示，为了不使张学良为难，东北外交由中央应付，同意东北“内政”仍由现职各员负责，概不更动。重大人事，先由张学良请委，然后由中央任命。蒋介石每月允拨军饷1000万元给奉军，这样更增加了奉军的向心力。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一如所诺，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杨宇霆的干扰，毅然宣布“易帜”。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在就职典礼上，张学良身穿中山服，向总理遗像宣誓（方本仁、刘光监誓）。至此，结束了北洋军阀割据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每每一提到精武门、陈真、霍家迷踪拳，恐怕很多人都会想起1994年的经典动作片《精武英雄》。荡气回肠的时代背景、精彩刺激的武打场面、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无不让这部电影成为经典。《精武英雄》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历史题材的电影，但它与那个特殊的时代密不可分。01大正民主时期电影发生在日本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　きようとだいがく)。在日本大学实力排行榜中，京都大学是仅次于东京大学的“次强大学”。可能是为了凸显主角的“文武兼备”，陈真的身份是京都大学的留学生。电影一开始就是出现了京都大学的几个学生的“演讲”。其中一个男生站在广场中央高呼：“日本是属于人民的，不是属于天皇，更不是属于军队，人民万岁”！这段话其实从一个侧面提示了本片的时代背景，即日本历史上的“大正民主时期”。“大正民主”在日本史学界也被称为“大正德谟克拉西”（だいじょうデモクラジー），从1912年第一次护宪运动开始，至1925年第二次护宪运动结束。这一时期主要的特点是反对藩阀、拥护宪政、反对军国主义和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实现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以及学生和妇女运动等。在这一时期，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美农部达吉发表了《宪法讲话》一文，以“国家法人说”抨击了“天皇主权说”思想。一时间“天皇机关说”取代了原有的“天皇主权说”。日本民众在此种社会氛围下，产生了强烈的民主意识，所以影片中学生的演讲，其内容是符合时代背景和历史事实的。02日本“武人”为何要欺负中国留学生影片中，一群自称黑龙会的日本“武人”（明治时代开始后，日本的武士阶层开始逐渐消亡了，所以这里暂且称这伙人为“武人”吧！），一边叫嚷着“把中国X赶回去”！一边气势汹汹地闯入了教室，要把陈真赶走。这种情况也是历史上的事实。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开始了其崛起与扩张的步伐。曾经一度以中国为师的日本，开始越来越瞧不起日益衰落的大清。经甲午战争一役，日本战胜了大清，从此，中国人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开始一落千丈，日本开始视中国为落后国家，中国人为“低等”民族。“低等”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会受到欺负自不言而喻。图/甲午战争场面的锦绘这时，出现了一位正面的日本人——渡边教授。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学生（陈真），挺身斥责闯进教室的人。这也是有历史依据的。在当时，中国留学生得到日本老师帮助、革命者得到日本政府庇护的例子很多。比如鲁迅的老师藤野先生，对鲁迅就很友善，戊戌变法失败后，变法领袖梁启超在日本公使林权助的帮助下，逃亡日本。另外，陈真做为留日学生，其装束和学习的内容，都是比较符合时代背景的。精炼的“中山装”（日本学生制服）、认真的学习理工类知识，都是当时留日学生应有的样子。03本片的具体时间本片的情节发展到这里的时候，观众只能对故事发生的年代有一个大致的概念，未能准确判断年份，不过在影片中也有着具体年份的线索。首先，光子在码头为陈真送行时说：“日本人到青岛打的是德国人呀”！这句话将时间锁定在了1914年10月至11月期间，这时日本已经对德宣战，并派遣军队前往中国的山东半岛与留守德军作战。如果按光子的说法，把时间定义在1914年，其实对于前面的剧情并无大碍，毕竟都是在大正民主时期，早一点晚一点都可以接上。但是1914年的时间设定相对于后面的情节来说，显然有点早。在开往中国的轮船上（也可能是军舰，毕竟船上有很多日本兵），陈真看到了报纸上登载的，关于霍元甲被日本人打死的消息，在报纸的主版面上，赫然出现了“英日同盟废除”的新消息。这就和光子说的话对不上了。

为阻挠东北易帜，日本首相田中派前驻华公使林权助前来“说服”张学良。 张作霖葬礼于8月5日举行。林权助参加了丧葬仪式。田中首相托林权助给张学良带来了口信，劝告中止与南方合作。 9日下午2时，张学良访问日本奉天总领事馆。会谈中，林权助暗示日本将“诉诸武力”。 张学良回忆，当时林权助说“我这么大的岁数来这里，没得你一句话，我回去无法交代”，意思是阻止张学良搞东北易帜。张学良喝得酒酣耳热，他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 张学良跟林权助说，他说，你呀，给我考虑的各种东西非常周到，我很感谢你，比我自己考虑的都周到。张学良说，他说但是你忘了一件事，我是中国人。 林权助听了这句话后不再讲话，他不但不讲，就在张学良去送行时，他的随员想讲话也被他制止了，张学良从林权助的态度上，推断出“东北危矣”。

闵泳焕出身于朝鲜王朝的世家大族骊兴闵氏，是朝鲜肃宗时的重臣闵维重的7世孙。闵泳焕是闵谦镐的长子，而闵谦镐是兴宣大院君之妻——骊兴府大夫人闵氏的胞弟，更是后来权倾朝野的王妃——闵妃的堂兄，因此闵泳焕有了这几层深厚的背景，他后来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极尽富贵。闵泳焕的母亲出身达城徐氏，也是名门望族。徐氏还在怀孕时，就梦见了获得了三颗明珠，又梦见诸位长老穿着公服，在正堂罗拜闵谦镐。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年，朝鲜哲宗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闵泳焕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由于徐氏梦见明珠，因此取名“焕”。 后来被过继给伯父闵泰镐为养子。光绪四年（1878年，朝鲜高宗十五年），闵泳焕参加科举考试，获庭试文科丙科及第，开始踏入政界，此时他年仅十八岁。初授待教，光绪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升任同副承旨，后又任成均馆大司成、都承旨等官职。光绪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六月，爆发了壬午兵变，闵泳焕的生父闵谦镐成为众矢之的，被起义军民杀死。闵泳焕因此辞官，为闵谦镐收尸并办理丧事。等到27个月的守制期结束以后，闵泳焕被起复为吏曹参议。 甲申政变以后跻身中枢，历任工曹、吏曹参判、内务府协办、典圜局总办、开城府留守、沿海防营使、汉城府右尹、前后营使及刑曹、礼曹、兵曹判书等。光绪十七年（1891年）八月因其养母病逝而丁忧，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一月又被起复为刑曹判书，到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以前历任汉城府判尹、议政府左参赞、内务府督办、吏曹及刑曹判书等要职。闵泳焕在当时和闵泳骏、闵泳韶、闵泳达并称“闵氏四巨头”，他受到高宗和闵妃宠幸，“颇用事受赂”。 他在汉城中还拥有一个大花园，“亦可见一时富贵之极也”。 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曾以“纨绔骄侈”四字形容闵泳焕。 后来甲午农民战争领袖全琫准也将闵泳焕明确列为卖官鬻爵之人。 可见闵泳焕与其他干政的外戚势道并无二致，因此他在那时的评价不高。另一方面，袁世凯视闵泳焕为亲俄派人物，称他勾结穆麟德进行亲俄排华活动。 但仔细考察闵泳焕的言行，其实是亲华排俄的，他曾对“现宫内动静，阴结穆氏（穆麟德），藉俄为援，欲图中国”的情形感到忧心忡忡 ，袁世凯亦承认闵泳焕“稍有畏祸之心”并来附托自己之事。 特别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夕，闵泳焕私撰之时务策——《千一策》中，更是流露出明显的亲华色彩。他认为中国是朝鲜唯一可以信任依靠的国家，这一点虽是“我国（朝鲜）之人稍有知识者”的共识，但他又说朝鲜必须自强，否则“父不分财于荡子”，中国是不会援助无法自强的朝鲜的。他还明确反对亲俄言论，强调：“中、东相孚，自古已然，论其境界则只隔一水，论其人物则亦是同种，论其情谊则便似兄弟，论其依附则无异唇齿。俄国则境界隔远，人物相殊，情谊既无，依附奚恃？然则舍数千年相孚之谊，取一朝夕新知之交，不合于义矣；背兄弟之情，而昵豺狼之群，反受其害矣。且俄国有吞并天下之志，中国有固植东藩之虞。并吞天下，则我国亦入于并吞之中矣；固植东藩，则我国必居于固植之先矣，如是则何者为益，而何者为损乎？” 所以甲午战争前的闵泳焕应属于亲华派而非亲俄派。 光绪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六月以后，日本控制了朝鲜政府，并将闵妃集团赶下台，另立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政权，并挑起甲午中日战争。闵泳焕虽然失势，但仍以“别入直”的身份时常入宫与闵妃联络。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八月十日，闵泳焕被任命为驻扎美国特命全权公使。但他还没来得及赴任，就发生了闵妃在景福宫中被日本人暗杀的“乙未事变”。闵泳焕得知噩耗以后，“痛冤崩迫，如不欲生，惟韬晦是务，不欲与闻朝政” ，并归隐京畿道加平郡乡第。直到建阳元年（1896年）3月11日，闵泳焕被任命为特使前赴俄罗斯帝国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进行祝贺，他才重新出仕。而这次他身上负有重要使命，即寻求俄国的保护以进一步牵制日本势力。在闵泳焕出使之前，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尔、朝鲜亲俄派领袖李范晋和在俄国公使馆的高宗共同商定了求援计划，主要包括五项内容，即： 由俄国军队护卫国王安全。 俄方派遣军事教官来朝鲜，帮助朝鲜训练军队。 俄国派遣顾问，包括宫内府、财政顾问及矿产、铁道等技术人员。 俄国帮助架设朝俄间的陆路电线，并派遣电信技师。 俄国提供300万元贷款来帮朝鲜偿还日本的债务。 于是，闵泳焕带着向俄国求援的秘密使命，携学部协办尹致昊等5名随员（包括一名俄国人）于建阳元年（1896年）4月1日离开朝鲜，由海路前赴俄国，5月20日抵达莫斯科并下榻于此。两天后闵泳焕便将翻译为俄文的5项求援要求转交给俄国外交部亚洲司长卡普尼斯特，加冕仪式之后的6月5日又亲自拜访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恳请俄国政府尽快批准朝鲜的5项要求。6月6日，闵泳焕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觐见尼古拉二世，除了递交国书等例行外交礼仪以外，闵泳焕还在沙皇面前将5项要求和盘背出，希望俄国“帮助朝鲜维护政府的稳定”，并且“请求陛下决不要与日本达成关于朝鲜的任何协议”。沙皇非常认真地听了闵泳焕的诉求，最后说：“放心吧！我们会帮助你们的。” 6月7日，闵泳焕会见沙俄实权人物、财政大臣维特，又重申了朝鲜的要求，维特说：“俄国坚决维持朝鲜的秩序与和平，不容许日本或他国占领或侵扰朝鲜，但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完成前，此事只能慢慢进行。因此，外交部对处理远东问题的任何措施均属暂时性的，当前日本国力虽远弱于俄国，但因地近朝鲜，处于随时能发挥影响力的有利地位，不过，毫无疑问俄国最后还是会占上风的。” 1896年6月12日，由于沙皇移驾，闵泳焕一行也跟着来到圣彼得堡，焦急地等待着俄国的消息。从1896年6月13日开始，闵泳焕就与罗拔诺夫开始具体交涉5项要求的问题，焦点在于护卫国王和派遣教官的问题，俄方表现出谨慎而暧昧的态度，闵泳焕则竭力争取，甚至以暗示聘请他国教官相威胁。最后在6月30日，朝俄达成初步协定。然而这个协定不是以条约或议定书的形式实现的，而是以俄国对朝鲜的书面答复形式列出的。这份名为《对朝鲜大使的几点答复》的文件有如下内容： 国王在俄国使馆驻跸期间由俄国卫兵保护。只要国王本人认为必要和方便，他可以留住在使馆中。而如国王随后回宫，俄国政府亦可为其人身安全承担道义上的保证。现驻使馆的俄国部队仍将留在使馆由俄国公使调遣，如有必要，部队甚至尚可增加。 为解决教官问题，将在近期派遣一名有经验的俄国高级军官前往汉城，俄国政府将委托他就此问题和朝鲜政府进行谈判。该军官将首先奉命从事建立国王卫队的工作。还将俄国派遣同样经验的人员前往研究朝鲜的经济状况，并搞清必须采取的财政措施。 关于派遣俄国顾问协助朝鲜政府问题照上条所述予以解决。显而易见，这些顾问将在俄国公使领导下由上述在军事和财政方面的受托人员充任。 国家经济状况和政府需要一经搞清，便可考虑与朝鲜政府谈定借款。 俄国政府同意将其陆上电报线与朝鲜电报线衔接起来，并将给此事以决定性的帮助。 从这份“答复”来看，俄国还是相当克制的，尤其是朝鲜所要求的护卫国王问题没有同意，只表示高宗还宫后有“道义上的保证”。这一是因为俄国不愿高宗还宫，因此只承诺在高宗居于俄馆时才给予护卫，而不提供还宫后的护卫，二是因为俄国不愿过度刺激日本，因为就在闵泳焕交涉过程中的建阳元年（1896年）6月9日，俄国与日本大使山县有朋秘密签署了《山县-罗拔诺夫协定》，确立了日俄共管朝鲜的原则，俄国在与朝鲜交涉过程中当然是有所忌惮。不过另一方面，俄国尽量接受朝鲜要求也是事实，特别是“答复”的第2、3项，可以说是同意了向朝鲜派遣财政顾问和军事教官的要求，这反映了俄国的野心，为随后俄国对朝鲜的干涉埋下伏笔。俄国给出书面答复以后，闵泳焕又进行更为隐秘的交涉，交涉内容似乎是攻守同盟的问题，这从后来被日本截获的一封罗拔诺夫致闵泳焕的密信中可以得知。 在此期间，日本一直试图了解闵泳焕的动向，但却苦于无法破译朝鲜电报密码而收效甚微。 闵泳焕的对俄交涉直到同年8月才结束，完成任务后，闵泳焕自陆路归国，一路上参观了俄国的工厂、矿山、林场、农场等各种近代设施，建阳元年（1896年）10月自海参崴乘船抵达仁川，10月21日向高宗复命。闵泳焕使俄在朝鲜评价很高，《独立新闻》发表文章指出闵泳焕出使俄国“确实让欧美各国国民从内心感到朝鲜无疑已成为远东地区的一个独立王国”，并说“闵君在俄罗斯帝国的都城亲自出席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及其它隆重典礼，荣膺俄皇授予的勋章，与北方强国握有实权之高贵缙绅共赴盛宴，横跨太平、印度两大洋，游历了欧亚两大陆，亲自考察了各个种族的生活风俗，同世界上诸多强国的代表人士握手言欢。此次经历不但使闵君自身大开眼界、大获裨益，而且无疑使闵君之祖国增强了可以促成国家之进步的进取精神”。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闵泳焕努力争取俄国的援助完全是为了履行朝鲜高宗和亲俄政权所赋予的使命，而并非他的本意。正如前文所述，闵泳焕在甲午战争前就对俄国有所警惕，而自俄返国后这种警惕更加强化。据安駉寿所说，“闵泳焕归国后，俄国热进一步高涨，这是一般人心的倾向。不料闵泳焕归国后却带头提倡还御说，而且甚至将二月事变（俄馆播迁）的主动者拟以逆贼处之，还说：‘本来就有俄国难以信赖的疑虑，至此逐渐相信这点"”，甚至还主张日朝提携。 闵泳焕本人也写道：“俄罗之强，天下无敌，盖其地方三十余万里，陆军六十六万余人，军舰三百六十八只，而雄据天下之东北西北，亦可谓得险阻之势，是以眇视万国，有并吞之志……惟我东邦，适居冲突之路，必先被其毒者，实非他国比也，则设有外援之足恃，而岂可内修之或缓耶？然则内修之策，不可不豫讲也。” 即由对俄国的高度警惕而强调修明内政。不过闵泳焕并未因反俄而倒向日本，而是主张亲美。闵泳焕后任陆军副将，寻任军部大臣。建阳二年（1897年）1月11日，被任命为驻英、德、俄、意、法、奥六国特命全权公使，3月1日又被任命为特命大使，前往英国祝贺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年。3月23日，闵泳焕率使团离开朝鲜，先到中国上海，又从上海乘船到英国伦敦。闵泳焕为了与国际接轨，便在同年3月25日断发易服。 英国女王早就听说朝鲜男人蓄发绾髻，穿戴奇特衣冠，因此非常好奇，专门引见闵泳焕。谁知闵泳焕已经剃成了平头，而且和其他使者一样穿着西方礼服，因此非常不爽，挥手命闵泳焕退下。闵泳焕觉得有失国体，刚参加完女王庆典，就径自匆忙启程返国，但他也再没有留过长发。 闵泳焕也因此事被高宗下令罢官。 大韩帝国光武二年（1898年）5月22日，闵泳焕恢复了官职，被任命为陆军副将，10月12日任军部大臣，后任内部大臣。闵泳焕访问欧洲诸国以后，亲身体验了西方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成果，因而深受震动，同时对朝鲜的落后感到痛心。他在从俄国返回后就对高宗进言：“至于军务、学校、政治典范，不得不侔而行之矣。” 闵泳焕归国后，一方面洁身自好，拒绝接受一切贿赂，另一方面，时常恳切上疏，痛陈时弊，“遇朝廷阙失，辄尽言无讳，或婉辞，或鲠论，或涕泣而陈之”。 高宗皇帝虽然每次虚心听取，但很少采纳他的建议。闵泳焕也因此深孚众望。对外，闵泳焕则主张借助欧美国家的力量，阻止日本的侵略。当时，朝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了独立协会，掀起爱国运动，广泛地向民众宣传西方的启蒙思想，同时强烈呼吁摆脱列强控制，实现民族独立。独立协会经常在汉城市中心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称为“万民共同会”。他们在集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伸张民权，所以引起了韩国政府的高度恐惧。守旧大臣和儒生纷纷上疏攻击独立协会“大逆不道”，奸臣赵秉式等人更是雇佣褓负商组建“皇国协会”，充当政府的打手，时常破坏独立协会的活动。闵泳焕是政府高官中最开明的一个，是当时少数支持独立协会的朝廷大臣之一。闵泳焕面对高宗下令解散独立协会的诏敕称病不去，因此遭到了金明圭的弹劾，被免职，很快又复官。 闵泳焕利用职权之便多次在暗中保护独立协会，甚至一度上疏辞职以示抗议，因此收到了御用组织“皇国协会”的匿名信，对其恐吓威胁，声称“君以世禄戚臣，符同民会（指独立协会），拒逆皇命，驱逐政府，岂不尤甚于甲午逆党乎？我等将斩杀之！” 独立协会被取缔以后，闵泳焕也被降职。 独立协会风波之后，闵泳焕归任为议政府参政，此后历任度支部大臣、元帅府会计局总长、掌礼院卿、表勋院总裁，先后被授予勋一等太极章、大勋位李花章等勋章。日俄战争以后任内部大臣、军法校正总裁、学部大臣等职务，光武九年（1905年）被任命为参政及外部大臣。日本在日俄战争爆发后已经控制了韩国，由于闵泳焕严拒日本，所以日本人不同意他担任外部大臣这样的要职，闵泳焕也就调任为侍从武官长。闵泳焕还在日俄战争期间向高宗介绍前独立协会会员李承晚，让他去美国求援，并打探日俄和谈的消息，同时在1905年9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女儿访韩之际，试图借机结成韩美攻守同盟，但美国已与日本达成《桂太郎-塔夫脱密约》，闵泳焕的想法自然无法实现。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日本遂独占朝鲜半岛。光武九年（1905年）11月9日，日本政府派特使伊藤博文以慰问韩国皇帝的名义来到汉城，实际上是逼迫韩国政府签订日本人一手炮制的保护条约，从而将韩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闵泳焕已经表态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高宗皇帝也不同意。但日本已经收买了朝中的亲日派如学部大臣李完用、外部大臣朴齐纯等人，让他们代替高宗在条约上签字。是年11月17日，伊藤博文和日军驻韩司令官长谷川好道率大批日本兵开进皇宫——庆运宫（今德寿宫），逼迫韩国大臣在保护条约上签字，李完用等5人表示赞同，终于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日韩保护协约》（又称《乙巳条约》）。至此，大韩帝国已名存实亡，成为了日本实际上的殖民地。《乙巳条约》签订之时，闵泳焕正在骊州郡为其前妻金氏迁坟，等到回来时，条约已经缔结，闵泳焕“痛哭呕血，闭户谢客，卧四五日”。 接着，他和元老大臣赵秉世率百官伏阙上疏，请求惩办李完用等“乙巳五贼”，并废除不平等条约。高宗皇帝已被日本人挟制，被迫回复“卿等其谅之”来搪塞。光武九年（1905年）11月27日，赵秉世被日本宪兵拘禁，闵泳焕又代替赵秉世为疏首，连日在皇宫上疏抗争。在日本的指使下，29日早晨，韩国政府下令将联名上疏之人全部逮捕，移送法部治罪。到了晚上，闵泳焕等人又从平理院（即法院）被释放。他们被释放后，又在汉城市中心的钟路白木廛都家的市民公会所设立疏厅，准备继续以上疏的形式使皇帝回心转意，严旨拿办卖国贼。但闵泳焕意识到上疏已经无济于事，决心以死来唤醒韩国国民。当天夜晚，闵泳焕回到家中，在母亲徐氏的怀抱撒娇，“对颊挼摩，类婴孩状”，又看见他正在怀孕的妻子朴氏在灯下织衣，三个儿子正在酣睡。闵泳焕笑道：“算命的人说我有五个儿子，你现在一定怀着双胞胎吧！”朴氏不知道他话中的意思，只是微笑。闵泳焕又离开了家，来到他仆人李完植的家中，一路上痛哭流涕。光武九年（1905年）11月30日（农历乙巳年十一月四日）凌晨，闵泳焕命令李完植为他取水洗手，李完植走了以后，闵泳焕就拔出小刀，捅向自己的肚子，未遂；他又用刀在自己的肚子中撕开一个大口，并大叫“我有什么大罪，竟然还没有死呢？！（我胡大罪，不死乃尔）”，终于死亡。 他殉国的时候，“犹手握刀，勃然有生气”。 闵泳焕死后，无数百姓闻讯大哭，以缅怀这位殉国忠烈。甚至不少日本人也受了感染，跟着哭泣。当时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和驻韩日军司令长谷川好道出于“融合一般民众感情之策”而向高宗建议厚葬闵泳焕并给予优遇 ，而后高宗下诏赐谥号“忠正”（忧国忘家曰忠，以正服人曰正），追赠“大匡辅国崇禄大夫议政大臣”。林权助还送去祭文，被闵泳焕生母徐氏退还。 12月17日，闵泳焕的遗体到京畿道龙仁安葬时，“卿士大夫及各国公使领事，临棺哭诀；各队兵勇及商民、僧尼、妇孺等，皆持灯烛，前导者数万，替次担举，争自先驱” ，各国（包括日本）使馆也降半旗志哀。闵泳焕成为第一个以自杀殉国抗议《乙巳条约》的爱国者，他感召了许多人，紧接着，赵秉世服用过量鸦片自杀，洪万植、宋秉璿、李相哲、金奉学等人自杀殉国，尹斗炳、李相卨自刎未遂，中国留日学生潘宗礼归国时途经韩国，看见了《乙巳条约》及闵泳焕的遗书后也蹈海自尽。 第二年7月，闵泳焕殉国的房间地板下忽然长出竹子，汉城市民纷纷围观，都认为是闵泳焕忠魂所化，称为“血竹”，不少人还作诗咏叹。 但是，闵泳焕之死最终没有延缓韩国被日本吞并的进程，到1910年，随着《日韩合并条约》的订立，韩国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位内阁首相，曾四次组阁。作为明治宪法之父，他还是该国第一位枢密院议长、贵族院院长。在伊藤组阁期间，日本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并一举挫败大清，自此成为东亚头号强国。而那一刻，号称大清“中兴名臣”的李鸿章则陷入人生最失意、最落寞的境地。或许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是中日两国的天然对手，他们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在谈判中严辞交锋，可一离公务、退及幕后，两人竟惺惺相惜，从而结下了既为敌手又成知交的特殊渊源。 1885年4月，伊藤博文因朝鲜“甲申政变”，作为日本 *** 的全权代表，来到天津与李鸿章会谈。此次谈判达成《中日天津条约》，其核心内容是，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今后朝鲜若有变乱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这其实赋予日本在朝鲜享有与宗主国中国相同的权利，也为甲午战争爆发埋下了伏笔。时年，李鸿章62岁，伊藤44岁。这是两人第一次扳手腕。看着比自己年轻18岁的对手，李鸿章多少有些感慨。为此，他专门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认为伊藤博文“实有治国之才”，“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应该说，李鸿章的眼光是比较敏锐的。当年12月，伊藤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并着手制定宪法。 时间一晃又过了10年，当两人再次见面时，李鸿章已是古稀之龄的老人，伊藤博文也过了知命之年。更恍若隔世的是，10年前的会面，两人尚能相对平等的交锋，此番早已乾坤倒转。1895年2月，在大清遭遇甲午战争惨败后，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对李鸿章，伊藤给予了尊重；但对清帝国，他却磨刀霍霍。尽管清庭也知道这一回割地赔款是躲不过了，让李鸿章该怎么办、就看着办。李鸿章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经过拉锯式的较量，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竟在回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为之哗然，日方的和谈条件才稍有收敛。最终伊藤将中国的赔款金额由原先的3亿两白银调至2亿两，对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则不予让步，要求李鸿章“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李鸿章发电报请示，清庭表示同意，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3月23日，《中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 让我们听听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条约谈判期间的聊天吧。就大清的变法图强，伊藤说：“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李鸿章惟有叹息：“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钦佩。且深佩贵大臣力为变革尚俗，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渐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日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伊藤道：“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盖天之待下民也，无所偏倚，要在各国自为耳！” 虽然各为其国，而且在那个时期，伊藤博文更极大地侵损了中华的利益，但就私交而言，他与李鸿章却相当投缘。李鸿章说：“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办事之卓有成效！”伊藤表示：“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有可观。”李鸿章连称：“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伊藤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他安慰李鸿章，甲午之败，绝非安徽人的问题（李为安徽合肥人），而是中国的问题。 应该说，随着《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伊藤博文在战略层面也不再将大清帝国作为敌人，甚至还希望它籍此变法图强。因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虽积极“脱亚入欧”，但国内仍有不少“兴亚”主义者。他们认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西方列强是日本的主要敌人，所以应联合中国，才能对抗白种人的入侵。而日本有责任维护和协助中国，但清 *** 太腐败，必须将它打痛收服，再予以结盟。伊藤博文总体上持这样的姿态，他甚至说：“中国强，日本才能强。中国好，日本才能好。”事实上，甲午战争后的近10年间，清朝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形成强烈的仇日反日情绪，反而兴起了向日本学习、借鉴的浪潮，中日关系也曾比较友好。戊戌变法期间，清 *** 曾计划聘请伊藤博文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国策顾问。1898年9月，伊藤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20日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可到了第二天，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再次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囚。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而日本公使林权助因无东京指令，不知所措。正在现场的伊藤当即表态：“那么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 那些天，伊藤博文又与李鸿章见了面。此时的李鸿章垂垂老矣，年届75岁。而伊藤也已57岁，他特地前来为被捕的张荫桓求情。张荫桓由李鸿章一手栽培，甲午战争中曾作为清庭代表赴日谈判。但李鸿章后来一度失势，张荫桓却自觉翅膀硬了，竟对李有切割之意。戊戌变法时，他调任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属于维新人士，因此政变后遭株连。伊藤的面子，李鸿章还是要卖的，于是他对张荫桓施以援手。张荫桓未被斩首，从轻处理后充军新疆。当然，也不知是否算好事，本来“戊戌六君子”将是“戊戌七君子”，张荫桓将更出名一些。拣了一命的张荫桓，只不过拖了几口气，1900年还是被杀了。而对此次中国之行，伊藤曾谈了他的感想：“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的去彻底改革才可。” 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再次来到了中国东北，此次他已不能与李鸿章会面。8年前即1901年9月7日，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在代表大清与11国签订《辛苦条约》后，“痰咳不支，饮食不进”，最终留下“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遗愿离世。但伊藤并没有忘记这位老对手兼老朋友，在10月23日与东三省总督锡良的奉天会谈中，他又提到了李鸿章：“我于贵国大计，用心筹划，不自今日始。溯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即与李文忠（李鸿章）相见，切告以两国关系，贵国总须力图变法自强，方可共保东方之和平。披肝沥胆，力为陈说，文忠颇以为然。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游贵国，晤见北京亲贵大老，告以亚东之大势，两国之关系，贵国极宜变法图存，方能有济。当时诸亲贵大老咸以为然，允为变法。不意未尝实行，以至于今日，我甚惜之。现在贵国方悟非变法无以图强，近年来始行新政，我甚愿贵国事事求根基稳固， *** 须担责任，行政机关务求组织完备，万勿半途中止。竭力前进，犹恐或迟。我两国利害相关，贵国如能自强，则日本之幸也。”当然，伊藤的话语并不一定坦露心声，毕竟那是典型的外交辞令。听其言，更需观其行，但历史也不再给他以考验的机会。仅仅过了3天，在戒备森严的哈尔滨车站，当伊藤走出专列检阅清军和俄军仪仗队时，从日本商民队伍中突然冲出一名朝鲜青年，向伊藤连开三枪。每一颗子弹都精确命中了，伊藤博文就这般气绝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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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皇姑屯火车站制造的炸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奉系军阀首领，其势力日益发展，成为统治东三省的“东北王”，并一再向关内扩张，于1927年 6月18日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政府末代统治者。1927年 4月日本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从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张作霖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为日本内阁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人民的反日游行系张作霖煽动所致，对他恨之入骨。 1928年5月，北伐军直逼京津地区，日本帝国主义感到奉系军阀政权已岌岌可危，但仍想从其手中捞到最大限度的好处。于是，一面支持张作霖，出兵山东对抗北伐军；一面又向张作霖施加压力，威逼张作霖及早退回东北，企图利用张作霖这个工具，使“满蒙”从中国本土肢解出去，置于日本势力之下。当北伐军逼近北京时，日本驻华公使威胁张作霖“将来奉军败兵如经山海关，日兵须将其缴械。”张作霖在答复中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值此，日本看到张作霖这个工具不能完全为它所用，遂决意除掉。 1928年6月，张作霖抵挡不住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的“北伐”，只得通电求和，被迫放弃北京回东北老家，准备由北京乘火车退往沈阳。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打算派人刺杀张作霖，但这一行动不易掩盖罪责，遂由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策划炸车，调动工兵在张作霖归奉的列车经过地点——沈阳皇姑屯车站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预埋炸药。6月4日清晨5时30分，张作霖所乘列车驶至皇姑屯车站时被炸，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死亡，张作霖受重伤，急救回沈阳，于上午9时30分不治而亡。当时日本为掩盖真相，诬指系“南方便衣队员”所为。直至1946年 7月，“远东国际法庭”开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庭作证，供认张作霖被炸是关东军所为，至此，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张作霖死后，他的儿子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国民政府劝说张学良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日本为把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威逼张学良在东北“独立”，借向张作霖吊丧之机，派人到沈阳，威胁张学良说：如果中国东北不听日本劝告，“而与暴动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并声称：日本政府对于东北易帜一事，一路要干涉到底。同一天，日军在沈阳举行大规模演习，向张学良再三示威。张学良肩负国耻家仇，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毅然于1928年底发表通电，宣告东北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史称东北易帜。这样，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张作霖遇难后，东北就像一只换了舵手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航船，东北三省的前途和命运，都系在年轻的统治者张学良身上，当时，他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就是东北向何处去。 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县人，1901年生，张作霖的长子。1919年7月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授予炮兵上校衔。随后晋升旅长，协助张作霖整军。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震威军第三军军长，在山海关一带作战。1925年春，率部进驻天津，升任陆军上将。1928年4月任奉军正太、京汉线总指挥与北伐军作战。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后，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集结于滦河以东。这时27岁的张学良于6月17日秘密回到沈阳，在张作相等元老辅佐下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和东北保安总司令，初步稳定了东北局势。 张学良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集国耻与家仇于一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有了更清醒的认识，7月1日，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绝不妨碍统一，并派代表与蒋介石联络，商谈东北易帜问题。双方达成默契，只要东北改旗易帜，张学良仍然是东北的全权统治者。张学良毅然易帜的决定犹如晴天霹雳，打乱了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日本田中义一首相密电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几度晤见张学良，提出勿与南方妥协的警告。7月19日更把田中的意图面送张学良，其内容有：一、南京国民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地位尚未稳定，东北目前犯不着与南京方面发生联系；二、如果国民政府以武力进攻东北，日本愿意出兵相助；三、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充分接济。 张学良看了田中的三点建议，很冷静地问林久治郎：“我可不可以把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的干涉这项事实报告国民政府？”林久治郎哑然。这种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的手段，在国际社会间，是见不得阳光的。张学良表示：“东三省政治以民意为决定。如果人民主张改制，我是难以抗拒的。” 林久治郎的阴谋失败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冈村中将又会晤张学良，正告张学良不要易帜，否则“关东军是不会坐视不问的”。张学良迫于日本的压力，原定7月24日东三省通电易帜的日子，不得不改期进行。 8月4日，张作霖的葬礼如期开始了。张学良在阵阵哀乐声中走来，他披麻戴孝，双手举着一把燃烧的香，缓缓地跪下，向父亲敬香。他站起身，一眼看见南京政府方面送来的挽联： “噩耗传来，几使山河变色； 兴邦多难，应怜风雨同舟。” 张学良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之情。然而当他看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特使林权助男爵就站在他面前，那冷酷的表情，心中又掀起一层层悲愤的波涛，他预感到与这位特使必将有一场惊心动魄的舌战。 翌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举行宴会欢迎林权助，邀请张学良赴宴。林权助摆出一副强权者的嘴脸，放肆地对一位主权国家的封疆大吏威逼利诱，蛮横无理。林权助首先转达了田中首相的旨意，强调了日本在满蒙有特殊权益，暗示少帅不要“陷入南方人设下的圈套”。张学良在仔细解释了他的处境和打算易帜的意图后，十分有礼貌地告诉他：“对于日本方面的劝告，我固然十分尊重，但决不能因此而违背东三省人民的民意。统一与否，是中国内部的事情，正如我们不关心你们帝国内部的事一样，想必日本友邦对我们国家内部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 “这种比喻是不恰当的！”林权助大声嘶叫道。 “请问什么样的回答才是恰当的呢？”张学良毫不示弱。 “你必须直言相告：是易帜还是不易帜？”林权助大声质问。 “易不易帜，这是我们的内政，贵国是无权干涉的！”张学良驳斥道。 “不对！”林权助站起来，张牙舞爪地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悬挂青天白日旗！”“你这是什么意思？”张学良倏地站起，勃然变色，正告林权助，“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我不愿意看到中国分裂，而愿意中国走向统一。我可以明确地告诉阁下：我的意图以东三省民心之所向为准，我不能违背东三省的民心。” 张学良的答复，令日本特使林权助瞠目结舌，他的强硬手段并未吓住这位年轻气盛的少帅，便灵机一动，缓和语气，以感情色彩较浓的话语说：“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和令尊是好朋友，在私谊上说，我把贵总司令当做自己的子侄，有危险我不能不奉告。” 张学良受到更大的人格侮辱，为了维护国家和自己的尊严，他冷漠地笑答：“我和贵国天皇裕仁同庚，阁下知道不知道？对于阁下的话，我所能奉告的就是这些。”张学良起身告辞。 在东北易帜的背后，反映了日美两国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美国支持蒋介石统一东北。蒋介石和张学良分别通过外交途径争取美英等国的支持，使日本陷于孤立地位。8月，蒋介石命在美国访问的孙科、伍朝枢就近宣布真相，揭露日本干涉东北易帜的行为。 9月，蒋介石派张群以参加阅兵典礼的名义访日，要求日本首相田中不要干涉东北易帜事。11月3日，张学良派莫德惠为特使赴东京参加日皇加冕典礼，终于促使田中对莫表示东北易帜“是中国内政问题”而加以默许。 12月29日，张学良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同时换旗。 至此蒋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他通过二次北伐和东北易帜，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之混乱局面，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枢密顾问官自1888年枢密院设立，至1947年废止，共计有200名。 大木乔任（1888年（明治21年）4月30日 - 1889年（明治22年）12月24日）川村纯义（1888年（明治21年）4月30日 - 1904年（明治37年）8月12日）福冈孝弟（1888年（明治21年）4月30日 - 1919年（大正8年）3月5日）佐佐木高行（1888年（明治21年）4月30日 - 1910年（明治43年）3月2日）寺岛宗则（1888年（明治21年）4月30日 - 1888年（明治21年）5月10日）副岛种臣（1888年（明治21年）4月30日 - 1891年（明治24年）9月10日）佐野常民（1888年（明治21年）4月30日 - 1892年（明治25年）7月14日）东久世通禧（1888年（明治21年）4月30日 - 1890年（明治23年）10月24日）吉井友实（1888年（明治21年）4月30日 - 1891年（明治24年）4月22日）品川弥二郎（1888年（明治21年）4月30日 - 1891年（明治24年）6月1日）胜海舟（1888年（明治21年）4月30日 - 1899年（明治32年）1月21日）河野敏镰（1888年（明治21年）4月30日 - 1892年（明治25年）3月14日）土方久元（1888年（明治21年）5月10日 - 1893年（明治26年）3月9日）吉田清成（1888年（明治21年）5月10日 - 1891年（明治24年）8月3日）元田永孚（1888年（明治21年）5月10日 - 1891年（明治24年）1月22日）鸟尾小弥太（1888年（明治21年）6月14日 - 1890年（明治23年）5月28日）野村靖（1888年（明治21年）11月20日 - 1891年（明治24年）3月26日）黑田清隆（1889年（明治22年）10月25日 - 1892年（明治25年）8月8日）青木周藏（1889年（明治22年）11月8日 - 1889年（明治22年）12月24日）大隈重信（1889年（明治22年）12月24日 - 1891年（明治24年）11月12日）榎本武扬（1890年（明治23年）5月17日 - 1891年（明治24年）5月29日）田中不二麿（1890年（明治23年）6月27日 - 1891年（明治24年）6月1日）井上毅（1890年（明治23年）7月19日 - 1893年（明治26年）3月7日）尾崎忠治（1890年（明治23年）8月21日 - 1905年（明治38年）10月16日）柳原前光（1890年（明治23年）11月18日 - 1891年（明治24年）7月25日）大山岩（1891年（明治24年）5月17日 - 1892年（明治25年）8月8日）东久世通禧（1891年（明治24年）7月21日 - 1892年（明治25年）3月17日）海江田信义（1891年（明治24年）9月5日 - 1906年（明治39年）10月27日）寺岛宗则（1891年（明治24年）9月10日 - 1893年（明治26年）6月7日）西乡从道（1892年（明治25年）1月28日 - 1892年（明治25年）6月30日）山田显义（1892年（明治25年）1月28日 - 1892年（明治25年）11月14日）品川弥二郎（1892年（明治25年）3月11日 - 1892年（明治25年）6月30日）陆奥宗光（1892年（明治25年）3月14日 - 1892年（明治25年）8月8日）副岛种臣（1892年（明治25年）6月8日 - 1905年（明治38年）1月31日）榎本武扬（1892年（明治25年）8月8日 - 1894年（明治27年）1月22日）佐野常民（1892年（明治25年）8月8日 - 1902年（明治35年）12月7日）高岛鞆之助（1892年（明治25年）8月8日 - 1895年（明治28年）9月27日）桦山资纪（1892年（明治25年）8月8日 - 1894年（明治27年）7月17日）田中不二麿（1892年（明治25年）8月17日 - 1909年（明治42年）2月1日）河野敏镰（1893年（明治26年）3月7日 - 1893年（明治26年）11月14日）仁礼景范（1893年（明治26年）3月11日 - 1900年（明治33年）11月22日）野村靖（1893年（明治26年）11月10日 - 1894年（明治27年）10月15日）细川润次郎（1893年（明治26年）11月10日 - 1923年（大正12年）7月20日）河濑真孝（1894年（明治27年）2月10日 - 1919年（大正8年）9月29日）西园寺公望（1894年（明治27年）5月10日 - 1894年（明治27年）10月3日）中牟田仓之助（1894年（明治27年）7月17日 - 1916年（大正5年）3月30日）大鸟圭介（1894年（明治27年）11月10日 - 1911年（明治44年）6月15日）三好重臣（1894年（明治27年）12月18日 - 1897年（明治30年）9月11日）九鬼隆一（1895年（明治28年）6月25日 - 1931年（昭和6年）8月18日）高崎正风（1895年（明治28年）6月25日 - 1912年（明治45年）2月28日）鸟尾小弥太（1895年（明治28年）6月25日 - 1905年（明治38年）4月13日）桦山资纪（1896年（明治29年）6月2日 - 1896年（明治29年）9月20日）西德二郎（1897年（明治30年）3月18日 - 1897年（明治30年）11月6日）杉孙七郎（1897年（明治30年）9月11日 - 1920年（大正9年）5月3日）蜂须贺茂韶（1897年（明治30年）11月6日 - 1918年（大正7年）2月11日）清冈公张（1898年（明治31年）3月18日 - 1901年（明治34年）2月25日）平田东助（1898年（明治31年）11月9日 - 1898年（明治31年）12月2日）高岛鞆之助（1899年（明治32年）2月14日 - 1916年（大正5年）1月11日）伊东巳代治（1899年（明治32年）3月28日 - 1934年（昭和9年）2月19日）品川弥二郎（1899年（明治32年）7月15日 - 1900年（明治33年）2月26日）岩仓具定（1900年（明治33年）2月13日 - 1910年（明治43年）6月16日）野村靖（1900年（明治33年）3月9日 - 1910年（明治43年）1月24日）林友幸（1900年（明治33年）4月16日 - 1907年（明治40年）11月8日）黑田清纲（1900年（明治33年）4月16日 - 1917年（大正6年）3月23日）西德二郎（1901年（明治34年）11月25日 - 1912年（明治45年）3月13日）青木周藏（1901年（明治34年）11月25日 - 1906年（明治39年）1月7日）山县有朋（1903年（明治36年）7月13日 - 1905年（明治38年）12月21日）松方正义（1903年（明治36年）7月13日 - 1917年（大正6年）5月2日）近卫笃麿（1903年（明治36年）12月4日 - 1904年（明治37年）1月2日）桦山资纪（1904年（明治37年）10月21日 - 1922年（大正11年）2月8日）税所笃（1905年（明治38年）4月28日 - 1911年（明治44年）3月2日）伊藤博文（1906年（明治39年）1月9日 - 1910年（明治43年）6月14日）小村寿太郎（1906年（明治39年）1月9日 - 1912年（大正元年）11月26日）金子坚太郎（1906年（明治39年）1月9日 - 1942年（昭和17年）5月16日）末松谦澄（1906年（明治39年）3月3日 - 1920年（大正9年）10月6日）清浦奎吾（1906年（明治39年）4月13日 - 1917年（大正6年）3月20日）曾祢荒助（1906年（明治39年）4月13日 - 1907年（明治40年）9月21日）南部甕男（1906年（明治39年）7月3日 - 1923年（大正12年）9月19日）加藤弘之（1906年（明治39年）12月10日 - 1916年（大正5年）2月9日）本田亲雄（1907年（明治40年）9月21日 - 1910年（明治43年）3月1日）青木周藏（1908年（明治41年）2月6日 - 1914年（大正3年）2月16日）都筑馨六（1909年（明治42年）2月23日 - 1923年（大正12年）7月5日）大给恒（1909年（明治42年）2月23日 - 1911年（明治44年）1月6日）山县有朋（1909年（明治42年）6月14日 - 1910年（明治43年）11月17日）香川敬三（1909年（明治42年）6月16日 - 1915年（大正4年）3月18日）渡边千秋（1909年（明治42年）6月16日 - 1911年（明治44年）4月1日）牧野伸显（1909年（明治42年）11月17日 - 1921年（大正10年）2月19日）芳川显正（1910年（明治43年）2月3日 - 1912年（明治45年）1月9日）松平正直（1910年（明治43年）10月14日 - 1915年（大正4年）4月20日）三浦梧楼（1910年（明治43年）10月14日 - 1924年（大正13年）1月22日）船越卫（1910年（明治43年）10月14日 - 1913年（大正2年）12月23日）滨尾新（1911年（明治44年）8月14日 - 1922年（大正11年）2月15日）花房义质（1911年（明治44年）12月25日 - 1917年（大正6年）7月9日）周布公平（1912年（明治45年）1月9日 - 1913年（大正2年）7月31日）菊池大麓（1912年（明治45年）5月8日 - 1917年（大正6年）8月20日）北垣国道（1912年（明治45年）5月8日 - 1916年（大正5年）1月16日） 曾我佑准（1915年（大正4年）4月27日 - 1923年（大正12年）12月28日）小松原英太郎（1916年（大正5年）1月13日 - 1919年（大正8年）12月26日）穂积陈重（1916年（大正5年）1月26日 - 1925年（大正14年）3月30日）安広伴一郎（1916年（大正5年）3月4日 - 1924年（大正13年）6月22日）冈部长职（1916年（大正5年）4月8日 - 1925年（大正14年）12月27日）黑木为桢（1917年（大正6年）4月27日 - 1923年（大正12年）2月4日）有地品之允（1917年（大正6年）4月27日 - 1919年（大正8年）1月17日）一木喜德郎（1917年（大正6年）8月14日 - 1924年（大正13年）1月14日）久保田让（1917年（大正6年）11月3日 - 1936年（昭和11年）4月14日）富井政章（1918年（大正7年）4月18日 - 1935年（昭和10年）9月14日）芳川显正（1919年（大正8年）3月13日 - 1920年（大正9年）1月10日）井上胜之助（1919年（大正8年）3月13日 - 1929年（昭和4年）11月3日）平山成信（1919年（大正8年）10月27日 - 1929年（昭和4年）9月25日）石黑忠悳（1920年（大正9年）2月17日 - 1936年（昭和11年）12月24日）有松英义（1920年（大正9年）2月17日 - 1927年（昭和2年）9月25日）珍田舍巳（1920年（大正9年）10月22日 - 1929年（昭和4年）1月16日）松冈康毅（1920年（大正9年）10月22日 - 1923年（大正12年）9月5日）仓富勇三郎（1920年（大正9年）10月22日 - 1925年（大正14年）12月28日）中村雄次郎（1922年（大正11年）2月15日 - 1928年（昭和3年）10月20日）山县伊三郎（1922年（大正11年）11月4日 - 1927年（昭和2年）9月24日）山川健次郎（1923年（大正12年）2月26日 - 1931年（昭和6年）6月26日）武井守正（1923年（大正12年）7月12日 - 1926年（大正15年）12月4日）目贺田种太郎（1923年（大正12年）9月26日 - 1926年（大正15年）9月10日）仲小路廉（1923年（大正12年）9月26日 - 1924年（大正13年）1月17日）大森锺一（1923年（大正12年）9月26日 - 1927年（昭和2年）3月3日）黒田长成（1924年（大正13年）1月14日 - 1939年（昭和14年）8月14日）古市公威（1924年（大正13年）1月14日 - 1934年（昭和9年）1月28日）平沼骐一郎（1924年（大正13年）2月2日 - 1926年（大正15年）4月12日）松室致（1924年（大正13年）4月5日 - 1931年（昭和6年）2月16日）江木千之（1924年（大正13年）6月28日 - 1932年（昭和7年）8月22日）内田康哉（1925年（大正14年）3月30日 - 1929年（昭和4年）6月26日）八代六郎（1925年（大正14年）12月28日 - 1930年（昭和5年）6月30日）樱井锭二（1926年（大正15年）1月19日 - 1939年（昭和14年）1月28日）田健治郎（1926年（大正15年）5月10日 - 1930年（昭和5年）11月16日）荒井贤太郎（1926年（大正15年）10月2日 - 1936年（昭和11年）3月13日） 河合操（1927年（昭和2年）5月18日 - 1941年（昭和16年）10月11日）石原健三（1927年（昭和2年）5月18日 - 1936年（昭和11年）9月4日）斋藤实（1927年（昭和2年）12月17日 - 1929年（昭和4年）8月17日）镰田荣吉（1927年（昭和2年）12月17日 - 1934年（昭和9年）2月5日）铃木贯太郎（1929年（昭和4年）2月14日 - 1940年（昭和15年）6月24日）石井菊次郎（1929年（昭和4年）2月14日 - 1945年（昭和20年）5月25日）水町袈裟六（1929年（昭和4年）11月22日 - 1934年（昭和9年）7月10日）冈田良平（1929年（昭和4年）11月22日 - 1934年（昭和9年）3月23日）福田雅太郎（1930年（昭和5年）4月18日 - 1932年（昭和7年）6月1日）有马良橘（1931年（昭和6年）12月26日 - 1944年（昭和19年）5月1日）原嘉道（1931年（昭和6年）12月26日 - 1938年（昭和13年）2月3日）洼田静太郎（1932年（昭和7年）1月27日 - 1946年（昭和21年）10月6日）栗野慎一郎（1932年（昭和7年）1月27日 - 1937年（昭和12年）11月15日）元田肇（1932年（昭和7年）1月27日 - 1938年（昭和13年）10月1日）铃木庄六（1932年（昭和7年）7月28日 - 1940年（昭和15年）2月20日）石冢英藏（1934年（昭和9年）3月29日 - 1942年（昭和17年）7月28日）阪本钐之助（1934年（昭和9年）3月29日 - 1936年（昭和11年）12月16日）石渡敏一（1934年（昭和9年）3月29日 - 1937年（昭和12年）11月18日）清水澄（1934年（昭和9年）6月15日 - 1944年（昭和19年）8月10日）藤沢几之辅（1934年（昭和9年）6月15日 - 1940年（昭和15年）4月3日）林权助（1934年（昭和9年）7月17日 - 1939年（昭和14年）6月27日）上山满之进（1935年（昭和10年）12月9日 - 1938年（昭和13年）7月30日）南弘（1936年（昭和11年）12月24日 - 1946年（昭和21年）2月8日）田中隆三（1936年（昭和11年）12月24日 - 1940年（昭和15年）12月6日）奈良武次（1937年（昭和12年）5月14日 - 1946年（昭和21年）4月17日）荒木寅三郎（1937年（昭和12年）5月14日 - 1942年（昭和17年）1月28日）松井庆四郎（1938年（昭和13年）2月3日 - 1946年（昭和21年）6月4日）菅原通敬（1938年（昭和13年）2月3日 - 1946年（昭和21年）12月18日）松浦镇次郎（1938年（昭和13年）2月3日 - 1940年（昭和15年）1月16日）潮惠之辅（1938年（昭和13年）12月6日 - 1946年（昭和21年）6月13日）林赖三郎（1938年（昭和13年）12月6日 - 1947年（昭和22年）5月2日）深井英五（1938年（昭和13年）12月6日 - 1945年（昭和20年）10月21日）真野文二（1939年（昭和14年）8月26日 - 1946年（昭和21年）10月17日）二上兵治（1939年（昭和14年）8月26日 - 1945年（昭和20年）11月19日）渡辺千冬（1939年（昭和14年）8月26日 - 1940年（昭和15年）4月18日）大岛健一（1940年（昭和15年）4月17日 - 1946年（昭和21年）4月17日）小幡酉吉（1940年（昭和15年）4月17日 - 1947年（昭和22年）5月2日）竹越与三郎（1940年（昭和15年）4月17日 - 1947年（昭和22年）5月2日）三土忠造（1940年（昭和15年）7月24日 - 1946年（昭和21年）1月13日）松浦镇次郎（1940年（昭和15年）7月24日 - 1945年（昭和20年）9月28日）伊泽多喜男（1940年（昭和15年）12月26日 - 1947年（昭和22年）5月2日）池田成彬（1941年（昭和16年）10月30日 - 1945年（昭和20年）12月18日）南次郎（1942年（昭和17年）5月29日 - 1945年（昭和20年）3月29日）泉二新熊（1942年（昭和17年）5月29日 - 1946年（昭和21年）4月17日）平生釟三郎（1943年（昭和18年）4月28日 - 1945年（昭和20年）11月27日）野村吉三郎（1944年（昭和19年）5月18日 - 1946年（昭和21年）6月13日）百武三郎（1944年（昭和19年）9月1日 - 1946年（昭和21年）4月17日）樱内幸雄（1945年（昭和20年）5月19日 - 1946年（昭和21年）4月17日）本庄繁（1945年（昭和20年）5月19日 - 1945年（昭和20年）11月20日）芳泽谦吉（1945年（昭和20年）8月7日 - 1946年（昭和21年）4月17日）河原春作（1945年（昭和20年）11月20日 - 1947年（昭和22年）5月2日）井坂孝（1945年（昭和20年）11月20日 - 1946年（昭和21年）6月13日）美浓部达吉（1946年（昭和21年）1月26日 - 1947年（昭和22年）5月2日）远藤源六（1946年（昭和21年）3月19日 - 1947年（昭和22年）5月2日）関屋贞三郎（1946年（昭和21年）3月19日 - 1947年（昭和22年）5月2日）币原坦（1946年（昭和21年）3月19日 - 1947年（昭和22年）5月2日）大平驹槌（1946年（昭和21年）3月19日 - 1947年（昭和22年）5月2日）林毅陆（1946年（昭和21年）6月10日 - 1947年（昭和22年）5月2日）河本文一（1946年（昭和21年）6月10日 - 1947年（昭和22年）5月2日）西野元（1946年（昭和21年）6月10日 - 1947年（昭和22年）5月2日）松平恒雄（1946年（昭和21年）6月10日 - 1947年（昭和22年）3月27日）桦山爱辅（1946年（昭和21年）6月10日 - 1947年（昭和22年）5月2日）藤沼庄平（1946年（昭和21年）7月12日 - 1947年（昭和22年）3月12日）柳田国男（1946年（昭和21年）7月12日 - 1947年（昭和22年）5月2日）小坂顺造（1946年（昭和21年）8月29日 - 1947年（昭和22年）5月2日）佐藤尚武（1946年（昭和21年）11月28日 - 1947年（昭和22年）5月2日）加藤正治（1947年（昭和22年）1月7日 - 1947年（昭和22年）5月2日）中川望（1947年（昭和22年）1月9日 - 1947年（昭和22年）5月2日）八田善之进（1947年（昭和22年）1月9日 - 1947年（昭和22年）5月2日）

俄占时期 　　姓名 任期始于 任期止于 1 阿列克塞耶夫 1899年8月16日 1905年 日占时期 　　姓名 任期始于 任期止于 1 大岛义昌 1905年10月10日 1912年4月26日 2 福岛安正 1912年4月26日 1914年9月15日 3 中村觉 1914年9月15日 1917年7月31日 4 中村雄次郎 1917年7月31日 1919年4月12日 5 林权助 1919年4月12日 1920年5月24日 6 山县伊三郎 1920年5月24日 1922年9月8日 7 伊集院彦吉 1922年9月8日 1923年9月19日 8 儿玉秀雄 1923年9月26日 1927年12月17日 9 木下谦次郎 1927年12月17日 1929年8月17日 10 太田政弘 1929年8月17日 1931年1月16日 11 冢本清治 1931年1月16日 1932年1月11日 12 山冈万之助 1932年1月11日 1932年8月8日 13 武藤信义 1932年8月8日 1933年7月28日 14 菱刈隆 1933年7月28日 1934年12月10日 15 南次郎 1934年12月10日 1936年3月6日 16 植田谦吉 1936年3月6日 1939年9月7日 17 梅津美治郎 1939年9月7日 1944年7月18日 18 山田乙三 1944年7月18日 1945年8月28日 苏占时期 　　姓名 任期始于 任期止于 1 伊万·伊里奇·柳金科夫 1945年 1947年 2 别洛博罗多夫 1947年 1953年

伊藤博文是近200年来亚洲少有的政治家！幸亏被干掉了！否则以他的那套对大陆政策，会导致中国几股势力不相上下……革命不停、内战不息......有的打呢！后来的鬼子们急功近利不在玩外交拉拢那一套了，直接干我天朝！结果就是中国大一统！成为东亚巨龙U0001f60a

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朝鲜哲宗九年）六月初七日，李完用出生于朝鲜京畿道广州。他本贯牛峰李氏（牛峰在今朝鲜黄海北道金川郡），父亲叫李奭俊，原名李镐奭。后来他被过继给同族李镐俊为养子。他还有一个庶兄李允用，是兴宣大院君的女婿。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高宗十九年），李完用参加科举考试，获增广文科丙科及第，除授待教。李完用虽然受汉学教育，却是在开化思潮下影响的一代人，他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高宗二十三年）进入美国人教学的育英公院学习英语，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光绪十三年（1887年，高宗二十四年）七月，李完用被任命为参赞官，随全权大臣朴定阳出使美国。 次年五月因病返国。经过这次美国之行，李完用成为了亲美的人物。李完用归国后被任命为电报局会办，随后历任吏曹参议、外衙门参议、内务府参议、承旨、内务府协办、吏曹参判、育英公院办理等官职。开国五百三年（1894年）八月被起复为驻日全权公使，但被他以疾病推辞。同年十一月，李完用参加了金弘集内阁，任外务协办。次年五月朴定阳组阁，他被擢升为学部大臣。当时日本挟甲午战争打败清朝之威而控制朝鲜，被日本赶下台的闵妃准备拉拢西方势力，从日本人和亲日派手中夺回政权。李完用在这个时候就投靠了闵妃集团，他经常在俄、美使馆区的贞洞一带活动，视为“贞洞派”（亲欧美派）的中坚人物。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八月二十日，“贞洞派”的实际领袖闵妃在景福宫中被日本浪人暗杀，是为“乙未事变”，同时日本重建了朝鲜亲日政权。李完用作为贞洞派要员在当天即被免职。李完用急忙找到美国驻朝公使安连（Allen.H.N，即霍勒斯·艾伦），躲进了美国公使馆。同时他又积极与其他“贞洞派”官僚策划政变，企图夺回政权。李完用和李允用兄弟参与了当年十月十二日发生的春生门事件，结果被亲日政权击溃，李完用又一次躲进了美国公使馆。后来他又出入俄国公使馆，与俄国公使韦贝尔（Вебер）及亲俄派领袖李范晋等人频繁接洽，企图把日本控制下的高宗李熙转移至俄国公使馆中。建阳元年（1896年）2月11日，这个计划终于成功，高宗逃到了俄国公使馆并宣布逮捕金弘集等亲日大臣，史称“俄馆播迁”。亲日内阁垮台后，由金炳始出面组建亲俄内阁，李完用在俄馆播迁中立下大功，所以在俄馆播迁当天即被任命为外部大臣，后来又把李范晋排挤出内阁，一时成为当时朝鲜炙手可热的人物。李完用在做外部大臣期间，向俄国、美国、法国、德国等欧美列强出卖了大量国家主权，所以有史家说：“完用辈之卖国手腕，不待庚戌（1910）之末日，而已见于移跸俄馆之日矣。” 同时，李完用又积极支持美国籍的徐载弼建立独立协会，他自己则任独立协会的二把手——委员长，他在独立协会期间逐渐抛弃俄国，完全倒向美国，在集会演讲时曾说过“朝鲜如果不依靠美国就会是波兰的下场” ，他拒绝了俄国关于咸镜道一带矿山采掘权的要求，甚至企图阻挠俄国人派遣军事顾问。俄国公使韦贝尔对于李完用的背叛十分恼火，向高宗施压，要求驱逐李完用，李完用于建阳二年（1897年）被调任为学部大臣，而亲俄的闵种默则接替外部大臣一职。 俄国仍不满足，继续施压，同年9月李完用左迁平安南道观察使，20余日后调回中央任中枢院议官及秘书院卿，这些其实都是闲职，表明李完用已经远离政治中心了。李完用在独立协会的影响下背俄投美，但他与独立协会中以尹致昊为首的民间人士对立逐渐加剧。大韩帝国光武二年（1898年）2月27日，独立协会举行改选，李完用接替安駉寿出任第二任会长。3月11日，李完用被外放为全罗北道观察使，由尹致昊担任代理会长。尹致昊趁李完用不在大肆宣传他任外部大臣时割让利权的行径，因此李完用为独立协会会员所不容。7月17日，独立协会召开大会，一致决定将李完用开除出会。光武五年（1901年）李完用回京，此后就一直任宫内府特进官。这完全是一个类似顾问的闲差，此时的李完用处在他政治生涯的最低谷。 光武八年（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强迫大韩帝国签订《日韩议定书》，将韩国拉进日本阵营。随着日本在战场上的胜利，失势已久的李完用转而投靠日本，摇身一变成为亲日派领袖。光武九年（1905年）9月18日，李完用被任命为学部大臣，重新跻身中枢。 日本胜利以后，打算将韩国变为其保护国，于是在11月派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来到韩国，强迫韩国政府缔结保护条约。伊藤博文抵达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以后，便重金收买了李完用等人，要他们促成缔约。光武九年（1905年）11月17日下午3时，大韩帝国政府大臣在庆运宫漱玉轩召开御前会议，参政大臣（总理大臣）韩圭卨坚决反对同意日本提出的条约，其他大臣也跟着反对，只有李完用独自说道：“这种条约，如果不缔结那就是万幸了；一旦缔结的话，还是修改几句为好。”结果遭到韩圭卨的痛斥，说他不该有这种念头，李完用被迫表示拒绝缔约。 当天晚上，数万日军开进庆运宫，伊藤博文及驻韩日军司令官长谷川好道入宫，强迫韩国政府缔约。韩国高宗皇帝称病不去，由政府八大臣负责接待伊藤一行。在会议上，伊藤博文拿出事先拟好的条款，强迫韩国政府同意。李完用及外部大臣朴齐纯、内部大臣李址镕、军部大臣李根泽、农商工部大臣权重显写下“可”字，而参政大臣韩圭卨、度支部大臣闵泳绮、法部大臣李夏荣则写下“否”字。 其中韩圭卨抗议最烈，最后被日本兵强制拖出宫廷，拘禁他处。伊藤博文以5人对3人宣布缔结条约，李完用又要求在条约上加上保护皇室康宁之句，得到伊藤的同意。 最终朴齐纯代表韩国政府与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签订了《日韩保护协约》（第二次日韩协约，又称“乙巳条约”），韩国丧失了外交权，沦为了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乙巳保护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开以后，韩国举国舆论哗然。李完用及其他4名同意缔结条约的大臣被百姓骂为“乙巳五贼”，李完用的家在第2天就遭人纵火。 大臣们纷纷上疏痛斥李完用等“乙巳五贼”的卖国行径，要求皇帝废除条约，严加惩办李完用等人，闵泳焕、赵秉世等大臣更是自杀殉国。反日义兵运动也随之兴起。不过当时人们把外部大臣朴齐纯当做祸首，韩国人对李完用的仇视还不是很深。李完用真正遭到全国一致唾弃仇恨的，则是光武十一年（1907年）逼退高宗的事件。李完用其实早就主张废黜高宗。在光武十年（1906年）12月10日，在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回国时，李完用访问驻韩日军司令长谷川好道，向他进言道“相信伊藤统监重新回到韩国时，设法矫正陛下的性格，为使国政改善取得成效而热心尽力，但是，归根到底充分了解陛下的性格后，无疑认为最终还是无法挽救的。我们也懂得，虽然凭借多年的君臣之情谊，采取种种手段努力改变圣意，可是到底无补于事。相信作为最后手段则唯有采取正如其实例见于本国历史那样废立之举。不过，如果这事公开和日本方面商谈，得到其同意，那么事态会变得非常麻烦。要紧的是，只是由我们3、4名同志坚决实行，以免累及日本。可是，至少必须事前求得日方的同情。”对此，长谷川以时机尚早为由未曾予以承诺，但认为“不得不预先心里有所准备”，对李完用的用意示以理解。 由此李完用更加得到日本人的赏识。当时朴齐纯内阁软弱无力，统监伊藤博文属意唯日本马首是瞻的李完用担任新任参政（总理）大臣，建立更加亲日的新政府。光武十一年（1907年）5月22日下午4时，伊藤博文进宫谒见高宗皇帝，说李完用是对韩日关系进展与“施政改善”推进方面的合适人选，极力推荐其为参政大臣。虽然高宗以其年龄、经历及一般舆论等为由，明确表示反对，但是伊藤断定一般舆论丝毫不能成为其基准，历数至今为止高宗的排日活动，以此堵住高宗的嘴巴。下午7点，在伊藤的要挟下，高宗迫不得已召见李完用，下令组阁。 就这样，李完用在伊藤博文的支持下由学部大臣擢升为议政府参政大臣，取代了朴齐纯；6月14日，在日本人的“建议”下，高宗下诏废除延续数百年的议政府制度，仿效日本实行内阁制，李完用为大韩帝国首任内阁总理大臣。 日本此举的目的是透过限制反日的高宗皇帝的君权，来扩大李完用傀儡内阁的权力，以便日本的侵略。高宗对伊藤及李完用内阁极其不满，即使李完用进宫谒见，高宗也称病拒绝，每天老泪充眼，悲不自胜。 高宗自然不甘心受日本人摆布，他在早些时候秘密派遣李相卨、李儁、李玮钟到荷兰海牙，希望他们在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上向全世界控诉日本的侵略暴行，收复韩国的主权。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海牙密使事件暴露，高宗的委任状及亲笔信也落入日本人的手中。伊藤博文闻讯后勃然大怒，立刻招来李完用，对他说：“韩皇既然自己无视保护条约而对宗主国谋叛，此时日本便有充分的理由对韩国立刻宣战。阁下宜以首相之职责奏闻韩皇，促其作出‘决断"”。 所谓“决断”就是高宗退位，也就是说李完用上年就酝酿好的废黜高宗的想法将在此时实现。伊藤博文逼退高宗的计划并不是由他本人出面进行，而是操纵李完用等展开逼宫，这点在他于7月7日向日本政府的报告中说的很清楚：“本官深切留意于退位一事，倘使韩人做出过于轻率之举动，而其责任则归于日本，如此情况是绝对不允许的。” 伊藤指使总理大臣李完用、农商工部大臣宋秉畯等人逼宫，又嗾使韩国亲日组织“一进会”在民间展开支持高宗退位的活动。李完用内阁从7月7日到18日举行了3次御前会议，会上李完用和宋秉畯两人交相威胁高宗退位。同时李完用还强迫内阁其他大臣和他们一起逼退高宗。7月17日午后，李完用等7大臣入宫，又一次逼高宗退位。高宗拍案大怒道：“朕宁死决不退位！卿等将朕欲卖与统监乎！”就这样骂了很久，李完用等人被迫退出。次日日本外相林董来韩，扬言宣战。高宗被迫同意下诏“将军国大事委托皇太子代理”。日本却伪称韩国皇帝已经退位。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20日，在位44年的高宗李熙禅位于皇太子李坧即位，改元“隆熙”，是为纯宗。在禅让仪式上，宫内府大臣朴泳孝等人企图扑杀李完用，但事泄失败。高宗退位后4日，伊藤博文又胁迫李完用签订一个新的条约，这个条约的内容是解散韩国的军队。“乙巳五贼”中的其他人已经不想再干这种卖国勾当，但李完用竟然答应了伊藤博文的要求，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同意并单独在条约上签字，史称《丁未七款条约》（第三次日韩协约）。经过逼退高宗、解散军队等事件之后，李完用继乙巳勒约之后再次遭到了全国的唾弃。当时逼退高宗的七大臣被称为“丁未七贼”，李完用作为“七贼”之首而遭到人们攻击。在高宗退位仪式上，就有一个叫李炳鼎的宦官痛骂李完用道：“大监世臣也，立朝三十年，义则君臣，恩犹父子，今日此举，乃大监之成功乎！”结果就被当场拿下。 汉城市民听说李完用勾结日本逼退高宗以后，怒发冲冠，再次捣毁了李完用的住宅，并将李完用祖宗八代的神主全部焚烧。李完用一家被迫逃到宋秉畯家寄居（宋秉畯住在泥岘日本人聚居区，较为安全），极为狼狈。 李完用在钟路上行走，旁边一群儿童不停骂他“卖国奴”。就连李完用的儿子李升九也感到羞耻，自杀了。据说李升九自杀后，李完用又霸占了他的媳妇任氏，翁媳通奸一时传得沸沸扬扬。 此时的李完用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日本人对他的待遇非常优厚，日本于隆熙二年（1908年）赏给他十万日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不久后又授给他“旭日桐花章”，以示表彰。自此李完用就更加死心塌地的投效日本，积极推动日本对韩国的吞并。他对于日本的一系列要求完全没有异议，于是他就任总理以后短短一两年时间，韩国的军队被解散，法部和军部被废止，东洋拓殖会社夺取了韩国大片土地的开垦权。隆熙二年（1908年），李完用奏请关闭祭祀明朝皇帝的大报坛，坊间普遍认为忘明朝之恩是不祥之兆（历史上中国明朝曾在壬辰倭乱期间救援朝鲜抵抗日本侵略）。 果然，隆熙三年（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被韩国爱国志士安重根枪杀；12月22日，李完用应邀前赴汉城明洞教堂，悼念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刚从教堂出来时，遭到李在明抽刀行刺，车夫朴元文被刺死，李完用受重伤。李完用遂前往京畿道温阳温泉疗养。途中警备甚严，李完用只带了他的寡媳任氏去温阳。这时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合邦论”都甚嚣尘上。韩国方面的宋秉畯、李容九等一进会头目已经开始策划“合邦请愿运动”，隆熙四年（1910年）春，反对合邦的声音已经逐渐被压下来，日本也着手正式吞并韩国。2月，日本首相桂太郎发照会，嘉奖一进会的“贡献”。李完用在温阳养病，没能“躬逢其盛”，心中十分忌恨。尽管一进会气焰很盛，但日本遇到关键问题还是得找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隆熙四年（1910年）6月，日本的韩国统监府打算废除韩国的警察，但韩国内阁中（当时的内阁只剩四个部）度支部大臣高永喜和学部大臣李容稙表示反对。日本人遂派人到温阳征询李完用的意见。实际上日本人知道李完用对于日本的侵略政策从来就没反对过才来找他。李完用点头之后，韩国的警察机构就消失了。隆熙四年（1910年）7月23日，新任韩国统监寺内正毅来到汉城，而他此行的目的正是为了彻底灭亡韩国。他准备利用李完用和宋秉畯之间的矛盾，实现对韩国的迅速吞并。他命令在日本的宋秉畯在下关待命，一旦李完用内阁对于合邦有支吾之词的话，就立刻召来宋秉畯，由他取代李完用组阁。果然，李完用听说后十分慌张，于7月29日拖着尚未痊愈的身子回到汉城，抢在宋秉畯之前与日本接洽合并事宜。他走的时候有家人劝他辞去官职，李完用说：“我为国民怨府久矣，退则有祸，宁始终依日以自保也。” 8月16日上午9时，李完用和农商工部大臣赵重应前往拜访寺内正毅，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密谈。新闻记者闻讯后赶来采访，统监府当局却声称“两大臣为了慰问日本水灾来拜访”。次日，韩国各大报纸均报导了李完用因慰问日本水灾去拜访寺内正毅的消息。事实上，这次密谈就是日韩合并相关会谈的序幕。在当天的密谈中，寺内正毅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合并的要求，李完用和赵重应竟然没有意见。唯一地，就是李完用提出合并后的两个要求：一、保留韩国的国号（日方打算在合并后改“韩国”国号为“朝鲜”）；二、将皇帝（纯宗）、太皇帝（高宗）在合并后封为公爵，以免过分刺激民心。寺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当夜，李完用又一次找到寺内，并对他表示如果不答应他的两项要求的话就拒绝签约。寺内表示改“韩国”为“朝鲜”是日本内阁的决议，无法收回；至于对韩国皇帝、太皇帝的待遇问题，不只封公，就算封王都可以。次日，寺内正毅电告日本政府他拟出的条款及将韩国君主封王的问题，日本内阁表示同意并予以批准。当然，这一切都是李完用和寺内正毅的秘密交涉，当时外人并不知晓。隆熙四年（1910年）8月18日，李完用在韩国内阁会议上公开讨论寺内正毅提出的条款，由于当时的内阁大臣几乎都是亲日派，所以都同意合邦，唯独学部大臣李容稙誓死反对，条款竟未得到通过。李完用对此十分慌张，他害怕一旦合并条约不能迅速达成，一则使秘密外泄，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又会有性命之忧；二则被日本赶下台，让宋秉畯夺权。因此他四处奔走，游说其他高官和元老同意日韩合并。两位外戚闵丙奭和尹德荣在李完用的威胁利诱之下由反对合邦变为同意，这就为李完用加了重重的砝码。21日夜晚，李完用去找纯宗皇帝，告知合邦之事，纯宗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痛苦地同意了李完用的要求，李完用走出以后，纯宗就掩面哭泣。接着，李完用又去德寿宫谒见太皇帝（太上皇）高宗，高宗平静地表示：我是个不能参与政治的人，对合邦不便发表意见，一切皆由皇帝和大臣们商量吧。李完用欣喜若狂，急奔而出。高宗则在他走后仰天长叹，痛哭失声。8月22日下午1时，朝鲜王朝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地点在昌德宫之兴福轩。会上除了韩国的皇族和大臣以外，还有两个日本人——小宫宫内和国分象太郎参与以监视会议。日本的军、警、宪也对汉城全城进行戒严，会议是在警备森严、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李完用在会议上说明日韩合邦已经不可避免，并说经过与统监府的交涉，内阁全体大臣一致赞成合邦。政界元老金允植及皇族代表李载冕也没有强硬反对而被迫同意，其他皇族和大臣看见皇帝如此，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会议遂匆匆结束。而誓死反对合邦的学部大臣李容稙则被李完用有意不通知出席会议，他后来听说后，只能捶胸顿足地痛哭而已。 李完用拿着纯宗皇帝授予的委任状赶往统监府，和农商工部大臣赵重应向统监寺内正毅报到，并于下午4时以大韩帝国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在合并条约上签字，寺内正毅代表日本政府也签了字，《日韩合并条约》在寺内正毅的颐指气使、李完用的一手包办下终于签订了。至此，大韩帝国暨五百多年的李氏王朝为日本所灭，朝鲜半岛也开始了长达36年的殖民地时代。 作为《日韩合并条约》的韩方主导者，李完用与参与此事的另外七位内阁大臣被合称为“庚戌国贼”。8月29日，条约正式生效，大韩帝国灭亡。日本的朝鲜总督府开始进行殖民统治。韩国的称呼也被恢复为“朝鲜”。李完用的待遇自然不菲，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纯宗三年）10月1日颁布的“总督府官制”中，李完用被任命为中枢院顾问，10月7日被封为日本帝国的伯爵，位列华族，并颁给恩赐金15万元。此后李完用又投身于“日鲜融化”的事业中。大正五年（1916年，纯宗九年），日本宣布朝鲜李王世子李垠与日本皇室之梨本宫方子订婚的消息时，李完用于8月4日在《每日申报》上撰文，回顾了他在合并前与伊藤博文提出的联姻建议及他在日朝皇室间“穿针引线”的作用，并公开提出了“内鲜同化”（内，指日本本土）的口号。 大正八年（1919年，纯宗十二年）1月27日，李完用被任命为中枢院副议长。 在这一年发生“三一运动”，孙秉熙等宗教领袖甚至寄希望于李完用出面呼吁独立，李完用直言不讳的告诉他：如果独立实现了，我的脑袋就没了。 在三一运动过程中，李完用先后三次发表对独立运动的警告文。由于他对日本忠心耿耿，日本于大正九年（1920年，纯宗十三年）晋封他为侯爵。此时的李完用非常得意，他还出任一连串亲日组织的名誉会长或顾问的职位。但他的内心却十分恐惧，因为作为头号卖国贼，他是众多朝鲜爱国志士仇恨的对象，他在大韩帝国时期除了李在明暗杀事件以外，他还曾遭到李铎、李东秀等人的暗杀，因此有人说他患上了“刺客恐惧症”。合并以后，李完用的警备异常森严，但仍有人不断试图暗杀他。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公布的“七可杀”中，李完用就被列入其中。 大正十年（1921年，纯宗十四年）10月8日，李完用遭到了韩宗河的炸弹袭击，大正十四年（1925年，纯宗十八年）12月16日又遭李荣九暗杀，不过两次暗杀事件他都毫无发损。大正十五年（1926年，纯宗十九年）2月11日，李完用死于肺炎（当年被李在明暗杀时伤及半边胸部，以致失去机能，被认为是远因）。日本追授他大勋位菊花大绶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朝鲜李王家以外唯一受此勋的朝鲜人。

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子承父业，当时日本给其重压，要求签订卖国条约，东北军内部，亲日派，等极不稳定，当时全国局势中，以蒋介石的势力及名声最大，经张学良与蒋介石秘密联系，双方达成共识，张宣称归顺蒋，从此，在形式上，中国南北统一。

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一生经历了两次惊险的逃难：一次是“百日维新”失败，追随康有为亡命海外；一次是潜赴广西组织军务院，领导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耐人寻味的是，这两次逃难都得到了日本人的大力协助。 1898年9月21日凌晨，不知已被出卖的梁启超，正和谭嗣同对坐床上，高谈阔论待袁世凯诛杀荣禄、光绪皇帝大权独揽后如何大展鸿图。不料忽然传来了清兵查抄南海会馆和康广仁已经被捕（康有为已于9月20日出逃）的消息，接着又有人告诉他们火车停开，城里侦探密布。他们知道大势不好，梁启超在力劝谭嗣同一起逃走不成后，只身逃入日本使馆。由于梁不谙日语，所以只能和当时的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笔谈。林权助后来写了过一本《我的七十年》，详细描述了当时的一幕： “梁马上自己写出下面文字：‘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若君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 “我决断地说：‘可以，君说的二事，我的确承担。"我又说：‘你为什么要去死呢？试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变，什么时候都好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啊！"” “梁听了我的话，暗暗落泪，同时仓皇而去，……到了夜晚，公使馆门口骚闹着。我正在奇怪的一刹那，梁飞快地跑了进来，那么这个问题便搁在我们身上了。我无论如何，把梁放进一个屋子里。” 接下来的几天更为惊险。这时的北京街头，一片混乱，捕人的叫喊声令人毛骨悚然。日本大使馆周围更是人声嘈杂，梁启超心惊肉跳，不知何时才能逃出虎口。9月22日晚，梁启超剪掉辫子，换上西服，在林权助的帮助下，逃到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隐藏起来。 天津是慈禧的亲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的地盘，戒备森严。一连几天，领事馆门都有暗探监视，梁无法脱身。9月25日晚，梁启超等四人乘着夜暗，偷偷潜出领事馆上了海河上的一条日本船。不料却被清廷巡警赶上，不让该船行进。船上的日本人强行开航，26日早晨抵达塘沽，梁一行人上了一艘日本军舰。沿着河岸骑马追击的巡警因为不敢和日本军舰发生冲突，另外也没有接到上司的命令，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梁逃之夭夭。上午九点多，直隶提督聂士成赶到，得知逃犯（当时聂误把梁启超当成康有为）已经躲入军舰，顿时暴跳如雷，一定要登舰抓人，被部下苦苦劝住。不久荣禄又派人交涉，要求放人，被日本舰长一口拒绝。下午军舰启航驶返日本，梁启超才算放下心来 梁启超的第二次逃难已经是十八年后的1916年的早春时节了。当时他的学生蔡锷已经率护国军出师讨袁，战斗在四川呈胶着状态。坐镇上海的梁启超焦灼万分，忧心不已。他决定前往广西策动广西将军陆荣廷响应云南，宣布起义。 日本人的耳报神真快。3月1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就去拜访梁启超。在他的安排下，3月4日，梁启超等一行七人，乘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邮船离沪南下。为了防范袁世凯密探的侦察，梁启超日夜蛰伏在舱底锅炉旁一间贮存邮件的小房内。船外大雪纷飞，舱底小屋中的梁启超却挥汗如雨。只是到了深夜，“群动尽息”，他才能“窃蹑舷栏，一晌凭眺”，到甲板上透一口气。 3月7日，船到香港。港英当局受袁政府的委托，立即派巡捕登船严加搜查，梁启超在船底侥幸躲过。此后两天，日本驻粤武官、驻港领事、邮船会社和三井洋行的负责人都跑到舱下探望梁，态度亲切而又周到。3月12日，化装为日本人的梁启超通过一条小火轮偷渡妙义山丸上。梁一到达，妙义山丸就鼓动机轮立刻开走，一刻也不耽搁。在这条破旧肮脏的运煤船上，日本人早已为梁布置了一间干净舒适的精室，饮食供应特别丰美。3月15日，船抵达越南海防附近的产煤地洪崖，为了躲避法国殖民当局的搜捕，早有一位日本商人携带两名日本妇女在此等候，乘着天黑夜雨的机会，掩护梁启超偷偷上了他的游艇。然后他们装作游览的样子，在海上迂回曲折地漂泊了一天一夜，终于在16日夜间到达海防。横山把梁启超隐藏在自己的牧场里。在这里，梁启超又患上了一种极危险的热病，如果不是横山及时用草药救治，梁启超可能就要客死异乡了。十天之后，梁启超通过镇南关进入广西。 梁启超的广西之行，历尽千辛万苦，用他自己的话说，真好比“小小一部冒险小说”。但日本人如此关心中国的事情，布置得如此细密周到，也让他感到了极大的震惊。尤其是在不到一年之前，他因为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刚刚和日本政府撕破脸皮。日本政府通过其报纸污蔑梁启超接受了德国的贿赂，还指责他“忘恩负义”。梁启超则反驳说，难道日本人要让我“日思引外人以扰乱祖国而始为报恩”吗？他还正告日本：“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日本人这么快就捐弃前嫌，这让梁启超深深地体会到日本的心机之重。因为梁启超知道，帮助他的都是外交官，没有东京的同意，他们不可能单纯出于个人的同情伸出援助之手的。 其实，只要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一贯政策来看，就不难理解了日本人的行为了。日本一直把侵略中国作为自己繁荣富强的不二法门，甚至梦想“迁都北京”。所以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无论何人、何事、何因，只要客观上能使中国陷入分裂和混乱，它都愿意支持。在护国战争中也是这样，日本政府一方面支持袁世凯，另一方面也支持护国军，目的就是想使中国的内战和分裂长期化。 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在其《民族主义》一书中曾经给民族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民族主义就是致力于实现自己的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从日本人两次帮助梁启超逃难的过程来看，日本人在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方面，确实作到了脚踏实地，不尚空谈，深谋远虑！中国时下以“民族主义者”自诩的“愤青”们，在“实现自己的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方面，和日本人一丝不苟的功夫比起来的确差远了

职员表 原著 金日成 导演 严吉善 编剧 白头山创作团 摄影 郑益汉 配乐 李学范 演员表 角色 演员 备注 安重根 李仁文 近代朝鲜爱国烈士 伊藤博文 黄永日 前日本首相,侵略朝鲜的元凶 金氏 全正姬 安重根之妻 吴敬植 郑义谦 安重根的朋友,一名新闻记者 金明国 赵明善 安重根搭救的青年,后成为一名军人 韩氏 俞敬爱 金明国的大嫂 李儁 朴太洙 爱国志士,安重根的朋友 韩圭卨 崔大植 爱国大臣 李完用 李永和 卖国大臣,"乙巳五贼"之一 李根泽 宋昌镐 卖国大臣,"乙巳五贼"之一 宋秉畯 李根佑 卖国贼,"一进会"的头目 林权助 朴奉益 日本公使 长谷川好道 吴英焕 驻朝日军司令官 裴贞子 徐辛香 伊藤博文养女,负责刺探宫中情报 禹德淳 申明旭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同谋 曹道先 金光忆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同谋 刘东夏 金润弘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同谋 安定根 李益胜 安重根的一个弟弟 安恭根 李明德 安重根的一个弟弟 沟渊孝雄 吴享文 起诉安重根的检察官 国语版演职员表 翻译:郑玉在 高宗文 董兆莱 导演:苏秀 杨成纯 录音:金文江 龚政明 剪接:吴模钧 裔国英 配音演员:乔榛 毕克 胡庆汉 尚华 吴文伦 王惠 伍经纬 于鼎 赵慎之 李梓 丁建华 翁振新 剧情梗概 20世纪初日俄战争后，日本为达到吞并朝鲜(时称"大韩帝国")的目的，派伊藤博文和大批军队前往朝鲜，逼迫朝鲜 *** 签订丧权辱国的保护条约。在李完用、宋秉畯等卖国贼的合作下，终于缔结了《乙巳条约》，使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国家主权名存实亡，伊藤博文出任日本驻朝鲜首任统监。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目睹祖国危亡，与朋友吴敬植、李儁、金明国等人探索救国道路，但无一不在伊藤博文为首的日本侵略者的阻挠下以失败告终。安重根感到救国无门，遂采用暗杀手段。他趁伊藤去中国哈尔滨会晤俄国财长之机，在车站击毙了伊藤，最后被捕入狱，昂扬就义…… 影片影响 朝鲜宽银幕彩色故事片《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是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金日成的同名话剧改编的。据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记载，《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是1927年左右，也就是金日成在中国吉林抚松读书时创作的一部话剧，与其同时创作的还有《血喷万国会》、《女儿的信》等。 1970年4月15日，朝鲜 *** 指示将"不朽的古典名作"《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改编为电影。为此朝鲜进行了长期准备，投入大量资金，由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出品，并且多次蒙受金日成与其子金正日的亲自指导，可谓是朝鲜一部名副其实的大手笔、大制作。该片演职人员的阵容也是非常强大，编剧是荣获金日成勋章的白头山创作团，导演是金日成奖获得者、人民演员严吉善，摄影是人民艺术家郑益汉，作曲是功勋艺术家李学范。演员中有2位人民演员，4位功勋演员，凝聚了当时朝鲜电影界许多高水平和有名望的人物。因此，这部电影是当时朝鲜一部制作水平高、成就相当大的作品，是朝鲜电影艺术达到的又一个高峰。 1979年4月15日，《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分为上下集，正式公映，纪念安重根诞辰100周年。同年8月，该片被引入中国，由上海电影译制厂翻译出品，在中国尤其是朝鲜族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优秀译制片。《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也是首部登入南韩的朝鲜电影，于1998年9月2日由韩国SBS电视台放映，受到了韩国观众的欢迎。可见该片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该片大气磅礴，贯穿着历史的悲情，以20世纪初朝鲜历史的重大事件为经，以安重根的个人生涯为纬，深入反映了安重根作为一名爱国者热烈探索救国之路，在多次失败后由希望变为失望的心路历程。最后图穷匕见，仍然无法挽回祖国灭亡的命运。同时，该片以伊藤博文对朝鲜的侵略与安重根拯救国家的努力为两条主线，当两条线交织在一起时(即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时)，就将剧情推向了 *** 。此外，该片还透过刻画安重根等义士的爱国爱民，伊藤博文等日本侵略者的蛮横狡猾，李完用等朝鲜卖国贼的奴颜婢膝等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将各种历史人物有血有肉地展现在观众面前，给观众留下非常深刻的影响。最后该片透过剧终的旁白，揭示出了领导朝鲜人民救国必须要光辉的思想引领的道理。 该片作为一部历史片，其内容都是根据历史还原和加工的。但也有部分与历史相悖的内容，比如《乙巳条约》缔结时，安重根在中国上海，而非像片中那样在朝鲜皇宫外。又比如参加安重根行动的刘东夏其实并不知道安重根的暗杀计画，但片中却与此相反。另外，当时朝鲜在1897年就已经将国号改为大韩帝国，普遍称为韩国，安重根也自称"大韩国人"。但该片似乎碍于政治因素，忌讳"韩国"一词，因此在片中基本上所有的场合都用"朝鲜"来称呼，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的。此外，该片作为一部朝鲜制作的艺术电影，免不了爱国主义教育的说教，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特别是安重根就义前呼唤"伟人"的情节，沿袭了绝大多数朝鲜电影必须出现的"伟人"、"将军"、"太阳"、"主体思想"等套路。尽管如此，《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仍然不失为一部优秀电影，代表了当时朝鲜电影的最高水平。

国民革命军不是北伐军！北伐军只是国军北伐时期的名字！国民党军的正式名称就是国民革命军！！

1975年4月5日，台湾正值清明时节，缠绵病榻近一年多的蒋介石于凌晨23:50分，因心脏病去世。 去世之前，蒋介石找来蒋经国宋美龄等人， 详细安排了台湾今后何去何从 。 宋美龄借此机会，再次含泪问出那个横亘在夫妻二人间39年的问题： 汉卿……还他自由吗？ 蒋介石闭目片刻，答道： 不可放虎 。 宋美龄闻言泣不成声。 中国近代史上，有关张学良的各种理论著作层出不穷。但很少有人能完整概括这位著名“少帅”的一生。 1901年6月4日，张学良出生在 辽宁省台安县城 ，当时仍叫做八角台。 父亲张作霖当时还不是北洋军阀，在山间地头收“保护费”，是个团练长。母亲赵春桂乘坐马车逃难，在 颠沛流离中生下了长子张学良 ，乳名“小六子”。 小六子在堂舅赵明德家中长到5岁后，张作霖归顺清廷，他跟随母亲搬到父亲驻扎的新民府，次年拜崔名耀为老师， 学习四书五经 等中国古典著作。 这一时期，小六子正式取名为“学良”，字汉卿。其 生性顽劣、无法无天的性格让身边人时常胆战心惊 。他本人却不以为意，成日疯玩。 民国成立后，张作霖担任第27师师长，进驻奉天，也就是后来的沈阳。张学良在父亲安排下，先后拜杨景镇、金梁、白永贞为师，东西文化兼学。 白永贞辞官之日曾劝说张作霖，让张学良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 他并不是一个坐屋念书的人 。 1919年，张作霖重开东北陆军讲武堂，张学良正式入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授予 炮兵少校军衔 ，进入东北军部队， 一年便升为上校 。 此后，张学良在军中步步打拼，到 中原大战时已经成为东北军陆军上将 ，是父亲张作霖的左膀右臂。 在此期间，张学良结识了恩师郭松龄、挚友潘友郁等人。东北军在张氏父子的带领下，形成 本土派、留日派、讲武堂派 （也称新派）三大势力。张学良成为讲武堂派的领军人物。这也为后来 东北内乱埋下了祸根 。 1925年，郭松龄因 反对与日本签订密约，起兵讨伐张作霖 ，被得意门生张学良击败，最终死于留日派杨宇霆的算计之下。 潘友郁因涉共，被张作霖下令受刑就死。张学良万般无奈之下，只得 亲手处决了潘友郁 。 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组织 安国军政府 ，自任陆军大元帅，张学良以陆军上将的身份跟随左右， “少帅”之名全国皆知 。 此时南京的蒋介石已经基本掌握军政大权，于1928年再次兴兵北伐。奉军节节败退，张作霖担心被后人痛骂卖国贼， 拒不执行与日本签订的密约 ，于1928年6月3日离开北京。 6月4日，他在返回奉天的路上被关东军炸成重伤，勉强回到大帅府便即去世。 张学良的生日从此就成了父亲张作霖的忌日 。 得知张作霖受伤，日本多次派林权助等人前来刺探情况，被张作霖夫人与长房媳妇于凤至联手打发。 拖到6月17日，张学良 化装成炊事兵从北京赶回奉天 ，稳住部下人心，待一切事情都妥善解决后，他才在21日对外发布讣告，正式宣布张作霖死亡。 1928年7月3日， 27岁的张学良就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 ，军政大事的重担便全部落到他的肩膀上。 张学良出任东北最高实际领导人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 如何解决日本、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 。 他首先设计处死了阴谋夺取东北政权、勾结日本出卖东北利益的杨宇霆、常荫槐等旧派元老，接着亲自 组建东北航空司令部 ，出任航空司令，把东北空军重新编制为5个航空大队。 1928年8月，张学良成立海军院校， 培养东北自己的海军 ，在葫芦岛、青岛、哈尔滨三地建立海军基地。短短几年，东北就拥有了一支 海陆空三军齐全 的现代化部队，并有 步、骑、炮、工、装甲、 汽车 、通信等协同作战的多个兵种 。 在当时，这样的军队，全中国除了蒋介石，就 只有张学良拥有 。 面对日本人步步紧逼的局面，张学良为了不让东北落入日本手中，他在解决杨、常二人后， 于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 ，服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听从调配。 张学良命令军队换下北洋政府的五色国旗，升起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由此， 中华民国完成形式上的统一 ， 日本妄图分裂中国的阴谋最终破产 。 为了嘉奖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一事上所做的努力，1928年12月30日，南京政府任命 东北军将领汤玉麟为热河政府主席 ；31日，任命张学良为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全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 令蒋介石深感忌讳的是，张学良的部队并非是无源之水。张家父子经营东北几十年，在东北大地上形成了 十分完备的运输体系和工商业体系 ，军工产业与兵工业也井然有序持续运转。 加上张学良制定的“ 裁兵殖边 ”、改革金融信贷政策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人民生活相对稳定，东北俨然是 战争年代的“独立王国” 。虽有日本虎视眈眈，但总体仍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 这令蒋介石忧心不已，为了 削弱其控制力 ，他 鼓动张学良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的铁路特权 。 张作霖生前曾与日本人口头约定租借满蒙铁路，张学良上位后果断拒绝。有关密约的一切协议， 凡没有落实到纸面上的，一概不认 。 苏联方面，原本列宁同志宣布放弃沙俄时期在中国东北获取的一切特权，他去世不久， 斯大林宣布苏联继续保有中东铁路等相关特权 ，但张作霖绝不承认。 张学良接替老帅的位置后，一方面 年轻气盛 ，另一方面 受到南京蒋介石鼓动 ，为夺回中东铁路，于1929年8月18日在黑瞎子岛附近与苏联交战，历时100多天。史称“ 中东路事件 ”，在当时震惊中外。 这场战役中，东北军死伤近一万人，苏军仅伤亡不到1000。12月20日，在美国调停下，张学良 被迫与苏联签订《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 ，承认中东铁路中苏合办。黑瞎子岛也从此为苏联所占。 东北军在此战中损失惨重，张学良的 个人威望也受到影响 。 与此同时，驻扎在东北土地上的关东军大本营 摸清了张学良的底细 ，开始频频制造事端，挑衅东北军底线。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炮制了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契机， 在6个月内占领了东北全境 。 张学良奉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率领30万东北军撤退入关，被全国人民痛斥为“ 不抵抗将军 ”。 在蒋介石的暗示下，1933年4月，张学良宣布辞职，经上海出访欧洲考察。 这一时期，他有感于自己 处处上当、次次蒙冤 ，沦落至此，便痛下决心 戒掉毒瘾，终身不复吸 。 张学良出国后，他留下的30万东北军义愤填膺， 人人痛骂蒋介石刻薄寡恩 ，称“他”用得着人就用，用不着就一脚踢开，“太不够朋友”。 群情激奋下，蒋介石传达到东北军的命令也往往被刻意忽视，张学良的忠实部下于学忠、何柱国、万福麟、王以哲等人以各种名义 拒绝听从调配 ，令他十分恼火。 在此情形下，蒋介石 不得不重新启用张学良 ，于1933年底召回张学良，仍命他继续接管东北军， 开赴西北“剿共” 。 然而令蒋介石失望的时，张学良接管东北军后，陕北的红军仍是越打越多，东北军在劳山等地连续几次惨败，使张学良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不再信任蒋介石那套“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 为了更好地与红军打交道，张学良开始 秘密接触共产主义的相关书籍 与理论著作，并结识了几位 私下与共产党有往来 的国民党军官。 张学良西北“剿匪”的同时，华北局势日渐紧张， 日军一路南下疯狂攻城略地 ，展开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各地学生运动与工人罢工运动风起云涌。 在联共抗日呼声持续高涨的形势下，蒋介石依然不为所动，平定两广事变后便 乘专机飞往西安亲自督战 。 此时， 张学良的东北军 与 杨虎城的西北军 、 共产党的红军 秘密达成联合抗日协议，在整个西北形成了“ 三位一体 ”的局面，这令蒋介石感到心惊。 他一再督促张学良出城剿共，并威逼张学良，如不服从命令，将 调东北军南下安徽福建 ，另派中央军前来剿共。 张学良多次苦劝未果，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产生 替换张学良、分解东北军 的念头。 张学良正在犹豫是否兵谏时，杨虎城找到他，提醒张学良时间已经不多，如继续拖下去， 怨气冲天的西北军很可能哗变 ，届时事态会更加不可控制。 1936年12月12 日凌晨5点，临潼华清池边上响起了枪声。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苏联、美国等多方代表纷纷进入西安， 尽力保全蒋介石 ，以免更大的政治危机爆发。 由于当时蒋介石在国内仍有很高威望，普通民众不明所以，误以为张学良为 一己私利扣押蒋介石 。事变发生一个月内，张学良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舆论攻击 。在国际上，苏联和美国也对张学良的行动表示不认可。 关键时刻，张学良终于盼到 延安方面的代表周恩来进入西安 。随后，周恩来与南京代表宋美龄、美国代表端纳等人见面，三方经过协商，最终 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深感内疚，表示愿意 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这一决定事先没有告诉任何人，延安方面，当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紧急赶往机场，却只看到了飞机远去的影子。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到达南京，一下飞机， 戴笠就派人秘密“护送”他入驻公馆 。 6天后，南京军事法庭以犯上作乱的罪名判处张学良 10年有期徒刑 ，蒋介石“大度”表示赦免其罪，张学良被送到奉化溪口“读书”。 在整个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时期，张学良再也 没有机会走上战场抗击日本、报效祖国 。 蒋介石的出尔反尔行为激起各方抗议。 全国解放前夕，周恩来曾计划 用蒋介石盟兄弟张群交换张学良出狱 ，却因不可抗力最终失败。 至此，大陆方面，最后一次拯救张学良的机会失去。 蒋介石败走台湾后， 宋美龄就主动承担了保护张学良的使命 。 宋美龄与张学良相识很早。1925年，南京路大屠杀震惊朝野，还是东路军总司令的 张学良奉命进驻上海，调停中外冲突 。在一次鸡尾酒会上，遇到了上海滩大名鼎鼎的第一名媛宋美龄。 两人一见倾心 ，张学良惊叹于宋美龄的知性温雅、美貌博学，宋美龄惊叹张学良的优雅迷人、绅士风度。 在之后的数月里，宋美龄与张学良结伴出入各种场合，成为 上海滩一大风景 。 张学良晚年回忆宋美龄，还不无幽默地表示，如果自己当时没有太太，一定会猛追宋美龄。 1927年12月，蒋介石在上海与宋美龄结婚。婚后夫唱妇随，宋美龄对蒋介石可说有情有义，但在对待张学良的问题上， 宋美龄表现出极为强悍的态度，想方设法保护张学良的人身安全 。 1936年西安事变后，宋美龄极力向张学良保证，他来南京后， 自己一定会保他安然无恙 。 但随后蒋介石就扣留了张学良。这使宋美龄感到十分内疚。她以自己掌握了蒋介石诸多秘密为由， 要求丈夫务必留下张学良的性命 。 此后，在张学良最为艰难的岁月里，宋美龄始终挂念着张学良的安危，及时为他 送来各种生活必需品 ，两人以书信联系，引为毕生知己。 半个多世纪以来，张学良在台湾多次搬家， 身边特务始终如影随形 。长久郁闷之下，他与陪伴身边的赵四小姐情投意合，在60年代结为夫妇。 远在美国的发妻于凤至为了 保全张学良性命 ， 签署了离婚协议 。 1975年，蒋介石在台湾病逝，离开人世前， 他仍对囚禁39年的张学良忌恨不已。 宋美龄询问如何处置张学良，已经性命垂危的蒋介石回答她： 不可放虎 。 仅仅四个字，却足以看出蒋介石到死都对西安事变耿耿于怀，并未真正放下。 蒋经国虽对张学良怀有好感，两人在溪口时也有过促膝长谈，但父命难违，他仍是 遵从遗嘱，继续关押了张学良十年 ，直到1988年蒋经国本人去世。 蒋经国晚年，张学良虽未正式获得自由，但 行动比从前自由了很多 。1990年后，张学良终于恢复自由身。 赵四小姐去世后，他定居美国夏威夷。 2001年， 101岁高龄的张学良安然去世 。 至此，这位曾以 兵谏改变中国近代史 、极具传奇色彩的 民国“少帅” 带着无数秘密离去，只给后人留下了一页泛黄的史历： 1936 年。 1、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连载 张学良说，我佩服的人里周恩来是第一个》 2、央视网：《蒋介石向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吗？》 3、央视网：《张学良小传》

先从李氏朝鲜说：根据朝鲜历史记载，由于是被中国明王朝所封的，所以从朝鲜开国的时候就有了，但是是对内使用，在对中国的外交文书中是不能使用的，只称“王”。对内与中国的礼法一样，有谥号，庙号等。对于王后，只在死后才这样称呼，生前都是妃，太妃。从1894年朝鲜独立到1897年大韩帝国成立，高宗既没有被称为“国王”，也不被称为是“皇帝”，而是被称为“大君主”。这个称号是日本给予的。在李氏朝鲜之前，朝鲜被元统属，与蒙古大汗有联姻关系，对外称“王”。在元之前，有时就是称皇帝，比如新罗、高丽等相对于隋唐、宋、金。凡是对中国各朝称“王”，对内称帝的时候，就是直接服从于中国，比如唐。再有主要是从习惯上，中国的记载就是说朝鲜国某某王，他们自称的时候就是某帝。

因为他们早就跑了，清兵抓不到他们

丁巳复辟 民国六年（1917年）五月，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带3000辫子军入京。六月三十日夜，张勋等潜入故宫，与陈宝琛等会议，将复辟事告知前清宗室。七月一日凌晨，张勋率康有为、王士珍等50余人进入宫中。溥仪将当天改为宣统九年。溥仪连发九道上谕封官授爵：封黎元洪为一等公；授七位内阁议政大臣，他们是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授各部尚书：梁敦彦为外务部尚书、张镇芳为度支部尚书、王士珍为参谋部大臣、雷震春为陆军部尚书、朱家宝为民政部尚书；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授赵尔巽等为顾问大臣；授原各省督军为总督、巡抚；授张勋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仍留北京；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等。七月二日日，授瞿鸿等为大学士，补授沈曾植为学部尚书、萨镇冰为海军部尚书、劳乃宣为法部尚书、李盛铎为农工商部尚书、詹天佑为邮传部尚书、贡桑诺尔布为理藩部尚书。要求全国“遵用正朔，悬挂龙旗”。当天，北京街上出现大门挂龙旗的现象。 七月十二日，段祺瑞率领的讨逆军进入北京，张勋的军队兵寡失败。张勋逃到东交民巷荷兰公使馆内。溥仪的师傅和父亲替他拟好批准张勋辞职的谕旨和退位诏书。 满洲国“皇帝” 九一八事变之后，溥仪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九月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成立满洲国，自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的两年间溥仪任满洲国执政。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在日伪军的扶植下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三月一日登基。“康德”是康熙和清德宗光绪的缩称，意在纪念，并寄托了祗承清朝基业之愿。满洲国成立后，根据事先的安排，溥仪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这一卖国条约，使得日本侵略者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控制了满洲国。 兼任伪“满洲帝国”陆海空军大元帅、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名誉总裁。 满洲国期间，溥仪在东北四省作为日本本土来建设，这种机遇合定下让这个傀儡政权表面上成为了“亚洲第一经济大国”，看似比中国关内要富裕。 溥仪在担任满洲国皇帝期间，由于满洲国丰富的矿产资源为日本侵略者所垂爱，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虽然满洲国虽然GDP世界第四，亚洲第一，但根本命脉在日本占领者关东军手里。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已经就任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在关东军的安排下，乘坐三万五千吨的比睿号战列舰访问日本。当时，作为合作的标本，溥仪在日本政界视野中如日中天，日方为这次访问下了不少工夫，所到之处，随处可见挥舞小旗欢迎的日本民众，表现出一副“日满和谐”的姿态来。 对于这次访问，日本做了周密安排，组成了以枢密院顾问林权助男爵为首的14人接待委员会，军部还派出“比睿”号战舰和多艘护航舰来大连迎接。溥仪登上日本战舰，检阅了日本“球摩”第12、15驱逐舰队。溥仪一行到达日本横滨后，乘火车前往东京，日本天皇亲自到车站迎接。随后溥仪由秩父宫陪同，乘宫廷仪装马车，来到天皇裕仁当皇太子时居住在赤坂离宫下榻。在日期间，溥仪先后检阅了日军近卫师团、羽志野骑兵第二联队及战车第二联队，并到曰陆军第一卫医院慰问了日本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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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古代为君避讳有什么区别？群体犯罪就不是犯罪了？为什么不认错？

1898年4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由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组成保国会，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光绪皇帝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康、梁为之奋斗的事业，总算有了成果。然而，由于陆续颁布的一系列谕令新政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9月21日慈禧太后发难，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囚，六君子遇难。康有为逃到英国使馆，梁启超逃到日本。为什么日本会接纳梁启超呢？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正在鼓吹东洋扩张论，而中国内乱正是日本扩张势力的好时机，所以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同意梁启超到使馆避难。为了设法帮助他离开中国，林权助组织了以日本人为主的猎人小分队，梁启超夹在其中，并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郑永昌的协助下，一行人从北京的正阳门火车站，坐火车来到天津。他们的行踪在天津火车站台被发现后，梁启超和郑永昌马上转移到海河上的一艘日本帆船驶向塘沽，登上日本大岛号军舰。26日后，日军舰起航东去。此时梁启超作诗一首，名为《去国行》：“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在其中讲到恨自己在困难时没有能力，既不能报君恩，也不能报友仇。虽然他自己很想报仇，但是徒然死于贼手并非大丈夫作为，所以“掉头”去了日本。后来有人夸张地讲，梁启超在船上当夜就学会了日语，梁启超自己也说不是这样的。他说：自己在五个月里学会读日本书、念日文——即便这样也是很快的学习速度了。在日本，他的大女儿梁思顺给他做秘书当翻译。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向西方学习。欧美革命思想的书籍和历史名著在日本大为流行，如《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民约论》《万法精理》等书。梁启超在此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所以这段时间对他思想的影响很大。在日期间，梁启超创办了七八种报纸，最著名的就是《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他公开批评满清政府，要求废除专制。他还介绍了大量西方变法改革的经验，并第一个把德国学者伯伦知理（J·K·Bluntschli）的国家学说介绍到中国。

他确实是最后一个，不是直系亲属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从历史上看，没有哪一个国家和中国有如此深的联络，尤其叫中国人难忘的是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而人们不晓得的是，在1898年到1907年这十年间，中日两国却经历了一个相对友好的黄金十年。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清帝国败于岛国日本，促使大清帝国的士大夫们觉醒，探讨为什么会失败？ 结论是简单的，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日本的强盛是改革的结果。意识到这一点的清朝开启了自个的改革之路。 知耻近乎勇，事实上，自甲午战争后的近10年间，清朝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形成强烈的仇日反日情绪，反而兴起了向日本学习、借鉴的浪潮。 特别是1898年9月，刚刚辞去日本内阁首相的伊藤博文以私人身份第一次访问中国。改变了中国的近代历史程序。 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位内阁首相，曾四次组阁。作为明治宪法之父，他还是该国第一位枢密院议长、贵族院院长。在伊藤组阁期间，日本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并一举挫败大清，自此成为东亚头号强国。 伊藤博文来到中国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伊藤博文自个描述被待如上宾的情景：「一到天津，清国朝野欢迎我的盛情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明日当由天津赴北京，皇帝陛下似乎早已在等我。谅必能立即接见。我在天津忙于日夜宴会，甚多中国人前来，都以援助清国为请，实在推辞不得。」 当时戊戌变法的主持者康有为等人，以日本为师，把明治维新当作中国维新改良的范本。于是，伊藤博文的抵京，让他们激动不正常，纷纷上书光绪皇帝，奏请让伊藤留在北京，待以客卿之礼。刑部主事洪汝冲以为，中国官场老人太多，办事掣肘，维新人才奇缺，伊藤博文在明治维新期间，「成绩昭然，信任既专，威望自重」。如能将伊藤「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咨」，则可推动变法，进一步开启外交局面。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以为，「既然伊藤博文成功地把日本变成一个强国，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由中国 *** 请他做外国顾问」。贵州举人傅夔甚至提出任用伊藤博文人阁拜相，用其在日本的变法经验来改革中国制度。 在这样的气氛中，光绪皇帝在9月20日接见了伊藤博文。积极询问伊藤博文，对于中国的变法，有什么好的建议和办法。 应当说，伊藤博文对于中国的变法持积极态度的， 伊藤博文在与李鸿章在聊天时，就大清的变法图强，伊藤博文说：「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到今天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李鸿章惟有叹息：「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钦佩。且深佩贵大臣力为变革尚俗，以至于此。中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十年，依旧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渐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日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中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伊藤博文说：「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盖天之待下民也，无所偏倚，要在各国自为耳！」 应当说，随着《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伊藤博文在战略层面也不再将大清帝国作为敌人，甚至还希望中国能变法图强。因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虽积极「脱亚入欧」，但国内仍有不少「兴亚」主义者。他们以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西方列强是日本的主要敌人，所以应联合中国，才能对抗白种人的入侵。而日本有责任维护和协助中国，但清 *** 太腐败，必须将它打痛收服，再予以结盟。伊藤博文总体上持这样的姿态，他甚至说：「中国强，日本才能强。中国好，日本才能好。」 但是，伊藤博文热衷支援中国变法，反而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猜疑，特别是维新派对于伊藤博文的热烈希望和光绪皇帝接见伊藤博文，让慈禧太后感到无法容忍，到了第二天，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再次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囚，戊戌变法最终失败。可以说，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反而成了压垮戊戌变法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当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日本公使林权助因无东京指令，不知所措的时候，正在现场的伊藤当即表态：「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讲，实在是宝贵的人物。」 到了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再次来到了中国东北，被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身亡，伊藤博文的中国缘也就画上了句号。 历史不可以假设，但是，让我们大胆妄为的猜想一下，假如伊藤博文真的当上了中国的宰相，情况会怎样呢？亚洲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呢？

　　第三次见面：1898年9月，戊戌政变时，救了梁启超 　　应该说，随着《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伊藤博文在战略层面也不再将大清帝国作为敌人，甚至还希望它藉此变法图强。 　　因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虽积极“脱亚入欧”，但国内仍有不少“兴亚”主义者。他们认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西方列强是日本的主要敌人，所以应联合中国，才能对抗白种人的入侵。而日本有责任维护和协助中国，但清政府太腐败，必须将它打痛收服，再予以结盟。 　　伊藤博文总体上持这样的姿态，他甚至说：“中国强，日本才能强。中国好，日本才能好。”事实上，甲午战争后的近10年间，清朝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形成强烈的仇日反日情绪，反而兴起了向日本学习、借鉴的浪潮，中日关系也曾比较友好。 　　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曾计划聘请伊藤博文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国策顾问。1898年9月，伊藤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20日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 　　可到了第二天，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再次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囚。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而日本公使林权助因无东京指令，不知所措。正在现场的伊藤当即表态：“那么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 　　那些天，伊藤博文又与李鸿章见了面。此时的李鸿章垂垂老矣，年届75岁。而伊藤也已57岁，他特地前来为被捕的张荫桓求情。张荫桓由李鸿章一手栽培，甲午战争中曾作为清庭代表赴日谈判。但李鸿章后来一度失势，张荫桓却自觉翅膀硬了，竟对李有切割之意。戊戌变法时，他调任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属于维新人士，因此政变后遭株连。伊藤的面子，李鸿章还是要买的，于是他对张荫桓施以援手。张荫桓未被斩首，从轻处理后充军新疆。 　　当然，也不知是否算好事，本来“戊戌六君子”应是“戊戌七君子”，张荫桓将更出名一些。拣了一命的张荫桓，只不过拖了几口气，1900年还是被杀了。 　　对此次中国之行，伊藤曾谈了他的感想：“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的去彻底改革才可。” 　　1909年10月，伊藤博文死在中国 　　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再次来到了中国东北，此次他已不能与李鸿章会面。 　　8年前即1901年9月7日，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在代表大清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后，“痰咳不支，饮食不进”，最终留下“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遗愿离世。 　　但伊藤并没有忘记这位老对手兼老朋友，在10月23日与东三省总督锡良的奉天会谈中，他又提到了李鸿章：“我于贵国大计，用心筹划，不自今日始。溯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即与李文忠(李鸿章)相见，切告以两国关系，贵国总须力图变法自强，方可共保东方之和平。披肝沥胆，力为陈说，文忠颇以为然。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游贵国，晤见北京亲贵大老，告以亚东之大势，两国之关系，贵国极宜变法图存，方能有济。当时诸亲贵大老咸以为然，允为变法。不意未尝实行，以至于今日，我甚惜之。现在贵国方悟非变法无以图强，近年来始行新政，我甚愿贵国事事求根基稳固，政府须担责任，行政机关务求组织完备，万勿半途中止。竭力前进，犹恐或迟。我两国利害相关，贵国如能自强，则日本之幸也。” 　　当然，伊藤的话语并不一定坦露心声，毕竟那是典型的外交辞令。听其言，更需观其行，但历史也不再给他以考验的机会。仅仅过了3天，在戒备森严的哈尔滨车站，当伊藤走出专列检阅清军和俄军仪仗队时，从日本商民队伍中突然冲出一名朝鲜青年，向伊藤连开三枪。每一颗子弹都精确命中了，伊藤博文就这般气绝身亡。

公元1898年春，刚刚组建不久的伊藤博文内阁突然辞职，他本人8月19日从长崎出发，踏上了访华之路。据说在出发前，明治天皇曾与他密谈过很长时间。日本舆论尽力热抄他的这次出访，宣称日本将与中国戮力同心，寻求东亚地区的共同繁荣与安全，也就是后来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理论。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以为日本虽然打嬴了甲午战争，综合国力究竟还是不如中国，更不如欧美列强，若不联合中国，终究要被白种人打败，所以认为日方很有诚意。伊藤博文抵达北京的消息令维新派群情振奋，在光绪、康有为等人的授意下，大小官员纷纷上书，奏请留伊藤在北京，待以客卿之礼。9月9日，刑部主事洪汝冲上奏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说：“……皇上如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咨，则新政立行，而中日之邦交益固。否则无论中国人才，万难收效旦夕。……中国转贫为富，转弱为强，转危为安之机，实系乎此……”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也积极为伊藤博文入阁鼓吹：“既然伊藤博文那么成功地把日本变成了一个强国，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由中国政府请他作外国顾问……”贵州举人傅夔甚至提出封伊藤博文为相。9月18日下午，已经被慈禧太后勒令离开北京的康有为到日本使馆拜访伊藤博文，态度极其尊敬，执门生礼。而伊藤博文通过自己一个星期来亲眼对中国政局的观察，已经明白维新派虽然嗓门大，但手中并无实权，又无群众基础，而且盲目乐观主义思想严重，叫嚷要在三年之内完成改革复兴大业，实在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所以他说话态度很不客气，让“康圣人”十分失望。康有为：“我皇上锐意图变法，固因贵国与敝邦同洲、同种、同文、同俗，特见亲睦，欲据以为师法。草泽士民，亦同此志，愿侯爵幸进而教之！”伊藤博文：“贵国欲变法，当先除自尊自大之陋习！盖世界中不论何种，皆享生天地之间，岂可贱彼而尊我，自称中华，而斥彼为夷狄之理哉！”康有为：“敝国四五年前，多持此种议论。自甲午以后，数千年大梦，为贵国所警醒，已无复有此矣。”伊藤博文：“上而学士，不可妄发议论，排斥外国，当知外国亦有好处。至于小民，尤不可轻易闹教，暴杀外人，是贵国紧要之务也。”康有为：“侯爵轻蔑敝国甚矣！此种议论，在三年之前发之可也，向老耄各大臣言之可也。敝邦近年之士大夫，年齿在三十以下，无不深知斯义。各省学堂学会、新闻杂志，纷纷并起，民间智识大开，明斯义者，十之六七。”（康圣人还真在做梦呐，一年半之后中国就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跟伊藤博文告诫他的一模一样。）伊藤博文：“然则贵国数月以来，着意变法，而未见推行之效者，何也？”康有为于是声泪俱下地讲了一通守旧派阻挠他们变法维新的来龙去脉，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时努力劝说她回心转意，且应多用汉臣，莫被满洲老臣蒙蔽，“侯爵能为皇太后一一言之，即一席话，亦足救我中国四百兆人。岂惟敝国之福，抑东方之局，地球之运，实系于侯爵矣！”<>伊藤博文当面一一答应，但康有为见其态度冷淡，估计他不会、也不能使慈禧真正回心转意，后来回忆此事说：“故见伊藤博文而不请救援，但请其说太后而已。” 就在这天晚上，杨祟伊密奏慈禧太后，直接导致她从颐和园回西苑，准备发动政变。奏折主要理由涉及4个人：第一个是革员文廷式，其罪名是建议甲午用兵，以致割地偿款，并与康有为、孙文相勾结；第二个是康有为，其罪名是组织强学会、大同学会，在京讲学，变更成法，并与文廷式、孙文相勾结；第三个是孙文，其罪名是与文廷式、康有为相勾结；第四个就是伊藤博文：“风闻东洋故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拱手让人。”9月20日，御史宋伯鲁奏称：“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当日中午伊藤博文在勤政殿觐见光绪皇帝，光绪待之以亲王之礼，赐坐御座之侧。有人说，光绪与伊藤极亲热地握手而谈，慈禧还躲在屏风后偷窥，云云。其实何至于此，但慈禧本来预订9月19日去西苑、21日回颐和园，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监视光绪与伊藤博文的会晤。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之前，已经先见了慈禧，故而心情很不好。伊藤博文：“陛下近日变法自强，力图振作，将来中国富强之业可立而待！外臣不胜钦佩，此实东方盛事。外臣归国述于敝国皇帝知之，当必异常欢悦。愿陛下永保盛业，长享景福！”光绪：“贵国自维新后，庶绩咸熙皆出自侯爵手定，各国无不景仰，无不赞美，朕亦时佩于心……贵国与敝国同洲，相距较近。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侯爵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晰言之。并祈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何者当兴，何者当革，笔之于书，以备观览。”伊藤博文：“谨尊崇命，他日猥承总署、王、大臣下问，外臣当竭其所知以告。”光绪：“但愿嗣后两国友谊从此益敦。”伊藤博文见光绪情绪不稳定，已经把内幕猜出了十之八九，故而当面只是敷衍。从勤政殿里出来，他私下里对某些中国大臣说：“我系外臣，非详知贵国情形，则不能代筹此事……第皇上锐意变法矣，未知皇太后圣意若何？愚意两圣意见相同，方能有济也。”等于把自己的责任完全推卸掉了。次日就发生了戊戌政变。伊藤博文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21日，突然发生政变，太后劫夺政权。此乃皇帝推行过激改革的缘故，万事效法日本，甚至打算改穿西服，太后听说了便大不以为然。又有一说，谓皇帝欲排斥太后。中国之事，究竟何者为真，实难判断。”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慈禧太后一开始“训政”，就立刻下令逮捕康氏兄弟、杨深秀、宋伯鲁等曾经推荐过伊藤博文的官员。梁启超当天亲自跑到日本使馆来见伊藤博文，两人谈了许久才分手。当晚梁启超又逃到日本使馆来请求避难，日本公使林权助请示伊藤博文，伊藤说：“这是做好事，救他一命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对于中国来说，梁这青年可是珍贵的灵魂啊！”10月20日梁启超抵达日本东京，当即写诗感谢说：“我来欲作秦庭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康有为也于10月25日到日本神户避难。黄遵宪等都在伊藤博文的帮助下，先后到日本避难。孙中山在日本期间，也多次得到伊藤博文的帮助。对于伊藤博文营救维新派领袖的行为，清政府非常愤怒。9月24日，李鸿章摆下鸿门宴，当面质问伊藤博文康、梁等人的下落。伊藤博文回答：“唯唯，否否，不然。康之所犯，如系无关政务，或可遵照贵爵相所谕。若干涉国政，则依万国公法，不能如是办理，当亦贵爵相所深知。”李鸿章没有办法，只得失望地表示：“若是，则敝国之不幸也。”

晚清政府与俄国结盟的原因和经过：甲午之战和《马关条约》之后，清政府对日本的政策主流认识慢慢变成了“联俄抗日”。因为沙俄在大清帝国最艰难的时候跳出来帮忙要回了辽东半岛。另外，清政府也想利用沙俄牵制日本。其中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得最为明确：“威胁大清国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野心积蓄已久，而俄国因与大清帝国东北接壤必最不愿意。所以‘我若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便宜，俄必乐从我"。”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取了辽东半岛，触犯了沙皇俄国准备要抢占的地方，沙俄便联合法国、德国出面干涉。当时，日本虽然称霸东方，但它不敢与西方三列强相抗，只好同意让出辽东半岛，不过中国必须为此付出一笔巨额赎金。1895年10月14日，清政府以李鸿章为“归还辽旅议约全权大臣”，与日本驻北京全权大臣林权助谈判。11月8日，最后议定签字，由中国付银3000万两“赎回”了辽东半岛。这样，在清政府眼中，沙皇俄国简直成了“救星”，被当做“恩人”来看待。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开始修筑横贯欧亚两大洲、西起莫斯科、东达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企图借此在远东取得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大的优势，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1894年，西伯利亚铁路修到外贝加尔地区，关于铁路走向问题，沙皇批准了财政大臣维特提出的横穿中国东北的方案，因为这不仅可以缩短路程，节省经费，加快进度；而且便于对中国和远东地区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扩张。方案既定，便开始设法实施。1895年六七月间，俄国未经清政府同意便擅自派员赴中国东北勘测路线。11月，维特向中国驻俄大使许景澄提出“俄人集立一公司，承造此路，与中国订立合同”的主张，企图以所谓中俄合办、“无碍主国事权”为幌子，诱骗清政府上钩。不久俄国外交部电令其驻华公使喀西尼与总理衙门商办“公司之议”。维特还奏准拨出“一笔适当的款子”，供驻华公使用以贿赂“清帝亲信近臣”。但后来俄国考虑到北京众目睽睽，不利于秘密谈判，又恰值沙皇尼古拉二世将要举行加冕典礼，于是便选定彼得堡作为谈判地点。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礼定于1896年5月举行，各国均派特使致贺，慈禧太后和奕ue844都认为，只有派李鸿章去最为妥当。一是因为洋人们说，对于19世纪的中国，他们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皇帝；二是与沙俄的密谈，也只有李鸿章才能胜任。李鸿章1896年2月，清政府决定派李鸿章出使俄国。另外，考虑到李鸿章赋闲在家，慈禧决定借机让他出游欧美，联络和列强的感情。李鸿章奉命使俄，本来颇为“得意”，但表面上却又故作姿态，以年老体弱、路程遥远、“傥陨越于礼仪，殊有伤于国体”为借口，并以在马关被刺为由一再推辞，而清政府则坚决不准。当李鸿章认为确实到了“众望所归”的时候，才表示自己“非敢爱身，唯虞辱命”，只要“一息尚存，万程当赴”。2月28日，慈禧召见李鸿章，两天后李鸿章请训陛辞，3月3日离京南下，3月14日抵沪。当时，英、法、德诸国纷纷邀请李鸿章首先前往访问，以便渔利。李鸿章也曾有过经由法、德转赴俄国的打算。但是，俄国担心李鸿章首先出访法、德，有损于中俄交涉，便由喀西尼出面，与李鸿章商定路程：乘法船从上海出发，穿越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在埃及塞得港换乘俄船，由地中海进入黑海，到达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然后乘车前往莫斯科。1896年3月28日，已是73岁高龄的李鸿章，带领随员李经方、李经述、于式枚、罗丰禄、柯乐德（俄）、德璀琳（德）、穆意索（法）、赫政（英）、杜维德（美）等45人，乘法国邮船“爱纳斯脱西蒙”号，从上海放洋，开始了周游列国之行。李经方负责协理事务，李经述负责照料李鸿章的起居。此外还有兵部主事于式枚及各国洋顾问等，李鸿章还带了一名英国医生。他们从上海出发后，经过东海、南海、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穿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到达埃及的塞得港。沙皇派遣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专程前往塞得港迎候，换乘俄国轮船，由地中海前往黑海。李鸿章在上海临行前，曾对来访的黄遵宪说：“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这既反映了李鸿章的心声，又道出了清政府的意图。不求自立，而欲“以夷制夷”，其结果必将为“夷”所制。李鸿章李鸿章先到达的是俄国。他们于1896年4月27日到达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说：“顷抵敖德萨，俄水陆提督暨地方文武接待甚恭。”李鸿章此行的一个重要任务，即与俄国结盟。沙皇让李鸿章先赴彼得堡，而不径往莫斯科，是为了在举行加冕典礼之前着手进行谈判，“因为在加冕礼期间举行谈判就很困难了。到那时，每天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庆典。”4月30日，李鸿章乘坐专列快车抵达彼得堡，住进巨商巴劳辅的豪华私邸，从饮食到室内陈设，“无一非中国物”，巴劳辅“起居言语，又无一不似中国人”。李鸿章“顾而乐之，几忘身在异乡。”沙皇指派维特同李鸿章谈判。当时有人告诫维特说：“同中国官员谈判首先就是不要着急，因为一着急他们就会以为是风度不好，什么事都要干得从容不迫，一切都要遵从各种中国礼仪。”维特终于把李鸿章推进了预设的陷阱。在彼得堡，李鸿章开始与俄国人商谈《中俄密约》。5月3日，维特向李鸿章提出“借地修路”问题，他把“借地修路”同俄国“支持中国的完整性”联系起来，维特企图以俄国“支持中国的完整性”的承诺为钓饵，来诱骗清政府对“借地修路”这种侵害中国主权的要求让步。他说：“本欲借路速成，藉纾倭患，今中国虽认自办，但素习颟顸（mān hān），恐十年无成。”俄国提出可代荐公司承办铁路事宜。对于维特的要求和解释，李鸿章提出了“种种异议”，指出：“代荐公司实俄代办，于华权利有碍，各国必多效尤。”维特在与李鸿章的初步谈判中虽然碰了钉子，但却从李鸿章的谈话中了解到，如果他看到沙皇想修这条铁路的话，是会同意的。因此，维特建议沙皇接见李鸿章。5月4日，李鸿章在皇帝行宫拜会沙皇，“面呈国书，宝星，并读颂词”。5月7日，沙皇再次秘密接见李鸿章，“令带经方传话，不使他人闻知。”沙皇把李鸿章引至便殿，赐坐畅谈，说：我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或令在沪俄华银行承办，妥立章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各国多有此事例，劝请酌办。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李鸿章在会谈后电告总理衙门，认为沙皇的主张比维特“前议和厚”。所谓“和厚”云云，无非是指沙皇承诺“不侵占人尺寸地”、东省接路“由华节制”、援助中国对抗英、日而言。李鸿章相信了沙皇的承诺。在他的心目中，作为国主，一言九鼎，怎能会骗人呢！从5月8日开始，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和维特一起，继续与李鸿章谈判。李鸿章将谈判情况随时电告总理衙门请代奏，总理衙门内部多由翁同龢、张荫桓经办，会商奕ue844、奕劻等，请旨电示李鸿章。罗拔诺夫和维特秉承沙皇意旨，企图以签订“华有事俄助”的密约来换取“东省接路权”。而李鸿章和清政府则主张“自办接路”和签订互助条约，以期确保路权和争取外援。罗拔诺夫和维特步步进逼，李鸿章节节退让。他们之间的谈判，是从彼得堡开始在莫斯科结束的。维特李鸿章于5月18日到达莫斯科，随后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应邀“入宫庆贺”，“居各国专使首班，颇蒙温语”，并被授予宝星“头等第二，大小两枚，皆钻石密嵌”。沙皇对于李鸿章的接待，既优礼有加，极尽笼络之能事，又不事张扬，以免引起外国的猜忌。维特说：在《政府公报》上，关于李鸿章的消息最少，“根本没有提到他在彼得堡受接待的事，也没有提到他在莫斯科受接待以及他在加冕典礼后受到接见的情况。”5月下旬，李鸿章认为事已至此，无法再争，致电总理衙门，说“时促事烦，求及早请旨，电复遵办。”翁同龢、张荫桓同奕ue844、奕劻、李鸿藻、荣禄等“会商联俄事”，“将所有密电录稿公阅，遂议照办。即定议，乃拟旨一通。”28日请旨允准，29日翁同龢亲至张荫桓处拍发电旨，既批准在条约上“画押”，又要对“约内字句”做些改动。6月3日，李鸿章与罗拔诺夫、维特代表两国政府在《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俗称《中俄密约》上签字。维特在回忆录中叙述了当时发生的一个戏剧性情节：由罗拔诺夫起草的《中俄密约》第一款，本来规定中俄军事同盟要对付“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维特认为这会使俄国承担不必要的风险，招致许多欧洲国家的反对。他向沙皇建议删去“或与日本同盟之国”这几个字，沙皇表示赞成，并令罗拔诺夫照办。及至签字那一天，当双方代表已经在桌旁就座之后，维特突然发现正式文本上这几个字并没有删去，大吃一惊，于是立刻将主持仪式的罗拔诺夫叫到一旁，小声告诉他这件事。罗拔诺夫猛击一下前额，说：“唉，真糟糕，我忘对秘书讲了，忘记要他们把这款改写成初稿那个样子。”不过，他终究是一位外交老手，具有随机应变的本领。他看了看表，已经十二点一刻了，他拍了几下巴掌，有几个人进来，他便说：“我们现在进餐！”接着他就对李鸿章和在场的其他人说“现在已经过十二点了，让我们先进餐，否则菜就不好吃了，我们吃完后再签字。”当大家去进餐时，他特地留下两位秘书，将条约文本做了必要的改正，这样一来，餐后摆在桌子上的已经不是刚才那两份条约文本，而是有一款已做改动的文本了。可悲的是，李鸿章中了维特和罗拔诺夫串演的江湖骗子式的“掉包计”而丝毫没有察觉，立即在“改动的文本”上签了字。《中俄密约》共六条，主要内容是：日本如侵犯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时，中俄两国共同出兵并互相接济粮食、军火；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应对俄国军舰开放；中国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两省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崴……这个条约是俄国精心策划的侵略阴谋和清政府推行“联俄制日”政策的产物，它使俄国在中俄共同防敌的幌子下，不仅骗取了在中国东北建筑过境铁路的特权，而且为其海陆军侵入中国领土开了方便之门。李鸿章在和俄国签订有失中国主权的《中俄密约》后，对外秘而不宣，便回到了中国。李鸿章心满意足地说，《中俄密约》能保证我大清国的边疆20年无事。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密约居然连一年的时间都没有保住。1897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访问俄国，向尼古拉二世暗示染胶州湾问题，尼古拉二世表示没有兴趣。是年11月，德国的两个传教士在中国被杀，此后又有德国水手被杀，德国终于找到借口，派兵占领了胶州湾。12月，俄国借口帮助清军抗德，把军舰开进了旅顺和大连。李鸿章这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引狼入室”的大错误。最后，清政府只得同意把胶州湾租借给了德国。接着，沙俄更是无耻地提出要租借旅顺、大连。清政府只得同意。随后法国提出要租借广州，这时候的清政府除了同意之外还能如何呢？此后，英国又提出拓展香港。从此，列强开始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八月辛酉，上不豫，诏各省荐精通医理者。命汪大燮使英国，达寿使日本，於式枚使德国，俱充考察宪政大臣。壬戌，置京师高等审判厅。己巳，置总检察厅。庚申，立资政院，以贝子溥伦、孙家鼐为总裁。乙亥，命伍廷芳充出使美国大臣，萨荫图充出使俄国大臣。己卯，诏以各省驻防习为游惰，命各将军等授田督耕，归农后，一切归有司治理。庚辰，裁奉天驿站，设文报局。壬午，诏中外臣工研究君主立宪政体。谕定自治章程。甲辰，见德使雷克司、日使阿部守太郎於仁寿殿。谕神机营卫队及官兵归陆军部管辖。 九月辛卯，诏议定满、汉礼制、刑律，考定度量权衡画一制度章程。是日，以烟习未除，敕责庄亲王载功、睿亲王魁斌、都御史陆宝忠、副都御史陈名侃解职，迅速戒断。并谕内外文武，限三月净尽，否即严惩。癸巳，命沈家本、俞廉三、英瑞充修订法律大臣。己亥，命各省立谘议局，公举议员，并筹设州、县议事会。壬寅，日本以水灾来告籴，输江、皖、浙、鄂诸省米粮六十万石济之。甲辰，命各省立调查局，各部、院设统计处。予游学毕业生章宗元等进士、举人出身有差。戊申，湖北按察使梁鼎芬言挽回时局，莫亟於禁贿赂，绝请讬，劾奕劻、袁世凯等夤缘比附，贪私误国。廷旨以有意沽名，斥之。是月，免云南旱伤等州县税粮。赈怀宁等县水灾。 冬十月乙丑，命派孙家鼐、荣庆、陆润庠、张英麟、唐景崇、宝熙、朱益藩进讲经史及国朝掌故。永定河合龙。戊辰，皇太后圣寿节，停筵宴。壬申，见日使林权助等於勤政殿。丙戌，哲布尊巴丹胡图克图进方物。 十一月庚寅，广西匪踞南关炮台，责张鸣岐督剿，寻复之。戊申，严聚众开会演说之禁。谕各省整顿学堂，增订考核劝戒法。壬子，见俄使璞科第等於乾清宫。以内外臣工条议币制，用两用元，互有利害，谕各督抚体察筹议以闻。发帑五十万济广西军。 十二月戊午朔，复分置广东陆路提督、水师提督。癸亥，裁吉林副都统，置交涉、民政、度支三司使暨提法使、劝业道。予进士馆游学毕业学员杨兆麟等进叙有差。壬申，裁山东粮道，置巡警、劝业二道。甲戌，谕热河围场办屯垦，裁驻防官兵。乙亥，命吕海寰充督办津浦铁路大臣。丙子，那桐兼督办税务大臣。辛巳，赏总税务司赫德尚书衔。丙戌，再停布特哈贡貂一年。 是冬，免云南被旱、直隶被潦暨陕西逋赋。赈云南等属蛟灾，四川水灾，广东风灾水灾。 三十四年戊申春正月丁亥朔，授醇亲王载沣为军机大臣。庚寅，见各国公使於乾清宫。己亥，以京师银价骤高，物直踊贵，发帑五十万，命顺天府尹贬价收钱，并令各省厂铸当十铜元，定额外加铸三成一文新钱，以资补救。甲寅，建兰州黄河铁桥。丙午，见奥使顾新斯基於勤政殿。是月，免云南昆明等县逋赋，浙江仁和等场灶课，湖南邵阳额赋。 二月戊午，祭大社、大稷，是后祀典不克亲行，皆遣代。庚申，赏赵尔丰尚书衔，为驻藏大臣，仍兼边务大臣。癸亥，诏增给满大臣暨各旗官十成养廉，更定御前大臣以下等员津贴。丙寅，谕京、外清庶狱。甲戌，京师劝工陈列所灾。丙子，谕以“禁烟议成，英人许分年减运，见已实行递减。相约试行三年，限满再为推减。转瞬期至，其何以答友邦。民政、度支二部迅订稽核章程，责成督抚饬属将减种、减食，切实举办以闻”。丁丑，召达寿还，命李家驹为考察宪政大臣，胡惟德充出使日本大臣。壬午，黄诰罢，调钱恂为出使义国大臣，以陆徵祥为出使荷国大臣。 三月壬辰，命恭亲王溥伟、鹿传霖、景星、丁振铎充禁烟大臣，立戒烟所，专司查验。丙午，廓尔喀贡方物。甲寅，以湛深经术，赐湘潭举人王闿运检讨。是月，免云南被灾新旧额赋。 夏四月丙辰，见日使林权助等於勤政殿。绥远城将军贻谷有罪褫职，逮下刑部狱，寻籍其家。命信勤充垦务大臣，兼署绥远城将军。丁巳，裁安徽安庐滁和道。己未，越匪陷河口，命刘春霖以三品京堂帮办云南边防，前敌诸军归节制。戊辰，裁贵州粮道、贵西道。己巳，见各国公使希特斯等於仁寿殿，赐宴。庚辰，云南官军败匪於田房，复四隘，旋克大小南溪及河口，发帑犒军。 五月乙酉朔，滇匪平。丁亥，裁巴塘、里塘土司，置流官。壬辰，上疾复作，命直省荐精通医理者。癸巳，录中兴功臣多隆阿、向荣、江忠源、罗泽南、骆秉章、张国梁、李续宾、彭玉麟、杨岳斌、鲍超、李孟群、程学启、刘松山、冯子材等后，升叙有差。甲午，修曲阜孔子庙。癸卯，襄河决，飓风为灾。庚戌，郎中曹元弼进所著礼经校释，赏编修。癸丑，广东大雨，东西北三江并溢，冲决围堤。

“溥仪”如何拼音？ 溥仪（pǔ yí）。 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清朝末代7a686964616f31333365656533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字耀之，号浩然。也称清废帝或宣统帝。他是道光帝旻宁的曾孙、醇贤亲王奕譞之孙、摄政王载沣长子，母亲苏完瓜尔佳·幼兰。 1909年到1912年、1917年7月1日到1917年7月12日两次在位。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肾癌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先葬于八宝山，后迁于清西陵内崇陵（光绪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 拓展资料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被迫退位，清朝统治结束。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人控制下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年号康德（1934年—1945年），所以又称“康德皇帝”。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7日，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被带到苏联。 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 1959年12月4日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 的特赦令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溥仪一生四次结婚，娶过五个女人，最后一次婚姻是在1962年与李淑贤结婚。溥仪著有自传《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4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 其独特的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其中电影《末代皇帝》，曾荣获1987年奥斯卡金像奖等众多奖项。 “溥仪”的“溥”的读音是什么？ “溥”，读音pǔ，“溥仪”的读音pǔ yí。 溥的意思： 1. 广大：溥博。溥原。 2. 普遍：溥畅。 3. 姓。 溥仪是我国封建王朝中的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e79fa5e9819331333366306538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字耀之，号浩然。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也称清废帝或宣统帝。 1909年到1912年、1917年7月1日到1917年7月12日两次在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被迫退位，清朝统治结束。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人控制下做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年号康德（1934年—1945年），所以又称“康德皇帝”。 扩展资料： 1945年8月17日，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被带到苏联。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 1959年12月4日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 的特赦令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溥仪著有自传《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4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 其独特的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其中电影《末代皇帝》，曾荣获1987年奥斯卡金像奖等众多奖项。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肾癌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先葬于八宝山，后迁于清西陵内崇陵（光绪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 溥仪生在皇家，接受良好的教育，如果按照现在来说，学历应该是大学教师。溥仪一生中有很多的老师，也都很有名，不仅如此，溥仪很早就开始接受西方文化，溥仪的老师中就有一位是洋人。 皇帝的日子也没有舒服多久，在结婚后，应为影响力太大，再加上当时的军阀混战，害怕溥仪真的会复辟清王朝，于是便将溥仪赶出了皇宫。溥仪当时没有任何的实权，没有办法去反抗。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爱新觉罗·溥仪 爱新觉罗·溥仪的读音 读音为：ài xīn jiào luó ·pǔ yí 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抄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被称作称清废帝、宣统帝。 扩展资料 民国二十三年（康德元年、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改国号“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百改称“皇帝”，改元“康德”。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被迫退位，度清朝统治结束。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肾癌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先葬于八宝山，后迁于清西陵内崇陵（光绪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 爱新觉罗·溥仪怎么读 爱新觉罗·溥仪的拼音是ài xīn jiào luó ·pǔ yí 。 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字耀之，号浩然。也称清废帝或宣统帝。他是道光帝旻宁的曾孙、醇贤亲王奕譞之孙、摄政王载沣长子，母亲苏完瓜尔佳·幼兰。1909年到1912年、1917年7月1日到1917年7月12日两次在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被迫退位，清朝统治结束。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人控制下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年号康德（1934年—1945年），所以又称“康德皇帝”。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7日，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被带到苏联。 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1959年12月4日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 的特赦令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溥仪一生四次结婚，娶过五个女人，最后一次婚姻是在1962年与李淑贤结婚。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肾癌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先葬于八宝山，后迁于清西陵内崇陵（光绪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 扩展资料： 一、外交：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已经就任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在关东军的安排下，乘坐比睿号战列舰访问日本。作为合作的标本，日方为这次访问下了不少工夫，所到之处，随处可见挥舞小旗欢迎的日本民众，表现“日满和谐”的姿态来。 对于这次访问，日本做了周密安排，组成了以枢密院顾问林权助男爵为首的14人接待委员会，军部派出“比睿”号战舰和多艘护航舰来大连迎接。溥仪登上日本战舰，检阅了日本“球摩”第12、15驱逐舰队。 溥仪一行到达日本横滨后，乘火车前往东京，日本天皇亲自到车站迎接。随后溥仪由秩父宫陪同，乘宫廷仪装马车，来到天皇裕仁当皇太子时居住在赤坂离宫下榻。 在日期间，溥仪先后检阅了日军近卫师团、羽志野骑兵第二联队及战车第二联队，并到曰陆军第一卫医院慰问了日本伤兵。 二、相关轶事： 溥仪读书极e799bee5baa6e59b9ee7ad9431333366303761不用功，除经常生病不上学外，还不时让太监传谕老师放假。他读书的兴趣远不如对毓庆官外那棵大桧柏树的勃勃兴致。溥仪常常蹲在那儿看蚂蚁，一蹲半天，玩得把吃饭都忘掉。 后来又被蛐蛐、蚯蚓所吸引，叫人搬来大批古瓷盆缸喂养这些昆虫。老师们对于这个学生无可奈何，只好采用权宜办法，每天早晨起来后，由总管太监张谦和站在卧室外，把昨天的课文大声诵读几遍给溥仪听。 在溥仪到太后面前请安时，则以“见面礼“，让他在太后面前把书从头念一遍，促使他记忆。这样，学了几年，当然背不出几篇文章。满文学得更糟，连字母都没学会，随着师傅伊克坦的去世而彻底了结了这门功课。 先是由贝子溥伦之子毓崇伴读汉文，后来又增加溥仪的弟弟、醇亲王次子溥杰伴读汉文。这时溥仪稍有长进，当着老师面能在书房里坐住凳子；老师对溥仪的过失也可以用训斥伴读生的办法加以规劝、训诫。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爱新觉罗·溥仪 中国末代皇帝叫什么？读音是什么？ 中国末代皇帝叫爱新觉罗·溥仪。读音是[pǔ yí]。 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清朝末代皇帝，也复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字耀之，号浩然。也称清废帝或宣统帝。他是道光帝旻宁的曾孙、醇贤亲制王奕譞之孙、摄政王载沣长子，母亲苏完瓜尔佳·幼兰。1909年到1912年、1917年7月1日到1917年7月12日两次在位。 扩展资料： 溥仪的为政举措： 满洲国“皇帝” 九一八事变之后，溥仪于民国二十一知年（1932年）九月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成立伪满洲国，自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的两年间溥仪在满洲国执政。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在日伪军的扶植下改国号为“道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 傅仪的父亲的名字的读音 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 清朝末代皇帝，是叫什么仪，怎么念 爱新觉罗·溥（pǔ）仪（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字耀之，号浩然。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也称清废帝或宣统帝。 1909年到1912年、1917年7月1日到1917年7月12日两次在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被迫退位，清朝统治结束。 扩展资料 《清史稿》：帝冲龄嗣服，监国摄政，军国机务，悉由处分，大事并白太后取进止。大变既起，遽谢政权，天下为公，永存优待，遂开千古未有之奇。虞宾在位，文物犹新。是非论定，修史者每难之。然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所见之世且详于所闻，一朝掌故，乌可从阙。傥亦为天下后世所共鉴欤？ 阎崇年：宣统冲龄登极，成为大清末帝。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皇帝以降，到1912年宣统皇帝退位，历经2132年，溥仪不仅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溥仪退位，既是大清皇朝的终结，又是中华帝制的终结。 李淑贤：溥仪当过皇帝，而我却是个普通护士，然而我们真诚相爱，无论是溥仪所在的全国政协，还是我所在的医院，人们都知道溥仪对我特别好。 李茂杰：所谓‘满洲国是王道乐土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59b9ee7ad9431333366303732"根本就是日本人制造出来的谎言。溥仪则在谎言中自欺欺人地继续着他的皇帝梦。溥仪登基用过的大殿，那局促的空间正是溥仪有如笼中鸟一般生活的写照。 *** ：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1928年12月29日．在中国现代发生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那就是“东北易帜”。 张作霖被日本人预谋炸死之后，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主持东北大政。 他对军阀混战、列强侵侮深恶痛绝，历来主张精励图治、全国统一。早在1928年6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孔繁蔚就在北京与张学良、杨宇霆举行会谈，其谈判虽末成功，然而，却提出了解决东北易帜问题的基本端倪。 6月11日，奉天以省长刘尚清名义致电国民政府，首次公开表示愿意改悬青天白日旗。 7月1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表示绝不妨碍南北统一。3日蒋介石在北京对日本东方社记者发表谈话时亦称：东三省问题务要和平解决，深望日本国民予以公开之援助。同时，国民政府电告奉军将领．提出处理东三省的“三项原则”。为促进易帜的早日实现．张学良将军决定派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贻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赴关内与国民政府磋商易帜事宜。l0日，蒋介石在北京香山碧云寺接见奉方王树翰等，提出东三省须先行易帜，实行三民主义。同日，张学良在奉天宣称：“三民主义前于中山首倡时早经表示谅解”。几经交流，奉方和南京国民政府在北平六国饭店商妥。东三省定于9月中旬实行易帜。应南京政府要求，张学良令汤玉麟于19日宣布热河先行易帜。24日，蒋介石在香山双清别野宴请奉方代表，主张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自家人办自家事．绝无其他主张。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刘光、张同礼抵达帅府，与张学良会商东北易帜问题。张学良将军表示，对易帜和实行三民主义毫无疑义。 张学良将军与南京国民政府的频繁往来为虎视眈眈的日本政府密切关注。7月10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讨论中国东北局势。19日．林久治郎再访张学良于大帅府，并转交日本首相田中的信件，信中内容为：希望东北勿与南京国民政府联系，日本在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愿意给奉方大力授助。 鉴于日本政府的压力，为防止日本在奉天制造第二个“济南惨案”，张学良将军与东三省临时保安会及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在帅府中经过反复商讨，决定将易帜推迟3个月宣布。 日本人对东北易帜问题的粗暴干涉引起南京国民政府的极端愤慨，他们一方面运用外交手段抑制日本，一方面对张学良加强政治攻势。7月21日．驻日公使汪荣宝赴日外务省*奉天日本领事阻止易帜言行，干涉我国内政。7月23日，蒋介石电告张学良，敦促东三省应速易帜。25日，蒋介石在北京饭店召见奉方王树翰、邢士廉等代表，指出易帜为东北主权，不应受日本干预。同日，蒋介石派方本仁为驻军代表，并随王、邢二人一同赴奉．此外，在南京国民政府支持下，国内声讨日本分裂中国东北阴谋的舆论也愈加高涨，这些都增强了张学良抵制日本人的信心和力量。于是，26日，张学良二次通电全国，表示“对国民政府服从到底。”28日，张学良派代表吕荣寰到南京，直接进一步与国民政府磋商易帜有关问题。 伴随着东北易炽进程的日愈加快，日本政府也如急红了眼的赌徒一样，对东北易帜反对得越加激烈。8月5日，日本首相特使、前驻华公使林权助到帅府参加张作霖葬礼时，竞携来日本首相田中训令。训令中说：“万一敌军(指中国北伐军)侵入东三省，则日本决尽其牺牲以执行其现时之政策，维持东三省之和平与秩序。”8日，林权助谐林久治郎至帅府同访张学良，再次转达田中首相意见，声称如果东北不听日本劝告，“而与*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云云；会见中，林久治郎甚至恼羞成怒，大发雷霆地狂叫道：“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 对此，蒋介石对奉方派驻南京的代表胡若愚表示，为了不使张学良困难，东北外交由中央应付。蒋还每月允拨l000万元给奉军做军饷，并同意东北“内政仍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重大人事，先由张请委，然后再由中央任命。” ——南京政府的压力与支持，日本反面教员的“鞭策”，使张学良进一步坚定了易帜的决心，加快了易帜的步伐，并相应地采取了更为明显的行动。 8月24日，张学良的代表杨毓珣抵达广州，对国民党军政*表示：“现在汉卿绝对服从三民主义，与蒋总司令根本合作。”28日，张学良的代表邢士廉到上海与蒋介石会见，报告东三省服从国民政府不成问题，待外交有办法即实行易帜。29日，张学良下令释放以前逮捕的全部国民党员。10月10日，张学良在辜天省长公署举行招待会，庆祝国庆节。28日，在大帅府又召开奉天会议，研究易帜问题。11月10日奉方代表邢土廉、王树翰在南京对记者说：“东北唯中央意旨是从。”12月5日，张学良逮捕了阻碍易帜、负责办理对日交涉的陶尚铭，使亲日记骨干赵欣伯等逃往大连。8日，张学良释放奉天国民党党务指导员钱公来，并赠其调养费500元，令其办理奉天党部事务。 对此，南京政府亦有所表示： 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委台第173次会议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12月，蒋介石致电张学良，继续阐明易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2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井通过东三省及热河省府委员名单，待易帜后发表。 ——此时．东三省各界对易帜的反应亦是异常强烈。 l0月底，黑龙江省教育会负责人向东北保安会吁请“毅然决然，迅即改旗易制”；11月8日，吉林省城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召集各校学生及民众一万多人，手持青天白日旗，散发传单，高喊“东北统一”的口号；l0日，长春市很多地方，群众自发行动起来，悬挂青天白日旗……

《三杯茶》，第一杯你是陌生人，第二杯你是朋友，第三杯你是我的亲人，一个人一个承诺

军阀？中国当时割据军阀好多撒，西南西北当时都还是军阀势力

　　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一生经历了两次惊险的逃难：一次是“百日维新”失败，追随康有为亡命海外；一次是潜赴广西组织军务院，领导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耐人寻味的是，这两次逃难都得到了日本人的大力协助。　　1898年9月21日凌晨，不知已被出卖的梁启超，正和谭嗣同对坐床上，高谈阔论待袁世凯诛杀荣禄、光绪皇帝大权独揽后如何大展鸿图。不料忽然传来了清兵查抄南海会馆和康广仁已经被捕(康有为已于9月20日出逃)的消息，接着又有人告诉他们火车停开，城里侦探密布。他们知道大势不好，梁启超在力劝谭嗣同一起逃走不成后，只身逃入日本使馆。由于梁不谙日语，所以只能和当时的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笔谈。林权助后来写了过一本《我的七十年》，详细描述了当时的一幕：　　“梁马上自己写出下面文字：‘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若君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　　“我决断地说：‘可以，君说的二事，我的确承担。"我又说：‘你为什么要去死呢？试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变，什么时候都好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啊！"”　　“梁听了我的话，暗暗落泪，同时仓皇而去，……到了夜晚，公使馆门口骚闹着。我正在奇怪的一刹那，梁飞快地跑了进来，那么这个问题便搁在我们身上了。我无论如何，把梁放进一个屋子里。”　　接下来的几天更为惊险。这时的北京街头，一片混乱，捕人的叫喊声令人毛骨悚然。日本大使馆周围更是人声嘈杂，梁启超心惊肉跳，不知何时才能逃出虎口。9月22日晚，梁启超剪掉辫子，换上西服，在林权助的帮助下，逃到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隐藏起来。　　天津是慈禧的亲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的地盘，戒备森严。一连几天，领事馆门都有暗探监视，梁无法脱身。9月25日晚，梁启超等四人乘着夜暗，偷偷潜出领事馆上了海河上的一条日本船。不料却被清廷巡警赶上，不让该船行进。船上的日本人强行开航，26日早晨抵达塘沽，梁一行人上了一艘日本军舰。沿着河岸骑马追击的巡警因为不敢和日本军舰发生冲突，另外也没有接到上司的命令，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梁逃之夭夭。上午九点多，直隶提督聂士成赶到，得知逃犯(当时聂误把梁启超当成康有为)已经躲入军舰，顿时暴跳如雷，一定要登舰抓人，被部下苦苦劝住。不久荣禄又派人交涉，要求放人，被日本舰长一口拒绝。下午军舰启航驶返日本，梁启超才算放下心来。　　梁启超的第二次逃难已经是十八年后的1916年的早春时节了。当时他的学生蔡锷已经率护国军出师讨袁，战斗在四川呈胶着状态。坐镇上海的梁启超焦灼万分，忧心不已。他决定前往广西策动广西将军陆荣廷响应云南，宣布起义。　　日本人的耳报神真快。3月1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就去拜访梁启超。在他的安排下，3月4日，梁启超等一行七人，乘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邮船离沪南下。为了防范袁世凯密探的侦察，梁启超日夜蛰伏在舱底锅炉旁一间贮存邮件的小房内。船外大雪纷飞，舱底小屋中的梁启超却挥汗如雨。只是到了深夜，“群动尽息”，他才能“窃蹑舷栏，一晌凭眺”，到甲板上透一口气。　　3月7日，船到香港。港英当局受袁政府的委托，立即派巡捕登船严加搜查，梁启超在船底侥幸躲过。此后两天，日本驻粤武官、驻港领事、邮船会社和三井洋行的负责人都跑到舱下探望梁，态度亲切而又周到。3月12日，化装为日本人的梁启超通过一条小火轮偷渡妙义山丸上。梁一到达，妙义山丸就鼓动机轮立刻开走，一刻也不耽搁。在这条破旧肮脏的运煤船上，日本人早已为梁布置了一间干净舒适的精室，饮食供应特别丰美。3月15日，船抵达越南海防附近的产煤地洪崖，为了躲避法国殖民当局的搜捕，早有一位日本商人携带两名日本妇女在此等候，乘着天黑夜雨的机会，掩护梁启超偷偷上了他的游艇。然后他们装作游览的样子，在海上迂回曲折地漂泊了一天一夜，终于在16日夜间到达海防。横山把梁启超隐藏在自己的牧场里。在这里，梁启超又患上了一种极危险的热病，如果不是横山及时用草药救治，梁启超可能就要客死异乡了。十天之后，梁启超通过镇南关进入广西。　　梁启超的广西之行，历尽千辛万苦，用他自己的话说，真好比“小小一部冒险小说”。但日本人如此关心中国的事情，布置得如此细密周到，也让他感到了极大的震惊。尤其是在不到一年之前，他因为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刚刚和日本政府撕破脸皮。日本政府通过其报纸污蔑梁启超接受了德国的贿赂，还指责他“忘恩负义”。梁启超则反驳说，难道日本人要让我“日思引外人以扰乱祖国而始为报恩”吗？他还正告日本：“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日本人这么快就捐弃前嫌，这让梁启超深深地体会到日本的心机之重。因为梁启超知道，帮助他的都是外交官，没有东京的同意，他们不可能单纯出于个人的同情伸出援助之手的。　　其实，只要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一贯政策来看，就不难理解了日本人的行为了。日本一直把侵略中国作为自己繁荣富强的不二法门，甚至梦想“迁都北京”。所以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无论何人、何事、何因，只要客观上能使中国陷入分裂和混乱，它都愿意支持。在护国战争中也是这样，日本政府一方面支持袁世凯，另一方面也支持护国军，目的就是想使中国的内战和分裂长期化。　　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在其《民族主义》一书中曾经给民族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民族主义就是致力于实现自己的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从日本人两次帮助梁启超逃难的过程来看，日本人在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方面，确实作到了脚踏实地，不尚空谈，深谋远虑！中国时下以“民族主义者”自诩的“愤青”们，在“实现自己的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方面，和日本人一丝不苟的功夫比起来的确差远了！

爱新觉罗拼音：[ài xīn jué luó]爱新觉罗，罗马字转写为Aisin Gioro（穆麟德式转写），历史上清朝皇室姓氏，因此，爱新觉罗姓也变得无比尊贵。其实，在满族的姓氏中，爱新觉罗只是个小姓。满族的八大姓为佟佳氏、瓜尔佳氏、马佳氏、索绰络氏、祁佳氏、富察氏、那拉氏和钮祜禄氏，根本没有爱新觉罗。“爱新”是满语“黄金”的意思。

　　梁思成梁思成，男，广东省新会人，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是新中国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顾问。　　中文名： 梁思成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日本东京　　出生日期： 1901年4月20日　　逝世日期： 1972年1月9日　　职业： 建筑教育家，建筑学家　　毕业院校：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主要成就： 建筑教育、建筑研究、建筑艺术　　人物简介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汉族，广东 梁启超像　　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著名学者。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编辑本段生平履历　　1890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梁启超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6年初他发现尿中有血,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诊断出一个肾病变.1926年3月16日作肾切除手术时,因值班护士将有病的肾标错了位置,导致好肾被误切除.以后尿中继续有血.11月12日他已不能伏案工作了.于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编辑本段学术成就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 梁启超的书法人生　　[1]：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编辑本段著作名录　　《少年中国说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敬业与乐业》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新民说》 《饮冰室主人自说》 《中国文化史》 《饮冰室主人全集》 《李鸿章传》 《曾国藩传》 《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选集》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变法通议自序 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论学会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说动 论湖南应办之事 呵旁观者文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 立宪法议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西学书目表后序 倡设女学堂启 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 成败 英雄与时势 文野三界之别 古议院考 《西学书目表》后序 养心语录 国权与民权 讲演集 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节录）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人权与女权 情圣杜甫 屈原研究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书信集 致汪康年书 与严幼陵先生书 致康有为书 致康有为书（1900年） 致孙中山函三件 致康有为书（1902年） 致孙逸仙书 致康有为书（1912年） 诗文类 去国行 纪事二十四首 读陆放翁集四首 壮别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 二首 浪淘沙 贺新郎 传记类 戊戌六君子传 敬业与乐业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编辑本段赋税思想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编辑本段梁氏故居　　饮冰室 梁启超故居位于天津河北区民族路44号，饮冰室位于河北路46号。这两所住宅是民国初年梁启超购买周国贤旧意租界西马路空地所建。民族路寓所为意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建于1914年。主楼为水泥外墙，塑有花饰，异型红色瓦顶，石砌高台阶，建筑面积1121平方米；书斋"饮冰室"为浅灰色两层洋楼，建于1924年。首层为其书房，二楼做卧室和会客。梁启超后期著述均于此完成。"饮冰室"系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专为其设计，造型别致典雅。建筑面积949.50平方米。 ------王之鸿　　北沟沿胡同属东城区北新桥地区，在东直门南小街迤西。胡同自北向南沟通大菊胡同和东四十四条，长300多米。明代，称“学房胡同”；清乾隆时称“官学胡同”，宣统时称“北沟沿”，因胡同临近水沟而得名；1949年称“北沟沿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都胡同”，后复称“北沟沿胡同”。现胡同西侧与新太仓二巷相通，东侧有两条支巷通往小菊胡同。 北沟沿胡同23号，旧时的门牌是北沟沿13号，在胡同南段西侧，占地面积3752平方米，街门朝东。街门是被称作“西洋门”①的屋宇式街门，街门内外各有一座“一字影壁”，显示出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虽然从建筑学角度讲，大门外对面的“影壁”，亦称“照壁”，既有遮挡大门对面零乱的墙面檐口的作用，也有作为宅门对景的作用。但是，在胡同的另一侧建影壁，或是依托别人的宅基，或是占用胡同的公共用地，岂能想建就建！所以，现在在北京城里所能见到的门外建有“一字影壁”的宅院，当年或是王府、或是衙署、或是官邸，总而言之，是“官”姓人家，不是平民住宅。汉字是表义的，“框中有人”念“囚”；“吾居行(hang，道路)中”便是“衙”。既然，门外的影壁是宅门的对景；那么，门前的这段道路自然与宅院产生了领属关系。门外的影壁分明地在警示行人:在此门前不许停留，更不许喧哗。梁启超任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其政府大员的身份与这座宅院的规格是相称的。 据1951年房屋调查登记显示:该院主体建筑集中在南半部，是东、西并列的两个三进院落，东部为住宅，西部是花厅；北半部约占整个院落的五分之二，是花园式的后院，院内树木繁盛，有假山，有凉亭；后院开有朝东的穿墙门，是整个院落的后门。该院共有房屋和亭、轩等建筑129间，建筑面积为1535平方米，其中包括带抄手廊的瓦房47间、敞轩3间、游廊21间、地窨子4间、防空洞1个、凉亭1座。该院的具体格局是:宅门北侧是一拉溜儿东房，共11间，应是回事房(传达室)、车库和警卫、杂役用房，从南往北的第三间东房的后墙开有临街券门，是“车库门”。 该院的具体格局是:进入宅门，迎面是一座“一字影壁”，往北经过坐西朝东的“垂花门”②便进入了东院的一进院；一进院有带抄手廊的南房、北房各5间，北房为腰厅，即:中间一间为连接前、后院的通道；东院的二进院均为带抄手廊的瓦房，有正房3间、耳房两间，东、西厢房各3间；东院的三进院只有7间后罩房。与东院并列的西院是休闲区，习惯称为“西花厅”，亦是三进院落；从南往北依次是:由假山叠石与3间敞轩构成的一进院，由3间敞轩和3间正房构成，并有转圈游廊连接的二进院和由两间东、西厢房与平顶外廊构成的三进院。 北沟沿胡同23号现在是单位宿舍，当年院内的主要建筑尚存，只是残破不堪而已；由于为解决职工住房而进行的改、扩建工程和住户见缝插针的自建房屋，致使该院已难寻昔日风采。 1986年1月21日，东城区人民政府将北沟沿胡同23号作为“梁启超故居”，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注： ①西洋门，是清代中期以后，西方建筑文化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在北京四合院采用的也很普遍。 ②垂花门，在府邸、宅院建筑群中常作二门，起着联系分隔内宅和外宅的作用。 参考资料： 《梁启超传》(吴其昌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张 王忍之编三联书店) 《世说新篇》(黄苗子著三联书店) 《卷起巨大旋风的梁氏新文体》(作者夏晓红载《北京日报》) 《梁启超为西医辩护》(作者张建伟载《羊城晚报》)　　编辑本段时代印记　　每一个向往大时代和大成就的年轻人都喜欢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转折年代，他们都喜欢引用查尔斯·狄更斯描写大革命之后法国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他们都喜欢用混乱来形容自己的年代，他们都渴望为这“混乱年代”理出脉络或者记录这“混乱年代”。 而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真正经历混乱年代并且因为自己在混乱年代中的作为而被写入历史的年轻人却实在不多，更令人感慨的是，这个名单因为一些原因还会在某些时候遗漏掉一些人。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位具备了众多伟大人物的素质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时代忽略了的人。 最早激发起我对梁启超的好奇心的，是在对《剑桥中国晚清史》和一些记载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命运的书籍的阅读过程中。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我才惊异地发现，以前我们仅仅用“改良派”三个字来描述的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名字出现的频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权臣要高。 梁启超所处的年代是真正的混乱年代。在由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所著的《梁启超传》中，梁这位早逝的学生用一章来写梁启超诞生之前的中国：这是一个为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个老朽帝国的奴隶，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呈现给后人的则是贪污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带来短暂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而洋务运动的重地总理衙门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混蛋加三级”。 天津梁启超旧居　　我们的历史课本在描述这段屈辱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会吝惜笔墨，这会使我任何进一步的讲述都显得多余。而吴其昌先生给予自己老师的高度评价，我想可能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所看不到的，他把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同孙中山相提并论，“他（梁启超）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梁启超是一个完全符合我们对天才的定义的人物：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国，我相信这两件事情的难度同今天的小孩子学习9岁就精通外语的难度相差不大。而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的壮举同我们今天惊为天人的中国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难度更大。中举时的主考官以为梁启超“国士无双”，竟然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这是古老中国表示对一个人的欣赏的最高礼遇。 戊戌变法令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名扬天下。在当时的外国人眼中“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是热心策划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当时在中国逗留的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此后这个年轻人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往往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上的领袖来接待。当时梁启超26岁。 而梁启超在政治上的辉煌并不像教科书上记载的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终结，或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成为明日黄花的人物。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和同样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交往频繁，据说，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可以想见，以孙中山当时的声望，自然无法同梁启超相比。而此时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分歧越来越大。尽管如此，梁启超顾及到康有为，没有给革命党人过多的支持。 梁启超的另外一次辉煌来自于他的一篇文章。袁世凯宣布称帝，此时的梁启超却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欧美的游历和对西方各国历史的学习给他一种印象，称帝者必亡。于是长于雄文的梁启超写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 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饮冰室　　梁启超在另外一次反帝运动，即反对张勋复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次也意味着他同改良派的彻底决裂。周善培规劝梁启超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而康有为则正站在复辟的一方。梁启超和康有为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来称呼梁启超。 至于梁启超在中国新闻事业上的地位，早有新闻学者将他同沃尔特·李普曼相比较。才气纵横自然不说，梁对中国文体的改革被认为是他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为表达方式的革命？周善培认为梁启超文气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写习惯了报纸文章，结果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但是却没有其他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别的著作。 长久以来一直被我们认为属于保守派的梁启超的死，更是嘲笑我们对历史局限的判断能力。梁启超晚年进入协和医院看病，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一个肾溃烂，必须割掉。不幸的是现代医学可能发生的错误发生了，手术医生将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反而留下溃烂的一个。于是“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而梁启超因为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新的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床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最后，梁启超允诺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医院。　　编辑本段梁氏轶事　　率真与诚恳　　梁 梁启超生平简介　　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杀头：梁启超毅然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而写出了揭露窃国大盗恢复封建帝制的《异哉国体问题》。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 梁启超　　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摘自《应用写作》）纪念　　梁启超的两次被“掌掴”　　章太炎曾在杭州的诂经精舍里师从经学大师俞樾专治朴学（俞樾即后来著名学者俞平伯的祖父）。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炮声把年轻的章太炎从故纸堆中惊醒。同年“公车上书”的导演康有为因之窜红。次年激进的章太炎就从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钱要求加入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在上海期间，他认识了很多维新界的人，如谭嗣同，唐才常，并有幸结识了康门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后来跟他闹得不可开交的梁启超。 擅长笔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启超主持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中担任编辑。但是不久因章太炎发表了多篇反满清的文章，梁启超秉承师意拒不发表，章对此不悦，后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发冲突，因康有为自视甚高，将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长素，也就是长于孔子，他门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赐、胜参等，自称水平超过颜回、曾参，章太炎看不过去，一日饮酒数杯对众人称，“所谓长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虏”，此言一出引和康梁门人发生肢体冲突，梁启超率数人至章处问罪，章太炎一时怒起，以掌掴梁启超两记，众人扭打因之决裂。 一次梁启超追随康有为逃日本避难，恰孙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为满清压迫，经此惨祸当能自省，乃请人约见。但康有为等人却坚持以“大清子民”为念，要死保光绪帝，将孙中山看作是乱党，拒绝合作，但随着孙中山的反满主张在日本华人中影响日益壮大，康为拉拢孙中山的部下派梁启超等人前去协商合作，但梁等人竟地要求孙中山放弃原来主张加入他们所谓的勤王运动，梁将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诓骗到他们的巢穴，忽然摆出香案祭出所谓光绪的衣带诏要孙中山等人叩拜，孙当然拒绝，梁却指使众人不让他们走，陈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启超的衣领轮起左臂就是一记耳光，打得梁踉跄几步几乎摔倒，接着一脚踢翻香案扯碎衣带，曰“我乃堂堂炎黄子孙，岂做奴才拜此小丑，尔辈甘为满洲奴者，可鄙！”吓得康党众人皆退。　　编辑本段家庭　　先祖及父母　　梁启超祖籍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梁氏的先祖为中原南逃的难民。在梁启超曾祖父之前，梁氏家族世代耕田。梁启超祖父名镜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梁启超的父亲名莲涧，也是一位秀才，在乡里教书；梁启超的母亲为赵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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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4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由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组成保国会，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光绪皇帝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康、梁为之奋斗的事业，总算有了成果。然而，由于陆续颁布的一系列谕令新政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9月21日慈禧太后发难，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囚，六君子遇难。康有为逃到英国使馆，梁启超逃到日本。为什么日本会接纳梁启超呢？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正在鼓吹东洋扩张论，而中国内乱正是日本扩张势力的好时机，所以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同意梁启超到使馆避难。为了设法帮助他离开中国，林权助组织了以日本人为主的猎人小分队，梁启超夹在其中，并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郑永昌的协助下，一行人从北京的正阳门火车站，坐火车来到天津。他们的行踪在天津火车站台被发现后，梁启超和郑永昌马上转移到海河上的一艘日本帆船驶向塘沽，登上日本大岛号军舰。26日后，日军舰起航东去。此时梁启超作诗一首，名为《去国行》：“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在其中讲到恨自己在困难时没有能力，既不能报君恩，也不能报友仇。虽然他自己很想报仇，但是徒然死于贼手并非大丈夫作为，所以“掉头”去了日本。后来有人夸张地讲，梁启超在船上当夜就学会了日语，梁启超自己也说不是这样的。他说：自己在五个月里学会读日本书、念日文——即便这样也是很快的学习速度了。在日本，他的大女儿梁思顺给他做秘书当翻译。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向西方学习。欧美革命思想的书籍和历史名著在日本大为流行，如《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民约论》《万法精理》等书。梁启超在此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所以这段时间对他思想的影响很大。在日期间，梁启超创办了七八种报纸，最著名的就是《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他公开批评满清政府，要求废除专制。他还介绍了大量西方变法改革的经验，并第一个把德国学者伯伦知理（J·K·Bluntschli）的国家学说介绍到中国。

高宗 李熙李熙(1852年-1919年)朝鲜国王(1863-1896),大韩帝国皇帝(1896-1907) ——朝鲜独立之后字圣临.初名载晃,字明夫,号诚轩庙号:高宗谥号:统天隆运肇极敦伦正圣光义明功大德尧峻舜徽禹谟汤敬应命立纪至化神烈巍勋洪业启基宣历乾行坤定英毅弘休寿康文宪武章仁翼贞孝太皇帝兴宣大院君嫡第二子,母为骊兴府大夫人闵氏.1852年壬子(哲宗三年,咸丰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生于汉城贞善坊私第(兴宣大院君第).1863年癸亥(同治二年),朝鲜王朝哲宗去世,无子,奉翼宗神贞王后赵氏之命,入承翼宗大统,封翼成君,行冠礼.十二月十三日即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高宗即位之后,朝鲜王朝五百年来首次出现了国王本生父大院君在世并执掌政务的局面.大院君执政后采取严厉的措施迫害天主教徒,全国有12万天主教徒被捕,包括12名法国传教士,其中9人被害.此举导致法国在1866年派出军舰出兵朝鲜西海岸寻求报复,史称"丙寅洋扰".1871年,美国驻华公使要求朝鲜开国,遭到拒绝,美国军舰前往江华岛示威,史称"辛未洋扰".两次洋扰均以外国军舰撤兵作罢告终,大院君认为这是锁国政策的成功,于是日益保守,在汉城和各地树立"斥和碑",上书"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1873年,高宗年满二十一岁而宣告亲政.闵妃外戚集团的新政府主张废除封闭锁国的做法,在面临洋夷入侵的情况下恢复同日本的国交.但是因为日本试图令朝鲜解除与中国的宗藩关系而受到朝方的拖延.1868年3月,明治政府应对马藩的要求,依旧例将对朝鲜的外交事务全权委托给对马藩.日本政府委托对马藩交给朝鲜"王政复古"的告知书,因书中有"皇帝""朝臣""奉敕"等只有中国皇帝才能使用的字眼,朝鲜拒绝接受.之后明治政府派外务权大录佐田白茅出访朝鲜,但朝鲜不接待对马藩之外的日本使节.佐田在釜山滞留交涉期间探知了朝鲜的国情,回国后大力倡导"征韩论".为了催促朝鲜加快建立日韩国交的速度, 日本派出军舰云扬号,第二丁卯号前往朝鲜西海岸示威并测量海图,与江华岛炮台发生交火.史称"江华岛事件"(云扬号事件).之后日本以当年美国佩里舰队的开国要求为蓝本,勒令朝鲜迅速开国.次年日本与朝鲜在江华岛讲武堂签定《大日本国大朝鲜国修好条约》,史称江华条约.条约中规定朝鲜开放釜山,元山,仁川三港;日本派驻公使和领事;日本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等内容.此后又签定了相关的通商章程.此时朝鲜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实行改革的必要性.1879年,礼曹参议金宏集(金弘集)率团访问日本,商谈仁川开港,米谷禁运,修改关税等问题.他于1880年回国时,带回一本清朝驻日公使馆的官员黄遵宪所写的小册子,名为《朝鲜策略》.该书建议朝鲜为了求得经济发展应接受欧洲的各种体制和技术,并同中国,日本和美国合作,加强自己的防卫能力,以阻遏俄国向南扩张.实际上该书体现了当时清朝外交的基本政策,即抵御沙俄,牵制日本,拉拢美国.这一"策略"在朝鲜一披露,于1876年曾主张赶走日本势力的儒学家便发动了一个强烈反对外国资本主义渗入的运动.这一运动很快便在庆尚道,江原道,京畿道,忠清道和全罗道的儒学者中扩展开来.朝鲜政府于1881年派一批年轻贵族,即所谓"绅士游览团"去日本考察行政,军事,教育,工业和技术体制.与此同时,应清朝的要求,另一批由吏曹参议金允植率领的60名朝鲜青年访问了中国.在那里他们主要是研习制造和操作西方武器的技艺.这种改革尝试发自政府本身, 所以改革的浪潮不久便广为蔓延,不仅席卷了两班和中等阶级,而且席卷了整个社会.1882年5月,朝鲜与美国签订《朝美修好条约》,朝鲜正式对西方打开了国门.条约签订后,英,法,德,俄,意,奥,比,荷,丹等国接踵而来,签订了类似条约.闵妃集团执掌国政后,国际国内局势动荡.1881年发生了针对高宗的未遂政变,次年发生壬午兵变.清朝派兵进入朝鲜.日本则因公使馆被兵变士兵焚毁提出赔偿要求,最后与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1884年,朝鲜的开化派发动甲申政变,宣布朝鲜脱离清朝而独立,但是兵变被清朝驻军将领袁世凯镇压.1894年甲午(高宗三十一年,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朝鲜爆发甲午农民战争.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兵败,上疏请借外国援兵.1894年6月3 日,朝鲜政府照会清朝,请求出兵.为了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清朝与日本进行了甲午战争.日军在6月21日夜间迅速攻占汉城,控制国王,强迫其归政于大院君.6月23日,新组成的朝鲜政府宣布废除与清朝签订的一切条约,朝鲜将依赖日军从朝鲜领土上驱逐清朝军队.在中日战争中又强迫朝鲜签订与日本的同盟条约,共同反对清朝.甲午战争后,在日本协助下,朝鲜新政府设立"军国机务处",开始了内政改革,包括废除吏户礼兵工刑六曹,设立内务,外交,度支,军务,法务,农商务,学务,工务八部;废除八道,设立二十三府;宫府分离,政府以总理大臣执掌,宫廷事务由宫内大臣执掌;废除科举考试;还有使用朝鲜王朝开国纪年,对腐败官员的纪律处置,放宽贸易活动限制,建立银本位的新货币制,在财政部管辖下统一财政管理,度量衡标准化,一切赋税用现金缴纳,建立股份公司,依据法院改组法把司法权分离,统一警察力量等社会,财政,文化等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共208条,史称"甲午更张".1895年1月7日(高宗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高宗率领世子,百官参拜宗庙,举行誓告典礼,宣布《洪范十四条》,其中第一条即宣告"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独立自主基础",正式宣告朝鲜半岛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甲午战争后,高宗和闵妃集团对中国彻底失去了依附的信心和基础,他们看到日本在俄国的干涉下被迫将辽东半岛交还给中国,企图利用俄国来牵制日本. 1895年年中,朝鲜政府以策划暗杀闵妃为由下令逮捕亲日派大臣朴泳孝,朴泳孝被迫亡命日本.闵妃日益亲俄,俄国在朝鲜的势力和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1895年10月8日拂晓,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率领日本士兵,浪人,挟持大院君冲入景福宫,在乾清宫杀死了闵妃并点火焚尸,清除了宫中的亲俄派势力, 组成了以金弘集为首的新政府,史称乙未事变.金弘集内阁宣布实行公历,改开国五百零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为五百零五年一月一日(1896年1月1日),并建元号为"建阳".同时还宣布了断发令,要求朝鲜人民剪发易服.此举引发了朝鲜全国范围内的不满情绪.俄国公使韦伯利用这一形势,从停泊在仁川的兵舰上调兵 100多人至汉城,经与亲俄派协商后,1896年2月11日,高宗率领王世子走出王宫,前往俄国公使馆请求避难(俄馆播迁事件).高宗在俄国公使馆命令逮捕逆贼五大臣,总理大臣金弘集在俄馆播迁当天即倒台,和农工商大臣郑秉夏在押送入狱途中被巡检和市民打死,逃亡外地的度支大臣鱼允中也在回乡途中被杀,内部大臣,法部大臣和前军部大臣逃亡日本.朝鲜建立起以金柄植为总理大臣,李完用为外部大臣的亲俄政权.1897年2月11日,高宗一行离开俄国使馆,返回庆云宫,并宣布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改建阳二年为光武元年,改国王为皇帝,王世子为皇太子,追封闵妃为皇后,并在汉城的圜丘和皇穹宇祭拜天地.此后日本与俄国为了确立双方在朝鲜的利益,先后签署了小村—韦伯协定,山县—罗巴洛夫协定,西—罗仙协定, 协调两国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和各种利益.而清朝则与朝鲜/大韩帝国建立了平等的近代外交关系.1903年前后,日本和俄国的矛盾逐渐激化.日本主张"满韩交换",日俄分别占有朝鲜和满洲.俄国则主张独占满洲,以北纬39度以北的朝鲜半岛为俄国势力范围,39线以南为日本势力范围,但是日本不可将其用于军事目的.1904年2月10日,日本对俄国宣战,日俄战争爆发,韩国被迫签订六条议定书,协助日本作战.战争结束后,日本公使林权助又强迫韩国签署日韩新协约(第一次日韩协约),规定韩国雇用日本财政和外交顾问,与外国缔结条约前要与日本协商等等.1905年日本派遣数万军队开入汉城,包围王宫,强迫韩国外部大臣朴齐纯签订了《日韩保护协约》(第二次日韩协约,又称"乙巳保护条约"),共有 5条:第一,"今后韩国对于外国的关系及事务","由(日本)外务省监理指挥",在外国的韩国侨民及利益,由"日本国的外交及领事保护".第二,"由日本负责履行韩国与外国所签订的现存条约,今后不经过日本政府同意,不得签订任何国际性的条约及协定".第三,由日本政府设统监一名,专理外交一项,驻扎汉城,日本政府还往各地方派驻理事官,"在统监指挥之下,行使从前属于驻韩日本领事的一切职务,并掌管本协约的完全实施".第四,"日本韩国之间的现存条约及协定,凡不抵触本协约的条款,均继续有效."第五,"日本政府保证维持韩国皇室的安宁及尊严".根据这个协约,韩国撤消外交机关,并不设外务大臣职务,这样,韩国就失去外交及内政主权,变成日本的保护国,实际上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此后,在韩国全国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和第二次反日义兵斗争.此时主掌韩国国政的学部大臣李完用,军部大臣李根泽,内部大臣李址鎔,外部大臣朴齐纯,农工商大臣权重显被韩国人民称为"乙巳五贼".《日韩保护协约》签订后,日本对韩国的控制由顾问统治转为日本韩国统监府的统治.11月23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协约全文,并将此事通知与韩国有外交关系的各国政府,要它们撤走驻韩外交代表机构.在各国外交使团尚未撤离时,日本就关闭了驻汉城的使馆,成立了统治朝鲜的新机关——统监府,派枢密院院长伊藤博文为第一任统监,各道的日本领事馆也撤销,成立了统监府的地方机关——理事厅.《日韩保护协约》签订不久,高宗就秘密写信给美,俄,德,法4 国首脑,宣布《日韩保护协约》无效.1907年,海牙召开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高宗秘遣秘使带着高宗致俄国沙皇的书信和参加会议的委任状前往海牙,控诉日本对韩国的侵略,呼吁各国声援韩国,宣布日韩保护条约无效.由于与会各国均承认日本对韩国的保护权,于是向高宗确认代表身份,此时韩国电信权落入日本手中,询问电被日方扣留,伊藤博文闻讯大怒,通知和会委任状系伪造..日本指责韩国违反了保护条约.伊藤威胁高宗说: "陛下用如此阴险手段蹂躏日本的保护权,不如对日宣战","陛下若想抵抗日本,不必秘密进行,大可以公开干".伊藤还授意韩国亲日组织"一进会"开展要求高宗退位的活动.在伊藤的指使和恫吓之下,李完用内阁在7月6日至18日举行3次御前会议.会上农商工部大臣,一进会会长宋秉峻对高宗威胁说:"今为陛下着想,只有两计:一则陛下亲赴日本,向天皇谢罪,二则陛下……迎长谷川(好道)司令官,向其谢罪",不然开战败后将如何受辱,难以设想."17日,李完用等7大臣逼迫高宗退位.同日日本外相林董抵达汉城,和总理大臣李完用一起逼高宗退位,双方僵持不下.高宗宣布"军国大事由皇太子代理",日本人却称韩国皇帝已经退位.1907年7月19日,日军在汉城南山倭城台正对着庆云宫驾设6门大炮,并派日军包围庆运宫.在日本兵严密看护下,在庆云宫中和殿举行禅位仪式.皇太子李坧即位,是为纯宗.高宗被迫退位后,称太上皇,被日军监视居住于庆云宫(改名德寿宫)内.1910年日韩合并,韩国皇帝,太上皇和皇太子被授予日本皇族的身份,高宗的封号降为"德寿宫李太王".1919年1月22日凌晨三时,高宗突然在德寿宫去世,终年六十八岁.关于其死因,日本朝鲜总督公布为"脑溢血发作",但是没有病理报告,自然不太可信.韩国民众认为是因为高宗计划向巴黎和会派遣密使,代表韩国民众诉说在日本总督统治下韩国的苦难,要求韩国独立,但是这一计划被泄露了,所以日本朝鲜总督府命令高宗身边的侍从在高宗的御膳里暗中下了毒.高宗去世当晚用了解毒的醋,不久便毒性发作,痛苦地说"我吃的是什么东西,这么难过",不久便死去,死后两眼发赤,全身有红斑,且很快腐烂.1919年3月1日,在为去世的高宗举行国葬的时候,朝鲜国民借悼念这位一生经历坎坷的国王的机会,在各地聚集游行,要求朝鲜独立.是为"三·一"运动,也是朝鲜近代独立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月14日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北京政府段祺瑞内阁追随协约国的外交政策，拒不承认苏俄。本日，北京政府派军队封锁中俄边境，阻绝中俄交通，以防范“过激党人”。 1918年段祺瑞内阁成员合影。右起：曹汝霖（交通兼财政总长）、刘冠雄（海军总长）、陆徵祥（外交总长）、段祺瑞（国务总理）、钱能训（内务总长）、段芝贵（陆军总长）、朱深（司法总长）、傅增湘（教育总长）。 1月15日 华法教育会在北京华法教育事务所举行会议，鼓励有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 2月 苏维埃政府公告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 2月26日 广州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被朱执信派人刺杀于广州市海珠码头。 香港跑马地跑马场发生大火灾，450余人被烧死。本日是赛马日，一个看台因观众挤拥，突然倒塌。棚架刚好倒在看台边的一些熟食摊的火炉上，火势迅速蔓延。消防队员赶到后，亦束手无策。 3月5日 孙中山电召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电召，蒋介石由上海到广州。这是孙中山首次启用蒋介石。去年9月20日，蒋介石寄给孙中山一份《对北军作战计划》。10月，蒋介石又进《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引起孙中山重视。 广州国会电巴黎和会各国代表，请将“二十一条”及段祺瑞与日本所签订的一切密约协定废止。 3月7日 代总统冯国璋通电辞职，并电各省筹商解决时局办法。 皖系军阀的御用工具—安福俱乐部成立。段祺瑞为巩固其在国会中的力量，从对日借款中取出80万元，命其心腹徐树铮幕后操纵，由王揖唐负责牵头，组成安福俱乐部，目的在于操纵选举、控制国会。该俱乐部于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因“安福”词义吉祥、易于上口而定名。 3月10日 北京政府电令绥远、察哈尔都统派兵驻蒙，保护库伦。 3月15日 被苏联红军击溃的哥萨克军队纷纷逃窜至黑河地区。 3月19日 日本公使林权助向北京政府提出中日共同出兵西伯利亚条件。 奉方与苏联红军达成协议，红军不侵犯中国边境，中方不支持谢米诺夫的白俄军队。 4月5日 北京政府海军部派军舰至海参崴，并由吉林派陆军前往。“海容”号军舰9日从上海出发，17日抵海参崴。 4月18日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新民学会。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在湖南组织了“新民学会”。图为部分会员于1919年11月在长沙的合影。左起第1排：李思安、周敦祥、陶毅、魏璧、劳启荣、贺延祜；第3排：8何叔衡；第5排：4毛泽东。 4月22日 段祺瑞在汉口召集大规模军事会议，布置对南方军队的作战计划。 4月25日 在长江丹水池附近江面，招商局“江宽”轮被“楚才”号军舰撞沉。“楚才”舰护送段祺瑞乘坐的“楚泰”舰，晚上11时由汉口开出，全速向下游飞驶，由于天黑雨大，江雾弥漫，拦腰撞在上驶的“江宽”轮上。 5月4日 孙中山辞去军政府大元帅，护法运动失败。 5月15日 周树人首次用笔名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狂人日记》。 1918年5月，鲁迅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 5月30日 中日互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6月1日 交通银行召开股东大会，选举梁士诒为董事长。 6月30日 王光祈等发起筹组“少年中国学会”。 7月1日 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介绍俄国十月革命。 7月2日 协约国决定由中、日、美、英、法及捷克等国共同出兵西伯利亚。 7月4日 苏维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宣布，俄国将“放弃沙皇政府在满洲的所有掠夺品”，并表示中东路是“中俄两国人民的财产”，中国可将其提前赎回。 7月8日 鱼腹发现戚继光私章。北京西直门外高梁桥一名叫张秋岩的渔民在北河捕获一条重达40余斤的大鱼，他将鱼抬到岸上割成小块零售。切割时，发现鱼腹中有1块坚硬如铁的东西。将它冲洗干净后仔细观看，原来是1枚似玉非玉的小方印章，上面用篆体阴文刻着“戚继光印”4个字。当日，有人用1块大洋的价格，将方印购去。经证实，这枚方章是戚继光的私章。9日，英国商人威尔特斯用450元将这枚小方章购得。 8月1日 列宁委托外交人员委员齐切林复函孙中山，对孙中山的贺电表示感谢，并“向中国革命领袖致敬”。 8月8日 于右任回陕西出任靖国军总司令。 8月12日 新国会开幕。段祺瑞召集的临参议院完成“造法”任务后，在段的亲信徐树铮幕后指挥下，安福系用政治胁迫、金钱贿买、伪造选票等手段操纵新国会议员选举，结果大获全胜。在当选的427名国会议员中，安福系竟占384名。新国会因被安福系控制，故被称为“安福国会”。此后，段祺瑞通过王揖唐，按月津贴参加安福俱乐部的议员。 8月12日 代总统冯国璋因任期届满，通电辞职。 8月15日 日本宣布出兵满洲里。 8月19日 日军5,000人由哈尔滨进驻中东路各站。 8月22日 美国驻华公使向北京政府抗议俄政府将中东铁路长春至哈尔滨段让与日本。 8月24日 北京政府发表《海参崴宣言》，宣布中国“将出兵崴埠，与联合各国取一致之行动”。 9月 毛泽东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首次到达北京。 毛泽东在1918年至1919年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的工作室。 9月1日 前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在加拿大维多利亚港中华会馆门前，遭国民党人王昌行刺，身中2枪，当场毙命。 9月4日 徐世昌当选大总统。徐世昌在大总统选举中，以425票压倒性多数当选。安福国会产生后，皖系认为合法倒冯的时机成熟，由国会提出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已届期满，应另行选举。冯国璋在北京因处处段祺瑞掣肘，自知再当总统已无望，但又不愿段祺瑞独揽大权，于是提出下野，条件是段祺瑞同时下野。皖系内部认为，北洋分化为直、皖两系，矛盾已深，段祺瑞若置冯国璋不顾而出任总统，必激化两系矛盾，因此应推举无兵权、又接近皖系的北洋元老徐世昌任总统。8月底，冯国璋、段祺瑞相继通电下野。 9月5日 上海永安公司在南京路正式开业。 9月10日 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由内务总长钱能训兼代。 9月13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郑重向日本公使声明，日、俄如有售让中东路协定，中国坚决不予承认。 10月 陈独秀、李大钊组织 社会 主义研究会。 10月30日 11月11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图为北京政府徐世昌总统向外交团宣布协约国胜利。 北京政府在太和殿举行阅兵庆祝。 11月13日 北京庆祝战胜德国，折除纪念1900年被清军所杀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的纪念碑。 11月15日 北京大学在天安门举行演讲大会，李大钊作《庶民的胜利》的演说。这篇演说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同期还发表了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烈赞扬俄国十月革命，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于1918年11月15日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文中称“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 12月20日 北京政府特任钱能训为国务总理。 本年 恽代英在湖北组织了“互助社”、“利群书社”和“共存社”。 五四运动前后，恽代英在湖北组织了“互助社”、“利群书社”和“共存社”。图为互助社成员于1918年在武汉合影。前排左起：3恽代英、4林育南。 1917年，四十年前，我国人民以欢欣的心情迎接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 李大钊关于十月革命的著作。 1919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1888-1927）是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前后，他主编“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刊物，并且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社团，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1927年他被反动的北洋军阀绞杀了。 当时的北京大学“红楼”是李大钊工作的地方。 北京大学“红楼”。 1919年，苏俄政府向我国发表宣言，废除帝俄订立的一切秘密条约和不平等条约。 1919-1920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每周评论”和“国民杂志”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的译文，第二年出版全译文。 “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传播新思想文化的书刊纷纷出现。 1920年，十月革命后，俄国文学大量介绍到我国来，中国共产党最早党员之一瞿秋白（1899-1935）曾从俄文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 1921年，孙中山在寄给苏俄政府的信上诚恳地表示愿和苏俄保持友好关系。 1921年7月1日，我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12人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团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左图是开会的地方。代表大会受到租界巡捕侦查，于是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右图），继续举行。

会 小时候学过 拒绝郭 应该是觉得自己内心无法接受 父辈事业在自己手里毁灭的 人还是应该知道廉耻的 其次其不碰政治 不沾政治人物 晚年类似刘阿斗

风尘孤剑在 湖海一身单 题目出自梁启超《壮别》诗中的第一首，全文如下 ：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很少闻听梁先生的诗，独这首，乍听之下，便心有戚戚。忽地让我忆起当年那场针锋相对、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新民丛报》与《民报》。可能有人会说，这样几乎一边倒的论战有何可言，况且，《新民丛报》在与《民报》的论战中违背了历史潮流，在论战方法、整体实力上都处于劣势，最终也因失败而停刊。只是，不想说先生的立场，不想说论战的结局，只想品味先生的言辞“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自今文字之力大，无过此者矣。”，只想感喟先生的勇气“孤军奋战”“以一夫抵万军”。也算得上是孤剑出乱世，一身都是胆了吧！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梁先生，六岁学完五经；九岁写千言八股文；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二十三岁与康有为为中国富强而倡导变法，世称“康梁”；此后，先后创办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五十余岁时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首，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之上。与谭嗣同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儿女无不为当世英才。观其一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一遭人世，用“高山仰止”来形容亦不为过吧。先生是一个完全符合我们天才定义的人物，中举时的主考官也称之为“国士无双”，不顾门第观念，将自己的堂妹许配于他，这是古老中国对一个人欣赏的最高礼遇。这欣赏，不只我们，还有他们：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大肆捕杀维新人士，在中国逗留的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此后这个年轻人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往往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上的领袖来接待。当时的他仅26岁。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学识，品性，气度才让人们对他心驰神往，甚而心无旁路的帮助!想起《恰同学少年》中的一个镜头：毛泽东·蔡和森等当世精英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下，朗声诵读梁先生的《少年中国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何等的激昂，何等的骄傲，何等的心潮澎湃，何等的热血沸腾······ 教科书中对先生的评价只三字“保守派”，其实他的政治辉煌并未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终结：袁世凯宣布称帝，长于雄文的梁启超写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声讨袁贼，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张勋复辟时，先生再披战甲，这一次也意味着他与改良派的决裂。 自己是新闻专业的学子，向来崇拜邵飘萍·林白水这样的战地奇葩。愧疚的是，却从未听闻梁启超在这方面的贡献，而梁先生在中国新闻事业上的地位，早有新闻学者将他同沃尔特·李普曼（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相比较。才气纵横自然不说，梁对中国文体的改革被认为是他的最伟大贡献之一。 维新运动之前，中国报业发展仍处于相当滞后的阶段，而维新运动无疑给新闻事业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从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到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维新派报刊到处涌现，被后人称为“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在主持时务报期间梁启超一改八股文、桐城派文人古奥晦涩的旧习，创造出了灵活自由、丰富感人的“时务文体”，用浅显流畅、生动活泼的文字批判旧思想，宣传新观念，激发了爱国者的报国热情，开社会文明和民主先风。先生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是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胡适曾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出逃日本，更加系统全面的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新闻学说，其新闻思想的发生了整体变化。其前期的思想被概括为“去塞求通”（即一个国家的强盛与衰弱，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是否上下相通，内外相通，通畅则强，闭塞则弱。而作为上下通达的工具，报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而后期则大力彰显报纸“第四种权力”的社会地位，主张言论自由。在新闻业务方面，梁后期主持的报刊在编辑和版式上对中国报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丰富了我国报刊编辑业务的内容。在新闻伦理方面，他提出记者不仅要业务精湛，还要以道德作为判断依据，这些职业道德理念对现今记者仍有很大的意义。 诚然，先生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由于时代及个人思想认识的局限，他的出版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落后的因素。例如过分强调了报刊的政治功能，而忽视了新闻自由作为普通民众所拥有的自由权力之一的社会功能。 但是，作为“舆论界的骄子”，梁启超无愧为中国新闻思想的第一人。而对他编辑出版思想的完善与发展，则是我等后辈应做之事。 有人曾这样评价先生的一生：他的《少年中国说》是青春中国诞生的第一口呼吸；他的《变法通议》是一新文化向旧文化宣战的第一把利剑；他的“小说界革命”的尝试为腐朽的旧文学注入第一支兴奋剂。他力主变法却踏上流亡之路；他推行共和体制却步履艰难；他指挥讨袁护国却遇重重阻拦；他与康有为同为戊戌干将，却最终分道扬镳……他坚决相信中国不会亡，所以他虽然处在全然无望中，却始终在挣扎奋斗。如果说孙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则梁启超便是民主思想的先行者！ 而梁先生，在我心目中，永远是在求索道路上且行且吟的斗士：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溥仪作为末代皇帝是极其悲剧的一个人，不仅背负了灭国之罪还让自己身心备受考研，溥仪儿时没有实权身体宫女玩坏了，晚年甚至连老婆都找不到，有一个妃子还因此逼溥仪和自己解除婚姻，实在可怜。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在没有实权，也还是一个皇帝，后宫佳丽3000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溥仪被逼退位后，这后宫3000宫女妃子都到哪里去呢？难道真的能轻轻松松的回家吗？额尔德特?文绣，蒙古族旗人。满洲鄂尔德特氏旗人。民国十一年（1922年），她跟16岁的溥仪结婚。溥仪首选的第一位妃子是文绣，但是父亲逝世后端康太妃为首的四大太妃们，皆认为文绣家境贫寒、长相不好，让王公劝溥仪重选。文绣被册封为淑妃。民国二十年（1931年）废除离婚。溥仪还有另外3个妃子，其中最爱的是婉容，可惜最后...........从1925年到1932年，溥仪在天津生活了七年，这七年是他在各派遗老、各种主意之间摇摆的七年，也是他积极活动、寻求复辟的七年。对于与日本相互勾结以实现复辟的梦想，溥仪并不否定，他曾毫不忌讳地说道：我在日本公馆里住了些日子，到了天津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我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全不见效之后，日本人在我的心里的位置，就更加重要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已经就任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在关东军的安排下，乘坐三万五千吨的比睿号战列舰访问日本。当时，作为合作的标本，溥仪在日本政界视野中如日中天，日方为这次访问下了不少工夫，所到之处，随处可见挥舞小旗欢迎的日本民众，表现出一副“日满和谐”的姿态来。对于这次访问，日本做了周密安排，组成了以枢密院顾问林权助男爵为首的14人接待委员会，军部还派出“比睿”号战舰和多艘护航舰来大连迎接。溥仪登上日本战舰，检阅了日本“球摩”第12、15驱逐舰队。溥仪一行到达日本横滨后，乘火车前往东京，日本天皇亲自到车站迎接。随后溥仪由秩父宫陪同，乘宫廷仪装马车，来到天皇裕仁当皇太子时居住在赤坂离宫下榻。在日期间，溥仪先后检阅了日军近卫师团、羽志野骑兵第二联队及战车第二联队，并到曰陆军第一卫医院慰问了日本伤兵。当溥仪和日本人走到一起后，就注定失败，溥仪的后宫佳丽3000也几乎全部归属于日本人，试想想一个男人哪能搞定那么多女人呢？而日本当时正好需求量大，所以对溥仪才会百般忍受，甚至还答应他帮他复辟，这3000宫女妃子只有少数的逃出生天，其余的全部成慰安妇被溥仪送给日本人。

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 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应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他出使日本（虽然签了马关条约），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还很高。 历史毕竟需要反面教材，李鸿章签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自然首当其冲，不过，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客观地纪念这位洋务运动的老前辈，这位创立多项实业的老前辈，这位开创中国现代外交的老前辈。 李鸿章不仅在“洋务”方面表现出了他卓越的才能，也在经济方面做出了他突出的贡献，借着大清国的财力，更是凭借自己卓新的思想与观念，。李鸿章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事企业；上海洋枪三局。不仅于此，由于李鸿章的主持与参与，洋务派还兴建了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到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

　　八月丁亥，除临川水冲地额赋。庚寅，见日本王爵博恭、公使林权助於仁寿殿。是月，赈安徽水灾，广东风灾，湖州涝灾。 　　九月癸卯，见各国公使等於仁寿殿。丙午，赐游学毕业陈锦涛等各科进士、举人出身有差。甲寅，诏更定官制。内阁、军机处、外务、吏、礼、学部、宗人府、翰林院等仍旧。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户部为度支部，兵部为陆军部，刑部为法部，工部并入商部为农工商部，理藩院为理藩部。各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不分满、汉。都察院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二人。改六科给事中为给事中，大理寺为大理院。增设邮传部、海军部、军谘府、资政院、审计院。以财政处归度支部，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归礼部。太仆寺、练兵处归陆军部。各部尚书俱充参预政务处大臣。命世续为军机大臣，林绍年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并罢军机，专理部务。乙卯，发广东库储十万赈香港及潮、高、雷、钦、廉属风灾。丁巳，改政务处为会议政务处。戊午，命曾广铨以三品京堂充出使德国大臣。 　　冬十月癸酉，皇太后圣寿节，停筵宴。癸未，见英使朱迩典、比使柯霓雅於乾清宫。乙酉，裁并广东陆路、水路提督为广东提督。丁亥，见日本公使林权助等於勤政殿。戊子，浏阳、醴陵匪巫王永求、陈显龙倡乱，官军擒斩之。己丑，拨漕折三十万备赈江苏。辛卯，立官报局於京师。 　　十一月己亥，留广东京饷十万备赈。壬寅，免广西锑矿出井税。甲辰，拨陕西官帑八万助赈江苏。戊申，诏升孔子为大祀，所司议典礼以闻。癸丑，诏各省议币制。丁卯，建曲阜学堂，发内帑十万济工。是月，见墨使胡尔达於勤政殿，德使雷克司、法使巴思德、英使朱迩典於乾清宫。 　　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丁卯，加京官养廉。甲戌，改驻各国公使为二品实官。 　　是冬，赈普宁、赵州、罗平、师宗灾，江宁、扬州水灾。免滦平、安州涝灾粮赋，永城额赋，陕西咸宁等处逋赋，永平、太和、昆明灾地欠粮。 　　三十三年丁未春正月甲辰，见各国公使於乾清宫。庚戌，裁各部小京官。 　　二月甲子，有泰以贻误藏事褫职，谪戍军台。壬申，留苏漕十五万备赈。 　　三月丙申，见日本公使林权助等於勤政殿。戊戌，长春、哈尔滨辟商埠。己亥，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裁吉林、黑龙江将军，改置奉、吉、黑三巡抚，授徐世昌钦差大臣，为东三省总督。壬寅，命府尹孙宝琦充出使德国大臣。壬子，命天津道梁敦彦充出使美墨秘古大臣。丙申，命陆徵祥充保和会专使大臣，李经方充出使英国大臣，钱恂充出使荷国大臣。丁巳，昆冈卒。 　　是春，免中卫被水及榆林等属逋赋，云南旱灾等州县逋粮及额赋。 　　四月甲子，裁各省民壮捕役，改设巡警。绥来地震。乙丑，御史赵启霖坐污蔑亲贵褫职。辛未，更定东三省官制，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行省公署，以总督为长官，巡抚为次官，置左右参赞，分领承宣、谘议两厅，分设交涉、旗务、民政、提学、度支、劝业、蒙务七司，各置司使，及提法使、督练处等官。己卯，祈雨。辛巳，以江北水灾，严米粮出口禁。丁亥，定陆海军官制，陆军部设两厅十司，军谘处五司，海军部六司。戊子，命衍圣公孔令贻稽察山东学务。 　　五月癸巳，巴塘等属喇嘛胁河西蛮作乱，官军讨平之。乙未，命王士珍以侍郎衔署江北提督。丙申，西陵禁山火。丁酉，瞿鸿禨罢。己亥，授鹿传霖军机大臣。命醇亲王直军机。辛丑，王文诏罢，命张之洞协办大学士。癸卯，崇礼卒。丁巳，改按察使为提法使，置巡警、劝业道，裁分守、分巡各道，酌留兵备道，及分设审判厅，备司法独立，增易佐治员，备地方自治，期十五年内通行。戊午，诏“宪法，官民均有责任，凡知所以预备之方、施行之序者，许各条举，主者甄采以闻”安徽候补道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锡麟捕得伏诛。 　　六月辛酉，命李家驹充出使日本大臣。丙寅，复御史赵启霖官。壬申，自四月不雨至於是日雨。授张之洞体仁阁大学士，鹿传霖协办大学士。乙酉，停万寿筵宴。永定河决。 　　是夏，免新化被水额赋，伊通被贼逋课，云南旱灾等州县银米。赈云南饥及直隶水灾。 　　秋七月辛卯，诏中外臣工议化除满、汉。甲午，改考查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其军机大臣、大学士、参预政务大臣会议事，於内阁行之。壬寅，懿旨遣杨士琦赴南洋各埠考察，奖励华侨。免赵州、禄丰被灾额赋。赈顺天等属灾民，及浏阳、邵阳蛟灾。甲辰，诏以匪徒谋逆，往往假革命名词，巧为煽诱。各督抚当设法解散。获犯拟罪，分别叛逆、盗匪科论，被胁及家属不知情者勿株连。命张荫棠为全权大臣，与英人议藏约。敬信卒。己酉，定限年编练陆军三十六镇。丙辰，命张之洞、袁世凯并为军机大臣，以袁世凯为外务部尚书。丁巳，命杨士骧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戊午，李经迈以母病免，命雷补同充出使奥国大臣。己未，河决孟县。

戊戌政变，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 (清光绪二十四年)发生在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向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改良派势力发动的一场血腥政变。政变的结果是，持续了百余日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戊戌六君子被杀。

《乙巳条约》（第二次日韩协约）是日韩关系史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对于这个条约的认识不仅与对5年后《日韩合并条约》及殖民地时代的评价密切相关，也牵扯到战后赔偿问题，所以战后日本和朝鲜半岛双方长期以来围绕《乙巳条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激烈的争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方面一直认为《乙巳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理由主要有两个：第一，该条约是在日本的武力胁迫下强制签订的；第二，该条约省略了韩国皇帝的批准书等必要环节。韩国高宗皇帝李熙自始至终就没有同意这个条约，也没在条约上签字，他甚至发表声明，宣布他并未批准缔结《乙巳条约》，也没有放弃外交权，这个条约是无效的，并呼吁列强进行干涉。此外高宗皇帝还给美国、法国、德国、俄国四国首脑写密信，请求他们声援韩国，但无果而终。1907年，高宗甚至派密使海牙和平会议，向全世界宣布《乙巳条约》缔结的真相。此事在日本的阻挠下失败，高宗也因海牙密使事件而被逼退位。1992年，韩国首尔大学近代史研究组找到了《乙巳条约》的原本，上面只有林权助和朴齐纯的签名，没有高宗李熙的签字，也没有加盖国玺。根据大韩帝国宪法——《大韩国国制》，所有对外条约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才能生效，因此《乙巳条约》是无效的，此后日本以此条约为根据设立统监府乃至《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也都是非法的。1995年10月16日，韩国国会一致通过《关于要求日本对大韩帝国与日本帝国间的勒约拥有正确历史认识的决议文》，指出：“此原件（《乙巳条约》原件）亦确认，当时拥有大韩帝国缔约权的高宗皇帝未曾署名与捺印于所谓‘乙巳五条约"”，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乙巳条约》的非法与无效。朝鲜方面亦认为《乙巳条约》“是未经朝鲜国家最高执政者的承认，没有他的签字，没有盖玉玺的非法无效的骗人的文件”。 然而，日本方面对《第二次日韩协约》（乙巳条约）的观点却与朝鲜和韩国相反，日方认为这个条约是合法的且有效的，日本对朝鲜和韩国不存在任何谢罪和赔偿的理由，只是负有“道德上的责任”。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与北朝鲜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日本针对这些旧条约表示：“虽说在国际法上有效，但没说是正当……”。 日本明治大学教授海野福寿针对韩国观点进行反驳，称虽然日本的殖民地政策“不正当”，但根据当时的国际法来看，旧条约依然有效，而殖民地统治属于“合法的”强迫。海野进一步指出：所谓合法并非丝毫意味着日本合并韩国和进行殖民地统治是正当化的。 因此对于《乙巳条约》的争端一直是日本与朝鲜半岛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国际上多数倾向于非法、无效的观点，1935年《哈佛条约法公约草案》中将《乙巳条约》与1772年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波兰的条约、1915年美国武力强迫海地签订的条约作为范例，说明强迫缔约的无效性；1963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15次会议中沃尔多克亦在其报告书中将《乙巳条约》作为在缔结过程中“施以威胁和恐吓的行为”的无效条约。 中国外交部前顾问李浩培亦将《乙巳条约》作为非法无效条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