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写的草原名明明写的是蒙古族,为什么提到了鄂温克族?

也就是游牧文化，如蒙古族文化

草原文化 在长期的牧业生产劳动中，草原民族早就在认识自然、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突出的贡献。早在北方蒙古高原的阴山岩画上，就记录了草原民族在狩猎时所用的各种工具。草原民族早在数学、医学、建筑、车辆制造、制陶等诸方面有所发展。有元一代，草原民族步入中原，其在天文、纺织、化工、航海、交通、医药、饮食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蒙文的《三角算法》、《天文原理》、元代忽思彗所著《饮膳正要》、清代明安图的《割圆密率捷法》、清代蒲松龄的《药祟书》与《伤寒药性赋》等古代文献记录了草原民族在科技史上的光辉一页，内蒙古出土的天文仪器、古代兵器、陶瓷、织锦又是草原民族智慧与创造的实录。

其实每一份文化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都很重要

草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生态性和包容性。草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当中，主要通过畜牧业以及狩猎等生产来获得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狩猎是由人与动物构成的生产方式，猎民只有长期能捕获到猎物才能持续进行狩猎活动。猎民在狩猎当中对猎物适度捕杀，从不乱捕乱杀，还经常为维护生物链的长期存在而放生，这是按照自然规律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从而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当草原民族以畜牧业为主业之后，人、自然、牲畜三者就构成了游牧生活的生产方式。当人在生产当中遇到牲畜与牧场之间的矛盾时，牧场物植物难以供应牲畜的需求。这时草原民族就用转场的方式到水草丰厚的地方生活，逐步形成了游牧与轮牧的放牧制度，有效地保护了草原的生态环境，提高了牧业经济的效益。

草原文化·草原及草原民族·蒙古族与草原文化 广袤的蒙古草原是我国北方许多游牧民族休养生息的历史舞台。他们一个个在历史上开拓了雄伟壮丽的一页，又一个个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而今只有一个活跃在蒙古草原的民族继承着草原文化的全貌，这个民族曾以其巨大的冲击力从草原步入了中原，并一统中国，然而并没有像建立了清代的满族那样将自己的语言、习俗及全部文化消失殆尽，而是保留了与农耕文化交相辉映的丰富多彩的游牧文化——这，就是伟大的蒙古民族。 蒙古的称呼，始见于《旧唐书》，称为“蒙兀室韦”，根据《史集》所载，“蒙古”最初读音是“MuinKu”，与《旧唐书》所记读音完全一致。《松漠纪闻》进一步考证云：“朦古”为《旧唐书》之“蒙兀”，可见，“蒙古”与“蒙兀”是同名异译。关于蒙古的译名，各种文献记载不少于三十种。韩儒林先生的考证颇有见地，他认为：“满语中的Monggo，大概可以代表金代女真人对蒙古的称呼，这应该是蒙古该名的由来”(韩儒林《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关于蒙古族的起源，至今是国内外学者非常感兴趣而又争论不休的论题。其中以匈奴说、突厥说、东胡说较为普遍，以东胡说更能达到共识。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说：“契丹事迹云‘朦古国"，皆属东胡部族。”清人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云：“蒙兀儿者，室韦之别种也，其先出于东胡。楚汉之际，东胡王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杀，余众并走，保险以自固，或为鲜卑，或为乌桓，或为室韦、契丹。在南者为契丹，在北者为室韦。……至唐，部分愈众，而蒙兀室韦北傍望建河，望建即完水，今黑龙江也。蒙兀之名始见于此。蒙古本呼忙豁仑，异文作蒙瓦、盟古、盟骨、朦古、盲骨，今通作蒙古，蕃语无正字。”东胡指公元前2世纪以前活动在于今内蒙古东部的游牧民。其中包括乌桓、鲜卑、乞伏、秃发、室韦、库莫奚、契丹、吐谷浑、蠕蠕、慕容、拓跋等。3世纪末东胡王被匈奴灭杀后，余部称乌桓，居乌桓山。另一支称鲜卑，依鲜卑山而居。公元4世纪末在今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有契丹部，在大兴安岭鲜卑山地区有室韦部。《隋书》记载：“室韦、契丹之别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旧唐书》亦云：“室韦者，契丹之别类也。”魏收《魏书》卷一百云：室韦“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云：“北有室韦者，盖乌桓东南鄙余人也。”大量的史料说明，从东胡到契丹室韦都是一脉相承的，属同一系统而不同名号的民族。那么，为什么说蒙古族源于这一系统呢? “室韦”原是古代民族的部落群”“蒙兀室韦”原住在黑龙江上游以南，额尔古讷河以东的大兴安岭山区，“其部落傍望建河居”(《旧唐书·室韦传》)。拉施特·哀丁的《史集》里也谈到：蒙古“各部落起源于遁入额尔古涅·昆的两个人，由于生息繁衍，其氏族人数渐众。”正像魏收和拉施特·哀丁所介绍的那样，鲜卑人和古代蒙古人在移往草原之前，其故地均为群山环绕，他们感到地窄人众，要翻越高山。蒙古人需要翻山越岭，鲜卑人也要经过九难八阻。而这一地域即额尔古讷河流域，更确切地说，即在额尔古讷河与石勒喀河的汇流处。拉施特·哀丁谈到：拙赤合撤儿(成吉思汗之弟)父子的驻地位于额尔古纳河和呼伦湖流域的满洲里和海拉尔附近。所以从地域上说，蒙古族与鲜卑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蒙古语与契丹语、东胡语存在着承继关系。清末蒙古史学者沈增植把鲜卑语和蒙古语做了详细的比较，认为：“蒙古语与鲜卑语相差无几”(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二)。法国学者伯希和认为，室韦与鲜卑两个译名所本的原文是相同的，似应为Serbi、Si-rbi或Sirvi。这就是说，两族的族名是相同的(伯希和《吐火罗语考》，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7年版)。近年来，学术界研究契丹文字有了重要突破。在解读契丹文字的时候，学者们得出结论：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认为：“契丹语属阿尔泰语，是中世纪蒙古语系统。”例如契丹语意为“寒冷”、“阴凉”，即使现代蒙古语亦称寒冷为xiten。语言是区别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语言相同的或相近恰恰说明这两个民族的渊源关系。” 古代契丹民族信仰天神。相传古时有一神人乘白马浮土河(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境内的老哈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泛潢水(今内蒙古昭乌达盟锡内的西拉木伦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神人与天女结为夫妇，生子八人，繁衍为契丹八部，故契丹族以白马神取象天神，每行军和春秋时祭祀，必杀白马青牛以祭天地。蒙古族信仰的萨满教也崇拜天神。在文献里，对天神的记载有多处。在《蒙古秘史》、《蒙古黄金史》、《史集》、多桑《蒙古史》里尤为突出。他们开始只是把天作为自然现象本身来崇拜，尔后把它系统化、体系化，并带有了强烈的社会色彩。蒙古包的门一律开向东南，这不仅可以避西北风，而且遵循游牧民族以日出方向为吉祥的传统，是尊重天神的具体表现。古代契丹族风俗房门也皆向东。《五代史·四夷附录》云：“契丹好鬼而贵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蒙古族崇拜天神、崇日拜日的习俗与古代契丹族是一脉相承的。 东胡族系有抢婚的习俗。《隋书·室韦传》载：“室韦人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婿辄盗妇将去，然后送牛马为聘，更将归家。待有娠，乃相随还舍。”抢婚制是古代氏族外婚制的反映。蒙古族也有这种习俗。明《夷俗记·匹配》条载：“时将昏矣，妇将乘骑，妇则乘骑避匿于邻家，婿亦乘骑追之。获则挟之同归家，不然，则追至数百里。一、二日不止也。倘追至邻家，婿以羊酒为谢，邻家仍赠妇以马，纵之于外，必欲婿从旷野获之。”可见抢婚制习俗在游牧民族中的渊源关系。 鲜卑人中有保存祖先系谱的习俗。据《魏书·帝纪》载，拓跋鲜卑人能够逐代列举其远祖成帝毛(生活年代大约公元前200年)至始祖神元皇帝力微的十五代系谱。波斯史学家拉施特特别注意到蒙古族也有这一习俗：“蒙古人自古以来就有记住自己族源和氏族的习惯。因为他们和其他部落不同，没有可资训诫子孙的宗教和信仰，所以父母对每一个新生孩子，都讲述祖先和氏族的情况。他们总是守着这样的规矩，直到今天这个规矩还受到他们的尊重……”(转引自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1978年)又据《蒙古秘史》记载，13世纪时蒙古人能够逐代列举他们的远祖孛儿帖赤那至成吉思汗的23代人的系谱。蒙古族继承了鲜卑人牢记祖先系谱的传统。与蒙古族这种传统相媲美的，是阿拉伯人，有的民族这种传统已不明显。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尽管蒙古族吸收了原来活动于大漠南北的不少民族成分，其中既已融合了古匈奴人，也有曾“威服塞外诸族”的突厥人的后裔，更有近亲东胡族系的诸后裔，但纵观其民族的形成过程，蒙古人的直系祖先，应是和东胡的鲜卑、契丹同一族语的室韦各部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匈奴、东胡、芮芮、突厥都来去匆匆，进了历史博物馆，而蒙古民族屹立依然，究其原由，与农耕文化相交映的游牧文化是其立足至今的丰厚底蕴。

草原文化是指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草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其中价值体系是其核心内容。

《草原文化》自古以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它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存模式和文化体系，展现了人类在不同自然条件下的非凡创造力。草原文化并不单纯属于某个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它历经了匈奴、鲜卑、契丹、突厥、女真及元、清、当代几个高峰期的发展，现已经成为以蒙古族文化为典型代表的文化板块．以多个民族为载体的纵贯整个游牧文明史的文化。

草原文化·马背上的民族·牧人与马 千百年来，蒙古牧人把马看做极为高贵的牲灵，其以马背上的民族著称于世。依赖马，蒙古民族维系了几百年的游牧社会;依赖马，相隔甚远彼此隔膜的牧人沟通了渴求的信息。 牧畜时，马是牧人的助手。《绥蒙辑要》云：“蒙古人居常门前系马并着鞍，凡牲畜之举动必乘之，故无论老幼妇女皆习于马，又能乘驭。”当白色的珍珠般的羊群撒满绿毡般的草原的时候，牧人乘着一匹矫健而驯服的骏马，惬意地前进，构成一幅静谧动人的牧羊图。蒙古族为马背上的民族，此记载可追溯到遥远的年代。《蒙鞑备录》载：“鞑人生长鞍马间，人自习战，自春徂冬，旦旦逐猎，乃其生涯，故无步卒。”马匹，伴随着蒙古民族度过了漫长的狩猎社会而步入牧业生涯。 马是牧人远道而行的伴侣。《五原厅志·风俗篇》云：“昔平时皆好乘马，虽近邻百步之内亦常骑马，决不步行，跨骏马以驰骋广漠之野，为蒙古人最得意之事，除寝食之外，殆俱不离马。”《青海志略》亦云：“青海人民行必乘马，故幼时即习骑，六岁即能不备鞍辔，故乘马遂成青海人之惯技。马多雄健高大，性烈气暴，不善调马者不能近，苟被马蹄伤或蹄坏而不敢复乘者，遗笑全村，以为懦夫。马之良者，每小时可行三十里，若依奔驰之速度计之，日行千里之誉，亦非过也。”马，是蒙古族重要的交通工具。 在古代社会，马在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威力。特别是在蒙古族向封建制飞跃发展的时期，马是蒙古人的依赖与骄傲。“成吉思汗本人在描述古代蒙古社会时说：他们热衷于抢劫，以致他们的马群和马匹永远得不到安宁，马匹被骑着到处奔驰，不得休息……”在《蒙古秘史》里，对马的描绘更比比皆是。据拉施特记载，蒙古的忽图喇汗被赶入沼泽时，敌人说：“蒙古人一离开马，他能做些什么呢?”成吉思汗也常说：“从马上落下来的人，怎样才能站起来和作战呢?”马是蒙古战士不可须臾离开的宝贝。成吉思汗和札木合之间的一次战争，各自出动二万人。据《黑鞑事略》记述道：蒙古人出征时，每人骑二、三骑或六、七骑，往往马换而人不停，在刀枪剑戟的格斗中，马供人驱使疾驰，在濒于饥饿死亡之时，马血可以挽救人的生命。有了马背上的纵横驰骋，蒙古民族才能叱咤风云、雄姿英发，闻名于天下。蒙古民族建立的元朝也完全赖以马上得之。《元史》卷一百云：“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之有，盖其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数计，亦一代之盛哉。”没有马，就没有元代之创立，而元代之兴，其马政盛况空前。马是牧民的翅膀，马使蒙古族获得震惊中外的声誉。 蒙古草原盛产名马，据史书记载，这些马“矫足千里、倏忽若神”。近代，内蒙古最有名的马是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右旗的三河马，锡林郭勒盟的乌珠穆沁马和正兰旗的上都河马，这种马体态骏美、性情温顺，力速兼备，又极耐劳苦，易粗放饲养，日行可达一百至一百五十公里，相传，唐太宗的“昭陵六骏”之一——特勒骠，就是乌珠穆沁马。 蒙古牧人骑马是非常讲究姿势的。《绥蒙辑要》云：“其骑乘也，上体直垂， *** 膝稍曲而向后，无论作如何之运动，只上体动而 *** 之位置不变，如马、鞍、人为同体，其上体只稍向前一倾，马乃蓦然疾驰，骑者于疾驰中，多直乘鞍上，无拱背坐马之势，终日驰驱，无疲劳之态。虽日常动作迟钝，一度乘马，则与(其)生气勃发，登山越岭如履平地，跳沟过濠亦甚敏捷，如疾驰数十里之行程，瞬息而返，从无距离远近之观念，偶有旅客问以道路远近，虽相距数十里，亦云‘加罕"(蒙语即附近也)……蒙人从来以有马而始能活泼之动作，若无马徒步，宛如出水之鱼，能力全失。”蒙古人骑马姿势自然而轻盈，不拱背端坐，而是上体前倾，这样虽行上百里而如鱼游水中，活泼而自如。 在乘骑的时候，蒙古族历来重视良马的选择。《史集》卷一载撤里黑汗说：“我所有成千骟马中，没有一匹合我的意，或者奔驰时瘸腿，或者桀骜不驯，或者过于驯服，骑起来很好，长得结实的那一匹，却又不肥壮。”驯服、结实肥壮，骑起来舒适的马才为良马。同书载成吉思汗的话说：“马喂时能疾驰，肥瘦适中时也能疾驰，才可称为良马，只能在这三种状态之下能疾驰的马，不能称为良马”。良马须能忍饥耐寒，瘦时也能疾驰飞奔。 《蒙古秘史》的记载更为人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草原游牧文化的内容。其实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匈奴、鲜卑、羯等民族相继步入中原，无论男女老少，皆可在马上大展雄风。据《魏书·毕众敬传》载，东平人毕众敬“少好弓马射猎，年已七十，鬓发皓白，而气力未衰，跨鞍驰骋，有若少壮。”蒙古族的乘骑本领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是一脉相承的。

草原文化·天似穹庐罩四野·天文历法的推算 以牧业为生涯的草原民族早就在探索自然星辰的出没、日夜交替、寒来暑往的一系列变化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所发生的重大影响。古代蒙古族以草木计年。宋孟珙《蒙鞑备录》云：“其俗每青草为一岁，有人问其岁，则曰几草矣。”牧草的枯荣直接影响畜牧业生产，关乎蒙古族的衣食住行，草的荣枯标志着牧业生产的一个周期，因此，“草”具有了年的意义。正如古代埃及把尼罗河的泛滥周期作为一年一样，据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云：“蒙古族“不云几岁，而云几草”。这是人们探索自然、认识自然的结果。 在长期的探索、认识自然的过程中，蒙古族还产生了季节的概念。依据畜牧生活的经验，古代蒙古人又将一年划分为两个季节。春时，蒙古人称“合不儿”，秋时，蒙古人称“纳木儿”。春天牧草滋长，是牧业生产的起点，秋天是牛羊肥壮的季节。《蒙古秘史》第十九节云：“春间的一天……”第二十七节云：“到了春天，野鸭飞来的时候……”第一百九十七节云：“鼠儿年的秋天……”第二十六节云;孛端察儿没有食物，“这样养着黄莺过了一冬”。蒙古族的季节概念是依据其畜牧业的生产和生活节奏划分的。蒙古族流传下来的弥久不衰的谚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征。其谚语说：“秋天不积草，春来无春羔。”“夏天的时候，别忘冬天;幸福的时候，别忘痛苦。”“虽像秋季般的富裕家庭，要像春天般艰苦渡日。”“到老也没出息，到秋也不膘肥。”“让人羞耻的人，春天串门;想吃好食的人，秋天串门。”物候的推移影响着牧人的生产和生活的节奏。蒙古族对于立春和立冬非常注重，因为牧场分为夏场、冬场，立春和立冬直接影响牧场的迁徙。蒙古族也非常重视立秋，因为秋天是由春到冬转变的时节，也是水草丰盛、牛羊肥壮的时节。古代蒙古人每年要在8月28日举行秋祭，祈求消灾去祸，来年生活平安。8月28日便是蒙古人的年终。随着对自然界观察的深入，他们又增加了夏季。冬季蒙语为“兀不勤”，夏季蒙语为“淳纳”，其顺序为“冬春秋夏”，后来，随着蒙汉文化频繁的交流，才改为春夏秋冬。 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季节月”的形式。据哈勘楚伦《至元译语·时令门考译》云：“蒙古族的古代月份为分享月即正月、水草月为二月，乳牛月为三月，青翠月为四月，打猎月为五月，日光月为六月，红色月为七月，完全月为八月，今羊月为九月，杀牲月为十月，吃食月为十一月，蔚蓝月为十二月。蒙古族古代月份的划分与牧业、狩猎业有关，也与蒙古族所喜爱的颜色与古老的宗教信仰有关。这种以物候变化和生活生产节奏划分的季节月并无准确的天数，他们往往靠天象来判断。《蒙古风俗鉴》云：“蒙古人对于每月初一、十五、三十都很重视……古时的蒙古人对每个季节的第一个月的初一非常重视……”他们还有置闰月的推算。《蒙鞑备录》云：蒙古人“见青草迟迟，方知是年有闰月也。”如春三月内有闰月就叫双春，有的地方叫长春。 随着天体与自然界变化的观察，蒙古族从公元1220年开始就用六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配合的六十甲子周期纪年。《元史》卷九十九称：元太祖时以博尔忽、博尔求、木华黎、赤老温为四怯薛。“怯薛者，犹言番值宿卫也。凡宿卫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戍日博而忽领之，为第一怯薛，即也怯薛。……亥子、丑日，博尔术领之，为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木华黎领之，为第三怯薛。巳、午、未日，赤老温领之，为第四怯薛”。这是采用十二生肖纪月纪年。《蒙鞑备录》记载：“去年春，珙每见其所行文字犹曰大朝，又称年属兔儿年、龙儿年，至去年方改庚辰年。”《蒙古秘史》亦有“兔儿年”、“鼠儿年”、“猪儿年”的记载，其十二生肖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在蒙古人的观念里，甲乙年为兴旺。戊己年为衰、庚辛年为开始，壬癸年为收。除采用干支纪年外，还出现用红、黄、蓝、白、黑五色各分阴阳成十个数，再与十二兽名相配纪年，这样循环周期由原来的十二年改为六十年。 用十二兽名与天干地支相配合的纪年法的出现，是各民族长期观察自然、认识自然的结果。《黑鞑事略》虽云为“汉人、契丹、女真教之”，其实，“十二支辰之象”、“六甲轮流”的纪年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勃起于大漠的匈奴。《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载：“匈奴俗，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可见当时匈奴已有年的概念，并将“戊日”视为吉日，将“戊”称为“日上”，已使用了天地干支纪年。以突厥文刻写的《毗伽可汗碑》《阙特勤碑》以及回纥的《葛勒可汗碑》的纪年就以动物为名。 蒙古族有些地区还吸收了藏族的纪年历法。藏历确定一年为12个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每100月左右，便有一闰月，共用十二兽名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配，12年为一小循环，6000年为一大循环。 草原人民在生产实践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天文历法经验，而且在不断探讨天体的结构。那首脍炙人口的游牧民族的《敕勒歌》写道：“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民歌的动情力不仅在于描绘了草原的迷人景色，更重要的是对宇宙天体的描绘，把无际的天空想象成一个大蒙古包，意为圆天。在阴山岩画里，常出现天象图。在托林沟西北叫阿木乌苏的地方，其星辰图是由成品字形排列的三重圈和重圈、圆圈组成的图案构成的，同一地点，还有一幅由圆圈、圆点组成的天象图。这表现蒙古族古代先民对天体的探索。《蒙古秘史》二百五十四节记云：“星天旋转，诸国征战。”这是天人感应的实录。 在内蒙呼和浩特旧城五塔寺金刚座舍利宝塔的后山墙上，有一幅蒙文石刻天文图，为清代雍正三年钦制。此天文图标明北极圈、南极圈、夏至圈、冬至圈和赤道，并注明24个节气，冬至点在上，夏至点在下，春分点在左，秋分点在右，还画有银河、星宿，共270座。在天球圆面外围有4层注字的圆圈，最外一层均匀地分为12段，刻12宫和12生肖的蒙文名称。这幅天文图是我国仅存的四幅石刻天文图中唯一有少数民族文字的一幅，堪称蒙汉人民智慧的结晶。 有元一代，蒙古族对天文学的研究获得长足的发展。1271年，蒙古族在上都(位于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紫禁城的北垣上建立了第一座天文台。《元史》卷九十云：“至元八年始置司天台。”《元史》卷四十八云：“世祖至元四年(1267)扎马鲁丁造西域仪象。”其所用为阿拉伯仪器，包括浑天仪、浑天图、春秋分晷影堂、冬夏至晷影堂等七件，对此《元史》有述。本世纪70年代，内蒙古文物队曾到此勘察多次。“该天文台按照阙式建筑的特点分东、中、西三个组成部分，两边凸出，中间凹下”。其结构谨严、科学，因有三组台面组成，被誉为“紫极三台”。此外，尚有大都的天文台，建于1279年，地址在北京建国门外。整个天文台规模宏大、设备完备、人员众多，其测算十分精密。滴漏是古代用来计量昼夜时间的仪器，元代的铜壶滴漏达到很高的水平。 在内蒙图书馆馆藏有几种蒙文天文著作，其一名《天文学》，书中有全天星图，星图由黄道分开，南北半球各一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每幅图上除有黄极外，还有赤极，这样的天文图在我国历史上很少见。1712年蒙古文《天文原理》一书问世。这部书是更为精确的掌握历法，康熙皇帝建议蒙藏学者共同编写的。因此该书又称为《御制汉历大全蒙译本》或《康熙御制汉历大全》。全书共三十八卷。据专家考证，该书大部分内容相当于清朝顺治二年颁行的《时宪历》，只是其中的天文步天歌、凌犯、仪象、七政、交食等共十五卷尚未查到其依据的确切蓝本，这些可能是蒙古族学者所研究出的天文原理(参看李汶忠编著《中国蒙古族科学技术史简编》)。 在谈到蒙古族的天文历法时不能不谈到蒙古族的天文学家明安图。明安图，字静庵，蒙古正白旗人。生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他曾把清代的《时宪书》翻译成蒙古文并向蒙古族地区颁发、推行。尔后他又参加了康熙皇帝为统一历法而组织的一百卷巨著《律历渊源》的编写工作。雍正元年(1723)明安图在钦天监内担任“时宪科官正”职务，总管推算日月五星的运行情况，并主编历书，为时达三十多年。在编纂《律历渊源》的过程中，明安图一方面继承了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广泛采用了我国传统的天文观测方法，另一方面又不墨守成规，也吸收了西方较为先进的观测方法。尔后，为精密观察日月行度，《日躔》《月离》二表问世。这是关于太阳运行和月亮运行的天文表。他是纂修《躔度表解图说》的主要成员。他还参与完成了从乾隆二年开始到乾隆七年完成的《历象考成后编》的编写。蒙古族天文学家明安图为祖国的天文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自给自足，自娱自乐 ~~~

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如英雄乐观精神、自由开放精神和崇信重义精神等等，都与当今改革开放时代从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传统的优秀民族精神，必然表现为开拓进取、创新发展的时代精神而大放异彩。在现实生活中，草原文化中的节庆、祭祀、娱乐、餐饮、服饰、工艺、歌舞、文学艺术等都在实现与现代文明之间双向互需的有机结合。草原文化以特有的方式吸纳现代文明的成果，实现发掘、更新、重构以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现代文明也在与草原文化的结合中获得新的实现领域和形式。事实上，草原文化已寓于草原地区文化旅游业、文博会展业、图书影视业、城镇建筑业等产业之中，成为草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亮点，表现出巨大的魅力、潜力和优势。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彰显出特殊的魅力和影响。近年来，草原文化走出国门参与国际文化的重大交流活动，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蒙古族的长调、马头琴已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等草原民族的文化艺术，如歌舞、杂技、文物、服饰等等，都以独有的艺术特色和魅力在世界各大洲留下了美好的足迹，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广袤的大草原和独具风格的草原民族风情，也越来越吸引世人的眼光。草原文化为开辟大草原旅游市场和与世界交流，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随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的新的历史进程，草原文化必将以更加崭新的姿态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以蒙古族的那达慕为管窥点,透视草原文化的精神内涵:从那达慕的主要活动内容看,草原文化内涵着浓厚的尚"勇"、尚"力"的英雄精神;从那达慕主要活动的参加者看,草原文化内涵着不分等级尊卑、自强坚毅的自由精神、平等精神;从那达慕的起源意义上看,草原文化内涵着人对自然原始崇拜的宗教精神;从那达慕的现实意义来看,草原文化内涵着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

草原文化·民间的神圣世界·祭敖包 祭敖包是蒙古族萨满教隆重的祭祀之一。敖包，又称“鄂博”、“脑包”、“堆子”、“石块”、“鼓包”。指的是在自己游牧的区域内，选择一个幽静的地方，用石或石堆堆起的圆形堆。《中华全国风俗志》卷九云：“鄂博，随在皆有……其形圆，其顶尖，颠立方角蒙经旗，其上下则埋哈达一方，粮食五种，银数钱，每年必一祭。”阮葵生《蒙古吉林风土记》云：“垒石象山冢，悬帛以致祷，报赛则植木表，谓之‘鄂博"，过者无敢犯。”草原牧人视敖包为神圣之所在。 蒙古族祭敖包的习俗渊源已久，其所祭祀的内容十分丰富。蒙古族的萨满教崇拜蓝天。在蒙古人的心目中，确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灵，就是“长生天”，蒙古人赋予它以极大的神力。《元史》卷七十二有关于祭天习俗的记载：“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古远，报本反始，出于自然，而非强为之也。”在古代蒙古人的观念里，天和地是浑然一体的，认为天赋予人以生命，地赋予人以形体，因此，他们尊称天为“慈悲仁爱的父亲”，尊称大地为“乐善的母亲”。他们还崇拜山岳，崇拜河流，认为这一切都是由神灵掌管着。“蒙古人因为把一切万物都看作神灵来崇拜，从而也崇拜山川及土地的其他各部分或掌握这部分的神灵，这种圣地可以分成共同的和个别的两类”([俄]道尔吉·班扎罗夫《黑教或称蒙古人的萨满教》)。这个别的圣地就是所说的敖包。所以祭敖包不是单一的祭天或祭地。祭敖包是祭各种神灵，是个综合概念。 这种圣地是各氏族在自己的领地上所建，它起源于氏族社会。具有祭祀祖先留下的这片天地，这方山水的意义，因而是祖籍的一种表征。蒙古语中姓氏一词，就是由敖包一词演绎来的。内蒙乌审旗的哈德亨、艾古尔斤、赫赖德、察哈尔等以氏族为单位供奉的敖包，就是以乌审旗的十三个氏族的名义供奉的，因此敖包是氏族的标志，是旗徽的变形。 敖包所祭，最初是自然的神灵，尔后又包括祖先的神灵。总之敖包成为神灵所栖之场所。敖包成为某一氏族，某一村屯、某一区域的保护神。方观承《从军杂记》云：“峰岭高处，积乱石成冢，名鄂博，谓神所栖……”纪昀《乌鲁木齐杂记》云：“鄂博者，累碎石为蕞以祀神……”所以它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圣地。 由此看来，敖包是蒙古牧人的守护神，它是氏族的标志，旗徽的变形，祖籍的表征。它的产生首先是由于笃信不疑的信仰。处在辗转迁屣中的草原民族选择了这种最简单最方便的建筑形式表明他们复杂古朴的信仰。 敖包即以神祗所凭，故蒙古族“敬之甚虔，故有疾病、求福事，辄唯敖包是求”(《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人们向敖包祈求的事项包括：“向天神求雨，向地神求草。”“向天神保佑风调雨顺，求地神保佑五谷丰登，牧畜兴旺，”“求人间神灵保佑国泰民安，岁岁太平。” 敖包的种类很多，按数量分，有一个敖包单独存在的，也有敖包群。敖包群中，有七个敖包并列的，以正中最大者为主体，两旁各陪衬三个小敖包，名为“七曜之神”。也有一个大敖包居中，东、南、西、北各陪衬三个小敖包，这是由十三个敖包组成的敖包群。按年龄来分，有的地方有成年人崇拜的敖包，有孩子们崇拜的敖包。按地域分，有的归一屯所有，有的归数屯所有，或一家私有，或一旗共有之。按姓氏分，有男人祭祀的敖包和女人祭祀的敖包。 祭敖包的仪式非常隆重，一般选择的日期是5月或7月。旧时的祭祀大致分为酒祭、火祭、玉祭、血祭四种。

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作用不仅是持久的，也是广泛的。在衣食住行领域，赵武灵王实行的“胡服骑射”，不仅改变了中原居民沿袭已久的着装习惯，也改变了商朝以来驾车作战的军事传统。对此后中原民族的服饰演变、军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服饰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秦汉之后的古代中原服饰，基本上都可以视为北方民族服装的变体。北朝时期鲜卑等北方民族组织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为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的开凿，为中华民族留下了艺术瑰宝。北魏末期，“六镇起义”引起六镇边地的鲜卑人及鲜卑化的汉人进入中原地区，致使鲜卑语言、风俗在东魏、北齐成为时尚。北方汉语受到鲜卑语影响，时人称北方方音“北杂夷虏”。传入中原的乐器主要有箜篌、琵琶、筚篥、横笛、胡角，而一首《敕勒歌》，传唱千余年，流传至今。北方草原民族素以军事称强，其军事文化在制度层面上对中原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开此例的就是鲜卑等民族的军镇制和府兵制。北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礼俗、饮食、音乐、舞蹈、体育、绘画、艺术及宗教等各个方面，古代汉文典籍中诸如胡瓜、胡麻、胡桃、胡荽、胡蒜以及胡茄、胡琴等词汇，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对中原文化持久、广泛的作用过程中，草原文化不断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一路走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总有一种向南发展的倾向。辽以前，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为对中原的频频渗透，逐步进入；从辽开始，这种倾向则主要表现为发动征服战争，入主中原。产生这种倾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北方草原民族对于物质文化交流的需求和被中原发达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所吸引。除上述原因之外，宋代以来，中原朝廷到末期广泛弥漫的腐败萎靡之风所导致的朝廷积弱、不堪一击，也促使草原民族戎装南下。历史清楚地表明，辽、金、元、清入主中原，都曾起到过摧枯拉朽、横扫萎靡之风的作用。正是北方草原民族屡屡入主中原，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一次次注入新鲜血液。诚如陈寅恪所说，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胡人文化“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局”。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伴随着北方草原民族对中原武力征服而来的，是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融合，也是草原文化同中原内地文化的汇聚。这种大规模的融合和汇聚每进行一次，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就得到一次加强，它所产生的向心力、疑聚力也就进一步增强；正是这样一次次的大规模融合、汇聚，加速推动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日益壮大，中华文化长盛不衰，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草原文化肯定就会彻底额消失的，没有了牧民，多了沙地或荒滩

分类: 社会民生 解析: 湛蓝的天，洁白的云，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星星点点的蒙古包点缀其中。这就是世上少有的未被污染的内蒙古大草原。 在内蒙古，你可以零距离接触草原民族，体验草原文化，感受民族风情。在这个成吉思汗曾驰骋过的地方，还有更多令人神往的古老传说，以及许许多多神秘的地方。 欧洲人的“东方神话”——元上都 七百多年前，蒙古贵族在大草原上建立了一座都城，它就是后来的元朝陪都——元上都。几经扩建，元上都逐渐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每年从初夏到深秋，元朝皇帝都来此消暑、狩猎、处理政务，前来朝觐的各国使节、王公大臣、巨商大贾云集上都，使其成为一个影响亚、欧两大洲的国际性大都会。马可·波罗父子就曾在这里受到忽必烈的召见。 《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上都是忽必烈大汗建造的都城，大理石和各种美丽的石头建造的宫殿设计精巧，装饰豪华，令人叹为观止。该宫殿的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都镀了金，装饰得富丽堂皇。”元上都也因此被欧洲人称为“东方神话”。 中原汉文化、北方蒙古族文化，在这里做到了完美结合。 *** 设计的这座都城，布局合理、选址绝佳、守备设计合理。一个专门研究元上都遗址的专家称，它在总体布局上即体现了汉族传统的城市布局观念，又考虑了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特点，是富有游牧文化特色的草原都市。 罕见的冰川石林 大兴安岭余脉向西部草原过渡的时候，岩浆活动、冰川运动以及自然风蚀，最终就形成了世界罕见的花岗岩石林——克什克腾旗的阿斯哈图花岗岩石林。 还没看够银白色的白桦树和杂花片片的草地构成的景色，平坦的草地上就突然巍峨高耸起许多石柱。或是三五成群，或是独柱擎天。卧驼、箭石、拴马柱、秀女望月，天然造化加上后人的想象，便成了种种独特景观。 这里的石林通体为坚硬的花岗岩石，远看恰似千层饼。石林顶部有冰臼分布，这在海内外尚属首次发现。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的同时，它也已成为研究古地质和古地貌变迁难得的科研资料。 因为人迹稀少，森林面积大，这里的人说，他们现在还能经常看到野生的狍子、黄羊、鹿、狼。雨后，在树林中采摘蘑菇，或者寻找野鹿角也是很有情趣的事。话音末了，当地人指着远出的一片片山脉说，那边就是著名的大兴安岭。 成吉思汗的“天赐之石” 巴林石是巴林右旗的特产，质地纯净而湿润，色泽丰富而艳丽，被称为“中国四大印石”之一。其中，巴林鸡血石算的上是其中的极品，质地温润坚实，石上“血迹”斑斑，聚散有致，光彩照人，犹如红霞映月，锦上添花。它更是难得的欣赏、雕刻、收藏用石。 相传，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的庆功宴上，属下献上一只巴林石碗，大汗用它盛满美酒，频频举杯，不住地称赞，“天赐之石！”。 如果有兴致，在内蒙古，你还可以沙漠悠闲乘驼，也可以草原纵情奔马。内蒙古大草原没有都市的喧嚣，有的只是草原的辽阔和些许安详。 这里还有太多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故事，更有许多值得人们留恋的地方。

活动内容客人来到草原蒙古包前，纯朴的牧民首先要敬下马酒，敬歌，献哈达。在蒙古包内，游人可以品尝民族小食品，如奶茶、奶干、奶皮子、奶酪、炒米等。祭敖包：祭敖包是蒙古民族盛大的祭祀活动之一。敖包通常设在高山或丘陵上，用石头堆成一座圆锥形的实心塔，顶端插着一根长杆，杆头上系着牲畜毛角和经文布条，四面放着烧柏香的垫石；在敖包旁还插满树枝，供有整羊、马奶酒、黄油和奶酪等等。摔跤：摔跤是蒙古族人民最隆重的竞技活动之一，700多年前就已成为那达慕大会男子比赛项目。射箭：弓箭是古代蒙古狞猎的工具和重要的征战与御敌武器。早在700年前，蒙古民族就以能骑善射而闻名于世。后来射箭逐渐演变为体育活动，一直流传至今。斡日切舞：“斡日切”鄂温克语意为“天鹅”。翰日切舞是鄂温克族民间娱乐性的舞蹈。翰日切舞人数不限，男女均可参加。一般是二人对舞，其他人围观助兴，到了高潮时男女可一起下场，多人齐舞，女子居多。吕日格仁：“吕日格仁” 即鄂伦春语“舞蹈”。鄂伦春人的舞蹈动作速度都是由慢至快，并以激烈动作结束表演。舞蹈者一般不用伴奏，边歌边舞。 草原特殊礼俗爱畜：汽车在草原行驶中，路遇畜群应早鸣笛，以使畜群早些避开。否则车辆猛然惊畜，牲畜急跑会掉膘。如在草原遇见畜群，汽车与行人要绕道走，不要从畜群中穿过，否则会被认为是对畜主的不尊重。进包：进入蒙古包要从火炉左侧走，要坐在蒙古包的西侧或北侧，因为东侧是主人的起居处。入座时，不要挡住北面哈那（壁）上挂着的佛像。走进蒙古族人家，无论是蒙古包还是砖瓦房，都不可坐在门槛上或踩在门槛上。敬茶：到牧民家作客或在旅游点上，主人或服务小姐首先会给宾客敬上一碗奶茶。宾客要微欠起身用双手或右手去接，千万不要用左手去接，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懂礼节。主人或服务小姐斟茶时，宾客若不想要茶，请用碗边轻轻把勺或壶嘴一碰，主人便会明白宾客的用意。敬酒：斟酒敬客，是蒙古族待客的传统方式。通常主人将美酒斟在银碗、金杯或牛角杯中，唱起动人的蒙古族传统敬酒歌，客人若是推推让让不喝酒，就会被认为是瞧不起主人、不愿以诚相待。宾客应随即接住酒，接酒后用无名指蘸酒向天、地、火炉方向点一下，以示敬奉天、地、火神。不会喝酒也不要勉强，可沾唇示意，表示接受了主人纯洁的情谊。

草原文化·天似穹庐罩四野·别有特色的蒙医蒙药 蒙医蒙药是蒙古族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远古时代，就产生了蒙古医学的萌芽。有元一代，蒙医蒙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吉思汗的《大札撒》规定：“免除医生的税赋。”元世祖曾设宫廷太医四人，特别是元太医忽思慧用汉文编写了《饮膳正要》一书，是蒙医学饮食疗法的总结。草原特产的药物深受中亚及阿拉伯地区人民的欢迎。16世纪以后喇嘛教的传入使蒙医蒙药吸收了藏医的精华，在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上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学术上形成了各具特点的三个学派——古代蒙医学派，藏医学派，近代蒙医学派。这一时期，有《白露医法从新》《甘露点滴》《蒙医药选编》《珊瑚验方》《观者之喜》等十几部临床医学专著问世。继17世纪方剂学巨著《方海》问世后，18世纪蒙药学巨著《认药学》、《认药白晶药签》，19世纪《蒙药正典》等相继问世。其中《蒙药正典》一书就载入879种药物，附有药物插图576张，蒙古族的医学、药学已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 蒙医学的知识体系，来自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医疗经验、药物方剂。但经过蒙医学家在实践中的发展，已不完全同于中医学。蒙医学的部分理论虽源于藏医学，但又并非照搬藏医学的全部理论。 蒙医成功地借鉴了藏医的三要素学说，其三要素学说为龙、赤巴，培根。龙属风、气，其功能为维持生命，包括肢体运动、气血运动，支配呼吸、消化功能。赤巴属火，有调节体温、主管饥渴与视觉功能。培根属水、土，有调节胖瘦、睡眠等功能。蒙医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赫那、希那、巴达干、血、虫、黄水六因辩证学说。在临床医学上，形成的三根学说、阴阳学说、五大元素学说、寒热对立统一学说，七元三秽学说，六因辩证学说，肺腑脉络学说等综合运用构成了蒙医学独特的理论特色。蒙医看病采用望、闻、切、问四诊，与藏医一样是用双手切脉的。不同的是，蒙医切脉时，一手的三指即食指、中指、无名指按在患者的小臂上面，名曰切五脏六腑，另一手的三指在下面，名曰切神经系统。 其传统治疗疾病包括： 刺血疗法 刺血疗法是蒙医传统外治技术之一。据近代方志《蒙古风俗鉴》载：“自古治病有在额头或手腕放血的，不论什么病，如果来的特别快，就放血治好。”大约公元8世纪左右，蒙古族传统的治血疗法传至西藏。 针灸疗法 据《内经·异法方宜论》云：“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地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焫，亦从北方来。”灸焫即灸疗。 治疗骨伤之法 蒙古族治疗骨伤的方法来源已久。据《元史》记载，成吉思汗的名将布智儿曾“身中数矢，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纳布智儿于牛腹浸热血中，移时遂苏。”此是用热血浸疗治箭伤的方法。在古代，还有用烧红的烙铁烙治流血伤口、用蒸气热罨活血疗法，用牛留在胃内的反刍物做热罨疗法。 皮疗法 皮疗法就是用刚杀死的牲畜皮置于病人身上或裹患部以做治疗之用。内蒙地区常用羊皮、艾虎皮治疗疾病。 饮食疗法 蒙古族重视饮食疗法。元代著名的营养学家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一书，就是集蒙古族智慧之大成。该书提出饮食与身体健康的重要关系。其序云：“保养之法莫若守中，守中则无过与不及之病。调顺四时，节慎饮食，起居不妄，使以五味调和五脏，五脏和平，则气血资荣，精神健爽，心志安定，诸邪都不能入，寒暑不能袭，人乃怡安。” 《饮膳正要》对我国各民族的传统食品的做法、食用价值从医学角度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尤其是对蒙古族的传统食品做了全面详细介绍。例如在第一卷第六部分所讲的九十四种膳食用羊肉作原料的就有七十五种。有一种叫“颇儿必汤”，其原料是“羊辟膝骨”，做法为熬汤澄滤凝固而成，有“主男女虚劳、寒中赢瘦，阴气不足，利血脉，益经气”之用。书中又介绍了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所喜爱的食品“马思哥油”。其制法为“取净牛 *** ，不任手用阿赤(系打油木器也)打取浮凝者，为马思哥油，今亦云白酥油”。“酥油”——牛奶中取浮凝，熬而为酥”。并指出其对人体之价值。 在蒙医饮食疗法中，马奶酒疗法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常用马奶酒治疗被毒蛇和狂犬咬伤，救治受伤大出血而昏厥的病人。在《饮膳正要》中，指出马奶酒有性温、解毒、消热、助消化、强体等功能。用现代医学观点看来，它能预防和治疗各种胃肠道疾病，可降低血脂、胆固醇，对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等有一定疗效。 正骨 马背上的民族往往出现骑马摔伤、骨折、脱位、脑震荡等外伤。蒙古古代劳动人民对治疗这些外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清代蒙古医士以正骨而著名。据《啸亭杂录》续卷一载：“定制，选上三旗士卒之明正骨法者，每旗十人，隶上驷院，名‘蒙古医士"，凡禁廷执事人有跌损者，咸命其医治，限以日期报愈，愈其则惩治焉。齐息园侍郎坠马伤首，脑涔涔然。蒙古医士尝以牛脬蒙其首以治之，其创立愈。故时有秘方能立奏效。非岐黄家所能及者。近最著名有觉罗伊桑阿者，以正骨起家，至于钜富。其授徒法，先将笔管戕削数段，令徒包纸摩挲，皆使其节合接如未破者，然后如法接骨，皆奏效焉。”这高超的医术是建立在对人体解剖深入了解的基础上。 药物治疗 蒙古古代人民早就利用草原上生长的丰富的植物制药。据统计，蒙古药材有一千三百余种，取材于动物、植物、矿物等。药物的种类繁多，有丸药、灵药、散药、洗药、熏药、膏药、喝药、服药等。蒙古医学的药物疗法，分作清、解、温、补、和、汗、吐、下、静、养等十种。对于一些慢性疾病、传染病及北方草原民族所患的病，都有一定的疗效。 此外，蒙古民族早就运用医疗器具，据《蒙古风俗鉴》载：“医生使用的器具有针、拔火罐、灸艾子。”从内蒙地区发掘的文物中，有远古和中古时代的砭针、骨针、铜刀、铜针、捣钵、药勺、拔火罐等。近代蒙古族医学家伊希金旺吉拉生前制过许多医疗器具，其中一件为银药勺，长22.5厘米，勺柄前窄后宽，勺头部呈半圆形，直径0.8厘米，净重40克。勺柄上刻有一只桃树和一只兔子。桃树上结五棵桃子和六片叶子，分别代表五脏六腑，兔代表十二地支中的“卯”，古代蒙医行医很讲究卯时，药臼也有要用兔爪刷洗的习俗。蒙医所用的药箱为木头制做，里面分成数十个小方格，每个格子里面放一只圆而长的羊皮小口袋，用银质长柄的小圆勺在皮袋内捣药末，此为古代蒙医的传统。汉族月神神话有白兔捣药的内容，二者之间的联系，尚需研究(参看李汶忠编著《中国蒙古族科学技术史简编》)。

阿拉善文化圈地处阴山、贺兰山以西，雅布赖山、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等组成的走廊北山以北的阿拉善高原，其东南部属黄河流域，西部有额济纳河（古称黑水、弱水）及其下游的居延海、居延绿洲。这一地区地处内陆降水量极少，每年大多在50毫米以下，蒸发量大，每年可达3500毫米以上，是十分干旱的地区，大面积分布着沙漠和戈壁，草原则为荒漠草原及河、湖畔的灌木、胡杨林等。阿拉善地区历史悠久，在额济纳绿洲曾发现了约1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在阿拉善右旗曼德拉山发现的约8000幅岩画，生动、形象地记载了约6000年以前远古先民的历史。商、周时期的大量石器、青铜器、陶器遗物，说明这里已有人类的较多活动。与大兴安岭文化圈、阴山文化圈不同，在阿拉善地区活动的游牧民族多属于西戎、西羌等西北游牧民族族系。秦、汉之际，匈奴兴起，一统大漠南北，汉武帝开西域，通“丝绸之路”，派大将霍去病进入居延绿洲，又修筑外长城延伸至居延，筑居延塞、遮虏障，置居延都尉，居延为西北重镇。汉宣帝设居延属国。东汉末年至三国、两晋、南北朝，均置西海郡，郡治所居延。北周宇文氏在居延设置大同城。隋朝建立，西出贺兰山进攻突厥，进入阿拉善。唐朝（武周）武则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安北都护府自漠北迁至额济纳东南的漠南同城。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设宁寇军，统领居延军务。唐玄宗时，收温池盐（今吉兰泰盐池），设榷税使管理盐务。唐朝大诗人王维曾受命出使居延，留下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千古佳句。西夏立国，贺兰山为重兵驻守之地，并于居延置黑山威福军司和威福军城，即著名的额济纳旗黑城。成吉思汗南征西夏，于公元1226年攻破黑城，于1227年在贺兰山大破西夏军队，遂灭西夏。元朝时期，黑城为西北重镇。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路过这里，对城中所产的驼毡、白毡大为赞赏，称之为“世界最丽之毡”。元世祖忽必烈在黑城设“亦集乃路总管府”，为中原至漠北、纳邻驿道的交通枢纽。明朝代元而立，黑城被毁弃。清朝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及次年，漠西厄鲁特蒙古和罗理等率众相继入居阿拉善高原。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设阿拉善霍硕特旗，上不设盟，直属清廷管辖。次年，徙牧于伏尔加河流域的蒙古土尔扈特部阿喇布珠尔，同其母亲、妹妹率众500人赴拉萨礼佛，因归途被阻，请求内附，驻牧党河、色尔腾地方，后于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在威远营设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直属清政府管辖。阿拉善地区的蒙古族文化带有漠西蒙古族的鲜明特点。例如，其长调悠远、粗犷、苍凉、高亢，在金色沙漠、黑色戈壁、绿色草场、蓝色天空的映衬下能产生独特的艺术魅力。因为地处沙漠、戈壁广布的独特自然环境，阿拉善地区蒙古族的风俗习惯也与其他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别。例如，阿拉善以“驼乡”著称，在那达慕大会上，赛驼是深受群众喜爱的项目，在民歌中，骆驼也成为讴歌的主要对象。西夏时期，党项与汉族即在这里共处杂居。元朝以后，穆斯林陆续迁入，特别是聚居于宁夏。阿拉善地区逐渐成为具有漠西蒙古特点的蒙古族文化、具有西北地区特点的汉族文化和回族文化的交融、荟萃之地。

元上都遗址。2012年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成为我国第30处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 元上都建于13世纪中期，是蒙古游牧民族创建的世界性大帝国——蒙元王朝的第一个都城，从兴建到最终废弃共存在了100多年，元上都始终是蒙元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对外交往中心。今天，这座古城也是古代草原都城中保存最为完好、能够充分地展示草原古代都城风貌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早在20世纪末，元上都遗址就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当前，内蒙古自治区正在大力开展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要使元上都遗址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必须深入分析研究其普遍突出的价值。 元上都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交流与融合的产物，这里既有蒙古民族作为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典型特征，又有汉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色，在历史渊源上体现多元文化的互相影响。元上都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互相融合的典范，反映了草原文化的博大与包容，由于多种文化的结合，使元上都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展示出杰出的成就。在元上都遗址所在的草原上，保存着传统的游牧文明；它在现代化的挑战面前，虽然已经很脆弱，但表现得十分顽强，它是蒙古高原游牧文化的宝贵遗存。元上都与影响中国和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密切的关系。元上都是13～14世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蒙元王朝的首都，在这里曾经发生了影响中国乃至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我们认为元上都遗址与中国和世界历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和人物有密切关系。 元上都城市建设整体规划，体现了游牧民族开放自由、尊重自然的文化传统。都城内既有传统中原城市的建筑，又有皇家苑囿和蒙古大汗的金顶大帐，保留草地和水泊，与城外的草原风光交相辉映。城外的关厢区建有官署、兵营、仓库、民居和商铺等，是元上都城的有机组成部分，关厢区边缘自然而然地融入茫茫草原。 这种文化所产生的城市规划理念，与中国古代正统王朝都城的设计思想融洽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草原、关厢、外城、皇城、宫城迭套，城市与草原融为一体的建筑风格，既关照和保存了蒙古民族游牧的生活传统与特色，又具备了中原城市的传统模式。从而，使元上都成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结合的典范。 元上都的建设规划改变了以往都城高墙壁垒、与周围自然环境隔绝的规划布局，形成了由人类建设在草原上的城市又与草原融为一体的总体规划形式，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同时巧妙地利用中轴线，把宫城、皇城分割成东西相等的两部分，使上都城的建筑布局显得更加对称、整齐、美观。元上都的宫殿建筑堪称草原都城在城市规划、建筑布局、景观构筑方面的杰出代表。 元上都城遗址内还有一些伊斯兰教徒的墓顶石，这说明在元上都生活有伊斯兰教徒。此外，在上都城内还建有藏传佛教、道教、景教寺院，有许多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士生活在上都，他们的文化遗产，也构成了元上都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 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蒙古人，保存着传统的游牧文化，他们在上都及其周围祭祀神山圣水、构建游牧浩特，为了庆祝牧业丰收，他们定期召开那达慕大会（即传统的游艺大会），举行赛马、射箭、摔跤比赛，这是蒙古男子的“男儿三艺”。他们相信：学好了“男儿三艺”，就能够成为英雄（巴特尔）。这种传统的英雄理念，一直影响着这里的蒙古人。 世世代代生活在元上都草原的蒙古人，仍然顽强地沿续和固守着这些传统的游牧文化，他们在这里游牧、祭祀长生天和祖先，而这些传统的游牧文化，却都直接来源于元上都的文化遗产。 元上都是13～14世纪世界上少有的草原文明、亚洲文明、欧洲文明汇聚一地的多元文化国际大都会。元上都又是蒙元时期丝绸之路的起始点。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东西方世界的交流从未像蒙元时期那样广泛、密切。中国“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以及元代创制的火铳（最早的火炮）等在这一时期传播到欧洲，西亚、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宗教、艺术、医药学也传到了中国。 1271年11月，17岁的马可·波罗随从他父亲、叔父从家乡启程，于1275年5月到达元上都。此后，他们留居中国17年，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之后，由于作战被俘，马可在热那亚监狱中口述了在中国和东方诸国的见闻，由同狱难友鲁思悌谦（Rusticiano）笔录成书，这就是《马可·波罗行纪》。《马可·波罗行纪》问世后，扩大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认识，并在15世纪激起西方航海家对东方的向往，进而推动了欧洲人由海路来东方的探险活动。几百年来，随着《马可·波罗游记》的广泛传播，“Xanadu（上都）”在欧美等国知者甚众。 元上都虽然在1358年被元末农民起义军所焚毁，后来又有一些自然和人为破坏，但由于地处草原腹地，周围人烟稀少，又很少有自然地质灾害发生，特别可贵的是，元上都遗址受到这一地区蒙古族牧民世世代代的敬畏和保护，当地牧民们称之为“兆乃曼苏默”，意为108座寺庙，因此，元上都遗址至今保存较为完好。 19世纪末，先后有英国及俄国旅行家实地考察过元上都遗址。20世纪初，又有比利时、日本、美国的旅行家来元上都考察，他们发表的考察报告，为了解元上都遗址的情况提供了信息。20世纪30年代，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原田淑人一行对元上都遗址进行了考古学调查，拉开了元上都考古调查和研究的序幕。50年代后，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多次对元上都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测绘和发掘，并在发掘过程中对遗址进行了科学保护和局部整修。通过以上工作，逐步理清了元上都的范围、布局，也证明了元上都的城市规模、布局以及都市功能区的划分、大型建筑物及其位置等都与历史文献记载十分吻合。 1999年，正蓝旗人民政府对元上都遗址生态环境区做了保护与治理整顿，将50年代迁入外城中居住的“五一”牧场103户职工全部迁出，拆除违章搭建的房屋、畜舍等2万多平方米，对外城内的植被进行了科学的修补和维护，对遗址内的道路、电力线路进行了迁移，逐渐恢复了元上都遗址古老而生机勃勃的原貌。同时，为了保护元上都遗址周围的草原、山林、沙地、湿地、河流、湖泊等等，从2000年起，在全旗推行禁牧、围封、水土保持、防沙固沙、环境保护等工程，已在地方人民的支持与参与下，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据考古调查，元上都遗址仍保存着丰富的文物遗存，包括宫殿、城门、官署、商铺、仓库遗址等，已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除少量保护性展示外，大多数在地下封存保护，地表上较完整地保持了元上都原有的环境和历史面貌。因此，元上都遗址与周边环境保持着很高程度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元上都遗址作为研究蒙古民族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以及古代都城文化的重要基地，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经过各级政府不断努力，元上都遗址及其出土文物均得到了妥善完好的保存，出土文物由国家文物研究和保护机构保存，遗址、遗迹在考古发掘后均采取了较严密的保护措施。如元上都城址范围内的绝大部分宫殿、寺庙建筑基址、羊群庙祭祀遗址等都采取了地下封存与地表植被展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保护；另一些遗迹如东西关厢区、粮仓等，则仅进行了调查和有限的发掘，大部分仍原样封存于地下；对一些较重要但不利于地下保存的遗迹，如羊群庙祭祀遗址、遗迹则采取起取后集中保存的方法予以保护。 综上所述，元上都遗址具有世界遗产所要求的真实性、完整性特点，更是一处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世界性文化遗产，值得引起全世界人民的重视与保护。

内蒙古草原作为中国具有独特个性的旅游目的地正处在转型升、跨跃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突破瓶颈，找准卖点，创新发展已经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一是要拓宽视野找标杆。国际化的视野是旅游开发的关键，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是世界草原旅游开发的典范，享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其在旅游开发中的经验和做法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具体表现在如下8个方面:自然人文原生态，秉承可持续开发的理念，始终保持原生态的草原环境;体验互动全方位，重视游客的亲身感受，强调参与和体验;文化特色够鲜明，通过挖掘、传承和演绎突出文化主题;牧场经营多统—，多以牧场形式开发草原旅游，管理统—规范;服务配套支撑强，做到了管理科学、设施完善、服务到位;产业联动效益好，与本地牧业发展紧密结合;政府协会协作多，负责草原旅游的整体引导、发展规划、质量规范、营销推广、组织活动等;社区参与程度高，制定鼓励本土居民参与的政策，有效保持本土化特色。二是要深刻分析找不足。内蒙古草原旅游存在—些值得注意的关键性问题。主要体现在7个方面，即:同质化、季节性、规模小、分布散、缺品牌、基础差、档次低。草原旅游产品开发还停留在观光为主的层面上，亟待采取创新思维，有针对性的措施，大力推进草原旅游的转型升级。三是要突破思维重创新。首先是理念突破。要以差异化的开发理念，跳出观光做度假、跳出景区做境区、跳出草原做环境、跳出生态做健康，做足草原度假旅游、避暑旅游、冰雪旅游、养生旅游、运动旅游、温泉旅游、会展旅游、深度文化体验旅游等多元化、复合型、立体化旅游产品。要摆脱资源导向的开发思维，充分利用内蒙古草原清新的空气、舒适的气候、辽阔的星空、质朴的人物、多彩的故事、有机的食品、歌舞的海洋等高品质特色化的资源做好避暑文章、做足养生体验，以全新理念打造生态健康的绿色牧场和心灵牧场。要以可持续开发理念，明确保护第—，以保护促发展的思路，在开发旅游的同时做好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要以多主体融合开发理念，促进政府、社区、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参与草原旅游的开发，实现效益最大化。其次是模式突破。要推进综合开发，以复合式开发模式，努力围绕有游览、住宿、娱乐、餐饮、购物、疗养、交通、解说、科教、朝拜、享受等进行旅游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完善提升，实现旅游要素联动开发，满足游客需求。要推进产业联动，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农牧现代化、旅游产业化的四化融合，以后工业化的眼光挖掘前工业化的资源打造超工业化的产品，使内蒙古草原旅游与当地特色经济产业有效互动，围绕畜牧业可开发牧民家庭体验游、现代化草原畜牧基地观光体验游、绿色土特产园区游等，围绕民族民俗产业可开发文化创意旅游园区、民族风情体验园区、民族手工艺品园等，强化延伸产业链条。以丰富旅游线路设计为串联，构建风景廊道。要尝试推进景区化统—管理，成立草原旅游管理协会或管理委员会，统—制定开发规划，如内蒙古草原旅游开发规划等。要尝试推进分级分区差别管理，在大景区内部根据资源禀赋和开发条件的不同划分档次旅游区，或根据旅游功能划分度假区、养生区、运动区、体验区等，并围绕功能分区架构旅游综合体，形成重点突出又顾及整体的有层次、各具特色的旅游地域网络系统。第三是产品突破。突破现有草原旅游产品的单—性和同质化格局，做新、做精，基于草原四化“细分化、生活化、游憩化、精品化”做出特色和亮点。打造若干国家草原公园，围绕草原公园选择合适的城镇或旅游功能配套区建设旅游综合体，整体构建内蒙古自治区国家级度假地。要借鉴国外开发草原度假旅游的成功经验，打造—批草原度假酒店综合体、草原避暑和养生旅游综合体，提升草原度假的档次和水平。要引人品牌旅游服务商和供应商，主打生态、绿色、有机牌，以先进的服务商理念和技术建设草原有机食品基地，开展食品可溯源工程，强化产品地理标志，形成类似奥运食品供应的流程和标准。引进悦榕、安缦、洲际、香格里拉、地中海俱乐部等高端国际品牌度假酒店集团服务商，与内蒙古地方文化特色相结合，以高等级管理和连锁式经营带动区域度假水平的提升。第四是品牌突破。明确“中国草原文化旅游第—目的地”的发展目标，树立“风情万千，草原天堂”的旅游形象，打造草原度假天堂、文化天堂、避暑天堂、养生天堂。开展全媒体营销，通过影视剧、宣传片、宣传材料、导游图、形象标识等制作，以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宣传手段，借助微博、徽电影等先进平台，进行全方位、多渠道、大密度地宣传推介，打造内蒙古草原“行者天堂”。形成内蒙草原品牌服务，制定服务标准，从交通及基础设施、人文环境和国际形象、管理和营销、信息系统性和便利性、接待保障完善度等方面提高竞争力。最后是运营突破。内蒙古草原旅游可借鉴和运用专业化景区管理公司的智慧，积极引进巅峰国智旅游管理公司等知名旅游专业管理公司，—站式全程指导整个旅游系统工程的运营，推进草原旅游全链条发展。

草原文化·珍奇的历史脚印·古城寻迹 从遥远的史前时代开始，北方各民族的祖先就在广袤的内蒙古地区生活、繁衍。其中有不少民族如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都建立了政权。我国已故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说：“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的国家之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城郭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现象，城郭的建立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城郭的建立不仅限于农业地区，而且在世代游牧的地区也建立了城郭。在内蒙古地区，鲜卑人建立了北魏王朝、契丹族建立了辽王朝，蒙古族建立了元王朝，每一次政权的建立都促进了城郭的兴起。而每一城郭的建立都促进了该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的进展，推进了文明的进程。 据学术界通过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公元前475到221年之间，随着秦、燕、赵三个诸侯势力的膨胀，先后修筑了长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所选择的在呼和浩特平原中心地带建立的云中郡是内蒙古地区出现的第一座城市。北魏时期，鲜卑又建立了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境内)、怀朔镇(今固阳县百灵淖乡附近)、白道城(今呼和浩特市北郊坝子口村)等城市。在内蒙古地区还有辽代的许多古城。由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共五座京城：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其中上京临潢府在今内蒙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中京大定府在今赤峰市宁城县西南大明城。由于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欠缺，有些尚不能考证出城名。党项建立的西夏国在今额济纳旗、伊克昭盟境内都有一些城堡。有元一代，在蒙古族由奴隶制转入到封建制的重要历史时期，内蒙古境内修葺了大量的城郭，其著名的有在今正兰旗境内的上都城，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阿伦斯木古城，在今克什腾旗达里诺尔西南的达尔罕苏木等。明清时期，土默特一带兴筑了库库和伦即归化城，位于昭乌达境内的赤峰城、位于察哈尔草原东南部的多伦诺尔等。据有关学者统计，内蒙古地区遗存的古代城址多达五百余处，包括有都城、郡县城、头下州城、奉陵邑和边防城等多种性质(见李逸友编著《内蒙古历史名城》)。有的学者认为，城郭制度只是农业民族的一种文化形态，但是大量的考古遗迹说明：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党项、蒙古族，都在内蒙地域的草原上都建立过城郭。这是由于对农业民族文化的吸收呢?还是由于其本身地域文化发展的需要? 即便是吸收，也并非单纯的照搬，而是结合本地域的特点营建的成为富于草原文化特色的城市。 辽上京 上京临潢府城址在今赤峰市巴林右旗内。为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在草原上兴筑的都城。而且是在蒙古高原上各民族兴筑的第一座真正的城市。 据史书记载，上京幅员二十七里，城墙高两丈。分南北二城，皇城位北，汉城位南。皇城内筑有宫城，从现尚存的开皇殿、安德殿和五銮殿的高大台基上，可以想象其殿宇的宏伟。四周以土墙，有三门。南为承天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皇城内结构也很恢宏。史载：“正南街东，留守司衙、次盐铁司、次南门、龙寺街、南曰临潢府，其侧临潢县。县西南宗孝寺，承天皇后建。寺内长泰县，又西长天观。西南国子监，监北孔子庙，庙东节义寺。又西北安国寺，太宗所建。寺东齐天皇后宅，宅东有元妃宅，即法天皇后所建也。其南则圣尼寺，绫锦院、内有司、麴院、瞻国、省司二仓，皆在大内西南，八作司与天雄寺对峙。”可见其规模。 辽上京具有草原城市的特色。 其一，在城市的总体布局上，打破了农业地区“前朝后市”的传统束缚，商业区设在南城。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十五《胡峤陷北记》记叙当时的情况说：“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角抵、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南北交易，市场繁荣可见一斑。 其二，保留有草原民族的习俗。草原游牧民族以穹庐为室。在辽中京皇宫内设有毡庐。宋薛映曾目睹了这一情况：“入西门曰金德，内有临潢馆，子城东门曰顺阳，入门北行曰景福门，又至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皆东向，其毡庐亦皆东向。”辽王朝虽设有五京，但仍保留游牧民族“四时捺钵”的生活。《辽史·营卫志》中说：“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塞，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其城内北部还设有毡帐区域，正是草原民族习俗的遗留。另外在其高达三丈的城墙上筑有马面十几座，从建筑学来说，这起到加固的作用，但筑的是马面，亦是草原游牧民族习俗的反映。因为“其富以马，其兵以强。纵马于野，弛兵于民……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明代蒙古族建筑的美岱昭的城墙上也有马面，可见游牧民族建筑的承袭关系。 其三，辽上京的营建结构还蕴藏着契丹民族的信仰习俗。其南北墙之间以墙为界，作日字形。法人牟里发现宫殿遗迹均在京城西北方，宫殿皆在西方，宫门向东，这与古代游牧民族崇日拜月的习俗有关。契丹人信鬼尊日，每月朔旦，东向拜日，皇帝拜日时，设台向日拜并上香，臣僚于左右陪位，再拜，读祝文，宰相以下通名再拜，并奏“圣躬万福”。契丹遇有大聚会或处理军国大事时，也以东为尊。 黑水城古迹 黑水城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库布镇东南约二十五公里的地方。面对在荒漠上的废垣残壁，谁能想到在离今七百年前它是一座喧闹的城市。 公元11世纪党项族崛起，其“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里，依贺兰山为固”(《宋史·夏国传》)，称雄一时。根据史书记载，西夏国在黑水(古称弱水，也叫额济纳河)建立了“亦集”，翻译为“黑水城”。元代称之为“威福军。”《元史·地理志》卷六十记载：“亦集乃路，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东北有大泽，西北俱接沙碛，乃汉之西海郡居延故城，夏国尝立威福军。元太祖二十一年内附，至元二十三年，立总管府。”亦集乃路是自和林通往东胜州驿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所以十分繁荣。13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过这里，他说：“由甘州(今甘肃张掖)骑行，北行十六天可抵达亦集乃。”黑水城经过西夏和元代的两次兴筑。据考古学家考证，西夏时代的黑水城已被元亦集乃路叠压在地下。 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由科兹洛夫率领于1907年夏首次考察了这座被黄沙淹没的古城： 它座落在由粗粒硬质的瀚海沙石构成的低台地上。从北来的风沙，使北城墙和东城墙内外，堆积了高高的细沙，人和骆驼可以从沙堆登上城墙进入城内。城堡西北角高耸着一座大型尖顶“苏波尔盖”(塔)，在其周围的城墙上和城墙外还有这样的小型“苏波尔盖”。越接近城墙，碰到的瓷器碎片越多，城市的面貌也被高大的沙丘所遮掩。但是，一当我们登上台地哈拉浩特(即黑水城)美丽的外景就全部展现在眼前。 城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片正方形的荒滩，荒滩被高低不同，宽窄不一的许多建筑物废墟所分隔，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用经过长时间的焙烧的黄砖墙砌成的庙宇基础。 城堡内部分成若干正方形和通道，被人们称为‘商业大街"和‘主要大道"，这两条街道及由它们支出的二等街巷上，筑有一排排小土房，地基夯成坚实的硬层。你只要朝认为埋有房子的某个圆丘挖一铲，往往就会在墟土里发现草秸、席片、木桩等物。这证明屋顶是早年从内部塌掉的，许多寺庙和其他建筑都齐根毁掉了，形成了许多圆形扁平堆积物。寺庙台基通常用方砖或瓦的基部，四边饰有中国图案……集中在城堡东南角高大的废墟，可能为卫戍军的住所，而卫戍将军府估计可能住在城墙西北角的那些“苏波尔盖”旁。根据废墟情况判断，这座将军府当时想必占地面积很大，建筑技术很高，很像一座庙宇。这里——城堡西北角可能比较适宜哈拉浩特统治居住，由此处到城墙顶部筑有一条阶梯，直达城墙高处，可将城郊四野一览无余。 经考古学者考察：这座古城的规模相当宏大，有堂皇的官署、高大的庙宇、繁荣的商市、交通驿站。其中城墙加筑的马面与城西北角钵式喇嘛塔的造型都可以追溯到游牧文化的特征。如今城堡已被荒沙吞没，只有一座古塔耸立，标著着黑城当年的辉煌。 古老黑城的文物价值引起世界的瞩目。其不仅保留有大量元代的文物，其中包括货币、绘画、瓷器、铁器、佛像、雕像和大量的古文典籍，还保留有大量西夏时期的珍贵文物，其中包括铜器、铁器、木器、骨器、陶瓷、壁画及纺织的残片等等，最可贵的还有大量的西夏文献。据俄科兹洛夫的游记《蒙古与阿木多及哈拉浩特(即黑城)死城》记载，仅“书册、画卷和单页手稿的总数就在二千卷(份)以上，至于佛画像则可达三百幅”。考古文物的涌现，揭开了黑城之谜，添补了史学上的空白。 神秘古老的黑城引起世界考古学界的震惊。1908年俄科兹洛夫探险队前来，1914年英国斯坦因探险队前来，他们都盗窃走大量无价之宝。但是古城永远在中国的地域内，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不断获得新成果。仅60年代以来就发现了六十座古墓，各个墓葬形制复杂;发现了建造更早的内城遗址;1984年在黑城考古挖掘出土的文物共有近三千件，以少数民族文字居多。李逸友先生把出土的二千二百余件汉文文书已编辑成《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一书。 黑城——内蒙地域的瑰宝。 元上都 出现在内蒙古高原上的元上都以其华丽的宫廷建筑、秀美的皇家园林、多彩的民族风情而著称于世。元萨都剌有著名的《上京杂咏五首》，择其二首，元代宫廷生活可见一斑： 一派箫韶起半空，水晶行殿玉屏风。 诸生舞蹈千官贺，高捧葡萄寿两宫。 大野连山沙作堆，白沙平处见楼台。 行人禁地避芳草，尽向曲阑斜路来。 元上都，又名滦京、上京，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境内，为仅次于大都(北京)的陪都，为元世祖忽必烈所建。其山川雄固，地势居要。元人评论说：“龙岗蟠其阴，滦水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山有水，水有鱼盐，百货狼藉，畜牧蕃息，北控沙漠，南屏燕蓟，山川雄固，回环千里。”上都是联系大漠与漠北的交通枢纽，南往大都，北至和林，西去中亚，均为必经之地。 上都城为正方形，分外城、皇城，宫城三部分。宫城为其核心建筑。位于全城东部偏东，东、西、南三面城墙分别设东华门、西华门、御天门。宫内的建筑鳞次栉比。内有大明殿、仪天殿、宝云殿、宸丽殿、慈福殿、鸿禧殿、睿思殿，有大安、延春、连香、紫檀、凝晖、绿珠、瀛洲等亭阁。世祖忽必烈则在大安阁理政。虞集在《跋大安阁图》里说：“世祖皇帝在藩，以开平为分地，即为城墙宫室，故取宋熙春阁材于汴，稍损益之，以为此阁，名曰大安。既登大宝，以开平为上都，宫城之内，不作正衙，此阁岿然遂为前殿矣。规制遵稳秀杰，后世诚无以加也。”元人曾记叙了宫城的不凡气势：“宫殿多露，跌足而行，帝(世祖)御大安阁，望而见之。”曾亲眼目睹的马可·波罗记叙了它的华贵，“内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其房舍内皆涂金，绘以各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耳目”(《马可·波罗游记》)。 皇城包围着宫城，位于全城的东南部。官署寺庙非常之多，其中著名的孔子庙位于城的东南。此外还有华严寺、乾元寺、开元寺、回回寺、礼拜寺、宣圣庙、城隍庙、三皇庙、贺胜祠等。其中以华严、乾元二寺最为著名。华严寺的碑文说：“世祖……首建学庙，乾垠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龙光华严，复立老子宫于东西。”元朝皇帝崇尚萨迦派佛教，其塑佛像涂金。《元史·刘元传》载：“凡两部名刹，塑土、范金、抟换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佛像造型之精美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外城在皇城的西北部，其南、东两面修建城墙，与皇城东、南墙连接，西、南两墙各开一门，并筑有马蹄形瓮墙。外城南半部分为地方官署和寺院，外城的北半部分为皇家园林，元代称北苑。据马可·波罗记叙：“此宫有墙垣，广袤十六里，内有泉渠川流，草原甚多。亦见有种种野兽，惟无猛兽，是盖君主用以供给笼中海青鹰隼之食者也。海青之数二百有余，鹰隼之数尚未计焉。汗每周亲往视笼中之禽，有时骑一马，置一狗于鞍后。若见欲扑之兽，则遣狗往取，取得之后，以供笼中禽兽之食，汗盖以此为乐也”(《马可·波罗游记》)。外城任皇帝驰骋射猎，可见其规模之宏大。 外宫还有一种极富民族特色的建筑，谓棕毛殿。“此草原中尚有别一宫殿，纯以竹茎结之，内涂以金，装饰颇为工巧。宫顶之茎上涂以漆，漆之甚密，雨水不能腐之。茎粗三掌，长十或十五掌，逐草断之。此宫盖用此种竹结成。竹之为用不用此也，尚可做屋顶及其他不少功用。此宫建筑之善，结成或拆卸，为时甚短，可以完全拆成散布，运之他所，惟汗所用。结成时则用丝绳二百余系也”(《马可·波罗游记》)。据马可·波罗所述得知，所谓棕毛殿其实就是贵族所用的蒙古包——斡尔朵，其高达百尺，广可容数千人，是皇帝广赏群臣、举行盛大的皇家宴会的地方，著名的“诈马宴”，亦称质孙宴(即出席的官员要着同一颜色的衣服)即在此举行。 上都是一座蒙古贵族营建的极富草原特色的城市，就其整体布局看，其殿堂亭榭皆呈品字形，这种设置承袭了中原建筑文化的传统，但是其辽阔的外城设置则冲破了传统的皇家花园的局限，具有鲜明的游牧文化色彩，特别是城内遍布便于迁移的毡帐、板屋，更是上都城的独特风格。城内建筑包括儒教建筑，佛教建筑、伊斯兰教建筑、民间宗教信仰的建筑，具有融多元文化于一体的特色。

草原文化·纵横捭阖驰天下·成吉思汗的军事战略 成吉思汗生活在蒙古族各部落间、各民族内部激烈冲突的年代：“星空团团旋转/各部纷纷作乱/谁能在床铺上安睡/都去抢掠财源/大地滚滚翻腾/天下到处作乱/谁能在被窝里安睡/人们相杀相残。”在火与剑的磨炼中，激起了他统一蒙古各部落的热望。他面临的强敌是札答阑部的札木合，西部的克烈部王罕和乃蛮部的太阳罕。札木合集合札答阑十三部三万人攻打铁木真，铁木真以三万人分成十三翼与之对峙，此为著名的“十三翼之战”，虽则铁木真(成吉思汗)寡不敌众，却赢得了民心。尔后，又经过了灭主儿勤部之战，征讨泰赤兀惕部之战，帖尼河之战。最关键的一场战争是与乃蛮部、篾儿乞惕部、斡亦刺惕等残部联合部队举行的“阔亦田”之战。各部落推札木合为“古儿罕”(意即天下之主)，札木合却遭到了残败。1195年灭塔塔儿部，接着又经过合兰真沙陀之战、者者额儿温都儿之战，灭掉了克烈亦惕部的王罕。1204年经过纳忽昆山之战，把乃蛮部的太阳罕追至古出鲁克歼灭。灭乃蛮部落后，蒙古高原形成了大统一。1206年，奉铁木真称尊号“成吉思汗”，“也客忙豁仑乌鲁思”(大蒙古国)——这个强大的军事统治的国家建立。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对外大举用兵，趁金朝统治者日益腐朽之机，成吉思汗摧枯拉朽，从怯绿连河起兵出发，经汪古惕部后长驱直入，夺得了金朝的半壁江山。1218—1223年，成吉思汗率兵向西，穷追勿舍，攻灭西辽。尔后，又征服了花刺子模。1227年7月，这位叱咤风云、举世震惊的元戎病逝于军旅中。他的智慧和力量成为素以勇敢矫健著称的蒙古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吉思汗身经百战，其军事文化也非常充实、丰富，今择其要而述之。 其一，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诸部及统一中国版图的活动中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采取了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的策略。 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蒙古社会，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当时蒙古社会比较强大的有札只剌部的札木合、克烈部的王罕、塔塔尔部，乃蛮部的太阳罕等。群雄竞争，谁为人杰?他首先联合了比较强大的克烈部的王罕，又同札木合结为“安答”(朋友)，同札木合“盖着一床被子”(谢再善译《蒙古秘史》)，联合他们首先打败了蔑儿乞部，收集部众，扩大了自己的力量。接着，他继续采取联合王罕的策略，于1201年击败了札木合，又击败了泰亦赤兀惕人。尔后，成吉思汗把矛头指向自己的世仇塔塔儿部，但是光靠自己的力量消灭塔塔尔部还存在着困难。他采取了联合金朝的策略。成吉思汗利用、协助金丞相完颜襄攻击塔塔尔，从此塔塔尔一蹶不振。至此成吉思汗已统一了大部分蒙古，其主要对手只是乃蛮部和克烈部了。 成吉思汗是依靠王罕的力量逐步强大起来的，他称王罕为“汗父”，一直与王罕结成了较为巩固的联盟。但王罕之子桑昆已经看出成吉思汗“已经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王罕也意识到成吉思汗羽翼已丰，对自己已构成很大的威胁。先下手为强，经过合兰真沙陀战役和者者儿温都儿战役，他在王罕毫无准备，正在搭起金帐设宴的时候，一举歼灭了王罕。最后只剩下强大的乃蛮部了。乃蛮部一贯骄横，他们错误估计了成吉思汗的力量，成吉思汗亲自指挥，直插太阳罕中军所在的纳忽昆山，取得了胜利。 成吉思汗早就立下了统一中国的雄心，但他没有派兵遣将直趋金国的南京——汴梁。他曾向降将郭宝玉问询攻击中原之法，郭答：“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借以图金，必得志焉”(《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宝玉传》)。西夏弱于金，且为金之右臂，先灭西夏，金必无援。正如郝经所言：“自浍河之战(即浍河川之战，时在1211年成吉思汗大规模攻金那年)，乘胜下燕、云，遂遣兵而去，似无意于取者，既破回鹘、灭西夏，乃下兵关陕以败金师，然后知所以深取之、是长于用奇也”(《元史》卷一百五十七《郝经传》)。攻下西夏，西夏成为蒙古进攻金国的一支偏师，化敌为我，此所谓奇也。正如学者所论：“弱敌灭了，强敌失其羽翼，由弱变强，便于攻灭，近敌灭了，远敌变近，也便于攻灭”(罗旺扎布等著《蒙古古代战争史》)。 其二，灵活多变的战法。在作战方法上，成吉思汗往往能够高屋建瓴，审时度势，因时因地、因敌制宜，灵活多变。 成吉思汗率领的军队注意知己知彼，每打一仗，必观察敌情，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诸方面的情况，绝不打无准备之仗，无把握之仗。在临近敌阵时，常常“登高眺远，先相地势，察敌情伪，专务乘乱”，行军时常恐衡(中)伏，虽偏师亦必先发精骑兵，四散而出……以审左右前后之虚实，如某道可进，某城可攻，某地可战，某处可营。”宿营时：每“营留二马，夜不解鞍，以防不测”(《黑鞑事略》)。在纳忽昆山之战中，他们兵力少，而且远道征战，人困马乏，因此到达前沿时牧马稍驻，暂时避免与乃蛮部队大规模的冲突，养精蓄锐，反而使乃蛮产生了错觉，以为蒙古军队兵强马壮，引而不发，增加了畏惧心理。为了征金，成吉思汗做了周密的规划，进行了五年的详密准备。 成吉思汗六次征西夏，前后经历二十三年。所采取的战法互不雷同。攻兀剌海城是艰苦的一战，攻四十日不克。成吉思汗把城中的猫和小燕子尾巴上拴上浇透油的麻絮，趁势之乱，攻而陷之。第二次则强攻硬克。围攻中兴府时，猛攻不克，成吉思汗则下令筑堤提高水位，引水攻城，中兴府告急。第二次攻中兴府时西夏主力已被消灭，采取围而不打的方法，断绝其一切外援，其外围临洮府(今甘肃临洮)及洮(甘肃临潭)、河(今甘肃抱罕)、西宁(今青海省西宁市)、德顺(今甘肃静宁)全已攻下，中兴府被围困旷日持久，弹尽粮绝，夏主乃降。 在对乃蛮作战时，成吉思汗对诸将下命令：“进如桃皮丛，摆如海子样阵，攻如凿穿而战。”所谓进如桃皮丛，即分散前进;摆如海子阵，即实施迂回包围。《蒙古秘史》上说：“摆如海子阵。”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上说：“鸦兵撒星阵。”其“或远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没，来如天坠，去如电逝。”“其胜利则尾敌袭杀，不容逋逸，其败则四散进走，追之不及。”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们善于来回地变换阵势，飘忽不定，进退自如。所谓凿穿而战，即突击前进。为歼灭乃蛮，成吉思汗亲自率领护卫军中的巴阿图儿队，直逼太阳罕的察乞儿马兀特峡谷之大本营，他们从纳忽昆山凿穿而行狭路逢生，直捣太阳罕的心脏：他“身穿铁甲，全身连锥刺的空隙都没有/他身穿重铠/全身连针扎的空隙都没有，好像饿鹰/翱翔而来/好像猛兽/跳扑而来”(谢再善译《蒙古秘史》)，最后乃蛮人溃灭。 在对花剌子模的征战中，成吉思汗的部队也穿凿做战，蒙古部队越过了世界禁区帕米尔高原，从南面包围了花剌子模，他们的主力部队还越过了幅员六百公里的基吉尔库姆沙漠，从西面包围了花刺子模，他们在追击摩诃末的过程中，越过了高加索的冰山峡谷。使摩诃末大为震惊。这样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战斗时，蒙古军队往往不采取直接进攻的方法，而采取迂回的战术。有时是战略大迂回。例如联宋灭金就是成吉思汗临终前的战略部署，有时在具体战斗中围而不打，困而不歼，以逸代劳，使敌疲惫困扰。《蒙鞑备录》云：“此计之外，或臂团牌，下马步射，一步中镝，则两旁必溃，溃则必乱;从乱疾入，敌或见，便以骑蹙步，则步后驻队，驰敌迎击。敌或坚壁，百计不中，则必驱牛畜，或鞭生马，以生搅敌阵，鲜有不败。敌或森戟，外列拒马，绝其奔突，则环骑疏哨，时发一矢，使敌劳动，相持稍久，敌必绝食或乏薪水，不容不动，则近兵相逼。或敌阵已动，故不遽击，待其疲困，然后冲入。”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其三，成吉思汗军队特点之一“悉是骑军。”由于蒙古族以畜牧业为主，所以他们能够骑马、放牧和狩猎。在蒙古民族的心目中“马比一切更受重视，没有马，草原经济就无法经营……”(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蒙古牧人的骑术都很高明。据《元史》卷九十八《兵志》载，成吉思汗在他所统辖的地区内，将“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佥为兵。”这些军队“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在广袤的草原，蒙古军队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蒙古骑兵的特点是速度快，常实行内击式战术，不管是诱敌深入还是引敌出击，不管是佯装逃败还是包围歼灭，其速度之快令人震惊。在铁木真与王罕对峙的合兰真沙陀战役之中，铁木真收到王罕突袭的情报，做好了迎击的准备。在者者额儿温都儿山战役中，铁木真灭克烈亦惕部的王罕同样采取了突袭的方式。在对乃蛮的战役中，先“去攻击乃蛮的哨兵，一直攻到他们的中军，乘着他们慌乱打进去”(谢再善译《蒙古秘史》)。正如彭大雅撰，徐霆疏《黑鞑事略》所析：“交锋之时，每以骑队经突敌阵，一冲才动，则不论众寡，长驱直入，敌虽十万亦不能支;不动，则前队横过，次队再撞，再不能入，则后队如之。方其冲敌之时，乃迁延时刻，为布兵左右与后之计;兵既四合，则最后至者一声姑诡，四方八面响应、齐力，一时俱撞。”国外学者布尔霖惊叹：“近代闪击战之方式，乃取效七百年前之蒙古。” 蒙古军队有“从马”的制度，所谓从马制度即一人数匹马，马歇人不停。《蒙鞑备录》云：“凡出师，人有数马，日轮一骑乘之，故马不困弊。”因此蒙古军队聚而犹从天降，逝而犹如电逝。马是视觉、嗅觉、听觉都格外灵敏的动物。《多桑蒙古史》云：“此辈之嗅觉听觉视觉并极敏锐，与野兽同能。全年野居。幼稚时习骑射，在严烈气候之下习于劳苦，此盖生而战者也，其马体小，外观虽不美，然便于驰骋，能耐劳，不畏气候不适。”马机警而识途，能在恶劣的环境中识别方向;马驯服而倔强，它能绝对忠实自己的主人而不让生人接近;它勇猛矫健，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它能奔跑几十里、上百里，把受伤的主人驮至安全的地点。而且马乳可以供战士充饥。而蒙古战马概不择食，虽乘之走遍世界，也不需要顾虑草料。这些战马“日间未尝刍秣，惟至夜方使牧放之，随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晓搭鞍乘骑。”蒙古人有丰富的驯马经验，能达到“千马为群，寂无嘶鸣，下马不用控系，亦不走逸”的程度。

杜尔伯特是个地名,蒙古族自治县. 在黑龙江省西部, 隶属于大庆市.所谓杜尔伯特草原文化就是一句在黑龙江省内旅游广告宣传语, 因为在黑龙江省草原主要就在那有，而且是蒙古族自治县,所以有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天似穹庐罩四野·数学的珠玑 从事狩猎的蒙古族早就计算数目了。在内蒙古自治区阴山山脉磴口县默里赫提沟等地的岩壁上，发现了凿刻了很深的原始记数的符号：“丨”“ uf7ed”“ uf7ee”“ uf803”……这是蒙古族先民遗留下来的原始数码。在遥远的原始社会，蒙古族先民已产生清晰的数字的概念了。 牲畜是牧人的财富，其数量的统计不可缺少。在历史上，1189年和1201年成吉思汗和札木合在答阑巴勒渚和阔亦田进行了两次大战，每次双方都各出三万之众，仅以每人一匹乘马一匹从马计算，总共动用的马匹也在十二万匹以上，计算牲畜的数量是个难题。由于牲畜极多，聪颖的草原民族早就创造了计算牲畜的办法。他们不用匹、只、头、峰等数量单位计算，而习惯用洼地、盆地或称“套海”即湾子来计算。罗布桑却丹所著《蒙古风俗鉴》云：“要知有多少牲畜，用自己的印记集中牲畜，赶过洼地量地而知。有的富户有几个沟或洼地的牲畜。这种测量的办法叫‘套海"。因此蒙古有些地方以‘套海"命名，如‘额仁花套海"、‘呼和敖帮套海"、‘宝玉花套海"等等，都是测量牲畜的地方。”这是草原民族计算牲畜的独特方法。 蒙古族还有一种进行算术四则运算的古老方法，称“朱尔海。”“朱尔海”的计算工具相当于算盘。它是由朱尔海黑板和朱尔海笔组成的，朱尔海黑板是一块40×16cm的特制木板，朱尔海笔是长16cm的铁制笔。朱尔海计算时，在计算过程中涂去已算过的数，在那个位置上填写新数、除去一次，再在那个位置上填写一个新数，就相当于完成一种运算。随时清量已算过的数，不写任何计算符号和计算过程，计算从左到右进行。蒙古族遗存有朱尔海经，其中数理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大部分内容是靠背诵和记忆而被长期流传下来的。 蒙古族使用阿拉伯数码起源于何时，史料尚缺乏记载，但是出土文物为人们提供了依据。1956年冬，陕西省西安东北斡耳朵元代蒙古族安西王府旧址出土了五块铸有阿拉伯数码的“六六幻方”铁板。幻方又叫纵横图，它的特点是将n2个数字排成正方形，每边为n个，使横行、纵行和对角线上的数字的总和都相等。安西府遗址出土的5块阿拉伯文“六六幻方”铁板，应为蒙古安西王及其部下研究幻方数学的遗物。 有元一代，是我国数学发展的最高峰。数学史专家钱宝琮指出：“中国数学以元初为最盛，学人蔚起，著作如林。于数学史上放特殊光彩”(《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其著名著作有李治的《测圆海镜》、《益古演段》，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四元玉鉴》，丁巨的《丁巨算法》等，在学人蔚起、著作如林之际，涌现出蒙古族对数学研究的学者——蒙哥。 古希腊的伟大数学家欧几米德的《几何原本》是由明代徐光启译为汉文的，早在元代已有蒙古人阅读《几何原本》的阿拉伯文译本。《元秘书监志》第七卷《回回书籍》载：“至元十年十月北司天台申本台合用文书”的书目里，有“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一种，所指就是此书。成吉思汗之孙——年轻有为的蒙古族军事家蒙哥成为研究《几何原本》的第一人。《多桑蒙古史》云：“成吉思汗系诸王以蒙哥皇帝较有学识，彼知解说EucIide之若干图式。”蒙哥是蒙古族优秀的军事家，其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他在戎马倥偬之际钻研数学，可推知数学在其运筹帷幄的军事中所起的作用，遗憾的是史料对此缺乏记载。现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元上都天文台遗址尚存，文献中已有其运用《几何原本》的明确记载，这座天文台最初是由蒙哥于1255年建成的，但蒙哥在其建筑过程中对《几何原本》如何运用的却不得而知。 清代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关于他的震世著作《割圆密率捷法》的成就，我国著名数学家李俨指出：“《割圆密率捷法》以解析九术，并由连比例三角形入手。此数与形的结合，堪与笛卡儿创解析几何媲美。”日本数学史家三上义夫说：“元理发达为最要紧之事件，可比西洋之定积分……三术用无限级数，表三角函数，虽有相当公式者，而解释之方法不备。及蒙古族人钦天监监正明安图，积三十余年之辛劳，始考出解析方法，且别附以六术。”《四库全节总目提要》说：“欧罗巴人自秘其学，立说复深隐不可解。”明安图解释了西方人不肯解说的三个无穷极数的正确性，而且自己又发现了六个无穷极数，并且推算出其正确性。明安图把这九个无穷极数合称为“九法”。其在《割圆密率捷法》中所创立的“割圆连比例法”包含着形数结合和直线与圆弧互相转化的思维，这种以直线求圆线、以圆线求直线的思想，与西方的微积分具有同样的意义。 明安图为著述此书，“积思三十余年”而殁，使其子及学生“续而成之”。《割圆密率捷法》共四卷，其辉煌成就光耀于世，明安图为祖国和人类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巴里坤草原早已蜚声遐迩于西域大地，早已被历代文人墨客、将军们和途径这里的人们描写的如诗如画。由于巴里坤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自然条件，是历代王朝都十分准视的战略要地。各路诸侯游牧民族也把这里视为理想的游牧之地。你来我往的在在里演绎了一个一个又一个草原之路故事、玉石之路传奇、丝绸之路的沧桑。用枪狩猎 巴里坤草原是新疆三大草原之一，是亚欧草原大通道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里曾今是草原游牧民族角逐的一个古战场，他们在这里演绎了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和历史事件。自古以来巴里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在草原文化的带动下演绎了很多民族风情文化，有一部分保存的很完整，有一部分保持了原有的原生态的文化现象。其主要体现在汉民俗文化、哈萨克民俗文化和蒙古民俗文化。汉文化的民俗、节日、婚俗、社火、面食等；哈萨克民俗有民间舞蹈、民间刺绣、阿肯弹唱、马上运动、婚俗、葬俗等；蒙古民俗有一年一度的敖包节、点灯节等。这些民俗文化现象经历漫长的岁月，但任然保持了很多传统的文化现象，为我们今天的旅游发展和开发提供了原始的文化民俗资源。神圣的祭拜狩猎 巴里坤草原不知演绎了多少民间民俗的传奇的文化和传奇故事。汉文化里宗教文化和传奇故事一代又一代的延续和流传、民间小曲传了一代有一代。哈萨克民间体育活动无论是大大小小庆典和民间举办的一些群众活动中都有表演如刁羊、赛马、姑娘追、摔跤，夜晚一般都要举行歌舞晚会。蒙古人的敖包更为神圣，人们在那里祈祷、在那里祝福、在那里洗礼了自己的灵活，他们用自己最虔诚的心灵祭祀敖包，他们用最传统的方式进行他们的敖包相会、文艺活动演出、体育比赛。巴里坤的民族风情就是一个民族文化学、民族礼仪学、民族传统学的大展示，只有我们走进那里就会被融化、就会被感到，你也就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一个参与者。只有我们用心来感悟就会能找到心灵的碰撞，这就是巴里坤的民族风情文化。

百度百科里有很齐全哦，去看看草原盛会一那达幕：即游艺、联欢的意思，源于七百年前。那达幕之日商贩云集，说书献艺应有尽有，热闹非凡，最扣人心弦的莫过于赛马、摔跤、射箭。多在草原牛羊肥壮、稻谷飘香的8月份举行。　　蒙古包：蒙古包一词来自于满族人对蒙古族住所的称呼，是游牧生活的产物。一般高七八尺，宽丈余，先用木杆、牛皮订成网状方架数片，然后连成园仓式，再用园木组成伞形园顶，顶中 央有一个圆形天窗，晴启阴合，用以流通空气，吸收阳光，是草原牧区最喜欢的居住用具，也是外地游人最感兴趣的下榻场所。　　祭敖包：这是蒙古族传统的宗教活动，敖包是在草原、山坡或沙丘高地上用石头、土块、柳条等垒筑而成的。“敖包”最早是在茫茫无边草原上建立起来的能识别方向、道路、边界的标志，后成为祭祀山神、路神的地方。祭敖包多在7、8月份举行。祭祀时敖包上插树条，上面挂有五颜六色的布条或纸旗。在蒙古族人民心中，敖包是神圣的净地。　　献哈达：哈达以白布帛或丝绸为主，长短不一，一段约一尺二寸至一尺五寸长，两端有丝脱出，约半寸许，其长短均视被交者和场合而定。献哈达是蒙古族迎送客人、馈赠礼品、年节交往中的礼节，有时还伴随吟唱和祝词，更染敬重的气氛。　　手扒羊肉：蒙古语称手扒羊肉为“布和力麻哈”。是草原上蒙古民族简便实惠的待客食品。做法是刚屠宰后的羊，挑选好的部位，(头蹄下水除外)白水下锅，原汁清煮。羊吃草原上的五香草，调味齐全，不加任何调味品，只要掌握清煮技术，就能做得美味可口。在食用时不用餐具，用手扒着吃。　　蒙古族敬酒：蒙古族斟酒敬客最考究，美酒是食品之精华，五谷之结晶，是最能表达朋友之忠诚的珍贵食品。主人将美酒斟在银碗或金杯中，托在洁白的哈达上，唱起感人的祝酒歌，表达自己的真诚与感情，此时客人理应随即接过酒，能饮则饮，不能饮则品尝少许，然后将酒归还主人，万不可推推让让、拉拉扯扯，谢绝主人的敬酒，否则他会认为您对主人瞧不起，不愿交朋友、不能以诚相待。[编辑本段]民间文化　　安代舞：安代流行内蒙古，起源于库伦旗。传统安代以唱为主，伴以舞蹈动作，是科尔沁“博”治病的一种方式，带有迷信色彩。1949年以后，逐渐变为自娱性民间舞蹈，经过不断完善与发展，由民间进入剧场，成为喜闻乐见的民族艺术形式。　　内蒙古民歌：《嘎达梅林》、《达那巴拉》、《那木斯来》、《劳工之歌》等；赞美故乡、思念亲人、怀念故土的歌，如《诺恩吉雅》、《母亲的恩情》、《金姐》等；哀歌、格言歌、摇篮曲、讽刺歌，如《波茹莱》、《都吉娅》、《丁格尔大喇嘛》等，仪式歌包括祭祀歌、安代歌、婚礼歌、宴歌、酒歌等，如《四季》、《金珠尔玛》、《篝火歌》等；反映妇女生活的歌，如《万梨》、《高小姐》、《德力格尔玛》等；情歌，如《韩秀英》、《达古拉》、《金叶玛》等。　　鄂尔多斯婚礼:流传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蒙古族婚礼，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以其独特的民族特色，浓郁的生活气息，悠扬的歌舞形式和热烈隆重的场面。表达了勤劳、勇敢、智慧的鄂尔多斯蒙古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情追求和粗犷、豪爽、善良的性格。因此，鄂尔多斯婚礼广为传颂，驰名中外，它的许多健康的内容，优美的情节，至今还保留着，沿用着。[编辑本段]传统服饰　　首饰、长袍、腰带、靴子是蒙古族服饰的主要部分。首饰是蒙古族妇女逢年过节、访亲探友时用于头上的装饰，多用玛瑙、珍珠、宝石、金银等制成，平时牧区妇女不戴帽子，常用红、绿绸缎缠头。蒙古袍是牧民喜爱穿的衣服。袍子宽大，长袖高领，钮扣在右侧，衣边用漂亮的花边点缀。袍色因人而异。腰带是穿蒙古袍时，扎腰用的长带，多为绸、缎布料，颜色与袍色协调。男子扎腰带，把袍子向上提，显得精悍潇洒。而女子则把袍子向下拉展，显得苗条矫健。牧民穿的靴子有两种，一种叫蒙古靴，靴头尖向上翘，靴腰长有图案，四季都穿。另一种叫马靴，圆头长腰，结实耐用

草原文化·珍奇的历史脚印·北方牧人的生命图画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发现了岩画，岩画成为史前文明的重要标志。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绵延的阴山山脉发现了近5万幅岩画。据盖山林先生考察，发现岩画的地区有呼伦贝尔盟的额尔古纳左旗、额尔古讷右旗;哲里木盟的扎鲁特旗;赤峰市的巴林右旗、林西县、克什克腾旗;锡林郭勒盟的苏尼特左旗、阿巴嗄旗、镶黄旗;乌兰察布盟的察右后旗、四子王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包头市的固阳县;巴彦淖尔盟的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磴口县;乌梁市的桌子山;阿拉善盟的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总之，东从大兴安岭西至巴丹吉林沙漠，北自中蒙边界，南至黄河，到处可以看到古朴生动的岩画。 阴山岩画的题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多种多样的动物形象。其中主要包括马、牛、羊、鹿、狍、虎、狼、豹、狗、罕达犴、狐狸、野驴、骆驼、龟、蛇、雁等等。这里有单个的动物形象，但更多的是动物的群象。这些形象并非完全写实，而是夸张。例如鹿的身躯极为简练，但头部的双角却画得密若树丛，虎身上的斑纹非常清晰，而虎的面部非常狰狞。盘羊的角弯如弓弦，非常突出，奔跑的山羊，飞驰的骏马，其飞跃的动态被夸张到极点。乌拉特中旗有一幅岩画，画的中心是一条野牛，牛的身上凿刻出圆圈，野牛的腹下为一群山羊，野牛的上方为一群山羊，一只紧挨一只。这些动物形象表现出动物的强烈的特征。 第二类为动物与人组合形象。在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中，狩猎是一项重要的生产方式。因此岩画对行猎的描绘占有一定的篇幅。狩猎的画面有单人行猎、双人行猎、有围猎等等。在亥其依恨乌拉名为地里哈日的黑山(地里哈日即黑马鬃之意)山顶迎南的立壁上，画面上两个挽弓搭箭的猎人，各自射中了一只野牲，画面中间一猎人，正在追射一匹骠形大马，画的下方一猎人，正射中了一只北山羊，北山羊之后，似有一个巫者。乌兰察布岩画有一幅描写放牧的图景。画面上是一个牵马的牧人，下面是四只羊和一个圆圈，估计是表示穹庐，面积约占四分之一平米。另有一幅岩画在长形的近1.5米左右的岩石上刻划了二十几种动物形，有一畜圈，有两匹马及牛、羊等，还有一个骑马的牧人。这样的画面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第三类题材是多种多样的人面像。人面像大致分成两类。一类为舞者的形象。舞者有单人的，双人的，也有集体的。其动作可谓千姿百态。有双手叉腰点脚、双手叉腰转身、双手平伸蹲踢、双臂上举跳跃等等。值得研究的是，这并非一般的舞蹈，这里面蕴含着极度夸张甚至变形的意味。乌拉特山中旗有一幅岩画，舞者两臂外张，而其头顶上有弯弯的羊角般的头饰。在当地居民称为格和达瓦查得沟的地方有一幅岩画，一舞者双手高高扬起，五指分开，两腿叉开。在阴山岩画1129图上描绘了五个舞者，他们的动作各异，其中有三个舞者的生殖器被仔细地刻画出来。这样的画面，似乎不是对舞蹈的直接摹仿，而包蕴着某种深刻的内涵。另一类为形形 *** 的人面相，人面相奇谲怪异，形象各异。有的呈猴面，下巴尖尖的;有的头呈尖形，头上有芒刺状物;有的似头戴尖帽，两颊上有芒刺状物;有的呈方形，面部五官俱全，嘴巴画得很大;有的呈圆形，光芒四射，似一轮太阳;有的没有头形的轮廓，仅有眉、眼和鼻子;有的面部图案非常图案化和抽象化，给人以捉摸不定、扑朔迷离之感。这些千奇古怪的人面像到底代表什么?这的确是学术界悬而未解、争论不休的难题。不少专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这些人面像是作为原始宗教崇拜的偶象而存在的，在这一点上，学术界达到共识。这些作为原始崇拜的偶象的人面像，大致可以分成三种形式：自然神灵崇拜(如太阳神面像)、动物崇拜(如兽面像)、祖先神灵崇拜(如人面像、类人面像)。自然崇拜和动物图腾崇拜似乎比较容易辨认，而祖先崇拜则趋于复杂，有的祖先像不过是动物图腾像的变形或综合再创造，仅初具人面形式，但未脱离动物的痕迹。这些人类原始宗教的信仰因素告诉人们什么? 按照克里斯托弗·道森的观点：“信仰……给人类生活注入了一种精神自由的因素，这种因素可以对人类社会的文化和历史命运，以及对人的内在个人经验产生创造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一种很明显的属于彼岸世界，似乎是否定人类社会的所有价值和标准的宗教，仍然会对文化产生 *** 作用，并在社会变革中提供推动力”(《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内蒙古岩画的人面像是原始宗教崇拜的遗存，是北方游牧民族精神自由因素的体现。 岩画的分期始终是个悬而未解的问题。但是学术界一致认为：这绵延千里的珍贵的露天画廊时间的跨度非常大，绝不是一个时代的作品。据盖山林先生分析，这令人目眩神迷的古朴岩画分属于三个时代。其一，距今一万年至三千年左右的石器时代。其画面主要有已经消失的驼鸟、大角鹿、野牛及人面像、兽面像等。其二，据今三千年至公元初几个世纪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其画面有狩猎的，也有游牧的，与前一时期相比，这批岩画具象性较强。其三，据今约6至19世纪的岩画，这一时期的岩画的显著标志是出现了回鹘文、粟特文、西夏文和蒙文。就民族而论，阴山岩画可包括匈奴、吐蕃、突厥、回纥、党项、蒙古等民族，阴山岩画是北方游牧人的无穷智慧和创造力的表现。 问题在于，在遥远的原始社会，北方游牧民族的先人何以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条件下，在崖壁上留下这文明的印记呢? 这表达出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渴求呢? 原始人类，生存何艰。他们 *** 在大自然中，要接受大自然带来的种种灾难：风暴、严寒、野兽、疾病。他们往往因渔猎无获而忍受饥馁之苦，乃至苟延残喘，挣扎于死亡线上，与狩猎这种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种种信仰，对他们说来，的确是无比重要的，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们渴望巨大的收获，但是成败未卜、束手无策，理想的完美与现实生活的窘困相对立，这种强烈的征服愿望与不可能征服之间的矛盾，观念地反映在北方游牧原始先民的原始巫术中。在人们无法把握自身又无法左右自然界的原始社会，人们便寄希望于巫术，企图在这种原始概率的支配下寻求出路。“在这种文化情境中，阴山岩画的功用即在于将人类的现实欲望——人或动物的生殖——外化为图象，或者说是将人或动物的生殖同化于人类自身的动作和意志系统”(牛克诚《生殖巫术与生殖崇拜》)。在阴山岩画上，连篇累牍地出现狩猎的内容，这些图象毫无例外地是引弓射箭的动作，这不是狩猎后的纪实，也并非狩猎后的审美观照，它是一种想象，一种操作，这种原始的想象与后来的创作想象有本质的区别，一方面它表明人对浑沌的蒙昧状态的脱离，另一方面又表明，事物的物理性的因果关系还不曾为他们把握，他们对这种操作充满了信心。以弓箭射猎就是表明行动对猎物施加巫术影响，他们认为狩猎的岩画与狩猎的实践之间有一种秘密的感知，原始人类甚至认为拥有形象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把握了实体，而其所蕴含的意义是生殖巫术。 阴山岩画出现的各种蹄印也具有同样的意义。阴山岩画出现各种野兽蹄印，如在乌拉特中旗郭罗本特罗盖地方蹄印多达几十种动物。这样的题材在欧洲岩画中也常有出现。这显然也是表达祈求生殖的强烈愿望。“据达尔罕茂明安旗牧民说，直到解放前，达尔罕茂明安旗的牧民为增殖家畜，还到山上刻印蹄印”(《阴山岩画》)。刻印蹄印与射猎的画面一样同样具有巫术意义。 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要生存的第一需要是食物的补充，而食物补充的目的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繁衍无尽。阴山岩画作为一种史前文化，表现了人类自身强烈的生命欲望。在狼山地区阴山山脉通苦沟西侧的一块巨石的北边就画有女性生殖器，这表现出毫无掩遮的 *** 裸的女性膜拜。在乌海市桌子山附近的岩画上，画有男性生殖器，这又是对男根的崇拜了。人们渴望生殖的愿望是多么迫切。由此人们可以再重新透视阴山岩画射猎图的内涵。箭头射向动物不只表现狩猎前的自信与祈愿，而是表现对生殖力的诱发：“关于生殖的思维，原始人虽然承认男女 *** 才能有孩子，但他们更深信的生殖原因，则是生殖力进入女子体内，这种力如同看待风有风力，火有火力一样，是一切物体所直接存有的潜在能量或生命源”(牛克诚《生殖巫术与生殖崇拜》)。射猎图的文化涵义追寻的正是这种生命源。 在严酷的自然面前，人类要存种，就要追求动物的繁衍与人的繁衍，否则人类就会灭种。这是人类最强烈也是最基本的需求了。在乌拉特中旗的一幅岩画凿刻在山顶岩盘上，其中有三对男女正在交媾，他们的头向相反，上肢外伸，腿弯曲，画面上还有马、牛、北山羊等动物，下面有人两臂伸开，两腿叉开，旁边又有一人。又有动物。如此复杂的画面显示的主题是明确的，性巫术促进牲畜的繁殖，人们也借助于牲畜的繁殖，提高人类的繁衍能力。 “天地 ue55d缊，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这茫茫阴山响彻的是往古岁月里强大而又渺小的远古人类的生命旋律。 著名美学家黑格尔说：“在讨论象征艺术时代我们早已提到东方所强调和崇敬的往往是普遍的生命力，不是思想意识的精神性和威力，而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古朴生动的阴山岩画是生命力的象征。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大主源，它指的是世代在草原地区繁衍生息的先民、部落和民族所共同创造的文化，与草原生态环境相互适应。包括内蒙古在内的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是草原文化的发祥地，为了保护和传承古老的草原文化遗产，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我国专门设立了草原文化遗产日，今天的传统节日就为你进行介绍。问：草原文化遗产日是哪一天？答：草原文化遗产日即草原文化遗产保护日，时间在每年的9月6日。内蒙古是草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传承地之一，数十万年前已经有人类祖先活动，匈奴、鲜卑、蒙古族等北方少数民族在内蒙古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丰富而璀璨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马头琴等，众多特色鲜明的文化财富，共同构成了在国内外具有特殊地位和影响的草原文化遗产。为了保护草原文化遗产，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从2005年开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将每年的9月6日定为草原文化遗产保护日。草原文化遗产保护日的设立，有助于草原文化品牌的塑造和特色文化战略的实施，其作为一项政府组织、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群众性活动，对保护草原文化遗产具有十分广泛的意义。为了使草原文化遗产保护日活动深入发展，取得实际效果，从2005年起，自治区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加大了投入，加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了解和掌握全区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每年的遗产日期间，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组织全区文化、文物、博物馆单位举办各项保护草原文化遗产宣传活动，如设置有关草原文化遗产保护、可移动文物普查等内容的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接受群众咨询等，增进了广大公众对草原文化遗产的认知和依法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内蒙古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地上地下保存着丰富而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物遗产，目前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元上都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4处，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66处，盟市、旗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700处，不可移动文物点21000处等，长城遗址、岩画遗址、少数民族文物等也具有重要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有蒙古族长调民歌和呼麦艺术等。了解更多星座百科、八字姻缘、八字事业、婚姻运势、财神灵签、情感合盘、看另一半、八字测算、姓名速配、一生运势、复合机会，您可以在底部点击在线咨询（仅供娱乐）：http://www.adxqd.com/xz/

最简单说：一个是游牧文化，一个是农耕文化

　　蒙古文化是由蒙古民族创造的一种游牧文化。从13世纪开始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旗帜下再度统一草原部落，建立了疆域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用国家形式重新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从而把部落与民族文化全面提高到了达到封建国家水准的"文明的进步状态"。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在历史的进程中元朝虽然消亡，但是从此形成的蒙古族却成为草原的主体民族，成为文化的承载者。　　蒙古文化属于游牧文化范畴，蒙古人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匈奴、鲜卑、突厥等民族的文化、习俗传统。蒙古族游牧文化在历史上程度不同地容纳了狩猎文化和农耕文化，近、现代之后又受到了工业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影响，从而逐渐演变为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综合型文化形态。　　蒙古文化是草原文化的主体，是中国当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长期保持多元内在气质所必需的重要物质和精神财富之一。现代时期蒙古文化得到了发展的机遇，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与此同时也受到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巨大冲击。

我国北方有大片草原，草原与人类生生相惜，牧民靠草原生活，草原文化是我国发展动力源泉之一。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人！

因为他们的服饰上有各种刺绣，而且很多蒙古族9的 衣服都是搭配马靴 的。

很简单（个人原创，希望支持！！！）我个人认为草原文化十分粗犷豪放，带有很强的侵略性，因为这样平荡荡的草原成就了草原文化的这么一种独特的个性，而我们中原文化由于得益于大禹治水，实现了定居，也就发展了农耕文明，不像草原那样是部族文明，我们中原是农耕文明，我们的文化嘛，5000年从未中断过！

草原文化青铜环寓意是生机勃勃，代表了草原上的青铜文化，它们造型生动、特征鲜明、寓意深刻，是中国青铜史上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独特的表现力，存在于中国的北方草原，体现了北方各民族的审美和较高的文明发展程度。青铜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在纯铜（紫铜）中加入锡或铅的合金，有特殊重要性和历史意义，与纯铜（紫铜）相比，青铜强度高且熔点低。

内蒙古草原文化风情主要都包括这些。第一就是内蒙古位于祖国北部的边疆，内蒙古自治区有许多的草原和天然牧场，而内蒙古的草原也是世界上天然面积最大的草原。因此内蒙古的文化最主要的草原文化，以草原文化繁衍出许多人文以及自然的风情。第二种就是那达慕是中国蒙古族人民十分喜爱的一种古老的体育活动形式，更是一种充满了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现今的锡林郭勒盟所举行的那达慕最具传统代表性。“那达慕”是蒙古语的译音，是“娱乐、游戏”的意思，用来表示丰收的喜悦之情。那达慕在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四，羊肥马壮和草绿花红的日子开始，是草原上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第三个就是安代舞有着“蒙古族舞蹈活化石”的美誉，是主要流行于内蒙古通辽市四周地区的一种传统的民间舞蹈。据相关历史的考证，安代舞最早起源于库伦旗地区，大约于明末清初时期形成。清朝中期的时候，由于当时草原涌入大量各地闯关东的移民，许多不同地域的文化风俗逐渐融合便形成了库伦蒙古族文化，进而孕育出有着广泛群众性的安代舞。第四个就是马头琴在蒙古族的音乐文化中起着代表作用，不论它的造型和制作材料，还是其音色音质或者音乐表现风格及演奏方法，都体现出蒙古人的性格特点，影射出蒙古族世代的游牧生活。蒙古族马头琴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蒙古族形成的时候，马头琴就已经存在了，因此可以这样说，马头琴与蒙古族一起从草原和历史中发展走来，并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

以蒙古族的那达慕为管窥点,透视草原文化的精神内涵:从那达慕的主要活动内容看,草原文化内涵着浓厚的尚"勇"、尚"力"的英雄精神;从那达慕主要活动的参加者看,草原文化内涵着不分等级尊卑、自强坚毅的自由精神、平等精神;从那达慕的起源意义上看,草原文化内涵着人对自然原始崇拜的宗教精神;从那达慕的现实意义来看,草原文化内涵着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毅松具体阐述了“内蒙古十大文化符号”的内涵与外延。　　一、内蒙古大草原，东起大兴安岭，西至河西走廊，地势起伏绵延，有明显的四季变化。全区草原总面积13.2亿亩，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22%，其中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科尔沁草原、乌兰察布草原、鄂尔多斯草原驰名中外。大草原是我国草原文化的发祥地和承载地，是草原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二、马头琴，蒙古语称为“绰尔”，是蒙古族拉弦乐器，因琴杆上端雕有马头而得名。其所演奏的乐曲具有深沉、粗犷、激昂的特点，体现了蒙古民族的生产、生活和草原风格。马头琴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器乐功能，成为蒙古族音乐艺术的代表性符号和象征。　　三、那达慕，蒙古语的意思是娱乐或游戏，蒙古族牧民习惯称为“乃日”(nair)。如今夏季那达慕、冰雪那达慕、旅游那达慕、国际那达慕等竞相开展。以传统搏克、赛马、射箭“三项竞技”为核心内容形成的新型那达慕，通过竞技、仪式、展示、表演、交流等模式，开始实现多方面的成效。　　四、蒙古包，是一种帐幕式的住所，呈圆形、圆顶，通常用羊毛毡子覆盖。它是蒙古族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的古老建筑形式，也是草原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象征。蒙古包作为展现游牧民族思想情感、精神风貌的独具特色的建筑形式，不仅具有不可替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且在旅游与文化深度交融、一体发展的大潮中开始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命力。

沿图书馆继续往前，过一个红绿灯路口，老远便看到高坡上有一古铜色雕像，为一匹准备扬蹄奔跑的骏马，上坐一个威武的巴尔虎岱巴尔特人！雕像旁边是几根高大的铜质拴马桩，桩上面有着牛羊的头像。看着这些雕像和那些文字描述，心里对着这个民族，油然而生起敬仰…… 关于巴尔虎岱巴尔特其人，据蒙古秘史记载，是生活于贝加尔湖畔的巴尔虎岱巴尔特族的远祖，其有着草原人的勤劳，善良，自由为上的品质……还有着一个和南方七仙女差不多的传说，只是结局不同，而这结局恰恰说明了两种文化的不同之处。黄梅戏里或是电视剧里七仙女和郎君都是被迫分手，而这里的传说是巴尔虎岱巴尔特因为看七仙女思家心切，便还她自由，而且子子孙孙对变成天鹅的仙女，一直膜拜，敬仰，这便是自由高于一切！ 蓝天白云下，骑一匹骏马，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奔驰，是多少人的梦想！

草原文化·草原艺海拾贝·《新译〈红楼梦〉回批》 《新译〈红楼梦〉回批》的作者为蒙古族‘红学"评论家哈斯宝。哈斯宝，自号耽墨子，施乐斋主人，生卒年不详。大约活动于清朝嘉庆、道光、咸丰三代，一生未出仕。 《新译〈红楼梦〉回批》分为《序》、《读法》、《回目》、《回批》、《总录》五部分。其《读法》带有总纲的性质，《回批》是把《红楼梦》节译为四十回后，对每一回进行评论。《读法》则阐明了作者的写作目的。哈斯宝的批语内容丰富，它涉及到作品的内容、情节、人物、艺术手法、词语考释等诸方面。 在内容上，《新译〈红楼梦〉回批》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思想倾向。其一，他指出了封建社会的衰落。他认为作品的结局和开端都出现了“枯枝败叶”、“断碣破庙”，这是这个赫赫扬扬的封建家族的异兆悲音。哈斯宝认为：“由财色生冷热，冷热搅乱真假。”“富贵则假可成真，贫贱则真亦成假。”“渎职抄家”正是这种矛盾的集中表现。封建社会的衰亡是通过揭示封建社会人物的悲剧命运体现出来的。他把十二钗正册有关人物命运的诗歌全部抄录下来，并“拟绘肖像，谨供看官鉴阅”。他总结出：“这正副册上的儿女，结果竟无一人善终。”哈斯宝脱离了儿女情长的窠臼，从广阔的社会视角评价了《红楼梦》。哈斯宝的评点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封建制度的抨击。哈斯宝称《红楼梦》里勾画出的封建阶级的系列形象为“众恶聚党”。他称薛蟠为“本书最略最差的一人”。称“王仁”为“忘仁”，称贾母为“老妖婆”。哈斯宝意识到封建官僚机器的腐朽，指责贾雨村“未免贪酷”，但又说他“不得已而徇情枉法，”否则官运阻塞，这点明了封建官僚对封建贵族的依傍关系。《新译〈红楼梦〉回批》的反封建倾向还表现在对宝黛爱情的倾心讴歌。宝黛爱情悲剧是《红楼梦》的主线，他说：“此书大半是这两个人的故事，这两个人的结局就是此书的结局。”他认为宝玉为“怪癖”之人，“怪癖”二字符合贾宝玉卓然不群的形象，与封建阶级眼中“愚痴呆傻”的贾宝玉相反，他赞贾宝玉为“神童”、“才子”，赞林黛玉“玉洁冰澈”，哈斯宝认为他们之间的爱情“出自真诚”，赞他们是高山流水般的知音。他说：黛玉是“怀着不移如一的深情死去的”，哀怜她被暗夜吞噬的生命，以示对残酷的封建制度的抗议。 《新译〈红楼梦〉回批》在小说理论上也有所贡献，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哈斯宝强调应做到“逼真”和“活象”。为创造“逼真”的人物，哈斯宝认为应写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他认为宝钗“聪明伶俐、胸怀宽广公正”，兼“奸狡狠毒、诡计多端”于一身。哈斯宝还对《红楼梦》的结构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开卷以来一一写出的人物在本回已经齐全……让这些人物景致环绕荣宁二府之首贾母眼看口述，实即围绕读者身心作交待的。下一回又把十二钗出齐，这二回便是全书的结枢。”哈斯宝认为小说的结构是应围绕着人物安排的。他认为《红楼梦》的结构具有整体和谐之美：“村肆沽饮一段，好比一绺长发盘在头顶，荣宁二府那么多的事，那么多的人，一时间丝毫不紊……”小说还具有波澜变化之美，他主张在结构上应变化，“文章之妙不在于事先可料变化反复，而在于事出突然且又合乎情理”。要做到“乐中生悲，悲中生喜，能热中有寒，寒中有热”。哈斯宝还提倡对称均衡之美：他概括《红楼梦》的结构为“两两相对”。“先撵金钏，后撵晴雯，先写迎春远嫁，再写探春远嫁，先写秦可卿之死，后写王熙凤之亡”。对称比附，使整个作品的结构间架协调。对于《红楼梦》精湛的艺术造诣，哈斯宝给予了细致的概括和总结。哈斯宝认为《红楼梦》成功地运用了烘云托月、虚实结合、疾缓有序、隐显交错、同中之异、图影之道、对比映衬等笔法，使人物的形象愈加鲜明。 《新译〈红楼梦〉》回批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哈斯定认为：“论来世界上最真莫过于纲常，最假不外乎财色。”可见他批判的武器是陈旧的。他对《红楼梦》思想内容的认识没有脱离“忠”与“奸”的格局，宣扬了“因果报应”的思想。在小说理论上，他在说明小说来自“虚伪”的同时，又把文章产生归于“灵性”，否定了生活这源泉。因此，他的小说理论中的辩证因素是不彻底的。 虽然如此，哈斯宝仍不失为一位有成就、有贡献的蒙古族文艺理论家。他为“红学”研究增添了一份珍贵的遗产，填补了少数民族研究《红楼梦》的空白，在蒙古族的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黄河。1、中国黄河文化是中国最早的文化之一，起源于距今约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黄河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多个时期和文化类型。2、长江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距今约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长江文化包括三星堆文化、楚文化、吴文化等多个时期和文化类型。3、草原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的文化，起源于距今约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等地区。草原文化包括夏、商、周等多个时期和文化类型。

动过动作

奔放、活力

1.草原生态承载量小，能容纳的人口比农耕区少，而且环境较农耕区更为脆弱。当草原的人口达到或接近最大限度的时候，突发的气候变化会导致草原对生物的容纳能力下降，草原民族为了生存不得已入侵农耕区以寻求物资。比如有专家统计，秦汉时期的匈奴威胁，五胡乱华，隋唐的突厥，还有两宋之间的少数民族入侵都是发生在历史上的气候寒冷时期。2.农耕区的人口接近上限的时候，农耕民族也会向外扩张以寻求新的耕地，比如中华民族最初只活动在河南河北的黄河一带，但最后慢慢扩散到了现在的农耕文化区。在唐以前，整个华夏文明都是呈向外扩张的态势，两汉时期对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的用兵就是如此。而当亚欧大陆东端几乎所有的优良耕地都被开发之后，中华民族的版图在唐宋时期基本形成，中华民族也转向了内敛。同样游牧民族，也就是草原文化，也会向外扩张，而当这两种文化相遇——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在长城一线——为了争夺生存资料，冲突在所难免。3.草原物产贫瘠，种植业纺织业及其他工艺行业均不如农耕区发达，这就造成游牧民族缺少必须的粮食布匹金属工具等物品。农耕民族如果对这些物资的输出进行控制，游牧民族只有进行掠夺，也就造成了冲突。比如明嘉靖时期由于控制互市引发的边患。4.游牧的“游”字觉定了草原文化具有迁移性，而农耕文化由于固守土地的耕种则具有稳定性。当游牧民族在迁移的过程中遇到农耕文明的阻挡，冲突也会爆发。比如匈奴西迁引起民族大迁移，造成大批蛮族侵入罗马，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

包容精神就是能够做到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就是能够与其他民族文化和睦相处；兼收并蓄主是能在文化交流中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积极成分。在全球化背景下，草原文化的包容精神，有利于与其他民族文化在和睦的关系中交流借鉴、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理解。

蒙古人属于游牧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传奇色彩的民族。经过千百年来的发展，蒙古族形成了许多自己独特的文化，草原文化就是其中的一种，蒙古族独特的草原文化又包含些什么特点呢？ 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于传奇色彩的民族。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蒙古族人民一直游牧、生息于南起长城、北抵大漠、东达兴安岭、西越贺兰山的这片苍茫大地上。每当提起她的名字，人们便会想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古歌谣，眼前便会呈现出蓝天白云、碧野红花、羊群斑斑、肉乳飘香的广阔无垠的草原，浮现出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曾经叱咤风云、纵横欧亚、英勇善战、气吞山河的伟岸雄姿！ 蒙古族是中国人口较多、分布十分广阔的少数民族之一。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现有人口480多万人。主要聚居于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多分布在辽宁、吉林、河北、黑龙江、新疆、青海、河南、四川、贵州、北京、云南等地。 蒙古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内蒙古、卫拉特、巴尔虎——布里亚特三种方言（按地区划分为中部方言、西部方言和东北部方言）。蒙古文属拼音文字类型，初创于成吉思汗时代。现行蒙古文有29个字母，其中表示元音的5个，表示辅音的24个。拼写时以词为单位上下连书，行款从左向右。 蒙古族起源于古代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东岸一带。据13世纪蒙古族的传说，大约距今2700多年，蒙古部落被别的游牧部落击败，仅剩两男两女，遁入额尔古涅——昆，生息繁衍。后来人多地狭，意欲出山，于是做风箱化铁溶山，开辟通道，全体迁徙出来。 以后，每于除夕之夜，成吉思汗族人要把少许的铁烧红，放到砧子上锤打，以示不忘祖先故事。“蒙兀”是“蒙古”一词最早的汉文译名，始见唐代。“蒙古”最初只是蒙古诸部落中的一个部落的名称。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统一了蒙古地区诸部，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也就由原来的部落名称变成为民族名称了。 蒙古族是一个勤劳、智慧而又思想开放、善于学习、勇于探索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不断总结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实践经验，同时学习、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逐步了解、掌握、积累了大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产生了许多发明创造和历史、文学、艺术成果，涌现了众多的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为充实和丰富祖国光辉灿烂的科技文化宝库，做出了重要贡献。

草原文化连珠币有两种，分别是草原文化青铜三连珠币和草原文化青铜币四连珠。

内蒙古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是元上都遗址。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曾是世界历史上最大帝国元王朝的首都，始建于公元1256年；它是中国大元王朝及蒙元文化的发祥地，忽必烈在此登基建立了元朝。元上都南临上都河，北依龙岗山，周围是广阔的金莲川草原，形成了以宫殿遗址为中心，分层、放射状分布，即有土木为主 的宫殿、庙宇建筑群，又有游牧民族传统的蒙古包式建筑的总体规划形式，体现出一个高度繁荣的草原都城的宏大气派，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的产物，是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融合的杰出典范。1988年，被列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6月29日，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正式宣布，将中国元上都遗址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如果草原环境进一步恶化，会对草原文化带来哪些影响？答：土地沙化，草场退化，畜牧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慕名生机困难，甚至要改变食物来源与结构，被迫迁出原驻地，甚至迁出草原区，移向农耕区或城市，从而彻底改变了生活方式，草原文化将难以继承和延续。（2）为了保护草原的生态环境和草原文化，你有哪些建议？答：建设人工草场，提高草场产草量；植树造林，筑起草原防护林，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合理规划载畜量；草原沙漠化，并大面积扩张，影响自然和谐共存的草原生态，影响草原旅游业，，农业，游牧业，草原牧民向城市迁移，草原文化甚至只能成为史料。

**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文化旅游区不需要门票**。景区位于呼和浩特市土左旗西部，全年开放，开放时间为上午8点至晚上22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