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形成及其现代意义

是因为他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以一系列哲学和文学批评的著作崭露头角，备受瞩目。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Lukács）是一位匈牙利的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他的代表作有《现代小说的理论》、《历史与阶级意识》等。他的思想和理论对于当时的文化和政治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卢卡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逐段分析 　　 卢卡奇在文章的引言中就大胆放言，“即使……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需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 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 在这段极富气势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声辩中，容易被读者、尤其是后来的学者们忽视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已经被偷换了内容：不仅马克思主义被加上了“辩证”的限定词，而且其本质也缩减为仅仅是一种用来研究的方法。 卢卡奇在写下这一段激扬文字的时候，耳边不曾响起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宣言：哲学家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卢卡奇的偷换概念和后来学者的一因其蔽，都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远离阶级斗争实践的后遗症。 强烈的、不妥协的斗争性一旦失去正确的方向，就会产生窝里斗的恶性循环。 罗兰u2022巴尔特说得好，意识形态永远是右派和资产阶级的舞台，只有不投身于实际斗争的左派才会沉迷于意识形态的斗争。 卢卡奇接着说，“修正主义者把运动和最终目标分开，是向运动的最初阶段的倒退”，但是他自己的立场却几乎取消了运动本身的重要性。 就像他把所有事实都归结为解释一样，在这里，卢卡奇写道，“只有用说明它（即斗争的各个环节）和总体的关系的办法才能使日常斗争具有现实性。”倘若行为已经发生，再怎么解释它的意义又有什么用呢？毕竟，行为的意义不是人为赋予的（虽然可以人为地加以歪曲），而是行为本身所蕴含的。 可见，物极必反，盲动主义和取消主义只有一线之隔。 全文结尾处，卢卡奇再次重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即战胜修正主义和空想主义……是一场反复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思想的无情影响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正统决不是守护传统的卫士，它是指明当前任务与历史过程的总体的关系的永远警觉的预言家。”但是，正如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展，因为资产阶级掌握了更多的文化知识和那种浮于表面的意识形态说话方式；正统马克思要战胜修正主义和空想主义，也不能直接向这两个对手宣战，而是应该直接攻向最后的堡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堡垒的堡垒——资本主义社会秩序。

“总体”，或“总体性”，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和范畴，也是卢卡奇一生坚持的基本观点。 总体性思想在西欧哲学史上有长久的历史渊源。黑格尔......第一次建立了具体内容全新的逻辑——总体性逻辑，卢卡奇认为这是黑格尔哲学中极有价值的东西，他把总体性思想看作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吸取的方法论的核心，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科学性的保证。 卢卡奇虽然认真发据黑格尔的思想遗产，但他更直接地依据马克思的思想，主要借助于黑格尔思想的媒介来重新恢复和发扬马克思的思想内蕴。他多次引证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一句名言:“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互相联系的，“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

西马代表人物：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萨特、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 卢卡奇是西马的创世人，主要研究集中在物化理论和为了解决异化而提出的总体性原则。 卢卡奇分析了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经验教训，他认为，这些主要发生于西方国家的革命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尚未超越物化意识的束缚，其阶级意识尚未达到自觉。

　　波兰尼一家确实是20世纪初让布达佩斯沸腾起来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家族，也是了解这段布达佩斯精神史最大的线索和钥匙。　　经济人类学学者卡尔·波兰尼最爱的弟弟迈克尔·波兰尼，是现代异常重要的思想家，在简单涉及他的思想体系时，总要想起波兰尼兄弟同时代另一位思想家、兄弟两人少年时代起的好朋友乔治·卢卡奇。与迈克尔相比，卢卡奇只是一个迷惘的知识分子，一个什么都要涉足的学长式人物。访问布达佩斯后，虽说卢卡奇等人使我失望，但我对迈克尔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卢卡奇也是让布达佩斯知识界沸腾起来的一个俊才，他突然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也为研究知识分子个案提供了有趣课题。即使这样，卢卡奇和以后成为他论敌的萨特，只要遇到涉及斯大林主义的议题，都不曾做出过有见地、值得倾听的分析。最终他们是斯大林主义的部分拥护者。 　　1956年爆发的匈牙利革命，卢卡奇政治上的态度只能说是暧昧的，萨特的立场从今天看更加狼狈。卢卡奇最初参加了纳吉政权，任文化部长。遭到苏联镇压之后，短时间“流亡”到罗马尼亚，很快就被允许回国。他1956年的行动至今还是布达佩斯知识分子对他不信任的根源之一。 　　另一方面，迈克尔并未从政治上对这样的危机做出反应，而是冷静地，而且以综合的现代社会理论阐释了20世纪40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意义。他不仅分析斯大林主义本身，还从人类知性根源出发，阐明了这样一些问题：斯大林主义如何把外在道德观强行灌输给我们；我们为何强烈追求这样的道德观；结果又干出怎样冷酷、邪恶的行为。可以说，他的思想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精神分析。 　　迈克尔在“二战”前，曾通过《历史中的科学》与著名学者D.贝尔纳展开争论。若按我的说法，贝尔纳即使可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至少也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当然他不使用斯大林本人那种低劣、粗野的语言。 　　贝尔纳在争论中的论述归纳起来就是：科学中有客观性，宗教不具有客观性；成为客观真理的是可能追求、达到的东西，这种追求的可能性中包含了现代科学形成的基础。如果象贝尔纳那样无法从普通庸俗的科学论中解脱出来的话，是不能解读波兰尼兄弟的著述的。 　　现代社会中的人类为何越来越道德沦丧，做出极端的行为？不认真思考这些问题，不为这些问题烦恼的思想家、知识分子，难以与波兰尼兄弟相提并论。在战前法西斯主义盛行的时代，由于反对斯大林主义，由于主张不能轻视宗教对于人类的意义，迈克尔的思想已经被简单归入保守主义。 　　因为客观价值至上，宗教的权威被否定，现代人自己产生一种强烈追求道德的欲望，而且不幸的是，这道德观是通过接受来自外部的知识而获得的。比如打出“为了民族”“爱国”等旗号，有时甚至直接对准目标，提出“为了振兴道德”的 口号 。可是这些都是“外知”，绝不是基于“内知”确立的道德观。因此对于人类来说，不是本质的东西。人们刻意遵守这些外来的道德观导致自己不断地紧张，为了信仰这样的道德观，必须让自己习惯于冷酷。因此现代社会的人，为了确立道德观，却做出最不道德的行为来。换言之，现代社会人类表现出的邪恶行为，都是因为被外来道德观所武装。出现斯大林主义、纳粹主义、帝国主义，根源都在此。 　　迈克尔·波兰尼看穿了马克思主义具有魅力的原因：由于否定了公共生活中道德动机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怀疑主义的质问立场来捍卫道德。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寄寓于把两种矛盾的力合成到一种政治说教的现代精神之中，于是产生一种包容整个世界的思想。连卢卡奇、萨特都看不穿这种魅力之虚伪。1918年底，卢卡奇对布尔什维克持批判态度，对自己领导的星期日沙龙的运营也持怀疑态度，但是就在1918年底的某一天，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 　　卢卡奇的入党说明当时布达佩斯沸腾到了极点，所有的布达佩斯青年都该与这个世纪的混乱作斗争了。所谓这个世纪的混乱，是指也许这些人追求的是一个千年王国，是一个乌托邦。波兰尼则在很早就对苏俄很关心，清楚地意识到斯大林主义的危险。 　　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布达佩斯的各种思潮沸腾时期，迈克尔已奠定了他贯穿一生的思想基础。出身布达佩斯的不少同时代的人活跃在美术、音乐、物理学、数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而迈克尔·波兰尼则是布达佩斯沸腾潮流送给现代思想界最大的礼物。 　　《布达佩斯的故事：探索现代思想的源流》，（日）栗本慎一郎著，孙传钊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6月、本文摘自该书第七章，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乔治·卢卡奇（Ceorg Lukacs，1885－1971）是匈牙利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演进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1923年，他以著名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西方马克思主义"也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其哲学理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传入中国。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首创者,卢卡奇说,“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从历史来解释经济动机的首要作用,而在于总体性观点，他本人以物化思想、社会存在本体论思想、总体范畴思想三大思想为主要切入点，其中总体范畴思想主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联系的观点，这是他最主要的观点。

￥5.9百度文库VIP限时优惠 现在开通,立享6亿+VIP内容立即获取卢卡奇《审美特性》中的审美人类学思想研究卢卡奇《审美特性》中的审美人类学思想研究摘 要：《审美特性》是卢卡奇晚年的一部力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类学思想。劳动——巫术艺术起源说和反拜物教化功能是他在日常生活基础上探讨的主要审美人类学思想，这具有丰富的思想价值。关键词：日常生活；劳动；巫术；反拜物化引言第 1 页凯迪拉克LYRIQ锐歌-诚邀产品体验最近2小时前有人申请相关服务超5米中大型SUV，奥特能电动车平台，33英寸9K屏，即刻预定享多重限时权益点击立即咨询，了解更多详情咨询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广告“现代学科的发展呈现出两种态势：其一是学科领域的细分，其二就是多种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汇，由此生发出新的学科增长点。而后一种趋势的发展前景似乎更为灿烂，因为单一学科的细分缺乏知识的触类旁通，学科发展深化的底蕴存在先天不足。”显然，审美人类学是属于后一种情况。由于传统美学以逻辑演绎、抽象思辨为主，缺乏应对具体情况的例证去解释说明，人类学擅长的资料搜集缺乏有力的理论。随着二十世纪多种学科第 2 页交融趋势的热潮，学者们发现传统美学和人类学的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可以解决两者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审美人类学是一门交叉型复合型性的新兴学科。目前，在国内成就最大的当属王杰、傅其林为代表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群体。卢卡奇是匈牙利著名的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美学家。主要著作有《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历史与阶级意识》、《现实主义之辩》、《审美特性》等。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最大的贡第 3 页献就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对后辈学者在学习、借鉴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生活经历、学术经历、思想倾向、所接触的文化环境等对他开始研究审美人类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和启发作用。《审美特性》一书是卢卡奇晚年呕心沥血的一部力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类学思想，文中多处引用了弗雷泽、列维·布留尔、克尔凯郭尔等著名人类学家的理论。一、艺术的起源第 4 页探讨一个理论首先要厘清它的源头，亦即本源在何处，只有这样对于后面的论述才有根基，不至于作无根之谈。古往今来的众多理论家对于艺术的起源问题大多是跟原始部落、原始壁画、原始器具或者考古学家发现的原始遗迹联系在一起来考虑，但是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当今发现的原始艺术是否真的是最起始的事物？又或者技术革命影响下的工作者的主观意识对于原始艺术的解说是否与最原始的观念一致？卢卡奇在发出这样的疑问之第 5 页后，它采用“猴体解剖是人体解剖的一把钥匙”，即历史回溯的方法。卢卡奇从日常生活中反向去追寻艺术的起源问题，因为不管社会如何变幻，只有我们的现实生活是客观的。日常生活也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一）劳动与艺术劳动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艺术的起源问题早就有“劳动说”。劳动对于艺术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审美第 6 页主体是在劳动中形成的。借用马克思“五官的形成是全部世界史的产物”就能简单的说明这个问题；其次，劳动形成了艺术的基本要素，即审美的抽象形式。以节奏为例，他起初只是为了减轻劳动带来的疲劳，随后人们在劳动中产生了心情愉悦并具有了自我意识，节奏由形式转化为抽象的概念；最后，在劳动中形成了艺术的拟人化特性。原始人类在获得富足的物质资料后，开始有了多余的时间认识自我，拟人化特性就是要建立一个合乎人的第 7 页世界。卢卡奇并没有满足于劳动对艺术起源的基础作用，随后他研究了存在于原始社会中的巫术，试图从巫术中寻求艺术起源的深层次原因。（二）巫术与艺术巫术在原始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审美特性》中卢卡奇发现艺术长时间的隐藏在其外衣之下，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原始社会时期巫术和艺术具有同质性。首先，拟人化特性是巫术与审美共同第 8 页的原理。弗雷泽认为通过对人相似的或接触的事物上（头发或指甲等）施加魔法会同样产生效果。审美的拟人化特性旨在创造一个完全合乎人的世界来满足人的审美需求。其次，模仿特性体现在巫术和审美发生的过程中。原始人类相信通过模仿自然界中的现象可以使它在生活中实现。模仿在艺术中是基本的事实和决定性源泉。最后，情感激发对巫术和审美发生是不可或缺的。巫术在操演活动中的人们总是处于一种迷狂的状态，达到情感第 9 页激发的目的。审美的激发特性主要是通过作品塑造典型形象唤起读者一种情感、激情来感染读者达到心灵净化的目的。依据劳动和巫术对艺术起源的重要性，卢卡奇将艺术的起源问题称为劳动——巫术审美发生说。二、艺术的功能卢卡奇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拜物教着手，指出了艺术具有反拜物化主义的功能。（一）准时间性和准空间性第 10 页商品拜物教化导致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卢卡奇区别于其他理论家指出：艺术是准时间和准空间的辩证统一。傅其林也认为“艺术是一种同质媒介，它不仅具有空间性质，而且具有时间性质，造型艺术中具有准时间性，时间艺术中具有准空间性。正是艺术的这种时空特性，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中时空的分离。艺术中的绘画、雕塑、建筑把运动着的事物以感官可见的形象表现出来，在不破坏瞬间的刹那的情况下以形象的表现方式再现第 11 页了客观世界，这些形象带有“丰富的瞬间”，对于接受者有情感激发的作用。接受者在准时间和准空间上体验了一个反映现实的真实的世界，破除了拜物教化。（二）规定性和不确定性在写作时留有一定的“填空”对作品具有深远的意义。艺术中的这种不确定性对于丰富作品的内容、塑造人物形象、接受者的再欣赏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卢卡奇在文中指出作者在描写海伦的外貌时并没有用第 12 页具体、华丽、确定的语言去定义，而是通过特洛伊长老看到海伦时的一系列表情和动作去映衬海伦的美貌。规定性中含有不确定性是伟大艺术作品的重要手段。（三）内在性和实体性科学时代的今天，实体性逐渐退后到背景中，内在性的作用也逐渐消失，但在审美中实体性和内在性的辩证统一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人们对自然界的征服是通过实体性的外在作用来实现，当然在行动之前人第 13 页的内在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割裂实体性和内在性会产生纯粹精神上的唯心主义和僵死的物质主义，艺术作品是实体性和内在性的统一，它通过细节的描写丰富作品的内在性，使作品中个人的作用参与到更高高的秩序中，进而实现人的整体性和普遍性。（四）因果性、必然性和偶然性艺术作品中单就因果性和必然性来说，只会使其显得僵死、单调、肤浅，让读者失去阅读兴趣。同样作第 14 页品中只有偶然性会使作品呈现诡异、神秘化的现象。可见，在作品中这两者的分离会造成作品的千篇一律化、读来使人索然无味。因此，因果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统一，才使作品呈现鲜活的状态，尤其是恰当的偶然性的运用。艺术的功能能够使“完整的人”达到“整体的人”，进而破除艺术的拜物教化。三、价值和缺陷《审美特性》中审美人类学的分析第 15 页有助于丰富和补充卢卡奇理论，而且可以对他进行重新解读和认识，更大的意义上，它对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他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审美特性》是一部篇幅巨大的作品，卢卡奇在文中引用和借鉴了大量的理论家的言语，这样造成一些重要的观点零散的分布于文中，对于读者的阅读产生了困难，再者，卢卡奇在分析了艺术的起源问题后，对其分化之后的情况并没有详细论述。卢卡奇《审美特性》的审美人类学第 16 页思想具有重要的研发价值，值得我们详细阅读。参考文献[1]莫其逊 主编，《审美人类学的西方理论视野》，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1页[2]卢卡奇：《审美特性》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490页备注2018年中央专项资金资助研究生科第 17 页研创新项目。编号：Yxm2018064，姓名：张珊珊，题目：卢卡奇《审美特性》中的审美人类学思想研究。第 18 页百度文库 搜索卢卡奇审美反映的功能展开全文免费读卢卡奇《审美特性...全文APP打印导出为WORD导出为PDF发送至微信APP打开版权说明：本文档由用户提供并上传，收益归属内容提供方，若内容存在侵权，请进行举报或认领相关文档审美层次的建构主义分析1000阅读 热度文档免费获取全文卢卡奇《审美特性》中的审美人类学思想研究1000阅读 绝绝子免费获取全文卢卡奇早期的美学思想2768阅读免费获取全文卢卡奇《审美特性》中文全译本首次在国内出版1291阅读查看更多为您精选卢卡奇《审美特性》中的审美人类学思想研究会员文档296篇人气好文卢卡奇《审美特性》中的审美人类学思想研究2722人阅读卢卡奇早期的美学思想1251人阅读热门TOP卢卡奇《审美特性》中文全译本首次在国内出版2858人阅读论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审美教育思想1000人阅读立即开通VIP基于你的浏览为你整理资料合集卢卡奇审美反映的功能文件夹读《审美特性》有感 - 百度文库5.0分 1259阅读卢卡奇_整体性_原则及其在美学中的应用 - 百度文库3.9分 1433阅读 85%用户都在看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跨越(上) ——卢卡奇与李泽厚美学比较 - 百度文库3.9分 1444阅读 热度TOP剩余17篇精选文档APP内一键获取全部合集3811人已获取工具收藏 APP获取全文获取文档下一篇

《历史与阶级意识》（[匈] 卢卡奇）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Y12RbrgGdYHxZmbUGJVng 密码：sg8u书名：历史与阶级意识作者：[匈] 卢卡奇译者：杜章智豆瓣评分：9.3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年份：2018-1页数：393内容简介：本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的一部重要著作，被认为是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奠基性著作。在书中，作者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方法，而后提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具体的总体的范畴”、“历史的本质在于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物化”等一系列概念。作者简介：卢卡奇，匈牙利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是当代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和哲学家之一。他以著名的《 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其他主要著作有：《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等。

卢卡奇把劳动过程的“合理化”以及与随之而来的“异化”视为“抽象化”，并把它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性质(生产商品价值的抽象的人的劳动)结合起来。那么，这个“物化”使人们的意识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卢卡奇分析说：在资产阶级思想上物化的意识结构，在认识原则、实践原则、艺术原则的三个领域中，都带来了二律背反的问题，他认为，意识物象化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有如下三点：(1)承认被抽象化、数量化了的现象形态为给定的前提，但无法脱离其直接性；(2)承认局部体系是独立的东西，其相互关系只能委之于偶然；(3)意识只能停留在主体和客体。卢卡奇大致如此阐明了“物化”不仅停留在商品世界中，也贯穿于人这个主体之中，还贯穿于其内在世界的意识之中。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的一生充满了波折，并常常为各种政治争论和理论争论所环绕。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以极大的勇气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了重新理解，又在后来的理论研究中不断对这一新理解做出各种修正和自我批评，而无论这一新理解还是后来的修正和自我批评都长时间地引起人们的争议。然而，尽管卢卡奇对自己青年时代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不断做自我批评，尽管一些研究者试图以卢卡奇晚年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来否定他早期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但是真正确立卢卡奇在20世纪人类理性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并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及新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产生巨大影响的正是《历史和阶级意识》。

《心灵与形式》和《小说理论》是卢卡奇早期的两部代表性作品。前者是卢卡奇在格奥尔格·西美尔的“美学社会学”影响下创作的一本论文集，它因为深入刻画了现时代人的存在的悲剧性，而被吕西安·戈德曼推崇为现代存在主义的先声。后者则是卢卡奇在马克斯·韦伯的类型学方法的引导下完成的一部文论著作，它对小说的本质和小说形式的类型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开创性研究，并因此被同时代人称为“精神科学运动最重要的出版物”。虽然晚年卢卡奇不断地号召人们忘却和批判自己的这两部早期作品。但它们却超越了他的主观意愿，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德国思想史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对布洛赫、本雅明和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非常盛行，比如弗罗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赖希、马尔库塞、弗罗姆；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科莱蒂、德拉-沃尔佩等等。

卢卡奇认为，商品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它作为一种高居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统治力 量，已经渗透到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深层次结构之中。所以，社会和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劳动者 的物化是全面的，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 1、经济活动中的物化 首先，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在所有权上发生分离，劳动对象不属于 劳动者，劳动者只有在为了生计被迫出卖劳动力时，才能参与劳动活动，与劳动对象发生直 接的、客观的关系，劳动者成为劳动过程中的客体，被迫忍受劳动过程的商品化和简单化， 自身的能动性被埋没，从而被劳动过程“物化”了。这种劳动活动再也不是劳动者生活的第 一需要，不会给劳动者带来快乐，它要将劳动者退化为物，成为由物来支配、用物来衡量其 价值和尊严的物。 其次，随着分工的发展，劳动者只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他发 现这个机械系统是现成的、完全不依赖于他而运行，他不管愿意与否必须服从它的规律。在 这一机械化的过程中，劳动者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了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的生活 也被局限在一个愈来愈小的圈子中，使他们的目光留恋于周围发生的局部的事情上，失去了 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力和批判力。正如卢卡奇所说：“技能的专门化导致了对整体的每一个想 象的破坏”。 第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即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正如卢卡奇指出 的“随着经济关系的形式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间接，人们就越来越难干、并且很少能够 发现经济关系的人的性质，很少有人能够看透这个物化的面纱。” 2、政治领域中的物化 卢卡奇认为，为了适应与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物化过程就“必须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 表现形式。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创造了一种同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在结构上适合于它的 结构的法律、一种相应的国家等等”。随着物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也相 应地发生了变化和调整。这首先表现为合理化和系统化，即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和事件都 被合理的、系统的法律形式囊括在内。在总的法律体系内，名目繁多的部门法律、法规和条 件等应运而生。与此相适应，为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尤其为了推动、巩固和 保障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系列立法、司法、执法的部门与机构也纷纷建立。这样一来， 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被包括于法律范围之内，都受到国家机器的强有力的干预和调整。其次 ，国家机构的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合理，受制于其中的人的非人化倾向也越来越突出。随 着资本主义政治领域的合理化、系统化，官僚机构下层工作人员的物化也不能幸免，他们的 工作是“完全机械化的、‘无聊的"劳动方式——它非常接近单纯的机器操作，甚至常常在 无聊和单调划一方面超过这种机器操作。……另一方面这也是指，分工中片面的专门化越来 越畸形发展，从而破坏了人的人类本性”。因此，在国家官僚机构中同样存在着人的能力和 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的问题，一个国家雇员只是作为一种有能力的商品出卖给了国家机器。 3、物化意识 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的、必然的现象，这一现象也必然在人们的观念中反映出来，这 就是卢卡奇说的“物化意识”。他认为，商品关系转变成客体性的东西必然在人们的整个意 识上打上自己的印记。物化意识“正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 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 浸入人的意识里”。人自觉地或非批判地认同外在的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并将这种物化结 构当作外在的规律和人的本来命运加以遵循、服从，从而丧失了批判和超越的能力。卢卡奇 指出，正如物化的普遍化使之成为一切人的共同命运一样，物化意识也同样支配着人的精神 活动和心理活动。“人性和人的能力不再成为自己人格的组成部分，它们成为一种像外部世 界的各种事物一样的能‘占有"和‘处理"的东西。而且，没有什么能赖以铸成人的关系的 自然形式，也没有什么人的物理和心理‘性质"能发挥作用的方式，这些现存事物日益服从 于这一物化的过程。” 卢卡奇还指出了物化意识的危害。他说：“物化意识必定会无希望地陷入到粗糙的经验主义 和抽象的乌托邦主义这两个极端中。”“粗糙的经验主义”是指，意识成了它自己必须顺从 而从来不能加以控制的客观法则的消极的观察者。物、事实、法则的力量被无限夸大了，人 或主体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抽象的乌托邦主义”则滑向另一个极端：一方面，它不主张 社会革命，而是寄希望于个人伦理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社会主义，其目光完全停留在个人和社 会的局部现象上；另一方面，它无限夸大主体的力量，相信奇迹会改变一切。乍看上去，它 似乎极端蔑视客观法则的力量，实际上，正是在客观法则的重压下，主体茫然失措地表现自 己。这两个极端看起来是正相反对的，实际上，“它们经常是一起出现的，它们之间有一种 内在的联系。”

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这里，自然辩证法从来就不是一个有无问题，它是确定无疑地存在着的，只是对它的理解不能够囿于传统科学的思维方式。　　理解自然辩证法，需要摆脱主体、客体的思维定势，彻底告别把世界二元化的做法。然而，我国这几年来关于主体、客体问题的讨论是比较热烈的，其实，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一种向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倒退，它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不具有任何积极意义。本文不想对主体、客体问题的讨论发表意见，仅想探讨一下，卢卡奇为什么因为自然辩证法而对恩格斯提出批评。　　卢卡奇指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了自然辩证法的思想，认为，在恩格斯那里，由于主张“片面的和僵化的因果关系必定为相互作用所取代”而“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然而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不管如何想 (终归是妄想)保持‘流动的"概念。”(《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0页,以下引文均出此书)　 卢卡奇不愿考虑自然界的原生状态及其本性，他要求把辩证法严格限制在历史领域。卢卡奇认为，马克思是在历史本身中发现了辩证法的，“辩证法不是被带到历史中去的，或是依靠历史来解释的……　辩证法是来自历史本身，是在历史的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的必然的表现形式，并被人们所认识。”(第264页)“辩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 始终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第85页)而总体的基础是人，“本身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基础的同一的主体-客体， 是以决定性的方式参与辩证规律的。”(第279页)这样一来，在卢卡奇的眼中， 辩证法的唯一形式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否认自然辩证法，或者说从辩证法学说中剔除自然是有着逻辑的合理性的。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辩证法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的人学基础，可以从人的总体性，从人这个主体-客体的统一体出发来阐发辩证的总体观。 而一旦涉足自然就会使辩证的总体观要么陷入不可理解的神秘主义，要么退回到旧的自然哲学的独断主义。而且对于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来说，自然辩证法的提出，总有推广辩证法的存在范围和为辩证法的理论提供自然方面的证据之嫌。所以，卢卡奇为了总体的可理解性不得不牺牲“自然”。　　其实，这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生、发展，人的一切现实活动都是与自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离开自然，单纯从社会历史内部寻找理解历史的根据是很难建立起科学的历史观的。在研究历史时，恰恰不能放弃自然，而是应把对自然的思考作为全部理论建构的起点。　卢卡奇攻击自然辩证法，是由于传统思维方式影响的结果。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激烈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的“科学的”思维方式，但他并未真正摆脱这种思维方式，所以，他觉得自然界中的辩证法是不可思议的。传统科学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分析、分解的方法上，这种思维方式对一切都首先加以“分”，然后才开始真正的研究。对于传统的思维方式来说，在哲学的层面上，首先应该加以区分的是自然与社会；其次，在社会中看到人与社会、我与他、整体与个体等等，重新对这些方面作以概括，得到主体与客体这对范畴，这个时候再去看自然界，自然界就被纳入到了客体的范畴中来了，因而也就成了社会范畴。　　实际上，传统的思维方式把世界二元化了，由于这种二元化，社会历史中的人就独立于自然界之外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将自然界视作纯粹必然性（或纯粹偶然性）支配的领域，是完全被动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则发现了完全不同的情景，看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处处都显现着人的活动，洋溢着人的能动性，人在这个范围内，改造和重塑着属人的“自然”，把这个“自然”看作社会存在的一部分。　　根据传统的思维方式，社会历史领域是属人的领域，是辩证法唯一能够发生和存在的领域。因为，辩证法可以简化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存互长等等规定，而自然界是不存在这些规定的，或者说，在自然界中，由于没有人、没有自觉的主体，因而不存在自觉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存互长等等。只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才具有这些规定。因此，所谓辩证法就被最终归结为主体－客体的辩证法，辩证法的一切具体规定和具体存在方式都成了主体－客体辩证法的分殊，他的外部边界就是社会历史，超出这个领域，辩证法就被视作是神秘主义的因素。所以，卢卡奇要攻击自然辩证法。　　卢卡奇对自然辩证法的攻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事情，而是与整个西方的传统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是20世纪西方哲学人本主义自然观的一个必然表现，如果哲学不走出所谓主体、客体的思维定势，不仅会否定自然辩证法，而且会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更进一步地说，整个哲学学科都会感到无路可走了。　　卢卡奇提出了总体范畴，这是对马克思甚至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宝库的可贵发掘，他要求根据总体的观念来研究历史、研究人，无疑是一个向资产阶级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的强有力的挑战。但是，卢卡奇仅仅把总体性问题限制在社会历史之中，思考人的总体性、历史的总体性，放弃了对自然总体性的认识，所以，卢卡奇没能真正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其实，自然总体是一个真正的总体。人类当前面临的“全球问题”表明：人如果没有关于自然总体的自觉意识，他的活动就必然会在成功的背后包藏着失败，他处在胜利的喜悦中时，灾难已经开始向他逼近。比如，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成功”所带来的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难道还不能说明人的总体性只有在自然的总体性之中才能具有合理性吗？因此，对自然辩证法的认识需要具有自然总体性的观念，把人和社会都看作是自然总体中的因素，基于人的活动的历史辩证法必须在自然辩证法中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

《历史与阶级意识》内容精要：该书由八章组成，但重点是第四章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卢卡奇在这里首先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商品的拜物教性质”的论述为依据，阐明了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社会特有的“物化”现象。马克思的这一论述，阐明了物化的本质现象，而这里所确认的是：人的独立活动(劳动)，如何作为某种客体的东西，作为独立于人的东西，作为通过人的异化的固有的规律性而成为统治人的东西，并从而与人相对立。在以商品这一形态来生产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的关系)作为物与物的关系(商品及商品在市场上的运动)而出现。这个物的世界的规律，对于人来说是难以控制的独立的力量，与人相对立。此外，人的活动(劳动)被客体化而成为商品，劳动力商品遵循社会性规律，独立于人而运动。因此，一旦商品形态普遍化，就产生“人的劳动的抽象化”。其具体内容是：(1)不同质的生产物，作为商品得以以量的关系相交换，是因为在那里有同质的东西，它就是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的人的劳动”；(2)劳动者的质的特殊性被排除，劳动过程被分解为抽象的合理的局部作业，劳动者和生产物整体的关系被分割，劳动成为机械式的反复重复的专业性机能。总之，贯彻于劳动过程中的是“以计算或计算可能性为目的的合理化原则”。这就是说，卢卡奇把劳动过程的“合理化”以及与随之而来的“异化”视为“抽象化”，并把它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性质(生产商品价值的抽象的人的劳动)结合起来。那么，这个“物化”使人们的意识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卢卡奇分析说：在资产阶级思想上物化的意识结构，在认识原则、实践原则、艺术原则的三个领域中，都带来了二律背反的问题，他认为，意识物象化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有如下三点：(1)承认被抽象化、数量化了的现象形态为给定的前提，但无法脱离其直接性；(2)承认局部体系是独立的东西，其相互关系只能委之于偶然；(3)意识只能停留在主体和客体。卢卡奇大致如此阐明了“物化”不仅停留在商品世界中，也贯穿于人这个主体之中，还贯穿于其内在世界的意识之中。卢卡奇指出物化贯穿于资产阶级思想中，而且承认它也深深渗透于无产阶级的意识之中。从而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意识虽受这种物化的影响，但是否还能够克服物化，向作为商品生产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根本改革前进呢如果能够，原因何在我们来归纳一下卢卡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过程，一方面把人分解为商品的独立运动的要素，另一方面，又使人成为这一运动的静观的无所作为的旁观者。可是，在资产阶级的意识中存在着把自己看作是存在于这个过程外部的自由的主体，由于这种表面上的幻想，资产阶级把这个过程本身作为自己的命运来接受，并不在这一过程之中去认识自己本身的存在。与此相反，无产阶级则不得不把这个过程作为自己的存在本身来接受，不能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从自己分离作为商品出售，使自己本身被纳入合理化、机械化了的劳动过程，变为抽象的还原为量的号码，变为机器的一部分。也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本身就是劳动力这种商品，所以，不得不全面接受商品的运动和性质。这样劳动者在其全部人格上就被迫卷入生产过程之中，正是在这个时候，劳动者在本身的存在上，撕破这个过程的量化的面纱，从质的方面去体验这一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体验了作为商品的自己(客体)和作为人的自己(主体)的分裂，脱却直接的存在，通过对自己这种商品的状态的认识，达到对商品生产社会的整体状态的认识。特别是，劳动者只有在意识到自己本身即是商品时，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存在……也就是说，劳动者在商品中自己认识自己本身，认识资本和劳动者本身的关系。劳动者这样看透了商品生产社会的基本结构，但因为劳动者本身处于商品生产的中心位置，这个认识便具有了实践的意义。总之，劳动者如果自觉到自己的社会存在，就能撕破物化的面纱，把剩余价值的生产——剥削这种现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无产阶级的团结和革命的实践这个历史的辩证法就将大显身手。

总体性是历史辩证法的核心 卢卡奇说，“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从历史来解释经济动机的首要作用，而在于总体性观点。总体性范畴，总体之于部分的完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的方法论精华，并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门崭新科学基础。”而《历史和阶级意识》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恢复了总体性范畴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核心位置。在卢卡奇那里，总体性是历史的总体，是客体与主体的统一；具体的总体，是直接性与中介性的统一；辩证的总体，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革命的总体，是过程与目标的统一。

一、什么是“物化”　　我们在教材中指出，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嫉妒》的题目，是一种双关语，既是嫉妒，也是百叶窗，有学者认为，这表明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把情感和物分开”。整部《嫉妒》表现的是“物”的自主性，物是唯一的具体现实，连小说中嫉妒的丈夫是不是在场也是通过第三把椅子，第三个杯子表现出来的。这就是《嫉妒》表现的“物化”的现象。 　　“物化”的概念在二十世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一般认为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他用这个词指个人行动的重要性和意义的彻底消失。小说中的人物也从一个“行动者”——行为主体——变成了一个窥视者，只能偷偷地看，成为了一个完全被动的人。这就是物化现象，人向物转化，以致于越来越难以把人和物区别开来。人的情感、认识、感知方式都无法与“物”相脱离。比如《嫉妒》中的百叶窗，重复出现的蜈蚣的细节，一次次交代的椅子、杯子、餐具等等，都是一些渲染“物的自主性”的细节。法国学者戈尔德曼认为：更重要的是世界的结构也变成了物化的：物在世界里变成了特有的、具有自主性的现实；人不但不能控制这些物，反而被物同化。情感也只有通过物化才能存在。这就是物化的世界结构。 “物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也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它和“异化”的概念异曲同工。美国学者杰姆逊曾经分析过这个概念，他认为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即马克思从商品拜物教中发现了物化现象，结论是资本主义把社会关系都变成了物。而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那里，物化有更极端的形式，他人都变成了物和手段，思想也成了物，连字词也具有物化的力量。而真正使这个概念得到普遍接受的是卢卡奇，杰姆逊称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则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这本书中卢卡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一种拜物教化或物化的特征。中产阶级把每一件事物都理解成可计算、可感可触的东西。例如金钱拜物教，干一件事之前先要算一算可挣多少钱，这件可赚多少，那件是为朋友干的，没钱，但会有礼物，等等，都成了物化关系。与此相关，西方的现代艺术也是物化的产物。譬如小说领域，戈尔德曼认为：在小说的形式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物化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乔伊斯、卡夫卡、写过《恶心》萨特以及写出了《局外人》的加缪为代表，其特征是人的解体；第二阶段则是以罗伯-格里耶为代表，其标志是“物的自主的世界”的出现，“这个物的自主的世界有自己的结构和自己的规律，人的现实只有通过物的世界才能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表现”，正像我们从《嫉妒》中所看到的那样。　　“物化”的概念，对我们理解《嫉妒》这部小说至关重要。《嫉妒》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小说中的人物是被分割、或淹没的，这种分割、淹没，正是被物的世界分割和淹没。小说人物也都呈现出“物”化特征。这种人的物化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人被物同化和淹没，丧失了自主性和主体性；二是对人的表现处处与物的存在相关，离开物你就没法表现人。《嫉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达出了现代社会人的存在的某种处境和本质，所以是我们认识人类生存处境的一部非常重要的小说。

《历史哲学的重建》（张西平）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W26LEfCfFT2h87n4uKXBg 提取码: cfcu书名：历史哲学的重建作者：张西平豆瓣评分：7.1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年份：1997-09页数：376内容简介：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始作俑者。自《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问世，声名鹊起。他对实践和异化范畴的诠释以及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思考，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实践－人道主义理解，成为20世纪西方新左派的重要思想源泉，同时也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厉批判。这一切使他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毁誉参半、颇多争议的人物。本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的成果。作者通过溯本清源的梳理考察卢卡奇思想的发展轨迹，并侧重从他与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的关系上，解读其重建历史哲学的理念――社会历史本体论与人类学相统一。其中一些见解发人深省，有些立论也可能引起争议，但只要我们从多维角度审视社会－历史的结构和变迁，就不难看到本书在拓宽社会认识上的启发意义和学术价值。――苏国勋作者简介：张西平1948年出生。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获哲学硕士。1995年在德国作访问学者一年。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并翻译了《历史和阶级意识》、《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等著作。另有合著、编辑等出版物数种。

这个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问题，其开创者是卢卡奇和柯尔施。其大意是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互动的辩证法，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则把被动的、无秩序的自然界纳入辩证法体系，将辩证法仅仅概括为三个规律、五个范畴，事实上窒息了马克思的辩证法。而列宁在其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更把恩格斯的失误发展成系统的理论。所以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存在曲解。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匈牙利大思想家卢卡奇（1885-1971）的所有哲学著作中影响最大、引起争论最多，也许也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卢卡奇诞生在布达佩斯一个大银行家的家庭里。他的世界观是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初步形成的，而这是一个思想极其混乱、旧的价值观念沦丧殆尽，新的价值观念尚在痛苦求索中的时期。青年卢卡奇受到当时各种现代哲学流派的影响，其中既有新黑格尔主义、新康德主义，也有西美尔的文化哲学、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中，卢卡奇越来越倾向于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毁灭文化的异化社会，要完全予以否定，与之彻底决裂，然而他丝毫看不到现实的出路。这是一种对世界抱有纯粹空想观念的浪漫的反资本主义情绪。战争爆发后，卢卡奇从德国回到匈牙利，开始参加反战运动。现实促使他去探寻一种能有助于改变世界的哲学。他的目光转向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卢卡奇在中学时代就接触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现在又开始对他们的著作进行细致的钻研。不过，这时在他的思想中黑格尔还占有特殊的地位，他是通过黑格尔的三棱镜来了解马克思的。

现实主义理论是卢卡契文学理论的核心， 而卢卡契的现实主义理论又同他的物化理论和整体性理论相关。 首先，现实主义以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为思维和结构中心，把人物描写和个性刻画与具体的社会环境与语境相结合，“人是政治动物，一种社会动物，亚里士多德的格言非常适合所有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其次，卢卡契的现实主义坚持艺术的模仿论，“每一种伟大艺术，它的目标都是要提供一幅现实的图画，在那里现象与本质、个别与规律、直接性与概念等的对立消除了，以致两者在艺术作品的直接印象中融合成一个自发的统一体，对接受者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再次，卢卡契认为现实主义致力于创造典型，即要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凝炼社会发展甚至 整个人类发展的客观倾向，表现人物与现实的丰富多样性当中的那些持久的东西，在人物命运的叙述中深刻反映客观现实及其联系。卢卡契“对现实主义主观先决条件的分析， 形成了和《历史和阶级意识》对总体性认识先决条件相对应的情况” 。

de rucci 慕思

分类: 教育/科学 >> 科学技术 问题描述: 要详细些啊 解析: 马克思主义 Marxi *** K.马克思和F.恩格斯创立的学说。包括科学世界观、社会历史发展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一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的总称在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但内容受到歪曲，马克思对此提出尖锐批评。恩格斯在80年代初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并在1886年专门作了说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以《 *** 宣言》的问世为标志 。它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此外，法国启蒙学者的思想和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19世纪科学技术的新成果，特别是细胞学说的确立，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的发现、进化论的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彼此割裂的，它们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在同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中发展的；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是在对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创造性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的 。 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他们的继承者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制定了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他总结了苏维埃俄国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进到一个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在中国，以 *** 为代表的中国 *** 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历史、社会实践相结合，创立了 *** 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 Western Marxi *** 现代西方国家中一种反对列宁主义但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是共产国际内部一种“左”倾思潮，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后，在党外发展起来。这股思潮在开始时没有自称或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1955年，M.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并把前者的传统追溯到G.卢卡奇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在这以后，人们就广泛地用这个概念称呼这一思潮。在60年代末期西方的新左派运动中，特别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中，这一思潮曾被激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奉为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制异化制度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结合起来，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上，提出了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见解。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有两种不同的趋向：①按照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的精神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被称作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②按照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精神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被称作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逐渐不适应历史运动，并对非马克思主义获得的成就加以排斥，因而经常处在不理解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变化发展的经验的危险之中。为了防止和克服这种危险，西方马克思主义断然反对教条主义 ，主张由每一代来重新发现、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在“重新发现”和“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某个方面，而指责、否定其另一个方面；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对立起来，并按照自己的需要批评恩格斯和列宁阐述的某些原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一致强调借用资产阶级思想的伟大成就，它们或者从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流派那里系统借用概念、术语和范畴，或者进而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思想去“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同形形 *** 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混合物。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在分析研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现象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和问题，探索了西方革命的途径，并且批评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和缺陷。但是，由于它们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没有能够为现代西方社会指出一条摆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里阐述的比较清楚，物化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直白点说，就是以商品的形式衡量一切社会价值，渗透进入各种社会关系甚至是自我关系之中。从这可以看出“异化”与“物化”大概的不同，两者都是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但重点不一样，一个更加突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主要指无产阶级）的无力感和受支配感。另一个则是指商品价值的普遍化。一个异化了的人是一种无力的，无意义的，病态的人。而一个物化的人是一个彻底接受商品价值观的人。异化包括的四个面向1.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劳动者在生产线上往往只能生产产品的一部分，从产品中再也看不出是哪个人生产的，只能看到这个物体本身，产品似乎和人分离了一样。2.生产过程与劳动者的异化：生产过程被分割成了几个单调的动作，工人变成了机器，只是单调重复着无意义的动作，劳动者的手仿佛变得不属于自己似的。3.人的类本质与人的异化：首先说明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就是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对工人来说变成了仅仅是外在于自身的东西，而体会不到身为人的主体性。4.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在工厂里的生产关系使得工人之间的关系从紧密连接变得疏离，工厂里的人们只是为了工作的目的而在一起工作，失去了原有的社会连接。

恶劣的社会环境并没有让现代派的艺术家去挖掘真正的社会根源，正如匈牙利批评家卢卡奇所说的：“艺术家们仍然停留在他们的直觉之上，而不去挖掘本质，不去挖掘他们的经历同社会现实生活的真正联系，挖掘被掩盖了的引起这些经历的客观原因，以及把这些经历同社会客观现实联系起来的媒介。相反，他们都是从直觉出发，自发的确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卢卡奇1885年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他自幼才华横溢，10余岁时即开始文笔活动。后又留学柏林大学，游学海德堡，汲取了德意志的精神文化遗产。从新康德学派到德意志浪漫主义，再经神秘主义，走向黑格尔的辩证法。还通过察普的工团主义，最终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8年匈牙利发生革命时，卢卡奇参加了匈牙利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翌年3月库恩革命政权成立后，立即被任命为革命政权的教育人民委员，进入领导阶层。但革命政权因罗马尼亚军队的武装干涉而仅133天即行崩溃，卢卡奇不得不亡命维也纳。《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收的八篇论文，正是在这个革命时期及亡命维也纳后不久写的，可称是匈牙利革命及其挫折的这种历史经验的思想结晶。

1918年匈牙利发生革命时，卢卡奇参加了匈牙利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翌年3月库恩革命政权成立后，立即被任命为革命政权的教育人民委员，进入领导阶层。但革命政权因罗马尼亚军队的武装干涉而仅133天即行崩溃，卢卡奇不得不亡命维也纳。《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收的八篇论文，正是在这个革命时期及亡命维也纳后不久写的，可称是匈牙利革命及其挫折的这种历史经验的思想结晶。

卢卡奇1885年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他自幼才华横溢，10余岁时即开始文笔活动。后又留学柏林大学，游学海德堡，汲取了德意志的精神文化遗产。从新康德学派到德意志浪漫主义，再经神秘主义，走向黑格尔的辩证法。还通过察普的工团主义，最终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8年匈牙利发生革命时，卢卡奇参加了匈牙利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翌年3月库恩革命政权成立后，立即被任命为革命政权的教育人民委员，进入领导阶层。但革命政权因罗马尼亚军队的武装干涉而仅133天即行崩溃，卢卡奇不得不亡命维也纳。《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收的八篇论文，正是在这个革命时期及亡命维也纳后不久写的，可称是匈牙利革命及其挫折的这种历史经验的思想结晶。

卢卡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逐段分析 　　 　　卢卡奇在文章的引言中就大胆放言，“即使……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需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 　　在这段极富气势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声辩中，容易被读者、尤其是后来的学者们忽视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已经被偷换了内容：不仅马克思主义被加上了“辩证”的限定词，而且其本质也缩减为仅仅是一种用来研究的方法。卢卡奇在写下这一段激扬文字的时候，耳边不曾响起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宣言：哲学家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卢卡奇的偷换概念和后来学者的一因其蔽，都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远离阶级斗争实践的后遗症。强烈的、不妥协的斗争性一旦失去正确的方向，就会产生窝里斗的恶性循环。罗兰u2022巴尔特说得好，意识形态永远是右派和资产阶级的舞台，只有不投身于实际斗争的左派才会沉迷于意识形态的斗争。卢卡奇接着说，“修正主义者把运动和最终目标分开，是向运动的最初阶段的倒退”，但是他自己的立场却几乎取消了运动本身的重要性。就像他把所有事实都归结为解释一样，在这里，卢卡奇写道，“只有用说明它（即斗争的各个环节）和总体的关系的办法才能使日常斗争具有现实性。”倘若行为已经发生，再怎么解释它的意义又有什么用呢？毕竟，行为的意义不是人为赋予的（虽然可以人为地加以歪曲），而是行为本身所蕴含的。可见，物极必反，盲动主义和取消主义只有一线之隔。 　　全文结尾处，卢卡奇再次重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即战胜修正主义和空想主义……是一场反复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思想的无情影响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正统决不是守护传统的卫士，它是指明当前任务与历史过程的总体的关系的永远警觉的预言家。”但是，正如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展，因为资产阶级掌握了更多的文化知识和那种浮于表面的意识形态说话方式；正统马克思要战胜修正主义和空想主义，也不能直接向这两个对手宣战，而是应该直接攻向最后的堡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堡垒的堡垒——资本主义社会秩序。

马克思主义者有很多啊,共产党们都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再加上楼上说的几个全是

所指的是几群特定的位居西方的马主义学者（卢卡奇，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

该书由八章组成，但重点是第四章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卢卡奇在这里首先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商品的拜物教性质”的论述为依据，阐明了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社会特有的“物化”现象。马克思的这一论述，阐明了物化的本质现象，而这里所确认的是：人的独立活动(劳动)，如何作为某种客体的东西，作为独立于人的东西，作为通过人的异化的固有的规律性而成为统治人的东西，并从而与人相对立。在以商品这一形态来生产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的关系)作为物与物的关系(商品及商品在市场上的运动)而出现。这个物的世界的规律，对于人来说是难以控制的独立的力量，与人相对立。此外，人的活动(劳动)被客体化而成为商品，劳动力商品遵循社会性规律，独立于人而运动。因此，一旦商品形态普遍化，就产生“人的劳动的抽象化”。其具体内容是：(1)不同质的生产物，作为商品得以以量的关系相交换，是因为在那里有同质的东西，它就是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的人的劳动”；(2)劳动者的质的特殊性被排除，劳动过程被分解为抽象的合理的局部作业，劳动者和生产物整体的关系被分割，劳动成为机械式的反复重复的专业性机能。总之，贯彻于劳动过程中的是“以计算或计算可能性为目的的合理化原则”。这就是说，卢卡奇把劳动过程的“合理化”以及与随之而来的“异化”视为“抽象化”，并把它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性质(生产商品价值的抽象的人的劳动)结合起来。那么，这个“物化”使人们的意识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卢卡奇分析说：在资产阶级思想上物化的意识结构，在认识原则、实践原则、艺术原则的三个领域中，都带来了二律背反的问题，他认为，意识物象化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有如下三点：(1)承认被抽象化、数量化了的现象形态为给定的前提，但无法脱离其直接性；(2)承认局部体系是独立的东西，其相互关系只能委之于偶然；(3)意识只能停留在主体和客体。卢卡奇大致如此阐明了“物化”不仅停留在商品世界中，也贯穿于人这个主体之中，还贯穿于其内在世界的意识之中。卢卡奇指出物化贯穿于资产阶级思想中，而且承认它也深深渗透于无产阶级的意识之中。从而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意识虽受这种物化的影响，但是否还能够克服物化，向作为商品生产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根本改革前进呢？如果能够，原因何在？我们来归纳一下卢卡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过程，一方面把人分解为商品的独立运动的要素，另一方面，又使人成为这一运动的静观的无所作为的旁观者。可是，在资产阶级的意识中存在着把自己看作是存在于这个过程外部的自由的主体，由于这种表面上的幻想，资产阶级把这个过程本身作为自己的命运来接受，并不在这一过程之中去认识自己本身的存在。与此相反，无产阶级则不得不把这个过程作为自己的存在本身来接受，不能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从自己分离作为商品出售，使自己本身被纳入合理化、机械化了的劳动过程，变为抽象的还原为量的号码，变为机器的一部分。也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本身就是劳动力这种商品，所以，不得不全面接受商品的运动和性质。这样劳动者在其全部人格上就被迫卷入生产过程之中，正是在这个时候，劳动者在本身的存在上，撕破这个过程的量化的面纱，从质的方面去体验这一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体验了作为商品的自己(客体)和作为人的自己(主体)的分裂，脱却直接的存在，通过对自己这种商品的状态的认识，达到对商品生产社会的整体状态的认识。特别是，劳动者只有在意识到自己本身即是商品时，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存在……也就是说，劳动者在商品中自己认识自己本身，认识资本和劳动者本身的关系。劳动者这样看透了商品生产社会的基本结构，但因为劳动者本身处于商品生产的中心位置，这个认识便具有了实践的意义。总之，劳动者如果自觉到自己的社会存在，就能撕破物化的面纱，把剩余价值的生产——剥削这种现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无产阶级的团结和革命的实践这个历史的辩证法就将大显身手。

《历史与阶级意识》内容精要：该书由八章组成，但重点是第四章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卢卡奇在这里首先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商品的拜物教性质”的论述为依据，阐明了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社会特有的“物化”现象。马克思的这一论述，阐明了物化的本质现象，而这里所确认的是：人的独立活动(劳动)，如何作为某种客体的东西，作为独立于人的东西，作为通过人的异化的固有的规律性而成为统治人的东西，并从而与人相对立。在以商品这一形态来生产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的关系)作为物与物的关系(商品及商品在市场上的运动)而出现。这个物的世界的规律，对于人来说是难以控制的独立的力量，与人相对立。此外，人的活动(劳动)被客体化而成为商品，劳动力商品遵循社会性规律，独立于人而运动。因此，一旦商品形态普遍化，就产生“人的劳动的抽象化”。其具体内容是：(1)不同质的生产物，作为商品得以以量的关系相交换，是因为在那里有同质的东西，它就是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的人的劳动”；(2)劳动者的质的特殊性被排除，劳动过程被分解为抽象的合理的局部作业，劳动者和生产物整体的关系被分割，劳动成为机械式的反复重复的专业性机能。总之，贯彻于劳动过程中的是“以计算或计算可能性为目的的合理化原则”。这就是说，卢卡奇把劳动过程的“合理化”以及与随之而来的“异化”视为“抽象化”，并把它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性质(生产商品价值的抽象的人的劳动)结合起来。那么，这个“物化”使人们的意识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卢卡奇分析说：在资产阶级思想上物化的意识结构，在认识原则、实践原则、艺术原则的三个领域中，都带来了二律背反的问题，他认为，意识物象化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有如下三点：(1)承认被抽象化、数量化了的现象形态为给定的前提，但无法脱离其直接性；(2)承认局部体系是独立的东西，其相互关系只能委之于偶然；(3)意识只能停留在主体和客体。卢卡奇大致如此阐明了“物化”不仅停留在商品世界中，也贯穿于人这个主体之中，还贯穿于其内在世界的意识之中。卢卡奇指出物化贯穿于资产阶级思想中，而且承认它也深深渗透于无产阶级的意识之中。从而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意识虽受这种物化的影响，但是否还能够克服物化，向作为商品生产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根本改革前进呢如果能够，原因何在我们来归纳一下卢卡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过程，一方面把人分解为商品的独立运动的要素，另一方面，又使人成为这一运动的静观的无所作为的旁观者。可是，在资产阶级的意识中存在着把自己看作是存在于这个过程外部的自由的主体，由于这种表面上的幻想，资产阶级把这个过程本身作为自己的命运来接受，并不在这一过程之中去认识自己本身的存在。与此相反，无产阶级则不得不把这个过程作为自己的存在本身来接受，不能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从自己分离作为商品出售，使自己本身被纳入合理化、机械化了的劳动过程，变为抽象的还原为量的号码，变为机器的一部分。也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本身就是劳动力这种商品，所以，不得不全面接受商品的运动和性质。这样劳动者在其全部人格上就被迫卷入生产过程之中，正是在这个时候，劳动者在本身的存在上，撕破这个过程的量化的面纱，从质的方面去体验这一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体验了作为商品的自己(客体)和作为人的自己(主体)的分裂，脱却直接的存在，通过对自己这种商品的状态的认识，达到对商品生产社会的整体状态的认识。特别是，劳动者只有在意识到自己本身即是商品时，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存在……也就是说，劳动者在商品中自己认识自己本身，认识资本和劳动者本身的关系。劳动者这样看透了商品生产社会的基本结构，但因为劳动者本身处于商品生产的中心位置，这个认识便具有了实践的意义。总之，劳动者如果自觉到自己的社会存在，就能撕破物化的面纱，把剩余价值的生产——剥削这种现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无产阶级的团结和革命的实践这个历史的辩证法就将大显身手。

《历史与阶级意识》（[匈] 卢卡奇）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OPxexgLbgChxO7ivTJ4LQ 提取码：yq96书名：历史与阶级意识作者：[匈] 卢卡奇译者：杜章智豆瓣评分：9.3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年份：2018-1页数：393内容简介：本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的一部重要著作，被认为是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奠基性著作。在书中，作者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方法，而后提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具体的总体的范畴”、“历史的本质在于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物化”等一系列概念。作者简介：卢卡奇，匈牙利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是当代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和哲学家之一。他以著名的《 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其他主要著作有：《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等。

审美发生的“生物本能说”中影响最大的理论家是（　）。 A.席勒 B.达尔文 C.康德 D.卢卡奇 查看答案解析 【正确答案】 B 【答案解析】 在这一派理论中影响最大的应首推达尔文的观点。参见教材P94。 本题知识点：审美活动的发生, 　 　　

材料1和材料2的观点是正确的。材料1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从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的角度，明确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内容。材料2科尔施的理解则着重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从政治立场着眼规定马克思主义。材料3是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一种方法至上的马克思主义观。所谓方法至上，就是把理论方法和结论对立起来，片面强调方法而轻视结论。卢卡奇最初是在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正统性问题时提出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的。卢卡奇的方法至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错误之一，是他把方法仅仅理解为辩证法，而否认世界观的方法意义，实际上是否认唯物主义的方法意义；错误之二，是离开论点，结论谈方法，把方法看做是可以离开论点、结论的独立自在的东西。其最终结果将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否定。

　　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说道：“即使是席勒这位在德国作家中最富于政治感和历史感的作家，当他似乎最致力于历史和政治的时候，也还是相当抽象、唯心地从事创作。”[1]席勒后期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认为改造世界的力量来源于“内心的道德律令”，他晚年的作品常用勇敢、善良、公德等抽象概念来塑造他心目中的“英雄”。康德就创作中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问题曾经与席勒发生过激烈争论，他在谈到莎士比亚时指出：“莎士比亚不是使这种愿望从内部迸发，而是通过外来机缘把它激活起来”[2]。康德对莎士比亚的推崇体现了他的“从特殊到一般”的创作原则。　　“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这两个概念出现在马克思《致斐u2022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伦敦），同年5月18日恩格斯也写了一封致拉萨尔的信，这两封信都是应拉萨尔的要求，回信评价他的剧本《弗兰茨u2022冯u2022济金根》。这两封信被认为是马恩最重要的现实主义文献，恩格斯在信中第一次把“现实主义”这个术语运用于文艺领域。马恩分别在信中说道：“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3]、“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4]马恩的批评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拉萨尔误解了历史的客观进程，没有看到农民和城市革命者的代表所取的历史作用，而把改造世界的力量归结在完美人性的化身——济金根等人身上；二、人物太抽象，济金根等人成为拉萨尔个人道德理想的直接化身，恩格斯认为应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实现类型化和个性化的结合——塑造典型人物；三、缺乏细节描写，拉萨尔由于对席勒的偏爱造成“有些地方过多地让人物回忆自己”，希望拉萨尔在作品中多一些现实场景和生活细节的描写——提供一个“福斯泰夫式”的背景；恩格斯在信中还特别提到了思想倾向和真实再现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必须实现“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之“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　　这两封信首见于1921年德文版斐迪南u2022拉萨尔《书信文稿遗集》第三卷，此前梅林在《席勒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一文中提到过这两个概念，据梅林解释：是因为马恩的兴趣所致，他们不太喜欢席勒，而喜欢莎士比亚。俄文版出版于1925年，卢那察尔斯基在《马克思论艺术》中利用列宁的“反映论”对这两个概念作了阐释，认为“席勒式”是一种图解式的艺术创作手法，“作者先从理论上研究某个时代，为自己总结出这个时代的某些原则，然后设计与此相适应的人物”[5]，而莎士比亚的创作则体现了现实主义反映论的原则，他在《卢那察尔斯基论戏剧》一书中希望作家能够全面地、有说服力地反映我们今天的生活。卢卡奇在《19世纪的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对这两封信进行了专门讨论，他认为马恩在美学上的现实主义态度与其一般世界观和政治倾向紧密相联的：“马克思在这里极其慎重地、完全是在美学讨论的框架内，指出了拉萨尔的抽象说教的唯心主义与他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联系。”[6]卢卡奇指出用莎士比亚来反对席勒，是因为拉萨尔“由于他的出发观点，使他不能把形象和情节中的一般和特殊的统一理解为个人和社会的统一、个人的命运和阶级历史命运的统一。”[7]卢卡奇还对马恩的话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用莎士比亚戏剧来反对拉萨尔所坚持的黑格尔式的“头脚倒立”的悲剧观，使悲剧问题社会历史化。关于悲剧观，英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家戴维u2022莱恩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他引用了杰姆逊的原话：“济金根的性格特点没有典型地反映真实的历史困境，剧中的情势没有给人提供一个关于那一时期活动着的各种力量的真正模式”，指出拉萨尔错在“把一种客观的‘悲剧"当作个别现象来对待”[8]。相比于莱恩，卢卡奇的理解具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政治倾向，认为“席勒式”历史剧标志着对资产阶级革命问题的纯粹资产阶级理解。　　马恩这两封信在20年代初期就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了解，最早的介绍性译文出现在北新书局1925年8月出版的《未名丛刊》之一《苏俄的文艺论争》，译者任国桢。该书收入了三篇文章，其中一篇《认识生活的艺术与今代》提到了这两个概念。最早的原文翻译则出现在1935年11月1日上海出版的 《文艺群众》第二期，抗战期间欧阳凡海根据日文重译，并收入他本人编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桂林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11月版）　　瞿秋白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1932年）一文中，较早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他认为：马恩提倡“莎士比亚化”反对“席勒式”是希望文学能够揭露真正的社会动力和历史的阶级冲突，而不要只是写主观化的演说；瞿秋白所说的主观化和现实主义有着特定的内涵：“主观主义的理想化——极端的曲解客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现实主义——暴露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的”；[9]瞿秋白还认为恩格斯“做什么”和“怎么做”的提法涉及了“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之间的辨证关系，认为作家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可以揭示阶级斗争的真相，再现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周扬等人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则把这两个概念放在“文艺的倾向性”条目之下（该书的目的是为了配合《讲话》的发表），周扬和瞿秋白在强调真实性和倾向性相结合的同时，突出了思想倾向问题，周扬后来发表的一篇报告还认为“莎”、“席”问题与《讲话》体现了共同的文艺准则——政治性和真实性的完全一致（详见《文艺报》1956年第2期）。显然，他们的观点比较注重发掘这两个概念的政治内涵。杨柄在《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创立了科学的文艺理论》一文中则直接指出了这两个概念的政治倾向，认为马恩的目的是要求“文艺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而信中提到的典型“指的是革命斗争中工人”（杨柄在其另一篇文章中还探讨了“莎”、“席”和“两结合”的理论联系）。吴元迈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马恩其实是希望作家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指导科学地反映历史进程，并且认为恩格斯“完美融合”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先导。　　朱光潜先生的观点则代表着另外一种看法，强调生动鲜明的反映现实，反对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从事创作，这种看法倾向于从纯文艺的角度探讨问题。他在一篇题为《马克思、恩格斯论典型五封信》的论文中对这两个概念做了深入地探讨，认为马恩指出这两个概念，实质是“文艺是否要反映现实，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基本问题”，[10]他还联系德语原文指出：马恩不满意济金根的形象特征，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必具有生动鲜明的个性”。陆梅林在《体系和精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初探》一文中认为：马恩提出“莎”和“席”这两个概念尖锐地批评了把剧本变成图解观念的唯心主义创作倾向，强调文艺创作一定要从现实生活出发塑造具体感人的艺术形象。陆梅林虽然也提到了“思想性”问题。但他特别指出“现实主义必须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否则就不成其为艺术”。[11]吕德申、张少康在其合写的文章中则认为：把席勒和莎士比亚相对比，席勒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和现实主义相对立的观念化。吕张在文中特别强调了“真实性”，认为只有具有真实性的文艺才可能是现实主义的。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则包容了上述两种基本看法，《原理》既提到了这两个概念“反公式化”的意义，也谈到它们和文学的认识、教育作用之间的关系。此外，1995年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则认为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问题的提出，是关于艺术把握世界问题的进一步深化，《文学的基本原理》也认为“莎”、“席”概念涉及了艺术思维问题，这本教材还把这一问题和“倾向性”联系起来，认为通过形象表达作家的思想感情是文学的特殊性能。

我们在教材中指出，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嫉妒》的题目，是一种双关语，既是嫉妒，也是百叶窗，有学者认为，这表明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把情感和物分开”。整部《嫉妒》表现的是“物”的自主性，物是唯一的具体现实，连小说中嫉妒的丈夫是不是在场也是通过第三把椅子，第三个杯子表现出来的。这就是《嫉妒》表现的“物化”的现象。 “物化”的概念在二十世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一般认为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他用这个词指个人行动的重要性和意义的彻底消失。小说中的人物也从一个“行动者”——行为主体——变成了一个窥视者，只能偷偷地看，成为了一个完全被动的人。这就是物化现象，人向物转化，以致于越来越难以把人和物区别开来。人的情感、认识、感知方式都无法与“物”相脱离。比如《嫉妒》中的百叶窗，重复出现的蜈蚣的细节，一次次交代的椅子、杯子、餐具等等，都是一些渲染“物的自主性”的细节。法国学者戈尔德曼认为：更重要的是世界的结构也变成了物化的：物在世界里变成了特有的、具有自主性的现实；人不但不能控制这些物，反而被物同化。情感也只有通过物化才能存在。这就是物化的世界结构。 “物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也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它和“异化”的概念异曲同工。美国学者杰姆逊曾经分析过这个概念，他认为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即马克思从商品拜物教中发现了物化现象，结论是资本主义把社会关系都变成了物。而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那里，物化有更极端的形式，他人都变成了物和手段，思想也成了物，连字词也具有物化的力量。而真正使这个概念得到普遍接受的是卢卡奇，杰姆逊称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则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这本书中卢卡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一种拜物教化或物化的特征。中产阶级把每一件事物都理解成可计算、可感可触的东西。例如金钱拜物教，干一件事之前先要算一算可挣多少钱，这件可赚多少，那件是为朋友干的，没钱，但会有礼物，等等，都成了物化关系。与此相关，西方的现代艺术也是物化的产物。譬如小说领域，戈尔德曼认为：在小说的形式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物化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乔伊斯、卡夫卡、写过《恶心》萨特以及写出了《局外人》的加缪为代表，其特征是人的解体；第二阶段则是以罗伯-格里耶为代表，其标志是“物的自主的世界”的出现，“这个物的自主的世界有自己的结构和自己的规律，人的现实只有通过物的世界才能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表现”，正像我们从《嫉妒》中所看到的那样。 “物化”的概念，对我们理解《嫉妒》这部小说至关重要。《嫉妒》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小说中的人物是被分割、或淹没的，这种分割、淹没，正是被物的世界分割和淹没。小说人物也都呈现出“物”化特征。这种人的物化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人被物同化和淹没，丧失了自主性和主体性；二是对人的表现处处与物的存在相关，离开物你就没法表现人。《嫉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达出了现代社会人的存在的某种处境和本质，所以是我们认识人类生存处境的一部非常重要的小说。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

　　微观权力论”是当代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建构的一大理论系统。福柯认为相对于宏观权力，现实的权力是具体的、细节的，是流动在人与人之间的“力”，是各种力的纠缠与推挡。传统权力表现的三个要点：权力被占有，通过镇压（压抑）实施，自上而下。福柯认为微观权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是被行使而不是被占有的权力，其次，权力不只是压抑，而具有传播、训练、塑造及至生产的功能，第三权力不仅是自上而下的单向，不是集中于某些机构或阶级，而是有无数的作用点。　　传统权力 强调实体 权力压抑为主要 线性的　　现代权力 强调关系 权力还具有生产性功能 网状的　　微观权力的基本形式是规训，这是现代社会中一种极其隐藏、表现仁慈、效用明显的权力运作方式。与传统权力的专横暴力不同，在于它的含而不露和无所不在。典型的技术就是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机制。由次，福柯归结现代社会是一个现代规训社会。　　福柯认为权力是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权力的网状特征通过监视这种微观权力体现得淋漓尽致。全景敞视主义是一种规训机制，每个人都是他人的监视者，又是自己的监视者，同时还是他人的监视对象。　　福柯认为，在现代权力的关系网络中，人都只是权力的一个点，并非操纵权力的主体，人既是权力的实施者又是权力实施的对象，与其说人人占有权力，不如说个人是权力的玩偶。现代权力运作直接导致人的物化，卢卡奇提出了著名的“物化理论”，他认为，人被物化有三种表现：人的数字化、主体的客体化和人的原子化。数字化指人的抽象化与符号化，以适应资本主义的精确计算。主体的客体化是说，人在被抽象化和数字化的过程中，由生产过程与社会历史的主体沦落为消极被子动的客体。原子化指的是，人在日益数字化、抽象化与客体化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消失了。个人变成孤立、冷漠的原子。　　传统权力研究从权力的中心入手，关注的是运行权力的核心部位，探究权力自上而下的路径，从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规律。这是一些宏观权力，忽视的是微观的、底层的、边缘的权力形态。而这些非中心的权力是保证和维系社会平衡的力量。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果只维护中心力量，突出中心而忽略边缘，容易导致社会失衡，引发社会矛盾，激起社会冲突。　　要挣脱现代权力的控制，实现人的解放，福柯提出了两种方案：“局部斗争”和“生存美学”。对师生冲突的解决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局部斗争是相对整体斗争而言，福柯认为，由于权力不是中心的，而多元的，分散的，所以对权力的反抗不是总体性的，只是局部的反抗。这种斗争不是你死我活，而双方的共存，不存在完全没有权力的状况，只是权力与反抗之间的协调。 反抗的意义就是对权力进行运作，修改和调整那些不合理的权力。我们完全应当向往一个具有改造系统的可能性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约束的社会。　　现在生存美学反对现代道德的强制性、规范性、主体性和整齐划一。福柯反对那种所有人必须接受和服从的道德形式，主张回归个体与自我的关系，主张绝对的个人选择与个体创造，实质是在美学指导下的道德多元化。“这种伦理的主要目的是美学目的，它主要是个人选择问题”。首先，这种个人选择是彻底自由的，不受任何现代知识、宗教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左右，完全是个性化的选择。其次，这种个体选择是由个体承担的伦理创造，人面对创造自己的任务。最后，选择是有条件的，用一种美学思想作为指导，使自己成为独具风格的艺术品。只有合乎美的选择，才能从权力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现代生存美学并不是主张道德虚无，而是追求一种美的生活状态。

《资本论》商品章的逻辑解析*许光伟摘要：《资本论》首章的工作结构是对初版进行调整后所得，名称也是这时候马克思才加进去的。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进一步完结早已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承诺的分析。启示我们：第一，《资本论》辩证法规定乃是起步和酿成于“商品”中的；第二，马克思文本结构是开放的，就首章而言，所要完成的是“商品本身”的大写规定剖解，在指向性上，其始终与历史发展同步，即坚持商品精神现象学批判（马克思暂名为“拜物教批判”）工作进路；第三，商品辩证法是实践化的批判规定，是活的工作逻辑，旨在消除自足，坚持始终在生长运动现象中认识存在规定，把握存在的整体发展；第四，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化的形成历程，它从历史中发掘社会存在（规定），统一历史存在和社会存在；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统一化研究对象和理论范畴用语，例如生产方式（历史形成起来的社会生产）和劳动一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社会再生产）和价值（形式），使理论分析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成熟的研究范例，据此，辩证法具象化为历史的实践的工作方法（马克思称为“我的辩证方法”），而又借助工作提升，使唯物主义规定不再束缚在象牙塔中，成为直接蕴涵实践批判的历史的“阶级科学”。这一解析解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构造和发生奥秘。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方法和表述方法历史方法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马克思一直谈论的是“我的辩证方法”以及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资本论》二版跋中，马克思讲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集中在思想认识领域内的成就促成一门新学科：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科学。这是在和资产阶级解释学——把科学哲学用于经济构造所形成的分析技艺（方法工具、技术）——作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寻求认识论的根源，科学揭露发生背景，查明发展过程，进而宣明社会主义批判工作实质，是其全部根据。这是对“唯物主义基础”予以肯定的理论实践过程。马克思在二版跋中的论断讲清楚了方法的性质和来源：（1）它是客观逻辑产物；（2）在性质上，是作为工作批判逻辑；（3）具体来源于主观批判，又属于认识能动性范畴。方法论本体是客观批判（逻辑），实体组成是本体逻辑的变形过程和形式，也可以说成是工作逻辑的实现形式，同时，还可以说成是方法本体的实在的表现形式。因此，讲明科学方法的前提是对历史方法的本体性质进行说明。[18]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准确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样准确地把各种秩序的序列、把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联贯性和联系研究清楚……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象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19] 科学方法其一，《资本论》逻辑是批判与建设的统一。《资本论》作为一般分析和特殊分析的工作结合，具体化为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统一。即如果说马克思创立《资本论》的本意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揭示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并且从这一意义上讲，《资本论》直接提供了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那么，作为“科学批判”，资本批判逻辑同时离不开建设逻辑，而与建设逻辑相历史契合。[20] 因此，马克思一再强调了关于资本科学批判分析的二重性质：“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21] 以及根据资本的自然历史过程，一方面是“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另一方面则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一方面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则是“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等等。[22-23] 其二，《资本论》研究是广义与狭义的统一。整体上看，《资本论》是有机统一了广义研究与狭义研究的理论逻辑体系。以价值分析为例，一方面，马克思强调商品价值是整个分析的起点，但并非作为简单、直接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同时以丰富而翔实的价值形式历史演化过程分析，“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进一步的分析则表明商品价值形式完全是一种历史范畴——“因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以及一方面，关于价值概念的科学认识，马克思明确认识到他同恩格斯分别依据不同特殊领域的研究而得出的价值规定具有差别性，而规定价值为社会抽象劳动关系，另一方面，则以《资本论》的严密而完整的逻辑科学论证了“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内在辩证关系，促使恩格斯由衷地承认：“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支出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24] 这一统一整体凸显了总体价值规定性，即“劳动对效用的关系”（许光伟，2006）。它表明完整的历史价值形态共包括有四种：简单价值形态、自然价值形态、商品价值形态以及企业价值形态，并分别对应于：直接劳动对直接效用的关系、直接个体劳动对直接效用的关系、直接私人劳动对社会效用的关系以及直接社会劳动对社会效用的关系。既然《资本论》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剥削制度的本质、阶级对立和矛盾对抗，以及它的历史暂时性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论”，而且阐明它作为一种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实现方式和运行机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论”，那么，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定和意义上，总体价值即进而规定了商品价值（作为狭义价值规定）与企业价值（作为广义价值规定）的逻辑互动，实现了市场经济价值一般与市场经济价值特殊的有机统一。至此，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资本论》非但没有舍象价值生产I（价值生产的广义形态），相反，而是把价值生产I作为广义研究方法和逻辑有机嵌入价值生产II（价值生产的狭义形态）分析中，使得《资本论》的价值分析具有总体性质。总之，从《资本论》的总体研究性质及范式研究方法可以引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规定——方法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得出广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乃是基于广义范畴和广义逻辑的方法体系的基本结论。利用这一研究成果，可以进而合理推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理论依托于广义政治经济学域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和现代重建，它广泛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逻辑融合。《资本论》及以广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永恒生命力不仅在于它是可发展的，而且在于它首先是完全通过内部结构调整，即作为科学范式研究方法和手段来实现向实践、历史开放的发展体系。[25] 我们用这个工作体例来说明如何发展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在弄清楚马克思企业理论应该是什么、事实是什么的问题之后，应该正面回答马克思企业理论“是什么”的问题，显然，这第三个问题总体受前两个问题的回答所决定和制约。因而，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认知来概括这一问题：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发展总体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是同步的。这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即可以被总体界分为两个层面进行：马克思经济哲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简言之，前一层面研究唯物史观与劳动价值论的相互放入的规定，后一层面研究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整体经济理论体系。进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层面界分了企业理论的两个基础：方法（论）基础和理论基础，简言之，前一基础说明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具体形成，后一基础则说明企业理论体系的具体形成。从而，马克思企业理论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过程中介理论，作为企业政治经济学，实现了劳动价值论的总体的理论扩张。以下即以“价值拓展”来具体表达这一实际的理论过程，包括四个价值规定的总体假设：假设1：从劳动过程的概念规定看，价值是劳动入量对劳动出量的关系劳动概念依存于劳动过程的概念。劳动从本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劳动时间规定，是一定形式的劳动体或劳动合类性，卢卡奇（1971）称作“无声的合类性与有声的合类性以及自在的合类性与自为的合类性的统一”，进一步可以被规定为：由内在的、无声的合类性向有声的合类性的沿时间过程进行演化的类存在物。从而，劳动本质是人类（类存在）本质与主体（劳动时间）本质的统一，决定价值首先是量的规定关系，是劳动入量（凝结劳动）对劳动出量（社会价值）的投入－产出关系。马克思（1867）因而直接规定它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或商品社会价值。[26] 假设2：从劳动过程的经验规定看，价值是劳动对效用的关系劳动关系依存于劳动过程的关系。在经验的世界，劳动（体）则可以被进一步看作劳动（过程）的质与量的统一体。卢卡奇（1971）因此说：“再生产中永不停息的变迁，总是在以量和质的方面都不断提高的方式重新创造出社会存在的特定的实体特征。”也就是说除开量的规定，价值规定还必然同时包括着质的内容。从此点意义而言，即价值不过是“劳动对效用的关系”，它包括的主要内容为：（1）价值（劳动关系）与财富（效用关系）的简单同一：劳动效用关系，（2）价值（关系）与财富（关系）的相对分立：生产费用（企业劳动入量）对效用（社会劳动出量）的关系，（3）价值（关系）与财富（关系）的有机统一：劳动（劳动入量）对效用（劳动出量）的关系，（4）从出量关系上看，则包含着劳动对物质效用（如产品效用、商品效用），以及劳动对社会效用（如生产效用、价值效用）的关系，等等（许光伟，2005、2006）。[26] 假设3：从劳动过程的产业规定看，价值是劳动协同的社会关系这个假设是劳动价值论的产业分析视角，也可以称为马克思的“简单劳动假说”。从劳动规定看，价值关系由简单劳动创造价值的关系构成，决定存在着劳动量的一般折算关系或法则：复杂劳动（complex labor）作为“熟练劳动”（skilled labor）的规定存在，对应地，简单劳动（simple labor）作为“不熟练劳动”（unskilled labor）的规定存在；从价值规定看，价值关系则由协同劳动创造价值的关系构成，决定协同劳动体由总体劳动构成，即意味着“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的每一个单个成员来说，它就不再适用了”（马克思，1867）；从劳动的协同本身或社会规定看，价值关系相应乃是由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关系构成，从而决定“总体活劳动”的协同范围必然会由物质生产部门扩展至以物质生产部门为基础的一切非物质生产部门。[26] 假设4：从劳动过程的企业规定看，价值是异质劳动对同质劳动的关系这个假设是劳动价值论的企业分析视角，说明价值概念（关系）也对应地依存于价值过程的概念（关系）。价值过程则可以被广义说成是对（剩余）价值生产（包括价值发现、价值创造）、（剩余）价值流通（包括价值交换、价值实现）以及（剩余）价值分配（包括投入价值分配、剩余价值分配）的过程的概括说法。由此，价值关系可以进一步被明确为：复杂性劳动（labor of complexity）与简单性劳动（labor of simplicity）协同创造价值的命题（许光伟，2003、2004）。从这种意义上，这一研究可以一般概括为：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基础上的“二维论”，即通过理论归纳“复杂性劳动”（本身作为规定异质劳动的范畴）与“简单性劳动”（本身作为规定同质劳动的范畴）的两种抽象劳动形态，申明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维度，最终目的则是为了凸显现实世界的多维理论特征，以及相应对其多态形式进行适度抽象基础上的科学把握。[26] 总之，从劳动价值论的本质规定是劳动过程对价值过程的关系看，企业本体乃是劳动体与价值体的统一：由劳动演化经由劳动过程、价值过程而至企业的演化和历史累积发展，构成从劳动价值论到企业理论的基本逻辑和理论发展的进路，从而，价值概念（关系）及其拓展进而即构成了实现企业理论的过程中介的规定。[26] 研究方法这是劳动二重性+劳动价值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归根结底，劳动价值论是蕴涵了数学方法的“历史方法”。发生学逻辑( 逻辑模型) 说到底是历史的方法，是关于“历史”的质性分析，它的工作模式集中在平均质与平均量的结合层面。这种逻辑实现对象向“研究对象”的转化，生成政治经济学的特殊逻辑，生成方法本体：劳动二重性存在理论及其认识范畴。由二重性认识论导引，历史规定上的存在论转向知识论，劳动价值论的结构元素转化为具有知识蕴涵的质与量的结合。对象由此建立为一种“理想型”。这是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本体。理论模型是这一意向下的同时涵盖方法论具体规定性的规定，亦即，它达成的恰恰是质态( 分析) 和量态( 分析) 的结合——现实态。劳动价值论的实践本体是量与质结合的实践空间，即实现数字与实证对象的结合。由于“赋值活动”( 质规定量的实践过程) ，存在论、知识论进一步落实为实践论( 规定) 。因此，某种意义上，计量模型进而达成的也恰好是为“现实态”而工作的实践逻辑，是从逻辑模型外化角度来看的现实态的工作态。[3] 简单小结：（1）从《资本论》具有百科全书研究性质特点所传递的信息看，马克思原初的想法是希图通过《资本论》文本建立政治经济学的总体研究体系，即广泛涉及广义政治经济学与狭义政治经济学逻辑统一的总体政治经济学体系；（2）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论》仍然是“整体六册计划”的一个浓缩本，因而不仅它的研究方法是总体性质的，而且在内容上广泛涉及前资本主义（包括中世纪的、古代的直至原始时代）发展历史，乃至关于未来社会的重要论述和设想，《资本论》因此可以说是一部关于社会本质经济关系分析与具体经济运行分析相逻辑统合的系统科学著作，是真正意义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百科全书的总体研究范式；（3）从《资本论》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确立了逻辑分析典范看，《资本论》的总体研究性质归根结底是方法论的，它的全部意义在于促进唯物史观的发展、不断成熟乃至完善，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作为唯物史观的最为精确的经济表达。（4）广义政治经济学真正的含义乃是在于说明它是唯物史观的最为直接的政治经济学表达；（5）从这一角度，《资本论》不仅不是纯粹的狭义理论逻辑体系，而且实质上，它作为一个总体经济体系的功能正是推进方法和内容的不断有机融合；（6）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则进一步表明：以广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研究不仅可以提供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说明，也同时可以具体指导关于社会主义现实发展的理论构建。马克思为了完成《资本论》的系统写作，真正推翻全部旧的经济学，可以说是作了毕生的准备，所做的大量笔记或读书札记中不仅包括哲学、经济学，还包括数学、自然科学，直至包括经济人类学和历史学。马克思恪守研究方法本身作为叙述方法约束的研究原则，因而在他看来，全部资本主义历史不过是一部资本主义不断生成、发展史，包括商品关系和资本关系。这样就必须认识到，由《资本论》所建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逻辑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特殊逻辑，也是一个包含一般的历史总体分析逻辑。[27] 叙述方法叙述方法是研究方法的形式，即讲述方式和形式，体现为文本的呈现结构。因此，凡是人们看到《资本论》中广义研究与狭义研究的直接差别的地方，相反，恩格斯却始终坚持用辩证的方法来认识和规定它。就价值概念而论，他格外强调：“法尔曼的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以及相应所形成的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28] 我们看看马克思自己怎样说：“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 个先验的结构了。”[29] 归根结底，《资本论》方法是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资本论》整体采用科学的历史抽象法，马克思称为“研究和叙述相结合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这一方法是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完整地在逻辑上再现出来的根本保证。马克思强调：叙述必须服从研究。马克思正是充分运用这一科学方法全面剖解了“商品－资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逻辑典型。有人凭据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的说法，即“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英国是这种生产的典型地点。因此，我从这个国家借用了主要的事实和实例作为我的理论的例证”，认为《资本论》文本所论仅仅关涉英法古典资本主义，断言这一分析（尤其以劳动价值论为甚）不仅根本是一个狭义逻辑，而且也是对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逻辑的一个“简单扬弃”。这显然是完全错误和站不住脚的。[30] 因为不仅马克思在此处已经声明“物理学家为了认识自然过程，或者是在现象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时考察这些现象，或者是在尽可能保证现象按自身规律性展开的条件下从事实验”（这种方法准确的说，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典型方法，而且是理想类型研究方法，类似的分析可以参见《资本论与科学研究方法》），而且如同恩格斯后来所指出的——《资本论》是一项“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31] 这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归根结底是说明研究工作的思想根据的，就这一点而言，它并非“中性”的。因此，人们对于马克思的误解在这里就成为一个认识缩影。“我相信这是一个错误，是对马克思的科学能力的一种不公正的看法。他在一生中保持着早年的爱好。他喜欢某种形式的类推法，这可以在他和黑格尔的争辩中找到。他喜欢证明自己是个黑格尔主义者并引用黑格尔的语句。但仅此而已。他从未将实证科学引入形而上学的歧途。”熊彼特正确说明了马克思的工作性质以及“经济学方法论”的性质和宏旨：“马克思作为社会学家，为完成他的使命运用了一个武器，这就是掌握和支配广泛的有关历史和现实的资料。”[32] 以上所阐述的由广义政治经济学所直接引发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研究，仍然侧重于“方法”性质。它从方法论角度内在地给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范式构建的具体逻辑。并且可以理论暗示：这一逻辑能够深层次地引向于《资本论》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确实，我们通过对《资本论》进行现代解析，不仅从中可以挖掘到《资本论》逻辑与现代经济理论及问题的多层次的理论接口，而且进而可以寻求到直接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众多建设逻辑。表明：现代政治经济学范式构建，不仅乃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直接产物，而且直接是基于《资本论》方法进行范式转换和现代重建的产物。更进一步，这一方法命题与卢卡奇（1922）关于马克思方法论的权威表述，同样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卢卡奇在说到“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时，他不仅在指一种科学认识论，而且同样在指一种科学实践观。也充分表明：正是经由这一方法论深掘和改造，唯物史观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而言，才不再只是作为“纯粹哲学”，而是作为“实践的哲学”，即作为经济哲学层面以及经由经济哲学层面实现向经济学层面进行源源不断转化的一种方法论的存在。[33] 总之，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可避免地面临任务：承担创造性理解马克思的作品，促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这个历史任务所以要求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科学内涵，更为重要的是，也需要明确其“保卫的工作内涵”——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在继承和创新意义上的具体发展道路和实现方法手段的选择以及寻求中国经济学原创的理论和思想。历史既然已经将其过程“总体”呈现了出来，那么，我们应当更多地使用历史性质的方法来剖析历史过程。[5

一、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是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因为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中心”为中心,故名.他们主要认为资本主义宣扬理性主义和工业,而理性主义和工业却并非给人们带来好处,社会出现了技术危机,人们愈来愈受到科技异化的控制,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重新审视科学技术的价值.法兰克福学派把技术理性批判进一步引向了意识形态批判,这为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活动年代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主要有德国的马克斯·霍克海默、狄奥多·阿多诺、尤尔根·哈贝马斯,美籍德国犹太人艾里克·弗洛姆等.　　 　　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该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批判,通过重新解读自然的观念,力图赋予自然以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并以这样理解的自然和文化概念来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重新理解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以此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并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想——生态社会主义.这一流派旨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批判功能与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相结合,寻找一种能够指导解决生态问题及人类自身发展问题的“双赢”理念.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安德列·高兹,美国的詹姆斯·奥康纳等.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最有影响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出现的一种企图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按照存在主义的精神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其代表人物除法国人让·保罗·萨特外,还有法国的列斐伏尔等.　　 　　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党所宣扬的一种社会主义,是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1899年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首次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民主社会主义是世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所信奉的政治理论.而这些党派在二战以后,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为战后重建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基本理念和追求的基本价值是自由、平等公正、合作互助；他们的目的是建设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并推进国际民主的“社会主义”,形成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即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加上社会福利国家建设；他们实现的政治手段是民主.代表人物有德国的爱德华·伯恩施坦,俄国的梅德维杰夫等.　　 　　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是西方大约一个多世纪以来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思想理论.它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它的主要特征是：1）把资源配置形式和社会制度分离开来.把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分开来.他们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的性质是没有关系的.2）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市场社会主义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如英国学者科亨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是因为它克服了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存在一个不拥有资本的与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家.”但他们对生产资料公有的具体形式有不同的看法,如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全民股份制等.3）他们主张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这也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但是在多大范围、何种程度上、何种方式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学者的主张各不相同.在西方左翼学者提出的种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影响较大的是英国学者戴维·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美国学者约翰·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美国学者戴维·施威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　　 　　管理学派的马克思主义　　 　　该学派关心的是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相比,他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整个过程,而不仅仅是早期的资本主义.他们更热衷于把资本主义划分成不同阶段和过程,探讨每个阶段和过程中财富积累的各种模型和模式.他们重点研究财富积累是怎样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即：资本主义财富积累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关系：是资本主义财富积累推动了其政治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又导致了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危机的加剧.他们探讨资本主义危机实际上是探讨财富积累的危机.与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相比,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关心的是国际分工,管理学派关心的则是财富积累的过程,二者应相互补充.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大卫·高登、法国学者米克尔·阿格雷塔等.　　 　　分析马克思主义　　 　　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英美等国兴起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发展潜力较大的思潮之一,是20世纪初以来流行于英美地区的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相结合的产物.该学派运用现代数学、数理逻辑和模型分析等手段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试图为其确立“微观基础”.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分析哲学家G.A.科亨、美国的约翰·罗默、威廉·肖、乔·埃尔斯特等.　　 　　世界体系论的马克思主义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新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提出的一种理论学派,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与现状的总体性研究,展示一幅超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化解南北矛盾、构建“和谐世界”这一人类社会理想的发展图景.这一理论的创立者是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和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　　 　　该学派把马克思主义描绘成乌托邦的做法在西方社会从来也未中断过,但是他们所描绘的乌托邦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不同.从理论上说,乌托邦与马克思主义是彼此矛盾的,因为马克思本人是反对乌托邦的,认为乌托邦是一种理想,没有现实可行性.但米歇尔认为乌托邦与现实还是更接近,对现实也是很有作用的.由于苏联崩溃给西方留下不好的印象,使人绝望.因而,乌托邦与现实社会主义更是不能一样的,需要描绘出一个更加令人信服的社会主义蓝图.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米歇尔·赫伯特,美国学者迈斯纳等.　

如魏文侯所言，若要了解马克思，汉语的马哲教科书大抵是不值得利用的，直接看马恩的原著效果要好许多。作为入门，觉得以下几本不错（按建议阅读顺序排名）：1、《共产党宣言》（重点看第一章）；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个很短的未竟之作，属于1857—1858年手稿系列，是《资本论》的准备工作）；3、《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是一些草稿的散乱拼凑。各种版本都会附上短短几百字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读完想必会对马克思有一个最浅的可靠味觉。但是，想要从中提取某种”体系“或”纲要“，就不太惹马克思他老人家高兴了。他的思考是很有灵气的，也是很实际的，我们不能把他的书当作某种”原著“，好像就是用来萃取”指示“、”方法“的质料。我们要让它们”活“起来，和我们当下的所思所想交合，这样看来，它们有些像《凤凰周刊》、《南风窗》上的深度评论。这样一来，那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煌煌教科书，实在显得煞有介事。我怎么从没听说过《柏拉图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新康德主义哲学导论》？若真需要一个简洁明了的”纲要“，那么《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思想政治理论考试分析（20xx年版）》（俗称“红宝书”）第二部分《20xx年思想政治理论考试大纲分析》第一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是最佳选择。万把字，比其他任何教材都利索。几十万字的教材，就是把这万把字说得翻来覆去。再介绍两本外国人的二手书：大卫麦克莱伦的《马克思思想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红皮封面）作为”纲要“也不错。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对马克思的”哲学“意义的最佳发挥。马克思自己是无意哲学的，”哲学“在他的文章里一直是个贬义词。最费马克思心力的，是汗牛充栋的经济学研究手稿，仔细读完它们可能得几年，若想先尝滋味，可阅读《资本论（节选本）》（人民出版社）。虽是初涉马克思，也应把眼光投到他的经济学，否则很容易误解他的思想全景。当然，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是带有哲学味道的经济学研究，不是纯实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萨特生平著作年表 （选自高宣扬著《萨特传》，1986年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 1905 让·保尔·沙特六月二十一日生于巴黎第十六区米涅阿德街（Rue Mignard）二号一个海军军官家庭。 1906－1911 沙特的父亲海军军官让·巴蒂斯特·沙特，因患肠热病去世后，沙特母子随外祖父母居住在默东（Meudon）。 1911 随外祖父夏尔·斯威哲移居巴黎勒高尔夫街（Rue Le Goff）二号。 1912－1913 沙特开始读福楼拜著作《包法利夫人》等，并开始练习写“小说”：《为了一只蝴蝶》、《卖香蕉的商人》。 1913 就读于蒙台涅中学。 1915 入巴黎亨利四世中学。学年末老师评语：“全面优秀”。 1916－1920 母亲改嫁海军工程师芒西后，随母亲及继父移居拉罗舍尔市。沙特入该市中学。 1920 沙特重返巴黎亨利四世中学。 1922 沙特获中学业士毕业文凭。 1922－1924 在路易大帝中学读大学预科，准备考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1923 发表小说：《有病的天使》（L"Ange du morbide）和《猫头鹰耶稣——一位外省教师》（Jesus la Chousette, professeur de Province）。 1924 与保尔·尼让、雷蒙·阿隆和达尼尔·拉加斯一起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 1928 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得哲学博士学位。 1929 在准备考取中学哲学教师资格文凭时，遇西蒙·德博娃，从此结下终身之交。考试通过，题目为：《自由与偶然》；沙特名列第一，西蒙·德博娃第二。十一月，开始为期十八个月的服役，当上气象兵。利用业余时间，集中考虑偶然性问题，并写小说：《关于真理的传说》和独幕剧《艾比默黛》。 1931 二月，服兵役期满，拒绝当士官生，遂复员任教于勒阿弗尔中学。六月，出版《关于真理的传说》（Legende de la verite）。年底，开始写论偶然性的论文，此为《恶心》初稿。 1933 九月，继雷蒙·阿隆之后，到柏林法兰西学院，作为官费研究生，攻读胡塞尔现象学。 1934 在柏林完成《恶心》第二稿。写出《论自我的超越性》。九月回到勒阿弗尔中学，继续任教。 1936 出版《论想像》（L"Imagination）。沙特、西蒙·德博娃与奥加尔开始过“三重奏”的共同生活。后德博娃依据“三重奏”生活的失败经验，写出小说《女宾》（L"Invitee）。七月初，爆发西班牙内战。十月，沙特在巴黎东北部的拉昂中学任教，德博娃在巴黎莫里哀中学任教。 1937 沙特在巴黎巴斯德中学任教。《论自我的超验性》、（Essai sur La Transcendance de l"Ego）在巴黎正式出版。 1938 三月，出版《恶心》（La Nausee），获舆论界好评。七月，写出小说《一位要人的童年》（L" Enfance d"un shef）。 1939 一月，发表小说集《墙》（Le Mur）。撰写论胡塞尔、莫里亚克、纳波科夫，德尼斯·德鲁兹芒、夏尔·莫尔干和福克纳的论文。九月二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全国总动员，应征入伍，前往南锡报到，后随军驻阿尔萨斯地区，并利用闲暇写《懂事的年龄》和《存在与虚无》。十二月，发表《关于感情的理论概论》（Esquise d"une theorie des motions）。 1940 四月，《墙》获民众小说奖。六月二十一日，沙特与马其诺纺线的其他法国守军，未经交战，一起被俘。关押在德国特列夫战俘营。在营中，为神父们授海德格哲学课，并在圣诞节时，编导话剧《巴里奥那——神之子》（Barionaou le Fils du tonnerre）。 1941 三月底，沙特自战俘营获释。任教于巴斯德中学，结识瑞士画家吉亚柯美迪。与默里奥·彭迪合办“社会主义与自由”知识分子抵抗组织。因法共不予以支持，该组织不久自行瓦解。夏，骑自行车旅行各地，会见吉特、马尔罗等人。九月在孔多塞中学任教。写剧本《苍蝇》。 1942 发表一部份日记，写完《苍蝇》剧本。 1943 年初参加法国全国作家协会，并为法共领导的地下文学刊物《法兰西文学报》撰稿。四月，出版《苍蝇》（Les Mouches），六月二日，首次演出。夏初，出版《存在与虚无》（L"Etre et le Neant）。天主教哲学家卡普里尔·马塞尔首先使用“存在主义”一词。 1944 发表论布里斯·巴连和弗兰西·彭日的文章。三月，在马塞尔·莫列家参加关于犯罪问题讨论会，与乔治·巴戴、马塞尔等人争论。五月，在卡缪的陪同下，认识颓废作家热内。《密室》（Huis clos）首次上演。八至九月，写巴黎解放的报导文章。九月，建立《现代》杂志编委会，马尔罗拒绝参加。与海明威相见。年底，发表文章回答法共对存在主义的批评。卡缪委托沙特以《战斗报》记者身份访美。此后不再任教。 1945 《密室》出版。长篇小说《自由之路》之第一部《懂事的年龄》（L"Age de Raison）和第二部《延缓》（Le Sursis）同时出版。一月十二日，作为《战斗报》和《费加罗报》记者前往美国，直至五月为止。认识多罗列（M. Doleres V），见罗斯福总统，参观好莱坞。夏，与德博娃一起访问比利时，参加天主教出版社组织的狂热。十月十五日，《现代》杂志第一期出版。十月底，在“今日”俱乐部组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讨论会。年底，再次赴美。 1946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死无葬身之地》（Morts sans sepulture）、《可敬的妓女》（La Putain respectueuse）、《关于犹太人问题》（Reflexions sur la question jutive）和《戏演完了》（Les Jeux sont faits）出版。五、六月，前往瑞士参加学术讨论会，在洛桑遇安德列·哥尔兹。不久，前往意大利。《现代》杂志编委会内部发生严重分歧，雷蒙·阿隆离开编委会。七月，《现代》刊登沙特著《唯物主义与革命》（Le Materialisme et la Revolution），第一次探讨马克思主义。法共指责沙特的唯心主义。沙特谴责戴高乐派。十一月，前往荷兰，起草《什么是文学？》。开始与阿尔伯特·卡缪争吵。 1947 发表《境况种种》第一集（Situation I）、《论博德莱》（Baudelaire）和《戏剧》第一集（Theatre I）。二月，《现代》开始连载《什么是文学？》（Quest-ce que la literature?）四月，著文为亡友尼让申冤，驳斥法共诽谤尼让的言论。五月底，参加论卡夫卡的讨论会。六月二日，在法国哲学会发表《自身意识和自身的认识》（Conscience de soi et connaissance de soi）。支持让·热内为“七姐妹星文学奖”候选人。九月，参加电影学术讨论会，会上发表《戏演完了》剧本。十至十一月，在电台主持《现代杂志评论节目》，反应强烈，后被取消。沙特与雷蒙·阿隆和柯斯特勒争吵。十一月，由沙特、卡缪、汝塞等签署的《现代》和《精神》两杂志编委会的国际呼吁书发表。 1948 发表《肮脏的手》（Les Mains sales）、《境况种种》第二集以及电影剧本《啮合》（L"Engrenage）。二月，前往柏林参加《苍蝇》演出仪式。与汝塞等人建“革命民主联盟”、奉行“第三条路线”。四月二日，《肮脏的手》首次公演，极为成功，但受法共方面猛烈攻击。五月，支持建立以色列国。十月，梵蒂冈将沙特著作列为禁书。十一月抗议美国方面歪曲《肮脏的手》的内容，使之成为“反苏”宣传。年底，沙特开始研究道德问题。 1949 出版《自由之路》第三部《心灵之死》（La Mort dans l"Ame）、《境况种种》第三集（Situation Ⅲ）和《关于政治问题的谈话》（Entretien sur la politique）。一、二月，卢卡奇访法，沙特与卢卡奇争论。五月，与作家莫利亚克争论。夏，访中美各国，再次遇海明威，多罗列相陪。十月，辞去革命民主联盟职务。年底，在《现代》杂志连载《自由之路》第四部的一部份。 1950 放弃对道德的研究，转向历史与经济问题，钻研马克思著作。一月，与默里奥·彭迪揭发苏联集中营的设置。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因政治意见分歧，与默里奥·彭迪发生争论。 1951 纪德逝世时，著文哀悼。六月七日，《魔鬼与上帝》（Le Diable et le Bon Dieu）首次公演，《肮脏的手》拍成电影。 1952 发表《圣热内——喜剧作家受折磨的人》（Saint Genet, Comedien et martyr）。一月，总统奥里约接见沙特。沙特就亨利·马丁拒绝前往印度支那打仗而被捕一事，提出抗议。沙特为论述亨利·马丁事件一书作序。七月，《现代》发表《共产党人与和平》（Commuistes et la Paix）的第一部份。八月，发表《致卡缪书》（Reponse a Albert Camus），与卡缪的友谊从此断绝。十、十一月，发表《共产党人与和平》第二部份。此后四年，沙特大部分精力耗用在政治问题上，与法共关系改善。十一月，邀毕卡索、卓别林到米雪尔·维安家做客。十一月五日，同法国作家协会签署反对冷战的声明。十二月，参加维也纳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到西德弗莱堡参加学术讨论会并会见马丁·海德格。 1953 一月，到法兰西学院参加默里奥·彭迪首次开课仪式。三月，再次与莫里哀争论。默里奥·彭迪正式辞去《现代》编委职务。七月，到罗马改变大仲马原著《金恩》。十月，为《亨利·马丁事件》一书写序。十一月，《金恩》（Kean）首次上演，年末，拟出写自传的计划。 1954 一月，参加大会抗议“欧洲国防委员会”（C.E.D.）的成立。二月，到比利时参加东西方作家会议，遇布莱希特。五、六月，为摄影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写序。与雷诺工厂谈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参加柏林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第一次访问苏联。回巴黎在《解放报》和《团结报》发表访苏观感。夏，到意大利见陶里亚蒂。十二月，被任命为法苏友协副主席。发表《金恩》（Kean）。德博娃的《一代名流》（Les Mandarins）发表。 1955 六月，《涅克拉索夫》首次上演。参加赫尔辛基世界和平运动大会，再遇卢卡奇。默里奥·彭迪发表《辩证法的冒险》批评沙特。九、十月，访问中国。年底，著文盛赞新中国。拍摄电影《沙勒姆的巫婆》（Les Sorcieres de Salem）。 1956 与伽罗第探讨比较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福楼拜。一月，抗议法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政策。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欧洲文化协会，与默里奥·彭迪争论。五月，在巴黎大学发表《意识形态与历史》（Ideologie et histoire）。七月，认识阿尔列特·埃尔·卡伊姆（Arlette El Kaim），十月，匈牙利事件爆发，沙特对《快报》发表声明，谴责苏联，辞去法苏友协职务。十一月起《现代》杂志连载《史达林的幽灵》（Le Fantome de Staline）。 1957 支持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在波兰杂志上发表《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Existentialisme et marxisme）——成单行本出版时改名为《方法问题》（Questions de methode）。开始写《辨证理性批判》，为哥尔兹的《叛徒》（Traitre）写序。多次抗议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非正义战争和非人道镇压措施。 1958 集中写《辨证理性批判》。与哲学家让·瓦尔（Jean Wahl）参加“辨证法与异化”讨论会。五月，上街游行反对戴高乐重新上台。接受约翰·胡斯顿（John Huston）要求，写关于佛洛伊德电影剧本。 1959 支持弗朗西·尚松领导的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地下联络网的活动。九月，《阿尔及利亚的被监禁者》首次公演，获得成功。前往爱尔兰与约翰·胡斯顿创作关于佛洛伊德的电影。 1960 《辨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re）出版，一月四日，卡缪死于车祸，沙特著文哀悼。二月中旬，访问古巴，与卡斯特罗关系密切。见格瓦拉。五月，赴南斯拉夫，受铁托元帅接见。八月，在“一百二十一人宣言”上签名，支持在阿尔及利亚前线造反的法国士兵。沙特从巴西寄信给审判尚松联络网的法庭，表示支持尚松联系网的活动，引起戴高乐派分子反对。 1961 五月四日，默里奥·彭迪去世，《现代》杂志发专刊纪念。七月十四日，沙特住处被炸。七月底到十月，到意大利，会见弗朗兹·法农，并为其书《世界的受苦人》（Damnes de la terre）写序。十二月，与哲学家伽罗第、罗杰（Vigier）和伊波利特争论辨证法问题。年底，到罗马参加葛兰西学院组织的“论主观性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会重新研究福楼拜。 1962 一月七日，沙特住处再次被炸。二月，游行反对法西斯势力。三月，在比利时参加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讨论会，并向电视电台发表谈话：《论法国的法西斯主义》。三月十四日，被选为欧洲作家会议副主席。六、七月，再次访问波兰、苏联、受赫鲁晓夫接见。七月，在莫斯科参加作家会议，发表论文化的非军事化的演说。 1963 至一月中旬，在莫斯科忙于筹建国际作家联盟，八月五日至八日，在列宁格勒参加欧洲作家联盟，发表论小说的演说。发表《字句》（Les Mots）。十一月，访问捷克，认识作家安东宁·黎姆（Antonin Liehm）。参加《阿尔托纳的被监禁者》在布拉格的演出仪式。 1964 在意大利出版《哲学与政治》（It Filosofo e la Politica）。出版《境况种种》第四、五、六集（Situation Ⅳ.Ⅴ.Ⅵ）。四月，在巴黎参加教科文组织的论齐克果的讨论会。五月，在罗马参加葛兰西学院组织的“论道德与社会”的讨论会。六月，访苏，为《字句》的俄译本写序。八月，著文悼念意共领袖陶里亚蒂。十月十五日，得知将获诺贝尔奖金的消息。十六日，致信诺贝尔奖金委员会，表示谢绝。十月二十二日，瑞典皇家科学院不顾沙特的拒绝，仍然决定向他颁发奖金。十二月，在互助大厅参加关于文学问题的争论会。 1965 出版《境况种种》第七集（Situations Ⅶ）。《特洛伊城女人》首次公演。拒绝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访问，沙特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不到敌人那里去，”以抗议美帝在越南的罪行。八月，赴苏联访问。十月，在欧洲作家联盟会议上发言，论述作为“先锋队”的作家使命。年底，支持密德朗作为总统候选人。 1966 《现代》杂志发表论福楼拜的部份内容。五、六月间，访苏。七月，接受罗素的邀请，同意成立国际战犯审判法庭，调查发动越南战争的战犯罪行。九、十月间，访问日本并发表知识分子的演说。十一月，在伦敦参加国际战犯审判法庭的组织会议。十二月四日，到波恩参加论戏剧的讨论会。 1967 二、三月间，赴埃及访问并参加讨论会。与纳塞尔会见，访问巴勒斯坦难民营。三月下半月，访问以色列，与列维·埃斯科尔（Levi Eshkol）会谈。四月十三日，致函戴高乐总统请求允许国际战犯审判法庭在巴黎召开。戴高乐复信拒绝。五月，该法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开庭，沙特人执行主席。五月末，拒绝参加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队莫斯科公审不同政见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尔表示抗议。《现代》杂志发专刊论以色列与阿拉伯问题。支持在波利维亚被捕的法国作家雷吉斯·德伯雷（Regis Debray）。十一月至十二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国际战犯审判法庭第二次审判大会。 1968 一月，患动脉炎，未去哈瓦那参加文化会议。三月，参加支持越南抗美斗争的大会。去南斯拉夫休养。五月六日，支持学生造反；十二日，对卢森堡电台发表讲话，支持学生造反；二十日，到巴黎大学参加造反的学生们组织的讨论会，并与学生领袖柯恩·邦迪谈话。批判法共的消极态度。六月，与雷蒙·阿隆发生激烈争论。七月，对西德《镜报》杂志谴责法共背叛五月革命。夏，在意大利支持对威尼斯电影节的造反行动。八月二十四日，谴责苏军入侵捷克。十一日前往捷克，参加《苍蝇》和《肮脏的手》的公演仪式。 1969 一月三十日，母亲去世。二月，与米谢·傅柯等人游行，反对开除巴黎大学三十四名学生。反对教育改革。五月，发表声明支持托洛斯基分子阿兰·克里维因（Alain Krivine）参加总统竞选。夏，访意大利、南斯拉夫，继续写论福楼拜的著作。十一月，与莫利亚克等要求释放在玻利维亚被捕的法国作家雷吉斯·德伯雷。十二月，在电视台接受记者采访，谈越南问题。抗议苏联将索忍尼辛开除出作家协会。 1970 为捷克作家东宁·黎姆的《三代人》作序，表示与苏联最后决裂。四月，《人民事业报》负责人勒唐代克和勒伯利被捕。沙特自第二十期起接任社长，并任《我控诉》、《一切》、《革命》等报刊的领导职务。六月十九日，因《人民事业报》上发表的文章，沙特被指控犯有诽谤罪。六月二十日及二十六日上街叫卖报纸，受警方拘禁质询，旋被释放。九月，为勒唐代克和勒勃利案出庭作证，宣布：“如果他们有罪，我比他们更有罪；假如他们是无辜，我也比他们更无辜。”年内，应邀访问越南。 1971 五月，出版《家庭中的白痴》（L"Idiot de la famille）的第一、二卷。在《我控诉》杂志上发表《论人民的正义性》（Sur la Justice populaire）四月，因古巴逮捕诗人赫伯多·巴迪亚，与卡斯楚断交。 1972 出版《家庭中的白痴》第三卷及《境况种种》第八、九集。二月，到雷诺汽车厂讲话，被警卫人员赶出。三月，参加被杀害的毛派分子奥凡奈的葬礼。四月，致信给海德堡大学学生组织，指出资本主义已“病入膏肓”。十月，发表《我们控告共和国总统》（Nous accusons le Preisdent de la Republique）。十二月，与一百多名知识分子联合发表《新的种族主义》（Le nouveau racisme）。 1973 出版《境况剧》（Un Theatre de Situations）。二月，接受西德《镜报》杂志记者采访，为西德“赤军”活动辩护。在《现代》杂志发表《选举——屁眼儿们的诡计》（Election Piege a cons）。同记者谈《在法国的毛派》。五、六月份，双目濒于失明，无法看书写字，但继续开展社会活动。《解放报》创刊。 1974 出版《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evolter）二月，弗朗西·尚松发表《生活中的沙特》（Satre dans sa vie）五月，因视力严重衰退，辞去《解放报》领导职务。拒绝参加总统选举投票。五月二十六日，在沙特家组织关于《造反有理》讨论会，赫伯德·马儿库斯前来参加，沙特第一次与马尔库斯会面。夏天，开始向西蒙·德博娃讲述生平事迹。十一月，接受电视二台建议，准备《二十世纪七十五年历史讲座》。十二月，去西德斯图加特市监狱探视被捕的西德赤军领袖巴德尔。十二月，访问矿区列文（Lievin），控告矿主不负责任导致矿井内发生不测事件。 1975 六月二十一日，七十岁生日，《新观察家》发表米谢·贡达访问记，以《七十岁自画像》为题连载三期。六月二十九日，发表致捷克哲学家卡列·柯西克（Karel Kosik）的信，支持他的政治观点，谴责捷克政府追随苏联当局迫害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九月，中止历史讲座电视节目，沙特批评政府的无理干涉。 1976 出版《境况种种》第十集。《沙特自演》（Sartre par luimeme）电影拍成。二月，与其他五十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联合签署声明谴责苏联当局逮捕米海依尔·斯特恩医生。十一月，在以色列驻巴黎使馆接受耶路撒冷大学授予之荣誉博士。 1977 发表《权力与自由》（Pouvoir et Liberte）、《沙特与妇女》（Sartre et les femmes）、《论音乐的谈话》（Entretien sur la musique）及《自由与权力并不是并列而行的》（Liberte et pouvoir ne vont pas de pair）。二月，反对德美霸权主义，发表《社会主义支持者与欧洲的建设》（Les militants socialistes et la construction de l"Europe），七月，布里兹涅夫访问期间，沙特会见流亡法国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十二月，在《世界报》发表《致以色列朋友》，号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对话。巴黎伽里马出版社发行一部由沙特自导自演的影片《沙特自传》（Sartre par Lui-meme）。 1978 在埃尔·卡伊姆陪同下，去耶路撒冷，会见被占领地区巴勒斯坦知名人士。六月，反对政府禁止德籍学生领袖柯恩·邦迪延长在法居留权。 1979 六月，与雷蒙·阿隆一起为越南难民向总统请愿，要求政府救济越南难民。十一月，《晨报》刊登《沙特论左派：绝望和希望》一文，认为“政党是右派搞起来的，左派应该通过群众运动发动起来。”年底，苏军入侵阿富汗，沙特严厉谴责苏联侵略。 1980 《新观察家》连载沙特访问对话录：《希望，在今天……》（L"espoir, maintenant…）。同时，刊登沙特另外两篇谈话录：《博爱与暴力》、《犹太史和排犹主义》。三月二十日，因肺水肿入巴黎勃鲁塞医院。四月十五日晚九时病逝于医院。享年七十五岁。四月十九日出殡，数万群众前来哀悼。火化后，骨灰入蒙巴纳斯公墓。 1981 巴黎伽里马出版社将沙特的小说作品（Jean-Paul Sartre, Oeuvres romanesques, Gallimard , Paris ,1981）,作为法国经典作品系列的一部分，编入“七姐妹图书系列（Bibliotheque de la Pleiade）中，表明沙特小说已被法国文学界公认为“文学大师级的经典作品”。这部书为研究沙特的小说及其创作思想提供了完备的资料。同一年，西蒙·德博娃发表她与沙特的对谈录《告别礼》（Simone de Beauvir, La cerimonie des adieux, 1981） 1983 沙特的义女整理和发表了沙特生前未完成的论道德的著作：《为一种道德而写的笔记》（Sartre, Cahiers poour une morale: 1947-1948, Gallimard, Paris , 1983）。这本书是沙特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期间思索道德问题的○星笔记。沙特当时本来打算系统地阐明他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所奠定的论理学原则，但是未能完成。在这本书中，显示出沙特的存在主义道德的核心概念是自由。同一年，伽里马出版社出版了沙特的《奇特的战争笔记》〔Sartre, Les carnets de la Drole de guerre(1939-1940), Gallimard, 1983〕。 1984 伽里马出版社出版了两卷集的沙特书信集：《致河狸及其他人的信札》〔Sartre, Lettres au Castor et a quelques autres (depuis 1926), Gallimard, Paris, 1984〕。同一年，沙特关于佛洛伊德而写的电影剧本《佛洛伊德剧情概要》〔Sartre, Les scenario Freud (1958) , Gallimard Paris, 1984〕出版。 1985 沙特的义女整理并出版了沙特未完成的遗著《辨证理性批判》第二卷（Sartre,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Tome Ⅱ:L"Intelligibilite de l"Histoire , Gallimard, 1985）。这本书是沙特在一九五八年撰写但未完成的作品。沙特本来计划写两大部分，即共时的总体化过程和历时的总体化过程。在沙特看来，既然历史是由于稀有性而在紧张的领域中产生和发展的，所以，关于历史的可理解性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历史中的斗争的可理解性的问题。 1986 沙特的朋友热内（Jean Genet）和沙特的最亲密的朋友西蒙·德博娃先后逝世。西蒙·德博娃的遗体入葬于沙特的墓穴中。

狼图腾

什么是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这是引用哥白尼式的革命雨韵

在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之关系的探究中,康德和黑格尔的对比是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其中有一种倾向由来已久,就是把康德和黑格尔对立起来:或“扬黑抑康”,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传承关系,甚至把马克思和德国哲学的关系简化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搁置或淡化康德的影响;或“扬康抑黑”,强调马克思和康德的内在传承,认为德国哲学对马克思思想的积极影响主要来自康德,而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大多是消极的。无论哪一种观点,肯定都包含着对该论题某一方面的深刻见识。而两种观点的对立,究其原因,则或是基于对理论内容的某个节点或某个方面的固执,或是出于某种政治立场的前见。就这段思想史本身的内涵来说,上述相互对立的解读倾向、具体观点终可超越自身,包容他者,最后通融化解为对于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相互关系的更加丰富、深刻、具体的新理解。 先看“扬康抑黑”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康德哲学的根本精神是对先验理性的同一性原则和总体性原则的拒斥,和对基于经验的差异性原则和个体性原则的诉求。康德哲学以此伸张了近代启蒙以来的批判精神和自由理念,并与马克思那种革命的充满批判精神的自由理想保持了内在的一致。康德认为,人类理性的能力和运用范围是有限的,它只有基于经验材料的整理才能得出普遍有效的真理;如果妄用理性,便会陷入“二律背反”。这派学者们认为,黑格尔导致的不良哲学后果就在于,他避开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重建了新的形而上学。因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借助于历史过程概念建立起的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实质是忽视经验个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把生活世界的统一性根据归结于非历史的形而上学原理,以此重建了绝对同一性和普遍总体性的强制原则,使个体自由原则成为不可能。由此观之,黑格尔哲学的根本精神与马克思革命的批判的自由理想背道而驰。 上述观点自有其学理上的深刻根据和洞见。它带有强烈的政治关怀和意识形态动机,其根本点是反对同一性强制,倡导个体自由。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特定历史背景下那种要求思想解放的问题意识的延续。但这种问题意识在今日中国的时代条件下似已过时,因为今日中国的根本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思想解放;个体性原则在社会生活中早已是实际通行的至上原则,并且随着现代性和全球化在中国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深度扩张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后果:个体性原则蜕变成恶性的私利至上原则和全社会的物质主义导向,并由此导致财富分配恶化、民族精神的实体不复存在、高等教育的理想濒于崩溃等等。这些才是今日中国的根本问题。退一步,即使从纯粹学理的角度看,这一派学者对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解也有不足之处。因为,在对理性的理解中,康德和黑格尔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康德不能容忍理性中的矛盾,把矛盾判定为对理性的非法使用所导致的一种困境,从而代表着人类精神的一个缺点,这就仍然没有摆脱知性形而上学的抽象和片面。黑格尔正是在这一点上不同于康德,黑格尔不仅容忍理性中的矛盾,而且认为矛盾具有积极意义,一切现实存在物都是包含相反规定于自身的具体的统一。如果非要从政治角度来看康德和黑格尔的这种差异,则容忍矛盾意味着更加宽容、更加尊重个体自由,正如刘森林教授指出的:“在这个意义上,认可矛盾、视矛盾为正常的、积极地对待矛盾的黑格尔式见解恐怕比视矛盾为反常、把矛盾的出现与‘先验幻相"相连接的康德式见解对于思想的进步更为有利”[1]。 再看“扬黑抑康”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正是在超越康德的意义上,黑格尔成为了马克思革命理论真正的思想来源;这种超越在于:黑格尔以理性与现实的同一这个原则重建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以此克服了康德的纯主观性原则,终结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内在化发展路向,从而使哲学获得一种全新自我理解,即哲学应该关注现实并成为时代精神的反映。正是这个新理解为后来马克思实现哲学的革命转向铺平了道路。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康德哲学的最大局限性在于其坚持主观性的反思原则,即客体是由主体来揭示的,内容必须由形式来决定。实际上,康德的客体作为被揭示物是一个缺席者,这个缺席者被设定为物自体;康德的主体作为先验统觉则只是从一切内容之物中抽象出来的空洞的统一性、一种纯粹的形式。这样,康德的现象与物自体最终都成了纯主观纯形式的概念,思想与事物的真实联系在此框架中被切断。这种情况下,康德无法思考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之间那种原初的“真实存在”的统一,转而思考两者之间“应当存在”的统一。这就产生了康德伦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把现实矛盾的解决推向“应当”,推给上帝与来生,由此使康德的自由概念沦为纯形式化的概念,不受制约的理性自我立法贬低为空虚的形式主义。正是康德“应当”概念的软弱性促使黑格尔转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市民社会研究。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哲学的任务是“了解现在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而不是提供某种彼岸的东西。”[2]黑格尔超越康德,让哲学由形式的真理变成内容的真理,重新获得了干预社会现实的能力。持“扬黑抑康”观点的学者认为,在黑格尔哲学中可以发现后来马克思那些批判性思想的真正源头:一是黑格尔的理性和现实同一的原则,是后来马克思理论与实践统一原则的原型;二是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即“对任何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否定的理解”,直接来自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 与前面“扬康抑黑”观点所表现的政治激情相比,“扬黑抑康”观点偏重学理的辨析和文本的读解。国内学界对黑格尔的这样一种肯定性理解,受到20世纪卢卡奇和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读的较大影响。卢卡奇研究黑格尔的直接动机是通过黑格尔的视角去重新发现马克思学说的革命本质,为此他强调黑格尔最重要的哲学主题是主客同一性的历史辩证法,他确实抓住了黑格尔与马克思传承中那个最重要的思想节点。科耶夫沿着相同的方向继续前进,他更加侧重于黑格尔著作(特别是《精神现象学》)的解读,在国际学界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由此观之,国内学界持“扬黑抑康”观点的学者对黑格尔哲学的肯定性理解,以及对黑格尔与马克思传承的强调,在理论上是有根据的。但必须指出,这种观点也有其致命学术缺陷,就是把康德和黑格尔对立起来,认为康德哲学的精神实质是抽象的、形式化的,只有黑格尔哲学才达到了对现实和历史的具体内容的理解并以此超越了康德。现在可以断言,对康德的这种理解以及由此导致的康德与黑格尔的对立,完全不符合思想史的实情,在文献上也缺乏根据。其实,黑格尔首开批评康德形式主义之先河。黑格尔不仅痛斥康德的“物自体”是极端抽象、完全空虚的东西,就连康德学说中与“内容”范畴联系最密切的“现象”概念,黑格尔也认为那“只是一个形式的说法”[3]。在断言康德理论理性的最后观点是“形式主义”之后,黑格尔将这一批判系统地扩展到康德伦理学。黑格尔认为,康德的自我立法(自律)追求的目标是普遍性,但最高的普遍性意味着排除一切特殊内容,剩下的就只还有普遍性的纯粹形式。于是最高的普遍性就是形式的普遍性,绝对的内容等于无内容,伦理学的实体“只剩下意识的同语反复”,那就是包含在意识自身的直接性中的一个空洞诫命里的“应当”。所谓立法作为一定的立法总有一个具体的内容,普遍性必须是“存在着的和有效准的东西”,它必须表现为具体的法权。[4]黑格尔喜欢用的实例是财产权,在这里,如果立法没有特殊内容而停留于极端的形式原则,就会使得财产公有制和财产私有制不存在任何矛盾,尊重财产权和偷窃同样能够成为普遍规律。[5]为了纠正康德伦理学之偏,需要把普遍性与特殊性联结起来。为此黑格尔对“道德”和“伦理”做出区分:所谓“道德”就是康德意义的主观立法、抽象的善良和良心,“伦理”则是主观善良与客观法律的统一,是能够把抽象善良落到实处的那些“规章制度”,它构成“现存世界的自由”之“有差别的内容”,是立法的的普遍性形式与生活实体之特殊性内容的有机统一。黑格尔指出,康德伦理学的缺点是固执于单纯的道德观点,而不使之向伦理的概念过渡,“康德多半喜欢使用道德一词”,结果是,不受制约的自我立法贬低为空虚的形式主义,道德律贬低为关于“应当”的空洞修辞[6]。 黑格尔对康德哲学形式化特征的这一指责是不公正的。这其中的关键在于,黑格尔似乎完全忽略了康德政治哲学的存在,当然更缺乏对康德政治哲学与康德整个先验哲学(特别是先验伦理学)之间关系的确当理解。而这些正是后来康德研究者热议不衰的一个主题。黑格尔视野的这一盲区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思想史谜案,我们应该从中得到的教训则是,无论“扬康抑黑”还是“扬黑抑康”,仅仅在先验哲学层面上去理解康德和黑格尔的得失及其与马克思的关系,虽然总能为某个观点找到某种片面的、有时甚至是深刻的根据,但最终又总是靠不住的。不如转换视角,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理解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或可找出一种圆融无碍而又确实符合思想史实情的理解。按此理解,无论康德、黑格尔还是马克思,他们的理论工作始终围绕着现代性的建构与批判这一时代主题,具体来说就是如何为现代政治奠定一个合理的基础,解决好私利与公共善之间的冲突。很显然,这个主题是政治的,而非先验的。从这样的视角可以看到,黑格尔确实达到了他那个时代对现代性最深刻的内容的理解,而康德的理论也绝不是什么纯形式的。 康德哲学中先验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内在张力,早在其《纯粹理性批判》结尾处做了明确的宣示:“我们理性之纯粹使用的最终目的”不在自然的知识领域,而在自由的道德领域[7];而康德道德哲学的最深动机则来自现代性的政治问题,表现为:康德哲学与法国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深刻、更加紧密,法国革命的领袖直接把康德哲学中“普遍的人”这一观念当做革命的思想旗帜,而大革命揭示的“人的权利”原则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得到最高的先验辩护。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说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仅仅这一评价就能证明马克思对康德的理解要高出黑格尔对康德的形式化指责。进一步看,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理念,即自由作为“自律”就是服从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法律这一概念,直接来自卢梭的公意学说,而这个自我立法在卢梭那里完全是一个现代政治问题。 由此出发,康德在他的道德哲学中直接注入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核心问题:私利与公共善是如何统一起来的?康德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将私利的追求分析为一个表示感性欲求的概念———幸福,而将对公共善的追求提升为道德的本意。这样,康德就在感性与理性、现象与本体这一形上层面,为现代政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先验的哲学基础。“三大批判”完成之后,康德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其理论兴趣完全转向政治问题,撰写了被称为“第四批判”的一系列政治哲学论著,系统探讨了自由与权利、劳动与财产、国家与法、公民社会与法国革命等政治问题。作为政治哲人,康德的哲学事业完全是以其对现代性政治的宏大关怀为最终指归的,黑格尔指认康德哲学的形式化、应然性弱点,似根据不足。如黑格尔批评康德固执于单纯的“道德”观点,而忽视向“伦理”概念即制度问题的过渡。但我们却看到,晚年康德政治哲学的一个突出论点,就是把政治制度的重要性看得高于道德问题。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康德提出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著名论断:无须道德,只要有政治理性再加上好制度,魔鬼的民族也能建立起“真正的共和国”。[8] 无论“扬康抑黑”还是“扬黑抑康”,都会难免片面和偏执。因为,对于如此重要的思想者和如此复杂的问题来说,任何单向的解读和取舍,虽然总能为自己找到根据、有时甚至是很深刻的根据,但最终都难免未能洞察思想史的某些重要实情。笔者近来建议避开先验哲学的传统争论,从时代精神的政治角度理解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一致性。按此理解,与古代人典型的那种公共精神相比,现代的根本特征是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特殊性成为现代市民社会的第一原则(黑格尔语),从而使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生成为:如何将私利与公共善统一起来,如何把每个人的自利倾向与人性的崇高理想连接起来,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如何“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起来”。这个问题几乎支配了整个现代思想史的演进:最初是霍布斯和洛克将现代性奠基在“特殊性”原则上,认为现代公民社会的根本目标就是保护每个人自由平等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卢梭奋起与之抗争,提出人之为人不光追求私利,也要追求“普遍性”,人的理性使他如此,人性的尊严亦在于此。卢梭第一次为现代性揭示了普遍性的理想,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沿着卢梭的这一方向前行。康德先是以无与伦比的道德激情高扬最纯粹的普遍性理想,并将其上升到先验问题界面,贬抑特殊性,贬抑感性的幸福原则;然后又在大革命的昭示下逐渐领悟到特殊性原则的不可回避。黑格尔接过康德的问题,对现代性的深刻内在矛盾做进一步的揭示,提出只有在承认特殊性的前提下贯彻普遍性理想,实现两者的统一,才是“具体的现实的自由”。就黑格尔坚持普遍性对特殊性的优先权而言,这种理想主义忠实继承了康德的原则,同时也感召了后来的马克思;但黑格尔认为现代国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具体自由的定在形式,这一观点遭到马克思的批判。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现代国家都以保护财产权为第一目标,现代国家已成为资本权力的政治形式,那种超越于各阶级利益和财产权之上的国家独立性,只有在德国这种现代资本发育尚不充分、旧等级尚未发展为现代阶级的地方才有可能。德国的情况是:市民过于软弱,经济利益分散而细小,“这里既谈不上等级,也谈不上阶级,……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获得绝对的支配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获得了异乎寻常的独立性,由此才产生了黑格尔式的对超越特殊利益之上的普遍性国家的想象。[9] 总而言之,马克思的师承绝不仅仅限于某一人,其理想主义气质也许更接近康德,但其对市民社会问题的深刻认知则深深受惠于黑格尔。就现代性的时代主题而言,马克思的特点表现为:他提出了否定资产阶级财产权这一全新政治目标,以此彻底解构和超越了主导整个现代社会的特殊性原则;同时,通过强调“社会所有制”基础上人的自由的最大限度实现,而将现代政治哲学的普遍性议题推向顶点。

什么是黑格尔的辩证法 被辩证法毒害的中国人 ，大意是批判中国人使用的所谓辩证法，实际上是一种毫无原则，单纯为目的服务的诡辩术。文中简单讨论了什么是辩证法，让人看了遗憾不已。辩证法有很多，从苏格拉底开始就有，较为知名的主要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我对马克思熟悉程度有限，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下过一番功夫（或者说其实是我的教授下过一番功夫，我乘机偷了些招），想借机介绍一下。 值得说明的是，我是一名哲学初学者。往往现下自以为完美无缺的说明，在别人甚至日后的自己看来，都是漏洞百出。现在回过头去看之前介绍 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的短文，也深深觉得可以写的更好。因此请大家批判阅读。 似乎不少人都或多或少地听说过黑格尔的辩证法，简单的说，就是正题，反题，合题。我记得这是卡尔波普作出的总结。他的描述实际上不完全准确，但是至少描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所谓之正题，反题，合题，指的是一件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从自身出发，由自身的矛盾走向自身的反面，并且又由著其内部的矛盾走向其反面的反面，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解决了他们的内部矛盾，吸收了正题和反题，成为所谓的合题。（我不得不用很含糊的事物来描述辩证法的主体。在黑格尔不同的著作中，他描述了有较大不同的辩证法，而这些辩证法的主体也特别不同。在《精神现象学》中，主体是精神。在《逻辑学》中，主体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在《哲学百科-自然哲学》中，主体是自然。）这个描述，粗略地说，是大致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对辩证法的了解仅仅局限在这种粗略的描述上，那么我们将至少忽略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的两个关键： 1、 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源自于其内部。推动事物走向其反动以及其反动的反动的力量并非外在的助力，而是内在的矛盾。换言之，事物的反动以及反动是其内部矛盾和内部可能性的表达，就仿佛一颗种子生根发芽变成一朵鲜花一样，是其自身的发展。 2、 辩证法认为事物的自身反动并非对自身的完全消灭。因为推动事物走向起反动的力量正是其内部矛盾和内部可能性，所以如果说被反动的部分是有所矛盾甚至有所谬误的话，他们也是有其真理性的。因为他们的内部催生了未来的真理，所以被反动的缪误也包含了部分的真理。放到哲学史上说，即被批判的哲学理论也代表了一部分真理，他们也是真理的表象(Schein)。放到历史上说，即被推翻的政权，社会模式等也有一部分的真理。 （对于黑格尔来说，内部和外部的二元分裂也是需要被克服的，不过在此不必讨论。） 以上的描述，是我认为一份较为粗浅但是也同时基本抓住要点的描述。知道这些特点，基本可以认为自己少许知道黑格尔的辩证法了。 但是这些基本的描述，往往遮盖了其后重要的哲学命题。有趣的是，尽管大众以及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或多或少知晓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内容，他的辩证法的具体细节和深入的哲学命题，即使到今日，在黑格尔研究社群里，也十分模糊不清。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想象到事物内部充斥着矛盾并且需要解决，但是我们该怎么理解事物内部的矛盾会推动事物的发展，并且是必然推动事物的发展到其历史上的下一个阶段？本文不可能讨论辩证法中所有的隐含命题。我将着重讨论一下辩证法中的必然性，即为何黑格尔宣称事物的实际历史发展是必然的。 有一些哲学家直接认为根本不存在这种必然性，不过他们又认为，在辩证法中，这种必然性并不是最核心根本的，所以忽略也罢。我认为必然性是黑格尔哲学中的重要元素，也是辩证法内部的重要机制。对于黑格尔来说，凡事不是必然的，就是可能的。如果事物不必然如此发展，那么他们也同样可以按照别的路线发展，他们只是凑巧在历史上取用了具体的某种路线而已。而如果历史的发展仅仅是体现了其内部的可......>> 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区别？ 马克思与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虽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题域，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视域中，这一问题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与现代性的问题。从这一题域出发，主张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具有紧密关联的观点，即意味着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理解为现代性思想范式中的内部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把黑格尔哲学作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那么，马克思哲学显然也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恩格斯、列宁、卢卡奇虽然一再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颠倒式的合理改造，但他们显然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应该属于现代性理论范式内的承继关系，即认为马克思推进和发展了黑格尔，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是现代性哲学话语内部的延续性关系。正是这种内部延续性的理解，构成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基本理解前提。“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之后。列宁则主张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连续。事实上，列宁提了连续性的主张。进而认为马克思的认识论的确源于黑格尔的《逻辑学》。这就是黑格尔化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列宁批评了看不到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所有其他马克思主义者。”[5]（p212）正是基于这种连续性的理解，马克思合乎逻辑地成为黑格尔哲学的继承人和发展者。列宁经常用向前推进来描述这种关系。在《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一书摘要》中，列宁写到：“……在这门科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前迈了最大的一步。”[4]（p351） “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4]（p357）如此看来，无论马克思如何颠倒、批判或改造黑格尔，马克思依然在黑格尔的问题框架或理论范式中向前推进发展着黑格尔，马克思依然在传统现代性哲学的问题框架或理论范式中向前推进发展着传统现代性的理论。按著列宁的解释模式，马克思哲学只能依然是黑格尔式的哲学，只能依然是传统现代性的哲学。 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果然是只存在内部联系，而不存在断裂颠覆吗？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断裂？如果存在，那么，这种断裂对我们把握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内容，将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关于断裂的理解对我们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题域中，理解马克思将意味着什么呢？ 阿尔杜塞认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曾经发生过“认识论断裂。”在论及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关系时，阿尔杜塞同样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存在着一种“认识论断裂”：“我以前曾捍卫过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思想根本不同于黑格尔的思想，因此在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有真正的断裂或决裂。我越研究就越感觉到这个观点正确。[8]（p93）基于这种认识，阿尔杜塞认为马克思创建了“一种非黑格尔的历史观；一种非黑格尔的社会结构观；一种非黑格尔的辩证法观。因此，如果这些论点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它们对於哲学具有决定性的后果：首先是拒绝古典哲学范畴的基本体系。”[8]（p118）马克思所创建的这种非黑格尔的哲学，是一种与传统古典哲学思想体系完全不同的哲学。它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哲学概念，而且是一种新的存在方式。阿尔杜塞为更彻底地断绝马克思与传统古典哲学的联系，将马克思所创建的哲学称之为一种哲学实践。马克思哲学并不是在与黑格尔的连续性地带产生的，而是在与黑格尔的断裂处发生的。在与黑格尔哲学的断裂处，在传统古典哲学的终结处，在传统现代性哲学的终结地，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内容才真正地呈现出来。基于这样的认识，显然不能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哲学。在黑格尔终结之后，在现代性终结之后，马克思开启了一种新的哲学范式，我们可以将这种新范式的诞生理解为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性哲学范式的开端。 一个多世纪以来，随......>> 黑格尔辩证法是怎样的 正反合的理论是有黑格尔在康德的理论上发展而来的（虽然说与康德的理论发生了很大冲突） 所谓的正反合是一种2元论,包含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之中的后2个规律（主要是最后一个规律） 打个比方：一只母鸡（正题）下了一个鸡蛋（反题）.母鸡一看,纳闷了：“这个东西不是我啊,它和我完全不一样呢!”但是孵化了十几天,小鸡（合题）破壳而出.原来,它还是一只鸡,但又不同于那只母鸡,也不同于那个蛋了. 三段式指发展的三段性,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克洛首先提出的,他认为万物发展都可分为停留、前进、回复三个阶段.黑格尔吸收了三段式的思想,认为一切发展过程都可分为三个有机联系著的阶段：一、发展的起点,原始的同一(潜藏着它的对立面),即“正题”；二、对立面的显现或分化,即“反题”；三、“正反”二者的统一,即“合题”.正题为反题所否定,反题又为合题所否定.但合题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或扬弃.合题把正反两个阶段的某些特点或积极因素在新的或更高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正反合”的“合”是正题与反题的综合,是“自我与非我”的统一,绝不能写成“和”字. 黑格尔辩证法跟中国古代辩证法有什么区别 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比较朴素，主要讲的是阴阳相克、物极必反，停留在归纳日常经验的阶段，当然易经里面也有一些辩证的因素，而且能够发展得很广阔，包含很多内容，但是更多的内涵与其说是古人发现的，不如说是现代人附会上去的。中国人真正强调辩证还是在马克思之后。黑格尔的辩证法内容很丰富，它依托绝对精神为动力，表现为辨证的形式。而且黑格尔是真正用辩证法解释了历史了的，跟中国古代的辩证法偏经验总结不同，他把历史上的、美学上的、精神上的东西都对号入座，显出辩证与经验的同一。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里面也有提到过朴素的辩证法，问主可以看看。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是我的一个想法——黑格尔辩证法辨正，也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含义。之所以称为“辨正”，是因为以往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理解有偏离。随着理论界的不断深入研究，以往认识的表面性暴露出来了。 经过近一百年接触黑格尔的思想，开始的理解显示出表面性。因为两种文化的接触一开始只能是表面的，这种表面的接触也是有益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 所以在今天尤其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源地——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思想发展以及他们所包含的真正内涵从新作一番考证。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之一，特别是黑格尔直接影响了马克思。 马克思早年是青年黑格尔派嘛。探析黑格尔辩证法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若想不是片面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非追溯到黑格尔辩证法不可。它究竟是如何构成的？它的内涵、内部结构是怎样的？黑格尔辩证法有通俗的解释，所谓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三大规律。这是恩格斯最早概括的。 这是对的，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三大规律是黑格尔辩证法的表现，这是由辩证法内部结构所构成。我通过从康德到黑格尔的研究，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有两大要素：一是否定的辩证法；二是反思的思想。 一、否定的辩证法。我称之为自否定。马克思很重视这一点，他曾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否定的辩证法（或消极辩证法）。这是一种否定的辩证法或消极辩证法。这主要体现为。自否定的能动性。自己的不安于现状，自己否定、超越，内在的不安息、自己运动。 这是万物尤其是人、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本性。列宁提出“内在的不安息、自己运动”是黑格尔辩证法很重要的思想。不安、否定。恩格斯把否定之否定规律当成三大规律之一，但它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我们常忽视了这条带有本质性的规律。这受了苏联影响，苏联长期不承认否定之否定规律。 二、是反思的因素。就是反过来追溯其原因，返回它的根据，追溯它的来龙去脉，反思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很关键。怎么反思呢？通过一种逻辑与语言的连贯性，语言记载我们思想。这是辩证法很重要的思想。 这体现在对语言、逻辑的重视。而不象我们中国不重视语言，仅诉之当 *** 验。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都很重视语言。辩证法的词源“dialectic”在古希腊本意是交谈辩论的意思，通过语言交谈发现矛盾。 在语言反思的过程中发现揭示矛盾。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两大要素（否定的辩证法、反思的思想）常为中国人所忽视。我们一是忽视了自否定的精神。自否定是痛苦、不安，痛苦不安才有能动性，痛苦激发人突破、创造的能量；二是忽视了语言学的规范。 而反思体现语言学的规范，对文字语言的重视。这在西方是有传统的。 这两大要素相互之间也有关系。否定之否定作为原则，是一贯的原则，不是否定一次以后就不否定。否定能作为原则需要返回自身，是否定之否定，否定自身。这就是“反身性”的原则，“否定”返过来否定自身，反身性就是反思。否定与反思不可分割。 反思也有一种逻辑，但不是形式逻辑，而是辩证逻辑。这就是黑格尔辩证逻辑的由来。辩证逻辑是一种反身性的逻辑，而形式逻辑强调同一律，回避反身性。反身性体现的是一种自否定的自由精神，不安于现状，要否定、超越、突围，要成为自己所不是者，对理想、彼岸的追求，是一种能动的辩证法，表达出一种生存论的欲望。 有学者从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认为他已带有存在主义的因素。存在不是不动，存在要存在起来，要不断否定虚无，要否定之否定。 否定的辩证法、反思的思想构成黑格尔辩证法的内部结构。它表现出来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辩证法，但它的内部结构......>>

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