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贞观政要 任贤》朕岂独有非于往时，而皆是于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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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系“随事载录”而成，凡十卷四十篇，约八万字。它以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为篇目，分别采摘唐朝贞观年间(627～649)太宗李世民同大臣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四十五人的政论、奏疏以及重大政治设施内容，赞颂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告诫李唐后继人“克遵前轨，择善而从”，以永保唐朝基业。主要内容包括治国方针、选贤任能、精简机构、申明法制、崇尚儒术、评论历史得失等方面，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如敬贤纳谏、谦逊谨慎、防止奢惰等。全书简明扼要，具有独创性。

原文： 太宗有一骏马，特爱之，恒于宫中养饲，无病而暴死。太宗怒养马宫人，将杀之。皇后谏曰：“昔齐景公以马死杀人，晏子请数其罪云：‘尔养马而死，尔罪一也。使公以马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尔罪二也。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尔罪三也。"公乃释罪。陛下尝读书见此事，岂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谓房玄龄曰：“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 译文：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骏马，平常放在宫中饲养。一天，这匹骏马无缘无故突然死了。唐太宗大怒，要杀那养马的宫人。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而杀人，晏子当着齐景公的面列出养马人的罪状，说：‘你把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罪状；你养死了马而使国君杀人，老百姓知道后，一定恨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其他诸侯知道后，一定看不起我国，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齐景公听后便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您读书曾经读到过这个故事的，难道忘了吗？”唐太宗听了皇后这番话怒气就消了，他对大臣房玄龄说：“皇后用平常的故事来启发影响我，确是很有益的。”

贞观政要文言文原文及翻译如下：1. 文言文《贞观政要》翻译,还有原文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征曰：“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征对曰：“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信而不谏，则谓之尸禄。"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太宗曰：“诚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魏征：“近来朝臣都不议论政事，这是为什么？”魏征回答说：“陛下虚心纳谏，本来应当有话说。然而古人说过：‘不被信任的人劝谏，会被认为是毁谤自己；已被信任而不劝谏，就叫做尸禄。"但是人的才能气度，各有不同：胆小怕事的人，心存忠直而不能进谏；被疏远的人，怕不信任而无法进谏；贪恋禄位的人，怕不利于自身而不敢进谏。所以大家沉默不言，应付着混日子。”太宗说：“这些现象确实像你所说。我常想，人臣要劝谏，动辄害怕有死亡之祸，这和赴鼎镬被烹杀、冒刀剑被斩杀又有什么两样？因此忠贞的臣子，并非不想竭尽忠诚，竭尽忠诚实在太难了。所以夏禹听了好的意见要拜谢，岂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如今敞开胸怀，接受谏诤，你们无须因为害怕而不敢把想说的话说出口。”2. 谁能帮我找贞观政要的文言文翻译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骏马，平常放在宫中饲养。一天，这匹骏马无缘无故突然死了。唐太宗大怒，要杀那养马的宫人。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而杀人，晏子当着齐景公的面列出养马人的罪状，说：‘你把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罪状；你养死了马而使国君杀人，老百姓知道后，一定恨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其他诸侯知道后，一定看不起我国，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齐景公听后便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您读书曾经读到过这个故事的，难道忘了吗？”唐太宗听了皇后这番话怒气就消了，他对大臣房玄龄说：“皇后用平常的故事来启发影响我，确是很有益的。”。3. 贞观政要 翻译全文原文： 太宗有一骏马，特爱之，恒于宫中养饲，无病而暴死。太宗怒养马宫人，将杀之。皇后谏曰：“昔齐景公以马死杀人，晏子请数其罪云：‘尔养马而死，尔罪一也。使公以马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尔罪二也。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尔罪三也。"公乃释罪。陛下尝读书见此事，岂忘之邪？”太宗意乃解。

　　治国安民，贞观(zhēn guān) 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yáng)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qióngbīngdúwǔ)，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zī)，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yáoyì)不兴，年谷丰稔（rěn)，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翻译：　　在贞观九年（李世民的年号），唐太宗对侍卫官说：“以前（隋文帝）刚刚平定京师的时候，宫里面美女古玩，没有一个院子里不满足。（然而）隋炀帝仍然不知足，不断征求，同时东征西讨，滥用兵力武力，百姓不能忍受，于是导致了（隋朝）灭亡。这些都是朕（皇帝自称）亲眼目睹，因此（我）日夜勤勤恳恳，只希望清白英明，使得天下太平无事。于是才能（官吏）不盛行兵役，年年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治理国家就好像栽树，树的根部不摇摆，才能枝叶茂盛。君主英明，百姓怎么就不能够安乐呢？”　　以民为本，轻徭薄赋的民本思想；以史为鉴，戒奢从简的治国思想。

1. 文言文《贞观政要》翻译,还有原文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征曰：“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征对曰：“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信而不谏，则谓之尸禄。"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太宗曰：“诚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魏征：“近来朝臣都不议论政事，这是为什么？”魏征回答说：“陛下虚心纳谏，本来应当有话说。然而古人说过：‘不被信任的人劝谏，会被认为是毁谤自己；已被信任而不劝谏，就叫做尸禄。"但是人的才能气度，各有不同：胆小怕事的人，心存忠直而不能进谏；被疏远的人，怕不信任而无法进谏；贪恋禄位的人，怕不利于自身而不敢进谏。所以大家沉默不言，应付着混日子。”太宗说：“这些现象确实像你所说。我常想，人臣要劝谏，动辄害怕有死亡之祸，这和赴鼎镬被烹杀、冒刀剑被斩杀又有什么两样？因此忠贞的臣子，并非不想竭尽忠诚，竭尽忠诚实在太难了。所以夏禹听了好的意见要拜谢，岂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如今敞开胸怀，接受谏诤，你们无须因为害怕而不敢把想说的话说出口。” 2. 谁能帮我找贞观政要的文言文翻译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骏马，平常放在宫中饲养。 一天，这匹骏马无缘无故突然死了。唐太宗大怒，要杀那养马的宫人。 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而杀人，晏子当着齐景公的面列出养马人的罪状，说：‘你把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罪状；你养死了马而使国君杀人，老百姓知道后，一定恨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其他诸侯知道后，一定看不起我国，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齐景公听后便免了养马人的罪。 陛下您读书曾经读到过这个故事的，难道忘了吗？”唐太宗听了皇后这番话怒气就消了，他对大臣房玄龄说：“皇后用平常的故事来启发影响我，确是很有益的。”。 3. 贞观政要的翻译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越王贞是长孙皇后所生。 是太子介的弟弟，因为聪敏绝伦，唐太宗特别宠爱他。有人向太宗打小报告说，三品以上的大臣们都看不起越王，其用意是想借此诋毁侍中魏征等，激起了太宗的愤怒。 唐太宗一听说大臣们看不起越王贞，便怒火中烧，立即登上齐政殿，命人把三品以上的大臣都叫来，大发雷霆地说：“我有一句话，要向诸位说明白。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是三品高官就觉得了不起，看不起我的儿子越王贞。 难道前朝的天子是天子，现在的天子就不是天子吗？我见隋文帝的儿子们，经常阻碍达官以下的大臣们做事；我绝不会象隋文帝那样放纵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们有时也可能做错事情，但诸公应该包涵一点，不能因此就瞧不起他们。如果我也放纵他们，你们办起公务来能那样顺利吗！”玄龄等吓得全身发抖，都纷纷跪下谢罪。 唯独魏征正色说道：“我敢保证，现在的大臣们，绝没有人瞧不起越王，陛下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呢？按礼说，我们这些大臣与你的儿子是一样的，《左传》上说，王的大臣地位虽然不高，却在诸侯之上。齐桓公建立霸业后，于公元前651年在葵丘（今河南兰考）召集各诸侯国开会，周天子的地位比诸侯要高是，所以齐桓公没有资格召天子来参加诸侯们的会议，于是周天子便派了个大臣参加会肌籂冠饺攉祭圭熄氦陇议，说明周天子派的这个大臣的地位是与诸侯是平等的。 陛下的儿子与春秋时的诸侯地位相当，我们这些三品以上的大臣与周天子的诸侯地位相当，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三品以上的大臣和陛下的儿子的官品是相等的。既然官品是相等的，就应该得到陛下相同的尊重。 纵然我们这些大臣做事做得小有不是，越王又有什么资折辱我们呢？如果国家纲纪败坏，有没有资格进行折辱那就不知道了。况且隋文帝不知礼制，宠信诸王，放任诸王多行无礼，不是也罢黜了一些犯罪的王子吗？隋文帝的做法是不值得效仿的，陛下不应该去和隋文帝相比，隋文帝哪里值得一提呢？”唐太宗听了这些话，脸上有了笑容，向群臣说：“魏征刚才的话很有道理，不能不让人佩服。 我说的话，是带着自己的偏爱；魏征所说的，是国家的大法。我原来忿怒，自已觉得有道理不用疑问，现在听了魏征的话，才觉得并不在理。 当皇上的说话，真是不容易啊！”于是把房玄龄等都召来深深地批了一顿，赏赐给魏征一千匹绢。 4. 大家帮个忙 《贞观政要》写作的目的：让国君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晏子的真正用意：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骏马，平常放在宫中饲养.一天，这匹骏马无缘无故突然死了.唐太宗大怒，要杀那养马的宫人.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而杀人，晏子当着齐景公的面列出养马人的罪状，说：‘你把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罪状；你养死了马而使国君杀人，老百姓知道后，一定恨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其他诸侯知道后，一定看不起我国，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齐景公听后便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您读书曾经读到过这个故事的，难道忘了吗？”唐太宗听了皇后这番话怒气就消了，他对大臣房玄龄说：“皇后用平常的故事来启发影响我，确是很有益的.”晏子用的方法是欲擒故纵 旁敲侧击 从侧面说服别人改变主意 劝皇帝施仁政“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意思：马虽然不错，但是这也不是去楚国的路啊！《南辕北辙》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首先看准方向，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如果方向错了，那么有利条件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以上史事，形成成语“北辕适楚”，后来在流传过程中，人们习惯说作“南辕北辙”，并引申出另一个成语“背道而驰”，意义和“南辕北辙”相同.。 5. 《贞观政要》部分翻译 贞观初年，唐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在宴会上交谈，当时有个美人在旁边侍候。 她本是庐江王李瑗的爱姬，李瑗败事后，被籍没入宫。太宗指着她对王珪说：“庐江王荒淫无道，杀害了她原先的丈夫而把她占为己有。 暴虐到极点，怎会不灭亡呢？”王离座说：“陛下认为庐江王夺取她是对了呢，还是不对？”太宗说：“哪有杀人而夺取其妻的道理，你却问我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王回答说：“我见到《管子》书里说：齐桓公到了郭国，问那里的父老：‘郭国为什么会灭亡？"父老说：‘因为郭君喜欢好人而厌恶坏人。"齐桓公说：‘照你所说，他是个贤君啊，怎会灭亡呢？"父老说：‘不是这样，郭君喜欢好人却不能任用，厌恶坏人却不能摒弃，所以灭亡。 "如今这个妇人还在陛下左右，所以我猜测陛下的心意认为这样做是对的，陛下如果认为不对，那就是所谓知道邪恶而不能摒弃了。”太宗听罢大为欣喜，夸他讲得好极了，马上命令把这个美人送还给她的亲族。

译文：唐太宗容貌威武严肃，百官中进见的人，见到他都会紧张得举止失常不知所措。太宗知道情况后，每当见到有人奏事时，总是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希望能够听到谏诤，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贞观初年，太宗曾对公卿们说：“人要照见自己，一定要有明镜；一国之主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一定要借助于忠臣。君主假如自以为圣明，臣下又不去纠正，要想国家不倾危败亡，能办得到吗？于是君主失掉他的国，臣下也不能独自保全他的家。至于像隋炀帝残暴淫虐，臣下都把嘴闭起来不讲话，最后终于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导致灭亡，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前事不远，你们今后每当看到事情有不利于百姓的，必须直言规劝谏诤。”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正直的君主任用了奸臣，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忠直的臣子侍奉昏庸的君主，也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只有正直的君主和忠直的大臣相处共事，如鱼得水，那么天下就可以平安无事了。我虽然不算明君，幸亏你们多次匡正补救过失，希望凭借你们直言鲠议，以实现天下太平。”原文：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尝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出处：出自唐代吴兢的《贞观政要》之《求谏》。扩展资料：创作背景:求谏是鼓励臣下提意见，可以算是唐太宗用人思想的精华。贞观年间，特别是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这一兼听纳下的思想和行动，造成了谏诤蔚然成风、君臣共商国事的良好风气，是“贞观之治”中最引人瞩目的重要方面。唐太宗也因而成为一个从谏如流、雄才大略的帝王君主，一个中华民族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政治家。唐太宗曾对房玄龄等人说：“能正确对待自己的人是明智的，但要做到实在困难。这像会写作的文士、有技巧的工匠，都自夸自己有本领，别人比不上。如果遇上著名的文士、工匠来评量指责，杂乱无章的文辞和拙劣的技艺就会显现出来。这样说来，君主须有匡救谏诤的臣子，来指出过错。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事情，若单靠一个人来了解判断，即使再辛苦劳累，怎能把每件事都处理得尽善尽美呢？我常想念魏征遇到问题时随时谏诤匡正，多次切中我的过失，这好像用明镜来照形体，美与丑都会显现出来。”因而举起杯子给房玄龄等几位敬酒，勉励他们也应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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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帮忙翻译古文 是《贞观政要》的节选部分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有一次被太宗召见。长孙无忌没有解下佩刀就进了东上阁门。等他出了阁门之后，监门校尉才发觉这个情况。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论罪，以监门校尉没有发觉，当判死罪，长孙无忌误带刀入阁门，判处徒刑二年，并罚铜二十斤。太宗同意这样处置。大理少卿戴胄反驳道：“监门校尉没有觉察，长孙无忌带刀入内，同样是疏忽造成的失误。可是臣子对于皇上，是不能强调什么失误的。依照法律所说：‘供皇上用的汤药、饮食、舟船，发生错误不依照章程行事的，都处以死刑。"陛下如果念其功高，那就不是司法部门所能裁决的了；如果依据法律，罚铜不合理。”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个人的法律，而是天下人的法律，怎么能够因为无忌是皇亲国戚，就要搅乱法律呢？”于是太宗下令重新论二人之罪。封德彝坚持当初的处置意见，太宗打算同意他的意见，戴胄又上奏驳道：“监门校尉是因为无忌才获罪的，从法律上将应当从轻，如果讲到两个人的过失，那么情节轻重是一样的。可是现在这两个人一生一死，相差那么悬殊，因此我才坚决请求陛下重新考虑。”太宗于是赦免了 校尉的死罪。 这时候，朝廷大兴选拔举荐人才。有的人伪造官阶资历，太宗命令他们自首，如不自首，判处死刑。不久，有个伪造官阶资历的人事情败露了，戴胄依法判处其流放到边远地区，并把办案情况上报了太宗。太宗说：“我当初下令，不自首的人判处死罪，现在你判案不是依照我的敕令而是依照法律，这是告诉天下人我讲话不讲信用啊。”戴胄说：“陛下如果当时就杀掉他，这就不是我的职权所能干预的了，可是既然把此案交付给司法部门，我就不敢破坏法律。”太宗说：“你自然是恪守法律了，可是就让我失信于天下之人吗？”戴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公布最大的信用的，您的话只是抒发了一时的喜怒之情罢了！陛下一时发怒而许诺杀掉他，知道不能这么做之后，就依法处置他，这是克制小的愤怒而留存大的信用，我私下里为陛下珍惜这种美德。”太宗况：“我在法律上有失误之处，您能纠正我，我还有什么忧虑呢？” 2. 贞观政要 节选译文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骏马，平常放在宫中饲养。一天，这匹骏马无缘无故突然死了。唐太宗大怒，要杀那养马的宫人。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而杀人，晏子当着齐景公的面列出养马人的罪状，说：‘你把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罪状；你养死了马而使国君杀人，老百姓知道后，一定恨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其他诸侯知道后，一定看不起我国，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齐景公听后便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您读书曾经读到过这个故事的，难道忘了吗？”唐太宗听了皇后这番话怒气就消了，他对大臣房玄龄说：“皇后用平常的故事来启发影响我，确是很有益的。” 3. 【阅读《贞观政要》节选,完成下题 (1)本题考查的是理解并翻译句子的能力，解答时一定要先回到语境中，根据语境读懂句子的整体意思，然后思考命题者可能确定的赋分点，首先要找出关键实词、虚词，查看有无特殊句式，运用“留”“删”“调”“换”“补”的方法，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并按现代汉语的规范，将翻译过来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达到词达句顺.①句中重点的词有：闻：听说；善：赞美，赞扬；善：善事；恶：贬斥；恶：劣迹；亲：亲近；远：疏远.句子翻译为：我听说国君贵在表扬善事，贬斥劣迹，亲近君子，远离小人.②句中重点的词有：瑕：是指藏在玉中的黑点；善贾：好的商人；妨：妨碍.句子翻译为：洁白的玉上有些小斑点，好的商人不会嫌弃，小小的斑点不会妨碍白玉整体的美丽（2）①本题考查评价人物形象与对文章内容的把握.评价人物形象要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根据文中故事情节以及人物的言行举止具体分析，并从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品质方面进行概括.近君子而远小人；②本题主要考查的是辨析论证方法及其作用.解答此类题需要正确辨别论证方法，然后根据各种论证方法的答题格式，具体分析，进行解答.他采用以事设喻的方式，文中用“白玉微瑕”、“铅刀一割”、“蒿兰同嗅，玉石不分”等设喻，劝告君主亲近君子，远离小人.答案：（1）我听说国君贵在表扬善事，贬斥劣迹，亲近君子，远离小人.（2）洁白的玉上有些小斑点，好的商人不会嫌弃，小小的斑点不会妨碍白玉整体的美丽.近君子而远小人；他采用以事设喻的方式，文中用“白玉微瑕”、“铅刀一割”、“蒿兰同嗅，玉石不分”等设喻，劝告君主亲近君子，远离小人.。 4. 大家帮个忙 《贞观政要》写作的目的：让国君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晏子的真正用意：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骏马，平常放在宫中饲养.一天，这匹骏马无缘无故突然死了.唐太宗大怒，要杀那养马的宫人.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而杀人，晏子当着齐景公的面列出养马人的罪状，说：‘你把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罪状；你养死了马而使国君杀人，老百姓知道后，一定恨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其他诸侯知道后，一定看不起我国，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齐景公听后便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您读书曾经读到过这个故事的，难道忘了吗？”唐太宗听了皇后这番话怒气就消了，他对大臣房玄龄说：“皇后用平常的故事来启发影响我，确是很有益的.”晏子用的方法是欲擒故纵 旁敲侧击 从侧面说服别人改变主意 劝皇帝施仁政“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意思：马虽然不错，但是这也不是去楚国的路啊！《南辕北辙》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首先看准方向，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如果方向错了，那么有利条件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以上史事，形成成语“北辕适楚”，后来在流传过程中，人们习惯说作“南辕北辙”，并引申出另一个成语“背道而驰”，意义和“南辕北辙”相同.。 5. 唐太宗对侍臣说：“以前（隋炀帝）刚刚平定了京师，宫中的美女和珍奇玩物，没有一个院子不是满满的.隋炀帝仍旧不满足，并且东西讨伐，用尽兵力发动战争，老百姓苦不堪言，所以导致了灭亡.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因此我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只是希望清清静静，这使得天下平安无事.于是就能不兴徭役，谷物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治理国家就像种树一样，根基不动摇，才会枝繁叶茂.帝王能做到清静，百姓怎么会不安居乐业呢？原文：（唐）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贞观政要原文及翻译是：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争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它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有关贞观政事的记载相比，较为详细，为研究唐初政治和李世民、魏征等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书中提出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民思想，务实求治、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发展生产的施政方针，”爱之如一”较为持平的民族政策，用人惟贤才的主张，广开言路的开明措施，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仁德先行、省刑慎罚的统治策略，以及俭约慎行、善始慎终的人格要求。它是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626-649年年号“贞观”，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才能有作为的皇帝。他的治绩，被历代史家称颂为“贞观之治”。《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书、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古体诗是诗歌体裁，根据诗句的字数分为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等。古体诗与近体诗相对，格律自由，不要求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

　 　贞观政要·卷三·论封建原文及翻译 　　卷三·论封建 　　作者：吴兢 　　贞观元年，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邗国公，兵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 并为第一等， 食邑实封一千三百户。皇从父淮安王神通上言：“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玄龄等刀笔之人，功居第一，臣窃不服。”太宗曰：“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爱惜，但以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矣。”由是诸功臣自相谓曰：“陛下以至公，赏不私其亲，吾属何可妄诉。”初，高祖举宗正籍，弟侄、再从、三从孩童已上封王者数十人。至是，太宗谓群臣曰：“自两汉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疏远者，非有大功，如汉之贾、泽，并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给力役，乃至劳苦万姓，以养己之亲属。”于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间无功者，皆降为县公。 　　贞观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余年，秦罢诸侯，二世而灭，吕后欲危刘氏，终赖宗室获安，封建亲贤，当是子孙长久之道。乃定制，以子弟荆州都督荆王元景、安州都督吴王恪等二十一人，又以功臣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尚书左仆射宋州刺史房玄龄等一十四人，并为世袭刺史。礼部侍郎李百药奏论驳世封事曰： 　　臣闻经国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阐治定之规，以弘长世之业，万古不易，百虑同归。然命历有赊促之殊，邦家有治乱之异，遐观载籍，论之详矣。咸云周过其数，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于郡国。周氏以鉴夏、殷之长久，遵皇王之并建，维城磐石，深根固本，虽王纲弛废，而枝干相持，故使逆节不生，宗祀不绝。秦氏背师古之训，弃先王之道，践华恃险，罢侯置守，子弟无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忧，故一夫号呼而七庙隳圯。 　　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册名帝录，缔构遇兴王之运，殷忧属启圣之期。虽魏武携养之资，汉高徒役之贱，非止意有觊觎，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狱讼不归，菁华已竭，虽帝尧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齐七政，非止情存揖让，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勋、重华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后，是知祚之长短，必在于天时，政或兴衰，有关于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虽沦胥之道斯极，而文、武之器尚存，斯龟鼎之祚，已悬定于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东迁避逼，祀阙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渐，有累于封建焉。暴秦运距闰余，数终百六，受命之主，德异禹、汤，继世之君，才非启、诵，借使李斯、王绾之辈盛开四履，将闾、子婴之徒俱启千乘，岂能逆帝子之勃兴，抗龙颜之基命者也! 　　然则得失成败，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辙，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浇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里之间，俱为采地。是则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纪纲弛紊，断可知焉。锲船求剑，未见其可;胶柱成文，弥多所惑。徒知问鼎请隧，有惧霸王之师;白马素车，无复藩维之援。不悟望夷之衅，未堪羿、浞之灾;既罹高贵之殃，宁异申、缯之酷。此乃钦明昏乱，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兴废。且数世之后，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为仇敌。家殊俗，国异政，强陵弱，众暴寡，疆场彼此，干戈侵伐。狐骀之役，女子尽;崤陵之师，只轮不反。斯盖略举一隅，其余不可胜数。陆士衡方规规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据其天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乱。”何斯言之谬也!而设官分职，任贤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举分竹，何世无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爱宝，民称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区区然称：“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岂容以为侯伯则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则殊其忧乐?何斯言之妄也! 　　封君列国，藉其门资，忘其先业之艰难，轻其自然之崇贵，莫不世增 *** ，代益骄侈。离宫别馆，切汉凌云，或刑人力而将尽，或召诸侯而共乐。陈灵则君臣悖礼，共侮征舒;卫宣则父子聚，终诛寿、朔。乃云为己思治，岂若是乎?内外群官，选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镜以鉴之，年劳优其阶品，考绩明其黜陟。进取事切，砥砺情深，或俸禄不入私门，妻子不之官舍。班条之贵，食不举火;剖符之重，居惟饮水。南阳太守，弊布裹身;莱芜县长，凝尘生甑。专云为利图物，何其爽欤!总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民无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灭国弑君，乱常干纪，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鲁道有荡，每等衣裳之会。纵使西汉哀、平之际，东洛桓、灵之时，下吏淫暴，必不至此。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 　　伏惟陛下握纪御天，膺期启圣，救亿兆之焚溺，扫氛于寰区。创业垂统，配二仪以立德;发号施令，妙万物而为言。独照神衷，永怀前古，将复五等而修旧制，建万国以亲诸侯。窃以汉、魏以还，余风之弊未尽;勋、华既往，至公之道斯乖。况晋氏失驭，宇县崩离;后魏乘时，华夷杂处。重以关河分阻，吴、楚悬隔，习文者学长短纵横之术，习武者尽干戈战争之心，毕为狙诈之阶，弥长浇浮之俗。开皇在运，因藉外家。驱御群英，任雄猜之数;坐移明运，非克定之功。年逾二纪，民不见德。及大业嗣立，世道交丧，一时一物，扫地将尽，虽天纵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劳止未康。 　　自陛下仰顺圣慈，嗣膺宝历，情深致治，综核前王。虽至道无名，言象所纪，略陈梗概，安所庶几。爱敬，劳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访安内竖，亲尝御膳，文王之德也。每宪司谳罪，尚书奏狱，大小必察，枉直咸举，以断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隐恻，贯彻幽显，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虚心受纳，不简鄙讷，无弃刍荛，帝尧之求谏也。弘奖名教，劝励学徒，既擢明经于青紫，将升硕儒于卿相，圣人之善诱也。群臣以宫中暑湿，寝膳或乖，请移御高明，营一小阁，遂惜十家之产，竟抑子来之愿，不吝阴阳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顷岁霜俭，普天饥馑，丧乱甫尔，仓廪空虚。圣情矜愍，勤加赈恤，竟无一人流离道路，犹且食惟藜藿，乐彻，言必凄动，貌成癯瘦。公旦喜于重译，文命矜其即叙。陛下每见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求远方，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志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惟及政事，更无异辞。才日昃，必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弘兹风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间，弥纶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诡未移，此由习之久，难以卒变。请待斫雕成器，以质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礼云毕，然后定疆理之制，议山河之赏，未为晚焉。《易》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于人乎?”美哉斯言也。 　　中书舍人马周又上疏曰： 　　伏见诏书令宗室勋贤作镇藩部，贻厥子孙，嗣守其政，非有大故，无或黜免。臣窃惟陛下封植之者，诚爱之重之，欲其绪裔承守，与国无疆。何则?以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况下此以还，而欲以父取儿，恐失之远矣。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逸，则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政欲绝之也，则子文之治犹在;政欲留之也，而栾之恶已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则向之所谓爱之者，乃适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畴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方授，则翰翮非强，亦可以获免尤累。昔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终全其世者，良由得其术也。愿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也。 　　太宗并嘉纳其言。于是竟罢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 　　译文 　　作者：佚名 　　贞观元年，唐太宗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邗国公，兵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官品都列为一等，享受一千三百户的俸禄。太宗的堂叔淮安王李神通上奏道：“在太原初举义旗时，我便带兵首先赶来响应，现在房玄龄这些舞文弄墨的人，却功居第一等，我私下不服。”太宗说：“国家大事，只在赏罚。所赏的人和他的功劳相当，无功的人自然退避不争;所罚的人和他的恶行相当，做坏事时人们才会感到畏惧。可知赏罚不能轻率施行。如今论功行赏，房玄龄等有运筹帷幄、安抚社稷的功勋，就像汉代的萧何一样，虽没有汗马战功，但能制定策略、推荐贤能，所以应该功居第一。叔父是国家至亲，要封赏我当然无所吝惜，但不能因为亲私关系就随意与功勋大臣同样封赏!”因此功臣们相互之间说：“陛下秉公封赏，不偏袒亲眷，我们怎么可以胡乱申诉猜疑呢?”当初，高祖把同宗子弟和三代之内的旁系弟侄分封为王的有几十人。太宗对臣下们说：“从两汉以来，只封子和兄弟，宗室中疏远的，除非有大功如汉代的刘贾、刘泽那样，否则一律不得受封。如果所有的宗室都封王，就会劳苦万民。”于是把郡王宗室中没有功劳的都降封为县公。 　　贞观十一年，太宗认为周朝实行分封诸侯的制度，执掌江山八百余年，秦朝废除了分封制度，只经历了两代就灭亡了。汉代吕后想篡夺汉室天下，最后靠刘姓宗室的力量获得安定。分封子弟的方法应该是子孙保全江山的最好办法。于是定下制度，分封子弟荆王元景、吴王恪等二十一人为都督，功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十四人为刺史，并且世袭爵位。礼部侍郎李百药上书表示反对说： 　　我听说治理国家造福百姓，是历代帝王的一贯做法。尊重皇上使他高枕无忧，这是人之常情。考虑安定国家的方策，以开辟未来大业，这是所有帝王万古不变的想法。然而，王朝的命运有长有短，国家有治有乱，认真考察历代的典籍，对这个问题讲述得很详细。人们都说周朝的统治超过了其命数，秦的统治还没达到其应该享有的期限，国家存亡的原因，是由于是否分封诸侯。周朝借鉴夏殷统治长久的经验，遵循前代的统治经验，实行皇帝与诸侯并存的制度，加强统治力量，注意保全根本，即使王道废弛，可是各个朝代统治祭祀却没有断绝。秦朝违背先王的遗训，舍弃先王的统治方法;倚仗华山一带地形险要，废除诸侯，只设置郡守。结果子孙没有一寸土地的封邑，百姓很难与之共处，所以陈涉揭竿起义，秦朝就迅速灭亡了。 　　我认为自古以来帝王统治天下，没有哪一个不是受命于天的。建邦立国是天命转移的缘故，心忧百姓是有道明君的高贵品德。即使资质像曹操这样的养子，身份像汉高祖那样的役徒，他们也不是有意夺取天下，即使想逃脱也逃脱不掉的。相反，如果是百姓民心不归，精华已尽，像尧、舜这样的皇帝，像放勋、重华这样的德行，他们也守不住基业，不能永保国家兴隆。从这里可以看出，国统的长短，在于天时，政治的兴衰，在于人事。周代的统治卜算起来，已经历三十余代七百多年。虽然历经浮沉兴衰，但周代开国的宏大气象还存在，这些通过卜筮所展示的祥瑞的法果，早已在冥冥之中注定了。至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祸患，那是由于国运渐衰，灭亡的日子将至的缘故，与当时的分封没有太大关系。暴秦的运数，算起来有一百六十多年，是受命于天的君主，他的才德与禹、汤相去甚远，后来的继承者，才能也远远比不上启、诵。即使有李斯、王绾等功臣，将闾、子婴诸子弟广受封土，列为诸侯，又怎能抗拒汉朝的兴起，阻止汉高祖称帝呢? 　　然而，得失成败各有其本身的原因，而写书的人大多墨守成规，分辨不出古今的差别，弄不明白时代风气虚伪与淳厚的区别。想在众多朝代之后，实行夏、商、周三代的办法，将天下五服之内的国土全部分封给诸侯，千里王畿也都分给卿大夫做采地。这是要在虞舜、夏禹的时代实行上古结绳记事的古老方法，在汉魏时代推行远古象刑法典，这样的做法，必定造成纪纲松弛、社会混乱。刻舟求剑是行不通的，胶柱鼓瑟更是弹不出乐章。大家只知道楚庄王问鼎的蛮横和晋文公想得到王者葬礼的野心，惧怕霸王的军队，秦王子婴白马素车投降汉高祖时，没有诸侯出来援助。未能从望夷宫秦二世被弑事件中有所领悟：像夏朝后羿推翻太康、寒浞杀害后羿所带来的灾难，更是不堪回首;魏朝的高贵乡公遭遇的杀身之祸，与周幽王被申侯与缯勾结犬戎所杀那样悲惨的遭遇，是谁也不愿碰上的。这都是帝王自己昏乱，自己把自己由太平引向覆亡，与郡县制与分封制都没有关系。皇室一旦建立，几代之后，逐渐衰微，原来作为屏障的诸侯，都变成仇敌，以至于各诸侯家庭传统不一样，国家政治各自不同，以强凌弱，以众侵寡，彼此互相攻城夺地，干戈相见。狐骀之战使邾国妇女全部用麻束发送葬;崤陵之战，秦军全军覆没，连一只车轮也未能返回秦国。这里只略举数例，其余的不可胜数。陆士衡却一本正经地写道：“继位的国君虽然抛弃九鼎而出逃，凶恶的外族占据了京城，但天下却太平无事，终究会扭转乾坤，化乱世为太平。”这话真是荒谬透顶。实行郡县制，设官分职，任用贤能，用贤良的人才，担负起共同治理国家的重任，分别担任刺史、太守。哪个朝代没有贤良的人才?任用这些贤才做官，就会使土地呈现祥瑞、上天赐予宝物，百姓就会称颂国君为人民的父母，把朝廷奉为神明。而曹元首却说什么：“与人(指诸侯)能共享其乐的，人必为他(指君主)分忧;与人能共享安逸的，人必能为他解难。”怎能说分封诸侯就能共同承担安危，而任命刺史、县官，他们就不能与国君同忧共乐?这是何等荒谬啊! 　　被封的皇亲国戚，无不凭借门第，忘掉祖先创业的艰辛，自以为生下来就应享荣华富贵，一代比一代更骄奢淫逸。他们修筑别馆，驱使民力为其效劳，召诸侯共同玩乐。夏朝大臣陈灵违背君臣之礼，和臣下一起侮辱皇子徵舒。卫宣公违背父子之道，纳子之妻，最终将两个儿子杀死，还说自己想使国家安定，难道就这个样子吗?朝廷百官，都是经过选拔的，他们的政绩，应该通过审核才能决定。那么人们的进取之心就会日益迫切，并经常自我激励，有的计日受俸，其余分文不取;有的只身赴任，不带妻儿。有的因为珍惜柴薪，索性就吃干饭;有的感激朝廷的信任，只饮当地之水。羊续官为南阳太守，却布衣裹身，范丹身为莱芜县令却家贫如洗。如果说做官都是为了贪图利禄，为什么他们就这样清廉呢?总而言之，只要爵位俸禄不是世袭，任用贤才的路子就会很宽广;百姓要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国君，他们就人心惶惶。这个道理是聪明的人和愚昧的人都懂得的，怎么会迷惑不解呢?至于像灭国弑君、败坏纲纪一类的事，在春秋二百年间从来就没有断过。到睢水祭祀，就杀掉小国国君做祭品;鲁国无道，庄公夫人姜氏私自与齐侯幽会。纵然是西汉哀帝、平帝年间，东汉桓帝、灵帝之时，也不至于荒淫无道到这种程度。为政的道理可以用这句话加以概括。 　　陛下手握纲纪、掌管天下，开创帝业，拯救亿万百姓于水火之中，扫除邪气凶灾于四海之内。开创大业，传承子孙，媲美天地以立德;发布号召，施行政令，言行顺应万物之理。圣心独察，永远缅怀古代先贤。如今将恢复“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建立众多的诸侯国分封子弟、封赏诸侯。我认为自从汉、魏以来，流弊未歇，从尧、舜时代以后，至公之道就已经背离很远了。晋代失去权柄，国家分崩离析，后魏趁机兴起，致使华夏民族与异族杂居。纵然南北分治，相隔遥远，文人还在学习经国之术，武将仍是壮心不已，这些都是实现其政治野心的阶梯，滋长了虚假不淳朴的风气。隋文帝是后周外戚，他驾驭群英，玩弄权术，篡周自立，坐享其成，不是打来的天下。他的统治持续了二纪，百姓没有感受到他的恩德。等到隋炀帝即位，世道败坏、道德沦丧，当时的人物，几乎全都被摧毁。虽然陛下用自己天赋的神勇，平定了四方祸乱，然而战争的创伤并未愈合，百姓的疲弊也尚未安宁。 　　自从陛下顺应太上皇的旨意，继承大统，将全部精力用于治理国家，统观前代君王的经验得失。虽然您的至善之道难以名状，但就某些方面的具体表现来说，也可以粗略地陈述出梗概。陛下爱敬敦厚，对待父母操劳侍奉不知疲倦，这是大舜一样的孝道。陛下亲自进宫询问太上皇起居，亲自为太上皇品尝饭菜，这是周文王的德行。陛下每有官司，必定亲自审查，以免产生冤情。用断趾的刑法代替斩刑，可见陛下的恻隐之心，这是大禹见罪人而流泪的襟怀。陛下表情庄重、言行率直，虚怀若谷、肯于纳谏，对鄙俗之言不怠慢，对山野之人不忽视，像帝尧一样乐于接受意见。陛下推崇教化，鼓励求学，通过科举选拔人才，并将大儒任命为卿相，像圣人一样地循循善诱。由于夏天宫中湿热，不利于食宿，臣子们请陛下换个宽敞明亮的地方居住，陛下却害怕浪费钱财，违背了臣民的心愿，不顾及自身的寒暑，安于简陋的居所。最近几年又遇霜灾歉收，饥荒四起，仓库空虚。陛下怜惜百姓，开粮仓拯济灾民，使全国没有一个人流离失所，而您自己却只吃粗淡的饮食，停止钟鼓之乐不听，时刻想着百姓疾苦，容貌日渐消瘦。吉时周公因为远方有人前来朝贡而欣喜，夏禹也因为四方安定而感到自豪。陛下即位后，四方少数民族纷纷臣服，万里迢迢归顺仁德之君，但陛下依然谨慎小心，没有驱使百姓开拓疆土。陛下心怀贤德，不图千古英名，只求为百姓赢得安宁的生活。陛下因为天下的忧患劳苦而心急如焚，而杜绝自身的巡行玩乐。每次上朝听政，听取接纳百官的诤谏却毫无倦意，智慧遍及万物，道义惠及天下。罢朝之后，还要与亲近的大臣讨论政教得失，言谈出于肺腑，只涉及政事，其余一概不谈。午后太阳偏西，必定下令才学之士进宫，赐予闲职，与其畅谈典籍，或作诗谈玄，以至深夜，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这四个方面，您已经超越了历史上的圣贤，当居首位了。弘扬这样的风气教化，昭示四方百姓，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换天地。而现在淳朴的德行之所以没有推行开来，浮夸诡诈的风气之所以没有去除，是因为积习太久，难以一下子改变的缘故。请耐心等待移风易俗，质朴取代浮华，刑法不再使用、教化大行天下，登上泰山、举行封禅的大典进行完毕，然后再去制定划分疆域、治理天下的制度，讨论诸侯土地的分封问题，也为时不晚。《周易》有言：“天地浩大，充满了四季更替变化的规律，更何况人事呢?”这句话说得多好啊! 　　中书舍人马周又上疏说： 　　我见陛下下诏让王公贵族和有功的大臣都做镇藩统帅，并且可以传位给子孙，使他们世袭刺史的职位，没有大的变故，不被罢免。我认为陛下分封皇族，是爱护重视他们，让他们的王位得到世袭，与大唐的政权一样万寿无疆。(但这样很不妥，)为什么呢?像尧、舜这样圣明的君王，尚且有丹朱、商均这样无能的儿子，更何况普通的君王呢?还要像对待他们的父辈那样对待他们，恐怕会造成很大的失误。如果后辈继承父业，万一骄奢放纵，那么不仅百姓遭殃，也会连累国家。如果取消他的封国，而其先祖的功业还在;如果保留他的封国，而他本人已经罪恶昭彰。与其像这样危害百姓，还不如割爱一个已故的功臣，这才是明智的做法。如此一来，过去的所谓爱重，恰恰成了伤害。所以，我认为应该对宗亲和功臣只分封土地、犒赏封邑就足够了;确实有才能的，就根据其特长授予官职，那么就算其能力不强也可以免除过失。过去汉光武帝不让功臣担任官职，所以忠臣得以保全名节性命，实在是因为方法得当。望陛下深思，使宗亲和功臣能够蒙受大恩，同时使其后代也能终生享受福禄。 　　太宗皇帝非常赞许并接纳了这些意见，于是下令废除了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的制度。 文言文翻译 汉书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终制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归心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省事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勉学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后娶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杂艺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养生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涉务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慕贤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兄弟篇原文及翻译

《贞观政要卷三》翻译如下：贞观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无论国家安定还是混乱， 安全还是危险,君臣都应该词舟共济。如果君主能接受忠言，臣子能够直言进谏，那么君臣之间就会非常默契,这是自古以来治国所重视的方法。如果君主贤明，而臣子却不匡正辅佐,想要不亡国，是不可能的。君主要是失掉了江山，子也就不能保全自己的家族。像隋炀帝，他为人非常暴虐，臣下不敢进言，这使他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最后国破家亡，大臣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杀死。这个惨痛的教训离我们并不远，我和各位大臣能不谨慎吗?我们不能被后人所耻笑啊。”贞观四年，唐太宗谈论隋朝统治的时候，魏徵对答说: "我过去在隋朝， 曾听说有盗窃发生,炀帝派於士澄追捕。只要发现可疑的人，就苦苦拷打,被迫含冤承认自己是盗贼的有二千多人，隋炀帝下令在同一天全都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感到奇怪,试查有关案件的文书,竟有六七人在盗窃案发生的那天，原先就关押在别的地方,盗案发生后才放出来,可也被审问拷打,受鈈了痛苦，自己屈认行盗。张元济因此再进行推究,这二千人中只有九个人帝已下冷斩决，就不把真相上奏，结果把这两千人统统杀掉。”太宗说: "这不仅是隋炀帝暴无道，臣下们也不尽心办事。他们应当匡正谏诤，不怕有杀身之祸，怎能一味谄媚奉迎，不讲原则地去讨皇上的欢心和称誉。隋朝君臣都是这样，怎么能不失败?我依靠你们共同辅佐，就能使监狱空无一人。希望你们能善始善终，常像今天一样。”《贞观政要卷三》原文：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日: "君臣本同治乱， 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给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不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令不闻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贞观四年，太宗论隋日。魏征对日: "臣往在隋朝， 曾闻有盗发,炀帝令於士澄捕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余人，羚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怪之,试寻其状。有六七人，盗发之日，先禁他所，被放才出,亦遭推勘，不胜苦痛，自诬行盗。元济因此更事究寻，二千人内惟九人逗遛不明。官人有谙识者,就九人内四人非贼。有司以炀帝已令斩决，遂不执奏,并杀之。”太宗日:“非是炀帝无道， 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得不败?联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此文出自唐代史学家吴兢《贞观政要》。《贞观政要》创作背景：吴兢著《贞观政要》旨在歌颂“贞观之治”，总结唐太宗时代的政治得失，希望后来君主以为借鉴。书中所记基本为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的问答，以及皇帝的诏书、大臣的谏议奏疏等，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思想、生活等方方面面，尤以讨论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求谏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居安思危为其重点。虽然《贞观政要》在史实上有所失误，但由于叙事详赡，文字明畅，论述的又是统治之道，因此晚唐以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流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

原文：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贵重。若以弹雀，岂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径即受纳，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耶？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则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荣，遂妄受财物，赃贿既露，其身亦殒，实可为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自贤，身死匹夫之手，亦为可笑。”贞观四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业，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此言可为深诫。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自九成宫赴京，违法取驿家麸数石。太宗赐其麸，令自负出以耻之。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诸山大有银坑，采之极是利益，每岁可得钱数百万贯。”太宗曰：“朕贵为天子，是事无所少之。惟须纳嘉言，进善事，有益于百姓者。且国家剩得数百万贯钱，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见卿推贤进善之事，又不能按举不法，震肃权豪，惟道税鬻银坑以为利益。昔尧、舜抵璧于山林，投珠于渊谷，由是崇名美号，见称千载。后汉桓、灵二帝好利贱义，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将我比桓、灵耶？”是日敕放令万纪还第。译文：贞观初年，太宗皇帝对侍臣们说：“一个人（如果）手中有一颗明珠，没有不以之为贵重之物的，如果拿（它）去弹射鸟雀，这难道不是很可惜吗？何况人的性命比明珠更珍贵，见到金银钱帛不惧怕法律的惩罚，立即直接收受，这就是不爱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且不能拿去弹射鸟雀，何况更加珍贵的性命，竟用它来换取财物？各位大臣如果能够竭尽忠诚正直，有益于国家，有利于百姓，那么官职爵位立即就可以得到。一律不能用这种受贿的手段求取荣华富贵，随便就收受财物。赃物贿赂暴露以后，自身也将受到损害，确实是可笑的。帝王也是这样，任性放纵逸乐，强迫百姓当差服役没有限度，信任小人，疏远忠诚正直的人，犯有其中一件事，哪能不灭亡的？隋炀帝挥霍浪费钱财，过分追求享受，却自认为贤能，自身死在一介匹夫手里，也是很可笑的。”贞观四年，太宗对公卿说：“我整天都不敢懈怠，不仅仅只忧念爱惜百姓，也想让你们能够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我长久以来小心谨慎地敬畏天地。你们如果能小心遵守法令，总是像我敬畏天地那样，这样不但百姓安宁，自己也可常得快乐。古人说：‘如果明智贤良的人财多了会影响他奋发向上的志向；如果愚笨的人有很多的钱财，那只会增加他们去犯错的机会",这话可以深以为戒。如果徇私贪污，不但是破坏国法，伤害百姓，即使事情没有败露，心中怎能不常怀恐惧呢？恐惧多了也有因此而导致死亡的。大丈夫难道能为了贪求财物，而害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使子孙总是蒙受羞耻吗？你们应当深刻地思考这些话。”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从九成宫去京城，他在驿站处违法取得几担麦麸。唐太宗知道后，就把这些麦麸赐给他，让他自己背出宫，以此来羞辱他。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说：“宣州、饶州的大山里埋藏有银矿，如果把它们开采出来，可获得极大的收益，每年可向朝廷上缴钱数百万贯。”唐太宗说：“我贵为天子，这样的事知道得很多，现在，我需要的只是采纳对老百姓有益的忠言，推行对老百姓有益的善事。再说，国家积攒数百万贯钱，哪如得到一个有才行的人?你不推举贤能，表彰善事，也不揭发奸邪之人，肃清豪强，只知道上奏售卖银矿这些有关实利的事情。过去，尧舜把美玉扔在山林，把宝珠沉没在深渊，因此高尚的美名，流芳千古。后汉时，桓帝、灵帝重利轻义，是近世有名的昏聩之君。你这样做，是竟然想把我与桓帝、灵帝相比吗？”就在这一天，他下令将权万纪削官为民。《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争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它是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贞观政要》中所总结的以民生为本、以德治国等治国理念,诚心纳谏、仁心仁政等领导方法和决策艺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等人才选拔艺术,天下为家、戒奢戒贪、善始善终等修养艺术等等,至今都值得各级领导者、管理者借鉴。它能够增强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能够开启富国强民、经邦济世、缔造和谐的具体方略,有助于领导者廉洁从政、丰富领导艺术、提高管理水平,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纯洁人的心灵。在阅读此书时,我们仿佛穿越了史的时空,回到了威严壮阔的唐朝皇宫,亲眼目睹了太宗凝神沉思的表情,亲耳聆听着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李靖等贤臣的肝胆谏言,肃然产生出一种由衷的敬意。“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字里行间透露着一股“人才可贵”的无声信息。在今天读来,这些观点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参考资料骈宇骞.贞观政要.北京：中华书局，2011-3

　　贞观政要u2022论俭约》原文及译文　　原文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广，而无怨讟（dú）者，物情所欲，而众所共有故也。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古人云：‘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固知见可欲，其心必乱矣。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贞观二年，公卿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魏徵曰：“陛下本怜百姓，每节己以顺人。臣闻‘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为不足，更万倍过此亦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对甚善！非公，朕安得闻此言？”　　（选自吴兢《贞观政要·论俭约》，略有删节）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自古帝王凡有兴建营造，必须重在依顺民心。当年大禹开凿九山、疏通九江。使用人力极多，而没有怨言，是因为民心希望这么做，而为大家共同享有的缘故。秦始皇兴建宫室，而百姓多指责议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和大家共同享有的缘故。古人说：‘不要做无益的事来损害有益的事"。‘不寻求那些满足私欲的东西使民心不乱"。可知见到那些能满足私欲的东西，心就一定会乱了。至于精雕细刻的器物，珠宝玉器和服饰珍玩，如果任意骄奢下去，那么国家危亡的日子就会立即到来。从王公以下，住宅府第、车服、婚嫁、丧葬，都得按照品级，不应服用的应一概禁绝。”这样20年间，社会风俗崇尚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没有饥寒之苦。　　贞观二年，公卿大臣上奏说：“依照《礼记》所说，夏季最后一个月，可以居住在台上的楼榭里，如今夏署尚未消退，秋季绵绵细雨刚刚开始，宫里低下潮湿，请营建一座楼阁来居住。”唐太宗说：“我有气息不顺的毛病，怎适宜于住在低下潮湿的地方?如果同意奏请，就会花费很多钱财。从前汉文帝准备兴建露台，因为不愿用掉相当于10户人家家产的经费而作罢。我的德行比不上汉文帝，而兴建的费用要超过他，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的君主所该做的吗?”公卿大臣们再三恳请，太宗始终没有同意。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宫室殿宇盖得宏伟装饰得华丽，游览玩赏水池楼台，是帝王所希望的，是百姓所不希望的；帝王之所以希望这样，是为了放纵逸乐，百姓之所以不希望，是因为劳苦疲累。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那就是恕吧! 自己所不愿做的，切记不要强加给别人。"劳苦疲累的事情，实在不该强加给百姓。我被尊为帝王，富有四海，什么事情都凭我一句话，我确实能自我节制，如果百姓不想那么做，就一定顺应民情。”魏徵说：“陛下本来爱怜百姓，经常节制自己而顺应民情。我听说过：‘拿自己的欲望顺应民情的就会昌盛，靠百姓来博取自己欢乐的就会灭亡。"隋炀帝一心贪得无厌，专门喜欢奢侈，主管部门每有供奉营造，稍微不称心，就要施加严刑峻罚。上边有所喜好，下边必然做得厉害，大家争相无限制地放纵淫逸，很快就会导致灭亡。这不是书上写的，而是陛下所亲眼目睹的事实。正因为他无道，所以上天才让陛下来取代他。陛下如果认为已满足欲望，那么今天就不仅仅是满足了，如果认为不满足，再超过现在万倍也不会满足。”太宗说：“你的奏对很好!不是你，我怎能听到这些话呢？”

　　《贞观政要》　　“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词，义在惩劝”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　　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作者是唐代史学家吴兢。　　吴兢，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出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病逝于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吴兢年轻时就立志从事史学事业，武则天时，经友人推荐，开始担任史官。吴兢具有忠于历史的赤诚。当时武三思领导修撰国史，武三思等人以朋党为界限，记事不实。吴兢愤而私撰《唐书》、《唐春秋》，意欲为后人留下信史。唐中宗时，他任右补阙，与刘知几等人共修《则天实录》。书成后，转任起居郎，又迁水　　部郎中。开元初，自请继续修史，得准与刘知几撰《睿宗实录》，并重修《则天实录》。刘知几去世后，张说为相，见到书中记载张易之诱他诬陷魏元忠之事，感到不安。　　故意对吴兢说：“刘五（知几）修实录，记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吴兢从容回答说：“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　　张说几次请求删改，他都断然拒绝，凛然回答：“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以上引文均见《唐会要·史馆杂录》）吴兢的高风亮节，得到时人赞叹，人们称誉他是当世董狐。他任史职30余年，编纂唐国史65卷。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　　以后他调离史职，先后任荆州司马，台、洪、饶、蕲四州刺史，相州长史、邺郡太守、恒王师傅等职。70岁以后，他有感于南北朝史繁杂，撰写梁、齐、周史各10卷，陈史5卷，隋史20卷。他的一生是为史学事业勤奋劳作的一生，他的高尚风范成为后世史家学习的榜样。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对于封建政治来说，是抓到了点子上的。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　　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　　在书中，吴兢还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贞观政要·崇儒》）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批人才的出现，也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吴兢在此似乎同意魏征的观点：“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隋书》卷66“后论”）知贤用贤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唐太宗君臣相得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佐证。《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则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　　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务农》）　　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　　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是非常关心的。他看得非常明白：“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贞观政要·君臣鉴戒》）有鉴于此，他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教育，颇费了一番苦心。虽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后归于失败：他的皇太子李承乾因骄奢淫逸被废，另一位太子李治庸懦无能，没能很好继承他的事业。但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作法，显示出他的政治远见，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他的作法值得学习。吴兢特立《太子诸王定分》、《教戒太子诸王》等篇，对此进行记述，说明他也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　　《贞观政要》中，也反映了吴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极东西。如书中第五卷罗列了关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些说教；第六卷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的议论。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作出表率，但也表明吴兢对封建伦理的重视和虔诚。　　《贞观政要》在史料学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现在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已不存，《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书中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实，比它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些方面也不如它详尽。　　全文下载地址：　　http://study.manage.org.cn/Soft/ShowSoft.asp?SoftID=188

　　卷一·论君道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征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征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弛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是月，征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太宗手诏答曰：“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果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征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征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做君主的法则，必须首先存活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那就好比是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填饱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端正自身，绝不会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弯曲，上头治理好了而下边发生动乱的事。我常想能伤身子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而都是由于自身追求耳目口鼻之好才酿成灾祸。如一味讲究吃喝，沉溺于音乐女色，欲望越多，损害也就越大，既妨碍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更会弄得人心涣散，怨言四起，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取乐贪图安逸。”谏议大夫魏徵对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从自身入手，才能远而推及一切事物。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问他治理好国家的要领，詹何却用加强自身修养的方法来回答。楚庄王再问他治理国家该怎么办，詹何说：‘没有听到过自身治理好而国家会发生动乱的。"陛下所明白的，实在符合古人的道理。”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说：“什么叫做圣明君主、昏暗君主?”魏徵答道：“君主之所以能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话;其所以会昏暗，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古人说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过去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广开视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坏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到天下大乱、百姓背叛，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到侯景兴兵作乱举兵围攻都城，他竟然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还是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只有通过多方面听取和采纳臣下的建议，才能使显贵大臣不能蒙上蔽下，这样下情就一定能上达。”太宗很赞赏他讲的话。 　　贞观十年时，唐太宗问侍从的大臣：“在帝王的事业中，创业与守业哪件事比较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答说：“国家开始创业的时候，各地豪杰竞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战胜他他才屈服，这样看来，还是创业艰难。”魏徵对答说：“帝王的兴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乱的时候，这时推翻昏乱的旧主，百姓就乐于拥戴，四海之内也都会先后归顺，这正是天授人与，如此看来创业并不艰难。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骄傲放纵，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而徭役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务还仍然不停，国家的衰败，常常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样看来，守业更难。”太宗说：“玄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了艰难困苦，多次死里逃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徵替我安定天下，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苗头，陷入危亡的泥坑，所以知道守业的艰难。如今创业的艰难既已过去，守业这一难事就得和诸公一道慎之才是。”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奏疏说： 　　据我观察各个朝代兴衰更迭的变化，发现自古以来每个帝王都是承受天命创下基业的，都是用武功与谋略使各路英雄归顺的，然后再用文治来教化天下百姓。谁都希望创下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但是能够千秋万代传承下去并且最后获得好结局的朝代却微乎其微。各个朝代都相继衰败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究其根本，在于帝王失去了为君之道。 　　过去隋朝统一天下的时候兵力是多么强大啊，三十多年来，大国的威仪不可一世。谁想到后来竟毁于一旦，叛乱一起，国家政权就拱手让人。难道是隋炀帝厌恶国家安定，不希望社稷长治久安，所以就采取桀纣那样的残暴统治，自取灭亡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我看这是因为他倚仗国家富强，为所欲为，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所造成的。他在位的时候，奴役天下所有的人来满足他一个人的私欲，收集天下所有的宝物供他一个人玩赏，挑选各地的美女供他一个人淫乐，寻找异域奇珍供他一个人消遣。他居住的宫殿极其华丽奢侈，修筑的台榭无比瑰丽雄奇。这就必然造成徭役烦琐，战争不断。再加上朝廷之外，列强虎视眈眈;朝廷之内，大臣险恶奸诈。这样，谄媚阴险的人必然青云得志，忠诚正直的人必然性命难保。整个朝廷上下，君臣之间都互相蒙蔽欺骗，心怀二志。民不聊生是大势所趋，国家四分五裂在所难免。就这样，至高无上的君王——隋炀帝，到头来为叛贼所杀，死于非命，他的子孙也被杀尽，最终落得被天下人耻笑的结局，这难道不叫人痛惜吗? 　　可是，贤明的君主却能抓住每一个机会，挽救危难，让濒临灭亡的国家重新恢复正常，让废弛的礼仪法度重新发扬光大。不过，仅仅依靠一时的边境安定、国家安宁去维持统治，绝不是长久之计;停止战争，无所作为地维持现状，也难以统治百年。陛下，您现在住着豪华的宫殿，收藏有天下的奇珍异宝，举国的美女在身边侍候，四海九州的人民尽听您的调遣。如果能从以往的亡国事例中及时吸取教训，总结夺取天下的经验，每日谨慎地处理政务，不要懈怠;去掉纣王的奢靡，抛却始皇的残暴，从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中看出危亡的祸因，居安思危，像禹那样克己勤民，那么治国之理自然融会贯通。这样，即使表面什么也不做，整个国家却依然井井有条，这是为君之道的最好方法。一般说来，如果要保住基业，不让它毁亡，就应该在兴国之后克制私欲，居住旧时的宫殿，即使再想修建其他的宫殿，也要免去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将需求减至最低。华丽的建筑夹杂着粗糙的茅屋，玉石雕成的阶梯中有着土做的台阶，一心一意地让自己的俭朴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同时必须时刻思量着为君为官者的安逸，百姓劳作者的苦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千千万万的人一定会为他的出现而感到高兴，万民景仰听从他，这是为君之道的中等。如果作为君主不认真思考，不慎重考虑他的所作所为的后果，忘记了创业的艰难，夜郎自大、一味迷信依赖天命，忽略古圣王恭谨俭朴的美德，大兴土木，一味追求靡丽的雕梁画栋，宫殿也在原先的基础上不断扩建、修饰，乐此不疲，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样，人们当然看不到他的德行，只见劳役，这是为君之道的下等。这行为就像背着干柴去救火，用热汤去止住沸腾的水，用暴政代替yín乱，其实和yín乱是一样的，它的后果不堪设想，后人应该警惕啊!如果帝王没有什么政绩，则必然招致百姓的怨恨，百姓怨恨就会触怒神灵，神灵发怒必然使灾害产生，灾害既然产生，祸乱就必然紧随而来。祸乱一旦产生，自然很难收拾，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保全生命的人太少了。帝王如果顺应天命，创立基业之后，将有七百年的兴盛时期，将基业一代一代地传给子孙继承下去。江山很难得到但是很容易失去，面对历史的教训，为王者对此难道不应该有所警戒吗? 　　同月，魏徵又进献了一篇奏疏： 　　臣听说要想使树木长得高，必须使它的根部稳固;要想使水流得远，必须使它的源头疏通;要想使国家安定，必须以德治国。源头的水源不通畅却想让水流得很远，树根不牢固却想让树木长得高大，仁德不施却希望理，我虽然愚蠢到了极点，也知道这些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圣明的君主呢!皇上作为万圣之尊，高贵得与天地同辉，如果只极力推崇天命，让自己长命百岁，全然不思考居安思危的道理，力戒骄奢，崇尚节俭，推崇好的德行，而只任自己的情欲蔓延而不加以克制，这就像砍掉树根来让树木枝繁叶茂，堵塞源头而想让河水流得很远的道理一样。 　　一般说来，很多国君顺应天命之后，没有不担忧自己成就功业而德行却随之堕落的。很多人确实开头做得很好，可是能将这些好的做法坚持到底的却非常少，这难道真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吗?过去夺取天下的时候力量无穷无尽，现在要守住基业却显得力不从心，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一个人有忧患意识的时候，必然诚心诚意对待下属;一旦自己的心愿达到了，就放纵私欲，不可一世。诚心待人，即使是敌人都可以结为朋友;不可一世，即使是兄弟也会反目成仇，形同陌路。即使用严酷的刑法，威严的气势来控制下属使其屈服，他们也只不过为苟且保全性命而心怀二志，外表谦恭却心存怨恨。怨气虽不在大小，但让人担忧的却是它违背了人心，这之中所蕴涵的道理就像水既可以让船行驶也可以让船沉没的道理一样，难道还不让人深思和警醒吗?奔腾的马车如果用腐朽的绳子来驾驭，还能指望它跑得很久很远吗? 　　好的国君，在遇到想要的东西时，就要思考知足常乐的道理，进行自我约束。在有所行动之前，应该想一想，这是不是可以不做，会不会惊动百姓。常常有危机意识，才能够使自己的思想谦虚平和。害怕骄傲自满，就应该常常思考海纳百川的道理。如果喜欢打猎，就该有所限度。担心自己懈怠，就应该想想凡事如何做才能善始善终。害怕自己受蒙蔽，就应该想一想自己如何虚怀若谷才能广纳臣子的意见。担心听信谗言，就应该思考如何使自己行为端正，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实行赏赐，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而随意改变标准。执行惩罚，也不可因自己一时的怒火而恣意滥用。做到了“十思”，发扬了“九德”，那么一个国家就能够人尽其才，智者能够发挥他的智谋，勇者能够竭尽他的武力，仁者能够传播他的贤德，信者能够表现他的忠义，文臣武将都能够竞相为朝廷效力。这样一来，国家就会太平，君臣之间融洽和睦，相安无事。国君可以安心巡游，弹琴作赋，颐养天年。天下自然无为而治，又何必去劳心费力，事必躬亲，违背无为治国的道理呢? 　　唐太宗亲手诏书答复说： 　　朕看了爱卿写的奏疏，言语恳切。爱卿的一片忠肝义胆由此可见一斑。批阅你的奏疏，常常让我忘记疲倦，而且你的言辞让我深受感动。倘使卿对国情了解不深，怎么能够为我提出如此中肯的建议，而及时纠正我的过失呢?我听说晋武帝灭掉吴国之后，只顾骄奢淫逸，不再关心国家政治。太傅何曾退朝回家后，对他的儿子何劭说：“我每天都看见皇上不谈论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而只是说一些日常生活的俚俗之语，这和治理国家的道理相去甚远呀。这难道不是将灾祸遗留给子孙吗?国家在你这一代还不至于混乱，因而你的性命暂且可以保全。”他又指着他的孙子们痛惜地说：“可是到了你们长大的时候，必定遇上朝廷变故而性命不保。”后来孙子何绥果然遇上晋王室之间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内部叛乱，结果他在叛乱中，为荒淫的酷刑所杀害。以往的史书称赞这事，说何曾有先见之明。我的看法与之不同，我认为何曾可以说是不忠之臣，他是罪大恶极的。作为臣子，上朝应思考如何指陈时政、尽忠直言，退朝时应废寝忘食，弥补皇上的过失。这样使君主的美德不断得到发扬，错误不断得到纠正，就是常说的君臣同治的道理。何曾地位尊贵，权势显赫，应当直言进谏，谈论治国大道，匡扶时政。然而他在退朝后才说关于朝纲的言论，朝见时，在晋武帝面前却没有勇敢地直言规劝，说他是明智之人，难道不荒谬吗?如果国家危亡却不知道辅佐扶持，哪里还用得着这样的官吏呢?你所上书的建议，我已认真地阅读过了。这些金玉良言，应时时放在我的案头上，就像古代用来警示自己矫偏纠过的信物一样。这样，他日必定会有收获，等到过些年月，国家就会更加繁荣富庶。因为我有你的扶持，所以感到很放心，就像鱼儿有水一样，一切都得心应手、称心如意。你敢于直言而无所隐瞒的奏疏，我现在才回复。此后，我仍将虚怀若谷，恭敬地听取你治国方面的好意见。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身边的侍臣：“守江山是难还是易?”魏徵回答：“很难。”唐太宗说：“我选拔任用贤才，接受建议就行了，有什么难的?”魏徵说：“据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难的时候能够选举贤才，接受忠告;到了天下太平的时候反而懈怠政务，疏远敢于直言进谏的人，使之战战兢兢，不敢进言。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会使国家灭亡。正因为如此，古代圣人才要居安思危。你想想，国家太平无事，却要使国君心怀忧惧，这难道不难吗?”

贞观政要原文及翻译是：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争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它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有关贞观政事的记载相比，较为详细，为研究唐初政治和李世民、魏征等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书中提出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民思想，务实求治、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发展生产的施政方针，”爱之如一”较为持平的民族政策，用人惟贤才的主张，广开言路的开明措施，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仁德先行、省刑慎罚的统治策略，以及俭约慎行、善始慎终的人格要求。它是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626-649年年号“贞观”，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才能有作为的皇帝。他的治绩，被历代史家称颂为“贞观之治”。《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书、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1. 文言文《贞观政要》翻译,还有原文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征曰：“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征对曰：“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信而不谏，则谓之尸禄。"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太宗曰：“诚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魏征：“近来朝臣都不议论政事，这是为什么？”魏征回答说：“陛下虚心纳谏，本来应当有话说。然而古人说过：‘不被信任的人劝谏，会被认为是毁谤自己；已被信任而不劝谏，就叫做尸禄。"但是人的才能气度，各有不同：胆小怕事的人，心存忠直而不能进谏；被疏远的人，怕不信任而无法进谏；贪恋禄位的人，怕不利于自身而不敢进谏。所以大家沉默不言，应付着混日子。”太宗说：“这些现象确实像你所说。我常想，人臣要劝谏，动辄害怕有死亡之祸，这和赴鼎镬被烹杀、冒刀剑被斩杀又有什么两样？因此忠贞的臣子，并非不想竭尽忠诚，竭尽忠诚实在太难了。所以夏禹听了好的意见要拜谢，岂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如今敞开胸怀，接受谏诤，你们无须因为害怕而不敢把想说的话说出口。” 2. 谁能帮我找贞观政要的文言文翻译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骏马，平常放在宫中饲养。 一天，这匹骏马无缘无故突然死了。唐太宗大怒，要杀那养马的宫人。 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而杀人，晏子当着齐景公的面列出养马人的罪状，说：‘你把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罪状；你养死了马而使国君杀人，老百姓知道后，一定恨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其他诸侯知道后，一定看不起我国，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齐景公听后便免了养马人的罪。 陛下您读书曾经读到过这个故事的，难道忘了吗？”唐太宗听了皇后这番话怒气就消了，他对大臣房玄龄说：“皇后用平常的故事来启发影响我，确是很有益的。”。 3. 贞观政要 翻译全文 原文： 太宗有一骏马，特爱之，恒于宫中养饲，无病而暴死。 太宗怒养马宫人，将杀之。皇后谏曰：“昔齐景公以马死杀人，晏子请数其罪云：‘尔养马而死，尔罪一也。 使公以马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尔罪二也。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尔罪三也。 "公乃释罪。陛下尝读书见此事，岂忘之邪？”太宗意乃解。 又谓房玄龄曰：“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 译文：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骏马，平常放在宫中饲养。 一天，这匹骏马无缘无故突然死了。唐太宗大怒，要杀那养马的宫人。 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而杀人，晏子当着齐景公的面列出养马人的罪状，说：‘你把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罪状；你养死了马而使国君杀人，老百姓知道后，一定恨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其他诸侯知道后，一定看不起我国，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齐景公听后便免了养马人的罪。 陛下您读书曾经读到过这个故事的，难道忘了吗？”唐太宗听了皇后这番话怒气就消了，他对大臣房玄龄说：“皇后用平常的故事来启发影响我，确是很有益的。”。 4. 贞观政要的翻译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越王贞是长孙皇后所生。 是太子介的弟弟，因为聪敏绝伦，唐太宗特别宠爱他。有人向太宗打小报告说，三品以上的大臣们都看不起越王，其用意是想借此诋毁侍中魏征等，激起了太宗的愤怒。 唐太宗一听说大臣们看不起越王贞，便怒火中烧，立即登上齐政殿，命人把三品以上的大臣都叫来，大发雷霆地说：“我e68a84e8a2ade79fa5e9819331333239303230有一句话，要向诸位说明白。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是三品高官就觉得了不起，看不起我的儿子越王贞。 难道前朝的天子是天子，现在的天子就不是天子吗？我见隋文帝的儿子们，经常阻碍达官以下的大臣们做事；我绝不会象隋文帝那样放纵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们有时也可能做错事情，但诸公应该包涵一点，不能因此就瞧不起他们。如果我也放纵他们，你们办起公务来能那样顺利吗！”玄龄等吓得全身发抖，都纷纷跪下谢罪。 唯独魏征正色说道：“我敢保证，现在的大臣们，绝没有人瞧不起越王，陛下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呢？按礼说，我们这些大臣与你的儿子是一样的，《左传》上说，王的大臣地位虽然不高，却在诸侯之上。齐桓公建立霸业后，于公元前651年在葵丘（今河南兰考）召集各诸侯国开会，周天子的地位比诸侯要高是，所以齐桓公没有资格召天子来参加诸侯们的会议，于是周天子便派了个大臣参加会议，说明周天子派的这个大臣的地位是与诸侯是平等的。 陛下的儿子与春秋时的诸侯地位相当，我们这些三品以上的大臣与周天子的诸侯地位相当，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三品以上的大臣和陛下的儿子的官品是相等的。既然官品是相等的，就应该得到陛下相同的尊重。 纵然我们这些大臣做事做得小有不是，越王又有什么资折辱我们呢？如果国家纲纪败坏，有没有资格进行折辱那就不知道了。况且隋文帝不知礼制，宠信诸王，放任诸王多行无礼，不是也罢黜了一些犯罪的王子吗？隋文帝的做法是不值得效仿的，陛下不应该去和隋文帝相比，隋文帝哪里值得一提呢？”唐太宗听了这些话，脸上有了笑容，向群臣说：“魏征刚才的话很有道理，不能不让人佩服。 我说的话，是带着自己的偏爱；魏征所说的，是国家的大法。我原来忿怒，自已觉得有道理不用疑问，现在听了魏征的话，才觉得并不在理。 当皇上的说话，真是不容易啊！”于是把房玄龄等都召来深深地批了一顿，赏赐给魏征一千匹绢。 5. 大家帮个忙 《贞观政要》写作的目的：让国君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晏子的真正用意：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骏马，平常放在宫中饲养.一天，这匹骏马无缘无故突然死了.唐太宗大怒，要杀那养马的宫人.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而杀人，晏子当着齐景公的面列出养马人的罪状，说：‘你把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罪状；你养死了马而使国君杀人，老百姓知道后，一定恨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其他诸侯知道后，一定看不起我国，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齐景公听后便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您读书曾经读到过这个故事的，难道忘了吗？”唐太宗听了皇后这番话怒气就消了，他对大臣房玄龄说：“皇后用平常的故事来启发影响我，确是很有益的.”晏子用的方法是欲擒故纵 旁敲侧击 从侧面说服别人改变主意 劝皇帝施仁政“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意思：马虽然不错，但是这也不是去楚国的路啊！《南辕北辙》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首先看准方向，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如果方向错了，那么有利条件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以上史事，形成成语“北辕适楚”，后来在流传过程中，人们习惯说作“南辕北辙”，并引申出另一个成语“背道而驰”，意义和“南辕北辙”相同.。 6. 贞观政要 译文 贞观十年，越王，长孙皇后所生，太子介弟，聪敏绝伦，太宗特所宠异。 或言 三品以上皆轻蔑王者，意在谮侍中魏征等，以激上怒。上御齐政殿，引三品已上入 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道。 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时天子， 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儿，是天子儿，今日天子儿，非天子儿耶？我见隋家诸王，达 官已下，皆不免被其踬顿。我之儿子，自不许其纵横，公等所容易过，得相共轻蔑。 我若纵之，岂不能踬顿公等！”玄龄等战栗，皆拜谢。征正色而谏曰：“当今群臣， 必无轻蔑越王者。 然在礼，臣、子一例，《传》称，王人虽微，列入诸侯之上。诸 侯用之为公，即是公；用之为卿，即是卿。 若不为公卿，即下士于诸侯也。今三品 以上，列为公卿，并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异。 纵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辄加折辱？ 若国家纪纲废坏，臣所不知。以当今圣明之时，越王岂得如此。 且隋高祖不知礼义， 宠树诸王，使行无礼，寻以罪黜，不可为法，亦何足道？”太宗闻其言，喜形于色， 谓群臣曰：“凡人言语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当身私爱；魏征所论，国家大 法。 朕向者忿怒，自谓理在不疑，及见魏征所论，始觉大非道理。为人君言，何可 容易！”召玄龄等而切责之，赐征绢一千匹。 7. 贞观政要 翻译全文 原文： 太宗有一骏马，特爱之，恒于宫中养饲，无病而暴死。太宗怒养马宫人，将杀之。皇后谏曰：“昔齐景公以马死杀人，晏子请数其罪云：‘尔养马而死，尔罪一也。使公以马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尔罪二也。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尔罪三也。"公乃释罪。陛下尝读书见此事，岂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谓房玄龄曰：“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 译文：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骏马，平常放在宫中饲养。一天，这匹骏马无缘无故突然死了。唐太宗大怒，要杀那养马的宫人。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而杀人，晏子当着齐景公的面列出养马人的罪状，说：‘你把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罪状；你养死了马而使国君杀人，老百姓知道后，一定恨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其他诸侯知道后，一定看不起我国，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齐景公听后便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您读书曾经读到过这个故事的，难道忘了吗？”唐太宗听了皇后这番话怒气就消了，他对大臣房玄龄说：“皇后用平常的故事来启发影响我，确是很有益的。” 8. 唐太宗对侍臣说：“以前（隋炀帝）刚刚平定了京师，宫中的美女和珍奇玩物，没有一个院子不是满满的.隋炀帝仍旧不满足，并且东西讨伐，用尽兵力发动战争，老百姓苦不堪言，所以导致了灭亡.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因此我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只是希望清清静静，这使得天下平安无事.于是就能不兴徭役，谷物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治理国家就像种树一样，根基不动摇，才会枝繁叶茂.帝王能做到清静，百姓怎么会不安居乐业呢？原文：（唐）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1. 贞观政要 贪鄙原文及翻译 贞观初，太宗对侍臣说：“人有明珠，没有不视之宝贵的，如果用来弹击麻雀，这不是很可惜吗？况且人的性命比明珠还珍贵，见了金钱财帛连法网也不怕了，就敢直接接受贿赂，这是不珍惜性命。 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且不可用来弹击麻雀，何况人的性命如此宝贵，哪能用来换取财物呢？你们如果能都努力忠诚正直，益国利人，这样官爵就会马上来到。如果不能以这种方法来追求荣华，竟然敢接受财物，等到贪赃纳贿的事败露的时候，其性命也要灭亡了，实在是可笑的事。 帝王也是这样，如果纵情放纵逸乐，劳役无度，信任重用小人，疏远忠诚正直的人，有此一样，哪能不灭亡？隋炀帝奢侈反而自认为圣贤，结果死于匹夫之手，也是可笑的。”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朕曾说过贪财的人却并不懂得爱财。 比如朝廷和地方五品以上的官员，俸禄优厚，一年所得的数目很多。如果接受别人的财物贿赂，也不过数万，一旦事情败露，官职俸禄都被削夺，这岂是懂得爱财？这是因小而失大。 以前的公仪休生性喜爱吃鱼，但他从不接受别人送的鱼，所以他能长久的吃到鱼。并且做君主的贪，必丧其国；为臣的贪，必亡其身。 《诗经》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大风刮得很猛，贪人败坏族类。 是说一人贪会贻害很多人。）"这确实不是妄言。 以前的秦惠王要讨伐蜀国，但不知道道路，于是刻了五头石牛，把金子放在石牛后面。蜀人看见后，以为牛能便金，蜀王便派五个大力士把石牛拖入了蜀国，道路出现了，秦军跟随其后而攻打了蜀国，蜀国于是就灭亡了。 汉朝的大司农田延年贪赃纳贿三千万，事发后自刎而死。类似这样的事，怎能数得过来！朕今天以蜀王作为借鉴，你们需要以田延年作为前车之鉴。 贞观四年，太宗对公卿说：“朕整天都不敢懈怠，不但忧念爱惜百姓，也想让你们能够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长久以来小心谨慎以敬畏天地。 你们如果能小心遵守法令，总是像朕敬畏天地那样，这样不但百姓安宁，自己也可常得快乐。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 "这话可以深以为戒。如果徇私贪污，不但是破坏国法，伤害百姓，即使事情没有败露，心中怎能不常怀恐惧呢？恐惧多了也有因此而导致死亡的。 大丈夫岂能为了贪求财物，而害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使子孙总是蒙受羞耻呢？你们应当深刻地思考这些话。”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说：“古人说：‘飞鸟栖息于树林，唯恐树木不高，所以筑巢于树木的顶端；鱼藏于水中，唯恐水不深，所以穴居于水底洞穴中。 然而能被人们所捕获的，都是因为贪饵的原故。"现在大臣受任命，居高位，食厚禄，应当要履行忠诚正直，遵循清廉无私，这样才能没有灾祸，长守富贵啊！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 "那些以身犯法的，都是因为贪图财利，这与那些鱼鸟有甚么不同呢？。 2. 贞观政要 贪鄙原文及翻译 《贞观政要.贪鄙》吴兢原文：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62616964757a686964616fe4b893e5b19e31333363376436人有明珠，莫不贵重。 若以弹雀，岂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径即受纳，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耶？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则官爵立至。 皆不能以此道求荣，遂妄受财物，赃贿③既露，其身亦殒，实可为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自贤，身死匹夫之手，亦为可笑。” 译文：贞观初年，太宗皇帝对侍臣们说：“人们手中有一颗明珠，没有不视之为宝贵的，如果拿去弹射鸟雀，这难道不是很可惜吗？何况人的性命比明珠珍贵，见到金银钱帛不惧怕法律的惩罚，立即直接收受，这就是不爱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且不能拿去弹射鸟雀，何况更加珍贵的性命，怎么能用它来换取财物呢？群臣如果能够全力竭尽忠诚正直，有益于国家，利于百姓，那么官职爵位立即就可以得到。 一律不能用这种受贿的手段求取荣华富贵，随便就收受财物。赃物贿赂暴露以后，自身也将受到损害，确实是可笑的。 帝王也是这样，任性放纵，无限度地征用劳役，信任小人，疏远忠诚正直的人，犯有其中一件事，岂能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而自认为贤能，自身死在一介匹夫手里，也是很可笑的。”原文：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 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 一朝彰露，禄秩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规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 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诗》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 "固非谬言也。昔秦惠王欲伐蜀，不知其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便金。 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道成。秦师随而伐之，蜀国遂亡。 汉大司农田延年赃贿三千万，事觉自死。如此之流，何可胜记！朕今以蜀王为元龟，卿等亦须以延年为覆辙也。” 译文：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曾经说过，贪婪的人不知道如何爱惜财物。像五品以上的官员，他们高官厚禄，一年所得的财物，数目非常大。 如果接受别人的贿赂，数目不过几万。然而，一旦丑行暴露，就会被革去官职和俸禄，这样做，哪里是爱惜钱财呢？他们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过去，鲁国的丞相公仪休很喜欢吃鱼，但从不接受别人进献的鱼，因此他得以长期享受鱼的美味。国君贪婪，必定亡国，臣子贪婪，必定丧命。 《诗经》上写道：‘大风刮得迅猛，贪心的人败坏家族。"所言不虚啊！过去，秦惠王要攻打蜀国，但不熟悉蜀国的道路，于是，他叫人刻了五斗石牛，并把金子放在石头身后。 蜀国人看见了，以为石牛可以屙金子。蜀王便叫五个大力士把石牛拖到蜀国去，由秦入蜀的道路就这样开辟出来了。 于是，秦国大军尾随而至，灭掉了蜀国。汉代，大司农田延年接受贿赂三千万，事发他自杀身亡。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现在以蜀王为警戒，你们也要把田延年当做前车之鉴。” 原文：贞观四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业，以畏天地。 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 "此言可为深诫。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 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译文：贞观四年，太宗对公卿说：“朕整天都不敢懈怠，不但忧念爱惜百姓，也想让你们能够长守富贵。 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长久以来小心谨慎以敬畏天地。你们如果能小心遵守法令，总是像朕敬畏天地那样，这样不但百姓安宁，自己也可常得快乐。 古人说：‘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这话可以深以为戒。 如果徇私贪污，不但是破坏国法，伤害百姓，即使事情没有败露，心中怎能不常怀恐惧呢？恐惧多了也有因此而导致死亡的。大丈夫岂能为了贪求财物，而害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使子孙总是蒙受羞耻呢？你们应当深刻地思考这些话。” 原文：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自九成宫赴京，违法取驿家麸数石。太宗赐其麸，今自负出以耻之。 译文：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从九成宫去京城，他在驿站人家处违法取得几担麦麸。唐太宗知道后，就把这些麦麸赐给他，让他自己背出宫，以此来羞辱他。 原文：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诸山大有银坑，采之极是利益，每岁可得钱数百万贯。”太宗曰：“朕贵为天子，是事无所少之。 惟须纳嘉言，进善事，有益于百姓者。且国家剩得数百万贯钱，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见卿推贤进善之事，又不能按举不法，震肃权豪，惟道税鬻银坑以为利益。 昔尧、舜抵璧于山林，投珠子渊谷，由是崇名美号，见称千载。后汉桓、灵二帝好利贱义，为近代庸暗之主。 卿遂欲将我比桓、灵耶？”是日敕放令万纪还第。译文：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 3. 贞观政要翻译贞观四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公卿说：“我天天勤勤肯肯，不仅仅是担忧百姓，也是想让你们能长守富贵。 天不是不高，地不是不厚，我每天兢兢业业地理政以表达对天地的敬畏之心。你们如能小心谨慎奉守法规，常象我一样敬畏天地，不但百姓安居乐业，自已也能长乐。 古人说：‘贤德之人多财会有损他的心志，愚昧的人多财会增 的过失。"此句话可以说是一个告诫。 如果徇私贪赃，不但只是违背法规，有损百姓利益，即使事情没有揭发出来，自己心里难道不是常常担心吗？担心多了，也有因此而死的。大丈夫哪能因为贪财而累及性命，使子孙每每在祭祖时心怀羞愧的呢？”你们应该好好地思考这番话。 4. 《贞观政要》—— 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 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尝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 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 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於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 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须极言规谏。” （中间还有四段。） 贞观十七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 者十有馀人。食器之间，何须苦谏？”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 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 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为事，若有不当， 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比见前史，或有人臣谏事，遂答云‘业已为之"， 或道‘业已许之"，竟不为停改。此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 5. 贞观政要 翻译全文 原文： 太宗有一骏马，特爱之，恒于宫中养饲，无病而暴死。太宗怒养马宫人，将杀之。皇后谏曰：“昔齐景公以马死杀人，晏子请数其罪云：‘尔养马而死，尔罪一也。使公以马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尔罪二也。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尔罪三也。"公乃释罪。陛下尝读书见此事，岂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谓房玄龄曰：“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 译文：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骏马，平常放在宫中饲养。一天，这匹骏马无缘无故突然死了。唐太宗大怒，要杀那养马的宫人。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而杀人，晏子当着齐景公的面列出养马人的罪状，说：‘你把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罪状；你养死了马而使国君杀人，老百姓知道后，一定恨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其他诸侯知道后，一定看不起我国，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齐景公听后便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您读书曾经读到过这个故事的，难道忘了吗？”唐太宗听了皇后这番话怒气就消了，他对大臣房玄龄说：“皇后用平常的故事来启发影响我，确是很有益的。” 6. 文言文《贞观政要》翻译,还有原文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征曰：“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征对曰：“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信而不谏，则谓之尸禄。"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太宗曰：“诚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魏征：“近来朝臣都不议论政事，这是为什么？”魏征回答说：“陛下虚心纳谏，本来应当有话说。然而古人说过：‘不被信任的人劝谏，会被认为是毁谤自己；已被信任而不劝谏，就叫做尸禄。"但是人的才能气度，各有不同：胆小怕事的人，心存忠直而不能进谏；被疏远的人，怕不信任而无法进谏；贪恋禄位的人，怕不利于自身而不敢进谏。所以大家沉默不言，应付着混日子。”太宗说：“这些现象确实像你所说。我常想，人臣要劝谏，动辄害怕有死亡之祸，这和赴鼎镬被烹杀、冒刀剑被斩杀又有什么两样？因此忠贞的臣子，并非不想竭尽忠诚，竭尽忠诚实在太难了。所以夏禹听了好的意见要拜谢，岂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如今敞开胸怀，接受谏诤，你们无须因为害怕而不敢把想说的话说出口。” 7. 贞观政要 李绩翻译 李绩，曹州离狐人也。本姓徐，初仕李密，为左武侯大将军。密后为王世充所破，拥众归国…………………………黎阳山。礼成，释服而散，朝野义之。寻为窦建德所攻，陷于建德，又自拔归京师。从太宗征王世充、窦建德，平之。贞观元年，拜并州都督，令行禁止，号为称职，突厥甚加畏惮。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解精选贤良，镇抚边境，惟远筑长城，广屯将士，以备突厥，而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绩于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其后并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绩为长史，累封英国公。在并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尚书，兼知政事。绩时遇暴疾，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自剪须为其和药。绩顿首见血，泣以陈谢。太宗曰：“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十七年，高宗居春宫，转太子詹事，加特进，仍知政事。太宗又尝宴，顾绩曰：“朕将属以孤幼，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绩雪涕致辞，因噬指流血。俄沉醉，御服覆之，其见委信如此。绩每行军，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自贞观以来，讨击突厥、颉利及薛延陀、高丽等，并大破之。太宗尝曰：“李靖、李绩二人，古之韩、白、卫、霍岂能及也！” 译文： 李绩，曹州离狐人士。原本是徐的，最开始跟随李密，做到了左武侯大将军的职位。李密后来被王世充击败，李绩便跟随大众回到了家乡——黎阳山。礼拜之后，随从大多四散，只剩下义气之士跟随。后来被窦建德攻打，被困于建德，于是他自己回到了首都京师。后跟随唐太宗征讨王世充、窦建德，并成功击败二者。贞观元年的时候，李密被升官为并州都督，法令严正，执行认真，十分称职，突厥人非常畏惧并害怕他。唐太宗对侍者大臣说：“隋炀帝不屑于选择精英良将，镇守边境，而只是远远的修筑长城，大量的囤积军队，以此来防备突厥人，然而情理不明了，以至到现在这个样子。我今天在并州任命了李绩，突厥人便害怕他的威名而远远的逃跑了，城池都得到了安宁，功效岂不胜过千里长城？”这之后，并州改设了大都督府，还是让李绩当长史，一直到被封为英国公。在并州长达十六年，官拜兵部尚书，兼管政治等事情。李绩突然遇到了疾病，经过检验，需要石灰才可以治疗，唐太宗亲自剪掉胡须为他做药。李绩把头都磕破了，哭着感谢唐太宗。唐太宗说：“我这么做是为了国家，不用这样感谢我。”十七年，唐高宗居住在春宫，执行太子的义务，掌管政治等事宜。唐太宗在品尝宴席时，对李绩说：“我将把年幼的儿子托付给你，你帮助他思考。昔日的时候，你对李密效忠，今天可不能辜负了我！”李绩哭着流泪答应，把手指都咬破流血了。一会便喝醉了，皇帝把自己穿的衣服盖在了他的身上，可见皇帝对李绩的器重与信任。李绩每次行军，都用智谋规划和计算，遇到敌人善于灵机应变。自从贞观以来，讨伐突厥人、颉利人和薛延陀人、高丽人等等，都获得了大胜。唐太宗经常说：“李靖和李绩二人，古代的四大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又怎能比的了啊！！” 8. 贞观政要翻译 译文：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骏马，平常放在宫中饲养。一天，这匹骏马无缘无故突然死了。唐太宗大怒，要杀那养马的宫人。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而杀人，晏子当着齐景公的面列出养马人的罪状，说：‘你把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罪状；你养死了马而使国君杀人，老百姓知道后，一定恨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其他诸侯知道后，一定看不起我国，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齐景公听后便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您读书曾经读到过这个故事的，难道忘了吗？”唐太宗听了皇后这番话怒气就消了，他对大臣房玄龄说：“皇后用平常的故事来启发影响我，确是很有益的。” 9. 贞观政要 任贤 魏征传 （ 自 魏征巨鹿人也 至 谥曰文贞） 全文翻译 加赏 古文：魏征，巨鹿人也。 近徙家相州之内黄。武德末，为太子洗马。 见太宗与隐太子阴相 倾夺，每劝建成早为之谋。太宗既诛隐太子，召征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 众皆为之危惧。 征慷慨自若，从容对曰：“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为 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 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 直，无所屈挠。 太宗每与之言，未尝不悦。征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 又劳之曰：“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三年，累迁秘书监，参预朝政，深谋远算，多所弘益。 太宗尝谓曰：“卿罪重于中钩，我任卿逾于管仲，近 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宫，宴近臣，长孙无忌曰：“王 珪、魏征，往事息隐，臣见之若仇，不谓今者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征往者实我所 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 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征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 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 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太宗大悦，各赐钱十五万。七年，代王珪为侍中，累封郑国公。 寻以疾乞辞所职，请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卿以枢要之职，见朕之 非，未尝不谏。 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 于金，以卿为良工。 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耶？”征乃止。后复固辞，听解侍中，授以特进，仍知门下省事。 十二年，太宗以诞皇孙，诏宴公卿。帝极欢，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 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 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 也。” 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庶人承乾在春宫，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日隆，内外庶 寮，咸有疑议。 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如魏征，我遣傅皇太子，用绝天下之望。”十七年，遂授太子太师，知门下事如故。 征自陈有疾，太宗谓曰：“太子宗社之本，须有师傅，故选中正，以为辅弼。知公疹病，可卧护之。” 征乃就职。寻遇疾。 征宅内先无正堂，太宗时欲营小殿，乃辍其材为造，五日而就。遣中使赐以布 被素褥，遂其所尚。 后数日，薨。太宗亲临恸哭，赠司空，谥曰文贞。 太宗亲为制碑文，复自书于石。特赐其家食实封九百户。 太宗后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今魏征殂 逝，遂亡一镜矣！”因泣下久之。乃诏曰：“昔惟魏征，每显予过。 自其逝也，虽过莫 彰。朕岂独有非于往时，而皆是于兹日？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所以虚己外求，披迷内省。 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自斯已后，各悉乃诚。若有是 非，直言无隐。” 翻译：魏征，巨鹿人，后来搬家到相州内黄。武德末年，担任太子洗马。 见太宗和太子李建成暗中争夺帝位，多次劝李建成早作计划，除去太宗。李建成被诛杀后，太宗召见魏征，斥责他说：“你挑拨离间我们兄弟的关系，为的是什么？”大家都替魏征担心，魏征却神情自若，从容地回答：“皇太子如果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太宗一听这话，马上改变态度，对魏征以礼相待，异常敬重，提任他为谏议大夫，曾多次召他入寝宫，请教治理国家的道理。 魏征怀有治理国家的才干，性情刚直不阿，不屈不挠。太宗每次和他谈话，没有哪次不满心欢喜。 魏征也庆幸遇到了解自己的国君，竭尽全力为太宗效忠。太宗抚慰魏征说：“你所劝谏我的，前后共有二百多件事，都很符合我的心意。 如果不是你忠诚为国，怎能这样？” 贞观三年（629），经过多次升迁，魏征担任秘书监，参与管理朝政。魏征深谋远虑，对治理国家有很多重大的贡献。 太宗曾对他说：“你曾有比射中齐桓公带钩更大的罪错，我信任你胜过齐桓公信任管仲，近代君臣之间互相信任，有像我和你这样的吗？” 贞观六年（632），太宗驾临九成宫，宴请亲近的大臣，长孙无忌说：“王珪、魏征以前事奉过李建成，我看见他们就像见到仇人一样，想不到今天会与他们出席同一个宴会。”太宗说：“魏征以前确实是我的仇敌，但他尽心事奉他的主人，有值得赞扬的地方。 我能提拔重用他，和古代圣贤相比，也不觉得惭愧。魏征每次都能犯颜直谏，不许我做错事，这是我器重他的原因。” 魏征向太宗拜了两拜，说：“陛下引导我进谏言，所以我才敢直言进谏，如果陛下不接受我的规谏，我还怎么敢违逆陛下，触犯忌讳呢？”太宗听了非常高兴，赐给魏征和长孙无忌各十五万钱。 贞观七年（633），魏征取代王珪担任侍中，官爵多次加封，最后封为郑国公。 不久，他以生病为理由，上表请求辞职，请求改任有官职而无实权的散官。太宗说：“我把你从仇敌中提拔起来，委任你担当朝廷要职。 你每次见到我有不对的地方，没有不加以劝谏的。你没有见过矿石中未曾提炼的金子吗？它有什么可宝贵的呢？只有经过冶炼，锻造成金器，它才被人珍视。 我就好比是矿石中的金子，你就是从矿石。 10. 贞观政要 节选译文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骏马，平常放在宫中饲养。一天，这匹骏马无缘无故突然死了。唐太宗大怒，要杀那养马的宫人。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而杀人，晏子当着齐景公的面列出养马人的罪状，说：‘你把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罪状；你养死了马而使国君杀人，老百姓知道后，一定恨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其他诸侯知道后，一定看不起我国，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齐景公听后便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您读书曾经读到过这个故事的，难道忘了吗？”唐太宗听了皇后这番话怒气就消了，他对大臣房玄龄说：“皇后用平常的故事来启发影响我，确是很有益的。”

《贞观政要卷三》翻译如下：贞观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无论国家安定还是混乱， 安全还是危险,君臣都应该词舟共济。如果君主能接受忠言，臣子能够直言进谏，那么君臣之间就会非常默契,这是自古以来治国所重视的方法。如果君主贤明，而臣子却不匡正辅佐,想要不亡国，是不可能的。君主要是失掉了江山，子也就不能保全自己的家族。像隋炀帝，他为人非常暴虐，臣下不敢进言，这使他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最后国破家亡，大臣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杀死。这个惨痛的教训离我们并不远，我和各位大臣能不谨慎吗?我们不能被后人所耻笑啊。”贞观四年，唐太宗谈论隋朝统治的时候，魏徵对答说: "我过去在隋朝， 曾听说有盗窃发生,炀帝派於士澄追捕。只要发现可疑的人，就苦苦拷打,被迫含冤承认自己是盗贼的有二千多人，隋炀帝下令在同一天全都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感到奇怪,试查有关案件的文书,竟有六七人在盗窃案发生的那天，原先就关押在别的地方,盗案发生后才放出来,可也被审问拷打,受鈈了痛苦，自己屈认行盗。张元济因此再进行推究,这二千人中只有九个人帝已下冷斩决，就不把真相上奏，结果把这两千人统统杀掉。”太宗说: "这不仅是隋炀帝暴无道，臣下们也不尽心办事。他们应当匡正谏诤，不怕有杀身之祸，怎能一味谄媚奉迎，不讲原则地去讨皇上的欢心和称誉。隋朝君臣都是这样，怎么能不失败?我依靠你们共同辅佐，就能使监狱空无一人。希望你们能善始善终，常像今天一样。”《贞观政要卷三》原文：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日: "君臣本同治乱， 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给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不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令不闻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贞观四年，太宗论隋日。魏征对日: "臣往在隋朝， 曾闻有盗发,炀帝令於士澄捕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余人，羚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怪之,试寻其状。有六七人，盗发之日，先禁他所，被放才出,亦遭推勘，不胜苦痛，自诬行盗。元济因此更事究寻，二千人内惟九人逗遛不明。官人有谙识者,就九人内四人非贼。有司以炀帝已令斩决，遂不执奏,并杀之。”太宗日:“非是炀帝无道， 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得不败?联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此文出自唐代史学家吴兢《贞观政要》。《贞观政要》创作背景：吴兢著《贞观政要》旨在歌颂“贞观之治”，总结唐太宗时代的政治得失，希望后来君主以为借鉴。书中所记基本为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的问答，以及皇帝的诏书、大臣的谏议奏疏等，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思想、生活等方方面面，尤以讨论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求谏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居安思危为其重点。虽然《贞观政要》在史实上有所失误，但由于叙事详赡，文字明畅，论述的又是统治之道，因此晚唐以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流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

《贞观政要》是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政绩及君臣论政的史书。《贞观政要》系“随事载录”而成，凡十卷四十篇，约八万字。它以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为篇目，分别采摘唐朝贞观年间(627～649)太宗李世民同大臣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四十五人的政论、奏疏以及重大政治设施内容，赞颂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告诫李唐后继人“克遵前轨，择善而从”，以永保唐朝基业。主要内容包括治国方针、选贤任能、精简机构、申明法制、崇尚儒术、评论历史得失等方面，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如敬贤纳谏、谦逊谨慎、防止奢惰等。全书简明扼要，具有独创性。

　　卷三·论封建 　　贞观元年，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邗国公，兵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 并为第一等， 食邑实封一千三百户。皇从父淮安王神通上言：“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玄龄等刀笔之人，功居第一，臣窃不服。”太宗曰：“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爱惜，但以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矣。”由是诸功臣自相谓曰：“陛下以至公，赏不私其亲，吾属何可妄诉。”初，高祖举宗正籍，弟侄、再从、三从孩童已上封王者数十人。至是，太宗谓群臣曰：“自两汉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疏远者，非有大功，如汉之贾、泽，并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给力役，乃至劳苦万姓，以养己之亲属。”于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间无功者，皆降为县公。 　　贞观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余年，秦罢诸侯，二世而灭，吕后欲危刘氏，终赖宗室获安，封建亲贤，当是子孙长久之道。乃定制，以子弟荆州都督荆王元景、安州都督吴王恪等二十一人，又以功臣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尚书左仆射宋州刺史房玄龄等一十四人，并为世袭刺史。礼部侍郎李百药奏论驳世封事曰： 　　臣闻经国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阐治定之规，以弘长世之业，万古不易，百虑同归。然命历有赊促之殊，邦家有治乱之异，遐观载籍，论之详矣。咸云周过其数，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于郡国。周氏以鉴夏、殷之长久，遵皇王之并建，维城磐石，深根固本，虽王纲弛废，而枝干相持，故使逆节不生，宗祀不绝。秦氏背师古之训，弃先王之道，践华恃险，罢侯置守，子弟无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忧，故一夫号呼而七庙隳圯。 　　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册名帝录，缔构遇兴王之运，殷忧属启圣之期。虽魏武携养之资，汉高徒役之贱，非止意有觊觎，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狱讼不归，菁华已竭，虽帝尧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齐七政，非止情存揖让，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勋、重华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后，是知祚之长短，必在于天时，政或兴衰，有关于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虽沦胥之道斯极，而文、武之器尚存，斯龟鼎之祚，已悬定于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东迁避逼，禋祀阙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渐，有累于封建焉。暴秦运距闰余，数终百六，受命之主，德异禹、汤，继世之君，才非启、诵，借使李斯、王绾之辈盛开四履，将闾、子婴之徒俱启千乘，岂能逆帝子之勃兴，抗龙颜之基命者也! 　　然则得失成败，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辙，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浇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里之间，俱为采地。是则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纪纲弛紊，断可知焉。锲船求剑，未见其可;胶柱成文，弥多所惑。徒知问鼎请隧，有惧霸王之师;白马素车，无复藩维之援。不悟望夷之衅，未堪羿、浞之灾;既罹高贵之殃，宁异申、缯之酷。此乃钦明昏乱，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兴废。且数世之后，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为仇敌。家殊俗，国异政，强陵弱，众暴寡，疆场彼此，干戈侵伐。狐骀之役，女子尽髽;崤陵之师，只轮不反。斯盖略举一隅，其余不可胜数。陆士衡方规规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据其天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乱。”何斯言之谬也!而设官分职，任贤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举分竹，何世无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爱宝，民称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区区然称：“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岂容以为侯伯则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则殊其忧乐?何斯言之妄也! 　　封君列国，藉其门资，忘其先业之艰难，轻其自然之崇贵，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骄侈。离宫别馆，切汉凌云，或刑人力而将尽，或召诸侯而共乐。陈灵则君臣悖礼，共侮征舒;卫宣则父子聚麀，终诛寿、朔。乃云为己思治，岂若是乎?内外群官，选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镜以鉴之，年劳优其阶品，考绩明其黜陟。进取事切，砥砺情深，或俸禄不入私门，妻子不之官舍。班条之贵，食不举火;剖符之重，居惟饮水。南阳太守，弊布裹身;莱芜县长，凝尘生甑。专云为利图物，何其爽欤!总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民无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灭国弑君，乱常干纪，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鲁道有荡，每等衣裳之会。纵使西汉哀、平之际，东洛桓、灵之时，下吏淫暴，必不至此。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 　　伏惟陛下握纪御天，膺期启圣，救亿兆之焚溺，扫氛祲于寰区。创业垂统，配二仪以立德;发号施令，妙万物而为言。独照神衷，永怀前古，将复五等而修旧制，建万国以亲诸侯。窃以汉、魏以还，余风之弊未尽;勋、华既往，至公之道斯乖。况晋氏失驭，宇县崩离;后魏乘时，华夷杂处。重以关河分阻，吴、楚悬隔，习文者学长短纵横之术，习武者尽干戈战争之心，毕为狙诈之阶，弥长浇浮之俗。开皇在运，因藉外家。驱御群英，任雄猜之数;坐移明运，非克定之功。年逾二纪，民不见德。及大业嗣立，世道交丧，一时一物，扫地将尽，虽天纵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劳止未康。 　　自陛下仰顺圣慈，嗣膺宝历，情深致治，综核前王。虽至道无名，言象所纪，略陈梗概，安所庶几。爱敬烝烝，劳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访安内竖，亲尝御膳，文王之德也。每宪司谳罪，尚书奏狱，大小必察，枉直咸举，以断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隐恻，贯彻幽显，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虚心受纳，不简鄙讷，无弃刍荛，帝尧之求谏也。弘奖名教，劝励学徒，既擢明经于青紫，将升硕儒于卿相，圣人之善诱也。群臣以宫中暑湿，寝膳或乖，请移御高明，营一小阁，遂惜十家之产，竟抑子来之愿，不吝阴阳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顷岁霜俭，普天饥馑，丧乱甫尔，仓廪空虚。圣情矜愍，勤加赈恤，竟无一人流离道路，犹且食惟藜藿，乐彻簨簴，言必凄动，貌成癯瘦。公旦喜于重译，文命矜其即叙。陛下每见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求远方，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志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惟及政事，更无异辞。才日昃，必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弘兹风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间，弥纶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诡未移，此由习之久，难以卒变。请待斫雕成器，以质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礼云毕，然后定疆理之制，议山河之赏，未为晚焉。《易》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于人乎?”美哉斯言也。 　　中书舍人马周又上疏曰： 　　伏见诏书令宗室勋贤作镇藩部，贻厥子孙，嗣守其政，非有大故，无或黜免。臣窃惟陛下封植之者，诚爱之重之，欲其绪裔承守，与国无疆。何则?以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况下此以还，而欲以父取儿，恐失之远矣。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逸，则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政欲绝之也，则子文之治犹在;政欲留之也，而栾黡之恶已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则向之所谓爱之者，乃适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畴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方授，则翰翮非强，亦可以获免尤累。昔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终全其世者，良由得其术也。愿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也。 　　太宗并嘉纳其言。于是竟罢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邗国公，兵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官品都列为一等，享受一千三百户的俸禄。太宗的堂叔淮安王李神通上奏道：“在太原初举义旗时，我便带兵首先赶来响应，现在房玄龄这些舞文弄墨的人，却功居第一等，我私下不服。”太宗说：“国家大事，只在赏罚。所赏的人和他的功劳相当，无功的人自然退避不争;所罚的人和他的恶行相当，做坏事时人们才会感到畏惧。可知赏罚不能轻率施行。如今论功行赏，房玄龄等有运筹帷幄、安抚社稷的功勋，就像汉代的萧何一样，虽没有汗马战功，但能制定策略、推荐贤能，所以应该功居第一。叔父是国家至亲，要封赏我当然无所吝惜，但不能因为亲私关系就随意与功勋大臣同样封赏!”因此功臣们相互之间说：“陛下秉公封赏，不偏袒亲眷，我们怎么可以胡乱申诉猜疑呢?”当初，高祖把同宗子弟和三代之内的旁系弟侄分封为王的有几十人。太宗对臣下们说：“从两汉以来，只封子和兄弟，宗室中疏远的，除非有大功如汉代的刘贾、刘泽那样，否则一律不得受封。如果所有的宗室都封王，就会劳苦万民。”于是把郡王宗室中没有功劳的都降封为县公。 　　贞观十一年，太宗认为周朝实行分封诸侯的制度，执掌江山八百余年，秦朝废除了分封制度，只经历了两代就灭亡了。汉代吕后想篡夺汉室天下，最后靠刘姓宗室的力量获得安定。分封子弟的方法应该是子孙保全江山的最好办法。于是定下制度，分封子弟荆王元景、吴王恪等二十一人为都督，功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十四人为刺史，并且世袭爵位。礼部侍郎李百药上书表示反对说： 　　我听说治理国家造福百姓，是历代帝王的一贯做法。尊重皇上使他高枕无忧，这是人之常情。考虑安定国家的方策，以开辟未来大业，这是所有帝王万古不变的想法。然而，王朝的命运有长有短，国家有治有乱，认真考察历代的典籍，对这个问题讲述得很详细。人们都说周朝的统治超过了其命数，秦的统治还没达到其应该享有的期限，国家存亡的原因，是由于是否分封诸侯。周朝借鉴夏殷统治长久的经验，遵循前代的统治经验，实行皇帝与诸侯并存的制度，加强统治力量，注意保全根本，即使王道废弛，可是各个朝代统治祭祀却没有断绝。秦朝违背先王的遗训，舍弃先王的统治方法;倚仗华山一带地形险要，废除诸侯，只设置郡守。结果子孙没有一寸土地的封邑，百姓很难与之共处，所以陈涉揭竿起义，秦朝就迅速灭亡了。 　　我认为自古以来帝王统治天下，没有哪一个不是受命于天的。建邦立国是天命转移的缘故，心忧百姓是有道明君的高贵品德。即使资质像曹操这样的养子，身份像汉高祖那样的役徒，他们也不是有意夺取天下，即使想逃脱也逃脱不掉的。相反，如果是百姓民心不归，精华已尽，像尧、舜这样的皇帝，像放勋、重华这样的德行，他们也守不住基业，不能永保国家兴隆。从这里可以看出，国统的长短，在于天时，政治的兴衰，在于人事。周代的统治卜算起来，已经历三十余代七百多年。虽然历经浮沉兴衰，但周代开国的宏大气象还存在，这些通过卜筮所展示的祥瑞的法果，早已在冥冥之中注定了。至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祸患，那是由于国运渐衰，灭亡的日子将至的缘故，与当时的分封没有太大关系。暴秦的运数，算起来有一百六十多年，是受命于天的君主，他的才德与禹、汤相去甚远，后来的继承者，才能也远远比不上启、诵。即使有李斯、王绾等功臣，将闾、子婴诸子弟广受封土，列为诸侯，又怎能抗拒汉朝的兴起，阻止汉高祖称帝呢? 　　然而，得失成败各有其本身的原因，而写书的人大多墨守成规，分辨不出古今的差别，弄不明白时代风气虚伪与淳厚的区别。想在众多朝代之后，实行夏、商、周三代的办法，将天下五服之内的国土全部分封给诸侯，千里王畿也都分给卿大夫做采地。这是要在虞舜、夏禹的时代实行上古结绳记事的古老方法，在汉魏时代推行远古象刑法典，这样的做法，必定造成纪纲松弛、社会混乱。刻舟求剑是行不通的，胶柱鼓瑟更是弹不出乐章。大家只知道楚庄王问鼎的蛮横和晋文公想得到王者葬礼的野心，惧怕霸王的军队，秦王子婴白马素车投降汉高祖时，没有诸侯出来援助。未能从望夷宫秦二世被弑事件中有所领悟：像夏朝后羿推翻太康、寒浞杀害后羿所带来的灾难，更是不堪回首;魏朝的高贵乡公遭遇的杀身之祸，与周幽王被申侯与缯勾结犬戎所杀那样悲惨的遭遇，是谁也不愿碰上的。这都是帝王自己昏乱，自己把自己由太平引向覆亡，与郡县制与分封制都没有关系。皇室一旦建立，几代之后，逐渐衰微，原来作为屏障的诸侯，都变成仇敌，以至于各诸侯家庭传统不一样，国家政治各自不同，以强凌弱，以众侵寡，彼此互相攻城夺地，干戈相见。狐骀之战使邾国妇女全部用麻束发送葬;崤陵之战，秦军全军覆没，连一只车轮也未能返回秦国。这里只略举数例，其余的不可胜数。陆士衡却一本正经地写道：“继位的国君虽然抛弃九鼎而出逃，凶恶的外族占据了京城，但天下却太平无事，终究会扭转乾坤，化乱世为太平。”这话真是荒谬透顶。实行郡县制，设官分职，任用贤能，用贤良的人才，担负起共同治理国家的重任，分别担任刺史、太守。哪个朝代没有贤良的人才?任用这些贤才做官，就会使土地呈现祥瑞、上天赐予宝物，百姓就会称颂国君为人民的父母，把朝廷奉为神明。而曹元首却说什么：“与人(指诸侯)能共享其乐的，人必为他(指君主)分忧;与人能共享安逸的，人必能为他解难。”怎能说分封诸侯就能共同承担安危，而任命刺史、县官，他们就不能与国君同忧共乐?这是何等荒谬啊! 　　被封的皇亲国戚，无不凭借门第，忘掉祖先创业的艰辛，自以为生下来就应享荣华富贵，一代比一代更骄奢淫逸。他们修筑别馆，驱使民力为其效劳，召诸侯共同玩乐。夏朝大臣陈灵违背君臣之礼，和臣下一起侮辱皇子徵舒。卫宣公违背父子之道，纳子之妻，最终将两个儿子杀死，还说自己想使国家安定，难道就这个样子吗?朝廷百官，都是经过选拔的，他们的政绩，应该通过审核才能决定。那么人们的进取之心就会日益迫切，并经常自我激励，有的计日受俸，其余分文不取;有的只身赴任，不带妻儿。有的因为珍惜柴薪，索性就吃干饭;有的感激朝廷的信任，只饮当地之水。羊续官为南阳太守，却布衣裹身，范丹身为莱芜县令却家贫如洗。如果说做官都是为了贪图利禄，为什么他们就这样清廉呢?总而言之，只要爵位俸禄不是世袭，任用贤才的路子就会很宽广;百姓要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国君，他们就人心惶惶。这个道理是聪明的人和愚昧的人都懂得的，怎么会迷惑不解呢?至于像灭国弑君、败坏纲纪一类的事，在春秋二百年间从来就没有断过。到睢水祭祀，就杀掉小国国君做祭品;鲁国无道，庄公夫人姜氏私自与齐侯幽会。纵然是西汉哀帝、平帝年间，东汉桓帝、灵帝之时，也不至于荒淫无道到这种程度。为政的道理可以用这句话加以概括。 　　陛下手握纲纪、掌管天下，开创帝业，拯救亿万百姓于水火之中，扫除邪气凶灾于四海之内。开创大业，传承子孙，媲美天地以立德;发布号召，施行政令，言行顺应万物之理。圣心独察，永远缅怀古代先贤。如今将恢复“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建立众多的诸侯国分封子弟、封赏诸侯。我认为自从汉、魏以来，流弊未歇，从尧、舜时代以后，至公之道就已经背离很远了。晋代失去权柄，国家分崩离析，后魏趁机兴起，致使华夏民族与异族杂居。纵然南北分治，相隔遥远，文人还在学习经国之术，武将仍是壮心不已，这些都是实现其政治野心的阶梯，滋长了虚假不淳朴的风气。隋文帝是后周外戚，他驾驭群英，玩弄权术，篡周自立，坐享其成，不是打来的天下。他的统治持续了二纪，百姓没有感受到他的恩德。等到隋炀帝即位，世道败坏、道德沦丧，当时的人物，几乎全都被摧毁。虽然陛下用自己天赋的神勇，平定了四方祸乱，然而战争的创伤并未愈合，百姓的疲弊也尚未安宁。 　　自从陛下顺应太上皇的旨意，继承大统，将全部精力用于治理国家，统观前代君王的经验得失。虽然您的至善之道难以名状，但就某些方面的具体表现来说，也可以粗略地陈述出梗概。陛下爱敬敦厚，对待父母操劳侍奉不知疲倦，这是大舜一样的孝道。陛下亲自进宫询问太上皇起居，亲自为太上皇品尝饭菜，这是周文王的德行。陛下每有官司，必定亲自审查，以免产生冤情。用断趾的刑法代替斩刑，可见陛下的恻隐之心，这是大禹见罪人而流泪的襟怀。陛下表情庄重、言行率直，虚怀若谷、肯于纳谏，对鄙俗之言不怠慢，对山野之人不忽视，像帝尧一样乐于接受意见。陛下推崇教化，鼓励求学，通过科举选拔人才，并将大儒任命为卿相，像圣人一样地循循善诱。由于夏天宫中湿热，不利于食宿，臣子们请陛下换个宽敞明亮的地方居住，陛下却害怕浪费钱财，违背了臣民的心愿，不顾及自身的寒暑，安于简陋的居所。最近几年又遇霜灾歉收，饥荒四起，仓库空虚。陛下怜惜百姓，开粮仓拯济灾民，使全国没有一个人流离失所，而您自己却只吃粗淡的饮食，停止钟鼓之乐不听，时刻想着百姓疾苦，容貌日渐消瘦。吉时周公因为远方有人前来朝贡而欣喜，夏禹也因为四方安定而感到自豪。陛下即位后，四方少数民族纷纷臣服，万里迢迢归顺仁德之君，但陛下依然谨慎小心，没有驱使百姓开拓疆土。陛下心怀贤德，不图千古英名，只求为百姓赢得安宁的生活。陛下因为天下的忧患劳苦而心急如焚，而杜绝自身的巡行玩乐。每次上朝听政，听取接纳百官的诤谏却毫无倦意，智慧遍及万物，道义惠及天下。罢朝之后，还要与亲近的大臣讨论政教得失，言谈出于肺腑，只涉及政事，其余一概不谈。午后太阳偏西，必定下令才学之士进宫，赐予闲职，与其畅谈典籍，或作诗谈玄，以至深夜，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这四个方面，您已经超越了历史上的圣贤，当居首位了。弘扬这样的风气教化，昭示四方百姓，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换天地。而现在淳朴的德行之所以没有推行开来，浮夸诡诈的风气之所以没有去除，是因为积习太久，难以一下子改变的缘故。请耐心等待移风易俗，质朴取代浮华，刑法不再使用、教化大行天下，登上泰山、举行封禅的大典进行完毕，然后再去制定划分疆域、治理天下的制度，讨论诸侯土地的分封问题，也为时不晚。《周易》有言：“天地浩大，充满了四季更替变化的规律，更何况人事呢?”这句话说得多好啊! 　　中书舍人马周又上疏说： 　　我见陛下下诏让王公贵族和有功的大臣都做镇藩统帅，并且可以传位给子孙，使他们世袭刺史的职位，没有大的变故，不被罢免。我认为陛下分封皇族，是爱护重视他们，让他们的王位得到世袭，与大唐的政权一样万寿无疆。(但这样很不妥，)为什么呢?像尧、舜这样圣明的君王，尚且有丹朱、商均这样无能的儿子，更何况普通的君王呢?还要像对待他们的父辈那样对待他们，恐怕会造成很大的失误。如果后辈继承父业，万一骄奢放纵，那么不仅百姓遭殃，也会连累国家。如果取消他的封国，而其先祖的功业还在;如果保留他的封国，而他本人已经罪恶昭彰。与其像这样危害百姓，还不如割爱一个已故的功臣，这才是明智的做法。如此一来，过去的所谓爱重，恰恰成了伤害。所以，我认为应该对宗亲和功臣只分封土地、犒赏封邑就足够了;确实有才能的，就根据其特长授予官职，那么就算其能力不强也可以免除过失。过去汉光武帝不让功臣担任官职，所以忠臣得以保全名节性命，实在是因为方法得当。望陛下深思，使宗亲和功臣能够蒙受大恩，同时使其后代也能终生享受福禄。 　　太宗皇帝非常赞许并接纳了这些意见，于是下令废除了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的制度。　

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争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它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有关贞观政事的记载相比，较为详细，为研究唐初政治和李世民、魏征等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书中提出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民思想，务实求治、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发展生产的施政方针，”爱之如一”较为持平的民族政策，用人惟贤才的主张，广开言路的开明措施，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仁德先行、省刑慎罚的统治策略，以及俭约慎行、善始慎终的人格要求。它是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

　　卷二·论纳谏 　　贞观初，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宴语，时有美人侍侧，本庐江王瑗之姬也，瑗败，籍没入宫。太宗指示珪曰：“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庐江取之为是邪，为非邪?”太宗曰：“安有杀人而取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珪对曰：“臣闻于《管子》曰：齐桓公之郭国，问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妇人尚在左右，臣窃以为圣心是之。陛下若以为非，所谓知恶而不去也。”太宗大悦，称为至善，遽令以美人还其亲族。 　　贞观四年，诏发卒修洛阳之乾元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曰： 　　陛下智周万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应?志之所欲，何事不从?微臣窃思秦始皇之为君也，藉周室之余，因六国之盛，将贻之万叶。及其子而亡，谅由逞嗜奔欲，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胜，神祇不可以亲恃。惟当弘俭约，薄赋敛，慎终始，可以永固。 　　方今承百王之末，属凋弊之余，必欲节之以礼制，陛下宜以身为先。东都未有幸期，即令补葺;诸王今并出藩，又须营构。兴发数多，岂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东都之始，层楼广殿，皆令撤毁，天下翕然，同心欣仰。岂有初则恶其侈靡，今乃袭其雕丽?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务，成虚费之劳。国无兼年之积，何用两都之好?劳役过度，怨讟将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乱离之后，财力凋尽，天恩含育，粗见存立，饥寒犹切，生计未安，三五年间，未能复旧。奈何营未幸之都，而夺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汉高祖将都洛阳，娄敬一言，即日西驾。岂不知地惟土中，贡赋所均，但以形胜不如关内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浇漓之俗，为日尚浅，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讵可东幸?其不可五也。 　　臣尝见隋室初造此殿，楹栋宏壮，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动即火出。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则余费又过倍于此。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乾元毕工，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深愿陛下思之，无为由余所笑，则天下幸甚矣。 　　太宗谓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叹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顾谓房玄龄曰：“今玄素上表，洛阳实亦未宜修造，后必事理须行，露坐亦复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来不易，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可赐绢二百匹。”魏征叹曰：“张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太宗有一骏马，特爱之，恒于宫中养饲，无病而暴死。太宗怒养马宫人，将杀之。皇后谏曰：“昔齐景公以马死杀人，晏子请数其罪云：‘尔养马而死，尔罪一也。使公以马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尔罪二也。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尔罪三也。"公乃释罪。陛下尝读书见此事，岂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谓房玄龄曰：“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 　　贞观七年，太宗将幸九成宫，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谏曰：“陛下高居紫极，宁济苍生，应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然而离宫游幸，此秦皇、汉武之事，故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甚切至。太宗谕之曰：“朕有气疾，热便顿剧，故非情好游幸，甚嘉卿意。”因赐帛五十段。 　　贞观三年，李大亮为凉州都督，尝有台使至州境，见有名鹰，讽大亮献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绝畋猎，而使者求鹰。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书曰：“以卿兼资文武，志怀贞确，故委藩牧，当兹重寄。比在州镇，声绩远彰，念此忠勤，岂忘寤寐?使遣献鹰，遂不曲顺，论今引古，远献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恳到，览用嘉叹，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复何忧!宜守此诚，终始若一。《诗》云：‘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古人称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所言，深足贵矣。今赐卿金壶瓶、金碗各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联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观典籍。兼赐卿荀悦《汉纪》一部，此书叙致简要，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 　　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忤旨，太宗以为讪谤。侍中魏征进言曰：“昔贾谊当汉文帝上书云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长叹息者六。"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惟陛下详其可否。”太宗曰：“非公无能道此者。”令赐德参帛二十段。 　　贞观十五年，遣使诣西域立叶护可汗，未还，又令人多赍金帛，历诸国市马。魏征谏曰：“今发使以立可汗为名，可汗未定立，即诣诸国市马，彼必以为意在市马，不为专立可汗。可汗得立，则不甚怀恩，不得立，则生深怨。诸蕃闻之，且不重中国。 但使彼国安宁， 则诸国之马，不求自至。昔汉文帝有献千里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鸾舆在前，属车在后，吾独乘千里马，将安之乎?"乃偿其道里所费而返之。又光武有献千里马及宝剑者，马以驾鼓车，剑以赐骑士。今陛下凡所施为，皆邈过三王之上，奈何至此欲为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求市西域大珠，苏则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则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陛下纵不能慕汉文之高行，可不畏苏则之正言耶?”太宗遽令止之。 　　贞观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疏陈得失。特赐钟乳一剂，谓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长孙无忌等曰：“夫人臣之对帝王，多顺从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发问，不得有隐，宜以次言朕过失。”长孙无忌、唐俭等皆曰：“陛下圣化道致太平，以臣观之，不见其失。”黄门侍郎刘洎对曰：“陛下拨乱创业，实功高万古，诚如无忌等言。然顷有人上书，辞理不称者，或对面穷诘，无不惭退。恐非奖进言者。”太宗曰：“此言是也，当为卿改之。” 　　太宗尝怒苑西监穆裕，命于朝堂斩之。时高宗为皇太子，遽犯颜进谏，太宗意乃解。司徒长孙无忌曰：“自古太子之谏，或乘间从容而言。今陛下发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颜之谏，诚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久相与处，自然染习。自朕御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征朝夕进谏。自征云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见朕心说谏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谏。”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在宴会上交谈，当时有个美人在旁边侍候。她本是庐江王李瑗的爱姬，李瑗败事后，被籍没入宫。太宗指着她对王珪说：“庐江王荒淫无道，杀害了她原先的丈夫而把她占为己有。暴虐到极点，怎会不灭亡呢?”王离座说：“陛下认为庐江王夺取她是对了呢，还是不对?”太宗说：“哪有杀人而夺取其妻的道理，你却问我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王回答说：“我见到《管子》书里说：齐桓公到了郭国，问那里的父老：‘郭国为什么会灭亡?"父老说：‘因为郭君喜欢好人而厌恶坏人。"齐桓公说：‘照你所说，他是个贤君啊，怎会灭亡呢?"父老说：‘不是这样，郭君喜欢好人却不能任用，厌恶坏人却不能摒弃，所以灭亡。"如今这个妇人还在陛下左右，所以我猜测陛下的心意认为这样做是对的，陛下如果认为不对，那就是所谓知道邪恶而不能摒弃了。”太宗听罢大为欣喜，夸他讲得好极了，马上命令把这个美人送还给她的亲族。 　　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在洛阳修建乾元殿，以供天子巡游四方的时候下榻居住。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劝谏说： 　　陛下您智虑周全，可谓无所不及。您下令要做的事，有哪一件不成功呢?您立志想要得到的东西，有哪一件不是依从你的意思去办呢?我认为秦始皇刚开始做皇帝的时候，一直想倚仗灭掉周室的余威，凭借平定六国的气势，将基业千秋万代地传下去。可是到了他儿子掌权的时候国家就灭亡了，我们认真分析它灭亡的原因，是他们父子随心所欲地放纵自己的贪欲，违背上天的旨意，残害百姓等因素造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统治天下不能仅仅凭借武力，一味信奉神灵也不能保障他的江山固若金汤。只有大力提倡节俭，减轻赋税，自始至终兢兢业业，才可以永保江山安泰。 　　我们刚刚统一了天下，还没有从战争所造成的影响中恢复过来，民生凋敝。这个时候应该提倡节俭，以礼治国，陛下您更应该以身作则。东都洛阳没有行宫，就下令修缮，各位大臣出京镇守边关，也都需要修建官邸，工事太多，恐怕会劳民伤财，这是第一点不可修建的原因。陛下你当初平定东都洛阳，看见那些豪华奢侈的宫殿，下令全部拆毁，此举让天下人惊叹佩服。岂有开始憎恶隋代的奢华，现在又步其后尘的道理呢?这是陛下不可为的理由之二。一听到下面有呈报，就去巡视，然而事情并不紧急，这样做岂不是白白消耗国家的财产。现在国家建立不久，国库还不充盈，哪用得着修建两个都城?老百姓的劳役过重，就会产生怨恨，这是陛下不可为的理由之三。如今百姓遭受天下大乱之后，生活非常贫困。老天有眼，让百姓的生活稍稍有了点好转，但是仍然存在忍饥挨饿的生计之忧，这种情况三五年之内也不可能解除。如果这个时候让老百姓去营建东都，岂不是勉为其难，这是陛下不可为的理由之四。汉代的时候，汉高祖刘邦要在洛阳建都，大臣娄敬进言说这样做不可行，他劝说汉高祖在秦朝的故都建都，汉高祖接受了他的建议，当日就往西行，定都长安。现在只希望陛下你体察百姓之苦，革除日渐沦丧的世俗风气。你治理国家的时间还很短，国家的各种社会风气还不淳厚，凡事都应该三思而后行，现在怎么可以在洛阳大兴土木，难道连古人都不如吗?这是陛下你不应做的第五个原因。 　　我曾经看到隋朝建造这座宫殿的时候，所用的材料极其讲究。宫殿所用的木材都不是附近产的，大多都是从遥远的豫章郡运来的。一根柱子就要用两千人来拉，下边滑动用的轮子必须用生铁铸成，中间如果用木头做轮子，一滑动起来就会起火。粗略算来，一根柱子的运送就要耗费数十万两银子，而其他的费用更是难以估量。我听说一座阿房宫建成了，就使得秦国人心离散;章华宫修成了，就造成楚国民心散乱;乾元宫修完了，隋朝也就随之灭亡了。况且凭借国家目前的政治状况，比起隋朝来说又如何呢?国家从萧条中建立起来，这个时候再役使苦难的百姓，劳民伤财，就会重蹈历代王朝灭亡的覆辙，步其后尘，从这点来说，我们恐怕比隋炀帝还要昏庸啊。我恳切地希望陛下能认真考虑这件事，不要让我们的行为被后人所耻笑，那便是国家的大幸了。 　　太宗对张玄素说：“你认为我连隋炀帝都不如，那跟桀、纣相比呢?”玄素回答说：“如果这座宫殿修好了，可以说与他们殊途同归，没什么两样。”太宗猛然醒悟，叹息着说：“我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件事，所以导致了这么严重的后果。”说罢，他又转过头来对房玄龄说道：“看看玄素的奏表，洛阳的宫殿实在不应该修建，以后做事必须按事理行事，即使露天休息又如何呢?凡是因此产生的赋役，都应该马上停止。要地位低的人干预地位高的人，历来都不容易做到。要不是玄素忠心正直，心地无私，又怎能做得到呢?一般人唯唯诺诺，哪里抵得上一个人惊世骇俗的言论对人的启发大呢?我要赏赐玄素绢二百匹。”针对这件事，魏徵感叹地说：“张公的话真有力量呀，可谓是仁义之人，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对国家百姓的好处真是不可限量呀!” 　　唐太宗有一匹好马，特别喜爱它，常在宫里饲养，有一天这匹马没有生病却突然死掉了。太宗对养马的宫人很生气，要杀掉他。长孙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了要杀人，晏子请求数说养马人的罪状：‘你养的马死了，这是你第一条罪。让国君因马杀人，百姓知道了，必定怨恨我们国君，这是你第二条罪。诸侯知道了，必定轻视我们齐国，这是你第三条罪。"齐景公听后便赦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曾经读书读到过这件事情，难道忘记了吗?”太宗听了这话才平下气来。他又对房玄龄说：“皇后在很多事情上启发帮助我，对我很有好处。” 　　贞观七年，太宗要巡幸九成宫，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谏道：“陛下身处高位，如果要以救济天下百姓为己任，那么就应该让自己的欲望顺从于天下百姓的需要，而不能要求天下人都来顺从你一个人的需要。然而，整日想远离皇宫到处游玩，这是秦始皇、汉武帝他们经常做的事，不是尧、舜、禹、汤这些明君所为。”话语间，言辞诚恳激切。太宗开导他说：“我患有与气候相关的毛病，天气热了，病痛就要加剧。所以并不是我的本性喜欢到处巡游，但是，我还是十分感谢你的好意。”因此赏赐给姚恩廉五十匹丝帛。 　　贞观三年，李大亮担任凉州都督，有一位台使来到凉州，看见此地有一种很稀有名贵的大鹰，台使就叫李大亮把鹰进献给唐太宗。李大亮私下上疏给唐太宗：“陛下下令禁止打猎，现在却派使者前来索要大鹰。如果这是陛下的意思，那就是陛下违背了过去的圣旨;如果是台使擅自主张，那他就是一个冒名的使者。”唐太宗看完李大亮的奏折，回复道：“你既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又对国家忠肝义胆，所以派你镇守边关，委以重任。你这些年为国尽职尽忠，在边关声名远扬。我派使者来索要大鹰，你并不是趋炎附势地迎合我的旨意，而是借古鉴今，在那么遥远的地方还进献忠言，可谓披肝沥胆，诚愚之至。任何赞许都不能表达我的心意，有你这样的臣子，我还担忧什么呢?希望你能够保持这份赤诚之心，始终如一。《诗经》上有句话叫：‘尽忠职守，忠诚正直。神灵得知，赐予洪福。"古人也说过这么有分量的话，它的价值胜过千两黄金。你的一番话，真是可贵呀。现在我赐给你金壶瓶、金碗各一只，虽然不是价值千金，但这是我平时自己所用的东西。你性情方正平直，一心为公，我委托的事情你还上疏进行核实。你在处理公务之余，可以看一看古代的典籍。我再赐给你一部荀悦写的《汉纪》，这本书叙述简要，议论深刻，对如何治国、如何尽到君臣的职责说得非常透彻，现在我把它赐给你，希望你回去认真地阅读。” 　　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触怒了唐太宗，太宗认为这是毁谤。侍中魏徵进言道：“从前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曾说到‘可以为帝王痛哭的事有一件，可以为帝王长叹息的事有六件"。从古以来上书奏事，往往言辞很激切，如果不激切，就不能打动人主的心。言辞激切就近似毁谤，希望陛下仔细详察我的话对不对。”太宗说：“只有你能讲这样中肯的话。”于是下令赏赐给皇甫德参帛二十段。 　　贞观十五年，太宗派遣使者到西域封立叶护可汗，使者还没有回来，太宗又令人携带大量金帛到西域各国去买马。魏徵劝谏说：“现在派遣的使者是以封立可汗为名义的，可汗尚未封立，就到各国去买马。突厥人一定认为我们的目的是买马，而不是专程去封立可汗。这样，可汗虽然被封立了，他也不会对陛下感恩;立不成的话，就会产生很深的怨恨。西域各国听说这件事，也会看不起中国。只要能使西域各国安定，那么各国的好马用不着去买，就会自动送上门来。从前汉文帝时，有人献千里马。文帝说：‘我巡幸时每天行进三十里，打仗时每天行进五十里，仪仗走在我的前面，副车跟在我的后面，我单独骑一匹千里马，能走到哪里去呢?"于是给了献马人一些路费，让他回去了。汉光武帝时，有人献千里马和宝剑，光武帝让千里马拉装载战鼓的车，宝剑赐给手下的骑士。今天陛下的所作所为，远远超过夏禹、商汤和周文王武王，怎么在这件事情上的见识，还不如汉文帝、汉光武帝呢?魏文帝曾打算买西域的大珍珠，苏则劝谏说：‘如果陛下的恩惠遍布四海，这些东西不用追求，自然会到来。能买得到的东西，就不足珍贵了。"陛下纵使不仰慕汉文帝的崇高德行，难道也不畏惧苏则的正直议论吗?”于是，太宗立即下令停止买马。 　　贞观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书评论朝政得失。太宗特意赐给他钟乳石剂，对他说：“你向我进献药石一样的谏言，所以我也拿药石来报答你。”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臣子对帝王，多是顺从而不违背，用甜言美语来讨人欢心。我现在提出问题，你们不准隐讳，要一一说出我的过失来。”长孙无忌、唐俭等人都说：“陛下圣德教化，导致天下太平，据我们看来，看不出有什么过失。”黄门侍郎刘洎对答说：“陛下拨乱创业，确实功高万古，如无忌等人所说。但不久前有人上书，遇到言辞内容不合陛下心意的，有时就当面追根盘问，弄得上书言事的人无不羞惭而退。这恐怕不是在奖励进言者吧。”太宗说：“这话讲对了，我一定接受你的意见改正错误。” 　　太宗对苑西监穆裕大为恼火，下令将他在朝堂上斩首。当时高宗为皇太子，不惜冒犯太宗，前去求情，太宗的怒气才消退。司徒长孙无忌说：“自古以来，太子进谏总是找适当的机会说，今天陛下大发天威，太子却能犯颜进谏，这是古今没有的。”太宗说：“人在一起相处，自然会相互染上一种习气。自从我统治天下以来，虚心接纳正直的意见，就有魏徵不分早晚随时进谏。自从魏徵死后，又有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续进谏。皇太子小时候在我面前，常见我听到进谏心情很愉悦，因此养成喜欢纳谏、进谏的习性，所以才有今天的进谏。”　

　　卷十·论畋猎 　　秘书监虞世南以太宗颇好畋猎，上疏谏曰：“臣闻秋狝冬狩，盖惟恒典;射隼从禽，备乎前诰。伏惟陛下因听览之余辰，顺天道以杀伐，将欲摧班碎掌，亲御皮轩，穷猛兽之窟穴，尽逸材于林薮。夷凶剪暴，以卫黎元，收革擢羽，用充军器，举旗效获，式遵前古。然黄屋之尊，金舆之贵，八方之所仰德，万国之所系心，清道而行，犹戒衔橛。斯盖重慎防微，为社稷也。是以马卿直谏于前，张昭变色于后，臣诚细微，敢忘斯义?且天弧星罼，所殪已多，颁禽赐获，皇恩亦溥。伏愿时息猎车，且韬长戟，不拒刍荛之请，降纳涓浍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群下，则贻范百王，永光万代。”太宗深嘉其言。 　　谷那律为谏议大夫，尝从太宗出猎，在途遇雨，太宗问曰：“油衣若为得不漏?”对曰：“能以瓦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弗数游猎，大被嘉纳。赐帛五十段，加以金带。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昨往怀州，有上封事者云：‘何为恒差山东众丁于苑内营造?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时。怀、洛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而田猎犹数，骄逸之主也。今者复来怀州田猎，忠谏不复至洛阳矣。"四时蒐田，既是帝王常礼，今日怀州，秋毫不干于百姓。凡上书谏正，自有常准，臣贵有词，主贵能改。如斯诋毁，有似咒诅。”侍中魏征奏称：“国家开直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尤多。陛下亲自披阅，或冀臣言可取，所以侥幸之士得肆其丑。臣谏其君，甚须折衷，从容讽谏。汉元帝尝以酎祭宗庙，出便门，御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当乘舆免冠曰：‘宜从桥，陛下不听臣言，臣自刎，以颈血污车轮，陛下不入庙矣。"元帝不悦。光禄卿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广德言可听。"元帝曰：‘晓人不当如是耶!"乃从桥。以此而言，张猛可谓直臣谏君也。”太宗大悦。 　　贞观十四年，太宗幸同州沙苑，亲格猛兽，复晨出夜还。特进魏征奏言：“臣闻《书》美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传》述《虞箴》称夷、羿以为戒。昔汉文临峻坂欲驰下，袁盎揽辔曰：‘圣主不乘危，不侥幸，今陛下骋六飞，驰不测之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欲自轻，奈高庙何?"孝武好格猛兽，相如进谏：‘力称乌获，捷言庆忌，人诚有之，兽亦宜然。猝遇逸材之兽，骇不存之地，虽乌获、逄蒙之伎不得用，而枯木朽株尽为难矣。虽万全而无患，然而本非天子所宜。"孝元帝郊泰畤，因留射猎，薛广德称：‘窃见关东困极，百姓离灾。今日撞亡秦之钟，歌郑、卫之乐，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欲安宗庙社稷，何凭河暴虎，未之戒也"?臣窃思此数帝，心岂木石，独不好驰骋之乐?而割情屈己，从臣下之言者，志存为国，不为身也。臣伏闻车驾近出，亲格猛兽，晨往夜还。以万乘之尊，暗行荒野，践深林，涉丰草，甚非万全之计。愿陛下割私情之娱，罢格兽之乐，上为宗庙社稷，下慰群寮兆庶。”太宗曰：“昨日之事偶属尘昏，非故然也，自今深用为诫。” 　　贞观十四年，冬十月，太宗将幸栎阳游畋，县丞刘仁轨以收获未毕，非人君顺动之时，诣行所，上表切谏。太宗遂罢猎，擢拜仁轨新安令。 　　译文 　　秘书监虞世南因为唐太宗喜欢打猎，就上疏说：“我听说秋冬两季打猎，是历来的传统，射杀猛兽，追遂飞禽，前人已有训诫。陛下在批阅奏章，临朝听政之余，亲自驾着打猎的车子，到凶禽猛兽出没的森林洞穴之中，猎杀凶残的动物，保卫黎民百姓，用动物的皮毛，制作兵器。打猎成功后，让旗帜高高飘扬，以显示赫赫国威，这是在遵循古代先王们传下来的规矩。然而陛下乃天下最为尊贵的人，陛下出行打猎，百姓仰慕你的圣德，牵挂你的行踪，这怎不叫万民揪心，所以陛下应当谨慎行事，保重自己，为江山社稷着想啊!汉武帝好猎熊，司马相如上疏力谏，武帝于是打消了此念。吴主孙权好射虎，张昭晓以利害，吴主也接受了意见。我虽人微言轻，但也要尽到臣子之职。自然无情，死亡的禽兽已经很多了，陛下对狩猎进行嘉奖，浩大的皇恩也已为老百姓所知。臣只希望陛下存放好猎车和器具，采纳臣下的意见，把脱衣露体的事让臣子去做，那么就可以为王者之楷模，永载史册了。”唐太宗听罢，对他的意见深表赞许。 　　谷那律担任谏议大夫的时候，曾跟随唐太宗外出打猎。途中遇上大雨，唐太宗问谷那律：“油衣该怎么做才不会漏雨呢?”谷那律回答说：“如果用瓦来做，肯定不会漏雨。”言下之意是希望太宗不要经常游猎。唐太宗对他的回答大为赞赏，赏给他帛五十段，外加一条金带。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过去到怀州去，有人上书说：‘为什么总是差遣山东的劳工到宫里修造苑囿呢?当今劳役之重，已经和隋代不相上下了。怀州、洛水以东的百姓已经苦不堪言了，而皇上还时常到那里去打猎，真是一个骄奢的君王啊。今天皇上又到怀州来打猎，看来皇上是听不进忠言的。"一年四季出行打猎，是古代帝王常有的礼数，今日我到怀州，对老百姓不会带来一丝一毫的干扰。凡是上书提出意见的，一般我都采纳，臣子贵在能直谏，君王贵在能改正。但如今这样的诋毁，像是在诅咒我啊。”侍中魏徵说：“朝廷广开言路，所以上书提意见的人众多。陛下亲自批阅奏书，是希望采纳好的意见，侥幸大胆上书的人也因此得以把他们的一点浅见告知陛下。臣子向国君提意见，必须言语委婉，措辞得体，借此以讽彼。汉元帝曾到宗庙去祭祀，想从便门出去，再乘楼船到宗庙。御史大夫薛广德挡住去路，站在汉文帝乘坐的马车外，摘下官帽，说：‘陛下应当从桥上经过，如果陛下不听臣的话，我就自尽，让我颈中的鲜血玷污你的车轮，使你进不了宗庙。"汉文帝很不高兴。光禄卿张猛说：‘我听说如果君王圣明，那么臣子就会忠直。乘船危险，过桥安全。圣明的君王不会冒无谓的危险，好的意见是可以采纳的。"汉文帝于是就从桥上经过。从这点看，张猛真可算是一位敢于直谏的大臣啊。”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到同州的沙苑去打猎，他亲自射杀猛兽，披星戴月，早出晚归。特进魏徵上书说：“《尚书》上赞美周文王不沉溺于打猎，《左传》中载有虞人进谏，说夷、羿太喜欢打猎，应该深以为戒。过去汉文帝骑马来到峻坂，想飞驰而下，大臣袁盎紧紧抓住汉文帝的马辔说：‘圣明的君主不冒失、不侥幸，现在陛下骑着骏马，在情况不明的山坡上飞驰。如果马受惊吓，车子失灵怎么办?陛下纵然轻视自己的生命，但如何向列祖列宗交待?"汉武帝也喜好猎杀猛兽，司马相如进谏说：‘力气大如乌获，射箭快捷如庆忌这样的人的确有。可是同样的，凶残的野兽也不少。如果在险恶之境突然窜出猛兽，即使有乌获、逄蒙的本领也无计可施。皇上打猎虽然有很多人保护，但这种事情终非帝王所为。"孝元帝到效祀之地打猎，意犹未尽，想留守在猎区继续狩猎，臣子薛广德说：‘如今关东一带非常贫困，百姓流离失所的数不胜数。这个时候陛下留在这里打猎，是在自撞使秦国覆没的丧钟，歌唱郑国、卫国的靡靡之音啊。这样做将使士兵疲于奔命，随行的官员劳顿不堪。要想江山永固，为什么要靠猎杀老虎来获得呢?望陛下三思。"我提到的这几位帝王，他们都心非木石，难道就偏偏不喜欢骑马打猎的欢娱?其实，他们只是能割舍私情，控制自己，听从臣下的意见，一心为国，不为己而已。我听说陛下驾车出去，亲自捕杀猛兽，早出晚归。陛下如此尊贵之躯，在荒野里跟踪野兽，深入森林，出没于茂草之中，恐怕非万全之策。我希望陛下舍弃娱乐的私情，上以国家江山为念，下以安慰臣子的担忧之心。”唐太宗听后，面露愧色，说：“昨天打猎的事纯属偶然，不是有心那样做的，从今后我要牢记此事并以此为诫。” 　　贞观十四年冬十月，唐太宗准备去栎阳游猎。栎阳县丞刘仁轨因为十月农村庄稼收割还未完毕，这个时候君主出游打猎不适宜，便赶紧前往太宗一行停驻的地方，呈上了一篇奏疏，言辞极为恳切，唐太宗被他的言语所打动，就此停止打猎，并提升刘仁轨为新安县令。

《贞观政要》系“随事载录”而成，以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为篇目，分别采摘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599年-公元649年）及身边大臣如魏征（公元580年-公元643年）、王珪（公元570年-公元639年）、房玄龄（公元579年-公元648年）等四十五人的政论、奏疏以及重大施政措施等，主要内容包括治国方针、选贤任能、精简机构、申明法制、崇尚儒术、评论历史得失等方面，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如敬贤纳谏、谦逊谨慎、防止奢惰等。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着作。《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在书中，吴兢还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贞观政要·崇儒》）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批人才的出现，也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吴兢在此似乎同意魏征的观点：“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隋书》卷66“后论”）知贤用贤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唐太宗君臣相得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佐证。《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则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务农》）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是非常关心的。他看得非常明白：“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贞观政要·君臣鉴戒》）有鉴于此，他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教育，颇费了一番苦心。虽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后归于失败：他的皇太子李承乾因骄奢淫逸被废，另一位太子李治庸懦无能，没能很好继承他的事业。但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作法，显示出他的政治远见，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他的作法值得学习。吴兢特立《太子诸王定分》、《教戒太子诸王》等篇，对此进行记述，说明他也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贞观政要》中，也反映了吴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极东西。如书中第五卷罗列了关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些说教；第六卷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的议论。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作出表率，但也表明吴兢对封建伦理的重视和虔诚。 清高宗为《贞观政要》作序言：夫三代以上，君明臣良，天下雍熙，世登上理。自东迁以降，风俗日薄，天下无复熙皡之美。虽有质美之主，望治甚切，而所以以屈己从谏、力行善政者，终不能有以震古而铄今。及贞观，太宗英武之资，能用贤良之士，时若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诸队，布列左右，相得益彰。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节者，未有如此之盛焉。史臣吴兢纂辑其书，名之日《贞观政要》，后之求治者，或列之屏风，或取以进讲。元至顺间，戈直又刊其书，以行于世。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然其所以致治，则又在于用此数贤。而数贤之中，又推魏征裨益为多。然魏征不能自必信用于太宗，以见其功业，则又知太宗所以独信魏征，言听计从，而见效若彼者，固人君所当服膺书绅而勿失也。书中分目，目中有条，条之末，引先儒之言而论断之，其有望于后王也深矣！人君当上法尧舜，远接汤武，固不当以三代以下自画，然观尔日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仁义，薄法术，太宗之虚己受言，诸臣之论思启沃，亦庶几乎都俞吁咈之风矣。 《贞观政要》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是一部独具特色、富有启发性的历史著作。《贞观政要》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在史料学方面具有重要价值。《贞观政要》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实，比它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些方面也不如它详尽。

　　卷八·辨兴亡 　　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尚书右仆射萧瑀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 　　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天道福善祸淫，事犹影响。昔启民亡国来奔，隋文帝不吝粟帛，大兴士众营卫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强富，子孙不思念报德，才至始毕，即起兵围炀帝于雁门。及隋国乱，又恃强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国家者，身及子孙，并为颉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颉利破亡，岂非背恩忘义所至也?”群臣咸曰：“诚如圣旨。” 　　贞观九年，北蕃归朝人奏：“突厥内大雪，人饥，羊马并死。中国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贼，人情大恶。”太宗谓侍臣曰：“观古人君，行仁义、任贤良则理;行暴乱、任小人则败。突厥所信任者，并共公等见之，略无忠正可取者。颉利复不忧百姓，恣情所为，朕以人事观之，亦何可久矣?”魏征进曰：“昔魏文侯问李克：‘诸侯谁先亡?"克曰：‘吴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数战数胜，数胜则主骄，数战则民疲，不亡何待?"颉利逢隋末中国丧乱，遂恃众内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贞观九年，太宗谓魏征曰：“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齐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然天元、齐主若为优劣?”征对曰：“二主亡国虽同，其行则别。齐主愞弱，政出多门，国无纲纪，遂至亡灭。天元性凶而强，威福在己，亡国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论之，齐主为劣。”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从容地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周武王平定了商纣王之乱，取得了天下;秦始皇乘周王室的衰微，就吞并了六国。他们取得天下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国运长短如此悬殊呢?”尚书右仆射萧瑀回答说：“商纣王暴虐无道，天下的人都痛恨他，所以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来与周武王会师，讨伐纣王。周朝虽然衰微，六国无罪，秦国完全是倚仗智诈暴力，像蚕吃桑叶一样，逐渐吞并诸侯的。虽然同是平定天下，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却不一样。”太宗说：“这样的说法不对，周灭殷以后，努力推行仁义;秦国达到目的以后，却一味地施行欺诈和暴力，它们不仅在取得天下的方式上有差别，而且守护天下的方式也不相同。国运之所以有长有短，道理大概就在这里吧!”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朝开皇十四年遇到大旱，百姓大多忍饥挨饿。当时国家粮仓贮存甚丰，可是朝廷竟不肯用粮食拯济灾民，下令让老百姓自己想办法。隋文帝不爱惜百姓却吝惜粮食，到了隋朝末年，粮仓贮存的粮食，足够五、六十年之需。隋炀帝继承父业，依仗国家富庶，所以挥霍无度，极尽奢侈之能事，终于国破家亡。对于国君，首要的任务在于含养民生，不在于充实粮仓。古人说：‘老百姓不富足，国君又怎么能够富足呢?"只要仓库的贮备足以对付灾年，再多贮存粮食又有什么用呢?国君的后代如果贤明，他自然可以保住江山，如果他昏庸，即使粮食满仓，也只是助长他奢侈浪费的习气而已，这是国家危亡的原因。” 　　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上天给善人降福、给坏人降祸，事必报应。当年突厥的启民可汗失国南奔，隋文帝不惜粟帛钱财，动员了大批兵士守卫安置，使他们能够生存下来。不久突厥富强了，启民可汗的子孙却不想报答恩德。到始毕可汗时，就起兵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关。等到隋朝大乱，又恃强深入，致使当年帮助启民可汗安家立国的隋朝官员自身和子孙，都遭到颉利可汗兄弟的屠杀。如今颉利可汗破灭了，难道不是忘恩负义的下场吗?”大臣们都说：“确实像陛下所说的那样。” 　　贞观九年(635)，北方突厥归顺的人奏疏说：“突厥境内连降大雪，百姓饥荒，羊和马都死了。住在那里的汉人都跑到山里做了山贼，民情非常动荡。”太宗对侍臣们说：“观察古代的君主，实行仁义、任用贤良就能使国家得以治理;施行暴政、任用小人国家就会败亡。突厥所信任的人，和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根本没有忠诚正直的可取之处。首领颉利又不关心百姓，恣意妄为，我用人情世故来分析，他又怎么可能长久呢?”魏徵进言说：“从前魏文侯询问李克：‘诸侯之中谁会最先灭亡?"李克回答：‘吴国先灭亡。"魏文侯问：‘为什么呢?"李克说：‘屡战屡胜，经常胜利就会骄傲，而经常发动战争就会使民生疲弊，不灭亡还等什么呢?"颉利趁着中原大乱，就依仗自己兵强马壮入侵中原，到今天还不想息战，这就是他必然灭亡的道路。”太宗对此非常赞同。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魏徵说：“近来我读北周、北齐的史书，发现末代亡国的君主，所从事的坏事多数都很类似。齐主高纬非常奢侈，府库所藏，几乎都被他挥霍光了，以至于关隘市集，没有哪一处不征收赋税的。我常说，这就像嘴馋的人吃自己身上的肉一样，肉吃完了自己也就死了。君主不停地征敛赋税，百姓既已疲弊，他们的君主也就灭亡了，齐主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后周天元皇帝与齐主相比较，谁优谁劣呢?”魏徵回答说：“这两个君主虽然同样亡国，他们的做法还是有所区别。齐主懦弱，朝廷政令不一，国家没有纲纪，以至灭亡。天元帝生性凶悍好强，作威作福独断专行，国家的灭亡，都由他一手造成的。从这方面来看，齐后主要劣一些。”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所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争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原文：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孝元帝在于*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寮皆戎服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挚。庾信亦叹其如此，及作《哀*南赋》，乃云:"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此事亦足为鉴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贞观四年，太宗曰:“隋炀帝*好猜防，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 fop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又诛戮李金才，及诸李殆尽，卒何所益?且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虑事，不足在怀。"贞观七年，工部尚书段纶奏进巧人杨思齐至。太宗令试，纶遣造傀儡戏具。太宗谓纶曰:“所进巧匠，将供国事，卿令先造此物，是岂百工相戒无作奇巧之意耶?”乃诏削纶阶级，并禁断此戏。译文：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人说"国君就像是容器，百姓就像是水，水或方或圆在于容器，而不在于水"。所以尧舜以仁义治天下，人们都跟随他行善;桀纣以残暴治天下，人们都跟随他作恶。下边所做的，都是跟随上边所喜欢的。至于像梁武帝父子崇尚浮华，只爱好释迦牟尼、老子的教义。梁武帝晚年，经常驾临同泰寺，亲自讲解佛经，百官都带大帽，穿高靴，乘车跟随皇上，整天谈论苦呀空呀那一套佛家教义，从不把*机国务典章制度放在心里。等到侯景率兵攻向京城，尚书郎以下的官员，大多不会骑马，狼狈不堪地徒步逃跑，死在路上的人比比皆是。梁武帝和简文帝都被侯景囚禁逼死。梁孝元帝在*陵，被万纽于谨领兵包围了，还不停止讲《老子》，百官都穿着*服听讲，不久城被攻陷，君臣都被囚禁。庾信也叹息他们这个做法，后来作《哀*南赋》，就说道:"宰相把战争当做小孩游戏，官吏把清谈当做朝政策略。"这事也足可作为鉴戒。我现在所喜欢的，只在于唐尧、虞舜的法则，j公、孔子的教谕，觉得就像鸟有翅膀鱼儿靠水一样，失去它就必须死亡，不能片刻没有。”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袖仙本来是荒诞虚妄的，空有其名。秦始皇却分外爱好仙术，结果他被方士欺诈，竟派童男童女几千人，跟随方士入海去求神仙，方士逃避秦的苛政暴虐，因此留居海中不再回来，始皇却在海边徘徊等待他们，结果在返回的路上病死沙丘。汉武帝为了求得神仙，竟将女儿嫁给卖弄道术的人，他们的说法不灵验，就把方士杀掉。从这两件事情来看，神仙是不能乱求的。"贞观四年，唐太宗说:“隋炀帝生*多疑，只听信邪门歪道，他相当提防胡人，乃态于把胡床称作交床，把胡瓜称作黄瓜，还修筑长城抵御胡人。他又听信方士的邪说，认为姓李的人要篡权夺位，于是杀死说，认为姓李的人要篡权夺位，于是杀死将*李金才，其他姓李的人也几乎杀尽了，但有什么用呢?后来终于被大臣宇文化及派遣令孤行达杀死。一个君王，只需修养品德，使自己公正无私，其他都是虚浮之事，何足挂念。”贞观七年，工部尚书段纶上奏说要引荐能工巧匠杨思齐入朝。唐太宗下令试试他的本领，段纶就让杨思齐做木偶戏的戏具。唐太宗对段纶说:“推荐的能工巧匠，必须对国家有益，你让他做这些东西，不是鼓励百工做奇巧的戏具供人*吗?”于是下诏将段纶贬官，并且禁止了这种游戏。

贞观十年，越王，长孙皇后所生，太子介弟，聪敏绝伦，太宗特所宠异。或言 三品以上皆轻蔑王者，意在谮侍中魏征等，以激上怒。上御齐政殿，引三品已上入 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时天子， 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儿，是天子儿，今日天子儿，非天子儿耶？我见隋家诸王，达 官已下，皆不免被其踬顿。我之儿子，自不许其纵横，公等所容易过，得相共轻蔑。 我若纵之，岂不能踬顿公等！”玄龄等战栗，皆拜谢。征正色而谏曰：“当今群臣， 必无轻蔑越王者。然在礼，臣、子一例，《传》称，王人虽微，列入诸侯之上。诸 侯用之为公，即是公；用之为卿，即是卿。若不为公卿，即下士于诸侯也。今三品 以上，列为公卿，并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异。纵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辄加折辱？ 若国家纪纲废坏，臣所不知。以当今圣明之时，越王岂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礼义， 宠树诸王，使行无礼，寻以罪黜，不可为法，亦何足道？”太宗闻其言，喜形于色， 谓群臣曰：“凡人言语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当身私爱；魏征所论，国家大 法。朕向者忿怒，自谓理在不疑，及见魏征所论，始觉大非道理。为人君言，何可 容易！”召玄龄等而切责之，赐征绢一千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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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一年，太宗对魏征说： “近来我所作的事的得失及政治教化，比以前如何?”魏征回答说：“如果就恩泽声威所能达到，远处的外族前来朝贡的情况来说，与贞观初年相比足不能相提并论的。如果从德义与百姓暗中相通，民心高兴诚服来说，比贞观初年又相差很远。”太宗说：“远方处族来归服，应当是由于施与德义，过去的功业为什么反而更大呢?”魏征说：“过去天下未安定，常把德义铭记在心，不久，因国内平安无事，逐渐增加骄奢自满的情绪。所以功业虽然盛大，德义始终赶不上贞观初年，太宗又说： “所作的事比以前有哪些不同?”魏征说： “贞观初年，担心别人不进言，引导大家规谏。三年以后，见有人进谏，能高兴采纳听从。最近一两年来，不喜欢别人进谏，虽然努力听取和接受，而内心始终不高兴，确买有为难的样子，太宗说： “在哪些事情上是这样的?”魏征回答说：“即位的初期判处元律师死刑，孙伏伽劝谏说： ‘按照法律，不至于判死罪，不能容许无节制地处以严酷的刑罚。"陛下就把兰陵公主固赏赐给他，价值万元钱。有人说：‘孙伏伽的所说的是一般的道理，而所赏赐的太优厚了，陛下当时说：‘自我即位以来，没有进谏的人，所以赏赐他。"这就是引导大家进诛。徐州司户柳雄对隋朝留下的人，妄自给子俸禄等级：有人控告他，陛下就命令柳雄自己坦白，不坦白就给他定罪。柳雄始终坚持说是照实办理，竟然不肯坦白。大理寺查究得知柳雄的欺诈，将对柳雄处以死罪，少卿戴胄禀奏说，按照法律，只应处以徒刑。陛下说：‘我己对柳雄裁断完毕，只应处以死罪"戴胄说：‘陛下既然不认为我的话对，请立即把找我交到司法部门去。罪不该死，不能乱用酷刑，陛下很生气的派人去杀柳雄，戴胄拉住不放，反发达四五次，然后赦免了柳雄。于是对司法部门的人说：‘只要能为我这样坚守法制，难道还怕滥用刑罚杀人夷族的事，这就是以喜悦的心情来接受劝谏。往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触犯圣上旨意，陛下认为是诽谤。我上奏说，土书不激烈迫切，不能激励国君的意志，激烈迫切就相似于诽谤。当时虽然听从我的话，赏赐了物品二十种，思想上却很不舒服，这是难于接受劝谏 ，太宗说： “的确如你说的，除了你是没有人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都苦于不能自己察觉毛病，你刚才未讲时，我自认为所做的事没有变化，等到听你论说后，我的过失已很惊人。你只要保持这样白"忠心，我终究不违背你话的。”

1. 大家帮个忙 《贞观政要》写作的目的：让国君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晏子的真正用意：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骏马，平常放在宫中饲养.一天，这匹骏马无缘无故突然死了.唐太宗大怒，要杀那养马的宫人.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而杀人，晏子当着齐景公的面列出养马人的罪状，说：‘你把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罪状；你养死了马而使国君杀人，老百姓知道后，一定恨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其他诸侯知道后，一定看不起我国，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齐景公听后便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您读书曾经读到过这个故事的，难道忘了吗？”唐太宗听了皇后这番话怒气就消了，他对大臣房玄龄说：“皇后用平常的故事来启发影响我，确是很有益的.”晏子用的方法是欲擒故纵 旁敲侧击 从侧面说服别人改变主意 劝皇帝施仁政“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意思：马虽然不错，但是这也不是去楚国的路啊！《南辕北辙》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首先看准方向，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如果方向错了，那么有利条件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以上史事，形成成语“北辕适楚”，后来在流传过程中，人们习惯说作“南辕北辙”，并引申出另一个成语“背道而驰”，意义和“南辕北辙”相同.。 2. 《贞观政要·贪鄙阅读答案（附翻译）》古诗原文及翻译 作者：（09年重庆卷）阅读下文，完成第8~10题。 人有明珠，莫不贵重，若以弹雀、岂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径即受纳，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耶？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则官爵立至。 皆不能以此道求荣，遂妄受财物，赃贿既露，其身亦殒，实为可笑。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 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规小得而大失者也。 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 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诗》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 固非谬言也。昔秦惠王欲伐蜀，不知其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 蜀人见之，以为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道成，秦师随而伐之，蜀国遂亡。 汉大司农田延年赃贿三千万，事觉自死。如此之流，何可胜记！若能小心奉法，常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 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此言可为深诫。 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 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 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履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 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节选自《贞观政要·贪鄙》）8。 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乃以博财物耶 博：增加B。 禄秩优厚 秩：品级C。规小得而大失者也 规：谋求D。 事觉自死 觉：败露答案 A解析 博：换取、接受。 9。 以下六句话，分别编为四组，全都属于“贪鄙”的恶果的一组是 （ ）①遂妄受财物，赃贿既露，其身亦殒 ②一朝彰露，禄秩削夺③道成，秦师随而伐之，蜀国遂亡 ④愚者多财生其过⑤使子孙每怀愧耻耶 ⑥祸福无门，惟人所召A。 ①③④ B。 ①②⑤ C。②③⑥ D。 ④⑤⑥答案 B解析 考查筛选文中信息要点和对文意把握的能力。③述蜀国灭亡，是“秦师随而伐之”造成。 文中与题干中的“贪鄙”主要是针对人而言。④说明财物多给愚者造成的影响，并没有说是贪鄙带来的。 ⑥是说祸和福都是因为个人的所作所为而召来的，没回答“贪鄙”。10。 下列对原文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以明珠弹雀为喻，说明人不能“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贪图身外之物，而招来杀身之祸。 B。文章用“公仪休不受人鱼”和“秦惠王刻石牛置金伐蜀”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说明不可“规小得而大失”。 C。为主为臣的，如果能做到“小心奉法，常畏天地”，不仅能使百姓安宁，自身常获欢乐，还能使子孙后代感到荣耀。 D。文章最后以鸟贪高、鱼贪深而被获为警戒，要求“居高位，食厚禄”的官员们做到“履忠正，蹈公清”，这样才能避免灾害、长保富贵。 答案 D解析 综合考查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和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 D项“鸟贪高、鱼贪深而被获”有错，应该都是“贪饵故”而被人们捕获，此属混淆文意。 11。用斜线（/）给第三大题文言文阅读材料中划波浪线的句子断句，并把划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用斜线（/）断句：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答案 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解析 文言文断句是近几来兴起的一种题型。 考查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文言文句读。 虽说文言断句可寻找一些标志词，如者、也、曰等，但最主要还是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断句。近几年重庆考题均考查文言断句，看起来难，但由于不是要求考生加标点符号，只是断句，事实上降低了难度，只要认真对待，得分并不是太难。 3. 贞观政要卷二 任贤第三的翻译 武德末年，魏征担任太子洗马，见太宗和太子暗中相互倾轧夺权，常常劝太子建成早做打算。太宗杀了太子以后，召见魏征责备他说：“你离间我们兄弟，为什么？”旁人都为他担心恐惧，魏征慷慨自如，从容回答说：“皇太子如果听从我的话，必定没有现在的灾祸。”太宗听了很受震动，对他厚加礼遇，提升他为谏议大夫。多次让他进入卧室请教为政之道。魏征平素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性情又很刚强正直，不屈不挠。太宗每次与他谈论，都很高兴。魏征也很高兴遇到知已之主，用尽全力为太宗谋划。太宗又慰劳他说：“你所谏诤的事情前后有两百多件，都很称合我的心意。不是你忠诚为国，哪里能够这样？”贞观三年，升为秘书监，参与朝政。他深谋远虑，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太宗曾对他说：“你的罪过比管仲射中齐桓公的衣带钩更重，我任用你却超过齐桓公任用管仲。近世君臣相互信任，哪里有像你我这样的？”贞观六年，太宗驾幸九成宫，宴请近臣。长孙无忌说：“王珪、魏征，从前侍奉太子，我见了他们就好像见了仇人，没想到现在却同在宴会上。”太宗说：“魏征从前确实是我的仇人，但他尽心为国，应当嘉奖。魏征常常犯颜直谏，不容许我做错事，这就是我敬重他的原因。”魏征拜了两拜说：“陛下引导我让我说话，我才敢直谏。如果陛下不采纳我的直言，我又怎么敢冒犯龙颜、触犯忌讳呢？”太宗很高兴，每人赏赐钱财十五万。贞观七年，魏征代替王珪做侍中，加封为郑国公，不久因为生病请求辞职，太宗说：“我把你从囚虏之中选 *** ，委任你要职。你见我的过错，没有不谏诤的。你难道不知道金子在矿石中，有什么珍贵吗？经过良匠的反复锤炼就成为宝器，就为人珍视。我自比为金，把你当做好的工匠。你虽然有病，还不衰老，怎能让你就这样辞职呢？”魏征于是不辞职了。 唐太宗说：“做天子的人，如果是有道之人，那么百姓就会推他做国君；如果是无道之人，就会被百姓抛弃，（百姓）确实值得敬畏啊。”魏征说：“自古丧失了天下的国君，都是在天下安定之后忘记了危难，处于天下大治的景况中而忘记了天下大乱的可能，这就是不能长久地统治国家的缘故。……我又听古语说：“‘国君好比是船，百姓好比是水。水能承载船，也能够颠覆船。"陛下以为（民心）可畏，确实像您说的那样啊！” 4. 《贞观政要u2022论俭约阅读答案及翻译》古诗原文及翻译 作者：《贞观政要u2022论俭约》阅读答案及翻译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 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广，而无怨讟（dú）者，物情所欲，而众所共有故也。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 古人云：“‘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固知见可欲，其心必乱矣。 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 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贞观二年，公卿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 太宗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 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 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 ”魏征曰：“陛下本怜百姓，每节己以顺人。臣闻‘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 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 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为不足，更万倍过此亦不足。 ”太宗曰：“公所奏对甚善！非公，朕安得闻此言？”（选自吴兢《贞观政要u2022论俭约》，略有删节）9.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必须贵顺物情 物：人 B.宫中卑湿 卑：低下C.陛下本怜百姓 怜：同情 D.隋炀帝志在无厌 厌：满足10.以下六句话，分别编为四组，全都表现唐太宗崇尚俭约的一组是 ①朕有气疾，岂宜下湿？ ②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 ③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 ④陛下本怜百姓，每节己以顺人。 ⑤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 ⑥公所奏对甚善！A.②④⑥ B.②⑤⑥ C.①③④ D.①③⑤11.下列对原文内容的分析和评价，不正确的一项是 A.本文所论俭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勤俭节约，而是针对王公贵族挥霍无度“则危亡之期可立待”展开讨论的，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性。 B.贞观以来“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是王室和大臣们认真贯彻唐太宗俭约治国主张的必然结果。 C.唐太宗不仅以古为鉴，对俭约治国有清醒的认识，而且身体力行，宁愿忍受疾病困扰也决不造屋避湿，体现了一代明君的高尚风范。 D.魏征认为，隋炀帝亡国固然与喜欢奢侈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滥施刑罚，从另一方面对唐太宗提出劝谏，得到了唐太宗的赞许。 12.阅读下面画线文字，在需要停顿的六处用“/”线画出。（3分）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13.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0分）（l）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4分） 译文： （2）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 （3分） 译文： （3）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 （3分）。

分类: 文化/艺术 >> 历史话题 问题描述: 知道得帮帮忙啊，马上要考试了！小弟万分感激啊！ 解析: 《贞观政要》 “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词，义在惩劝”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 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作者是唐代史学家吴兢。 吴兢，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出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病逝于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吴兢年轻时就立志从事史学事业，武则天时，经友人推荐，开始担任史官。吴兢具有忠于历史的赤诚。当时武三思领导修撰国史，武三思等人以朋党为界限，记事不实。吴兢愤而私撰《唐书》、《唐春秋》，意欲为后人留下信史。唐中宗时，他任右补阙，与刘知几等人共修《则天实录》。书成后，转任起居郎，又迁水 部郎中。开元初，自请继续修史，得准与刘知几撰《睿宗实录》，并重修《则天实录》。刘知几去世后，张说为相，见到书中记载张易之诱他诬陷魏元忠之事，感到不安。 故意对吴兢说：“刘五（知几）修实录，记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吴兢从容回答说：“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 张说几次请求删改，他都断然拒绝，凛然回答：“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以上引文均见《唐会要·史馆杂录》）吴兢的高风亮节，得到时人赞叹，人们称誉他是当世董狐。他任史职30余年，编纂唐国史65卷。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 以后他调离史职，先后任荆州司马，台、洪、饶、蕲四州刺史，相州长史、邺郡太守、恒王师傅等职。70岁以后，他有感于南北朝史繁杂，撰写梁、齐、周史各10卷，陈史5卷，隋史20卷。他的一生是为史学事业勤奋劳作的一生，他的高尚风范成为后世史家学习的榜样。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对于封建政治来说，是抓到了点子上的。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 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 在书中，吴兢还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贞观政要·崇儒》）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批人才的出现，也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吴兢在此似乎同意魏征的观点：“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隋书》卷66“后论”）知贤用贤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唐太宗君臣相得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佐证。《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则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 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务农》） 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 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是非常关心的。他看得非常明白：“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贞观政要·君臣鉴戒》）有鉴于此，他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教育，颇费了一番苦心。虽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后归于失败：他的皇太子李承干因骄奢淫逸被废，另一位太子李治庸懦无能，没能很好继承他的事业。但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作法，显示出他的政治远见，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他的作法值得学习。吴兢特立《太子诸王定分》、《教戒太子诸王》等篇，对此进行记述，说明他也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 《贞观政要》中，也反映了吴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极东西。如书中第五卷罗列了关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些说教；第六卷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的议论。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作出表率，但也表明吴兢对封建伦理的重视和虔诚。 《贞观政要》在史料学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现在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已不存，《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书中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实，比它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些方面也不如它详尽。 全文下载地址： study.manage/Soft/ShowSoft?SoftID=188

　　贞观政要·卷六·论奢纵原文及翻译 　　卷六·论奢纵 　　作者：吴兢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 　　臣历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岂无僻王?赖前哲以免尔!自魏、晋以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崇禹、汤、文、武之道，广施德化，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欲但令政教无失，以持当年而已!且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 　　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昔唐尧茅茨土阶，夏禹恶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复可行于今。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辍露台之役，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锦绣綦组妨害女工，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于时代差近，事迹可见。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臣闻昧旦丕显，后世犹怠，作法于理，其弊犹乱。陛下少处民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 　　臣窃寻往代以来成败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也。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殷纣之灭。隋帝大业之初，又笑周、齐之失国，然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周、齐也。故京房谓汉元帝云：“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此言不可不戒也。 　　往者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粟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谤。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言。又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众。但贮积者固是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若人劳而强敛之，竟以资寇，积之无益也。然俭以息人，贞观之初，陛下已躬为之，故今行之不难也。为之一日，则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劳矣，而用之不息，倘中国被水旱之灾，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因之窃发，则有不可测之事，非徒圣躬旰食晏寝而已。若以陛下之圣明，诚欲励精为政，不烦远求上古之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 　　太宗曰：“近令造小随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则朕之过误。”乃命停之。 　　译文 　　作者：佚名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述时政得失说： 　　我一一阅读史书，发现从夏、商、周到汉代，朝代不断交接更替，时间长的朝代可以延续八百多年，短的也有四五百年，这些朝代都积善积德，赢得了民心。其中也有昏君，只不过依赖前哲教诲才免于灭亡。可是从魏晋以来，到周、隋之时，朝代长的不过五六十年，短的只有二三十年就烟消云散了。这都是因为创业的君主没有广施恩德，只做到自保，对老百姓没恩惠可言。所以，只要继承王位者的政教稍有偏差，又值有人趁机造反，那么天下马上就会土崩瓦解。现在，陛下虽然创下奇功，平定了天下，但是，对百姓的恩德还很少。因此，应当推崇大禹、商汤、文王、武王之道，广布道德教化，为将来留有余地，为后世帝王创下稳固的基业。怎么可以认为只要当今的政治没有过失，保住今日的江山，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而且，自古帝王虽然都根据当时的局势，制定或宽或严的具体政策，但节俭、施恩却是历代政治的根本。只有这样，百姓才会爱戴君王如同爱戴自己的父母，仰慕君王如同仰慕日月，尊敬君王如同尊敬神明，畏惧君王如同畏惧雷霆。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没有动乱的原因。 　　现在处于天下大乱之后，百姓人口相当于隋朝的十分之一。然而，如今徭役仍然很多，一个家庭里面兄长才回到家，弟弟又不得不离开了，并且往来征程几千里，一年四季，没有休止。陛下虽然仁德，每每下令减轻徭役。可是，有些部门按计划，还是需要不断征派百姓去服劳役。官府减轻劳役的文书不断下达，可是，百姓服役的征程依然如故。我常常去访问民间疾苦，这四五年来，老百姓之中已有很多抱怨之辞了，他们认为陛下不体恤爱抚百姓。过去，舜让官吏住在茅草屋中，大禹以饮食丰美为恶。这些节俭的美德，我知道已不可能在当今推行。汉文帝顾惜百万资金，停止修建露台，他收集大臣们上书用的布囊来做大殿的帷幕，不让他宠爱的慎夫人的衣裙长得拖到地上。汉景帝认为织锦刺绣会妨碍女工，于是下令解散官府的作坊，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汉武帝时，他虽然穷奢极欲，但还是继承了文帝、景帝的遗风，所以民心没有动摇。如果汉高祖之后就是武帝即位，那么汉代的江山必定不会保全。这些情况离当今较近，事情还了解得很清楚。现在，京城和益州等地正在大兴土木，各位王爷、妃嫔的服饰也极其精美，民间的舆论都认为这太奢侈。臣听说勤奋早起而功业盛大显赫的君主，后代还会因循懈怠;制定合乎常理的法令，久而久之还会出现弊端产生混乱。陛下年少时，生长在民间，知道百姓的辛苦。前代的成败，也看在眼里，还尚且这样做。而太子生长在宫中，养尊处优，不知民间疾苦，将来即位之后，可想而知，情形堪忧啊。 　　我私下考察前朝以来国家成败的事，发现只要百姓心生怨恨，聚众闹事，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王即使悔过，没有能重新安定的。如今，改进政治教化，应当在还有改进余地的时候进行，如果发生变故，就来不及了。君主一般都认为，前代的灭亡是咎由自取，不知道自己也会犯这样的过失。所以，商纣王嘲笑夏桀的灭亡，周幽王、周厉王嘲笑商纣王的灭亡。隋代开国之时，又讥笑周、齐失掉江山。现在，我们也这样评价隋代，殊不知今日看待隋代，犹如隋之视周、齐一样。所以，京房对汉元帝说：“我害怕后世看待现在，犹如现在看古代啊。”这句话不可不引以为戒。 　　从前贞观初年，普天下霜灾歉收，一匹绢只能换得粟一斗，但天下平静。百姓知道陛下非常关心爱怜他们，所以人人自安，从无讪谤抱怨之词。近五六年来，连年丰收，一匹绢可以换十几石粟，然而百姓认为陛下不关心爱怜他们，都有怨言，这是由于徭役过重，加以如今所兴办的事务，许多都是无关紧要的缘故。从古以来，国家兴亡不是由于积蓄的多少，而只在于百姓的苦乐。再就近代的事情来看，隋朝在洛口仓贮粟，而为李密所用;在东京堆积布帛，结果被王世充占有;西京府库的财物也被大唐所用，至今还未用完。当时如果洛口、东京没有粟帛，那王世充、李密就不可能招聚大众。当然贮积钱粮财物本是国家的常事，总得等百姓衣食有余，然后再去征收。如果百姓劳苦而强行收刮，最后还是帮助了贼寇，所积聚的财物并没什么好处。不过，用节俭来与民休息，在贞观初年，陛下已经亲自实行过，所以如今实行起来也不会困难。只要实行一天，天下都会知道，大家就会载歌载舞。如果百姓已经劳苦，还用个不停，一旦中国受水旱之灾，边境有风尘之警，狂悖狡黠的人就会乘机作乱，就将有不可预测的事情发生，不仅仅是使圣上晚进餐迟睡觉而已。如果以陛下之圣明，真要励精图治，不用远求上古的办法，只要做到像贞观初年那样，那么天下就很幸运了。 　　唐太宗说：“最近命令营造随身的小器物，没想到百姓因此而不满，这是我的过错。”于是命令停止制造。 文言文翻译 汉书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终制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归心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省事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勉学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后娶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杂艺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养生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涉务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慕贤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兄弟篇原文及翻译

贞观十一年，经常有宦官充当地方官吏,胡乱奏报政务,事发，唐太宗大怒。魏征进谏说:"宦官虽然地位卑下,但常在皇上身边,时常有些话进入皇上耳朵,皇上容易轻率的相信,日积月累的效果,是最严重的.现在的皇帝是圣明的,没有这个顾虑,但为子孙考虑,不可不杜绝其源头。”唐太宗说:没有你,我哪里去听这番话?从现在起,停止宦官充当地方官吏的惯例.”魏征根据这件事向唐太宗建议说： 我听说作为皇帝，关键在于提拔好的而且鄙弃坏的，亲近有能力的人而且远离捣蛋的人。亲近有能力的人而且做得好，有能力的人就会得到提拔；远离捣蛋的人而且做得好，捣蛋的人就会离开 。亲近有能力的人，就不会有弊政；远离捣蛋的人，就不会有佞言。捣蛋的人不是没有细小的好处，有能力的人不是没有细小的过错,有能力的人细小的过错，只是白玉的微小瑕疵；捣蛋的人细小的好处，就像铅刀一类的工具。铅刀一类的工具，好的工匠是不重视的，细小的好处不足以掩盖大的坏处；白玉的微小瑕疵，好的商人是不会抛弃的，微小瑕疵不足以妨碍更大的美丽.喜欢捣蛋的人细小的好处，把它叫做亲近有能力的人，讨厌有能力的人细小的过错，把它叫做远离捣蛋的人，这就像把蒿草同兰花放一起闻，玉石和石头不能分辨,这就是屈原之所以选择投江，卞和之所以哭出血来的原因。虽然能识别玉石和石头的分别，又能分辨蒿草和兰花的香臭，亲近有能力的人但不能提拔他，远离捣蛋的人但又不放弃他，这就是郭氏的房子之所以成为废墟,史鱼之所以引以为撼的原因。

文言文贞观初太宗谓侍臣1.贞观初太宗从容谓翻译【原文】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尚书右仆射萧瑀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译文】贞观初年，唐太宗从容地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周武王平定了商纣王之乱，取得了天下；秦始皇乘周王室的衰微，就吞并了六国。他们取得天下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国运长短如此悬殊呢？”尚书右仆射萧瑀回答说：“商纣王暴虐无道，天下的人都痛恨他，所以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来与周武王会师，讨伐纣王。周朝虽然衰微，六国无罪，秦国完全是倚仗智诈暴力，像蚕吃桑叶一样，逐渐吞并诸侯的。虽然同是平定天下，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却不一样。”太宗说：“这样的说法不对，周灭殷以后，努力推行仁义；秦国达到目的以后，却一味地施行欺诈和暴力，它们不仅在取得天下的方式上有差别，而且守护天下的方式也不相同。国运之所以有长有短，道理大概就在这里吧！”【原文】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译文】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朝开皇十四年遇到大旱，百姓大多忍饥挨饿。当时国家粮仓贮存甚丰，可是朝廷竟不肯用粮食拯济灾民，下令让老百姓自己想办法。隋文帝不爱惜百姓却吝惜粮食，到了隋朝末年，粮仓贮存的粮食，足够五、六十年之需。隋炀帝继承父业，依仗国家富庶，所以挥霍无度，极尽奢侈之能事，终于国破家亡。对于国君，首要的任务在于含养民生，不在于充实粮仓。古人说：‘老百姓不富足，国君又怎么能够富足呢？"只要仓库的贮备足以对付灾年，再多贮存粮食又有什么用呢？国君的后代如果贤明，他自然可以保住江山，如果他昏庸，即使粮食满仓，也只是助长他奢侈浪费的习气而已，这是国家危亡的原因。”【原文】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天道福善祸淫，事犹影响。昔启民亡国来奔，隋文帝不吝粟帛，大兴士众营卫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强富，子孙不思念报德，才至始毕，即起兵围炀帝于雁门。及隋国乱，又恃强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国家者，身及子孙，并为颉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颉利破亡，岂非背恩忘义所至也？”群臣咸曰：“诚如圣旨。”【译文】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上天给善人降福、给坏人降祸，事必报应。当年突厥的启民可汗失国南奔，隋文帝不惜粟帛钱财，动员了大批兵士守卫安置，使他们能够生存下来。不久突厥富强了，启民可汗的子孙却不想报答恩德。到始毕可汗时，就起兵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关。等到隋朝大乱，又恃强深入，致使当年帮助启民可汗安家立国的隋朝官员自身和子孙，都遭到颉利可汗兄弟的屠杀。如今颉利可汗破灭了，难道不是忘恩负义的下场吗？”大臣们都说：“确实像陛下所说的那样。”【原文】贞观九年，北蕃归朝人奏：“突厥内大雪，人饥，羊马并死。中国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贼，人情大恶。”太宗谓侍臣曰：“观古人君，行仁义、任贤良则理；行暴乱、任小人则败。突厥所信任者，并共公等见之，略无忠正可取者。颉利复不忧百姓，恣情所为，朕以人事观之，亦何可久矣？”魏徵进曰：“昔魏文侯问李克：‘诸侯谁先亡？"克曰：‘吴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数战数胜，数胜则主骄，数战则民疲，不亡何待？"颉利逢隋末中国丧乱，遂恃众内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译文】贞观九年（635），北方突厥归顺的人奏疏说：“突厥境内连降大雪，百姓饥荒，羊和马都死了。住在那里的汉人都跑到山里做了山贼，民情非常动荡。”太宗对侍臣们说：“观察古代的君主，实行仁义、任用贤良就能使国家得以治理；施行暴政、任用小人国家就会败亡。突厥所信任的人，和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根本没有忠诚正直的可取之处。首领颉利又不关心百姓，恣意妄为，我用人情世故来分析，他又怎么可能长久呢？”魏徵进言说：“从前魏文侯询问李克：‘诸侯之中谁会最先灭亡？"李克回答：‘吴国先灭亡。"魏文侯问：‘为什么呢？"李克说：‘屡战屡胜，经常胜利就会骄傲，而经常发动战争就会使民生疲弊，不灭亡还等什么呢？"颉利趁着中原大乱，就依仗自己兵强马壮入侵中原，到今天还不想息战，这就是他必然灭亡的道路。”太宗对此非常赞同。【原文】贞观九年，太宗谓魏徵曰：“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齐主①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2.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译文贞观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e799bee5baa6e78988e69d8331333431353261当年刚刚平定京师，宫中的美女、奇珍玩物，没有一个宫院不是满满的。可隋炀帝还是不满足，横征暴敛搜求不止，加上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弄得百姓无法忍受，于是导致了隋朝灭亡。这些都是我亲眼见到的。”“因此我每天从早到晚辛勤努力、毫无厌倦，只求清净无为，使天下不生事端，从而做到徭役停罢，五谷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治国好比种树，只要树根稳固不动摇，就能枝繁叶茂。君主能够实行清净无为，百姓怎会不安居乐业呢？”出处：唐代吴兢的《贞观政要》原文：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对待贫苦百姓，唐太宗并没有表现出高高在上的样子，而且反而恰恰相反。他对待这些流离失所的百姓，表现出了怜悯之心，同时他也关心农民的疾苦对待百姓他是格外的照顾，也因此受到百姓们的喜欢。李世民他时刻都有着国家责任感。而且心中一直存在着危机感一直督促自己学习，而且不能贪图享乐这也就为唐朝的盛世做出了铺垫。像这样有危机意识的他确实非常优秀。时刻提醒着自己提高着自己，当时的百姓能够有这样的优秀杰出的皇帝，能够过上幸福稳定的生活也是不容置疑的。同时李世民也是一个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一个人物，做事非常的果断，而且他有着广大的胸襟同时在治理社会方面他也是有着远大的抱负。扩展资料：吴兢著《贞观政要》旨在歌颂“贞观之治”，总结唐太宗时代的政治得失，希望后来君主以为借鉴。书中所记基本为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的问答，以及皇帝的诏书、大臣的谏议奏疏等，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思想、生活等方方面面，尤以讨论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求谏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居安思危为其重点。《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着作。虽然《贞观政要》在史实上有所失误，但由于叙事详赡，文字明畅，论述的又是统治之道，因此晚唐以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甚至流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贞观政要。3.古文《唐太宗安民》的原文和翻译原文：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译文：在贞观九年（李世民的年号），唐太宗对侍卫官说：“以前（隋文帝）刚刚平定京师的时候，宫里面美女古玩满院.（然而）隋炀帝仍然不知足，不断征求，同时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百姓不能忍受，于是导致了（隋朝）灭亡.这些都是朕（皇帝自称）亲眼目睹，因此（我）日夜努力，只希望清白英明，使得天下太平无事.于是才能（官吏）不盛行兵役，年年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治理国家犹如栽树，数的根部不摇摆，才能枝叶茂盛.君主英明，百姓怎么就不能够安乐呢”。4.贞观十年,魏徴上疏曰：臣闻为国之基文言文阅读题求谏吴兢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尝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贞观五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慑，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征随事谏正，多主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贞观政要》）小题1：对下列句子中划线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A.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勖：勉励B.寻亦诛死寻：不久C.如属文之士属文：叮嘱写文章D.言语致失次第次第：（言语的）顺序、先后小题2：下列各句中，划线词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A.皆失其举措其若是，孰能御之B.愚臣处不讳之朝师道之不传也久矣C.言而不用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D.又比见人来奏事者乃使从者衣褐小题3：下列各项，均能表现唐太宗“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的一项是（）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②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人，预闻政事③公等亦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④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⑤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A.①②④B.②③④C.①③⑤D.①②⑤小题4：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划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2分）（1）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4分）（2）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4分）（3）常念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4分）2答案（表抄答案，解析更重要->戳这）小题1:C小题1:D小题1:A小题1:(1)我虽然不聪明，幸而有你们多次匡正补救我的过失，希望凭借你们耿直的进言，使天下达到太平.（2）所以每有前来进谏的，纵然所奏之事不符合我的心意，我也不认为是他忤逆犯上.（3）我经常想到魏征遇事随时规谏纠正，许多事都切中我的过失，就像明洁的镜子照见自己的形体一样，美丑都全然显现.。

翻译：所以，敢于进谏的臣子们，一定要在事情刚有征兆的时候就加以劝谏，如果等到过失满盈的时候再去劝谏，就来不及了。

贞观政要原文及翻译是：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争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它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有关贞观政事的记载相比，较为详细，为研究唐初政治和李世民、魏征等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书中提出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民思想，务实求治、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发展生产的施政方针，”爱之如一”较为持平的民族政策，用人惟贤才的主张，广开言路的开明措施，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仁德先行、省刑慎罚的统治策略，以及俭约慎行、善始慎终的人格要求。它是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626-649年年号“贞观”，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才能有作为的皇帝。他的治绩，被历代史家称颂为“贞观之治”。《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书、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主要内容记载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接下来分享贞观政要原文翻译。 《贞观政要》原文 贞观九年，岷州都督高甑生，坐违李靖节度，又诬告靖谋逆，减死徙边。时有上言者：旧秦府功臣，请宽其过。太宗曰：“虽是旧劳，诚不可忘，然理国守法，事须画一；今若赦之，便开侥幸之路。若甑生获免，谁不觊觎?我必不赦者，正为此也。” 《贞观政要》翻译 贞观九年，岷州都督高甑生，因为不听李靖的调度指挥，又诬告李靖谋反而犯罪，免于死刑而流放边疆。当时有人为他向唐太宗求情：高甑生是以前您做秦王时的功臣（即很早前就效宗秦王李世民了），请求您宽恕他的罪过。唐太宗说：“他虽然是很早就有功劳，这功劳确实不能够忘记，但是治理国家需要遵守法令，处理事情也要公正划一；现在如果赦免了他，就开了功臣非分企求的先例。如果高甑生免于处罚，谁会不企图得到特权?我一定不赦他的缘由，就是这啊。” 《贞观政要》创作背景 吴兢著《贞观政要》旨在歌颂“贞观之治”，总结唐太宗时代的政治得失，希望后来君主以为借鉴。书中所记基本为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的问答，以及皇帝的诏书、大臣的谏议奏疏等，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思想、生活等方方面面，尤以讨论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求谏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居安思危为其重点。 虽然《贞观政要》在史实上有所失误，但由于叙事详赡，文字明畅，论述的又是统治之道，因此晚唐以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甚至流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长孙皇后的哥哥）曾经被皇帝召见，不解下腰间的佩刀，向东走上阁门，走出阁门之后，监门校尉才发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由于监门校尉没有觉察，其罪行该当死，无忌失误地带刀进入，判刑两年，罚铜二十斤。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大理少卿戴胄反驳道：“校尉没有察觉，无忌带到进入，同样是失误，臣子为于极度尊贵的地位，不可以称之为是失误，按照律法上说的：‘供给皇上汤药，饮食，舟船，失误不按照法规的人，都应当死。"皇上如果想着他的攻击，这便不是司法部门所能够决定的；如果应当按照律法，罚款铜不符合法理。”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人的法律，是天下的法律，怎么能够因为无忌是皇亲国戚，便想要变动法律呢？”让臣子们更改命令订立议案。德彝坚持他原来的想法，太宗即将跟从他的建议，胄又驳斥道：“校尉因为无忌的缘故以招致罪害，按照法律当从轻处理，如果讨论他的过失和错误，则是为了感情的缘故，然而生死差距巨大，（所以）我才敢于顽固的请求。”太宗于是免了校尉的死罪。 这个时候，朝廷大力开展选择察举（的活动），有人有干过奸诈虚伪的事情的人，太宗命令他们自首，不自首（的人），判罪则至死，偶尔有奸诈虚伪的人事情败漏，胄根据法律判断他的罪行并予以奏告。太宗说：“我开始下令命令，不自首的死罪，如今根据法律来作决断，这向天下显示政府没有信用。”胄说：“皇上应当立即杀了他们，不是我能够做到的，既然已经交付司法部门处理，我不敢不按照法（来执行）。”太宗说：“你自己守法，却让我失信于天下吗？”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不到他的大信用的，说话（只）是说话的时候喜怒的表现而已，皇上发动整个朝廷的愤恨，而许诺杀他们，既然知道不可以，却将他放到司法部门来解决，这是人主小的愤恨而存留大的信用，我私下认为皇上应当珍惜它。”太宗说：“我的法律有过失，你能够纠正它，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忧呢？”

《贞观政要》国内外现存的古写本有二十余种，其中日本所存的十八种，均属12世纪以前的写本。木版刻本有十二种。现存最早的刻本是中国明朝洪武三年(1370)王氏勤有堂本(北京图书馆藏)。元朝儒臣戈直校勘诸本，加写注释和按语，重新编辑，并搜集唐、宋儒臣柳芳、欧阳修、司马光等的有关评论，附于章末，于至顺四年(1333)刊行。通称为“戈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涵芬楼影印明刊“戈本”为底本，删去书中评论，保留原注，重加标点印行。日本原田种成博士以日本古写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建治本”)为底本，就日本现存各种抄本、校本、刊本二十余种进行校勘，并参照《魏郑公谏录》等书加以核对，编成《贞观政要定本》，于1962年刊行。该本基本概括了日本现存各种版本的长处，其中有些内容为戈本所无。

看到楼上后半部分和楼主给的原文好像不大对，在其他地方搜到的，希望能帮到大家：） 魏征，巨鹿人，后来搬家到相州内黄。武德末年，担任太子洗马。见太宗和太子李建成暗中争夺帝位，多次劝李建成早作计划，除去太宗。李建成被诛杀后，太宗召见魏征，斥责他说：“你挑拨离间我们兄弟的关系，为的是什么？”大家都替魏征担心，魏征却神情自若，从容地回答：“皇太子如果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太宗一听这话，马上改变态度，对魏征以礼相待，异常敬重，提任他为谏议大夫，曾多次召他入寝宫，请教治理国家的道理。 魏征怀有治理国家的才干，性情刚直不阿，不屈不挠。太宗每次和他谈话，没有哪次不满心欢喜。魏征也庆幸遇到了解自己的国君，竭尽全力为太宗效忠。太宗抚慰魏征说：“你所劝谏我的，前后共有二百多件事，都很符合我的心意。如果不是你忠诚为国，怎能这样？” 贞观三年，经过多次升迁，魏征担任秘书监，参与管理朝政。魏征深谋远虑，对治理国家有很多重大的贡献。 过了几天，魏徵去世。太宗亲自到他灵前痛哭， 赠他为司空，并赐给他“文贞”这个谥号，太宗亲自为他撰写碑文，还亲笔书写在碑石上。又特赐给他 家九百户采邑。太宗后来常对身边大臣们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历 代兴衰；用人作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我常常保住这三面镜子，用来防止自己的过错。如今魏徵 去世，就失掉一面镜子了！”说时一直泪流不止。于是下诏说：“过去只有魏徵，经常指明我的过错。自从他去世以后，我虽有过错也没有人公开指出。我难道只在过去有错误，而今天全都正确吗？其原因恐 怕还是百官苟且顺从，不敢来触龙鳞吧！所以我再次虚心征求意见，以便拨开迷障进行反省。你们的忠 言我不采纳，我甘愿承担责任；我想采纳忠言而大家又不说，这是谁的责任呢？从今以后，大家都得歆尽足忠诚，我如有对或不对的地方，望能直言劝谏，不要隐瞒。”

在贞观九年（李世民的年号），唐太宗对侍卫官说：“以前（隋文帝）刚刚平定京师的时候，宫里面美女古玩满院。（然而）隋炀帝仍然不知足，不断征求，同时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百姓不能忍受，于是导致了（隋朝）灭亡。这些都是朕（皇帝自称）亲眼目睹，因此（我）日夜努力，只希望清白英明，使得天下太平无事。于是才能（官吏）不盛行兵役，年年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治理国家犹如栽树，数的根部不摇摆，才能枝叶茂盛。君主英明，百姓怎么就不能够安乐呢

李绩，曹州离狐人也。本姓徐，初仕李密，为左武侯大将军。密后为王世充所破，拥众归国…………………………黎阳山。礼成，释服而散，朝野义之。寻为窦建德所攻，陷于建德，又自拔归京师。从太宗征王世充、窦建德，平之。贞观元年，拜并州都督，令行禁止，号为称职，突厥甚加畏惮。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解精选贤良，镇抚边境，惟远筑长城，广屯将士，以备突厥，而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绩于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其后并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绩为长史，累封英国公。在并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尚书，兼知政事。绩时遇暴疾，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自剪须为其和药。绩顿首见血，泣以陈谢。太宗曰：“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十七年，高宗居春宫，转太子詹事，加特进，仍知政事。太宗又尝宴，顾绩曰：“朕将属以孤幼，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绩雪涕致辞，因噬指流血。俄沉醉，御服覆之，其见委信如此。绩每行军，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自贞观以来，讨击突厥、颉利及薛延陀、高丽等，并大破之。太宗尝曰：“李靖、李绩二人，古之韩、白、卫、霍岂能及也！” 译文： 李绩，曹州离狐人士。原本是徐的，最开始跟随李密，做到了左武侯大将军的职位。李密后来被王世充击败，李绩便跟随大众回到了家乡——黎阳山。礼拜之后，随从大多四散，只剩下义气之士跟随。后来被窦建德攻打，被困于建德，于是他自己回到了首都京师。后跟随唐太宗征讨王世充、窦建德，并成功击败二者。贞观元年的时候，李密被升官为并州都督，法令严正，执行认真，十分称职，突厥人非常畏惧并害怕他。唐太宗对侍者大臣说：“隋炀帝不屑于选择精英良将，镇守边境，而只是远远的修筑长城，大量的囤积军队，以此来防备突厥人，然而情理不明了，以至到现在这个样子。我今天在并州任命了李绩，突厥人便害怕他的威名而远远的逃跑了，城池都得到了安宁，功效岂不胜过千里长城？”这之后，并州改设了大都督府，还是让李绩当长史，一直到被封为英国公。在并州长达十六年，官拜兵部尚书，兼管政治等事情。李绩突然遇到了疾病，经过检验，需要石灰才可以治疗，唐太宗亲自剪掉胡须为他做药。李绩把头都磕破了，哭着感谢唐太宗。唐太宗说：“我这么做是为了国家，不用这样感谢我。”十七年，唐高宗居住在春宫，执行太子的义务，掌管政治等事宜。唐太宗在品尝宴席时，对李绩说：“我将把年幼的儿子托付给你，你帮助他思考。昔日的时候，你对李密效忠，今天可不能辜负了我！”李绩哭着流泪答应，把手指都咬破流血了。一会便喝醉了，皇帝把自己穿的衣服盖在了他的身上，可见皇帝对李绩的器重与信任。李绩每次行军，都用智谋规划和计算，遇到敌人善于灵机应变。自从贞观以来，讨伐突厥人、颉利人和薛延陀人、高丽人等等，都获得了大胜。唐太宗经常说：“李靖和李绩二人，古代的四大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又怎能比的了啊！！”

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政绩及君臣论政的史书。编纂者吴兢(约699～749)，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大足元年(701)，由宰相魏元忠、朱敬则等人荐举，被召人史馆，此后长期在国史馆任职。曾撰《唐书》九十八卷(一说六十五卷)，《唐春秋》三十卷，均已散佚，惟此书存。《贞观政要》系“随事载录”而成，凡十卷四十篇，约八万字。它以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为篇目，分别采摘唐朝贞观年间(627～649)太宗李世民同大臣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四十五人的政论、奏疏以及重大政治设施内容，赞颂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告诫李唐后继人“克遵前轨，择善而从”，以永保唐朝基业。主要内容包括治国方针、选贤任能、精简机构、申明法制、崇尚儒术、评论历史得失等方面，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如敬贤纳谏、谦逊谨慎、防止奢惰等。全书简明扼要，具有独创性。《政要》颇受唐朝统治者重视，被“书之屏帷，铭之几案”，列为皇家子孙的必读教本。由宋至清，历代封建统治者皆推崇此书。《贞观政要》约在9世纪传入朝鲜、日本等国，受到重视，也被列为皇家、幕府的政治教本。

《贞观政要》的为君之道的道的意思:治国的好道理。

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对曰：“臣居草泽，不的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太宗谓封德彝曰：“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 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 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谓上书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贞观十年，魏征上疏曰： 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然而言而不信，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之所不为也。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謇谔之辈，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谓同心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谓之为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为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正臣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政损德，其在此乎？故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盖为此也。 且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惟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今欲将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于小人。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是则毁誉在于小人，刑罚加于君子，实兴丧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孙卿所谓“使智者谋之，与愚者论之，使修洁之士行之，与污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惠？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于倾败；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其为祸患，不亦深乎？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虽竭精神，劳思虑，其不得亦已明矣。 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于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晋中行穆伯攻鼓，经年而弗能下，馈间伦曰：“鼓之啬夫，间伦知之。请无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为不取？”穆伯曰：“间伦之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间伦下之，吾可以不赏之乎？若赏之，是赏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虽得鼓，将何用之？”夫穆伯，列国之大夫，管仲，霸者之良佐，犹能慎于信任、远避佞人也如此，况乎为四海之大君，应千龄之上圣，而可使巍巍至德之盛，将有所间乎？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则小人绝其私佞，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治，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 太宗览疏叹曰：“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语！” 太宗尝谓长孙无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凡此等事，皆魏征之力也。朕任用岂不得人？”征拜谢曰：“陛下圣德自天，留心政术。实以庸短，承受不暇，岂有益于圣明？”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传》称‘去食存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昔项羽既入咸阳，已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谁夺耶？”房玄龄对曰：“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废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纣狎侮五常，武王夺之；项氏以无信为汉高祖所夺，诚如圣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