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人性观有哪几种主要观点？

韩愈的人性论观点是：“性三品”，主张人性有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的人是善的，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下品的人是恶的。韩愈认为，人生于“天命”，人性也是有“天命”而成，并进而在此基础上认为人性的三个等级和五项道德都本于“天命”。现实意义上就是以人性的等级来作为划分社会等级的依据，认为劳动人民是“下品”，统治阶级是“上品”，处于两者之间是中品。他举例说，周文王在娘胎中，其性就是善的，生下来便是圣人，可是周文王的儿子管、蔡，虽身受周文王的教化，仍然干了背叛周朝的坏事，因为他们的本性是恶的。“性三品”说成为其教育理论的基础，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人性决定了教育所起的作用。人性的等级不同，教育的作用也不同。2、由人性等级规定教育的权利。“上可教也，下可制也”，本质上就是指不同品性的人享有不同等级的教育，只有“上品”的统治阶级才能接受教育，而“下品”的劳动人民却不能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只能被改造为“畏威而寡罪”。3、由人性等级决定教育的主要内容。韩愈认为，人性是以仁义礼智信为内容，教育要发挥人内在的善性，就必须以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为教材，以达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的效果，最终达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的目的。

1. 人性论是什么人性论，是一种哲学上的理论，主要研究人类内在的本质、性格和思想等方面的问题。在此理论中，人性被认为是固有的，难以改变的。而这种理论在某些方面是错的。2. 人性具有本质的多样性人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具有多样性和变化性的。不同背景下的人，具有不同的性格、思想和价值观等。例如，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和低的人，拥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和判断能力。即使是同样的教育背景，不同的生活经历和环境也会改变一个人的人性。3. 人性具有社会性人性中还存在着社会性这一方面，即个人的人性是在社会关系中产生和发展的。一个人的思想和性格等方面，受到他周围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影响。如孩子在家庭中不断被褒奖和纵容，就会形成比较自我、任性和暴躁的性格。另一方面，在社会的压力下，人们也会发生人性转变，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性格。4. 人性中存在着多变的元素人性中存在许多多变的元素，这些因素可以影响个人的思想、行为和个性。例如，情绪状态的变化、环境的变化、身体状况的改变等都会影响个人的多个方面。一个人的人性还存在高峰和低谷，没有人一生都是相同的状态。5. 人性是可以调适的相比于固定不变的人性理论，事实上个人的人性是可以调适的。一方面是通过自我修养和个人努力来调适人性，另一方面也是可以借助外部因素来调适，例如调整思想状态、改变生活习惯或者提升教育水平等。进一步，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自我调适能力。6. 人性的多元性决定了没有泛滥的人类基因因为人性多元，所以即使有一些人存在犯罪倾向，也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内在的本质使然，也可能都是由于个人行为所受环境因素难以承受。相比之下，牛、羊等动物无论其环境如何，都固定有基因内在因素导致的本性倾向。7. 不能把个别人群体的行为归咎于人性人性的合理性意义上，不能因为一些个体的行为错误或社会的不合理需要而归咎于人性的固有本性。例如，不能因为某些地区某类罪犯的群体特征，就刻画这一群体所有人都具有犯罪本性。8. 结论综上所述，人性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多元的概念，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在当今的社会中，我们应该注重教育和培养，同时也要加强对人性的深入探讨和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人性中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

人性素丝说。墨子曾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即墨子认为，人生下来就像白色的丝线，放进青色的染缸就成了青色，放进黄色的就染成了黄色，故墨子重视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墨子，名翟，春秋末战国初的宋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

孔子的人性论观点是性相近。人性问题不仅仅是针对人的品德问题，更是针对社会群体的管理问题，是政治问题。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拓展知识：人性即人异乎异类之秉赋，内含着不同的侧面和层次。前已提到，美国的人格心理学家A·H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成为描绘人的善根的基本框架。马斯洛正确地看到人的本性是复合的。儒家内部不同的人之所以对人性有不同的看法，提出不同的人性论，当缘于人的本性的非单一性。在不同条件下人的复合型秉性所凸现出的方面、层次不尽相同。同一个人，穷困饥饿濒死时，也可能廉耻之心全无，甚至象野兽一样吞噬同类，所以荀子说人性恶，霍布斯提出人性自私，人对人是狼。人只要有一定温饱，便可能温良和善。故管子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有的流氓盗匪，杀人越货穷凶极恶。被判死刑临告别人世，竟也忏悔人生，惦念家人。故曰人之将死也，其言也善。所以，孟子说人性善，托马斯·阿奎那列出人禀受神赐具有的七种美德：信仰、希望、热爱、正义、谨慎、勇敢、节制。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是后来儒家人性论的基础，先秦中重要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三人对人性的看法各不相同，因为时代变化太快了，人本性中不同的要素递相凸现，表现出的形态差异很大，加上三个人经历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和层次不同，所以结论各异。不过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三个人的看法虽然不同，但针对的问题不同，都有一定根据，且能够形成逻辑递进的整体。孔子是儒家人性论的开端。严格说孔子还没有明确地提出人性论，更没有形成关于人性的系统理论。不过那个时代不光孔子，其他各家也没有明确地提出人性论问题。只是从他们的一些政治主张和举措中透露出一些关于人性的观点。

人性论的主要观点如下：西方的人性论中，西方哲学家大多认为人性本恶。弗洛伊德是心理学的鼻祖，你可以看看他的理论。 古代西方的学者们，对于人、人性、人的本质等问题，也同样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人就是善的认识者和创造者；诡辩学派认为，人是文化的中心，是文化的创造者；哲学家普罗塔哥拉的一句名言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总之，在古代西方学者那里，人是具有崇高地位的。但是，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黑夜里，人被淹没在神的阴影之下了，神性代替了人性，人成为神的奴仆。从14世纪开始的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拨开了中世纪迷雾之后，重新发现了“人”———从封建神学专制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个人”！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们，指出人是世界的中心，人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这就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实质性内容。于是，欧洲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思潮由此而兴起。在一定意义上应当承认，资产阶级正是在这面旗帜下创造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这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人生观的精彩历史篇章。当然，西方思想家对人、人性、人的本质的研究，并不是仅此而已，他们也深入探索了人本身的极端复杂性。值得重视的是，他们对人性、人的本质的两重性，进行过相当深刻的分析。比如，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所以，“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或者，“要么只是禽兽，要么是个神”。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时代，亚里士多德对人性的这个理解，是相当深刻的。我们发现，后来有些肤浅学者对这样的深刻思想，进行了带有偏见的重复，即他们唱的心爱的歌：“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不过，就其看到了人性、人的本质的复杂性、两重性这一点来说，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后来的一些西方思想家，对人性的这种复杂性又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各种各样的阐述，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人性、人的本质的认识，陷入了一种片面性。比如，有的人认为，人天生就是贪婪的，所以，与其说人人都是善良的，不如说人人都是恶棍。这个观点，自然是有片面性的，但是，它与中国古代关于人性本恶的思想一样，比人性本善的思想，是更加有价值的。

人性论的解释 关于人的共同本质的理论。一般指离开人的 社会 性和阶级性去解释人的共同本质的 剥削 阶级人性论。人的本质， 乃是 一切 社会关系 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具有社会性的人性通常表现 为人 的阶级性，因此不能离开人的阶级性去解释人性。 但是 社会性并不等同于阶级性，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 也是 不确切的。 词语分解 人的解释 人 é 由类人猿进化而成的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 劳动 、并能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 动物 ：人类。 别人 ，他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待人热诚。 人的 品质 、 性情 、名誉： 丢人 ，文如其人。 己我

人性论，就是关于人的共同本质的理论。通常是撇开人的社会性与阶级性去解释人的共同本质的观点和学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就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以及性无善恶论等学说。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它的特性是食欲、性欲、权威欲、群体欲、表现欲；求生本能和暴力性；渴望休息、娱乐；猜疑性；渴望自由、平等；模仿；竞争性和顺从性；羡慕和妒嫉心理；亲情和友情；欺骗性和诚实性；渴望好的生存环境；自私与合作性；老弱病残者渴望得到群体的照顾；人的精神性。人在精神性方面有自由的世界观、审美观、价值观、信仰、理想以及信念等，渴望自由结社、自由的选举权，渴望接受社会教育，还有年龄因子等等。

孟子是性本善。

孟子是主张性善论的。

孟子讲人性本善，荀子讲人性本恶，扬雄主张人性是善恶混合，公孙子主张人性无善无恶。究竟哪一个的主张较对？大致上，后人喜欢靠在孟子的一边，因为孔孟才是儒家的正统思想。 因此，也可以说佛教是主张人性本善论的。佛说“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是主张佛教性善论的根据。 事实上，佛教虽可说是性善论，也可说是性恶论，佛教的本质，却是既不属于性善论，也不属于性恶论。 众生皆有佛性，是性善论；众生皆由于无始以来的无明覆障而致尚未成佛，这是性恶论。因为，性善论者可以防恶而还归于善，性恶论者则可以去恶而成其善；两者观点不同，目的却是一样。所以，佛教可以左右逢源而适其所适。 若从根本上说，儒家的性善论也好，性恶论也好，他们都是仅仅讨论当下一生的本性问题，说性本善与性本恶，是从哇哇坠地时算起的，今生以前的善恶行为——业，他们没有能力追究，今生死后的善恶行为，他们也无从再追究。孟子偏重了理性价值，所以说性善，荀子着眼在物性的转变，所以说性恶，其实，他们都只看到了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从这一点上说，佛教既非性善论，也非性恶论。因为，佛教看众生，是从无始以前看起，一直看到最终的目的达成——成佛，从当下的一生根本不能论断善恶；在众生来说，善的佛性与恶的无明，根本就是难兄难弟，分割不开，有佛性的时候，就已有了无明，它们是一体的两面，在生死，是无明，出生死，是佛性。物性是从无明开出，理性是由佛性萌芽。所以，说我们的本性是善，固然不对，是恶，也是不对。若从当下的一生而言，善与恶，理性与物性，乃是与生俱来，投于善则善，投于恶则恶。（注十） 照这么说来，佛教是同于扬雄的善恶混合论了？那也不是，佛教主张：无明烦恼，是可以逐渐降伏而分分断除的，无明断尽了佛性也就圆成了，这就叫做断烦恼证菩提，了生死入涅盘。在生死的凡夫位中，烦恼是恶，佛性是善；一旦证了菩提，入了涅盘，根本也没有善恶可言。善恶问题，仅是世间法中的观念，出世法中，乃是无善无恶的。善别于恶，有善必有恶，所以佛教的目的，既不讲恶，也不讲善。其实善恶问题，纵是世间法中，也是没有绝对的，正像毒药可以毒死人也可救活人，良药可以救人也可能杀人一样。因此，圣位的佛菩萨，他们本身固然没有善恶可言，他们看众生也没有善恶的区别，唯有如此，才能怨亲平等而来普度众生。善与恶，不过是凡夫众生的自我执着而已。但这也不同于公孙子的无善无恶，因为在现实世间的凡夫位上，人性并非没有善恶，出世之后，才没法加上善恶的名目。 正因为佛教的善恶观念，是没有永恒性的，是要彻底废除掉的，如果一定要给佛教加上一个关于人性的甚么论，那就只好勉强地叫做善恶解脱论吧。

《人性论》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引论、论知性、论情感、道德学等。在第一卷《论知性》中，休谟着重探讨了人的观念问题。他首先从总体上论述观念的一般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接着进一步论述空间和时间观念，最后在第一卷的末尾重点论述人的理性。如果说在《人性论》第一卷休谟探讨的主要是理性问题，那么在第二卷中休谟则重点探讨理性的对立面——情感。在这一卷中，休谟主要探讨了三种类型的情感：一是骄傲与谦卑；二是爱与恨；三是意志与直接情感。在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详尽的论述之后，休谟在第三卷中又对道德学问题进行探究。有人认为《人性论》的重点是在第一卷和第二卷，其实不是。前两卷确实论述很详尽，但那是休谟为了讨论问题所做的准备。正由于前面已经说清问题的关键，所以在第三卷中只需轻轻点明自己的观点即可，不必再做长篇大论，这样才有四两拨千斤之效。人性论当然不是休谟的创造。但是，休谟的人性论确实有自己的特点。他在《人性论》一书的《引论》中说，他要使对人性原理的说明，成为“一个建立在几乎全新的基础上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即“必须建立在经验和观察之上”。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式”的基本精神。一方面要反对先验的立论方法；另一方面要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普遍的人性理论，这就使得休谟的人性论不同于从先验的假设出发进行推论的人性学说。他注重的是观察和经验，这是休谟人性论的方法论特征。此外，休谟人性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否定了“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传统的观念，也否定了笛卡儿的主张。他强调“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作用”。在他的想法里面，理性无力影响人们的行动，亦无力主导人们的道德活动，能够影响或主导人们做出道德判断或实践道德行动的机制，是人性中的一些激情。因此，考察人性、考察人类行为及其真实动机，就要考察人们的实在的情感，尤其需要注意那种易于被误认为是理性的“平静的欲望”。休谟在《人性论》中首创一种“不争论的智慧”。休谟认为，与两类人的争论是愚蠢的：一类是固执己见者，与这类人争论最令人厌烦；另一类是那些内心完全不坦诚者。休谟说，这类人“不是真正笃信他们为之辩护的思想观点，他们之所以会无休止地争论，或是出于装模作样，或是出于逆反心理，或是出于炫耀自己具有超群的聪明才智的独创性”。休谟认为，要让这两种类型的争论者用任何不带感情的逻辑推理接受一些比较正确的原理，是没有指望的。休谟的药方是：“转变这种辩论对手的唯一方法就是不理睬他，他本人也至少会由于觉得厌烦而转到常识和理性一边。”古今中外，人性相通，休谟的见解与邓小平倡导的“不争论”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发人深省。休谟的另一个创见是发现“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的区别。这一发现，对于澄清人类的思想至关重要。“事实判断”要人们谨慎地探索事物的真相，其最高的原则是真与伪，追求的是知识的准确性。这就必须以理性的方式从观察入手，考察事情的起源、过程、性质与一般特征，“澄清并确定普遍的事实”。“事实判断”是“科学判断”，其联系词是“是”或“不是”，而“道德判断”则是一种人类的主观评价，是一种源自情感与激情的价值认知，其联系词是“应该”或“不应该”。道德上的善恶判断不是陈述行为实际是什么，而是表达行为是否正当，是否合理。休谟认为，“事实判断”优先于“道德判断”，必须首先使用我们的探究才能或智力来让我们弄清事实，必须把所有的道德决定或情感悬置一段时间。休谟的这种清明的知识论完全可以消除大量的思想混乱，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卢梭认为，儿童生来就是纯洁善良的，根本就没有什么恶的劣根。而倘若孩子犯了罪恶，那也是因为受了后天的环境，特别是恶劣势力的污染与控制。他说：“本性的最初的冲动始终是正确的，因为在人的心灵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生来就有的邪恶。”“凡是出自造物主的东西，……一到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性善论的依据是：人有天赋的良心，能自爱和爱他人。他把良心看成是人的灵魂深处生来就有的一种“正义和道德的法则”，它能够使我们趋善避恶，它“从来没有欺骗过我们，它是人类真正的向导”，只要我们按着良心去做，“就用不着害怕迷失方向”。卢梭虔诚地认为，良心是理智的“圣洁的本能，永不消逝的天国的声音”。良心的核心内容是“自爱”与“爱他人”。在他看来，其首要关怀的是他自身应有的关怀。他把这归结为人性本善的重要原因－“自爱”。“我们的种种的欲念发源，所有的一切欲念的本原，唯一同人一起产生的而且终身不离的根本欲念是自爱。它是原始的、内在的，先于其他一切欲念的欲念，而且，从一种意义上说，一切其他的欲念只不过是它的演变。”随着孩子的日益成长，与其他人接触愈来愈多，他就逐渐懂得了“爱应当是相互的”，从而产生了爱他人，爱同类的情感。“只有把自爱之心扩大到了爱别人，我们就可以把自爱变化成美德。这种美德，在任何一个人的心中都可以找到他的根柢的……所以，爱人类，在我们看来就是爱正义。”这种“爱他”的善良情感具体体现在人们对于同胞的爱，普遍地希望别人幸福，乐于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快乐，对于受苦难的人产生怜悯和恻隐之心，对于受压迫的人给予保护，对于不公正的暴力行为表示愤怒等。

荀子是我国先秦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教育学家，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影响深远。荀子在人性的研究上得出“性恶论”思想。荀子人性论思想是特殊的“百家争鸣”时代的产物。荀子深入发掘人性的特点，性论的精髓是“伪善”论。关键词：人性论；“性善”论；“性恶”论；“伪善”论一、荀子其人荀子(约公元前313年—238年)，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因“荀”与“孙”字音相近，西汉时亦称孙卿，战国时赵国人，是我国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他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采先秦诸子尤其是道家、法家之精华，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和充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体系，是一位“儒而不纯”的集诸子百家思想之大成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思想家。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提倡性恶论，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说"作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

人性善恶是中国哲学的重大问题，自古以来人们争论不休，可归结为四种观点：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恶论、性亦善亦恶论。1.性善论。中国古代一种主张人性本善的理论。战国时孟子首先提出。他认为，人性即/人所以异于禽兽的本质属性，具体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种道德心理，它们是仁、义、礼、智四德的根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肯定四德之善是四端之心的扩充和发展。后儒的人性论，虽各具形式，但大多肯定人性中具有为善的心理根据，并赋予无不善的价值规定，以为人性之根本。孟子都以为只有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为人者才是人性。这就将人性与人性的一部分（亦即人的特性、人性的高级部分）等同起来，因而是片面的、错误的。2.性恶论。中国古代一种主张人性本恶的理论。战国荀子首先提出。荀子认为，论性必先明/性伪之分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等不待事而后生的感性欲望就是人之所生而有的自然本性。礼义道德则是后天的人为。强调：如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认为孟子视人性为善，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否定善的先验论，而赋予人的自然属性以恶的价值评价，或以自然属性为后天行为恶的根源。据此论证了礼义的起源和礼法兼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又为/化性起伪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提供了理论依据。汉以后，由于正统儒家一般都尊德性而贬情欲，性恶论的影响不及性善论大。孟子是性善论的代表，荀子是性恶论的代表。二者看似相反，实则错误相同。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人性本来是多元的：既固有同情心而能利他，又固有自爱心而必利己。可是，孟荀对于人性的界定却都同样是片面的；孟子以为人性仅仅是同情利他；荀子则以为人性仅仅是自爱利己。另一方面，道德之真正目的、道德终极标准本来是增进社会和每个人利益。可是，孟荀却都是道义论者，都误以为道德目的在于完善每个人的品德，因而便把品德的完善境界无私利他亦即所谓的仁奉为评价行为善恶的终极标准。荀子用它来衡量他所谓的人性，自然要说人性是恶的，因为自爱利己不是品德的完善境界，不符合他所理解的道德目的和道德终极标准；反之，孟子同样用它来衡量他所谓的人性，自然要说人性是善的，因为同情利他是品德的完善境界，符合他所理解的道德目的和道德终极标准。3.性无善恶论。战国告子的人性论观点。语见孟子告子上。从生之谓性立论，认为人的自然属性本不具道德意义，善恶的产生乃后天习俗所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还以杞柳为喻：性犹杞柳也，义犹木否木卷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木否木卷。看到性和仁义道德的联系与区别，对以后人性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北宋王安石认为性生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为，情当于理，则善；不当于理，则恶。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明清之际王夫子提出/性日生则日成，习成而性与成，认为纯疵，善恶并不决定于初生顷命之性，而主要由后天习成，体现于现实人性即成性之中。近代康有为曾肯定告子之说：凡论性之说，皆告子是而孟子非。认为：性者，生之质也，未有善恶。万木草堂口说而人之为善或为恶则决定于后天的学，否定了善恶天赋的道德先验论。性无善恶的错误，就在于把人性这种人生而固有的自然本性当做自然界之事物，因而由自然物不可言善恶而得出结论说：人性无所谓善恶。4.性亦善亦恶论。此观点始于战国时的儒家世硕，发展于汉儒董仲舒，至杨雄则提出/性善恶混的著名论断：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与！认为在人的天性中，并具善、恶两种因素，两者混杂。而善人、恶人之分则决定于后天的修养；发扬善的因素则为善人，发扬恶的因素则为恶人。而人的气质，就是向善或向恶的凭借。其说是对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折中。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人性既固有同情心而能利他，又固有自爱心而必利己，是比较全面的，避免了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片面性。但是，对于另一个前提，即善恶标准，它却与性善论、性恶论犯了同样的错误：片面地把仁、无私利他奉为评价行为是否道德的惟一准则。这样，它便与性善论和性恶论一样，认为自爱利己是恶，而同情利他是善，只不过它把二者均看做人性罢了。

　　一、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　　在儒家思想史上最早提出人性问题的是孔子，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但他并未明言人性善恶。到孟子时，各家各派的人性理论纷纷扬扬，有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世子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无名氏的“有性善，有性不善论”。　　与这些理论不同，孟子的人性论为性善论。孟子不赞同告子“生之谓性”的命题，反对以人的自然属性来定义“人性”，因为自然属性为人兽所共有，不足以表现人类所独有的特征，他主张以人独有的仁义礼智等善性为“性”。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他发挥了子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命题和道德的五行说，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当然，他不认为人先天就具有完备的仁、义、礼、智等善性，而是说人生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等善性的萌芽。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对人生来就具有的这四种善端，还必须尽自己后天的主观努力去培养它、扩充它。孟子还把心、性、天贯通在一起，使其人性论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同时，他还提出了略显神秘的“存夜气”“养浩然之气”等修养方法。　　不同与孟子，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荀子﹒正名》），“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1]（《荀子﹒性恶》）而且，他进一步指出，所谓人性，就是生而好利，生而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生而有饥寒之需等；如果对它们听之任之，就会出现种种社会问题，不堪收拾。由此，他提出性恶论，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同上）。并批评孟子的性善论：“孟子：‘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同上）但他亦肯定人有向善的可能，“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荀子﹒正名》）“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于性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荀子﹒性恶》）“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之也。”[2]（同上）君子和小人在本性上是一样的，但君子知道化性起伪，用心的“思虑”支配欲望和情感，以仁义和礼乐来规范、限制它们。　　二、孟子和荀子人性论的比较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孟子和荀子人性论的相似之处。首先，孟子的性善论为人们设想了人所要达到的道德境界，要人们自觉攀登；荀子的性恶论也提出了一种理想的做人规范，鼓励人们去努力追求。孟子从人人具有善性出发，指出人们可以通过志于仁义、存心向善、重耻知辱等方法达于至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从人人具有恶性出发，也把善作为人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指出通过对人的本性的改造，可以使人为善，达于至善，“涂之人可以为禹”。而且他们二人的道德理想都继承自孔子的道德理想，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其次，他们在讲人性时都注意到了人的生理需求和欲望。孟子说：“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孟子﹒万章上》），“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孟子﹒尽心下》）。荀子说：“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之所不免也”（《荀子﹒王霸》）“人生而有欲”，“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积蓄之富”（《荀子·荣辱》）。不同的是，孟子在讲口目耳鼻体之性时，还加有“有命也，君子不谓性也”。　　但是，学者更关心的还是两位儒学大师的人性论的差别。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两人的人性论实在有很大不同，故荀子曾多次批评孟子。让我们先来看看荀子是如何批评思孟学派的。《非十二子》篇：“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非随时设教救当世也”。《性恶》篇批评性善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矣甚哉！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3]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　　从以上几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荀子批评孟子的原因：荀子认定“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故孟子的性善论，即仁义礼智为人性所固有论，危害极大。思孟认为五行是人天生的本性，但孔子认为要靠后天习得，故五行说“在荀子眼中，是公然违背孔子遗教的行为”。[i]五行说属形上学，是纯思辨性的，远离时事。在攻城略地的时代背景下，五行说几乎没有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实用价值，无实施的可能。[ii]荀子主张天人之分，反对思孟的天人合一。[iii]五行概念体系有矛盾，而且荀子是唯“礼”派，与思孟的唯“仁”派分歧巨大。[iv]　　比较说来，孟子确实非常相信人的向善之心：“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绝不会相信普通人天生便有如此的向善之心。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败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乱纷乱礼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法，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归于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才是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的行为表现，或者至少是圣人兴起之前人们的生存状态。“故枸木必将待隐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同上）荀子认为礼义是圣人化性起伪的工具，它们是用来限制人们的性情的。“伪”是要加于“性”之上的东西，而不是普通人先天的善端的扩充。这种不同也解释了为何孟子强调“反身而诚”，而荀子强调“强学而求有之”。而且孟子的人性论中还有心、性、天相贯通的学说，主张天人相分的荀子也绝不会赞同此类学说。　　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都能得到经验的支持，两人也可对表面上反对自己的学说的经验做出符合自己的学说的解释。[4]中国学者围绕人性问题争论了一千多年也没有得出定论，我就更加无法有把握地判断两人的学说孰优孰劣了。根据心理学家对婴儿的研究，人在婴儿时期就能够表现出对别人的痛苦的同情，并且还会试图安慰他们。但生活中大多数人的行为似乎也支持荀子的学说，亦或者是人们容易记住别人背信弃义的行为、对自己造成伤害的行为，而容易忘记别人对自己的帮助，因此人们就常常觉得人心叵测。所以，我认为，孟子和荀子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并无对错之分，他们的思考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他们通过自己的深入观察让后世学者了解到人性的各种可能，并且建立了与自己的人性论相应的对历史、政治、道德等不同理论。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这些理论体系都将是后世学者思考的起点，为他们树立了典范，使他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的一个不足就是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社会结构会影响人们的欲望和德性。“感觉、情欲、情感，是不能质疑和不可批评的。我们是本来就有我们所有的感觉的，‘一种情感也是一个原始的存在物"。但是，欲望、激情等等并不是本来就有的，它们不是感觉和情感，它们能够在不同程度上被改变、被批判、被拒绝和被发展等等。”[v]德性是可以改变的，人的欲望也是可以被激起和创造的。

关于人的共同本质的理论。通常指撇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去解释人的共同本质的观点或学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即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恶论等学说，而将其整合到一起即完整了，四种学说终极目标全是促进和谐，人性在自然属性中本无善恶，犹如白纸；人性在社会属性中逐渐形成善恶一体两面，性善论乃人性优点，性恶论乃人性缺点。

关于人性论，我国古代的思想里有两大派别，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自古以来很多学者都曾经深入地讨论过。告子认为人性无善无恶，全凭外界因素影响，而周代的世硕认为人性有善有恶。而汉代大儒董仲舒的人性论，则是试图调和善恶之间关系的一种尝试。从这个路子出发，后人又多有论述，比如韩愈的先天性三品论，就是建基于董仲舒的三等人性论。可以说，董仲舒对人性论的贡献，是基础性的。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等："圣人之性""斗筲（shāo，1.古时盛饭的竹器。现称淘米用的竹器为筲箕。2.水桶。）之性"和"中民之性"，而以"中民之性"为主要研究对象。他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春秋繁露u2022实性》）因为"圣人之性"是先天至善的，不必教化；"斗筲之性"是先天至恶的，不可教化，所以两者都不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大多数人属于所谓"中民之性"：既不是至善，也不是至恶，而是"有善质，而未能善"（《春秋繁露u2022深察名号》）。"有善质"因而有可能通过教化使之向善；"未能善"因而必须进行教育才能使之向善。董仲舒的人性论可以说是孟子、荀子人性论的综合和发展，与孟子、荀子的观点都有同有异。在"天人感应"思想体系中，人是天的副本，人的一切都来源于天，人性也来源于天。这与孟子讲人有"良知""良能"，尽性可以知天有一致之处，而与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不同。但董仲舒进一步阐述了人性怎样从天命而来，又是孟子所没有论述的。在对人性的具体看法上，董仲舒的观点则与孟子不同，而与荀子接近。他从文字学的角度解释说，"性"就是"生"，"生之自然之质谓之性"。所谓"生之自然之质"是什么样的呢?他解释说，性犹如禾、茧、卵，善犹如米、丝、雏。善出于性，犹如米出于禾，丝出于茧，雏出于卵。两方面有联系又有区别，性是天赋予的，善是人为的，所以说"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董仲舒在强调对"自然之质"进行人为加工这点上，与荀子强调"性伪之分"有相似之处。

《人性论》（[英国] 大卫·休谟）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wgIjswrij1FQuenPVipWA 提取码: c4pe书名：人性论作者：[英国] 大卫·休谟译者：关文运豆瓣评分：7.4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年份：2002-1页数：141内容简介：《人性论》是18世纪著名哲学家休谟的主要著作。书中休谟从知性、情感、道德三个方面讨论人性的原理，试图建立一个具有全新基础的完全的科学体系。本书是休谟《人性论》的摘选本，选编者是北京大学陈启伟教授。作者简介：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年4月26日-1776年8月25日），苏格兰哲学家，出生于爱丁堡，与约翰·洛克（John Locke）及柏克莱（George Berkeley）并称三大英国经验主义者。其特点在于重视从“生活经验”中提炼出哲学观点，如“知识来源于印象而非理性”，认为没有事实可由先验（a priori）方法被证明。卢梭等后世学人深受其影响。康德亦综合他同理性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创建起“正反合”的理论。 11岁进入爱丁堡大学，18岁专攻哲学，21岁出版“人性论”。1734前往法国进修，48年出使维也纳和都灵。1749回到家乡 1763年任驻法使馆秘书；1765年升任使馆代办。1767～1768年任副国务大臣。1769年8月退休返爱丁堡。谟的主要著作有《人性论》 、《道德和政治论说文集》、《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理探究》、《宗教的自然史》、《自然宗教对话录》、《自凯撒入侵至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6卷）等。哲学思想 休谟生活在英国资产阶级“光荣革命”结束到产业革命开始的社会变革的时代。这时，英国资产阶级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它继续维持同贵族的联盟以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与此同时，迅速成长壮大起来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要求对这个联盟内部的关系作有利于本阶级的调整，并继续反对封建复辟势力。这时，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和保守性交织在一起。作为这个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的休谟，贯彻经验论观点，提出了以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怀疑论为特色的哲学体系。

开放

孟子提出人性善，并以此为基础将孔子的“仁”系统化为仁学。荀子则以人性恶为基础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礼”。二人为儒家政治哲学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了儒家伦理政治观。 一、孟子性善论的内在逻辑 孟子第一次提出，人作为世界中独特的一类，具有其内在规定性，使人与其他万物相区分。这种内在规定性体现为道德性，即人先天所具有的“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这种道德性的本能来自于人的内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构成了人性善的本质。人性的这些善质，在现实中体现为仁、义、礼、智四种美德，“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里的“端”是趋向于四种美德的潜质，即可能性。而每个人是否能够真正具有四种美德，在于个人能否充分张扬个人人性中天生的善质，即“四心”，这需要通过个人长期的道德自觉来实现。故孟子强调“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可见，孟子认为，人先天的本性都是善的，这种先天的善质能否真正转化为人后天本质的善而具有四种美德，与个人后天的道德自觉，排除外界刺激和欲望干扰的努力程度有关。正所谓“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其小者为小人”。这里的“大者”，即人先天的四心；“小者”，则是与动物相似的感官欲望。个人后天的道德之所以有区别，并有君子与小人之别，原因也在于此。在孟子的性善论中，人的先天本性与后天的道德本质之间可以互通，但并不绝对化，而是有一定的张力，需要人的内在的主观道德自觉来努力达到互通。这为孟子引申出人的道德差异和仁政的主张奠定了基础。 二、荀子性恶论的内存逻辑 荀子认为，人作为类具有内在规定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从内容来看，这种人性是“情”的集合体，对外表现为“欲”，包括感官欲望和权势欲望。“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人的这些欲望，永无止境。如果放纵这种人性的自由发展，将导致社会的动荡和道德的丧失。荀子将其表述为“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可见，人性的放任发展，是社会一切混乱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荀子将人性视为恶。而人的本质是要按礼义标准过良好的道德的群体生活。荀子从人与动物区别入手来探讨人的本质。首先，人能“群”，而动物不能“群”，可以将众人的力量与智慧整合为整体优势，“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其次，人们按“分”的原则来组成群体。“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而“分”的根本标准就是礼义，礼在人们组成群体的过程中起到两个根本的积极作用，即“分物以养体”和“别”，前者可以“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后者表现为物质占有的等级化和社会行为的等级化。这样，礼成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按照礼的标准过有道德的群体生活，也就成为人的本质要求。在荀子那里，人性与人的本质是相矛盾、相对抗的。为了实现人的本质，必须依靠外在的权威对人先天恶的本性进行矫正和改造，即“化性起伪”。这就为荀子引申出君主化和礼治主张铺平了道路。 来源：现代交际

韩非主张人性恶比荀子更加鲜明彻底。《韩非子·.奸劫弑臣》说：“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韩非子·备内》说：“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既然人性本恶，那么就只有接受其恶的本性，唯其如此，才合乎天意。所以韩非认为，人性是自然而成的，所以现行政治政策就必须以人的本性为依据，要因循它，而不是对它加以否定。 “因”或者说“循名责实”是法家学说中一个重要原则，早于韩非的慎到曾说：“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韩非也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法家明确表示不要亲情，不要恩惠，因为亲情和恩惠会连带出许多复杂的因素，把社会秩序搞乱。人是自为的，亦即利己的，因此不可能使人利他。但是恰恰是因为有人的利己，才可以使人由自为转为为公和利他。因为人为了利己，就必须依循国家政策的引导，也必须躲避国家法律的惩罚。于是，利己转而成为了利他。法家是最强调国家秩序的，而法家的人性论理论基础则是毫不隐讳地承认利己，承认性恶。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关于人性问题的看法大致有两种：1、性本善：孟子提出了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之为善，是他的本性的表现，人之不为善，是违背其本性的。2、性本恶：荀子所论及的人性，其本质恰是无所谓善恶的“本始材朴”的自然之性，它既有转化为恶的可能，也有发展为善的机会。荀子的性恶论的思想在先秦百家关于人性的论断中独树一帜，他的思想对后世今天的意义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扩展资料：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人性论的探讨主要围绕人性的本质、人性的品级层次、人性种类等问题展开，形成了具代表性的人性善恶理论、人性品级理论、两种人性理论，不仅成为中国传统修身文化的牢固基石，也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内容丰富的精神财富。从先秦时期一直到汉唐宋明有许多的思想家都提出了自己关于人性的学说，纷纭错综、争论不休，他们的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孟子和荀子人性论的不同之处 首先，孟子和荀子所处的时代不同。任何思想都是对当时社会的反应，在孟子所处的时代，周朝的奴隶制已经基本不复存在，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商鞅主张改革，推行法治，提倡战争，从而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孟子反对商鞅等人的观点，主张实行改良，施行“仁政”，因此宣扬天赋道德的“性善”论，从而为其“仁政”思想打下理论基础；荀子所处的时代则是战国后期， 当时的封建地主阶级已经不能单靠“仁政”来维护其统治，统治者迫切的需要加强法制。王先谦先生曾在《荀子解集》的序中说“余谓性恶之说，非荀子本意也。……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乱，民胥泯棼，感激而出此 也。 ”［4］3 其次，孟子和荀子对“性”立论的出发点不同。孟子对“性”的定义，体现在《孟子·告子》一章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的辩论中。告子把“生之谓性”当做其人性立论的基础，他把性看成是一种传统的自然属性。孟子则不同意告子的观点， 他说：“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2］197 孟子 把“性”分为两种，一种属于人的本能的“性”；另一种属于人的道德的“性”。他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 也。”［2］263孟子没有完全否认“生之谓性”，只是认为单从“生 之谓性”的角度来谈人性未免太过肤浅，所以他把味、色、声、臭这些本能的“性”归结为其中“有命焉”。在孟子看来，人与动物单从生理功能上看，区别并不大，人性与动物之性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具有道德性，即人的第二种“性”；荀子则对孟子的观点持否定态度，荀子针对孟子所说提出的“人之学 者，其性善。”［3］355 说：“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 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仪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 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3］355 荀子在这里首先明确“性”指 的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是不能学习不能效仿的。接着阐明性、 伪之分，并提出判断二者的标准，人身上那种不能学习、不能努力就能做到的东西，叫本性；人可以学会、可以通过努力实践做到的，叫做为。荀子批判孟子将仁义礼智这些具有社会属性的道德性归结到人的本性之中，认为这是没有辨别性、伪之分。 第三，孟子和荀子人性论的具体内容不同。孟子认为，考察人性必须从道德层面出发才能真正的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而每个人都是先天具有道德心的。他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 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2］59 孟子在 这里举例说人们突然看到一个小孩将要跌到井里去，都会产生一种惊惧、 同情的心情，人们这种心情的产生是没有任何主观目的的。孟子通过这种对于人心理的分析从而得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观点。所谓恻隐之心，就是不忍人之心， 孟子认为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不具备它，就不能称其为人。孟子在举例论证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后，进而引申出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认为这些是仁义理智之端。同时， 孟子也意识到，举小孩将入于井之例，来说明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无法说明“善”的普遍性。孟子为了进一步说明人性本来就善良，借助天道，把“性善”提升到不需要证明的高度。“《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 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2］200 孟子以孔子对诗经“知道”的评 价来说明仁义礼智这些道德是原本就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天德，用天赋道德来解释人性本善。他把仁义礼智这些善，认为是人天生就有的，同时刻意回避讨论先天之恶的可能性，孟子的人性论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天赋“性善”论；荀子不同意孟子的这种天赋“性善”论，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仪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 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人性论》读后感 人性论》对于哲学的书，我一直是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虽然我喜欢看书，也明白有很多 哲学书确实是能为我们带来一些很好的启发，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哲学书一般都很枯燥、 抽象、深奥。简单来说就是很难真正的读懂它，明白它深刻的内涵或者是它所揭示的社会现 实。最近，因为青共校的读书小组活动，我和另外两个同学组成了一队，出乎意料的选择了 经典哲学书籍《人性论》 。 《人性论》全书分三卷，分别是“论知性”“论情感”和“论道德 ” 、 。正文前有一篇简 短的“引论” ，主要说明了人性科学的重要性和意义。第一卷“论知性”的主题是认识论， 主要说明了知识的起源、分类和范围，人的认识能力和界限，以及推理的性质和作用等认识 论的内容。第一卷是《人性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其他部分的基础，包含了休谟对哲学的 主要贡献。 第二卷“论情感”是第一卷的继续，其主题是情感的起源、性质和活动，并为下一 卷关于道德问题的讨论打下基础。其中对意志和自由的讨论有相对的独立性。 第三卷“论道德”是在前两卷基础上对道德问题的全面阐述。其中第一章论述了道 德的基本原理，属于伦理学的内容；第二章讨论“人为的德 ”——既是伦理学的内容，也 是政治学的内容；第三章讨论的是“自然的德” 。 《人性论》是休谟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对于人类思想史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贡献。休谟 思想中最重要的方面都在这本书中进行了阐述， 如关于人性的三个假设， 有关自私和同情的 看法，有关社会秩序和制度正义的看法等等。 这本书，说实话内容并不是很吸引我，它没有情节，看起来有点枯燥，可是我还是看下 去了。因着自己最近的心境，感触最大的地方，还是第二卷的论情感部分，其中第二章第一 节，论爱与恨的对象和原因，我印象深刻。 休谟说，骄傲和谦卑的直接对象是自我，或是我们亲切地意识到它的思想、行为和感觉 的那个同一的人格； 而爱和恨的对象则是我们意识不到他的思想、 行为和感觉的某一个其他 的人。 这一点在经验中就表现得充分地明显。 我们的爱和恨永远指向我们以外的某一个有情 的存在者。当我们谈及自爱时，那不是就爱的本义而言，而且自爱所产生的感觉和一个朋友 或情人所刺激起的柔情也并无共同之点。 憎恨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因为我们自己的过失和愚 蠢而感到耻愧； 但是只有由于他人所加的侵害才会感到愤怒或憎恨。 爱和恨的对象显然是一 个有思想的人，而前一种情感的感觉永远是愉快的，后一种情感的感觉则永远是不快的。我 们还可以大概地假设说， 这两种情感的原因永远是和一个有思想的存在者相关的， 而且前者 的原因产生一种独立的快乐， 而后者的原因则产生一种独立的不快。 凡对自己的性格、 天才、 财富感到满意的人， 很少有不想在世人面前显露自己， 并取得人们的爱和赞美的。 显而易见， 成为骄傲或自负的原因的那些性质和条件， 也就是虚荣心或名誉欲的原因； 我们自己最为得 意的那些特点， 我们总是要炫耀于人。 但是假设爱与尊重不是和骄傲一样由同一性质产生的 仁它们的不同点只在于这些性质或是与我们有关， 或是与他人有关， 那么这种进行方法将是 非常荒谬的，而且人们也不能期望每一个其他人的情绪和他们自己所有的情绪互相对应。 其实我觉得，正是因为人们不能期望每一个其他人的情绪和他们自己的情绪互相对应， 才有了那些“求而不得”之类的怨恨或难过。其实这是一种很普遍、很自然的现象，这个世 界上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无数这样的情节在上演，这只是人们最基本的情感反应。所以，即使 是失业、失意、失利、失势，甚至是失恋，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谁没有那么几件让自己 受伤到骨子里的事呢。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没有谁能一切都顺顺利利，对于爱与恨能真正的洒脱看待，是所 有人应该去最求的。但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确实很少。 休谟在《人性论》中认为，人的感觉是人的思想、认识观念的唯一来源，因此，人的认 识对象只能限定在感觉经验的范围内。只有人感觉到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而“物质世 界”是无法感觉的，因此也是不存在的。由于“人只能认识感觉”，而对于感觉产生的问题， 是人的认识所不能把握的，因此是不可知的。 这就是不可知论。 对于他的“不可知论” ，我并不十分理解，应该说基本不懂他所表达的意思。上网查了 关于不可知论一些基本问题，最后也只能望而却步了 休谟于 18 岁开始构思，25 岁完成了人性论初稿。这本书就我目前的认知水平来看仍显 得步履维艰，而且我可以断言，没有人可以完全理解这本书。并不是说其推理的深奥难懂， 而在于充斥其中的太多情感体验和实验证据，都有很深刻的个人体验。在此，我坚信已经在 阅读过程中摒弃了我所受教育中将其定性为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者的先入之见， 也没有将自 己作为其深度的信仰者，但是自己仍然为其精妙的推理所倾倒。 这就是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也是用来努力说服自己的信念支撑。对于人性的问题 太过于深奥，也许在以后我认知水平提高后，我才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A 孟子人性论对当代教育的价值 孟子的人性论主要包括性善、向善、为善几个环节，其宗旨就是通过道德教育，使人们能够在后天把“四端”发展成为“四德”。现代德育在“性善论”的影响下，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了道德教育的目标、功能与道德教育模式，使受教育者在接受德育的背景下，终身运用德育去完善自我的“善端”。 　　充满智慧的儒家哲学思想，蕴涵着丰富的道德教育思想。它用其自身的独特魅力，为现代德育奠定了稳定的根基，并引领着现代德育趋于完善。“性善论”——仁、义、礼、智的“四德”，从古至今，诠释着一个宗旨，即在构建理想人格的过程中，德育必定发挥着其自身的价值与意义。但是当施教者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如何让受教者形成自我教育意识？一直是现代德育工作者反思的一个问题。 　　一、性善论的析要。 　　《孟子·公孙丑上》指出：“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人性“四德”为现代道德教育找到了人之可教化的理论基础。 　　（一） 人“向善”与“行善”的动机。 　　孟子认为人性中具有先天的“善端”，所谓“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显然，人作为个体具有“善端”，但是，这种“善端”只不过是处于道德心理的萌芽状态，还不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品质。个体的“人”只有经过个体的主观努力，其仁、义、礼、智四种善的萌芽，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孟子的“性善论”继承了孔子的人性论，提炼了人“性善”的本性，突出了人与生俱来就有“向善”的秉性。 孟子在倡导人之本质根植于善的同时，也证实了教育是个体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每一个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生物人来说，在“成人”之前，必先“成才”。人有双重生命，父母那里遗传的生命是物质基础； 人要成为真正的人， 还要经历“二次生成”———为人之道，即可“成人”。人在有“向善”的根基上，进行必要的道德教育，才能激发内心的主观“行善”的心理情感。“行善”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出于个体主观的“善端”。　　（二） 人“为善”的意义。 　　孟子“人性论”论证了人在“成人”的历程中，具有“向善”的本性与“行善”的主观意愿。他在对人“善端”肯定的同时，也论证了“成才”的必要条件———“为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孟子对人的“良知”“良能”品性的论证中提出，仁、义、礼、智等普遍道德准则不是自外强加于人的，而是源于人的内在，生发于人善良的本性。然而，孟子通过“圣贤人格”告诫人们，“善端”如果没有给予积极的保存，必然会受到外界的影响，而逐步消失。“内圣外王”的高尚品质就是在“为善”中拓展“善端”的结果，它也肯定了人们是在“为善”中实现自我价值。当然《孟子》中又言，“圣人与我同类”；“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圣贤”的人格被人类赋予了极致性与神秘性，看似遥不可及，但是，“学而至之”的言论， 又激起了人类挑战自我的志向。人之“四端”，体现出人具有先天成德的天赋，但是孟子认定唯有“向善”的动机与“为善”的能力，才能扩充人的“善端”。人从“自然人”转变成“社会人”，全然依赖于“求真”“向善”与“粹美”的思想教育， 这也是人在生存之际，锤炼人格的必经之路。所以， 孟子强调了人在内求外修的同时，莫忘教育的重要性。人只有在接受教化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到“真、善、美”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二、现代德育中“善”的体验。 　　在孟子看来，良心是内在本质，是人们外在德行的根源，是万善的本源。人性和道德的完善，有待于后天的学习和努力与“善性”的扩充和培养。中国传统德育模式在“性善论”的指导下，强调教师“教化”在德育中的作用，而现代德育受“性善论”的影响，倡导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德育模式。 　　（一） “性善论”指引下的现代德育目标。 　　理想的德育目标应是“学为圣贤”， 即是用“君子”人格来实现。“性善论”是依据人所固有的善性而进行的教育。现代德育目标亦是把握道德存在的可能性，通过人的内在自觉和外在修养，把可能的善性转化为现实的善性。争取使每一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享受人人平等待遇，倡导人们按照“理想人格”：“持志养气、动心忍性、存心养性、反求诸己”要求自己。若要成为尧舜之人，就必须达到内在精神与外在言行举止统一的境界。孟子对道德主体的人本关怀观，预示着社会对人的道德要求，必须尊重并满足人精神生活包括道德生活在内的需求，提升人的道德理想、道德品质和道德境界。学校的道德教育也只有侧重挖掘和激发学生内在的善良愿望，充分发挥良心的道德调节功能，将被动的教育形式转化为主动性、自觉性的个体活动，才能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达到终身教育的目的。 　　（二） “性善论”影响下的现代德育功能。 　　“性善论”是教育史以来，第一次从理论高度上对人自身本质加以认识和阐述。现代教育思想从施教者和受教者两个方面，探究出人“善”之本性， 是教育活动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教师本着“善”的品行，为学生树立了榜样；以学生“善”之本，规划了其发展的进程。学生本着“善”之端，在他人教化中使其得到拓展；本着“善”之根，在自我教化中实现自我价值。道德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零，儿童从一开始就是道德生活的主体。设想，倘若教师在教化过程中，体会到学生内在具有“不思而虑的良知”和“不学而能的良能”的“善端”；学生在受教过程中，体会到自我“向善”的意愿和“为善”的能力，也许，德育实效性就能真正得以实现。孟子的“四德”与“五常”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一种道德意识、伦理精神。扩充“善”的过程，正是构建人与社会的和谐伦理的过程。社会在德化中发展，人类在德化中成才，没有德育存在的社会，就没有人的精神家园；没有德化的人生存的社会，是混乱而危险的社会。德育本着“人性善”而为社会与人类提供着最根本的物质与精神保障。“仁者无敌”“与民同乐”的“民本论”启示学校教育必须立“德教”为本，倡“尊贤尚德”为主的德育目标，仅此才能真正发挥德育的真正意义所在。道德教育的知情意行基于“善之始”，它为学生自我身心发展提供了舞台。 （三） “性善论”意蕴下的现代德育模式。 　　“善端”的本性为人类道德教育追求“浩然之气”的理想目标提供了可能，然而，如何把可能变为现实，孟子“性善论”解析到，具体的德育模式就是知行的辩证统一。这正凸显了儒家思想关于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的知行关系的论述，道德修养的重心应放在“力行”“躬行”。那么现代德育又是如何通过具体的德育模式把道德理念转化为道德行为的呢？孟子“内求外修”的德育思想，启示现代德育的主要途径唯有提高自我的道德教育意识，培育道德的自我。这一做法的实质是：强调个体在行动中要彰显自我的主体性，重视自我思考、自我判断、自我体验，要学会独立思考并作出合宜的选择，此思想与当代的价值澄清法有相通之处，与当代德育强调“学会选择”主旨殊途同归。　　孟子所塑造的人格理想，实质是为现代德育模式树立了高尚道德的理想典范。他认为，道德的完成就是四端的扩充、发扬，就能有一种彻底的自我认识，此谓“尽心”。任何德育范式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学习机制的理解之上的，但是，真正具有“道德”意义的道德教育，不是把社会现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灌输给学生，使学生成为一个个“美德的集合体”， 而是“启发”和“唤醒”学生的道德自觉和道德良心，使学生树立道德理想、领悟人生真义。现在社会上评论学校德育的一种流行说法是，“5 + 2 = 0”，即学生在学校接受的5 天的思想教育，抵不过在家庭和社会对他2 天的影响。正如孟子所言，“存心养性”与“反求诸己”的道德理念警示现代德育的“教条性”与“形式性”必须被推翻。所谓，“生活的外延有多大，那么德育的外延就应有多大。生活世界是德育的根基”。现代德育模式必须继承和发扬传统的道德教育观念，应该由内向外地渗透德育的价值与意义。 　　三、未来德育的变革是“性善论”的衍生。 　　当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应该有高扬高层次的“善”的追求，赋予“善”以更广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去努力打造真善美的统一。孟子蕴涵道德责任意识的“性善论”，能够唤醒人们追求人格理想的信念，主动地实现和完善自身道德，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未来的教育终将走向终身教育的模式，而道德学习的形式必须依靠个体的主动性，道德的形成应该是自然而然完成的。未来的道德发展，取决于道德接受和道德选择，在生活与学习中，当人们选定了自己感兴趣或者认为重要的领域后，余下的广阔空间就可以交给自身德性的本能反应和习惯行为，在道德与社会发生冲突时，自主抉择的行为将会出现，这样才符合道德生活的自然状态，才能提高个体的道德效能。

1、同工之处——人性好利韩荀人性论在共同的人性起点上，都明确了人性好利。韩非子认为“人皆挟自为心”，“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恶害，人莫不然”；人人都有为自己打算的心理，好利恶害是人性的真实情况。而荀子则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辞让亡焉”；现在人的人性，都是生来就喜好私利的。正是出于这种本性，人与人之间才有了争夺，失去了谦让。由此可见，在他们看来人性都是喜好私利的，而且这一本质是与生俱来的。韩非子说，“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可见，他证明自己人性自利的论调，从人的生理机能切入。他认为，自利的本性是由人的生理上的需求以及生存需要而诱发的。“人没有羽毛，不穿衣则会寒冷，上不属于天，下不着地的，肠胃才是人活下去的根本。人人都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所以会自利”。而荀子亦说：“好恶、喜怒、哀乐，夫是之谓天情”，“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也就是喜怒哀乐等是人的先天性情，是人情之所不能免，是人所共有的。“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饿了想要进食，冷了想要添衣保暖，累了想要休息，喜好私利而厌恶祸害，是每个人都共有的，就连禹桀这样的圣人也不能例外。再者，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就是说：性，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是不待后天学习而成的自然本能。由此可见，韩荀二人都承认“人性好利”这一命题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二人都承认了人的这一本性是自盘古开天辟地人类出现的那一刻起，就在人类的身上扎了根的。因此，人性好利与生俱来。2、异曲之妙——自然之性与性恶之性虽然韩荀二人都承认了人性好利，但二人还是在人性论的发展道路上走上了不同的分水岭。在韩非子的人性论思想中，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使然，他看到了人的这一自然属性，但没有对这一属性进行了道德性的评价，只是运用了这一理论对社会中种种恶的现象和行为进行了解释，并且强调想要成大事的人可以借“人性好利”这一本性一臂之力。而荀子却不然，一方面他承认了“人性好利”，但另一方面，他又没能坚持这种自然人性的道路。他将人的生理本能与伦理道德相对立，认为这种自然人性的背后隐藏着危害，这种人性如果不加以限制和教化，就可能产生难以意料的结果，对社会的秩序产生重大的危害。“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也，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从这段话中可见，韩非子认为好利恶害是任何人都有的。这些人的行为，不是由他们心的善、恶决定的，而是由他们的利益决定的，好利恶害是支配社会关系的根本法则。如做车子的人希望别人富贵，做棺材的人希望人死得多，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利益的驱动。人不富贵就不会买车，死的人多，卖的棺材就多。君臣父子夫妻等一切关系都以利益为转移。由此可见，与其说韩非子的人性论是性恶论，倒不如认为他的人性论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的理论，一种自然之性。他的人性论思想更趋于：人性基本点就在于一种人人为自己打算的自为之心，人的一切道德、情感、行为都决定于对自己是否有利，而不是人心的善恶。“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其伪也”。在这段文字中，荀子首先提出人性好利，生而恶，而善则是后天人为的。人自降生时起，就好利、疾恶、好色。放纵这些本性就会带来不良后果。只有师法、礼义才能矫正和约束人性，所以古代的圣人“起礼义、制法度”来化导人的情性。综上所述可见，荀子虽与韩非子一样把自利当作人之本性，但他看到且仅仅看到了自利引发了争夺生、辞让亡，残贼生、忠信亡等负面作用，于是逻辑地导引出人性恶的论调。而韩非子则认为“人的一切道德、情感、行为都决定于对自己是否有利”，为其后来“法术势”的治国谋略找到了人性的依据。3、人性是否可变之异在人性是否可变的命题上，韩荀二人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在荀子看来，人性是恶的，人的这一本性如果不加以教化，将会贻害无穷，所以他反对顺性，主张逆性，主张“化性起伪”；而韩非不仅把“好利”这种人的自然属性视为人之本性，而且强调这种本性无须改变，他认为可以充分利用人的好利的心理达到某种目的或目标，成就某种事业。“民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民众即使做了什么(善事)，只是慑服于外在的势，而不是由于内在存有本然的善(义)的素养。在韩非的意识深处，人性是不可变的，他对“人性可以通过教化成善”这一命题毫无信心。“人无毛羽，不衣则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在他看来，人的好利的本性由人生理上的需求诱发而出。人的身体是天生的，有了身体就要活下去，活下去就要谋衣食，谋衣食就不免有欲利之心。因此，“好利”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既然是本能，则无可批驳，无可改变。此外，“民之故计，皆就安利而辟危穷”，“ 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人天性自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以功利为本，毫无情感成分可言。韩非认为，人生而好利恶害，这是人之本能，但此种本能既非善亦非恶，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已，此事实乃是一切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前提。因此，韩非并不主张化"性"，只是主张循“性”而治，利用人性的弱点建立法律制度以治天下，“凡治天下者，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荀子认为要改造人性，主张逆性，使之由恶向善，他的主张集中体现在“化性起伪”这一句话上。对此，荀子有很充分的论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而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化之化，礼仪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而所谓的“伪”，在这里是指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实践而得来的东西，而不是虚伪的伪，所以才有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一说。荀子认为，仁义礼智信是可以通过后天的教化学习得到的，学习正是为了教化人的本性，使之改恶入善。“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在荀子的人性论思想里，性和伪是不可分割的。没有性，则伪的教化就失去了依据；没有这种伪，就没有学习和教化，人性也就不能自我完善，人不能完善自我则不能成为圣人君子。因此对于人性，苟子主张应该逆性而不是顺性，对人性加以改造。通过“化性起伪”可以达到“涂之人可以为禹”的目标。综上所述，韩非子不仅认为人性不可变，而且无须变。在他看来，“好利”是人的自然属性，是利大于弊的，想要成大事的人可以利用其他人的这一属性，而使他们为自己所用，成就自己的事业，而人的好利是无可厚非的。由此可见，韩荀二人在人性是否可变这一命题上，已经是南辕北辙了。4、韩荀治国方略的不同人性论思想是二人治国方略的依据，而不同的治国方略也可以反过来检测两人人性论思想的不同。在韩非子看来，人与人之间除了利害关系外就不会有别的关系，既然都是为了自己，就会设法去算计别人。正是从人的趋利避害这一本性出发，韩非子主张用赏罚两柄来对待，用严刑重罚来治国，为他的法术势并用找到了人性论的依据。此外，韩非还进一步指出了君与民的利害矛盾，“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故明主”对人民“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因此韩非认为统治人民要依靠赏罚，不能依靠自愿服从，对人民必须以威力强制。他说： “民固骄于爱，听于威”，“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因此，他认为必须“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义之相邻”。这是韩非主张用法来镇压人民，以法治国。“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而分之”。“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荀子认为圣人的礼义法度是改造人性、节制欲望的重要工具，对于“恶”的人性，必须以“礼义”治之。所以他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治国之策，通过“起礼仪、制法度”来教化人的情性。因此，他主张通过礼义的教育和灌输，对人们进行教育和引导，使人们弃恶从善，以治天下。通过对治国方略的比较，我们进一步可以肯定韩非子的人性论思想是“好利”的自然之性，与其师荀子的人性论思想大相径庭。5、小结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出韩非子虽然师承荀子，但其人性论思想却是与荀子大相径庭。如果说荀子的人性论思想是一种直面人性弱点的性恶论，那么韩非子的人性论思想则是一种赤裸裸的人性自利思想，是一种客观的阐述。

在孟子与荀子学说中,人性论都是他们各自思想体系的基础,同样是人性论,荀子与孟子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当我们仔细研读他们关于人性问题的表述,发现虽然结论不同,但在逻辑上并不相背,而且在理论使命上也是大致相同的,仿佛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如同从手心与手背两个方面来看同一只手一样.孟子与荀子人学体系的基本结构相似.他们学说的核心都致力于人学的体系化,而天人关系问题都是其全部学说的立论基础.仅从各自的人学基本概念上看也有相似之处,他们各自都将人分解为心与性,并从性、心、天的角度来建构人学价值理论.孟子与荀子都承认人的自然本性是客观存在的,人的欲望是不可去除的,因而都具有自然主义倾向.孟子与荀子都主张对人性进行改造,体现在他们学说中的基本儒学价值观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尽管如此,孟子与荀子关于人性论的学说显然是不同的,这尤其可以从他们关于人性论的主张推展开来的社会政治理论中能够地看出各自的差异. 一是人性论的概念内涵不一致.荀子学说中所谓的性,指的是人的自然本性,而孟子所论的性,虽然也包涵口、目、耳、鼻之欲的自然本性,但他在自己的学说中却又明确要将这些自然本性排除出人性之外；相反,荀子竭力排除在性之外的,如仁、义、礼、智等称作伪的后天教化方面的内容却是孟子人性论的核心内涵.“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荀子·性恶》）孟子说：“人们之所以能学习,是因为他们的本性是善的.”我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是还没有能够了解人的本性,而且也没有弄明白人的先天本性和后天人为之间的区别的一种说法.孟子在《尽心下》这一篇目中提出了人性的基本内涵,从中也能看出他与荀子在人性概念内涵方面的根本区别：“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口对于美味,眼睛对于美色,耳朵对于好听的声音,鼻子对于芬芳的气味,四肢对于安逸的感觉,这些爱好都是天性,但能否享受到,其中有命的作用,所以君子不把它们看成是天性所致.仁对于父子关系,义对于君臣关系,礼对于宾主关系,智慧对于贤者,圣人对于天道,都是极重要的,能否实现这些,其中有命的作用,但也有天性的作用,所以君子不把它们看成命的范畴.二是关于善恶产生的根源不同.在孟子学说中,尽心、知性、知天——即心、性、天的三位一体是其人性论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人类天性在本质上与天保持着同一性——人的自然本性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源于天人之间的同一性,因而人性本身就是善的.所以,孟子认为,先天性的人性是善的,只是由于后天因素的变化才使人丧失了本性,因而,人们只有不断地进行修身养性才能保持本性.而荀子在天人关系学说中嫁接了道学本体论,主张“天人之分”——天人之间各行其道.因而,心、性、天是彼此分开的.所以,荀子认为人的性、情、欲所代表的自然本性是恶的,人们只有对恶的自然本性进行改造才能去恶向善.“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曰：若是则过矣.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使夫资朴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故曰目明而耳聪也.”（《荀子·性恶》）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只是因为丧失了他们的本性,所以才变恶的.”我说：像这样来解释就错了.孟子所谓本性善良,是指不离开他的素质而觉得他很美,不离开他的天生资质而觉得他很好.所谓本性是善的,应该是不离开它的素质就是美的,不离开它的资质就是好的.那天生的资质和美的关系、心意和善良的关系,就像那可以看东西的视力离不开眼睛,可以听声音的听力离不开耳朵一样.所以说资质的美和心意的善良,就像眼睛的视力和耳朵的听力一样.如果人的本性生来就脱离他的素质、脱离他的资质,一定会丧失它的美和善良,由此看来,那么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就很明显了.（本段中“所谓性善者……故曰目明而耳聪也”应在“若是则过矣”,翻译时作了改正.）三是关于人性改造的方式不一致.孟子提出的性善论,体现的是基于人性的道德自觉.天、人关系交汇于有血有肉的人,儒学从哲学意义上找到了人的存在根基.也就是说,人可以从先天赋予的性本身内观宇宙,宇宙的本体论内化在孟子式的人学体系中.人先天性具有了道德自觉与内心自省的主体精神,从而通过知性而知天,最终通往与天合一的绝对精神.因而,孟子的性善论,虽然也包涵有外在的强制性社会改造方面的内容,但从主要方面来看,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律性人性改造方式.荀子提出的性恶论,强调礼、法并重,主张从强化社会规范之类的客观方面改造人性.既然人性是恶的,那么,很自然地,社会能否安定的前提就在于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人的“性”能否得到有效的治理.因而,荀子的性恶论,虽然也有道德主义的主体内心自省与自觉,但从主要方面来看,是一种由外而内的他律性人性改造方面.“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矣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今当试去君上之势,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孟子说： “人的本性是善的.”我说：这是不对的.凡是从古到今、普天之下所谓的善良,就是指符合礼义法度,遵守社会秩序；所谓的邪恶,就是指偏邪险恶,违背礼义.这就是善良和邪恶的区别.果真认为人的本性本来就是符合礼义法度,遵守社会秩序的吗?那么又哪里用得着圣明的帝王、哪里用得着礼义了呢?即使有了圣明的帝王和礼义,又能礼义法度的普及、社会秩序的安定增加些什么呢?其实并不是这样,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古代的圣人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认为人们是偏邪险恶而不端正、悖逆作乱而不守秩序的,所以给他们确立了君主的权势去统治他们,彰明了礼义去教化他们,建立起法治去管理他们,加重刑罚去限制他们,使天下人都从遵守秩序出发,从而符合善良的标准.这就是圣明帝王的治理和礼义的教化.如果抛掉君主的权势,没有礼义的教化,废弃法治的管理,没有刑罚的制约,站在一边观看天下民众的相互交往.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些强大的就会侵害弱小的并且对他们强取豪夺,人多的就会欺凌人少的,并且会不断地侵扰他们,天下人悖逆作乱而各国互相灭亡的局面不等片刻就会出现了.由此看来,那么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就很明显了,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后天的作为.人性是人的自然本性,从本质上说,并无善恶之分.之所以有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之争,主要是由于他们各自学说中的概念内涵不一致的原因造成的.除此之外,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从孟子性善论到荀子性恶论,所代表的儒学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孔、孟等儒学开创者的道德主义与理想主义向荀子式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转变,儒学为君主政治服务的倾向更加突出.荀子提出的性恶论,发生在中国大一统的前夜,其主张也反映了中国文化走向的重大变化.除了社会政治因素之外,也有学者指出,孟子与荀子人性善恶之辩,也反映了赵国与邹国民风之别.孟子是邹人,邹鲁之间儒者居多,民风受到儒之柔术的影响,所见善人与善行较多,所以,孟子提出的是性善论；荀子是赵国人（也有一说是宋国人—姑且不论）,燕赵民风粗犷,凶暴之人相对较多,所以,荀子提出的是性恶论.当然,此种说法也未必能够站得住脚.无论是孔孟儒学,还是荀子儒学,都属于贵族文化的范畴,但孔孟儒学中或多或少地体现了部分人民性、民主性,而荀子儒学则彻头彻尾地排斥了儒学中的人民性与民主性,倒向王权专制主义的一边.

正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梁实秋作为新月派的主要理论家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系列重大的文学论争,在这些论争中,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作为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代表受到批判,后来一直沿用这种提法。仔细考察梁实秋的文艺观,我们发现,梁实秋的思想观点用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即自然人性论)来解释,有许多矛盾之处。比如,他一再宣扬人性论,但对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基础的近代人道主义却极力抨击,认为人道主义不合乎人性,声称“吾人反对人道主义”。

人性论怎样来认识人？人知道自己的存在么？（评传338）当时无论异教徒还是基督徒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人是由灵魂和肉体构成的。三种观点：1． 摩尼教：把灵魂和肉体看作是势均力敌，相互平行的两个独立部分，分别代表着广明与黑暗，人是他们展开斗争的战场，也是他们要争夺的对象。2． 一些基督徒的看法：人的肉体是灵魂不可离开的寓所，人是包含着灵魂的肉体。3． 柏拉图主义：人的实质在于灵魂，肉体缺乏自身的独立存在，只是被灵魂暂时利用并最终抛弃的工具。奥反对灵魂和肉体平行的二元论，认为灵魂起着统辖肉体的主导作用，但也不是像柏拉图主义那样，完全否定肉体。他的观点是对第二第三种观点的综合，人的本质虽然是理性灵魂，灵魂具有统辖肉体的本性，一个缺乏肉体的灵魂不成其为人。灵魂对肉体的主导地位是希腊哲学的共同倾向，奥作出了自己的解释：灵魂和肉体是有主从关系的两个实体，二者的结合是“不相混合的联合”。什么意思呢，形象的说法就是“双重人格论”。每个人都是一个“内在的人”和“外在的人”。外在：外形，表象，被灵魂统辖的肉体。内在：人的灵魂。相对而言的本质不是本质，主人相对与自己，是人，相对于奴隶，是主人，所以相对而言的本质总是其他的东西。灵魂和肉体也是一样，内在的人只是一种相对的本质，其他的东西就是肉体，即不能离开肉体谈论人的本质。但由于内在和外在又是“不相混合的联合”，因此他又得以研究灵魂本身的本质。这种本质就是与“无形的、永恒的理性”相通，是上帝之光的受体，道德实践的主体。因此，奥古斯丁的人性论有两种倾向。什么是神呢？神即真理，真理即神，神是永恒不变的，是高于人的思维并且人的思维无法理解的。他说：“如果你发现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高于我们的理性，你还能不称之为上帝吗？”奥把上帝比作真理之光，人的心灵好比是眼睛，理性好比是视觉。正如只有在光照之下眼睛才能有所见，心灵只有在上帝之光的照耀下才能有所认识。正如没有光线视觉只是一种潜在的能力一样，没有真理规则的指导，理性也不能进行活动。因此，奥把光照作为人类知识的源泉，把它作为认识活动的先决条件。

有学者指出，孟子对于社会秩序思考的出发点是建立在“人性善”上。下列言论体现孟子这一思想的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个人在赡养自己的长辈时，不应忘记其他没有亲缘关系的老人。在抚养教育自己的后代时，不应忘记其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这句话出自《孟子．梁惠王上》，体现个体对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爱，立论的出发点建立在“人性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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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少不容易理解。休谟的人性论是是抽象化理论化的东西，类比于数学，你在平时生活中接触得少了于是就觉得不好懂。休谟的因果观揭示了理性的局限性，休谟则明确提出因果联系的发现不是凭借理性，而是凭借于经验基础上人性原则(本能或机械倾向)的作用。

因为性本善与性本恶都是儒家的主张。 孟子与荀子同出儒家，但却持有不同甚至相反的人性论，但二者的人性论在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孟子与荀子同是继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学大师，两人的学说虽同出一源，但也有极大的差异之处。 孟、荀的人性论思想都师承于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观，他们都认为人性为天生，既有转化为恶的可能，也有发展为善的机会，只有通过社会道德教化才能使人性保持趋善。因此两人在学说里都注重提倡教化的重要性。 孟、荀二人在人性论上最大的_立在于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的对立，更确切地说是人性向善和人性向恶的对立。孟子主张“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礼智的萌芽，因此主张人性是向善的；而荀子人性论的提出则是建立在对孟子学说批判的基础上，荀子认为“人之生也固小人”，即主张人性向恶。 这种对立的本质在于二者对人性内涵界定的不同。孟子更多的继承了孔子的内圣之学，在《孟子·滕文公上》有言，“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而荀子更多的沿袭了孔子的外王之道，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孟子的人性论讲求天人关系，将人性分为人生而具有的“性”（即人的道德属性，如仁义礼智）和上天赋予的“命”（即人的自然属性，如声色之好，富贵利达）；而荀子的人性论讲求性伪关系，将人性分为不事而自然的“性”（即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性）和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的“伪”（即后天习得的道德规范）。荀子和孟子一样，都认为食色喜怒等是人的先天性情，是人情之所不能免。但是，在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关系上，荀子则与孟子不同。荀子认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无论君子小人皆是如此。孟子则把食色和仁义都看作是出于先天的人性，其中仁义是大体，食色是小体。但是孟子错把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都归结为生而具有和上天赋予。 来源：北方文学

--从二元论谈人的善恶本性 关于人性的存在，从古典的希腊时代，到近代的苏格兰启蒙时代，在西方的思想史中都一直是十分肯定的。人性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奥勒留、西赛罗、亚当·斯密、爱德蒙·柏克笔下经常出现的字眼。其中苏格兰启蒙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大卫·休谟把对人性的研究推到了古希腊- 罗马时代后西方人性思想史上的一个顶峰，这就是一七三九年至一七四0 年间在伦敦问世的三卷本《人性论》。在书中，休谟认为，人性的研究是对人的一切（科学、道德或宗教）研究的基础。诚然，一个系统的人性学说要涵盖很多方面，而本文只是尝试从善恶二元论来简析人之本性。善恶的二元本体论是建立在或此或彼的零和思维的基础之上。把这种零和思想引入政治和道德学说领域的始作俑者要算孟子。他以“鱼与熊掌”的抉择生动的说明两者不可得兼的义利之辩。 北宋的张载正式以哲学的语言，在宇宙本体论的基础之上，描述了人性中善恶的二元对立。在“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学说中，天地之性被当成是善的本源，代表着天理；气质之性是恶的来源，征兆着人欲。这样，恶就以人欲为内含而被实体化，进而形成善恶的永恒角逐。气质之性决定人有情欲（人欲），有了人欲的蔽障、引诱，便阻碍了天理的发展，因而使人由善变恶。为了存善去恶，保存天理，就必须去掉物欲，排除蔽塞。为此，他提出了以下的见解：“克已要当理义战退私已，盖理乃天德，克已者心有刚强健壮之德乃胜已。”“纤恶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恶未尽，虽善必粗矣。”换句话说，恶必除尽，善乃纯精，物欲净尽，天理尽存善性纯一，人性斯成。 在这种二元论中，天理为善，私欲为恶。灭私欲则天理明，天理是公明的、至善的、人欲是私暗的、至恶的。最终把具有最高价值的生命放在最低的地位：以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颐语），最终以（天）理杀人（欲）。再请看晦庵先生的如下“语录”：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安顿处。才安顿得不好，便有人欲出来。人之一心，天理胜，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天理人欲相胜之地，自家这里胜得一分，他那个便退一分，自家这里退一分，他那个便进一分。 天理人欲，不容并立。朱熹把横渠、二程等理学家们开创的这种二元论从学理上进一步推向极端，善恶的二元对立和善对恶的永恒征服从学理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东西方的理性主义人性论传统中，不约而同的作法是把人性二元化，分成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个相互孤立的成立，并尤其刻意高扬人的社会性。从亚里斯多德到孟子、到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到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的官方哲学家都在沿着这条路走。这种二元人性论把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割裂开来，使两者对立起来，同时又把人的自然性界定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的需求或天然的性欲，视自然性为人与动物共同的属性。顺着这一逻辑，若要回答什么是人所特有的、可心区别人与动物的本性这一问题时，那么，只能有一个答案：人的本性就是人的社会性。其后果是强调人的自然性时，容易把人贬得过低，强调人的社会性时，又把人视作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这两种作法在政治上都会导致对真正人性的扭曲，和对人的虐待。在理性主义人性观中，强调人的社会性往往是在强调人的理性和德性。对自然性的贬低又必然导致禁欲主义。 历史上，强调人的社会性往往与性善论联系在一起，而性善论又容易对固定的人性加以否定，持人性可变或社会的作用可以使人性臻于至善的立场，既然人是理性的社会动物，那么，人在本性上便是善的；既然人要过社会生活，而社会又在不断变化，作为社会性的人性也应不断变化；既然人性是善的，且不断变化，那么通过刻苦的努力，人性定能达到至善的境界。可见，这一整套的推论是建立在社会性为人性的关键所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之上。基这一基础的问题，那上述由一系列结论堆砌成的人性论之塔必将倒塌。碰巧的是，这一基础问题极大。首先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根本就不构成对应关系，更不能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只是表现在人性的某一方面，还表现在人性的一切方面。只有把人性的各个方面综合为一个整体，才能显示出人类的本性。从这种意义上，社会性隶属自然性。从字面上讲，人的本性（nature）本来就是本然的（natural ）。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人是自然一部分。事实上，不仅人的天性带有自然性，而且在后天的社会中形成的习性也带有天然性。况且人的天然性既把人与动物联系起来，如天然的欲望，也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因为人的欲望中渗有理性和自由意志。若从生物学的角度上看，人也不是唯一的社会动物，人既是社会化程度最高的动物（如与蚂蚁、蜜蜂相比），也是生活最和谐的社会动物（如与非洲狮群、或逆戟鲸相比），人类的近亲、灵长类动物也多半社会化程度极度，并发展十分复杂的规则和仪式系统的群居动物。更重要的是，社会对人来说具有外在性，故属于人境，故不能被视人的内在本性。所以，用自然性（动物）和社会性这一对范畴来归纳人性的作法在科学和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社会性不是人性。“人是社会动物”只反映人类生活的特征，而非人的本性。 人是社会的动物，固然有社会性，但人的社会性不是人的本性所在。应当承认，人的本性只能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实现，脱离社会的人不可能长成我们周围那样的正常人。即使如此，我们仍没有足够的理由把人固有的内在本质等同于外在的社会环境。把一只动物置身于人的社会环境之中，不论时间多久，这只动物也不可能变成人。这意味着，在相同的社会环境（社会性）之下，人与动物还有其他方面的本质区别。人所具有的使其发展成为人的潜能正是人的本性所在，即：情欲、理性和自由意志。其中情欲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理性与自由意志是人所独有的。众所周知，植物 的种子在一定的土壤条件下可以发育成长为其基因中所规定的那种植物。若脱离了一定的土壤或拟土壤（如含有养分的水），这种植物就不可能正常地成长发育，开花结果，就象脱离了社会的人一样。所以，若把人的内在本性规定为人的外在社会性，就等于断言玉米的“植物性”在于其土壤性，若果真如此，那么，为什么把鹅卵石种到地里却长不出玉米呢？可见，玉米与鹅卵石的差异不在其置身于其中的土壤。人与狗的差异也不在于人与狗所在的社会环境。人与狗常常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环境（如家庭）之中，但不论置身于其间的时间多么长，人终究是人，犬终究是犬。 无论我们对人性作何理解，不论是性善，性恶，还是性无善恶，都首先涉及到“恶”是什么，尽管各种答案可能是相互冲突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说，若站在消极的政治观的立场上，当我们在探讨政治思维与政治体制背后在人性基础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探讨恶。要认清人性，必须先弄清善恶；要认清善必须先弄清恶。至善论的要害在于从人性应该是什么样（而不是根据人性实际情况）来提出政治目标的。而目标之一往往又是改造人性。其后果也就既违反自然（nature）也违反人性（human nature）。对于那些违反自然和人性的人，自然和人性会向他们报复的。政治也必需尊重自然法则，包括人之本然之性的法则。违反人的本性是不道德的。人性的首要法则就是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的关怀就是对于自身的关怀。从总体上看，道德上的善与恶来自于人性的同一个渊源，站在人性与人境的结合部上。为了追求至善而对人性进行改造只能导致人性扭曲，却不能消灭人性。任何消灭人性的努力（窒息情欲、泯灭理性、剥夺自由、取消竟争）只能以人性的扭曲而告终。善和恶与生俱来，所以，尽管人性与人境的互动使是恶源源不断，恶在人类事务中永远不会占压倒性的地位，否则整个人类将早已被完全入在献给撒旦的祭坛上了，因为善的力量也在人性中不断产生。人在本质上既是行善者，又是作恶者。既是善的永恒追求者，又是恶的永恒征服者。恶在不断地产生，也在不断地被克服，人类的 文明史正是无休止的恶的出现与征服的循环。继续阅读

作为气一无论的张载认为，一切都是由气构成的。由于气的清浊（zhuó），而产生万殊的事物。人在天地之间，也是由于天地阴阳之气而生的。所以，他称天为父，称地为母，充塞天地间的气凝聚而成人的肉体，统帅气的运动的理而成人的天性。从人性的来源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就是说，人民都是他的同胞，生物都是他的近亲。不过人性所以不同，是因为圣人得气之最清者，一般人得气之浊者。这种用生理现象说明人性的观点，离开了人作为社会关系之总和的唯物史观。由于他把人看成是自然的人，生理的人，所以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所谓“天地之性”是指人所具有的太虚本性。亦即所谓的“天理”。具体来说，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君子治小人，小人养君子”的“天理”。所谓“气质之性”，是指人在生长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的体质和个性，例如刚柔、缓急、智愚等等。这“气质之性”是出于“天地之性”的。而“天地之性”是出于气的。在张载看来，“天地之性”是没有缺点的，是先天道德的善性，而“气质之性”是恶的根源。他说“天所性者，通极于道”（《诚明》）。“气质恶者，学即能移”（《张子全书》）卷五《经学理窟》）。这就是说，善良的天性贯通在道中，老百姓要通过封建道德教化，可以改变气质，发扬人的“天地之性”，成为性善者。他认为：“能使无欲，则民不为盗”；“不见可欲，而盗必息。”（《有司》）目的是使百姓移去造反的欲望，“能安分”，为调和阶级矛盾服务。所以张载在人性论上是对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综合发展，并为理学家所赏识。他还提出“为政在乎足民，”（《有司》）“利于民则可谓利”（《张子全书》卷一四《性理拾遗》）。这种“利民”、“足民”的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性。

人性论的解释关于人的共同本质的理论。一般指离开人的 社会 性和阶级性去解释人的共同本质的 剥削 阶级人性论。人的本质， 乃是 一切 社会关系 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具有社会性的人性通常表现 为人 的阶级性，因此不能离开人的阶级性去解释人性。 但是 社会性并不等同于阶级性，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 也是 不确切的。 词语分解 人的解释 人 é 由类人猿进化而成的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 劳动 、并能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 动物 ：人类。 别人 ，他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待人热诚。 人的 品质 、 性情 、名誉： 丢人 ，文如其人。 己我

抽象人性论是指避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离开人的社会发展，抽象去解释人的共同本质的学说。它是对上帝资源的追求，这又涉及到具体人性论之分，它认为主要人性受到阶级性影响，否定人性的非社会性。

人性论的理论意义是关于人的共同本质的理论。关于人的共同本质的理论。通常指撇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去解释人的共同本质的观点或学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即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恶论等学说，而将其整合到一起即完整了，四种学说终极目标全是促进和谐，人性在自然属性中本无善恶，犹如白纸；人性在社会属性中逐渐形成善恶一体两面，性善论乃人性优点，性恶论乃人性缺点。我国最先主张“性善论”的是战国中期人孟子，他是孔子学说的继承人和发展人，也是他创造了儒家哲学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具有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的萌芽，这是人异于禽兽、高于禽兽的本质的特征。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的性善论作为儒家的正统思想，传播广泛，影响深远，以至宋代启蒙读物《三字经》开篇就云：“人之初，性本善。”国外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和法国哲学家卢梭。古希腊斯多葛学派认为人虽然有自利要求，但是人具有理性，能把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按照理性的原则进行协调，从而取得和谐。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则认为人性原来都是善的，原始社会的人都是生活在自由平等之中，快乐、天真而自由，只是由于历史发展与社会制度等原因才变恶。

孟子讲人性本善，荀子讲人性本恶，扬雄主张人性是善恶混合，公孙子主张人性无善无恶。究竟哪一个的主张较对？大致上，后人喜欢靠在孟子的一边，因为孔孟才是儒家的正统思想。 因此，也可以说佛教是主张人性本善论的。佛说“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是主张佛教性善论的根据。 事实上，佛教虽可说是性善论，也可说是性恶论，佛教的本质，却是既不属于性善论，也不属于性恶论。 众生皆有佛性，是性善论；众生皆由于无始以来的无明覆障而致尚未成佛，这是性恶论。因为，性善论者可以防恶而还归于善，性恶论者则可以去恶而成其善；两者观点不同，目的却是一样。所以，佛教可以左右逢源而适其所适。 若从根本上说，儒家的性善论也好，性恶论也好，他们都是仅仅讨论当下一生的本性问题，说性本善与性本恶，是从哇哇坠地时算起的，今生以前的善恶行为——业，他们没有能力追究，今生死后的善恶行为，他们也无从再追究。孟子偏重了理性价值，所以说性善，荀子着眼在物性的转变，所以说性恶，其实，他们都只看到了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从这一点上说，佛教既非性善论，也非性恶论。因为，佛教看众生，是从无始以前看起，一直看到最终的目的达成——成佛，从当下的一生根本不能论断善恶；在众生来说，善的佛性与恶的无明，根本就是难兄难弟，分割不开，有佛性的时候，就已有了无明，它们是一体的两面，在生死，是无明，出生死，是佛性。物性是从无明开出，理性是由佛性萌芽。所以，说我们的本性是善，固然不对，是恶，也是不对。若从当下的一生而言，善与恶，理性与物性，乃是与生俱来，投于善则善，投于恶则恶。（注十） 照这么说来，佛教是同于扬雄的善恶混合论了？那也不是，佛教主张：无明烦恼，是可以逐渐降伏而分分断除的，无明断尽了佛性也就圆成了，这就叫做断烦恼证菩提，了生死入涅盘。在生死的凡夫位中，烦恼是恶，佛性是善；一旦证了菩提，入了涅盘，根本也没有善恶可言。善恶问题，仅是世间法中的观念，出世法中，乃是无善无恶的。善别于恶，有善必有恶，所以佛教的目的，既不讲恶，也不讲善。其实善恶问题，纵是世间法中，也是没有绝对的，正像毒药可以毒死人也可救活人，良药可以救人也可能杀人一样。因此，圣位的佛菩萨，他们本身固然没有善恶可言，他们看众生也没有善恶的区别，唯有如此，才能怨亲平等而来普度众生。善与恶，不过是凡夫众生的自我执着而已。但这也不同于公孙子的无善无恶，因为在现实世间的凡夫位上，人性并非没有善恶，出世之后，才没法加上善恶的名目。 正因为佛教的善恶观念，是没有永恒性的，是要彻底废除掉的，如果一定要给佛教加上一个关于人性的甚么论，那就只好勉强地叫做善恶解脱论吧。

人性善恶是中国哲学的重大问题，自古以来人们争论不休，可归结为四种观点：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恶论、性亦善亦恶论。1.性善论。中国古代一种主张人性本善的理论。战国时孟子首先提出。他认为，人性即/人所以异于禽兽的本质属性，具体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种道德心理，它们是仁、义、礼、智四德的根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肯定四德之善是四端之心的扩充和发展。后儒的人性论，虽各具形式，但大多肯定人性中具有为善的心理根据，并赋予无不善的价值规定，以为人性之根本。孟子都以为只有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为人者才是人性。这就将人性与人性的一部分（亦即人的特性、人性的高级部分）等同起来，因而是片面的、错误的。2.性恶论。中国古代一种主张人性本恶的理论。战国荀子首先提出。荀子认为，论性必先明/性伪之分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等不待事而后生的感性欲望就是人之所生而有的自然本性。礼义道德则是后天的人为。强调：如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认为孟子视人性为善，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否定善的先验论，而赋予人的自然属性以恶的价值评价，或以自然属性为后天行为恶的根源。据此论证了礼义的起源和礼法兼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又为/化性起伪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提供了理论依据。汉以后，由于正统儒家一般都尊德性而贬情欲，性恶论的影响不及性善论大。孟子是性善论的代表，荀子是性恶论的代表。二者看似相反，实则错误相同。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人性本来是多元的：既固有同情心而能利他，又固有自爱心而必利己。可是，孟荀对于人性的界定却都同样是片面的；孟子以为人性仅仅是同情利他；荀子则以为人性仅仅是自爱利己。另一方面，道德之真正目的、道德终极标准本来是增进社会和每个人利益。可是，孟荀却都是道义论者，都误以为道德目的在于完善每个人的品德，因而便把品德的完善境界无私利他亦即所谓的仁奉为评价行为善恶的终极标准。荀子用它来衡量他所谓的人性，自然要说人性是恶的，因为自爱利己不是品德的完善境界，不符合他所理解的道德目的和道德终极标准；反之，孟子同样用它来衡量他所谓的人性，自然要说人性是善的，因为同情利他是品德的完善境界，符合他所理解的道德目的和道德终极标准。3.性无善恶论。战国告子的人性论观点。语见孟子告子上。从生之谓性立论，认为人的自然属性本不具道德意义，善恶的产生乃后天习俗所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还以杞柳为喻：性犹杞柳也，义犹木否木卷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木否木卷。看到性和仁义道德的联系与区别，对以后人性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北宋王安石认为性生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为，情当于理，则善；不当于理，则恶。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明清之际王夫子提出/性日生则日成，习成而性与成，认为纯疵，善恶并不决定于初生顷命之性，而主要由后天习成，体现于现实人性即成性之中。近代康有为曾肯定告子之说：凡论性之说，皆告子是而孟子非。认为：性者，生之质也，未有善恶。万木草堂口说而人之为善或为恶则决定于后天的学，否定了善恶天赋的道德先验论。性无善恶的错误，就在于把人性这种人生而固有的自然本性当做自然界之事物，因而由自然物不可言善恶而得出结论说：人性无所谓善恶。4.性亦善亦恶论。此观点始于战国时的儒家世硕，发展于汉儒董仲舒，至杨雄则提出/性善恶混的著名论断：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与！认为在人的天性中，并具善、恶两种因素，两者混杂。而善人、恶人之分则决定于后天的修养；发扬善的因素则为善人，发扬恶的因素则为恶人。而人的气质，就是向善或向恶的凭借。其说是对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折中。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人性既固有同情心而能利他，又固有自爱心而必利己，是比较全面的，避免了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片面性。但是，对于另一个前提，即善恶标准，它却与性善论、性恶论犯了同样的错误：片面地把仁、无私利他奉为评价行为是否道德的惟一准则。这样，它便与性善论和性恶论一样，认为自爱利己是恶，而同情利他是善，只不过它把二者均看做人性罢了。

人性论，就是关于人的共同本质的理论。通常是撇开人的社会性与阶级性去解释人的共同本质的观点和学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就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以及性无善恶论等学说。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它的特性是食欲、性欲、权威欲、群体欲、表现欲；求生本能和暴力性；渴望休息、娱乐；猜疑性；渴望自由、平等；模仿；竞争性和顺从性；羡慕和妒嫉心理；亲情和友情；欺骗性和诚实性；渴望好的生存环境；自私与合作性；老弱病残者渴望得到群体的照顾；人的精神性。人在精神性方面有自由的世界观、审美观、价值观、信仰、理想以及信念等，渴望自由结社、自由的选举权，渴望接受社会教育，还有年龄因子等等。

　　“性恶论”是在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一个主流思潮。以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的观点为代表的西方性恶论,都把人的欲望说成人的本性,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必须加以限制和改造。这种性恶论思想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法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西方性恶论及其发展。　　　（一）、西方的性恶论是古罗马帝国时期在基督教内部产生的。　　那时,围绕对《圣经》的解释,发生了关于人性的争论。《圣经》上说,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受了蛇的怂恿,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犯了罪,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罗马帝国教父学的主要代表奥古斯丁据此提出了“原罪性恶论”。他认为,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了罪,就造成人的本性的堕落,他们的子孙天生就有罪。他说:“我们一定不要幻想在我们自身没有恶习,因为如使徒所说的:‘肉体之所欲,反抗心灵"……我们在现世里无论如何不能够达到至善的。”他认为,人有原罪,人性是邪恶的,人不能自己救自己,只有服从教会,通过教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才能得救。　　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都把奥古斯丁奉为理论权威,他的思想统治西方长达几世纪之久。　　（二）文艺复兴时期对原罪性恶论的批判。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大都否定基督教的“原罪性恶论”,说这种理论是用宗教谎言欺骗群众,企图把群众变成愚昧无知的牛马,听任教士们摆布,温顺地缴纳各种贡赋。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类天然就倾向于互助友爱。人文主义对“原罪性恶论”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三）、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对性恶论的恢复和发展。　　虽然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原罪性恶论”的冲击是巨大的,但由于宗教神学的影响年深日久,在宗教改革时期,德国的马丁·路德和法国的加尔文又恢复了奥古斯丁的理论。路德和加尔文较奥古斯丁的进步之处在于否定了教会的权威,认为《圣经》是最高权威,但他们都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路德和加尔文都认为,人得救的最大障碍是人的骄傲,人只有靠自己的有罪感、忏悔、对上帝的无条件服从和信仰上帝的宽恕,才能得救。　　路德认为,人人之所以都有原罪,是因为人的始祖亚当就是有罪的,人生下来就有情感、欲望,这些都是邪恶的,反抗上帝的。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不信仰上帝,没有得到圣灵和上帝 的恩惠,他就会放纵自己心中的情感、欲望,只能不间断地作恶犯罪,从一个罪走向另一个罪。　　加尔文说,原罪是由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带来的,人人有原罪,堕落和邪恶渗透于所有人的灵魂的一切部分。“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原罪之中,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原罪的污染。因为婴儿是带着他们的罪一同来到世界上,所以,他们就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而不是由于别人的罪而应该受到惩罚。　　（四）、霍布斯和弗洛伊德对性恶论的发展。　　路德和加尔文的性恶论是在中世纪末提出的,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在西方一直受到重视，西方近现代都出现了新的性恶论观点。近代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抛开“原罪”,提出自己的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我保存,人与人是平等的,平等的人为了自我保存就会彼此侵犯,人对人像狼一样。现代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也坚持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被压抑在内心深层的无意识本能欲望,尤其是性本能欲望。这些本能欲望的活动原则是快乐原则,就是无条件地要求快乐和满足,与社会文明是对立的。不过他反对社会对人的本能欲望过多的压抑。　　二、性恶论在西方文化历史过程中的影响　　（一）、性恶论对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有重大影响。　　受性恶论思想的影响，近代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人性卑鄙,有权必滥,所以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他提出了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的政治制衡原则。这一原则成为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国家实际奉行的政治制度的一条根本准则。当代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认为,政治民主是以这样一种观念为根据的:没有一个人或有限的一群人是十分聪敏和十分良善的以至于无须别人的同意就去统治别人。政治民主是建立在对少数统治者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统治者也有通常人有的贪心,如果没有人监督他们,他们就会利用职权,任意占有他人的财富。他的学生胡克指出,民主政治有效行使最重要的要求是:对统治者的不信任。不然,民主制就会演变为独裁制,一种英雄崇拜的民主一定会过渡到专制的暴虐统治。“一个民主社会对于英雄人物必须永远加以提防。”这些政治思想都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之上的。　　(二)、性恶论影响了西方的法治。很难　　由于对权力的不信任，所以现代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原则，刑诉法规定了无罪推定、抗辩式审判等原则，目的是为了防止、限制司法权的滥用。行政法规定依法行政原则，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被告地位平等和被告负举证责任原则，目的是为了防止、限制行政权的滥用。制定了界定每一个体权利义务的私法，划定了每一个体的权利义务范围，既不允许国家权力擅入个体权利领域,也不允许社会个体间相互践踏权利。私法是平等主体间利益竞争的战场规则，它不相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善人信条。相反，它首先承认利己欲望的正当性，然后再设定每一个体欲望、利益的范围。性恶论不相信人会自觉尽义务，因而制定法律旨在确定人的权利范围，这种法律属于“ 权利型”（权利本位）。　　（三）、性恶论促进了西方商品经济和私有制的发展。　　正如恩格斯所说：“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 、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恩格斯在这里直言卑劣的贪欲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或许会让相信性善论的中国人感到难以理解.性恶论是一种唯心的先验论，但与性善论相比它却在私有制社会显得更为真实，更有利于实行法治。它是片面的，但又是深刻的。 不管怎么说片面的深刻总是要比肤浅的全面略胜一筹。

《人性论（全两册）》（休谟）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URgBfDnltyhzMLB6eZVtQ 提取码: 2qux书名：人性论（全两册）作者：休谟译者：关文运豆瓣评分：8.7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年份：1980-4-1页数：783内容简介：本书是十八世纪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怀疑论者休谟的重要哲学著作。他认为一切科学都与人性有关，对人性的研究应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本书试图通过对人性的研究来揭示制约人的理智、情感和道德行为的准则。全书分三卷，第一卷讨论知性;第二卷讨论情感，第三卷讨论道德。作者简介：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年4月26日-1776年8月25日），苏格兰哲学家，出生于爱丁堡，与约翰·洛克（John Locke）及柏克莱（George Berkeley）并称三大英国经验主义者。其特点在于重视从“生活经验”中提炼出哲学观点，如“知识来源于印象而非理性”，认为没有事实可由先验（a priori）方法被证明。卢梭等后世学人深受其影响。康德亦综合他同理性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创建起“正反合”的理论。 11岁进入爱丁堡大学，18岁专攻哲学，21岁出版“人性论”。1734前往法国进修，48年出使维也纳和都灵。1749回到家乡 1763年任驻法使馆秘书；1765年升任使馆代办。1767～1768年任副国务大臣。1769年8月退休返爱丁堡。谟的主要著作有《人性论》 、《道德和政治论说文集》、《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理探究》、《宗教的自然史》、《自然宗教对话录》、《自凯撒入侵至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6卷）等。哲学思想 休谟生活在英国资产阶级“光荣革命”结束到产业革命开始的社会变革的时代。这时，英国资产阶级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它继续维持同贵族的联盟以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与此同时，迅速成长壮大起来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要求对这个联盟内部的关系作有利于本阶级的调整，并继续反对封建复辟势力。这时，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和保守性交织在一起。作为这个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的休谟，贯彻经验论观点，提出了以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怀疑论为特色的哲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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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者联系1、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基础都是儒家“仁”的头脑。2、孟子和荀子都以为人的本性没有区别。孟子和荀子都以为人性可以在后天改变。3、性善论与性恶论同样 是通过“求”与“学”的实践原则， 从而到达儒家“仁政”理想， 这一点上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二、二者区别1、时代背景不同。孟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中期，此时的社会风气很差，孟子想要改变这种现状，于是提出了性善论。而荀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末期，秦统一之势已经势不可挡，每次伐攻都是数十万人。为了使人们向善，他提出了性恶论。2、根源不同。孟子认为人性善的根源不是来自人后天的习得，而是产生于先验的良知良能。而荀子人性恶的根源则在于人本身具有的本能。这种本能不是通过学习得来的，不是人为促成的人生来就有耳目之欲、声色之好。3、对性概念的界定有所不同。从一开始在性的概念的界定上，孟荀就发生了内圣与外王两个对立的价值取向的分野。“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是说人生而完具的本能行为中并无礼义；在对性的界定上，孟子善意地看待人和人生，相信人能够自我完善；荀子则以一种冷峻严厉的目光审视人和人生，不相信人能够自我完善。“4、关于修身问题的不同主张。孟子强调心性本心，荀子强调本能欲望。由此也致使二人在对待修身问题上有不同主张。孟子站在性善论的观点上必然强调人的内心修为，他发展了孔子提出的“为仁由己”。而荀子力主性恶，强调外在的礼仪规范，走的是孔子“约之以礼”的路线，“礼”也就成为荀子学说的中坚术语。拓展资料1、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以上理论的出发点就是——向善论。注意是人性向善，不是人性本善。但是对于孟子的文章描述，他认为人性还是本善的。2、性恶论是中国古代人性论的重要学说之一，认为人的本性具有恶的道德价值，战国末荀子倡导这种理论。性恶论以人性有恶，强调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论以人性向善，注重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二者既相对立，又相辅相成，对后世人性学说产生了重大影响。（资料来源：性善论——百度百科）

评分较高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人性论》，英文名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豆瓣评分：8.7，翻译家为刘仲卿在《人性论》中，休谟否定了一切对于人性的传统解释，基于观察和实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人性科学。在哲学史上，休谟是位承前启后的大师。没有休谟，就没有康德，也就没有德国古典哲学，没有德国古典哲学，便没有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休谟把知识一分为二的方法，叫做休谟的叉子，其目的是为了否定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在休谟看来，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扩展资料：关于休谟大卫·休谟，三个世纪前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律师家庭。12岁时，休谟上了爱丁堡大学，但在15岁的时候，他就辍学回家，开始自己搞学术研究，26岁那年，休谟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就是《人性论》。休谟对知识所提出的论述，犹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之盒，它引出了后续哲学的一系列问题，有着深刻而广泛的意义。在休谟看来知识起源于“印象”和“观念”。印象是外界的事物刺激到感官时，所产生的一种强烈的感觉。比如视觉、嗅觉、听觉，还包括一些很直接的心理感觉，比如愤怒、喜悦等等。观念是在印象的基础之上，心中所能想到的东西，通常是先有印象的存在，才有观念的产生。观念虽脱胎于印象，但它们也并不是简单的直接对应关系。

　　在欧洲进入封建社会后，自然人性论被宗教神学的人性论淹没否定了。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自然人性论才又复兴。这个时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都把关注的重点由神转到人，转到人的自然天性上，转到人间的世俗的精神。如薄伽丘明确肯定人的七情六欲，是人的自然本性，不可压抑，也不可能回避，认为人类天生是平等的。　　近代欧洲启蒙学者的人性思想，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批判中世纪宗教神学以神性否定人性，代之以人性否定神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欧洲的自然人性论者几乎一致的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本性就是最求幸福和快乐，逃避痛苦和灾难，所以，自我保存、自利自私是天性使然。当然，各思想家也有自己的异见。比如，托马斯·霍布斯激烈的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恶的。他的名言就是：“人对人就像狼一样。”霍尔巴赫进一步指出，人的本性是爱自己，但是，人与人要和谐一致的生活，就必须做到一点：自己获得了自然权利而又不致丝毫损及别人。爱别人是使自己得到幸福的手段，因为人们的幸福是彼此相联系的。卢梭认定人的本性是自然天生的，这个天生本性的首要法则就是自爱。自利自爱是天所赋予的权利，这个天赋人权是不可侵犯的、出于人性的、不可放弃的。然而他认为，人不仅有自爱之心，而且还有怜悯之心。　　欧洲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以人性论为武器，反对神学唯心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以人性反对神性，以自爱自利的自然天性反对禁欲主义，这些都是进步的。但他们所理解的人只是一种自然动物。但人的自然性只是多维人性中的一个方面。他们不了解社会生活、社会实践对人性所起的根本作用。　　自然人性论者中，有一部分认为人性本恶，所以需要用外在的社会规范去强制约束。但也有一部分思想家，却从自然人性论中引出了快乐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他们主张按自然本性来生活，顺应自然。古希腊思想家德谟克利特认为人的感官需求应当得到满足，认为这是快乐和幸福的一个要求。其他如赫拉克利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等自然人性论者，也都把趋乐避苦作为人的本性，认为幸福就是追求感官的快乐，避免痛苦。当然他们也看到了人的幸福还必须包括精神快乐。德国的感觉主义人性论者费尔巴哈坚持认为，追求感性生活幸福是人和有生命的东西的共同天性。但过分强调人的肉体需要，一切从此出发，一切以此终结，得出享乐主义结论，这是自然主义感觉幸福论的败笔。它在人们生活追求中产生了一种低级的引导，在理论上也是对人性、人生、人的幸福的一种曲解。但是，它肯定了人在自然属性方面的需要，这些都是合理的。感觉主义的另一个理论弊端是没有回答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的矛盾问题。因此，感觉幸福论和利己主义原则遭到了崇尚理性和德性的思想家的抨击和强调人的社会属性的思想家的批评。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人的自然属性和自然人性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自然属性”主要是指人的自然欲望和生理机能，从哲学角度讲就是人鱼自身动物性的关系。但人之为人，他的自然属性就不再有独立自存的意义。对于动物来说，人能够自觉地认识自然规律，能动地改造自然世界。总之，人一方面是自然的，是受时空和具体自然条件以及自己的存在形式限制的存在物，同时又是社会文化世界的主体，是一种可以掌握世界，创造不同于自然的社会文化的能动存在物。强调人有理性，人要过理性节制的生活，在早期希腊人那儿就已经开始提出了，如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等等，都主张人应在理性调控下生活，然而讨论人的本性的理性人性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思想中。

“性恶论”是在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一个主流思潮。以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的观点为代表的西方性恶论,都把人的欲望说成人的本性,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必须加以限制和改造。这种性恶论思想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法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西方性恶论及其发展。　　　（一）、西方的性恶论是古罗马帝国时期在基督教内部产生的。　　那时,围绕对《圣经》的解释,发生了关于人性的争论。《圣经》上说,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受了蛇的怂恿,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犯了罪,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罗马帝国教父学的主要代表奥古斯丁据此提出了“原罪性恶论”。他认为,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了罪,就造成人的本性的堕落,他们的子孙天生就有罪。他说:“我们一定不要幻想在我们自身没有恶习,因为如使徒所说的:‘肉体之所欲,反抗心灵"……我们在现世里无论如何不能够达到至善的。”他认为,人有原罪,人性是邪恶的,人不能自己救自己,只有服从教会,通过教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才能得救。　　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都把奥古斯丁奉为理论权威,他的思想统治西方长达几世纪之久。　　（二）文艺复兴时期对原罪性恶论的批判。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大都否定基督教的“原罪性恶论”,说这种理论是用宗教谎言欺骗群众,企图把群众变成愚昧无知的牛马,听任教士们摆布,温顺地缴纳各种贡赋。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类天然就倾向于互助友爱。人文主义对“原罪性恶论”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三）、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对性恶论的恢复和发展。　　虽然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原罪性恶论”的冲击是巨大的,但由于宗教神学的影响年深日久,在宗教改革时期,德国的马丁·路德和法国的加尔文又恢复了奥古斯丁的理论。路德和加尔文较奥古斯丁的进步之处在于否定了教会的权威,认为《圣经》是最高权威,但他们都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路德和加尔文都认为,人得救的最大障碍是人的骄傲,人只有靠自己的有罪感、忏悔、对上帝的无条件服从和信仰上帝的宽恕,才能得救。　　路德认为,人人之所以都有原罪,是因为人的始祖亚当就是有罪的,人生下来就有情感、欲望,这些都是邪恶的,反抗上帝的。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不信仰上帝,没有得到圣灵和上帝 的恩惠,他就会放纵自己心中的情感、欲望,只能不间断地作恶犯罪,从一个罪走向另一个罪。　　加尔文说,原罪是由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带来的,人人有原罪,堕落和邪恶渗透于所有人的灵魂的一切部分。“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原罪之中,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原罪的污染。因为婴儿是带着他们的罪一同来到世界上,所以,他们就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而不是由于别人的罪而应该受到惩罚。　　（四）、霍布斯和弗洛伊德对性恶论的发展。　　路德和加尔文的性恶论是在中世纪末提出的,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在西方一直受到重视，西方近现代都出现了新的性恶论观点。近代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抛开“原罪”,提出自己的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我保存,人与人是平等的,平等的人为了自我保存就会彼此侵犯,人对人像狼一样。现代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也坚持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被压抑在内心深层的无意识本能欲望,尤其是性本能欲望。这些本能欲望的活动原则是快乐原则,就是无条件地要求快乐和满足,与社会文明是对立的。不过他反对社会对人的本能欲望过多的压抑。　　二、性恶论在西方文化历史过程中的影响　　（一）、性恶论对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有重大影响。　　受性恶论思想的影响，近代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人性卑鄙,有权必滥,所以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他提出了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的政治制衡原则。这一原则成为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国家实际奉行的政治制度的一条根本准则。当代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认为,政治民主是以这样一种观念为根据的:没有一个人或有限的一群人是十分聪敏和十分良善的以至于无须别人的同意就去统治别人。政治民主是建立在对少数统治者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统治者也有通常人有的贪心,如果没有人监督他们,他们就会利用职权,任意占有他人的财富。他的学生胡克指出,民主政治有效行使最重要的要求是:对统治者的不信任。不然,民主制就会演变为独裁制,一种英雄崇拜的民主一定会过渡到专制的暴虐统治。“一个民主社会对于英雄人物必须永远加以提防。”这些政治思想都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之上的。　　(二)、性恶论影响了西方的法治。很难　　由于对权力的不信任，所以现代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原则，刑诉法规定了无罪推定、抗辩式审判等原则，目的是为了防止、限制司法权的滥用。行政法规定依法行政原则，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被告地位平等和被告负举证责任原则，目的是为了防止、限制行政权的滥用。制定了界定每一个体权利义务的私法，划定了每一个体的权利义务范围，既不允许国家权力擅入个体权利领域,也不允许社会个体间相互践踏权利。私法是平等主体间利益竞争的战场规则，它不相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善人信条。相反，它首先承认利己欲望的正当性，然后再设定每一个体欲望、利益的范围。性恶论不相信人会自觉尽义务，因而制定法律旨在确定人的权利范围，这种法律属于“ 权利型”（权利本位）。　　（三）、性恶论促进了西方商品经济和私有制的发展。　　正如恩格斯所说：“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 、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恩格斯在这里直言卑劣的贪欲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或许会让相信性善论的中国人感到难以理解.性恶论是一种唯心的先验论，但与性善论相比它却在私有制社会显得更为真实，更有利于实行法治。它是片面的，但又是深刻的。 不管怎么说片面的深刻总是要比肤浅的全面略胜一筹。

性善之辩原文及翻译如下：1、原文：人性缓，冬日共人围炉，见人裳尾为火所烧，乃曰：“有一事，见之已久，欲言恐君性急，不言又恐伤君。然而言是耶？不言是耶？”人问何事，曰：“火烧君裳。”其人遽收衣而怒曰：“何不早言？”曰：“我道君性急，果然。”2、译文：有一个慢性子的人，冬天与别人围炉向火，见别人衣服的边角被火烧着了，便慢吞吞的对那人说：有一件事，我早就发现了，想对您说，又怕您沉不住气；不对您说，又怕您损失太多，那么到底是说好呢还是不说好呢？那人问到底是什么事。回答说：“火烧着您的衣服边了。”那人于是赶快把火灭了，对他吼道：既已发现，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慢性子人说：“我说您会性急的吧，果不其然！”一、性善论性善论是战国时期孟子提出的一种人性论。孟子认为，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二、孟子的性善论内容1、孟子的性善论把人的道德意识看成先验的观念，这种理论的提出表明人类对自身认识的开始。孟子的性善论强调，人性首先应当是人的社会属性，而不是人的自然属性。他不赞成告子的“食色，性也”的自然人性论，认为这种理论没有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2、孟子认为人性善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正因为人性善，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但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由于每人保留善性的程度不一样，有着“存之”和“去之”的差异，因而也就形成了君子与庶民之间在人格上的差别。3、孟子的性善论把人的道德意识看成先验的观念，这种理论的提出表明人类对自身认识的开始。孟子的性善论强调，人性首先应当是人的社会属性，而不是人的自然属性。他不赞成告子的“食色，性也”的自然人性论，认为这种理论没有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

关于人的共同本质的理论。通常指撇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去解释人的共同本质的观点或学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即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恶论等学说，而将其整合到一起即完整了，四种学说终极目标全是促进和谐，人性在自然属性中本无善恶，犹如白纸；人性在社会属性中逐渐形成善恶一体两面，性善论乃人性优点，性恶论乃人性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