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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粲
杨粲，字文卿，小字伯强，系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入据播州的杨氏鼻祖杨端之十三代孙。粲为杨轼之子，幼年过继给伯父杨轸为嗣。秉性好学，笃信儒家经典，少年即怀大志。宋宁宗嘉泰初年（公元1201年）袭播州安抚使，执掌播事30余年，是播州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中兴人物。
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兵南侵攻占潼关，入据陕西后，四川宣抚使吴曦谋反，叛国投金。次年正月，自立“蜀王”，当了金人的儿皇帝。杨粲以强烈的爱国热忱谴责吴曦投降分裂的行径，决定率师讨伐，播军正欲启行，吴曦已被处死于兴元伪宫。杨粲为支持抗金战争，向朝廷贡战马300匹，黄白金银上万两，“以助国用”，同时建言朝廷乘胜“大举北伐，以雪先耻”。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为继续支持抗金之战，粲“输马三百于蜀帅，蜀帅以闻，上益嘉之”。“南平夷”穆永忠趁国事动荡之秋，大量侵占“公家田”，粲提兵讨伐，“斩永忠，归其田”。播州杨氏家族从北宋起就发生争权夺地的内乱，粲之族弟杨焕居于“下杨”之地，撕毁“摒弃干戈”的协议，“违盟抄掠界上”，百姓蒙难。粲“遣兵诛之”，将杨焕掠夺的土地和租赋尽数归还珍州，并用武力统一了下杨之地，结束了播州长期分裂的混乱局面。后来“南平闽酋伟桂弑父自立”，粲出兵镇压，“败其众于滇池（今四川会理），斩首数千级，辟地七百里，获牛羊铠仗各以千计”。在多次对外战争中，杨粲以“卫道”为旗号，凭借武力行兼并扩张之实，掠夺大量财富和农奴，扩大播州版图，因而后世史家评说，播州传至粲，“封疆始大”。
杨粲治播州以“文武兼资”著称，史籍说他“性孝友、安俭，素治政宽简，民便之”。由于实行比较开明宽松的对内政策，不事苛求勒派，播州社会稳定，生产发展，财富日增。他继承其祖杨选、其父杨轼“结庐养士”、“留意艺文”的传统，崇尚儒术，建学造士，大修先庙，“肇修郡之儒学、琳宫、梵刹、桥道”，众多学者、僧人、道士在播州传播学术和宗教，各得其所。《杨文神道碑》称赞杨粲：“士类羽流，皆称其喜儒而好礼，乐善而种德。”他倡导推行的文治，使播州这南荒之地加速了文明进程。“子孙绳绳善继，尊尚伊洛之学；言行相顾，一如邹鲁之俗”，播州“土俗大变”，出现了“俨然与中土文物同”的大好局面。杨粲是开创“播州盛世”的英伟人物，他在发展文化的同时，大力振武治军，实施耕战政策，组织训练了一支“寓兵于农”的地方武装。对播民实行亦农亦兵，“且耕且战，得富国强兵之策”。这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劲旅，在数次内外征战中十分骁勇，所攻必克，军威镇慑邻境，大大加强和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他的后世子孙继承发扬了这套行之有效的治军之术，在杨价、杨文治播时，为抗击蒙元，保家卫国，播州雄威军驰骋西南战场，在多次远征作战中独当一面，屡建奇功，被朝廷誉为“国之藩屏”。
晚年，杨粲以儒家道德思想为准绳，总结毕生统治经验，作《家训十条》，并刻石以示子孙。文日：“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贤，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这10条家训，被后人评为“有功名教、福贻子孙”的垂世范言。杨粲卒于宋绍定年间，官终武翼大夫。因子孙在抗金战争中报效疆场，宋王朝屡次为杨粲加封赐谥，赠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卫大将军、忠州防御使等头衔，并“赐庙忠烈，封威毅侯”。
何腾蛟
何腾蛟(1592一1649)，贵州黎平府人，字云从，亦字祥升，出身"书香"门第。祖父何志清，明嘉靖贡生，曾任四川夔州府开县主簿。父何东凤，明万历贡生，曾任云南楚雄府新州学正。传说腾蛟诞生之时，乡里人"忽见金色双鲤飞入何宅，顷刻消失，人皆以腾蛟为井里神鱼所化生"。传说神异，可见乡里人对腾蛟的敬重。
腾蛟稍长，便随父就读。父训课极严，有一天问书不解，父怒，举石砚击腾蛟的头，并责骂说：“子不受教，击死无悔。”于是腾蛟奋志不懈，考取了秀才，“岁试拔前茅”。但参加省里的乡试落第，在科试中，因文章刺伤时政，被置四等，父闻大怒，母亲廖夫人暗中使人报知，叫他不要回家。腾蛟于是躲在卖书的李静溪先生家含泪攻读。后前往内江投奔堂兄起蛟，想找兄长谋职。起蛟知道他的来意，想刺激他以求进取，便责令守门人不准他进门，送他一本《百中经》和铜钱一贯。腾蛟感到惭愧，便回到家乡，屏迹于郡郭外南泉山天香阁，刻苦攻读，昼夜不懈，磨练自己的志气。
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贵州乡试，由于父亲去世，家境中落贫穷，腾蛟“苦乏资斧”，犹豫很久，幸得书店李静溪先生解囊相助，才启程跋涉赴省会试，考取举人。初任山西榆次县教谕，后历任山西介休、汾阳，河南南阳，陕西大兴等县县令。腾蛟治理南阳，“土寇”作乱，他采用"剿抚"的安民政策，曾亲自单骑往抚降敌，使四境得安，由是知名。
崇帧十一年(公元1638年)，朝廷提拔他任兵部职方主事，晋升员外郎。十二月调山西口北兵备道。崇帧十五年春，奉命出任湖北郧阳兵备道。后“遭母忧”，辞官归里。孝服除后，起任淮徐兵备道。所在任内，皆以“才谞精敏”，廉明、勤政、爱民著称。
崇帧十六年(公元1643年)三月，督部史可法极力推荐，超拜他任右佥都御史，代王聚奎巡抚湖广。左师指左良玉，驻扎湖广的总兵官，手握重兵。当时湖北尽为农民义军所占领，仅存武昌一郡，左良玉大军素无纪律，将兵骄横。人劝腾蛟勿往，腾蛟说："国家养仕设官，原以救倾危之急，当立千万年不朽之功；今日偷生畏死，岂人臣之责乎?"遂慷慨赴任。到任之后，他终日尽瘁边事，不问利害。而左良玉亦服腾蛟威望，倾心接纳，得以相安。次年春，遣将惠登相，毛宪文恢复德安府及随州，武昌得以稳定。
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采取了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一方面拉拢汉族官僚地主，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一方面迫使北京汉族居民迁离北京，并颁布圈地令、剃发令、逃人法，企图用暴力统治中国，因而使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明朝一部分官僚地主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弘光政权，以“复故土以光祖业”相号召，抵抗清军南下。大江南北官兵纷纷响应，各地人民群众，把恢复祖国的河山，拯救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政权的身上。但弘光朝廷内部腐化，福王只知享乐，封建统治者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党争，政权极不稳固。同年六月，福王诏书至楚，当时左良玉驻军汉阳府，拥有七八万军队，他的部下有异议，迟迟不肯开读诏书，有意东下干预朝政。腾蛟说：“社稷安危，系此一举。倘不奉诏，吾当以死殉之。”持一剑往良玉住所。当时左良玉的正纪官卢鼎也力陈国家祸福，对左良玉晓以大义，才如礼开读诏书，使政局暂时安定下来。同年八月，福王命加腾蛟兵部右待郎，兼抚湖南。冬十一月，复命腾蛟以原官总督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军务。不久，左良玉又以"清君侧"为名，拟出兵东下，诛讨东阁大学士马士英和兵部尚书阮大钺，发动内战，自相残毁。腾蛟为了顾全抗清大局，竭力劝阻。良玉不听，反而大肆掳掠，大杀城中人民，并胁迫腾蛟同行。舟至汉阳门，腾蛟乘机跃入江水，漂十余里，被渔船救起。远近人民认为腾蛟入水三昼夜不死，必有神灵保佑，由是人民更加信服他。后腾蛟绕道浏阳到达湖南长沙，召集部属，商议抗清战守之策。令堵胤锡为湖北巡抚，傅上瑞为湖南巡抚，章旷为总督监军……调副将黄朝宣、张先壁、刘承胤所带士兵，先后聚集长沙，兵势稍振。而这时左良玉已在九江途中病死，其子左梦庚后来降清。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清军占领南京，福王被俘，弘光政权覆灭。接着江南苏松所属各城镇先后被清军占领。同年四月，唐王朱聿键即位于福州，号隆武。唐王居南阳时，素知腾蛟贤，委以重任，加腾蛟督师的官衔。
这年四月，李自成遇害，农民军残余部分别由郝摇旗、刘体仁、袁宗第及李锦、高一功等领导。共约四五十万人，向荆襄进发。义军纪律严明，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他们骤然失去主帅，认识到大敌当前，应该联合明朝官军，共同抗御清兵。农民军由岳州到湘阴，节节向南移动，距长沙百余里，不与明军争锋，并通知明军，愿归顺何腾蛟统帅，表示希望彼此团结，共御强敌。何腾蛟便派部将万大鹏带领数骑前往郝摇旗营中商量合作条件。摇旗等大喜，便带领5万农民军至长沙。腾蛟开诚抚慰，宴饮尽欢，并犒赏官牛酒。摇旗便召集袁宗第、蔺养成、牛有勇等率义军来归。腾蛟兵力骤增10余万，声威大震。
不久，李锦、高一功拥众数十万逼常德，腾蛟令堵胤锡接纳，安置在荆州。李锦从此一心跟随腾蛟，农民数十万大军悉归腾蛟节制。后又有明将卢鼎、马进忠、王允成等部亦听命于腾蛟。诸军汇集，号称百万。唐王立拜腾蛟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总督豫、楚、秦、蜀、粤军务，仍督师。并饬令先收复江西，然后收复南部。何腾蛟指挥农民军约10万余人，驻湖南各地，担负起抗御清兵进攻的重任。在湖广北部的李锦、高一功所带领的18营共30多万人，改名忠贞营，归堵胤锡管辖。何腾蛟把这些农民军略加改编，仍由原来的农民军将领统率，分别驻扎湖广荆襄一带，总号十三镇，即人们所称道的荆襄十三家军。他们不久又和川东各地农民军紧密地联系，发展而为夔东十三家军，在抗请战争中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清军兵力。
荆襄十三家军与明军联合后，明军的声势突然强大。1646年春天，清政府派兵进攻湖广，何腾蛟领大军由长沙出发，大败清军于岳州，不久在藤溪、湘阴等地打了几次胜仗，使清军一时不能再向南侵入，隆武政权在福州得以从容立国。
何腾蛟镇守长沙三年，军纪严明，兵将不敢违抗。当时瘟疫流行，他"吊死问孤"、"博施劝谕"，百姓暂时得到复苏。而他自己吃粗粮、野菜，穿补缀的衣服。当时军饷不足，他委任章旷创办义饷，增加地租，预征两年军粮，查抄富户财产，开设铸局铸钱，抽盐税等以资助军饷。难能可贵的是在兵荒马乱中修建文场，开科取士，使两湖之地，不废弦歌，政局得以暂时稳定。
1646年8月，隆武帝及皇后在汀州不幸被清军所俘，死于福州。消息传来，腾蛟大为悲痛，厉兵保境如平时。
当隆武帝殉国的消息传到梧州，广西巡抚瞿式耜等立即返回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即位，改年号为永历，拜腾蛟为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当时，王进才守益阳，闻清军渐逼，退出益阳，还守长沙。这时腾蛟处境十分困难。
1647年2月，清兵逼广东，桂王自肇庆逃到梧州，清军迅速攻下梧州，桂王再奔至桂林。这时，只有大学士瞿式耜坚守桂林，顽强抵抗，桂林才得以保全。当时湖湘一带，总督何腾蛟的部将及率领的荆襄十三家军与清军顽强的战斗起到了前卫作用。
这时，怀有野心的武冈总兵官刘承胤挟持桂王由桂林出走到全州，三月到武冈，由瞿式耜留守桂林。当时汉奸孔有德率领清军大举进攻长沙，马进忠、王进才等纷纷溃退。何腾蛟势孤，单骑走衡州。长沙、湘阴俱失，五月腾蛟至永州，不久，退驻白牙市(今湖南安东县)。
八月十三日，清兵破武冈，刘承胤以城降。桂王携带官眷奔靖州，九月返桂林。而城中只有焦琏一军，腾蛟虑势孤，率赵印选、胡一青入城相助。正危急时，南安侯郝摇旗忽拥众万余至，上下震动。摇旗与焦琏部将角斗，恰逢卢鼎亦带兵至。腾蛟从中调解，使桂林得以安定。于是腾蛟派遣焦琏、郝摇旗、卢鼎、赵印选、胡一青各营分别守兴安、灵川、义宁诸州县，兵势稍振。
十一月，清兵逼全州，腾蛟督五将共同御敌，亲自到营溶江口。次年二月，清军由湖南席卷而下，占领全州、兴安。郝摇旗败走桂林，挟桂王走柳州又奔南宁。三月，腾蛟在永宁闻讯，重返桂林。四月初六，腾蛟督焦琏、胡一青等分三门拒守，腾蛟督诸军鏖战，居中指挥。胡一青率将士，挥戟冲锋陷阵，叱咤撼山岳，清军被击退。腾蛟尾随至岩关，身先士卒，大战于兴安的三里桥。清军列阵塘铺营，漫布山谷，以四股侵入，腾蛟命赵印选率五司将士奋勇当先，多有斩获。直至酉刻，胡一青仍率兵继续战斗，至三里桥，诸将踊跃，无不以一当百，清军再退至兴安。初八日，腾蛟督诸将前至凤凰坪距三里许与清军大战于松林。清军伏兵炮声隆隆。腾蛟令四路出击，命赵印选、胡一青率诸标镇往来冲杀，鏖战良久，望之如在奔雷急电之中。标镇周金汤、熊朝佐奉令从凤凰坪左山横击，清军大败，死者山积，鸾桥之水为之不流。十六日，清军退走。
五月十五日，腾蛟指挥三军进攻全州城，自辰至酉，炮伤敌副参顾有能等45人。二十六日夜令赵印选督全营攻北关，焦琏督全营袭南关，蒲镇一营攻西关。次日卯刻胡一青先登城，生擒清巡抚李懋祖，押送桂林斩首。各营相继攻入，悉斩清军精锐。这次战役，八次大战，五次进攻，收复了全州。史称"全州大捷"。六月，江西的清降将金声桓、广州的清降将李成栋先后反正，据地归附，声势复振。在湖南的清军逐渐退去。秋七月，腾蛟进驻全州。八月，桂王自梧州入肇庆。腾蛟再派遣曹志建、卢鼎、焦琏、赵印选等率军攻永州。围三月，大小36战，至十一月，攻占永州。接着不久，连克宝庆、衡州、常德，以前所失的土地，渐次恢复，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抗清声势为之大振。这时，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起。清军后方的榆园军、吕梁山的起义军和关中农民义军都发动了广泛的攻势，一时间，永历政权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四川、广东7省，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一次抗清高潮。
但由于永历政权内部党派纷争，矛盾重重，农民军也受排挤打击，不能团结对敌，这就给清军以喘息的机会。加以南明军中军心涣散，纪律废弛，将帅、士卒怯懦贪鄙，不接受何腾蛟调遣约束，各路军马各行其事，严重地削弱了战斗力，以致在以后的争战中，马进忠烧常德走武冈，王进才放弃宝庆逃走，各郡邑守将闻风溃逃。腾蛟当时驻衡州，十分惊骇，看到千里一空，忧心如焚。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正月，腾蛟檄召马进忠由益阳出兵长沙，并亲往忠贞营，邀李锦入衡州，其时只带随身30名士兵前往。然而李锦已往东开拔，腾蛟即尾随至湘潭。湘潭已是一座空城，李锦弃守离开了。腾蛟便进驻危城之中。是时诸将都去增援江西，金声桓、黄飞鸾又已调往全州。马进忠听到腾蛟轻身独往，随即遣将追护，但已来不及。汉奸孔有德探知腾蛟在湘潭空城的消息，昼夜兼程追至城下，派降将徐勇以轻骑突入湘潭。率众罗拜劝腾蛟投降。徐勇原是左良玉部将，曾追随过腾蛟，腾蛟见其为虎作伥，怒火中烧，骂不绝口，举剑要砍徐勇，徐勇只好退避。十九日晓起，营垒皆空，腾蛟方巾便服坐堂上，流泪痛心地说："五年督师，心血呕尽，而结果落得这样地步，这难道是天意吗?"清军从四面八方涌来，簇拥腾蛟而去，将他安置在城外慧德庵中。明将宣威将军杨一营不知腾蛟去处，想寻找救护他，曾7次冒险单骑入危城寻访，终不可得，竞被流矢击中殉难。满洲贵族固山额真佟养和延请腾蛟谈话，劝他归顺清朝。腾蛟膝地而坐，一言不发。清军将他的家属40余口(包括他的继母孙大夫人及正妻徐夫人在内)带来胁迫他投降。腾蛟不动声色地说："老母耄矣，余无足惜，一惟命。"又强迫他投降，他说："我国不幸，大臣被掳，我肩负大明三百年纲常的重任，岂能以一身事奉两主?我是个血性男子，百折不回，你们为何还吝惜一剑，不把我杀死?"佟养和见他意志坚决，不可动摇，便退出。腾蛟居庵中，正襟危坐，谈笑自若，几次请他不去，几次馈送饮食不吃。有一天，庵中一僧将一钵清水献给他喝，他马上用手挥去说："烦劳大和尚，为我另取一壶江心水，饮了好上路。"僧人立即舀来一钵江心水奉上，腾蛟接过，望南流泪说："这江水自衡山流来，是桂王那里流来的水啊！这水可以洗涤我的肠胃，死了也好瞑目。"腾蛟饮了江水绝食七天没有死。佟养和再派人来劝降，他拒绝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衣带之遗，彼则行之，我则继之，吾志决矣，勿复多言。"佟养和叹息道："真是个硬汉，他的志向是不能改变的了。"又不忍心杀他，便给他一捆丝绳，一面汗巾，由他自裁。当时微雨初过，他从容慢步，一面以袖拂巾，一面吟七律(绝命诗)一首：
天乎人事苦难留，眉锁湘江水不流。
炼石有心嗟一木，凌云无计慰三洲。
河山赤地风悲角，社稷怀人雨溢秋。
尽瘁未能时已逝，年年鹃血染宗周。
此诗表达了他悲亡国的沉痛心情和至死不渝的民族气节，以及对祖国人民和三湘父老兄弟的深切怀念。
何腾蛟遂自缢于流水大埠桥边[时已丑(公元1649年)春正月二十六日]，终年58岁。举家40余口同时被残暴的清军杀害。腾蛟死难噩耗传出后，湖南各郡县的老百姓，莫不流涕哀悼。桂王闻讯，令三军缟素，望祭痛哭，三军皆哭，声闻数里。遂追赠何腾蛟为"中湘王"，谥号文烈，设位于肇庆天马寺，并授其子何文瑞为佥都御史，袭定兴侯。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清廷表彰已故明臣，谥腾蛟"忠诚"，建祠于黎平城内神鱼井旁，名"何忠诚公祠"。次年腾蛟侄(起蚊子)往湘潭扶榇归里，安葬于黎平西门外之西佛崖。继后，几经修建，命名为"明谥中湘王何腾蛟陵园"，乡人题有联曰："大埠桥边，万古芳名同日月；西佛崖上，一抔黄土壮山河。"表达了乡人对何公的景仰与崇敬。
黎庶昌
黎庶昌(1837—1896)，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是我国晚清时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
黎庶昌六岁丧父，家贫多疾，但却刻苦攻读，寒署不懈。十四、五岁时赋诗作文，犁然成诵，在府、县考试屡获第一。二十一岁即成为府学廪贡生。一八六一年，黎庶昌离遵义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两试不中。一八六二年，因应诏上万言书论说时事，受到朝廷重视，被赏为知县，派往安庆听候曾国藩调遣。于是，黎庶昌便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同为“曾门四弟子”，踏上了仕途。曾署理江苏吴江、青浦知县。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年，黎庶昌以参赞身份先后随郭嵩焘、陈兰彬出使英、法、西班牙等国，开始其一生的外交活动。一八八一至一八八四年和一八八七至一八八九年，黎庶昌两次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臣，为促进中日友好往来做出了卓越贡献。离任时，日本送行的人塞巷盈途，饯行至数百里外。西方各国使臣啧啧称赞，说这是使臣返国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编印了《古逸丛书》。这部书共二十六种计二百卷，系黎庶昌在日本利用外交事务之余，将我国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贵古籍，以高级纸张影印编辑而成。其中包含了唐本《玉篇》零本三卷半、《文馆词林》十三卷半、宋本《史略》六卷、《太平寰宇记补阙》五卷半等。这对我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极为有用的。
另外，黎庶昌的著作还有《拙尊园丛稿》六卷、《续古文辞类纂》二十八卷、《入都纪程》二卷、《西洋杂志》八卷、《曾文正公年谱》十二卷、《曾太傅毅勇侯传略》一卷、以及《黎氏家谱》、《全黔国故考》、《牂牁故事》、《使东文牍》、《拙尊园画存录》、《孔诗》、《莼斋笔记》等。
一八九六年八月，黎庶昌因病由川东道任上返遵义。十二月二十日卒。
西南硕儒--郑珍、莫友芝
郑珍、莫友芝是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年间贵州最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俩不仅在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是同窗挚友。他们多方面的成就，均为士林所重，因而被时人尊崇地称为“郑莫”和“西南硕儒”。
郑珍，字子尹，晚号柴翁，别号子午山孩、五尺道人、且同亭长。一八○六年三月十日出生在遵义西乡天旺里一个仅有几亩薄田的农家。他自幼勤奋好学，记忆之力过人，寓目辄能背诵。为了给他提供较好的学习环境，他的父母在一八一八年放弃了西乡的田产，把家搬到东乡乐安里的垚湾，靠近其外家居住。他的舅父黎恂，曾任浙江桐乡县令，藏书甚多。郑珍常走读于舅父家。他的舅父每次都满满地装了一箱书给他，郑珍从早到晚肘不离案，衣不解带，一天要读若干万言。后又专心致志地攻读宋朝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的著作，仔细研究程朱理学。如此数年，他在学业上有了十分显著的长进。一八二五年，侍郎程恩泽督办贵州学政，择优选拔他为贡生，并指导他说：“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两汉之书。”于是，他又进一步钻研文字的形、声、义的源流和先秦各种制度。当时的学者们都十分注重考据，他继承了这种传统，实事求是地做学问，既不随便标新立异，也不轻易附和苟同。以后，他同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一起进行教学工作，从中学得了许多儒家大师的观点和主张。他刻苦研究三十多年，终于在经学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他在经学和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巢经巢经说》一卷、《仪礼私笺》八卷、《轮舆私笺》二卷，《凫氏为钟图说》一卷、《亲属记》一卷、《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说文新附考》六卷、《汉简笺正》八卷、以及《深衣考》、《老子注》、《辑论语三十七家注》、《说文大旨》、《说文谐音》、《转注考》、《释名证读》、《说隶》、等等。
莫友芝(字子偲，自号亭，晚号叟)是独山翁奇兔场上街人，一八一○年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莫与俦(字犹人)，清代嘉庆四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知县和贵州遵义府学教授，著有《二南近说》、《仁本事韵》、《贞定先生遗集》等书。莫友芝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三岁开始识字，七岁诵读诗书。他有感于元晖“竹外山犹影”的诗句，曾用“影山”二字命名其读书的草屋；二十一岁，即考中举人，名冠乡里。
莫友芝精通汉、宋两学，对于苍雅、故训、六经、名物、制度、以及金石、目录，都有一定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即亭经学》、《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古刻钞》、《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声韵考略》、《樗茧谱注》、《黔诗纪略》、《亭诗钞》、《亭遗诗》、《亭遗文》、《影山词》、《资治通鉴索引》、《遵义府志》等。不过，纵观莫友芝一生治学的成就，最突出者则是在书法艺术方面。莫友芝自幼勤奋练字，据传，他用土红当墨，每天都要练写一定数目的字。时间长了，无论楷、隶、篆书，每字均要临上几百次，叠起来点画皆一一吻合，令人掠叹。平时他还喜欢谈碑论帖，对于汉代的篆刻深有研究，曾写了许多跋尾，说明自己的见解和体会。后来，他旅居江南，又到句容山中搜集梁碑，亲自监拓，深恐遗落一字，并撰写《梁石记》一卷，详细加以论释。他所搜集的汉代碑头篆刻有百余通之多，他自己的篆书就是仿照汉代碑头篆刻而成。因此，在当时书法名家中，他自成一体。《清史稿》记载说，他“真行篆书不类唐以后人，世争宝贵”。
一八七一年九月十四日，莫友芝前往江苏扬州及里下河地区寻找文宗、文汇两阁被焚后散失的图书，不幸在兴化县病故。次年，归葬于遵义新舟青田山。
姚华
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父，贵州贵阳人，清末民初我国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书画家。一八九七年中举。一九○二年应聘主讲于兴义笔山书院。一九○四年中进士，任工部虞衡司主事。戊戍变法时东渡日本，就读于法政大学。归国后改任邮传部船政司主事兼邮政司科长。随即徒家北京，住宣武门外莲花寺。民国初年，曾任参议院议员、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嗣因军阀混战、政局紊乱，遂隐居破寺中，以出售自己创作的诗词、书画和颖拓为生。
诗词方面，姚华尤其长于填词写曲。现存姚华词二百九十一阙，曲八十六支，代表作是《弗堂词》、《庚午春词》、《猗曲》等。
书画方面，姚华尤其长于画山水花卉和题跋。其画面题款，隶、篆、行、草，选用适中，与画面浑然一体，交相成趣。其所画牡丹佳品——姚黄，艳丽多姿，生意盎然，因而时人便将姚华戏称为“黄牡丹”。而姚华一九一八年所画《浅绛山水图》，至今仍被选入《近百年名画家选集》。
不过，姚华最著名的艺术成就，是在其所独创的颖拓方面。郭沫若曾说：“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有如水中皓月，镜底名花，玄妙空灵，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
一九三○年六月四日，姚华因病逝世于北京。遗著有《弗堂类稿》三十一卷、《莲花庵书画集》、《贵阳姚华茫父颖拓》和《小学答问》、《说文三例表》、《金石系》、《黔语》、《古盲词》等。
李瑞棻
(2003-08-18 22:14:19)
李瑞棻（1833——1907），字苾园，清朝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著名维新派大臣。幼年丧父，由叔父京兆尹李朝仪教养成人。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与张之洞同年考中进士。人翰林院，擢御史，直言敢谏。先后任过广东、山西、四川和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并一度出任全国会试副总裁。历任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等。
任云南学政时，奔波于各府州县，一一亲临按试，所到之处，“躬先节俭，严杜需求”。在省会昆明，有一骄将以重贿为子弟开后门，被当面斥退，令其反省，从而排出了不正之风。
任监察御史期间，李端棻曾就加强海防，整屯武备，简化“大礼”仪制诸问题，向清廷提出过“言人所不敢言”的意见，可见其无私无畏的胸怀。
李端棻思想开明，一向认为人才对国家前途至关重要。他在主持各省乡试时，为国家选拔了一批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举人。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典试广东时，他非常赏视梁启超的才华，将堂妹许配给梁，梁几次进京会试及完婚都住在他家。
全部都是出名的
皮皮-
最先走出大山、叩问中原文化的是东汉时的尹珍，他外出求学，回贵州教学，是“首开南疆之学”的重要人物。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乐山大佛，是唐代的海通法师创建的，他的故乡在播州，即今遵义市。南宋末年，筹划修建钓鱼城的冉、冉璞也是播州人，他帮助余抗击蒙古军，在四川合川一带修建了十余座城，钓鱼城就是其中之一，是古代军事建筑名篇。明代彝族女政治家奢香，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开辟龙场九驿，促进了黔西北经济、文化发展。
贵州自建省以来，文化教育日益兴起，人才不断涌现，陆续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明清两代，出现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庞大人才群，还出了3个状元。贵阳人杨龙友“独破天荒”，以“诗书画三绝”名噪江南，他的画与董其昌、王时敏等大家齐名，合称“金陵九子”，而他的诗则被列入“崇祯八大家”之一。贵阳人谢三秀以诗闻名于世，被誉为“天末才子”。明末清初文学大家孔尚任读了贵阳人吴中蕃的《敝帚集》，惊呼“即中原名宿夙老以诗噪者，或不能过之”。在《康熙字典》的纂修官中，名列第一的是周起渭(渔璜)，贵阳花溪区的桐书屋就是他当年读书的地方。贵州平坝的陈法是清代知名的治水专家，他所著的《河干问答》，对治理黄河、淮河、运河都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贵州广顺（今长顺）的但明伦是点评《聊斋》的大手笔，《但批聊斋》备受推崇，为贵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争得一席之地。
遵义的沙滩，自清代中叶以后的百余年间，文化蒸蒸日上，一个僻静的山庄竟成为大儒之乡、诗文之乡、书法之乡和外交家的摇篮，涌现了郑、莫、黎等大家，形成了一个冠冕全黔的文人群体。郑珍和莫友芝被誉为“西南两大儒”，他们是清代“宋诗运动”的代表人物，赢得了“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赞誉。郑、莫合纂的《遵义府志》，梁启超称其为“天下府志第一”。郑珍是晚清的著名诗人、“经学”大师，他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研究儒家经典，所著《巢经巢经说》等，多有创意。莫友芝是享有盛名的版本目录学家，他的书法在国内颇有名气，堪称一家。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贵州籍名臣名宦不断崛起。贵州黎平人何腾蛟联合李自成余部抗清，被称为“南天一柱”。清代三百余年中，贵州在台湾为官的有27人，政绩卓著的有贵阳人周钟、蒋允 (音同薰)、李嗣和罗大春。周钟清初任诸罗知县，教民农耕，兴修水利，开设学校，主修《诸罗县志》，对开发台湾有功，人民为他立祠塑像，盛赞为“周公”。蒋允在乾隆年间任过台湾知府、分巡台湾省，台南的“新十二景”为他所建，当地人为他立有《大老爷蒋重修德安桥记》石碑。李嗣在道光年间任淡水厅同知，修纂《淡水厅志》。贵州施秉人罗大春在咸丰、同治年间任福建陆路提督，正值日军入侵台湾，他移驻台湾后，发动高山族人民抗击日军，还将防守方略写成了《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在台湾开发史上铭刻着贵州人的名字，他们在维护祖国统一，抗击外来侵略者，发展台湾经济、文化中做出了宝贵贡献。在清代名臣中，丁宝桢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封疆大臣，他以杀太监安德海而闻名天下。丁宝桢(1820～1886年)，贵州平远州(今织金)牛场人。同治年间在山东任按察使、布政使，做了十年山东巡抚。在此期间，黄河几次泛滥，漕运受阻，田园淹没，人民叫苦不迭，而河官却往来推委。丁宝桢自告奋勇，请求担负治河任务，悉心筹划，亲临现场，与百姓日夜抢险，并下令“如有阳奉阴违者”立即正法。因其治水执法严厉，调度有方，故每每事半功倍；胜利完工，人民感激不尽。所以他离开山东十年后在成都去世时，山东人民恳请将他的灵柩运回山东，安葬在历城(今济南)九华山麓。他任四川总督时，重修都江堰，川西人民受益匪浅，在都江堰二郎庙为他塑起一尊雕像。丁宝桢是个具有开放思想的人，致力于“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在山东构筑炮台、创办山东机器局，又在成都创设四川机器局，开创了山东和四川的近代工业。他与别的洋务派不同，主张把“强兵”植根于“富国”，在四川实行盐政改革，将“官运官销”改为“官运商销”，严惩贪官污吏，擒拿江洋大盗，禁止苛捐杂税，促进商品流通，四川财政大为好转。丁宝桢敢做敢为，遇事勇于承担责任，善于识别和启用人才，“功在于世，利在于民”，他的事迹至今仍传为美谈。
遵义黎庶昌(1837～1898年)是贵州走向世界第一人，他于光绪二年(1876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是中国首批向欧洲派出的外交官。他在欧洲5年，任过驻英、德、法和日斯巴尼亚(西班牙)四国使馆参赞，游历过欧洲10个国家，将他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西洋杂志》一书。这本书后来被湖南人民出版社列为《走向世界丛书》之一。客观地讲，当时能写出这样书，确使国人看见了外面的“大千世界”，了解了许多异国风情。《西洋杂志》透露了“西方文明”的信息，隐含着“文明开化”的思想。继后，黎庶昌两度出任中国驻日公使，一方面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抗争，另一方面开展民间友好交往，常与日本朝野文士宴饮、唱和，《黎星使宴集合编》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在日本期间，他花重金搜集了流传到日本而国内早已失传的唐宋及元代古籍数十种，辑为《古逸丛书》二百卷，对保存祖国文化做出贡献。
苏州马小云-
写张志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