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

　　《和陌生人说话》，刘心武的......　　父亲总是嘱咐子女们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尤其是在大街、火车等公共场所,这条嘱咐在他常常重复的诸如还有千万不要把头和手伸出车窗外面等训诫里, 一直高居首位。母亲就像安徒生童话《老头子做事总是对的》里面的老太太,对父亲给予子女们的嘱咐总是随声附和。但是母亲在不要跟陌生人说话这一条上却并不能率先履行,而且,恰恰相反,她在某些公共场合,尤其是在火车上,最喜欢跟陌生人说话。　　有回我和父母亲同乘火车回四川老家探亲,去的一路上,同一个卧铺间里的一位陌生妇女问了母亲一句什么,母亲就热情地答复起来,结果引又望望我,表情很尴尬,没听多久就走到车厢衔接处抽烟去了。　　我听母亲把有几个子女都怎么个情况,包括我在什么学校上学什么的都说给人家听,急得直用脚尖轻轻踢母亲的鞋帮,母亲却浑然不觉,乐乐呵呵一路跟人家聊下去;她也回问那妇女,那妇女跟她一个脾性,也絮絮作答,两人说到共鸣处, 你叹息我摇头,或我抿嘴笑你拍膝盖。探亲回来的路上也如是,母亲跟两位刚从医学院毕业并分配到北京去的女青年言谈极欢,虽说医学院的毕业生品质可靠,你也犯不上连我们家窗外有几棵什么树也形容给人家听呀。　　母亲的嘴不设防。后来我细想过,也许是,像我们这种家庭,上不去够天,下未坠进坑里,无饥寒之虞,亦无暴发之欲,母亲觉得自家无碍于人,而人亦不至于要特意碍我,所以心态十分松弛,总以善意揣测别人,对哪怕是旅途中的陌生人,也总报以一万分的善意。　　在火车上为年轻的抢劫犯抹药膏　　有年冬天,我和母亲从北京坐火车往张家口。那时我已经工作, 自己觉得成熟多了。坐的是硬座,座位没满,但车厢里充满人身上散发出的秽气。有两名年轻人坐到我们对面,脸相很凶,身上的棉衣破洞里露出些灰色的絮丝。母亲竟去跟对面的那个小伙子攀谈,问他手上的冻疮怎么也不想办法治治?又说每天该拿温水浸它半个钟头,然后上药;那小伙子冷冷地说:“没钱买药。”还跟旁边的另一个小伙子对了对眼。我觉得不妙,忙用脚尖碰母亲的鞋帮。母亲却照例不理会我的提,醒,而是从自己随身的提包里,摸出里面一盒如意膏,那盒子比火柴盒大,是三角形的,不过每个角都做成圆的,肉色,打开盖子,里面的药膏也是肉色的,发散出一股浓烈的中药气味;她就用手指挖出一些,给那小伙子放在座位当中那张小桌上的手,在有冻疮的地方抹那药膏。那小伙子先是要把手缩回去,但母亲的慈祥与固执,使他乖乖地承受了那药膏,一只手抹完了,又抹了另一只;另外那个青年后来也被母亲劝说得抹了药。母亲一边给他们抹药,一边絮絮地跟他们说话,大意是这如意膏如今药厂不再生产了,这是家里最后一盒了,这药不但能外敷,感冒了,实在找不到药吃,挑一点用开水冲了喝,也能顶事;又笑说自己实在是落后了,只认这样的老药,如今新药品种很多,更科学更可靠,可惜难得熟悉了……末了,她竟把这盒如意膏送给了对面的小伙子,嘱咐他要天天给冻疮抹,说是别小看了冻疮,不及时治好抓破感染了会得上大病症。她还想跟那两个小伙子聊些别的,那两人却不怎么领情,含混地道了谢,似乎是去上厕所,一去不返了。火车到了张家口站,下车时,站台上有些个骚动,只见警察押着几名抢劫犯往站外去。我眼尖,认出里面有原来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两个小伙子。又听有人议论说,他们这个团伙原是要在三号车厢动手,什么都计划好了的,不知为什么后来跑到七号车厢去了,结果败露被逮……我和母亲乘坐的恰是三号车厢。母亲问我那边乱哄哄怎么回事?我说咱们管不了那么多,我扶您慢慢出站吧,火车晚点一个钟头,父亲在外头一定等急了。　　母亲晚年,一度从二哥家到我家来住。她虽然体胖,却每天都能上下五层楼,到附近街上活动。她那跟陌生人说话的旧习不改。街角有个从工厂退休后,摆摊修鞋的师傅,她也不修鞋,走去跟人家说话,那师傅就一定请她坐到小凳上聊,结果从那师傅摊上的一个古旧的顶针,两人越聊越近;原来,那清末的大铜顶针是那师傅的姥姥传给他母亲的,而我姥姥恰也传给了我母亲一个类似的顶针;聊到最后的结果,是那丧母的师傅认了我母亲为干妈,而我母亲也就把他带到我家,俨然亲子相待。邻居们惊讶不已,我和爱人孩子开始也觉得母亲多事,但跟那位干老哥相处久了,体味到了一派人间淳朴的真情,也就都感谢母亲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丰盈的乐趣。　　母亲的血脉跳动在我喉咙里　　母亲八十四岁谢世,算得高寿了。不仅是父亲,许多有社会经验的人谆谆告诫——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实在是不仅在理论上颠扑不破,因不慎与陌生人主动说了话或被陌生人引逗得有所交谈,从而引发出麻烦、纠缠、纠纷、骚扰乃至于悲剧、惨剧、闹剧、怪剧的实际例证,太多太多。但母亲八十四年的人生经历里,竟没有出现过一例因与陌生人说话而招致的损失,这是上帝对她的厚爱,这是证明着即使是凶恶的陌生人,遭逢到我母亲那样的说话者,其人性中哪怕还有萤火般的善,也会被煽亮。　　父母都去世多年了。母亲与陌生人说话的种种情景,时时浮现在心中,浸润出丝丝缕缕的温馨;但我在社会上为人处世,却仍恪守着父亲那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遗训,即使迫不得已与陌生人有所交谈,也一定尽量惜语如金,礼数必周而戒心必张。　　前两天在地铁通道里,听到男女声二重唱的悠扬歌声,唱的是一首我青年时代最爱哼吟的《深深的海洋》:　　深深的海洋,　　你为何不平静?　　不平静就像我爱的,　　那一颗动摇的心……　　歌声迅速在我心里结出一张蛛网,把我平时隐藏在心底的忧郁像小虫般捕黏在了上面,瑟瑟抖动。走近歌唱者,发现是一对中年盲人。那男士手里,捧着一只大搪瓷缸,不断有过路的人往里面投钱。我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站住,想等他们唱完最后一句再给他们投钱。他们唱完,我向前移了一步,这时那男士仿佛把我看得一清二楚,对我说:“先生,跟我们说句话吧。我们需要有人说话,比钱更需要啊!”那女士也应声说:“先生,随便跟我们说句什么吧!”　　我举钱的手僵在那里再不能动。心里涌出层层温热的波浪,每个浪尖上仿佛都是母亲慈蔼的面容……母亲的血脉跳动在我喉咙里, 我意识到,生命中一个超越功利防守的甜蜜瞬间已经来临……

内容简介1977年春天的一天，光明中学的党支部书记老曹询问初三年级三班的班主任张俊石，是否同意接收刚从公安局拘留所释放的小流氓宋宝琦到他班上读书。张俊石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张老师从公安局了解情况后回到学校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在年级组办公室，围绕接收宋玉琦的事，数学教师尹达磊提出了反对意见。尹老师对张老师在狠抓教学质量的时候弄个小流氓进来表示不理解，深怕“一粒耗子屎坏掉一锅粥”。张老师则表示现在不可能把宋宝琦退回公安局，既然他是班主任老师，那么，宋宝琦来后他会开展工作。还没等张老师开展工作，班上的团支书谢惠敏就来找他报告说，班里同学对宋宝琦来插班学习一事反应激烈，有的女同学表示明天不会来上学。谢惠敏单纯真诚，品行端方。由于投入社会工作的时间、精力多，学习成绩平平。“四人帮”被揪出之前，她就是班上的团支书。当时，“四人帮”把持的团市委向光明中学派驻了联络员，联络员经常找她谈话。之后，张老师跟她就开始显露出某些似乎解释不清的矛盾。譬如，团组织生活能不能搞爬山活动，女同学夏天可不可以穿短袖衬衫等等。直到“四人帮”被揪出，两人的矛盾还没有完全消除。接到谢惠敏的报告后，张老师先召集班干部开了个会。谢惠敏提议明天在课后召开针对宋宝琦的批斗会，以张老师从公安局拿回的宋的物品为依据，狠狠批判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是，在要不要批判宋宝琦犯案时被搜出的长篇小说《牛虻》问题上，张老师和她产生了分歧。谢惠敏主张狠批“黄书”，而张老师却认为《牛虻》是一本好书。另外，他注意到宋宝琦的那本《牛虻》已被撕掉封面，插图中女主角的脸上被野蛮地画上八字胡。在宋宝琦家里，张老师跟这个明天将要进班上课的学生进行了第一次谈话。站在张老师面前的宋宝琦一身横肉，上唇在斗殴时被打裂过，眼神中充斥着空虚与愚蠢。谈话中，张老师感到宋宝琦缺乏起码的政治觉悟，知识水平大约只有初一程度。宋宝琦将“牛虻”念成“牛亡”，说书是偷来的，看不懂，但又认定它是“黄书”。这引起了张老师的深思：像宋宝琦这样的人，并非一定是由于读了有毒素的书而中毒受害，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书也不读而坠落于无知的深渊。听说谢惠敏跟班干部石红吵架了，张老师又赶到石红家。石红出身干部家庭，从小受家庭气氛熏陶，是个“小书迷”。她邀请谢惠敏等女生一起到家里读书，但谢惠敏认为石红向大家推荐的外国小说，报纸上没推荐过，所以是“毒草”，不但拒绝了邀请，还和石红吵了一架。当张老师来到石家时，石红正在灯下朗读苏联小说《表》，听得入神的正是扬言宋玉琦进班她们就罢课的五位女同学。读完了一段，她们争先恐后地提出问题：“谢惠敏说我们读‘毒草"，这本书能叫‘毒草"吗？”“宋宝琦跟这本书里的小流氓比，他好点儿还是坏点儿呢？”并向张老师表示：明天她们不罢课了。走出石红家，张老师又骑上自行车向谢惠敏家驰去。到谢惠敏家门口，他的一个计划已经明朗：他要将《牛虻》留给谢惠敏，引导她去正确分析问题，帮助她消除“四人帮”的流毒；他要在全班开展有指导的阅读活动，来教育包括宋宝琦在内的学生。【拓展回答】创作背景创作源起刘心武196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十三中任教，目睹了文革期间极左思潮对青少年心灵的毒害。1974年，他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任编辑。出版社的工作为他提供了比在中学任教时更开阔的政治与社会视野，也体察到了文学复苏的可能性。1977年2月，两报一刊的社论明确提出“两个凡是”。按照这种政治路线，刘心武作为编辑负责的两部作品都因为无法编造出“阶级斗争”情节而没能出版，这让他产生了放弃瞎编、书写真实、寻求改变的想法。同年夏天，根据在中学工作时的见闻和长期以来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他在家偷偷写了《班主任》。虽然之前他曾发表过若干配合政治形势的文稿，但《班主任》却是他第一篇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自己真实认知的作品。由题材敏感，经过一番犹豫，直到初秋，他才决心将稿子寄给曾向来约过稿的《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在邮寄过程中，因为邮政人员不允许他在稿件中夹带给编辑的信，本就心情矛盾的他曾一气之下不打算把稿件寄出，但冷静下来后，他细读了自己所写的文字，认为还是应该寄出去。 发表过程1977年9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小说组责编崔道怡看了刘心武的投稿《班主任》后深受感动，未经复审就回信肯定了作品的题材有现实意义。随后小说通过了组长涂光群的复审，但在终审环节，副主编刘剑青难以决定是否刊发。当时编辑部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小说太尖锐了，属于暴露文学，不宜发表；另一种意见认为作品塑造了张老师的正面形象，作为揭批“四人帮”的小说，应该发表。两派不能达成一致，小说被交给主编张光年裁决。张光年把《班主任》的三级审稿人员和相关编辑召集起来进行讨论，张认为小说有修改的基础，题材抓得好，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写矛盾尖锐很好，不要怕尖锐，但要准确。但小说还不够尖锐，抓住了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却没通过故事情节尖锐地展开，没有把造成这个矛盾的背景、原因充分写出来。崔把张光年意见转达给刘心武，刘对作品进行了修改，比如给谢惠敏增加了“不许同学把小麦穗带回家”的情节，还增加了四人帮的爪牙经常找谢谈话的情节；将石红的出身改为知识分子，添加了她在家中学习的背景。对于修订稿，崔又做了修改，例如初稿中刘心武表现张老师内心呐喊时写了“救救孩子”，崔建议加上定语，改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最终，小说发表在当年第11期《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特辑”头条位置上。作品鉴赏主题思想小说通过有前科的中学生宋宝琦转学到光明中学，却遭到以团支书谢惠敏为首的诸多学生反对的事件，控诉了“四人帮”的愚民政策，否定了文革所造成的文化大倒退。作品通过谢惠敏和宋宝琦两个表面上好坏分明，实质上都是被极“左”思想扭曲成畸形的中学生形象，揭露和批判了极“左”思想对青少年的毒害，从而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宋宝琦是文革中产生的体格健全但灵魂被扭曲了的畸形儿。因受到文革中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他愚昧无知，精神空虚，并沾有流氓习气和低级趣味，沦为危害社会的小流氓。他的堕落，不是按一般人的逻辑推理那样——因读了坏书而中毒，恰恰是文革中的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使他们什么书都不读而堕入无知的深渊。谢惠敏则是文革中另一类“畸形儿”。其思维方式严重僵化，与宋宝琦的人生形态扭曲相比较，如果说宋宝琦的伤害是可见的，主要是“外伤”的话，谢惠敏所受的精神上的伤害更隐蔽，更具有“内伤”的特点。良好的品质和荒谬的思想在她身上紧密结合，显示了“四人帮”在人的意志和心理素质方面所造成的恶果。同时，谢的灵魂中最令人怵目惊心的，恰恰是一般人认为是优良素质和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东西，那种愚昧无知却又充满警惕性、排它性、斗争性的精神状态，那种盲目、虔诚地用别人的头脑代替自己的头脑，用僵化的观念去限制活生生的现实的充满惰性的思维习惯。她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一种年深日久的社会心理、民族灵魂中的积垢。艺术特点在艺术方面，《班主任》并不是一部成熟之作。小说的人物结构是一个众星拱月式的英雄中心结构，以张俊石为中心人物，分别设置了党支部书记老曹、同事尹老师和工作对象宋宝琦、谢惠敏以及石红。人物关系设置以正面、侧面、反面烘托为主，在塑造人物上有明显的“三突出”痕迹，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在篇章结构上，作者采用了传统文学的“有序结构”，小说的九个章节中六个人物依次而出，人物的描绘方式基本是从外貌开始写到性格历史，然后进入情节。情节组织也是环环相扣，用小说《牛虻》作为串联情节的线索，把情节推向高潮。在这样的结构中，作者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者、结构设计者，不仅能发现人物的外表、行动，能洞察人物的心理活动，而且还直接出来评判议论，阐述小说的中心主题。 而由于作家在小说中所要表达的观念太多，这诸多观念又支配着人物设置、情节演进直至细节选炼，再加上短篇小说的篇幅局限，以至于不能把主要力量放在具有更大意义的谢惠敏身上，使人物缺少有深度的个性描绘。此外，小说的语言流畅而少凝炼，直露而少含蓄，时有生硬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