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

卢卡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逐段分析 　　 　　卢卡奇在文章的引言中就大胆放言，“即使……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需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 　　在这段极富气势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声辩中，容易被读者、尤其是后来的学者们忽视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已经被偷换了内容：不仅马克思主义被加上了“辩证”的限定词，而且其本质也缩减为仅仅是一种用来研究的方法。卢卡奇在写下这一段激扬文字的时候，耳边不曾响起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宣言：哲学家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卢卡奇的偷换概念和后来学者的一因其蔽，都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远离阶级斗争实践的后遗症。强烈的、不妥协的斗争性一旦失去正确的方向，就会产生窝里斗的恶性循环。罗兰u2022巴尔特说得好，意识形态永远是右派和资产阶级的舞台，只有不投身于实际斗争的左派才会沉迷于意识形态的斗争。卢卡奇接着说，“修正主义者把运动和最终目标分开，是向运动的最初阶段的倒退”，但是他自己的立场却几乎取消了运动本身的重要性。就像他把所有事实都归结为解释一样，在这里，卢卡奇写道，“只有用说明它（即斗争的各个环节）和总体的关系的办法才能使日常斗争具有现实性。”倘若行为已经发生，再怎么解释它的意义又有什么用呢？毕竟，行为的意义不是人为赋予的（虽然可以人为地加以歪曲），而是行为本身所蕴含的。可见，物极必反，盲动主义和取消主义只有一线之隔。 　　全文结尾处，卢卡奇再次重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即战胜修正主义和空想主义……是一场反复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思想的无情影响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正统决不是守护传统的卫士，它是指明当前任务与历史过程的总体的关系的永远警觉的预言家。”但是，正如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展，因为资产阶级掌握了更多的文化知识和那种浮于表面的意识形态说话方式；正统马克思要战胜修正主义和空想主义，也不能直接向这两个对手宣战，而是应该直接攻向最后的堡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堡垒的堡垒——资本主义社会秩序。

1918年匈牙利发生革命时，卢卡奇参加了匈牙利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翌年3月库恩革命政权成立后，立即被任命为革命政权的教育人民委员，进入领导阶层。但革命政权因罗马尼亚军队的武装干涉而仅133天即行崩溃，卢卡奇不得不亡命维也纳。《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收的八篇论文，正是在这个革命时期及亡命维也纳后不久写的，可称是匈牙利革命及其挫折的这种历史经验的思想结晶。

卢卡奇1885年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他自幼才华横溢，10余岁时即开始文笔活动。后又留学柏林大学，游学海德堡，汲取了德意志的精神文化遗产。从新康德学派到德意志浪漫主义，再经神秘主义，走向黑格尔的辩证法。还通过察普的工团主义，最终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8年匈牙利发生革命时，卢卡奇参加了匈牙利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翌年3月库恩革命政权成立后，立即被任命为革命政权的教育人民委员，进入领导阶层。但革命政权因罗马尼亚军队的武装干涉而仅133天即行崩溃，卢卡奇不得不亡命维也纳。《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收的八篇论文，正是在这个革命时期及亡命维也纳后不久写的，可称是匈牙利革命及其挫折的这种历史经验的思想结晶。

这个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问题，其开创者是卢卡奇和柯尔施。其大意是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互动的辩证法，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则把被动的、无秩序的自然界纳入辩证法体系，将辩证法仅仅概括为三个规律、五个范畴，事实上窒息了马克思的辩证法。而列宁在其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更把恩格斯的失误发展成系统的理论。所以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存在曲解。

《历史哲学的重建》（张西平）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W26LEfCfFT2h87n4uKXBg 提取码: cfcu书名：历史哲学的重建作者：张西平豆瓣评分：7.1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年份：1997-09页数：376内容简介：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始作俑者。自《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问世，声名鹊起。他对实践和异化范畴的诠释以及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思考，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实践－人道主义理解，成为20世纪西方新左派的重要思想源泉，同时也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厉批判。这一切使他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毁誉参半、颇多争议的人物。本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的成果。作者通过溯本清源的梳理考察卢卡奇思想的发展轨迹，并侧重从他与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的关系上，解读其重建历史哲学的理念――社会历史本体论与人类学相统一。其中一些见解发人深省，有些立论也可能引起争议，但只要我们从多维角度审视社会－历史的结构和变迁，就不难看到本书在拓宽社会认识上的启发意义和学术价值。――苏国勋作者简介：张西平1948年出生。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获哲学硕士。1995年在德国作访问学者一年。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并翻译了《历史和阶级意识》、《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等著作。另有合著、编辑等出版物数种。

总体性是历史辩证法的核心 卢卡奇说，“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从历史来解释经济动机的首要作用，而在于总体性观点。总体性范畴，总体之于部分的完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的方法论精华，并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门崭新科学基础。”而《历史和阶级意识》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恢复了总体性范畴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核心位置。在卢卡奇那里，总体性是历史的总体，是客体与主体的统一；具体的总体，是直接性与中介性的统一；辩证的总体，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革命的总体，是过程与目标的统一。

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这里，自然辩证法从来就不是一个有无问题，它是确定无疑地存在着的，只是对它的理解不能够囿于传统科学的思维方式。　　理解自然辩证法，需要摆脱主体、客体的思维定势，彻底告别把世界二元化的做法。然而，我国这几年来关于主体、客体问题的讨论是比较热烈的，其实，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一种向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倒退，它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不具有任何积极意义。本文不想对主体、客体问题的讨论发表意见，仅想探讨一下，卢卡奇为什么因为自然辩证法而对恩格斯提出批评。　　卢卡奇指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了自然辩证法的思想，认为，在恩格斯那里，由于主张“片面的和僵化的因果关系必定为相互作用所取代”而“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然而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不管如何想 (终归是妄想)保持‘流动的"概念。”(《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0页,以下引文均出此书)　 卢卡奇不愿考虑自然界的原生状态及其本性，他要求把辩证法严格限制在历史领域。卢卡奇认为，马克思是在历史本身中发现了辩证法的，“辩证法不是被带到历史中去的，或是依靠历史来解释的……　辩证法是来自历史本身，是在历史的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的必然的表现形式，并被人们所认识。”(第264页)“辩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 始终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第85页)而总体的基础是人，“本身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基础的同一的主体-客体， 是以决定性的方式参与辩证规律的。”(第279页)这样一来，在卢卡奇的眼中， 辩证法的唯一形式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否认自然辩证法，或者说从辩证法学说中剔除自然是有着逻辑的合理性的。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辩证法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的人学基础，可以从人的总体性，从人这个主体-客体的统一体出发来阐发辩证的总体观。 而一旦涉足自然就会使辩证的总体观要么陷入不可理解的神秘主义，要么退回到旧的自然哲学的独断主义。而且对于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来说，自然辩证法的提出，总有推广辩证法的存在范围和为辩证法的理论提供自然方面的证据之嫌。所以，卢卡奇为了总体的可理解性不得不牺牲“自然”。　　其实，这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生、发展，人的一切现实活动都是与自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离开自然，单纯从社会历史内部寻找理解历史的根据是很难建立起科学的历史观的。在研究历史时，恰恰不能放弃自然，而是应把对自然的思考作为全部理论建构的起点。　卢卡奇攻击自然辩证法，是由于传统思维方式影响的结果。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激烈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的“科学的”思维方式，但他并未真正摆脱这种思维方式，所以，他觉得自然界中的辩证法是不可思议的。传统科学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分析、分解的方法上，这种思维方式对一切都首先加以“分”，然后才开始真正的研究。对于传统的思维方式来说，在哲学的层面上，首先应该加以区分的是自然与社会；其次，在社会中看到人与社会、我与他、整体与个体等等，重新对这些方面作以概括，得到主体与客体这对范畴，这个时候再去看自然界，自然界就被纳入到了客体的范畴中来了，因而也就成了社会范畴。　　实际上，传统的思维方式把世界二元化了，由于这种二元化，社会历史中的人就独立于自然界之外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将自然界视作纯粹必然性（或纯粹偶然性）支配的领域，是完全被动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则发现了完全不同的情景，看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处处都显现着人的活动，洋溢着人的能动性，人在这个范围内，改造和重塑着属人的“自然”，把这个“自然”看作社会存在的一部分。　　根据传统的思维方式，社会历史领域是属人的领域，是辩证法唯一能够发生和存在的领域。因为，辩证法可以简化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存互长等等规定，而自然界是不存在这些规定的，或者说，在自然界中，由于没有人、没有自觉的主体，因而不存在自觉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存互长等等。只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才具有这些规定。因此，所谓辩证法就被最终归结为主体－客体的辩证法，辩证法的一切具体规定和具体存在方式都成了主体－客体辩证法的分殊，他的外部边界就是社会历史，超出这个领域，辩证法就被视作是神秘主义的因素。所以，卢卡奇要攻击自然辩证法。　　卢卡奇对自然辩证法的攻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事情，而是与整个西方的传统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是20世纪西方哲学人本主义自然观的一个必然表现，如果哲学不走出所谓主体、客体的思维定势，不仅会否定自然辩证法，而且会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更进一步地说，整个哲学学科都会感到无路可走了。　　卢卡奇提出了总体范畴，这是对马克思甚至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宝库的可贵发掘，他要求根据总体的观念来研究历史、研究人，无疑是一个向资产阶级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的强有力的挑战。但是，卢卡奇仅仅把总体性问题限制在社会历史之中，思考人的总体性、历史的总体性，放弃了对自然总体性的认识，所以，卢卡奇没能真正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其实，自然总体是一个真正的总体。人类当前面临的“全球问题”表明：人如果没有关于自然总体的自觉意识，他的活动就必然会在成功的背后包藏着失败，他处在胜利的喜悦中时，灾难已经开始向他逼近。比如，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成功”所带来的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难道还不能说明人的总体性只有在自然的总体性之中才能具有合理性吗？因此，对自然辩证法的认识需要具有自然总体性的观念，把人和社会都看作是自然总体中的因素，基于人的活动的历史辩证法必须在自然辩证法中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

卢卡奇认为，商品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它作为一种高居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统治力 量，已经渗透到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深层次结构之中。所以，社会和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劳动者 的物化是全面的，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 1、经济活动中的物化 首先，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在所有权上发生分离，劳动对象不属于 劳动者，劳动者只有在为了生计被迫出卖劳动力时，才能参与劳动活动，与劳动对象发生直 接的、客观的关系，劳动者成为劳动过程中的客体，被迫忍受劳动过程的商品化和简单化， 自身的能动性被埋没，从而被劳动过程“物化”了。这种劳动活动再也不是劳动者生活的第 一需要，不会给劳动者带来快乐，它要将劳动者退化为物，成为由物来支配、用物来衡量其 价值和尊严的物。 其次，随着分工的发展，劳动者只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他发 现这个机械系统是现成的、完全不依赖于他而运行，他不管愿意与否必须服从它的规律。在 这一机械化的过程中，劳动者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了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的生活 也被局限在一个愈来愈小的圈子中，使他们的目光留恋于周围发生的局部的事情上，失去了 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力和批判力。正如卢卡奇所说：“技能的专门化导致了对整体的每一个想 象的破坏”。 第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即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正如卢卡奇指出 的“随着经济关系的形式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间接，人们就越来越难干、并且很少能够 发现经济关系的人的性质，很少有人能够看透这个物化的面纱。” 2、政治领域中的物化 卢卡奇认为，为了适应与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物化过程就“必须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 表现形式。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创造了一种同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在结构上适合于它的 结构的法律、一种相应的国家等等”。随着物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也相 应地发生了变化和调整。这首先表现为合理化和系统化，即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和事件都 被合理的、系统的法律形式囊括在内。在总的法律体系内，名目繁多的部门法律、法规和条 件等应运而生。与此相适应，为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尤其为了推动、巩固和 保障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系列立法、司法、执法的部门与机构也纷纷建立。这样一来， 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被包括于法律范围之内，都受到国家机器的强有力的干预和调整。其次 ，国家机构的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合理，受制于其中的人的非人化倾向也越来越突出。随 着资本主义政治领域的合理化、系统化，官僚机构下层工作人员的物化也不能幸免，他们的 工作是“完全机械化的、‘无聊的"劳动方式——它非常接近单纯的机器操作，甚至常常在 无聊和单调划一方面超过这种机器操作。……另一方面这也是指，分工中片面的专门化越来 越畸形发展，从而破坏了人的人类本性”。因此，在国家官僚机构中同样存在着人的能力和 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的问题，一个国家雇员只是作为一种有能力的商品出卖给了国家机器。 3、物化意识 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的、必然的现象，这一现象也必然在人们的观念中反映出来，这 就是卢卡奇说的“物化意识”。他认为，商品关系转变成客体性的东西必然在人们的整个意 识上打上自己的印记。物化意识“正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 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 浸入人的意识里”。人自觉地或非批判地认同外在的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并将这种物化结 构当作外在的规律和人的本来命运加以遵循、服从，从而丧失了批判和超越的能力。卢卡奇 指出，正如物化的普遍化使之成为一切人的共同命运一样，物化意识也同样支配着人的精神 活动和心理活动。“人性和人的能力不再成为自己人格的组成部分，它们成为一种像外部世 界的各种事物一样的能‘占有"和‘处理"的东西。而且，没有什么能赖以铸成人的关系的 自然形式，也没有什么人的物理和心理‘性质"能发挥作用的方式，这些现存事物日益服从 于这一物化的过程。” 卢卡奇还指出了物化意识的危害。他说：“物化意识必定会无希望地陷入到粗糙的经验主义 和抽象的乌托邦主义这两个极端中。”“粗糙的经验主义”是指，意识成了它自己必须顺从 而从来不能加以控制的客观法则的消极的观察者。物、事实、法则的力量被无限夸大了，人 或主体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抽象的乌托邦主义”则滑向另一个极端：一方面，它不主张 社会革命，而是寄希望于个人伦理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社会主义，其目光完全停留在个人和社 会的局部现象上；另一方面，它无限夸大主体的力量，相信奇迹会改变一切。乍看上去，它 似乎极端蔑视客观法则的力量，实际上，正是在客观法则的重压下，主体茫然失措地表现自 己。这两个极端看起来是正相反对的，实际上，“它们经常是一起出现的，它们之间有一种 内在的联系。”

《心灵与形式》和《小说理论》是卢卡奇早期的两部代表性作品。前者是卢卡奇在格奥尔格·西美尔的“美学社会学”影响下创作的一本论文集，它因为深入刻画了现时代人的存在的悲剧性，而被吕西安·戈德曼推崇为现代存在主义的先声。后者则是卢卡奇在马克斯·韦伯的类型学方法的引导下完成的一部文论著作，它对小说的本质和小说形式的类型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开创性研究，并因此被同时代人称为“精神科学运动最重要的出版物”。虽然晚年卢卡奇不断地号召人们忘却和批判自己的这两部早期作品。但它们却超越了他的主观意愿，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德国思想史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对布洛赫、本雅明和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的一生充满了波折，并常常为各种政治争论和理论争论所环绕。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以极大的勇气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了重新理解，又在后来的理论研究中不断对这一新理解做出各种修正和自我批评，而无论这一新理解还是后来的修正和自我批评都长时间地引起人们的争议。然而，尽管卢卡奇对自己青年时代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不断做自我批评，尽管一些研究者试图以卢卡奇晚年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来否定他早期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但是真正确立卢卡奇在20世纪人类理性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并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及新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产生巨大影响的正是《历史和阶级意识》。

卢卡奇把劳动过程的“合理化”以及与随之而来的“异化”视为“抽象化”，并把它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性质(生产商品价值的抽象的人的劳动)结合起来。那么，这个“物化”使人们的意识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卢卡奇分析说：在资产阶级思想上物化的意识结构，在认识原则、实践原则、艺术原则的三个领域中，都带来了二律背反的问题，他认为，意识物象化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有如下三点：(1)承认被抽象化、数量化了的现象形态为给定的前提，但无法脱离其直接性；(2)承认局部体系是独立的东西，其相互关系只能委之于偶然；(3)意识只能停留在主体和客体。卢卡奇大致如此阐明了“物化”不仅停留在商品世界中，也贯穿于人这个主体之中，还贯穿于其内在世界的意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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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也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其哲学理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传入中国。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首创者,卢卡奇说,“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从历史来解释经济动机的首要作用,而在于总体性观点，他本人以物化思想、社会存在本体论思想、总体范畴思想三大思想为主要切入点，其中总体范畴思想主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联系的观点，这是他最主要的观点。

乔治·卢卡奇（Ceorg Lukacs，1885－1971）是匈牙利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演进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1923年，他以著名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卢卡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逐段分析 　　 卢卡奇在文章的引言中就大胆放言，“即使……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需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 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 在这段极富气势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声辩中，容易被读者、尤其是后来的学者们忽视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已经被偷换了内容：不仅马克思主义被加上了“辩证”的限定词，而且其本质也缩减为仅仅是一种用来研究的方法。 卢卡奇在写下这一段激扬文字的时候，耳边不曾响起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宣言：哲学家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卢卡奇的偷换概念和后来学者的一因其蔽，都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远离阶级斗争实践的后遗症。 强烈的、不妥协的斗争性一旦失去正确的方向，就会产生窝里斗的恶性循环。 罗兰u2022巴尔特说得好，意识形态永远是右派和资产阶级的舞台，只有不投身于实际斗争的左派才会沉迷于意识形态的斗争。 卢卡奇接着说，“修正主义者把运动和最终目标分开，是向运动的最初阶段的倒退”，但是他自己的立场却几乎取消了运动本身的重要性。 就像他把所有事实都归结为解释一样，在这里，卢卡奇写道，“只有用说明它（即斗争的各个环节）和总体的关系的办法才能使日常斗争具有现实性。”倘若行为已经发生，再怎么解释它的意义又有什么用呢？毕竟，行为的意义不是人为赋予的（虽然可以人为地加以歪曲），而是行为本身所蕴含的。 可见，物极必反，盲动主义和取消主义只有一线之隔。 全文结尾处，卢卡奇再次重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即战胜修正主义和空想主义……是一场反复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思想的无情影响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正统决不是守护传统的卫士，它是指明当前任务与历史过程的总体的关系的永远警觉的预言家。”但是，正如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展，因为资产阶级掌握了更多的文化知识和那种浮于表面的意识形态说话方式；正统马克思要战胜修正主义和空想主义，也不能直接向这两个对手宣战，而是应该直接攻向最后的堡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堡垒的堡垒——资本主义社会秩序。

是因为他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以一系列哲学和文学批评的著作崭露头角，备受瞩目。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Lukács）是一位匈牙利的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他的代表作有《现代小说的理论》、《历史与阶级意识》等。他的思想和理论对于当时的文化和政治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