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散文

文化散文比较著名的作品有：余秋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风雨天一阁》、雷达的《足球与人生感悟》、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清洁的精神》、王英琦的《求道者的悲歌》、顾骧的《也爱黄昏》、还有《散文选刊》上选登过的《菩提》、《四十而大惑》、《思索人生》、《用笔签约》等等。

这世间有一种你看不见的音符，从古老的金字塔尖顶上神秘地越过，从史前巨石柱威严的阵垒中淌过，从泰姬陵对称的镜面上划过，从檐牙高啄的苏州园林中跳过。变化莫测的音符，只有在蜿蜒起伏的山岭中才会奏出长城雄曲，只有在江南水乡中才会奏出小桥流水。大自然神秘莫测的力量让万物各展其才，不要妄想占领别人强悍的领地，我们要演出的是一场华丽盛大的交响曲，而非野鸭上树那令人咂舌的滑稽剧。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人们喜欢称建筑为流动的音乐，然而在我的心中，如果一个建筑挺立在适合它的土地上，它便是最美的花朵，最流畅的音乐。贝聿铭——中国一代伟大的建筑师，最为人熟知的设计作品便是罗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完全对称的几何构型，华丽地展示着它的理性之美，但要将它建在中国水乡恐怕会大打折扣，不伦不类。流动的音符淌过小山美真子的藏室，便幻成了一曲“世外桃源”。阁楼艺术与日本“影子文化”融为一体，百分之八十的部分埋于地下，远望恰如一座山峰，与绿茵葱茏的群山奏出一曲流动的旋律——这便是贝聿铭的惊世杰作，文化在其特有的背景中才能彰显出其特有的魅力。若要把这一朵朵镂空阁楼放于沙漠，那岂不是暴殄天物？

散文可能最具现实感、真实性以及时代特色，问题意识往往也较强，与40年的时代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表面看，散文文体具有边缘性，但却始终关注时代发展、社会民生，以及重要和重大问题。指20世纪80，90年代出现，由一批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写作，在取材和行文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色彩，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终极追问的散文，又称“学者散文”或“散文创作上的‘理性干预"”，从文化视觉来关照表现对象，但与历史文化反思的作品相比在美学风格上往往表现出理性的凝重与诗意的激情以及浑然一体的气度。代表作家及作品：余秋雨《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千年一叹》，张中行《负暄琐话》，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韩晗的《大国小城》等。他们的散文创作将科学研究的“理”与文学创作的“情”结合起来，既充满思考的智性，又不乏文化关怀和个人感受]文化散文这一散文类型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对文化散文的研究也有许多精彩论述，但对文化散文的美学原则研究较为少见，所以，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曾纪鑫的文化散文《永远的绎站》一书来阐述文化散文的美学原则。作者认为文化散文的美学原则体现为历史品格、文学品格、历史理解、文化意味等。

　　丰子恺不仅仅是一位擅长绘画的大师，同时在散文方面也很有成就。他的作品风格独特，看过后便会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看看下面的有关丰子恺的文化散文吧！ 　　 有关丰子恺的文化散文1 　　丰子恺散文呈现为一种闲话语境，文本潜含一种与读者对话的可能性，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且又具有“淡如菊”的特点，即朴实平淡、自然无饰的语言以及清澄深远的艺术意境。 　　丰子恺的散文探究人生、自然的佛理真谛，神游于儿童纯真的情趣之中，于日常生活中吟味世态人情，描写细腻，叙述委婉。 　　丰子恺的散文只用平常的字句，务求明白，不喜欢装修粉饰，文字有一种朴讷而又明亮的味道，是典型的随笔体散文，其《缘缘堂随笔》融童心和禅趣为一体，既真率自然，又妙趣横生。 　　抗战前，丰子恺的作品转而接触社会，开始写灾难性的现实，但文字仍然处处浸润着那种疏淡隽逸的调创作子，于细微处发掘宏旨精义，如《肉腿》、《半篇莫干山游记》。 　　俗话说，“诗画总相通”，丰子恺先生的随笔与漫画在创作实践中是相通的，他自己就曾说，“在得到一个主题以后，宜于用文字表达的就写随笔，宜于用形象表达的就作漫画”，这样便形成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如此也可以贴切地说明丰氏创作的艺术特点。 　　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丰子恺的漫画“如同一片片落英，含蓄着人间的情味”，这样的评语用在他的散文小品上同样合适。那些文字或许只是以一种看来平淡的方式表达一些看来亦平淡的感想，未必字字珠玑，却是句句含情。 　　丰子恺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 　　 有关丰子恺的文化散文2 　　作为我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画家、文学家、艺术教育家，丰子恺以其风格简易、意境朴实、含蓄隽永的漫画在中国美术发展史中一枝独秀。他的早期漫画作品多取自现实题材，带有“温情的讽刺”；后期常作古诗新画，特别喜爱儿童题材，被认为是沟通文学与绘画的一座桥梁。丰子恺自小被家人的疼爱包围在脉脉的温情中，这种温情浸透在他的性格里，使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也使得漫画在他的笔下一改讽刺幽默的单一面貌，变成了平易的文字和纯仁的画风，被人们称为“诗意漫画”。俞平伯评丰子恺的作品是“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 　　丰子恺作品中简单的线条、朴素的画风、单纯的色彩、朴实的画意，表现了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从他的画中总能读出画外之意，感受到文学与绘画的完美结合，文学与哲学的完美结合，从而成就了“诗意漫画”。在中国画的传统创作观念中，自然而普遍地存在的“诗意”的概念，在丰子恺这里以别具一格的样貌出现。传统诗意画重视深远主题、超然精神的血脉得以有创新的被继承，促进了“诗意”作为中国画基本精神的继续传播。 　　丰子恺在作画的时候也经常会在作品中描画一些古诗词，文学家夏丏尊把丰子恺的这类作品称作“翻译”。但在笔者看来，丰子恺的作品中但凡是涉及到诗意题材的，都不仅仅是对诗词的简单翻译，而是经过作者再创造的“诗与画的内面的结合”，简单的几笔便能将诗词的主旨表现得很有韵味。如他的作品《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几人相忆在江楼》、《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等都是对古诗词中的某些情景作了一番描述。丰子恺并非纯粹是将古文“翻译”过来，而是借古人之意以抒一己之情，虽然创作立意借鉴自古人诗词，但却彻头彻尾的是自己的创作。 　　除了古典诗词题材之外，丰子恺的作品更多的是描绘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景，颇具人情世故和趣味。对两位古代诗人陶渊明、白居易的欣赏也促进了他清新自然风格的形成，寥寥数笔却生动再现生活最真实的状态，人生百态尽在画中。在《漫画创作廿年》中，丰子恺形容自己的创作“感觉同写随笔一样”。其作品《挖耳朵》，这本是街头巷尾百姓生活中常见的一幕，一般情况下文人雅士都不会作为创作素材，丰子恺却自有艺术主张，将这个生活中看似琐碎且难登大雅之堂的场景描绘的生动有致。 　　丰子恺作品喜闻乐见的诗意营造不仅因为其古典诗词或者贴近百姓生活的创作题材的选择，更在其创作方法的使用。人们常用“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来描述他画作的特点。陈星认为，其创作的特点是“意到笔不到”。在笔者看来丰子恺这种对意境的"追求非常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写意画，崇尚在“似与不似之间”找到意境营造的最佳状态；崇尚“以形写神”，讲究“气韵生动”。在《村学校的音乐课》这一作品中，作者不施色彩，寥寥数笔的描绘，人物的形态便跃然纸上。“画中一个个张着大嘴唱歌的乡村学校的孩子，虽然没有一个个被画上眼睛、鼻子，但稍有艺术想象力的读者都会体会出，这里每一个孩子都透出天真的活泼的神气”，整个画面的布局和形象塑造给观者留有充分想象的空间，作品的观赏变得更加富有趣味。丰子恺谓“作画意在笔先，只要意到，笔不妨不到，有时笔到了反而累赘”，这种用笔的简洁营造了画面中的“含蓄美”，观众自然可以从画面中体会到更多“意蕴”。 　　丰子恺在《艺术漫谈》中曾形象地将艺术比作“米”、“麦”，认为艺术应当大众化，为大众所欣赏，如同家家户户每天能吃到的米、麦一样普及，不应当是那种只供少数人享用的山珍海味。“纵观丰子恺的一生，其艺术思想尽管比较复杂，但我们只要结合他具体的创作实践进行考察，则不难发现，对大众化和现实化的追求始终是最重要的两点。”丰子恺本人在这两方面的论述也是很多的，比如他说“在杂志上发表大众美术的画，其实只给少数的知识阶级的人看，大众是看不到的，大众看到的画，只有街头的广告画和新年里的‘花纸"。可惜这种花纸画，形式内容都贫乏，这应该改良。提倡大众艺术，应该走出杂志，到花纸上来提倡。”他这并不是片面的追求艺术的通俗易懂，而是同时也十分注重艺术格调的完美。 　　正因为丰子恺的漫画立足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所以他的创作题材可以很广，只要是见到的对他有所启发的事物，他都能画成颇有意趣的画作。仔细欣赏丰子恺的作品，会发现其画作中人物大多是儿童。丰子恺自己也说“我作漫画由被动的创作而进入自动的创作，最初是描写家里的儿童生活相”。也曾表白过自己向往“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爱，互相助，其乐共生活”的理想社会。这种对生活的热爱，促使他以一颗率真的童心去观察、描绘儿童。经典之作《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便是一例；另外还有《阿宝赤膊》、《瞻瞻的车》等也是上等之作。这些作品的出现正是因为丰子恺作为一个艺术家对艺术素材敏锐的感知能力，善于感动、善于发现、善于创造。从艺术接受的角度来理解，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困乏时期，人们生理需求的不满足需要精神需求来填充，以思想精神的“食粮”去填补生理条件的匮乏，以对抗饥饿与寒冷。丰子恺的漫画以轻松愉快、积极向上的情景将读者们带进快乐的、美好的世界，燃起人们对新世界的希望，成为大众苦难中的糖果。 　　在常人看来可能再平常不过的场景，而丰子恺却能够完成“诗与画的内面的结合”，画面中的一切变得协调而生动，为人们展现一种深入而微妙的境地。这里的诗意不再是依靠“梅兰竹菊”等传统题材来表现的超凡脱俗，也不是借助“山水云气”等固有场景来抒发的悠闲淡泊，而是以诗意来点化的最平凡最世俗的题材，却让所有观看的人都看到了生活最本真的状态，看到了生命的永恒本质。

将说得准的事情告诉学生，将说不准的事情交给科研，将说不清的事情写进散文。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地为它呼喊几声。 ——《文明的碎片·题叙》●蒙昧—野蛮—文明，这实在是一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人类专家常常把它们作为人类早期演进的三大阶段，那么，我们当然早已进入文明，而且千万年下来，早已进入一种充分成熟的文明。我们的一切举止行为，好像应该都有一些心照不宣的公认前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蒙昧和野蛮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时时滋生。它们理所当然在把嘲谑和消解文明作为自己生存本能。没想到文明对此毫无警觉，它太相信那个所谓心照不宣的公认前提，对周围的世界仍然一往情深。 ——《文明的碎片·题叙》●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把并不存在的文明前提当作存在。文明的伤心处，不在于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伤痕累累，而在于蒙昧和野蛮错看成文明。 ——《文明的碎片·题叙》●消解文明的日常理由往往要比建立文明的理由充分。这便决定，文明的传播是一个艰难困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过程。 ——《文明的碎片·题叙》●社会上万事万物各自的理由组合不成文明。文明是对琐碎实利的超越，是对各个自圆其说的角落的总体协调，是对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元性原则的普及，是对处于日常迷顿状态的人们的提醒。然而，这种超越、协调、普及、提醒都是软性的，非常容易被消解。 ——《文明的碎片·题叙》●剥除文明的最后结果，就是容忍邪恶，无视暴虐，文明被撕成了碎片，任人搓捏和踩踏。人类历史上一切由人类自己造成的悲剧，大半由此而生。 ——《文明的碎片·题叙》●最强大的哲人也无力宣称，他可以从整体上营造一种文明。人们能做的极致，也就是为社会和历史提供一些约定俗成的起码前提。这些前提是人性的公理、道义的基石、文化的共识、理性的入门，也就是世俗社会所谓的常情常理。没有这一切，社会无以构成，人类无以自存，因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 ——《文明的碎片·题叙》●文明的火种会不会在漠然者的心头重新点燃？文明的前提会不会使他们恍然收起振振有词的各自理由？具体来说，我们的一切文化行为会不会在人们心中产生真正的积极反应？ ——《文明的碎片·题叙》●称为文明古国，至少说明在我们国家文明和蒙昧、野蛮的交战由来已久。交战的双方倒下前最终都面对后代，因此我们身上密藏着它们的无数遗嘱。 ——《文明的碎片·题叙》●我曾隐隐地感觉到，我们的故乡也许是一个曾经很成器的地方，它的“大器”不知碎于何时，碎得如此透彻，像轰然山崩，也像渐然家倾。为了不使后代看到这种痕迹，所有碎片的残梦被湖水淹没……区区如我，毕生能做的，至多也是一枚带有某种文明光泽的碎片罢了。没有资格跻身某个遗址等待挖掘，没有资格装点某种碑亭承受供奉，只是在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碎得于心无愧。无法躲藏于家乡的湖底，无法奔跑于家乡的湖面。那就陈之于异乡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来踢去，也能铿然有声。偶尔有哪个路人注意到这种声音了，那就顺便让他看看一小片洁白和明亮。 ——《乡关何处》●蒙昧往往有朴实的外表，野蛮常常有勇敢的假相，从历史眼光来看，野蛮是人们逃开蒙昧的必由阶段，相对于蒙昧是一种进步；但是，野蛮又绝不愿意就范于文明，它会回过身去与蒙昧结盟，一起来对抗文明：外表朴实的对手和外表勇敢的对手，前者是无知到无可理喻，后者是强蛮到无可理喻。更麻烦的是，这些对手很可能与已有的文明成果混成一体，甚至还会悄悄地潜入人们的心底，使我们寻找它们的时候常常寻找到自己的父辈，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历史。 ——《乡关何处》●文明易碎，文明的碎片有可能被修补，有可能无法修补，然而即便是无法修补的碎片，也会保存着高贵的光彩，永久地让人想像。能这样，也就够了。 ——《乡关何处》●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流放者的土地》●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抹去或改写人类文明史，但有权利总结教训。重要的教训是：人类不可以对同类太嚣张，更不可以对自然太嚣张。这种嚣张也包括文明的创造在内。如果这种创造没有与自然保持和谐，结果必定适得其反。你看世界上一切文明浓度曾经最高的地方都已不适合居住。 ——《简单与自然》●本来，人类是为了摆脱粗粝的自然而走向文明的，文明的对立面是荒昧和野蛮，那时的自然似乎与荒昧和野蛮紧紧相连。但是渐渐发现事情发生了倒转，拥挤的闹市，可能更加荒昧，密集的人群可能更加野蛮。现代派艺术写尽了这种倒转，人们终于承认，宁肯接受荒昧和野蛮的自然，也要逃避荒昧化、野蛮化的所谓文明世界。如果愿意给文明以新的定位，那么它已经靠向自然一边。 ——《简单与自然》●文明的非人性化有多种表现。繁衍过度、消费过度、排放过度、竞争过度、占据空间过度、繁文缛节过度、知识炫示过度、雕虫小技过度、心理曲折过度、口舌是非过度、文字垃圾过度、无效构建过度……对这一切灾难的爆发式反抗，就是回归自然。 ——《简单与自然》●我们正在庆幸中华文明延绵而未曾断绝，但也应看到，正是这个优势带来了更沉重的过度积累。因此新世纪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是卸去重负，轻松地去面对自然，哪怕这些重负有历史的荣誉、文明的光泽。即便珍珠宝贝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也应该舍得卸下，因为当人力难以承受的时候，它已经是一种非人性的存在。 ——《简单与自然》●中国在新世纪必然获得更大的发展。在快速发展的时候控制和提醒一切反自然、反人性的恶果出现，这才是新文明的岗位所在。 ——《简单与自然》●不仅仅是荒原。荒原深处有断壁废堡、憧憧黑影、闪闪目光。硬说自己没有恐惧，是不真实的，但我的恐惧有一大半被震惊所掩盖，震惊人类文明的艺术构崩坍得如此凄凉。它们究竟是如何崩坍的？历史书提供过一些猜测性的答案，多数也是大而化之、语焉不详。其实，一切摧残都是具体的，一切委屈都是难以表述的，因此那些答案也是值得怀疑的。不必怀疑的是结果，衰草瓦砾，承载着一个个从古到今的灾难。 ——《千年一叹·自序》●这种抚摸经常会引发苦思：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坍？这种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哪些代价是正面的？哪些代价是负面的？过去的避免能否担保今后？ ——《千年一叹·自序》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创作的一部杂文集，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二十年代九十年代初以来，由于余秋雨出版《文化苦旅》一书，开创了一种新的散文写作潮流，以致“文化大散文”一度兴盛，到了凡写散文似乎就只有“文化”一途了，散文界尚“大”之风也越来越严重。王尧教授适时地提出“文化大散文”终结论，值得深思。确实，散文是个人的，独立的，它最怕落入集体主义的写作时尚之中。如果在最需要作家发表识见，最需要作家表现出人性洞察力的时候，作家的身影却淹没在文化和历史那阔大的阴影里，那无论如何都是与文学所需要的创造品质背道而驰的。如今，当“文化大散文”的首创者余秋雨宣布搁笔不写，“文化大散文”热似乎也该落下帷幕了。散文作为最自由的文体，需要重新出发，重新寻找新的可能性，惟有如此，它才能赢得更多读者的尊重。凸凹，（1962.3— ），本名魏平，男，先锋诗人、实力作家。2006年开始“凸凹体”写作并在诗界形成新的影响。“凸凹体”大概是指那些以标点符号作为诗句开头的诗吧。伤痕文学是本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寻根文学，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文学形式。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被称为“反思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