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

　　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研究转向使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包容、开放的局面，文艺学开始从文化的视角探索学科的建构。随着生态观念和生态批评实践的不断深入，生态业已成为极为重要的文化课题，而文艺学在文化转向过程中与生态的结合则体现了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1978年，鲁克尔特(Willian Rueckert)在《衣阿华评论》发表《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首次使用“生态批评”一词，明确提倡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强调批评家“必须具有生态学视野”，应当“构建一个生态诗学体系”。这实际上在呼唤生态诗学体系。生态批评是生态观念向文学与美学拓展的批评实践，它直接为生态文艺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准备和话语资源。 　　一、生态文艺学建构的可能性 　　文学是人学，乃亘古不变的主题。在当代技术僭越日益严重，人的精神维度极度缺失，人类的生态资源濒临危机的情况下，生态进入文艺学，可带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理论视野。以生态系统为原则审视文艺学本身，给文学研究本身注入活力，有助于在后现代时期重建深度模式，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回归人们久已失落的精神家园，提供人类走出精神困境与危机的新的可能性。 　　西方启蒙精神培植起来的“工具理性”导致了新的神话，它宣扬的“主体性”突出人的能动性、中心性和先验性，将人视为自然的主人、世界的中心，结果导致对自然的无情掠夺与破坏，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这也是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之一。而重建新的思维方式、观念价值和社会规范，寻求建立有关人文思维的逻辑体现了后现代性的努力和方向。在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中，针对二元化、分离、机械化和实利主义等现代性现象，强调了人与他人以及其他生物乃至整个自然界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关系，要求重视事物的内在价值和全球整体价值。生态观念就是这一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体现。 　　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美学思想一直侧重文艺理论，根据文艺创作实践得出结论，又继而指导文艺创作实践。从方法论角度而言，文艺是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美学理论是文艺实践的总结和指导，美学必须结合文艺作品来研究，所以它历来是和文艺批评紧密联系在一起。一直以来，美学是哲学的附属，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主客二分的，二元论根深蒂固，并与人类中心主义和政府占有自然观紧密结合在一起，生态批评的逻辑起点之一就是要超越二元论。德里斯在《生态批评》中深刻地指出这一问题：“生态批评，作为行动主义者的哲学，有一个基本的任务，那就是超越在西方的话语和实践中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的二元论思考。环境问题先前置于二元的负极来关照，这样一种两极对立的思考只能使具有破坏性的二元论观点长久存在下去一只有首先使学术界确立这样的意识，才有可能真正缩减二元论的空间。”因此，审美思想应批判顽固的人类中心主义，重建超越二元论等传统价值观的思维方式，而以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于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这也是社会发展、人类生活方式、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标准。生态整体主义是思维范式的一次变革，它强调整体而不预设任何中心，从人类中心论和二元论到整体论，展现了这一思维方式的基本精神：去人类中心化并要求人类在自然面前保持谦卑、敬畏和关怀，这样，主客二分的关系就可转化为主体一主体的关系，从而形成新的“主体间性”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平等、互助、交流、关怀，人能持久地与自然共存。罗尔斯顿指出，人的主体性不仅仅表现在人类社会里，还表现在与其他非人类主体的交流之中。“我们的人性绝对不只‘存在于"我们自身，而是更多地‘存在于"我们与世界的对话中。”人作为主体与自然主体之间存在着交互主体性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要成为完整的主体，就需要具备这种健康的“地球心理”。即个人主体能从自然的他者的视角考虑问题，承认并尊重自然界他者的主体性，个人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主体与他者的主体之间的主体间际交流，从而实现真正的交流互动的主体性。麦克道尔指出：“在自然的巨大网络里，所有的生存都值得认知和发出声音，生态文学批评应该探讨作者如何表现景观中的人与非人声音的交流。”这体现了将主体间性、对话理论应用到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等理论的期望。 　　国内2001年“生态文艺学”的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指出“生态文学”的研究具体展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生态文学"，即以生态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进行充分发掘和重新读解；二是对‘文学生态系统"的研究，提倡各批评流派间的和谐均衡发展；最后，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将生态学的价值观引入文学研究，从人文学角度和精神层面探索并回答‘技术的发展是为了什么"、‘人应怎样面对自然和自身"这些终极性问题，使文学成为在日益剥离的人与自然之间实现平衡、抚慰的桥梁。” 　　二、生态文艺学的本土资源 　　反观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和理论，与自然亲和的观念早已渗透中华文明的土壤，中华民族具有丰富的本土文化资源，对于当代的生态观念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古典的生态智慧达到很高的水平，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肯定，并给予西方当代生态理论的产生发展以重要影响，正是这一点成为中国文艺学、美学发展的契机，推动了文艺学、美学研究由西方话语中心到东西方平等对话的转变。” 　　儒家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善和谐，认为人的自然生命与宇宙万物的生命是协调统一的，“人道”是“天道”的体现，因此，人应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孔子以“仁”为核心，将基于血缘关系的亲子之爱推广到全体社会成员和宇宙生命，《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与仁相互包含，以至诚之心尽其性也就是以至人之心尽其性，即尊重、爱护、同情和理解万物，促成万物的生长发育，这样人就可以与天地并立而成为三，确立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体现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将仁的实施推广到自然界，明确提出“仁民爱物”的主张：“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爱物”含有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爱养，孟子还提出尽心知性以知天，“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将自己的情性与万物的本性相联系，在物我同一中体验生命的和谐之美。

巴赫金出生于1895年，前苏联著名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世界知名的符号学家苏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理论对文艺学、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都有巨大影响。 基本介绍 中文名 ：巴赫金 外文名 ：Бахтин，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国籍 ：前苏联 出生日期 ：1895年 逝世日期 ：1975年 职业 ：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 人物履历,人物生平,主要贡献,主要作品,其它信息,基本观点,理论影响,诗学研究,研究状况, 人物履历 1895年11月17日生于奥勒尔市一银行职员家庭，1975年5月16日卒于莫斯科。1918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文史系。 自幼习德语、法语、古拉丁语，后来又学丹麦语和义大利语，广读文学哲学著作，热衷现代诗歌，尤其喜欢普希金和波德莱尔。“他是俄国最早接触丹麦思想家克尔凯郭尔的人。”，童年在当地刊物《艺术节》上发表文章《艺术与责任》；二十年代末搞“巴赫金小组”，其实不过谈谈托尔斯泰的文学之类。1918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文史系。后曾在维尔城一中学任教。 人物生平 1920年秋转往维捷布斯克教授文学和美学。从这时期开始了哲学和人文科学诸多领域的研究工作。1923年因病辞职治疗。1924年去彼得格勒供职。 他在1929年政治运动时曾遭到监禁和流放，其后自然命途多舛，销声匿迹于文坛，有三十余年。”要不是高尔基夫人等的营救，服刑流放地还要糟糕。四十年代初“穷极潦倒”，完成《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等著作。65岁“被人发现”，所创“对话”和“狂欢”理论在西方很轰动，赢得“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的荣誉。 1940年完成学位论文，话题是拉伯雷，得副博士学位。1945年起应邀到摩尔达维亚师范学院任俄罗斯和外国文学史教研室主任，1961年退休。其间同时进行他所称的“元语言学”研究。五十年代后期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青年学者柯日诺夫在资料室发现巴赫金的学位论文《拉伯雷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地位》，此前他读过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61年65岁的巴赫金同这位年轻人见面时让后者感到“一种在生活苦难面前凛然而立的学人风格”。“我可不是文艺学家，我是哲学家”是巴赫金的开场白。1969年起定居于莫斯科。他的研究成果死后被编成论文集《美学和文学问题》和《语言创作美学》出版。 大事年表 1895年11月17日生于奥勒尔市一没落的贵族家族 1905-1913.6维尔诺第一中学 1913.8诺沃罗西斯克（今敖德萨大学）历史语文系 1915年就学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 1916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旁听 1918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文史系。毕业但未取得毕业证书。生活艰苦。 巴赫金 1918-1920 定居涅维尔，在当地任教 1920-1924 生活于维捷布斯克。1921.7.10结婚。 1923年因病辞职治疗。 1924年夏-1930年 。迁居列宁格勒（原涅维尔）。在俄罗斯国立艺术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后来在出版社任 编辑。 1929年因宣讲康德哲学被捕，不经审讯被判5年并流放到北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小镇。 1933年刑满。 1934年至1935年完成《长篇小说话语》。 1940年完成学位论文，话题是拉伯雷，得副博士学位。 1961年退休。 1969年起定居于莫斯科。 1975年5月16日卒于莫斯科。 主要贡献 巴赫金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两方面：一、他建立了以他的“超语言哲学”为基础的历史诗学，这种历史诗学秉承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来对语言中心的关注，同时根据语言实践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变化来解释语言符号系统所确立的形式和意义统一的特殊性。二、在对具体艺术形式的分析和探讨中巴赫金集中阐述了他的一系列理论如对话理论、狂欢化、复调小说和话语杂多等，而且如在对陀思妥也夫斯基和拉伯雷的小说的研究中，巴赫金并不局限在对叙事形式和结构的微观分析上，而用他的小说理论强化了他的语言实践观。 关注巴赫金我们必须看到本世纪初西方哲学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个转向挑战了西方思想传统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模式，而把哲学的关注中心放到了人类的语言结构，并以此解构了传统的二元论和本质主义。巴赫金在对二元论和本质主义的独语策略的轻蔑上和这个语言学思潮体现了同样的哲学气质，但巴赫金又和纯粹的语言论者不同，他更关心语言背后的语义空间，在这一点上，他套用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把语言作为有具体语境和社会环境背景的一种实践，在对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研究中，巴赫金都没有把文学艺术看成是自足的文本结构的共时体（如新批评、形式主义和前期的结构主义所做的那样），而始终将他们纳入历史和社会诗学的范畴。 以上都决定了巴赫金的理论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也要求我们应该把巴赫金放到他所反对的庸俗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比较中，同时也要求我们把巴赫金放到和他有同样背景但又被他所超越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比较中去研究他的思想。巴赫金作为哲学家和文论家的地位不是孤立地取得的，而是同各种思想和理论交锋和融合的结果，而且这种交锋并不都是直接的，有时会以一种历史回响的方式发生。 主要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初版1929年，再版1963年） 《小说中的词》（出版于1975年） 《弗洛伊德主义》（1927，以瓦·沃洛希诺夫的名字出版） 《文艺学的形式方法》（1928年，以帕·梅德未杰夫的名字出版） 《拉伯雷和他的世界》（1940）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1929年，以瓦·沃洛希诺夫的名字出版 ） 《长篇小说的话语》，1934-1935年 《论行为哲学》、《道德主体与权力主体》 1918-1924年 《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和形式问题》1924年未能如期发表，1975年发表 《小说理论》1939-1940年 《言语体裁问题》1952-1953年 《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1967 其它信息 基本观点 狂欢 狂欢的笑文化有些什么特征呢？首先，狂欢节是没有边界的，不受限制，全民都可参加，统治者也在其中，所有的人都参与其中。狂欢节使人摆脱了一切等级关系，特权、禁令，它使人们不是从封建国家、官方世界看问题，而采取了非官方的、非教会的角度与立场，所有的人都暂时超越官方的思想观念，置身于原有的生活制度之外。同时，“狂欢节是平民按照笑的原则组织的第二生活，是平民的节日生活。”是生活的实际存在，是生活本身的形式，“是生活在狂欢节上的表现，而表现暂时又成了生活”。这样，它就创造了一个特殊的世界，“第二世界与第二生活”，类似乎游戏方式，但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双重世界的关系”。其次，由于它采取了超教会、超宗教的处世方式，由于它摆脱了特权、禁令，所以在生活展现自身的同时，人们也就展现了自己自身存在的自由形式。人这时回到自身，解去了种种束缚，异化消失，乌托邦的理想与现实暂时融为一体，这就是人与人的不分彼此，相互平等，不拘形迹，自由来往，从而形成了一种人的存在形态，一种“狂欢节的世界感受”。再次，在街头、广场上的狂欢表现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狂欢节的世界感受”，显示了对人的生活、生存的一种复杂的观念，如生死相依，生生不息，“死亡、再生、交替更新的关系始终是节日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这种节日的感受，显示著不断的更新与更替，不断的死亡与新生，衰颓与生成。在这里，“庆节（任何庆节）是人类文化极其重要的第一性形式”（注：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巴赫金文集》第6卷。）， 它总是面向未来。而官方的节日，则是要人们庆祝它的制度的天长地久，万世永恒，无例外地面向它的过去。巴赫金指出了狂欢节的笑本身的特征，这是全民的笑，“普天同庆”的笑，是它包罗万象，以万事万物取笑；它是正反同体的笑，是狂喜的，又是冷嘲热讽的笑，是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再生的笑。在这种笑的里面，“存在着远古玩乐性仪式对神灵的嘲笑。在这里，一切祭祀性的成分和限定性的成分都消失了，但全民性、包罗万象性和乌托邦的成分却保留下来”，它追求着一种“最高目标的精神”。 巴赫金 狂欢化这一理论，对于程式化、教条化的思维方式，是一付十分有益的清热解毒剂。这里重要的是狂欢化式的“世界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巴赫金向往著这种自由的感受、交往与对话。这时的人具有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思维，享受到一种自由的感觉。巴赫金说：“一切有文化之人莫不有一种向往：接近人群，打入民众，与之结合，融合于其间。不单是同人们，是同民众人群，同广场上的人群进入特别的亲昵交往之中，不要有任何距离、等级和规范，这是进入巨大的躯体“。自然，狂欢式的交往与对话是不拘形迹的、任意的、一种自由的交往，一种理想的人生关系。但要看到，当狂欢化摆脱官方、教会的约束时，它实际上已改变了一般交往与对话的意义，变成了交往与对话的一种极端形式，一种变体。实际上，现实的境遇往往会促使人们向往乌托邦的理想，两者注定是要结伴而行的。 复调小说 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复调型”。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小说艺术家，是复调小说的首创者。他的小说“不服从我们从文学史方面习惯加给欧洲小说各种现象上的任何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远不止情节布局心理描写之类。“复调世界突破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在巴赫金看来是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思想就是个人立场。陀氏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个性看作是别人的个性、他人的个性”，不把作者自己的声音融合进去。“主人公具有相对的自由，并不损害整部作品严格的规定性。”巴赫金喜欢评论家格罗斯曼的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为诗学。在格罗斯曼眼里，陀氏的诗学特点是打破了小说材料的有机统一，“使叙述中水火不相容的因素服从于统一的哲理构思，服从于旋风般的事变”。此外，他本人的风格又明显地体现于作品中。巴赫金对格罗斯曼的评价并不满意。在他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完整统一，高出于在他以前的小说的那种个人情调、个人风格。”陀氏的小说是多风格小说或称无风格小说，假如以独白的观点来解释风格的统一的话。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命运》一书的作者考斯也是巴赫金援引的对象。考斯说陀氏就像招待形形 *** 的客人的房主人：“他善于驾驭这帮混杂相处的宾客。”陀氏对彼德堡广场的描写、对专制制度的揭露得到“老派现实主义”的赞赏。“笃信宗教的人们因看到这些小说中圣徒和罪人一起争夺上帝而精神倍受鼓舞”。考斯认为陀氏的作品充满力量和向往，这些东西又相互隔绝，因此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精神最纯粹最真实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歌颂资本主义时期的人的“最铁面无私的歌手”：“对于我们这个诞生于资本主义水火之中的现代世界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是送葬曲，而是摇篮曲。”巴赫金认为考斯的阐释大抵是正确的，复调小说的确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带有深刻的多元性的世界”。他不是在精神世界里而是在社会客观现实中发现多元和矛盾。陀氏把不同阶段的东西当同一进程的东西，并戏剧性地加以比照。巴赫金十分强调陀氏小说的立体时空构造。 理论影响 对话理论对后结构主义互文本概念的启发 巴赫金把对话看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一个人的“言谈”总是带有某种观点和价值观的表达，但这种表达不是固定的立场而是一个过程，是在和潜在对象的对话中完成其功能的，并且和其他“言谈”一起构建了话语的公共空间，各种差异和不同的声音借此汇成一个充满张力的复合体。后结构主义的文本间性理论把主体对话的概念引入了文本之间，后结构主义的文本概念不再局限于一个固定的文本及其结构之中而具有了一种历时性的分析，阐释对象也不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文本而是文本之间变化不定的功能和关系，文本之间也象言谈主体一样不断对话，文本的意义从自足走向了开放的历史维度。 巴赫金 逻辑主线 从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对作者决定权的逐渐削弱到结构主义的写作主体的完全出场也存在着一条合理的逻辑线条。巴赫金和结构主义都反对把文本看成是作家经验的表现或社会生活的简单眼映，在复调小说中，作品主人公是和作者平起平坐的主体，他有自己自主的声音而不会沦为作者意识的传声筒，在结构主义那里，作家的地位和功能仅仅体现在为文本中的意识和声音提供发言和交汇的场地。这种作者的消隐过程反映了巴赫金和结构主义一样的反对话语独白的立场，独白话语在唯一的作者内心或社会生活中寻求文本的语义空间，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了意义的复调性，没有谁独自占有意义，意义体现为对话的过程，而结构主义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强调文本的自足意义，从而不为任何独语策略留下余地。 后结构主义影响 巴赫金的历史诗学对语言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历史关系的注重也影响了后期的结构主义从文本的结构分析转向了文化符码的结构分析。在巴赫金深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一书中，修正了索绪尔的共时性的语言学，巴赫金认为要理解话语的含义不仅需要沿着话语之间的关系轴，而且应当放到话语产生的社会语境中。后期结构主义走出了纯粹的文本的能指分析，把更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现象纳入了分析的范围，或者说，后结构主义者把更多的社会历史因素给文本化了，结构主义的语言中心没有变，但把文化符码平面和意识形态的平面结合了起来，开始关注文化符码背后的社会学含义，这对前期的结构主义明显是一种有意识的突破。 巴赫金 未完成性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非常重视一个概念，那就是“未完成性”，这个概念深深地影响了结构主义关于“动态美学”的观念。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对话的不可完成性，也就是说，对话永远是指向未来的，是指向尚待完成的区域的，在小说里，作者和主人公的对话是不会完成的，而正因为不可完成，突出了审美活动的“事件性”特征，作者不是创造文本而是参与文本这一事件，因此审美的意义是不断生成的，没有被任何外在因素所垄断。“未完成性”在后结构主义那里成了文本的开放性，文学是一种设问活动，没有谁包括作者能给予最后的解答，作家只能给予部分的解答，解答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文学就是这样循环地自我实现的，它的意义的不是静态的而具有了动力学和发生学的特征，未完成性的和动力学性质的美学都给读者留下了审美参与的地位。 小结 以上几条线索反映了巴赫金的思想和结构主义在理论观念上某种程度的亲近性，其实任何一种新理论的提出都有其复杂的原因，也必定带有其发展的具体的阶段性特征，所以不能说是巴赫金的理论完全影响了后结构主义的这些变化和特征，但我们应该看到，巴赫金和后结构主义在哲学和美学上很多时候面对了同一问题，并且呈现了相似的理论思路，还有不能忽视的也正如许多后结构主义者所承认的那样，他们确确实实借鉴了巴赫金的许多思想资源，这都是以巴赫金的思想的广博性和开放性为基础的。理清巴赫金和后结构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巴赫金的一个新的角度，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结构主义的发展脉络和后期的一些突出的变化。 巴赫金 同时，巴赫金的理论和后期结构主义的努力表明了一种把文学变化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推动力结合起来的理论方向，任何一种理论形态都应该有它的中心视点，这是理论创新和独立的需要，象巴赫金把语言问题作为关注的中心一样，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中心视点以外的东西，文论应该在综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这也就是巴赫金的理论和后结构主义后期一些有益的变化对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一点重要的启示。 诗学研究 巴赫金诗学研究相关评论 1963年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在苏联出版，被认为是“苏联和世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并说这部专著“为巴赫金作为20世纪罕见的伟大学者和思想家之一的世界声望奠定了基础”。 法国文学理论家托多洛夫：“在20世纪中叶的欧洲文化中，米哈依尔·巴赫金是一位非常迷人而又神秘的人物。这种诱惑力不难理解：他那丰富且独具特色的作品，是苏联人文科学方面任何成果所无法媲美的。但是崇敬之余，人们不免感到困惑：巴赫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思想特点又是什么？的确，他的思想如此多姿，人们有时甚至怀疑这一切是否皆出自同一个人的头脑。”[1] 美国学者克拉克和霍奎斯特：“作为20世纪主要的思想家之一，巴赫金正在脱颖而出。他的著述涵盖了语言学、精神分析、神学、社会理论、历史诗学、价值论和人的哲学……在西方的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圈子当中，他已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2] 上面的言论阐述了巴赫金作为思想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历史文化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文艺学家、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符号学家，其思想的丰富性和多面性，以及他在20世纪思想文化界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 巴赫金诗学研究在20世纪诗学发展中的地位 第一，巴赫金诗学研究的丰富性和多面性是其他人难以比拟的。 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不局限于某个方面，它广泛涉及体裁诗学、社会学诗学、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各个领域，同时各个领域的研究又不是毫不相干，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并形成一个诗学研究的整体，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是整体诗学研究。对巴赫金诗学研究要从整体上加以全面把握是有相当难度的，对此，克拉克和霍奎斯特颇有感叹：“巴赫金为各种派别所接纳的沉重代价是牺牲其思想的多面性。许多人借重于巴赫金，但窥其全豹者却寥寥无几。”[3] 第二，巴赫金的诗学研究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和整合力，对诗学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 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不是无本之木，它继承了俄罗斯哲学、诗学的传统，也受到了西方哲学、诗学的影响，但又超越了俄罗斯的哲学、诗学和西方的哲学、诗学，他的诗学研究具有很强的整合力和原创性。巴赫金认为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维的本质是对话，语言的本质是对话，艺术的本质是对话，这是对生活、思维、语言和艺术一种崭新的理解，这也是巴赫金诗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核心。以对话为基础，他独创地提出了复调理论、狂欢理论和超语言学理论，并建构了自己的体裁诗学、社会学诗学、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由于他的诗学思想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和整合力，因此对诗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重大的影响。 第三，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体现了20世纪诗学发展的趋势。 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是在20世纪苏联诗学研究和世界诗学研究的语境中形成和发展的,但它又是独树一帜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对苏联诗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和形式主义的倾向，这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诗学研究的不成熟的表现，对此巴赫金有清醒的认识。从世界范围看，世界诗学的发展也一度走向只重文本结构不重历史文化语境的结构主义，出现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对此巴赫金已有清醒的认识，他高度评价结构主义，又反对结构主义“封闭于文本之中”。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正是在克服20世纪诗学发展的种种片面性中，体现了诗学研究的一种清醒的理性和成熟。他的诗学研究十分关注体裁、语言、结构、形式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又不脱离社会历史语境，不脱离文化语境，而且二者的研究又是完全融为一体的。就《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来说，它既是体裁诗学研究，也是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的研究。这种诗学研究体现了20世纪诗学发展的趋势。 巴赫金诗学理论概观 巴赫金诗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社会学诗学（或文艺社会学）的研究，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已有一段历史，其中的代表人物如斯达尔夫人、丹纳和普列汉诺夫。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研究是在苏联十月革命后一种特殊的文化语境中出现的，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价值。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诗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庸俗社会学，它忽视文艺的特性和规律，直接用经济因素和阶级因素去解释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把文学作品变成社会学的“形象图解”，这可称之为非诗学的社会学；一种是形式主义，它片面强调文艺的特性和规律，认为文学是完全独立于社会生活的现象，文学作品是纯粹的形式，巴赫金认为形式主义者坚持的是“艺术结构本身的非社会性”，他把形式主义的诗学称为“非社会学的诗学”。显然，巴赫金是在反对苏联诗学研究中的非诗学的社会学（庸俗社会学）和非社会学的诗学（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社会学诗学的，他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审美文化现象，应当从文学的内部结构、语言功能来揭示文学的社会审美特性，建立社会学诗学。在他看来，既“不能把诗学同社会历史的分析割裂开来，但又不可将诗学溶化在这样的分析之中”。 历史诗学研究，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这两本专著中都涉及到历史诗学研究问题。在前一本书中，巴赫金在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体裁和情节布局特点之后，明确提出：“现在我们该是从体裁发展史的角度来阐述这一个问题，也就是把问题转到历史诗学方面来。”[13] 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看成是同独白小说相对应的小说体裁的新形式。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复调小说的本质和特征，巴赫金不满足于对这种小说的新形式从体裁诗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还力求对这种小说形式是如何形成的做历史的分析。如果说体裁诗学是从共时角度研究文学的体裁和形式，历史诗学就是从历时的角度研究文学的体裁和形式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巴赫金在谈到他从事历史诗学研究的目的时明确指出：“我们所作的历时性分析，印证了共时性分析的结果。确切地说，两种结果相互检验，也相互得到印证。” 巴赫金诗学研究对当代文论建设的启示 第一，学术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高度结合。 第二，源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创精神。 第三，在对话中建立开放的诗学的恢宏气度。 研究状况 西方 在和巴赫金的思想有关各种理论当中，最值得研究的恐怕就是他和结构主义的关系，这里可以找到历史的和逻辑的两方面的依据，在史实上，因为巴赫金在西方的被发现实际上是由法国结构主义的一些人物来完成的，7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托罗多夫和克里斯蒂娃首先把巴赫金的对话和小说理论作为与传统结构主义的抗衡推向了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这两位结构主义者和包括罗兰·巴特在内的其他一些结构主义者都承认受到过巴赫金的影响。在逻辑上，如前所述，巴赫金和结构主义者都面对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以来的同一问题——语言中心，更重要的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超语言哲学”影响了结构主义的后期发展，后期的结构主义对巴赫金的思想进行了吸收和改造，呈现出和前期的结构主义的不同的理论面貌。 中国 我国对巴赫金的研究起步比较晚，80年代后期以来才陆续把巴赫金的理论译介到国内来 ，当然到2013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巴赫金理论的介绍已经比较全面，也有很不错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出版和发表，但这些研究都基本上局限于巴赫金的理论本身，没有更多的顾及到巴赫金的理论背景和影响力量，因此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多空白和未定点尚待发掘。同时反过来看，对结构主义的研究也同样没有足够的注意到它的理论资源和所受的影响，尤其是后期的结构主义，在关注重点和理论视野上和前期已有所不同，这种变化的原因和依据何在，是一个可以值得开掘的话题。 巴赫金和结构主义的关系比较复杂，文本间性是后结构主义一个非常突出的概念，据克里斯蒂娃自己所述，她这个概念是直接受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影响而得来的。当然巴赫金和后结构的关系不止在这个方面。 意义 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把时间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斗争形式研究,并且结合空间的隐喻意义对文学时间形式进行系统研究的人,巴赫金是比较早的一个。巴赫金的时空体是一种价值观念,在时空体的范畴体系中,时间与空间相互依存。时间是心灵体验的形式化,而空间也是时间体验的一种否定的形式,即时间形式的空间化。这种时间形式的空间化是与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危机意识相关的时间体验。而“门坎时空体”正是时间空间化的典型范例。一“门坎时空体”:时间形式的空间化“门坎时空体”是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间形式的总结性述语。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几乎完全不用相对连续的历史发展的和传记生平的时间,亦即不用严格的叙述历史的时间。他‘超越"这种时间,而把情节集中到危机、转折、灾祸诸点上。此时的一瞬间,就其内在的含义来说,相当于‘亿万年"。换言之,是不再受到时间的局限,空间他实际上同样也超越了过去,把情节集中在两点上。

文学鉴赏课《中国现当代名著导读》,以精选作品为主,引导学生对文 学名著作文本细读,进行“鉴赏性阅读”,即强调学习者心灵的投入,与作 者进行精神2. 在鉴赏性阅读的基础上,还可以引导部分基础与条件较好的学生进 行“研究性阅读”,即进入文本又跳出文本,进行质疑与客观评价。要引导 学生把作品放回到3. 文学史知识不是本课程的重点,

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是正确的。文艺学是文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又受到文学实践的检纳神昌验和修正，并给文学实践以指导。文艺学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文艺学三个部分紧密联系、互相包容，组成一个有机整体。文艺学是一门以文学为对象，以揭示文学基本规律，介绍相关知识为目的的学科，研究文学的性质和特点及其发生、发展的规律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文学理论既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中吸收养分以促使自己理论体系的形成，又给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提供一定的理论观点、方法、准则洞扒和范畴；文学批评不但接受文学理论的指导，而且以对文学史规律的认识作为自己的根基。文学史家若没有正确的文学理论观点，不会恰当的评判文学作品，就不可能进行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文艺学属于中国语言文学类的核心学科，属于文学门类，不是艺术学。文艺美学的研究方向本研究方向的学术地位突出体现在它找到了文艺研究的新空间和新突破口，使传统的文艺学得以延伸和创新，在文艺学史上具有划线性和标志性。本研究方向的主要作用集中为：扩大文艺学的相关性研究，深化文艺学的边际关系，形成文艺学领域中新的知识增长点。本研究方向的意义在于不仅有益于文艺学，也有益于美学，即使文艺学获得更多的知识坐标，也使美学获得更多的实证维瞎拆度。

文学理论是指研究有关文学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的原理、原则的一门学科。是文艺学的一个门类。传统的习惯把文艺学分成三个门类：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它们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都要求把历史的、现实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和逻辑的研究结合起来。文学史重在对文学的历史研究；文学批评重在对文学的现实研究；文学理论则重在对文学作逻辑的研究。从古往今来的文学现象中，找出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揭示文学的不同形态的特点。 基本介绍 中文名 ：文学理论 外文名 ：Literary theory 定义,性质,文学理论性质,文学理论品格,基本形态,自主性,发展,现代发展,视点形态,文学性渗透,中国当代, 定义 文学理论是指有关文学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的原理、原则。文艺学的一个门类。广义的文艺学，是研究文学艺术的科学；狭义的文艺学，只研究文学。传统的习惯把它分成三个门类：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它们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都要求把历史的、现实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和逻辑的研究结合起来。文学史重在对文学的历史研究；文学批评重在对文学的现实研究；文学理论则重在对文学作逻辑的研究。从古往今来的文学现象中，找出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揭示文学的不同形态的特点。 文学理论研究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文学所具有的质的规定性，其中包括它与其他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及一切艺术所共有的普遍性，也包括它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殊性；研究作为社会现象的文学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和所起的社会作用，其中包括它与其他社会现象共有的功能、作用以及它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所独具的功能和作用；研究文学作品的内容、形式及其相互关系；研究文学本身的不同形态（抒情的、叙事的、戏剧的）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和由此而形成的各种文学种类、体裁；研究文学的创作过程及其规律，其中包括方法、风格和流派等等。 文学理论不是关于文学的固定不变的法则，而是文学实践经验的概括。它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又推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前进。文学理论也吸取文学史的研究成果，从而又对文学史研究发生影响。 文学理论本身，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关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见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均如此。 性质 文学理论性质 通常把研究文学的诸学科称为文艺科学或文艺学。它包括三个分支，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文艺学包括广义的文艺学和狭义的文艺学，上面所说的是广义的文艺学，狭义的文艺学主要就是指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是文艺学的三大分支学科（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之一。以文学活动为研究对象，系统阐述文学活动的审美特征和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反过来，对文学活动具有认识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提供系统的价值体系和方法体系。与其它分支学科有着密切联系。以文学基本原理，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科学方法为研究对象。文学活动的四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读者）规定了文学理论四个方面的任务：观念论，创作论，文本论，接受论。 文学理论品格 文学理论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鲜明的价值取向。它的实践品格在于：它来源于文学实践，同时又受文学实践的检验，并进而指导文学实践活动。其价值取向品格在于：它作为文学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总是打上阶级或阶层的烙印，体现出明确的价值取向。同一客体可以形成多对象，并可运用多视角、多方法加以研究，所以形成了多样化形态 文学理论教程 基本形态 文学哲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价值学、文学信息学、文学文化学 自主性 所谓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主要是指文学理论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使文学理论回归自身。几十年来的沉重的政治管制，使中国文学理论完全成了一些政治家手里的、不断朝令夕改的某些政治行为的等价物，文学理论完全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尊严与价值。如今，文学理论分清了与政治的界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开始建立起自身的学理。自然，政治作为一种行政的意识与手段，仍有可能来干预文艺现象，但已不易收到实际的效果，这就是所谓解构了。解构还表过去不少被奉为重要的理论原则，如今已退出文学理论，这也是事实，这是一方面。 发展 现代发展 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在于理论自身的学理建设。80年代下半期和整个90年代，是中国文学理论比较全面地建立自身学理的时期，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时期。在文学理论学理的探索、建构中，无疑，西方文学理论发生过重要影响；80年代初期，在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文学理论中的西化倾向十分流行。但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审美研究、作品形式、结构等因素的内在研究，和那时中国美学问题的大讨论，都对中国文学理论改造起到良好的作用。同时在讨论中，不少学者对现代文论传统进行了有批判的吸收，并且力图打通古今中外。所以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景象，新说屡起，佳作迭现。文学理论中的新作，都是在解构旧说的基础上出现的，同时又是新的建构。因此，这十多年的文学理论，不是一味的解构，不是一味地听从外国人说话，不是把外国人的文学理论进行简单的移植，而是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对文学理论既有改造，又力图有所创新，并且卓有成效地创立了一些新的文学理论范畴。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文学理论在不断地走向边缘化，不被人们重视，但是应当承认，文学理论是个有成绩的部门，真正的理论创新，自会留下自己的印痕。自然，不必把成绩估计过高，但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新的理性精神的解构与建构，正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 视点形态 中外文学理论史表明，任何一种理论科学都是对文学活动实践经验的理性认识和逻辑概括。而历史同样表明，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关于文学的理论概括，都还没有也不可能得到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所有专家认同。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种理论形态，得到持有共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的所有理论家的一致首肯。 这种事实反复出现，说明文学活动实践本身与人类其他认识对象一样，在存在上具有无限的广泛性与丰富性，而人类对文学认识的可能性、优越性和局限性都在于，人们对文学的理论概括必须受制于人类理性思维机能在历史文化中形成的思维普遍法则，习以为常的理论概括的工作往往是把文学的经验事实纳入一些理性框架，或者说在进行理论概括时，理论家是用一种先在的理性框架去对文学活动的经验事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寻求和建立一种框架内的明确认识。在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构中，理性框架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文化、意识形态对文学理论的影响。 因为理性认识的先在框架是人类认识从具体感性经验上升到理论认识的加工器具，是人类认识具体事物的认识结构。当然这种认识结构是人自身在实践、历史和文化中形成的，而不是先于人类自身的，也不是超越人类本身的。从人类整体而言，是如此。但是从个人具体的存在而言，它则是外在和先在的。个人总是通过接受文化传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认识结构，去理解现实、认识文学。 文学理论 这就是说，任何一种成型的文学理论都有它在理论上的框架，都有它在理论上的预定性、约定性、假定性。古今中外文学理论丰硕的成果，就体现于它不是一种单一框架的产物，而是从多种框架、视点去观察、分析、概括文学经验事实的成果。 文学性渗透 文学理论学者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方面是文学的衰微，另一方面是文学性的无处不在，二者悖反的背后隐含着文学性对社会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渗透。尽管学界大都认为以电视媒体为主导的直观图像文化的疯狂扩张，直接导致了文学的衰落或文学边缘化，但学者们也注意到，电视这种主导的、综合的形式正是仰仗“文学性”才得以向意识形态各领域强力渗透。流行文化的“走红”、“轰动”往往都少不了文学性，种种风行时尚的品位和水准也常靠文学性来提升，仿真景象常因文学性的叙述和解说增加其韵致与情趣，体现出艺术真实甚至是生活真实。 文学性对理论的渗透显得特别突出。众多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因其理论谛视与文学性表达的完美结合而倍增魅力，而且这种文学性表达不仅成为一种外在的装饰，尤其是深入到理论思维与思想内涵之中，成为显示理论水准、理论生命力的重要标志。我们知道，现代理论的生命力在于简练、准确、直陈，即概括性强。但是，枯燥和抽象的理论给现代社会高节奏生活的现代人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和压力，因此，文学性就成为理论的调味品和滋补品，成为压抑弥深的理论的调节性因素。西方学界已注意到文学性对理论的这种渗透，卡勒揭示了文学性对20世纪的理论运动显著参与和文学性统治的事实：修辞装饰了理论话语。他说：“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别的样子。”众所周知，经济学堪称“最硬的”社会科学，但有西方学者在列举了经济科学中大量的文学性事实之后说：“经济学家是不证自明的语言表演者，而对她的表演可以用文学批评家肯尼思?伯克的戏剧概念来予以讨论，或哲学家奥斯丁和约翰?西尔尼的语言哲学概念来讨论”，“经济科学家用了许多装备进行说服，就象一个大庭广众之上的演讲者”，“科学的最终产品——科学论文——是一种表演”。由是观之，经济科学中的文学性实则是一种煽情性，这也正好求证了“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力量也就在于它的 *** ”，“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潜在的作用就在于诱 *** 感”的论断。 文学性对理论的渗透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早就有充分的体现，中国具有诗性文化、诗性学术的悠久历史。中国古代文论、史论、哲学之中的诗性智慧堪称文学性渗入学术理论的典范。当时的文学性与文论、史论、哲学水 *** 融的关系成就了极其诗化、颇具特色、含蓄蕴藉、言近旨远的文、史、哲、天文、地理等诸多理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学术理论的评价习惯于以西方标准为参照，对中国传统学术理论因文学性而显露的诗性智慧不屑一顾，将西方学术理论的思辨性奉为圭皋，这种用观念的明晰性来框范“没有观念的智慧”无异于隔靴搔痒。中国学术理论之所以隐藏着极大的灵活性、模糊性、趣味性就是其文学性的渗透使然。看似片言碎语，不显山不露水，实则内蕴丰厚，机智委婉，美妙文雅，它并不明确地说出想说的话，总是通过隐喻、暗示、打比方，话中有话，言不尽意，锋芒不显。无论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来衡量说这是优点还是以西方为参照说这是缺陷，这种特有的回避概念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传统，构成了中国学术理论的文学性表征。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 耐人寻味的是，文学性对学术理论、思想的渗透成为当今主宰全球化浪潮的西方现代化学术理论的生成时尚。虽然有的西方学者出于对所有形式的革命运动的反感，面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鼓噪，翘首盼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终结”，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在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对中国古老的“没有观念的智慧”的不经意之中，曾被他们誓言要启蒙一番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又使他们趋之若鹜。历史就是充满了如此的讽刺意味：高度发达的文明或文化必须经过漫长的迂回之后，还是要靠最原始、最质朴、最本真的养料来滋补！尽管当代学术理论靠文学性滋润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是当代通俗文化派生的结果，但渗透了文学性的当代学术理论应该比靠概念来思维、充满思辨性、靠西方话语表述的现代理论更具魅力，更具深度和底蕴，更充满觉悟和智慧。 中国当代 西方是中国文化和文论的一个“他者镜像”，只有在这个镜像当中，中国文学理论家们才能知道自己走到哪一步，推进到哪一步，学术增长到哪一步，而哪些是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空白。当代文论发展的新趋势，说明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不断的“追新逐后”的持续理论热情，这种理论热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尤其是以二十世纪后半叶为重；对这种学术史的清理，在当代成为新的学术思想生长点的关键。 当代文中国学理论问题首先在于：各种文艺理论思想几乎共时态的涌入，中国的接受语境的复杂化。一般认为，文艺理论包括作家、作品、读者和社会文化四个要素：作家论如传记批评、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等；作品论如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读者论如解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社会文化分析新趋势，如西马、女权、解构主义，都不能说太新了，像后现代主义作为一思潮，已是明日黄花。而后殖民主义已把后现代主义关于差异性的理论和话语权力理论，套用到国别之间的国际关系文化权力模式研究中，做出了新意。当前，文化研究被认为是比较新的，其实它也仅仅是跨文化、跨学科的互动研究。再有就是少数话语，其实也与第三世界文学、第三世界身份紧密相关。这些内容都可以很快找到最新资料，并且同中国的具体现实结合起来。这里，我想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二十年来西方这些新理论一下子涌入中国，中国知识界接受了什么，已经消化了什么?什么样的东西与我们的肌体产生了一种共振、共鸣，生成了一种新的东西?哪些东西被我们清除了、排斥了、拒绝了? 《中古文学理论范畴》 事实上，西方文化理论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平台，这个平台足以使中国学者在分析文本时感到自己方法的落后、思想的僵化、和行文话语的边缘化，但是否他们抓住了这些最新话语就可以走向中心，就不再僵化，就可以表现得十分灵动呢？完全追新可能是一个本体论的误区，它将使中国永远追不上西方，使中国在新世纪还要重复二十世纪的一系列错误。所以，中国的文艺理论不可能完全从西方借鉴，但是不可能不对西方加以观照。只能把西方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参照，要在本体论上发掘中国的本土资源。毕竟面前的现实是，中国的文化方法研究与西方基本同步，像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在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时还显得很新，但今天女权主义、文化研究在国外刚刚出现一、二年，中国这里已经广泛套用了。既然是基本同步，追新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时学术竞争不以量胜，不以万花筒的不断转动取胜，相反，是一种本质力量的学术较量。中国必须走出赶超心理，深层次地总结自身经验并寻求差异。这种差异性的东西有可能成为中国新世纪经过拿来主义走向输出主义的主角。

文艺学是一门以文学为对象，以揭示文学基本规律，介绍相关知识为目的的学科，包括三个分支，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这三个分支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它们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文学理论作为研究文学普遍规律的学科，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价值取向。

文艺学又叫文学学包括三个分支：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变化发展规律的理论，是学习文艺学的基础。当前我国自身的文学理论建设非常薄弱，有关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的问题，如何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是目前文艺学急需解决的问题，而文学理论是基础性的东西，要做研究段时间很难出成果。文艺理论在文艺学是居于关键地位的。

一、中国文论与比较诗学学术定位与研究特色：力求古今贯通，中西并举，发现传统学术中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精确介绍和研究西方现代批评理论。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对西方文学理论做出独特的阐释，企望在对话中形成自身的理论特征。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张云鹏，男，教授，博导，复旦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致力于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主要著作《盛唐气象——中国美学思想与艺术审美规律》、《隋唐美学思想史论》等，翻译出版《图像时代》，参编《现代性读本》（上下册）等。屠友祥，男，教授 ，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以语言问题和批评理论为研究重点。著有《言境释四章》、《修辞的展开和意识形态的实现》，译《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尼采《古修辞学描述》、罗兰·巴特《S/Z》、《文之悦》。孙先科，男，教授， 博导，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专注于叙述学的研究，提出象征化和符指化拓宽典型化叙事规范的问题。出版《颂祷与自诉》、《叙述的意味》等专著。萧开愚，男，教授，著名诗人、评论家。参与创办并主编诗刊《九十年代》、《反对》，参编《中国诗歌评论》，出版诗集《肖开愚的诗》。被视为最早提出“中年写作”概念的人。张先飞，男，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其专著《形而上的困惑与追问》勾勒了现代中国小说的文体谱系，揭发史料的思想意义，对人道主义浸润现代中国的过程做精细的“考古”工作。二、西方文论与美学学术定位与研究特色：以从古到今的西方美学和文论为研究对象，在哲学史、文化史、艺术史的大语境中，对重点人物、思潮、流派展开学术性翻译和研究，形成若干优势研究区域，如解释学、后现代性、新媒介理论；并通过个案解剖的形式，分析西方文论、美学发展的状况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探求四方文化精神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中国文论、美学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并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当代理论形态。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金惠敏，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博士。主要著作有《意志与超越》（国内第一部叔本华美学思想研究专著），《后现代性与辩证解释学》、《媒介的后果》，译《解释学 美学 实践哲学——迦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主持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与后结构主义批判》、《比较诗学》“阐释与接受”卷、《西方美学史》第4卷，均属学术界和理论界之重大课题。主编《西方思想家研究丛书》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贺淯滨，男，教授，英国爱丁堡大学比较文学博士。著有Towards a Typology of Love Dramas: Chinese Plays and Their Foreign Counterparts在方法论、戏剧形态学概念、对东方戏剧的语义和修辞批评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英文译著The Palace of Eternal Youth （《长生殿》）和Classical Chinese Poems through the Ages （《中国古典诗歌选译》）在不少方面有别于西方汉学家的翻译规范和程式，很好地传达了原作的美感和韵味，展示了中国古典诗歌和诗剧的非凡魅力，并以充满创见的注解传达了中国诗学观念，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张清民，男，教授，北京大学文艺学博士。以西方现代美学思想研究为出发点，以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史研究为归宿，力图以新的理论质素激活旧对象的生命因子，寻绎文学理论发展的普遍规律，对文学理论应有的学科品位、发展方向进行科学检测和预设。其专著《艺术解释的向度》、《话语与秩序》及其主持的“比较诗学与中国现代文论发展研究”（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形成机制研究”（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社会语境与文学理论形态生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均围绕上述目的而展开。刘 恪 ，男 ，教授，当代著名先锋作家、评论家。已发表小说与理论专著五百多万字，出版理论著作有《欲望玫瑰》（合著）、《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耳镜》；出版长篇小说《寡妇船》、《蓝色雨季》、《城与市》、《梦与诗》，中短篇小说《红帆船》、《梦中情人》、《墙上鱼耳朵》等。刘恪以自身多年丰富的先锋写作经验以及对小说理论的高度自觉，在我国小说诗学的道路上进行了具有拓荒意义的探索。三、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学术定位与研究特色：以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将艺术分析与社会学、主题学、文化学批评结合起来，探寻研究对象中富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人生、文化蕴涵。研究特点体现在，一是把话语形式与叙事方式的研究与社会心理问题相联系，分析艺术构成的社会学内涵；二是探讨作家创作心理及文学作品的文化蕴含，以及创作心理与文化精神之间的互动关系，总结文学的演进规律；三是把文学批评置于当前文化语境中，发掘文学中对人类具有支撑和提升意义的人文精神以及终极价值。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耿占春，男，教授，耿占春教授在诗学和叙事学两个研究领域都有独到的研究。其诗歌理论研究专著《隐喻》出版后连续印刷5次，在国内学界反响良好。近年又从社会学、文化学诸角度研究叙事文学作品的构成机制及文体演变规律。出版《中魔的镜子》、《叙事美学》、《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等多种著作。2000年以来，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读书》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多篇，有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刊物转载，有关观点被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征引。相关学者如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比博教授、北京评论家白烨、学者余虹、上海张闳博士等对耿占春教授的批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何向阳，女，教授，何向阳教授为河南省跨世纪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在文学批评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出版专著《自巴颜喀拉》、《12个：1998年的孩子》、《思远道》、《梦与马》、《夏娃备案》等。2000年以来，荣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理论评论奖”、“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冰心文学奖”、“河南省文学奖”、“河南省图书奖”等多项省部级奖励，2004年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读书》、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选载摘编，社会效果卓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对她作过专题报道。胡山林，男，教授，胡山林教授长期从事文艺心理学教学与研究，在接受美学和欣赏心理学方面尤为专长。近五年来，胡山林教授在《当代作家评论》、《写作》等国家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出版《文艺效果论》、《文学欣赏导引》、《心灵感悟：文学与人生》、《文学艺术与终极关怀》、《寻找灵魂的归宿》、《文学与人生》等学术论著多种，主持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文艺效果论》，其专著《文学欣赏心理学》荣获2002年教育部优秀论著奖。高有鹏，男，教授，高有鹏教授专研民俗学和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文献的理论探求和田野调查的实证精神兼具，有《中国民间文学史》等专著；获首届及第二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两项，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作家的民间文学观问题”。河南大学文艺学学科伴随着百年学府的历史嬗变，孜孜以求，薪火相传，建构了凝重深厚的学术平台，一代代学人辛勤耕耘，使文艺学学科的研究形成了根柢扎实深厚，学风朴实严谨的鲜明特色。“嵩岳苍苍，河水泱泱”，河南大学文艺学学科将秉承悠远淳厚的中原文化传统，承继先贤学风，开拓新的领域，凝聚学术实力，使人文传统弘扬恢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