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学科的起源？

分类: 社会民生 问题描述: 社会学与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经常提到民族志，那么什么是民族志，怎么写民族志呢？ 解析: 「民族志」的英文为Ethnography,其中ethno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陈向明,民91,页33);而graphy是绘图,画像的意思,所以,Ethnography的意涵便是「人类画像」,并且是一种同一族群当中人们「方向或生活」的画像(Wolcott,1997,页328). Ethnography 原为社会人类学者以参与观察的方法,对特定文化及社会搜集制作资料,纪录,评价,并以社会或人类学的理论,来解释此类观察结果的一种研究方法(刘仲冬,民85,页173).在质化研究中,民族志研究成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普遍的途径,它被许多学科或应用领域所采用,如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地理学,组织研究,教育研究与文化研究等(Hammersley &Atkinson,1995,页129).其源自于对量化研究方法长期支配大多数社会科学的立场及应用社会研究领域的幻灭.而民族志研究普遍上又被称为「人种志研究」或「俗民志研究」. 民族志写作：确定报道人—〉访谈报道人—〉民族志记录—〉描述性问题（领域分析）—〉结构性总问题（分类分析）—〉对照性问题（成分分析）—〉文化主题分析—〉民族志写作

【答案】：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是从人类学的“田野研究”中发展出来的一种研究方法，也可以归人文化研究的范畴。对于西方的人类学研究者来说，这种方法可用于理解非西方民族的仪式、文化和生存方式。民族志研究方法包括两个方面：①田野工作。在这个阶段，研究者深入现场，实地进行周密的观察、记录，并参与异文化的日常生活。②民族志写作。田野工作完成后，详细地描述、说明所观察到的现象和文化，成为学者和其他读者了解研究者田野工作过程、异文化的情况以及民族志工作者的个人思考和理论观点的途径。

回答：1、民族志（Ethnography）又称人种志，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和写作文本，是基于实地调查、建立在人群中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2、扎根理论研究法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AnselmStrauss和BarneyGlaser两位学者共同发展出来的一种研究方法。是运用系统化的程序，针对某一现象来发展并归纳式地引导出扎根的理论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延伸：1、民族志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与结果。它运用田野工作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研究。民族志呈现一个整体论研究方法的成果，这套方法建立在一个概念上：一套体系的各种特质未必能被彼此个别地准确理解。这种写作风格在形式上与历史上，均与旅行家书写与殖民地官员报告有所关联。某些学术传统，特别是建构论与相对论的理论典范，运用民族志研究做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许多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的本质。民族志往往指称描述社群文化的文字或影像。其作为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的记录资料，可区分为“巨观民族志”;研究复杂社会、多样社区、多样社会机构或含有多样生活型态“单一社区”。“微观民族志”,单单描绘某个异国小部落、中产阶级社区中一小群人的单一社会情境，或单一社会制度却含有多样社会情境者。2、扎根理论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GT）是一种定性研究的方式， 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Strauss，1987：5）。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然后上升到系统的理论。这是一种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性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事物现象本质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相关的社会理论。扎根理论一定要有经验证据的支持，但是它的主要特点不在其经验性，而在于它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了新的概念和思想。在哲学思想上，扎根理论方法基于的是后实证主义的范式，强调对已经建构的理论进行证伪。扎根理论的方法起源于格拉斯和斯特劳斯两人（1965，1968）60年代在一所医院里对医务人员处理即将去世的病人的一项实地观察。这个方面的形成与两方面的理论思想有关，分别来自哲学和社会学：一是美国的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G.米德和皮尔士的思想，他们强调行动的重要性，注重对有问题的情境进行处理，在问题解决中产生方法。另外一个影响来自芝加哥社会学派，该学派广泛使用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 ，强调从行动者的角度理解社会互动、社会过程和社会变化。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民族志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扎根理论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当代人类学具有自然科学、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源头。它的研究主题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人类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一个是追溯人类今日特质的源头与演变。民族志（ethnography）同时指称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及依据人类学研究而书写的文本。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专家则称为人类学家（anthropologist）。人类学的基本关注问题是：什么是智人的定义？谁是现代智人的祖先？人类的体质特征是什么？人类如何做出行为？为什么在人类不同群体之中，有着许多变异与差异？智人在过去的演化历程，如何影响其社会组织与文化？依此类推。人类学是以人作为直接研究对象，并以其为基础和综合理解为目的的学科。如果把人作为动物的人和文化人来区分的话，那就不可能全面地去理解人。人类学是以综合研究人体和文化（生活状态），阐明人体和文化的关联为目的的。综上所述人类学大致可区分为：主要研究形态、遗传、生理等人体的人体人类学，亦称自然人类学；以风俗、文化史、语言等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以及专门研究史前时期的人体和文化的史前人类学。人类学的各分支学科中，体质人类学是从生物的角度对人类进行研究的学科，它包括人类的起源、发展、种族差异、人体与生态的关系及现存灵长类的身体和行为等内容。其中髭已发展成较专门的领域，如人类进化的研究、人种学的研究、灵长目学的研究等，同时形成一些技术性手段，如人体测量技术、野外灵长动物的观测技术等。随着遗传学的发展，体质人类学也从中汲取了许多理论和分析方法。文化人类学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种种行为的学科，它研究人类文化的起源、发展变迁的过程、世界上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差异，试图探索人类文化的性质及演变规律。广义的文化人类学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即指民族学。民族学是在民族志基础上进行文化比较研究的学科。文化人类学家所做的最具成就的工作是对人类的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宗教巫术、原始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在英国学术界倾向于将这部分内容称为社会人类学，有时又统称为社会文化人类学。从语源学上讲，人类学是研究人的科学。这门学科试图依据人类的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综合地研究人，并且特别强调人类的差异性以及种族和文化的概念。

人类学（anthropology）一词，起源于希腊文“ανθρωπο（anthrōpos，人）”以及“λογο（-logia，学科）”，意思是研究人的学科。这个学科名称首次出现于德国哲学家亨德在1501年的作品《人类学——关于人的优点、本质和特性、以及人的成分、部位和要素》(Antropologium de hominis dignitate, natura et proprietatibus, de elementis, partibus et membris humani corporis)，当时人类学这个字指的是人的体质构造。[1][2]当代人类学具有自然科学、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源头。[3]它的研究主题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人类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一个是追溯人类今日特质的源头与演变。民族志（ethnography）同时指称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及依据人类学研究而书写的文本。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专家则称为人类学家（anthropologist）。人类学的基本关注问题是：什么是智人的定义？谁是现代智人的祖先？人类的体质特征是什么？人类如何做出行为？为什么在人类不同群体之中，有着许多变异与差异？智人在过去的演化历程，如何影响其社会组织与文化？依此类推。自从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与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十九世纪晚期与二十世纪早期从事人类学研究后，这个学科就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区分开来，人类学强调对脉络的深度检视、跨文化比较（社会文化人类学本质上就是一门比较研究学科），以及对研究区域的长期、经验上的深入了解，这往往称为参与观察。文化人类学格外强调文化相对性，并运用其研究发现来建构文化批判。这在美国特别风行，源于弗朗茨·博厄斯对十九世纪种族主义的反对，经过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倡导性别平等与性自由，到当代对于后殖民压迫的批评，以及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提倡。在美国，当代人类学通常划分为四大分支：文化人类学（也称为社会人类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生物人类学/体质人类学。[4]这个四大分支的人类学也反映在许多大学部教科书，[5]以及许多大学的人类学课程。在英国以及许多欧洲的大学，这些分支往往安置在不同科系，且被视为不同的学科。[6]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受到后现代理论严重影响。在1970与1980年代，有一个认识论的转向，脱离了这个学科所熟知的实证论传统。[7]在这个转向中，关于知识的本质与生产的各项议题，占据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核心位置。相对地，考古学、生物人类学与语言人类学，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实证论。由于这种认识论上的差异，甚至导致某些人类学系分家，例如史丹佛大学在1998-9学年，“科学家”与“非科学家”分成两个科系：人类学，以及文化与社会人类学。[8](稍后，在2008-9学年，史丹佛大学人类学重新整合为一个科系)。[9]

人种志研究方法如下：人种研究方法最早由Leininger提出的，种是世界人类种族的简称，是指人类在一定的区域内，历史上所形成的、在体质上具有某些共同遗传性状(包括肤色、眼色、发色和发型、身高、面型、头型、鼻型）人种学研究(ethnographicresearch);又称"民族志学研究";源于20世纪初的人类学及社会学领域;是指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描述和分析的研究方法;目的是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式。人种学研究又叫实地研究或者定性研究，其基本过程有：确定被研究的现靠和研究对总、收集资料分析。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核心内容在于“参与观察法”，其特征包括：研究初始不提出假设；结论的得出通过系统、全面的观察和参与；历时较长，研究集中于个案；调研人员带着问题获取一手资料；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包括现场感性认识的文字资料；主要采用定性分析和投入理解进行资料分析。人类学民族志有哪几种？民族志，又称人种志，是一种写作文本，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是建立在人群中实地调查(Field Research)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或者通常说是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与结果。

教育民族志远不同于大学英语教学研究中使用的其它研究方法。它是从事实出发，整体探究，以参与观察和深度交谈为核心的质性研究方法。 新世纪以来英语教学界日益关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各大高校投入大量经费，支持教师参与教学研究。推动教师的教学研究应该帮助教师形成更加宽广的教学研究观，使他们打破经典科学实证主义范式的教学研究观念的束缚，认识到研究范式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重视研究的情境性、可行性、可操作性和可用性。教育民族志方法在国外已被广泛的应用于教育研究中，而我国在教育领域运用该研究方法起步较晚。 教育民族志的内涵：民族志（ethnography）是人类学特有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指研究者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field work），获得第一手资料并分析得出的研究成果。它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研究过程，同时也是研究成果的表达之一。把民族志方法运用到教育领域中，描述教育现象，解决教育问题，是这一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被称为“教育民族志”。教育民族志的运用可拓宽对教育现象的观察视角、丰富研究内容，特别是对于挖掘隐藏的教育现象背后的许多不可视的和不可量化的因素（诸如人的情感、人文环境等）有独特的贡献。综观教育民族志的发展及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可以得知它能获得其它定性研究方法所不能获得的有关课堂教学现象及问题的资料。发现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隐性问题，促进课堂教学改革。 来源：锦绣·下旬2020年9期

anthropology 人类学It is a conclusion of deep importance in ethnology，这个结论在人类学上是极端重要的.Since overcoming the extreme environmental life, the anthropology attention.由于克服极端的环境生活, 在人类学上引起注意.

人类学英文Anthropology。人类学（Anthropology）是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人类在不同环境中创造出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宗教体系，而人类学者则通过比较研究，找出这些文化制度之间的异同，从而探求人类存在的本质。 人类学通常分为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四大分支。词源：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及行为的人的描述中。这个学科名称首次出现于德国哲学家亨德在1501年的作品《人类学——关于人的优点、本质和特性、以及人的成分、部位和要素》。19世纪以前，人类学这个词的用法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体质人类学，尤指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当代人类学具有自然科学、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源头。它的研究主题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人类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一个是追溯人类今日特质的源头与演变。民族志（ethnography）同时指称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及依据人类学研究而书写的文本。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专家则称为人类学家（anthropologist）。

人种学人类学人种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人类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比人种学广，人种学只限于研究人种文化，而人类学涉及人类的起源，行为及其体质，社会和文化发展等等。

在研究角色上,传统民族志研究者是以局外人身份,通过介入局内人日常生活来研究文化的,而自我民族志研究者则是以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通过..

　　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最早见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及行为的人的描述中。那么你知道吗?下面来学习一下吧。 　　人类学的英语说法1： 　　anthropology 　　人类学的英语说法2： 　　humanics 　　人类学的相关短语： 　　文化人类学 cultural anthropology ; 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 　　生态人类学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经济人类学 economic anthropology 　　结构人类学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 Structuralist anthropology 　　历史人类学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 　　人类学研究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人类学的英语例句： 　　1. Social anthropology is centrally concerned with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 　　社会人类学主要关于文化多样性. 　　2. I believe he has started reading up anthropology. 　　我相信他已开始深入研究人类学. 　　3. Social anthropology examines family relationships in detail. 　　社会人类学深入探讨家庭关系. 　　4.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will not be concerned above all else with primitives. 　　未来的人类学不会以原始人为主要的研究物件. 　　5. Gene - based anthropology also struggles with the specter of raci *** . 　　以基因为基础的人类学,仍旧在与种族主义的幽灵进行斗争. 　　6. These facts of responsibility are an anthropological datums - varied and multiform. 　　这些道德事实是一种人类学资料 —— 性质不同,形式各异. 　　7. It is a conclusion of deep importance in ethnology. 　　这个结论在人类学上是极端重要的. 　　8. Social anthropology is on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社会人类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 　　9. For all its dazzle --- or perhaps because of it -- molecular anthropology is not without critics. 　　或许正因如此,对这一切谜团, 分子人类学受到了批评. 　　10. In anthropology, ethnographic researchers spend years living immersed in the cultures they study and record. 　　在人类学中, 人种学研?a href="" target="_blank">咳嗽痹谄渌?芯亢图锹嫉奈幕?谢ㄊ?甑氖奔浣?薪?胧降纳?? 　　11. Ethnography is a term borrowed from anthropology, meaning the systematic and immersive study of human cultures. 　　人种学是从人类学中借用的一个术语, 意味着对人类文化进行系统的浸入式研究. 　　12. It is the most difficult of all anthropological data on which to " draw " the old Negro. 　　在所有的人类学资料中,最困难的事莫过于 “ 刻划 ” 古代的黑人. 　　13. In modern arthropology, animi *** as a theory has little significance, other than historical. 　　在现代人类学中, 泛灵论作为理论来说, 除具有历史意义外,已没有多大意义. 　　14. Boas"s own research spanned the scope of anthropology in its North American definition. 　　博厄斯自己的研究涉及了北美人类学的整个领域. 　　15. The empirical part consists mostly of what is called ethnographic research. 　　经验型的部分主要由人种志研究也称作人类学研究或民族志研究组成.

拟一位社会人类学家的自述在我接触社会人类学的那天起 ,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惑：人类学既然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那么哲学、文学、历史难道不是关于人的研究吗?专门研究社会的社会学不算是关于人的科学吗?而这样的困惑,即便时至今日也常常会被人提及质询. 但依我看来,人类学在他产生之初,其实是有包打天下的壮志雄心的.他以研究人为自己的职责,作为自己的学科边界.但在逐步的发展、成熟过程当中,他拥有了自己独特的领域和视野：他要通过观察和研究他者的生活方式来理解自我的习惯与风俗.而这一点的确立,也是经过了漫长的学科演化过程的. 社会人类学一词,最早出现在1907年剑桥大学聘任弗雷泽为人类学教授的聘书上.而要溯及这一词汇的出现,则依旧要回到人类学的童年时代.那时的人类学以体质人类学研究为主要方向.但是人类学家们逐渐认识到,影响人的进化和发展的不仅仅是生物方面的因素.知识、信仰、技术、法律、道德等等,都对人的进化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而一批专门研究人的文化层面的学者,主张从作为人的基本特征的文化入手来研究人.这一流脉被称为文化人类学.它分为分为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而其中的第三个分支又曾经被称为成为民族学.名族学在英法等国的发展中,与社会学许多因素结合起来,成为社会人类学. 而社会人类学中,也存在着视角的区分.尽管人类学越来越脱离那种非社会、非人类的自然科学轨迹,而转入人文学和社会科学来寻求解释.但也由此分为两派,一派注重不同社会、民族和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创造性的研究和发现.另一派则从经验事实中归纳出某种一般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这种争论今天也存在,而且我觉得日后也必将延续下去.不过在我看来,他们争论的核心不过是对于文化具有相对性还是普遍性的观点不同.而人类学家所需要做的恰恰就是在把我文化相对性特质的基础上,寻求世界大同,也即是一种沟通微观与宏观的综合视角. 至此我们或许会简单认为,社会人类学不过是人类学分支中一个流脉.但是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并非如此的.因为社会人类学,或是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其实是作为现代人类学的核心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而要理解这一问题,则需要理解人类学从近代向现代的那一次棺盖却难以论定的转变. 知识的背后隐藏着权力,科学有的时候恰恰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而人类学从产生到发展深深的引证了这一结论：西方人类学的发展过程是与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几乎同步形成的.甚至在某些问题中,人类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活动张目.而在这样的学科旨趣背后,则是进化论观点的作用.这一理论来自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把社会的进步看作是一种匀速行进的必然,并且认为凡是同西方生活方式不同的,都是落后的,尚未进化的.因而作为上帝的文明子民有义务帮助未开化的兄弟.但这一理论的缺陷也恰恰在于他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同的民族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如果社会的演进都是必然和匀速的话. 因此,针对这一问题,人类学思潮中又兴起了传播论观点.他们认为文明的历史是文明逐步分化成不同个边缘文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文化的历史进程就是一个文化的衰退过程.他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空间上文化不同的原因,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的问题就是这种理论存有文化等级秩序预断的观点,并依旧把西方文明作为最高的核心. 在经历了以上的两股思潮之后,人类学进入了二十世纪.此时两位奠基人的出现,使得社会人类学成为了真正的社会人类学,并进而成为了人类学知识的核心. 第一位便是马林诺斯基,他为社会人类学奠定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和探索领域.马氏认为,一个合格的人类学家,一定要对地方文化进行深入的考察,进行实地研究.他反对运用进化论的观点对不同于己的文化主观预断,主张移情式的理解当地文化的细微之处.而他通过田野调差研究所撰写的报告文字,便是日后成为社会人类学主要方法的民族志（ ethnography). 另一位奠基人则是同马氏处于一个时代的布朗.在布朗的观念里,社会人类学等于比较社会学,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情况是不能够具有普遍性的,因此主张不要停留于西方社会的研究,而要勇于走入他者的世界：两相参照,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社会科学理论.而在分析视角中,布朗主张看待社会不仅要看他的外观,也要注重分析它的结构.因为内部的结构决定了外部的表现,而内部各个部分的相互依赖、作用,有对于结构本身具有功能.日后这一理论被我们通称为结构功能主义. 而从此时起,社会人类学有了他成熟的方法、比较有效地解释理论范式,从而日益成为了当今人类学的主流.而在这两者中,永远变动的是理论范式的思潮,相对恒定的则是民族志这一比较成熟的方法. 这一方法之所以恒定,是因为他体现了人类学的实质：他者的目光与好古之心. 他者的目光,老师曾将之称之为离我远去的艺术.是的,这是一门艺术.因为社会人类学本身要求我们走出自己所在,勇入他者的世界.在另一片天地中反观自我的生活.而对我而言,它不仅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超越自我勇气,追寻人类道统的责任和一份对于这个世界另外一种可能性、多样性的追寻. 一名人类学家,他要主动远离自己熟悉的一切,到达一片非我的世界.在这里运用客人的目光看待周遭的万象并进而超越自己的文化,超越自己的惯习,领略他人的不同从而最终超越自我为主的心灵,达到对于自我文化与生活的反思.前辈马林诺斯基曾在的日记中流露出这样一种工作的苦闷与单调.而我们可以设想,一名人类学家,他需要怎样的才华与学识,怎样的勇气与担当才能够真正做到在熟悉的世界中将自我剥离,在他者的世界里回归本体?老师曾经告诫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将自己彻底的剥离.而我以我的经历认为,一名社会人类学者就需要从这种不可能中探索最大的可能性,尽可能的去看清我们习以为常到已然忽略的另外的世界. 人类学家都是有好古之心的.这并非是现代性下的转变所带来的思乡之情,而是自人类学产生的那一刻起便是如此.曾今的他自信满满的划分了三个世界,并向群氓宣告自己所研究的是未开化民族的生活.而伴随着进化论、传播论的式微,他者的目光方法的运用,人类学不再宣称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是未开化的民族,但研究那些与现代化进程主流相异的民族与生活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并且在祛除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的模式后,越来越强调在这些地区与民族中寻找到现代性的破绽和不足：在此,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也达成了一致前者是在现代性的背景中反思现代性的问题,而后者则是从与现代精神方枘圆凿中寻求人之为人的真谛. 民族志这一方法集中地体现了以上两个方面的结合：发好古之心的人类学家是不惮以最大的勇气和担当以他者的目光步入一片陌生世界的.在这里,他要至少熬过一年,要参与式的进入当地的生活,以被观察者的角度来思考、劳动、生活.这种主位的视角甚至要求他不得不精通一门当地的语言,或者是用一些漂亮的小伎俩以便得到自己所想要的情报.而这一切的付出的报偿是值得的,因为他的的确确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另外的丰富多彩的世界. 记得在念书的时候,读书会讨论中我们处理了两本书：莫斯的《礼物》还有特纳的《仪式过程》.我虽羞赧于报告自己的体会,但却认真的体味了书中的内容.时光已过,具体的细节我已经遗忘,但是我仍然记着,这两本书在告诉我社会人类学家眼中的社会,不仅不同与社会学家,甚至他们相互之间也有很大差异.莫斯说,社会就是物的流通,在物的流通当中人的灵魂附着于其上,似乎古语礼轻情意重在此有了经验意义上的支持和论据.特纳说社会就是仪式过程中人与人的融合,在每一个仪式过程中,人沟通了有限与无限之间的界限,对于仪式纯粹的投入,使得一个社会得以展现.在这里,我似乎又看到了孔子所谓周礼的社会涵义. 这一切给予我启发,也使得我明白,一门社会科学的学问是一定要落实到本土的,是需要接地气的.而这一工作其实早在人类学在中国落脚便开始着手行动了.中途中虽然遭到了被称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政治扭曲,但是社会人类学毕竟在两个层面上出现了成绩：一个层次是研究国内少数民族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以社区为基础的经验研究.当然,这两个研究背后的理论预设依旧可能存在传统现代二元分立的弊端,但他们的成绩无疑为世界社会人类学研究贡献了极为丰富的民族志资料. 一门学问,一个学科,一套理论,一种思想或是操作方法,要想回归于本土,最大程度的减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我们就应当批判的看待它.作为社会科学重要一脉的社会人类学尤为如此,我们不仅要发掘各派视角和方法得以产生的条件与时代背景,更要在宏观层次上把握这门科学的旨趣之所在.易言之,我们要想推动人类学在中国的进步,就要了解人类学的终极关怀所在. 多年前,老师曾经教导我说人类学是一门善待他人,让人成为人的学问.而伴随着我多年来的实践,无论理论思辨还是经验研究,我深深感到人类学确实如此.用更简练的话语来概括,人类学就是一门旨趣于仁的学问仁者,爱人.在研究中,我们的出发点是了解人、理解人并进而实现人的相互沟通与和谐.因此,用善意的眼光看待我们的研究对象,以仁者的目光去关怀我们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学科职业伦理的问题,也是这门学问安身立命之本纳粹的研究不可谓不精深,但其最后下场世所共睹,实所共鉴. 而这门学问也正如夫子心中的仁一样,他未必会给我们带来金钱、财富、荣耀、地位、权势,但是他给了我们一种责任,一种担当,一种目光：在他者的目光里,我们勇于自觉疏离于这个熟悉的世界,为了人类另外一种可能性与多样性而探索.尽管这种探索是艰辛的,难以取得突破的,但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这里弘有了空间上的意义我们为了这份担当与责任,应当在他者的世界追溯人类共同的道统；毅充满了时间上的意涵在他者的世界里,我们并非浅尝辄止的,而是要深入进去,坚持不懈.当然,我们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一无所获的,或者是错误的,更有可能是若干年后又被新的研究推翻.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追寻和探索是虚无的,因为这门学问仁爱的旨趣让我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善待他人的同情式理解,充满智慧的朴素民族之方法等等的一切给了我们多彩的研究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会去损人利己,不会支配他人,不会斤斤计较,却会收获友谊、收获智识,收获来自于远古的人类生命本能的悸动. 仁者,爱人：社会人类学是一门如此的学问.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社会人类学是有着如此要求的学问.

作者：秦金亮 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 2002年04期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2)02-0005-06 　　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与质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是社会科学进 行事实性研究的两种基本范式，近年来引起了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广泛关注。本文旨在从 方法学的视角对国外社会科学的这两种研究范式间的关系进行梳理与评析。我们在讨论 二者的关系之前有必要明确各自的基本内涵。量化研究就是采用实验、调查、测验、结 构观察以及已有的数量化资料，对社会现象进行客观的研究，将所得结果作相应的统计 推断，使研究结果具有普遍的适应性。质化研究就是在自然的情境下采用无结构访谈、 焦点访谈、参与型观察、实物分析、文献档案等，对社会现象进行详细的描述，并从当 事人的视角理解其对现象的意义或对事物的看法，不对研究结果作普遍的推演。可以看 出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都指的是相关的一类研究方法(或称一类研究范式)，而不是指称 某一具体的研究方法。 　　一、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兴起 　　方法学家布瑞曼说：“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有一个长期孕育的过去，但其形成系统的 方法体系却是近几年的事”[1](P28)。事实上量化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奥古斯特·孔德 (Auguste·Comte)、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的实证主义时期，而真正从技 术层面推动量化研究进程的是统计学家威廉·配弟(William·Petty)，配弟在《政治算 术》中明确提出将数理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开数量化运动之先河。20世纪初世界 科学中心由欧洲移向美国，社会科学数量化运动才成为一种潮流。社会学家斯托哥(S.S tauger)在问卷设计、抽样设计的基础上提出了问卷和抽样的数量分析方法，社会学家 拉扎尔斯费尔德(P.Lazarsfeld)一生致力于建立社会统计分析的数学模型，在社会学中 形成了同芝加哥学派相抗衡的哥伦比亚数量学派。在政治学中普遍使用概率论、游戏论 等数量方法进行竞选分析，在教育学中运用实验方法推动了实验教育学的发展，在心理 学中行为主义所推行的严密实验方法，力图使心理学成为像物理学一样的实验行为学科 。上述学科的量化研究运动发展了实验法、测量法、问卷法、数学模型法等量化研究方 法。 　　质化研究的兴起也是多学科发展的产物，质化研究的概念有不同的称谓，在中国大陆 人们惯称为定性研究(陈向明，1996)，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将它译为“质的研究” 、“质化研究”、“质性研究”(陈珀璋，1989；胡幼慧，1996；高敬文，1996)。质化 研究源于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y)，ethno意指一个文化群体、一个民族，gr aphy意为描绘、描述。因而民族志就是对特定文化的人群进行详细的、生动的、情境化 的描述，以探究特定文化中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样式、价值观念等。民族志的兴起在 于西方殖民地对异文化原始部落的极大兴趣，早期人类学家主要使用探险家、航海家、 贸易商、传教士、殖民官员所记录的文字资料作为研究异文化的素材，而很少自己亲自 搜集第一手资料，他们认为整理分析资料更重要[1]。最早倡导实地调查研究的是美国 人类学家博厄士(F.Boas)，他带领学生经常到美国西北海岸的印第安部落进行实地调查 ，人类学称其为田野工作(fieldwork)。真正开创长期田野工作的是英国人类学家马林 诺夫斯基(B.Malinowski)，其内容主要包括以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的方式对调查对象的 所言、所行、所思进行详细的描述和辨析，他并于1922年写就了《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和《安达曼岛民》两部经典性的民族志专著。在社会学领域，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 乔治·米德(George.Mead)创立了以符号互动论为指导的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在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深入到城市、农村、社区、组织，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这些 研究不仅成为之后社会学的精典之作，而且为质化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技术方法。在社会学中推动质化研究兴起的另一场革命性的运动是H·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领导 的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运动。在心理学中直接推动质化研究发展的是布伦塔 诺(F.Brentano)开创的现象学心理学研究。布伦塔诺认为心理学不应研究意识的内容， 而应是“意动”，实验的内省法只适合于心理内容的研究，对“意动”的研究应是一种 反省性的内部知觉，这种反省性内部知觉的方法就是后来现象学方法的雏形。 　　二、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对峙 　　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从其形成之日起，就存在着各自鲜明的风格，这是科学精神与人 文精神在研究方法上的具体表现。方法学者库亨(Cohen)在《实证主义终结了吗?》一文 中认为：“任何研究不管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与否，必然有研究的方法学前提，实证 主义哲学虽已经消亡，但它对社会研究方法的影响却是持续的。”[2](P149)克瑞斯威 尔(Creswell)则详细分析了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在选择研究问题、研究中的方法学前提 的对立。[3]下面我们结合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对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方法学前提 对立作一分析。 　　量化研究的本体论假定是，社会现象是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客观存在，因此，对社会 现象的研究必须采用客观的观察、测量，目的是实现研究的客观化。质化研究的本体论 设定则是将社会现象看作是主体涉入的生活世界，它绝对不同于客观的物理主义世界， 客观化必然使生活世界退化为物理主义世界，生活世界的鲜活性将不复存在，人文世界 就变成了原子式的“砖瓦泥”实体世界。 　　量化研究的认识论假定是研究者独立于被研究者之外，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一种 主客关系，研究者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局外人，远离被研究者，同被研究者保持距离，避 免主观价值的涉入。质化研究的认识论假定则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双主体的互动过 程，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及其关系，它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有着本质的区别 ，因而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不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是最大限度地缩小 “我—他”人际距离，深入到被研究者的内心世界，获得真切的体验和认同。 　　量化研究的价值论假定是，在量化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研究者在研究设计、选择被试、研究控制、操作化过程、结果形式化表达等方面都力图以局外人的方式保持价值无 涉。质化研究则认为涉及人的双主体研究保持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因而量化研究标榜 的价值无涉犹如掩耳盗铃一般，是方法论的幼稚表现。且不说对人的研究，行为主义者 对动物的研究还犯有拟人论的错误，因此质化研究认为，与其价值涉入难以避免，还不 如老老实实地承认价值涉入的存在。在表达方面，量化研究讲求精确、形式化、可操作 化、数量化，质化研究则强调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和意义的发现。从研究方式来看 ，量化研究一般是从已有(或前人)的假设出发，通过实验、调查等方法来验证(或证伪) 已有的假设，因而是一种演绎性的验证。量化研究要对变量操作化定义，通过测量以发 现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在选择被试方面，要求按随机化原则来抽样，目的是要得出可概 括的、可推广的结论。质化研究则是从当下发生的事实出发，直接面对事实，以归纳的 方式获得本质属性，尽力避免受已有理论或假设的干扰或污染，直接面对事实本身；质 化研究不重视概括，并认为越是概括的东西，对具体现象越缺乏解释力，因而重视研究 的个别化。 　　三、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融合 　　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上述方法学前提的对立，并不是不可以弥合的。社会科学研究 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不应是单一的，而应是多样的。国外学者近年来在诸多 学科讨论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融合[4][5][6]，其中“多情境一多方法”、“多特征 —多方法”是讨论的热门主题。这种方法学理论认为，从社会科学某一学科的整体来 说需要多样化的方法，因为研究问题的情境不同、特征不同，方法也就不应相同。[7] 当代美国著名方法学者克莱斯万(D.Krathwohl)认为，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的两极对立 ，仅是方法学表达的需要和实践中人们的极端所为，事实上，从质化到量化是一个连续 的过程，纯描述的归纳与纯数量的演绎仅是连续中的两个极点，大多数的研究方法如调 查、评估研究、纵向研究、行动研究等则是两极之外的中间。创造性地吸收各自的优点 ，是每位研究者须予考察的问题。这些方法中依据研究问题的不同，可能某一问题采用 此极(指质化)的多些，另一问题采用彼极(指量化)的多些，重要的是研究问题决定最适 宜的方法取向。[8] 　　另一些方法学者如迈克思威尔和克瑞斯威尔，则从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优势与缺陷 方面探讨两类研究范式融合的可能性，在此我们作一总括。质化研究的优点主要表现在 ：(1)质化研究能对微观的、深层的、特殊的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与分析，能 了解被试复杂的、深层的心理生活经验。(2)质化研究适合于对陌生的、异文化的、不 熟悉的社会现象进行探索性研究，为以后建立明确的理论假设奠定基础。(3)质化研究 更适合于动态性研究，对社会现象的整个脉络进行详细的动态描述。(4)质化研究采取 自然主义的研究范式，重视在自然情境下研究人的经验世界，因而研究的结果更切合人 们的生活实际，研究结果的运用更具有针对性。(5)质化研究采用归纳的方式建立自下 而上的理论，适合于扎根理论或小型理论的建立。(6)质化研究重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 之间的互动过程，重视在互动中建构理论和知识体系，可避免教条主义和机械主义。质 化研究的缺点主要表现在：(1)质化研究不适合于宏观研究，质化研究通常采用个案、 深度访谈、参与性观察收集资料，因而不适合对大量被试进行大样本的宏观研究，也不 宜发现某一社会现象趋势性的特点。(2)质化研究不适合对社会现象进行数量的因果分 析和相关分析，不利于发现社会现象间的因果规律。(3)质化研究结果不能作概率上的 推断演绎，研究结果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和可推广性。(4)质化研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人为性、经验性、情境性。(5)质化研究过程缺乏具体的操作化程序和技巧，在实施 过程中更多的是靠研究者的知识经验、文化背景、个人悟性等主观因素，同量化研究相 比其知识体系不利于学习、传播和推广，对于初学者和天赋不高者难以在短时间内掌握 。(6)质化研究的结果和评估标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由于质化研究重视的是研究过程 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知识建构，质化研究一般没有明确的结论，更不能盖棺定论；同 时质化研究的评估标准不像量化研究有客观、明确的标准，质化研究的质量主要通过“ 读者”的主观认可。 　　量化研究具有以下优点：(1)适合于宏观研究，发现趋势性的特征，如一般人群的智力 呈正态分布，反应时呈正偏态分布等。(2)适合于对社会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 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与相关规律。(3)研究结果可作概念上的推断演绎， 只要测量尺度、数据类型符合数学模型的要求，推断就是正确的、有代表性的、可推广 的。(4)量化研究可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和完善已有的理论假 设。(5)量化研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量化研究方法有具体、明确的操作程序，结果的 检验有具体的检测手段和系统的评估标准，上述特点基本能保证研究操作和结果的可 重复性。量化研究的缺点表现在：(1)量化研究主要是对社会现象的表层进行量化测量 ，然后以“黑箱”的方式推知其内在过程，不能揭示深层的内在的结构。(2)量化研究 测量的是行为事实，不能测得行为的意义，行为的意义需要质化研究的体验和理解。(3 )量化研究重视的是对社会现象进行静态的横向研究，虽然也有纵向的时间系列设计， 但依然难以描述社会现象的动态过程及其作用机制。(4)量化研究习惯以资料趋中的平 均水平，反映某一行为事实，因而它代表的是总体的平均状况，而对总体的特殊个体不 仅不具有代表意义，而且会扭曲特殊个体的实际状况。(5)有相当量化研究很难达到理 想数学模型的约束条件，但仍用该数学模型，结果得出不真实或错误的结论。 　　从上面我们对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优缺点的讨论可以发现，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可以 优势互补。在相当的情况下，量化研究的优势却是质化研究的不足，而质化研究的长处 却是量化研究的短处。因而将这两类方法加以融通可以实现宏观与微观结合，静态与动 态结合，控制情境与自然情境结合，事实与意义相统一，建构假设与验证假设相统一， 客观度量与主观体验相统一，实现多层面、多角度、多方法研究某一主题。 　　近年来社会科学界的方法学者力图超越两种研究范式的方法学前提设定和研究风格的 差异，进一步探讨了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具体融合的途径，形成了Maxwell、Ragin、Si eber、Trend、Vidich、Fine等不同的具体融合模式。在此我们总结如下： 　　1.次序式融合。次序式融合就是指在一项研究中，首先使用一种方法，以后再使用另 一种方法，两种方法的使用存在前后次序。在研究的探索时期，适宜用质化研究；在研 究形成理论框架和理论假设后，可采用量化研究来验证理论。[9]对此费纳等(Fine)提 出三种次序式融合方式：(1)通过参与观察发现理论，然后以实验检验理论；(2)通过访 谈建立理论，再以实验检验理论；(3)通过隐蔽式非参与观察构建理论，后以实验法来 验证理论。[10] 　　2.平行式融合。平行式融合是指一项研究中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方法同时使用，而不 是根据不同的研究阶段，分先后次序使用。对于大型的研究课题可采用平行式融合，即 同时采用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方法，这样的研究一般有血有肉，点面融合，研究结果能 够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但这样的研究方式也可能会出现结论的不一致，在这样的情况 下要容忍研究结果分歧，因为在有的情况下结果没有对错之分，我们可以修正整体的理 论框架，使不同的研究结果整合到一个更高的概括水平。[11][12] 　　3.交叉式融合。交叉式融合是指在一项研究中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交替进行，它适合 于对一项课题进行深入的扩展性研究。社会科学有不少课题需要向纵深发展，在研究中 一般先用质化研究建立理论假设，然后再同时采用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进一步扩展理论 ，再形成新的研究假设，再采用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验证假设和修改假设。通过量化研 究与质化研究的交叉进行，可使一项研究逐步深入并逐步扩大。交叉式融合在使用时要 求研究者同时对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有精深的方法学训练。否则在研究设计中使用不当 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比使用单一方法效果还差。[13] 　　4.同步主辅式融合。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确定将一种量化研究或质化研究的方法作为 主导方法，而将其他方法作为辅助方法同步进行。如皮亚杰关于儿童思维发展的研究起 初以交谈法为主，辅以实验控制研究，后以实验控制为主，辅以交谈观察获得资料。主 辅同步式融合一般在某一主导方法下，通过多种途径收集资料，这样不仅可以多方位认 识研究对象，且方法间可以相互补充。[14] 　　5.主辅嵌入式融合。这种融合方法的特点是确定一种量化或质化研究的方法作为主要 方法，然后将其他方法融入主导方法中去。如在社会心理学中著名的米尔格拉姆(S.Mil gram)权威服从研究，该研究的主导方法是实验法，通过控制实验情境，进行实验干预 ，获得实验资料，同时该实验也将参与观察、访谈嵌入实验中去，既获得了量化的数据 资料，也获得了质化的描述资料，使该实验研究的资料更加丰富、详实、充分。[10] 　　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融合的方式和途径还会有多种，因为法无定法、法无定则，只要 某种融合方式更加切合研究问题的要求，这种融合就是可行的、成功的。对于社会科学 研究来说，大量的研究属于复杂的社会文化研究，因而采用多方法的量化研究与质化研 究的融合是非常必要的。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不是在对立中相互抑制，而是在融合中发 挥各自的优势，弥补各自的不足，勃发融合的整合效应。 　　收稿日期：2002-01-15 作者介绍：秦金亮(1966-)，男，山西原平人，山西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院院长，副教授，心 理学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方法学、元科学研究。山西师范大学 教育与心理科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主要教育经历（2000 - 2005） 哲学博士(Ph.D. University of Toronto,Canada)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课程与教学系（现代语言研究中心，Modern Language Centre）博士论文： 资本转换与移民融入：中国技术移民在加拿大的语言其它社会实践　（Dissertation: “Cap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mmigrant Integration: Chinese Independent Immigrants" Language and other Social Practices in Canada”）（1995 - 1998） 文学硕士（M.A.)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USA专业：应用语言学/英语教学Major: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to Other Language Speakers (TESOL)研究课题：语言交际教学法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中国英语教学法的影响　（Research paper: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and Political,Economic,and Socio-cultural Factors of EFL Pedagogy in China”）（1990 - 1992）硕士研究生班毕业 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教育专业（1984 - 1986）大学本科毕业 湖南教育学院外语系英语教育专业（1977 - 1980）中专毕业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汽车拖拉机修理制造专业公立学校教师资格1998 CBEST 美国加利弗利亚州，公立学校教师证书 （Certificate of California Basic Educational Skill Test (an accredited certificate for teaching in public schools of California)主要工作经历Since April 2007中国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外籍专家、教授March 2007 - December 2006）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师范教育讲师，讲授“Schooland Society”（学校与社会）等课程（January 2006） 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系客座讲师讲授 “CriticalEthnography ”（批判性族志学）（1998 - 1999） 加利弗利亚，贝哈小学教师Vejar Elementary School,California（1997 - 1998） 加利弗利亚，芒.圣安东尼学院英语（第二语言）系讲师Mt. San Antonio College,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1996 - 1998） 美国阿诸萨太平洋大学应用语言学助教（1996 - 1997） 加利弗利亚，核桃市孔孟中文学校教师（1989 - 1995） 中国长沙大学外语系英语语言教育专业讲师（1980 - 1988）中国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英语讲师（1976 - 1977）高中毕业下乡，中国长沙县梅花乡漆桥村民办教师

嗯……如果你有地理教科书的话，最后一页上就有许多

大英博物馆是一位于英国伦敦的综合博物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成立于1753年。目前博物馆拥有藏品600多万件。由于空间的限制，目前还有大批藏品未能公开展出。博物馆从1759年1月15日起正式对公众开放。 大英博物馆又名不列颠博物馆，位于新牛津大街北面的大罗素广场，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它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文物和图书珍品。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为全世界博物馆所罕见。 大英博物馆和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同列为世界三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始建于1753年，1759年对外开放。博物馆正门的两旁，各有8根又粗又高的罗马式圆柱，每根圆柱上端是一个三角顶，上面刻着一幅巨大的浮雕。整个建筑气魄雄伟，蔚为壮观。 大英博物馆包括埃及文物馆、希腊罗马文物馆、西亚文物馆、欧洲中世纪文物馆和东方艺术文物馆。其中以埃及文物馆、希腊罗马文物馆和东方艺术文物馆藏品最引人注目。现有建筑为19世纪中叶所建，共有1OO多个陈列室，面积六七万平方米，共藏有展品400多万件。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为全世界博物馆所罕见。以收藏古罗马遗迹、古希腊雕像和埃及木乃伊而闻名于世。除了欣赏展品外，游客还可以领略英国人在博物馆设计方面的过人之处。历史 大英博物馆内部的埃及展馆，大英博物馆的渊源最早可追溯到1753年。汉斯61斯隆（Hans Sloane）爵士是当时的一位著名收藏家，1753年他去世后，遗留下来的个人藏品达79575件，还有大批植物标本及书籍、手稿。根据他的遗嘱，所有藏品都捐赠给国家。这些藏品最后被交给了英国国会。在通过公众募款筹集建筑博物馆的资金后，大英博物馆最终于1759年1月15日在伦敦市区附近的蒙塔古大楼（Montague Building）成立并对公众开放。 博物馆在开放后，通过英国人在各地的冒险活动得到了大批珍贵藏品，早期的大英博物馆倾向于收集自然历史标本，但也有大量文物、书籍，因此吸引了大批参观者。到了19世纪初，蒙塔古大楼已经显得不敷使用了。于是1824年博物馆决定在蒙塔古大楼北面建造一座新馆，并在1840年代完成，旧蒙塔古大楼不久后便被拆除。新馆建成后不久，又在院子里建了对公众开放的圆形阅览室。 由于空间的限制，1880年大英博物馆将自然历史标本与考古文物分离，大英博物馆专门收集考古文物。1973年，博物馆再次重新划分，将书籍、手稿等内容分离，组成新的大英图书馆。大英博物馆简介 大英博物馆大中庭（Great Court）位于大英博物馆中心，于2000年12月建成并对外开放，目前是欧洲最大的有顶广场。广场的顶部是用1656块形状奇特的玻璃片组成的。广场中央为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对公众开放。 大英博物馆历史上除了1972年的几个月外，一直都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2002年博物馆面临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由于馆员抗议裁员，博物馆甚至被迫关闭了几天。几个星期后，一个希腊雕像失窃，主要原因是保安人员缺乏责任心所致。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原来属于大英图书馆，但图书馆阅览室已经搬到了图书馆大楼，现在为博物馆的阅览室。 大英博物馆目前分为10个分馆：古近东馆、硬币和纪念币馆、埃及馆、民族馆、希腊和罗马馆、日本馆、中世纪及近代欧洲馆、东方馆、史前及早期欧洲、版画和素描馆以及西亚馆。著名的藏品大英博物馆藏道教人物像大英博物馆藏元代鳜鱼图案青花瓷盘埃及罗塞塔碑（Rosetta Stone，拿破仑在埃及溃败后英国获得的一批埃及文物中最珍贵的一个，抢来的。）雅典帕一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刻（1816年通过割地赔款获得，希腊人目前要求归还，但英国人不还）法老阿孟霍普特三世头像（Amenhotep）（1823年购得）特美西斯二世头像（Ramesses）（1818年由英国驻埃及总领事捐献，是割地赔款时拿的）弗兰克斯首饰盒（Franks）（1867年获得，是割地赔款时拿的）波特兰花瓶（Portland Vase）夏洛蒂61勃朗特留学比利时布鲁塞尔追求教授写的的情书，夏洛蒂61勃朗特当家教时追求有妇女之夫的教授的情书。夏洛蒂61勃朗特谩骂简奥斯丁的信笺原稿。夏洛蒂61勃朗特在报纸上与众三流写手对骂的照片大英博物馆入场免费

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工程学，生物科学；中国农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历来的人类发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是并存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形式、经济条件均影响着人类发展，也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人类的生存手段决定经济模式，经济模式影响政体和国体。个人理解。

后见之明偏见（hindsight bias）：当人们得知某一事件结果后就会夸大原先对此的预测。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观察法（observational methor）研究者观察人们的行为与所采用的系统地对其测量值或行为的印象加以记录的技术。 　　 　　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者试图通过不加任何预成观念的内部观察来理解一个团体或一种文化的方法。

最近我在NovoEd上面选了两门IDEO的课，第一门课叫做Design Kit: Human Centered Design。第二门课是后续课程，叫做Design Kit: Prototyping。 日常的产品经理工作中对于HCD Process的核心概念应用机会就挺多的，访谈用户，快速原型，反复迭代。在这两门课中，我想系统地了解一下这个方法。 访谈用户的时候如何让陌生用户自然吐露真实想法？ 访谈时有点机械问答，流于表层很难深入，怎么办？ 原型为什么要逐步深入进行（某些公司领导一上来就只看原型做的是否逼真漂亮）？ 有些系统功能繁杂，即使是简单原型貌似也只能得到用户的泛泛评价怎么办？ 如何走出思维定势，获得更有新意的想法（而不只是和竞争对手产品同质化）？ 这些问题在这门课上都得到了一定的解答。 一下是英文详细笔记，中文版概括笔记请见 我从IDEO的设计思维课程中学到了什么 网上关于design thinking的材料一般以分享体会、简要介绍为主，NovoEd的课一直等了很久才开放，所以希望这三篇笔记能够帮到想系统学习的人。 总体来说，IDEO将HCD方法分为Inspiration, Ideation, Implementation三个阶段, d.School则将HCD分为Empathize, Define, Ideate, Prototype,Test等五个阶段，理念是一致的。不管是产品，服务，还是空间，体系，基本上围绕用户的产品都可以用到HCD方法来快速试错。 课程材料略繁杂，我采用以d.School的五阶段作为时间轴组织笔记，方便自己查阅。（很多学习材料都提到这五个阶段并非逐个进行，而是可能交替反复进行） 这一篇是关于Empathize，how to put yourself in your users" shoes。其中针对自己的学习重点，我拓展阅读了其他材料，因此用户访谈部分在这篇笔记会格外长。 HCD的设计方法首先就强调了Mindset: 1. Creative confidence Creative confidence is the belief that everyone is creative(with this HCD process), and you will get creative solution as long as you take action. It will support you to keep making things and test them out. 2. Make it We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tangibility. We build something so we can test them, revealing complexity, opportunity and feasibility. And we share them to get candid, actionable feedback. You can prototype anything . 一个跳舞游戏可以用真人放在手机框中来快速模拟，人对人甚至计算机对人的服务也可以用Acting out来模拟。 课程后面也在采访用户环节提到Show don"t tell. 做出来的实际物品比想象的东西有意想不到的表现力。甚至你能看到用户需求被实际物品所改变。 3. Learn from Failure Fail early to succeed sooner. It"s just experiments you can learn things from. 4. Empathy You have to know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scenarios, different places. Empathizing with the users is the best route to truly grasping the context and complexities of their lives, and it keep the users in the center of your work. 在课程后面会提到Extreme user, expert user, community immersion，interview in the context, 还有camera recording都是一系列把自己放入对方真实日常情境的工具。而不是让对方给你简单地描述。 5. Embrace ambiguity Don"t limit yourself to the solution you already know. (Don"t give up your intuition though). Let your user guide you. There will always be more creative ideas. We will get out into the world and talk to people, open up to different ideas, and arrive at unexpected solutions. 6. Be optimistic Even if we don"t know the answer, it"s out there and we can find it. 7. Iterate, iterate, iterate We quickly get out in the world and let the people we"re designing for be our guides. 我的体会是，如果一个HCD方法的执行者对于让陌生人对你open up，或者融入陌生人的生活感到不舒服，那么这就是一个需要打破的舒适圈。 1. Frame your design challenge 2. Build a team To achieve divergent thinking,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team members with diverse background, the "T-shaped" person. Think about if your team have the technical capability you need. 3. Create a project plan Look at the staff, budget, staff, skills your team have, and think about the major activities, do you have enough resource? 4. Secondary research 5. Discuss with your teammates what you already know a lot about. 6. Discuss what aspects of the challenge you want to know more or don"t know. 7. Define your audience Don"t just limit your thinking to the people you"re designing for, but also consider government, NGOs, other businesses, or competitors. Write down all directly involved groups on Post-its. Then peripherally relevant ones. Think about the connections. Who are the fans? Who are the skeptics? Who do you most need on your side? Write down and save it. 8. Interview Preparation 9. Choose places you can be immersed in context 10. Seek analogous inspiration Get your team together to talk about what aspects of the empathy space you"re exploring are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If, for example, you think customer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space you"re looking at, brainstorm places you might go to find particularly strong (or weak) customer service. You may also want to brainstorm specific people you could interview about these analogous spaces, or how you might do a quick observation. Don"t worry about making sense of the experience in the moment. It might influence your project later in unexpected ways. Saturate a space with photos and quotes from your analogous space; this can help the team share inspiration, or bring in the analogous insight later in the process. Although people often can"t tell us what thier needs are, their actual behaviors can provide us with invaluable clues about their range of unmet needs. Budget enough time and money to send team members into the field to spend time with the people you"re designing for. Try to organise a homestay if possible. A great Immersion technique is to shadow a person you"re designing for a day. Ask them all about their lives, how they make decisions,watch them socialize, work, and relax. You can still learn a lot by following someone for a few hours. Or you can take a guided tour. Having one of them give you a Guided Tour of their home,workplace, or daily activities will reveal not just the physical details of theperson"s life, but the routines and habits that animate it. Provide a camera to user, and ask them to record their experiences that you want to know. And then follow up with an interview to understand the deeper meanings of the visuals. Have participants create a personal timeline of an experience, then have them map how they felt at different points along the way.Use the map as a visual jumping off point for conversation. Use this when: You want to discuss acomplicated system or series of interactionswith a participant. (The process of buying a car is a good example.) General Tips Let the conversation flow Tips to avoid common errors How to use a game as conversation starter IDEO laid out a simple dice game where you would “roll” a loan. Once a participant rolled the dice, she was told the terms of the loan and asked if she"d take it. The original goal was to grasp how members of this community felt about loans and what factors made them willing to take them on. By getting participants to change some of the variables, they were able to see what kind of loans were attractive and which sort would never work. By putting scenarios in front of people and getting their reactions, you quickly engage them in your research and create an opportunity to deeply understand what they want, fear, and need. How to use card sort as a conversation starter Use either a word or a picture on each card. Whatever you select, make sure that it"s easy to understand. Give it to users and ask them to sort according to preference, or simple sort the cards as they see fit. Or ask what they see your product as. Ask the users how she would sort the cards if she had more money, if she were old, if she lived in a big city. How to use collage as a conversation starter Give the people you"re designing for a prompt for their Collage. Make sure that your prompt is simple, yet evocative. Perhaps you ask them to make a Collage that represents taking control of their lives, their dream jobs, or how they think about their families. When they"re finished, ask them to describe the Collage, what the various elements represent, and how it speaks to the prompt. It"s also best if the magazines they"re working with are full of pictures, have some relevance to the topic you looking to learn more about, and are purchased locally. You can also print some key words or phrases if you want to test a particular message. Share your fresh learning after the interview" To cover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consider using these prompts: Also, record and illustrate your new ideas visually. By getting your users to create themselves, you"re not just hearing their voices, you"re empowering them to join the team. You can co-create services, investigate how communities work, or understand how to brand your solution. A hunch could be an idea you had before the project started, or one that cropped up as you"ve been working. If you"ve got a feeling about something, give yourself a chance to explore it. 一点课程外的补充材料：How to interview a stranger 在这部分课程结束后，我想更深入了解一下如何愉快地访谈陌生用户的例子，于是我找到了这两个材料： On how I approach strangers in the street | Humans of New York creator Brandon Stanton | UCD, Dublin Getting People to Talk: An Ethnography & Interviewing Primer "Humans of New York"（这是一个米国很有名的ID）的Brandon的建议是： Ethnography interview课程中的建议是：

作为“深描”的民族志研究分析摘要：民族志运用田野工作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研究，它呈现了一个整体论研究方法的成果。本文通过对民族志的发展研究，深入分析了关于格尔茨文化观的深描概念，进而运用深描来解答民族志研究的科学性。关键词：民族志；深描；文化观；科学性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4-0038-01一、民族志的发展民族志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体。“民族志”一词是英文“ethno-graphy”的汉译，“ethnography”一词的词根“ethno”来自希腊文中的“ethnos”,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就是“描绘人群”，我国学者有时也翻译成“人种志”或“民俗志”。这一概念原指人类学者收集有关特定社会及文化的资料和记录，并解释这些现象的一种方法，后来伴随着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民族志也逐渐受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视。一般情况下，民族志被认为是运用观察、访谈以及其他田野研究手段，深入细致地描述某一特定人群及其文化的一种方法。民族志重视一群人的活动过程，而不是仅仅描述孤立的事件，它描述同一文化群体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如何行动、互动、为自己的行为赋予意义等。因此，进行民族志研究，生产出http://wenku.baidu.com/link?url=z1VdkDXeg0uXZVQTyu0RnOnFxpg3adrk7GOjhoPF45QpkVCtsJzL_86buNCUK7bBzmUGlJV9cWuv5mPHxNY5kQsnCkytqCXDIrihbUW3nTS

非语言学专业的，只能根据自己理解说上几句。text 表示文本，从词根意义上讲，更注重表达“由文字串联成篇”，联想textile ,表示纺织，discourse 词根里有一个course, course 词源又是run ,所以更多表示的是某人的论述，可能语境里比Text 多了“某人的”“观点”“论述”这些个意象

荣获荣获2011国家动漫精品工程动漫创意奖优秀创意动画电视幕后制作编辑

19世纪时，人类学与语言学分享共同的智力起源，人类学与追溯某种语言或语系的历史渊源的比较语言学紧密联系。自转换生成语言学引起的语言革命后，语言学模式被广泛用作文化行为及社会行为模式，在结构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中尤为明显。语言学是由博厄斯（Franz Boas）引入正规的人类学研究的。博厄斯对语言学感兴趣出于几点原因，首先是由于他早期在北极的工作，他试图了解因纽特语并发现它是一种特殊的难以捉摸的复杂的语言。后来这一洞见被编入了他的反进化论观点，即历史特殊论。他将种族、语言、文化区分开，认为人类有学习任何语言和适应任何文化的能力。每个社会在博厄斯看来都按照其各自的模式适应不同的物质和社会环境，语言也被看作这适应模式的一种反映。博厄斯的观点构成了“语言相对论”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后由他的学生们进一步做了完善，其中最著名的是“萨皮尔-沃尔夫假说”，提出人类观察世界的方法因语言而异。此说未得到全部证明，也未能完全推翻。各种语言的词汇差别显然与文化差别相关，但相关性有多大，还没有作出结论。该假说后来由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的学生霍耶尔（Harry Hoijer）进行了修正和完善。与博厄斯共同进行语言人类学研究的最著名的人物当数萨丕尔（Edward Sapir） 了，在语言学领域，他感兴趣的范围非常之广，他从心理和文化两个方面研究语言的功能，他还是语言与性别，历史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的先驱，他对于土著美洲人的语言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博厄斯认为语言学对人类学研究起重要作用的第二点原因是，他觉得语言学研究可以不需要经过报道人，而直接深入地洞察人们的思想。这就避免了人类学家必须应对的经过“二次加工（secondary rationalizations）”的信息——由于报道人的政治、宗教、经济、亲属关系及其它社会习惯等而造成的影响。由于博厄斯的学生们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些存在一时和提纲性的语言观点确立了上一世纪语言人类学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也对语言学对人类学研究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在他的《珊瑚花园和它们的巫术》中，马林诺夫斯基将一篇深入论述语言的论文作为第二卷的导言。他论述了翻译的问题，他就特洛布里恩岛的巫术用语的翻译展开论述，他认为只有深入地了解了其社会文化背景之后才可以准确地作出翻译。这一语言学的功能理论的影响范围不大，但比较积极。1950~70是一个过渡时期。这期间，许多语言学家和语言人类学家一道进行以语言学为基础的方法论研究，被称做“民族语义学”、“新民族志”等。他们认为这种方法有助于了解人们的分类逻辑，从而了解人们隐藏在其文化行为背后的认知过程。到了70、80年代，注重语言和社会生活相互作用的社会语言学开始兴起，后来又由Dell Hymes 和John Gumperz将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称做“交流民族志”的研究。在这之后，还有人研究演讲和语言表达上的交流问题，这更多的是注重分析影响它的社会和交流过程。语言人类学——选自《维基百科》在1960年代，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主要负责发起第二种理论典范，将“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这个名称固定下来，虽然他也创造了“言谈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或“沟通民族志”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这个术语，来描述他为这个学术领域所设想的架构。这包含运用新的科技发展，包括新形态的录音设备。海姆斯也引介了一种新的分析单位。有鉴于在第一种理论典范聚焦于表面上独特的“语言”（引号表示当代的语言人类学家将“一个语言”的概念视为一种理想建构，从而掩盖了这个语言内部的复杂性，以及“跨越”所谓的语言界线的复杂性）；第二种理论典范的分析单位是“言谈事件”(speech event)。（言谈事件是一个事件，由发生在这个事件之中的言谈所界定的，例如，一场晚宴并不是一个言谈事件，而是一个言谈情境，在这种情境下，言谈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有许多学者专注于在这些言谈事件中，参与者对他们的语言表现型态所提出的解释。

写在开头：本文借鉴了知乎大佬"曼知MZ"的想法，再用自己的语言润色了一下。 定量分析关注频率，定性分析关注意义。 定量研究范式 从属于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 ，而定性研究范式 从属于建构主义和阐释主义 。 例子： 假如现在有个果园研发基地，研发一种新型的桃子，味道非常可口，可以做代餐，也有减肥的效果。这个产品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是很新颖很好玩的一个现象，产业和大众都很感兴趣。 然后在做市场推广之前，研究人员开始介入，开始研究这个苹果是怎么研究出来的？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那么这些问题就是What！ 果园基地的那些科研人员闲着没事做为什么要研究新型桃子出来，原因是什么？ 这是Why！ 然后这种桃子它整个的研发的过程和研发的原理是什么？研发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最终是怎样被研发出来整个的process是什么？ 这是How！ 如果你想要搞清楚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你就需要一种研究方法，什么呢？ 那肯定是 定性研究 的方法，因为以上这些问题跟How many，How much跟程度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想用定性研究方法搞清楚以上那些问题，那么就需要做 “田野调查” ，进行实地调查、实证调研。 如果现在你到了这个研究基地，那些研究人员开始和你说：“ 我们现在打算开发这种桃子的2.0版，你有没有兴趣把这2.0版开发过程记录下来，跟踪调研，记录？ ” 你说“ 可以 ”，你就开始跟着研究人员一起参与到2.0版桃子的研发过程当中去。 从一开始的产品设计——方案——配方——方法——实验室——研发结果——反复实验。这一个顺序你全部跟下来的话，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那么这个研究方法叫 “民族志Ethnography” 。 好像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其实它们最大的差别就是时间和深度的要求不同。（这两个方法更多是做社科类、文化类经常会用到） 2.0版本研发出来之后，在向市场推广之前，你得去做实验，验证它得口味怎么样？有没有减肥效果？那我们就要做一个小范围的实验，选择两批被实验人员，分为基础组和对照组（最基本的）。再设计相关的量表，然后去研究去探索这个苹果到底有没有效果。 那么这部分就是实验。 （实验研究更多是教育学、社会心理学经常用到） 研究完之后，确定了这个桃子无论是代餐还是减肥都有不错的效果，现在就需要对市场做推广。但开始之前呢，供给方和销售方对于这个市场都没有很大的信心。那我们就要在全国性推广之前，先选择一些区域来进行范围推广，根据一些产业调研报告，找一些对于减肥需求比较大的发达城市。 比如说上海。那么我们应该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为上海单独这个城市设计一份适合他们本地文化或者是消费需求的推广方案。那么这一部分算什么，如果从 定性研究 维度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就是 Case study （找一个个例，进行深入的调研）。 方案制定出来之后，我们开始销售这个桃子。在销售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是不是要收集数据，看一看这个产品在上海这个地区的效果反馈如何。然后销售端从 target consumer （目标消费人群）中进行分层随机抽样，用任何你能想到的统计学的一种方法，那是不是就进入了 Quantify（定量） 这个领域呢。把数据、用户反馈全部定量的去收集起来，按照一个严格的逻辑指导和架构去统计起来。 数据收集回来之后，然后去研究，看这款桃子产品在上海这个地区的销售和市场推广是怎样的效果。如果反响确实还不错，那就往全国推广。 接下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逻辑其实和推广上海是一样的，需要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城市研究出各自符合当地情况的市场推广方案。 如果你想让你的桃子成为国际性的，比如在亚洲其它国家推广，韩国、日本、泰国等等...甚至是美国的一些西方国家。那你要研究在针对不同国家的各自符合当地情况的推广方案，应该如何制定，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Cross-Cultural（跨文化） 。 对于一个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研究者来说， Cross-cultural 是可以结合 Quantify 一起用的。从以上这个例子就能看出来，一般情况下定性研究更多的是解决供给端、定量研究更多的是解决需求端的问题。

还有这个学？社会人应该指的是所有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人

田野工作是属于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社会学学科和人类学学科，并无本质区别，只因学科性质有所不同而侧重点不同。人类学重在描述和记录，而社会学则更多运用的是收集资料进行验证或归纳总结。

可以寻找老师和学校的资源进行自我补充学习。外国院校一般都会在开课前，将整个课程手册发放给学生，上面提前给出了每节课所对应的内容、问题及这门课程相关的最基本reading list。同时，老师上课也会围绕这些参考资料。同学们在平时，也有必要锻炼自己快速阅读、搜集资料、归纳信息的能力。在相关领域的阅读量越大，领域内常见的词汇表达、专业常识和相关案例熟悉度就会越高，从而提高我们对于学习内容的理解程度。当然，如果一开始的几节课实在是听得非常吃力，来不及吸收知识点，那么也可以使用录音笔过渡一下。但还是要加强英语学习。

「民族志」的英文为Ethnography,其中ethno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陈向明,民91,页33);而graphy是绘图,画像的意思,所以,Ethnography的意涵便是「人类画像」,并且是一种同一族群当中人们「方向或生活」的画像(Wolcott,1997,页328). Ethnography 原为社会人类学者以参与观察的方法,对特定文化及社会搜集制作资料,纪录,评价,并以社会或人类学的理论,来解释此类观察结果的一种研究方法(刘仲冬,民85,页173).在质化研究中,民族志研究成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普遍的途径,它被许多学科或应用领域所采用,如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地理学,组织研究,教育研究与文化研究等(Hammersley &Atkinson,1995,页129).其源自於对量化研究方法长期支配大多数社会科学的立场及应用社会研究领域的幻灭.而民族志研究普遍上又被称为「人种志研究」或「俗民志研究」. 民族志写作： 确定报道人—〉访谈报道人—〉民族志记录—〉描述性问题（领域分析）—〉结构性总问题（分类分析）—〉对照性问题（成分分析）—〉文化主题分析—〉民族志写作

民族志 摘要 民族志是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田野工作中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或者通常说是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与结果. 民族志发展的三个阶段: 1.最早的业余民族志 如二十四史中的"蛮夷传" 2.专业民族志 民族志专著的写作方式,将自己的描述和分析规定在单一的社会和时空.它的优点在于使人类学研究注意到文化元素所处的社会场合和时空的重要性,以及人类学者能采用被研究者的观念分析他们的文化. 3.经典民族志模式 人类学家到一个田野点上进行调查,把观察到的地方的人民的生活方式记录下来;透过对部落社会的细部刻画,如经济交换关系,家族制度,宗教仪式过程,来说明社会整体和文化全貌. 马林诺夫斯基主张民族志的调查必须包容三大类的素材: 有关制度和风俗的整体概观;对观察到的社会行动的现实情况的记录;民族志的说明

民族志内容主要为相关人的访问内容、档案记录的检视、与衡量与访问内容的可信度，从此内容，可找出特定团体与组织之间的关联，并为关心大众以及专业的同行撰写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民族志学家则记录人们的日常生活。研究的焦点放在人类思想和行为中较可预测的型态上。为了真实纪录，1930年代后，民族志的产生通常需要相当冗长时间的实际体验。

教育民族志应注意的问题如下：教育民族志远不同于大学英语教学研究中使用的其它研究方法。它是从事实出发，整体探究，以参与观察和深度交谈为核心的质性研究方法。新世纪以来英语教学界日益关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各大高校投入大量经费，支持教师参与教学研究。推动教师的教学研究应该帮助教师形成更加宽广的教学研究观，使他们打破经典科学实证主义范式的教学研究观念的束缚，认识到研究范式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重视研究的情境性、可行性、可操作性和可用性。教育民族志方法在国外已被广泛的应用于教育研究中，而我国在教育领域运用该研究方法起步较晚。教育民族志的内涵：民族志（ethnography）是人类学特有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指研究者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field work），获得第一手资料并分析得出的研究成果。它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研究过程，同时也是研究成果的表达之一。把民族志方法运用到教育领域中，描述教育现象，解决教育问题，是这一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被称为“教育民族志”。教育民族志的运用可拓宽对教育现象的观察视角、丰富研究内容，特别是对于挖掘隐藏的教育现象背后的许多不可视的和不可量化的因素（诸如人的情感、人文环境等）有独特的贡献。

史志_有道翻译翻译结果：The annals志_有道词典志will；records；ideal；mark；keep in mind更多释义>>[网络短语]志 will;ideal;aspiration网络志 Online ethnography;online ethnography;netnography程远志 Cheng Yuanzhi;Fann;Yuan-Zhi Cheng详细用法>>

意思是“自动民族志”

physicalgeography自然地理economicgeography经济地理geopolitics地理政治论ethnography民族志cosmography宇宙志cosmology宇宙论geology地理学toponymy地名学oceanography海洋学meteorology气象学orography山志学hydroaraphy水文学vegetation植被relief地形,地貌climate气候Earth地球,大地Universe,cosmos宇宙world世界globe地球仪earth,globe地壳continent大陆terrafirma陆地coast海岸archipelago群岛peninsula半岛island岛plain平原valley谷地meadow(小)草原prairie(大)草原lake湖泊pond池塘marsh,bog,swamp沼泽smalllake小湖lagoon泻湖moor,moorland荒原desert沙漠dune沙丘oasis绿洲savanna,savannah(南美)大草原virginforest原始森林steppe大草原tundra冻原

交配，吃饭，住房，交流学习，竞争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以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使用考古学、人种志、人种学、民俗学、语言学的方法、概念、资料，对全世界不同民族作出描述和分析。 　　现代文化人类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来说，始於大发现年代(the Age of Discovery)，当时技术先进的欧洲文化和各种「传统」文化接触频繁而广泛，欧洲人对那些「传统文化」的绝大部分都毫无区别地贴上「未开化」或「原始」的标签。到19世纪中期，世界不同文化的起源及世界不同民族及其语言的分布、渊源等问题，成为西欧学者深感兴趣的研究对象。达尔文在此之前提出的进化概念以及他的《物种源始》一书在1859年的出版，都对这一项有关许多社会和文化长期发展的研究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到19世纪晚期，人类学的研究中以直线连续性的历史发展概念占主导作用，认为所有人类群体都经过文化演进(cultural evolution)的各个特定阶段，自「蛮荒阶段」(savagery)到「野蛮阶段」(barbarism)，最後达到「文明阶段」，亦即西欧人的状态。20世纪开始时，这种西欧、北美早期人类学者的强烈文化偏见逐渐被抛弃，而选择了一种更富於多元论和相对论色彩的观点，把每种人类文化都看作一项独特的产物，是由自然环境、文化接触以及其他各种因素所制约的。由这种研究方向便引出一些新的侧重点，即特定文化环境中有关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实验数据、实地考察、确切证据等等(参阅人种志〔ethnography〕条)。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第一位学者是德国出生的美国人类学家鲍亚士(Franz Boas)，被学术界公认为人类学研究领域文化史学派的奠基人。鲍亚士及其追随者——著名者有潘乃德(Ruth Benedict)、米德(Margaret Mead)、萨丕尔(Edward Sapir)——支配20世纪的美国人类学界达数十年之久。文化史学派对於文化资料采取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力图在某一特定文化的诸种不同图案、特徵及风习之间，找出一个统一的表现方式。 　　与此同时，在法国则有莫斯(Marcel Mauss)创办巴黎大学人种学研究所，把人类各个社会作为各个全面而完整的体制进行研究，认为这些社会都以保持其体制之完整性的种种方法，实行自我调节以适应变化中的世界。莫斯对一些观点各异的学者影响颇大，其中有法国的李维-史陀(Claude Levi-Strauss)、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芮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等人。其後马林诺夫斯基进一步发展一种严密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而芮德克利夫-布朗和李维-史陀则提出了结构主义研究方面的各项原则。功能论者强调，分析社会各种现象的唯一有效方法是解释这些现象在一个社会中所显示的功能。相形之下，结构论者则力求论证特定诸文化中那种处於各种社会现象底层的体系或结构，因为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往往透过使用各种神话和符号而对该体系仅仅保持著一种模糊的意识。 　　1930年代潘乃德对美国西南部印第安诸部落的研究，标志了文化人类学一个分支学科的诞生，即文化心理学。潘乃德提出，各种文化在其缓慢发展中都会对其成员强加一种独特的「心理趋向」作用，使他们在解释现实时都要沿著该文化所确定的方向来做，对於环境诸因素则不予理会。这种文化和人的个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便成为广泛研究的课题，而此种相互关系，既可以在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找出例证，也可以证之於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 　　20世纪初期的文化人类学者们透过实地考察，提出了许多研究成果，如家庭生活及其结构、婚姻、血族关系及地方群体、魔法及巫术等。在20世纪後期，血族关系的研究仍为一中心课题，而当研究者们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来调查研究不同社会的政治及法律制度时，社会地位和权力的问题就引起了人们更多关注。同时，他们对於宗教概念及礼仪等方面也开始认真思考。研究兴趣也从文化人类学者们曾花费二十多年深入研究的非洲诸民族转向了印度、东南亚、拉丁美洲以及太平洋诸岛的居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後的几十年间，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开始了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各种项目，有关社会变化的分析便成为一个突出的研究领域。自那时起，电脑的应用已使大量数据之广泛使用成为可能。在家庭及家族关系、婚姻、离异现象以及在经济交往的研究中，都因电脑的应用而效果显著。 　　文化人类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人类学相当于欧洲大陆一些国家所称的民族学和在英国所称的社会人类学或社会文化人类学。 广义的文化人类学包含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三个分支学科。　　1901年,文化人类学在美国作为广义人类学属下与体质人类学相对应的分支被划分出来。当时，它仅是狭义的文化人类学。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范围的深入和扩大,文化人类学才形成包括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分支的学科。在文化人类学属下,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发掘、研究古代人类的物质遗存来复原人类无文字记载时期的社会文化面貌,探讨人类文化的起源和演变；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与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宗教信仰的关系,同时把语言当做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考察它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规律；民族学则主要研究各民族和各地区、社区的文化,比较其异同,分析这种异同的产生原因,认识这种异同存在的意义,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探讨文化的起源和演变规律。狭义的文化人类学亦即民族学，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确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法、英、美等国均建立了民族学会,出版发行了一些民族学专业刊物。　　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关系密切。但是人类学更注重于研究各个民族之间不同文化的差异。由于文化人类学发源于西方，因此早期的文化人类学主要研究非西方社会和地区的文化。 　　文化人类学有许多学派，包括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心理学派、新进化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心理人类学、生态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等。　　它以人们自己创造出来,又受它濡染、规束的文化为研究对象,探讨人类文化的起源和演变规律；比较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异同,分析其成因,研究其意义，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　　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有实地参与观察法、全面考察法、比较法

The department of ethnographyF F F NG T T TS AT FA AT FA SESecrets of the Forest v i vi NO YES NG N Y Y C A B CHighs&LowsA B B NG F F T T NG BDE B A F

19世纪晚期人类学的研究中以直线连续性的历史发展概念占主导作用，认为所有人类群体都经过文化演进(cultural evolution)的各个特定阶段，自「蛮荒阶段」(savagery)到「野蛮阶段」(barbarism)，最后达到「文明阶段」，亦即西欧人的状态。20世纪初期这种西欧、北美早期人类学者的强烈文化偏见逐渐被抛弃，而选择了一种更富于多元论和相对论色彩的观点，把每种人类文化都看作一项独特的产物，是由自然环境、文化接触以及其他各种因素所制约的。由这种研究方向便引出一些新的侧重点，即特定文化环境中有关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实验数据、实地考察、确切证据等等(参阅人种志〔ethnography〕条)。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第一位学者是德国出生的美国人类学家鲍亚士(Franz Boas)，被学术界公认为人类学研究领域文化史学派的奠基人。鲍亚士及其追随者——著名者有潘乃德(Ruth Benedict)、米德(Margaret Mead)、萨丕尔(Edward Sapir)——支配20世纪的美国人类学界达数十年之久。文化史学派对于文化资料采取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力图在某一特定文化的诸种不同图案、特征及风习之间，找出一个统一的表现方式。 在法国则有莫斯(Marcel Mauss)创办巴黎大学人种学研究所，把人类各个社会作为各个全面而完整的体制进行研究，认为这些社会都以保持其体制之完整性的种种方法，实行自我调节以适应变化中的世界。莫斯对一些观点各异的学者影响颇大，其中有法国的李维-史陀(Claude Levi-Strauss)、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芮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等人。其后马林诺夫斯基进一步发展一种严密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而芮德克利夫-布朗和李维-史陀则提出了结构主义研究方面的各项原则。功能论者强调，分析社会各种现象的唯一有效方法是解释这些现象在一个社会中所显示的功能。相形之下，结构论者则力求论证特定诸文化中那种处于各种社会现象背后的体系或结构，因为一个社会的普通成员，往往透过使用各种语言和符号而对该体系仅仅保着著一种模糊的意识。1930年代潘乃德对美国西南部印第安诸部落的研究，催生了文化人类学一个分支学科的诞生，即文化心理学。潘乃德提出，各种文化在其缓慢发展中都会对其成员强加一种独特的「心理趋向」作用，使他们在解释现实时都要沿着该文化所确定的方向来做，对于环境诸因素则不予理会。这种文化和人的个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便成为广泛研究的课题，而此种相互关系，既可以在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找出例证，也可以从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得到验证。文化人类学者们透过实地考察，提出了许多研究成果，如家庭生活及其结构、婚姻、血族关系及地方群体、魔法及巫术等。20世纪后期在20世纪后期，血族关系的研究仍为一中心课题，而当研究者们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来调查研究不同社会的政治及法律制度时，社会地位和权力的问题就引起了人们更多关注。同时，他们对于宗教概念及礼仪等方面也开始认真思考。研究兴趣也从文化人类学者们曾花费二十多年深入研究的非洲诸民族，转向了印度、东南亚、拉丁美洲以及太平洋诸岛的居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後的几十年间，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开始了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各种项目，有关社会变化的分析便成为一个突出的研究领域。自那时起，电脑的应用已使大量数据之广泛使用成为可能。在家庭及家族关系、婚姻、离异现象以及在经济交往的研究中，都因电脑的应用而效果显著。文化人类学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所的种种行为的学科，它研究人类文化的起源、发展变迁的过程、世界上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差异，试图探索人类文化的性质及演变规律。广义的文化人类学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即指民族学。民族学是在民族志基础上进行文化比较研究的学科。文化人类学家所做的最具成就的工作是对人类的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宗教巫术、原始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在英国学术界倾向于将这部分内容称为社会人类学，有时又统称为社会文化人类学。

提出应当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人类衣服的学者是马林诺夫斯基。因为根据世界各地的学者不断的靠近来说，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对于人类的全貌视野研究)的其中四或五个分支之一。这个学科分支将文化视为有意义的科学概念。它主要在研究比较人类各个社会或部落的文化，借此找出人类文化的特殊现象和通则性。不同于研究对象类似的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弱势族群和少数团体，以及较为蛮荒的部落。而研究方式大都注重“质”而非“量”，现象的观察多是“特例”而非“通识”。 1、现代文化人类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来说，始於大发现年代(the Age of Discovery)，当时技术先进的欧洲文化和各种「传统」文化接触频繁而广泛，欧洲人对那些「传统文化」的绝大部分都毫无区别地贴上「未开化」或「原始」的标签。　　2、到19世纪中期，世界不同文化的起源及世界不同民族及其语言的分布、渊源等问题，成为西欧学者深感兴趣的研究对象。达尔文在此之前提出的进化概念以及他的《物种源始》一书在1859年的出版，都对这一项有关许多社会和文化长期发展的研究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说人话的人类学辞典·后现代理论萦绕论Hauntology●这个词是由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他1993年的著作《马克思的幽灵》中首次引入的。●德里达最初使用“萦绕论”(又翻译成“幽灵学”)是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及其“从坟墓里出来困扰西方社会”的趋势。●hauntology(萦绕论)相对于ontology(本体论)存在，它描述了一种时间和本体分离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在场，特别是在社会和文化上的在场，被推迟的无起源(adeferrednon-origin)所取代。●这个概念来源于解构主义，在解构主义中，任何寻找身份或历史起源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一套已经存在的语言条件。●贾斯汀·阿姆斯特朗(JustinArmstrong)在德里达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幽灵民族志”(spectralethnography)，它超越了语言和人类接触的界限，看到了空间、地点、物体和时间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1.文化人类学的学科观 文化整体观；文化相对观；文化普同观；文化适应观；文化整合观 2.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1）.田野调查法，也称为田野工作，是一种对一个社会及其生活方式亲身从事的长期性的调查和体会工作。是文化人类学家了解人类行为和收集文化资料最常采用的基本方法。 （2）.背景分析法，也称社区关系研究法，人类学家在解释某一独特群体的行为时，往往会把该行为与更广阔的背景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也就是用背景构架来解释这些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 （3）.跨文化比较法，也称为交叉文化研究法、泛文化研究法等，指的是从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族志报告中抽样，把抽样的资料作统计分析，藉以说明或验证假说，探究人类行为的共同性及文化的差异性，并从中发现某种规律或通则。 （4）.主位与客位研究法，主位研究法也称为自观研究法，即站在局内人的立场对待所研究的文化；客位研究法也称为他观研究法，即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对待所研究的文化。 （5）.小传统与大传统研究法，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文明中，那些内省的少数人的传统”，即指以都市为中心、以绅士阶层和政府为发明者和支撑力量的文化；所谓“小传统”，则是指“那些非内省的多数人的传统”，即指的是乡民社会中一般的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文化。3.文化人类学者参与文化政策制定的意义 人类学者与社会其他部门不同，往往从弱势群体和文化保护的角度出发，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行反思，其参与可为相关部门提供冷性思考，以利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可持续性发展。

从近几年到近几十年间，中国人，从学术界到新闻界，直到一般民众，对一些国际性的文学、电影、美术、音乐等奖项都倾注了很大的热情。这种情感也许与拿奥运金牌和申办奥运属于同一性质。如果说有什么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全球化意识的话，这也许是。外国人也很高兴，因为一个过去的“中央帝国”毕竟对他们搞出来的东西在意了。中国的文学艺术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被世界承认的需要，这种世界的承认反过来又在推动国内的承认。于是，“只有中国的才是世界的”这个口号失去了诱惑力。你的东西固然是中国的，但只是一心追求它的中国性，而不想“世界”那一面的情况，那只能孤芳自赏。这时，就会另有一些人感到，这是抱残守缺加守株待兔。新的流行口号是，“只有世界的才是中国的”。挟洋人以自重。外国人都承认了，中国人也就只好承认。体育运动中就是如此，拿一个世界冠军，胜于十个国内冠军。文化上似乎也应如此。这个口号的倡导者们摸准这一点，开创着一个又一个打出去再打进来的事业。这么做，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对于我们这里的讨论来说，赞成与反对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澄清这种态度背后的理论意味。作为这个工作的第一步，我想问这样一些问题：一个为不同文化所共同认可的最高文学或艺术成就是否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它的根据是什么？有没有普遍的文学与艺术标准？或者说，有没有绝对美与绝对艺术存在？一、对审美与艺术标准探讨的历史与现状对文学艺术的世界性评价涉及到一些基本的美学问题。它包括纵向的美的标准的时间性与横向的美的标准的空间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中国，美学的讨论都是围绕着时间性而展开的。围绕着美的标准的时间性，形成的是一种关于美的标准的历史变迁的思考。它首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对浪漫主义式对绝对美的概念的批判，后来则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的解读。为了论述的简便起见，我想以一个例子为焦点来概述这场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的争论。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有一句名言：“弥罗岛的维纳斯大概比罗马法或者89年的原则更不容怀疑。”[1] 普列汉诺夫在回应这句话时，说出下点几点意思：（1）“非洲的霍屯督族人不但完全不知道1789年原则，而且对弥罗岛的维纳斯也是一无所知。如果他看见了弥罗岛的维纳斯，他一定会对她有所‘怀疑"。”（2）“基督教的……圣像崇拜者对弥罗岛的或其他所有的维纳斯都表示极大的‘怀疑"，他们把所有的维纳斯都叫做女妖，只要有可能就到处加以消灭。”（3）“欧洲人愈是具备宣布1789年的原则的条件，弥罗岛的维纳斯在新欧洲就变得愈是‘不容怀疑"了”。（4）“绝对艺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2] 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是浪漫主义式的绝对美与绝对艺术的观点，一是认为美是由社会所决定的观点。这个争论当然远不是从屠格涅夫和普列汉诺夫开始，也远不是到他们那儿为止。在他们之前，欧洲浪漫主义的“纯粹艺术”观与艺术社会学派的争论就显示出了这种差别。[3] 在20世纪中后期的苏联和中国，美学界不约而同地形成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存在着永恒的、客观的美，从无机的自然、植物、动物，再到人，这个进化的阶梯中每一步都有美，都显示出美的发展。[4] 对于这种美，人只能去发现它。一物过去不被认为是美的，而现在却被认为是美的，并不说明美是由社会所决定的，而只是说明，社会为人们对（一种客观存在的）美的认识提供条件。于是，霍屯督人不能认识维纳斯的美，是由于他们缺乏审美能力；圣像崇拜者们宣布维纳斯为女妖，是由于偏见遮住了他们眼睛。对此相对立的是另一种看法是，即认为并不存在着永恒的美，也不存在着“绝对艺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都会有自己的美的典范和艺术理想。于是，对于霍屯督人和欧洲中世纪的圣像崇拜者来说，弥罗岛的维纳斯并不美。[5] 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历史进化论。在不同的时代，由于人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方式的不同，人的意识，包括对美的意识也就不同。美是由人的这种社会实践所决定的。由于人的社会实践具有客观性，因此，美也具有客观性。但是，这种客观性不是永恒性，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6]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这一美学上的争论持放弃的态度。在这一时期，有关美学与艺术的研究在其它方面有了很大的拓展，然而，很少有人再回到这样一个在一般人看来太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争论之中。然而，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没有了理论，我们就只能满足于感性的批评和更具现实意味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并将之冒充为理论。让我们回到霍屯督人、希腊人、中世纪人和文艺复兴后的西方人这一区分上来。这个例子在人类学研究中可以形成两种解读：一种解读大致说来，可以说是属于19世纪的解读，另一种则是20世纪的解读。按照19世纪，或者虽活到了20世纪，但在19世纪形成其基本的思想方法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例如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泰勒（Sir Edward Brunett Tylor, 1832-1917）、弗雷泽(Sir 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1858-1917）等人的观点，人类的历史社会组织和思维形态必然经历一系列的进化阶段。例如，摩尔根就按照人类的生活资料的获得方式与人的社会组织形态等标准，将人类的历史分为蒙昧、野蛮到文明这三个时期。在摩尔根的笔下，现代原始民族的资料，考古学家所发掘上古文化遗存，与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学资料都用来填补一个构造出来的人类总体历史框架中的各个空白点。于是，现代的易洛魁人代表了人类在古希腊以前的一个阶段，前者是氏族社会，后者则经历了氏族社会解体，人类进入到文明时代的过程。[7] 再如，弗雷泽持人类思想方式的进化主义观，认为人类经历了一个从巫术经宗教再到科学的思维进化过程。[8] 这些人类学家们受到斯宾塞的进化论影响，具有一种普遍主义的世界观，认为全世界的人类都会经历大致相似的进化过程，在进化的不同阶段，出现大致相似的思想文化特征。[9] 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关于人的审美趣味的社会解读背后，都存在着这种大的理论框架。按照这种框架，国家的、民族的、文化的差异本身并不重要，所有这些空间的差异，都可以被解读成时间差异。一些部落艺术，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或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上原住民的艺术成了在理论上具有普遍性的艺术起源的证据。在研究者的心目中，最重要的是旧石器、新石器、青铜或铁器时代这种按照工具区分的时间上顺序关系，而不是种族、民族、文化间的差异。不仅对待所谓的原始民族是如此，对待文明社会也是如此。当人们说美是由社会所决定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了许多所谓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美。我们曾经非常重视所谓美的阶级性，这种观点的产生，除了当时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原因之外，更为深层的原因是这种普遍性的意识。全世界的无产者具有共同的美，而全世界的资产者具有共同的美。这种阶级论的理论框架，是从进化论发展而来。它们同属于普遍主义的理论体系。在这种理论体系中，文化间的差异被忽略不计了。一种本质上属于20世纪的人类学，则对这种普遍主义的进化论观点构成了挑战。这种挑战本来是从方法上开始的。在19世纪，人类学的研究主要还依赖于第二手的，来自旅行家和传教士的笔记资料，因而被人们称之为“摇椅上的民族学”。20世纪初年，出现了一场所谓的“人类学的革命”[10]。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这时的人类学具有强烈的对田野工作的爱好，认为只有通过田野工作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才是通向可靠结论的惟一途径。这种原本是在科学主义的精神指导下进行的方法上的变化，却导致了人类学观点和这个学科性质的根本变化。人类学不再用来填补一个巨大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框架中的缺环，而成了具有描述性，力求避免先入为主的框架的民族志（ethnography）。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一个文化特征是由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因素，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器物”的与“习惯”的因素。“器物和习惯形成了文化的两大方面——物质的和精神的。器物和习惯是不能缺一，它们是互相形成及相互决定的。”[11] 文化以及它所包含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构成了一个整体，当我们确定一件艺术作品的价值时，应该从这件艺术品在它所属的文化之中所具有的功能来衡量。“艺术作品总是变为一种制度的一部，我们只好把它置于制度的布局中去研究，才能明了它的整个功能与发展。……只有把某种艺术品放在它所存在的制度布局中，只有分析它的功能，亦即分析它的技术，经济，巫术，以及科学的关系，我们才能给这个艺术品一个正确的文化的定义。”[12] 实际上，并不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发展水平相对应的艺术与文化产品。那种文化归根结底是由物质生产的发展状况决定的思想，不能解决为什么此文化具有这些而不是另一些特征的具体问题。根据形式逻辑的一些基本规则，研究的对象越是具体，所要考虑的因素就越多。当研究者从“归根结底”式的哲学思考层面向具体文化的描述层面转化时，更多的因素就必定要被容纳进来。按照马林诺夫斯的观点，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精神“习惯”，这种“习惯”与“器物”相互作用构成文化的特征。[13]人类学上的这种转向的另一个后果是文化相对主义的出现。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曾指出，“对人类学家来说，我们的风俗和新几内亚某一部落的风俗是用以处理某一共同问题的两种可能的社会方案，而且，只要他还是一位人类学家，他就必须要避免偏袒一方。”[14] 博厄斯 (Franz Boas, 1858-1942) 则指出，“我们可以说在社会科学的绝对标准的实际应用是没有的。……例如：非洲中部的黑人，澳洲人，伊斯奇摩人，和中国人……的社会理想均与欧美人不同，他们对人类行为所给予的价值实无可以比较的，一个认为好的而别个则认为不好的。……因此，一般社会方式的科学研究，依据我们自己文化的调查者，应从一切价值中解放其自己才对。”[15] 文化相对主义的产生，基于这样一些原因：第一，人类学家作为人的状况的描述者，努力持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以便得出一种科学的结论。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科学致力于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用一种客观的态度对待所研究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人类学与西方宗主国研究殖民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坚持这样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有助于克服当时根深蒂固的宗主国对殖民地人民偏见，克服种族中心主义，从而提高研究的质量。第二，这也是研究进入到所研究对象内部层次的需要。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文化的各种要素构成了一个整体，其中的某一个或者某一组要素的意义，不能从这些要素的普遍的，或者说是对于研究者来说所具有的意义，而是从它在该文化中的功能来考察。我们从这里再次回到普列汉诺夫的例子。霍屯督人与希腊人的美有没有高下之分？普列汉诺夫没有提供明确的回答，但通过对普列汉诺夫基本思想体系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他持这样的一种观点：一方面，霍屯督人与希腊人具有不同的美，并且各自有着充分的理由坚持自己的审美观点；但另一方面，由于不同民族的境况“归根到底受它的生产力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因此它们又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的角度具有高下之分。[16] 这个结论可能会被简化成这样一句话：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美和艺术，时代进步了，美和艺术也进步。这一似乎合情合理的观点之中，却可能隐藏一种将世界时间化的危险。现存世界上的各个不同的民族的文化产品被转化为一个历史表上的不同时间段，并进而依据这一在时间表上的位置来决定其价值。文化相对主义的魅力正是在这里见出的。它本来是发达国家的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们的一种在研究中形成的工具性观念，这时却成了不发达国家捍卫自己的文化独特性的理论武器。二、普遍主义标准的现实诱惑、历史起源及其困境20世纪的文学与艺术在世界范围的比较和评价活动常常以一种普遍主义的面貌出现，似乎在它们的背后，具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然而，我们从什么地方，以什么为依据来建立这种标准？我们在前面讨论过审美的进步主义观点与相对主义观点，这两种观点在这里都具有适用上的困难。依照进步主义的观点，审美的标准被归结为社会状况，从而最终归结为人在社会中的经济关系。然而，经济上占据着强势的国家和民族并不一定代表着最高的审美标准，而用政治上的强势取代审美标准，或者用政治意识形态置换审美标准，则必然会遭到普遍的抵制。另一方面，相对主义的观点取消一切世界范围内的比较和评价活动的可能性。当各个不同的个人、人群、民族、文化都自美其美时，世界范围的评价活动就是不可能的。将文学与艺术创作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和评价，也许可以与世界性的体育比赛来比拟。也许，这种比较、评价和评奖活动的发展，正是与这种世界性的体育赛事的刺激有一定的关系。奥林匹克运动会要决出金牌，必须依据普遍的标准。这种标准有不同的情况。有些是由尺子、秒表决定的，有些是由评委评分，裁判吹哨决定的。不管具体的决定方式如何，，有着一个客观尺度。比赛的结果由规定条件下人的能力发挥的情况决定。这些比赛甚至有着一个被称为世界纪录或各个级别的纪录一类的东西，使一位运动员在此时此地的比赛中所达到的成绩与其它时间、其它地点中自己或他人的比赛成绩具有可比性。体育中有一个口号：公平竞争（fair play）。将来自不同文化与社会的人放到一个标准之下来评判，这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理想。但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比性是通过对运动形式本身做出规定而形成的。体育运动中有所谓的奥运会项目和非奥运会项目。比起世界各地存在的各种民族、民间的体育运动项目来说，奥运会项目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一个非奥运会项目要想变成奥运会项目，就要依照奥运会的方式进行改造，制定一整套的规则，从而使公平竞争成为可能。无法公平竞争，从而成为可授予奖牌的项目，就无法成为奥运会的正式项目。这种公平主要是在一种同质（同一项目）内的量（“更快、更高、更强”）的竞争中体现了出来的。这种公平的背后，具有一个理论预设：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人性。我们都是人，因此可以假定，我们的先天构造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在一个场地上，按照同一种客观尺度进行公平竞争。让龟与兔在一道赛跑不公平，因为它们的先天构造不一样。人与人也不一样，于是，为了实现公平，需要做到将男子与女子分开，正常人与残疾人分开，等等。在做出了一些区分后，就假定在已区分的类别之中，所有的人，不分其种族与文化，更不论个人的先天条件，都应该是一样的，应该放在同一个标准下来衡量他们的能力。体育背后有着人种因素，也有文化因素，但这些不能成为衡量的标准。在普遍人性的前提下，这些因素从尺度的基础变成了被衡量的对象。要想证明人种和文化的优越吗？到奥林匹克这个被认定的公平场所来证明你自己吧。恰恰是由于这一点，才使奥林匹克运动不仅具有健身强体，而且具有各国家间进行竞争的含义：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这里证明你的力量吧！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奥林匹克运动甚至被理解为促进了世界和平。文学艺术的评价与评奖活动，是不是也可以这种共同的人性为理论预设？中国古代就有人提出，“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17] 康德也将美的普遍性建立在共同人性之上，然而，他就已经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而不像古人那样理直气壮了。康德所讲的是“主观的普遍性”，即不管事实上是否具有普遍性，主观上要求普遍性。[18] 今天的国际美学界，艺术与运动的关系已经被维希（Wolfgang Welsch）这位具有挑战性的所谓后现代美学家提了出来。[19] 他说，“运动是一种艺术”。我曾经对他说，这不对。但我认为，将运动或游戏与艺术作比较，会有助于我们对艺术特性的认识。[20]到目前为止，理论界还很少有少将艺术与体育运动作比较，但在实践中，体育运动式的比较是无所不在的，只是人们将这种比较推进到一定程度后，就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停止了。这种比较就是以普遍主义文学观为理论预设的，同质之中的量的比较。量的比较的第一种可能性是词汇量。对于一门外语的学习者，我们通常都以所掌握的词汇量来衡量该学习者对这门语言的熟练程度。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词汇范围，同样的标准也被一些评论家与文学史家用于对作家掌握语言的能力的评论上。例如，人们常常评价说莎士比亚的词汇量大，能将社会上不同阶层的语言都包括到作品中去，并且能够熟练地而巧妙地运用。与此相反，词汇贫乏则是一位作家低能的标志。第二种可能性是一位作家怎样纯熟地运用各种创作技巧，对于诗人来说是全面地用各种韵律、音步和格式写诗；而对于小说家来说是全面掌握各种叙事方法和手段，并使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形成有机结合。第三种标准是，人物众多，生动有个性，不雷同。读文学史，我们常见到对巴尔札克与狄更斯人物刻划才能的称赞，我们甚至见到有人判定《红楼梦》优于另外某个作品，例如《水浒传》，理由是前者人物个性众多、丰富、完整而又有发展，而不像后者个性平面而单一化。第四种标准是，一位作家怎样将一个时代的宏大画卷史诗般地描述出来，在他的作品中，融合进了社会、历史、经济、政治、人的心理等各方面的知识，使之成为一个时代的百科全书，同时，这种描述又是生动的，相互间具有有机联系的。于是，托尔斯泰成为一面镜子，而欧洲的每一位最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家都是一面镜子。这些标准的设定，都有使比较成为可能，但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些标准都具有局限性。这些标准，当它们不是仅仅对某一个作家的称赞，而且也是这位作家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时，具有一种对个人才能衡量的特点。它们可能成为一些文学评论的说辞，成为我们对这些作品赞扬的理由。它们也确实体现了一些文学作品的价值。但是，它们似乎都不足以成为普遍标准。所使用的词越多就越好吗？使用的手法越多就越好吗？人物越多越丰满就越好吗？成为镜子就好吗？文学史家与文学评论家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反证。在文学中，存在着种种客观的尺度，但是，文学评价似乎既依据这些尺度，又不完全是。在一些表面的尺度之后，总是有着某种更高的尺度或标准在起着作用。除了这种量化的考察以外，我们是否还有一些并不脱离文化传统但又被假定具有普遍性的衡量尺度？当然，这种尺度是有的。诺贝尔文学奖就定过这样一个尺度：“富有理想倾向”，这是一个具有德国古典美学色彩和道德主义色彩的标准。然而，实际上，这一尺度很难坚持下去。在20世纪初一些年里，评委们坚持这一尺度，结果却起了相反的效果，评出一些思想上保守，艺术上平庸的作家。后来，这种理想被自由地解释，一战后被解释为人道主义倾向，二战后，评选的标准实际上换成了文学性和文学上的创新精神，尽管负责评选工作的人仍小心地避免与诺贝尔遗嘱直接对抗。[21] 任何评奖都会有自己的标准，但这些标准并不像奥林匹克运动那样对文化因素忽略不计。只要文化因素成为标准，评价相对性就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在于，这时的相互比较已经不再是同质中的量的比较，而是不同质的对象之间的相互比较了。体育中也有从欧文斯奖到中国的十佳或二十佳运动员评选，那属于不同质之间的比较，这时，就有某些运动项目比其他项目更为人们所看重的情况。只是在体育中，这一类的评选既没有奥林匹克式的比赛重要，也以奥林匹克式的比赛为基础，是一种对比赛结果的跨越具体项目的承认。文学与艺术在世界范围的评价和评奖活动，常常是某一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中的评价活动的延伸和发展。在一个社区以至一个国家之内的评奖活动开展的动机，本来并非评出一种在审美意义上，或其它一般意义上的最好的作品，而是一种对文学与艺术生产活动从外部来进行影响的方式。文学艺术创作既是一种精神创造活动，也是艺术家们用自己的劳动产品来换取生活资料的活动。文学与艺术家总要生活，而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中，他们的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不同。在传统社会中，作家艺术家寄食于宫廷、贵族、官僚和商人门下。到了近代社会，支配职业的作家艺术家的是双重的力量，一种力量是市场，另一种力量是作家艺术家对艺术的理解和热爱。评价与奖励行为所要刺激和推动的，正是后一种力量，它对市场起平衡作用。[22] 对没有遵循正确的途径取得成功，从而成了市场的奴隶的作家艺术家进行批判，奖励向市场挑战的文学艺术家（如文学奖励一些被认定具有艺术价值但一开始并不畅销的作品），通过这种奖励行为影响市场（如一些电影奖本身即可为电影创造票房价值），所有这些评价与奖励活动，都是以文学艺术的现实存在状况为前提的一种对它们的影响方式。它们具有通过举着金牌往人们脖子上套而对人施加影响的特点。这个金牌与奥运金牌具有不同的性质，距离以一种对文化因素忽略不计的普遍人性标准要遥远得多。我们曾经讨论过审美标准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空间上的差异。这种讨论方法容易产生一个错觉，即认为古代社会或现代原始民族之中也存在着一些或多或少的统一的审美标准，只是它们的标准与我们不同而已。美学史上的事实告诉我们，一种统一的关于艺术的观念，一种普遍的美的观念，以至一个以美与艺术的一般特性为对象的学科，都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今天，许多研究现代性的学者都重视民族国家的产生一类的话题，其实，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话题对于文学与艺术的研究来说更为重要：与民族国家的各自独立相反的跨越国界，跨越民族和文化的美与艺术概念的形成。这种概念构造出一种文学艺术的共性，使文学艺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成为可能。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在古代社会中，文学艺术是为着较为单一的对象和目的而制作出来的，受着当时当地的情境性制约。当时人们没有产生要将这个或那个作品从这些情境中抽取出来，形成一个一般性概念的需要和动机。将不同的作品放到一道进行比较，这是一种后起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需要对作品进行抽象。也就是说，将文学作品从具体情境制约下出现的语言性和文字性活动抽象出来，按照一种被称为文学性的标准来寻找其共性。这是文学走向自觉的一个推动力。这与艺术作品从实用性中抽象出来，被当作一个单独的类来对待是一致的。这是一个世界历史向现代的大转型。在社会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日益活跃，形成一种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艺术生产“作为艺术生产出现”[23] 的情况。市场本身，正如马克思在讨论经济活动时所指出的，将一些过去不可比较的东西放在一道比较了。不同物品的使用价值是不可比较的，但是，它们作为商品，又有着交换的需要。于是，在千差万别的物品的使用价值中，它们作为商品所包含的抽象劳动的量，构成了它们的交换价值。这种可比较性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展开而获得其内在的规定性，并为人们所认识。马克思曾举过“劳动”这个简单的范畴为例，说明重农主义只承认农业劳动，而资本主义生产最为发展的地方，人们才形成抽象劳动范畴。因此，抽象劳动范畴的“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24] 这种经济方面的思想，当然可以成为理解文学艺术间相互可比较性形成的基础。千差万别的劳动产品本来也是不可相互比较的，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方式的发展，它们才变得可以相互比较，从而形成一般性的价值观念。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文学艺术的生产，具有与一般商品生产不同的特点，一般商品生产与流通的经济规律并不能成为文学艺术评价的标准。这种评价的普遍性要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基础，但并不能直接从价值规律来寻求解释。一方面，文学艺术的生产与相互比较固然遵从某种经济活动的规律，但另一方面，文学艺术相互比较还为另外一些非价值的，并且与价值相对立的因素而推动。这就是人们由于艺术生产的意识形态性质而对这种产品生产的有意识地操纵和调节。文学艺术的批评、评价、评奖等等的活动，就是在这一个层次上展开的。这些活动不完全等同于商业性活动，如果那样的话，那只是广告的延长而已。广告不可做比较，而评价则是一种比较活动，原因在于，广告活动不是以评判者的身份出现，而评价以具有评判资格为前提。在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曾对文学作品的价值(value)与评价(evaluate)作出了区分。[25] 这种价值，实际上大致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即作品的效用。在历史上，文学的存在并不从评价开始的，而是从价值开始的。文学在一开始可以没有评价，但必须有价值。只有这种价值才能为文学艺术的生产提供动力。评价的出现表明一种文学和艺术的自觉。通过评价，一文学作品开始与其它文学作品进行比较，一时代的文学作品与其它时代的作品进行比较，一民族的作品与其它民族的作品进行比较，一文化

批评语言学是丁建新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批评语言学又称“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批评性语言研究”(Critical Language Study)或“话语研究”(Discourse Studies)。批评语言学是现代与后现代话语批评的重要范式。他认为：“关于语言与社会的研究，核心的问题是话语语境化问题。这需要一种理论，解释话语作为体现差异与不平等(inequality)场所的复杂性。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人种学（ethnography）的问题:语言与语境以及人类活动紧密相连。考察语言的不平等，需要考察语言以及其他的符号形式赖以存在的社会系统的历史与结构，照顾其多中心性与层级性，走出纯粹语言分析的巢臼，融合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科学、文化批评学的诸多养分。这样的学问，我们称之为“话语批评”-----一门整合的关于话语的社会科学。”丁建新2001年发表的“批评话语分析述评”一文（《当代语言学》第4期）是批评语言学在国内传播的最早介绍之一。之后，他在批评语言学领域发表一系列颇具影响的研究论文，包括“语言、现实与梦幻世界：童话叙事中的非互动模式及其意义”（《现代外语》2005/4）、“断裂的语篇：童话叙事中的隐性对话的批评性分析（《外语学刊》，2007/5）、“童话叙事中的性别问题：社会符号学的视角”(《江西社会科学》，2007/11)、“视觉的语法：童话插图中情态的社会符号学研究”（《中山大学学报》，2007/5）、“童话叙事中互为话语性的批评性分析：以爱丽斯漫游记为例”（《深圳大学学报》2007/6）等等。他相继出版了批评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批评视野中的语言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预制性语言在广告语域中的话语分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和《叙事的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模式》（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这些著述正是他话语批评思想的体现。2010年11月，丁建新在中山大学主办“中国批评语言学首次高层论坛：从话语批评到文化批评”，标志着他的学术从话语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向。他主编的论文集《批评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是国内这一研究领域的第一本论文集。 丁建新一直强调功能语言学的社会学与人类学本质。他认为，韩氏理论的精髓之一在于“功能进化”。同样地，在当代语言学形式主义、心灵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功能主义者是反抗教皇的“新教徒”。（参见Newmeyer 2000：13）丁建新认为，我们可以感到欣慰的是，功能语言学这一来自于汉语、得益于中国语言学养分的语言理论，在过去三十年中反过来又在中国语言学界能得到很好的传播、验证与发展。在强调本土、反对一极、审视长期以来西方范式的科学研究的今天，他认为韩礼德的语言理论为语言科学所做的贡献还远没有被人完全认识到。在功能语言学方面，丁建新发表了“语篇分析与语用学的相互依存性”（《山东外语教学》，1997/2）、“语法家之梦——‘词汇作为最精密的语法"述评”（《现代外语》，2000/4）、“发展语用学关于儿童话语能力的研究”（《外国语》，1999/2）、“英语小句复合体投射系统之研究”（《现代外语》，2000/2）、“英语双宾及物结构的功能句法分析”（《外国语》，2001/1）、“对话、殷勤之意与语篇声音：关于旅游广告中习语表达的话语分析”（《现代外语》，2004/1）、“话语中的时间、时间表达和时间连贯”（《外语学刊》，2004/4）、“英语-ing非限定小句意象图式中句法象似性的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6，与秦勇合作）。他试图挖掘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源泉，深入研究了Benjamin Lee Whorf的语言相对论思想，并在国内最早介绍Whorf的“隐性范畴”思想，并陆续发表了系列相关论文，如：“沃尔夫论隐性范畴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4，与黄国文教授合作）、“语法、思维与认知：语言相对主义视野中的语言多样性及其对认知的影响”（《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4）。丁建新教授对功能语言学核心思想的理解集中体现在“功能语言学的进化论思想”（《外国语》，2009/4）、“主体间性、功能进化论与社会生物学”（《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6）等系列论文中。 边缘话语与社会是丁建新的一个研究话题。对边缘话语的关注体现了批评话语研究的社会关切。丁建新认为人文关怀与社会关切是作为一个语言学者不可或缺的胸襟与视野。批评话语分析以揭示话语实践中隐含的权力关系与不平等为己任，将统治阶级“自然化”到语言中的意识形态揭露出来，从而消除话语霸权，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获得“有效的公民权和民主资格”。这对于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边缘群体的话语研究正是他这种思想和精神的体现。其代表性论文如：“作为社会符号的“反语言”——边缘话语与社会系列研究之一”（《外语学刊》，2010年第2期）、“台湾的忧郁——边缘话语与社会系列研究之二”。丁建新以囚犯语言、黑帮行话、引航员俚语、卡车司机车载电台语言、大学校园俚语、说唱音乐等反语言或半反语言形式为例，说明这一另类话语及其构建的另类世界。他认为反语言是一种相对于主流语言来说具有不同词汇的语言形式，是反文化群体用来反抗、抵制、扰乱、从而远离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一种话语实践。相对于主流语言，反语言具有寄生性与隐喻性。反语言生成反社会，反社会是主流社会的有意识的替代。反语言是构建身份认同、寻找“有意义的他者”的重要手段。反语言作为边缘话语的一种极端形式，对社会符号学研究话语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他对《海角七号》与《1895》两部台湾电影的分析是他将边缘话语与社会的理论运用到电影批评与文化评论的成功尝试。丁建新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叙事的社会符号学研究”（2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语言相对论视野中的英汉隐性范畴及认知模式比较研究”（2008）、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翻译学理论的整合性与系统性研究——认知语言学途径”子课题（2008）、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后期资助项目“体裁研究”（2009）、广东省台湾办公室“台湾的语言政策及其政治”（2009）、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澳大利亚华人文学新视野”等重要课题。并参与2010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跨文化互动的逻辑认知机制与计算机模拟研究”（2010）等重大课题。丁建新教授先后在国内许多高校做学术讲座，其中包括：深圳大学、西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商业大学、青海师范大学、河南科技学院、洛阳师范学院、韶关学院等。

爱丁堡大学1853年建校的爱丁堡大学(推荐阅读:爱丁堡大学)是大不列颠六所最古老、最大的大学之一，用美国校友开国元勋富兰克林的话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国际性知名学府可以和爱丁堡大学相提并论。推荐课程：Informatics MSc 计算机信息化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Sc 人工智能Cognitive Science MSc 认知科学Computer Science MSc 计算机科学杜伦大学互联网系统与电子商务入学要求：平均分80以上，雅思6.5，单科6课程为想找与网络信息系统相关工作的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课程从最基础的介绍信息技术和软件工程开始，所以能让本科没有专业背景的同学们很轻松的从零开始一步步实现自己的计算机梦想。纽卡斯尔大学计算机科学入学要求：平均分75以上，雅思6.5。课程从最基础的计算机科学的知识介绍开始，从数据库设计，网络技术到编程，课程最后，学生们有机会通过论文和演讲展示自己对计算机技术的理解与掌握。

劳雷尔·理查森（Laurel Richardson）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你说的这句话出自"Narrative and Sociology." 1990.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0 (April): 126-135.这篇文章当中。

专著2012 《迁徙、家乡与认同 – 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段颖、巫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4Chinese Overseas: Comparative Cultural Issue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2Chinese Minority in a Malay State: The Case of Terengganu in Malaysia.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8The Baba of Melaka. Petaling Jaya:Pelanduk Publications.1985The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Dejiao Association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A Study on a Chinese Religious Organiz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中译本：《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德教会之发展与分布》，苏庆华译]编著：2011Chinese Food and Foodways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Singapore: NUS Press.2008The World of So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Edited by Christine Du Bois, Chee-Beng Tan and Sidney Mintz) 2007Chinese Transnational Networks. London: Routledge.2007Food and Foodways in Asia: Resource, Tradition and Cooking. London: Routledge. (Co-edited with Sidney C.H. Cheung)2007Chinese Overseas: Migration,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Edited by Tan Chee-Beng, Colin Storey and Julia Zimmerman.2006Southern Fujian: Reproduction of Traditions in Post-Mao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跨国网络与华南侨乡：文化、认同和社会变迁》，陈志明、丁毓玲、王连茂主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出版。2001Changing Chinese Foodways in Asi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Co-edited with David Y. H. Wu)2001Tourism, Anthropology and China. Bangkok: White Lotus. Co-edited with Sidney C.H. Cheung and Yang Hui.2000The Chinese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edited with Lee Kam Hing)2000 《传统与变迁：华南的认同和文化》，陈志明、张小军、张展鸿 主编。 北京：文津出版社。1999 《福建暨闽南研究文献选集》，陈志明、张小军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出版。 1997Sociocultural Change, Development and Indigenous Peoples. (Contributions to Southeast Asian Ethnography, No. 11.) 1995Dimensions of Trad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Malaysia): Pelanduk Publications. Co-edited with Rokiah Talib.1990Preservation and Adaptation of Tradition: Studies of Chinese Religious Expression in Southeast Asia(Contributions to Southeast Asian Ethnography, No. 9, 1990) 论文（自2000年以来在国际refereed英文学报的主要出版）：2012. “Shantang: Charitable Temples in China, Singapore and Malaysia.”Asian Ethnology71 (1): 75-107.2011. “Capitalist Market Values in East Malaysia and China.”Current Sociology59(2): 135-145.2011. “Indonesian Chinese in Hong Kong: Re-migration, Re-establishment of Livelihood and Belonging.”Asian Ethnicity12(1): 101-119.2010. “The Promotion of Tea in South China: Re-Inventing tradition in an Old Industry.”Food and Foodways18(3): 121-144. [Co-write with Ding Yuling]2010. “Reterritorialization of a Balinese Chinese Community in Quanzhou, Fujian.”Modern Asian Studies44(3), 2010.2008 Rural Urbanization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Quanzhou, Fujian. InAnthropologica50 (2): 215-227. (By Chee-Beng Tan and Yuling Ding)2001 Bean-curd Consumption in Hong Kong.Ethnology40(2): 113-128. (Co-writewith Sidney Mintz)2000 Ethnic Identitie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Some Examples from Malaysia.Identities6(4): 441-480.论文（中文出版）陈志明教授著作主要以英文出版。主要中文论文如下：2010 “泉州城郊‘巴厘华人村"：华侨农场归侨重建家园”， 刊载于《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 (1): 3-19. [陈志明与丁毓玲合写]2010 “地方政府与少数民族学校教育：跨文化的视角 ” ，刊载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第9卷3期：16-21. 【陈志明与袁同凯合写】2009 “对Cosmopolitanism的理解与汉语翻译”， 刊载于《西北民族研究》 2009年第3期：106-109.2009 “从费孝通的著作思考人类学的若干问题”，刊载于《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马戎、刘世定、邱泽奇、潘乃谷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p. 677-686。2008 “国家疆界、华人文化与认同”，刊载于《跨越疆界与文化调适》。李元瑾主编。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2006 “导论：跨国网络与华南侨乡：文化、认同和社会变迁”，刊载于《跨国网络与华南侨乡：文化、认同和社会变迁》。陈志明、丁毓玲、王连茂主编。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出版. Pp. 249-269 (陈志明、丁毓玲合写)2006 “诗山跨境关系与经济活动”，刊载于《跨国网络与华南侨乡：文化、认同和社会变迁》。陈志明、丁毓玲、王连茂主编。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出版。Pp. 249-269 (陈志明、吴翠蓉合写)2005 “关于被涵化的马来西亚华人的若干问题“，刊载于《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何国忠主编。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 Pp. 37-52.2005 “从费孝通先生的观点看中国人类学的族群研究”，刊载于《文化、族群与社会的反思》 。乔健、李沛良、李友梅、马戎主编。高雄: 丽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Pp. 225-2452003 “国际视野与海外华人研究：在海外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5(1): 13-16. 2002 “涵化，族群性与华裔”，刊载于《海外华人研究论集》。郝时远主编。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p. 231-2622002 “族群的名称与族群的研究”。 《西北民族研究》32(1): 48-54.2001 “华人民族学文化圈：世界华人社群的人类学研究”，刊载于《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乔健，李沛良，马戎 主编。高雄: 丽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Pp. 453-471。2000 “华人的传统与文化认同“，刊载于《传 统 与 变 迁：华南的认同和文化》。陈志明、张小军、张展鸿主编。北京：文津出版社。Pp. 1-18 .2000 “东南亚华人的土地神与圣迹崇拜：特论马来西亚的大伯公”，刊载于《遗 迹崇拜与圣者崇拜》。傅飞岚、林富士主编。台北：允晨文化。Pp. 57-84。2000 “马来西亚巴巴”，刊载于《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社区民俗卷》。北京：华侨出版社。 Pp. 233-235.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大学中建立已经有许多年了，但是令人担忧的是，这门学科的其它学术努力并没有继续承传下去。夸张一点说，它虽然能够激发我们的热情，但却常常因产生许多难以归结于其它学术领域的烦恼而可能使其难以维持初衷。许多其它能够保持镇定的学术事业，社会学却显得有点过于激怒。学科沙文主义（disciplinary chauvinism）是大学里熟悉的现象。对此，一个最合理的质疑就是，它不是建立在各研究领域都熟知的基础上，却表现出了极度的轻视。但是比起一些普通的不满情绪而言，社会学的反映似乎更具复杂性，因为它忽略了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忧虑的滋生地。　　在大学中，社会学当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这种焦虑的根源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可能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与此一致的研究领域--没有一个主题能够作为明确的研究领域而被准确地加以界定。这种观点当然不对，社会学涉及到社会制度的比较研究，其特别强调对现代工业主义诞生以来的那些社会形式的研究。尽管对应该怎样更好地研究现代社会可能存在着观点上的差异，但如果认为这种社会没有系统研究的价值似乎有点荒谬。　　总之，与一些知识分子担心如何更好地界定自己研究领域相比，社会学中各种对立的反映似乎牵涉着更为复杂的情感。这是否会因此而增添一份恐惧感呢？或许，无论多么茫然，它都暗示着在支配我们自己对学术观察的社会行为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威胁。也就是说，如果非常有兴趣，社会学的工作一定会在某些时候影响到某些人。然而，任何一个稍微了解社会学的人都会明白，这离在所有时候影响所有人还相差很远。有些人天真地将社会学与政治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都人为地设置了大量障碍来颠覆每个理智市民的爱心。然而，至少像许多曾经保守的社会学家一样激进，许多持中间路线的社会学家与其它任何学科中的人的比例是一样的。这将需要进一步的社会研究来证明这一判断的正确性。但没有人能够像传统的主流思想所认为的那样，企图建立一个大家熟悉的主题来指出政治范围的特殊之处。　　这当然主要不是要设法反对"身份说（status quo）"，因为它能够解释社会学所激发的保守观点，难道是社会学倾向于无知？难道是我们自以为自己以及完全了解自己以及社会上像我们一样的其他人行动的根源已经不需要任何更深的了解？让我将其置于争议中来讨论。也许可以这样说，社会学家是一些表明自己很平淡但善于发现的人，你也许会认为任何一个接受"社会学家"称呼的人都不可能完全对此高兴。因为这似乎将直接导致他的失业。事实上，我以为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即它指出了这个问题的关键：社会学家究竟是做什么的？更具体一点来说，就是我们社会学家能够为这个社会行为的性质与起源提供何种启发？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共同面对的，只是它在社会学中体现得最为强烈。　　事实可能很简单，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在行动中我们通常知道自己将做什么和为什么去做，也就是说，人是概念生成的能动者，而正是有这个本质性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才构成了人类的自身。此外，人类行动者有行动的理性，这些理性就是要不停地激发其日程行动的出现。理性与行动认同都不需要表达出来以支配行动的内容。然而，总的来说，我认为这在维持能动者一直知道自己行动的内容与原因上是有效的。更深层次的考虑是，在任何既定的情境中，这是人类行动的本质。像哲学家有时所说，行动者能以其它方式而行动，然而，一些特殊环境下的沉重负担可能压迫着我们，我们感到自己有了某种自由时，我们会根据自己的所知行动的环境及其可能的结果而决定自己的行动。这种感觉不是虚假的，因为对行动者在某种意义上"以其它方式而行动（could have done otherwise）"--或制止无论遵守什么行动方向的能动概念的分析都是令人可疑的。　　这些评价似乎进一步加重了社会学的困难，因为这种持久的批评可能会激化前面提及的争议。社会学家不仅倾向于作出明确的表述，而且也有意掩饰了术语学（terminology）上所必须要求的表述，而这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否认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能动者所拥有的行动自由。他们可能意味着我们所做的是受社会力量或独立于我们意志之外的社会约束的推动。我们相信自己能够自由地行动，能够认识到行动的理由，但事实上常常受无意识冲动的支配。这种观点听起来并不正确，因为它超过了作为人类行动者的我们自身的正确感觉。社会学因此似乎成了一门更加多余的学科，它不仅告诉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而且它还像皇帝的新装一样，掩盖了事物的真正本质却穿行在游行队伍之中。　　然而，我坚信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也并不是要建议社会学家都应该悄悄地打点好行装去开辟新的领地。我可以接受甚至强调社会学的大部分内容是与我们所想所知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除了描述它的主题或学术从业者、多余或没有侵蚀的思想外，它使得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社会科学中最富有挑战和最具复杂要求的学科。我不想说，现在已经不存在既遭人反对又使人索然寡味的社会学形式了。我现在说的"社会学家所做的事情"具有某种表达愿望的意味。我并不是毫无顾忌地赞成社会学家所做的一切，我仅仅是希望在我的研究领域中给出一些社会学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就的例子，以显示社会学的知识领域仍然是既引人瞩目，又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二ue004　　在分析社会学家的职责之前，让我们从显而易见的或每个人都知道的观察开始吧（或许每个人都知道的根本就不那么显而易见，甚至可能还是错误的）。尽管当你观察地球时，它像薄煎饼一样非常扁平，但今天我们并不属于这个扁平的地球社会。具体到我们对社会制度的知识预设，我们则更可能是错误的。至少，我们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例子，比如"破损家庭"或单亲家庭的数量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激增--这是人们普遍了解或相信的。但如果我们回过去看维多利亚时代，其稳定、完整的家庭和当代混乱的家庭之间存在着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实际上，单亲家庭的比例在维多利亚时代比今天要高得多--这不是离婚的一个结果，而主要是在相对年轻群体中的死亡率更高的结果。再者，人们都知道，英国特别容易发生罢工，导致工业混乱主要是因经济方面的缺陷造成的。然而，许多统计显示，英国罢工的发生率与其他许多发达工业国家相比并不是特别高。再举一例，瑞典自杀率相当高--这一点众所周知，在北欧人忧虑的个性中，或许由于长时间地忍受社会党政府，产生了一种忧郁消沉或悲观绝望的个性。事实上，瑞典人不会炫耀自己日益高涨的自杀率，而且永远也不会这样做。ue004　　在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中，不应低估社会研究对纠正错误或偏见所做出的贡献。因为有些研究可能常常采取偏见的形式，从而导致狭隘和歧视，甚至可能抑制一些合乎需要的社会变迁。而揭示社会生活某些方面所持有的观点究竟多么有效，当然是社会学家的任务之一，即使这些观点对于别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社会研究的结果可能常常是缺乏创意的，因此，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可能确实需要再加以证明。而且，大家都知道许多社会制度的诞生就是社会学分析和社会研究的结果。有人认为大量社会研究--常常由政府机构或调查机构实施的，而不仅是由大学里的社会学家来实施--已经深入到现代社会的日常运行里了，我们认为这是想当然的，但不参与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中去，就根本不会了解其中的部分情况。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的离婚率普遍比20-30年前要高，但容易忘记的是我们有相当多的社会调查参与统计这类现象。　　假如这就是社会学应做的一切，那么就没太多值得骄傲的。社会学所要做的不仅是要纠正我们对社会现象所持的错误观点--虽然社会学的一些倡议者实际上把这作为它的唯一贡献。正如我开始所说的，作为一个行动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知道自己所要做的以及为什么去做。在行动中，我们不可能还去担心行动是什么，或者那些行动是否存在。比如，我不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首先开出支票，也不会不知道一系列诸如"信贷"、"开户"、"银行"等复杂的概念和规则。在某种意义上，行动者总是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以及这样做的原因，且必须在更为广阔的制度背景下对某一特定行动的诸多因素加以考虑。因为我们不仅要知道这些因素，而且我们还必须了解这些因素对促使行动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对此，我们并不需要社会研究来了解这些因素。　　这种知识--包括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习俗的知识--因此不能取决于社会学的解释，或许的确如此。实际上，我想要指出的是，关于社会行动，人们通常会考虑到的不外乎四种问题，这四种问题不会与个体总是知道的行动内容与原因相抵触。这四种问题彼此间有着逻辑关联性，并为理解社会学家的职责--也为社会学是一门关于什么的学科提供了答案。ue004　　再来看看开支票的例子。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开支票意味着什么，但对于一个来自没有银行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金融体制的文化背景的人来说，他就可能不知道开支票。换而言之，对于一个人或群体熟悉的规则，对另一个人或群体则不一定熟悉。这不仅在不同社会类型之间是正确的，而且在不同社会内部也是正确的。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社会的不同领域，而生活在别的环境下的那些人的行为模式对于我们来说，就可能不很清楚了。要说明生活在某一特定文化背景（cultural setting）中的人对另一个特定文化的了解（反过来也一样）正是社会学家的职责所在。这可以称之为社会研究的人类学时期（且其意义值得关注）。比如，我们注意到，对社会生活中文化多样性的区分往往也是揭示人类行为共同理性的一种方法。为了说明特定文化背景或特定社区中的习俗，就需要我们领会行动者的意图和原因，如果不作这些说明，它就可能完全被我们所遗忘。　　这里有许多与哲学相关的复杂问题，我不想低估它们。要找到这类例子相当容易。在充满冲突和敌意但又不断互相依存与分裂的世界，跨文化背景下的相互理解变得犹为重要。这种跨文化交流的正弦图（the sine qua non）是有效进行社会研究的人种志工作（ethnographic tasks）的结果。比如，文化差异把普林克顿（Brixton）的西印第安人（West Indian）社区与富裕的白人地区（和怀特霍尔）区分了开来，这就好像跟由于文化差异而把伊斯兰教革命与西方文化区分开来一样是正确的。当然，文化差异的缩小并不会必然导致以前存在的冲突的减少。对敌人了解得越多，其敌意产生的合理性或必然性就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尽管如此，这一点也不应该导致我们怀疑文化人种论（ethnography of culture）在促进相互理解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学术领域与之自然相对应的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走上紧密结合的道路。ue004　　让我们再回到开支票的例子中去（并不是完全为了金钱）。我们都知道开支票是指什么，但这不等于说我们知道所有关于开支票应知道的规则。假如我在公共汽车票背面，而不是在银行提供的单据上签写，那么支票还会有效吗？决定我们行为习俗的大部分知识不仅具有连贯性特点，而且还是实用的。为了开立银行户头和兑现支票，我们不必详细了解银行制度。假如我们被要求这样做的话，也没必要知道"支票"或"户头"究竟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什么样的钱在日常生活的货币交易中没有麻烦。但是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声称的，要明确地给金钱下个定义是很困难的事情。就像圣·奥古斯丁（St. Augnstine）在他著名的关于时间的观察报告中所说的，我们都知道时间是什么--直到有人来问我们。　　由此可得出许多不同的推论，但我只想说其中的一个。这就是我们的话题--我们所能够说明的--关于我们的行动及行动原因，仅仅只涉及了我们在日常活动中所做的某些方面，这些活动有非常复杂但又不是不着边际的一面，它特别对社会学和其它社会科学有益。在这里，我们说社会学在研究我们已知道的事情并非是自相矛盾--虽然我们能够常常意识到这一点，但并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解它们。换个说法，诸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在其著名的观察报告中所写的一样，我们关于社会习俗的大量知识包含了能够"继续"社会活动的各种背景。我们设法要完成的研究只是兴趣大小的问题--而且这种研究有着丰富的结果，这一点我会在后面尽力说明。　　我们可以用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关于肢体语言的著名报告作一个例证来予以说明。 要成为一个行动者，他不仅必须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而且还必须用看得见的方式把这个行动演示给别人。我们彼此都希望在自己的行动中保持一种"控制警戒（controlled alertness）"，并通过受过训练的肢体外表、姿态和面部表情的控制来做到这一点。戈夫曼指出了"呈现"给别人的，并由此而经常捍卫作为行动者身份象征的体态仪表是多么复杂难辨。通过分析没有这些体态仪表时的情况，能够很好地洞察紧密控制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公共表现。据此，我们可以调查孩子们的行为，因为学习长辈受控的肢体语言需要花费孩子们好几年的时间。例如，我们可以研究肢体动作中的一些障碍--舌头打滑、姿态或面部表情的失控。关于这一点，虽然在这里我不能详细追述，但在戈夫曼和弗洛伊德（Freud）之间有着十分有趣的联系。　　在阅读戈夫曼的书之后，社会世界似乎再也没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最恼人的姿势也充满了潜在的联想，这些联想并不都是令人愉快的。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对于戈夫曼的大多数读者而言，是什么使他的著作容易产生一种洞察世事的感觉呢？我认为，是因为这些著作论及了什么是亲密和熟悉的且又不是不着边际的内容。它揭示了什么是我们在社会世界已经和必须认识的但又不是胡乱认识的东西，所以它促进了我们准确地了解自我。从这一点上来看，说我们已经知道了要详细研究的内容并没有什么矛盾，但这种研究的结果还远不能自言而喻。这正如对语言的研究一样都是重要的，语言学家穷其一生来研究我们已经知道的，而且，他们必须了解言说者的能力，但这决不是要放弃语言学的重要性，或者与其它研究领域相比减少其需求。　　我们要区分大多数行动的意图和原因，必须要有两个限定条件--即我们都居住在文化各异的有限环境中，以及我们通常能鉴别少数复杂行动的传统规则。而现在，我们还必须加上第三个限定条件：也就是我经常说的，我们的行动经常会产生一种未预期的结果，尤其当我们对行动表示异议时，这种未预期结果表现得更为明显。　　我们知道，现代金融系统依赖于交易中的公众信誉。为了保持交易，金融系统必须要有规则。在某个时间里，银行其实只有银行存款的一小部分钱。因此，虽然，每个存款人能及时取出他所有的存款，但所有存款人不能同时取出所有的存款。假如银行出现挤兑，接之而来的是它必须付清全部欠款的信誉将会急剧下降，甚至可能因此而导致银行破产。银行顾客很少有人（或者没有人）故意发动这样的挤兑，即使产生了这样的行动，其结果也不一定是他们所预期到的。大量有意图的行动（intentional actions）产生了未预期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银行挤兑的例子便是一个特例，但也不是那么很特别。例如，有一个社会学家就经常把这些未预期结果统称为"放纵的结果（perverse consequences）"。下面这个例子就是例证。弗罗里达洲政府为了援救濒临灭绝的短鼻鳄，把射击和捕杀短鼻鳄列为非法。但是那些沼泽地区过去能让农民勉强赚些钱，现在，政府认为把沼泽用来养殖短鼻鳄以供人猎杀变得浪费了。结果，农民为在地里种出庄稼就把水排干，短鼻鳄的栖息地由此消失了，农民也从应该得到保存的区域里被赶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