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的影响

它是指货币流通中出现的这样一种情况：投入流通中的货币，主要是纸币发行量过多，大大超过流通实际需要的数量，以致引起货币贬值。
通货膨胀对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影响：
（1）实际收入水平下降
（2）价格上涨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导致福利减少
（3）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具体表现为：低收入者（拥有较少禀赋者）福利受损，高收入者（拥有较多禀赋者）却可以获益；以工资和租金、利息为收入者，在通货膨胀中会遭受损害；而以利润为主要收入者，却可能获利。
再分配效应
在现实经济中，产出和价格水平是一起变动的，通货膨胀常常伴随着有扩大的实际产出，只有在较少的一些场合中，通货膨胀的发生伴随着实际产出的收缩。为了独立的考察价格变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假定实际收入是固定的，然后去研究通货膨胀是如何影响分得收入的所有者实际得到收入的大小。
首先，通货膨胀不利于靠固定的货币收入维持生活的人。对于固定收入阶层来说，其收入是固定的货币数额，落后于上升的物价水平。其实际收入因通货膨胀而减少，他们接受每一元收入的购买随价格的上升而下降。而且，由于他们的货币收入没有变化，因而他们的生活水平必然相应地降低。
相反，那些靠变动收入维持生活的人，则会从通货膨胀中得益，这些人的货币收入会走在价格水平和生活费用上涨之前。
其次，通货膨胀对储蓄者不利。随着价格的实际上涨，存款的实际价格或购买力就会降低，那些口袋中有闲置货币和存款在银行的人受到严重的打击。同样，像养老金、保险金以及其他有价值的财产证券等，他们本来是作为防患未然和蓄资养老的，在通货膨胀中，其实际价值也会下降。 通货膨胀是资产阶级或统治阶级加强对基层劳动人民剥削和掠夺的重要手段。通货膨胀首先给工人和农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它使得物价不断上涨，货币购买力不断下降，由此引起工人实际工资急剧下降，生活日益贫困。而农民等小生产者则因为物价上涨过程中，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扩大，不得不以高价购买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生活资料，低价出卖自己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因而更加贫困。
通货膨胀也严重影响一般公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因为他们的薪金也不能按物价上涨的程度而相应增长。但是，通货膨胀却给垄断资产阶级带来极大利益。
他们不仅会通过政府订货和价格补贴等，把资产阶级国家用滥发纸币从劳动人民那里掠夺来的大部分收入转入自己的腰包，而且可以利用实际工资下降，或者用贬了值的货币偿还债务，以及利用物价飞涨乘机进行囤积居奇等等，获得巨额的利润。 在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必将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如果社会的通货膨胀率是稳定的，人们可以完全预期，那么通货膨胀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很小。因为在这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各种名义变量（如名义工资、名义利息率等）都可以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从而使实际变量（如实际工资、实际利息率等）不变。这时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的唯一影响，是人们将减少他们所持有的现金量。但是，在通货膨胀率不能完全预期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将会影响社会收入分配及经济活动。因为这时人们无法准确地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各种名义变量，以及他们应采取的经济行为。
（一）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债务人而不利于债权人
在通常情况下，借贷的债务契约都是根据签约时的通货膨胀率来确定名义利息率，所以当发生了未预期的通货膨胀之后，债务契约无法更改，从而就使实际利息率下降，债务人受益，而债权人受损。其结果是对贷款，特别是长期贷款带来不利的影响，使债权人不愿意发放贷款。贷款的减少会影响投资，最后使投资减少。
（二）在雇主与工人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雇主而不利于工人
这是因为，在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工资增长率不能迅速地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从而即使在名义工资不变或略有增长的情况下，使实际工资下降。实际工资下降会使利润增加。利润的增加有利于刺激投资，这正是一些经济学家主张以温和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发展的理由。
（三）在政府与公众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政府而不利于公众
由于在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名义工资总会有所增加（尽管并不一定能保持原有的实际工资水平），随着名义工资的提高，达到纳税起征点的人增加了，有许多人进入了更高的纳税等级，这样就使得政府的税收增加。但公众纳税数额增加，实际收入却减少了。政府由这种通货膨胀中所得到的税收称为“通货膨胀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实际上是政府对公众的掠夺。这种通货膨胀税的存在，既不利于储蓄的增加，也影响了私人与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分别发生在1980年，1988年和1994年。
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Misery index的概念
痛苦指数代表令人不快的经济状况，等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总合。其公式为：痛苦指数=通货膨胀百分比 + 失业率百分比，表示一般大众对相同升幅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感受到相同程度的不愉快。 新凯恩斯主义（neo-keynesian） 依新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有三种主要的形式，为robert j. gordon所说的“三角模型”的一部分：
需求拉动通胀（demand-pull inflation）——通货膨胀发生于因GDP所产生的高需求与低失业，又称菲利普斯曲线型通货膨胀。
成本推动通胀（cost-push inflation) ——今称“供给震荡型通货膨胀”（supply shock inflation），发生于油价突然提高时。
固有型通货膨胀（built-in inflation）—— 因合理预期所引起，通常与物价/薪资螺旋（price/wage spiral）有关。工人希望持续提高薪资，其费用传递至产品成本与价格，形成恶性循环。固有型通货膨胀反应已发生的事件，被视为残留型通货膨胀，又称“惯性通货膨胀”，甚至是“结构性通货膨胀”。
这三型的通货膨胀可随时合并解释现行的通货膨胀率。然而，大多时前两种型态的通货膨胀（及其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会影响固有型通货膨胀的大小：持续性的高（或低）通货膨胀带动提高（或降低）固有型通货膨胀。
三角模型中有两项基本元素：沿著菲利普斯曲线移动，如低失业率刺激升高通货膨胀；以及转移其曲线，如通货膨胀升高或降低对失业率的影响。 理论主要集中于货币供给：通货膨胀可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与经济供应力（其潜在输出）相关。
货币供给在程度温和的通货膨胀中也扮演主要角色，但其重要性有争议。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相信其具强力连结；相反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强调总体需求在其中的角色，而货币供给仅只是总体需求的决定性因素。
凯恩斯主义解释法的基本观念为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称之为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此模型在物价稳定度与失业率之间权衡（trade off）；故为将失业率降至最低，可允许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极佳的描述出美国在1960年代的经历，但不足以诠释其于1970年所遭遇到的通货膨胀升高与经济停滞结合。现今菲利普斯曲线用以关联薪资总额增长与一般性通货膨胀的关系而非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 因为供给震荡与通货膨胀已成为经济活动的固定因素，当代整体经济使用‘位移"过的菲利普斯曲线（以及物价稳定度与失业率之间的取舍平衡）来描述通货膨胀。
供给震荡意指1970年的油价震荡，而固有型的通货膨胀意指物价/薪资循环与通货膨胀预期，表示在正常经济情况下容忍通货膨胀。因此，菲利普斯曲线仅代表三角模式中的需求拉动通胀。
另一个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为潜在产出（有时称为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达到最高生产力的状况下经济体之GDP水准——为习惯性且固有的限制。此种输出标准对应于nairu——固有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或全职性的失业率。在如此架构下，固有型通货膨胀率为内因性地取决于经济体内的劳动量：
GDP超出其潜在水准（且失业率低于nairu）时。该理论指出，在其他条件相等时，通货膨胀随着供应者提高价格而加剧，且固有型通货膨胀会更恶化。进一步将导致菲利普斯曲线朝着高通胀与高失业摆向滞胀。这种“加速型通货膨胀”曾见于1960年代的美国，当时越战的开销（由小额加税扺消）在数年间将失业率压低在百分之四以下。
GDP低于其潜在水准（且失业率高于nairu），而其他条件相等时，通货膨胀随著供应者企图降价，让市场消化超额数量，并低估固有型通货膨胀而减低；即阻止通货膨胀。将导致菲利普斯曲线朝著低通胀与低失业摆向期望的方向。阻止通货膨胀曾见于198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的抗通胀措施带来数年的高失业率，其中两年曾高达百分之十。
GDP相等于其潜在水准（且失业率也等于nairu)时，只要没有供给震荡，通货膨胀率即不变。长期说来，大多数的新凯恩斯总体经济学者视菲利普斯曲线为垂直。也就是说，若通货膨胀率高到可以压过失业率的情况下，失业率为其前提，且等相于nairu。
然而，以该理论作为政策制订的标的存在缺陷。潜在产出（以及nairu）的数量通常为未知，且会随时间改变。另外，通货膨胀率的发生并不对称，上升的速度较下降为快；更糟的是还趋向随政策而变。例如说，在撒切尔首相主政时期，失业者发觉自己处于结构性失业，也就是无法在不列颠经济体内找到适才适所的就业机会，当时英国的高失业率可能提高了nairu（且潜力降低）。在一经济体避免跨越高通货膨胀的门坎时，结构性失业率的提高暗示着只有小量的人力可在nairu中找到就业机会。
若假定nairu与潜在产出两者皆具独特性且迅速达成，则绝大多数的非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理论可理解为包含于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中。
当“供给面”固定时，通货膨胀取决于总体需求（aggregate demand）。固定供给面也暗示著公私机构的开销定然相互冲突。故政府的赤字开支会对私营机构产生排挤效果，而对就业水准并无影响。也就是说，资金供给与金融政策为唯一可影响通货膨胀者。 供给面（Supply side）经济学说假定通货膨胀一定由资金供给过剩与资金需求不足所引起。对这两个因素而言，资金数量纯粹只是标的物。
于是，欧洲于中世纪的黑死病流行期间所发生的通货膨胀，可视为因资金需求降低所引起；而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可归因于美国脱离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订定的金本位后所产生的资金供给过剩。供给学派假定，资金供给与需求同时提高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在经济学上，通货膨胀意指整体物价水平持续性上升。一般性通货膨胀为货币贬值或购买力下降，而货币贬值为两经济体间之币值相对性降低。后者用于形容全国性的币值，而前者用于形容国际市场上的附加价值。两者之相关性为经济学上的争议之一。
通货膨胀之反义为通货紧缩。无通货膨胀或极低度通货膨胀称之为稳定性物价。
在若干场合中，通货膨胀一词意为提高货币供给，此举有时会造成物价上涨。若干（奥地利学派）学者依旧使用通货膨胀一词形容此种情况，而非物价上涨本身。因之，若干观察家将美国1920年代的情况称之为“通货膨胀”，即使当时的物价完全没有上涨。以下所述，除非特别指明，否则“通货膨胀”一词意指一般性的物价上涨。
通货膨胀之反义可为“通货再膨胀”，即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物价上涨，或紧缩的程度降低。也就是说，一般物价水平虽然下降，但幅度缩小。相关词为“通货膨胀率减缓”，即通货膨胀上升速率减缓，但不足以造成通货紧缩。
部分学者认为，中文“通货膨胀”一词字面上容易给人通货本身价值增加的联想，建议改称“物价膨胀”，但并未广获使用。 对一个国家经济而言，有三个问题最为重要：其一经济增长；其二通货膨胀；其三失业率。经济增长是大国最关心的；而通货膨胀则伴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本文主要讨论通货膨胀的本质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产生的真正原因是资本对利润率平均化的要求。换句话说：相同单位的资本要求得到相等的投资回报，即资本无差别化。
然而现实中资本无差别化不可能存在，这往往受到资本进入行业或产业的难易程度影响。所以资本进入行业或产业的难易程度产生了利润平均化的级差，这种行业或产业之间客观存在的级差利润率可以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取得某种均衡，这种均衡一旦被打破，就会拉大行业或产业之间的利润率比率，从而产生通货膨胀。资本进入行业或产业的难易程度受利率，分工，行业生产力，投资规模，科学技术的保密程度，人力资源，品牌，信誉，专利，标准，原材料的可获得性等因素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市场经济的固有属性，在现实生活中，创新的推动，市场需求的波动，劳工的议价等会使资本利润率产生差异，进而价格被扭曲。之所以会这样，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的推动使投资者觉得投资有差异，利润率也应当有差异，因而通货膨胀通常发生在利息率降低，通货供应充足的情况下。在这时，那些充足的资金会迅速的从利润率低的行业流向利润率高的行业；即流动资金越多，对行业利润率平均化要求越迫切。
而在高利息率时期，资金紧缺，各行业对利润率平均化要求不高，因而行业间利润率差就高，但是如果各行业的相对利润率被充分扭曲时，高利息率下同样有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CPI指数是个不太准确的概念，因为它不能包含全部商品，事实上未包含的商品往往具有更强的指导性。如创新的产品在进入市场时售价高而占GDP的比重小；而另一些将要被淘汰的产品价格偏低，占GDP的比重也偏低，统计指标常常将之忽略。
打破平衡往往是由成本，需求，创新这三者的易变性决定的，这三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由企业决定，比如成本中：原料，人力资本由外部决定；需求由顾客决定。在经济扩张与衰退期需求波动较大；创新往往改变生产率，所以创新由行业与产业之间的创新成果的相对性决定，且偶然性大。
从企业或行业的角度：企业投资都有一个长期目标，进而决定其资产配置，如固定资产投资，这就决定了企业在作利润决策时，追求利润最大化；行业是由许多企业组成的，国家又由众多行业组成，所以企业并不会以利润率平均化为决策组织生产，这是另一个原因。
投资直接改变了行业，企业之间的利润率，因为投资毕竟是个体（单位）行为，由于投资受到决策主体，环境，资源与心理预期的影响，资本的差别化始终存在，有时还很大。因而行业与企业的利润率被扭曲也是客观存在的，而通货膨胀及资本利润率平均化的要求是自然调节这一不公平现象的有效方式，这也适合经济周期中的调节，如经济扩张期，利润率被严重扭曲；在衰退期，利润率趋于平均化。
然而投资也可以符合资本无差别化原则。如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除了通过财政支出实现资本利润平均化外，还可以通过价格控制各行业利润率；而货币政策就体现在利息率与汇率调控上，如提高银行准备金，从这可以看出通货膨胀与利息率存在关系。
假如企业保持合适的利润率，而适当增加劳动力支出（工资），保持合适的消费支出，无疑科技创新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或可生产产品的增加，将使资本经济快速增长，个人可支配的财富更多，但这只能是理想；正如前面所说，企业并非以社会利益来决定利润率（积累），而是追求自我的最大化，这就决定了资本要压低劳动力价值（工资）的本性，因而资本经济增长缓慢，经济周期明显。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从系统的角度，以资本无差别化为引导，本着平衡消费与积累的关系，以科技创新发展经济为目的，制定适合各行业，企业的利润率政策与监管，才可能化解资本经济的各种缺陷。
现实中各行业的利润率是有明显差别的，这种自然差别能够自动取得某种均衡的比率，即前面提到的利润平均化的级差。比如石油/IT=4/5；工业/农业=4/3等，这种比率可以自动形成一种商业习惯性利润率的合理比率，从而在企业，行业，顾客，社会中形成所谓的合理利润率。这种均衡可以称其为自然状态下的资本级差化均衡。即行业间的自然平均化。然而这种均衡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只能是一种短暂的均衡，其根本原因有：
（1）金融体系的发达推动着投资打破原来的经济结构。
（2）科学技术带来生产力的提高，让人们有了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购买不再由必需所左右，消费者更富有想象力，通过心理活动改变购买行为变得更加容易，由于冲动，非理性购买客观存在，从而使得购买有强烈的潮流性。使某些行业提供的产品短时间膨胀或收缩强烈。
（3）科学技术创新的非程序化，对市场结构的冲击像波浪一样影响经济。
（4）由于各行业本身利润率的不同，成本结构不同，市场规模不一样，从而使得利润积累的速度与数量，资产补充的速度与方式，市场的存在与替换的速度都不同。这往往会对新投资的时间，规模，速度产生重大影响。
单个行业的利润平均化级差有个度，这个“度”取决于：①行业内理想的投资回报率，如A行业7%。②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比率，如A行业利润率为7%，社会平均利润率为10%，A行业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比率在[0.6,1]之间波动。更常见的情况表现为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
例如2007年国内猪肉价格普遍上涨，表面上是由于猪肉供应量减少，其实质原因是：一、价格上涨使猪肉成本上升。二、猪肉利润减小，不少养猪户都不是批量饲养，所以得不到规模优势，既而不养猪而做其他收入更高的工作。当猪肉价格上涨时，鸡，牛，羊肉也纷纷上涨，因为它们都不同程度的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
通货膨胀是调节利润率分布不均的重要方式，也是调节投资分配不合理的自然手段；因为信息不对称，投资的主观化，汇率，投入，产出，需求等在经济环境中总存在适应性调整。
利息率的影响。企业投资者是根据相对性成本来筹资的，如果货币政策以降息来促进投资，那么投资中用于技术创新的部分就会明显不足，这是因为存在可比利润的影响，例如原有产业的利润率普遍较低，货币政策可以使决策者认为在原有产业继续投资导致整个产业利润率下降乃可弥补利息成本，且由于规模经济的“陷阱”使决策者过于乐观，从而使得产业利润率进一步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创新不如在原有条件下复制性投资，这使得通货膨胀上升，失业率下降。
当利息率上升时，投资同样进行，这时企业决策者明白，利息率高必须以更高的利润率来补偿，在原有产业，设备等条件下投资只能加重原来产业的竞争与降低整体利润率，除非企业投资促进垄断形成，这时可以加快企业购并速度，促进规模经济与垄断行业的形成；另一种情况是创新进一步深化，因为创新成果能带来丰厚的利润，足以弥补利息率的上升，这就导致了产业的升级与新兴行业的产生，这种变革使得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低；在不能促进创新时失业率高，这是由于各行业内购并重组辞退了多余的工人；如果促进了创新，这又使得失业率下降。当然上面两种情况并不是绝对的。利率下降或低利率对消费者来说更有利，因而促进了内需，但是促进程度值得研究，因为如果发生了高通货膨胀或投资收益率普遍较高时反而不利于促进内需，消费代价反而高。利息率上升或高利息率不利于消费，这时投资适合出口增长带动经济。
当然单纯从利息率的升降并不能说明问题，必须结合相关相对性与连续性才有意义。国家在使用利息率调控经济时，要考虑到是坚持创新还是在原有产业中深挖掘经济增长潜力，降息并保持较低利息率类似于发展中国家调控经济；而升息并保持较高利息率利于发达国家。
既然通货膨胀是利润率平均化的反应，那么通货膨胀越低，利润率平均化就越高；通货膨胀越高，利润率平均化就越低。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通货膨胀经常发生在发展中国家。⑴发展中国家各行业投资速度不一，利润率相差较大。⑵对价格形成机制缺乏控制。像发达国家美国：1.制定较高的利率，减少盲目投资对各行业投资回报率的过分扭曲。2.市场机制发达，政府对价格影响传播快，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成本，利润目标灵活改变。
通货膨胀并非能消除，因为无论那类投资增加都会破坏利润率平均化。新投资不可能平均分配在各行业，如果投资在全新行业，新行业也会通过排挤原有行业的市场，而打破原来资本的平均化。另外由于意识形态的存在，偏好总是存在，资本自然流动不可能，信息不对称会阻止资本的流动。
投资带来经济增长从表面上看来，经济增长带动通货膨胀；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如政府制定较高的利息率政策，这使得投资要考虑更多的相关成本，同时消费也不太活跃，各行业投资利率也相对趋同化。而利息率一旦降低，投资者在作决策时选择空间大，因而可能会快速扰乱市场，使各行业利润率被扭曲更大，经济增长，通货也高。通常情况下，低利率下的通货膨胀高，有利于吸收更多人员就业，这是因为投资往往集中在原有行业或产品上；而高利息率下的经济增长则对人员就业增长难以判断，因为如果创新科技以少人化为目的，人员就业就不会提高（这表现为，第一第二产业），而创新科技不以少人化为目的（如第三产业）则会提高就业率。
在高利率顶端，大部分投资被抑制，生活必需品等一些传统产品的利润率稳定，而耐用品等非必需品及新兴产品的利润率下降。这有两种状态，要保住市场则必需降价，不降价则产品向市场供应减少，其中分摊到单位产品中的固定成本等分摊成本在产品成本中比值上升，其利润率同样下降，利润差缩小。
在低利率底端，资金充足，流动充分，生活必需品及传统产品涨价幅度小于耐用品等非必需品及新产品涨价幅度，从而拉大了行业利润率差，这时前类产品可能形成追赶后者产品的状态来平衡利差，直到利差缩小，这也是全面通货膨胀的起点。
汇率提升产生两方面效应：其一出口型企业能收到更多外汇，利润率降低，企业积累的资金更多。其二其它非出口行业或弱势行业的利润也减少，出口大于进口，汇率提高，国内货币供应增加，通货膨胀发生，汇率继续上升，同时外国对本国投资增加。由于汇率变化，使得国内各行业利润率比例发生明显偏差，出口行业由于能创造较多利润受到追捧，国内外投资资金被吸引，人才等资源也流向出口企业。
弱势行业即使在成本不增加的情况下，由于投资减少，产出明显不足；在消费充足的情况下，价格上涨，由于政府管制，进口受到严格审批，因而通货膨胀提升更快，失业率却很低；此时政府放开进口限制，汇率与通货膨胀同时降低。这也适合进口大于出口的经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