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作用

公共品供给的边际的效果，效用理论还是非常靠谱，非常实用的。

公共物品理论，又称为公共产品理论，最早见于萨缪尔逊的《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但之前已有学者提出相关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历史发展：早在上个世纪末，奥地利和意大利学者将边际效用价值论运用到财政学科研究上，论证了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合理性、互补性，形成了公共产品理论。1919年产生的林达尔均衡是公共产品理论最早的成果之一，林达尔认为公共产品价格并非取决于某些政治选择机制和强制性税收，恰恰相反，每个个人都面临着根据自己意愿确定的价格，并均可按照这种价格购买公共产品总量。处于均衡状态时，这些价格使每个人需要的公用产品量相同，并与应该提供的公用产品量保持一致。因为每个人购买并消费了公用产品的总产量，按照这些价格的供给恰好就是各个个人支付价格的总和。林达尔均衡使人们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问题取得了一致，即分摊的成本与边际收益成比例。总之，林达尔均衡指个人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以及它们之间的成本分配进行讨价还价，并实现讨价还价的均衡。萨缪尔逊1954年、1955年分别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和《公共支出理论的图式探讨》提出并部分的解决了公共产品理论的一些核心问题，如：如何用分析的方法定义集体消费产品？怎样描述生产公共产品所需资源的最佳配置的特征。他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一文中将公共产品定义为这样一种产品：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减少任何他人也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这一描述成为经济学关于纯粹的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1956年蒂鲍特（C.M.tiebout）发表了论文“一个地方支出的纯理论”，随即出现了大量关于地方公共产品的文献，地方公共产品问题指：一些公共产品只有居住在特定地区的人才能享用，因此个人可以通过迁居，来选择他消费的公共产品。布坎南在1965年的“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中首次对非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进行了讨论，公共产品的概念得以拓宽，认为只要是集体或社会团体决定，为了某种原因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繁荣物品或服务，便是公共产品。同年，贝冢（K.Kaizuka）最先引入了公共产品要素的概念。1969年，萨缪尔逊指出对林达尔均衡理论提出了批评，指出：因为每个人都有将其真正边际支付愿望予以支付的共同契机，所以林达尔均衡产生的公共产品供给均衡水平将会远低于最优水平。1973年，桑得莫（A.Sandom）发表了“公共产品与消费技术”。着重从消费技术角度研究了混合产品（准公共产品）。70年代以后，公共产品理论的的发展主要集中在设计机制保证公共产品的决策者提供的效率原则。

公共物品理论： 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一项基本理论，也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公共财政收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基础理论。公共物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按照公共物品的供给、消费、技术等特征，依据公共物品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状况，公共物品可以被划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一般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纯公共物品消费上不存在“拥挤效应”，不可能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进行排他性使用，否则代价将非常高昂。国防、国家安全、法律秩序等属于典型的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的范围十分广泛，它介于私人物品和纯公共物品之间。相对于纯公共物品而言，它的某些性质发生了变化。一类准公共物品的使用和消费局限在一定的地域中，其受益的范围是有限的，如地方公共物品（并不一定具有排他性）；一类准公共物品是公共的或是可以共用的，一个人的使用不能够排斥其他人的使用。然而，出于私益，它在消费上却可能存在着竞争。由于公共的性质，物品使用中可能存在着“拥挤效应”和“过度使用”的问题，这类物品如地下水流域与水体资源、牧区、森林、灌溉渠道等。另一类准公共物品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由于消费“拥挤点”的存在，往往必须通过付费，才能消费，它包括俱乐部物品、有线电视频道和高速公路等。

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包括生态经济学、公共产品理论、环境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1.生态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经济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提出了生态服务价值的概念。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许多价值，如水源保护、气候调节、土壤保持等。因此，生态补偿可以通过衡量和评估生态服务的价值，对生态系统进行合理的补偿，以保护和维护生态环境。2.公共产品理论:生态系统的功能和效益是公共产品，它们不仅对当地居民有利，也对全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根据公共产品理论，由于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这些产品。因此，需要政府或相关利益相关者进行生态补偿，以保障公共产品的供给。3.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强调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道德责任。生态系统是地球上丰富的生命之源，具有内在的价值。环境伦理学认为，人类有责任保护和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而生态补偿是一种体现这种责任的方式。4.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生态补偿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通过在经济活动中考虑环境成本，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只有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才能确保未来世代的持续发展。5.国际公约和政策文件:许多国际公约和政策文件也为生态补偿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强调生态补偿的原则和方法，并推动各国在生态系统保护、资源开发等领域进行补偿和赔偿。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法规。综上所述，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包括生态经济学、公共产品理论、环境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保护生态系统、维护公共产品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为生态补偿提供了科学和合理的依据。

提出纯公共产品的确定标准理论是萨缪尔森，极观点是公共支出的纯理论。公共产品理论指的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一项基本理论，也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公共财政收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基础理论。

一是将公共产品供给的决定诉诸政治程序，用公众投票方式解决，如布坎南及其“公共选择学派”，他们使公共产品理论研究的领域得以拓宽，研究非市场决策，发展了公共选择理论。 还有一种思路是设计一种计划程序诱导个人会基于自己的利益而真实显示其对公共产品的偏好即激励机制设计问题，克拉克和格罗夫斯等人对后一思路进行了大胆探讨。

不知道你说的物业收费难是怎么回事，我们这如果拒绝交物业费，物业也有权利停水电。一般没有拖欠的。

公共经济学的体系概要一个对象——政府经济行为两根理论支柱——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三大专业内容——公共收入，公共支出，收入分配四大理论特征——宏观性、实用性、多样性、可探讨性公共选择理论的前提——经济人假设。政治领域的人和经济领域的人一样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是其具体利益不同，分别表现为获得选票（政治家）、投票收益（选民）或预算最大化（官员）等。多数决策与投票悖论如果只有两个被选方案，多数投票是有效的；如果有多个被选方案，就会出现“投票的悖论”。投票的悖论——对多个被选方案进行投票，会出现循环投票、无胜出者的现象。 案例单峰偏好理论拟通过修正阿罗五原则解决投票悖论。其内容是限定每个选民的偏好只能有一个峰值。阿罗不可能定理与中位选民定理阿罗不可能定理——满足一切民主要求又能排除循环投票困境的决策机制并不存在。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重要意义和在现实中的表现。中位选民——将处于所有投票者最优偏好结果中间状态的投票者。中位选民定理——中位选民最偏好的公共产品的提供量，往往是多数规则下的政治均衡。博特“用脚投票”理论“用脚投票”理论：居民在一国之内迁徙的本质是寻找公共产品提供水平与个人税负之间的均衡。这一理论因其忽视了投票的悖论、地方公共产品的外部性等因素而受到批评。奥茨的分权定理特里西的偏好误识论公共支出扩张论（瓦格纳法则）社会经济越发展，公共支出越扩张。用于维护法制和秩序的支出增加及政府活动规模扩大是公共支出扩张的两个重要原因。增长引致论此理论认为公共支出扩张是由公共收入增加引起的。公共收入增加则有内外两个原因，内在为经济发展，外在为战争与灾难。发展阶段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公共支出的重点不同。劳动生产率论此理论从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政府）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不同出发，分析认为公共支出增加是必然的。

社会

排他性和非排他性竞争性和非竞争性

宏观经济学

营商环境颇为重要

转变政府职能 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制度保障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长期的战略意义。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要靠思想教育和舆论引导，更要靠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来推动。而加快政府自身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负有重大责任 　　我国在制定“九五”规划时就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有所进展，但从总体上看，问题仍比较突出。集中表现为：一是发展结构不合理，主要是产业层次低，城乡、地区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投资消费关系失衡；二是经营方式粗放，投入多、消耗高、效益低，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既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也同我国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关，更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有关。政府的职能和行为决定着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形式，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政策措施制定者、经济活动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改革创新组织者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广泛的、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发展方式既受特定发展阶段以及资源禀赋条件等客观因素决定，也受发展观与发展战略导向、管理体制和政策安排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可以是自发的渐进的历史过程，也可以是政府自觉推动的战略性转变过程。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合适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形式。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多属于市场推动的过程，但政府也实施了一定的干预，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完善各种法律和制度，规范市场进入标准和市场主体行为，保证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政府大力投资于科技、教育、卫生和其他公共领域以改善劳动者的素质，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经济手段调节社会分配。对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经验，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借鉴其有益之处。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愈演愈烈，资源危机与环境危机交织出现使人类发展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在我国，每年我国由于环境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呈不断上升的态势：1990年环境污染损失之和为367亿元人民币，约占当年GDP的2.1%；1993年则高达1085.1亿元，占当年GNP的3.16%；1997年世行统计，仅中国每年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4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3%～8%。严重的环境污染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桎梏与“瓶颈”制约，成为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取得了斐然的成绩。然而，我国环境保护政策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行政手段有余，经济和法律手段不足，政府在付出高昂的管制成本后，依然对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束手无策。问题究竟出在哪？我们认为，市场制度的缺位是目前环境外部性难以有效消除的根本原因。而解决的出路在于，施行环境污染治理机制的创新，整合市场、政府、第三部门的力量，构建一种集“政府外部监管、市场内部激励、第三部门社会约束”相结合的新型治理机制———排污权交易制度。1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长期以来，对于如何治理环境污染，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一直存在政府与市场的“二元效率理念”。20世纪初，庇古建议，政府应充当社会与经济活动调解人的角色，对造成正外部性的活动给予补贴，而对造成负外部性的活动给予课税，且补贴或征税额应与外部性的价值相等。目前“庇古税”得到广泛的推崇，以之为理论基础的排污收费制与环境税收风行世界，在治理污染方面成效显著。然而，与行政管制一样，“庇古税”同样也存在诸多缺陷，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庇古税”要求政府了解有关企业个别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全部信息，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现今各国政府在开征污染税费时，往往难以找到真实的课征点，往往扭曲企业行为。与庇古强调政府干预不同，20世纪30~40年代，科斯提出一种全新的治理外部性的理论—“科斯定理”，即不管产权的初始配置如何，只要产权界定清晰，在市场机制的调控下，自利的经济主体之间的权利交易将会自动消除外部性影响，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科斯定理”具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其所隐含的一些重要假设，如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零交易成本、产权界定清晰在现实世界是很难实现的。因此，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也是不切实际的。环境污染治理的复杂性，使人们意识到，治理污染单纯依靠市场或政府是远远不够的，一个集政府、市场、第三部门优势于一体的排污权交易制度由此应运而生。所谓排污权力交易是指由政府机构最初分配环境定额、配额或污染水平的最高限度，一旦确定则根据一系列规则，允许互相交易（Dales，1968）。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管理机构确定一定时期的总污染水平，并向企业发放排污许可证，企业根据许可证向特定地点排放特定数额的污染物，即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二是排污许可证及其代表的排污权可以买卖，厂商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市场上买进或卖出排污权。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形成以政府的安排与许可为前提条件，是政府调节下的市场行为，因此，可以将其看作是外部性物品私人化管理的代表。一般认为，排污权交易制度是利用市场机制来控制和治理环境污染的最有力的经济手段。1.1理论基础我们可以在一个一般均衡框架下，说明排污权交易的作用机理（见附图）。假设市场上只存在两家企业A、B，分别生产YA、YB水平的产品，同时分别产生GA、GB水平的污染。企业在作生产决策时，只考虑自身的污染水平，即企业的产量与自身排污量成正比关系。整个市场的总产出（Y）则是总污染水平（G）的函数。存在如下函数关系：Y=Y（G），其中：Y=YA+YB；G=GA+YB；YA=YA（GA），YA／GA＞0；YB=YB（GB），YB／GB＞0附图（a）所示：污染对生产的影响是，在污染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增加污染能提高市场产品的供给量，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在污染达到一定程度后，由于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以及企业污染产生的负外部性的相互影响，市场的总产量水平随污染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存在一个最优的均衡污染水平G*与产量水平Y*，政府根据掌握的技术条件与市场信息程度并确认G*水平的最大排污量，市场通过价格与供求的调节，确定最优的均衡产量Y*。附图（b）所示：在市场与政府确定的Y*与G*的约束下，A、B企业根据自己的生产状况分享排污总量。初始条件下，A企业与B企业的产量线相切于E点，A企业获得GA*的排污份额，产量则达到YA*的水平，相应B企业的生产—污染组合为（GB*，YB*），且GA*=G*－GB*，YA*=Y*－YB*。考虑技术条件的变化，由于A企业采用新的治污技术，产量线发生变化，由SA1转移到SA2，在保持产量不变的情况下，污染减少，产生排污额剩余△G*，而B企业由于技术、设备老化，要保持产量不变不得不提高污染水平，产量线由SB1转移到SB2，产生△G*水平的污染额需求量，在排污额由政府确定产权的条件下，两个企业可以通过市场交易，由B企业向A企业支付一笔费用，购买△G*的污染权，从而A、B企业产量线重新相切于E`点，形成新的有效市场均衡。1.2现实依据从实践的角度，美国是最早对大气污染排污额实行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的国家，1976年开始建立许可证制度，1982年首次颁布排污交易政策，允许对排污削减信用进行交易。随后，德国、加拿大、新加坡等相继在不同领域采用不同形式的排污权交易制度。我国则于1987年在上海对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试点排污权有偿转让，取得良好效果。1989年正式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试点，目前已普遍推行，但许可证交易尚未开展。从已实行的经验来看，排污权交易制度具有如下方面的优势：（1）信息成本低。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中，政府并不需要了解有关企业生产成本与污染方面的所有信息，而将对企业个别信息的获取、对比、甄别等成本转移到要进行交易的企业身上，企业作为污染源是最有能力取得信息并根据信息采取对策的主体，从而大大降低社会总的信息成本；（2）调控灵活。政府不需要对各个企业设定刚性的排污标准，只需要确定一个时期总的排污水平，将企业的个别排污水平交由市场自行决定，同时通过发放或购进排污权等公开市场操作控制排污权的价格和供给量，进而间接影响各企业的污染水平；（3）激励作用显著。排污权交易通过市场需求来确定单项排污权的价格，企业产生的排污权剩余能给污染企业带来“看得见”的经济利益刺激，在促使企业减少排污，进一步采用治污新技术等方面激励效能高；（4）为第三部门提供活动平台。环保组织如对现有的排污水平不满意，只需在交易市场上，以一定的价格购入相应水平的污染权并予以“冻结”，就能有效缓解污染状况，操作简便，效果显著，能一改以往第三部门在制裁污染行为过程中面临的程序繁琐、渠道狭窄、效果不佳等情况。2排污权交易制度设计众所周知，市场交易制度的有效运作，离不开政府在构建制度、完善法律、制定规则乃至监督惩罚等方面的调控与干预。治理环境污染归根到底属于公共事务，即使在排污权交易市场上存在政府、市场、第三部门三大主体，政府的地位仍然要高于其他部门，因为，它在其中从事的是搭建整个市场框架的基础工作，扮演的角色可谓举足轻重。鉴于此，排污权交易制度设计首先要在制度安排中界定政府的功能与作用，实际上，也就是为从事市场交易先行构建一个完备的制度和规则框架，为此，政府应在如下方面有所作为：一是产权的确立；二是规则的制定；三是秩序的维护；四是关系的协调。毋庸质疑，政府从事的搭建市场框架的基础性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从技术的层面来说，各国、各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选择合宜的许可证制度和交易规则显得更为关键。目前，根据各地情况的差异可设计三种许可证制度及交易规则：2.1环境许可证制度（APS）政府简单地在每个地区发放排污限额一定的许可证，这些许可证代表在该地区可允许的污染物总量。准确地讲，企业获得的排污许可限定的并不是它的排污量，而是代表特定地区环境容量对其污染的承受能力。APS制度下，某个地区单项排污量污染程度高的企业将不得不向污染程度低的企业购买同等比例的排污权。而由于一个企业的污染影响了不同地区，且影响程度不同，一个排污企业必须对受它影响的每个地区的许可证数量进行优化组合，在每个市场都从事交易，对企业而言，成本是高昂的。2.2排污许可证制度（EPS）该制度下，许可证代表的是企业的排污量。政府要将特定地区划分成不同的地带，每个地带的排污企业可以在一对一的基础上进行排污权交易。这也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指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各个企业排出的污染物污染含量不同，一对一的交易忽略了这种含量方面的差异，对污染严重的企业产生“负激励”。2.3污染补偿制度（PO）在这种制度下，许可证是根据排污量来确定的，但排污量不允许一对一进行交易，而是根据各企业单位排污量污染物含量的不同来确定市场交易的比例系数。虽然许可证是以排污量来计算的，遵循EPS原则，但许可证交易实际上是按APS原则，以排污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来调节的，因此，该制度融合了APS与EPS的优点，更为合理。

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基础首先是公共部门经济学，其核心部分是公共财政学。因为任何管理活动都离不开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与调剂，都离不开物质资金基础，都需要公共财政为之当家理财。公共财政学以政府收支活动为直接研究对象，具体言之，就是如何通过国家预算组织财政收入、安排财政支出、提供公共产品、矫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以及调节收入分析。公共财政学的基础内容是公共产品理论，该理论细致地区分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各种类型，其意义在于，合理界定政府组织与市场组织及其它社会组织在公共物品提供与生产中的相互依存和伙伴关系，从而有助于清晰地划分各级政府组织的职责范围。对公共产品提供途径的分析，有利于根据公共产品的属性，进行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实现公共产品与劳务的有效供给。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分析”，在“经济人”预设的前提下，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低效和规模不断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僚制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垄断特性。具体而言，就是缺乏竞争，缺乏利润激励，以及缺乏监督机制。因此，改善官僚制的运转效率、消除政府失灵的根本途径在于取消任何形式的“公共垄断”，在公共部门中恢复竞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公共选择理论悲观的结论能够给公共管理者以警示，告诫他们完善民主宪政，提高公共管理效率，避免政府政策失灵。公共管理的经济学基础中还包括新制度经济学体系中的诸种理论。(1)委托-代理理论。在政治与公共行政领域，公民与政治家、政治家与行政官员之间均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冲突与信息不对称是委托代理问题的核心。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经济人”前提下，代理人利益与委托人的利益未必一致，他可能去追求个人利益而把委托人的利益放在次要位置，甚至以牺牲委托人的利益为代价，因而，在公共部门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仍会普遍存在。为了保证官员和政府机构能够按照委托人的意志行事，必须建立政府官员责任与激励结构，强化对政府组织的监督机制。(2)交易成本理论。它是新制度经济学及产权理论的核心。在产权关系界定模糊不清、环境不确定、信息不对称以及人类有限理性与规则匮乏等情况下，交易成本会变得异常高昂。因此，政府强化在建立产权制度、确立相关的法律秩序的作用，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可以有效地控制与减少交易成本的支出，提高经济活动的内在效率。总之，新制度经济学肯定了公共管理活动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对于制度供给的作用。公共部门的各项活动，从公共部门参与社会资源的配置、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到公共部门的发展战略、组织结构演变、公共行政的效率，以致公共部门的财务、人力资源管理等等，无一不需要以经济学理论作为指导。经济学以自利、理性的“经济人”预设为逻辑起点，将公共管理活动置于资源稀缺的硬约束之下，促使其务必讲求经济效益。新制度经济学各流派的发展，则在某种意义上直接促进了政府重塑等当代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由此以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不但拓展了公共管理的研究范畴，也使其研究视角得以深化，进而使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基础远比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更为深厚。

(1)环境的负外部性 环境的负外部性，也称外部负效应或外部不经济，不仅包括生产中，而且包括在消费中。从生产来看，在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不征税的情况下，企业不负担污染和破坏环境的社会成本，这样会导致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污破坏。从消费来看，一种消费品如果在消费过程中对环境产生了消极作用，而产品价格中只包括了通过市场机制形成的成本，消费者没有未使用过程中的这种副作用付出相应的代价，就形成了消费中的负外部性，消费的外部性会导致无效率的结果。 (2)庇古税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接受了外部性理论，他认为要使环境外部成本内在化，需要政府采取税收或者补贴的形式来对市场进行干预。 政府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收税，以税收形式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将污染的成本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这种税又被称之为“庇古税”。 (3)污染者付费原则(PPP原则) “污染者付费原则”的提出是为了解决污染者的环境责任问题，即环境外部成本该由谁来负担。污染者付费，就是由污染者承担因其污染所引起的损失，即污染费用。这种观念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OECD委员会在1972年将“污染者付费原则”作为欧洲污染预防与控制的一个主要的经济原则(ECTreaty，ArtiCLe174)，很快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被一些国家确定为环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 (4)公共产品理论 环境是一种有非竞争性(一个消费者的消费不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和非排他性(不能把其他受益者排除在外)的公共产品。需要政府负责提供，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来自征税。 (5)双重红利理论 随着环境税收理论的发展，在上世纪90年代初，DavidW.Pearce(1991)首先提出了碳税的“双重红利”理论，认为碳税收入可以被用来减少现有税收的税率，如所得税或资本税的福利成本。具体解释为，第一种红利是：实施环境税可以改善环境质量；第二种红利是：将环境税带来的收入增加部分用以降低其他税率，可以带来就业增加、投资增加或者使得经济更有效率。

公共管理学，是一门运用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的管理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体系。在西方，它源于20世纪初形成的传统公共行政学和60-70年代流行的新公共行政学，后于70年代末期开始因受到公共政策和工商管理两个学科取向的强烈影响而逐渐发展起来。如今它已经成为融合了公共政策、公共事务管理等多个学科方向的大学科门类。在我国，它最早被称为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隶属于法学类一级学科政治学门下，1997年研究生培养学科调整后才正式成为管理学大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目前它包含原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等5个二级学科。因此，从学科门类划分上来说，行政管理属于公共管理类下属的二级学科。除此以外，二者的区别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一、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的区别：公共管理学，是运用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的管理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群体系。行政管理学又称行政学，也称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它是一门研究政府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规律的科学，是国家公务员和其他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必备的知识。1. 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及其研究规律问题，还应包括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行政管理的研究领域包括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前者范围明显大于后者。2. 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研究对象仅是政府组织所持有的管理方式和规律。3. 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提高效率的，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4. 公共管理更强调责任及其义务，是为了公众提供公共物品，而行政管理侧重于组织的管理体系和政策的结果。5. 行政管理由于其主体是政府，往往束缚于政府体制和意识形态，缺乏变通性和自主性，而公共管理由于其主体的广泛性以及研究客体的普遍性，能有更高的创新思维和变通能力。6. 公共管理强调了“公共性”，即侧重于管理的公共意义层面的研究，突出了公共管理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行政管理由于其行政主体的唯一性决定了其研究的范围，只能对主体负责。7. 公共管理体现了公民的参与性，监督意识，更好的反映出公共管理学研究所服务的对象及其目的。而行政管理学体现不出其目的，只能体现出其手段和技术层面。8. 二者在适用的法律上的区别在于，行政管理侧重于《行政法》等的法律规范和监督，而公共管理则在适用于普适法律的前提下，权衡于社会舆论及公民监督。9. 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估侧重于效率及受益的群体；行政管理强调行政的结果公平及规范社会的作用。二、行政管理专业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总是有一些人把行政管理专业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这两个专业混淆。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两者专业的区别。1. 报考条件不同。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的报考对象是主要是应届本科毕业生，属于学术型硕士；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硕士(MPA)的报考对象，限定为有4年或4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历的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公共机构的工作人员，所以应届生不能报考。此外，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硕士要考数学，一般为数学四。而报考行政管理专业一般不考数学，个别学校特殊要求例外。2. 就业前景的不同。应届毕业生不仅可以从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行政部门，也可以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涉外经济管理部门、经济监督检查等管理部门从事政策和法规研究及实际工作；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大致有两类：一是在公共部门从事行政和人事管理工作，另一类是在咨询公司，为政府部门、公司企业及其他公共部门从事管理咨询。3.培养方式不同。①行政管理致力于培养系统掌握行政管理、政府监控、公共政策、城市管理基本理论和方法，能够熟练运用一门外语，具有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胜任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公共组织的实际工作，也可以在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高级人才。②公共事业管理(MPA)针对应用性强的特点，在教学形式上采取课堂讲授、案例分析、模拟训练、参与式研讨和社会调查等多种形式。教学过程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着力培养和训练MPA研究生认识问题、理解问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调MPA研究生总揽全局、宏观决策、处理复杂问题、依法行政、专业化管理、逻辑理解等能力的训练。注重与政府部门相关部门及专业研究机构的联系、交流与合作。关注『考研新鲜事儿』知乎号，每日获取新鲜考研的资讯，陪你一起考研上岸~

给你个思路1.纯公共产品完全由政府提供，比如国防。纯私人产品，不需要政府介入，需要监管、俱乐部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这样需要混合供给。和准公共产品政府和私人也是混合供给2.可以用林达尔均衡回答3.通胀，经济问题；监督作用，政府手作用

普及化、平民化、全面化。

在现实的国有资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而存在的，这部分资产既包括诸如国家用于提供司法、行政、国防、环境保护等纯公共品所必需的资产，也可能包括诸如公园、道路等准公共品所需的资产。毫无疑问，管理好这些国有资产并使之发挥最大的效用，理应是国有资产管理的题中之意。那么，应该如何确立一个基本的体系，对这些资产管理的绩效进行有效的考核呢？公共产品理论在此给出了基本的原则。(一)纯公共品领域中的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对于纯公共品领域提供中所必需的国有资产管理的绩效评价，公共产品理论给出了一个原则性的判别标准，也就是当公共品提供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时，公共品的提供达到了最理想的状态。在现实中，对于该类国有资产管理的绩效评价应遵循这一原理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对成本和收益进行确认，并给出评价，这也是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的难点所在。1.从收益确定和评价的角度来看，公共项目资产管理收益的确定比之于一般企业资产管理收益的确定要困难得多，因为一般企业的收益都是可以货币计量的，而公共项目因为其固有的收费的困难性，尽管其社会经济效益可观，但却很难以货币价格进行量化。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将公共项目的收益通过某种类比的方法转换成可以货币计量的收益。比如对于绿化造林的收益，可以通过一定的统计处理，计算由于绿化造林引起的农业环境改善从而农作物增产的收益以及空气质量改善导致的呼吸疾病减少而节约的医疗费用等等。这些计算尽管不可能是非常完整的，但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国有资产管理的真实收益。2.从成本确定和评价的角度看，公共领域中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的困难主要在于对事后成本大小的评价要远困难于对企业成本的评价，因为企业处于一个与其他企业相竞争、相比较的环境中，而它的收益又是明确的，这样，当发生长期收益不抵成本的情况，或成本收益大幅度高于同行业其他企业水平时，就可以比较明确地判定该企业的成本管理是不理想的。而从客观上来讲，即使不作主观的评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那些成本管理不利的企业也将会遭到市场的淘汰，即市场将会自动地对企业资产管理的绩效作出评价。(二)准公共品领域中的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准公共品是指那些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的物品和服务。正是因为不完全的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所以准公共品的提供既可能采取政府的方式来进行，也可能采取市场的方式来进行。在考察准公共品领域中国有资产管理绩效时，首要的问题是将公共提供与市场提供作一比较，只有当确信公共提供的效率较高时，国有资产管理活动才应介入这一领域，否则应尽可能地不介入。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在具体的实践中，究竟是采取公共提供为好还是市场提供为好，取决于这两种方法各自产生的净收益的对比。需要强调的是，公共产品理论在准公共品提供上的原则标准，显然不能把收费的多少作为评价国有资产管理好坏的标准，固然收费可以使消费者在消费准公共品时客观地衡量其自身的效益和成本，从而避免过度消费造成的浪费，而且还有助于减轻税收的负担和税收引起的效率损失，但是过高的收费标准同样将导致效率的极大损失，特别是在某些行政垄断的场合，不受控制地乱收费将会给经济带来极大的损害。因此，我们决不能认为收费越多，国有资产管理的绩效就越好。

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西方财政学中的两大主流理论，正确地理解这两大理论体系各自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把握当代西方财政学的关键所在。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外财政学界在关于这两大理论体系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许多众说纷纭的说法。通常的见解往往强调两者之间的分歧，甚至连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另一种见解则强调，尽管这两类理论之间存在着某些表面的差异，但就整个财政理论体系而言，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可被整合的。本文的写作目的正是在于具体阐述后一种见解的具体观点，并期待这一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于西方公共财政学体系的理解，从而更好地为我所用。 一、规范的财政理论：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认定义公共产品、私人产品以及混合产品出发，论述了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责范围所在及其分界线。首先，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特征表明了社会对于该类物品或服务是普遍需要的；而公共产品的非排斥性特征则表明了收费是困难的，仅靠市场机制远远无法提供最优配置标准所要求的规模。在这样的两难处境下，政府机制的介入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其次，在私人产品的提供问题上，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均是可利用之工具，但广泛的经验事实表明，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提供私人产品往往比政府机制提供私人产品更有效率，主要的原因在于，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市场机制能够通过分散化的处理方式，更为有效地解决经济过程中的激励和信息问题。所以，总的来看，公共产品理论的结论是，政府机制更适宜于从事公共产品的配置，而市场机制则更适宜从事私人产品的配置，这实际上也就划定政府与市场的理论分野。当然，对于界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混合产品应如何处置的问题，根据上述推理，公共产品理论也同样给出了原则性的回答，这就是根据混合产品中公共产品性质或私人产品性质强弱的不同，或近似于公共产品处置，或近似于私人产品处置，或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来提供。 通过上述对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简明阐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共产品理论所力图解释的是，政府机制应该承担何种职责，以及与此相关的市场机制又应该承担何种职责，而并无涉及政府和市场在实际中正在承担何种职责。因此公共产品理论显然应归入规范研究的范畴，也就是关于“应该是怎样”的研究。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理论明确定义为财政学理论体系中的规范研究部分，或称之为“规范的财政理论”。 二、实证的财政理论：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的要旨在于，它认为公共政策的生成是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矛盾折衷、平衡的结果。这一理论秉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以利益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政府机制运作的全部实际过程，使西方财政理论界展开了一次“向新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历程。 我国财政理论界的部分研究者在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解上把注意力过分拘泥于诸如“直接民主制”、“代议制民主制”、“单峰型”、“双峰型”等理论模型之上，并进而得出公共选择理论不适用于我国财政实践的结论。其实，既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之下，社会的不同利益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政府的有关政策也必定是这些矛盾平衡的产物，因此，当抽象掉一些具体形式内容的不同，着重从其理论精髓的角度来理解时，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分析我国的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生成及执行的实际过程，仍然是有着很强的理论借鉴意义的。比如，最近几年国有股减持几上几下的实践，就可以充分反映出利益矛盾对公共政策生成和执行的制约。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公共选择理论的作用在于分析政府或财政过程的实际状况是怎样的，是对于客观状况的一种解释，并不涉及“好恶”等主观判断。因此，同样非常清楚的是，公共选择理论应归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也就是经济分析中关于“客观事实是怎样”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公共选择理论所实证的并不仅仅是政府或财政过程的表象，它力图说明的是之所以产生这些表象的内在根源，即利益矛盾。为此，公共选择理论在实际上构成了财政学理论体系中的实证研究部分，或可将之称为“实证的财政理论”。 三、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关系 通过本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一个完整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中，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 公共产品理论旨在说明一个理想的政府机制应该是怎样的。这一规范研究完全是有必要的。尽管在现实中，任何实际的政府机制总是和理想化的政府机制会有着或大或小的差距，但这并不能表明我们确立一个理想化的政府模型是不必要的，相反，只有确立了理论上的最优化模型，我们才能够辨别清楚经济活动所应努力的方向，并对现实经济状况作出适当的合意性评价。这就如同在实际的考试中，很少甚至没有学生能够达到100分的标准，但确立100分这个最优标准仍然是必需的。因为，只有确立了这样一个标准，才能够很好地解决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一是，究竟向哪一个方向变化才是好的，100分抑或0分？其二是，如果有一个学生成绩为70分，而另一个为80分，哪一个更为优秀一些？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都必须确立一个参照的标准，而100分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以此观之，公共产品理论的意义正是在于提出了一个政府机制应该怎样做的规范化标准并为实际中的财政机制变化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评判依据。 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财政理论体系而言，仅有规范理论是不够的，因为仅仅停留在“应该怎样才是做得最好”的分析上，而缺乏改变现状的实际方略，财政学研究仍然不能很好地服务于经济实践。要想针对现实的经济状况提出切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来，就必须很好地分析实际的经验过程究竟是怎样的，以及主导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因素，因为进一步政策的制定将同样很可能受到这些客观存在的深层次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说，要使得理论研究能够很好地指导实践，不仅需要规范理论指明前进的大方向，而且必须通过实证研究牢牢地把握经济环境中的客观制约因素，这样才有可能制定出既符合正确的方向、又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来。财政理论体系的建设同样如此。而公共选择理论正是当代西方财政理论体系中解释客观财政现实究竟如何，以及为何是这样的理论。 因此，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作为规范理论的公共产品理论和作为实证理论的公共选择理论之间的关系，应是统一的和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财政理论的完整体系。 四、几点说明 之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会强调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差异，而相对忽视其统一性，其原因可能有下述两点： 1.混淆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界限。在以萨缀尔逊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研究中，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比如，在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当某国处于通货膨胀状态时，财政政策应该是紧缩的，这一观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显然属于规范分析的范畴，但是，当上述结论被不恰当地转换为“一国出现通货膨胀时，其财政政策就会是紧缩的”，就极有可能产生错误。因为，在利益刚性的制约下，即使在通胀期间，财政支出也有可能不仅难于下降，反而还发生实际的上升趋势。之所以在分析中发生这样的误解，就是因为后者关于事实是怎样的判断属于实证分析的范畴，不能简单地用规范分析来予以解释，否则研判的逻辑就变成了“应该是怎样，就会是怎样”，而这一逻辑显然不会是合理的。又比如，在证券市场的研究中，“有效市场”概念属于一规范分析之范畴，用于说明证券市场之最佳状态，毫无疑问是有着极大的理论价值的。但如果在实证研究中把有效市场假设和真实市场相混淆，则必然又会产生一些不正确的结论。同样的道理，由于公共产品理论的始作涌着正是萨缀尔逊严而马斯格雷夫等也都深受新古典综合范式的熏陶，因此，在如何认识公共产品理论在整个财政理论体系的地位的问题上，同样产生了混淆规范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的错误。也就是说，公共产品理论本来的任务是提供一个理论上所确立的最优化政府模型，从而在财政研究中确立价值评判的标准和指明实践改进的方向。但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却不恰当地把它用于解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财政活动的实际过程，并且得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财政活动就是公共财政的结论。而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财政活动在实际中究竟如何的问题，是由利益较量所决定的。因此，分析这一问题必须使用实证的财政理论，而非规范的财政理论。 2.正是由于新古典综合学派混淆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范畴，并在这一泥潭中难于自拔，他们的逻辑进而发展为：既然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是公共财政，是符合最优经济假设的，因而政府干预经济必定成功，所以，政府应大力干预经济。这就进一步导致了与布坎南等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在政策层面上的分歧。因为公共选择学派既然重视实证过程，就必定重视这些实证过程背后的利益矛盾制约，也就是政府政策所受的制约，并因此得出政府干预经常是无效的结论，所以不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这也就是所谓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当然，在这一分歧发展的过程中，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过度地强调政府干预的无效性，也是导致分歧扩大的另一方面原因。 通过以上对于分歧产生原因的探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是统一的、可被整合和应被整合的。因为分歧产生的原因并不在于理论本身，相反，恰恰是导源于对相关理论的误用，没有把握好相关理论在财政理论体系中的相对位置。 五、借鉴意义：整合的财政学 通过对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对于构建我国财政理论体系十分有益的可借鉴之处。这些可借鉴之处主要包括： 1.完善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必须有两大组成部分，即规范的财政理论和实证的财政理论。缺乏了前者，我们就有可能迷失努力的方向或很难对财政现实作出适当的全意性评价。而缺乏了后者，我们又很难把握财政现实之所以形成的客观原因，而解释不了这些原因，也即政策制订和实施中的客观制约条件，就不可能真正地使理论为实践服务。总之，规范理论体系是必须的，但仅有规范理论体系又是不够的，唯有依靠实证理论体系的支撑，才有可能使得规范理论体系所描述的最优化目标得以在实现中被逐渐趋近。 2.在构建我国财政理论体系的规范理论体系部分时，西方财政学中的公共产品理论是可以被借鉴的。尽管，西方国家的财政现实不可能达到公共产品理论所要求的规范标准，新古典综合派将这样一个理想化的目标与现实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但这并不妨碍这一最优化目标是值得借鉴的。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政府职能逐渐转化的条件下，也确实越来越趋近于为社会所有公众的公共利益作出最大限度服务的最优化目标，所以，公共产品理论只要定位恰当，完全是可以作为我国规范财政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的。 3.在实证理论体系部分的构建上，我们可以在通过借鉴公共选择理论的合理内核，也就是利益分析的现代方法，进一步发展国家分配论，使其适应新的形势，与时俱进，更好地解释和把握我国的财政现实。之所以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首先，从理论渊源上而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之一正在于秉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的方法，无论是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分析，还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用利益分析的方法看待问题都是一以贯之的；而公共选择理论的思想渊源同样是基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的良好传统。其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阶级矛盾已经消失，但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个人之间的利益矛盾仍然客观存在，因此公共政策是利益折衷和平衡的产物这一客观现实仍然存在，在政策制订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和调和各方的利益这一事实同样没有改变。所以，坚持利益分析的方法，做好实证研究，是财政理论体系所要解决的又一重大问题。 4.将各种有差异的财政理论，在充分发掘其合理内容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地整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同样有助于我们完善财政理论体系的建设，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发展和改革实践。

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产品一般具有外部性。所谓“外部性”是指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或生产行为对其他消费者或生产者带来利益上的利益和损失。带来利益的称为“正外部性”，带来损失的称为“负外部性”。对外部性理论的批判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在产权没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谈外部性问题，这时，外部性概念是模糊不清的。第二，之所以外部性概念模糊不清，是因为合约本身的不完全性或不完善性，之所以不完全或不完善是由于获取信息是需要支付成本的。第三，既然外部性概念是模糊不清的，以合约理论取代外部性理论更加符合真实世界，在张五常看来，所有经济活动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合约安排。

一家之言胡登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大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教育投入，推进多渠道增加托幼和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在笔者看来，学前教育的经济属性决定它的供给方式。学前教育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社会共同需要是决定一种产品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的根本因素，它受一个国家或社会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道德价值标准等因素的影响。依据这个根本因素，可以形成一个产品经济属性的谱系：社会共同需要强度高的产品是公共产品，完全不具备社会共同需要的产品是私人产品，处于中间形态的往往是准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经济属性主要通过它的供给方式和资金来源来体现。公共产品一般由政府来提供，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资金。准公共产品一般由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提供，资金来源于财政资金、市场投资、慈善捐赠和个人消费收费。学前教育是个体一生发展的奠基阶段，对国民素质的提高、社会稳定的维护、国家经济的发展乃至综合国力的提升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各个国家都存在很强的学前教育的社会共同需要，将学前教育定位于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为例，爱尔兰、芬兰、匈牙利、瑞士等国将学前教育定位于公共产品，主要由政府提供，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90%以上。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将学前教育定位于准公共产品，由政府、市场和社会来提供，财政资金占总支出分别为48%、60%、80%、80%。财政支出占总支出50%以上的国家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近7成。学前教育是质量非均等型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认识到学前教育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有利于明确政府的责任，在此基础上如果进一步分析它的特征，将有助于政府更好地承担责任。产品均质性和由其决定的消费均等性是对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进行分类的标准。产品均质性是指相同或类似的产品具有相同的品质；消费均等性是指在既定的时空条件下，不同消费者消费某类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相同性，可以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衡量。消费均等性对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有重要影响。消费均等性越强，竞争性和排他性就越弱；消费均质性越弱，竞争性和排他性越强。与之相对的是产品非均质性和由其决定的消费非均等性。

【答案】：C本题考查财政分权理论。财政联邦主义，并不一定是指政治上实行联邦主义，它实际上意味着这样两种可能情形：（1）得到上级授权的地方当局进行地方决策；（2）地方当局具有独立的宪法所保障的权力。【提示】该知识点新教材内容变化

财政资源配置职能的范围包括直接满足消费需求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以及间接为生产和消费服务的法律设施等等。 1．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理论抽象的，在实践中通常作为例子的是国防。但通常把法律设施、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服务、基础科学研究等等也视作公共产品。公共产品能满足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因此，根据效率法则，公共产品的成本应该等于每个消费者的收益总和。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有很大的区别。私人产品的总量是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量之和，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量是不同的；而公共产品对于所有消费者来说却只有一个，公共产品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是相同的。私人产品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相同的价格；而公共产品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却有不同的“价格”(为公共产品支付的成本)，因为公共产品对于每个消费者的效用不同。公共产品资源配置的资金由政府提供。如果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在消费中通常会发生公共产品的“拥挤”的情况，即公共产品的容量不够，如同高峰期的道路拥挤等等。“拥挤”会增加成本，如需要花费的等待时间。为了解决拥挤，对公共产品消费像私人产品一样收费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2．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是指既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又有私人产品的特征的产品，如教育、医疗等等。教育对个人将来就业能力、职位的晋升、得到有利于个人的信息等方面有好处，因此有私人产品的特点。教育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科技创新等方面却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对于准公共产品来说，政府要参与资源配置，但通常也要一部分由消费者(如受教育者)直接支付。由于准公共产品是由政府决定的，因此，属于财政资源配置的范围。生产准公共产品的部门是政府职能的延伸。3．天然垄断行业的产品。天然垄断行业的产品的资源配置比较复杂，有时可以是财政从事资源配置，有时可以是市场从事资源配置，但实行政府管制。究竟采取何种方式，要以效率优先的原则视具体情况而定。政府提供的劳务事实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公共劳务，如安全、教育、卫生等等；另一类是为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间接服务的劳务，如反垄断、反商业欺诈、司法、政府造币、财政收支等等。

.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出发，简述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政府是“看得见的手”，它们两个互为补充，才能使得国家经济稳定增长。财政最主要的基本职能是保证经济稳定，而市场存在“市场失灵”现象，这就需要国家给予干预以弥补市场失灵，通过政府干预“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的配合，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保证收入分配公平、经济稳定发展，即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来讲，市场和政府，二者缺一不可。公共财政(PublicFinance)是指政府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为市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活动或经济行为。由此可见，公共财政最大的特点是弥补市场缺陷，所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让公共财政这支“看得见的手”，去调节市场，是十分必要的。2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分析的起点，简述公共收入公共支出与政府履行职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公共产品是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产品或劳务的减少的产品或服务，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公共物品是相对于私人物品而言的，最典型的公共物品就是国防、治安、外交等。政府的职能概括的说包括经济职能、政治职能、文化职能和社会职能四个方面。若要履行这些职能就要提供上述的公共产品，产生公共支出，所以，国家需要收入，公共收入，即税收收入、债务收入、国有资产收益、行政事业性收费、彩票公益金等其他收入。3举例说明纳税人与赋税人的联系与区别，并论证我国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属性。赋税人这个概念我没有听说过，是不是“负税人”啊。下面我按照“负税人”解释一下你的问题吧。纳税人是指依照税法规定对国家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负税人指的是实际负担税款的单位及个人。在税负不能转嫁的条件下，负税人也就是纳税人；在税负能够转嫁的条件下，负税人并不是纳税人。例如，某公司购进原材料，在买材料的同时缴纳的增值税（进项税），此时，这个公司就是负税人，因为这时缴纳的增值税（进项税）还能在产品销售的时候转出去；同样是这个公司，在卖产品的时侯缴纳营业税，此时这个公司就是纳税人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体现了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从企业或者个人的所得中无偿的、强制的收取一部分上来归为政府所有，再由政府履行职能，购买公共物品和服务，这种公共物品和服务是每个纳税人都能享有的。4列举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征税项目及特征你问的征税项目是什么意思呢，好像没有见过这个问法的啊。你问的应该是什么人，什么情况下缴纳个人所得税吧。凡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中国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所得的，以及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所得的，均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个人所得税最主要的特征是针对个人所得征收的税款，且有起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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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个世纪末，奥地利和意大利学者将边际效用价值论运用到财政学科研究上，论证了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合理性、互补性，形成了公共产品理论。1919年产生的林达尔均衡是公共产品理论最早的成果之一，林达尔认为公共产品价格并非取决于某些政治选择机制和强制性税收，恰恰相反，每个个人都面临着根据自己意愿确定的价格，并均可按照这种价格购买公共产品总量。处于均衡状态时，这些价格使每个人需要的公用产品量相同，并与应该提供的公用产品量保持一致。因为每个人购买并消费了公用产品的总产量，按照这些价格的供给恰好就是各个个人支付价格的总和。林达尔均衡使人们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问题取得了一致，即分摊的成本与边际收益成比例。总之，林达尔均衡指个人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以及它们之间的成本分配进行讨价还价，并实现讨价还价的均衡。萨缪尔逊1954年、1955年分别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和《公共支出理论的图式探讨》提出并部分的解决了公共产品理论的一些核心问题，如：如何用分析的方法定义集体消费产品？怎样描述生产公共产品所需资源的最佳配置的特征。他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一文中将公共产品定义为这样一种产品：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减少任何他人也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这一描述成为经济学关于纯粹的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1956年蒂鲍特（C.M.tiebout）发表了论文“一个地方支出的纯理论”，随即出现了大量关于地方公共产品的文献，地方公共产品问题指：一些公共产品只有居住在特定地区的人才能享用，因此个人可以通过迁居，来选择他消费的公共产品。布坎南在1965年的“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中首次对非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进行了讨论，公共产品的概念得以拓宽，认为只要是集体或社会团体决定，为了某种原因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繁荣物品或服务，便是公共产品。同年，贝冢（K.Kaizuka）最先引入了公共产品要素的概念。1969年，萨缪尔逊指出对林达尔均衡理论提出了批评，指出：因为每个人都有将其真正边际支付愿望予以支付的共同契机，所以林达尔均衡产生的公共产品供给均衡水平将会远低于最优水平。1973年，桑得莫（A.Sandom）发表了“公共产品与消费技术”。着重从消费技术角度研究了混合产品（准公共产品）。70年代以后，公共产品理论的的发展主要集中在设计机制保证公共产品的决策者提供的效率原则。

边际生产成本为零：在现有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上，新增消费者不需增加供给成本。（如灯塔等）边际拥挤成本为零：任何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享用该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个人无法调节其消费数量和质量。边际拥挤成本是否为零是区分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或混合产品的重要标准。根据西方经济理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从而使市场机制难以在一切领域达到“帕累托最优”，特别是在公共产品方面。如果由私人部分通过市场提供就不 可避免地出现“免费搭车者”，从而导致休谟所指出的“公共的悲剧”，难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最大化，这是市场机制本身难以解决的难题，这时就需要 政府来出面提供公共产品或劳务。此外，由于外部效应的存在，私人不能有效提供也会造成其供给不足，这也需政府出面弥补这种“市场缺陷”，提供相关的公共产品或劳务。

新政治经济学的一项基本理论,也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公共财政收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基础理论.公共物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按照公共物品的供给、消费、技术等特征,依据公共物品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状况,公共物品可以被划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 纯公共物品一般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纯公共物品消费上不存在“拥挤效应”,不可能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进行排他性使用,否则代价将非常高昂.国防、国家安全、法律秩序等属于典型的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的范围十分广泛,它介于私人物品和纯公共物品之间.相对于纯公共物品而言,它的某些性质发生了变化.一类准公共物品的使用和消费局限在一定的地域中,其受益的范围是有限的如地方公共物品(并不一定具有排他性);一类准公共物品是公共的或是可以共用的,一个人的使用不能够排斥其他人的使用。然而,出于私益,它在消费上却可能存在着竞争。由于公共的性质,物品使用中可能存在着“拥挤效应”和“过度使用”的问题,这类物品如地下水流域与水体资源、牧区、森林、灌溉渠道等.另一类准公共物品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由于消费“拥挤点”的存在,往往必须通过付费,才能消费,它包括俱乐部物品、有线电视频道和高速公路等。公共物品提供方式传统上是政府直接负责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生产.使得政府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对经济活动的规制、干预和生产功能,政府规模越来越庞大,而财政开支的规模也与日俱增。但是,政府在经历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一个时期的经济繁荣之后,制度安排的效用递减和传统官僚体制内在的弊病,使得自身无法经济、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存在着过度提供公共物品、财政赤字负担过重和无法迅速回应公众多元化需求等诸多问题。要求政府选择更为有效的供给制度安排.公共物品理论认为,根据公共产品的不同属性和特征,安排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制度,使各种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平衡,公决效率最优.政府出于对宪法、法律的遵从和满足公民基本权利与公平分配的需要,它必须对某些涉及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公民基本权利与利益的纯公共物品予以提供,但同时可以通过多种组织形式,利用市场资源配置和私营部门的经营与技术优势,来有效地生产各种不同性质的准公共物品,这样既满足公平价值,又满足效率价值,并降低公共财政的支出规模,提高公众满意度.

公共经济学的体系概要一个对象——政府经济行为两根理论支柱——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三大专业内容——公共收入，公共支出，收入分配四大理论特征——宏观性、实用性、多样性、可探讨性公共选择理论的前提——经济人假设。政治领域的人和经济领域的人一样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是其具体利益不同，分别表现为获得选票（政治家）、投票收益（选民）或预算最大化（官员）等。多数决策与投票悖论如果只有两个被选方案，多数投票是有效的；如果有多个被选方案，就会出现“投票的悖论”。投票的悖论——对多个被选方案进行投票，会出现循环投票、无胜出者的现象。 案例单峰偏好理论拟通过修正阿罗五原则解决投票悖论。其内容是限定每个选民的偏好只能有一个峰值。阿罗不可能定理与中位选民定理阿罗不可能定理——满足一切民主要求又能排除循环投票困境的决策机制并不存在。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重要意义和在现实中的表现。中位选民——将处于所有投票者最优偏好结果中间状态的投票者。中位选民定理——中位选民最偏好的公共产品的提供量，往往是多数规则下的政治均衡。博特“用脚投票”理论“用脚投票”理论：居民在一国之内迁徙的本质是寻找公共产品提供水平与个人税负之间的均衡。这一理论因其忽视了投票的悖论、地方公共产品的外部性等因素而受到批评。奥茨的分权定理特里西的偏好误识论公共支出扩张论（瓦格纳法则）社会经济越发展，公共支出越扩张。用于维护法制和秩序的支出增加及政府活动规模扩大是公共支出扩张的两个重要原因。增长引致论此理论认为公共支出扩张是由公共收入增加引起的。公共收入增加则有内外两个原因，内在为经济发展，外在为战争与灾难。发展阶段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公共支出的重点不同。劳动生产率论此理论从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政府）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不同出发，分析认为公共支出增加是必然的。

公共服务的理念起源于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与斗争，最早提出公共服务的是19世纪后半期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代表人物瓦格纳（AdolfWagner）。1912年法国公法学家莱昂·狄骥明确界定了公共服务的实施主体是“那些事实上掌握着权力的人”。19世纪末期英国改良主义经济学家霍布森提出了“最大社会福利”思想，界定了公共服务的价值目标，他认为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生活，以便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调和起来，使“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得以实现。21世纪初期，以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罗伯特·B·登哈特为代表的一批公共行政学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了六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政府的职能服务；二是追求的目标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副产品；三是行政作为在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在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四是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五是强调责任政府，责任并不简单；六是重视人，而不只重视生产率。公共服务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按照公共产品的概念，公共服务应是一种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服务，是以一定的信息、技术或文化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根据内容和形式分为基础公共服务、经济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服务和社会公共服务。基础公共服务是指那些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及其组织提供从事生产、生活、发展和娱乐等活动都需要的基础性服务，如提供水、电、气，交通与通讯基础设施，邮电与气象服务等。经济公共服务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及其组织（即企业）从事经济发展活动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如科技推广、咨询服务以及政策性信贷等。公共安全服务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提供的安全服务，如军队、警察和消防等方面的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则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满足公民的社会发展活动的直接需要所提供的服务。

公共经济学的体系概要一个对象——经济行为两根理论支柱——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三大专业内容——公共收入，公共支出，收入分配四大理论特征——宏观性、实用性、多样性、可探讨性公共选择理论的前提——经济人假设。政治领域的人和经济领域的人一样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是其具体利益不同，分别表现为获得选票（政治家）、投票收益（选民）或预算最大化（官员）等。多数决策与投票悖论如果只有两个被选方案，多数投票是有效的；如果有多个被选方案，就会出现“投票的悖论”。投票的悖论——对多个被选方案进行投票，会出现循环投票、无胜出者的现象。 案例单峰偏好理论拟通过修正阿罗五原则解决投票悖论。其内容是限定每个选民的偏好只能有一个峰值。阿罗不可能定理与中位选民定理阿罗不可能定理——满足一切民主要求又能排除循环投票困境的决策机制并不存在。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重要意义和在现实中的表现。中位选民——将处于所有投票者最优偏好结果中间状态的投票者。中位选民定理——中位选民最偏好的公共产品的提供量，往往是多数规则下的政治均衡。博特“用脚投票”理论“用脚投票”理论：居民在一国之内迁徙的本质是寻找公共产品提供水平与个人税负之间的均衡。这一理论因其忽视了投票的悖论、地方公共产品的外部性等因素而受到批评。奥茨的分权定理特里西的偏好误识论公共支出扩张论（瓦格纳法则）社会经济越发展，公共支出越扩张。用于维护法制和秩序的支出增加及活动规模扩大是公共支出扩张的两个重要原因。增长引致论此理论认为公共支出扩张是由公共收入增加引起的。公共收入增加则有内外两个原因，内在为经济发展，外在为战争与灾难。发展阶段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公共支出的重点不同。劳动生产率论此理论从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不同出发，分析认为公共支出增加是必然的。******有关预算的主要理论观点******预算均衡论。认为以市场竞争为前提设立的各项财政制度本身就是经济内部的自动稳定器，无需任何形式的干预。税收作为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预算均衡论在实践上体现为年度均衡预算和周期均衡预算。功能预算论。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着眼于预算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追求没有通胀的充分就业。其核心是相机抉择。高度就业预算论。的财政支出应该由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净税收入来确定，预算要保持一定的财政盈余，用于公债的还本付息。强调预算不只要烫平经济周期，而且要致力于在经济循环中取得动态平衡。收入再分配的主要理论观点功利主义。功利即效用，效用递减规律是其基础。（1）应取得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2）不应搞平均主义。正义论。主张应选择公正的分配政策，应使社会状况最差的人的福利最大化。机会平等论。机会平等比收入平等更重要，强调分配过程的正当。反对以他人或集体的利益牺牲自己的权利。倒U型理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收入分配将“先恶化，后改善”。早期恶化和后期改善都受一定因素影响。新福利经济学。帕雷托认为公平会影响效率，提出了帕雷托最优和帕雷托改进的概念，强调提高效率对社会福利的积极作用。卡多尔和希克斯以“假想补偿原则”进行了发展，表明以效率为目标的分配，能够不断地提高整个社会福利。

知识具有公共性且不具有排他性，所以可以认为是公共财产（物品）的，非排他性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很多人一起分享却不影响每个人获得的多少，同理环境也是。

公共产品和服务，具有公益性，非盈利性的特点，应该说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角度而言，这些行业是市场规律的盲区

是经济学的作业吗？

词汇 1。布坎南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俱乐部均衡模型桑德拉和颉铪忑访问俱乐部理论文章，使俱乐部下定义：“一组自愿共享或共享一个或多个因素，以实现共同的利益：生产成本，一个构件的特性或具有独占利益。“詹姆斯·布坎南第一次使用模型来研究效率的自愿俱乐部的性质，他的模型假设：排除非会员并不需要花费俱乐部，俱乐部的成员，其他成员不受歧视;成员共享相同的成本和收益。通过审查代表的俱乐部会员（记为I）的行为进行分析。假设效用函数的人：maxUi（毅，X，S）。 Y ^ i为第i个个人的私人物品的消费，X是一个公共产品，S是人口规模。这将产生以下分析：（1）确定应提供的公共物品的生产;（2）确定的最优规模的俱乐部成员。首先是确定最佳的公共产品供给。 。最佳供应公共物品x条件，被称为“萨缪尔森条件”，它是最有优势的，Y计算的最后一个单元消耗的X生产的边际成本（MRT）是完全等于所有用户在同一时间消费者Y当边际效益。第二个是最佳俱乐部成员的数量来确定。有一定规模和成本的俱乐部，为的P成员，成员的数量的增加，给他带来的边际成本是否定的，因为增加的成员数目，以降低成本，共享。另一方面，成员的数量与增量，带来的初始正或零的成员的边际效用，然后逐渐为负。因此，每个成员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必须确保成员总数的给自己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由于每个成员都同质化，所有成员的最大效用是指所有成员最有效的，他们是能够满足上述条件的数量是俱乐部最好建立在输出数量。 2。奥茨的分权定理美国经济学家奥茨（欧茨），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公共服务职责应该是可以作为分散的最小的地理区域内内在化的成本和收益。”定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强调政府的财政联邦制的权力之间的分离。内部化的成本和收益（或利益），是指一系列的成本和效益共享有限的司法管辖区域内的公共服务（税），其他司法管辖区不能从中获益，也没有人费用分摊。 定理成立的知识基地 1，低级别的政府，更容易理解和处理与当地居民的公共服务的偏好信息。 2，分散化的公共服务职责，增强忧患意识较低级别的政府的责任，而且要促进本地消费的当地居民和地方官员的监督。 3，权力下放的服务责任，以确保许多公共项目的有效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4，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的创新精神服务的责任下放。 参考定理的背景下，联邦财政系统，但这种统一的国家金融体系的改革，同时也将提供经验。 目前，在一些地方，级别越高的政府认为自己更高明，更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做更多的事情，更累的下属谄媚的踌躇满志，一些所谓的明智的决定其实，你这个混蛋逻辑。 斯蒂格勒权力下放乔治·斯蒂格勒一个最优分权夏普的理论。要回答这个需要当地政府的权力下放，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夏普（Sharp）首次公开需要和更好的管理功能角度证明。斯蒂格勒更好地理解其管辖范围内的公民的实用性和需求是不言自明的解释为什么当地政府在1957年当地政府职能合理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更接近选民的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其次，一个国家的人民有投票权的不同类型和不同数量的公共服务。换句话说，不同地区居民的权利选择他们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和数量。显然，斯蒂格勒，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决策相关的居民，以满足市民的需要，应在政府部门的行政级别最低的，有利于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公平性的分布。夏普认为，资源分配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的效果，因此，消费者的满意度水平应选择资源分配的方向参考标准。目的的公共产品，一般消费者的意愿有显着的地区，当地政府只是敏感，以符合其地区利益，以获得资源，培养最好的结果。因此，它应该是一个明确的分工，在各级政府的职能，从而确定财政分权的原则。

外部效应 百科名片 负外部效应分析 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有益的影响被称为外部效益,外部经济性，或正外部性；有害的影响被称为外部成本外部不经济性，或负的外部性。通常指厂商或个人在正常交易以外为其他厂商或个人提供的便利或施加的成本。概况正外部效益和负外部效益 外部效应也可解释某个个经济主体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不表现在他自身的成本和收益上，而是会给其他的经济主体带来好处或者坏处。外部性包括正外部效益和负外部效益。 例如：养蜂人的到来增加了果园的产量，反过来果园的扩大又会增加养蜂人的收益。这就是正外部效应。 一个工厂污染了水源，对下游的居民和河中的鱼类造成了损害。这就是负外部效应。 编辑本段外部效应理论的涵义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市场交易一般是指人们自愿地以货币来交换物品或服务的活动，交易双方是市场机制受益的主体，市场作用影响的交易当事人。但是，在市场有效的现实情况下，市场交易的许多交互作用却发生在市场之外，正如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所说： 相关书籍“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或溢出效应指的是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利益。”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资源配置要求最优的经济学来讲，出现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说明市场机制相对于交易主体有非效率的一面。外部效应理论指出：只要某人的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变数是在另一个人的控制之下，就有外部效应的存在。也就是说：在经济活动中，一个人的行为或某些资源的使用影响到另外一些人的利益或福利，但他们之间却没有使用某种交换手段来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 编辑本段外部效应的形成原因 外部效应的产生是因为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个体成本与社会成本，个体受益与社会受益之间的差异，外部效应使个体成本小于社会成本，个体受益大于社会受益。当一种经济交易的结果影响了除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者，而第三者又未参与交易双方的交易时，即产生了外部效应。总之，外部效应的产生是人们决策范围之外的，料想不到的结果或影响，是随着生产或消费的进行而产生的某种副作用。 编辑本段外部效应的分类 外部效应有多种分类方法，本文只采用如下分类：以外部效应产生的后果对于承受者的损益而言，有益则称为外部正效应或外部经济，有害有损失则称为外部负效应或外部不经济。前者是指经济主体在市场机制作用的过程中，为第三方或其他经济主体带来了收益或福利，但却不能得到回报或报酬。譬如高科技公司将大量资金用于研发，当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后，部分社会成员将会免费使用，出现“搭便车”的现象。后者是指在市场机制作用的过程中，经济主体给他方带来利益上的损害，增加其生产成本，同时也必然增加了社会总成本，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然而经济主体却没有为此赔偿损失。例如工厂排污造成环境污染。又如航空公司制造了大量噪音，一般不会因为干扰了机场附近居民的生产生活而进行补偿。 编辑本段中国税收的外部效应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世界经济中出现的一个关系世界经济全局长期发展的大趋势。经济全球化，是指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自由、全面、大量的流动，使得世界各地日益融合，相互依赖和制约，最终朝着无国界经济转变的一种过程和现实。它包括贸易的全球化、生产经营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和信息的全球化。它是一种自发的市场行为。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许多国内政策或制度具有超出一国范围的影响，因此会引起与国内传统政策或制度之间的冲突，因为这些政策或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反映出以前封闭的经济环境及提出这些政策或制度时的考虑。比如在税收方面就尤为明显。 许多国家的税收制度在国家间的贸易受到极大的控制或限制、几乎还不存在大量资本流动时，就已形成和发展。那时，高额关税和商品流动的自然障碍阻碍了贸易的发展，资本流动也受到禁止，或至少受到严格限制。在当时的环境下，企业大都在其国内从事经营，大多数个人在其法定居住所在国从投资或经营中取得所得。因此，各国的税务当局可以对贸易额、企业利润、个人所得和消费征税，不会与其他国家的税务当局发生冲突。在上述状况下，“属地原则”的采用使政府有权对其地域范围内的全部所得和活动征税，不会引起冲突和麻烦。执行一国制定的税收政策可以不必考虑其对他国的影响，同样，该国政策制定者对他国的税收政策也不感兴趣。 经济全球化使一切发生改观。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政府的行为极大地受到其他国家政府行为的限制，经济全球化使税收产生的外部效应问题已变得非常重要。 编辑本段环境透支的“外部效应” 多年计算的平均结果显示，中国经济成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这种代价至今仍存在于我们的经济发展之中。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是许多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很不幸的是，中国在“效率优先”的大前提下，歪曲了邓小平的经济发展理论，也注定我们要为此付出代价。可以发现，在我们经济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外部不经济”现象。有人称这是多年来“GDP考核标准不当”所致，笔者以为，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博弈中，我们如何使这两者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市场失灵”表现。“环境”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特点。非竞争性是指不会因为消费人数的增加而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即消费者人数的增加所引起的社会边际成本等于零。而非排他性则指产品一旦提供，就不能排除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免费享受它所带来的利益。就比如说，采取措施使某个城市的空气没有了污染，某人呼吸了清新的空气，并不能制止他人呼吸。环境问题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告诉我们，“环境”这种公共产品无法通过等价交换的机制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联系，假如采用市场资源配置的方式进行环境供应，无疑就会发生“市场失灵”。这是在经济发展中产生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原因。 福利经济学告诉我们：如果一种商品的生产或消费会带来一种无法反映在市场价格中的成本，就会产生一种“外部效应”。外部性是指一些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会给不直接参与这种活动的企业或个人带来有害或有益的影响。其中有益的影响称为“外部经济”，否则就是“外部不经济”。环境问题就是一个外部性问题。外部性理论的贡献在于：它引导人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不仅要注意经济活动本身的运行和效率问题，而且要注意由生产者消费活动所引起的不由市场机制体现的对社会环境造成的影响。 英国学者大卫.皮尔斯在《绿色经济蓝图》中倡导一种“总经济价值”，在他的理论中，总经济价值＝实际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存在价值。它告诉我们，总经济价值不仅仅包括资源环境直接或间接利用的情况，也包括通常与使用无关的资源环境价值，即存在价值，还包括介于使用价值与存在价值之间的“选择价值”，即我们在使用这些资源时存在着可能失去的机会价值。这个公式与“外部性”理论不谋而合。环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我们根本无法界定其产权，可是另一方面环境污染所产生的“外部不经济”又会对我们或者我们的子孙后代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得不靠政府的干预和社会矫正，如干预不及时或不妥当，则很可能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破坏。 要使总经济价值最大，我们就必须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长期以来，对环境外部性认识的不足，是产生环境严重透支的重要原因。我们的经济学也存在着这样的缺陷，一是不考虑外部不经济性，二是衡量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标准———国民生产总值，不能真实地反映经济福利。在这次“绿色中国”论坛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提出“考核官员的环保责任”，这也是世界社会发展的趋势。但笔者以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真正使“总经济价值”最大，就要使我们的GDP不仅仅反映经济福利，也要反映一国社会福利（经济福利＋非经济福利）。 编辑本段外部效应的原因和事例 经济学中的外部效应（外部性）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有益的影响（收益外部化）称为外部经济性，或正外部性；有害的影响（成本的外部化）称为外部不经济性，或负的外部性。 可以认为，外部效应的产生并不是任何人蓄意造成的。外部效应是产生于人们决策范围之外的没有想到的结果或者影响，它是随着生产或消费产生的某种副作用。 那么外部效应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外部效应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 产权界限不明 外部成本往往是与产权界限不明确有密切关系的。 第二 权益界限不明晰 生产者的成本和效应的内在化，是以权益界限的明晰为前提的。假若要使某一产品的效益内在化，就要确定这一产品归谁所有，其他人要获得该产品就必须要用货币来购买。如果权益界限不明确，或者法律上是明确的，但事实上无相应的措施保证，其权益得不到确认，那么，其他人也就可能无偿从该产品上获利。在这种情况下，该产品权益就不可能全部属于其生产者而成为外部效应。 第三 政府缺少相应的措施或措施不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企业都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如果没有有利的外部制约措施，各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很自然会想起模仿他人产品，或者把污染问题由企业转嫁给社会。因此，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控制外部不经济的出现。 编辑本段外部效应内部化优化城市交通结构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交通需求迅速增长，城市交通问题日益突出。在正确认识大城市中各种客运方式外部成本及效益的基础上，提出将外部效应内部化的措施，将有利于构筑公平合理的大城市客运交通结构，从而解决困扰大城市发展 编辑本段经济学中的外部效应 在正常情况下，个人或厂商承担其市场上的行为的全部后果。但现实经济生活中，个人或厂商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他人，或给他人带来收益或损害，却没有给予支付或得到补偿的现象却普遍存在。经济学称此类现象为外部性或外部效应。外部性对经济效率有重要的影响。 一、外部效应的分类 外部性可区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类。正外部性，即未被市场交易所体现的额外收益。教育、研发、扶贫、环境保护、自然保护、养蜂和经营果园等是具有正外部性的典型。 负外部性，即未被市场交易所体现的额外成本。不遵守交通秩序，在公共休息、学习或工作场所制造噪声，不遵守公共卫生，不爱护公共设施（如践踏花园、草地），环境污染，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如过度放牧、竭泽而渔、大规模砍伐森林）等是具有负外部性的典型。 二、正外部性与供给不足 当存在外部性时，市场对商品的配置是缺乏效率的。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市场供给不足。因为个人或厂商在决定生产多少时，只考虑自己获得的收益，而不考虑是否会给别人带来好处。这样，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生产，其私人收益就低于社会收益，从而由私人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决定的私人最优产量（市场供给）就低于由社会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决定的社会最优产量。 三、负外部性与过量供给 与市场对于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供给不足相反，市场对于具有负外部性的产品供给过量。因为生产者在决定生产多少时只考虑自己实际面对的成本（privatecost，私人成本），不考虑给别人造成的成本（损害）。这样，具有负外部性的产品生产，其私人成本就低于社会成本(socialcost，经济中所有个人所承担的成本)，从而由私人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决定的私人最优产量（市场供给）就高于由社会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决定的社会最优产量。 外部效应 1,外部效应的含义(布坎南) 如果一方(一个家庭或一个企业)的活动影响到另一方的效用或生产可能性而没有定价,那么就可以说存在着外部效应. 如果用效用函数来说明外部性,则为: UA=UA(x1,x2,x3,…,xn,y1) 即一个人A的效用,不仅受其控制的活动x1,x2,x3,…,xn的影响,而且受到其他活动Y1的影响. 2,外部效应的分类 按外部影响的"好与坏",分为正的外部效应和负的外部效应. 正的外部效应也称外部效益或外部经济.指对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者所带来的未在价格中得到反映的经济效益. 负的外部效应也称外部成本或外部不经济,指的是对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者所带来的未有价格中得以反映的成本费用. 按影响的范围分,外部性分为消费外部性和生产外部性. 消费外部性指一个消费者直接影响了另一个经济行为人生产或消费的可能性. 生产外部性指厂商的生产影响了其他人的福利 外部效应大致有下述八种排列： （1）消费活动产生正的消费外部效应——某一居民或家庭因其他居民或家庭的消费活动而受益。 （2）消费活动产生正的生产外部效应——某一企业因某一居民或家庭的消费活动而受益。 （3）消费活动产生负的消费外部效应——某一居民或家庭因其他居民或家庭的消费活动而受损。 （4）消费活动产生负的生产外部效应——某一企业因某一居民或家庭的消费活动而受损。 （5）生产活动产生正的消费外部效应——某一居民或家庭因某一企业的生产活动而受益。 （6）生产活动产生正的生产外部效应——某一企业因其他企业的生产活动而受益。 （7）生产活动产生负的消费外部效应——某一居民或家庭因某一企业的生产活动而受损。 （8）生产活动产生负的生产外部效应——某一企业因其他企业的 生产活动而受损。

西欧许多国家长期不允许开办私营商业台，一直采用公共广播电视。但是80年代以来，西欧各国开始开放商业广播电视，引进竞争机制。所以，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多种体制并存的格局。国家制定法律法规，建立管理机构，负责办法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按照法律法规监审节目或广告内容、处理违法违规行为、限制过度的兼并垄断等。以法国为例。法国是欧洲广播电视事业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1922年法国邮电部在埃菲尔铁塔上架设发射天线，标志着法国广播事业的开始。以后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一、国营为主、私营 并存时期（1922-1945）广播诞生后，私营电台纷纷出现。1923年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广播事业为国家专利，私人只有经过邮电部特许方可经营，且不得妨碍国营广播和公共利益。这一时期，国营电台居于主导位置，到1937年，有三个全国台，18个地方台。私营电台有12家。二、国家垄断时期（1945—1974）1945年二战结束后，法国政府以行政命令取消了所有私人电台的营业执照，不再允许私人经营广播。同年11月，成立法国广播电视公司（RTF）领导全国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1964年，将RTF改为ORTF，全称法国广播电视管理局，国家主要通过管理局局长和管理委员会对广播电视事业进行垄断和控制。这一时期法国广播电视事业获得重大发展。三、分散经营体制时期（1974-1982）法国广播电视事业在ORTF的统管下，缺乏活力，经济窘迫，加之ORTF内外，因政府对电视节目的干涉，不满情绪增长。1974年8月通过议案，决定解散ORTF，将其业务分散给新成立的“各自独立的、自治的、高质量的、互相竞争的七个国营公司”。分散经营体制改变了政府具体管理的方式，但并没有解除政府对广播电视的垄断。四、逐步开放时期（1982年以后）围绕国家垄断广播电视业的问题，社会各界，尤其是政界、视听界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82年7月议会通过新的广播法，允许开办私营电台。1985年1月政府又宣布开放商业电视。此后，政府进一步放宽了对私人建立电视台的限制。1988年密特朗再度当选总统，第七次修改广播电视法，1989年通过。依据新法，法国成立真正独立的、有权威的最高视听委员会（CSA），从而确立了比较成熟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

狭义的公共行政决策是政府决策,是政府为了解决某一个或某些问题而对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选择和决定的行为。影响公共行政决策的因素很多,包括决策者的个人偏好、决策环境、决策机制、决策方法、决策过程和决策目的等。早期公共行政决策基本遵循多数同意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公共行政决策方法越来越多样化。不同的公共行政决策理论有不同的特点,理性主义决策理论是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决策结果,渐进主义决策理论是对过去政策的补充和修改,最佳决策模型理论是建立在理性决策基础上的多种模型最优选择的结果,系统决策理论是决策主体参与系统综合协调的结果,团体决策理论是团体利益平衡的结果,精英决策理论是精英偏好选择的最终结果。

　　政府的经济管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如何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让市场在自然资源的配置中发挥作用,政府在经济管理上如何更为有效,让市场经济的活力充分展现,这正是政府管理经济值得探讨的方面。1政府管理经济的必需性根据传统理论,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优,这种情况下市场下会失灵,政府的作用主要是补充市场失灵,从而纠正因市场失灵而引起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公益物品、外部效应、自然垄断、不完全的市场和信息不完整、不对称,以及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这都是市场失灵的表现。补充这些失灵,就是政府的天职。　　一、经济全球化对政府职能转变的新要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新的世界性经济运行机制的启动，跨国公司、全球金融机构、世界性经济组织等成为主要角色先后登场，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加强。全球范围内的组织国际联合、控制资源流向、影响经济生活、引导文化潮流、操纵信息媒体，深刻地影响着主权国家的社会生活，也对传统的权力运作带来了挑战。哈贝马斯认为，全球化的经济超出民族国家的调控能力，迫使人们去寻找替代方案——如把迄今民族国家所承担的社会福利职能转让给跨国机构。对于政府来说，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政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主权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既有利于用规则贸易取代强权贸易，从而给予发展中国家自我保护的手段，也将为国际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由于在客观上要求分工的深化与市场规模的扩张，全球化也推动着生产从国内区域间分工向国际分工发展，推动着销售从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扩张。在追逐规模效益与分工效益的过程中，跨国公司通过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协调其生产与经营活动的格局，推动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的高速发展。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向哪个地区，就会加速哪个地区的发展。同时，全球化也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各国都在力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加速自身发展。因此，全球化无疑拓宽了政府活动的空间和领域。　　另一方面，全球化对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典型的后发型国家，中国要成功地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在全球化竞争中立稳阵脚，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得力的政府，求真务实、具有强烈责任感的政府，放眼全球、目标远大、应急有策、精干高效、运转灵活的政府。但现有政府管理体制仍旧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政策的可预见性和法规的透明度不高，依法行政的理念很难植入。从依法治国的理念载入宪法到有法必依成为行政主体的自觉行动，中国的历程十分漫长。另一个严峻的事实是：有法不依、无法可依甚至知法犯法的情况在实践中依然大量存在；凭经验办事、按首长的指示办事、看上级的脸色办事、搞“暗箱行政”等情况在一些地方还屡见不鲜。内部法规大于国家法律，造成垄断经济，即“权力经济”，其主要表现为：市场准入，壁垒限制；长官意志，一言九鼎；行业垄断，为所欲为；法规体系薄弱，程序性法规匮乏。这些表现都与全球化不相容。　　第二，政府的实际运作方式还不够规范。在政企关系上，我国政府还未完全从企业活动中超脱出来，权力性干预和管制依然过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滞后，实质性的审批范围过大。在市场机制的培育上，我国政府的依法管理还很不完善，对经济的干预依然过宽，缺乏现代的公共服务观念。在管理队伍上，我们还亟待建立一支懂得并能驾驭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进行宏观调控的政府人才队伍。在管理手段上，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将受到挑战：跨国公司可能通过多种途径绕过东道国政府的控制，可能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法律透明度的高低和劳动力用工制度，随时转移生产和投资。这决定了中国在全球化环境中深化行政改革、建立全球化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政府从传统的行政命令方式转变为行政指导方式，从刚性行政转变为柔性行政。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管理变革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公共行政理论研究处于空白状态，实践中也一直遵循政治行政一元论(政治与行政不分)和古典的官僚制度(韦伯的科层制理论)。结果，政府往往以政治的方式对待行政(如政策制定)，以行政的方法对待政治(如资源分配)，并由此导致了一些问题和一定程度上的制度性腐败。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认为：政府应该提供所有的公共产品，这一理念是导致政府扩大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的重要价值原则；同时，政府是外在于市场的公共权力机制，这一观念造成了政府与市场的脱节，使得政府运作缺乏市场效率，市场运作缺乏公共支持。　　相比之下，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是融合了公共理念与市场理念、以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and 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和有效性)为目标的管理改革模式。它极大地突出了市场理念和公众的重要地位。　　在强化市场理念方面，新理论将政府纳入整个市场体系中加以通盘考虑，详细评估政府的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公共职能对市场供求的影响；认为应该将公共服务视为重要的市场领域，将政府管理看作是市场机制与公共机制的结合；讨论政府在注重公平与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资金运用的市场效率，把政府服务的质量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崇尚和推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社区化和社会自愿服务，强调在不同的服务机构间引入竞争机制和市场检验。这样，政府就不再是单一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其管制和审批部分的权力将大规模释放甚至取消。而信息资源的公开发布程度和提高贸易政策、法规透明度的要求，使政府内部机构变革成为必然。　　在政府与公众关系方面，新理论强调顾客取向、以服务对象为中心，并通过建立企业化政府来提高政府的能力与效率，使公众获得更多高质量的服务。在实践中，全球化使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投资来源的“非本国化”、经营活动的“非本土化”、交换的“电子信息化”以及国际民间组织力量的日益“自治化”，都使公众和公民社会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治式运作能力、承受各种风险的自主能力大大加强。这对政府管理提出的要求是：加强对社会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不再从管理主体的角度考虑如何管制被管理者，而是站在社会与公众的立场上考虑政府如何为公众服务、对部门内部的组织结构进行改革。　　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管理的变革要立足于国际化竞争，以建立现代公共管理的思维模式为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建立以政府为核心的开放主体体系，从而最大限度地谋取社会公共利益。这要求政府具备：(1)全球意识，即开放的公共管理理念；(2)服务和效率意识，即提供高效、公平的服务，更多地吸引外资；(3)风险意识和责任能力，正确地把握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主动权；(4)应变和整合能力，及时调整管理战略，有效地整合各种因素及利益多元化引起的冲突与矛盾，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参与全球竞争。(5)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即推进“电子政府”建设，实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行政。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管理变革的取向　　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政府如何运用市场法则来进行公共事务管理、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乃是目前面临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借鉴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政府管理应当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一)从以权力为中心向以规则为中心的转变　　以权力为中心的运作方式，随意性和无序性较大、公开度低，容易导致暗箱操作、违法行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力是凌驾于一般公民权力之上的，行政权力支配一切。而在全球化时代，社会环境瞬息万变，社会需求多元化，政府难以继续试图向社会提供垄断性服务。政府应该“转向一种把政策制定(掌舵)同服务提供(划桨)分开的体制”，“选择把自己局限于政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从而有所为、有所不为。这要求政府必须严格依法行政，政府运作的基本规则应从以往运用行政权力进行强制性干预，转变为通过制度供给引导服务对象按照政府规范实施行为，即由权力行政转向规则行政。　　(二)从全能行政向有限行政转变　　全能主义政府实际上就是无限政府。并且，政府取代了社会自治，通过计划手段操纵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这不仅在理论上缺乏科学性，而且在实践上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从公共行政科学化的角度来说，政府职能应该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原有的“包揽一切”转换到“做市场不能做的事情”，弥补市场的不足。也只有从无限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单一的行政手段转向经济、法律、行政手段综合并用，才有可能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三)从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将不再单纯地限制市场主体的活动，而应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参与和干预经济生活。它在理论上也不再仅仅采取单纯的管理性行政，更应当实施满足社会和公众需求的服务性行政。　　在西方，各国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公众需求为中心”的转变。在中国，政府管理变革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宏观背景和时代的特殊性，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入世的特殊要求。它们预示着政府职能结构的中心将由行政管制的职能逐步转向公共服务的职能，意味着政府施政需要符合公众的意志和愿望、重新设定政府与公众的地位和关系，也表明了政府行为的公众取向和“顾客”中心。　　(四)从暗箱行政向透明行政转变　　全球化必然对政府行政提出遵循透明度原则的强制性要求。当前，中国政府不断加快网上政府建设，通过互联网公布职能部门的联系方式和办事程序，开设了“政府公报”、“政府信息”、“政府法规”等窗口栏目。不仅如此，政府更应当继续增强信息的公开化程度。除依法应当保密的事项外，政府应当公布各项行政法规，特别是那些影响管理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行为标准或工作程序。这些做法至少有两个好处：其一，政府能够及时通过各种媒体为公众所知，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其二，确保社会组织和公众个人的信息获取权，使他们能够了解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信息，并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监督政府施政。这便是所谓的由暗箱行政转向透明行政。　　除上述四个方面之外，为了有效回应全球化的趋势，政府应当适时地从依政策行政向依法行政转变，从免责行政向责任行政转变，从而迎合政府改革的治理行政、规则行政的理念和趋势。　　参考参考吧！

作为一种正在成长着的公共管理新理论范式以及实践模式，新公共管理是公共部门改革的必然产物。新公共管理倡导以顾客、结果和竞争为导向的行政理念，对传统的公共行政体制和方式进行了深刻地扬弃。新公共管理有其新颖、合理之处，它反映了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新成就。如何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模式，值得探讨。　　　　一、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内涵　　　　新公共管理运动起源于英国、美国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并逐步扩展到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在当代，新公共管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其作用和影响日益突出。新公共管理是个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还指在当代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其主要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让管理者进行管理;衡量业绩;产出控制;顾客至上;公共服务机构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引入竞争机制;采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方式;改变管理者与政治家、公众的关系。这八个要点既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基本取向，又是新公共管理模式的主要特征。 　　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公共性”作为新公共管理的一种基础性内涵，决定了新公共管理的客体或对象是公共事务，即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公共利益必然反映出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公共事务的具体内容也必然满足统治阶级的根本需要；新公共管理模式力图将政府市场化，冒着让社会步入危险的风险让市场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也产生了如何与公共职能有机结合的问题。一味注重实效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由于过分强调对“绩效”、“效率”的追求，反而易导致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应用于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构想　　　　(一)加强政府的治理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和完善，政府的管理职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在经济转轨时期，各级政府普遍面临一方面政府要放权于企业、放权于市场、放权于社会，另一方面政府还要承担起培育市场主体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任务。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社会自主化管理，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都要政府的支持和扶植。现阶段我们仍然存在政府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不够规范，对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仍然很多、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仍未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未能很好发挥的问题。有鉴于此，当前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进一步调整组织结构，加强和统一宏观调控部门，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流通管理体制和金融监管体制，强化市场监管力度的改革上。通过这样的措施，可以进一步重新构建政府新的职能体系，明晰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责任关系。使政府得以充分发挥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领导和治理作用。　　　　(二)不断改进管理方式和手段。　　受传统体制的影响，我国政府管理的成本意识淡薄，庞大的财政支出不仅影响了政府形象，也妨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十六大提出了通过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新思路。电子政务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革命，其对政府管理的影响表现为具有生产力性质的政府管理工具的创新，政府通过现代管理手段，转变传统行政方式，提高政府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三)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职权。　　要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权限。属于中央职能范围的事务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属于地方政府职能范围的事务由地方政府自主管理；处理好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必须按照既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统一，又要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依法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管理权限。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及相互关系应当由宪法加以规定。(四)大力推进以事业单位为代表的管理体制改革。　　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是我国今后机构改革的重点。我国政府改革的重点是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加强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培育公共服务体系，遵循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历史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在未来进一步的体制改革中，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一个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满足公共服务需要、科学合理、精简高效的现代事业组织体系。　　　　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模式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是摆在国人面前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　　　　(一)建立新公共管理理念。　　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正在带来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飞速变化，带来社会各个群体行为和要求的变化，也要求政府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方式必须发生变化。公共管理所涉及的转变观念实质上是转变对政府作用的定位认识。新公共管理是公共部门应对社会要求、顺应市场化浪潮的时代产物。新公共管理重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重在公共利益上;强调政府组织与其公共组织相统一，重在政府组织上；主张社会问题管理与资源管理相统一，重在问题解决上；关注结果管理与过程管理相统一，重在结果管理上;提倡管理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相统一，重在公平上;要求公共组织的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相统一，重在外部管理上。公共管理内涵的本质是公共性。这种公共性是社会性的升华或抽象。公共管理的主体、价值观、手段、对象和目标都体现了公共性，从而与私营部门的管理区别开了。公共管理从权力中心向社会中心转变，从管理中心向服务中心转变，管理原则从对上负责到对下负责转变，等等，也都体现了公共性对公共管理的基本要求。　　　　(二)准确定位服务对象。　　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选择等理论为基础，认为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政府服务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主张建立一个“企业式政府”。一个政府官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家或企业管理人员”，从而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公众则是因向政府纳税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公民对政府的制约主要通过行使政治权利来实现，顾客对企业的控制主要通过购买其商品和服务来实现。企业家式的政府应是以顾客的需求为导向并提供较高服务效率的政府。为此，政府应该以服务对象为顾客，以顾客为上帝，政府服务应该以顾客需求或市场为导向。新公共管理将市场模式引入公共领域后，试图运用顾客驱使制度原理，迫使政府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效率和质量。我国政府的主要精力和主要财力应当集中到满足公共需求，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上。“十一五”规划纲要体现了这个要求，首次划定了政府公共服务领域范围，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中，明确提出“基本公共服务明显加强”，将更多的财力投向公共服务领域。　　　　(三)合理区分政府职能。　　新公共管理强调合理划分政府的决策职能和管理职能，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中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目标是:市场化、民主化、规范化、高效化、服务化。全球化、信息化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许多挑战。要求政府具有高度灵敏的应变能力和一流的决策水平。要在全球政策环境中有效发挥作用，政府和政策制定体制的结构就有必要进行调整。对社会公共事务大包大揽使政府很容易陷入千头万绪、纷萦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之中，没有时间和精力对国内国际重大问题作出及时、果断、正确的决策。因此，政府应当主动实现职能转变，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转变政府职能的基本理念是:“小政府，大服务，大市场。”

19世纪70年代边际效用学派的出现被认为是经济学中爆发了一场全面革命的标志。这场革命被称为边际革命。

财政分权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地方公共财政得以存在的基础。在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文献中，西方财政学家主要是从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空间特点入手，论证多级政府以及财政分权的必要性，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一)斯蒂格勒最优分权模式菜单 　斯蒂格勒(Stider)认为，可以从两条原则出发阐明地方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一是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公众，更了解辖区内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选择偏好及效用；二是一国国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利对不同种类与不同数量的公共服务进行投票表决，与之相适应，不同种类与不同数量的服务要求由不同级次、不同区域的政府来提供。(二)奥茨的分权定理 　奥茨(Oates)通过一系列假定，将社会福利最大化表达为一个线性规划，并求解得出资源配置处于社会福利最大化时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分析这个模型附加的限制条件时发现，在等量提供公共产品这个限制条件下，某种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提供优越于中央政府：“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这就是所谓的奥茨分权定理。(三)分权“俱乐部”理论 　布坎南（Buchanar）叫运用“俱乐部”理论来解释最优地方政府管辖范围的形成问题，麦圭尔(MeGu比)运用简单模型加以具体论证。所谓“俱乐部”理论，简要地说就是把社区比作俱乐部，研究在面临外部因素的条件下，任何一个俱乐部如何确定其最优成员数量。其理论核心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俱乐部新成员的增加，原有俱乐部成员所承担的成本会由更多的新成员分担；另一方面，新成员加入的过多会随之增加拥挤成本，产生外部负效应。显然，一个俱乐部的最佳规模，应确定在外部负效应所产生的拥挤成本等于由新成员分担成本所带来节约的均衡点上。(四)偏好误识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西presch)从理论上提出了偏好误识问题。他认为由于信息不完全，中央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过程中存在着失误的可能性，易造成对公共产品的过量提供或提供不足。而由地方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社会福利才有可能达到最大化。(五)“用脚投票”理论 　蒂伯特(Tiebout)的“用脚投票”理论认为，个人在各管辖区之间的移动，产生了一个类似市场的解决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方法。为实现效用最大化目标，个人通过“用脚投票”的迁移，选择能够提供给他们最满意的公共服务与税收组合的区域居住，每个人可以得到接近于其偏好的提供水平；而同时，各区域之间通过相互模仿，相互学习，会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个理论说明了，在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机制，由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使得中央政府统一提供公共服务带来的非效率性极大降低了。近十几年来，随着各国经济民主化和分级财政制度的改革，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不断得到充实与完善。新一代的财政分权理论沿袭了传统理论的指导原则，但在分析框架和方法上有所拓展，如已不周于公共产品层次性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分析套路，而是引入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特别是经济管理科学的最新成果，运用激励相容与机制设计学说、委托一代理关系等研究框架，从而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较有建树和影响的论述主要有：(六)鼓励政府间竞争说 　罗森(Rosen)、麦金农(Mckinnon)等人认为，实行多级政府结构及财政分权能够强化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本身的激励机制，鼓励它们之间的竞争。因为，如果公民能够在社区间选择，那么真正管理的不当会使公民决定移居到其他地方，这个威胁会为政府管理者们更有效地执政带来激励，使他们更加关心公民的意愿。再有，如果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会使有价值的投资活动转向政府干预较少的区域，因此，地方之间的竞争会减少不适当的干预，提高经济效率。由于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挂钩，这会促进地方政府努力繁荣本地区经济。综合上述，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活动，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与经济当事人(企业)形成一种激励——风险上分享或共担的关系。(七)政策实验与创新论 　奥茨、罗森等人提出，多级次政府的存在有利于更多地提供政策实验与创新的机会。其理由是，如果在中央一级进行政策实验，其项目管理者仅一人，而在分级层次上实验，管理者是数个人，在多数人中显然会比一个人更易于产生创新性政策主张。在地方层次上进行政策实验也更易于绕过中央层次上难以克服的各种政治性障碍。(八)改善政府机构的控制说 　金(King)认为，如果以集权的方式由中央政府行使所有职能，而不是分级行使，那么每一位官员会面对过多的工作，由于信息不充分等原因，会使政府机构陷入低效率运行状态。政府职能分级行使，明确划分责权，则可以改善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解决政府机构中控制与激励之间的权衡问题。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财政分权有利于保持政府适度规模的理论。再者，金还对一个公认的财政分权定理提出了修正。即：如果居民对政府提供服务的需求偏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而且具有相似需求偏好的居民是居住在一起的，那么公共服务的分级提供就是必要的，并要求建立多级次政府。金对此作出的修正是：即使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不存在地理位置上的差异性，就一般而论，分级提供也是必要的，会比集中提供产生更大的福利收益。他论证的基本点是，辖区规模与人们的需求偏好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辖区规模扩大及人们需求偏好多样性的变化，集中提供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福利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分级提供效果更佳。尽管如此，金还是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客观地指出，不可以将财政分权理论绝对化。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地方政府是依据这些理论假说或模型建立的，甚至是跟这些理论假说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由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各国财政支出的安排、公共服务的提供也各有自己的特点。也就是说，应当把财政分权理论看作一种理想模式。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关键在于解开套在这只“看不见的手”上的种种不当束缚。凡是市场能做好的，尽量由市场去做；凡是能利用市场机制的，尽量引入市场机制。具体来说，在竞争性产业领域按照“非禁即入”、“非禁即准”的原则，大力培育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增强各类市场主体自觉、敏捷的市场反应能力，充分利用供求、价格、竞争和风险等市场机制的驱动功能，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在可以引入市场运作机制的交通、能源、自来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产业、高等教育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等领域，利用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增强供给能力、提高供给效率，弥补政府供给的不足。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键在于让政府这只“手”在公共服务领域看得见、用得好。具体来说，政府主要需当好三种角色：当好制度规则的制定者，根据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设计和规划体系，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当好市场运行的裁判员，纠正不合法、不合规、不合理的市场行为，弥补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不足，维护市场经济健康运行；当好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提供足够的公共安全、教育、卫生、文化和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公共服务，同时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和区域之间均衡配置。随着经济、技术和管理等的不断发展，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有效作用的边界也在不断变化，二者协同配合的意义和效用日益凸显。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表明，可以在准公共产品供给以及促进城乡统筹、区域平衡、生态补偿等方面将二者结合起来运用，共同为加快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服务。同时，应在政府宏观调控中加强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协调配合，使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一、财政的本质含义 在我国，财政的本质含义解决的是关于“什么是财政”这一最基本的财政理论问题。它不仅决定着我国财政学的整个理论框架、体系和内容，而且也从根本上影响着我国财政的实践活动。我国财政理论界对于财政本质含义的探讨，形成了“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的结论，简称“国家分配论”。“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人类社会各个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并以其为主体无偿地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所形成的财政分配关系的活动。其观点可分解阐释如下： 1、财政的主体是国家。这里的国家首先是一个阶级国家，其次，国家是从整体上而言的。 2、财政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财政是一个历史范畴，它随着国家产生而产生，国家的发展而发展，也必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 3、财政的分配的对象是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其中主要是剩余产品，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包括对基本折旧基金的集中和返还，这并不会影响企业简单再生产的正常进行。 4、财政的目的是满足国家职能的需要。由于国家的存在和履行职能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国家，不仅没有正常的社会秩序，整个人类社会甚至将陷入毁灭的境地，因而国家财政以国家履行其自身职能的需要为自己的分配目的，是有其客观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只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国家活动满足的主要并不是公共需要，而是统治阶级的需要，并且后者才是国家职能的中心内容，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才是其根本目的。 5、财政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学说与其思想来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学说一脉相承，都是以为国家是一个消费性的不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单位，因此，当国家为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必须取得供自己消费的物质产品时，就只能凭借公共权力无偿地获取，它并不对缴纳企业或个人承担必然等量偿还的责任，相反，由于财政安排支出而受益的企业或个人，也并不直接相应为之缴纳等量的费用。正因为如此，在任何财政存在的社会里，强制性必须成为其后盾。 6、财政分配的形式，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主要是实物和力役，而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则是货币。 二、财政的历史类型 财政一般都是指国家或政府财政。然而，在不同的经济体制基础上，同为国家或政府财政，但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着各自特定的基本性质，从而形成不同的财政类型。因此，所谓财政类型就是在特定的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自身特殊性质的财政模式。 　　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存在着三种经济体制，从而也相应有着三种财政类型。这就是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家计”财政，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以及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计划”财政。1.家计财政。这是对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君主专制国家财政模式的一种概括。国家的代表是君主，不管是政治权力，还是财产权利，君主都可视其为“私权”。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私人”与“公共”的区分因为缺乏对应的参照而成为不必要，国家财政就是王室的“家计”财政。 2.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一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财政类型，其“公共性”并不会否定“国家分配论”所揭示的国家和财政在本质上为特定的一部分人服务的事实，只是在形式上，财政是为了满足各个市场主体的公共需要而存在和运行的。这种公共需要由于无法通过市场交换的途径得以实现，因此由国家提供公共物品最为经济、便利和现实。为了提供公共物品，国家必须取得公共收入，也必须进行公共支出，这便是国家财政最简明扼要的描述。 3.计划财政。计划财政特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活动的一种特殊历史类型。计划财政不同于家计财政，作为财政主体的国家完全摆脱了家计财政下“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状态，在政治上，国家是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是全民所有制财产的所有人，根本不能再存在国家财政与个人财务相混淆的情况。计划财政也不同于公共财政，它建立在比较纯粹的全民所有制基础之上，虽然从政治上而言人民的利益和需要是摆在第一位的，但在经济实现途径上，国家利益和国家需要是至高无上的，而个人或企业的利益即使不是被完全否定，也是被压抑到尽可能低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私人需要基础上的公共需要也缺乏产生的土壤，国家财政的阶级性被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计划财政的具体内容可以通过其对社会三大经济问题，即效率、公平和稳定的解决办法上得以体现： (1)计划财政与经济效率。 (2)计划财政与社会公平。 (3)计划财政与经济稳定。 三、西方公共财政理论 　　西方财政学一直是以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公共需要和市场失灵为其研究的逻辑起点的，财政的必要性、合理性，财政活动的规模及运行模式、财政的功能及限制等都可以从这个逻辑起点中最终寻觅到理论依据。　　西方财政学认为，人类的诸多需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私人需求(private wants)，另一类是公共需求(public wants)，私人需求是指个人能够独自满足的要求，是具有排他性的欲望，不允许他人共享；而公共需求则是公众可以共同享有的需求，是不具有排他性的欲望，一人对某件物品的需求不妨碍他人对同一物品的同样需求。 　　受私人需求的特性所致，与之相对应的私人物品应该是可以分割且具有排他性而不能共享的，如果它满足了一个人的私人需求，就会为该人所独占而不能再去满足他人的同类需求。因此它符合商品的定价规则，可以在市场上通过价值规律和交换的形式配置给不同的主体，而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则可以保障私人需求整体上得以满足。 　　可以满足公共需求的物品称之为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它不一定是真正有形的货物，更主要的应该是一种行为或服务，以及通过这些活动所达到的效果。正如萨缪尔森所言，所谓公共产品是“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能减少任何他人也对于该产品的消费”[1]。公共产品在消费时具有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和非对抗性(non-rivalness)，一旦有人提供，不妨碍任何人同等地享受，即全社会的消费总量与每一个人的消费数量相等。能够供应这种公共产品的主体当然不能完全排除个人、企业或其它单位，但是这种活动都完全不能以市场交换的形式来解释和形容，因为他们无法遵循市场机制而作价收费，要么这种收费不可能，因为私人主体无法强制他人缴费；要么是收费成本或收费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太高。 　　由于公共产品无法通过市场定价交换的形式予以供应，而私人不计代价的以公共物品为提供对象的慈善活动毕竟规模太小，与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公共需求的巨大数量相比微不足道，故而只有国家或政府才最合适充当此任。因为国家或政府是一类政治实体，其权力范围和活动空间覆盖整个领土或辖区，它们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够使每一个个体受益，与此同时它们也能够凭借政治权力，按政治程序强制性地获取提供公共物品的费用，并且使得任何人都没有机会“免费搭车”。这种为了提供公共产品而进行的公共收入、公共支出活动，便是典型的“公共财政”，为了供给公共产品而进行公共支出和筹集公共收入，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公共性”所在和存在的必要性了。　　以上是从供应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求的角度来阐述公共财政的基本原理，除此之外，还可以从解决市场失灵的角度略加论证。 　　西方财政学认为，在完全竞争或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市场经济能够在自发运行过程中，依靠自身的力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达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在自由放任基础上的市场竞争，并非在任何领域任何状态下都能充分展开的。在某些领域和场合，即使人们不干预市场的自发运行，充分放手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它也天然无法达到有效配置资源的结果，或者天然无法正确发挥作用。这就产生了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状态。如果任其发展，任何市场经济体系都不可能正常存在下去，因此需要依靠市场之外的力量，依靠公共活动，依靠政府力量的介入，才能纠正市场失灵状态，这就导致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性。　　市场之外的力量对市场失灵状态的弥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类活动，一类是市场机制几乎完全难以将资源和要素配置其间的活动，简称纯公共产品，另一类是市场机制能够配置资源和要素于其间，但由于价格信号的不正确而难以达到效率状态，简称准公共产品。 　　从公共需求或市场失灵的角度分析公共财政是殊途同归的。综合起来，西方财政学认为，财政之所以有必要存在是因为有一类可以满足公共需求，但却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供给的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这个公共主体予以提供。因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是采取非市场方式的，不具有营利性，且对所有的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地提供服务、平等地收取费用，再加之在民主代议制度下必须符合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公共利益，接受选民的监督，因此这种财政活动才具有明显的“公共性”，故而称之为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理论刚刚形成的时候，其经济学基础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 　　与上述英国学者的公共财政观不同的是，在大致同一时期的欧洲大陆的学者们，尤其是德国学者们，都站在效用价值论的角度肯定了公共财政活动的合理性。而19世纪80年代建立于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公共部门经济论才彻底从经济学上论证了国家财政干预经济的必要性。　　边际效用价值学说引入公共财政学后所带来的“革命性”后果是，财政学领域内从此可以真正运用经济学上的投入—产出、成本—收益、等价交换等工具分析财政活动的存在与合理性，财政活动也是一种与私人经济相对应的公共经济形式。因为一旦确认公共产品可以按边际效用定价，就可以按其大小确定作为公共产品价格的个人税收额度，从而在私人从公共服务所享受的边际效用与因纳税而遭受的边际牺牲之间确立一种等价交换关系。与从政治学、伦理学上将纳税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利益交换相比，边际效用价值说从价值论上根本解决了政府与纳税者之间的等价交换问题。　　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对市场从不干预到干预，从尽可能少干预向大规模干预，此时自由放任理论就愈益成为阻碍政府和财政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所以，证明政府和财政活动与市场活动的一致性，从而证明政府和财政大规模干预市场活动的合理性就势在必然了。而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论基础上的公共部门财政学说却可以证明：(1)公共部门如同私人部门一样，是具有“价值”的“产品生产部门”； (2)公共部门活动所需资源是通过“等价交换”从私人部门获得的； (3)适用于私人部门的市场效率准则也适用于公共部门； (4)政府活动如同私人活动一样是为满足个人需要而展开的。 　　这就使得政府及其公共财政从理论上完全融汇于市场经济之中，完全“市场化了”。因此，边际效用价值论引入公共财政学中，实际上是西方思想界从经济学原理上为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下的存在及其职能扩展“正名”的过程，它从理论上证明了政府在市场失效范围内的干预不仅“合理”，而且是“合法”的。四、财政的职能及其演变 我们认为，财政职能就是财政必须努力履行的职责和任务，是财政应该追求的经济社会目标。自然经济条件下、计划经济条件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是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的，所谓财政职能的演变也是在这个理论前提下展开的。 1.自然经济条件下家计财政的职能。自然经济条件下家计财政的主要职能是替君王筹集行政管理、国防安全与扩张以及皇室开支的经费。当然不排除在改朝换代之初，或经济革新时期，最高统治者也会有意识地利用财政政策引导生产消费，促进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也不否认在一些政治比较开明的朝代薄赋轻徭、休养生息，调节收入分配的过度不公。但是在整个自然经济统治时期，这些都只能是特殊现象，不足以推翻家计财政的主要职能是“收入分配”这个一般性的结论。 2.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职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职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而有不断拓宽的趋势。如前面分析公共财政论向公共经济论转变的发展脉络一样，在自由竞争时期，财政的职能也仅限于收入分配，且也不负责通过再分配的形式调节社会收入不公平。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市场具有蓬勃的活力，自由竞争使得经济高效率运转，而政府和财政却被视为异已的力量，只能在市场失灵的狭窄范围内维持其存在的必要性。所以财政职能仅限于筹集收入满足国家日常经费开支的需要。 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以后，因为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种种恶果集中爆发，经济危机的灾难性影响迫使各国不得不大张旗鼓地扬起“国家之手”干预经济，而财政学也克服了过去将政府和财政视为市场异已力量的状态，充分地论证了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是一种服务于私人经济的公共经济，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财政勇往直前地扩展自己的职能便顺理成章了。具体而言形成了以下三项基本职能： 1)配置职能，或称效率职能。由于市场失效的存在，政府活动首先应当保证整个社会资源在私人经济和公共经济之间的有效配置，然后还应保证公共经济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 2)分配职能，或称公平职能。由于市场自发运行可以导致收入、财富和社会福利的不公平状态，政府应通过自身的收支活动进行社会范围的再分配，以实现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 3)稳定职能。由于市场在自发运行中必然产生经济周期问题，政府必须推行宏观调控政策以保持宏观经济相对稳定。 3.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财政的职能。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关于财政的职能的看法最初是从原苏联引入的，认为财政只有两个职能，即分配职能和监督职能。这一看法居于主导地位达二、三十年之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学界又提出了调节职能，与分配职能和监督职能共同形成了三职能说。 1）分配职能指的是国家具有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取走物质资料，并安排运用以满足实现其职能需要的客观固有功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主体。这种状态下的国家财政，面对整个社会的物质资料，用统收统支这个词来概括的确是非常传神的，财政的职能定位在“国家分配”也是再正确不过的了，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活动的非生产性也是一致的。 2）调节职能指的是国家在参与社会产品分配时，必然引起有关各方的生产要素分布和国民收入占有份额的变化，从而影响和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固有功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财政通过上述无所不包的财政分配形式当然可以起到对社会经济的调控作用，如总量平衡、结构平衡等都比较容易实现，因此一般也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波动和周期。然而这种调节无疑是一种以牺牲企业经济效率为代价的直接调节，因为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企业财务缺乏独立性，依赖于国家财政，因此，要想在调节经济的同时保持企业的高效运转是非常困难的。 3）监督职能指的是财政在分配与调节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过程中，对国家财政管理相对人的财务收支及财政收支的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依法实施监督检查，对社会经济活动情况进行全面的信息控制，对国民经济各方面进行综合反映和制约监督的功能。财政监督职能贯穿于整个财政分配活动中，包括企业的财务收支活动，这只有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才能做到，因为这是以企业独立性被否定，以国家对企业的直接控制作为基本条件的。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的类型 社会主义中国应当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建立公共财政，以满足私人无法通过市场交换得以实现的公共需要。与此同时，鉴于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的性质和国有经济势力雄厚的特殊性，还应该建立国有资产经营财政，由此形成“双元结构财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财政理论的提出充分借鉴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公共财政学的先进成果，同时也照顾到了中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因而是一种能够适合中国国情、指导中国财政实践更好地为市场经济服务的理论学说。公共财政所具有的弥补市场失效、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非市场赢利性和法治化等四大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同样具有：(1)弥补市场失效。市场机制尽管能够发挥极为重要的和基础性的资源配置作用，但却并不等于它在任何场合和领域都能有效发挥这种作用。一旦市场运行无法获得充分竞争这一条件时，市场机制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将是无效或低效的。市场无法发挥作用的“失灵”领域，需要国家按照市场的需要以非市场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由此而产生的财政收支活动便是公共财政。不过公共财政的存在和服务都是为了满足市场的要求，而且只能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存在，这就为在理论上廓清市场与财政各自的地位及活动范围提供了依据。 (2)“一视同仁”的服务。政府为市场服务所需的资源和要素，是通过税收等公共收入手段，从市场和资本那里获得相应的货币收入而形成的；政府再将已获得的收入安排出去，通过市场交换获得所需的资源和要素，从而完成自己服务于市场的全过程。这是任何财政类型的共性，但在市场经济公共财政下，由于公共服务是以满足市场公共需要为前提的，而等价交换、平等互利、自由竞争又决定了公共财政必须一视同仁地为所有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的服务，否则就有违公共财政的本性。同样的经济行为，不管其行为主体的身份如何，政府及其公共财政都应当按照同一的标准和规格，以同一的态度和方式对待。 (3)非市场赢利性。在市场经济中，政治性政府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与经济主体截然相反的。它处于市场失效的领域内，为市场的正常活动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不是也不能处于市场有效的领域内，不能直接从事市场活动和追逐市场赢利，它追求的是社会目标而不是利润目标。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不能从事任何市场活动，否则全民所有制就无法得以存在和体现，只是该说主张将政府职能分为两块，分别由不同的部门执掌，并从而分别体现为政治性政府和经济性政府。前者凭借政治权力行使公共财政的职能，为所有市场主体提供一视同仁的非赢利性服务，而后者则凭借经济上的所有权行使国有资产经营财政的职能，这是与双元财政构想相一致的。 (4)法治化的财政。公共财政作为一个满足公共需要，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的财政类型，必然要求民主基础和法治保障。只有通过民主代议制的形式，才能保证公共需要得以真正地显现和满足，只有通过法治的形式，将财政立法权保留在人民所选代表所组成的议会中，才能保证政府财政的活动范围的确不超过“市场失灵”和“市场需要”的限度，也才能监督政府依法行政，体现财政的“公共性”。 由此可知，社会主义公共财政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公共财政”的关于“公共性”的先进成果而形成的，但是却舍弃了有关公共经济中“经济性”的观点。 以上是从国家和政府行使政治权力的角度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和实践建立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然而，从目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况来看，政府还是巨大的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它凭借经济权利参与市场运营，故而必然使得这部分活动带有市场赢利性。这虽然与公共财政要求不相吻合，但却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因此，有必要区分政府的各种权力类型，从政治权力出发建立服务于所有公众的公共财政，从经济权利出发则建立国有资产经营财政，从而形成双元财政结构。 不管是公共财政还是国有资产财政，它们都是政府的分配行为。这是二者的共性，决定着它们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财政的有机统一体。但它们又是不同的财政类型，相互之间是存在着根本差异的： 1.两者的基本要素不同。 2.两者活动领域和范围不同。 3.两者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不同。 六、财政法学与财政学的分野与融合 财政法学与财政学的关系非常密切，财政法学是研究如何运用法律手段有效保障、规范财政行为的一门学科，而财政学则是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如何提高财政活动效率的一门学科。从某种角度看，财政法学是对财政行为的法律分析，而财政学则应对财政法进行经济分析，这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 1.研究对象基本重叠。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关系到国家经济力量衰涨的财政活动更不例外。在现实生活中，要想将财政关系与财政法律关系截然分开，并区分哪些是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哪些是财政法学的研究对象尤为困难。财政学与财政法学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研究对象的重叠和交叉，其原因即在于财政一般采取法律的形式，而财政法则也要体现财政活动的根本要求。 2.研究方法各有千秋。自从边际效用的概念引入财政学并创立了公共经济理论以后，财政学在原先重视对财政实践进行总结、归纳，对财政历史追本溯源，对财政与其它经济现象的比较分析，以及在对财政规律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开始运用价值分析方法定量地分析财政作为公共经济部门的效率均衡点，大量的数学模型和图表公式被采用，使得财政学的研究方法更加丰富、科学和精密，财政学真正成为一门经济学的分支。而财政法学同样重视对财政法律实践的总结归纳，对财政立法史的追本溯源，对财政法与其它社会现象的比较分析，以及对财政法律规律的定性分析，但是财政法学目前还缺乏数学定量分析，即使在法律经济学派中也未能对如何对财政法展开量化研究总结出系统的、操作性非常强的方法和手段。相比而言，财政法学仍然特别重视逻辑分析，注重概念原则和规范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使各种权利义务、制度规范成为内在统一的、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保障财政法在经济生活中准确、高效地贯彻实施。当然，为了保证财政法在实施过程中的低成本、高效率，财政法学也在开始注意引进经济分析方法，在立法和执法时充分考量各种可供选择方案的最优配置，以便顺应经济规律，达到最佳经济效果。 3.研究目的各有侧重。财政法学重在探寻法律规范的优化设计，其对效率问题的考虑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法律规范的内部优化；而财政学则更注重研究财政行为的效率，其对制度的研究也是为了摸索出制度影响效率的可能性和方式。 4.研究成果相互共享。正因为财政法和财政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同一对象进行研究，许多结论与成果就有可能为对方所借鉴和吸收。故而，研究财政学时如果毫不顾及财政法学的既有成果，或者研究财政法学时如果不充分汲取财政学的已有成绩，都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

由供需调节政府可以宏观调控，通过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资源合理配置等方式来调节

第四产业：对“克拉克大分类法”（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除第一、二产业外的所有其他产业）的延伸，该产业是指对本身无明显利润但是可以提升其他产业利润的公共产业。也可以称之为知识产业，或者信息产业。根据1998年哈佛大学的 economic review- 经济现状的特征， 分别把 产业划分为，agrarian 农耕经济（第一产业）其 经济形态的表现核心本质之一是 直接采集，收集； industrial 工业产业，其核心表现形式是 加工，再制作；第三产业 service 服务业，核心表现形式为传递，传达； 第四产业 experience， 用户体验， 核心特征是“纪念价值”。扩展资料：第四产业由来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处理设备的发展，为知识产业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情报服务是这一产业的重要领域。虽然在工作上图书情报部门也具有服务性质，但与一般提供物质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商业服务不同，它是以提供信息产品为主要服务内容，这种服务的本质是开发情报资源。情报服务的行业除图书馆网络、情报中心外，还有专利局、广告业、信托业、企业顾问公司、统计局等各种知识和信息的专门服务部门。知识产业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也在发展中。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第四产业

小组作业论述题：收入差距过大的症结1. 什么是效率和公平？谈谈你的理解。（1）效率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效率：给定投入和技术的条件下，经济资源没有浪费，或对经济资源做了能带来最大可能性的满足程度的利用，也是配置效率的一个简化表达。就一项经济活动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最好地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具体地说，效率就是人的生存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成本不变，产出越大，效率越高；同样，产出不变，成本越低，效率越高。从管理学角度来讲，效率是指在特定时间内，组织的各种收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效率与投入成反比，与产出成正比。公共部门的效率包括两方面：一是生产效率，它指生产或者提供服务的平均成本；二是配置效率它指组织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否能够满足利害关系人的不同偏好。（2）经济学中的公平：经济成果在社会成员中公平分配的特性。经济学中的公平指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即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过分悬殊，要求保证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公平概念在理论界有这样几种观点：第一，收入差距大小适宜的公平观。这种观点把收入差距大小作为判断社会分配公平与否的标准，在当前西方理论界比较流行。这是以结果的均等作为判断公平与否的标准，而没有考虑收入的渠道和手段。第二，按劳分配的公平观。这种公平观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所形成的不同收入的“天然特权”。要求废除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不劳动者卜德师的原则，这种原则摒弃了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认同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和努力可以得到更多回报，体现了激励原则。第三，机会均等的公平观，这种公平观强调的是在市场竞争中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第四，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公平。对个人来说，即使参与分配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而实际分配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3）我的理解：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应当更多地强调让人们拥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即机会平等，而不是片面的强调收入平等。在经济领域，正是公平竞争后的结果不平等，促使效率的提高，推动社会的发展。如果结果必须是平等，那么竞争就没有意义：没有比来一场输赢都无所谓的游戏更乏味的事情了。结果平等作为一种狭隘的平等观念，是与小农的思想相联系，与商品经济原则格格不入的。而机会平等，则是市场竞争的基本前提。2.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奥肯定理的含义。（1）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是美国统计学家M.洛伦兹（M.O.Lorenz）提出的检验社会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方法。是用以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一种曲线。它先将一国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排队，然后考虑收入最低的任意百分比人口所得到的收入百分比。将这样的人口累计百分比 和收入累计百分比的对应关系描绘在图形上，即得到洛伦兹曲线。洛伦兹曲线弯曲程度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反之，洛伦兹曲线弯曲程度越小，收入分配越平等。（2）基尼系数：（Gini voefficient）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提出的一个衡量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等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如果个人所得税能使收入均等化，那么基尼系数即会变小。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实际基尼系数总是在0和1,之间其数值越小，表示收入分配越平均；反之，则越不平均。（3）奥肯定理：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 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3%）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1%，这条经验法则以其发现在为名，称之为奥肯定理。潜在GDP这个概念是奥肯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在保持价格相对稳定情况下，一国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值。潜在GDP也成充分就业GDP。3.吴敬琏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你是否同意他的上述观点？请说明理由。 我个人同意吴敬琏的观点。吴敬琏的观点认为：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扩大，归咎于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和80年代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方针是缺乏依据，有些片面。“收入的差距扩大”的主要诱因是“腐败、垄断等机会不平等造成的”。长期以来，人们都强调初次分配效率，而忽略了初次分配也存在公平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对于公平的理解问题。对于公平，可以有两个层次的理解。第一个层次是机会均等或机会公平。第二个层次的公平是分配结果的公平。我国初次分配是否存在不公平的问题呢？这是肯定的。例如许多研究发现，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来源，是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是，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完全是由于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而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城乡分割的特定制度安排和不公平的初次分配造成的。我们要把“效率和公平”两者关系处理好，才能提高我国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我认为，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种自然规律的作用，是经济发展中不可调和的产物。一国经济的发展同样遵循一定的规律，收入的差距扩大，正是公平作用的结果。在机会平等条件下，有能力的人，通过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取得了良好收入的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从进化论的观点，体现了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也体现了资源的充分利用。在机会平等条件下的结果不平等，吴敬琏认为应做好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社会良好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之下，离开了上述的保证，那是空谈经济。4.简述我国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城乡、居民、地区、行业等），分析产生分配不公的原因。（1）我国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 现阶段收入分配的总体状况有四个显著特点：其一，居民收入普遍增加，各个阶层群体都获得了改革带来的实惠，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其二，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及其内部几乎毫无例外地存在着收入差距；其三，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内又普遍地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其四，收入分配秩序混乱，非常态收入特别突出。进一步衡量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常常运用相对收入不平等分析方法，如“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6上升到1995年0.28，尚处于合理区间，说明尽管这些年城市有一部分暴富，但大多数居民的收入距离尚不显著。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5年的0.34，表明农村由于各个家庭成为独立经济主体，收入分配差距比城市要高，全国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17上升到1995年的0.445，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且比城市农村基尼系数要高出许多，显示出城乡差距目前仍较大，且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差距是可扩大了，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城市、全国的基尼系数都呈扩大趋势。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①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的城乡差距在世界上是最高的。按国际一般的情况，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阶段，其他国家城镇居民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7倍，而我们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并且呈不断增大的趋势。②行业收入差距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是个老问题。这其中的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垄断经济造成了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如电力、电信、烟草、金融、保险、民航、铁路等行业，职工平均货币收入加实物分配等，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垄断性经营行业（如金融、邮电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业务量突飞猛进，获得了高额利润，并把其中一部分以不同形式分配给职工，职工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大；而一些依靠财政补助的基础性行业（如农林牧渔业和地质水利业）和一些充分竞争性行业（如社会服务业、餐饮业和建筑业）由于补贴减少和利润下降，从业人员收入减少。第二是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开始向科学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一些传统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竞争较充分行业的收入在相对下降，其他如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普通高校、商业经纪与代理业等行业部门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都排在前列。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③地区收入差距 地区之间的局面收入差距仍在拉大。上海和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相对较快，平均每年要比上一年多增加1.57个百分点，而山西和河南却只比上年多增加0.25个百分点。近年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开发的力度有所加大，促进了使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2）分配不公产生的原因①政策上的误区我国城乡差距之所以显著，这与政府长期的认知和采用的政策有较大的关系。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支持工业的发展，国家采用人为的方式使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同时政府不允许农民“进城”，认为如果允许农民“进城”的话，可能导致现有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而且，政府要给城市居民各种补贴，大量农民“进城”，政府将不堪负担。事实上，这种政策将城乡割裂开来，导致大量的劳力挤在土地上谋生，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反过来又束缚了工业的发展。当前农村消费市场启动不了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其它国家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政府如果限制城市化，经济将永远停留在二元结构上。 ②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对的，也极大的激励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于许多人似乎忘了先富的前提条件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1984年，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这些年，因为监督机制缺位，甚至是权力的介入，产生大量黑色收入，导致一部分人暴富，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另外，还有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西方把这种因享有特权而获得的额外利益的现象称为寻租行为。寻租泛滥，很多人产生严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③改革中的一些正常因素也加快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分配体制的改革，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平均主义，这必然会带来收入差距的变化尤其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每个经济主体都根据在市场中的贡献获取相应的报酬，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个主体的市场参与能力不同，所得的收入当然有区别。（3）减少分配不公的建议：1、加速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出来人均收入提高外，还应含有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其中两个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在国民产值中，随农业比重下降而工业比重上升，以及居民在城市人口中的上升。有序地把一部分农村、牧区人口转化成非农牧业人口。解决城乡分割，工农牧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突出的问题。探索建立农牧区社会失业、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打破城市居民和农牧区人员的明显差异的生活待遇模式。2、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调整国民收入结构，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农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把投入重点转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通过统筹城乡人居环境、统筹城乡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建设和社会管理等举措，切实改善欠发达地区和偏远农牧区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为城乡居民提供追求自身发展的同等机会和条件。完善分配体制，促进社会和谐。3、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加强落后地区的基础建设“科教兴国”是我国的重要政策，但长期以来，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实际是不够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接受义务教育是公民的权力和义务，但政府没能创造良好的条件，以致许多居民无法享有这一权利或履行这一义务。基础教育，从理论上讲应有政府提供，因此轰轰烈烈的希望工程助学活动实际表明政府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至于高等教育，应该说是准公共产品的范畴，如果完全采取收费制度，无疑会使很多低收入家庭无法将子女送入大学，可行的方法是走公立和私立相结合的道路，公立大学有政府提供经费，使那些优秀但贫困的学生能继续接受教育，否则，教育上的不平等，势必进一步导致收入的不平等。 在污垢，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是很薄弱的，尤其是广大农村，拥有的多是坑坑洼洼的泥土公路，供电设施陈旧而运行成本高昂，通信能力差，接受外界的影响低，这能不妨碍经济增长吗？要普遍提高这些地区人们的收入水平，关键要创造条件。投资于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眼前收益可能不大，但目前我国生产普遍过剩且失业严重，若有资金把劳力和产品结合起来，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对于目前和今后的经济发展无疑有巨大的意义。4、规范市场秩序，健全税制，依法治国“市场流行观察法则，官场流行市场法则”是目前社会状况的重要写照。80年代，我国在价格上实行“双轨制”，结果“官倒”流行，一部分人利用职权倒卖物资赚取价差而发了大财。90年代，又有一些“内部人”炒卖房产而成为巨富。这说明市场秩序不健全，竞争就不平等，就会认为的拉大差距。政府现在在强调依法治国，要减少权利介入市场，惩治腐败，在政策上是对的，关键在于严格执法。政府这些年，法律制订了很多，实施效果却有目共睹。因此，真正应在执法环节多下一些功夫。 税制不健全也是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例如遗产税和赠与税未开征，享有大量遗产和不享有遗产的人收入差距当然明显。税收征管方面也不容忽视，例如1995年，北京市个人所得税80%以上来自工资薪金项目所得，工薪阶层成了个人所得税的大户，而真正的高收入者则成了“落网者”。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最有力工具。健全税收制度，可以有效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频繁出来在福布斯（或胡润）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逐步确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格局逐步形成。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城乡居民收入较大幅度地增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长足进展，城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相应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必须看到，收入分配领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妥善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顺利收入分配关系，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收入分配问题解决好了，社会公平能够得到维护和实现，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整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参考文献：[1] 《西方经济学》 侯华荣主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出版[2] 《财政学》 陈共编著 1988年出版[3]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徐雪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年3月出版[4] 《政治经济学》 钱津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5] 《发展经济学》 齐良书编著 2002年10月出版[6] 《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 黄有光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7] 《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陈宗胜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年出版[8]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分析》 周密 载《消费经济》2007（1）[9] 《宏微观经济学》 胡晓坚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4年出版[10] 《本届政府的承诺》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保障人民民主与社会治安2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3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4提供社会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