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阅史料是什么意思

1. 《历史研究》2. 《世界历史》3. 《史学月刊》4. 《中国史研究》5. 《近代史研究》6. 《史学理论研究》7. 《中国文化研究》8. 《文史哲》9. 《清史研究》10. 《史学集刊》11. 《中学生政史地》12. 《文史知识》13. 《文史》双月刊

1．《美国与萨摩亚争端》，《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世界史》2002年第9期全文转载）。2．《萨摩亚“共管”体制——19世纪末美英德一次失败的殖民合作》，《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4年第10期论点摘编）。3．《评西方学者的“萨摩亚问题”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4．《罗伯特?史蒂文森与萨摩亚殖民争端：19世纪末叶欧洲殖民主义文化的另类声音》，《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5．《异质文化初次接触的启示——詹姆斯?库克之死个案研究》，《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6．《世界近代史背景下的殖民文化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7．《跨文化冲突的符号意义：以库克造访夏威夷为例——兼及民族文化意识的自觉性差异》，2007年“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民族国家”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8．译著：《生命的价值：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社会》，知识出版社2001年9月。9．专著：《萨摩亚争端与大国外交：1871—19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0.专著：《神圣的历史：古希腊神话诸神谱系图释》，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

1. 《传教士视野下的清朝政治——<中国丛报>与中国政治研究》，《基督教文字传媒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2.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与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史学月刊》2013年第10期。　　3. 《信耶稣的国民：民族主义与1920年代中国基督徒的身份问题》，《安徽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4. 《民元前后基督教传教士对改革与革命的认识与反应——基于三种基督教出版物的考察》，《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5. 《王道的再发现——传统文化与孙中山的国际观念》，《学术研究》2012年第5期。　　6. 《<镜海丛报>反映的晚清澳门历史片段》，《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7. 《商人集团与中西关系建构》，《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　　8. 《鲍留云与致富新书》，《中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9. 《林则徐鸦片战争时期佚文评介》，《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10. 《动荡年代的变迁——从教会名册看20世纪前期的广州基督教》，《地方社会文化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　　11. 《略议鸦片战争前的买办、通事及其在近代的转化》，《被误读的群体－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年8月版。　　12. 《印中搜闻》与19世纪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13. 《在华西人报刊与鸦片战争》，《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5期。　　14. 《印中搜闻》导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15. 《<中国丛报>关于中国社会信仰与风习的研究》，《学术研究》2009年第9期。　　16. 《晚清时期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在华传播与本土化》，《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17.《鸦片战争前来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 《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　　18. 《西方人眼里的徐继畲及其著作》，《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9.《邓廷桢与广东禁烟问题》，《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20. 《<中国丛报>与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4期。　　21. 《<中国丛报>与中国历史研究》，《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22. “Chen Xiangfan and Christian Education in the 1920s”, in Christian Responses to Asian Challenges: A Glocalization View o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East Asi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7.　　23.《鸦片战争前英国在华治外法权的酝酿与尝试》,《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24. 《双重使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知识结构的演化》，《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版。　　25. 《谢卫楼与晚清西学输入》，《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26.《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体制》, 《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7.《权力与体制－义律与1836－39年的中英关系》,《历史研究》 2007年第1期,　　28. 《华南循道会的本色化之路――以20世纪前期为中心的考察》，《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3期。　　29. 《美北长老会与华南基督教教会的本色化过程》，《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0. 《基督教道德与商业利益的较量－1830年代来华传教士与英商关于鸦片贸易的争论》，《学术研究》 2005年第12期。　　31. 《商人、传教士与西方“中国学”的转变》，《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32.《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税则谈判》,《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33. 《内因与外力－试论民初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的历史背景》，《东亚基督教再诠释论文集》，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4. 《民族主义运动与华南基督教会的本色化》，《学术研究》2004年第12期。　　35. 《基督教传教士在澳门的早期文化活动略论》，《学术研究》2002年第6期。　　36. 《自立与本色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之演变》，《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37. 《在粤英商团体与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　　38.《广州外侨总商会与鸦片战争前夕的中西关系》,《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39. 《王学与梁启超新民学说的演变》，《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40. 《简论19世纪前期基督教传教士在澳门的文化活动》，《中西文化研究》（澳门）创刊号，2002年6月。　　41.《关于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再探讨》，《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42. 《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与本色教会运动》,《世界宗教研究》 2002年第2期。　　43. 《关于1821－1839年鸦片贸易的再研究》，《毒品问题与近代中国》论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12月。　　44. 《关于梁发与洪秀全思想关系的几个问题》，《韩山师院学报》2001年第3期。　　45.《“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46. 《医务传道方法与“中国医务传道会”的早期活动》，《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0年第3期。　　47. 《理学与戊戌前后康有为的思想体系》，《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　　48. 《鸦片战争前后今文经学试探》，《近代中国社会思潮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　　49.《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50. 《罗孝全索赔事件及其影响》，《学术研究》2000年第3期。　　51. 《互联网上的基督教新教》，《世界宗教文化》2000年第3期。　　52. 《开创中国毒品史和禁毒史的研究——近几年几部有关著作述评》，《史学月刊》1999年第6期。　　53. 《古老的理想与维新的意义》，《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改革》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　　54. 《马礼逊学校与容闳留美前所受的教育》，《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55. 《美国传教士卢礼华在华活动述论》，《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56. 《清末广东对外交涉体制之演变》，《学术研究》1997年第9期。　　57. 《康有为与理学初论》，《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58. 《重论康有为与孔子托古改制论》，《中山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59. 《孙中山与近代大同学说的终结》，《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4年第1期。　　60. 《清代中叶今文经学派学术思想论略》，《中山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61. 《鸦片战争前后的今文经学与中国近代思想》，《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62. 《洋务运动的批判者——郭嵩焘》，《学术研究》1990年第2期。　　63. 《试论戊戌前后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1期。　　64. 《关于一八三八年禁烟争论的再探讨》，《福建论坛》1985年第6期。

《〈辞海〉记东汉梁太后生年订误》《文献》1992年第4期，《〈后汉书〉记顺帝梁皇后享年勘误》，《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读书，这是怎么啦？》，载《学术权力与民主》，鹭江出版社，2000年8月，《秦都城研究》评介，《书品》，2000年3期，《公共学术环境与学术界》，《学术界》，2001年第6期《漫话〈学林漫录〉》，载《书品》2001年第3期，中华书局，《也是读书人？》，载《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2期，《惩治学术腐败，北大应对考验》，《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2期，《惩治学术腐败应纳入立法轨道》，《学术界》，2002年第1期，《关于在全国建立警务督察区的构想》，载《崇高的使命——公安大讨论论文集》，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略论警察学与清朝警察行政创立时期的警察教育》，载《公安大学学报》2003年第四期，1.3万字；[核心]《全国公安学科建设和〈警察学原理〉编写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公安大学学报》2003年第二期，《知类知要、寓宗旨于广博之中》，载《先秦史论集续编》，齐鲁书社，2003年1月，《“寂寞”学者的情怀——读来新夏先生〈学不厌集〉》，博览群书2005年第3期。

1.〈旧民生主义不具有民粹主义的色彩〉,9千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2.〈太平天国时期的湖南团练〉,12千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3.〈孙中山“毕其功于一役”思想再评价〉, 8千字，《贵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8期。4.〈旧民生主义与民粹主义之比较〉,10千字，《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5.〈论清末统治集团内部的立宪派〉,12千字,《江汉论坛》,1987年第9期。6.〈清末预备立宪动因新探〉,13千字，《求索》,1987年第6期。7.〈重评《钦定宪法大纲》〉, 8千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8.〈关于清末预备立宪几个问题的商榷〉，13千字，《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9.〈一八四七年湘桂边境瑶民起义述论〉，《吉首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10.〈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探索〉，18千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11.〈文化保守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18千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12.〈梁漱溟与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15千字，《求索》,1989年第4期。13.〈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论析〉，《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14.〈梁漱溟与阳明学〉，15千字，《孔子研究》,1990年第2期。15.〈自卑与自大：两种不健全的文化心态〉，12千字，《中州学刊》,1991年第1期。16.〈论胡适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18千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6 期。17.〈“古今之别”与“中外之异”——五四东西文化论争反思之一〉，13千字，《江汉论坛》 ,1992年1期。18.〈梁漱溟与五四时期反科学主义思潮〉，18千字，《东方文化》,1992年第1期。19.〈“评判的态度”与“同情的理解”——论胡适与梁漱溟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 12千字，1〈3千字，《中州学刊》,1992年2期。20.〈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考察〉，18千字，《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2期。21.〈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论五四时期梁漱溟与胡适的中西文化之争〉，15千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1年第4期。22.〈“五四”是全盘性的反传统运动吗? 〉,15千字，《求索》,1992年第4期。23.〈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研究〉,18千字，《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24.〈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50千字，《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25.〈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15千字，《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1993年。26.〈论“东方文化派”〉 ，18千字，《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27.〈中国向何处去——30年代张君励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出路的选择〉，15千字，《新儒家评论》第二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995年。28.〈现代新儒学的历史考察〉，25千字《二十世纪中华学案·哲学卷导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29. 〈1840—1914年中国启蒙思潮的历史考察〉，15千字，《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30.〈不应被忽视的思想家——包世臣思想简论〉，15千字，《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论坛》2000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31.〈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论纲〉，26千字，（韩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32.〈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中国思想界〉，48千字，（韩国）《东北亚文化研究》，2002年第1期。33.〈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20千字，《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34.〈论民国西学传播的特点〉，11千字，《中州学刊》，2002年第4期。35.〈张君劢与西化思潮〉，11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36.〈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13千字，《求索》，2003年第2期。37.〈张君劢与1949年中华民国宪法〉，14千字，《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38.〈再评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15千字，《湖南师大学报》，2003年第4期。39.〈张君劢与现代新儒学〉，11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40.〈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12千字，《史学月刊》，2003第4期。41.〈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略〉，5千字，《新哲学》，2003年第1期。42.〈包世臣与道咸年间的经世思潮〉，450千字，（韩国）《东北亚文化研究》，2003第5期。43.〈张君劢论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化〉，10千字，《孔子研究》，2004年第1期。44.〈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发展历程〉，10千字，《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45.〈梁漱溟与西化思潮〉，9千字，《求索》，2004年第3期。46.,1930年代的“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12千字，《湖南师大学报》，2004年第3期。47.〈论张君劢对现代中国学术的贡献〉，10千字，《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48.〈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6千字，《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49.〈国家.社会与个人——张君劢政治思想的演变〉，12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50.〈一战与战后（1918—1927）中国文化思潮的变动〉，15千字，《淮阴师范学院》，2004年第4期。51.〈国民党训政制度对孙中山训政理论的继承与背离〉，12千字，《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52.〈辩证看待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5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月8日“历史学”。；53.〈如何深化近代湖湘文化研究〉，5千字，《光明日报》，2004年3月9日“史学版”。54.〈“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斗争——以泰戈尔访华为中心〉，5千字，《光明日报》，2004年6月8日“史学版”。55.〈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三个误区〉，5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0月21日“历史学”。56.〈论国民党的训政制度与孙中山训政理论的关系〉，15千字，《第七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国立国父纪念馆，2004年9月版。57.〈重评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15千字，《广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58.〈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5千字，《吉首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59.〈论民国时期的东学西传〉，15千字，《吉首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60.〈张君劢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20千字，《绥化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61.〈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13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62.〈西化思潮的历史考察〉，16千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63.〈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考察〉，15千字，《求索》，2005年第1期。64.〈论包世臣在嘉道经世思潮中的历史地位〉，40千字《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会，2005年。65.〈九一八事变后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发展〉，15千字，《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66.〈梁启超晚年的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及其疏离〉，13千字，《中州学刊》，2005年第5期。67.〈论张君劢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30千字，（韩国）《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5期。68.〈泰戈尔访华与五四时期的思想斗争〉，15千字，《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69.〈论晚清思想家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15千字，《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1期。70.〈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50千字，《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2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71.〈论晚清爱国主义的三个特点〉，5千字，《光明日报》，2005年11月25日“史学版”。72.〈关于民国乡村建设的几个问题〉，15千字，《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73.〈九一八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动——以“新年的梦想”为中心的考察〉，13千字，《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74.〈抗战时期钱穆复兴中国文化的思想及评价〉，13千字，《齐鲁学刊》，2006年第2期。75.〈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对话〉，11千字，（《光明日报》，2006年3月28日“史学版”。76.〈“九一八”后的民主宪政运动〉，12千字，《求索》，2006年第3期。77.〈“九一八”后的民族复兴思潮〉，15千字，《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78.〈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6千字，《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79.〈谋求儒学的现代转换——梁漱溟与现代中国学术〉，15千字，《孔子研究》，2006年第3期。80.〈民国思想史的几个特点〉，9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81.〈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18千字，《浙江学刊》，2006年第4期。82.〈包世臣与嘉道年间的学风转变〉，15千字，《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8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近代中国人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5千字，《光明日报》，2006年9月18日“史学版”。84.〈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20千字，《湖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85.〈晚清思想家“振兴中华”使命感的历史考察〉，13千字，《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1期。86.〈西学传播：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桥梁〉，6千字，《河北学刊》，2006年第6期。87.〈马一浮新儒学思想研探〉，2千字，《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冬之卷。88.〈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20千字，《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89.〈包世臣与嘉道时期的禁烟和抗英斗争〉，13千字，《安徽史学》，2007年第2期。90.〈30年代思想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争论〉，18千字，《求索》，2007年第3期。91.〈民国乡村建设之“公共卫生”研究〉，9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92.〈盘点中国近代思想史·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9千字，《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93.〈盘点中国近代思想史·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10千字，《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94.〈论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对学衡派的影响〉，18千字，《中国文化研究》2007夏之卷。95.〈论“东方文化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30千字，（韩国）《中国史研究》第47辑，2007年4月。96.〈论东方文化派〉，30千字，《近代文化研究》第一辑，2007年6月。97.〈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社会转型〉，45千字，《中国近代思想研究集刊》第3集，2007年6月。98.〈中国近代思想史开端之我见〉，5千字，《光明日报》，2007年8月26日“史学版”。99.〈要加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5千字，《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5期。100.〈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30千字，《中国近代思想研究集刊》第4集，2007年9月。101.〈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思想的近代转型〉，16千字，《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102.〈张君劢与1923年的人生观论战〉，12千字，《传记文学》，2007年第11期。103.〈辩证审视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12千字，《光明日报》，2007年11月30日“史学版”。104.〈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16千字，《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105.〈张治中与抗战初期的湖南教育〉，10千字，《教育史研究》，2008年第1期。106.〈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及其特点〉，24千字，《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107.〈张君劢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演变〉，20千字，《浙江学刊》，2008年第2期。108.〈历史为什么没有选择自由主义〉，12千字，《光明日报》，2008年5月10日“史学版”。109.〈30年代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25千字，《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110.〈盘点中国近代思想史——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9千字，《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111.〈“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之互动〉，18千字，《学术研究》，2008年第7期。112.〈包世臣的文论.诗论和文学成就〉，15千字，《安徽史学》，2008年第4期。113.〈《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之比较〉，14千字，《晋阳学刊》，2008年第6期。114.〈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初探〉，15千字，《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6期。115.〈中国知识界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不同反应——以胡适.罗隆基和胡愈之为例的考察〉，25千字，《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116.〈从徐继畲看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10千字，《晋阳学刊》，2009年第2期。。117.〈论苏联“一五计划”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影响〉，25千字，《世界历史》，2009年第2期。118.〈继承五四.超越五四——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12千字，《光明日报》，2009年4月28日“史学版”。119.〈论包世臣的吏治思想〉，15千字，《安徽史学》，2009年第3期。120.〈论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苏俄热〉，45千字，（韩国）《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121.<论“民生主义”的内容及其当代意义>，13千字，《学术研究》，2009年第7期。122.<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历史分期>，5千字，《光明日报》，2009年8月18日“史学版”。123.〈改造与五四社会主义之传入>，18千字，《求是学刊》，2009年第3期。124.<理性民族主义——九一八事变后的〈大公报〉>，20千字，《浙江学刊》,2009年第4期。125.<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15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126.<九一八事变后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的系统传入与影响>，30千字，《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127.<张君劢对西学传播的贡献>，15千字，《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夏之卷。128.<论清代嘉道时期的湖湘经世派>，5千字，《光明日报》2010年7月27日“史学版”。129.<新路：批判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第一刊>，25千字，《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130.<新世纪以来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5千字，《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秋之卷。131.<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过程>，18千字，《华东师大学报》，2010年第5期。132.<关于近代史上激进与保守的对话>，10千字，《中华读书报》2010年9月27日。133.<中国近代社会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15千字，《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1期。134.<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几个特点>，5千字，《光明日报》2010年12月14日“史学版”。135.<报刊与民国思想史研究>，18千字，《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136.<中西与新旧之间：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15千字，《学术研究》，2011年第1期。137.<论国民观在清末的兴起>，15千字，《学术界》，2011年第6期。138.<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知识界的思考>,15千字，《浙江学刊》，2011年第4期。139.<论九一八后文化民族主义思潮>，15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140.<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15千字，《晋阳学刊》，2011年第5期。141.<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15千字，《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0期。142.<论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15千字，《高校理论战线》，2011年第10期。143.<论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18千字，《吉大学报》，2011年第6期。144.<欧战后中国知识界对建立国际联盟的思考---以《太平洋》杂志为中心的考察>，18千字，《安徽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145.<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理论构建>,18千字，《近代史研究》（英文版），2012年第2期。146.<论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思潮>,5千字，《光明日报》2012年12月28日“史学版”。

　　殷商的起源，是先秦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在笔者提出的「 ”夏与商周并行”体系中，传世文献中的殷商王朝被从盘庚迁殷分为前后两段：前段称「 ”唐”，后段称「 ”商”。因此，要讨论所谓「 ”唐”或者「 ”商”的起源问题，以及唐与商的关系、唐与夏的关系、夏与商的关系、夏与周的关系、商与周的关系等种种课题，都离不开先明晰先秦史的年代结构。 　　在《夏与商周并行论：从三星堆文明和〈竹书纪年〉来谈夏朝年代体系》（以下简称《夏与商周并行论》）和《金沙文明解码：成都羊子山祭台与夏启舞九招的传说》（以下简称《金沙文明解码》）两文中，笔者概括地介绍了自己「 ”夏分三段”的观点。在这一篇文章，我们将要来谈商周的年代研究，以便进一步明晰夏、商、周三代的相对年代关系。 一、对夏商周代断工程年代学研究的一点简要回顾 　　西周末期，面临内忧外患的周厉王试图通过改革恢复国力，终因方法失当，触及召氏集团利益，引发了周、召两大集团的对抗，形成了《国语》所谓的「 ”国人暴动”。周厉王被迫奔彘，共伯摄行王政，时在公元前841年。 周厉王励精图治，却难挽颓势 　　自此之后，天官失守，史不记时，君不告朔。七百余年后，周代天官程伯休甫的后人司马迁撰写《史记》，编次《十二诸侯年表》，即以共和元年为伊始。这一年，也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确切纪年。 　　在司马迁之后，如何恢复三代甚至五帝时期的年代体系成为了二千年来不少中国历史学人的梦想。然而，这些努力几乎都亳无例外地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总跳不脱司马迁编制的先五帝相因、次三代相袭的历史线性发展体系。 　　时间进入公元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国家「 ”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启动，这种努力更是达到了 *** 。据相关资料显示，直接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达到了200人，领域横跨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历算、科技测年技术等学科门类，经过多年的努力，专家组在2000年11月正式公布了其阶段性成果。同时，《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正式出版发行。《报告》给出的《夏商周年表》为：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图影 　　夏代：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 　　商代前期：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300年； 　　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 　　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这个报告甫一问世，就遭到了何炳棣、刘雨、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张富祥、刘起釪、吴锐等学者的强烈批评。这些批评意见，我们可以从吴锐等编著的《古史考》第九册和邵东方编著的《竹书纪年研究（2001-2013）》等资料中获得，兹不具引。我们认为，比起这些批评意见，工程专家组近乎是不假思索地以《史记》年代体系为标准来进行年代学研究乃是一个更为重大的缺陷。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大教授邓广铭曾经说，学习历史需要掌握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四把钥匙。年代学研究主要有两项任务：一为确定相关事件的具体年份，二为确定整个历史时期的年代框架。特别是后者，乃是整个史学研究的基础。从工程专家组给出的《报告》看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代学研究恰恰把眼光集中在了前者而忽略掉了后者，从而把整个研究工作看起来好像是在为《史记》的年代体系作注解。 邓广铭教授像（1907－1998） 　　按照《史记》提供给我们的观念，从五帝到夏、商、周三代，前后相承，年代序列上呈现为一种线性的发展结构。但正如笔者在《一误两千年：〈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批评》一文中提到的，有许多重要的先秦史料无法在《史记》的年代体系中得到解释，同时像三星堆、新干、盘龙城、城洋铜器群等这些重要的青铜文化也都无法在《史记》的体系中找到位置。基于此，笔者在对三星堆潜心研究多年后，提出了夏与商周并行的历史年代体系。 　　对于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关系，张光直教授也曾进行过重要的反思，他说： 　　我觉得我们过去对三代古史看法的两个元素，现在要经过根本性的修正。这两个元素，一是对三代的直的继承关系的强调（《论语·为政》：「 ”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二是将三代一脉相承的文明发展看做在中国古代野蛮社会里的一个文明孤岛上的一件孤立的发展（《孟子·公孙丑》：「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史记·封禅书》：「 ”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最近的考古研究使我们对新旧史料重新加以检讨的结果，使我觉得这两个元素是对古史真相了解的重大障碍。 张光直教授像（1931－2001）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张光直教授提出了夏、商、周并行的观点。由于有个别读者曾误把笔者的「 ”夏与商、周并行”观点与张教授的观点混淆了起来，因此，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张教授的观点。张教授在《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 》一文指出： 　　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仆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 可以发现，张光直教授虽然把夏、商、周的国家关系由纵调整了横，但从朝代更替的角度来看则因袭了《史记》的年代框架，而笔者提出的「 ”夏与商周并行”的观点则与《史记》年代框架完全不同。 《竹书纪年》对于重建古史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在针对断代工程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中，何炳棣、刘雨、张富祥等学者先后对断代工程没有充分利用古本《竹书纪年》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西方，可靠的文献资料往往为研究古史年代学的主要根据。作为晋代出土的先秦官方史料，《竹书纪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下面，我们就以《竹书纪年》的记载为主，同时兼顾考古资料，来对先秦三代的相对年代框架做一个概括的讨论。 二、西周年代学研究 　　关于西周积年，《竹书纪年》说：「 ”自武王灭殷，以至于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幽王被杀在公元前771年，由此可得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27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也承认这一年份与甲骨月食年代的推算结果配合最好，但又认为此年数「 ”与工程所定金文历谱难以整合，也不能与天象记录相合”。因此，工程专家组舍弃了这一观点，转而以《国语·周语下》伶州鸠所说的「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为重要依据，推算出武王克商日期为前1046年1月20日。　 在商周时期，并不存在「 ”岁星纪年”的纪时方法（见张汝舟说） 　　同为工程专家组成员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张培瑜先生批评道：「 ”《国语》、《左传》关于岁星位置的记述，全与天不合，并非观测实录，而是作者依据岁星12年行天一周推算得出的。”张富祥先生也指出，伶州鸠语中的天象资料是晚出的伪史料，并非周初原始观测记录，并得出结论：「 ”按现存文献考察，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27年仍然是最可信的。” 　事实上，《竹书纪年》的记载还可以和《左传》与《孟子》的记载形成互证，证明公元前1027年之说确实不虚。公元前312年，孟子因在齐国推行仁政不得志而准备返乡，途中，他在答弟子充虞之问时说道：「 ”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年矣。”（见《孟子·公孙丑下》）前312年距离前1027年为715年，正合「 ”七百有余年”之说。又《左传》宣公三年（前606年）王孙满预言说： 　　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 《左传》一书多记巫卜鬼神之事，常常假时人话语来做预言，书中凡做预言而可应验者，实际上就是著者已知的事实。自周成王以降，三十世时为周显王在位。其时，六国称王，周室名存实亡（见陈梦家、竹添光鸿、朱凤瀚说），而周显王亡年为前321年，距前1027年为707年，正合「 ”卜年七百”之说。 三、殷商年代学研究 　　传统的观点认为，殷商纪年始自成汤伐桀，终于武王克商。这一年代范围以盘庚徙殷为界标，可分为前后两段。 　　关于晚段的时间范围，《竹书纪年》说：「 ”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今安阳殷墟遗址，学界多谓即盘庚所迁之都。以武王克商之公元前1027年上推273年，可得盘庚徙殷之年即公元前1300年。此年数合于对殷墟遗址的年代研究，也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的盘庚徙殷之年一致。 殷墟遗址 　　关于早段的时间范围，我们也可以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获得。《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言：「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以公元前1027年上推496年，即为公元前1522年，故所谓的殷商早段的时间范围即为从公元前1522年到公元前1300年。 　　这里，笔者之所以要使用 「 ”传统的观点”、「 ”所谓的殷商早段”这一类带有定语性质的词汇，是因为从目前已明的考古材料来看，我们只能确定安阳殷墟属于可信的商文化，而所谓的「 ”殷商早段文化”则并没有可靠的考古文化进行支撑。传世文献中的殷商始祖——成汤，在甲骨文、金文中均写作「 ”成唐”。基于此，笔者把传统意义的殷商文化按年代先后分作两段，其中，晚段文化称为「 ”商文化”，早段文化称为「 ”唐文化”。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 　　从整个古史体系来说，唐政权与商政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从商人的角度来说，唐人是商族的祖源；从唐人的角度来看，商族是唐人的支系，但并非唯一传人。从考古文化来看，商人的祖先唐人与共工古族一样，均当源自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其极盛时则可能已经北抵晋南。 天下第一凤：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出土玉凤 　　郭静云教授曾著文把从江汉地区到黄河以南地区的古文化称为「 ”夏”，并认为汤克夏是汉水古国的历史，但她又认为商族兴起于东北的黑龙江流域，结果在自相矛盾而难以折中的情况下，又提出殷人的玄鸟神话与成汤克夏之事均为对南方文化的剽窃与篡改。其实，只要我们把传统意义的殷商分作「 ”唐”与「 ”商”两段，并把唐置于自江汉平原直到晋南地区一带，同时把昭穆文化引入对唐、商两个阶段的政权分析，上述种种矛盾即可迎刃而解（另文说）。 四、夏的年代框架 　　在《夏与商周并行论》和《金沙文明解码》二文中，笔者谈到了夏分三段的观点。所谓「 ”三段”，即第一段为黄帝之夏，其考古文化主要包括齐家文化、石峁文化、二里头文化等，王都或即今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其次为虞夏联盟之夏，王都即今广汉三星堆遗址；再次为后杼中兴之夏，王都即今成都金沙遗址。详细论述可参阅相关文章，这里不再赘述。 倍受关注的二里头遗址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我们把殷商文化分为唐、商两段，则过去所谓的成汤克夏（标志性事件是二里头文化的毁灭），其实已经转化为唐与夏的关系。同时，我们曾经提到，源自良渚的虞文化在三星堆二期时进入了成都平原，这就说明，在先秦史体系里，不但存在过夏与商、周并行的时期，也同样存在过夏与唐、虞并行的时期。这一新的论断说明，《史记》从五帝到先秦三代的年代框架虽然存在重大缺陷，但其所使用的许多具体材料却颇有历史素地。 五、小结 　　围绕着「 ”夏与商周并行”的这一历史体系，截止目前，笔者已经发布了《夏与商周并行论》、《金沙文明解码》、《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与大禹治水》、《神鸟崇拜与空桑传说》、《三星堆文明是被遗忘的异世界吗？论大禹治水和〈山海经〉的形成》、《发现夏朝，走进三星堆：论西戎集团和甲骨文中的江汉古族》（系列，未完结）、《从历史语言学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称之谜》（系列）、《从山西虞弘墓来谈宝鸡鱼国文化及月氏西迁前后的族属问题》等多篇文章。 　　解读这些文章，我们不难发现，「 ”夏与商周并行”体系实际上否定的只是《史记》的先秦历史年代框架，而对大量的先秦史料并不都持否定态度。并且，随着这样一套新体系的出现，我们往往会发现，原来在《史记》框架下难以得到合理解释的许多文献材料、考古材料、民族学材料反倒可以重新获得生命。比如空桑传说、高密传说、大禹治水的虚实、《禹贡》的真伪、《山海经》的形成、昆明古族与匈奴称兄弟之谜、竹瓦街铭文的释读、宝鸡鱼国的解释等等，不一而足。 　　【版权提示】：本文作者已签约 *** 骑士，未经作者古史微授权，不得转载。文中所用图片多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参考文献： 1、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版。 2、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书店，1983年版。 3、张培瑜：《试论〈左传〉、〈国语〉天象纪事的史料价值》，《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 4、张富祥：《〈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语中的天象资料辨伪》，《东方论坛》2005年第3期。 5、郭静云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主要学术专著：1、《朋党政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获上海市优秀图书二等奖。2、《中国皇帝制度》（与徐连达合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3、《帝国九重天——中国后宫制度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4、《皇权的异化：垂帘听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5、《走下圣坛的诸葛亮——三国史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6、《多维视角下的皇权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朱子彦论三国谋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多维视野的大明帝国》（黄山书社2009年）。9、《君临天下的女主》（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10、《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2期专版刊载“朱子彦著作系列”。主编：1、《秦汉文化和华夏传统》（学林出版社1993年）。2、《慎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中华文化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发表学术论文：1、《鄱阳湖之战》，《航海》1982年第2期。2、《铁券制略论》，《学术月刊》1983年第1期。3、《流传千年的钱氏铁契》，《文物天地》1983年第3期。4、《元代的南北海运》，《上海海运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5、《三国时期的造船业》，《复旦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6、《明代仁宣之治述论》，《史学集刊》1985年第3期。7、《胡蓝之狱辨析》，《学术月刊》1986年第7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1986年。8、《明代的廷杖制》，《历史教学问题》1987年第3期。9、《太平经与黄巾起义无关》，《上海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10、《论司马昭》，《史林》1987年第4期。11、《曹操用人政策再评价》，《人文杂志》1987年第5期。12、《铁券制与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13、《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1989年。14、《论永乐帝迁都北京》，《上海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15、《论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16、《从铁券制铁榜文看明太祖和功臣的矛盾》，《上海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17、《论明孝宗与弘治中兴》，《求是学刊》1989年第5期。18、《略论中国封建社会朋党》，《学术月刊》1991年第1期。19、《汉代的选官制度与朋党势力的形成》，《上海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1992年第6期。20、《秦汉思想文化和华夏民族传统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要》， 《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6期。21、《论三国时期的荆襄之战》，《上海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3年第4期。22、《明清时期宝山地区市镇结构探索》，《史林》1993年第1期。23、《中国封建社会后妃制度初探》，《学术月刊》1993年第11期。24、《中国封建王朝衰亡原因新探》，《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新华文摘》1993年第12期摘录。25、《诸子学的形成与华夏传统文化》，载于《秦汉文化与华夏传统》，学林出版社1993年9月。26、《略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妃干政》，《上海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27、《论明初朱元璋和功臣的关系》，《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28、《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文史哲》1994年第5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5年。29、《明代火器的发展、运用以及军事领域的变革》，《学术月刊》1995年第5期。30、《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宦官干政》，《上海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31、《论明代内阁与党争》，《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1996年第3期。32、《汉代外戚集团的形成与擅权》，《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4期。33、《中国历代外戚封爵食禄制度述论》，《史林》1996年第4期。34、《三国后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司马昭》，《孝感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7年第3期。35、《略论中国皇后制度》，《上海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1997年第6期。36、《垂帘听政制度述论》，《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新华文摘》1998年第5期摘录全文。37、《论观音变性与儒释文化的融合》，《上海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38、《秦汉后宫制度述论》，《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39、《宋代垂帘听政制度述论》，《学术月刊》2001年第8期。40、《略论隋炀帝的历史功绩》，《上海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41、《黄巢起义军南征辨析》，《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42、《论东汉末年汝南郡的月旦评》，《学术月刊》2002年第9期。43、《曹魏政权内两大政治集团的产生与党争》，《上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44、《论东晋王朝桓氏家族与西军关系》，《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45、《论明代采选制度与宫人命运》，《史林》2003年第3期。46、《论先秦秦汉社会的两重君主观》，《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47、《三国时期航海与造船》，《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6期。48、《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东岳论丛》2004年第5期。49、《诸葛亮从政心理与丞相之路》，《史学集刊》2004年第4期，《光明日报》2004.12.24摘录。50、《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文史哲》2004年第5期。51、《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质疑》，《上海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52、《二谈诸葛亮借刀杀关羽》，《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4期。53、《三论蜀假吴人之手杀关羽》，《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8期。54、《九锡制度与易代鼎革》，《文史哲》2005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6年第3期摘录。55、《为蜀汉名将魏延正名》，《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6期。56、《论明代铁券制度》，《史林》2006年第5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2006年第12期。57、《论明代铁券制度与皇权政治》，《东岳论丛》2006年第6期。58、《铁券制度与皇权政治》，《学术月刊》2006年第7期。59、《从夏口战略地位论曹操赤壁之战失败的原因》，《许昌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60、《九锡制度与汉魏禅代》，《人文杂志》2007年第1期。61、《明万历朝经筵制度述论》， 《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2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2007年第6期。62、《论吕布》，《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3期。63、《诸葛亮接班人与蜀汉政权存亡》，《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0期。64、《论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军事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65、《论陆逊》，《史学月刊》2007年第7期。66、《论三国时期交州战略地位与攻守形势》，《上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67、《清代后宫制度述论》，《文化学刊》2008年第2期。68、《明季军事失败原因新论》，《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7期。69、《三国谋略之我见》，《文汇报》2008年12月20日。70、《论左良玉起兵“清君侧”》，《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7期。71、《论复社与晚明科举》，《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2009年第7期。72、《孟达败亡之因——蜀汉政权内部的集团斗争》，《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1期。73、《论明代后妃制度与宫人命运》，《故宫学刊》2009年第5期。74、《曹操并非夏侯氏后裔》，《文汇报》2010年2月5日。75、《现存曹氏族谱与曹操后裔无关》，《文汇报》2010年3月19日。76、《存世曹氏族谱与曹操后裔无关——与复旦“曹操墓人类基因调查的历史学研究”课题组商榷》，《上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0年第4期摘录。77、《明代宫殉制度探究》，《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3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2010年第6期。78、《汉魏之际徐州的战略地位与归属》，《史林》2010年第3期。79、《三国人口辨析》，《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4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2010年第6期。80、《走下圣坛的诸葛亮》，《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0月29日。81、《论明代中期的科举改革——以嘉靖朝为中心》，《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2期。82、《曹魏代汉后的正统化运作——兼论汉魏禅代对蜀汉立国和三分归晋的影响》，《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83、《论东汉党锢的缘起与党人失败原因》，《史学集刊》2012年第2期，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12年第4期。84、《松江府在明代的经济地位——兼论上海地区的近代化转型》，《江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85、《曹魏代汉前的政治运作》，《史林》2012年第5期。86、《蜀汉失荆州再认识》，《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2期。87、《从五斗米道、少年、游侠看三张的政治分野》，《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22日文摘版摘录。88、《秦汉社会方技——医药学探析——兼论司马迁为扁鹊仓公立传的历史意义》，《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89、《孙吴的地域集团与立嗣之争》，《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7期。90、《后妃与万历朝政》，载于《明史学家说明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91、《明朝宫廷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8期。92、《新时期三国史研究若干问题述评》，《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1期。93、《DNA难破解曹操身世之谜》，《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版，2013年12月8日。94、《曹操身世与曹氏谱牒考述——兼与复旦历史与人类学联合课题组再商榷》，《人文杂志》2014年第4期。95、《论陈霸先的功业与历史地位》，《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5期。96、《论明代的监察制度》，《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4期。97、《禅代与禅让》，《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版，2015年6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载。98、《女主临朝与“女祸”论辨析》，《国学论谭》，文汇出版社，2015年版。99、《晋武帝与西晋王朝的党争》，《中华国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100、《汉晋之际质任现象综论》，《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 文化中国2007年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主讲《走下圣坛的诸葛亮》，2008年在该频道主讲《大话三国谋略》。《历史上的智者诸葛亮》，《大话三国谋略》三国历史从头至尾不足百年，但在中华文明史上却耀眼夺目，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爱国名臣文天祥曾经慨叹：“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的确如文氏所言，朝代兴废，帝王相踵，悠悠数千载，一时令人无从置喙，但三国史却是人们常谈常新、永不衰竭的话题。为何三国史最受国人青睐呢？这是因为三国时期人才辈出、群星灿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在这个龙争虎斗的时代里，集中了一大批文韬武略、足智多谋的杰出人才，他们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分归一等一幕幕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剧。

梁启超在爱国救亡中的报刊活动及特色 作者：管艳霞文章来源：傲视传媒网浏览：394 次 中文摘要：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在爱国救亡的过程中，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从事报刊活动。该文分析了梁启超在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的报刊活动，并总结了他在办报活动中体现的六种特色：形成时务文体；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辨证体现；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使中国近代形成第一次办报高潮；过分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 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近代宣传启蒙思想的先锋主力，为了救亡图存，发起参与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民主化现代化运动。在追求民主化道路中，梁启超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从事报刊活动。他的报刊活动不仅推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而且对社会起到思想启蒙和教育的作用，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 梁启超在各个时期的报刊活动 (二)戊戌运动时期 梁启超为推行变法，先行办报制造舆论。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他主编的近代中国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在京城引起轰动，“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①，后被查封。梁启超看到了报刊的巨大作用，“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②。梁启超又《时务报》为中心，宣传维新变法。数年之后，梁启超不无得意地回忆道：“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③自《时务报》创办至1898年3月梁启超在《时务报》论说中居于核心地位。他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以《变法通议》一文最为著名，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维新思想文化运动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二)启蒙运动时期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主办的报纸是《清议报》、《新民从报》和《时报》，其中尤以《新民从报》影响最大。 1898年12月23日，他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倡导民权，启发民智。《清议报》言论思想内容中的进步与落后交织、积极与消极并存的状况，伴随着该报始终。它反映出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此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1899年康有为赴加拿大后，梁启超冲破了康有为的束缚，他在《清议报》上大力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攻击西太后及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保皇党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以梁启超为首的叛逆集团，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排满”、“革命”的维新派人士。但多数爱国华侨对革命尚缺乏明确认识，保皇维新的主张仍有很大市场，梁启超对以往的主张产生了怀疑，康有为又以师生之情感化他，梁启超那股革命热情逐渐淡化，从革命又变为保皇。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及其师康有为的多方掣肘，使他无法迈出革命的一步，最终还是回复到保皇的轨道。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办起了《新民从报》。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大力鼓吹民权、共和、革命和破坏，并且大量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涉及到西方人物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等近百人。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中，进行国民启蒙，提倡改造国民素质。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毛泽东、郭沫若、胡适等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颇有启迪。美国之行后，思想言论大变的梁启超不再谈种族革命，宣布与共和长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猛向前发展时，《新民从报》的宣传方针和内容不断发生变化和倒退。1904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发表了《新民说论私德》，公开反对革命。后来梁启超又在《新民从报》上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新民从报》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此外，梁启超还主持创办了其他一些报刊。1903年，他创刊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大部分用白话文写成，发起“小说界革命”，成为中国近代新体小说的开创者。次年，他在上海创办《时报》。《时报》版式新颖、格调高，内容丰富，注重新闻时效和时事评论。 (三)立宪运动时期 立宪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宪政启蒙时期，是新民启蒙运动的发展。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梁启超在这次办报热潮中仍是独领风骚，主持创办的《政论》和《国风报》等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立宪报刊。《政论》于1907年10月创刊于日本东京。该报以政论为主，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建议建立国会制度，实行地方自治。1910年，他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该报大力宣传宪政理论知识，仍倡议速开国会，指导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 这时期，梁启超充分利用报纸，把握舆论导向，一方面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使中国的新闻事业迈向新阶段。 (四)护国运动时期 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请梁启超当总撰述。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发表揭露二十一条要求的文章，警告日本不得乘人之危，他的言论唤起了同胞正视日本的阴谋诡计。该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标志着梁启超从“联袁拥袁”最终走向了“反袁讨袁”，吹响了护国运动的战斗号角。在护国运动时期，《时事新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初创时主张保皇，后来又鼓吹立宪，民国成立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 从反袁世凯宣言书到各种护国的对外文件，梁启超的笔时刻指挥运动的进程，推动运动不断深入。在全国掀起反袁大浪。他最重要的功绩在于广泛地宣传了资产阶级新思想，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五)五四运动时期 梁启超等进步党人1916年在北京创办《晨报》。该报以揭露军阀专制、官僚卖国为宗旨，并时常抨击执政的北洋政府。《晨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决定交付日本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在五四运动中，《晨报》对学生的爱国活动作了大量的集中的报道，充分发挥了新闻在爱国运动中的作用。1922年梁启超告别报坛后，企图从旧学中寻求救世良方，然而刚好和勃勃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 坚持改良，反对革命，是梁启超一生基本的政治主张，晚年也不例外。时代在发展，而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决定了他对新时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工农运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共产党以及第三国际等，都必然持对抗态度。 二、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特色 梁启超从《时务报》起，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梁启超自己总结说：“启超素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致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为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这种文体的特点是：一是“纵笔所致不检束”。即要求摆脱各种古文义法的舒服，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实行文体上的大解放。这是因为梁启超等人的政论文章，宣传的是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和各种新颖思想，为实行政治改革摇旗呐喊。而且报纸这种大众传媒改变了文化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的空间分布和社会层面。因此，旧的表现形式不仅无法容纳新的内容，而且也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这就要求彻底摆脱桐城派古文、八股文的僵死文体的束缚，应于时势，用通俗的文字发挥新颖的思想。 其二、“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即要求文章的语言浅显流畅，明白通晓，屏弃矫揉造作、艰涩古僻的文字，同时又允许根据内容的需要，使用俗语、韵语及外来的词汇、句式和语法来论证问题、说明道理。这是因为梁启超等报刊政论家，在自己的刊物上向读者介绍了大量的有关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引用了大量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的名词术语。对于这些外来的新鲜东西，不能削足适履，只能兼容并包，允许它存在。既然如此也就只能打破陈规，采用能够和它的极其丰富、广泛的内容相适应的表现手法了。 其三，“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感情”。即要求文章层次清楚，逻辑行强，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说服，进而接受他们的主张。他写出来的文章感情充沛，气势磅礴，自由放纵，不拘一格，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提倡和推行全面现代化的人，是最重视人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全面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和思想道德等的各个方面，既有社会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而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二十年间一系列政治、思想、文化现代化运动的主将和推动者。他掀起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创了以报刊实行广泛社会教育的先河。 在维新运动中，他不仅要变法，更重视宣传变革思想，以启迪民智、绅智；立宪运动中，他鉴于国民缺乏宪政知识，大力宣传有关知识；护国运动中，他通过报章阐述法的重要性，明确应具有的权利和尊严。而梁启超在宣传新思想、建设新文化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三)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 梁启超主张在发扬本国学术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他的学术研究活动与报刊活动紧密结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1899年以前，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弘扬今文经学为主，在《时务报》时期开始编辑西方知识。第二阶段为1899——1907年，《清议报》和《新民从报》期间，以介绍西方学说为主，包括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等人的政治学，达尔文、颉德的进化论，以及其他西方哲学、经济学等，同时基本完成了中国史学、法学、小说、诗歌等方面的理论研究。第三阶段为1908年——1919年间，以政治宣传活动为主，结合政治需要进行学术研究，完成了宪政学、财政学、推行货币学、方志学等方面的研究。第四阶段为1920——1928年间，引进西方大量原著和聘请西方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同时集中精力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取得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引进西方大量名著的同时，对中国古典经籍作了许多总结性开创性的研究，其成果之丰硕琳琅满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中最有影响者为《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佛家研究十八篇》、《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等。 综观梁启超学术研究，他是中国几千年来旧学的总结者，中西结合新学时代的开创者，可称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大多具有较高的价值。 (四)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辨证体现 梁启超一生的政治生涯，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是由改良派到保皇派的转变；一是由拥袁到反袁的转变。梁启超的这些变化可以从一些报刊中反映出来。从创办《清议报》到《新民从报》停刊的10年中，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从维新到革命，从革命变到保皇，又从保皇变到立宪。这些转变都清楚地反映在上述报刊的文字中。梁启超由激进向温和的转变，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反映。梁启超一生善变，但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救亡图存的理想始终没有变，只是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五)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使中国近代形成第一次办报高潮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尤其是《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刊物，如《国闻报》、《湘报》等二三十家报刊先后面世。在维新报刊外，大量的时政刊物，重庆的《渝报》、成都的《蜀学报》、广州的《岭学报》、福州的《福报》、桂林的《广仁报》、上海的《富强报》、《东亚报》、《求是报》等，此时也纷纷创刊。各类综合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及文摘性报刊，这时也不断出现，其中既有日报，也有旬报、月报，形成一股红红火火的办报热潮。如妇女报《女学报》，晚报《上海晚报》，译报《译书公会报》，文摘报《集成报》。《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最早的白话报刊也在这一时期先后问世。以上海为中心，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由著名文人李伯元、吴跃人等主编的小型文艺报刊，其中有《指南报》、《采风报》、《笑报》和《趣报》。 六、过分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 梁启超以报刊为阵地，推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近代民主政治宣传上，他既狂热鼓吹革命共和，又一变而为君主立宪的旗手。从理论宣传及社会实践上，他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倡导者，是中国追求民主实现的先行者。 他认为办报是强国的手段，把报馆作为治之具，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而在近代社会为其他国家报人所普遍看重的经济功能、娱乐功能则被明显忽略。所以如此主要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刚刚起步，对经济信息和广告推销的需求还比较少，报业的经济特性尚未充分显露，而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维新变法的迫切需求，当然使报刊的政治功能得以强化。他主持的报刊多以政论为主，新闻报道未能成为报刊的主角；即使新闻报道，也成为发表政见的工具，或夹叙夹议，或使用编者按语，寓评论于报道之中。梁启超还提出了利用报刊“制造舆论”的口号。在梁启超看来，事实为传达观点服务，只要实现了自己的意旨，新闻真实与否无大局。在梁启超之后，随着阶级、民族斗争的深化，报刊经常作为党派斗争、阶级斗争的舆论工具，教化民众、指导工作的职能不断得到强化。 [注释]： ①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②梁启超：《在报界欢迎会演说词》，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5页。 ③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文集》之六，第52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参考文献： [1]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11月。 [2]董方奎：《旷世奇才梁启超》，武汉出版社1997年10月。 [3]黄敏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 [4]胡文龙等人著：《新闻评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 [5] 《从梁启超的报刊实践看其“善变”与“不变”》，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5期，2000年10月。 [6] 《梁启超与〈时务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1998年9月。 [7] 《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历史观照与反思》，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6期(总第143期)。 [8] 《世俗化的理想与理想化的实效——浅析梁启超前期报刊文章盛行的原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9] 《略论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学术论坛》，1995.05。 [10] 《维新志士与近代报刊发展》，《史学月刊》，1998.04。 [11] 《20世纪初旅日华人所办报刊对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日本问题研究》，1995.03。 [12] 《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文史哲，1994年第4期。 [13] 《论梁启超的启蒙思想》，《河北学刊》，1995.03。 [14] 《梁启超：近代中国的精神之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1998.09。参考资料： 摘自 中国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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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为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化史专题研究、明史文献研究、明代政治史研究等课程。对明代政治制度尤其是选举制度及其相关文献有较为深入和独到的研究，1991年以来，在《历史研究》、《文史》、《史学月刊》、《文献》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相关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12部。其中，独著《明史选举志笺正》（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一书，被中国明史学界称为“二十世纪考释《明史》的最为重要的宝贵成果”之一。独著《明史选举志考论》（中华书局2006）一书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原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先生评价为“十年磨一剑”的力作、“出色地完成了前人尚未解决的任务”；《光明日报》2007年2月3日和4月7日“读书”栏目先后为该书发表题为《考据是历史学的生命》、《寓论于考　纠谬钩沉》的书评，充分肯定其为推进明代选举制度研究的深入所做出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也发文指出“郭培贵教授的《明史选举志考论》和相关的30多篇论文在诸多方面将明代选举制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独著《明代科举史事编年考证》（科学出版社2008）一书则是国内外学术界第一部以编年形式考证明代科举基本制度和史实的学术著作，获“华夏英才基金”第八批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1.《关于明中叶徭役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2.《试从晋唐间的社会习俗简析武则天秉政称帝的历史条件》，《阴山学刊》，1986年，第1期。3.《明代府州县学教官选任来源的变化及其原因和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4.《朱元璋的兴学重教及其历史地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5.《朱元璋的教师观》，《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6.《明代教官地位的卑下及其影响》，《明史研究》第4辑，黄山书社，1994年。7.《论明代监生的“淹滞”及其原因和影响》，《北方论从》，1996年，第3期。8.《论明代提学制度的发展》，《文献》，1997年，第4期。9.《〈明史·选举志〉标点正误一则》，《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10.《〈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纠误一则》，《史学月刊》，1997年，第1期。11.《〈明代外国官生在华留学及科考〉质疑》，《历史研究》1997 年，第5 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1997年第6期全文转载。12.《〈明史·选举志〉榷补一则》，《文史》，第45 辑，1997 年。13.《〈明史·选举志〉标点商榷》，《文史》，第51 辑 ，2000 年。14.《〈明史·选举志〉记时考误》，《文史》，第53 辑 ，2000 年。15.《明代府州县学教官考核制度述评》，《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大出版社，1999年。16.《建文帝有实录吗》，《殷都学刊》，2000年，第4期。17.《朱元璋的天人观及对其施政的影响》，龙西斌等主编《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8.《〈中国历史大辞典· 明史卷〉若干辞条商榷》,《学术界》，2001 年，第5 期。19.《〈明史· 职官志四〉兵备道补正》，《文史》，第68 辑，2004 年。20.《论明代科举制的发展及其消极影响》，[韩]《启明史学》，第14辑，2004年。21.《明代文官荫叙制度考论》，《历史研究》，2005 年，第2 期。22.《〈明史·选举志〉编纂考述》,《史学月刊》，2005 年，第4 期。23.《明代殿试榜数与进士数考辨》，《明清论丛》第七辑， 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24.《〈明史·选举志〉编纂考述》， 《史学月刊》，2005 年，第4 期。25.《二十世纪以来明代科举研究述评》，《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3期。 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7年第12期、《教育学》2008年第1期全文转载。26.《明代各科庶吉士数量、姓名、甲第、地理分布及其特点考述》《文史》2007年，第1 期。27.《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史学月刊》2006年，第12 期。 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7年第3期全文转载28.《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清华大学学报》，2006 年，第6期， 《新华文摘》2007年第3期“篇目辑览”收入。29.《〈明史·七卿年表〉人名考误》，《文史》，2008年，第2期。30.《明朝的历史特点及其灭亡原因》，《光明日报·史学版》，2008、1、20。31.《明朝华籍交人进士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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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社科优秀成果专著二等奖。 1、主持河南省教委社科规划项目《明史选举志补正》，已结项。2、参加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历代人口素质研究》（96BSH024），已结项。3、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科举与社会和谐研究——以明代为例”，批准号：07JA770006，已结项。4、主持全国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明代科举群体与政治及社会变迁研究》，批准号：2009135、主持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辽宁明清时期文化教育发展与社会和谐研究，批准号：L07BZS006。6、参加国家出版署、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修订工程，负责其中《选举志》、《职官志》的校勘，已完稿。7、主持《明代进士群体与政治及社会变迁研究》，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11BZS030 1、应邀出席由中国明史学会主办的第五——十三次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分别提交题为《明代教官的卑下及其原因和影响》、《论明的监生的淹滞及其影响》、《明代教官的考核制度述论》、《论明代监生的淹滞》、《朱元璋的天人观及对其施政的影响》、《论明代文官荫叙制度的发展》、《明代官学教育的发展特点》、《明代辽东进士考述》的学术论文，并在第十二次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做题为《明代科举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正》的大会发言。2、2005年8月，在河南师范大学主办“中韩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中外代表120余人，其中，来自韩国汉城大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大邱社会研究所等二十五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代表50余人。3、2004 年11 月，应韩国岭南大学校邀请，在其文科大学历史系做《明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学术演讲。2005 年11 月，应韩国岭南大学校中国研究中心的邀请，出席“中国学的研究动态与展望国际学术讨论会”，做题为《明代选举制度的研究动态与展望》的大会发言。4、2007年10月，应台湾明代史学会的邀请，出席分别在台湾东吴大学和国立暨南大学举办的“全球下明史研究新视野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发表了《明代的举人数和进士的平均中式年龄》的学术演讲。5、2008年8月，应邀出席由暨南大学和东莞市政协举办的“明清珠江三角洲（东莞）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题为《明代东莞地区的科举群体及其历史贡献》的学术论文，2008年8月20日《东莞日报·东莞新闻·时政版》（A04）等报刊媒体纷纷予以摘登和报导。6、2007年应邀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黑龙江大学联合主办的全国第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研讨会，做了《二十世纪以来明代科举研究述评》的大会发言。7、2008年10月，应邀出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中国第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并做《关于明代科举几个问题的辨正》的大会发言。8、2009年9月，应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邀请，出席“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110周年暨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在会上做了题为《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的发展特点与启示》的发言。9、2010年3月，应邀参加第六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做了题为《论明代辽东进士的历史贡献》的大会发言。10、2010年12月，应邀出席了在宁波召开的“科举与明代科举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做了题为《明代进士群体社会流动再考察》的学术发言。11、2011年5月，应邀参加在台湾清华大学召开的“第七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东亚的书院与科举”，并做了题为《明代军籍进士总数及其时空分布特点与成因考述》的大会发言。12、2011年 9月，应邀参加“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做了题为《明代解元群体的构成特点考略》的大会发言。13、2012年6月，应邀参加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和南开大学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主办的“明代国家与社会学术讨论会”，并做了题为《明代进士群体地理与代数分布及其特点》的大会发言。

王迎喜王迎喜，男，1946年8月生，河南安阳人，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主要代表作品有《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谈左宗棠在甘肃新疆的政绩》等。中文名：王迎喜国籍：中国民族：汉出生地：河南安阳出生日期：1946年8月职业：学者毕业院校：兰州大学历史系代表作品：《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谈左宗棠在甘肃新疆的政绩》等人物经历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任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安阳史志与经济开发研究室主任。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讲课程主教《历史文选》、《大学语文》、《历史教法》、《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等课程。研究方向区域史和区域经济开发史。主要贡献已在各级各类报刊公开发表文章140多篇，其中《论曹操重建邺城的原因》等6篇论文发表在《光明日报》、《兰州大学学报》、《史学月刊》等核心期刊上，《关于西藏历史的几个问题》、《金积堡起义与马化龙》等论文发表后被其它书刊全文转载和采用。担任大学教材《中学历史教学法》、《中国近代史》、《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上册和中学教材《安阳历史》4部书书的主编和专著《张掖史话》的副主编，独著了50多万字的《安阳通史》。《安阳通史》是安阳市政府的礼品用书。主持完成的《师专学生实习试讲研究》1997年通过了省级鉴定。报纸和电视多次报道他的事迹，作为主要参加者之一，录制的节目《渔洋传奇》2004年11月在中央电视台第10套“走进科学”栏目播出。2012年应安阳电视台之邀，作为《档案》开坛节目和春节特别节目，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初九，王迎喜讲了九集唐朝安史之乱时期发生在安阳的《相州之战》。2013年春节又进行了重播。代表论文《谈左宗棠在甘肃新疆的政绩》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新华文摘1988.1）。《明清时期河西的水利开发》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简谈清代甘肃书院》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论清代对回族的政策》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1989.4）。《简谈清代西宁府的教育》西北史地1992.1。《评金积堡回民起义与马化龙》兰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论曹操重建邺城的原因》中州学刊1994年第6期。《关于西藏历史的几个问题》殷都学刊1995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民族研究》1992.12）。《严复思想的特点及其演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光明日报2003.11.1。《一部新旧史学兴替史》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2。《河覃甲居相与洹北商城考古》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2003.10。《商朝为何两次在安阳建都》新乡师专学报2005.12。《古代安阳宗教的产生和发展》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12。《明清时期安阳的税赋征收》河南省史学会2005年商丘年会宣读和交流论文2005.4。《浅谈高校校史的编写》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6。代表著作《安阳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独著。《安阳历史》海南出版社2004主编。《中学历史教学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主编。《中国近代史》1995中州古籍出版社主编。《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1995主编。《张掖史话》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副主编。获奖记录已获省教育厅社科一等奖和市社科一等奖；《安阳历史》是安阳市初中使用的乡土教材，已获省教育厅教材一等奖和市社科二等奖。参与的《中国古代史》课程1996年被评为省优秀课程，主持的《安阳实用地方史研究》1997年获河南省人民政府实用社科奖。其它科研成果也多次获得奖励，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和优秀党员，获得省千分之二奖励工资一级。在2012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主办的全国优秀科教电视节目评析活动中，由王迎喜讲的《相州之战》获得全国优秀科教电视节目三等奖。

贾玉英贾玉英，女，河南郑州人，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河南省优秀专家，全国模范教师，河南省第九、十届政协委员；曾任日本皇学馆大学访问学者，到韩国、新加坡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主要从事宋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旅游文化史。2019年09月10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聘任贾玉英为河南省文史馆馆员。中文名：贾玉英国籍：中国民族：汉出生地：河南郑州出生日期：195012月职业：教师毕业院校：河南大学主要成就：2003年获“开封市优秀教师”，2004年获“河南省优秀教师”。代表作品：《宋代监察制度》，《唐宋时期中央政治制度变迁史》，《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史》职称：教授职务：博士生导师人物经历贾玉英，女，1950年12月生，河南郑州人，现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教研室主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优秀专家”，“全国模范教师”；曾到韩国、新加坡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1968年高中毕业，1973年3月走上教学岗位，任西连河中学（已并入郑州市58中学）初中一年级语文教师，1975年入河南大学历史系学习，1978年任郑州市第四中学高中历史教师，1979年考入河南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学位，1988年考入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学习宋史；1991年6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11月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11月晋升为教授，2003年12月晋升为博士生导师，2006年5月聘为河南大学特聘教授，2008年10月—2009年10月任日本皇学馆大学客座研究员，2012年晋升为河南省首批二级教授；2003年—2013年任河南省第九、十届政协委员，民进河南大学总支委员会主委。1983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史、宋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教学经验丰富，桃李满天下。研究方向为宋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旅游文化史。主要贡献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1项重点2项一般），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项，主持河南省规划办及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7项；参与“开封府”、“金明池”等旅游项目的论证开发与策划。在国家和省级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18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宋辽金元史》、《法理学法史学》及《文摘报》、《历史学年鉴》全文转载或摘录；出版著作10部；代表性论著有：《宋代监察制度》、《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史》、《北宋开封府管理制度研究》、《中国旅游指南·开封》、《宋代提举常平司制度初探》、《宋朝谏官制度述论》、《宋代中央行政体制演变初探》、《简论三省制度在宋朝的变化》、《台谏与宋代改革》等。《宋代监察制度》、《宋朝谏官制度述论》、《宋代提举常平司制度初探》、《北宋开封府管理制度研究》、《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特征看当前纪检监察机构建设》等论著，均获奖。《宋代监察制度》，独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唐宋时期中央政治制度变迁史》，独著，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唐宋时期地方政治制度变迁史》，独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史》，第一作者，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国旅游指南·开封》，第一作者，中华书局，2001年。《中原文化大典·历史人物卷》，参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辽宋西夏金代通史·制度篇》，参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南宋全史·制度篇》，参著，上海人民古籍出版社，2012年。《脊梁》，参著，河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国妇女传记词典》，参著，香港浸会大学出版，1999年。1．《宋朝谏官制度述论》，独著，《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宋辽金元史》1991年第4期全文转载。2．《宋代提举常平司制度初探》，独著，《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法理学法史学》1997年第10期全文转载。3．《有关宋辽交聘中泛使概念的几点辨析》，独著，《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被中国人民大学资料中心《宋辽金元史》2006年第3期全文转载。4．《特别路区——宋代开封府界制度考》，独著，《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被中国人民大学资料中心《宋辽金元史》2009年第3期全文转载。5．《试论北宋的官、职、差遣分授制度》，独著，《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宋辽金元史》1987年第5期全文转载。6．《简论王安石变法时期的仓法》，独著，《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其观点被摘录1991年《历史学年鉴》。7．《宋朝御史回避法浅论》，独著，《法制日报》1990年12月17日3版，被《文摘报》1990年12月23日6版转载。8．《台谏与宋代改革》，独著，《中州学刊》1991年第3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宋辽金元史》1991年第4期全文转载。9．《宋朝御史选任制度述论》，独著，《史学月刊》1991年第5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宋辽金元史》1991年第6期全文转载。10．《近年来宋代监察制度述评》，独著，《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6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宋辽金元史》1992年第4期全文转载。11．《有关宋代御史台政制的几点辨析》，独著，《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宋辽金元史》1992年第3期全文转载。12．《唐宋中央监察制度变革初探》，《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宋辽金元史》2004第1期全文转载。13．《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初探》，独著，《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宋辽金元史》2005年第1期全文转载。14．《唐宋时期道路制度区划理念变迁论略》，独著，《中州学刊》2006年第6期，其观点被《新华文摘》2007年第4期转载。15．唐宋时期州僚佐体制演变初探，独著，《中州学刊》，2012年第6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宋辽金元史》2013年第1期全文转载。16．《简论三省制度在宋朝的变化》，独著，《史学月刊》1988年第3期。17．《宋朝台谏合一之势探析》，《河北学刊》，1991年第6期。18．《略论宋太宗的官制改革》，独著，邓广铭主编宋史年会会刊《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19．《台谏与北宋前期的相权》，独著，《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20．《包拯的台谏官政绩述论》，独著，《安徽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21．《王安石变法与台谏》，独著，《抚州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22．《宋代中央行政体制演变初探》，独著，《中州学刊》1995年第4期。23．《台谏与宋代权臣当政》，独著，《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24．《略论封驳制度在宋朝的变化》，独著，《宋史研究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25．《论台谏官包拯》，独著，《包公研究与史料汇编》，新加坡天圣坛1998年版。26．《略论北宋的官制变化—从宋初定制到熙丰改制》，独著，《史学函授》1987年第4期。27．《包拯行政管理思想论略》，独著，《包公诞辰千年纪念文集》，新加坡天圣坛1999年。28．《宋代提举官初探》，(第1作者)《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29．《宋代提举官制度初探》，独著，《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30．《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特征看当前我国纪检监察体制建设》，《邓小平理论研讨会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31．《多方采撷，精心雕刻——评孔繁敏著〈包拯研究〉》，独著，《中华读书报》1999年1月27日第7版。32．《北宋开封府府址的变迁》，独著，《汴梁晚报》1999年7月1日第7版。33．《北宋开封府的官署布置》，独著，《汴梁晚报》1999年8月1日第7版34．《中国古代中央监察制度特征》，独著《河南纪检与监察》1999年第10期，。35．《包拯廉政思想》，独著，《包公研究集》，新加坡天圣坛2000年。36．《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制度特征》，独著，《河南纪检与监察》2000年第9期。37．《宋代开封府为何别名南衙》，独著，《汴梁晚报》2000年11月2日第7版。38．《宋代提举常平司制度初探》，独著，收录《历史文化论丛》，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39．《宋代中央行政体制演变初探》，独著，收录《历史文化论丛》，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40．《略论包拯的行政管理思想与实践》，独著，纪念包拯诞辰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刊《包拯研究与传统文化》，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41．《略论朱熹的荒政思想》，独著，《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42．《论朱熹的荒政实践》，独著，《朱子学研究》2001年第2期。43．《略论朱熹的荒政思想与实践》，第一作者，《河南大学学报》2001第5期。44．《宋代开封府管理制度研究》，独著，《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45．《北宋开封府治内有潜龙宫吗》，独著，《汴梁晚报》2001年2月21日第11版。46．《亦论北宋开封府与潜龙宫》，独著，《汴梁晚报》2001年4月4日第11版。47．《再论北宋开封府与潜龙宫》，《汴梁晚报》2001年5月9日第11版。48．《北宋为何开凿金明池》，《汴梁晚报》2001年10月17日第8版。49．《北宋金明池的整体布局与主要建筑》，《汴梁晚报》2001年10月31日第8版。50．《略论唐宋御史六察制度——兼与刁忠民同志商榷》，独著，《史学月刊》，2002年第12期。51．《唐宋御史六察制度论略》，独著，《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52．《略论宋代开封府》，独著，国际宋史研讨会会刊《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53．《略论宋代中央监察制度》，独著，《开封文博》，2002年第2期。54．《“包公倒坐南衙”之说》，独著，《汴梁晚报》2002年6月15日第8版。55．《略论唐宋中央地方监察体制变迁》，独著，《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56．《中国古代中央监察体制变迁初探》，独著，《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57．《宋辽交聘制度论略》，独著，《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58．《中国古代地方监察体制变迁初探》，独著，《史学新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59．《对唐宋时期道路制度的几点认识》，独著，《宋史研究论丛》，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60．《略论唐宋地方监察制度变革》，独著，《宋史研究论文集》，四川巴蜀书社2006年。61．《宋朝交聘制度之管窥》，独著，《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2．《宋代京畿制度变迁论略》，独著，《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63．《唐宋时期京畿制度变迁论略》，独著，《中州学学刊》，2007年第6期。64．《宋朝“路”制区划理念》，独著，《光明日报》2007年1月26日第9版。65．《唐宋时期“道”“路”区划制度变迁研究》，独著，《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66．《唐宋时期三省制度变迁论略》，独著，《中州学学刊》，2008年第6期。67．《宋代京畿制度变迁论略》，独著，《宋史研究论丛》第9辑，2008年11月版。68．《唐宋时期宰相名号制度变迁论略》，独著，《中州学学刊》，2009年第6期。69．《唐宋时期宰相治事制度初探》，独著，《中州学刊》2011年第4期。70．《唐宋时期使相制度演变初探》，《漆侠与历史学》，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71．《王十朋言事与弹劾实践初探》，独著，《王十朋诞辰九百周年学术研讨论文集》，线装书局出版，2012年。72．《南宋中央监察体制变迁》，独著，《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73．《唐宋时期州级组织结构变迁》，独著，《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74．《略论宋代地方添差官的演变》，独著，《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1999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1998年9月获河南省教委优秀著作二等奖，1997年12月获河南省社联优秀著作二等奖，1992年10月获河南省教委优秀论文二等奖，多次获河南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2002获开封市“五一劳动奖章”、2003年获“开封市优秀教师”，2004年获“全国模范教师”，2004年获“河南省优秀教师”，2006年获“河南省优秀专家”，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论文，2009年获“河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10年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5年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年获河南省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5年河南省教育厅优秀成果二等奖。1992年获河南省教育厅优秀成果二等奖。1997获河南省社联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年获河南省教育厅优秀成果二等奖。2010年获河南省教育厅优秀成果二等奖。2009年获指导河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科研项目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宋元明清中央监察机构演变及其职能变迁研究》，30万元，2013年6月—2016年6月。2.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唐宋时期国家政治体制变迁与基层社会互动关系研究，6万元，2005年—2010年。3.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文化的发展研究，3万元，1998—2003年。4.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黄河流域旅游文化及其历史变迁研究，20万元，2008年12月—2013年12月。5.主持省社科规划立项项目：开封与宋文化，立项无经费,2001年4月—2004年4月。6．主持河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唐宋时期地方管理体制变迁研究》，5万元，2010-2013年。7.主持河南省精品课程“中国古代史”，3万元，2004年9月—2008年9月。8.主持河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宋代监察制度研究》，0.1万元，1991年9月—1992年，独立承担。9．主持河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宋代改革研究》，0.2万元，1993年9月—1995年9月，独立承担。10．主持河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宋代行政制度研究》，0.4万元，1996年9月—1998年9月，独立承担。11．主持河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宋代开封府研究》，0.4万元，2000年9月—2003年9月，独立承担。任免消息2019年09月10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聘任贾玉英为河南省文史馆馆员。

著作：　　《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再版）。《浙江区域史研究：1000-1900》（主编），杭州出版社，2003年。《江南市镇：传统历史文化聚焦》（与陈晓燕合著），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主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宋朝简史》（与吴铮强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历史学基础文献选读》（选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史学文存(1936-2000)：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论文集》（选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宋史·食货志>补正》（与梁太济同著），中华书局，2008年。《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商务印书馆，2009年。《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第一辑 晚清时期》，中华书局，2012年。《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与郑嘉励合著），中华书局，2012年。部分论文：《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两宋“城市文化”新论》，《文史哲》2012年第5期。《理论与方法：近三十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史学月刊》2012年第5期。《龙茶与羔酒，得失不足评》，《酒史与酒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唐代市制再议》，《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宋代城市税制再议》，《文史哲》2011年第3期。《略论元初四明儒士的遗民心态》，《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宋代州县城市市制新议》，载《文史》2011年第1辑，第151-169页。《再论南宋国家财政的几个问题——答刘光临君》，载《台大历史学报》第46期（2010年12月），第177-231页。　　《技术传播与社会进步：1930年代浙江蚕桑统制案例分析》，载Christian Lamouroux（蓝克利）主编《中国近现代行业文化研究：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传承与功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69-89页。　　《杂学谓博：江南市镇考察忆旧》，载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6-95页。　　《唐宋转折视野之下的赋役制度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7-23页；收入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63-277页。　　《意象与现实：宋代城市等级刍议》，《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第34-41页。 　　《视角、史料与方法：关于宋代研究中的“问题”》，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18-24页。《宋徽宗：“昏庸之君”与他的时代》，载《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115-120页。《努力构建以本土经验为基础的史学理论体系一一从宋代“货币地租”问题的争论谈起》，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39-48页。《中国史研究：“国际化”还是“中国化”》，载《历史研究》2008第2期，46-48页。《从宋代财政史看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地方化》，载《史学月刊》2007年第7期，14-16页。《宋代城市管理制度》，载《文史》（中华书局）2007年第2期（第79辑），187-228页Behind the form: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agriculture encouragement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in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ol. 1, Num. 3, July, 2006, 高等教育出版社，pp. 427-448《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绅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载（北京）《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53-672页。

1、《中国小通史》第 5 册《宋》，金盾出版社，2003年6月。2、《中国文化小通史》第 5 册《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3、《宋朝开国六十年》，齐鲁书社，2009年9月。 1、《历代王氏望族》（周祚绍、范学辉、何成、任思亮等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2、《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曾振宇、范学辉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 1、《儒家史学思想研究》（范学辉、齐金江主编），中华书局，2003年12月。此外还是《中国反贪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中国改革通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齐鲁文化通史·宋元卷》，中华书局2005等著作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1.《药理与药方：儒经治国的得与失》，载《历史学家茶座》第5辑， 2006年2.《从崩溃到重建：论宋太祖朝的武德司》，载《郑州大学学报》 2006年第5期3.《董仲舒春秋繁露与经学的开山》，载《孔子研究》 2006年第5期4.《论北宋三衙管军制度的演变》，载《东岳论丛》 2006年第5期5.《释宋太祖“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载《西北师大学报》 2006年第4期6.《变法与变意：宋太祖募兵制度改革刍议》，载《社会科学辑刊》 2006年第3期7.《从吏治的角度看文景之治》，载《齐鲁学刊》 2006年第3期8.《关于杯酒释兵权若干问题的再探讨》，载《史学月刊》 2006年第3期9.《北宋三衙管军选任标准的前后变化》，载《河北大学学报》 2006年第2期10.《将从中御始于宋太祖考》，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06年第1期11.《宋太祖朝的翰林学士》，载《文史》 2005 第3辑12.《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载《文史哲》 2005年第3期13.《募兵制度与北宋的百年无事》，载《理论学刊》 2005年第3期14.《论北宋制衡三衙的相关措施》，载《史学集刊》 2005年第2期15.《宋代山东道教的发展及其文化意义》，载《东岳论丛》 2005年第2期16.《三司使与宋初政治》，载《宋史研究论丛》 2005 年总第 6 辑17.《宋代山东地区的民间信仰与秘密宗教》，载《民俗研究》 2004 年第 4 期18.《北宋三衙除授制度简论》，载《河南大学学报》 2004 年第 2 期19.《试论北宋山东地区的诗歌创作》，载《齐鲁文化研究》 2004 年总第 3 辑20.《论北宋时期的山东佛教》，载《齐鲁文化研究》 2003 年总第 2 辑21.《秦汉反贪告诉我们什么》，载《大众日报·论丛》 2002 年 8 月 2422.《北宋三衙的地位、待遇及其政治作用》，载《文史哲》 2002 年第 5 期23.《论募兵制度对北宋农业生产的积极意义》，载《山东大学学报》 2002 第 3 期24.《北宋募兵与三衙制度研究》，载《宋史研究通讯》 2002 年第 1 期25.《张涛教授〈经学与汉代社会〉读后》，载《中国学研究》 2002 年总第 5 辑26.《儒家史学思想研究》，载《孔子研究》 2002 年专刊27.《论正统儒学对东汉史学的影响》，载《齐鲁学刊》 2001 年第 5 期28.《论北宋的封桩阙额禁军钱制度》，载《史学月刊》 2001 年第 3 期29.《金匮中那一纸盟约――金匮之盟之谜》，载《历史疑案的最新线索》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30.《汉武帝朝的吏治腐败问题》，载《理论学刊》 2000 年第 5 期31.《高平之战与赵匡胤的崛起》，载《山东大学学报》 2000 年第 4 期32.《春秋繁露与儒学臣道观的形成》，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0 年第 1 期33.《秦汉地方行政运行机制初探》，载《文史哲》 1999 年第 5 期34.《先秦儒学教化说的发展历程》，载《管子学刊》 1999 年第 3 期35.《对中国传统救灾思想的认识》，载《光明日报·史林 》 1999 年 6 月 25 日36.《两汉兵器交易初探》，载《河南大学学报》 1999 年第 2 期37.《论两汉的私人兵器》，载《山东大学学报》 1999 年第 1 期38.《春秋繁露与儒学君道观的形成》，载《齐鲁学刊》 1998 年第 2 期39.《董仲舒春秋繁露臣道观与传统政治文化的演变》，载《管子学刊》 1998 年第 2 期40.《汉灵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新置牧考》，载《河南大学学报》 1997 年第 3 期41.《论儒学对秦汉地方行政的影响》，载《江海学刊》 1997 年第 2 期42.《首创纪传体编辑体裁的司马迁》，载《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643.《首开断代史编辑体裁的班固》，载《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644.《汉代婚姻形态考述》，载《史学月刊》 1996 年第 6 期45.《汉初齐学与儒学的融合》，载《管子学刊》 1996 年第 4 期46.《两汉皇位继承制度略论》，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3 期47.《从公孙弘看汉初儒墨的融合》，载《孔子研究》 1996 年第 3 期48.《西周春秋地方行政制度略论》，载《山东工业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3 期49.《论秦汉的监察系统与监察法》，载《三峡学刊》 1996 年第 3 期50.《假司马辨析》，载《中国史研究》 1996 年第 2 期51.《试论刘昭后汉书志注的史料价值》，载《山东大学学报》 1995 年第 1 期52.《秦始皇在独尊儒术过程中的作用商榷》，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1994 年第 4 期53.《论汉代韩中关系及刘邦的影响》，载《刘邦研究》 1994 年第 4 期54.《史记订误一则》，载《中国史研究》 1994 年第 1 期55.《重评韩信的灭齐之战》，载《江海学刊》 1994 年第 1 期56.《简论秦汉之际的纵横家》，载《黄淮学刊》 1994 年第 1 期57.《论元后》，载《德州师专学报》 1993 年第 3 期58.《汉书勘误一则》，载《史学月刊》 1993 年第 3 期59.《读史一得》，载《中国史研究》 1993 年第 2 期60.《刘项用人之得失商榷》，载《史学集刊》 1992 年第 4 期 2006年之后1、《转向相持：楚汉京索之战初探》，《中州学刊》2006年第6期；2、《宋人本朝军政体制论争试探》，《文史哲》2007年第4期；3、《北宋三衙职能问题试探》，《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6期；4、《淮建利〈宋朝厢军研究〉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6期；5、《募兵与北宋商品经济的繁荣》，《东岳论丛》2009年第4期；6、《南宋三衙管军制度若干问题考述》，《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7、《皖口之战与宋太祖朝军事装备的革新》，《史学集刊》2011年第1期；8、《南宋三衙马政问题试探》，《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9、《南宋“举将帅”制度试探》，《浙江学刊》2012年第2期；10、《宋代皇权与三衙用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12、《火器的革新与冷兵器的退步》，《国学》2012年第11期。

◎著作与教材--专著、主编、合著共10种，主要有：1、《两晋南朝政治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2、《战国秦汉六朝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3、《中国古代国家与政治》，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4、《中国政治制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5、《中国监察制度研究》（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6月。6、《北朝五史辞典》（合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7、《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合作），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8、《昏君传》（合作），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9、《中国法制史三百题》（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10、《中国国情学》（合作），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论文--共发表论文60余篇，主要有：1、《魏晋南朝的资品与官品》，《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2、《魏晋九品官人法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3、《魏晋九品官人法释疑》，《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4、《关于中国犹太人若干历史问题的几点疑问》，《中国社会科学》， 1981年第2期。5、《僧人还是拉比》，《中国学者论古代中国犹太人文集》，纽约， 1984年9月。6、《中国犹太人入华定居考》，《战国秦汉六朝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7、《中国犹太人汉化问题探索》，《战国秦汉六朝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8、《郡县制确立时代论略》，《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9、《战国时代郡的嬗变》，《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10、《汉代郡政府行政职能考察》，《暨南学报》，1993年第4期。11、《吕氏春秋中进步的哲学、社会政治思想》，《战国秦汉六朝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12、《秦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考察》，《史林》，1990年第3期。13、《天水秦简墓主记试探》，《战国秦汉六朝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 14、《汉代察举制度略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15、《汉代刺史制度的演变及特点》，《史学月刊》，1987年第4期。16、《董仲舒生卒考》，《战国秦汉六朝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年12月。17、《董仲舒封建民主思想初探》，《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18、《秦汉魏晋南朝时期地主封建制的发展》，《史学月刊》，1990年第5 期。19、《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经验》，《历史教学问题》，1987年第2期。20、《赤壁之战新论》，《江汉论坛》，1988年第7期。21、《长江下游3—9世纪经济发展研讨会评述》，《历史教学问题》， 1988年第1期。22、《试论历史认识的特点》，《当代研究生》，1988年第2期。23、《论世家贵族地主阶层的形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 期。24、《论后汉纪的史学价值》，《黄淮学刊》，1990年第3期。25、《魏晋南朝的世族与州镇》，《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史学刊。26、《魏晋南朝世族对国家权力中心的作用方式》，《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27、《评军功爵制研究》，《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6期。28、《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的特点》，《行政管理研究》，1991年第1期。29、《六朝广东发展的考古观察》，《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30、《史学的现实性品格》，《学术研究》，1994年第5期。31、《南朝时代的幼王出镇》，《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32、《汉唐间岭南地区的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6年第5期。33、《评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5期。34、《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要成果》，《福建论坛》，1999年第4期。35、《广东史研究的里程碑》，《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36、《两汉县级政权的司法制度》，《史学月刊》，2002年第6期。37、《睡虎地秦墓竹简译文商榷》，《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38、《论西晋的统一》，《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39、《十六国春秋散佚考略》（合作），《学术研究》，2005年第7期。40、《朱绍侯与军功爵制研究》，《史学新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年10月。

1《30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诸理论之内在逻辑关系》(独立完成),载于《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010年第9期。2《生活的生产:〈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遮蔽的现代性维度》(独立完成),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期。3《从批判视阈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实质》(独立完成),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4《三十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诸理论之内在逻辑关系》(独立完成),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5期。5《“科学发展观”何以进思想政治理论课之课堂》(独立完成),载于《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8期。6《试论1875-1878年近东危机中的英国外交与三皇同盟的瓦解》(独立完成),载于《世界历史》1992年第6期。7《迪士累利的怀柔外交与英法对埃及的争夺》(独立完成),载于《世界历史》1998年第6期。8《关于英国“自耕农”再研究》(独立完成),载于《世界历史》2000年第3期。9《“一元三线梯级型教学模式”的构建与思考——有关博士生“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内容与体系的一项探索》(独立完成),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7期。10《现代化:重构自然辩证法的新学术生长点》(独立完成),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12期。11《转型及其怪圈：1961-1965年经济调整时期中国的技术观》(独立完成),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8期。12《基于工业技术观批判的生态技术观》(独立完成),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年第7期。13《论作为新型现代化诉求的“低熵化发展模式”》(独立完成),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12期。14《“西化主义”:现代化的误区》(独立完成),载于《北方论丛》,1998年第6期,《新华文摘》部分转载。15《迪士累利与1875-1878年近东危机中的英俄之争》(独立完成),载于《史学月刊》1993年第3期。16《试论1875-1878年近东危机期间英国对土政策的调整:关于英国对弱国外交的一项研究》(独立完成),载于《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17《用全球史观审视1500年以后的世界》(独立完成),载于《史学月刊》1997年第6期。18《英国政治现代化的历程及特点》(独立完成),载于《史学月刊》2004年第10期。19《论以现代化为科技哲学新学术生长点的合理性》(独立完成),载于《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6年第1期。20《英国科技思想史研究的阐释与思考》(独立完成),载于《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12期。21《产业精神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独立完成),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2期。22《基于新型现代化视阈的工具主义价值之省思》(第一作者),载于《思想战线》2008年第5期。23《基于科学发展观的中国新型现代化的理论构建》(独立完成),，载于《求实》2009年第1期。24《现代性与现代化辨析》(独立完成),载于《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25《群体心理历史学探微》(独立完成),载于《求是学刊》1993年第4期。26《“中国新型现代化”的内涵、维度与特点》(独立完成),载于《学术交流》2009年第11期。27《梳理与反思：技术乐观主义思潮》(独立完成),载于《学术交流》2000年第6期。28《毛泽东技术观中的政治因素》(第2作者),载于《学术交流》2003年第5期。29《从奴隶制的反对者到废奴主义者——再评林肯对黑奴制的态度》(独立完成),载于《学术交流》1993年第3期。30《以系统思维考量社会管理创新》(独立完成),载于《学术交流》2012年9期。31《近代视野中的“改革”与“革命”辨》(独立完成),载于《北方论丛》1997年第6期。32《改革与革命的关系——兼论英法俄德美日六国现代化模式》(独立完成),载于《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8年第2期。33《文明与危机：20世纪的双重遗赠》(独立完成),载于《北方论丛》2001年第6期。34《社会变迁与德国技术哲学的缘起与演变》(独立完成),载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35《薛福成的技术观摭论——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个案研究》(独立完成),载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36《西学东渐冲击下中国的现代化思潮——兼论近代中国的技术文化观》(独立完成),载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37《从新型现代化视域审视中国综合国力的要素结构》(独立完成),载于《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3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非线性关系分析及对策预设》(独立完成),载于《历史教学》2007年第1期。39《基础课专题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改革尝试》(独立完成),载于《教育探索》2009年第5期。40《现代化:思政课“三进”之新学术生长点》(独立完成),载于《教育探索》2013年第12期。41《参与-体验式教学法: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模式构建》(独立完成),载于《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年第12期。42《“MSD教学模式”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体系的构建》(独立完成),载于《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年第2期。43《“研究型-开放式-动态性”社会实践模式的构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改革的一项尝试》(独立完成),载于《高校教育研究》2008年第4期。4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回溯提升教学法探微》(独立完成),载于《吉林教育》2007年第1期。45《“学生课前五分钟演讲”的可操作性分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改革的一项尝试》(独立完成),载于《科学教育家》2008年第8期。46《以教学改革为突破口，发挥史学的德育功能》(独立完成),载于《函授教育》1996年第4期。47《关于教书育人的思考》(独立完成),载于《教书育人》1999年第4期。48《试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近东危机时期英国的对土政策(独立完成),载于《世界史论稿》1991年5月。49《辛亥革命百年祭》(独立完成),载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报》2011年10月20日。50《“道”“技”之间：反思现代技术》(独立完成),载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10月14日。51《十八大报告：中国走向新型现代化的里程碑》(独立完成),载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报》,2012年11月20日。52《感兴趣，但整体科学素质有待提高——对吉林省部分高校本科生科学素质状况的调查与分析》(第3作者),载于《中国教育报》2008年6月25日。53《关于改革世界近代史教学的几点体会》(独立完成),载于《教学改革文选》1994年10月。54《“多元化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思考》(独立完成),载于《高师教学改革论丛》1996年3月。55《试论“一元三线梯级型教学模式”》(独立完成),“中国第八届理工农医类院校博士生教学模式研讨会”论文,2000北京。56《有关博士生“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理论主线的思考》(独立完成),“中国第九届理工农医类院校博士生教学模式研讨会”论文,2002重庆。57《“新型现代化”的理论建构与创新发展》(独立完成),“中国科学院现代化与管理高级论坛”论文,2003北京。58《“体用论”话语中的文化辩解说——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中技术观转型的文化诠释》(独立完成),“第九次哈尔滨‘科技进步与当代世界发展"全国中青年学术研讨会”论文,2003五大连池。59《技术史：重构中国史学的新学术生长点》(独立完成)，“中国世界近现代史学术研讨会”论文，2003南充。60 Danger that the technological history lack-one that historiography study think about china,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Collection of thesis and abstract,2004(8)。61《英国科技乐观主义思想摭论》(独立完成),“中国世界近现代史学术研讨会”论文,2005桂林。62《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中国综合国力》(独立完成),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暨全国理工农医博士生公共理论课教材建设会”论文,2005北京。63《新型现代化视阈中中国综合国力的测度分析》(独立完成), “中国博士生教学模式研讨会和教材建设会”论文,2006云南。64《基础课专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入耳入心的尝试》(独立完成),“第一届吉林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交流与学术研讨会”论文,2007长春。65《“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案例教学的一则示例分析》(第1作者),“首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研讨会”论文,2008大连。66《纵横双向多维整合:中外近代史教学鲜活之途》(独立完成), “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2008武汉。67《导/研究/协调：研究生培养的维度及其关系》(独立完成),载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培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68《从库恩的范式理论看“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之争》(独立完成),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暨第十二届全国技术哲学年会”论文,2009哈尔滨。69《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公共理论课何以有机衔接》(独立完成), “全国自然辩证法课程与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2009南京。70《六M教学模式:新体系框架内博士生思政课建设构想》(独立完成), “全国自然辩证法教学与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2011郑州。71《人格培育：一个被工具主义遮蔽的研究生培养维度》(独立完成),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2010年学术会议”论文,2010哈尔滨。72《博士生思政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的有关问题解读》(独立完成),“全国高校经济理论教学改革研讨会”论文,2012天津。73《博士生思政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需要践行“九个不同于”》 (独立完成),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2012年学术会议”论文,2012哈尔滨。7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何以由“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换》(独立完成), “高等学校思政课教指委分委员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研讨会”论文,2013福州。75《以系统思维深化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浅议——以教学为基点的相关思考》(独立完成), “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25届年会”论文,2013哈尔滨。76《国学智慧中的生态现代化之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独立完成), “科技与社会（STS）中的哲学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2013哈尔滨。77《新型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独立完成),第四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高层研讨会，2014哈尔滨。

个人经历 1954年6月 出生于浙江省泰顺县罗阳镇 1982年7月 东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 1986年7月 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 1990年至1992年 师从谭其骧院士攻读在职博士研究生并获博士学位 1995年5月起 副教授 1999年9月起 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7年12月起 复旦大学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 2010年10月至2015年2月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2015年12月起 复旦大学第七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2016年02月起 复旦大学海关史与海关文献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学术兼职 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2014.8任满) 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2011.5-) 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2012.6-)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2013.11-) 《历史地理》主编 《温州通史》主编 《中国人文田野》编委 温州市廊桥文化学会会长 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 获奖情况 独立或排名第一 1、1995年6月，被评为复旦大学跨世纪人才、百名优秀青年教师。 2、1996年独着《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获谭其骧禹贡基金优秀青年著作奖二等奖(一等奖缺)。 3、2002年独着《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获中国宋史研究会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二等奖。 4、2006年8月，被复旦大学研究生院评为2006年度优秀研究生导师。 5、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地理》获第15届"上海图书奖"一等奖 。 6、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地理》获上海市第14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 其它奖项 1、1991年作为上海史学界的青年代表，参加在西安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 2、独着《中国古代都城》所属的《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任继愈主编)1992年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第二届希望杯优秀图书奖，1992年第三批优秀畅销书奖。 3、合著《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1995年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4、合著《简明中国移民史》1996年获上海社会学科成果著作三等奖。 5、6卷本《中国移民史》(担任第3卷、第4卷作者)获1998年上海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一等奖，1999年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 6、合著《中国历史人文地理》2002年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三等奖。 7、6卷本《中国人口史》(担任第3卷作者)2003年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2006年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 研究项目 独立承担 1、宋代南方人口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基金，1991年。 2、近七百年来东南沿海主要港口经济腹地的变迁，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993年。 3、点校《欧阳修全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资助项目，1996年。 4、近代以来北方主要港口城市-腹地的经济互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5年。 5、港口-腹地和近代现代化的空间过程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研究项目，2005年。 6、长三角地区经济地理过程和区域差异，复旦大学"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项目，2008年。 7、港口-腹地与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变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2011年。 8、港口-腹地与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形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1年。 9、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及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题研究课题，2011年 10、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整理与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1年。 主要参加者 1、国家历史大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参加审稿并承担交通图组的部分图稿编绘任务，已完成。 2、地理环境与中国历史和文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已完成。 3、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研究，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已完成。 4、中国移民史，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已完成。 5、中国人口史，上海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已完成。 学术交流 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日本大阪大学、日本大阪市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彰化师范大学、日本学习院大学担任客员研究员或客座教授。 先后在欧洲第17次汉学大会(瑞典隆德)、美国地理学家年会(美国西雅图)、东海(日本海)地名国际学术讨论会(韩国汉城)、国际宋史学术研讨会(中国台北)、东亚国际交流与中国沿海的交通和贸易国际学术研讨会(日本大阪)、纪念晚清中国海关总税司罗伯特·赫德学术研讨会(英国伦敦)等重要国际会议做学术报告。 先后于1994年至1998年(合作者:日本大阪大学滨岛敦俊教授)、2000年至2004年(合作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Peter K. Bol教授)、2006年(合作者:美国哈佛大学Peter K. Bol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建筑系刘杰副教授)在浙江嘉兴、湖州、金华、温州(泰顺)、上海(崇明)进行10余次中外联合历史文化调查，总共时间超过200天。 学术著作 先后出版6部学术专著，另有合著、主编著作多部，内容涉及中国移民史与人口史、中国经济史与经济地理、东南沿海区域史、文献整理与研究以及部分通俗读物。 主要代表作包括: 《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 《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中国百年经济拼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港口:腹地与北方的经济变迁(1840-1949)》，第一作者，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九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全书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和2015年陆续出版(第一卷，绪论和全国概况，本卷主编和主要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 《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整理者，并撰写"书目提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共279册，其中的199册2014年9月出版，80册2015年出版。 《两唐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合著，邹逸麟主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 学术论文 前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地理科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40多篇，代表性论文包括: 1. 浙江温州沿海平原的成陆过程 ，《地理科学》1988年第8卷第2期。 2. 重视历史地理学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合作，执笔人，《求是》1993年第7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地理》1993年第4期转载。 3. 客家南宋源流说 ，《复旦学报》1995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1995年第12期转载，华东师大《客家学研究》第4辑(1997年)转载，广东梅州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客家学辑刊》(1998年)转载。 4.唐后期五代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1997年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第2期转载。 5.宋代户口的汇总发布系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6. 南宋人口的发展过程 ，《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2年第2期转载，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编《南宋史研究论丛(上)》，杭州出版2007年，第415-438页转载。 7. 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 ，《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教育部委办《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年第4期转载，人大复印资料《地理学》2004年第5期转载。 8.一座尚未充分利用的近代史资料宝库--中国旧海关系列出版物评述，第一作者，《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5年第7期转载。 9.The impact of the opening of Tianjin on economic change in its hinterland,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Selected Public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Volume 1,Number 2.April 2006, published by Higher education press.与樊如森合作。 10. 南宋移民与临安文化 ，《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7年第1期转载。 11.市的兴起与近代中国区域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07年第2期转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7年第2期转载。 12. 中国历史地理学の过去と现在 ，秋野佑译，载日本《都市文化研究》第10期，2008年3月出版 13.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格局形成的机制与表现，《史学月刊》2009年第8期，人大复印资料《地理》2009年第1期转载。 14. 从人口为主要动力看南宋经济发展的限度兼论中西生产力的主要差距 ，《人文杂志》2010年第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2011年第2期转载。 15.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进展，与侯甬坚合作，《地理科学进展》2011年第30卷第6期，第30卷第12期。 16.The economic connection beeen the opening port cities of China and East Asia during 1843-1949,The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No.26, Feb 2012, pp.119-142，Center for Korean Studies Inha University, Korea. 吴松弟、王哲。 17. 近代中国开埠通商的时空考察 ，《史林》2013年第3期，吴松弟、杨敬敏，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13年第10期转载，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13年第6期转载。 18. 近代中国海关贸易资料摘编的可靠性分析 --以全国年进出口额和各关直接对外贸易额为例，吴松弟、伍伶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14年第2期转载。 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城市革命及其性质，《南国学术》2014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15年第3期转载。 20. 旧海关出版物与近代中国研究 ，《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1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15年第4期转载。 21. 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和主要贸易港的变迁 ，《史学集刊》2015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15年转载。 苦读人生 吴松弟:我的苦读人生 我出生在浙江地势最高的山乡泰顺县罗阳镇。罗阳虽然是县城，但改革开放前其实只是一个人民公社，居民绝大多数是农民，生活比较贫困。我出生时，父母年事已高，在我幼小时便相继亡故。当帮助照料病中母亲的邻居深夜将我叫醒，告诉我母亲已经离我而去时，我还睡在母亲的脚后头。当时我才8岁，不知哭泣，只是发呆。自此以后，我成为农村的五保户，从国小二年级开始便成了住校生。那时生产队很穷，仍给我提供了差不多10年的每年360斤的稻谷。除此之外，出租自家房屋获得的每月2元的租钱成为我多年生活费的另一主要来源。由于国小时经常吃不饱，我长得又小又瘦。 孤儿在书中成长 8岁的年龄正是最需要父母疼爱的时候。每当周末同学纷纷离开学校以后，我面对空空的宿舍，沉浸在深深的孤寂和凄凉之中。幸好国小附近是县图书馆，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个图书馆很小，书也不多，但摊放在报架上的一份份报纸杂志，却深深地吸引着我。每当课后周末，我都到县图书馆看报读书。直到1974 年参军离开泰顺，我都是县图书馆为数不多的常客之一。 每当寒暑假，我都要到在温州市居住的我唯一的亲人、年龄比我大许多的姐姐那里度假。位于五马街的新华书店，又成了我假期读书的好去处。后来，姐夫调到瑞安县新华书店工作，我假期读书从书店的门市部，一直读到书店的仓库。 "文革"开始以后，学校停课，在那个人妖颠倒的日子，读书成了我劳作之余的全部乐趣所在。无论白天多累，晚饭后我总是习惯到县图书馆看书读报。我又到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站找书看，每找到一本，便视如至宝，购回阅读。冬日里，邻居小伙看中我一人之家，是最好的玩牌赌钱的地方，叫门再三，我装聋作哑，拒之门外，继续读自己的书。 我对地理一向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时，我国开始与较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每当与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报纸都要刊登有关这个国家的资料。我将这些报纸上抄来的资料和废品收购站找来的地理书上的资料，揉为一体，编写各国地理，举凡自然、经济以及政治情况，都有简要的说明。此外，又将中国各省的市县镇名称，以及报刊出现的大工厂的名字，分类抄写，汇编成文。又逐句背诵《宋词三百首》，模仿格律，试着写词。此外，介绍各国历史的著作、政治经济和哲学的教科书，以及中医中药的书，只要找到，无不浏览阅读。虽然我兴趣广泛，但当时无书可读，只好找到什么看什么。 1974年我应征入伍，来到大兴安岭当铁道兵。第一年在施工连队，繁忙艰苦的劳动和训练，又加缺少图书，我只能在有限的时间中读读报纸。第二年幸运地调到师机关，工作之余的读书时间多了。通过朋友的帮助，读了《第三帝国兴亡史》、《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文学名著，以及有关文学创作的书。 一本本图书，一张张报纸，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展示给我。一个个正面人物，成了我的朋友。我体会著书中蕴含的人生哲理、道德理念，领悟了人生的前进方向，书也成了我的导师。从国小三年级开始，我的各门成绩都在年级名列前茅，并始终担任年级学习委员。加上学校老师、村中干部和善邻的关心，尽管生活是那么的艰难，道路是那么的坎坷，我总是充满自信地成长，并没有因自己是孤儿而自卑或自暴自弃，没有因经历曲折而迷失方向，也没有形成孤僻的性格。 命运在书中改变 读书伴随我成长，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之所以能够从基层连队调到师机关，除了工作认真之外，主要靠我好读能写，给领导留下的好印象。1978年全师集中六七百名军人考生集训，参加全国统考，考上本科仅2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只有初二学历，如果没有多年的读书积累，那2人中肯定没有我。 我本科就读的东北师大是我国著名的师范大学，历史系更是拥有一批全国著名的教授以及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新秀，他们学识渊博，诲人不倦。当时，东北师大像我们这种因"文革"辍学的人极多，大家饱尝过失学的痛苦，无不刻苦读书。 1982年，我从东北师大毕业，报考杭州大学的历史地理专业，准备成为陈桥驿先生的研究生。然而，因外语不及格考研失败，被总政治部分到西安的第二炮兵技术学院政治教研室任教。在陈桥驿先生的多次写信鼓励下，第二年我再次报考历史地理专业，当年全国只有复旦大学的邹逸麟先生招此专业，二十多人报名。我有幸被录取，开始进入这所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江南名校。 入学不久，便考虑研究方向。我想，人生在世，首先要吃饭穿衣，经济是第一要务，那就研究经济。我对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以来的南方经济特别感兴趣，于是决定先从宋代开始。全国地域太大，要选一个区域，江南研究者太多，东南沿海丘陵研究者较少，于是选定宋代东南沿海丘陵的经济开发作为研究题目。谁料这个选择，竟是此后多年研究宋代历史的开端。我在东北师大读书刻苦，成绩不错，但到了读研究生时才知道原先学的仍极为浅显，因此到复旦以后加倍努力。当时历史地理所只有五六个研究生，借书不受限制，我每每提着旅行包去借书，看了不少的书。又喜欢到学校的文科报刊阅览室翻阅杂志，从第一架上的第一本开始，到最后一架上的最后一本结束，无论什么，拿起放下，看到感兴趣的便坐下来仔细阅读。这种没有目的、不分专业的阅读，对于开阔视野、学科综合，其实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当硕士论文《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经济开发》答辩时，谭其骧先生不问我宋代的问题而问我明代的问题，我从容回答，有根有据，得到老先生的青睐，将论文评为当时非常难得的"优秀"。我此后研究出唐入宋，从古到近，视野和思路尚觉宽广，或许也是得益于这种读书习惯。 至今为止，读书仍是我的第一兴趣，快乐之所在。如果一天不读书，不写几个字，便感到难受。积累至今，攒下满满一书房的书。我也从读书人，变成写书人，先后写过十余本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的著作。或许受我影响，我的一对双胞胎儿女从小也喜欢读书。我送他们的礼物，最多的就是书。每当我跑书店时，也带他们一起去，他们找他们喜欢的书，我找我需要的书。天长日久，他们的书也越来越多，学习的兴趣更与日俱增。由于这样的原因，他们从小都有很好的学习自觉性，很好的学习成绩，最后都考上不错的大学。儿子尤其好学，文科理科，天上地下，历史地理，几乎没有不要看的书，门门成绩都名列前茅，高中尚未毕业便被美国长春藤盟校、著名的Dartmouth College录取，并获全额奖学金。 我通过个人的经历，深刻地体会到"知识改变命运"。一个人，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可以没有知识;可以什么都喜欢，而首先要喜欢的应当是读书。财富需要，知识更需要。知识改变命运，知识自然也会给人带来财富。古代农业社会，有头脑的人靠"耕读持家"，即一边耕种，一边读书，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不缺。今天的社会，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也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对知识的追求更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著书　　1．古文観止译注（共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1年　　2．鹤林玉露（単著）中华书局　1983年　　3．宋宰辅编年録校补（単著）中华书局　1986年　　4．中国歴代名君（共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　　5．中国文化概覧（共著）东方出版社　1988年　　6．全宋文（共著）巴蜀书社　1990年　　7．全宋诗（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年　　8．白话二十五史精选（共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年　　9．全注全訳史记（共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年　　10．宋史选挙志訳注（2）（共著）东洋文库　1996年　　11．宋史选挙志訳注（3）（共著）东洋文库　2000年　　12．宋代の皇帝権力と士大夫政治（単著）汲古书院　2001年　　13．郷土中国訳注（共著）学习院大学　2001年　　14．中国语急就篇（単著）白帝社　2002年　　15．中国史略（単著）DTP出版　2006年　　16.朝野类要（附：朝野类要研究）（単著）　中华书局　2007年　　17.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 (单著) 中华书局 2010年　　18.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単著）　中华书局 2010年　　　19.宋史宰辅表考证（単著）　中华书局 2012年　　20.隆平集校证（単著）　中华书局 2012年　　21.范仲淹集（『儒蔵』204册）　（点校、単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论文　　【史学】　　1．『鹤林玉露』作者罗大経考 1982年　 『学林漫録』　五集　　2．『宋会要辑稿』证误 1984年　 『史学月刊』 第5号　　3．岳珂生平考述　1984年　 『文史』 第23辑　　4．『史记』辩误 1985年 『北京师院学报』 第1号　　5．论宋代相権 1985年 『歴史研究』 第2号　　6．昭君名キョウ考辩 　1985年 『江汉论坛』 第9号　　7．赵抃『御试官日记』考釈――兼论北宋殿试制度的演変 1986年 『东北师大学报』 第4号　　8．略论宋太宗 1987年 『社会科学戦线』 第4号　　9．蘇颂论 1988年 『浙江学刊』 第4号　　10．试论宋祁 1988年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第4号　　11．论宋代皇権 1989年 『歴史研究』 第1号　　12．试论导致庆暦新政失败的一个因素　 1990年 『学术月刊』 第9号　　13．『続资治通鉴』证误 1990年　『安徽史学』 第3号　　　14．「烛影斧声」事件新解 　1991年 『中国史研究』 第2号　　15．范仲淹三至杭州考実 1992年 『浙江学刊』 第2号　　16. 北宋党争与庆暦新政 1992年　『歴史』 第52期（台湾）　　17．皇帝権力に関する再论――あわせて富田孔明氏の反论に答える 1999年 『东洋文化研究』 第1号　（创刊号）　　（再録：『中国関系论说资料』第42号)　　18．「圣相」李沆――君臣関系のケースu30fbスタディー（1） 2000年 『中国社会と文化』 第15号　　（中国语訳は中国の『文史』第52号に掲载）　　19．「平世の良相」王旦――君臣関系のケースu30fbスタディー（2） 2000年 『东洋文化研究』 第2号　　（中国语訳は台湾大学歴史学系编『転変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研讨会论文集』に掲载）　　20． 皇帝権力に関する再论（その2）――思想史の视点からの展开 2001年 『东洋文化研究』 第3号　　（再録：『中国関系论说资料』第45号）　　21．「倭」の本义考――あわせてその意味変迁を论ずる 2001年 『「つくる会」の歴史教科书を斩る』、日本侨报社　　22．王安石の新法――「祖宗法るに足らず」 2002年 月刊『しにか』第13巻第1号　　23．代王言者――以宋真宗朝翰林学士为中心的考察 2002年『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　　24．『鹤林玉露』著者罗大経に関する再考　 　2004年 『东洋文化研究』 第6号　　25．『宋史u30fb宰辅表』辨误　 2004年　『文史』　第66辑　　　26．徽宗と蔡京――権力の络み合い――　2004年　『アジア游学』　第64号　特集「徽宗とその时代」　　27．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以范仲淹为中心的考察　2005年　『宋史研究论丛』　第6辑　　　28．科擧停废的歴史――立足於元代的考察　2006年　『科擧制的终结与科擧学的兴起』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9.左右天子为大忠――君臣関系个案研究之三　2007年　『「さんずい+亶」渊之盟新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30.『朝野类要』编撰者赵升考　2007年4月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9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31.『宋史u30fb宰辅表』考证（补正篇）　2007年12月　『宋史研究论丛』　第8辑　　　32.走向象徴性的皇権　2008年7月　『宋史研究论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33.佞臣如何左右皇权：以北宋王钦若为例 2008年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第48期　香港中文大学　　　34.「烛影斧声」与宋太祖之死（柱斧考）　2008年　『文史知识』第12期　中华书局　　35.超越：一个「贰臣」的贡献――索隠歴史尘埃中的细节 2008年 『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 中华书局　　36.宋代権相第一人（上）――君臣関系箇案研究之五：丁谓论　2009年『河南大学学报』第4期　　37.宋代権相第一人（下）――君臣関系箇案研究之五：丁谓论　2009年『河南大学学报』第5期　　38.范仲淹生平事迹记载考辨――『范文正公年谱抉误』 2009年 『范仲淹研究文集(五)』 北京大学出版社　　39.『宋季三朝政要』考述　2009年『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　人民出版社　　40.金榜题名後：「破白」と「合尖」――宋元変革论実证研究挙隅之一　2009年『国际社会科学雑志』第26巻第3期　　41.皇权再论　2010年 『史学集刊』第1期　　　42.崔与之事迹系年补考　2010年7月　『崔与之与岭南文化研究』　人民出版社　　43.「百世闻之尚激昂」――读菊坡诗　2010年7月　『崔与之与岭南文化研究』　人民出版社　　44.醉翁之意不在酒――漫谈宋太祖与酒　2011年2月　『文史知识』第2期　　45.配享功臣:盖棺未必论定――略说宋朝官方的歴史人物评価操作　2011年10月　 『史学集刊』第5期　　46.「宁鸣而死，不黙而生」――范仲淹『霊乌赋』发覆 　2011年11月　『文史知识』第11期　　47.写意黄公望――由宋入元：一个人折射的大时代　2011年『国际社会科学雑志』第28巻第4期　　48.「内擧不避亲」――以杨万里为个案的宋元変革论実证研究　2012年3月　『北京大学学报』第49巻第2期　　49.「范仲淹」问世――文正帰宗更名考实　2012年6月『文史知识』第6期　　50.『宋季三朝政要』辨误　2012年6月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4辑　　51.『隆平集』释疑　2012年6月　台湾『辅仁歴史学报』　第28期　　52.李元昊七娶 2012年11月 　『文史知识』第11期　　53.范吕解仇公案再探讨　2013年3月　『歴史研究』第1期　　54.「镜古孰非殷监呈」：『銭塘遗事』考述　2013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40巻第4期　　55.『隆平集u30fb夏国传』笺证　2013年11月　『呉天[土+犀]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56.小官僚，大投射：罗大経仕履考析――――宋元変革论実证研究挙隅之三　2014年1月　『文史哲』第1期　　　【思想史】　　1．孔子天命観新探 1982年 『哲学研究』 第2号　　2．譲歩政策理论渊源初探 　1982年　『史学月刊』第4号　　3．中国経学史漫谈 1988年 『歴史教学』 第5号 　　　4．宋代士大夫の精神世界の一侧面――范仲淹を中心に 2000年 『东洋学报』 第82巻第2号　　5. 『论语』开篇发覆　2008年　『现代哲学』第5期　　　6. 将错就错：宋代士大夫「原道」略说　2009年　『学术月刊』第4号　　【文献学（书志学）】　　1．『鹤林玉露』版本源流考 　1985年 『艺文志』 第3集　　2.『宋宰辅编年録』考述 1986年 『古籍整理与研究』 创刊号　　3.『建炎以来繋年要録』略论 1987年 『史学月刊』 第2号　　4. 漫说『宋史』　 1987年 『书品』 第2号　　5.『続资治通鉴长编』佚文辑考 1988年 『宋史研究通讯』　第1号　　6. 二十四史汇刊本述略 1988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 188号　　7.『呉郡図経続记』考述　 1988年 『蘇州大学学报』 第4号　　8.『宋景文集』版本源流考 　 1988年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第4号　　9.『宋朝事実类苑』雑考 1990年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第5号 　　　10. 宋代玉牒考 1991年 『文献』 第4号　　11. 日本东洋文库所蔵『四库全书』文源阁本『草庐集』考述 1994年 『中国书目季刊』 28巻第2号（台湾）　　12.『范仲淹集』版本问题考辩 1996年 『国家図书馆馆刊』 第85巻第1号（台湾）　　13.『黄帝内経素问』版本源流考 1997年 『国家図书馆馆刊』 第86巻第1号（台湾）　　14..『朝野类要』（附：朝野类要研究）前言　『书品』第1号　2008年第1号　　15.略述『朝野类要』的成书与流传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9年第1号　（北京大学）　　16.流出海外的『清实録』――记日本东洋文库所藏「大红绫本」　『书品』　2009年第3号　　17.『朝野类要』现存版本考述　2010年4月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辑　　18.「礼失われて诸を野に求む」――実例で和刻本汉籍の価値を试论　2009年3月　『东洋文化研究』第11号　　（中国语版：「礼失而求诸野」――従自身研究経歴看和刻本汉籍の価値　2011年6月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3期）　　19.略述明清时代文献対『朝野类要』的徴引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10年第3号　（北京大学）　　20.「尽信书不如无书」：透过『朝野类要』看『四库全书』对文献的改窜『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及集刊』第11辑2011年12月　　【校勘学】　　1. 略谈古籍校勘底本的选択 　1986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第165号　　2. 古籍校勘与音韵 1987年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第4号　　3. 略论古籍校勘的范囲 1987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第177号　　4. 典章制度与古籍校勘 1987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第178号　　5. 略谈古籍的校勘记 1987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第180号　　6. 歴史年代与古籍校勘 1988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第186号　　7. 略谈他校的取材　 1988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第187号　　8. 略谈本校的両个问题 　1988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第188号　　9. 歴史地理与古籍校勘 1988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第191号　　10. 略谈古籍的校改 1988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第193号　　11. 略谈古籍点校本的失校 1988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第194号　　12. 関於古籍校勘中脱文的処理 　1989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第205号　　13. 略谈古籍引文的校勘 1989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第207号　　14. 略谈古籍校勘中的辩伪问题 1989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第215号　　15. 関於推算歴史人物生卒年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 1989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15号　　16. 说版本校　 1990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 221号　　17. 略谈古籍的「点校说明」 1990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第227号　　18.「襄王枕上元无梦」――略谈理校 　1990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第229号 　　　19. 略谈古籍校勘 　2008年2月『古籍整理与出版専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凤凰出版伝媒集団　　20. 汉籍の版本调査と鉴定について――その常识と非常识―― 2011年12月　『东アジア书志学への招待』第1巻　东方书店　　【文学】　　1．试论『诗経u30fbヒン风u30fb七月』作者的阶级地位――兼谈对『七月』研究的一点看法　1979年『教学与进修』 第2号　　2．歴史上的岳飞与小说中的岳飞 1981年 『文史知识』　创刊号　　3．岳飞诗词辑考　 1988年 　『岳飞研究』　1集 　　　4．「范成大交游考略」补正　 1991年　 『文学遗产増刊』 第17集 　　　5． 断语不可軽下――也谈岳飞「満江红」词的真伪 1981年 『宁夏大学学报』 第4号　　6． 范仲淹与北宋古文运动 1997年 『大陆雑志』　第94巻4号（台湾） 　　　7．二宋年谱　2008年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第10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8．闲话「野水无人渡」　2012年8月　『文史知识』第8期　　9．「子道自能久」――读欧阳修『重读徂徕集』诗　2013年8月　『文史知识』第11期　　10.哈哈镜的真实――歴史与文学漫谈　2014年3月　『文史知识』第3期　　　【言语学】　　1.中国语における指示代名词の性格について 1996年 『ク沫集』 第9号　　2.会话场について――言语场论（その1） 2001年『千叶工业大学研究报告』 人文编 第38号　　(再録：『中国関系论说资料』 第45号）　　3.中国语指示代词に関する再论 2003年 『千叶商大纪要』第41巻第1u30fb2合并号　　4.ニュアンスをどう捉えるか――中国语教学现场からの研究覚书（1）――　2005年　『庆应义塾　外国语教育研究』　创刊号　　その他　　【翻訳】　　1．日本五代宋元史研究近况（近藤一成原著） 1985年 『宋史研究通讯』 第4号　　2．论宋代官制的発展（梅原郁原著） 1986年 『宋史研究通讯』 第5号　　3．日本五代宋元史研究近况（木田知生原著） 1989年 『宋史研究通讯』 第1号　　4．日本五代宋元史研究近况（本田治原著） 1990年 『中国史研究动态』 第3号　　5．「文明」的悲剧（稲畑耕一郎原著） 1990年 『思与言』 第28巻（台湾）　　6．日本五代宋元史研究近况（大岛立子原著） 　1991年 『中国史研究动态』 第1号　　7．英国的中国学（上）（近藤一成原著） 1993年 『汉学研究通讯』 第12巻3号　　8．英国的中国学（下）（近藤一成原著） 1993年 『汉学研究通讯』 第12巻4号 　　　【书评】　　1．史学名家的労瘁之作――『世说新语笺疏』述评　1985年　『中国社会科学』　第4号　　2．『元豊九域志』点校本述评 1985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第141号　　3．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评『三国志选注』 1985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第141号　　4．拓荒者的耕耘――评『唐代仓廪制度初探』1986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第163号　　5．考源校譌,语林増辉――评『唐语林校证』 1988年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第189号 　　　6．近藤一成教授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　2010年『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1号（创刊号）　　【辞书编纂等】　　1. 出版词典（共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2年　　2. 中国大百科全书（担当执笔部分：『册府元亀』の条）（図书馆学u30fb档案学u30fb情报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　　3.世界のなかの江戸u30fb日本（担当执笔部分：汉籍解说） 江戸东京博物馆 1994年　　4. 宋会要辑稿食货索引（共编）（职官编） 东洋文库 1995年　　5. 古汉语知识辞典（共编u30fb担当执笔部分：文献学）　中华书局　1996年、再版2004年　　【エッセイ】　　1．治史尤応専 1987年6月17日付 『光明日报』史学面　　2．中国の正月今昔谈 2002年 月刊『アジア游学』第46号　　3．外来语　优れた表记の伝统复活を 『朝日新闻』「私の视点」（2004年7月17日付き）　　4．遣唐使井真成の墓志　作者は中国人なのか　『毎日新闻』夕刊　8面　（2005年9月1日付き）　　5．歴史教科书　东アジア共通を目指せ　『朝日新闻』「私の视点」（2007年2月27日付き）　　6．.中国における皇帝権力の実态再考（讲演记録）　2007年　『学习院史学』第45号　　7．なぜ东アジア共通歴史教科书づくりなのか　『理戦』季刊志第88号（2007年5月夏号）　　8．「此情可待成追忆」――追忆日本宋史学者中嶋敏先生　『中国史研究动态』第2号（2008年2月）　　9．「中国」考（讲演记録）　『东洋文化研究』第10号（2008年3月）　　10.　无声の革命　『かけはし』第17巻90号（2009年2月）　　11.　赵匡胤　五代十国を终结させ文治时代を开く　『歴史読本』2009年10月号　　12.『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権力场』前言　『书品』　2010年第 2 号　　　13.范仲淹『题叶氏巻』诗当属伪作　『中国文物报』　2011年3月9日　　14.琉球与日本：江蘇省文物保护単位琉球国京都通事郑文英墓说明文字指瑕　『中国文物报』　2011年7月13日　　15.此东京非彼东京――読久保田和男『宋代东京研究』　『文汇読书周报』（2011年10月23日付き）　　16.「汉语」和「汉学」表述商兑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0月18日付き）　　17.『宋史宰辅表考证』前言　『书品』　2012年第6号

<新周报>里边记载的历史事件都比较有代表性,并且还有评价...希望对您能有素帮助

根据材料中的内容“（联合国成立之初）《联合国宪章》是一部美国的文献。”可见联合国是美国霸权的工具，结合二战后初期国际背景答出即可；根据材料二可以看出第三世界的国家在联合国中的作用的转变，原因考虑60年代的背景即可；第三问结合材料只要言之合理即可；最后是对联合国作用的综合评价，既要谈到其积极也要涉及其局限所在。

是的，当时英国为了逼迫清政府开通商口岸，就向中国倾销鸦片，因此导致鸦片战争爆发。

2010年01月2日资料古代幌子广告民俗行业49 views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这篇文章是多年前在图书馆读《史学月刊》时看到的，当时复印下来回家录入，一晃就快十年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可不象昨天的事么，还能看到自己骑着自行车乱逛呢。那时的我在3asian开了一个论坛，出于责任找一些这样的文章来发，便是这一篇，因论坛是繁体，所以可见这篇论文全部转成了现在的样子，当时知识浅薄得很，繁简转换时一定有很多错误。前几天写文章时正好写到幌子，便上网搜寻，却发现那个论坛早已没了影子，网上也无处可搜，后悔当初没在其他地方另发。今天查看硬盘，五六层目录下来，突然看到这样的名字，亲切之极，以前的一幕又出现在眼前。更可喜的是文前还有一段幼稚的　按语，看了不禁一笑，我是个有点怀旧的人，权把它留在这里了，其他也一仍其旧。chinaandersen案: 中国古代店铺前的幌子是极富民族特色的一种民俗文化，其源流久远，曾出现过无店不招，无店不幌的盛况。影响所及，就是在现在，民间也还留有它的影子。而且它还常常进入诗歌作为一种点缀，以招摇情性;在小说中写到它时又是极有情致的一景。<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一文，虽著眼点在”广告”二字，却也写出了幌子的大致流变，颇能使人瞭解”幌子”这一中国特有的民间文化。看到这篇论文时特别欢喜，故抽空将其录出。由於原文比较长，一时不宜录完，便以原文章节析之，分为五次发帖。为便於查考，每帖均附原文参考资料於後。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幌子广告溯源 本文录自<史学月刊>2002年第九期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杨海军(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关键字]幌子广告;图腾崇拜;行业标志;民俗文化[摘要]中国古代幌子广告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幌子广告的出现与原始人的图腾崇拜有著最直接的渊源关系。幌子广告的发展则与行商坐贾的分化不无关系。中国古代幌子广告类型众多，但概括起来，主要分为形象幌子,标志幌和文字幌三种基本类型。幌子广告具有鲜明的行业特点，是中国古代民俗文化的载体。[中图分类号]K203;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9-0087-06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YANG Hai-jun(News &.Media School,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Henan China)Key Words:sign advertisement;totem worship;industry mark;custom cultureAbstract: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 had a long history.Emergence of sign advertisement had direct causality to totem worshiped by primitive people,while development of sign advertisement had close connection with tradesmen differentiation.Although diverse in kind,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 mainly consists of three sorts:image sign,mark sign and written word sign,Advertisement is the body carrying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and had salient industry feature.幌子广告是我国古代最具民族特色的广告表现形式之一。因其造型独特,形式各异且多出自民间而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幌子广告蕴含著丰富的民俗文化，在我国古代广告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幌子广告溯源幌子广告伴随著人类的信息交流活动而产生，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其表现形式逐渐多样化。人类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及与自然的抗争中开始用形体语言进行交流和沟通，用纹身艺术和佩带饰物表达喜怒哀乐和传递信息，用特殊的气味,颜色和形象进行识别，这些，都是幌子广告产生的物质基础。其中，幌子广告的出现与原始人的图腾崇拜有著最直接的渊源关系。图腾崇拜产生於母系氏族早期，其特点是人们把某一种动物或植物及某种自然现象当著氏族的亲属或祖先，或当著本氏族的保护神加以崇拜。图腾崇拜发生於人类社会的狩猎,采集时代，因此，崇拜的对象以动物占大多数。如美洲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联盟的塞纳卡部落有8个氏族，他们的图腾分别是狼,龟,海狸,熊,鹿等，各氏族还以这些动物的名字作为氏族的名称⑴。我国<诗经>中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汤”的记载⑵，说明商族的图腾是”玄鸟”，即今天所说的燕子。图腾崇拜是世界各地普遍存在著的历史现象，对於氏族来说，具有精神纽带作用，起著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利益的功效。同时，共同的信仰也有利於氏族成员形成共同的心理,风气。更为重要的是，图腾往往又是氏族的名称和标记，对外具有氏族徽号的性质，具有识别功能。这些徽号，可视为原始幌子广告的雏形。国家形成後，一些国家的国徽,族徽,王冠的图形仍使用动,植物的图案，因比较多地使用在旗帜上，也可以看作是非商品性质的幌子广告。幌子广告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中形式逐渐多样化。具体来说，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的出现与行商坐贾的分化直接关联。春秋战国时期，商人阶层开始分化为行商和坐贾。关於行商和坐贾，古籍有这样的描述:”商之为言章也，章其远近，度其有无，通四方之物，故谓之为商也;贾之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待以民来，以求其利者也。故通物为商，居卖曰贾”⑶。行商走村串寨进行交易，所使用的多为口头广告和现场演示广告。坐贾则固定在一定的场所或租用固定的店铺进行经营;为了招徕顾客，商人们开始把陈列於市的实物悬挂在货摊上或店铺上以吸引买主，这样，在实物陈列广告的基础上，演变和发展成了招牌,幌子等广告形式。关於较早的幌子广告，古籍中也多有描述，<韩非子>曾记载了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无不陷也"。”⑷(难一)这裏所提到的矛和盾实际上是幌子广告的原始形态，而实物招幌的记载在古籍中也能见到。<晏子春秋u2022内篇u2022杂下一>载:”君使服之於内，犹悬牛首於门，而卖马肉於内也。”⑸这种实物幌子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较为成型的幌子广告的出现，即表,帜,帘等，这类形式的幌子广告实际上是对实物幌子高度抽象化的结果，这种较成型的幌子广告在古籍中也有记载:”宋人有沽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⑹(外储说右上)这些记载充分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出现由陈列广告演化而来的实物幌子广告，实物幌子广告高度抽象化，不仅使实物广告的类型更加丰富多样，也使表,帜,帘等成为这一时期较为定型的幌子广告表现形式。* 该文为河南省教委社科资助项目”中外广告史研究”选题之一。参考文献：⑴摩尔根.古代社会[M].三联书店,1978.⑵林耀华,原始社会史[M].中华书局,1984.⑶白虎通义[M].⑷韩非子[M].⑸曲彦斌.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⑹新华字典[M].商务印书馆,1980.⑺阵培爱.中外广告史[M].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⑼施耐庵.水浒[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⑽翟灝.通俗编[M].⑾中国风俗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⑿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⒀尚洁.天津的商业招幌[J].民俗研究,1990.(4)⒁曲彦斌.古今招幌[J].百科知识[J],1990.(11)⒂余明阳,陈先红.广告学[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⒃张则忠,古今中外广告集趣[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幌子”释义的衍化 本文录自<史学月刊>2002年第九期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杨海军(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幌子”释义的衍化从幌子的溯源可以看出，所谓幌子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由图腾崇拜演化而来，传达政治,文化信息的幌子广告，这类幌子主要传达的是政治或军事信息;另一种类型则是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中产生，由陈列广告演化而来的实物广告的高度抽象化且较为成型的表,帜,帘等幌子广告形式。这种类型的广告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幌子的”幌”是指帐幔,帘帷，也就是表,帜,帘的不同说法。但这种理解显然过於狭隘，没能把握住幌子广告的内涵和外延。国内也有的学者把招牌和幌子放在一起来描述，称之为招幌，并解释如下:”招幌，是"招牌"与"幌子"的复合式通称，是工商等诸行业用以宣传所经营的内容,特点,档次等招徕信息的视觉标识”⑸;有的学者则把幌子广告与招牌广告混为一谈，认为幌子就是指商店门前的一种标志物尚好理解，但说幌子是商店门前的招牌却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此，我国学者也对幌子广告与招牌广告进行了区分，如有的学者认为:”招牌最初是一种无字的布帘，以後帘上题写了店铺名号，继而又以木牌代替布帘，在木牌上题写文字，多用以指示店铺的名称和字号，可称为店标。幌子原指布幔，後被引申为酒旗的别称，并逐渐扩展为各种行业标记的专称。幌子主要表示经营的商品类别或不同的服务项目，可称为行标。”⑺这种表述指出了招牌广告与幌子广告的不同，对於我们理解幌子释义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我国学者大多数人认为实物幌子只是幌子广告的雏形，即使是抽象化的实物幌子也不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幌子的原始含义就是指布幔，是商人高悬在摊位或店铺上方的长方形布幔，作招徕顾客之用。因形状像门或窗帘，也称之为帘帷。初始有的有文字,图案，有的则无，多为青色，称为青帘。这种认识强化了幌子在特定时期内以表,帜,帘为主体的特殊形态，而忽视了幌子从原始的实物雏形到较为成熟的”酒旗”和各种类型的高度抽象化的实物幌子的演变过程。唐代饮酒之风日盛，酒店多悬挂长方形布幔，中间书写斗大的”酒”字，幌子就被引申为酒旗的别称，称为酒幌。因数量众多，渐成风气，便有了”酒旗风”之说。在中国古代文献裏，对酒幌的称谓不同，较常见的有”望子”, ”招旗”, ”引招”, ”换招”, ”拦路旗”等称呼。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裏就有”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之说。⑻(中秋)<水浒传>中也有:”当日晌午时分，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挑著一面招旗在门前”的记载⑼。关於酒幌，有两个问题需特别说明:其一是唐宋时期酒幌普遍存在且称谓众多，这裏的酒幌主要是指酒旗，酒旗虽是这一时期酒幌的主要形式，但其他类型的酒幌也依然存在，如酒葫芦,醉仙,草帚等，在文献裏均有记载。关於草帚，<水浒传>裏有这麼一段文字:”远远地杏花深处，市梢尽头，一家挑出个草帚儿来。智深走到那裏看时，却是个傍村的小酒店。”⑼这裏的草帚，就是小酒店的招幌。其二是酒旗经过历代发展，到宋时作为幌子其表现形式虽已相当成熟，但作为其原始形态的青帘或者说是青布酒旗这种原始形态却被较好地保存下来。<水浒传>记载:”宋江……正行到一座酒楼前过，仰面看时，旁边竖著一根望竿，悬挂著一个青布酒旗子……”⑼这段文字说明，直至宋代，青帘作为酒幌依然存在。以上提到的只是名称和类型的变化，实际上，从原始的布幔出现开始，幌子广告就逐渐发展,衍化，从形式到内容都逐步走向成熟。首先是形状的变化。葫芦形,铜钱形,帽形,灯笼形,三角形,菱形,及各种实物形状的幌子广告的出现，打破了布幔特有的长方形形状，使幌子广告的表现形式日益丰富多彩。因不同形状的幌子广告均有特定的含义，代表不同商品的经营类别，因此，幌子广告逐渐成为各种行业的特殊标记。这裏需要提出的是，因幌子的类型不断增多，其形状便逐渐固定下来，有些具有鲜明行业特徵的幌子广告实际上就是店家所售商品放大或缩小的模型，有的就乾脆悬挂商品实物，前文提到的:”君使服之於内，犹悬牛首於门，而卖马肉於内也”，客观反映了以实物作幌子的事实。因此，也有人称此类幌子广告为悬物广告或实物广告。其次是制作材料的变化。制作幌子广告的材料，由最初的布质逐渐向木质,铜质,铁质,棉,绒,线,及复合材料扩展，使幌子广告制作的工艺更为复杂，外形更加美观，除了识别作用外，其装饰作用也日趋明显。在诸多制作幌子广告的材料中，木质材料使用较为广泛，许多悬挂在店铺门前，用木质材料制成，写有简单文字如”茶”,”当”或绘有简单图形的平面幌子广告往往被人们视为招牌广告或招牌广告的原始形态。参考文献：⑴摩尔根.古代社会[M].三联书店,1978.⑵林耀华,原始社会史[M].中华书局,1984.⑶白虎通义[M].⑷韩非子[M].⑸曲彦斌.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⑹新华字典[M].商务印书馆,1980.⑺阵培爱.中外广告史[M].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⑼施耐庵.水浒[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⑽翟灝.通俗编[M].⑾中国风俗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⑿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⒀尚洁.天津的商业招幌[J].民俗研究,1990.(4)⒁曲彦斌.古今招幌[J].百科知识[J],1990.(11)⒂余明阳,陈先红.广告学[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⒃张则忠,古今中外广告集趣[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幌子的不同称谓及分类 本文录自<史学月刊>2002年第九期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杨海军(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幌子的不同称谓及分类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幌子有不同的称谓，古籍中也有不同的表述，如前所述，较常见的为”幌”或”招幌”，较固定的则为”表”, ”帜”, ”帘”等。其馀的称谓还有”旗”, ”标”, ”望”, ”招”, ”牌”等。幌,幌子,招幌的称谓最为常见。这种称谓何时出现，何时又为人们广泛使用而约定俗成，似乎无从考证，但人们还是对其出处进行了一番探究。清翟灝认为”幌”有可能是”望”的讹音，他指出:”按今江以北，凡市贾听悬标识，悉呼望子。讹其音，乃云幌子。”⑽(器用)有些学者指出，这种解释有些勉强，认为幌本指帷帘，人们根据酒旗形制如帘而引申称酒幌，进而泛指各种招幌，至於这种情形何时出现，人们根据明代<如梦录>中曾有”铁鞋幌”的记载，推断至少在明代已开始以幌泛指酒招之外的一般招幌子⑾。但是”幌”的用法却很早，如晋张景阳<文选u2022七命>有”重殿叠起，交绮对幌”的记载，唐陆龟蒙在<和初冬偶作>中也有”小炉低幌还遮掩，酒滴灰香似去年”的诗句。表。多指酒旗，或是酒旗的别称。对於这种称谓，古书也有提及，如<晏子春秋u2022内篇u2022问上>就曾写道:”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清，置表甚长，而酒酸不售。”这裏的”表”显然是指酒旗,酒幌。帜。也为酒旗的别称。如前所述，<韩非子u2022外储说右上>描述如下:”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帘,青帘,布帘,帷帘。多指酒旗，也可视为酒旗的别称，也称酒帘,酒幌。这种称谓较为固定，在古人的诗词中，多有提及。唐李中<江边吟>:”闪闪酒帘招醉客，深深绿树隐啼莺。”刘禹锡<鱼复江中>:”风樯好往贪程去，斜日青帘背酒家”等，均提到这种称谓。标。指草芥,草标,草帚。一般插在所售物品上，作为出售的标志物，由於在民间交易过程中被广泛使用，便约定俗成地成为具有特定意义的招幌。<水浒传>曾提到草标：“杨志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上市去卖。”这裏的草标就成为特定意义的招幌。望,望子,酒望,望竿等。也是酒店门前的酒旗,酒幌。如前所述，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u2022中秋>中曾描述:”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招,引招,换招。招幌的简称，因有招徕顾客之意，故称之为”招”。既可以指酒旗，也可以指能携带,可移动的有字招幌。<水浒传u2022供人头武二郎设祭>载:”那婆子取了招儿收拾了门户，从後头走过来。”这裏的”招儿”指的是酒店的酒幌。牌。招牌的简称。这裏的招牌，指的是书写有店名,字型大小或经营内容的字招，也称之为标志幌，既有招牌的特点，又具有幌子的功能。关於二者的区别，下文有详细敍述，这裏不再赘述。多年来，我国学者对幌子广告进行了不同的分类，由於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分类方法上有较大差别，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一书中将幌子分为七种不同的类型:实物幌,模型幌,商品附属物幌,暗示幌,灯具幌,旗帘幌和文字匾牌⑿。尚洁在<天津的商业招幌>一文中将幌子分为九类:实物幌,模型幌,包装物幌,暗示幌,灯具幌,旗帘幌,文字幌,图案幌及图文并茂的幌子⒀。曲彦斌在<古今招幌>一文中将招幌分为五大类:即实物幌,模型幌,象徵幌,特定标志幌和文字幌⒁。尽管我国学者对幌子广告的分类存在著认识上的差异，但对某一类具体幌子广告的解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实物幌:一般被认为是悬挂在商店或店铺上方的实物商品,所售物品。有些稍加修饰，有些则保持商品的原貌。模型幌:这是在实物幌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较为成型的广告形式，主要是把商品实物加以放大,缩小,夸张,变形，形成较为固定的形状，这类幌子，有的夸张甚巨，有的则更加美观,精致。制作材料以木质为主，它辅以和商品相关联的其他材料。象徵幌:是模型幌高度抽象化的结果，象徵幌可分为借代性象徵幌。如酒店挂酒坛,悬酒壶等;隐喻性象徵幌。如饭店挂笊篱等;图画幌。图画内容抽象或直接反映经营的品种,类型或内容。特定标志幌:以特定的标志来代表经营的类别或经营的品种，这裏所说的特定就是指约定俗成，经营者和顾客均能理解的特定标志，如寿衣店门前逾尺高的黑靴子，理发店门前的白布帘，清真馆门前的蓝色布帘等。文字幌:在布帘,酒旗或实物,抽象的模型上书写特定文字的幌子广告。又分为单字,双字,多字文字幌。这种类型的幌子广告为数众多，如典当铺的”当”字，旅馆的”店”字，酒店的”酒”字。有的字数甚多，如<水浒传u2022景阳岗武松打虎>就提到景阳岗山脚下酒店的酒旗上上书”三碗不过岗”五字，更有甚者，如老北京德爱堂药房的冲天招牌上面写有”德爱堂沈家祖传七代小儿七珍丹，只此一家”，多达十馀字，创文字招幌字数较多的记录。统观以上分类及对不同类型幌子广告内容的说明。笔者认为，从幌子广告的起源及幌子广告的性质看，幌子广告可以分为传达社会生活信息的幌子广告和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由於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占据著重要地位且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因而，其表现形式也较之前一种类型的幌子广告更加丰富多彩。笔者认为，从其自身发展,演化的规律看，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可以概括为形象幌,标志幌和文字幌三大类型。参考文献：⑴摩尔根.古代社会[M].三联书店,1978.⑵林耀华,原始社会史[M].中华书局,1984.⑶白虎通义[M].⑷韩非子[M].⑸曲彦斌.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⑹新华字典[M].商务印书馆,1980.⑺阵培爱.中外广告史[M].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⑼施耐庵.水浒[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⑽翟灝.通俗编[M].⑾中国风俗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⑿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⒀尚洁.天津的商业招幌[J].民俗研究,1990.(4)⒁曲彦斌.古今招幌[J].百科知识[J],1990.(11)⒂余明阳,陈先红.广告学[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⒃张则忠,古今中外广告集趣[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形象幌,标志幌和文字幌

终于太初四年。此说有过详细论证。（参考《〈史记〉终于太初四年考》，刘志平，《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

西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刘再聪教授为首席专家申报的“唐朝‘村"制度与中国古代基层行政制度‘西进化"历程研究”项目，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资助，经费35万元。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招标选题研究方向

1.丁建定：《构建我国新型城市社会救助制度的原则与途径》，《东岳论丛》，2009年第2期。2.丁建定：《从“首次雇用合同法案”的流产看法国青年就业政策改革的艰难》，《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7期。3.丁建定：《和谐社会建设需要构建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人口与经济》，2009年第3期。5.丁建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中的问题与完善对策——以武汉市武昌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为研究对象》，《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9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09年第1期全文转载。6.丁建定：《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及其评价》，《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2期。7.丁建定：《〈贝弗里奇报告〉及其评价》，《社会保障研究》（京），2007年第1期。8.丁建定：《科学技术进步与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就业变化》，《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年第1期。9.丁建定、孙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福利整合》，《长安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06年第9期全文转载。10.丁建定：《当代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背景与措施》，《中国社会保障》，2006年第4期。11.丁建定：《当代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背景》，《南都学坛》，2006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06年第10期全文转载。12.丁建定：《社保改革:施罗德在反对声中蹚水而行》，《中国社会保障》，2005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05年第8期全文转载。13.丁建定、柯卉兵：《发达国家积极就业政策及其启示》，《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04年第7期全文转载。14.丁建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失业保障制度》，《南都学坛》，2004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10期摘登。15.丁建定：《北欧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南都学坛》，2003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3期摘录。16.丁建定：《瑞典和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17.丁建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际论坛》，2003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03年第12期全文转载。18.丁建定：《当前社会保障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国社会保障》，2002年第1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03年第4期全文转载。19.丁建定：《英国国家养老金制度及其启示》，《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20.丁建定：《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1870-1914)》，《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21.丁建定：《撒切尔政府时代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欧洲》2001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02年第3期全文转载。22.丁建定：《工人阶级与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23.丁建定：《英国在西欧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历史地位》，《欧洲》，2000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00年第7期全文转载。24.丁建定：《保守党与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关系》，《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01年第4期全文转载。25.丁建定：《1870—1914年英国的济贫法制度》，《史学集刊》，2000年第4期。26.丁建定：《试论近代晚期西欧的社会保障制度》，《史学月刊》，1997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保障制度》1997年第6期全文转载。27.丁建定：《试论近代晚期西欧各国的社会保险立法》，《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1997年第4期全文转载。28.丁建定：《近代英德两国社会保险立法比较研究》，《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1996年第3期全文转载。29.丁建定：《略论1911年英国的国民保险法》，《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1．《近代华北农村における搭套惯行》，（社）中国问题研究所《中国研究月报》，1999年3月，总613号；　　2．《从近世到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结合的变质》，《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　　3．《日本学者对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思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中华书局，2001年5月；　　4．《中国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学》，严昌洪编《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　　5．《近代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条件?农耕结合?村落共同体》，《中国农史》，2003年3期；　　6．《遭遇与机遇：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11期；　　7．《19世纪天津、烟台的对外贸易与传统市场网络》，《史林》，2004年4期；　　8．《清代法制史研究路径探析》（合作），《史学月刊》，2004年8期；　　9．《近代中国农村的村民结合与村落共同体——旧华北农村农耕结合形式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6月。　　10．《19世纪华北青苗会组织结构与功能变迁——以顺天府宝坻县为例》（合作），《清史研究》，2006年2期。

梁启超在爱国救亡中的报刊活动及特色 作者：管艳霞文章来源：傲视传媒网浏览：394 次 中文摘要：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在爱国救亡的过程中，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从事报刊活动。该文分析了梁启超在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的报刊活动，并总结了他在办报活动中体现的六种特色：形成时务文体；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辨证体现；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使中国近代形成第一次办报高潮；过分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 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近代宣传启蒙思想的先锋主力，为了救亡图存，发起参与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民主化现代化运动。在追求民主化道路中，梁启超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从事报刊活动。他的报刊活动不仅推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而且对社会起到思想启蒙和教育的作用，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 梁启超在各个时期的报刊活动 (二)戊戌运动时期 梁启超为推行变法，先行办报制造舆论。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他主编的近代中国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在京城引起轰动，“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①，后被查封。梁启超看到了报刊的巨大作用，“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②。梁启超又《时务报》为中心，宣传维新变法。数年之后，梁启超不无得意地回忆道：“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③自《时务报》创办至1898年3月梁启超在《时务报》论说中居于核心地位。他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以《变法通议》一文最为著名，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维新思想文化运动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二)启蒙运动时期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主办的报纸是《清议报》、《新民从报》和《时报》，其中尤以《新民从报》影响最大。 1898年12月23日，他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倡导民权，启发民智。《清议报》言论思想内容中的进步与落后交织、积极与消极并存的状况，伴随着该报始终。它反映出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此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1899年康有为赴加拿大后，梁启超冲破了康有为的束缚，他在《清议报》上大力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攻击西太后及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保皇党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以梁启超为首的叛逆集团，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排满”、“革命”的维新派人士。但多数爱国华侨对革命尚缺乏明确认识，保皇维新的主张仍有很大市场，梁启超对以往的主张产生了怀疑，康有为又以师生之情感化他，梁启超那股革命热情逐渐淡化，从革命又变为保皇。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及其师康有为的多方掣肘，使他无法迈出革命的一步，最终还是回复到保皇的轨道。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办起了《新民从报》。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大力鼓吹民权、共和、革命和破坏，并且大量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涉及到西方人物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等近百人。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中，进行国民启蒙，提倡改造国民素质。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毛泽东、郭沫若、胡适等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颇有启迪。美国之行后，思想言论大变的梁启超不再谈种族革命，宣布与共和长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猛向前发展时，《新民从报》的宣传方针和内容不断发生变化和倒退。1904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发表了《新民说论私德》，公开反对革命。后来梁启超又在《新民从报》上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新民从报》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此外，梁启超还主持创办了其他一些报刊。1903年，他创刊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大部分用白话文写成，发起“小说界革命”，成为中国近代新体小说的开创者。次年，他在上海创办《时报》。《时报》版式新颖、格调高，内容丰富，注重新闻时效和时事评论。 (三)立宪运动时期 立宪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宪政启蒙时期，是新民启蒙运动的发展。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梁启超在这次办报热潮中仍是独领风骚，主持创办的《政论》和《国风报》等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立宪报刊。《政论》于1907年10月创刊于日本东京。该报以政论为主，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建议建立国会制度，实行地方自治。1910年，他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该报大力宣传宪政理论知识，仍倡议速开国会，指导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 这时期，梁启超充分利用报纸，把握舆论导向，一方面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使中国的新闻事业迈向新阶段。 (四)护国运动时期 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请梁启超当总撰述。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发表揭露二十一条要求的文章，警告日本不得乘人之危，他的言论唤起了同胞正视日本的阴谋诡计。该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标志着梁启超从“联袁拥袁”最终走向了“反袁讨袁”，吹响了护国运动的战斗号角。在护国运动时期，《时事新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初创时主张保皇，后来又鼓吹立宪，民国成立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 从反袁世凯宣言书到各种护国的对外文件，梁启超的笔时刻指挥运动的进程，推动运动不断深入。在全国掀起反袁大浪。他最重要的功绩在于广泛地宣传了资产阶级新思想，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五)五四运动时期 梁启超等进步党人1916年在北京创办《晨报》。该报以揭露军阀专制、官僚卖国为宗旨，并时常抨击执政的北洋政府。《晨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决定交付日本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在五四运动中，《晨报》对学生的爱国活动作了大量的集中的报道，充分发挥了新闻在爱国运动中的作用。1922年梁启超告别报坛后，企图从旧学中寻求救世良方，然而刚好和勃勃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 坚持改良，反对革命，是梁启超一生基本的政治主张，晚年也不例外。时代在发展，而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决定了他对新时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工农运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共产党以及第三国际等，都必然持对抗态度。 二、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特色 梁启超从《时务报》起，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梁启超自己总结说：“启超素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致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为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这种文体的特点是：一是“纵笔所致不检束”。即要求摆脱各种古文义法的舒服，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实行文体上的大解放。这是因为梁启超等人的政论文章，宣传的是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和各种新颖思想，为实行政治改革摇旗呐喊。而且报纸这种大众传媒改变了文化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的空间分布和社会层面。因此，旧的表现形式不仅无法容纳新的内容，而且也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这就要求彻底摆脱桐城派古文、八股文的僵死文体的束缚，应于时势，用通俗的文字发挥新颖的思想。 其二、“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即要求文章的语言浅显流畅，明白通晓，屏弃矫揉造作、艰涩古僻的文字，同时又允许根据内容的需要，使用俗语、韵语及外来的词汇、句式和语法来论证问题、说明道理。这是因为梁启超等报刊政论家，在自己的刊物上向读者介绍了大量的有关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引用了大量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的名词术语。对于这些外来的新鲜东西，不能削足适履，只能兼容并包，允许它存在。既然如此也就只能打破陈规，采用能够和它的极其丰富、广泛的内容相适应的表现手法了。 其三，“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感情”。即要求文章层次清楚，逻辑行强，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说服，进而接受他们的主张。他写出来的文章感情充沛，气势磅礴，自由放纵，不拘一格，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提倡和推行全面现代化的人，是最重视人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全面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和思想道德等的各个方面，既有社会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而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二十年间一系列政治、思想、文化现代化运动的主将和推动者。他掀起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创了以报刊实行广泛社会教育的先河。 在维新运动中，他不仅要变法，更重视宣传变革思想，以启迪民智、绅智；立宪运动中，他鉴于国民缺乏宪政知识，大力宣传有关知识；护国运动中，他通过报章阐述法的重要性，明确应具有的权利和尊严。而梁启超在宣传新思想、建设新文化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三)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 梁启超主张在发扬本国学术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他的学术研究活动与报刊活动紧密结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1899年以前，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弘扬今文经学为主，在《时务报》时期开始编辑西方知识。第二阶段为1899——1907年，《清议报》和《新民从报》期间，以介绍西方学说为主，包括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等人的政治学，达尔文、颉德的进化论，以及其他西方哲学、经济学等，同时基本完成了中国史学、法学、小说、诗歌等方面的理论研究。第三阶段为1908年——1919年间，以政治宣传活动为主，结合政治需要进行学术研究，完成了宪政学、财政学、推行货币学、方志学等方面的研究。第四阶段为1920——1928年间，引进西方大量原著和聘请西方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同时集中精力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取得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引进西方大量名著的同时，对中国古典经籍作了许多总结性开创性的研究，其成果之丰硕琳琅满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中最有影响者为《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佛家研究十八篇》、《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等。 综观梁启超学术研究，他是中国几千年来旧学的总结者，中西结合新学时代的开创者，可称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大多具有较高的价值。 (四)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辨证体现 梁启超一生的政治生涯，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是由改良派到保皇派的转变；一是由拥袁到反袁的转变。梁启超的这些变化可以从一些报刊中反映出来。从创办《清议报》到《新民从报》停刊的10年中，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从维新到革命，从革命变到保皇，又从保皇变到立宪。这些转变都清楚地反映在上述报刊的文字中。梁启超由激进向温和的转变，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反映。梁启超一生善变，但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救亡图存的理想始终没有变，只是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五)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使中国近代形成第一次办报高潮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尤其是《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刊物，如《国闻报》、《湘报》等二三十家报刊先后面世。在维新报刊外，大量的时政刊物，重庆的《渝报》、成都的《蜀学报》、广州的《岭学报》、福州的《福报》、桂林的《广仁报》、上海的《富强报》、《东亚报》、《求是报》等，此时也纷纷创刊。各类综合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及文摘性报刊，这时也不断出现，其中既有日报，也有旬报、月报，形成一股红红火火的办报热潮。如妇女报《女学报》，晚报《上海晚报》，译报《译书公会报》，文摘报《集成报》。《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最早的白话报刊也在这一时期先后问世。以上海为中心，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由著名文人李伯元、吴跃人等主编的小型文艺报刊，其中有《指南报》、《采风报》、《笑报》和《趣报》。 六、过分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 梁启超以报刊为阵地，推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近代民主政治宣传上，他既狂热鼓吹革命共和，又一变而为君主立宪的旗手。从理论宣传及社会实践上，他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倡导者，是中国追求民主实现的先行者。 他认为办报是强国的手段，把报馆作为治之具，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而在近代社会为其他国家报人所普遍看重的经济功能、娱乐功能则被明显忽略。所以如此主要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刚刚起步，对经济信息和广告推销的需求还比较少，报业的经济特性尚未充分显露，而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维新变法的迫切需求，当然使报刊的政治功能得以强化。他主持的报刊多以政论为主，新闻报道未能成为报刊的主角；即使新闻报道，也成为发表政见的工具，或夹叙夹议，或使用编者按语，寓评论于报道之中。梁启超还提出了利用报刊“制造舆论”的口号。在梁启超看来，事实为传达观点服务，只要实现了自己的意旨，新闻真实与否无大局。在梁启超之后，随着阶级、民族斗争的深化，报刊经常作为党派斗争、阶级斗争的舆论工具，教化民众、指导工作的职能不断得到强化。 [注释]： ①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②梁启超：《在报界欢迎会演说词》，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5页。 ③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文集》之六，第52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参考文献： [1]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11月。 [2]董方奎：《旷世奇才梁启超》，武汉出版社1997年10月。 [3]黄敏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 [4]胡文龙等人著：《新闻评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 [5] 《从梁启超的报刊实践看其“善变”与“不变”》，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5期，2000年10月。 [6] 《梁启超与〈时务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1998年9月。 [7] 《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历史观照与反思》，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6期(总第143期)。 [8] 《世俗化的理想与理想化的实效——浅析梁启超前期报刊文章盛行的原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9] 《略论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学术论坛》，1995.05。 [10] 《维新志士与近代报刊发展》，《史学月刊》，1998.04。 [11] 《20世纪初旅日华人所办报刊对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日本问题研究》，1995.03。 [12] 《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文史哲，1994年第4期。 [13] 《论梁启超的启蒙思想》，《河北学刊》，1995.03。 [14] 《梁启超：近代中国的精神之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199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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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下册，128万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2.合著《沙俄侵华史》1至4卷，145万字，人民出版社，1976-1990年3.独著《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21万9千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4.独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领土与边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1992年，28万2千字5.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18万5千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1992年6.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43万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1991年7.主编《中国海疆历史和现状研究》，14万6千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1995年8.独编《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32万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9.合编《中俄中苏边务史事集》，23万字，近代史所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二处印，1964年1月10.合编《新疆地区政治历史资料》，25万字，近代史所主编，近代史讨论会印，1965年12月11.独编《中国历代西北疆域资料》，外交部印，1973年12.独编《中国历代东北疆域资料》，外交部印，1973年 1.《关于加强清代疆域和边界问题研究的意见》，《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3期2.《发扬优良传统，开创边疆史地研究的新局面》，《西北史地》1989年第1期3.《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几个问题》，吕一燃（等合作）《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5.《近十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吕一燃（等合作），《中国历史年鉴》，三联书店，1991年6.《二十年来边疆史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7.《沙俄与1911年外蒙古“独立”》，《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8.《哲布尊丹巴政权的首任总理大臣是谁？》，《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9.《关于中苏边界的若干问题》，余绳武（等合作），《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10.《关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几个问题》，余绳武（等合作），《历史研究》1975年第2期11.《驳柳条边国界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一辑，1987年12.《关于“柳条边”的性质问题》，吕一燃（等合作），《人民日报》1982年3月19日13.《薛福成与中英滇缅界务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2期14.《清代图籍中的额苏里城的位置》，《瑷珲历史论文集》，1984年15.《苏联学者是怎样歪曲中俄边界形成史的》，《学术动态》1983年第10期16.《中俄尼布楚条约研究的新成果》，《中外关系史通讯》1982年第2期17.《沙俄与漠河金矿》，《瑷珲历史论文集》1984年1月18.《瑷珲阿林别拉沟煤矿的发现和开发》，《黑河学刊》1986年第4期19.《民国初年沙俄对阿尔泰地区的侵略》，《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20.《噶尔丹“服毒自杀”说辨伪》，《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21.《阿勒坦诺尔乌梁海究竟属于何族？》，《中俄关系问题》1981年第4期22.《阿勒坦诺尔乌梁海图巴族人说质疑》，《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23.《清政府对阿勒坦诺尔乌梁海的管辖》，《中俄关系问题》总第26期，1989年24.《阿勒坦诺尔乌梁海历任总管考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第6期，1989年25.《霍尔果斯河界务研究》，《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26.《帕米尔地区古今名称、范围和含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二辑，1988年27.《中国历代王朝对帕米尔地区的管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五辑，1990年28.《清政府对帕米尔地区的管辖》，《史学月刊》1992年第5期29.《帕米尔的居民和清政府的管理》，《清代的边疆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30.《驳南沙群岛“无主土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1—2期31.《日商西泽吉次掠夺东沙群岛资源与中日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3期32.《浩罕与张格尔、玉素甫之乱》，《新疆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33.《茶叶走私和<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的签订和废弃》，《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34.《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签订于何时？》，《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35.《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沙俄对新疆的经济侵略》，《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7期36.《辛亥革命在新疆》，《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37.《辛亥伊犁起义的领导者冯特民》，《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38.《关于1912年“新伊塔城谈判”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39.《辛亥革命时期沙俄对新疆的侵略》，《西北史地》1988年第4期40.《明谊传》，《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41.《清代边疆名臣明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9年第4期42.《谢彬和他的边疆史地著作》，《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43.《中国边疆史地学家谢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4期44.《一部值得重视的学术著作——评杨昭全著“中朝边界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4期45.《俄国强占拉哈苏苏与中俄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1期46.《清俄合办外蒙古金矿初探》，《中外关系史论丛》，第4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47.《伊犁索伦营卡伦的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3—4期48.《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序，《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49.《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序》，《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50.《关于西域回回炮及其东传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51.《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和沙俄在中国边境的鸦片贸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9年第3期52.《民国初年俄商在杭州售卖鸦片的交涉》，《中俄关系问题》总25期，1988年53.《图理琛<异域录舆图>托纳山碑非中俄界碑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3期54.《关于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4期55.《中华民族凝聚力与近代中国边疆》，《近代中华民族维护祖国统一斗争业绩》，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5年56.《唐努乌梁海序》，《唐努乌梁海》樊明方，台湾蒙藏委员会出版，1996年57.《历史资料证明：钓鱼岛列岛主权属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58.《近代中国丧失领土之回顾》，《21世纪》1997年第1期59.《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南海诸岛主权概论》，《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60.《中国边疆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樊明方著<唐努乌梁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61.《澳门的名称及妈祖阁的建置年代》，《黑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62.《金元明三代斡母城站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63.《关于长春城市起源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探索》1998年第1期64.《1861年中俄会勘东段边界研究》，《中西初识》，大象出版社，1999年65.《葡萄牙强占澳门与清政府拒绝批准中葡<和好贸易条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66.《清季中葡关于澳门的交涉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黑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67.《民国时期中国人民收回澳门的斗争与中国政府的态度》，《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68.《沈阳市何时开始建城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2期69.《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中俄关系研究述评》，《黑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70.《清代中俄关系史——中国研究之回顾与展望》，载《七十年来中西交通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辅仁大学历史系印行，2000年71.《钓鱼岛列屿主权属中国，铁证如山——读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辩>》，《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72.《吕惠卿与王安石变法》，《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73.《欣慰的回顾——纪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建立20周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74.《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爱国文人连横》，《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又载汪毅夫主编《连横研究论文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 1.《中国近代边界史》2010年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2011年获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沙俄侵华史》、《南沙群岛史地研究》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3.《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获1992年黑龙江省优秀图书一等奖。4.《边疆史地丛书精选辑》，2000年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 。

对曹操的评价: "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这就是曹操最能突出自己野心的一面，他可以错，但是他的部下不能错，有句歇后语就就曹操杀吕伯奢——将错就错。为得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此为孟得之雄才大略之体现，他不急于求成，知道韬光养晦，不挣一时之得，深谋远虑，可是智者千滤必有一失，他的多疑之心无意是他吃败仗之原因。 他的野心亦能体现在他的生性残忍，为报父仇，攻城屠杀百姓数万，无辜的残骸把汜水都堵的水泄不通。 可是他的雄才大略依然为我们至尽传诵。 曹操是中国百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千百年来对曹操的评价褒贬不一，誉之者为为命世英雄、毁之者称其为逆贼奸臣。曹操有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这是无法泯灭的历史事实。在北方统一的战争中，曹操发挥了杰出的才干，官渡之战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说曹操是军事家，这点我很同意。有的学者认为曹操是个诗人，我也赞同。因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的诗句不是一般文人所能达到的文学意境。 有的人认为曹操是政治家，我认为有些评价偏高：首先，曹操有屠杀百姓的暴行，公元193年，曹操借替父亲曹嵩报仇，曾经血洗徐州和从雍、凉逃难来的手无寸铁的百姓，战争是残忍，而百姓是无辜的。他们不应该成为军阀之间征战的牺牲品。屠杀的黎民达到几十万之多，‘泗水流之不畅"（《后汉书·陶谦传》）足见当时杀人场面之惨烈。太残忍了，这件事暴露了曹操内心深处的凶残。也是曹操一生最大的污点。曹操也有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罪行，曹操的双手沾满了黄巾军的鲜血。其次，曹操个人作风也有很大问题，曹操这个人非常的好色，虽然‘圣人"有云：‘食、色，性也"的高妙论调，但曹操为了女人确实到了疯狂的地步。征战张秀时霸占其婶母，打吕布时强占其部将秦宜禄的夫人。虽然不是很坏，可在道德问题上，是应该予以谴责的。最后，曹操为了自己的权力‘挟天子令诸侯"而屠杀了许多文臣武将。孔融、杨修、崔炎等对曹操有极大贡献的手下也尽死其手。验证了封建统治者能为我所用留之 不用则杀之的恶劣作风。可笑的是中国文坛所谓的巨子郭沫若先生竟然写《替曹操翻案》这样毫无价值的文章，文章没有正视曹操屠杀百姓的一些列罪行而单方面鼓吹曹操实行的屯田，曹操的屯田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剥削制度，不足后人效仿。我们国人所崇拜的鲁迅认为曹操‘至少是个英雄"曹操到底英雄在何处？却并未明言。任何极端的评价曹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更加辨证公正的评价和认识曹操。

祥见此处!

引言无论是在什么年代中，养老都是一个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而通过分析古巴比伦王朝的养老问题就会发现，在这个社会中，许多养老问题的解决办法是非常先进的，除了社会对于老人的救济之外，古巴比伦的老人也会通过赡养契约的出现来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得以顺利度过。那么，在古巴比伦社会中，人们都是如何解决养老问题的呢？古巴比伦的老人又是如何将契约作为生活的保障的呢？01古巴比伦老人在养老过程中所需的生活资料从大量关于古巴比伦的文献中就可以看出，古巴比伦老年人的生活物资是非常丰富的，在当时的社会中，人们认为大麦是一种具有魔力的农作物，因此，大麦也成为了古巴比伦社会供给给老人的最常用的生活资料。而这项内容也被明文记载到了当时对老人的供养契约中。在《古巴比伦人的收养制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由于古巴比伦时期的衣物大都是由羊毛纺织厂的，因此，羊毛对于生活来说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存在。”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古巴比伦年轻人还是老人的生活中，羊毛都是至关重要的生活物品，因此在一些供养契约的规定中，赡养人除了要给被赡养人提供大麦之外，还要为被赡养人提供一定数量的羊毛。在《史学月刊》中曾有这样的阐述：“在古巴比伦时期，一个老人每年所需要的大麦份额大约为七百升，而羊毛约为三公斤，芝麻油则需要七升左右。可以看出，古巴比伦时期，一个老年人每年的生活物资需求数量都是非常大的。”面对着如此巨大的需求量，古巴比伦社会也并没有抛弃老人的存在，而是通过签订供养契约的方式来保障他们的生活，由此可见，在古巴比伦社会中，老年人的社会地位也是相对较高的。02古巴比伦社会中子女对老人的赡养古巴比伦时期的核心家庭一般由丈夫妻子，以及子女组成，而对于古巴比伦人来说，丈夫的年龄是要普遍大于妻子的，因此在当时的社会中，儿子赡养父母的况一般都并不存在。毕竟当儿子需要娶妻生子、建立家庭的时候，父母一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由此可以看出，父子双方的赡养义务与权利关系一般都不需要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来实现，但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儿子逃避赡养义务，父子双方也需要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来保证父母的养老。在《古巴比伦的历史》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如果儿子没有为父亲提供大麦，羊毛等生活必需品的话，他们将不会获得继承权，并且在国王的名义之下，这些没有尽到赡养义务的儿子也将受到起诉。”由于在古巴比伦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因此，她们对于遗产的继承权也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在《图里什塔宁》中曾有这样的描述：“有时候除了提供生活必须资料以外，女儿还会为母亲和父亲提供一个女奴隶来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由此可见，在古巴比伦社会中，养老义务主要负担到了女人的身上。03古巴比伦老人以收养继承人的方式来度过晚年生活由于古巴比伦时期的医疗条件较差，因此在当时的社会中婴儿存活率较低，所以有一些家庭就会面临无无继承人的情况，在这种家庭中，这些失去孩子的老人就会通过收养继承人的方式来为自己解决养老问题，在古巴比伦人的思想中，家中的孩子数量越多，他们死后的生活也会过得越幸福。《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有一个儿子的人在死后会伤心痛苦，有两个儿子的人会坐在石阶上吃蛋糕，而有七个儿子的人则会成为众人拥护的对象。”由此可见，为了能够让自己的死后生活过得更加幸福，古巴比伦的父母也经常会收养养子。对于这些养子来说，虽然他们与父母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它们与亲子是具有同等的社会权利与社会地位的，与此同时，他们的赡养义务和亲子也是相同的。为了保障养子对自身赡养义务的实现，根据《汉谟拉比法典》的规定，养父母与养子之间也会签订一些赡养协议。在当时的社会中，如果养父在有了亲子后决定放弃收养关系，那么养子就可以离开这个家庭，但是与此同时，养父也要给予养子一定的精神补偿，此时养子会得到继承人继承份额三分之一左右的财产。但如果是养子否认这段收养关系，那么他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养子还会被卖为奴隶，为养父赚取一定的财富。04古巴比伦夫妻之间的养老契约在古巴比伦社会中，丈夫为了保障自己去世后妻子能够获得安稳的老年生活，一般会将自己的财产以转赠的方式赠予给妻子，让她作为这些财产的独立拥有者，这样一来，当自己去世后，妻子也能够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在《穆那维吞》中有这样的描述：“当其丈夫去世后，将自己手中的众多财产全数分配给妻子，如此一来，其妻子就能够得到儿女的尊重以及他们精心的赡养。”由此可见，夫妻之间的契约也保障了古巴比伦女性能够得到很好的赡养。结语通过对古巴比伦的历史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个社会是非常尊敬老人的，而为老人提供养老服务也是每一个公民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养老论述中就能发现，古巴比伦的老人为了解决自身的养老问题，是想出了许多不同的办法的。而在分析古巴比伦人的养老模式的过程中，我们也能对当时的社会人口构成以及社会生活方式有着初步的了解，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古巴比伦人的养老风俗也能够为现代社会的养老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帮助。参考资料：《古巴比伦人的收养制度》、《史学月刊》、《古巴比伦的历史》、《图里什塔宁》、《吉尔伽美什史诗》、《汉谟拉比法典》、《穆那维吞》

一、专书1.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2.中国饮食史(第四卷·辽金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3.中国风俗通史(辽金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4.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金代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5.中国服饰通史（辽金部分），宁波出版社，2002年6.中国考试通史(卷二·辽金部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辽金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8.中国历史·金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9.宋德金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二、文章1.吴兆骞和他的边塞诗，《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6期2.金代女真族俗述论，《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3.近三十年辽金史若干问题研究，《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4.刘祁与《归潜志》，《史学月刊》1982年第3期5.“烧饭”琐议，《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6.《金代的诗歌创作》的史实订误与商榷，《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7.谈桦木与东北古代文明，《北方文物》1985年第3期8.金史研究的新成果——评张博泉著《金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9.关于辽金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85年6月16日；《新华文摘》1985年第12期10.金代宗教简述，《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11.开拓研究领域 促进史学繁荣——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新华文摘》1987年第3期12.金代的衣食住行，《辽金史论集》第3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13.契丹汉化礼俗述略，《辽金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4.金章宗简论，《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15.评近年的社会史研究，人民日报，1989年3月31日16.女真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评王可宾著《女真国俗》，《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17.正统观与金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18.谈谈史学著作的可读性，光明日报，1990年4月18日19.金代女真的汉化、封建化与汉族士人的历史作用，《宋辽金史论丛》 第2辑，中华书局，1991年20.纠正史学著作中的若干混乱现象，光明日报，1991年8月14日21.《历史研究》四十年，《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22.金上京访古，《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3期23.金代社会与传统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24.辽金妇女的社会地位，《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25.评《金代文学学发凡》，人民日报，1995年8月3日26.回忆陈述先生，《陈述先生纪念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5年27.辽朝正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28.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画卷——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辽宁日报，1996年3月27日29.评近十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社会史研究通讯》创刊号，1996年8月30.金代儒学述略，《辽金史论集》第九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31.佟冬与历史学，《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4期；《新华文摘》1997年第11期32.当前俄罗斯史学界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和认识，《对外学术交流情况》第81期；《学术动态》第942期33.辽朝的“因俗而治”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2期34.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35.金代文学研究的新高度——评周惠泉著《金代文学论》，《晋阳学刊》1998年第6期36.金代的学校考试和诠选考试，《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中国考试史专题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37.卢沟桥今昔，《文史知识》1999年第3期38.十年辛苦不寻常 东北史苑添新葩——评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39.辽金文人与酒，《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2期40.“跨鞍”“捧镜”之俗源流，《学林漫录》第十四集，中华书局．1999年41.辽代文化及其历史地位，《文史知识》1999年第8期42.读《金代政治制度研究》，《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43.说“本命年”，《学林漫录》第十五集，中华书局，2000年44.辽金文化比较研究，《北方论丛》2000年第1期45.金中都的历史地位，光明日报，2003年11月12日46.双陆与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47.序《北京辽金史迹图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48.纪念张博泉，《辽金史论丛》，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49.构建理论体系 提高研究水平——重读胡乔木致黎澍函，《东北史地》2004年第4期50.辽金人的忠孝观，《史学集刊》2004年第4期51.我所知道的李泰棻，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9月24日52.《夷坚志》中的宋金关系和金代社会，《辽金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53.序《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54.善疑与求实——从华罗庚对卢纶《塞下曲》的质疑想到的，《历史学家茶座》第2辑，2005年11月55.萧观音冤案与契汉文化冲突，光明日报，2006年2月21日56.忆杨向奎先生，《历史学家茶座》第5辑，2006年3月57.称谓的嬗变及尴尬——以同志、先生、小姐、师傅为例，《历史学家茶座》第6辑，2006年4月58.大金覆亡辨，《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59.读《龙龛手镜》札记，《文史知识》2008年第1期60.金源文化的历史地位 ，《金上京文史论丛》第2集，哈尔滨出版社，2008年61.《社会科学战线》：31年前中国学术期刊史上的奇迹，中国社会科学院报·社科院专刊第3版，2009·5·2662.东北文化三题，光明日报，2009·7·1463.一名编辑眼中的邓广铭先生，《历史学家茶座》2009第1辑（总第15辑）64.大辽故都行，《文史知识》2009年第6期65.布衣傲王侯——我的老师金景芳先生，《文史知识》2009年第10期66.五国城文化琐谈，《五国城文化暨满族故里论坛》，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东北史地》2010年第1期67.《历史研究》：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缩影，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局编《人民共和国是一切胜利之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25日、6月1日“期刊版”刊载详细摘要68.海林行，中国社会科学报·社科院专刊第4版“家园”副刊，2010年7月8日69.元杂剧中的金朝和女真人，《文史知识》2010年9期70.辽金史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21日71.评“征服王朝论”，《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1期三、索引·资料1.辽金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82)，《辽金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2.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四卷·辽金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四、主编或合作主编1.辽金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2.辽金史论集第四辑（与陈述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3.辽金史论集第五辑（与陈述等），文津出版社，1991年4.中华文明史(辽宋夏金卷，与张希清)，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5.历史爱好者丛书文化系列20种，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军事系列18种，华夏出版社，1996年6.辽金西夏史研究（与史金波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7.中国社会史论（与周积明、郭莹），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2、《努尔哈赤时期八旗左右翼小考》，《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3、《后金五大臣旗籍辨证》（合著），《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4、《关于皇太极改旗的考察》，《光明日报》，1982年12月22日。5、《满洲政权早期前四旗考》，《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6、《康雍之际继嗣制度的演变》（合著），《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3期。7、《孔安国献书考》，《历史文献研究集刊》，1983年第4期。8、《反复无常的野心家——吴三桂》，《文史知识》，1983年第10期。9、《清代前期的丛书编纂》，《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清代前期的辑轶书活动》，《南开学报》，1986年第2期。11、《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综述（先秦两汉部分）》（合著），《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12、《考据学述论》，《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13、《吴三桂请兵入关路线考》，《史学集刊》，1988年第2期。14、《康熙朝修太宗、世祖实录残卷抄本跋》，《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15、《论乾隆秘密建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2期。16、《乾隆皇帝与乾嘉学派》，《南开学报》，1989年第4期。17、《清兵入关与明朝宗室》（合著），《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18、《经筵日讲与康熙政治》（合著），《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1期。19、《清史稿·宣宗本纪正误》，《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20、《乾隆前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合著），《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1期。21、《论乾隆后期的专制统治》（合著），《清史研究》，1991年第1期。22、《关于乾隆时期八旗政策的考察》（合著），《史学月刊》，1991年第2期。23、《道光前期政局剖析》（合著），《北方论丛》，1991年第4期。24、《四库全书总目》（合著），《历史教学》，1991年第6期。25、《乾隆前期各地人民的抗租、抗粮、反科派斗争》，《明清史论文集》，1991年。26、《怀念我们的导师郑天挺先生》（合著），《郑天挺学记》，1991年。27、《填补研究空白，启示后学津梁》，《史学集刊》，1992年第1期。28、《乾隆朝文字狱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3期。29、《明清山东书院考述》，《齐鲁学刊》，1992年第4期。30、《康乾时期图书事业述评》（合著），《清史新论》，1992年。31、《明清江苏书院述论》，《南开学报》，1993年第1期。32、《安徽书院考述》，《史学集刊》，1993年第2期。33、《清代山西书院考述》，《学术论坛》，1993年第5期。34、《明清直隶书院述论》，《明清史论文集》，1993年。35、《论乾隆初政》，《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6、《萨尔浒之战与朝鲜出兵》，《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37、《入关之初满汉翻译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75周年纪念论文集》，1997年，38、《郑天挺在南开的日子里》，《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75周年纪念论文集》，1997年，39、《试论努尔哈赤时期满洲政权的中枢决策》，《南开学报》，1998年第1期。40、《乾隆朝奏折探析》，《南开学报》，1999年第4期。41、《郑天挺》，《南开人物志》第二辑，1999年。42、《顺康雍时期八旗教育述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43、《论清代八旗教育在乾隆时期的转变》，《南开学报》，2001年第4期。44、《乾隆初年的粮食问题》，《历史教学》，2002年第4期。45、《德川时期日本书院述论》，《中国书院》第4辑，2002年5月。46、《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南开学报》，2003年第1期。47、《允禵奏折考辨》，《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五辑，2003年6月。48、《嘉道时期八旗教育的衰落》，《八旗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3年。49、《已刊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正误》，《清史研究》，2003年第4期。50、《允禵奏折考辨》，《 历史档案》，2004/04。51、 《康熙朝进折人员考略》，《历史档案》， 2005/02。52.、《康熙朝诸皇子奏折考辨》，《南开学报》，2005/05。53、《康熙擒鳌拜时间考》，《满族研究》，2005/03。54、《清代嘉道咸时期书院述略》，《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7/04（与徐永文合写）。55、《乾隆帝巡幸盘山、天津述论》，《历史档案》，2007/04。56、 《乾隆朝臣工疑年录》，《历史档案》，2009/01。57、《黑龙江民族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周喜峰<清朝前期黑龙江民族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03。论文《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获天津市第二届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专著《乾隆传》获1991年《光明日报》“光明杯”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和天津市第五届优秀社科三等奖。

〔专著〕《北魏政治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25万字《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兰州），2003年3月，40万字《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1月，71.1万字〔主编〕《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中国古代史卷》（上、中、下），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论文篇目〕（札记、书评附）01 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以史籍记载为中心，历史研究，2003.3,p106-12702 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历史研究，1999.6,p51-6703 李唐出于赵郡李氏说，历史研究，1993.5,p183-18604 曹魏禁卫武官制度考论，汉学研究（台），2001.2,p221-24705 文成帝《南巡碑》所见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民族研究，2003.4,p84-9306 西魏禁卫武官制度考论，民族研究，1999.6,p78-8607 南朝直閤将军制度考，中国史研究，2002.2,p49-5808 晋代禁卫武官制度考论，中国史研究，1999.4,p61-7209 北魏御史台政治职能考论，中国史研究，1997.4,p62-7310 领军将军与北魏政治，中国史研究，1995.1,p54-6211 北魏“中散”诸职考，中国史研究，1993.2,p108-11512 “冯氏改革”说商榷，中国史研究，1986.2,p103-11413 领军将军与北齐政治，文史，2003.4，p128-14614 六官体制下的北周禁卫武官制度，文史，2002.2,p83-10015 南朝护军将军制度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9辑（2005）,p197-22416 “中朝大驾卤簿”所反映的西晋禁卫武官制度，中华文史论丛，第59辑（1999）,p73-9817 北魏前期的内侍、内行诸职，北大史学7（2000）,p156-16418 禁卫军权与南朝政治，南京大学学报，1999.3,p127-13419 晋灭吴战争的决策探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3,p52-5720 南朝监局及其军权问题，文史哲，2003.4,p22-2721 东魏、北齐京畿大都督考，文史哲，2001.1,p105-11022 北魏后期的直閤将军与直卫诸职，文史哲，1999.1,p37-4223 南朝禁卫武官制度组织系统考，史学月刊，2005.1,p21-3024 “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史学月刊，2003.4,p32-4225 北朝中央护军制度考索，史学月刊，1999.4,p21-2626 禁卫军权与东晋政治，史学集刊，2003.3,p4-1127 汉魏之际政治与禁卫武官制度的变革，山东大学学报，2004.2,p65-7528 东魏北齐左右卫府制度考论，兰州大学学报，2004.2,p1-729 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兰州大学学报，2001.6,p37-4430 河西士人在北魏的政治境遇及其文化影响，兰州大学学报，1995.2,p139-14531 陇西李氏初论，兰州大学学报，1994.4,p108-11332 灵太后与元叉政变，兰州大学学报，1993.3,p95-10133 高肇专权与北魏宣武帝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兰州大学学报，1992.3,p113-12034 北魏孝文帝用人政策述论，兰州大学学报，1990.4,p151-15735 孝文帝的顾命大臣与宣武帝初年北魏政局，兰州大学学报，1989.3,p1-736 关于“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若干问题考辨，兰州大学学报，1987.4,p46-5337 元嘉中期君相之争与禁卫军权，社会科学战线，2003.5,p137-14138 十六国五燕禁卫武官制度考，社会科学辑刊，2003.6,p98-10239 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官、武官与禁卫武官释义，江海学刊，2001.2,p126-13040 南朝的石头城防务与领石头戍事，浙江学刊，2005.2,p63-7141 刘宋孝武帝朝政治与禁卫军权，浙江学刊，2003.4,p113-12142 南朝宋文帝朝政治与禁卫军权，求是学刊，2003.5,p10-11443 南朝卫尉及其职掌考述，南京社会科学，2004.4,p38-4244 十六国地方护军制度补正，西北史地，1994.4,p30-3845 关于北魏河西士人家族，西北史地，1992.346 北魏前期的北边防务及其与柔然的征战关系，西北史地，1989.4,p30-3747 北魏中后期的北边防务及其与柔然的和战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2.2,p49-6348 北魏孝文帝政治思想散论，北朝研究，1997.2,p3-1949 拓跋珪“元从二十一人考”，北朝研究，1995.1,p53-5650 北魏御史台制度的发展变化，北朝研究，1993.4,p13-2251 读高允《征士颂》论北魏神jia四年征士及其意义，北朝研究，1993.252 北魏孝文帝用人政策及其在改革中的作用，北朝研究，1991.2,p37-4553 北燕政治史四题，南都学坛，1997.454 北魏孝文帝时期统治阶级结构试探，邺城暨北朝史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6,p208-22355 北魏太学与政治·文化，原学，第4辑，北京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p173-19656 北魏迁都后官贵之家在洛阳的居住里坊考，北朝研究第2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p25-3857 北朝都督制的演变与禁卫武官都督的形成，北朝研究第1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p1-1558 文成帝时期的北魏政治，《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p470-50159 北朝“五职”源流考，《北朝史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p184-19860 齐武帝遗诏与南齐中叶政治，《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p180-18861 御史大夫职掌辨，北京大学学报，1985.4,p12762 北魏孝文帝改革度量衡，辽宁大学学报，1986.5,p3163 十六国北朝文化区再认识，文史哲，1993.3, p10264 《魏书》勘误一则，中国史研究，1994.1,p10065 文献所见北魏都城洛阳的乡里，河洛史志，1997.2,p5-1266 《秦汉官制史稿》评介，史学史研究，1986.4,p76-77、7967 《谥法研究》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2,p30-3168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评介，新史学（台），6：2（1995）,p203-210

（1956-），河南睢县人。曾任河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书协会员、教育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文联委员、河南省书协副主席、教育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评审专家、全国艺术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美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河南省艺术教育协会副会长、高等学校分会会长、河南省教育学会美术书法教育委员会会长、河南省教育界书画家协会副会长。作品曾入选全国第四、五届书法展，全国第三、四、七届中青年书展，首届全国篆刻展，首届全国刻字展，新加坡第一届国际书展、中日书法展、中韩书法展等十余次国际性书展。获全国第四届书展二等奖，二届中原书法大赛一等奖等。在《中国书法》、《书与画》、《史学月刊》、《文艺争鸣》、《人民艺术》、《美术大观》、《美术报》、《书法导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作品数十件并专题介绍。多件作品被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出版著作、教材《书法艺术》、《大学书法》、《字体设计》、《美术概论》（合著）等11部。赵振乾书法值钱。

<<史学月刊>>2004年 第10期 作者: 徐奉臻, 期刊-核心期刊 ISSN : 0583-0214(2004)10-0005-14阎照祥的《英国政党政治史》、《英国政治制度史》和《英国贵族史》构成诠释英国政治现代化的合力体系与传导体系,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文本解释技术和知识话语生产体系,即基于大史学的治史观念,寻找历史学、心理学与社会学的最佳结合点,并在发挥学科整合群集优势的基础上运用心理-行为流派、结构-功能流派和比较-综合流派的操作范式,对英国政治现代化多元结构的状态、各政治单元的功能及其彼此的关系进行纵向历时维与横向共时维的交叉解读.不仅突破了学术界长期存在的"重社会革命而轻社会改革"、"重政治精英而轻特殊群体"、"重阶级斗争而轻政党政治和政治制度"等思维定式,弱化了史学功能的人为化与工具主义倾向,而且在史学的宏观泛化和微观碎化之间寻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为回归史学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客观性提供了可以遵循的范例.关键词: 英国, 政治现代化, 重法轻权, | 全部关键词中图分类:K092 > 历史、地理 > 史学理论 > 史学史 > 中国 万方期刊分类:CK0 > 社会科学 > 历史 相似文献： - 英国政治现代化的历程及特点--读阎照祥关于英国政治制度史的几本论著 Process and Features of Britain"s Political Modernization--A Reading of Yan Zhaoxiang"s Books on History of Britain"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作者:徐奉臻, 期刊-核心期刊 史学月刊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2004年 第10期 - 英国政治现代化的历程及特点--读阎照祥关于英国政治制度史的几本论著 Process and Features of Britain"s Political Modernization--A Reading of Yan Zhaoxiang"s Books on History of Britain"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作者:徐奉臻, 期刊-核心期刊 史学月刊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2004年 第10期 - 英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类别和发展特征 作者:阎照祥, 期刊-核心期刊 史学月刊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2005年 第10期 - 英国近代贵族政治研究述评 A Review on the Studies of English Aristocracy in Modern Times 作者:阎照祥, 期刊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2003年 第04期 - 解读英国政治现代化--读《英国通史》 作者:张红, 期刊 江海学刊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2003年 第06期 - 开拓创新 另树一帜——评阎照祥著《英国政治制度史》 作者:李培锋, 期刊-核心期刊 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 2000年 第05期 - 乔治三世时期英国辉格党的制度化及其历史意义 作者:陈琦,周庆元, 期刊 文教资料DATA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2005年 第33期 - 英国党魁遴选的历史沿革 The Evolution of the Selection of British Ruling Party Heads 作者:阎照祥, 期刊-核心期刊 历史教学HISTORY TEACHING 2006年 第04期 - 英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及其政治文化渊源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ritish Political System and It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Origin 作者:方江海,陈朋, 期刊 重庆工学院学报JOURNAL OF CHONGQ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6年 第09期 - - - 英国新工党的宪政改革 作者:王凤鸣,李艳, 期刊-核心期刊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ISSUES OF CONTEMPORARY WORLD SOCIALISM 2003年 第02期 - 社会变革的和平方式:英国的范例 The peaceful way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 example of Britain 作者:钱乘旦, 期刊-核心期刊 学习与探索STUDY & EXPLORATION 2005年 第06期 - 社会变革的和平方式:英国的范例 The peaceful way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 example of Britain 作者:钱乘旦, 期刊-核心期刊 学习与探索STUDY & EXPLORATION 2005年 第06期 - 政党政治对英国早期香港政策的影响(1841～1860) The Impact of Party Politics on British Policies towards HongKong 1841～1860 作者:蔺志强,刘文立, 期刊-核心期刊 广东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2007年 第02期 - 二战以来英国选举制度变迁探析 作者:王克宁,侯晋封, 期刊 长春市委党校学报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OF CHANGCHUN MUNICIPAL COMMITTEE 2008年 第01期 - 变动与适应--对英国现代化过程的再认识 Alteration and Adaptation--Reacquaitance about the Cours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England 作者:钱乘旦, 期刊-核心期刊 史学集刊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 2002年 第02期 - - 英国式政治民主制的发展特性及其文化溯源 作者:刘骞,蒋媛萍, 期刊-核心期刊 学术论坛ACADEMIC FORUM 2007年 第02期 - 阎照祥著《英国贵族史》简介 作者:姜德福, 期刊-核心期刊 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 2002年 第04期

你最好到布依族聚集地去了解。

按照1983年第四期《史学月刊》的程喜霖《华佗之死及其生卒年》一文推测的华佗的生卒年来看：14 2年( 汉安元年) 至2 0 8 ( 建安十三年) ,是华佗生活的年代。他大约享年六十六岁。而司马师是生于207年的。（百度百科该词条中的时,208是计算错误）而根据沈约《晋书》记载: “ 司马景王（司马师）婴孩时有目疾, 宣王( 司马鳃) 令华佗治之,出眼瞳割其疾而纳之傅药。”华佗可能给司马师治疗过眼疾。所以，华佗很可能接生过司马师，就像《三国演义》把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医生演义成华佗一样。只有一种可能把这些线索联系在一起：司马师生于207年的12月末，华佗刚给初生婴儿的司马师看过眼疾后被逮捕，等了几天就到了208年的初了，被曹操杀死。这样《军师联盟》把“看眼疾”演绎成“接生”，为的是体现华佗对司马家的恩德却被曹操杀害。如果是接生的是司马昭，那就未免太牵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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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近代历史人物评价的论 较硼

《容成氏》涉及的古史传说内容十分丰富，学者也有很多的研究成果。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载《李珍华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根据包括《容成氏》在内的四种新出土的先秦文献，对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关于禹的传说、各族同源的古帝王世系和禅让传说方面的意见作了检验。李存山《反思经史关系：从“启攻益”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认为，《容成氏》中关于上古帝王世系、启攻益、汤攻桀的记载与经、史相异，是被经、史所“损”(“减”)掉的东西。李零《三代考古的历史断想——从最近发表的上博楚简<容成氏>、癸公盨和虞逑诸器想到的》(载《中国学术》总第14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强调了大禹治水和文王子九邦的历史意义。程元敏《天命禹平治水土》(载《续编》)对大禹治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赵平安《<容成氏>所载“炮烙之刑”考》(载《续编》)考证了商纣“炮烙之刑”的问题。于凯《上博楚简<容成氏>疏札九则》对尧举舜、禹建鼓于廷、禹举皋陶及启攻益、夏及商王世、伊尹间夏、桀伐岷山及作桐宫、汤伐桀、纣之虐政、戊午之日九个问题进行了疏证。罗新慧《从上博简<子羔>和<容成氏>看古史传说中的后稷》(《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将上博简《子羔》和《容成氏》中后稷的简文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了研究。晏昌贵《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的“禹政”》(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对简文中的“禹政”部分进行了探讨。王瑜《<容成氏>所见舜帝事迹考》(《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认为，《容成氏》在内容上并没有超出儒家传统文献中记载的古史知识范畴，只是将古代帝王的记载系统化、局部上概括化。郭永秉《从上博楚简<容成氏>的“有虞迥”说到唐虞传说的疑问》对唐虞传说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曹操，是三国时期地主阶级中颇有才干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对曹操的评价，历来有毁有誉。五十年代末，史学界对曹操评价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为曹操翻案。近年来，有的同志又对曹操的评价提出了新的看法，本文拟就新近对曹操的评价问题的论讨作一概述。 一、关于曹操镇压黄巾起义的问题 刘知渐在《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指出曹操镇压黄巾起义并未“继承了黄巾的事业”。黄巾起义的主要目的是要推翻东汉政权。而曹操则代表着东汉统治阶级的利益，全力镇压黄巾，致使黄河南北的黄巾军主力很大部分都葬送在他的手里。他还利用阴谋手段把投降的黄巾余众三十余万变成维护东汉王朝的地主武装。他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他就是以此而登上当时的历史舞台的。周桓《再论曹操》（《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也认为，曹操不仅镇压黄巾，而且对黄巾起义的余波——屯田民起义也不手软，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向前发展。 高光复在《曹操评价中的两个问题》（《北方论丛》1984年第6期）一文中则认为，就曹操一生来说，他的主要活动不是打黄巾，而是消灭群雄，统一北方。他崛起之时，黄巾起义的主流早已扑灭。他虽接受青州黄巾军降众，但不是消灭他们，而是加以改编，使他们为自己的统一事业服务。以后他讨伐的对象已不是农民军，而是那些分裂割据势力。 二、曹操与曹魏屯田制 刘知渐认为，“曹操的屯田是倒退的，因为曹操的屯田和西周封建主的井田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曹操在其《度关山》诗中公开歌颂井田制，司马朗也曾向他建议恢复井田制。他屯田的做法，是镇压黄巾起义中夺占的“资业”，强迫失败的起义战士耕种；同时又借“招募”为名，强征自由民作屯田客。在当时“客”、“奴”同义。屯田客实质上就是曹魏政权的官有农奴，毫无人身自由，故客多逃亡。由上可见。曹操的屯田是历史的倒退，不值得赞扬。 高光复则认为，曹操屯田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军粮，兼并群雄，克平天下。他把失败的起义农民与土地重新结合起来，解决了汉末以来严重存在的流民问题，使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发，有利于水利事业的兴修，对汉末经济的恢复有重要意义。他不同意刘知渐对曹魏屯田制的看法。指出“井田制偏重于劳动力对土地的依附，曹操的屯田偏重于国家对劳动力的控制”，二者不能相混。而且，屯田制之外还有大量的自耕农经济，它并不能确定一个朝代生产方式的性质。韩国磬《曹魏的屯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强调不能忽视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完全否定曹魏的屯田制。曹操实行屯田。制，其目的固然在于把劳动力束缚在农业生产上，以利于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但其作用是巨大的（作用同前）。 高敏在《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中认为，曹魏屯田制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应过高估计。他指出，在屯田制度下，农民阶级除纳高额地租外，还得服役甚而纳税。他们并没有因为屯田而得到任何好处。他们被严格束缚于土地之上，无人身自由，因而“民不乐，多逃亡”；同时，屯田民还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反对曹操的屯田制。黎虎在《略论曹魏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地位》（《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一文中也同样指出，不应该过高评价曹魏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地位。他认为，屯田对支援战争，安置流民，保证曹魏政权的财政收入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支持曹操克服群雄并最后统一北方的，更重要的还是州郡编户。真正解决流民归农问题也有赖于州郡编户。 三、曹操政权的性质及其阶级基础 过去一般认为，曹操在统一北方过程中，唯才是举，打击豪强，抑制兼并，诛杀世族名士，是庶族或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其政权的阶级基础是中小地主。 柯友根在《世族地主是曹操集团的主要阶级基础》（《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曹操集团的主要阶级基础是世族地主，而不是中小地主。世族地主势力自东汉以来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虽经黄巾起义的打击，但已根深蒂固，到东汉末形成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为了能够在群雄逐鹿的战争中夺取胜利，统一北方，曹操对世家大族采取了争取、依靠的方针和策略。他笼络、擢用了一批世家地主，充实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治机构，有效地稳定了统治秩序。在他属下，名士儒者是他的谋略智囊，豪强地主是其集团的军事骨干因此，曹操集团是以世族地主为主、包括庶族豪强在内的大地主的政治代表。其政权主要是维护这些大地主的利益。杨德炳《试论曹操政权的性质》（《中国古代史论丛》1985年第二辑）也持类似看法。他指出，曹操虽选用寒人，但其政权的核心是高门，代表的是世家的利益。 漆泽邦《驳“四人帮”在评价曹操问题上的几个谬论》（《西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认为，曹操的统治集团既不只是中小地主，也不只是豪强地主，而是一切地主，代表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曹操提倡“唯才是举”，是针对整个地主阶级，并未有中小地主与豪强地主之分。曹操集团中，担任各种官职的有中小地主，有豪强世族地主，曹操对他们全部加以利用。他打击豪强，抑制兼并，只是迫于农民反抗而作的一点让步，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稳定封建秩序。 四、曹操与“唯才是举” 成新文、王怀中在《略论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晋阳学刊》1981年第1期）中认为，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为了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在割据混战中扫除群雄，冲破了东汉以来“以位命贤”的察举、征辟制的束缚，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大量提拔地主阶级中一切有才之士，对他们加以笼络利用，使曹操集团中出现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曹操依靠这些人最终统一了北方。 李则纲在其遗作《曹操的翻案与定案》（《江淮论坛》1981年第2期）中认为，曹操并没有真正唯才是举，破格用人。在曹操手下的人，顺他则生，逆他则死。曹操本人就曾杀死了许多有才之士。特别是他称为“吾之子房”的荀彧也因持有不同意见而被逼死。许多号称才智之士，有功于他，也因一言见疑而被他所残杀。他还设立“校事”特务组织，刺探吏民情事，任情诬陷、杀害士人。 五、曹操是否为杰出的军事家 钟文在《军事家曹操》（《文史知识》1981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曹操是“亡国时第一流的军事家”。曹操一生戎马生涯，东征西讨，荡平天下，克成洪业，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了北方，而且在军事上也取得了赫赫战绩，他曾先后消灭了吕布、袁术、韩遂、袁绍等军阀割据势力。他还为《孙子兵法》作注，发挥或补充了其中的一些作战指挥原则。他善于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取得了很多胜利。赤壁之战的失败主要在于他的骄傲自满。他在军事上取得的重大成就应给予肯定。 吴荣政《关于曹操军事才能的评价问题》（《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认为，曹操在军事上有一定的才能、但并没有杰出的军事天才，称不上是一个大军事家。曹操在一般战争中，不仅有投降、逃跑的打算，而且有多次冒险的表现。由曹操指挥的对统一全局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战争，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汉中之战等等，只有官渡之战获得胜利，其余二役都以失败告终。官渡之战中，曹操表现了一定的军事才能，但他获胜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他的军事天才，而是袁绍内部产生了致命的弱点。他注释《孙子兵法》虽有贡献，却不能以理论指导实践。李则纲也认为，曹操只能称得上一般的军事家，而不是杰出的军事家。他固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也吃了不少败仗。他所以能够统一中国，并非完全是由于他的军事上的胜利，给他有利的重要条件，还和迁主刘协，建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有关。 六、曹操与建安文学 刘知渐在《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以及后来发表的《建安文学编年史》（《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二文中认为，曹操的作品“糟粕多于精华”，“曹操对建安文学的消极作用是多于积极作用的”。他指出，建安七子早在没有依附曹操以前，就已成名，并非曹操培养了他们。相反，曹操对文人的网罗，使得建安七子培养和影响了曹丕、曹植的写作；同时也给他们的写作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使他们脱离实际，远离生活，只能写出一些歌功颂德的作品了。李则纲也认为，不应该把曹操对建安文学的作用估计过高。当时的建安文学集团对民生疾苦等并未有多大补益。曹操虽然在他的诗中描绘了一些人民的痛苦，但他本身就是造成人民痛苦的根源。他对他所笼络的文人也多有残杀，如孔融就因讥讽他而被杀。 胡世厚等在《曹操与建安文学——兼与刘知渐同志商榷》（《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一文中不同意刘知渐的观点。他们认为，曹操是个杰出的诗人和作家，他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推动了建安文学的积极发展。曹操注重真才实学，轻视儒家仁孝道德，提倡活跃思想，使文学脱离经学而得到发展。他十分重视文学，延揽和招集了大批文人团结在他周周，并鼓励他们创作。他自己的诗风和文风对“建安风骨”的形成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他对乐府诗歌的改造也作出了贡献。 七、曹操的思想 漆泽邦认为，曹操的思想是懦法杂用，二者结合。他采用法家思想，一是为了消灭割据，统一全国；二是为了加强对农民阶级的镇压以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他十分推崇儒术。北方统一后，他下令兴办学校，传播儒家思想，他的儒法并用思想是两汉以来封建统治者采用的传统手段。 柳轩《从曹操的诗文看他的政治思想》（《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认为曹操的思想以儒家为主。他为父报仇，屠杀徐州人民，是他尽“孝”的表现。他不是法家，因为他不可能象法家那样废除宗法制度，反对儒家的“亲亲”观点。不管在教育思想上，还是人才问题上，他都以儒家思想为标准。 吴其昌在《曹操思想浅谈》（《北方论丛》1985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曹操思想中包括儒、法、道、兵、名等各家思想，他是杂家的代表人物。曹操在运用这些思想时，能够根据不同的形势变化，把它们区分为主次两个方面。在他的思想中，有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深刻矛盾。这应该从他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中去解释。（刘安志）

一位名人官方的说法就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可以看出这是肯定的说法，三国演义是小说，就是有虚假歪曲的地方，楼主想了解他，可以读一下曹操写过的诗词，毕竟诗词是有感而发，真正生动的描写的是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想法，比如长歌行，短歌行， 《三国志》一般人都认为是正史，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他的真实性很高；《三国演义》是小说，是文学艺术，当然可以有很多虚构的成分，《三国演义》是尊刘贬曹的思想，对曹操是贬低的，真实的曹操是个军事家，文学家，诗人。曹操曾给《孙子兵法》作注，现在流传的《孙子兵法》版本就是曹操作注的，曹操的文学影响很大，曹家三父子在我们文学史上很有影响力。《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对于曹操的评价当然是《三国志》要客观准确些，但是并不代表《三国志》就对于曹操公正的评价，陈寿当时在司马家统一天下后，写史书的，文化很多程度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中的道理你懂得！曹操的《短歌行》你可以参考下，表现了他求贤如渴。曹操对于当时的北方做了很大贡献，治理北方取得很大成就，为后来的统一，在很多程度上功不可没。

清内府编修机构主要是为了记史而设置书馆，所以书馆又称为史馆。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建议阅读《清代史馆制度的特点》（文章刊登在《史学月刊》2008年12期）。清朝在这一方面基本承袭了明代制度，但也有所创新：在顺治康熙时期，清朝官方形成了以常开、例开史馆为主干，以阅时而开或特开史馆为辅助的史馆格局。对清廷在政治运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常开史馆有：国史馆、起居注馆、方略馆等。属于持续开设，且常开不闭。例开史馆有：实录馆、圣训馆、玉牒馆、律例馆等。属于定期开放，届时而开，所负责的书一旦修成就暂时撤销，等下一届再次重开。阅时而开的史馆太多，无法一一罗列，一般有：会典馆系列和通志馆系列。属于根据具体情况开办，修纂一些具有明显接续性系列的史籍。特开史馆则是清代最多的，数量庞杂，也是无法一一罗列，比较有名的有：《明史》馆、三通馆、《通鉴辑览》馆、《西域图志》馆等等。此类属于为了编修某一特定书籍，而特别设立的，书成馆闭，不再重开。

可能在南方征闽粤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区域历史文化。讲授过《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经济史》、《湖南近代史》、《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等课程。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清人才地理分布研究》、《近代湖南乡村社会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研究》、《长株潭城市群现代化进程研究》、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湘学志》、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民国湖南学术史》、湖南省教育规划重点项目《近代湖南教会教育史研究》等项目15项。在《近代史研究》、《光明日报》、《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全文转载15篇，《新华文摘》摘要2篇、全文转载1篇。出版有《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纲》、《嬗变与回归：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意识和模式研究》、《幻灭与新生：戊戌维新与中国法制的现代进程》、《转换与创造：中国近代文化引论》、《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中国近代文化导论》、《服饰文化学》等独著8部，合著(第一作者)《晚清人才地理分布研究》、《蔡和森思想论稿》、《晚清湖南史》、《晚清湖南学术思想史稿》、《中国社会主义思想通史简编》5部，主编有《毛泽东与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研究》、《晚清湖南学术与思想》、《近代中国与近代湖南》、《曾国藩与近代中国》、《曾国藩的思想与事功》等。　　2002年被评为湖南省首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所著《什么是封建主义，怎样肃清封建主义》2001年获湖南省“五个一”工程一等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并获湖南省第七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2004年获湖南省第七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晚清湖南史》2005年获湖南省社会科学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2006年获湖南省第八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转换与创造：近代中国文化引论》、《蔡和森思想论稿》、《晚清湖南学术思想史稿》、《晚清湖南史》、《中国社会主义思想通史简编》等5部著作在1999—2007年间5次获得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著作出版资助。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有5篇获湖南省优秀硕士论文。

曹操，是三国时期地主阶级中颇有才干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对曹操的评价，历来有毁有誉。五十年代末，史学界对曹操评价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为曹操翻案。近年来，有的同志又对曹操的评价提出了新的看法，本文拟就新近对曹操的评价问题的论讨作一概述。一、关于曹操镇压黄巾起义的问题刘知渐在《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指出曹操镇压黄巾起义并未“继承了黄巾的事业”。黄巾起义的主要目的是要推翻东汉政权。而曹操则代表着东汉统治阶级的利益，全力镇压黄巾，致使黄河南北的黄巾军主力很大部分都葬送在他的手里。他还利用阴谋手段把投降的黄巾余众三十余万变成维护东汉王朝的地主武装。他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他就是以此而登上当时的历史舞台的。周桓《再论曹操》（《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也认为，曹操不仅镇压黄巾，而且对黄巾起义的余波——屯田民起义也不手软，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向前发展。高光复在《曹操评价中的两个问题》（《北方论丛》1984年第6期）一文中则认为，就曹操一生来说，他的主要活动不是打黄巾，而是消灭群雄，统一北方。他崛起之时，黄巾起义的主流早已扑灭。他虽接受青州黄巾军降众，但不是消灭他们，而是加以改编，使他们为自己的统一事业服务。以后他讨伐的对象已不是农民军，而是那些分裂割据势力。二、曹操与曹魏屯田制刘知渐认为，“曹操的屯田是倒退的，因为曹操的屯田和西周封建主的井田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曹操在其《度关山》诗中公开歌颂井田制，司马朗也曾向他建议恢复井田制。他屯田的做法，是镇压黄巾起义中夺占的“资业”，强迫失败的起义战士耕种；同时又借“招募”为名，强征自由民作屯田客。在当时“客”、“奴”同义。屯田客实质上就是曹魏政权的官有农奴，毫无人身自由，故客多逃亡。由上可见。曹操的屯田是历史的倒退，不值得赞扬。高光复则认为，曹操屯田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军粮，兼并群雄，克平天下。他把失败的起义农民与土地重新结合起来，解决了汉末以来严重存在的流民问题，使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发，有利于水利事业的兴修，对汉末经济的恢复有重要意义。他不同意刘知渐对曹魏屯田制的看法。指出“井田制偏重于劳动力对土地的依附，曹操的屯田偏重于国家对劳动力的控制”，二者不能相混。而且，屯田制之外还有大量的自耕农经济，它并不能确定一个朝代生产方式的性质。韩国磬《曹魏的屯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强调不能忽视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完全否定曹魏的屯田制。曹操实行屯田。制，其目的固然在于把劳动力束缚在农业生产上，以利于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但其作用是巨大的（作用同前）。高敏在《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中认为，曹魏屯田制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应过高估计。他指出，在屯田制度下，农民阶级除纳高额地租外，还得服役甚而纳税。他们并没有因为屯田而得到任何好处。他们被严格束缚于土地之上，无人身自由，因而“民不乐，多逃亡”；同时，屯田民还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反对曹操的屯田制。黎虎在《略论曹魏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地位》（《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一文中也同样指出，不应该过高评价曹魏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地位。他认为，屯田对支援战争，安置流民，保证曹魏政权的财政收入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支持曹操克服群雄并最后统一北方的，更重要的还是州郡编户。真正解决流民归农问题也有赖于州郡编户。三、曹操政权的性质及其阶级基础过去一般认为，曹操在统一北方过程中，唯才是举，打击豪强，抑制兼并，诛杀世族名士，是庶族或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其政权的阶级基础是中小地主。柯友根在《世族地主是曹操集团的主要阶级基础》（《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曹操集团的主要阶级基础是世族地主，而不是中小地主。世族地主势力自东汉以来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虽经黄巾起义的打击，但已根深蒂固，到东汉末形成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为了能够在群雄逐鹿的战争中夺取胜利，统一北方，曹操对世家大族采取了争取、依靠的方针和策略。他笼络、擢用了一批世家地主，充实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治机构，有效地稳定了统治秩序。在他属下，名士儒者是他的谋略智囊，豪强地主是其集团的军事骨干因此，曹操集团是以世族地主为主、包括庶族豪强在内的大地主的政治代表。其政权主要是维护这些大地主的利益。杨德炳《试论曹操政权的性质》（《中国古代史论丛》1985年第二辑）也持类似看法。他指出，曹操虽选用寒人，但其政权的核心是高门，代表的是世家的利益。漆泽邦《驳“四人帮”在评价曹操问题上的几个谬论》（《西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认为，曹操的统治集团既不只是中小地主，也不只是豪强地主，而是一切地主，代表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曹操提倡“唯才是举”，是针对整个地主阶级，并未有中小地主与豪强地主之分。曹操集团中，担任各种官职的有中小地主，有豪强世族地主，曹操对他们全部加以利用。他打击豪强，抑制兼并，只是迫于农民反抗而作的一点让步，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稳定封建秩序。四、曹操与“唯才是举”成新文、王怀中在《略论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晋阳学刊》1981年第1期）中认为，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为了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在割据混战中扫除群雄，冲破了东汉以来“以位命贤”的察举、征辟制的束缚，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大量提拔地主阶级中一切有才之士，对他们加以笼络利用，使曹操集团中出现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曹操依靠这些人最终统一了北方。李则纲在其遗作《曹操的翻案与定案》（《江淮论坛》1981年第2期）中认为，曹操并没有真正唯才是举，破格用人。在曹操手下的人，顺他则生，逆他则死。曹操本人就曾杀死了许多有才之士。特别是他称为“吾之子房”的荀彧也因持有不同意见而被逼死。许多号称才智之士，有功于他，也因一言见疑而被他所残杀。他还设立“校事”特务组织，刺探吏民情事，任情诬陷、杀害士人。五、曹操是否为杰出的军事家钟文在《军事家曹操》（《文史知识》1981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曹操是“亡国时第一流的军事家”。曹操一生戎马生涯，东征西讨，荡平天下，克成洪业，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了北方，而且在军事上也取得了赫赫战绩，他曾先后消灭了吕布、袁术、韩遂、袁绍等军阀割据势力。他还为《孙子兵法》作注，发挥或补充了其中的一些作战指挥原则。他善于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取得了很多胜利。赤壁之战的失败主要在于他的骄傲自满。他在军事上取得的重大成就应给予肯定。吴荣政《关于曹操军事才能的评价问题》（《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认为，曹操在军事上有一定的才能、但并没有杰出的军事天才，称不上是一个大军事家。曹操在一般战争中，不仅有投降、逃跑的打算，而且有多次冒险的表现。由曹操指挥的对统一全局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战争，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汉中之战等等，只有官渡之战获得胜利，其余二役都以失败告终。官渡之战中，曹操表现了一定的军事才能，但他获胜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他的军事天才，而是袁绍内部产生了致命的弱点。他注释《孙子兵法》虽有贡献，却不能以理论指导实践。李则纲也认为，曹操只能称得上一般的军事家，而不是杰出的军事家。他固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也吃了不少败仗。他所以能够统一中国，并非完全是由于他的军事上的胜利，给他有利的重要条件，还和迁主刘协，建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有关。

河南大学是一本高校。河南大学是一所拥有文、史、哲、经、管、法、理、工、医、农、教育、艺术等12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大学，学校现有37个学院（教研部），98个本科专业，43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0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9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生物学入选国家一流建设学科，化学、材料科学、临床医学、工程学、植物学与动物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等7个学科进入ESI世界排名前1%。学校现有教职工4400多人，其中专兼职院士21人。河南大学其他情况简介。学校拥有河南省省级重点实验室（研究院）11个，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等2个国家重点社科研究平台。另建有国家教育部体育艺术师资培训培养基地、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国家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基地等国家级教育、研究、培训基地。办有河南大学出版社，《史学月刊》《河南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在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图书馆藏有纸质图书520万册、电子图书700多万件。

这个问题往往是在同法国革命相比较的前提下作出结论的.1、一次保守的、不彻底的革命国内史学界的传统观点是认为,同法国革命相比,英国革命是一次保守的、不彻底的革命.论据是：（l）英国革命没有能按照资产阶级民主的方式,去完成废除农民封建义务和实现自由农民土地占有制的任务,它只是片面地取消了地主对国王的封建义务,并没有解决农民问题.（2）英国在革命之后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度,而不是共和制度,因此在民主方面大打了折扣.（3）指导英国革命的思想是所谓“清教主义”,资产阶级只能用宗教的旗帜去发动革命,而不是像法国革命那样,直接诉诸理性主义去发动群众进行革命.（4）英国的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同新贵族结盟,而在法国革命中,人民群众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派观点往往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作为佐证：“基佐先生最大的谜——英国革命保守的谜,应当这样来解释,即资产阶级与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联盟,而这种联盟使英国在本质上有别于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林举岱：《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及意义》,载《历史教学》1956年第8期；王荣堂：《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载《历史教学》1959年第9期）2、对“保守、不彻底”的质疑自1978年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不同意见也相应出现,甚至还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意见.有些学者认为,评价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应有历史主义的标准.首先,评价资产阶级革命不是看它是否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而是看它是否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评价一场革命是否彻底,不是看它对；日世界的破坏程度如何,而主要看它是否在历史进程中开辟了新世界；第三,评价资产阶级革命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进行对比.（沈志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保守住辨析》,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1年第5期）还有的学者认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所谓“早期”,指的是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时期,评价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脱离手工工场时期资本主义的特点.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只能用这个标准去衡量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而不应另立标准.不能以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解决,或者以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为理由,来否定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不能强求早期资产阶级超越其时代局限去完成它无法完成的事情.（刘宗绪：《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刘祚昌：《世界近代史若干问题》,载《山东师院学报》 1981年第2期）还有的学者认为,英法两国的革命缺乏可比性,不能用一百多年后法国的水平去要求英国.（金重远：《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保守”与“彻底”》,载《复旦学报》1981年第4期）还有的学者对马克思的有关论述进行了考证,认为是中文译文不够确切.（朱孝远：《马克思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保守的吗?》,载《世界历史》 1981年第4期）仍然强调英国革命的保守性但是,有的学者仍然强调英国革命的保守性,认为这些保守性导致了英国在革命后仍然保留有大量的封建残余.（严钟奎：《也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保守和彻底》,载《暨南学报》1983年第1期）这些学者的主要论据仍然是土地问题和政体问题.（黄振：《关于衡量资产阶级革命彻底的标准的几个问题》,载《华中师院学报》 1982年第 2期；管佩韦：《也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保守和彻底——与金重远同志商榷》,载《杭州大学学报》 1984年第1期）是否披着宗教外衣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与之有关,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否披着宗教外衣的问题.一般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这取决于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首先,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水平还不很高,造成资产阶级还不成熟,资产阶级还没有产生自己成熟的理论.第二,宗教在英国有很深的基础,以宗教为口号,便于发动群众.第三,当时英国的一切社会矛盾都集中反映在宗教问题上,因此,政治斗争当然要表现为宗教斗争.（王荣堂等主编：《世界近代史》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但也有的学者不赞同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发动革命时,也使用了自己的政治理论和宪法理论（如波奈特的“社会契约”学说）去批判“君权神授”的理论.在革命进行过程中,资产阶级更是抛开了宗教外衣,同专制王权展开直接的政治斗争.此时,也出现了完全成熟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理论,如霍布斯、米尔顿、洛克等人的学说.（陈利今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完全披着宗教外衣吗?》,载《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