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纪实写作？

纪实文学写作方法与模式、技巧

纪实文学：一种迅速反映客观真实的现实生活的新兴文学样式。亦称“报告小说”，是报告文学化的小说，也是小说化的报告文学。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可以有一定的虚构性。

　　而今，“纯文学”人对纪实及纪实文学的讨论已经失去了热情，对纪实文学的创作也跌入了低谷。原因何在，我以为是陈佩斯想取代朱时茂出演正派角色，可惜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真实的素材到了“纯文学”家那里，难免不被虚构的面目全非。所以，再怎样高喊真实，读者也不买帐。但是，“纯文学”人士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却是非常宝贵的。

　　如果说“纯文学”人为纪实及纪实文学讨论算作第一阶段的话，那么，从特稿人的角度出发，从当前文学实践的角度出发，以“中坛”“华坛”为代表的纪实及纪实文学讨论，又把此课题引向了深入，推向了新高潮。

　　有必要指出的，就像今天人们对“牺牲”“小姐”“文学”等概念与古代人理解不同那样，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也不是唐宋的古文运动，我们特稿人对纪实及纪实文学等概念也与“纯文学”人也有很大区别。我们所说的纪实，是具备新闻“五个W”的真实；我们所说的文学，不是虚构，而是另有所指。

　　二、文学是“初恋情人”吗？

　　对于文学，从来都没有一个固定的、为所有人举手赞同的定义。犹如什么是“美”之于美学，什么是“人”之于社会学，什么是“历史”之于历史学一样，对于文学的定义，也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这一方面说明文学现象是复杂的，难以一言九鼎，“放之四海而皆准”；另一方面也说明文学正处于发展之中，任何概括都只能解释过去，最多能解释现在，而难以解释未来。正因为这样，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生命力才是旺盛的。

　　一个文本究竟是不是文学作品，有没有一个标准呢？我认为，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的标准。当年，文学理论家成仿吾在评论鲁迅小说集《呐喊》时，曾说：“《狂人日记》很平凡；《阿Q正传》的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孔已己》《药》《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基本上否定了《呐喊》的文学价值。唯一例外的，是他认为《不周山》“总是全集中第一篇杰作”。可是，鲁迅的看法却针锋相对，在《呐喊》再版时，他索性将“杰作”《不周山》删去。排除双方在这篇文章上的意气之争，也能看出评价一篇文章文不文学、优不优秀是很难的。

　　那么，文学的相对标准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还相信权威的话，我们不妨把胡适先生的理论拿出来作个参照系。胡适在《什么是文学》中明确指出：“文学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动人，第三要美。”这三个要素对于“纯文学”是适用的，对于作为纪实文学的时代代表的特稿也同样适用。

　　从“明白清楚”来看，我们的特稿那篇不是如此？要是文不通、字不顺、满篇之乎者也，根本就发表不了；

　　从“有力动人”来看，也是如此。写特稿的人都知道文似看山不喜平、要用细节来煽情的道理。读了柳达的《遗书写在离婚之前》，谁不为潘永华的凶残拍案而起；读了江枫的《写给长发爱人的歌，化作蝴蝶停留在我肩头》，谁不为张佐熙、张莹凄美的爱情而惋惜落泪；读了李作明的《多情的“对峙”，千年古树下的那群父老乡亲》，谁不为岭口村众乡亲“舍身”保护古樟树的义举而赞叹不已……

　　从“美”来看，特稿不仅传播新观念宣传美好事物，而且，就是从文字上也有不少可读耐读百读不厌的优美篇章。比如，江枫在《写给长发爱人的歌，化作蝴蝶停留在我肩头》中写道：“这个时候，张佐熙才鼓足勇气仔细打量这个女孩（即张莹），她起码有1.65米高，脖子上围着一条比雪还白的围巾，很飘逸的长发如瀑飞泻，一双眸子好像永远浸泡在亮亮的浅水里……张佐熙的心瞬时被她填满了，心间升腾起一种燃烧的激情。”我相信读者在读到这一段时，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一个靓丽、青春的少女的影象，获得审美愉悦。

　　现在的特稿人，大多来自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大都有点“纯文学”情节。就像当年的白话作家不是文言文学的宠儿，现在的特稿人也不是“纯文学”的幸运儿。否则，余华、王朔、莫言等辈为何不动笔来写特稿？正因为这样，一些人便在“纯文学”面前有点自卑，把“纯文学”看作初恋情人。实际上，自己的妻子不也曾是别人的初恋情人吗？假如真的与初恋情人结为连理，未必就真的那么幸福。懂得了这个道理，再对特稿出口不逊，摆出一份“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就有点贻笑大方了。

　　三、“文学”与“不文学”的界定

　　“请你去市场买2斤水果？”“请你把地里的杂草拔掉？”……当接到这样的要求时，是很让人犯难的。因为，水果包括苹果、桃子、李子等，她与蔬菜是不同的。但是，西红柿、萝卜、黄瓜是算水果还是算蔬菜？地里的杂草也很不容易“一刀切”。因为，到庄稼地里，不长庄稼的植物是杂草；到花园里不开花的是杂草；而到绿地里，则不符合人们要求的庄稼、花卉都是杂草。但是，从一般意义上讲，外延包括在水果、杂草内的东西，都有基本相同的内涵；在一定时空下，人们是可以判明是不是水果和杂草的。

　　同样道理，一个文本是不是文学作品，并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在一定时空下表现出的文学性。也就是说，过去不认为是文学的文本，现在可以确认它是文学作品；现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后也可能就被排除文学大家庭之外。比如，一般来讲，公文是应用文，与文学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但是，作为向皇帝的奏疏的（诸葛亮）《出师表》（陈密）《陈情表》等，现在就列为优秀散文；书信不是文学，但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那是文学经典；乾隆一生写过4万多首诗歌，当时得到的吹捧肯定不比李白、杜甫少，可是，现在谁把他看作诗人？过去，小说、戏剧不登文学大雅之堂，被贬为“雕虫小技”。小说家丧魂落魄，要么像曹雪芹那样穷困潦倒，贫病而死；要么像蒲松龄那样，摆个茶摊，艰难度日。明代中期以后，通俗文学家们也曾大声疾呼，为小说正名，为特稿小说的地位和发展而奔走，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小说仍然是“小说”，没能大翻身。三十年河东转河西。到了近代，梁启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经验，对小说的性质和功用进行了重新审视，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雄辩地提出：“今日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从而彻底改变了传统观念，使小说一跃而成为文坛新霸主。而文革时期，当时许多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现在却被束之高阁，已无人问津；上个世纪50年代的《等待戈多》，因为打破了人们头脑中的戏剧思维定势而受到嘲笑，现在却成为现代戏剧文学的经典……文学就是在“是”与“不是”的较量中艰难前行。所以说，没有抽象的文学，只有具体的作品；没有固定的文学圈子，任何文本（短到一篇短文，长至洋洋万言的宏篇巨著）都可以成为文学。至于把史传和通讯中的优秀篇章分别归到传记文学和报告文学麾下，那就是文学常识了。

　　那么，如何鉴别文本是不是文学作品呢？这就要看文本中是否蕴涵着当下普遍认可的丰富的文学性。就像人生而平等一样，在文学女神面前，所有的文本都是平等的。不论文本的形式、功用、长短如何，只要具有丰富的文学性的，就是文学作品；文学含量越高，其文学价值也就越大。这种划分办法不是提倡“泛文学”。文学泛与不泛，全在于对文学性的把握。紧一些，就可以缩小在高雅文学范围内；松一些，可以扩大到通俗文学范围。不管紧与松，只要是缺乏文学性的文本，即使它是以“纯文学”形式出现的，也不是文学作品。

　　四、特稿之中有文学

　　特稿是当前最受读者欢迎的文体，也是最混杂的一种文体。特稿是一个被许多作者改造了的文体，现在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即使是《家庭》《知音》《华西都市报》，也没有统一的认识或选稿标准。可以说，以“两刊一报”为代表的特稿是新生的、年轻的、缺乏章法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最富有创新、最少门阀之见、也最具有潜文学价值，它是当代文学的富矿。

　　不是所有的饮料都是酒。只要含有酒精的饮料都是酒。而饮料中所含酒精的浓度决定了酒的度数的高低。

　　不是所有的特稿都是纪实文学。特稿中的富含文学性的文章，肯定是纪实文学。

　　文学区别于其他一切科学或者学科的标识，是文本中的文学性。古今中外对于文学和文学性的论述零零总总，限于篇幅，我不再一一例举。以我现在的理解，文学不过是能给读者带来审美体验的文本，是文本中蕴涵的文趣、情趣和理趣的有机结合。“三趣”结合的越巧妙，文本的文学性就越强，文学价值就越大。（作为例外，某个特性突出的文本，也可能成为文学作品，比如法国61培根的《人生论》就是以理趣见长的散文集。）

　　一是文趣，也就是文学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并不是唯一的。相声也是语言的艺术，但相声与文学是两码事。文学语言与其他语言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的形象性，让人读后如临其境、如闻其声、过目难忘。1999年12月，德国作家君特61格拉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中针对“我是如何成为作家的”这个问题时解答说：“我能够持久地做白日梦，对机智的词句和文字游戏感到兴味盎然……”八股文写的再高明，也是味同嚼蜡，不会成为文学作品，道理就在于此。

　　二是情趣，也就是情感性。李白的“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短短二十字，跨越阶级，穿越时空，魅力无限。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泰纳在《序言》中明确指出：“一部书越是表达感情，它越是一部文学作品；因为文学真正的就是使感情成为可见的东西。一部书越能表达重要的感情，它在文学上的地位就越高……”（《西方文艺理论史精读文献》，第594页）

　　三是理趣，也就是思想性。这种思想性与其他文本（哲学的、伦理学的、自然科学的等等）的思想性在表现上大不相同，它一般是从字里行间艺术地折射出来的，是“意在言外”“意味深长”“言在此而意在彼”，而不是明说的。所以说，大文学家如鲁迅、雨果、列夫61托尔斯泰大多是大思想家，而大思想家如魏源、黑格尔、达尔文大多不是大文学家。文学家的地位是独特的，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

　　“三趣”能不能作为衡量文本文学性的尺度，可以举例为证。拿写雪的文本来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与“天地一笼统，白井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相比，两者题材、形式相同，“三趣”相差甚大，因此，前者很好地体现了“三趣”，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而后者语言平庸、思想肤浅，无法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根本不算文学作品。这样的例子可以说随处可见，举不枚举。

　　五、对纪实“文学”的理解

　　传记文学是文学，没有什么人有疑义；报告文学是文学，也没有多少人再否认。为什么对涵盖传记文学、报告文学的纪实类文学（本文只从狭义上讨论纪实文学）却遭遇大声质疑，甚至搞特稿写作的人也要与其划清界限，大声申明自己的作品不是纪实文学？这里面有思维定势的问题——把文学等同于虚构，把纪实与文学对立起来了；有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纪实文学存在多年，讨论多年，但是还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和学术共识；有认识的差异问题——以为以文学的样式出现才是文学，不以文学的样式出现就不是文学——实际上，古今中外的纪实文学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史记》的文学价值是举世公认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国内许多纪实家的“特稿”不也夺得过各种名目的文学奖？而对纪实文学质疑最大的，可能就是对特稿中如何将纪实与文学有机结合心存疑虑。

　　我认为，纪实文学的“文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特稿的语言是文学语言。

　　其二、采用文学思维方式选择题材、提炼主题、深化文本的社会意义。比如柳达的《22个上海弃儿寻亲始末》为何轰动全国？江枫的《冷静看东方红爱心热》为什么能引起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并催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刘郎的《性贿赂绊倒了监狱长》一经刊登，为何引起“两会”关注，成为坚决惩治司法腐败的热点话题？都是以小见大、贴近生活的结果。遗憾的是，现在的特稿在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与“纯文学”有着较大的差距，因此，特稿成为快餐文化，成为赚钱机器，而极少能成为纪实文学的经典。

　　其三、纪实家可以对特稿人物的对话做艺术加工。纪实家的采访素材，多数是通过当事人的回忆。作为回忆片段，谁能保证当事人在特定情况下说过的话时隔多年、事过境迁还能记得那么真切？即使做了现场录音，限于篇幅和可读性，纪实家也要做适当的加工，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其四、在充分尊重生活真实的前提下，在特稿的结构设计和情节取舍上施行文学化，以增强特稿的文学性。优秀的纪实文学，如果剔除文本中的“五个W”，实际上与小说没有多少本质区别。

　　其五、运用再造想象方法和文学技巧，在环境描写、气氛烘托、心理刻画等方面做一些必要地“演绎”。比如，王书春在《神秘蛇岛上的战争》写道：

　　“原来这里不叫蛇岛，因为它还不是岛，是与大陆连接的一座座小山峰。这里是动物的乐园……

　　那时，这里的风光美极了，在蓝天下，小鹿、山羊、白兔奔跑着玩耍着，小鸟在枝头唱着动听的歌，青蛙、知了也跟着凑趣。突然，狼来了、鹰来了，动物们拚命地奔跑，鸟儿狠命地乱飞，最终还是有体弱者成为强者的美餐……

　　突然，天上响着巨雷下着倾盆大雨，接着大地在颤抖小山在晃动，动物们都能听到岩石断裂的巨大响声，所有的动物都知道大灾难来临了。它们本能地躲进一切能躲的地方。也不知过了多久，天晴了，地也不动了，还活着的动物胆颤心惊地从躲藏处跑出来爬出来飞出来。很快，一个不幸的消息传遍了：天塌地陷了，四周都是悬崖峭壁，再外边就是大海了，这里成了孤岛——很小很小的孤岛。“

　　在这篇老题新作的特稿中，王书春较好地实践了自己的特稿“三性”理论。如此运用再造想象方法所做的活灵活现的描写，还不文学？如果不是运用文学思维方法，而是机械地强调特稿的真实性，那么，蛇岛形成前后的景象和地震发生时“动物们都能听到岩石断裂的巨大响声”等生动的细节又是从何而来的？

　　以上论述，未必完善。现在写出来，就是想以文会友，抛砖引玉，希望能得到你及关注特稿与纪实文学理论建设的朋友们的批评、指正。

"纪实写作"就是写作纪实文学。

纪实文学是一种迅速反映客观真实的现实生活的新兴文学样式，亦称“报告小说”，是报告文学化的小说，也是小说化的报告文学。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可以有一定的虚构性，但对虚构还有一定的限制。

关于纪实文学的定义，还有多种观点。如李辉的表述是：“纪实文学，是指借助个人体验方式（亲历、采访等）或使用历史文献（日记、书信、档案、新闻报道等），以非虚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或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报告文学、历史纪实、回忆录、传记等多种文体。”

参考链接：纪实文学_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