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不做稀饭了-
一、日本战后改革
（riben zhanhou gaige）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在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之下进行的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司法等广泛领域的民主主义改革。主要包括：第一，为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采取如下措施：解散日本全部军队；逮捕东条英机等140多名战犯，并组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审讯；废除《治安维持法》和《治安警察法》，撤销特高警察；解散右翼法西斯团体；解除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神道和国家分离；释放共产党人在内的全部政治犯等。第二，根据美国占领当局意旨修改宪法。修改后的《日本国宪法》于1946年10月7日经贵族院和众议院通过， 11月3日正式公布，从1947年5月3日起生效。新宪法规定：“主权属于国民”，废除天皇的绝对统治大权，“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日本为议会制国家，内阁对国会负责，行政权由内阁执行；“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新宪法使日本成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第三，解散财阀。美国占领当局首先指定三井总公司等83家为持股公司，指定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十大财阀的56人为财阀家族。这些被指定者的所有股票须交给“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处理。解散持股公司，勒令财阀家族及财阀公司负责人一律辞职，十年内不许复职。在此基础上又制定《禁止垄断法》和《经济力量过分集中排除法》，禁止卡特尔的共同行动，划小经济力量过分集中的企业。此项改革远未达到预期目标。被指定的83家持股公司只解散28家，原指定为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325家企业中，实际上被划小的企业只有8家。解散财阀虽不彻底，但铲除了日本财阀的封建统治形式，促进了战后日本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企业管理的现代化。第四，农地改革。先后颁布两次农地改革方案，主要内容有：凡在村地主超过一町步的出租地和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出租土地由政府强制收买，出售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全国原230万町步出租地征购了190多万町步，其中180多万町步廉价售给佃农。农村90％耕地变成自耕地，90％左右农户成为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封建地主制基本上被消灭，形成以自耕农为主体的新的土地所有制关系。此外，日本还对文化教育、劳动立法、公务员制度、警察制度、家族制度等进行改革。战后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解决了明治维新遗留下的历史任务。日本由军国主义法西斯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为战后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打下良好基础。
通过分析战后日本经济基础、美国的扶持政策、朝鲜和越南战争的机遇、国防开支的减少与军事负担的减轻及有利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揭示了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是曾经获得了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和重大机遇所致.
二、日本战后经济
二战结束时，日本经济陷于瘫痪和崩溃边缘。据日本经济安定本部1949年报告中统计：日本物质财富损失总额为1057亿日元，相当于1944年全部国家财富的35%。1946年，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仅为1934—1936年平均水平的30.7%，农业生产降至战前的60%，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及战前一半。就连美国国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都说：“由于这次战争，日本已降为四等国。”
经济崛起原因之一：美国的扶持。二战后，世界分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为抗衡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广泛的结成军事或经济同盟。由于二战的摧毁，西欧国家及日本等传统资本主义强国都是百废待兴。因此，为抗衡苏联，美国开始扶持这些国家，帮助他们恢复经济。在东亚，扶持日本便成为了制约苏联及新成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有效方法。
原因之二：战争的刺激，即朝鲜战争及越南战争。从1945年至1949年是战后日本重建的“蜗牛爬行”阶段，经济恢复速度缓慢。到1948年初，尽管通货膨胀稍有抑制，但整个经济形势仍不景气。1949年2月，日本在美国帮助下实施以“紧缩通货、平衡预算”为核心的“道奇路线”。经过整顿，到1949年底，日本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遏制，税收增长40%以上。但道奇路线在另一方面又造成货物大量积压，工厂相继倒闭，失业增加，银根紧缩，出现所谓“稳定恐慌”。到1950年初，日本经济阴云密布。恰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它宛若久旱之后的甘露，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战后“第一次军需繁荣”。
朝鲜战争对促进日本经济在1950～1955年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朝鲜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大量的军事“特需订货”。据统计，3年战争期间，日本直接向战场美军提供的“特需订货”达13亿美元；而外国官员在日本购物以及外国有关机构支付款项的“间接特需”达23亿美元之巨。美国的“特需订货”动员了日本各部门的经济力量，在侵朝战争期间，日本电力的70%，煤炭的80%，船舶和陆地交通的90%的上部直接或间接地为美军服务。日本成为美国的“兵工厂”。“军需订货”的源源而来，为日本经济注入了起死回生的“强心剂”。
其次，朝鲜战争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出口贸易的增长。仅1950年下半年与上半年相比，日本出口额增加55%。而1950年6月至1951年底，日本对外贸易总额增长达2.8倍。随着对外贸易的增长，日本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1952年，日本“特需收入”为8.2亿美元，占该年外汇收入的66.8%。
再次，“特需订货”和出口增加使日本的商业迅速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日本有近1500亿日元的积压商品顷刻间被抢购一空。许多百货大楼拔地而起；衣料、粮食的配给制被取消；工农业生产指数迅速回升。工矿业生产在1950年10月已达到战前水平。农业生产1952年已达战前水平的111.2%。国民生产总值1951年达152亿美元，为战前水平的119.4%。
最后，朝鲜战争使日本企业界获得了高额利润，反过来又促进了垄断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例如日本棉纺织业十大公司在其间利润增加9～19倍之多。其中90%的利润都留在企业内部用作积累资金，这就保证了有充足的资金来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例如在薄钢板方面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带钢轧机代替过去的递回式轧机，使生产效率提高了1000倍。煤炭、电力、造船、电子等方面都采用了现代化的新技术。
三年朝鲜战争为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契机。军事“特需订货”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出口贸易；工农业生产指数大幅回升；企业利润大幅度增加，又反过来促进了垄断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这一系列的良性经济运行循环使战后步履维艰的日本经济很快走出了“死胡同”。1956年日本政府发表的《经济蓝皮书》正式宣布“以恢复为杠杆的成长已经结束”，提出要由现代化来支撑以后的经济发展。从此日本经济入了以实现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的高速或超高速增长时期。而1950～1955年，日本经济的复苏恰恰为1956年后日本经济持续18年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根基。
总之，朝鲜战争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分水岭。正如日本资产阶级政客所津津乐道的那样：朝鲜战争“真是天佑神助、起死回生的妙药”，是“一股神风”。
同样，越南战争为日本带来了“第二次军需繁荣”。日本没有直接参加越战，也没有直接从越战中获得太多的好处，但越战为日本消化设备投资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美国经济服务于越战以后，民用品的生产让出来了一大块，日本的设备投资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整个越战期间及越战结束后美国休养生息期间，是日本向美国提供了美国市民日常的生活用品。1965年日本对美出口为24亿美元，70年增加到了59亿美元。
越战期间，美国为了安抚越南周边国家，在经济上予以了很大的支援。越南周边国家的经济现代化，需要大量的生产设备，在美国没有能力提供的时候，是日本负责提供的。1963年日本对越南周边国家的出口仅有13亿美元，70年为36亿美元，增长幅度大大地超过了对美国的出口。
原因之三：日本自身的努力，即根据本国实际，适时调整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表现在：
1、充分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
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把科学技术水平推向新的高峰，开创了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的新纪元。
50年代—70年代是日本经济恢复发展的主要时期，也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普及运用的关键时期，更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日本赶上了机遇，更抓住 了机遇，在确立外向型经济妥展战略的同时，制定了“科技立国长远发展战略”，注意吸取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选择以计算机技术的开发，合成材料技术的开发，为振兴日本工业的突破口，引进国际尖端技术，进行消化后使之转化为生产力。从1950—1972年共引进11786项新技术，使日本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期。据统计1956—1964年，日本经济全年平均增长率为10.1%，其中因技术而增长的部分为48.5%。可见运用科技革命的成果是日本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
2、制定“高度经济成长”政策。
1956年日本政府制订《经济自立五年计划》，从此，日本进入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时期。1960年池田内阁制定了“高度经济成长”政策，即《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预计划在十年后的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都增加一倍。
为了“高度成长”，政府给国家财政进行巨额投资和金额贷款，采取对公司企业减税及其他财政措施，以增加资本积累，增加出口贸易。为了“高底成长”，工业生产在大规模设备投资下，以技术革新为中心，进一步以世界第一的超高速度继续增长。
1964年佐滕内阁执政，继续执行“高度经济成长”政策，1965年至1970年，出现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7.2%的十年里日本工业生产水平年平均增长16%，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1.3%超过了美国2.69倍，英国4倍，联邦德国2.4倍，国民生产总值，1966年超过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1968年超过联盟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国”。
3、推行贸易外汇的自由化计划。
为了扩大出口，增收外汇，加速经济发展，1960年6月，日本政府制订了《贸易、外汇自由化计划大纲》，同时恢复日元对美元的交换性能。池田内阁执政后，1961年7月，进一步制定了《促进自由化计划》。1962年内，包括石油、煤炭在内，日本实现了产品88%的自由化。1964年6月，日本政府发表《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大纲》，8月，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八条所规定的国家。接着又加入了当时以开发“后进国”为名的欧洲合作组织（OEEC）这些标志着日本“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形成。这一系列计划的实施，是日本的对外贸易呈迅速上升势头。
4、积极改善与周边邻国的关系
7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随其经济的发展，地位的提高，开始改变其向美国“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方针。为了获得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日本政府积极改善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为发展经济服务。先后出台了“等距离多边外交政策”、“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以及“自主选择外交政策”。
1972年9月田中内阁同中国恢复邦交，迈出了“多边自主外交”的第一步。1973年9月田中首相访问西欧这是日本与西欧关系的转折点，奠定了日本与西欧“确立伙伴关系”的基础。1974年三木武夫组阁后，推行中苏两国不偏不倚的“等距离外交政策”，福田赳夫任首相衔后修补了上述政策，推行“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1977年8月福田出访东南亚各国，表示向东盟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扩大了日本对东南亚的影响。鉴于苏联威胁的增加，福田内阁末期于1978年8月同中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从此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日中友好，为日本经济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两国贸易迅速增长，1981年贸易额达100亿元，为复交前1971年10亿美元的10倍，1991年中日贸易额超过200亿美元，为复交前的20倍，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已达1500多家。这些无疑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5、多次采取“反萧条对策”。第四产供销中东战争爆发，由石油危机而导致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深刻的经济危机之中。日本从60年代开始，就以中东的廉价石油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中东的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受到剧烈的打击，日本的经济也进入战后最严重的危机中。从1973年11月至1975年3月，工矿业生产指数从最高点下降20.6%，倒闭企业达11681家，失业人数达112万15、元人，1974年日本经济增长率第一次出现0.5%的负增长，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了低速增长的时期。
为了缓和危机，刺激经济的复苏，从1975年开始日本政府多次采取“反萧条政策”，主要对策有：“⑴增加财政开支，扩大公共投资。⑵对垄断资本减税，以刺激扩大生产。⑶松动银根，降低利率，增加企业利润。⑷发行赤字公债。⑸制订修订种种法律，为垄断资本摆脱寻找出路。上述措施，促进了日本经济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从1975年至1978年连续4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5.5%的水平上。这次经济的回升，主要是靠政府空前干预和企业“减量经营”实现的，同时也是实行产业合理化的结果。
原因之四：重视教育，加速人才的培养。
1、义务教育、高中教育、中高等教育体系完善。日本较早的推行义务教育制度，战前就已普及了四年及六年义务教育，1947年进行教育改革，实行九年义务教育。1950年九年义务教育完全普及，就学率达99%，1965年初中毕业升入高中的比率达69.6%；1970年高中毕业升入大学的达23.6%。同时还有配套齐全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一句话“因材施教”，让每个人都能享受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机会。
2、教育经费投入逐年增加。
日本政府重视教育，还表现在教育经费在行政费中逐年增加，1956—1978年期间，教育经费在行政费中的比例就达20—33%；1978年教育经费占国民总投入的7.1%；同年按人口平均的教育经费相当于1950年度的51.46倍。
3、提出“造就人才”“建设国家”的发展战略。为了振兴日本经济，适应“高度经济成长”的政策，1962年8月日本政府提出了“造就人才”“建设国家”的战略思想。“造就人才”实质是美国的“开发人类能力的政策”即把人看作经济上的生产力，因教育投资来开发这个力量的政策，是和日本式“道德教育”相结合的暗物。“建设国家”就要造就“热爱民族、国土和文化具有高尚的人格和见识，在国际上也是以赢得依赖和尊敬的日本人”。
为了实现“造就人才”、“建设国家”的发展战略日本政府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⑴进行“学力测验”，建立早期优秀学生选拔制度，建立优秀学生跟踪档案，确保成才。
⑵颁布《教科书免费分配法》，对义务教育期间的中小学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境贫穷的学生提供助学金和中餐补贴制度。
⑶建立“光荣母亲”评选制度。
为了形成学校、家庭、社会齐抓共管，重视教育的氛围，日本文部省在全国推行“光荣母亲”评选活动，对那些教子有方、爱女有道的突出母亲或父亲政府授予“光荣母亲”（父亲）的荣誉，给予奖励，登报表彰，通过评选，涌现了一大批“光荣母亲”（父亲），使尊师尊教成为日本国民的自觉行动。
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日本国民的整体素质大幅度提高，发展经济所需的各类人才都有了较充分的保证。
原因之五：“经济第一”，勤勉劳作的精神。
战后的日本，在学习西方尤其是学习美国文化的同时，进一步“反省”战前的“军刀政治”、“版图扩张”的富国强兵文化，认识到“军事第一”绝不能使日本通向幸福，从而确立了“经济第一”、“勤勉劳作”的新的经济文化观点。
1、国内建设中，信奉“经济第一”的原则，他们在狂热的军事热情遭到破灭后，所幸福的希望完全建立在国内经济发展上，经济成为战后日本所关心的唯一国策。发展经济，努力生产，成为有志青年的献身目标，大批优秀的人才开始由军事转向企业界，科学、教育和工程人员的奋斗归宿只有一点，那就是推动日本振兴。
2、国际事务中，坚持“经济第一”的原则。
在国际事务方面，日本也坚持“经济第一”的原则，一切以日本的经济发展服务为基点，对战后冷战、地区冲突坚持保持中立的消极态度，使得日本经济在国际交往中避免了许多 不必要的“封锁”和“干扰”，以至今天日本仍有“经济动物”的雅号.
3、乐于奉献的“勤勉劳作”精神。
与“经济第一”相共存的是日本人的“勤勉劳作”精神。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吃苦耐劳、乐于奉献、勤勉劳作同样成为日本民族的精髓。日本人为了家庭、为了妻子儿子，为了幸福的生活，自觉地加倍工作。他们坚信勤劳就会幸福，甚至甘愿牺牲自己的汗水而少取工资。日本人效忠企业，以厂为家。真正树立“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企业竞争意识，正是这种乐于奉献的勤勉劳作精神，创造了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奇迹。塑造了日本民族深邃的灵魂。
三、启示：
通过战后日本经常济的崛起原因的初探，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日本能在短短的50年时间，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创造日本经济腾飞的奇迹，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经济强国，绝非偶然，从上面的探索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启示之一：日本经济崛起，得益于充分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得益于吸收消化欧美先进的文化科技技术。日本1960—1970年十年里，工业生产水平保持16%的增长速度，其中增长的80%都是靠吸收转化科技成果而获得。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谆谆教导我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今天我们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就要有日本当年那种敢于引进，善于引时，甚至不惜“错误”引进的决策和胆识。充分利用、吸收消化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为我所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用。
启示之二：日本经济崛起也得益于政府政策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为了发展经济，日本不惜以允许美军驻军为代价，来换取美国的“保护”和支持；为了发展经济，日本能够主动改善邻国的关系，包括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关系，化敌为友，赢得安宁的国际环境；为了发展经济，能够依据需要制定适应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包括暂时“不平等”的政策。这些对我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邓小平同志也曾说过：“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不正有力证明邓小平“猫论”的无比正确吗。在大力发展经济的今天，只有对我们建设有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大胆尝试，不要怕“吃亏”，今天的“吃亏”就是为了明天的崛起。
启示之三：日本经济的崛起还得益于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无论是战后困难时期，还是六七十年代高速增长时期，日本政府始终把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教育成了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杠杆。有人说，21世纪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是教育的竞争。下一个世纪即将到来，我国要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各级政府都必须要向日本那样，真正把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来抓，真正树立科教兴国的意识，决不能以经济困难为借口而忽视教育压缩教育经费的投入。全教会刚刚落幕，《教育发展十年纲要》已经颁布，我们有理由相信教育发展的春天就要到来。
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咬定发展经济不放松，借助日本成功经验，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日本今天的富强，就是我们明天的现实。
慧慧-
1945年（昭和20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美军占领日本，改日本专制天皇制为君主立宪制，天皇作为日本的象征被保留下来。
1972年（昭和47年）7月，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开始执行“多边自主”外交。同年9月田中访华，于9月29日与周恩来总理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日正式建交。1978年8月中日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问日本，宣布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中日两国关系从此趋于正常化。
1989年（昭和64年，平成元年），昭和天皇病没。皇太子明仁即位，改年号为“平成”
附加日本历史：
日本国起源
约公元1世纪，日本各地有100多个小国（其中有的与东汉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来，这些小国逐渐得到统一。
到了公元4世纪，在关西地方建立了比较大的国家，据说最终将它们统一起来的是当今天皇家族的祖先。当时，日本国的范围包括本州西部、九州北部及四国。
于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国家才得以统一。所以很难对日本国诞生的确实年代作出准确的判定。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并即位，即位日相当于现在的西历2月11日，因此就把这一天定为“建国纪念日”。
古代
绳文时代
从洪积世起，日本列岛上就有人类的祖先生活，日本人种及日语原型的形成则被认为是1万年前至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绳文时代。当时，人们数人或十人一户居住在竖坑式草屋，以狩猎、捕捞及采集为生，构成了贫富与阶级差别的社会。
弥生时代
公元前3世纪，水稻种植和金属器具使用技术由朝鲜转入九州北部。稻作技术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它扩大了生产，产生了贫富等级之差，使农村共同体趋向政治集团化。农耕带来的信仰、礼仪、风俗习惯也逐渐传播开来，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原型。
古坟时代
公元4世纪中期，大和政权统一了割据的小国。随着国家的统一，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古坟广大到各个地方。这个时期是中国许多知识和技术传入日本的时期。4世纪，大和政权吸引了大陆的高度物资文明。到了5世纪，来自朝鲜半岛的外来人（归化人）带来了铁器生产、制陶、纺织、金属工艺及土木等技术。同时已开始使用中国的汉字。6世纪，正式接受儒教，佛教也传入日本。
飞鸟时代
飞鸟时代，约始于公元600年，止于迁都平城京的710年，上承古坟时代，下启奈良时代。此期以政治中心为奈良县的飞鸟地方（即当时的藤原京）而得名，较为重大的事件有圣德太子改革、大化改新等。
7世纪，圣德太子致力于政治革新，并以“大化革新”为契机，着手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个做法仿效了隋、唐，而且此时更加积极地摄取大陆文化。至9世纪末期先后共派出10多次遣隋使和遣唐使。
6世纪初，武烈天皇去世后，缺乏皇位继承人，大伴金村从越前迎来男大迹王继承皇位，他就是继体天皇。当时，在朝鲜半岛，新罗、高句丽的势力扩张，威胁百济，并使日本在朝鲜南部任那发展势力的半岛经营策略陷于窘境，另一方面，导致大批大陆移民的流入。
在国内，皇室在统一国土后，不断霸占地方贵族的领地，扩大自己的屯仓，并将侵略朝鲜的军事负担强加在他们身上，皇室和地方贵族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侵朝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引发了人民的反抗。6世纪中叶以后，部民制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开始瓦解，部民纷纷逃亡。朝廷内部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日益加剧。在6世纪初，在朝廷中握有实权的大伴氏曾因主张把任那四县割让给百济而受到攻击，从而失去政治势力，物部氏和苏我氏取而代之。物部氏是朝廷掌握军事的贵族，是维护原有统治方式的守旧势力。苏我氏从5世纪后半叶起，在朝廷中掌管财政，势力逐步扩大。苏我氏与大陆移民的关系密切。当时，苏我氏是积极吸收外来思想和文化的进步势力。当百济圣明王献给日本朝廷佛像和经论时，苏我稻目积极主张崇佛，力图通过崇拜佛教来代替氏神的信仰，以统一全国的思想，加强皇权。物部尾舆则主张信仰原来的氏神，以维护氏姓制和部民制，坚决反对崇佛，于是两派间围绕崇佛与排佛展开了激烈斗争。
587年，用明天皇（585—587在位）死后，以皇位继承问题为契机，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和物部尾舆之子物部守屋之间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马子讨灭守屋取得胜利，物部氏灭亡。打败物部氏之后，苏我马子立泊漱部皇子为天皇，即崇峻天皇（587—592在位）。崇峻天皇不甘心成为苏我马子的傀儡，曾指着献上来的野猪说：“何时如断此猪头，断朕所嫌之人。”苏我马子闻言大惊。592年，苏我马子唆使东汉直驹刺死天皇。为了独揽朝政，同年12月，马子推举外甥女饮屋姬继位，是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帝——推古女皇（592—628在位）。翌年，即593年，天皇立用明天皇遗子厩户皇子为皇太子，并“录摄政，以万机悉委”。后来世人因厩户皇子聪慧，治政英明，称其为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系用明天皇嫡子，《日本书纪》称他“生而能言，及壮有圣智，一闻十人诉，以勿失能辩”，具有能吏的素质。他师从高丽僧惠慈学佛教、百济博士觉哿习儒学，自幼受到大陆思想文化的熏陶。
圣德太子执政之初，朝廷正处在内忧外患之时。所谓外患，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封建集权国家隋朝；在朝鲜半岛，渐趋强大的新罗，占据汉江、洛东江流域，并在吞并任那（日本在朝鲜的据点）之后，与日本的关系急剧恶化。所谓内患，氏姓、部民制度弊端毕现，以苏我氏为代表的豪族势力尾大不掉，皇室势力单薄。圣德太子受中国的尊王大一统思想影响，试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挽救社会危机，为此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奈良时代
公元710年，日本定都平城京（现在的奈良市以及近郊），迎来了律令国家的兴盛时期。但是，此时农民贫困、游民增加，由于庄园扩大而导致公地公民制的实质上的崩溃等，矛盾开始暴露出来。
这个时期由于国家极力保护佛教，因此，佛教文化，特别是佛教美术开始繁荣起来。如7世纪初期开创日本佛教文化的飞鸟文化；7世纪后期独具一格的白凤文化；8世纪中叶在唐代鼎盛期文化的影响下以写实手法体现人类丰富情感的天平文化等等。
与佛教美术相媲美，这个时期文化方面的金字塔是《万叶集》。《万叶集》收集了8世纪中叶前约400年间，下至庶民上至天皇所作的大约4500首和歌，如实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朴素的生活情感。此外，现在还保存着的日本最古老的历史书籍《古事记》（712年）最古敕撰历史书《日本书纪》（720年）、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751年）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文化遗产。
平安时代
8世纪末，日本将都城移至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市），试图重建律令体制。但由于公地公民制的崩溃，国家陷入了财政困难。894年派出最后一批遣唐使后便告终止，就此不在大量摄取大陆文化。
10～11世纪，藤原氏垄断政权，以庄园为经济基础，势力最为强盛。但是，由于地方政治的混乱，导致治安混乱，武士集团强大起来。到11世纪末，为对抗藤原开始实行“院政”（指日本平安时代后期上皇、法皇代理天皇执政）。于是，武士进入了中央政界。
平安时代以中国文化为特色。9世纪时受唐朝影响，密教和汉学方面的弘仁、贞观文化还十分繁荣。但是10世纪后与大陆的直接交流断绝后，便产生了日本独特的贵族文化。其代表有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10世纪初）、世界上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11世纪初）、随笔《枕草子》（公元1000年前后）等等一批文艺作品。
日本战国史
中世纪（12～16世纪）
镰仓时代
12世纪末，源赖朝受封第一代征夷大将军，并在镰仓建立幕府，从此诞生了武士政权，由此产生了武家政治和公家（指朝廷公卿、贵族）政治的对立。13世纪后期，幕府的武士统治开始面临困难，镰仓幕府逐渐走上灭亡的道路。
在文化方面，以过去的贵族文化为基础，摄取宋朝时传入日本的禅宗文化，培育了生动、写实、朴素及独特的武家文化。在宗教方面，由法然、亲鸾、日莲等著名僧人创建了镰仓佛教，获得了各阶层的信仰。12世纪传入日本的禅宗受到了关东武士的重视，艺术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倾向。文学方面出现了以源平合战为背景小说《平家物语》（原作诞生于13世纪初），是日本古代军记物语的杰出代表。
室町时代
14世纪的前半期，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稳定了京都的室町幕府以后，2个多世纪内在政治、文化方面，武家都压倒公家，处于优势。由于室町幕府是聚集了各有力大名而建立的，因此幕府本身的统治能力薄弱。应仁元年（1467年）一月，应仁之乱爆发，全国各地的大名纷纷而起，室町幕府遥遥欲坠，日本进入战国时代。战国大名成了统治当地土地及人民的强而有力的独立政权。
在文化方面，无论是贵族还是武家的文化，都受到禅宗的影响。14世纪末期以金阁寺为代表的北山文化及15世纪末期以银阁寺为代表的东山文化都十分发达。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来到日本，传入了枪炮和基督教。那是文化方面充满生气的时代。
近世（16～19世纪中叶）
战国时代
（室町末期及安土、桃山时代）
应仁之乱后，日本各地大名纷纷崛起，战火纷飞，民不聊生。16世纪中叶，一位决心以武力统一日本、结束乱世的枭雄出现，他就是织田信长。永禄三年（1560年），织田信长在桶狭间以两千人马击败今川义元四万大军，名声大振。尔后逐步统一尾张、近畿，并准备进攻山阴、山阳。在此期间，信长修筑了气势宏大的安土城。因此，信长的时代被称为“安土时代”。
天正十年（1582年），本能寺之变爆发，信长身亡。织田重臣羽柴秀吉先后击败明智光秀及柴田胜家，确立了自己的继承人地位。此后经过四国征伐、九州征伐、小田原之战，逐步统一日本。后被天皇赐姓“丰臣”，并受封“关白”一职。丰臣秀吉的时代被称为“桃山时代”。
庆长三年（1598年），丰臣秀吉在伏见城病逝。丰臣家裂分为近江（西军）和尾张（东军）两派。身为丰臣政权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于庆长五年（1600年）发动关原合战，大败西军，建立德川政权。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战国时代结束。
江户时代
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家康受封征夷大将军，在江户（现东京）建立幕府政权，此后260多年，德川家统治全国。这段时期被称作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严格控制天皇、贵族、寺院神社，并费尽心计统治着支撑幕藩体制的农民。元和九年（1623年），德川家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职，下令锁国。除开放长崎、界作为对外港口外，一律禁止外国人来日本，也禁止日本人远渡海外。由于闭关自守，幕藩体制迎来了安定时期。但是随着产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自给自足的经营体制系崩溃，18世纪起幕藩体制开始动摇。
庶民文化是这个时期的特色。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期的元禄文化是以京都、大阪等上方（日本关东地方人称京都、大阪为上方）地区为中心的武士和商人的文化。人偶净琉璃、歌舞伎、浮世绘、文人画等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商人文化。
日本近代史
近现代（19世纪后期至今）
明治时代
江户幕府末期，天灾不断，幕府统治腐败，民不聊生。且幕府财政困难，使大部分中下级武士对幕府日益不满。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开锁国达200余年的日本国门。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日本人逐渐认识到，只有推翻幕府统治，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才是日本富强之路。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展开了。在这场推翻幕府统治的运动中，萨摩、长州两藩武士起着重大的作用。1868年1月3日，代表资产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倒幕派，在有“维新三杰”之称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的领导下，成功发动政变，迫使德川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交出政权，并由新即位的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诏书。这就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日本从此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1868年（明治二年），明治天皇迁都江户，并改名为东京。之后从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日本国力逐渐强大。后来在甲午中日战争（日本方面称“日清战争”）及日俄战争中打败中国北洋舰队，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
大正、昭和时代
与明治时代取得的历史性进一步相比，大正天皇被称为“不幸的大正”。大正天皇在位15年，政绩还不如明治，而且他一生为脑病所困，最后被迫让权疗养，由裕仁亲王摄政。
1926年，裕仁登基，年号“昭和”，即昭和天皇。昭和时代前30年，对于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人民来说，是黑暗的30年。这时的日本政府致力于侵略扩张。1931年（昭和6年），“九u2022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昭和12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昭和16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时期，不仅给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痛苦的困难。这是日本历史以及中国关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1945年（昭和20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美军占领日本，改日本专制天皇制为君主立宪制，天皇作为日本的象征被保留下来。
1972年（昭和47年）7月，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开始执行“多边自主”外交。同年9月田中访华，于9月29日与周恩来总理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日正式建交。1978年8月中日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问日本，宣布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中日两国关系从此趋于正常化。
1989年（昭和64年，平成元年），昭和天皇病没。皇太子明仁即位，改年号为“平成”
日本历史分期
日本の先土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
日本の古代
縄文时代 【约中国先秦】
弥生时代（纪元前3世纪 - 3世纪）【约两汉】
古坟时代（3世纪后半、4世纪初 - 7世纪前半、8世纪初）【约魏晋南北朝】
飞鸟时代（6世纪终末 - 710年） 【约隋唐前期】
奈良时代（710年 - 784年） 【唐代】
平安时代（794年 - 1184年）【唐五代、宋】
日本の中世
镰仓时代（1192年 - 1334年）【宋元】
南北朝时代（1334年 - 1392年） 【元明，注：日本历史上的南北朝只是宫廷政变后，原来的天皇又跑到京都旁边不远的地方另立了朝廷，时间很短】
室町时代（1392年 - 1573年) （戦国时代） 【明，注：其间日本的征夷大将军被明朝册封为“日本国王”】
日本の近世
安土桃山时代（1573年 - 1598年）【明，即所谓“织丰时代”，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时期】
江戸时代（1603年 - 1868年）【明末、清】
日本の近代-现代
明治（1868年 - 1911年）【同治朝、光绪朝、宣统朝】
大正（1911年 - 1926年） 【北洋军阀时期】
昭和（1926年 - 1989年） 【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
平成（1989年 - ） 【第三代领导人至今】
公元300-592年 大和时代
公元592-710年 飞鸟时代
公元711-794年 奈良时代
公元794-1192年 平安时代
公元1192-1333年 镰仓幕府时代
公元1333-1392年 南北朝时期
公元1393-1573年 室町幕府时代
公元1573-1603年 织丰时期
公元1603-1867年 江户幕府时代
公元1868-1911年 明治时代
公元1912-1925年 大正时代
公元1926-1988年 昭和时代
公元1989-现在 平成时代
小教板-
呈现复杂多面的日本战后历史
——《拥抱战败》学术座谈会综述
叶 彤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三联书店联合主办的《拥抱战败》（副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出版发行暨学术座谈会2008年11月28日在京举行。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约翰u2022W.道尔撰写的《拥抱战败》这部厚重的日本战后社会史著作于1999年出版，问世当年获美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图书奖和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1800年以来亚洲历史杰出图书），翌年获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奖和班克罗夫特奖（美外交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奖）及美国图书馆学会著名图书奖。该书很快被翻译成日文，并在增加了大量历史照片后出版了日文增补版，在日本引起广泛关注。该书中文版2008年9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全书近70万字。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美国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等单位的20余位学者参加了座谈会。
一
座谈会的讨论是从书名的含义和翻译开始的。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指出，该书英文版出版不久，日本报纸就作了介绍，但当时把书名译做《接受失败》。一个经历过战败时期生活的日本汉学家也认为，不能把Embracing Defeat翻译成“拥抱战败”，只能翻译成“容纳战败”，因为日本人不是高高兴兴地接受战败的。所以，李薇说，“仅仅是一个书名就包含了复杂的内容”。
该书中文版译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胡博赞同“拥抱”是一个“敏感”而“重要”的关键词，是该书的核心概念。她提出，道尔对战败的理解大体有几重含义：第一，战后的日本政府和日本人对胜利者本身的欢迎和拥抱。第二，日本从二战中野蛮的战争者向战败后温顺的羔羊转化的趋势，导致日本在战胜者的眼光中的直接色情化，导致美日关系之中的假想式的男女关系的互动。所以，“拥抱”也构成了战后日美关系的影射。第三，战败的日本和日本人热烈拥抱征服者所带来的所谓“天降的礼物”，即民主、革命、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在这重含义上拥抱战败就意味着拥抱解放、拥抱新生。胡博强调，最值得深思的是，道尔认为“拥抱”绝不仅仅指日本人，而是指日美双方共同拥抱战败，战后日美关系格局是由双方互动、共同作用构建起来的。所以，道尔在书的结语中强调，如果不了解胜利者和战败者如何共同拥抱战败，就难以理解战后日本模式。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金熙德指出，日本和美国之“爱”产生了美日的热恋期，至今经久不衰，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这种关系，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奇观。60多年后，日本没有多少主流学者认为日美同盟应该结束。日本人认为，日美同盟是日本国家支柱。所以，未来十几年间日美关系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帮助我们了解日本人为什么对日美同盟那么重视，也告诉我们日美同盟形成的过程。金熙德还指出，从《拥抱战败》叙述的历史过程看，日本战败以后没有机会清算历史，除了国家的破败之外，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间接统治”。日本经过短暂休克以后，原战争势力又回来了，手上沾了鲜血的人当了首相。一开始是没时间清算战争，后来是那些人掌权了，没人愿意清算战争。所以，1982年到现在日本的战争认识问题不断引起亚洲人的反感。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崔世广指出，在日本的历史上存在着三次“拥抱战败”。大化革新就是因为战败，日本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学习文化、制度、思想，那时候就有一次拥抱战败。第二次大规模拥抱战败，应该是明治维新前后。开始日本对西方的态度也是坚决攘夷，后来下关战败，意识到攘夷不可能，走向了倒幕维新，最后走上明治维新的道路。这时又出现了拥抱战败，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拥抱战败，应该是第三次。战败在日本历史上是有若干先例的。战败以后，明确、客观接受战败的事实，思考怎样从战败的废墟中站立起来，再实现、恢复自己的实力，谋求自己的强大，这是日本人在文化上很重要的特点，也是日本人思维方式很重要的特点。在战败之后和强者联手，向强者学习，强大自己，再与强国并驾齐驱，这应该是日本人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日本的文化。
二
关于本书讨论的内容和结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认为，道尔最初设定的读者，应该是美国人，因为他讨论问题的方式针对的是美国的脉络。从书的结构安排看，是对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后开始的远东政策的一个历史性的批判。道尔给出的对历史资料的剪裁结构，表明美国以正义之名行了战胜国占尽所有便宜之实。这是这本书中真正要说出来的话。
孙歌指出，有几个关键环节是这个结构的支撑点。第一个关键环节是它对于40年代中期以后冷战结构在东亚的形成做出了一个整体性的分析。她认为，麦克阿瑟在日本行使“自主权”的时候，对日本経済新闻社会、历史毫无兴趣。在这个前提下，他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在推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充满了混乱。但是后面有一个不可动摇的预设：宁可要天皇制、宁可要美国式民主（因为要美国式民主，意味着占领是有危险的，但宁可要这个），也不要赤化，不要共产主义。这是当时非常明确的、毫无混乱的标准。这形成了整个战后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基本轮廓，这也是冷战格局形成后为什么中日和解如此困难的最根本的原因。第二个关键环节是东京审判。她指出，道尔并没有直接说东京审判不是一个合法的法律事件而否定它，而是在资料的选取和剪裁的过程中，提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图景，说这场审判是一个美国当事者也承认的表演。可是表演中又审判了纽伦堡审判中也审判的、后来得到国际法认可的罪行，比如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当时在法庭上包括印度法官在内的一些人对这样一种事后法的审判方式提出了质疑。可是又有受审的20个罪犯如何替天皇顶罪的问题。所以，所有的线索都缠到一起，复杂性被呈现出来。
在分析了该书缺少对冲绳问题的论述的原因后，孙歌总结说，道尔这本书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即告诉美国人1945年占领日本那件事做得实在缺少正义、缺少道德，促使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反思美国世界性的霸权到底有多少正义可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菊花与刀》这些书的性质不一样，这是美国一个历史学家真正勇敢面对历史时做出的一些判断。
关于该书东京审判方面的论述，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道尔对东京审判本身的批评和反省大概有三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审判团的结构来看，东京审判具有明显的白人审判色彩。法官原来都是白人，后来加了印度和菲律宾两国的法官，而这两国分别是英美的殖民地。但法官中没有朝鲜人。这里提出了东京审判亚洲缺席的问题。第二个方面，道尔触及了东京审判的双重标准问题。道尔说，东京审判基本上是在无视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状况下进行的。比如，当殖民地问题被提出来之后，英美法苏四国法官提出殖民地问题不在东京审判的问罪范围内，所以予以驳回。第三个方面，道尔还透露了一个信息，1948年审判到后期的时候，冷战骤然升起，所以在审判团内部开始一些争斗。到1948年初很多在监狱里关押的嫌疑犯悄悄被放出，包括英美法官与苏联法官的明争暗斗非常明显。冷战的骤然发生，干扰了审判的进行，大家已经不愿意再进行下去了。赵京华认为，东亚的战后体系和审判的不彻底性和不对殖民体制进行批评质疑是有关联的。
三
日本近代以来的发展有许多复杂因素，其中有两个是根本因素，一个是天皇，一个是美国。这两者构成了今天日本这个国家存续、演变过程中最基本的内因和外因。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高洪从日本战后天皇制的角度切入讨论。他指出，事实证明，保留天皇民主制给日本留下深刻久远的烙印。尽管战后初期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造，但天皇得以保留，就使得战前所有的国家符号——国旗、国歌、天皇族徽以及其他能够标识国家方方面面的东西，都不加改动地延续到战后日本。所以，日本保守势力很容易把自己和战前政权联系在一起。而除了和平、进步的团体之外，绝大部分老百姓通常也在政治势力的引导和媒体的影响下不加区分地把战前、战时的日本政权和战后日本政府视为连贯的国家机器。可是，不管是谁混淆了战争责任，最后受害者恰恰是日本自己。如果日本自己不能反省、正视历史，就很难放下历史包袱，为此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战后半个世纪中，日本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通过联合国对国际社会做出了各种贡献，向外部提供了大量的开发援助，在其他方面也积极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但这些都不足以打消别国尤其是受过侵略战争迫害的邻国的疑虑，究其原因就是不曾彻底割断与法西斯血脉的联系。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晓峰从书中谈到的一个细节入手，指出：从1946年到1949年，天皇在日本各地巡行，美国兵拿着卡宾枪给他开路。人围得特别多的时候，美国兵会鸣枪，这告诉我们谁在那个时代树立天皇的威信。他强调，美国人选择让天皇继续存在，是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的。因为天皇当时确实对社会最深层次有影响力。自古以来天皇就存在，因此也就存在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给日本带来了什么，是值得思考的。明治时期日本的一切重要变化，都是在天皇家族的领导下进行的。对日本人来说，他们从中获得了很大的精神力量。
日本被占领期间的首相吉田茂的作用问题，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发言的重点。王新生指出，吉田茂认为日本只有和美国结盟才能重新得到生存的机会，要重经济、轻军备，要让出一部分国家主权，在美国的“拥抱”下发展。吉田培养了一大批信奉他的政策的政治家，使吉田路线得以执行下来。我们说，日本是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就是因为日本战后政治家没有经过训练，所以现在日本政治家没有国际眼光，没有政治家应该有的意识和头脑。
关于日本战后时期的经济政策，王新生着重分析说，被占领时期，日本实行过两种政策：一是“倾斜生产方式”，一个是“道奇计划”。“倾斜生产方式”是日本提出的，后来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人做不下去了，派道奇到日本去搞“道奇计划”。道奇说，日本经济是高跷经济，就是两条腿，一条腿是日本政府的财务补助，一条腿是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这样太有依赖性，现在要把两条腿砍掉，搞市场经济。道奇提出超平衡预算，就是政府预算不能有赤字。“道奇计划”对治理通货膨胀非常有好处，但也带来严重的通货紧缩，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在难以为继的时候，朝鲜战争开始了，朝鲜“特需”就出来了，日本经济马上恢复了。那么，是“倾斜生产方式”作用大还是“道奇计划”作用大呢？现在也没有定论。但是两种发展模式都保留了下来，成为战后持久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这一点上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日本和美国之间无论政治、安全还是经济上的关系。
关于该书对起草“和平宪法”过程的描述的重要不足，李薇以自己的研究做了补充。她指出，在盟军总部（GHQ）提出想搞新宪法的1946年年初，就有一部宪法草案到了GHQ民政局手里，这个宪法草案是由日本宪法研究会提出的。宪法研究会牵头的是日本経済新闻社会党党员，立场是革新、进步的，他们提交的宪法草案中已经体现了很多和平宪法的精神，但社会党的宪法也没有取消天皇制，而是说天皇作为象征。不过，实际上，最终还是由GHQ的民政局仅用差不多一周的时间起草了GHQ版的《日本国宪法》。一个星期就起草出一个国家的宪法，在世界宪法的制订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没有经过酝酿、讨论和方针确定的时期是不可能成就一部宪法的。
关于当今美日同盟和与中国的关系，有深厚的美国问题研究经验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用一个例子加以说明。他讲到，2006年去大阪参加会议，当时有人提到日本被美国“抛弃”了，这说明日本对美国根深蒂固的依赖已成为民族性了。这种民族性在过去有过积极的作用，但对于日本想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是很难逾越的障碍。他认为，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最短的板是中日关系，现在要做的是使短板变长，而不是把长板锯短。如果没有中美日三方的稳定关系，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是没有保障的。
与会的董炳月、王成、秦刚、李兆忠、孙伶伶、李长莉、刘世龙等学者，还从美国的占领政策、美日关系、日本的战争责任以及战后日本文化论、大众文学、社会运动等方面，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意见。
（责任编辑：林 昶）
可可-
本的发展史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要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全面提高人口素质，防止两极分化，自强不息。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借鉴日本的发展经验
日本拥有不足2%的世界人口、0.25%的世界面积和极为匮乏的自然资源，却创造了17%的世界财富。笔者随团到日本研修和考察，在领略世界经济大国的富裕、发达和文明程度的同时，切身感受到我们在许多方面需要向日本学习。其中，最让我们感慨和深思的是日本低起点、快速度的发展史！
19世纪中叶之前，和中国一样，日本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没有接触到欧洲的新兴文明。1853年，美国军舰开进了日本港，日本国门从此被打开。日本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成为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自此，国内矛盾触发，幕府统治结束，明治维新开始。明治政府推行“富国强兵”政策，迅速提高了日本的综合国力，也将日本引上了与西方列强为伍、竞相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1945年，日本战败，整个国家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其后，在以美国为主的外力下，日本开始了国家改造和经济复苏。1960年开始，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今天，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我们不能否认，日本创造了一个奇迹。考察日本的发展史，结合在日本的见闻和感受，笔者认为以下几点经验对中国的发展应当有所启示。
改革和创新是发展的灵魂
不断改革和创新，为日本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历史上，日本曾为中华文明所折服，虚心向中国学习，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后，日本看到了西方文明，又虚心向西方学习。1871年，日本政府派出了100余人的考察团，赴欧美进行了历时22个月的考察访问，对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司法机构、教育体系等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研究。我们参观日本参议院时，见到大厅里矗立着当年的考察团团长，后来的四任首相、三任枢密院议长的伊藤博文的铜像，日本人民至今没有忘记他。西方取“经”后，日本开始了深层次、全方位的自我革新，很快走上了发达的资本主义道路。二战后，日本又开始向美国学习。20世纪50年代，日本派出大批青年赴美留学，多数学生学成后回国。从当今的日本生活方式可以看出，他们已将东方和西方文化融为一体，善于兼收并蓄，勇于变革创新，虚心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日本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使日本最终确立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
全面提高人口素质是发展的战略选择
日本是个非常重视人口素质的国家，总人口1.27亿左右，人口密度是我们的2.5倍。在东京等大城市，购物、就餐等生活都需要排队。日本人无论在车站、超市或其他地方都自觉地排队，这种意识体现了日本国民的素质。日本把国民教育放在突出地位，把功夫下在提高人的基本素质上，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体系。日本的教育制度与我国相似，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初中以下为义务教育，入学率为100%，高中升学率为96%，大学升学率为50%。20世纪80年代，日本就提出了终身教育的问题。1990年日本制定实施《终身教育法》，以促进形成学习型社会。日本教师的地位很高，公立学校的教师列入公务员行列，其工资高于政府一般的行政官员。笔者认为，与日本相比，中国人口多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但不能把它看成一个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把一切问题都归于此，怨天尤人；而应当在毫不松懈地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下大力气抓好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义务教育，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防止两极分化是日本始终坚持的发展道路
有数据显示，与美、英、德、法等国比较，日本的犯罪率最低。这与日本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关。日本战后的飞速发展阶段，虽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由于国家采取的措施得当，社会没有形成两极分化，并逐步消除了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据有关机构调查，日本居民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与别人比较处于中档的比例，其满意度1958年为72%，1979年为91%，1989年为87.3%。多数日本人认为，自己所处的是一个“平等社会”、“无阶层社会”、“同质社会”。日本消除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维护社会公平是日本二战后始终坚持的发展道路。日本战后的发展史很注重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缩小。日本解决收入差距的途径主要有：一是建立比较平等的工资体系，企业内部的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较小；二是对农户、个体户、中小私营企业的个人所得征税率较低；三是个人所得税递增率高，在日本，你如果拥有1亿日元，实际上只有3000万可以支配。
自强不息是日本的民族精神
忍辱负重、自强不息，已经固化为日本民族的优良品格。许多日本人对军国主义侵略史已经“淡化”，这已经引起国际公愤；但是，他们对自己战败时的惨状却记忆犹新。江户东京博物馆内，不仅存有当年东京等地被炸情况的图片和录相，还有专门制作的一些场景模型，他们教育后代不要忘记“悲惨的过去”。与日本人交谈，提到日本历史，他们总会滔滔不绝地讲述被美军轰炸的情景。可见，这些已经深深扎根于他们的思想和情感，成为激励其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翻开日本近代史，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变化发展的轨迹：闭关锁国导致了民族屈辱，由民族屈辱而富国强兵，富国强兵之后便对外侵略，对外侵略险些造成国家破碎，战后的日本又在废墟上再次腾飞。50多年来，日本因战败而迎来了和平，被占领而实现了民主改革，失去了在国际事务的发言权而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这些变化发展尽管有外力在起作用，但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其面向未来、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的精神，不能不让人赞叹。
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正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在积极发展自身的同时，需要积极借鉴日本发展中的有益经验，我们要学会从日本的发展史中获得重要启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吸收日本发展模式中的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文经管学院硕士研究生]
资料链接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阶段
日本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发展在战后经历了快速发展时期。这主要可分为四个阶段。
经济恢复期（1945—1955年）。战争毁灭了日本42％的国民财富，经济混乱，物价飞涨，大量失业，通货膨胀。借助占领军的巨大影响力，日本政府提出了“增加生产以平息通货膨胀，稳定国民生活”的政策，进行了经济和社会的民主化改革。1949年基本稳定了通货膨胀，经济开始恢复，1953年接近战前水平。
高速增长期（1955—1973年）。1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9.8％。1966年追超英国，1967年追超法国，1968年追超西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成为亚洲新巨人，引起全球经济界的注目，被称为“世界经济奇迹”。
中速增长期（1974—1991年）。受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日本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靠贸易立国的日本经济被迫加快产业结构的重组和调整，重化工结构转向知识密集型产品结构。这期间GDP年均增长4.3％，比高速增长期下降一半。
经济危机并走出困境期。进入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出现经济危机，1992—1998年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其中1997、1998两年出现负增长，但目前仍是世界经济大国。受到企业效益恢复的刺激，设备投资逐渐复苏，雇佣及收入环境正在逐渐得到改善。由于企业的推动，日本经济复苏的前景越来越明朗。
豆豆staR-
二战日本经济起飞的关键有二个原因：一是二战前日本本身存在很多高科技人才。二是美军统治日本，废除地主进行土地改革稳定日本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