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符号学？

符号是人们进行信息交流赖以凭借的工具之一。符号无处不在,生活也是一个逐渐符号化的过程,且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信息流转的过程中,人们可以能动地借助符号进行信息的传递与交流（如图1）。符号是精神层面的映射,信息传达借助精神层面的抽象概念,即可实现在时间和空间中传递和交流。根据索绪尔符号学的理论：符号学可以分为“能指”和“所指”两个主要功能。“能指”符号用于表达特定事物的抽象语言概念,“所指”是指特定事物或抽象语言概念符号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只有能指和所指相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符号,前者是指向表达层面的物象,后者则是指向内涵层面的概念。比如：提到“油纸伞”这一语言符号,人们第一反应联想到：江南雨巷中那位撑伞的温婉幽怨姑娘以及人们对于江南的无限遐想。油纸伞即“能指”,江南雨巷中那位撑伞的温婉幽怨姑娘的形象以及人们对于江南意象的精神层面的无限遐想即“所指”。依据莫里斯符号学三分法理论研究：符号学研究内容又可划分为：语构层面、语义层面及语用层面,语构层面研究各个符号之间的关系,语义层面研究符号与指代内容之间的关系,语用层面研究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基于符号学相关理论对淮阳“泥泥狗”文创产品进行开发设计：是借助理性分析方法剖析感性艺术元素的过程。

符号学(Semiotics或Semiology)广义上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当中含盖所有涉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可是，由于含盖的范围过于广阔，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学中并未得到重视，直至结构主义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兴起。以《Tel Quel》杂志为号召的哲学家，为了反对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则大量引用俄罗斯在共产革命前的一系列，有关符号在文化上的再现过程的研究，故此，正式出现当今所指的符号学，要算到一九六零年代。学科历史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是索绪尔与皮尔斯，他们在20世纪初年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符号学基础系统，但是符号学本身一直处于学界边缘，要等到60年代，索绪尔的符号学以结构主义的名义起飞，在那时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几乎是一物二名。70-80年代结构主义突破自身，成为后结构主义，其中符号学起了极大的作用，此后皮尔斯模式代替了索绪尔模式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

符号学是研究事物符号的本质、符号的发展变化规律、符号的各种意义以及符号与人类多种活动之间的关系。符号学的原理应用到各具体领域就产生了部门符号学。指示符号：指示性，是符号与对象因为某种关系——尤其是因果、邻接、部分与整体等关系——因而能互相提示，让接收者能想到其对象，指示符号的作用，就是把解释者的注意力引到对象上。指示符号的最根本性质，是把解释者的注意力引向符号对象。像似符号：像似符号指向对象靠的是“像似性”（inconicity）：“一个符号代替另一个东西，因为与之像似（resemblance）”任何感知都有作用于感官的形状，因此任何感知都可以找出与另一物的像似之处，也就谁说任何感知都是个潜在的像似符号。

符号学（semiotics）一词源自希腊语，seme（记号）, 如semiotikos，意为对记号（sign）的解释。符号学即为对记号的解释或研究记号体系的功能。（Cobley ＆ Jansz, 1997）。符号学（semiology）一般公认是由十九世纪末的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S. Pierce，1839-1914）和费尔南多·索绪尔（Ferdnard de Saussure, 1857—1913）开创出理论规模的，而罗兰· 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则首先将符号学观点应用于广告这一媒体再现形式的研究中，他以符号学来进行对广告译码的工作，挖掘出广告背后所隐藏的意义(Leiss, Kline & Jhally，1990)。“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 (semiologie)。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索绪尔，1980）要研究是什么使得文字、图像或声音能变成讯息，就必须研究符号学，而研究符号和符号的运作的学问就是符号学 (Fiske，1990，张锦华等译，1995：60)。符号学（Semiotics）就是研究符号、指示会意和指示会意系统的一门科学。符号学即关于记号（sign）、记号过程（semiosis）或记号系统的理论研究。（李幼蒸，1999: 45）

符号学,是一门研究符号,特别是研究关于语言符号的一般理论的科学,是十九世纪末才兴起的,符号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目前主要研究符号的本质、符号的发展规律,符号与人类各种活动的关系,符号与人类思维的联系.符号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符号学理论,在许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在认识论、社会生物学、宗教学、神话、文学、音乐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现在,世界各国和符号学家正在用符号学的观点来研究动物语言、宗教语言、法律语言、政治语言、广告语言等.

平面设计中的符号学 　　人类通过各种已有的符号认识事物，表达情感。符号对于人类的意义不言而喻。平面设计借助符号向受众传递信息，设计过程也是再现和整合符号的过程。下面是我分享的平面设计中的符号学，一起来看一下吧。 　　 一、符号学概述 　　符号学的概念在词典中的定义是：有关记号或记号过程，或有关记号功能的研究。符号这个词古已有之，中国古代以绳结记事，绳结作为一种符号代表人类一天中的活动。在艺术设计中，符号通常是指图形或图形化的事物。不同的符号学研究者对符号学有着不同的理解。赵毅恒认为符号学是：“关于意义活动的学说”，即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只有通过符号才能表达出来，而符号的用途就是用来表达意义。 　　反过来说，没有不表达为意义的符号，也没有符号不表达意义。对符号学比较经典的的解释是索绪尔的现代语言符号学理论：他认为符号可分为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的内容。能指是语言符号的语音方面，所指则是语言符号的语义内容，两者密不可分。前者表现的是符号的形象，后者表示的是符号的意义。但人们通常都忽视了能指方面，并且为了方便，在避免误解的情况下，直接将能指符形指代为符号。 　　 二、符号学在平面设计作品中的应用 　　符号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其理论复杂精深，各个领域都对其进行了相当普遍和深入的研究。人们对于符号学的最直观认知，一直是通过平面设计作品来感受的，在平面设计作品中，设计师通过对符号的精心挑选、组合、转换及再生，构成生动形象的广告作品，向受众精准传达作品中所蕴涵的内容和意义。因此，符号的选用对于平面设计尤为重要。一是符号的使用选择宜少而精，一幅高质量的设计作品，选用能准确表达立意的符号，一针见血地突出主题，作品中的留白更能引发人们遐思与思考。二是符号的位置应与人们的阅读心理和习惯相吻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往往是从上到下、从左至右的，但这并不是绝对的。现代版面编排更加灵活，符号的位置也应因势利导，激发人们的阅读兴趣，揣摩读者的心理，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三是从人们的情感需求出发，读者对设计作品的感受直接影响作品效果。 　　平面设计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设计师们运用符号来表达人们的情感需求，将文字符号与图形符号相结合，赋予作品特定意义。通过作品传达出信息，表现出人们内心的情感变化，将设计内化于生活。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符号学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为了能更好地表达情感思想，符号学不仅需要在语言特性上作出改变，还需要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20世纪70年代冈特兰堡的一个最为著名的书籍系列招贴广告，他以书籍的功能作为出发点，以图像化的方式对书籍作了非常形象化的比喻。书籍是点亮人生的一盏明灯，书籍是通往知识的一扇窗户，书籍是走向科学的一扇大门。这些灯、窗、门是根据书籍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意义选择的图形符号，是平面设计的一个成功案例，体现了符号学对平面设计思维的启发。 　　 三、平面设计中的符号学价值 　　平面设计中的符号学属于符号学研究的范畴，它不仅丰富了设计符号学的研究体系，也是符号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平面设计的整个过程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符号学对平面设计的价值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符号学为平面设计提供了新视角 　　在漫长的平面设计历史中，平面及其构成的图像作为人类之间交流思想和表达情感的载体，实际上是一种蕴含了社会内容的特殊形式，它所表达的不仅是一个符号或是一种意味，就平面本身而言，它是“一个活着的生命，是有呼吸的”，充满了情趣和想象空间。创新是平面设计永恒的内涵。平面设计思维一直受到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而符号学能够将传统美学与现代设计思维结合在一起，吸取两者的优点，开发新视角，为平面设计获得突破与创新的契机。 　　2、符号学与合理性设计 　　符号学为平面设计提供了创作规范。平面设计随着符号形象和观念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对设计符号学的研究其实也是对平面设计本质和自身特征的研究。符号学研究为平面设计提供了实用的设计原则、规范、创作思路和方法。比如，浪琴表的平面广告，设计师以奥黛丽赫本优雅迷人的气质和高雅姿态来表现浪琴表的高端品位和内在含义，摒弃了传统的以明星佩戴产品的表现手法，从受众的视角和生活经验出发，用更具震撼力的方式去进行符号编码，使平面设计更具视觉冲击力，更易被人们所接受。 　　3、符号学在平面设计中的实际应用 　　符号学应用于平面设计能为设计再次创新。平面设计以符号为载体，向受众表达情感、思想和意志。受众也依据作品和自身经验来了解设计师所传达的理念，达到相互沟通和交流的目的，这是符号学对于平面设计的意义。同时，通过对符号学的研究可改善当前中国平面设计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和不足，并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建议。总之，符号学不仅为平面设计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更为其实际操作提供了指示。 　　通过符号学理论和自身特点的研究，从符号学的角度深入挖掘和分析平面设计的内涵和本质、发展规律，以多样化的手段准确、有效地传递出信息。本文在对符号学理论的研究基础之上，探讨了符号学在平面设计中的具体应用，符号学给平面设计所带来的价值，未来符号学对平面设计的影响和意义越来越大，平面设计师们所要思考的是如何利用符号学原理来更加准确、有效地传递出各社会生活领域的信息，以期实现平面设计的更好发展。 ;

符号学（Semiotics 或 Semiology）广义上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当中含盖所有涉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可是，由于含盖的范围过于广阔，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学中并未得到重视，直至结构主义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兴起，以《Tel Quel》杂志为号召的哲学家，为了反对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则大量引用俄罗斯在共产革命前的一系列，有关符号在文化上的再现过程的研究，故此，正式出现当今所指的符号学，要算到一九六零年代。

符号学有3种。根据知识本身的存在形式和复杂程度,知识学习可以分为符号学习概念学习和命题学习，符号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词汇学习。内容简介书系中国部汉字符号学系统阐述了汉字与符号，学汉字符号的源流汉字的编码体系的符释汉字修辞的符号学汉字书法的美学符号学等内容，书不受限于传统文字学之取材而在符号学的观点之下将书法测字等文字现象与文字六书之表现一并讨论。20世纪末符号学分析从不同方面进入了主体包括叙述者的情感领域，从而形成了符号学研究在语用维度和认知维度之外的另一个新的维度情感维度或激情维度。对其研究就是不把激情视为影响主体实际存在的心理因素，而是将其看作进入言语活动并在其中结合一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及审美标准，强化或降低这样那样的激情价值，从而得以表现和被规范的意义。格雷马斯和学生围绕激情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与封塔尼耶1991年出版激情符号学一书，全面论述了激情的认识论基础。

semiotics: general study of signs,任何能代表/有意义的符号研究semiology：这个应该特制语言中的符号意义study of linguistic signs(把语言作为sign systems 来研究)

符号其实是一种相当庞杂的概念。每个人都可能有着不同的认识，甚至在经典著作家那里也往往有不同的理解。通常的理论都认为符号是传递信息的中介，是信息的载体。所以符号必须是物质的，其必须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信息以代表其他东西。符号传递的信息应该是一种社会信息，即社会习惯所约定的、而不是个人赋予的特殊意义。此观点把符号的物质性和思想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因而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这种对符号概念的界定方式源自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符号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理论。

符号学“符号学”一词首先表示著一种以全面跨学科策略为特征的研究和思考方向。它涉及各种学科，但不以任何现有单一学科为中心。这就是说，它从种种学科吸取多种多样的理论工具以构成一种可供临时运作的新方法论系统；它也可以将种种学科中的理论因素选择性地应用到各种科研计划上去。此外，它相关于若干不同语义层面，如语言、交流、实用、表达和修辞等层面，而不是简单地指称知觉的或实在的物理性层面。这种多语义层符号学可为比较学者提供更恰当的理论工具来更准确地分析不同的文化表现。一般来说，按照符号学作为“普遍语义学”定义，首先它可处置两大不同语义维面：语言的和学科的。那麼，什麼是学科语义学呢？前面已经指出，话语整体的意义包括由学术制度所决定的意义因素。而广义的“制度”还须包括历史文化环境的“代码”系统。

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符号学？符号学就是根据符号来研究、分析、处理问题的一种理论体系！！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什么是符号？一切的语言、文字以及音乐上的音符，舞蹈上的舞蹈姿势，等等都是符号，符号就是把存在归纳、整理、上升为语言、文字的一种结果！！哲学以研究存在为目的，哲学的研究要通过符号，要借助于符号，但是不能局限于符号!!!符号就是一种已经存在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是过去存在的一种东西；而现象学，是根据实际的现象、实际的情况、实际的存在状况去研究、分析、处理问题的一种理论！！所以，现象学比符号学要先进的多，要好的多！！！符号学经常和教条主义，和经院哲学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关系是，符号学的研究，也要借助于现象学；现象学的研究，在有的时候，也要借助符号学；它们有一些共同的部分，但是大多数时候是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 它们5的出发点和结果也是完全不同的！！现象学研究的结果是对现实问题的处理，和产生实际的成果；而符号学研究的结果，只能是书本上的！！！符号学的一切都是在书本上的！！！以上是根据这两个名词的现代概念来论述的。但是你提的问题，好像是问这两个名词的西方哲学流派，符号学是来自于二十世纪初瑞士语言学泰斗索绪尔的教学讲稿——《普通语言学教程》，而现象学是指20世纪西方哲学中德国犹太人哲学家E.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 ，1859～1938）创立的哲学流派或重要学派。这个理论是说：“现象学不是一套内容固定的学说，而是一 种通过“直接的认识”描述现象的研究方法。它所说的现象既不是客观事物的表象，亦非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或马赫主义的“感觉材料”，而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心理经验的“纯粹意识内的存有”。从这个定义上来说，现在研究现象学有什么意义？如果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流派来研究，那么这个现象学，也成为了“符号学”，成为了一个符号!!!它们的关系是：符号学(semiotics，semiologie，semiotic)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法国和意大利为中心重新兴盛至欧洲各国，它的源头不外乎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如按理论形态也可分为： 其一，卡西尔哲学符号学(新康德主义)，以及皮尔斯哲学符号学；其二，索绪尔影响下的罗朗u2022巴尔特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学；再细分：一曰：以索绪尔说“语言学只是符号学一部分”，二曰：以巴尔特所言“符号学只是广义语言学的一部分”，这符号学是扩大意义的语言学，更准确地说“元语言学”理论；其三，前苏联学者劳特曼的历史符号学，正好是索绪尔共时研究的反对等等①。李幼蒸认为：“今日最为通行的一般符号学理论体系共有四家：美国皮尔斯理论系统，瑞士索绪尔理论系统，法国格雷马斯理论系统和意大利艾柯一般符号学。”②符号学作为一个跨越学科研究的方法的学科，当然少不了思想学术的革命性。后现代思潮里，国人更易接受巴尔特之类。可我研习国学多年，跟随潮流的意识早已淡漠。静心而论，那些西传之学，国人不假思索的挪用，甚至鼓吹，倒早早使我厌倦。我们必须明白，在西方学界里的权威，可能在我们的语境里是错谬之极，符号学就有其特性，故愿能寻到一种较为合理的研究方法，拙文仅是粗劣的尝试。

ღ孤傲᭄ꦿ࿐；ღ可儿᭄ꦿ࿐；孤傲ོ꧔ꦿ；可儿ོ꧔ꦿ。在符号中，既有感觉材料，又有精神意义，二者是统一不可分的。例如，十字路口红绿灯已不是为了给人照明，而是表示一种交通规则。符号与被反映物之间的这种联系是通过意义来实现的。符号总是具有意义的符号，意义也总是以一定符号形式来表现的。符号的建构作用就是在知觉符号与其意义之间建立联系，并把这种联系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之中。抽象性卡西尔把符号理解为由特殊抽象到普遍的一种形式。“在人那里已经发展起一种分离各种关系的能力。”这种分离各种关系的能力在德国哲学家赫尔德那里，被称为“反思”。即人能够从漂浮不定的感性之流中抽取出某些固定的成分，从而把它们分离出来进行研究。这种抽象能力在动物中是没有的。这就说明关系的思想是依赖于符号的思想，没有一套相当复杂的符号体系，“关系”的思想根本不可能。所以“如果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

索绪尔认为，语言虽然只是人类使用的符号之一种，却是不成比例的超大符号体系，语言学研究的应当为符号学提供模式，因此，符号表意的根本原则是任意性。二十世纪前期，“索绪尔式语言学迅速成熟”、在六十年代，当结构主义符号学潮流涌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时，语言学为之提供了一个系统清晰，根基牢固的理论框架。三十年代的布拉格学派、六十年代的巴黎学派提出的符号学体系，大都建构在索绪尔原理之上，他们的符号学实际上是“语言学式的”符号学。语言学模式，使符号学难免落入结构主义的封闭格局。索绪尔理论很难摆脱封闭系统观。 这种模式考量所有的符号类型，而不以语言学为模式。由此发现符号表意的理据性不同，这个出发点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式甚至非人类符号扩展；更重要的是，皮尔斯模式提出了符号意指的一系列三分式，使符号向无限衍义开放。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虽然有莫里斯、米德等人的坚持，皮尔斯模式还是受到冷落。到七十年代，符号学界“重新发现”皮尔斯。西比奥克，艾科等人，把符号学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皮尔斯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成为符号学最重要的模式。有论者甚至认为符号学发展到当代，索绪尔的贡献只能说“相当微小”，“符号学之父”竟然已经被符号学近年的发展边缘化了。 巴赫金开创了从形式研究文化的传统，有人称之为“语言中心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成就长期湮没无闻；六七十年代洛特曼、伊凡诺夫等人为首创立的莫斯科—卡尔图学派，发扬光大之。这一派坚持用符号学研究社会和文化，尤其是他们的“符号场”理论，从大处着眼研究文化，摆脱了形式论常有的琐碎。但是这一派的理论模式主要借鉴自信息论与控制论，尤其是普利高津的耗散理论，技术色彩浓厚。如何处置科学模式与人文思索之间的张力，至今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以上四个模式都为现代符号学理论做出了贡献，也各有符号学进一步发展必须摆脱的弱点。符号学从先前模式中一次次脱茧而出，它的成熟是符号学界自我学习，自我改进的结果。当今符号学的出发点，应当是皮尔斯理论，而不是索绪尔理论，这点无可否认。

电影符号学指把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符号系统和表意现象进行研究的一个学科。随着法国结构主义思想运动的勃兴，于六十年代中叶诞生的一门应用符号学理论研究电影艺术的一门符号学新分支。它运用结构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分析电影作品的结构形式，基本上是一种方法论 。

“符号学论坛”，那里不少符号学相关论文可以免费在线看的。它的书评板块有不少符号学相关书籍，都是有评论的。还有一个符号学参考书目。供楼主参考。

符号学与结构主义有着很深的联系，以至于有时人们会将二者混同，但符号学是一门学科而结构主义是一种方法，结构主义所涉及的范围远不止符号学，同时符号学研究也可以不采用结构主义方法。二者虽然性质不同但在外延上常常可以交叉起来，可以说文学符号学在当代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结构主义运动的实绩和赫赫声势。

符号学，是一门研究符号，特别是研究关于语言符号的一般理论的科学， 是十九世纪末才兴起的，符号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目前主要研究符号的本质、符号的发展规律，符号与人类各种活动的关系，符号与人类思维的联系。（符号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符号学理论，在许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在认识论、社会生物学、宗教学、神话、文学、音乐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现在，世界各国和符号学家正在用符号学的观点来研究动物语言、宗教语言、法律语言、政治语言、广告语言等。）

首先，我的回答是：语言学它是整个符号学的基础，语言学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语言学是整个符号学的基础，语言学（linguistics）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不管是现代的语言还是古代的语言，都是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尽管不同话语表达的意义是带有主观性的和千差万别的，但是传递出来的语言信息却是能被别人共同理解的，语言学被普遍定义为对语言的一种科学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并且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学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语言，它的任务是研究、描写语言的结构、功能及其历史发展，揭示语言的本质，探索语言的共同规律。符号学是研究事物符号的本质、符号的发展变化规律、符号的各种意义以及符号与人类多种活动之间的关系。符号学的原理应用到各具体领域就产生了部门符号学。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沟通方式，在生物或心理层面上反映人类高度演化的心智能力，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反映人类文明进步。语言学就是要研究人类最核心本能的语言能力，透过对口语、书面语甚至手语进行分析和研究，进而了解人类的本质。这里简单的拍一下国内语言学前几的大学：

这句话是错误的。应该选择“艺术作品”，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符号学、结构主义开始强调艺术作品。这时期艺术作品受到时代推崇，艺术家并不需要具有丰富的情感,但需要有生动的想象力。优秀的作品得到很多大家的赏识。艺术鉴赏应出现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这时候德国的接受美学强调艺术鉴赏。扩展资料：符号学结构主义扩展眼神上世纪50年代开始，结构主义在法国大行其道。其中，罗兰.巴特将符号学结构主义的方法直接运用于文化批评，在理论上收到了奇效。特别是他1967年出版的《流行体系》，曾经受到写作《日常生活批判》时的列斐伏尔的青睐。然而，对于鲍德里亚来说，巴特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此，他曾明确指出：“罗兰.巴特是一位我觉得非常亲近的人，我们的立场是如此地接近，以至于他所做的许多事，也是我自己可能会去做的”。对此，凯尔纳曾直接指出：“几乎毫无疑问，巴特关于时尚系统的工作为鲍德里亚早期的著作提供了模式”。所谓巴特关于时尚系统的工作，主要就是指他的《流行体系》一书。按照仰海峰教授的概括，《流行体系》的理论逻辑铺陈及其对鲍德里亚的影响主要可以概括为：从符号的角度分析流行体系中物的存在本身、意义系统的建构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从后来《物体系》的角度看，巴特的《流行体系》一书在理论上的最重要突破莫过于将符号学引入到对物的分析中来，并且从根本上颠倒了索绪尔那里对符号学和语言学关系的理解，为鲍德里亚物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实际上，在狭义的语言学结构主义创始人索绪尔那里，有关符号的分析就已经为鲍德里亚的分析打开了理论入口。在索绪尔看来，首先需要区分语言和言语本身。语言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是语言的使用者在沟通时必须遵循的整体规则。

【名词解释：电影第二符号学】电影符号学与精神分析学相结合产生的电影理论。1977年法国电影理论家麦茨发表《想象的能指》一书标志着第二电影符号学的诞生。电影第二符号学以精神分析为模式，全面解释了电影机制主体观看过程和主体创作过程的心理学。第一电影符号学着重电影的“陈述结果”，研究作品内部的符号和符号系统，而第二电影符号学力求突破上述局限，借助精神分析学研究电影作品的陈述过程和符号的产生与感知过程。前者以语言学概念为模式，后者以精神分析学概念为模式。后者从前者狭隘的符号分析过渡到“符号-心理分析”，从静态的外延考察转入动态的内涵考察。在第二电影符号学中，影片本文的功能已经不再局限于一个固定而复杂的符号结构，而是一个可变的概念。第二电影符号学更着重研究电影的一般机制。

????表示惊讶或困惑。如：你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问号，拼音 wèn hào，即符号“？”。表示疑问的标点符号。用于疑问句、设问句、反问句等句型的末尾。问号是语气语调的辅助符号工具，表示一句话完了之后的停顿、语气。用于疑问句、设问句和反问句结尾。疑问句末尾的停顿用问号。反问句的末尾也用问号，问号目前一般情况下不出现在一行之首。有反问、设问等用法。资料扩展符号首先是一种象征物，用来指称和代表其他事物。其次符号是一种载体，它承载着交流双方发出的信息。“符号”是符号学的基本概念之一。符号，一般指文字，语言，电码，数学符号，化学符号，交通标志等。但符号学里的符号范围要广泛得多，社会生活中如打招呼的动作，仪式，游戏，文学，艺术，神话等等的构成要素都是符号。总之，能够作为某一事物标志的，都有可称为符号。符号伴随着人类的各种活动，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就是借助于符号才能得以形成的。在各种符号系统中，语言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复杂的符号系统。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一个符号包括了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能指（即语言的一套表述语音或一套印刷，书写记号）和所指（即作为符号含义的概念或观念）。而语词符号是“任意性”的，除了拟声法构词之外，语词的能指和它的所指之间没有固定的天然联系。符号论美学家卡西尔认为，“艺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是我们的思想，感情的形式符号语言。每一个艺术形象，都可以说是一个有特定涵义的符号或符号体系。为了理解艺术作品，必须理解艺术形象；而为了理解艺术形象，又必须理解结构。在卡西尔看来，符号作为对象的指称形式，它的统摄功能具有生成人性和塑造人类文化的作用。

二十世纪60年代符号学结构主义开始强调艺术作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符号学、结构主义开始强调艺术作品，这时期艺术作品受到时代推崇，艺术家并不需要具有丰富的情感，但需要有生动的想象力，优秀的作品得到很多大家的赏识。

裕固族视觉符号可分为舞蹈服饰建筑三种视觉符号概念：符号学的重要分支，主要研究非语言符号系统中的视觉表意。由于视觉符号与语言在本质结构上存在巨大差异，视觉符号学的建立也存在重大的挑战。视觉符号以“感知渠道”为界定坐标，旨在为各种借助视觉进行传播的符号建立起一种共通性的理论解释。什么是符号？这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很多符号学家认为，符号无法定义。赵毅衡给了符号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作为讨论的出发点：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符号学研究：法国的符号学研究，萌生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但其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还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以后的时间。它的发展，得益于多种学科在二十世纪获得的重大进步。首先，现代语言学是符号学获得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的主要依据。第一次把对符号的研究当作一门新学科提出的，是瑞士语言学家F·索绪尔（1857－1913）。他在其对现代语言学发生深远影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预言将有一门专门研究“符号系统”的学科出现，并为其做了初始的理论准备。他的继承者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1899－1956）通过其《语言学理论导论》和《语言论集》两本著述，为后来的结构语义学的建立奠定了认识论基础。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1902－1976）有关“陈述活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使得符号学借助于叙述主体的陈述来掌握意义成为可能，从而形成了话语符号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因此也就使符号学更靠近了言语活动的实际情况。其次，文化人类学为符号学提供了部分研究对象。由于文化人类学与符号学都关心话语中影响个体言语的文化习惯（风俗，习惯，沉淀在集体的言语活动实践中的动因，等），所以它们在这些方面多有交叉。而对于主导话语的跨文化形式即叙事文形式的规律性研究，早在符号学介入之前就由文化人类学家们开始了，当然，这种研究也首先得益于语言学的理论启发。最后，在哲学方面，符号学从现象学研究理论中吸收了其有关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的概念的大部分内容。符号学概念中的“意义显现”表达方式，就源自现象学的启发。这种表达方式，在感觉的范围之内于感觉主体与被感觉对象之间互为基础的关系之中，把意指形式的地位确定为可感觉的与可理解的、幻觉与分享的信仰之间的一种关系空间。

符号学这个中文词，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此文刊登于他自己参与创刊的上海《科学》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 他的意思是不仅在中国没人做过，在世界上也没有人做过。虽然索绪尔已经在1913年日内瓦大学的课堂上提出了semiologie, 他的讲课笔记要到1916年他去世后才出版，而引起学界注意，则要到1930年代。皮尔斯的semioticd学说省钱没有达标，亦是30年代莫里斯进行系统介绍才广为认知。赵元任在此文中说，与他提出的“符号学”概念相近的词，可为symbolics、symbology或symbolology，可见，他的确是独立于索绪尔或皮尔斯提出这门学科，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赵元任之后，“符号学”一词在中文中消失几十年，再次出现于中文出版物中，要到新时期。与五六十年代相同，这一阶段“符号学”依然只出现于外国哲学语言学的翻译介绍之中。1978年方昌杰翻译著名学者利科对法国哲学的介绍文章，是符号学重现于中文的第一篇文字。真正中国学者讨论符号学的第一批文章，出现于1980年代早期，如胡壮麟《语用学》、岑麒祥《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徐志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徐思益《论索绪尔的语言哲学》等。此时的“符号学觉醒”集中于索绪尔语言学，关心者大致上也来自语言学界。真正把符号学当做一门单独的学科来讨论的，是我国著名东方学家金克木1963年在《读书》第五期上发表的文章“谈符号学”。这篇文章是印象式的漫谈，论点有点散乱，但却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拿出自己的观点来，不再是仅仅介绍国外理论。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热”的迅速升温，国内学界对符号学的兴趣陡增，各界学者开始应用于不同学科之中，为符号学在中国发展做了一个良好开端。1985-1987年出现了一系列在各种学科中运用符号学的文章，如安和居《‘符号学"与文艺创作》、安迪《短篇小说的符号学》、胡妙胜《戏剧符号学导引》、艾定增《运用建筑符号学的佳作：评西双版纳体育馆方案》、徐增敏《电影符号与符号学》、李幼蒸《电影符号学概述》、周晓风《朦胧诗与艺术规律：对于现代诗歌的一个符号学探讨》、曾大伟《试论符号学理论与接受理论在教学上的应用》、郑伟波《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等值的限度》、郭昀《情报与符号：从大情报观看情报载体》等等。符号学呈现了跨学科的特征，覆盖面之广已经令人惊奇。此时也出现了一些对这门学科作总体介绍的文字，例如毛丹青《符号学的起源》、陈波《符号学及其方法论意义》。到这个十年将结束的时候，符号学在中国呈现爆发的形态，开始出现综合与汇流。1988年1月，李幼蒸、赵毅衡、张智庭等在北京召开了“京津地区符号学讨论会”，这是中国符号学界的第一次集会；1988年12月，李先焜发表《符号学通俗讲座》（最后几讲由陈宗明负责）；80年代后期，中国符号学的最早几本专著开始出版：林岗于的《符号·心理·文学》（花城出版社1985年）可能是我国第一本将符号学应用于文学研究的专著；接下来是何新将符号学应用于艺术研究的《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以及俞建章、叶舒宪的《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肖峰的《从哲学看符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可能是第一本符号学哲学专著；以后又出版了杨春时的《艺术符号与解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赵毅衡的《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

“符号矩阵”是格雷马斯根据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扩充发展而来的一种符号分析模式，他将列维·斯特劳斯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扩充为四元，使得叙事分析的实现更为完善。符号矩阵是一种由四个符号学要素组成的显示的矩形图式。它是一种不同于数值矩阵的特殊的符号表达式，数值矩阵不能参与符号运算，若要参与的话，应该首先转化为符号矩阵。扩展资料理论背景：格雷马斯在上个世纪60年代起积极开展语言学和语义学研究，并与其他法国学者一道推动人文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的宏伟构想。这一构想最先提出于1976年的《符号学和社会科学》论文集中，后又系统践于他与库尔泰合编的《符号学——语言理论分析词典》（1979）中。格雷马斯从1965年开始领导巴黎的符号语言学研究，为符号学的巴黎学派奠定了基础，他本人也成为巴黎学派的核心人物。后来，格雷马斯开始研究并重新建构立陶宛的神话学，在乔治·杜梅齐尔、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马塞尔·德蒂安的方法基础上开展他的工作。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符号矩阵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阿尔吉达斯·朱利安·格雷马斯

运算符号

了解还是比较多的，这样的指标在逻辑学当中都有相关的定义，也是一种符号的名称，在研究的时候特别的困难，这个博士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的专业术语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般可以通过摹本以及记号的方式确定。

出现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符号学作为一种理论正式起飞。索绪尔符号学直接发展成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大潮。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格雷马斯、托多洛夫等人，把结构主义发展成为六十年代最显赫的学派；符号学开始卷入其他思潮：马克思主义（戈德曼、阿尔都塞）、心理分析（拉康、克里斯蒂娃）、现象学/解释学（梅洛-庞蒂、利科）等。这些人大都不承认自己属于一个名叫“结构主义”的运动，但是他们却毫不讳言对符号学的热情。在稍晚时候，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开始在苏联形成；而艾柯、西比奥克等人开始发展皮尔斯这一支的符号学。第二阶段的特点是符号学成为人文社科规模宏大的方法论。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索绪尔模式一家独大。 《当代符号学译丛》译丛八本已经由四川教育出版全部出版《存在符号学》Existential Semiotics，by Eero Tarasti《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The Impact ob Philosophy by Semiotics, by John Deely《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 by Robert Hodge & Gunter Kress《符号自我》Semiotic Self, by Norbert Wiley《香烟，高跟鞋，及其他有趣的东西：符号学导论》Of Cigarettes, High Heels, and Other Interesting Things: 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by Marcel Danesi《酷：青春期符号与意义》Cool: The Signs and Meanings of Adolescence (Toronto Studies in Semiotics and Communication), by Marcel Danesi《音乐，意义，传媒》Music, Meaning & Media，edited by Pekkilla et al《传媒符号学》Media Semiotics: An Introduction, by Jonathan Bignell, 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国际符号学研究所张杰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赵毅衡一、Eero Tarasti: Sings of Music: A Guide to Musical Semiotic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2塔拉斯蒂，《音乐符号：音乐符号学导论》，共224页，译成中文大致是13万净字数。作者：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国际符号学会现任会长，著名音乐符号学家，世界知名的符号学权威。这本书是他及1996年开创学科的《音乐符号学》之后另一本著作，比较普及化，尤其是对不太熟悉欧洲古典音乐传统的读者来说，比较容易读懂。译者：陆正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艺术系副教授，“音乐符号学”课题负责人。二、Susan Petrelli and Augusto Ponzio，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佩特里利与彭其奥：《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穿越符号敞开网络的解释路径》，共620页，正文556页，译成中文大致是30万净字数。作者：彭其奥与佩特里利都是意大利巴里大学教授，当代符号学“意大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国际著名的符号学家，“符号伦理学”的创始人。这本书是当代符号学的名著，检查了符号学在新世纪展开的新的幅度，尤其是伦理符号学，环境符号学等新的领域。译者：王永祥，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Chinese Semiotics刊物执行编辑三、Marie-Laure Ryan:Avatars of Story，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6.瑞恩：《故事的变身》，原作275页，译成中文大致是16.5万字（净字数）作者：瑞恩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近十多年来对符号叙述学，以及“可能世界理论”等叙述学的扩展做出了引起学界广泛注意的贡献，被认为是打开了传统叙述学的疆界。尤其在数字叙述，游戏叙述等诸种新领域，是国际学界领军人物。此书《故事的变身》影响巨大，在国内学界尚无成熟的游戏叙述研究。译者：张新军，湖北郧阳医学院外语部教授，负责“瑞恩研究”国家社科课题。四、Darlene Juschka，Political Bodies/Body Politic: The Semiotics of Gender, Equinox, 2009.裘什卡，《政治身体/身体政治：性别符号学》232页，译成中文大致是14万字（净字数）这是世界上第一本用符号学研究性别问题的书，非常重要。作者是加拿大雷吉纳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系教授。她在本书中处理了一系列在符号学发展史上有开拓性的问题。其导论部分是性别研究符号学的框架勾勒。符号学在这个领域的进展，将吸引大批学者和学子。译者：程丽蓉，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文艺与传媒硕士点负责人。著名性别研究学者。 “符号学译丛”是“中国符号学丛书”的姐妹工程。丛书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开阔的国际视野，紧密关注国际符号学研究的新动向，致力于及时、准确地把国际符号学研究的新成果呈献给国内读者。其译者既有久负盛名的翻译家，也有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学者。译丛书包括C.S.皮尔斯、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兹韦坦·托多洛夫、詹姆斯·雅各布·李斯卡、苏珊·佩特丽莉等重要符号学者的作品，为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打开了国际性的理论视野。 李斯卡的著作《皮尔斯符号学导论》是当代皮尔斯符号学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也是四川大学出版社“符号学译丛”的重点项目。该书一手资源丰富翔实，理论解释深刻、清晰，较为准确地勾勒了皮尔斯符号学思想的概貌，从而成为国外符号学者的案头读本。现已出版有：（1）《皮尔斯：论符号 : 附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美]皮尔斯（著 ）赵星植（译）（2）《符号疆界 : 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意] 苏珊·佩特丽莉 （著） 周劲松（译）（3）《影像化的现代 : ——语言与影像的符号学》[日]宇波彰 （著） 李璐茜（译）（4）《符用学研究 : 符号学译丛》[法] 丹尼斯·韦尔南 （著） 曲辰（译）（5）《生命符号学 : 塔尔图的进路》[爱沙尼亚]卡莱维·库尔 （著） 彭佳 等 （译）

　　符号学(Semiotics)是研究符号系统的学问，最早是本世纪初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aaure)、美国哲学家和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皮尔士(Pierce)提出的。前者着重于符号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与心理学联系；后者着重于符号的逻辑意义，与逻辑学联系[1]。大约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符号学才作为一门学问得以研究。现在符号学已经成为一项科学研究，其理论成果也已经渗透到其他诸多学科之中。 设计与符号学关系密切。设计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的Designare，意思就是画记号[2]。现在被普遍采用的英文Design，也就是做记号的意思。研究和运用符号学的一些原理来帮助设计人员“做记号”，不能说不是从事设计人员的一条重要的途径。　　符号的起源是劳动。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有了实用和审美两种需求，并且已经开始从事原始的设计活动，以自觉或不自觉的符号行为丰富着生活。从我们祖先的结绳记事到歌舞图腾，都是维护社会传统秩序的信息符号。　　符号是负载和传递信息的中介，是认识事物的一种简化手段，表现为有意义的代码和代码系统[3]。当然，符号这一概念的外延相当广泛，设计中的符号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有许多共性，使得语意学对设计也有实际的指导作用。通常来说，可以把设计的元素和基本手段看作符号，通过对这些元素的加工与整合，实现传情达意的目的。　　目前只找到这些内容,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摘 要：“意新语工”作为中国古代诗话的重要术语，与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显学符号学发生了跨越时空的契合。符号学中的展面/刺点理论与之有着重要联系。隐藏的刺点构成“意新”，凸显的刺点构成“语工”，并且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独特的文本风格。 　　关键词：意新语工；符号学；刺点；文本风格 　　《六一诗话》载：圣俞尝谓予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1]由此便引申出中国古代诗话的一个重要术语——意新语工，而要做到“意新语工”就是要使得“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把不容易描写的景象，形象生动地呈现出来，使得读者像亲眼所见一般，作者要表达的情意，含蓄在形象里，让读者通过形象去领会。符号学作为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显学，涉及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必然也与中国古代诗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诚如王夫之所言：“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中国古人已经看到符号学“统会天下之理”。[2]那么“意新语工”又是如何与符号学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契合？ 　　一、意新：隐藏的刺点 　　巴尔特生命中最后一本著作《明室》（La Chamber Claire，1980）讨论的是摄影，在这本书里巴尔特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观念，用到两个拉丁词Studium/Punctum，赵毅衡先生将其译为“展面/刺点”。巴尔特认为某些照片是展面的，某些照片是刺点的，但是同一幅照片上可能既有展面，也有刺点。展面所呈现的感情或者画面较为平淡，而刺点通常是一个细节，是一个独特的局部，或一篇独特的文本，刺点是文化“正常性”的断裂，是日常状态的破坏，是艺术文本刺激“读者性”解读。[3]如果诗歌只呈现出“展面”，就会使读者感觉到其间的感情不好不坏、漫不经心，就无法达到“意新语工”这一标准。诗话中论及的“意新”概念则强调将表达的情意含蓄在形象里，通过形象去领会，亦即需要“刺点”的激发与引导。展面的艺术保持了传统的延续性，带来的情感冲击在意料之中，不管是高兴、沮丧、激动还是别的什么，都不会让人特别难以接受，它所传达的意义一般是可以被理解的。[4]巴尔特言，“Punctum”一词也有刺伤、小孔、小斑点、小伤口的意思，还有被针扎了一下的意思，照片上的“Punctum”是一种偶然的东西，正是这种偶然的东西刺痛了我，也伤害了我，使我痛苦。[5]引申到古典诗歌中，“意新”不是依靠在技巧与章法上取胜，而是把读诗之人引向境况之外去，是诗歌字面之外的一些东西。在此种情况下，刺点是隐藏的，需要深入的理解与探究。 　　刺点可以带来沉思中的敏悟。欧阳修《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作者来到树林里，看到画眉鸟在开满山花的枝头自在飞翔，在林间尽情欢唱，不由得感慨：如果把它们锁起来，即使是锁在金笼里，也无法唱出这般美妙的歌曲。因为林间的自在，才是它们自由鸣唱的先决条件。鸟是这样，人亦如此。一句“不及林间自在啼”，正是全诗刺点所在，使得整个作品上升到新的高度。诗篇借咏画眉以抒发自身不羁的性灵，可见他对“林间自在啼”的欣赏。与“锁向金笼”进行对比，更加彰显出诗人挣脱羁绊、向往自由的心理。 　　刺点使得诗歌情感跌宕波折。如元稹的《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行宫本皇家园地，理应富丽堂皇，此处却寥落冷清；鲜花本为艳丽之物，却被寂寞环绕。繁华落尽，愈是辉煌也就愈是凄凉，而在这凄凉之中，几位头发已白的宫女，闲坐一起，谈论当年的玄宗，到此便没了下文，行宫结果如何，白头宫女命运如何，没有交代。诗歌通过行宫寂寞凄凉的气氛和宫女怀念当年的场景的对比，形成鲜明的刺点，表达的是这些表象背后的东西，是强大的唐朝自盛而衰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带给人们的深思。到此结束，无需赘言，意境既出，已经足够。 　　刺点引向画面之外的精神向度。李商隐《锦瑟》篇：“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是中国诗歌史上争议最大的诗作之一。此诗以含意的隐晦、意境的朦胧而著称，也以其特有的朦胧美和丰富的暗示性，吸引历代诗评家和注家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解开她神秘的面纱。历代对于该篇的赏析，有“悼亡说”、“恋情说”、“自伤说”、“寄喻说”等，各执一词，无法给出统一的标准。中间二联是全诗的刺点所在，庄周梦蝶，沧海遗珠，它所展示的象征性图景，在时间、空间、情感方面没有固定的次序和逻辑。然而，却无一不透露出伤感、迷惘的情调，对仗工整，声韵凄清，意象迷离，全诗仍具有明显的整体感。悲怆的情感与精丽典雅的诗歌语言和谐结合，使得这首诗体现了一种凄婉的美感，由此将读者引向文本之外的精神向度，极富感染力。 　　“意新”强调：“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刘禹锡曾深为“言不尽意”而苦恼。他说：“常恨语言浅，不如人意深。”对如何克服“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现象，他说：“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也就是说意境不在象内，诗人应该在诗歌中营造“象外之象”，这样才会“言有尽而意无穷”。[6]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屡见“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超以象外”这类提法。他认为，具体的“象”、“景”、“味”、“韵”是有限的，要获得无限的意蕴，就不能执著于具体的“象”、“景”、“味”、“韵”，而要从中超脱出去。司空图给了读者一个无限的遐想空间，让读者在广阔的时空中尽情遨游，以使得“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在经过刺点的点染之后，古典诗歌成功地做到了“意新”，使得诗歌更为含蓄不外露。 　　如果说“意新”与刺点理论的契合是隐藏的，那么“语工”便是直接给读者带来感官上的刺激。符号文本有两个展开向度，即组合轴与聚合轴。任何符号表意活动，小至一个梦，大至整个文化，必然在这个双轴关系中展开。一个符号表意开始，从聚合轴进行选择，用以产生组合段。文本完成后，只有组合段是显现的，属于表层结构，聚合是隐藏的，属于深层结构。聚合是组合的根据，组合是聚合的投影。“刺点是在一个组分上聚合操作突然拓宽，使这个组分得到浓重投影”。[7]而反映在古典诗歌上，便是常说的“炼字”。所谓炼字，就是为了表达的需要，在用字遣词时进行精细的锤炼推敲和创造性的搭配，使所用的字词获得简练精美、形象生动、含蓄深刻的表达效果。古人写诗，甚为看重炼字。卢延让在《苦吟》中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方干的《赠路明府》：“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贾岛亦言：“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就连大诗人杜甫也说过“语不惊人死不休”，足见古人对于字句锤炼的看重。 　　对日常状态的破坏，由此形成出乎意料的亮点，这是古人“炼字”的一种常用方式，通常也是一首诗歌的刺点所在。宋祁有诗曰：“红杏枝头春意闹”。后代评论者极为推崇其中的“闹”字，刘体仁《七颂堂词绎》认为：“红杏枝头春意闹，一‘闹"字卓绝千古。”春意本无法自我表达与呈现，然而这个“闹”字却生动地表达了春天的生动景色，并唤起了读者无限的遐想，从而突出了整首词的境界。同样，张先《天仙子》有句云：“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弄”字而境界全出，使全句生动、活泼、新鲜，使感情融化于其中，景物拟人化，从而创造出意境浑一，情景交融的审美境界。达到了“一字之警，能使全句皆奇”、“着一字，而境界全出”的炼字最高境界。所以近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8]“闹”字原本形容花开之繁，但却渲染出春意的热闹；一个“弄”字，很能写出花影随着月光而变幻，也表明心神的恍惚，这两字是对日常状态的颠覆，却达到了“常字见险”的效果。 　　古人炼字还经常将词性活用，或者有意打破格律的束缚，此时刺点是犯规的、阻断的，却又带来不同寻常的韵味。例如古典诗词中的“虚字实用”，《诗人玉屑》卷六引《诚斋诗话》谓：诗有实字，而善用之者以实为虚。杜云：“弟子贫原宪，诸生老伏虔。”“老”字盖用“赵充国请行，上老之”。所谓“以实为虚”，即古汉语中常见的词类活用现象。上引杜诗中“老”字是形容词的意动用法，谓“以……为老”。《容斋续笔》卷八：“春风又到江南岸，于‘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易为‘入"，旋又改为‘满"字，如是者十余字，最后始定为‘绿"字。”[9]“绿”，形容词作使动之用。上引“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则是不及物动词“翻”、“失”二字作使动之用。罗大经《鹤林露》：“作诗要健字撑柱，要活字斡旋。”[10]虚字活用作实字，在词性和词类上都发生了变化，从表面看来是一种犯规的，不符合逻辑的行为，然而虚实之间的灵活转换，增加了诗句的变化，品之有眼前一亮之感。 　　再次，诗词中那些迷乱的、尖锐的细节，也是刺点所在，从而形成非常规的突破。一句诗中，字的选用如果恰到好处，便可使静态的物象活泛起来，使毫无生气的事物染上鲜活的生命力，如一幅平庸的图景，撒上了迷人的点缀，让人惊奇、诧异，仿佛“洞天石扉，别有天地”。香菱品王维诗云：“我看他《塞上》一首，内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象是见了这景似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来换这两字，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11]，只有这一“直”与“圆”两字，才真正把握了大漠旷远凄清的意境，化腐朽为神奇，“灵丹一粒，点石成金”，看似无理而理在其中。景与情、情与理在诗人的审美视野里被独一无二的完美组合起来，构成了“有口说不出来，却又是逼真”的审美意象。这两字是违背常规的，尖锐的，却又是诗人审美体验中的独特发现。 　　三、刺点形成的特殊风格 　　所谓“意新语工”，即在凸显的刺点和隐藏的刺点的共同作用下，文本所形成的独特审美风格。欧阳修认为，只有做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于意，殆难指陈以言也。在提及梅尧臣的诗时，欧阳修说：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12]他的意思是，许多诗歌意味深远，初读就像食橄榄一样，只有通过细细地咀嚼、品味，才能体会到其中的真味。诗歌中的刺点就像橄榄一样，初食感到味酸，再品感到味涩，继而感到味苦，最后会感到味美味甜，这种真味让人久久回味。“殆难指陈以言”也是指诗歌的欣赏过程，是一个心得意会的过程，读者以己之意体悟诗人作品之意，然后若有所得，有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美。[13]初始时期，刺点带来的更多的是阵痛感、灼烧感，甚至是断裂无序之感，唯有细品之后，方能体会个中真味。在刺点的渲染下，整个文本风格也得以改变。 　　首先是寓意陡升，独树一帜。例如，欧阳修明道元年所作的《书梅圣俞稿后》里说：“然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陶畅酣适。不知手足之将鼓舞也。斯固得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谓与乐同其苗裔者耶！”中国古典诗歌中，极富画龙点睛之笔，诗歌的语言力避单一化，尽量附带多种意义，使之丰富和含蓄，造成广泛的联想。这种广泛的联想随着诗歌语言表述的深入，不断散发出各样的光彩，引人思索和探究，就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关键时刻，猝然而收，戛然而止。刺点带来的断裂感生发出无限意义，为全诗意境的凝聚和升华制造高潮，诗歌的语言创作就此结束，而意境的发掘构建才刚刚开始。对有些诗歌来讲，诗歌愈是突兀，留下的意想空间就可能愈大，其意境就可能愈深远。 　　其次是巧抓特征，神笔状景。清?黎简《小园》：“水影动深树，山光窥短墙。秋村黄叶满，一半入斜阳。幽竹如人静，寒花为我芳。小园宜小立，新月似新霜。”首联中的“动”“窥”“深”三字写出小园景色的幽静美好：“动”，小园中池水清静澄明，树影摇曳其中，微风乍起，婆娑荡漾，画面恬淡而优美；“窥”，采用了拟人手法，山光探头进入短墙，窥视着园中的景物，意态神情，灵活俱现；“深”，从水中倒影能看出树木茂密的深浅层次，更突出水之深、之清。刺点有效地抓住了景物的状貌特征，使得整首诗歌变得形象生动起来。 　　再次，淡中显奇，深情无限。唐?杜甫《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鹏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诗人怀着一腔仰慕之情，探寻丞相祠堂，千回百转方才来到祠堂，但诗人不观赏殿宇和塑像，却注意到萋萋碧草“自”春色，呖呖黄莺“空”好音。庭草自春，不关人事；新莺空啭，徒有伤情，荒凉与寂寞溢于言表。原本平淡寡味的字眼，因为有了“自”“空”二字，感伤、孤寂，凄苦之情便从中弥漫开来。 　　“意新语工”，何以为“新”，何以为“工”，只有通过对诗篇刺点的捕捉，找到走入诗作的切入口，结合诗中的意境、形象，把握诗作情调的“冷暖”，揣摩诗人细微的情思，方能体悟其中的无限神韵。 　　参考文献： 　　[1] 清.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9：267. 　　[2][3][7]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 乔琦.诗歌刺点：意义在文本断裂处产生.海南大学学报，2010（5）. 　　[5] 罗兰?巴特.明室——摄影纵横谈[M].赵克非，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 　　[6] 陈友冰.中国古典诗词的美感与表达.商务印书馆，2011. 　　[8] 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9] 南宋.洪迈.容斋续笔.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317. 　　[10]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1983：108. 　　[11] 曹雪芹.红楼梦.北京：中华书局，2005. 　　[12]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 　　[13] 刘畅.意境纵横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汪士廉（1988--），女，四川资阳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当中含盖所有涉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

符号学（Semiotics 或 Semiology）广义上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当中含盖所有涉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可是，由于含盖的范围过于广阔，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学中并未得到重视，直至结构主义在20世纪下半期兴起，以《Tel Quel》杂志为号召的哲学家，为了反对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则大量引用俄罗斯在共产革命前的一系列，有关符号在文化上的再现过程的研究，故此，正式出现当今所指的符号学，要算到19世纪60年代。现代符号学另一个强大的源头是世纪初瑞士语言学泰斗索绪尔的教学讲稿——《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将符号分成意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两个互不从属的部分之后，真正确立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影响了后来李维史陀和罗兰·巴特等法国结构主义的学者，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符号学（semiotics，semiologie，semiotic）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法国和意大利为中心重新兴盛至欧洲各国，它的源头不外乎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如按理论形态也可分为：符号学其一，卡西尔哲学符号学（新康德主义），以及皮尔斯哲学符号学；其二，索绪尔影响下的罗朗·巴尔特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学；再细分：一曰：以索绪尔说“语言学只是符号学一部分”，二曰：以巴尔特所言“符号学只是广义语言学的一部分”，这符号学是扩大意义的语言学，更准确地说“元语言学”理论；其三，前苏联学者劳特曼的历史符号学，正好是索绪尔共时研究的反对等等①。李幼蒸认为：“今日最为通行的一般符号学理论体系共有四家：美国皮尔斯理论系统，瑞士索绪尔理论系统，法国格雷马斯理论系统和意大利艾柯一般符号学。”②符号学作为一个跨越学科研究的方法的学科，当然少不了思想学术的革命性。后现代思潮里，国人更易接受巴尔特之类。可我研习国学多年，跟随潮流的意识早已淡漠。静心而论，那些西传之学，国人不假思索的挪用，甚至鼓吹，倒早早使我厌倦。我们必须明白，在西方学界里的权威，可能在我们的语境里是错谬之极，符号学就有其特性，故愿能寻到一种较为合理的研究方法，拙文仅是粗劣的尝试。

　　【概论介绍】　　符号学（Semiotics 或 Semiology）广义上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当中含盖所有涉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可是，由于含盖的范围过于广阔，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学中并未得到重视，直至结构主义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兴起，以《Tel Quel》杂志为号召的哲学家，为了反对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则大量引用俄罗斯在共产革命前的一系列，有关符号在文化上的再现过程的研究，故此，正式出现当今所指的符号学，要算到一九六零年代。　　现代符号学另一个强大的源头是世纪初瑞士语言学泰斗索绪尔的教学讲稿 －－ 《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将符号分成 意符 Signifier 和 意指 Signified 两个互不从属的部分之后，真正确立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影响了后来李维史陀和罗兰·巴特等法国结构主义的学者，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　　[编辑本段]【学科原理】　　语言学的历史悠久，自古希腊就有语法学，难道中国没有吗？那当然不是，汉代的训诂，西方名噪一时之汉学，在国学中列为小学(文学、训诂学、音韵学)，典型的如我们常言的《尔雅》。至于语法学，中国看来要差一些。中西语言学有很大的不同，胡适之曾肤浅地提过，英语重介词之用，中国忽视虚词，常省略。来看看语言学家对符号学的研究，“在索绪尔找到能指和所指这两个词之前，符号这一概念一直含混，因为它总是趋于与单一能指相混淆，而这正是索绪尔所极力避免的。经过对词素与义素、形式与理念、形象与概念等词的一番考虑和犹豫之后，索绪尔选定了能指和所指，二者结合便构成了符号。”③张远山先生的《中西思维层次之差异及其影响》一文中说：“索绪尔所忽视的语言的唯物主义基础：‘受指"，因为真正与能指构成应是受指，实际上正是中国传统学术上熟稔的‘名"与‘实"。能指与受指的结合生产了语言的所指，两个来源构成了所指的两个相关成分，来源与能指的是‘客观所指"即‘义指"(固化为词典释义)；来源于‘受指"的是‘主观所指"即‘意指"(体现每一次稍异于词典释义的具体作用)，它们的先后关系是‘能指→(义指→意指)→受指"这可以用《周易》八卦中的‘离"卦来表示，初九(阳爻)代表能指，六二(阴爻)代表部分所指，九三(阳爻)代表部分受指。正如中国人把最下的(初九)作为第一爻。那样，中国人的思维方向正好和西方人相反，既‘受指→(意指→义指)→能指"。”“中国人对语言和能指的高度不信任与怀疑”。④据我学国学以来，深知佛道对语言和能指及受指皆不信任。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人的差异极大，对符号辨识差异巨大。例如西方用香蕉代表生殖器，中国用藕来代表。西方典型的朱莉叶，中国的祝英台。正如精神分析学专家霍大同先生所言：“男人都是贾宝玉，女人都是林黛玉”。很多人会说，指示标识更是国际化的，譬如，厕所的标识用男人和女人形象来指示，中国人一看便知，西方人一看也知，它的能指和受指并无思维差别。不全如此，西方人演示“八”的时候，张开八根指头。可中国人只需伸出大拇指和食指来表示。这时思维差异就出来了，西方人最终用受指(对象)来体现，中国人用的是能指(名称)来体现，这两个符号固然不同。当我们能指和受指同西方的能指和受指有差异的时候，我们能怎样做指示设计呢？首先，应根据不同的地域思维特色，如少数民族用某种图腾符号来代表自己民族标识。如果我做具有国际性又具有差异性的指示标识设计，往往用民族特色的符号来做。多元文化时代，差异性的符号也是具有国际性的。假如用龙纹做，世界皆知是“中国”，这时龙纹具有指示性和民族性。没有差异的国际性指示标识，往往采用共识性符号，如螺栓的型号全球通用，若是做指示设计就容易多了。　　[编辑本段]【学派之争】　　符号学(semiotics，semiologie，semiotic)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法国和意大利为中心重新兴盛至欧洲各国，它的源头不外乎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如按理论形态也可分为：其一，卡西尔哲学符号学(新康德主义)，以及皮尔斯哲学符号学；其二，索绪尔影响下的罗朗·巴尔特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学；再细分：一曰：以索绪尔说“语言学只是符号学一部分”，二曰：以巴尔特所言“符号学只是广义语言学的一部分”，这符号学是扩大意义的语言学，更准确地说“元语言学”理论；其三，前苏联学者劳特曼的历史符号学，正好是索绪尔共时研究的反对等等①。李幼蒸认为：“今日最为通行的一般符号学理论体系共有四家：美国皮尔斯理论系统，瑞士索绪尔理论系统，法国格雷马斯理论系统和意大利艾柯一般符号学。”②符号学作为一个跨越学科研究的方法的学科，当然少不了思想学术的革命性。后现代思潮里，国人更易接受巴尔特之类。可我研习国学多年，跟随潮流的意识早已淡漠。静心而论，那些西传之学，国人不假思索的挪用，甚至鼓吹，倒早早使我厌倦。我们必须明白，在西方学界里的权威，可能在我们的语境里是错谬之极，符号学就有其特性，故愿能寻到一种较为合理的研究方法，拙文仅是粗劣的尝试。　　以文化为研究范围的是现代符号学的特质，当中包括了　　民谣学 Folklore Analysis　　人类学 Anthropology　　敍事学 Narratology　　言谈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神话分析 Semiotics of Myth　　艺术符号学 Semiotics of Art　　另外，较为近代的应用有电影符号学 Semiotics of Cinema 、建筑符号学Semiotics of Architecture ，符号学的研究应分为以下几期：　　【主要学派】　　瑞士索绪尔符号学 (1906年)　　Ferdinand de Saussure　　索绪尔是瑞士开创现代语言学先河的语言学家，他本身并没有作品传世，目前有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的教学讲稿，由两位学生组合编辑而成。现代符号学（Semiology or Semiotics）的词语语源也是索绪尔按希腊语的“符号“衍生出来的用语。索绪尔建立的符号学是作为一种对人类社会使用符号的法则进行研究的科学，有别于传统语言学（Philology)对语言的历史演变进行异时性（diachronic）研究，现代语言学集中处理在当下时空之中，语言内部的指涉法则，这种并时性（synchronically）的研究是索绪尔开创先河的提法，往后影响了法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英国哲学家维根斯坦、美国衍生语言学家Noam Chomsky等。　　由于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分成两部份来处理，为研究文化符号或者意识型态的学者，提供了有系统的分析方法学，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在欧美文化批评界符号学盛极一时。到目前为止，全球学院训练的文化批评者仍有不少使用符号学方法进行文化现象的结构分析。　　索绪尔符号学的特点是　　单一符号（sign）分成意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两部分。意符是符号的语音形象；意指是符号的意义概念部份。由两部份组成的一个整体，称为符号。　　意符和意指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武断性（arbitrariness），没有必然关联。例如英文中的 "tree" 的发声及串字组合，因约定俗成的习惯被指涉为 "一种以木质枝杆为主体的叶本植物" 的概念。　　俄国符号学（Pre 1917)　　Vladimir Propp　　M.M. Bakhtin　　Roman Jacobson　　N. S. Trubetzkoy　　Russian Formalism　　苏联符号学 （1960）　　Yury Mikhailovich Lotman　　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 （1960）　　Claude Levi-Strauss　　Roland Barthes　　Gerard Genette　　Tzvetan Todorov　　Julia Kristeva　　美国符号学　　C. S. Peirce　　意大利符号学　　Umberto Eco　　[编辑本段]【运用详解】　　【在标识设计中的运用】　　在皮尔斯看来，更是图像、标志和象征的东西。迄今读图盛趋，指示设计亦是所指的提炼，也许说标识是代表某种物体或可识对象的(能指)特征符号。一旦能指不复存在，标识将丧失其符号性，特征便随于物体或对象，恰如“符号意义只有在同使用符号的主体相关时才适合于符号——‘符号本身并没有自己的绝对意义，这就是说，主体在它之中并没有被抛弃"，主体总是直接存在物，符号在同其他存在物相联系时才有它的存在。”⑤ 也同卡西尔所言：“关系的思想依赖于符号的思想”。⑥ 运用符号系统识别于指示者或使记号显形之物，所以指示标识对所指(概念)的把握尤为重要。若要把握所指就得明白“我们不能离开映像而思维，也不能离开概念(所指)去直观。‘概念无直观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⑦的道理。福柯认为：“符号与其所指的关系形式，通过适合、仿效、特别是同感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又说：“为了让符号成其为所是，符号在呈现为被自己所指称的物的同时，还必须呈现为认识的对象”。⑧ 指示标识设计更应做到认识对象，否则，指示标识的符号性将失语。正如巴尔特的看法：符号首先就有传达信号的能力，同时具备代码(code)的能力，否则就无法界别语言和非语言记号(sign)、记号系统、意指关系。⑨若是卡西尔则言：在符号思维的功能受到阻碍或遇到障碍的特殊情况下，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的区别也就变得不确定，不再被清晰地察觉。⑩ 如若不信，你在大街上胡乱大叫，谁也无法解读你在表达什么？另外，还有一种导致设计失语的因素，即就是忽视了符号的任意性，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 所以说符号是任意性的，任意性的符号必定会加大我们设计指示标识的难度。更重要的是提炼、概括所指。故列一个设计到识读时思维次序表，以供学人参考。　　格雷马斯看来：“能指的视觉类包括面部表情、手势、文字、实物画、雕塑、交通信号等”。依据法相唯识学，八识中的前五识(眼、耳、鼻、舌、身)都是接受能指的系统，如果眼识里的色分、相分是符号的第一次感知裁决，那么指示标识里的符号就是再一次裁决。这次裁决将会产生常见的三类共识性符号。　　其一，象似符号，指外部形式和内部结构与所代替的事物相似的符号。画一个上帝在门口，可以代指教堂；画五颗五角星代表五星级；在画的香烟头上打“×”，表示禁止吸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是约定俗成的，如“×”；有些是相似的，如星星、香烟头。倘若两者完全一样，那还是符号吗？固然不是。天上的星星绝对不是五角的，那烟头也不是照片。符号传递信息一看便知，绝不能模棱两可，让人捉摸不透。　　其二，相关符号，指与所代替现象有各种相关联系的符号。如车转弯前的路标，风向旗表示风向，温度计的水银柱表示气温等等。有专家，譬如美国的皮尔斯把它称作索引式符号。所谓索引式符号就是通过相关联系推测符号的信息，勿须解释。欧洲人的剧院用假面具来代指就是鲜活的例子，这些必须是约定俗成的。　　其三，规约符号，指与所传递的信息之间无任何联系的，仅靠约定俗成的符号。譬如，交通运输上用红色和黄色喻指警示之意。数学当中的“+”“—”“=”等。又如通讯电码、斑马线之类，这方面用得最多的仍是运输领域。皮尔斯把它命名为象征符号，有些专家又称为指号符号。　　总而言之，符号越相象或越接近对象就易于识别，凡是越抽象的或民族文化性的符号识别也就越难。譬如说，欧洲人常在杯子上缠绕蛇来代指医药，东方人难知其意。那些全世界能通用的，最好用相象或越接近对象的共识性符号。如果是文化类型，要根据能指或受指的思维去做。如果二者都无法，就必需使用强制性的规约符号。不过做设计也不需如此严格，用得巧妙是很需要灵感的，了解得越多产生灵感机会就越大，故知识是创造灵感的触点。　　[编辑本段]【相关介绍】　　走进“符号学”领域　　如今，我国读者对于“符号学”这个名词，可以说已经不再陌生。但要说对其有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也许还未到此程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这套“符号学译丛”，集中地介绍了法国符号学研究成果，为在我国开展符号学研究和于符号学分析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了原始参照。　　一　　法国的符号学研究，萌生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但其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还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以后的时间。它的发展，得益于多种学科在二十世纪获得的重大进步。　　首先，现代语言学是符号学获得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的主要依据。第一次把对符号的研究当作一门新学科提出的，是瑞士语言学家F·索绪尔（1857－1913）。他在其对现代语言学发生深远影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预言将有一门专门研究“符号系统”的学科出现，并为其做了初始的理论准备。他的继承者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1899－1956）通过其《语言学理论导论》和《语言论集》两本著述，为后来的结构语义学的建立奠定了认识论基础。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1902－1976）有关“陈述活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使得符号学借助于叙述主体的陈述来掌握意义成为可能，从而形成了话语符号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因此也就使符号学更靠近了言语活动的实际情况。　　其次，文化人类学为符号学提供了部分研究对象。由于文化人类学与符号学都关心话语中影响个体言语的文化习惯（风俗，习惯，沉淀在集体的言语活动实践中的动因，等），所以它们在这些方面多有交叉。而对于主导话语的跨文化形式即叙事文形式的规律性研究，早在符号学介入之前就由文化人类学家们开始了，当然，这种研究也首先得益于语言学的理论启发。法国社会学家马塞·莫斯（1872－1950）曾系统地论述了价值物品与财富在社会的循环中的相互关系，从此，“社会性变成了一种系统，而在这个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我们可以看到衔接、等值和蕴涵关系”（列维－斯特劳斯评语）。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也在这方面有非常出色的分析实践。杜梅泽尔（1898－1986）在《神话与史诗》中以相近的术语解释了印欧宗教中众神的“三种等级功能的意识形态”。于是，一种总的结构，在不考虑个别的情况下出现了，而在这种结构中，特殊的问题也在其中找到了它们的准确位置。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洛普（1895－1970）1928年出版的《俄国民间故事形态学》，于六十年代初被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符号学的研究。格雷玛斯（1917－1992）就在其基础上深入而又全面地研究了叙事语法，提出了完整的既可用于文学叙事文又可用于社会叙事文的符号学理论。　　最后，在哲学方面，符号学从现象学研究理论中吸收了其有关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的概念的大部分内容。符号学概念中的“意义显现”表达方式，就源自现象学的启发。这种表达方式，在感觉的范围之内于感觉主体与被感觉对象之间互为基础的关系之中，把意指形式的地位确定为可感觉的与可理解的、幻觉与分享的信仰之间的一种关系空间。格雷玛斯在《结构语义学》中明确地写到：“我们建议把感知确定为非语言学的场所，而对于意指作用的理解就在这个场所内”（第8页）。当然，符号学不能被看作是现象学的一个分支。符号学对于现象学的借鉴，主要得益于德国哲学家胡塞尔（1859－1938）的《现象学的主导观念》（于1950年译成法文）和法国哲学家梅尔洛－庞蒂（1908－1961）的《感觉现象学》（1945）。　　二　　法语中，有两个术语sémiologie和与sémiotique与汉语中的“符号学”一词对应。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没有根本性区别，而且sémiologie早于sémiotique。从七十年代开始，由于使用sémiotique一词的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出现了重大突破，随后，这两个术语所涵盖的研究内容便出现了较大的区别。　　1、semiologie：该术语本来是指医学科学中对于“病相”的研究工作。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第一次将其用来称谓对于“符号系统”的总体研究。在认识领域，该术语先是指20世纪60年代在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和美国语言学家雅格布逊（1896－1982）影响之下围绕着法国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杜梅泽尔、罗兰·巴特、拉康等）而进行的工作。随后，一些人狭隘地理解了索绪尔为sémiologie所确定的定义（例如Prieto和Mounin的研究），而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对符号本身的探讨，从而摆脱不了对于“语言符号”模式的机械性的运用。他们排除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认识论的一切联系。这种研究为传播学理论所包括，最终成为语言学的附属学科。从研究内容上讲，sémiolo gie不关心语义问题，它把对于能指的描述当作一种通常的释义活动来对待，而在这种释义活动中，自然语言是其工具。在与语言学的关系上，它不承认语言学的优先地位，因为它只强调符号本身的特定性。然而在解读一些非语言的符号（图片，绘画，建筑等）时，它却经常借用自然语言这种中介，例如罗兰·巴特（1915－1980）在《服饰系统》一书中，就采用了对时装的描述性文字进行分析的做法，而不是对时装本身进行分析。在分析绘画作品时，它也是只限于分析绘画的描述性语言。　　2、sémiotique：该术语源自英文semiotic，最早由美国符号学鼻祖皮尔士（1839－1914）使用，指的也是对符号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它与索绪尔使用的sémiologie没有区别。现代的法国的sémiotique研究者们并不看重语言符号，认为符号是一种已经建构的对象，而不是可供观察的对象。他们更看重语义研究，努力探讨意指方式，认为符号学应该成为一种有关意指系统的理论，他们研究的领域是作为意指实践结果的各种文本。在这方面，形成了以结构研究为主的格雷玛斯等人的学派和克里斯特瓦（1941—）的认识论符号学研究（参照语言学模式和精神分析学理论而建立的“语义分析”符号学）。前者由于研究阵容大，成果颇丰，而成为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主流：这一学派以“法语研究学会”的成员为主，其通常的称谓便是“巴黎符号学学派”。可以说，巴黎符号学学派的有关意指理论的基础概念，已经在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中得到了阐述。按照格雷玛斯的主张，符号学（sémiotique）就是意指系统的一种等级分析学说。他把一个意指整体分为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表现结构，对这些不同层次的确立和相互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巴黎符号学学派的工作内容和成绩所在。　　深层结构即意指整体的“形态”结构。形态是由“义子”组成的内在世界，而其“句法”即其组织形式则是意指活动的基本结构。在对于深层“句法”的研究方面，格雷玛斯等人的成功之处在于引入了“符号学矩阵”概念。这种矩阵被认为是位于深层、并且具有逻辑——语义特征的意指结构的组织形式。符号学矩阵的确立使得分析对象的语义聚合关系得到了描述。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符号学以语言学的语义研究为基础，但又增加了与社会和文化相联系的内容和分析方法。表层结构，指的是在义素层上的行动模式。行动模式是格雷玛斯在总结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洛普为俄国民间故事总结出的31种“功能”的基础上，概括出的叙事文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它包括六个行动者：发送者、接收者、主体、对象、助手，对手，它们之间的各种结合方式便构成了“叙述”句法。在这当中，行为者的行动模态的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格雷玛斯首先把行动模态划分为想要、能够和懂得三个方面，进而根据符号学矩阵的原理确定了“实际状态的模态”，从而建立了叙述图式。这样一来，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符号学理论，就不仅可以适用于文学的叙事文，而且也可以用于多类意指整体。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符号学包容了传播学，并具有了更广阔的研究范围。在巴黎符号学学派看来，由能指组成的表现平面即语言符号层不是他们的研究内容，而是语言学在语义研究之外的语音和语法研究内容。上面说过，sémiologie的研究仅限于能指符号的特征性，所以，它正是在表现层上依赖于语言符号模式。　　实际上，sémiologie的研究者们从罗兰·巴特开始也已经意识到“任何sémiologie系统均与言语活动混合在一起”。他们进而认为sémiologie是话语的意指单位的科学。所以，近年来的sémiolog ie研究，也出现了一定的向sémiotique方面的变化，这样，两个术语的内涵就开始有所接近了。　　法国的符号学研究，从起步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为符号学的“自立性”做出了贡献，成了世界范围内这一领域研究的佼佼者。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较深入的了解。　　我国的符号学研究，从总的情况来讲，长时间处于“引进”阶段。当然，符号学的一些相关理论在我国某些领域的应用已经开始，语言学、逻辑学、翻译理论和文学研究都对符号学程度不同地有所借鉴。这套丛书的出版无疑会对我们的研究和应用有所促进。丛书中的书目，都是法国符号学研究不同时期有影响的著述，包括在sémiologie和sémiotique名下进行的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后者居多），并且主要是格雷玛斯、克里斯特娃、托多罗夫的著述，而托多罗夫（Zve tan TODOROV）先生本人又同意做丛书的名誉主编，就更增加了这套丛书的权威性。[1]

符号学 【概论】 符号学（Semiotics 或 Semiology）广义上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当中含盖所有涉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可是，由于含盖的范围过于广濶，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学中并未得到重视，直至结构主义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兴起，以《Tel Quel》杂志为号召的哲学家，为了反对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则大量引用俄罗斯在共产革命前的一系列，有关符号在文化上的再现过程的研究，故此，正式出现当今所指的符号学，要算到一九六零年代。 现代符号学另一个强大的源头是世纪初瑞士语言学泰斗索绪尔的教学讲稿 －－ 《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将符号分成 意符 Signifier 和 意指 Signified 两个互不从属的部份之后，真正确立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影响了后来李维史陀和罗兰·巴特等法国结构主义的学者，被誉为现代符号学之父。 【学科原理】 语言学的历史悠久，自古希腊就有语法学，难道中国没有吗？那当然不是，汉代的训诂，西方名噪一时之汉学，在国学中列为小学(文学、训诂学、音韵学)，典型的如我们常言的《尔雅》。至于语法学，中国看来要差一些。中西语言学有很大的不同，胡适之曾肤浅地提过，英语重介词之用，中国忽视虚词，常省略。来看看语言学家对符号学的研究，“在索绪尔找到能指和所指这两个词之前，符号这一概念一直含混，因为它总是趋于与单一能指相混淆，而这正是索绪尔所极力避免的。经过对词素与义素、形式与理念、形象与概念等词的一番考虑和犹豫之后，索绪尔选定了能指和所指，二者结合便构成了符号。”③ 张远山先生的《中西思维层次之差异及其影响》一文中说：“索绪尔所忽视的语言的唯物主义基础：‘受指"，因为真正与能指构成应是受指，实际上正是中国传统学术上熟稔的‘名"与‘实"。能指与受指的结合生产了语言的所指，两个来源构成了所指的两个相关成分，来源与能指的是‘客观所指"即‘义指"(固化为词典释义)；来源于‘受指"的是‘主观所指"即‘意指"(体现每一次稍异于词典释义的具体作用)，它们的先后关系是‘能指→(义指→意指)→受指"这可以用《周易》八卦中的‘离"卦来表示，初九(阳爻)代表能指，六二(阴爻)代表部分所指，九三(阳爻)代表部分受指。正如中国人把最下的(初九)作为第一爻。那样，中国人的思维方向正好和西方人相反，既‘受指→(意指→义指)→能指"。”“中国人对语言和能指的高度不信任与怀疑”。④ 据我学国学以来，深知佛道对语言和能指及受指皆不信任。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人的差异极大，对符号辨识差异巨大。例如西方用香蕉代表生殖器，中国用藕来代表。西方典型的朱莉叶，中国的祝英台。正如精神分析学专家霍大同先生所言：“男人都是贾宝玉，女人都是林黛玉”。很多人会说，指示标识更是国际化的，譬如，厕所的标识用男人和女人形象来指示，中国人一看便知，西方人一看也知，它的能指和受指并无思维差别。不全如此，西方人演示“八”的时候，张开八根指头。可中国人只需伸出大拇指和食指来表示。这时思维差异就出来了，西方人最终用受指(对象)来体现，中国人用的是能指(名称)来体现，这两个符号固然不同。当我们能指和受指同西方的能指和受指有差异的时候，我们能怎样做指示设计呢？首先，应根据不同的地域思维特色，如少数民族用某种图腾符号来代表自己民族标识。如果我做具有国际性又具有差异性的指示标识设计，往往用民族特色的符号来做。多元文化时代，差异性的符号也是具有国际性的。假如用龙纹做，世界皆知是“中国”，这时龙纹具有指示性和民族性。没有差异的国际性指示标识，往往采用共识性符号，如螺栓的型号全球通用，若是做指示设计就容易多了。 【学派之争】 符号学(semiotics，semiologie，semiotic)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法国和意大利为中心重新兴盛至欧洲各国，它的源头不外乎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如按理论形态也可分为：其一，卡西尔哲学符号学(新康德主义)，以及皮尔斯哲学符号学；其二，索绪尔影响下的罗朗·巴尔特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学；再细分：一曰：以索绪尔说“语言学只是符号学一部分”，二曰：以巴尔特所言“符号学只是广义语言学的一部分”，这符号学是扩大意义的语言学，更准确地说“元语言学”理论；其三，前苏联学者劳特曼的历史符号学，正好是索绪尔共时研究的反对等等①。李幼蒸认为：“今日最为通行的一般符号学理论体系共有四家：美国皮尔斯理论系统，瑞士索绪尔理论系统，法国格雷马斯理论系统和意大利艾柯一般符号学。”② 符号学作为一个跨越学科研究的方法的学科，当然少不了思想学术的革命性。后现代思潮里，国人更易接受巴尔特之类。可我研习国学多年，跟随潮流的意识早已淡漠。静心而论，那些西传之学，国人不假思索的挪用，甚至鼓吹，倒早早使我厌倦。我们必须明白，在西方学界里的权威，可能在我们的语境里是错谬之极，符号学就有其特性，故愿能寻到一种较为合理的研究方法，拙文仅是粗劣的尝试。 以文化为研究范围的是现代符号学的特质，当中包括了 民谣学 Folklore Analysis 人类学 Anthropology 敍事学 Narratology 言谈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神话分析 Semiotics of Myth 艺术符号学 Semiotics of Art 另外，较为近代的应用有电影符号学 Semiotics of Cinema 、建筑符号学Semiotics of Architecture ，符号学的研究应分为以下几期： 主要学派 瑞士索绪尔符号学 (1906年) Ferdinand de Saussure 索绪尔是瑞士开创现代语言学先河的语言学家，他本身并没有作品传世，目前有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的教学讲稿，由两位学生组合编辑而成。现代符号学（Semiology or Semiotics）的词语语源也是索绪尔按希腊语的“符号“衍生出来的用语。索绪尔建立的符号学是作为一种对人类社会使用符号的法则进行研究的科学，有别于传统语言学（Philology)对语言的历史演变进行异时性（diachronic）研究，现代语言学集中处理在当下时空之中，语言内部的指涉法则，这种并时性（synchronically）的研究是索绪尔开创先河的提法，往后影响了法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英国哲学家维根斯坦、美国衍生语言学家Noam Chomsky等。 由于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分成两部份来处理，为研究文化符号或者意识型态的学者，提供了有系统的分析方法学，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在欧美文化批评界符号学盛极一时。到目前为止，全球学院训练的文化批评者仍有不少使用符号学方法进行文化现象的结构分析。 科索绪尔符号学的特点是 单一符号（sign）分成意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两部分。意符是符号的语音形象；意指是符号的意义概念部份。由两部份组成的一个整体，称为符号。 意符和意指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武断性（arbitrariness），没有必然关联。例如英文中的 "tree" 的发声及串字组合，因约定俗成的习惯被指涉为 "一种以木质枝杆为主体的叶本植物" 的概念。

符号及其相关要素主要体现为三个特征：一是代表事物的形式，二是被符号指涉的对象，三是对符号的意义解释。符号学是研究事物符号的本质、符号的发展变化规律、符号的各种意义以及符号与人类多种活动之间的关系。符号学的原理应用到各具体领域就产生了部门符号学。指示符号：指示性，是符号与对象因为某种关系——尤其是因果、邻接、部分与整体等关系——因而能互相提示，让接收者能想到其对象，指示符号的作用，就是把解释者的注意力引到对象上。指示符号的最根本性质，是把解释者的注意力引向符号对象。像似符号：像似符号指向对象靠的是“像似性”（inconicity）：“一个符号代替另一个东西，因为与之像似（resemblance）”任何感知都有作用于感官的形状，因此任何感知都可以找出与另一物的像似之处，也就谁说任何感知都是个潜在的像似符号。学科历史：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是索绪尔与皮尔斯，他们在20世纪初年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符号学基础系统，但是符号学本身一直处于学界边缘，要等到60年代，索绪尔的符号学以结构主义的名义起飞，在那时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几乎是一物二名。70-80年代结构主义突破自身，成为后结构主义，其中符号学起了极大的作用，此后皮尔斯模式代替了索绪尔模式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

分类: 教育/科学 >> 科学技术 解析: 符号学：在此“符号学”兼含广狭两义。狭义符号学与西方通行用法一致，广义符号学除包括其狭义部分外，还包括各类侧重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际理论研究。其范围较通行符号学用法远为广阔，因作者强调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理论观点，把符号学视为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总体革新策略之泛称。(广义) 符号学如其 说 指具体理论学说，不如说指人文科学理论革新中的特定思考及运作方向。 跨学科--跨文化：本人符号学思想的特点有两个基本方面：1)强调符号学的多元认 识论本质，企图充分扩展符号学“跨学科”实践的范围，广泛借鉴现当代各学科中独立的理论实践成就，以期提升人文社会科学各域的理论说明力和解释力；2) 认为21 世纪符号学跨文化时代的到来，将引发人文科学理论和符号学理论的重大发展；特别是中西跨文化符号学的新方向，将有力促进和提升全球人文科学理论和人类思想史研究的水平。 中西比较符号学：本人的符号学观点，因此拟从领域范围和思考层次两方面来扩大当前符号学视野，并认为人类符号学事业，在经历六、七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运动之后，将面临着另一次世界范围内人文学术思想的“飞跃”：此即中西比较符号学的新学术领域。在航天工程和基因工程时代，在社会经济全球化和环保事业人类一体化的新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革新事业必须打破传统的地域、历史、血缘主义窠臼，以期从人类整体生存角度对人文理论结构重新予以思考和设计。跨文化符号学理论，不是朝向东方历史地域主义的一种“术语换名运动”，而是朝向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新人文理论建设。中国学术实践的目标和范围都必然是朝向人类全体的。

跟着导师学这个才一年，只能说非常生涩，并且能力有限，还没驾驭好，这个回答只能是对完全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作为参考，专业人士就不用看了，太粗糙。 符号学有两个分支，一方面是哲学的，以反对萨特的存在主义而产生的：另一个方向则主要是从索绪尔语言学发展而来的，经由叶姆斯列夫和罗兰巴特的发展，确立了符号学的概念，这个分支觉得符号学属于语言学的范畴，学界并不认可。 可以借巴特符号学里面的通用概念来说明一下，ERC，E就是指的表达层面，也就是索绪尔的所指，C是内容层面，即能指，R是指它们所构成的关系，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研究的就是这种关系，或者说是这个符号产生意义的过程。

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是索绪尔与皮尔斯，他们在20世纪初年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符号学基础系统，但是符号学本身一直处于学界边缘，要等到60年代，索绪尔的符号学以结构主义的名义起飞，在那时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几乎是一物二名。70-80年代结构主义突破自身，成为后结构主义，其中符号学起了极大的作用，此后皮尔斯模式代替了索绪尔模式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近年来皮尔斯的符号学代替了索绪尔的符号学，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皮尔斯注重符号的意义解释，他的符号学是重在认知和解释的符号学，他的名言是 “只有被理解为符号才是符号 （Nothing is a sign unless it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这本是符号学应有的形态 。

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符号学?符号学就是根据符号来研究、分析、处理问题的一种理论体系!!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什么是符号?一切的语言、文字以及音乐上的音符，舞蹈上的舞蹈姿势，等等都是符号，符号就是把存在归纳、整理、上升为语言、文字的一种结果!!哲学以研究存在为目的，哲学的研究要通过符号，要借助于符号，但是不能局限于符号!!!符号就是一种已经存在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是过去存在的一种东西;而现象学，是根据实际的现象、实际的情况、实际的存在状况去研究、分析、处理问题的一种理论!!所以，现象学比符号学要先进的多，要好的多!!!符号学经常和教条主义，和经院哲学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关系是，符号学的研究，也要借助于现象学;现象学的研究，在有的时候，也要借助符号学;它们有一些共同的部分，但是大多数时候是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 它们5的出发点和结果也是完全不同的!!现象学研究的结果是对现实问题的处理，和产生实际的成果;而符号学研究的结果，只能是书本上的!!!符号学的一切都是在书本上的!!!以上是根据这两个名词的现代概念来论述的。但是你提的问题，好像是问这两个名词的西方哲学流派，符号学是来自于二十世纪初瑞士语言学泰斗索绪尔的教学讲稿--《普通语言学教程》，而现象学是指20世纪西方哲学中德国犹太人哲学家E.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 ，1859~1938)创立的哲学流派或重要学派。这个理论是说:“现象学不是一套内容固定的学说，而是一 种通过“直接的认识”描述现象的研究方法。它所说的现象既不是客观事物的表象，亦非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或马赫主义的“感觉材料”，而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心理经验的“纯粹意识内的存有”。从这个定义上来说，现在研究现象学有什么意义?如果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流派来研究，那么这个现象学，也成为了“符号学”，成为了一个符号!!!它们的关系是:符号学(semiotics，semiologie，semiotic)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法国和意大利为中心重新兴盛至欧洲各国，它的源头不外乎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如按理论形态也可分为: 其一，卡西尔哲学符号学(新康德主义)，以及皮尔斯哲学符号学;其二，索绪尔影响下的罗朗u2022巴尔特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学;再细分:一曰:以索绪尔说“语言学只是符号学一部分”，二曰:以巴尔特所言“符号学只是广义语言学的一部分”，这符号学是扩大意义的语言学，更准确地说“元语言学”理论;其三，前苏联学者劳特曼的历史符号学，正好是索绪尔共时研究的反对等等①。李幼蒸认为:“今日最为通行的一般符号学理论体系共有四家:美国皮尔斯理论系统，瑞士索绪尔理论系统，法国格雷马斯理论系统和意大利艾柯一般符号学。”②符号学作为一个跨越学科研究的方法的学科，当然少不了思想学术的革命性。后现代思潮里，国人更易接受巴尔特之类。可我研习国学多年，跟随潮流的意识早已淡漠。静心而论，那些西传之学，国人不假思索的挪用，甚至鼓吹，倒早早使我厌倦。我们必须明白，在西方学界里的权威，可能在我们的语境里是错谬之极，符号学就有其特性，故愿能寻到一种较为合理的研究方法，拙文仅是粗劣的尝试。

语言学是整个符号学的基础。符号学(Semiotics或Semiology)广义上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当中含盖所有涉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可是，由于含盖的范围过于广阔，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学中并未得到重视，直至结构主义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兴起。以《Tel Quel》杂志为号召的哲学家，为了反对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则大量引用俄罗斯在共产革命前的一系列，有关符号在文化上的再现过程的研究，故此，正式出现当今所指的符号学，要算到一九六零年代。学科历史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是索绪尔与皮尔斯，他们在20世纪初年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符号学基础系统，但是符号学本身一直处于学界边缘，要等到60年代，索绪尔的符号学以结构主义的名义起飞，在那时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几乎是一物二名。70-80年代结构主义突破自身，成为后结构主义，其中符号学起了极大的作用，此后皮尔斯模式代替了索绪尔模式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

语言学它是整个符号学的基础，语言学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不管是现代的语言还是古代的语言，都是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尽管不同话语表达的意义是带有主观性的和千差万别的，但是传递出来的语言信息却是能被别人共同理解的，语言学被普遍定义为对语言的一种科学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并且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相关介绍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沟通方式，在生物或心理层面上反映人类高度演化的心智能力，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反映人类文明进步。语言学就是要研究人类最核心本能的语言能力，透过对口语、书面语甚至手语进行分析和研究，进而了解人类的本质。除了认识人类语言本质外，语言学研究还具有多种应用价值。在语言教育方面，借由对于语言本身的了解，编成各种词典、文法书、教科书供人学习语言，也有助于改善应对语言学习过程中遭遇到的困难与错误的能力。在不同语言翻译方面，语言学理论对于笔译和口译有更多具体的指导，也有助于利用科技来进行机器翻译。

瑞士索绪尔符号学 (1916年)　　Ferdinand de Saussure　　索绪尔是瑞士开创现代语言学先河的语言学家，他本身并没有作品传世，目前有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的教学讲稿，由两位学生组合编辑而成。现代符号学（Semiology or Semiotics）的词语语源也是索绪尔按希腊语的“符号“衍生出来的用语。索绪尔建立的符号学是作为一种对人类社会使用符号的法则进行研究的科学，有别于传统语言学（Philology)对语言的历史演变进行异时性（diachronic）研究，现代语言学集中处理在当下时空之中，语言内部的指涉法则，这种并时性（synchronically）的研究是索绪尔开创先河的提法，往后影响了法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英国哲学家维根斯坦、美国衍生语言学家Noam Chomsky等。　　由于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分成两部分来处理，为研究文化符号或者意识型态的学者，提供了有系统的分析方法学，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在欧美文化批评界符号学盛极一时。到目前为止，全球学院训练的文化批评者仍有不少使用符号学方法进行文化现象的结构分析。　　索绪尔符号学的特点是　　单一符号（sign）分成意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两部分。意符是符号的语音形象；意指是符号的意义概念部分。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称为符号。　　意符和意指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武断性（arbitrariness），没有必然关联。例如英文中的 "tree" 的发声及串字组合，因约定俗成的习惯被指涉为 "一种以木质枝杆为主体的叶本植物" 的概念。俄国符号学（Pre 1917)　　Vladimir Propp　　M.M. Bakhtin　　Roman Jacobson　　N. S. Trubetzkoy　　Russian Formalism苏联符号学 （1960）　　Yury Mikhailovich Lotman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 （1960）　　Claude Levi-Strauss　　Roland Barthes　　Gerard Genette　　Tzvetan Todorov　　Julia Kristeva美国符号学　　C. S. Peirce意大利符号学　　Umberto Eco

语言学是整个符号学的基础。符号学(Semiotics或Semiology)广义上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当中含盖所有涉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可是，由于含盖的范围过于广阔，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学中并未得到重视，直至结构主义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兴起。以《Tel Quel》杂志为号召的哲学家，为了反对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则大量引用俄罗斯在共产革命前的一系列，有关符号在文化上的再现过程的研究，故此，正式出现当今所指的符号学，要算到一九六零年代。学科历史：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是索绪尔与皮尔斯，他们在20世纪初年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符号学基础系统，但是符号学本身一直处于学界边缘，要等到60年代，索绪尔的符号学以结构主义的名义起飞，在那时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几乎是一物二名。70-80年代结构主义突破自身，成为后结构主义，其中符号学起了极大的作用，此后皮尔斯模式代替了索绪尔模式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

第一机器是生产机器，第二机器是消费机器，第三机器是促销机器。电影符号学指把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符号系统和表意现象进行研究的一个学科。电影机构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第一机器、第二机器和第三机器。要有三部机器，电影机构才能维持正常运转。第一机器是生产机器，第二机器是消费机器，第三机器是促销机器。随着法国结构主义思想运动的勃兴，于六十年代中叶诞生的一门应用符号学理论研究电影艺术的一门符号学新分支。运用结构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分析电影作品的结构形式，基本上是一种方法论

“道”－就是“理论”“器”－就是“工具”这是“符号”的实用性和抽象性的辨证关系法国的符号学研究,萌生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但其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还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以后的时间.它的发展,得益于多种学科在二十世纪获得的重大进步. 首先,现代语言学是符号学获得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的主要依据.第一次把对符号的研究当作一门新学科提出的,是瑞士语言学家F·索绪尔(1857-1913).他在其对现代语言学发生深远影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预言将有一门专门研究"符号系统"的学科出现,并为其做了初始的理论准备.他的继承者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1899-1956)通过其《语言学理论导论》和《语言论集》两本著述,为后来的结构语义学的建立奠定了认识论基础.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1902-1976)有关"陈述活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使得符号学借助于叙述主体的陈述来掌握意义成为可能,从而形成了话语符号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因此也就使符号学更靠近了言语活动的实际情况. 其次,文化人类学为符号学提供了部分研究对象.由于文化人类学与符号学都关心话语中影响个体言语的文化习惯(风俗,习惯,沉淀在集体的言语活动实践中的动因,等),所以它们在这些方面多有交叉.而对于主导话语的跨文化形式即叙事文形式的规律性研究,早在符号学介入之前就由文化人类学家们开始了,当然,这种研究也首先得益于语言学的理论启发.法国社会学家马塞·莫斯(1872-1950)曾系统地论述了价值物品与财富在社会的循环中的相互关系,从此,"社会性变成了一种系统,而在这个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我们可以看到衔接,等值和蕴涵关系"(列维-斯特劳斯评语).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也在这方面有非常出色的分析实践.杜梅泽尔(1898-1986)在《神话与史诗》中以相近的术语解释了印欧宗教中众神的"三种等级功能的意识形态".于是,一种总的结构,在不考虑个别的情况下出现了,而在这种结构中,特殊的问题也在其中找到了它们的准确位置.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洛普(1895-1970)1928年出版的《俄国民间故事形态学》,于六十年代初被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符号学的研究.格雷玛斯(1917-1992)就在其基础上深入而又全面地研究了叙事语法,提出了完整的既可用于文学叙事文又可用于社会叙事文的符号学理论. 最后,在哲学方面,符号学从现象学研究理论中吸收了其有关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的概念的大部分内容.符号学概念中的"意义显现"表达方式,就源自现象学的启发.这种表达方式,在感觉的范围之内于感觉主体与被感觉对象之间互为基础的关系之中,把意指形式的地位确定为可感觉的与可理解的,幻觉与分享的信仰之间的一种关系空间.格雷玛斯在《结构语义学》中明确地写到:"我们建议把感知确定为非语言学的场所,而对于意指作用的理解就在这个场所内"(第8页).当然,符号学不能被看作是现象学的一个分支.符号学对于现象学的借鉴,主要得益于德国哲学家胡塞尔(1859-1938)的《现象学的主导观念》(于1950年译成法文)和法国哲学家梅尔洛-庞蒂(1908-1961)的《感觉现象学》(1945). 二法语中,有两个术语sémiologie和与sémiotique与汉语中的"符号学"一词对应.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没有根本性区别,而且sémiologie早于sémiotique.从七十年代开始,由于使用sémiotique一词的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出现了重大突破,随后,这两个术语所涵盖的研究内容便出现了较大的区别. 1,semiologie:该术语本来是指医学科学中对于"病相"的研究工作.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第一次将其用来称谓对于"符号系统"的总体研究.在认识领域,该术语先是指20世纪60年代在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和美国语言学家雅格布逊(1896-1982)影响之下围绕着法国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杜梅泽尔,罗兰·巴特,拉康等)而进行的工作.随后,一些人狭隘地理解了索绪尔为sémiologie所确定的定义(例如Prieto和Mounin的研究),而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对符号本身的探讨,从而摆脱不了对于"语言符号"模式的机械性的运用.他们排除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认识论的一切联系.这种研究为传播学理论所包括,最终成为语言学的附属学科.从研究内容上讲,sémiolo gie不关心语义问题,它把对于能指的描述当作一种通常的释义活动来对待,而在这种释义活动中,自然语言是其工具.在与语言学的关系上,它不承认语言学的优先地位,因为它只强调符号本身的特定性.然而在解读一些非语言的符号(图片,绘画,建筑等)时,它却经常借用自然语言这种中介,例如罗兰·巴特(1915-1980)在《服饰系统》一书中,就采用了对时装的描述性文字进行分析的做法,而不是对时装本身进行分析.在分析绘画作品时,它也是只限于分析绘画的描述性语言. 2,sémiotique:该术语源自英文semiotic,最早由美国符号学鼻祖皮尔士(1839-1914)使用,指的也是对符号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它与索绪尔使用的sémiologie没有区别.现代的法国的sémiotique研究者们并不看重语言符号,认为符号是一种已经建构的对象,而不是可供观察的对象.他们更看重语义研究,努力探讨意指方式,认为符号学应该成为一种有关意指系统的理论,他们研究的领域是作为意指实践结果的各种文本.在这方面,形成了以结构研究为主的格雷玛斯等人的学派和克里斯特瓦(1941—)的认识论符号学研究(参照语言学模式和精神分析学理论而建立的"语义分析"符号学).前者由于研究阵容大,成果颇丰,而成为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主流:这一学派以"法语研究学会"的成员为主,其通常的称谓便是"巴黎符号学学派".可以说,巴黎符号学学派的有关意指理论的基础概念,已经在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中得到了阐述.按照格雷玛斯的主张,符号学(sémiotique)就是意指系统的一种等级分析学说.他把一个意指整体分为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表现结构,对这些不同层次的确立和相互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巴黎符号学学派的工作内容和成绩所在. 深层结构即意指整体的"形态"结构.形态是由"义子"组成的内在世界,而其"句法"即其组织形式则是意指活动的基本结构.在对于深层"句法"的研究方面,格雷玛斯等人的成功之处在于引入了"符号学矩阵"概念.这种矩阵被认为是位于深层,并且具有逻辑——语义特征的意指结构的组织形式.符号学矩阵的确立使得分析对象的语义聚合关系得到了描述.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符号学以语言学的语义研究为基础,但又增加了与社会和文化相联系的内容和分析方法.表层结构,指的是在义素层上的行动模式.行动模式是格雷玛斯在总结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洛普为俄国民间故事总结出的31种"功能"的基础上,概括出的叙事文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它包括六个行动者:发送者,接收者,主体,对象,助手,对手,它们之间的各种结合方式便构成了"叙述"句法.在这当中,行为者的行动模态的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格雷玛斯首先把行动模态划分为想要,能够和懂得三个方面,进而根据符号学矩阵的原理确定了"实际状态的模态",从而建立了叙述图式.这样一来,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符号学理论,就不仅可以适用于文学的叙事文,而且也可以用于多类意指整体.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符号学包容了传播学,并具有了更广阔的研究范围.在巴黎符号学学派看来,由能指组成的表现平面即语言符号层不是他们的研究内容,而是语言学在语义研究之外的语音和语法研究内容.上面说过,sémiologie的研究仅限于能指符号的特征性,所以,它正是在表现层上依赖于语言符号模式. 实际上,sémiologie的研究者们从罗兰·巴特开始也已经意识到"任何sémiologie系统均与言语活动混合在一起".他们进而认为sémiologie是话语的意指单位的科学.所以,近年来的sémiolog ie研究,也出现了一定的向sémiotique方面的变化,这样,两个术语的内涵就开始有所接近了. 法国的符号学研究,从起步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为符号学的"自立性"做出了贡献,成了世界范围内这一领域研究的佼佼者.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较深入的了解.

语言学是整个符号学的基础。语言学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不管是现代的语言还是古代的语言，都是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尽管不同话语表达的意义是带有主观性的和千差万别的，但是传递出来的语言信息却是能被别人共同理解的，语言学被普遍定义为对语言的一种科学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并且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它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语言，它的任务是研究、描写语言的结构、功能及其历史发展，揭示语言的本质，探索语言的共同规律。语言学的作用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沟通方式，在生物或心理层面上反映人类高度演化的心智能力，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反映人类文明进步。语言学就是要研究人类最核心本能的语言能力，透过对口语、书面语甚至手语进行分析和研究，进而了解人类的本质。除了认识人类语言本质外，语言学研究还具有多种应用价值。在语言教育方面，借由对于语言本身的了解，编成各种词典、文法书、教科书供人学习语言，也有助于改善应对语言学习过程中遭遇到的困难与错误的能力。在不同语言翻译方面，语言学理论对于笔译和口译有更多具体的指导，也有助于利用科技来进行机器翻译。

索绪尔认为，语言虽然只是人类使用的符号之一种，却是不成比例的超大符号体系，语言学研究的应当为符号学提供模式，因此，符号表意的根本原则是任意性。二十世纪前期，“索绪尔式语言学迅速成熟”、在六十年代，当结构主义符号学潮流涌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时，语言学为之提供了一个系统清晰，根基牢固的理论框架。三十年代的布拉格学派、六十年代的巴黎学派提出的符号学体系，大都建构在索绪尔原理之上，他们的符号学实际上是“语言学式的”符号学。语言学模式，使符号学难免落入结构主义的封闭格局。索绪尔理论很难摆脱封闭系统观。 这种模式考量所有的符号类型，而不以语言学为模式。由此发现符号表意的理据性不同，这个出发点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式甚至非人类符号扩展；更重要的是，皮尔斯模式提出了符号意指的一系列三分式，使符号向无限衍义开放。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虽然有莫里斯、米德等人的坚持，皮尔斯模式还是受到冷落。到七十年代，符号学界“重新发现”皮尔斯。西比奥克，艾科等人，把符号学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皮尔斯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成为符号学最重要的模式。有论者甚至认为符号学发展到当代，索绪尔的贡献只能说“相当微小”，“符号学之父”竟然已经被符号学近年的发展边缘化了。 巴赫金开创了从形式研究文化的传统，有人称之为“语言中心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成就长期湮没无闻；六七十年代洛特曼、伊凡诺夫等人为首创立的莫斯科—卡尔图学派，发扬光大之。这一派坚持用符号学研究社会和文化，尤其是他们的“符号场”理论，从大处着眼研究文化，摆脱了形式论常有的琐碎。但是这一派的理论模式主要借鉴自信息论与控制论，尤其是普利高津的耗散理论，技术色彩浓厚。如何处置科学模式与人文思索之间的张力，至今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以上四个模式都为现代符号学理论做出了贡献，也各有符号学进一步发展必须摆脱的弱点。符号学从先前模式中一次次脱茧而出，它的成熟是符号学界自我学习，自我改进的结果。当今符号学的出发点，应当是皮尔斯理论，而不是索绪尔理论，这点无可否认。

分类: 资源共享 解析: 电影符号学:把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符号系统和表意现象进行研究的一个学科。随着法国结构主义思想运动的勃兴，于六十年代中叶诞生的一门应用符号学理论研究电影艺术的一门符号学新分支。它运用结构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分析电影作品的结构形式，基本上是一种方法论 。1964年法国学者麦茨发表《电影：语言系统还是语言》标志着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问世。 电影符号学以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为基础，其代表理论家及理论著作有法国麦茨的《电影：语言系统还是语言》、意大利艾柯的《电影符码的分节》以及意大利帕索里尼的《诗的电影》等。电影符号学对西方电影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使西方电影理论进入现代电影理论时期。

符号学（Semiotics 或 Semiology）广义上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当中含盖所有涉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可是，由于含盖的范围过于广阔，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学中并未得到重视，直至结构主义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兴起，以《Tel Quel》杂志为号召的哲学家，为了反对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则大量引用俄罗斯在共产革命前的一系列，有关符号在文化上的再现过程的研究，故此，正式出现当今所指的符号学，要算到一九六零年代。现代符号学另一个强大的源头是世纪初瑞士语言学泰斗索绪尔的教学讲稿 ﹣﹣ 《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将符号分成 意符 Signifier 和 意指 Signified 两个互不从属的部分之后，真正确立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影响了后来李维史陀和罗兰·巴特等法国结构主义的学者，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