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西方的管理学的区别

中国式管理强调管理就是修己安人的历程。中国式管理以“安人”为最终目的，因而更具有包容性；以易经为理论基础，合理地因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人事现象；主张从个人的修身做起，然后才有资格来从事管理，而事业只是修身、齐家、治国的实际演练。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并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以心理行为特性，以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扩展资料中国传统“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将衍化演化出对称管理学，并促进管理学的科学化与极大发展。管理学的科学化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发展，就是要用历时性的方法、层次性的方法化解同时性的矛盾，整合同时存在的不同管理学流派，实现相容与超越。管理学的科学化是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时期的管理学，人类化的管理学与人类社会溶为一体，是管理学的异化、管理学与社会异化的扬弃，是管理学本性的复归与真正管理学的诞生。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式管理

成思危、张维迎、陈国青、郎咸平、徐二明、梁明、赵署明、顶兵、王方华、杨壮。通过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管理大师排行榜可知，中国著名的管理学家是成思危、张维迎、陈国青、郎咸平、徐二明、梁明、赵署明、顶兵、王方华、杨壮。管理学家，所谓管理学家是指从事管理学理论研究及其应用工作的人。

先秦时期是中国管理思想的萌芽、兴起时期。《周易》包含的“变异”思想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孔于、孟子、荀子的经典著作中，仁义礼智的儒家体系蕴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老子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无为而治是其管理思想的核心。法家直接影响历代政治统治，其核心是法、术、势思想。秦始皇推崇法家，而汉代则“霸王道杂之”。到汉武帝时，采用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学说成为绵延中国整个封建王朝的正统意识形态。汉代通过盐铁专卖等一系列经济措施，形成了全国经济调控体系。隋唐时期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治理和中央集权，创立了科举制度；唐太宗知人善任，善于纳谏，建立了议事制度，推广和完善隋朝所创的科举制度，组织编纂了“贞观唐律”。宋元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阶级中的部分人士从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角度出发，主张采取一定的改革措施来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王安石即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王安石以理财和抑制兼并作为实施的手段，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改革的目标，力图改变当时政府的积弱现象。而元朝耶律楚才的“以儒治国”则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巩固统一的封建政权。明末清初主要的思想包括限制君权、改革国家治理；改革土地和田赋制度，促进农业发展，重视商业，强调增加社会财富。先秦时期是中国管理思想的萌芽、兴起时期。《周易》包含的“变异”思想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孔于、孟子、荀子的经典著作中，仁义礼智的儒家体系蕴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老子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无为而治是其管理思想的核心。法家直接影响历代政治统治，其核心是法、术、势思想。秦始皇推崇法家，而汉代则“霸王道杂之”。到汉武帝时，采用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学说成为绵延中国整个封建王朝的正统意识形态。汉代通过盐铁专卖等一系列经济措施，形成了全国经济调控体系。隋唐时期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治理和中央集权，创立了科举制度；唐太宗知人善任，善于纳谏，建立了议事制度，推广和完善隋朝所创的科举制度，组织编纂了“贞观唐律”。宋元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阶级中的部分人士从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角度出发，主张采取一定的改革措施来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王安石即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王安石以理财和抑制兼并作为实施的手段，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改革的目标，力图改变当时政府的积弱现象。而元朝耶律楚才的“以儒治国”则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巩固统一的封建政权。明末清初主要的思想包括限制君权、改革国家治理；改革土地和田赋制度，促进农业发展，重视商业，强调增加社会财富。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x0dx0a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x0dx0a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x0dx0a《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x0dx0a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x0dx0a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x0dx0a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x0dx0a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x0dx0a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x0dx0a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x0dx0a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x0dx0a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x0dx0a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x0dx0a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x0dx0a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x0dx0a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x0dx0a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x0dx0a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x0dx0a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x0dx0a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x0dx0a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x0dx0a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x0dx0a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x0dx0a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x0dx0a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x0dx0a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x0dx0a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x0dx0ax0dx0a二 人本原理 x0dx0a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x0dx0a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x0dx0a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x0dx0a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x0dx0a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x0dx0a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x0dx0a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x0dx0a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1.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x0dx0a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x0dx0a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x0dx0a"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x0dx0a"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x0dx0a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x0dx0aQ=fTM x0dx0a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x0dx0af——系数;x0dx0a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x0dx0a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

中国十大管理咨询公司排名为北京华夏基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华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行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中大管理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摩天之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化创新(北京)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市华一世纪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理臣管理咨询有限公司。1、北京华夏基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华夏基石是一家成立于2003年北京市的专业度高、规模较大的咨询机构，中国管理咨询10强企业之一，旗下拥有的数百位咨询顾问，可以为客户提供专业性强、扎实且先进的管理产品和咨询服务成果，因整合了国内外优秀理念与成果，每次提出的方案都深受业内的认可与赞扬。2、上海华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华彩咨询是一家专注于为集团企业提供集团风险、人力资源、管控、战略发展、国资国企改革等领域方面的咨询服务，成立于1996年的中国十大咨询公司之一，目前这个横跨服务和金融两个业务领域的企业拥有数十项自主知识产权，并制定建立了适合自己的操作方针。3、上海行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行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27日，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服务，包含实效管理教育、企业咨询辅导、学习管理工具等，是实效教育领导者。4、广东中大管理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家成立于2002年1月28日广州海珠区的管理咨询集团，是被列入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的管理咨询企业，是专注于帮助中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为客户提供让其满意的咨询+培训+IT整体解决方案的中国咨询行业的领先者。5、深圳市摩天之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摩天之星这家成立于2011年的管理咨询企业，是拥有摩天之星、明德书院、华埔学堂等品牌的国内好的咨询公司之一，这家在全国多个一线城市设有数十家分公司的企业，专为中小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企业咨询、商学培训等服务。6、中化创新（北京）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这家成立于2020年北京，法人为韩凯儒的管理咨询公司，是专注于为企业客户提供互联网信息、人力资源、知识产权、技术推广、版权代理、工程管理等领域服务的国内咨询公司排行榜前十名之一。7、深圳市华一世纪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这家成立于2009年的管理咨询企业，是专注于为全国民营企业提供绩效管理、公司治理、股权激励、股权布局、咨询辅导等一站式培训咨询服务，目前已经为上万家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8、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这家成立于1984年的原邮电部首批7家甲级勘察设计单位之一，因企业悠久的历史、优异资质和雄厚的技术力量而成为国内知名管理咨询公司之一，目前这个可为全国各大运营商提供快捷优质且个性化服务的企业，目前在厦门、重庆、兰州等地均设有分公司。9、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赛迪顾问”）直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是中国首家上市的咨询企业（股票代码：HK02176）。这个隶属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中国上市的咨询企业，为客户提供的咨询服务覆盖了区域发展、城市战略、工业信息胡奥南官河、产业规划、上市服务等多个领域，并因其丰富的行业资源、独特的研究体系和强大的渠道支持而成为世界顶级咨询公司排名2021前十名之一。10、福建省理臣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成立于2004年福建的十大管理咨询公司之一，在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先后为上千家企业客户提供覆盖了食品加工、纺织、批发、零售等领域的管理咨询服务，并在财务和税务领域有着较高的优势。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上海行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百度百科-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安全管理应该怎样抓？建筑安全生产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需要用一种正确的心态来审视。但在实际生产中，建筑事故屡屡发生，“按下葫芦，瓢起来”，现在，建筑行业已经成为高危行业。中达咨询认为，最重要的还在于未能将安全问题当作一个真正的问题来抓。首先，必须防微杜渐。如果不能把隐患及时消灭在萌芽状态，天长日久，小问题会演变成大问题，新问题会拖成老问题，容易解决的问题则会演变成难题，危害相当大。因此对建筑安全问题应当做到实事求是，只有知难而上，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问题才能得以解决。其次，做安全工作要有责任心和事业心。从业人员心里要时刻想着安全，尤其是分管安全的领导自己要“心中有数”，不能在责任书上大笔一挥，草草地签一个名字，就万事大吉了。管理者既要善于发现和处理表面性的安全问题，又要动脑筋，下功夫研究那些不容易发现的深层次问题。再次，要善于抓住安全问题的本质。管理者要通过抓问题的本质来杜绝以后出现类似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更不能以建筑行业具有流动性强、高处作业多、不可预见性等特点，来充当敷衍塞责的借口。事实上，安全工作出了问题，绝大多数往往是责任心不强、指导思想不端正等主观因素造成的。有些领导喜欢“电视上有影、广播上有声”的“花架子”，往往把安全工作的着眼点聚焦在“彩”上，热衷于搞一些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本该实做的工作却做“虚”了。时间长了，就会一边出“政绩”，一边出事故。第四，认真落实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有制度就要严格遵守，一视同仁，不能当面说一套，而背后做的却是另一套。对那些工作责任心强、真抓实干、敢抓善管、成效突出者，要予以大力表彰奖励；工作消极、玩忽职守、导致企业发生安全事故问题者，要视情节轻重做出严肃处理，从而在行业或企业内部中形成一个“谁安全谁光荣，谁不安全谁耻辱”的良好氛围。因此，当前建筑安全监督管理思路和方式要实现“四个转变”：一是由部门管理转向对全行业的统一监管；二是由治标为主，转向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寻求治本之策；三是由施工现场的应急管理转向强化企业安全基础管理；四是工作重心由事后管理转向预防事故和治理事故隐患。今后，随着建筑安全状况的不断改善，重点将从事故管理逐步转向职业健康管理。为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建筑安全管理工作，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建筑安全监督管理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全国建筑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对全国的各类建设工程实施监督管理，并要加大对建筑安全的日常监管工作力度；铁道、交通、水利、电监等专业建设工程主管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负责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并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全国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指导、协调和监督各有关部门建筑安全管理工作，对发生的重特大事故依法严肃查处，追究责任，落实整改措施。当前要落实对各地开发区、工业园区及房屋拆除、乡镇建房工程等的政府部门的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和责任，并强化监管工作。要形成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统一监管，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调运转的建筑业安全生产管理机制和格局。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企业要按照《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真正落实到位。特别是要落实企业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将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个班组、岗位、项目经理和施工人员。加强施工现场的生产管理、技术管理和劳动组织管理，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规、标准和规范进行施工作业，总包企业不得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资质的分包企业或个人施工，要建立健全施工现场事故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应大力推进建筑企业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打牢安全管理基础，确保施工企业本质安全。工程建设、监理、设计、勘察等单位要依法认真履行有关安全职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定责任。研究和实施建筑安全生产的治本之策有关部门要结合建筑业的特点和安全生产实际，研究和实施建筑安全生产的治本之策。一是要加强建筑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及安全标准、规范的修订、制定工作，当前应加快《建筑法》的修订工作。应增加有关安全生产的内容，特别是在规定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筑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行政管理主体地位的同时，明确其对建筑安全生产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责定位；在从业资格和施工许可前置条件中，应补充有关安全生产许可的规定；修订、完善“两个责任主体”安全职责、责任和行为等方面的内容；加快制订模板支架安全技术规范，完善脚手架产品标准等；研究制定建筑施工企业违反安全生产许可证法律规定的处罚办法等。二是研究制定建筑安全生产的经济政策。积极研究和推进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意外伤害保险、工伤保险及建筑事故死亡、伤害的经济赔付标准等，并制定可操作的实施办法，发挥经济政策对建筑安全生产的引导和促进作用。认真开展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有关部门要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在《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中提出的以预防坍塌、高处坠落事故为重点的专项整治总体目标和各项要求，强化源头治理，严格施工安全监管，严禁施工企业的违法违规施工、分包和转包行为。通过专项整治，坚决遏止重特大坍塌、高处坠落事故以及隧道坍塌、透水、瓦斯爆炸、桥梁坍塌、塔吊坍塌、深基坑坍塌、高大棚架坍塌、拆除工程坍塌事故多发的势头，促进建筑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确保实现建筑业事故死亡人数每年有所下降的控制目标。强化日常动态监管工作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制度是从源头强化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落实企业主体安全责任的重要手段。要用足、用好这一有力武器，严把建筑市场安全准入关。一是要依法对逾期未取证的施工企业严格处罚。二是加强对持证施工企业的日常动态监管工作。三是要加强执法监督检查，对无安全生产许可证仍擅自进行建筑施工活动的企业，要依法严格处罚，清除出建筑市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协调配合，及时沟通信息，推进联合执法，强化监督检查，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提高从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安全技能培训纳入建筑业农民工就业培训的重要内容，制定和实施强制性培训教育的规定和办法，明确政府及企业的职责和任务、农民工从业的条件、培训教育内容、考试考核办法、违规处罚办法等，要采取有效措施，有针对性地引导施工企业加强对农民工的安全培训教育和管理，做到未经安全培训或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做到持证上岗。同时，要加大对建筑施工企业新入场或转岗工人、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考核工作力度，提高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和其他从业人员的安全技能知识和安全防护意识，自觉按照安全技术标准和规范作业，减少并杜绝“三违”现象的发生，实现企业安全生产。更多关于工程/服务/采购类的标书代写制作，提升中标率，您可以点击底部官网客服免费咨询：https://bid.lcyff.com/#/?source=bdzd

国内十大管理咨询公司华夏基石、华彩咨询、行动教育、中大咨询、摩天之星、中化科技、华一世纪、广东电信规划、赛迪顾问、理臣咨询等。1、华夏基石北京华夏基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03年北京市的专业度高、规模较大的咨询机构，中国管理咨询10强企业之一，旗下拥有的数百位咨询顾问，可以为客户提供专业性强、扎实且先进的管理产品和咨询服务成果，因整合了国内外优秀理念与成果，每次提出的方案都深受业内的认可与赞扬。2、华彩咨询上海华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为集团企业提供集团风险、人力资源、管控、战略发展、国资国企改革等领域方面的咨询服务，成立于1996年的中国十大咨询公司之一，目前这个横跨服务和金融两个业务领域的企业拥有数十项自主知识产权，并制定建立了适合自己的操作方针。3、行动教育上海行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的上海比较好的咨询公司之一，是专注于为企业客户提供管理培训、咨询辅导、年度顾问、学习工具和管理教育等全生命周期服务的品牌，成立至今已经为名创优品、海澜之家、西贝等知名品牌的企业家提供过服务，并拥有上百项知识产权。4、中大咨询广东中大管理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月28日广州海珠区的管理咨询集团，是被列入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的管理咨询企业，是专注于帮助中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为客户提供让其满意的咨询+培训+IT整体解决方案的中国咨询行业的领先者。5、摩天之星深圳市摩天之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的管理咨询企业，是拥有摩天之星、明德书院、华埔学堂等品牌的国内好的咨询公司之一，这家在全国多个一线城市设有数十家分公司的企业，专为中小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企业咨询、商学培训等服务。6、中化科技中化创新（北京）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北京，法人为韩凯儒的管理咨询公司，是专注于为企业客户提供互联网信息、人力资源、知识产权、技术推广、版权代理、工程管理等领域服务的国内咨询公司排行榜前十名之一。7、华一世纪深圳市华一世纪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的管理咨询企业，是专注于为全国民营企业提供绩效管理、公司治理、股权激励、股权布局、咨询辅导等一站式培训咨询服务，目前已经为上万家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8、广东电信规划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的原邮电部首批7家甲级勘察设计单位之一，因企业悠久的历史、优异资质和雄厚的技术力量而成为国内知名管理咨询公司之一，目前这个可为全国各大运营商提供快捷优质且个性化服务的企业，目前在厦门、重庆、兰州等地均设有分公司。9、赛迪顾问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中国上市的咨询企业，为客户提供的咨询服务覆盖了区域发展、城市战略、工业信息胡奥南官河、产业规划、上市服务等多个领域，并因其丰富的行业资源、独特的研究体系和强大的渠道支持而成为世界顶级咨询公司排名前十名之一。10、理臣咨询福建省理臣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福建的十大管理咨询公司之一，在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先后为上千家企业客户提供覆盖了食品加工、纺织、批发、零售等领域的管理咨询服务，并在财务和税务领域有着较高的优势。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北京华夏基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我国管理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障碍 中国社会科学院释出《工业化蓝皮书》释出会，指出培育先进技术自主研发能力是推进我国工业现代化程序的核心任务。 3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京共同释出《工业化蓝皮书》，蓝皮书指出，我国工业技术来源过多依赖国外、研发投入不够、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工业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关键，培育先进技术自主研发能力是推进我国工业现代化程序的核心任务。 技术进步主要有两种途径，即原发性（自创性）技术进步和获得性（继发性或扩散性）技术进步。前者是本经济系统内的技术发明所推动的技术进步，后者是通过引入本系统之外的已有技术而实现的技术进步，是技术扩散的结果。由于工业技术的巨大落差和引进先进技术的巨大收益，一般而言，后起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是通过模仿和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实现的。新中国工业技术体系基本上也是建立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的，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对于中国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突出作用。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工业经济大国，已经具备比较完整的技术体系，现在的核心任务是推进工业现代化程序、建立先进的工业技术支撑体系，显然这是依靠技术引进所无法完成的。能否具有自主技术和创新能力，尤其是在战略性、基础性技术领域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智慧财产权，是我国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关键。因此，培育战略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应是我国新阶段技术进步战略的核心。 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一个关键是要加大研发投入。《工业化蓝皮书》对15个代表性工业行业的分析表明，研发投入不够是制约我国工业化现代化水平的关键问题，众多工业行业在研发投入方面仅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左右。2003年我国的R&D经费总额为1539.6亿元,按汇率换算仅相当于美国的1/16，R&D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为1.32%,明显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3%左右的水平；我国制造业的产出规模已占世界制造业产出总量的6%，而制造业R&D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R&D投入总量的0.3%。 研发投入少，不要说难以支撑原始自主技术创新活动，就是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也难以得到充足保证。我国很多企业没有把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只能不断重复引进技术，导致对国外技术资源的过分依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并没有相应增强。 我国工业技术来源过多依赖于国外，产业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从长期看必然影响到我国产业的升级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提升。还要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不仅引进国外技术的成本日益提高，而且也越来越难以获得真正的先进技术。在未来的工业化程序中，现有以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为主的技术供给模式的发展空间日趋狭小，要保持经济的不断发展并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技术供给模式。但是，根据目前国内企业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学习能力，要顺利地实现技术供给模式的转换还面临较大的困难和障碍。如何把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结合起来，更多地以自主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已经成为工业现代化程序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培育我国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除了要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外，从产业发展角度看，当前要加快发展现代生产 *** 业的发展。现代生产 *** 业是指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现代生产 *** 业是社会化分工的结果，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而独立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它的主要功能是为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提供服务产品，它贯穿于企业生产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诸环节中，包括物流、研发、资讯、中介、金融保险以及贸易相关服务等。现代生产 *** 业是高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的重要推动者，并能引导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和产品创新，因此，大力发展现代生产 *** 业，无疑对我国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管理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障碍是什么？ 1 要说主要是国民的素质低，是要找挨骂地； 2 要说是非市场经济因素的干扰太多， *** 也是不乐意地； 除此之外，你这个问题也是没法回答地。 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管理现代化路上，其实我国企业走得算远，但很多企业就是无法达到质的飞跃，原因就在于企业管理中最难搞的企业文化这一块。 中国企业自然有中国特色，那就是制度执行力不强，标准符合度不高，对企业核心信条理解不够、贯彻不够。 许多中国企业明白自己需要制度化，需要对制度的强执行力，更需要员工们在一个好氛围里接受科学管理，但就是不懂如何下手，有的便一如既往的管理形同虚设，有的在苦苦思索中错失良机。 想要在管理问题上突破瓶颈，小的关于推进革新方面不在赘叙，大的方面要像国父孙中山一样，想革新要从思想开始，到制度，最后才到器物，才不至于本末倒置。 从思想下手，就是从雇员思维模式上科学化管理，把管理落实在无形中的观念转变上。只要观念上接受了现代化管理模式，制度化上推行起来才有效用，才能让企业在现代化管理中真正成长。 基本观点是这样，有点忙500字可能写不到，请见谅。 我国植被面临的主要问题 草原退化,荒漠化日益严重,并向城市蔓延,热带雨林破坏严重,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亚马逊热带雨林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间消失,常绿阔叶林.夏绿阔叶林.针叶林在人类不断砍伐中日渐减少,因为市场的需求量増加,木材价格抬高,使人们不断砍伐原木.形势对我们以后发展很不利. 草原过度放牧及鼠害,使其面临荒漠化。再加上因为过度放牧，牧草资源减少，而非牧草植物形成优势种群，并占据牧草生存空间，使草原丧失其基本功能——放牧。比如云南省香格里拉的高山草原就因为过度放牧，使草原变成一片“花海”。这些植物开花时，看上去很漂亮、很壮观。但又有多少人知道这是草原退化的重要表现。这些植物的汁液有毒！它足以把羊毒死！那些搞生态的看到这些时，心都在滴血！这些“花海”除了能够让人们按下相机快门之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些牧民也会因而丧失生活来源。 荒漠面积扩大，再加上荒漠地区的不合理放牧（有些荒漠地区也有荒漠植被）使植被进一步减少。 热带雨林、针叶林 、常绿阔叶林 、夏履（落叶？）阔叶林由于伐木及毁林开荒使其面积减少，树种变得单一，生态系统脆弱，病虫害严重。当然有些地区也受酸雨影响，但不是主要因素。 管理现代化排名，管理现代化投稿，管理现代化怎么样 《管理现代化》杂志由中国科协主管、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主办，作为经济和管理类核心期刊，在改革不断深化的历史背景下，以实现中国管理现代化为目标，利用刊物阵地，坚持致力于与管理现代化相关的研究、总结、介绍与普及，重点推介国内外先进的经济和管理理论和经验，为企业界和理论界提供交流和争鸣的平台，在学术界、企业和 *** 管理部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创刊30多年以来，不断积累在新形势下的办刊经验，为提高刊物质量，努力进行新的探索。 我国现代物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物流行业的出现，为很多行业解决了配送和运输问题。物流是一个跨部门、跨行业的复合型产业，它包括了海、铁、空、陆等多种运输方式。随着网际网路的发展和电子商务的出现，对物流的要求更加高了。但是物流行业的发展还不够完善，还存在一些问题，使其没有办法满足市场和人们的需要。 我国物流行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还是处于初步阶段，还没有办法满足快速发展的社会，还不够成熟，还存在不少的问题。我国物流业发展缺少科学规划，未能进行统筹和促进物流业的协调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物流行业还比较乱、散、杂、弱等，缺乏协调。目前，我国物流行业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行为和规范，也没有统一的标准，都是每个自身在营运著。发展很不平衡，布局也不够合理，未能实现综合的、全方位的协调机构。同时，相关制度和政策也不够健全，执行力度还不够。这些都制约著物流行业的发展。 目前，很多物流企业规模还比较小，各方面都很不规范，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和协调机制。配套设施不够流畅，技术比较落后，经营管理也不够细致。使得在仓储、包装、运输、配送等方面未能形成有效、高质量、便捷、多渠道的模式。没有相对应的资讯平台，使得资讯流通不畅，导致了资讯更新不够快，运输效率低，成本高居不下。由于规模小，经营主体力量单薄，抗风险能力低，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使得整个行业水平低下。 我国物流服务有待提高，由于行业的发展，很多企业经常出现不按时交货、货物损坏和低透明度的运作，使得顾客承担较高的风险和损坏。在相关赔偿上，也遇到诸多的问题和困难。同时，很多从业人员都没有经过规范和系统的培训和管理，使得其在经营、管理、服务等方面意识淡薄。未能提供专业的，良好的物流服务以及健全服务体系、标准。 物流行业缺乏相关技术人才，相关资讯平台和技术比较落后，目前的管理和体系都没有办法满足企业的发展。因此物流需要一定的技术来管理和运营，特别是随着网际网路的发展和电子商务的出现，很多产业和技术都是资讯化，高新化、科技化。加快人才引进与培养，建立健全体制和管理，以及优秀、完善的服务团队，才可以减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物流业的新发展。 面对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和要求越来越高的市场，物流行业只有不断完善和发展，不断的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顺应时代发展和要求。才可以取得的更好的发展，才可以更好的为人们服务。这样，物流行业才可以走向更美好的明天和更辉煌的未来。 我国资讯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据国家对重点企业的调查分析，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资讯化程度低，资讯机构不健全，资讯化建设投入不足与建设成本过高，经营管理中协作不充分的问题。从总体上看，存在地区不平衡，还较多停留在表面应用层次上，没有深入到企业的执行、管理各个环节。企业资讯化投资不足和缺乏专业的资讯科技人才是存在的两大难题。 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答案是A和C. 解释:1.农业这词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地定义"农业"就是指农业农民农村或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贮藏等.而狭义的解释主要指种植业.其中,农民人员素质低和农村小康化建设进度慢,耗费资金、资源多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大难题。目前我国正处在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全国都在大搞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在这些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很多，需要协调和解决的矛盾也很多，难度的确也很大。而且也不乏许多地方在建设新农村方面走了许多的弯路，甚至于是错误的路子，这不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这也是农业发展的一大问题。 2.以粮为纲的说法已经很长时间不常听到了。但是随着我过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和扩充套件，原有的基本农田已被征作他用。比如工厂、城建、土地污染、土壤退化、弃荒.......一系列的问题不断出现。于是种植的农产品数量已不能满足本国人口的需求，每年我国都要从其他国家进口粮食，这已足以说明。另外，内地很多省，农村土地的人均占有量极少，有的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更不要说养活国家了。这样，又有许多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又随即出现了，这也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问题。 我国城市规划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哇！问题问的好大。。。。我觉的最主要的问题不在规划，在管理。。。 就规划来说，我认为问题主要有： 1.规划不能顺利执行。一些地方 *** 对城市规划工作重视不够，城市规划编制和管理经费投入严重不足；2.交通设施规划建设不当；3.古建古迹缺少保护

或许，我们听到过很多的管理模式，也知道，不论是工作还是学习，都离不开管理两个字。那么，大家有听说过“中国管理模式”吗？了解它是什么吗？ 主体与客体相对称、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管理模式，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管理模式”。然而，在学术界，却有着两种对于“中国管理模式”的不同看法。其一强调中国文化在企业管理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而另一种，则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各种所谓的美国式、欧洲式、日本式管理，只有成功的或者是失败的管理。虽然见解不同，但是不得不承认两者都是有道理的。 我们所称为的“中国管理模式”，其实应该就是最为合理化的管理，真正体现的就是“修己安人”的一个过程。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不妨查一下相关的资料。

　　中国管理发展简史　　尽管中国管理学在近期才逐渐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但中国管理学存在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萌芽于夏、商、周，繁荣于春秋战国，定型于汉、唐，止步于宋、元，盛行于明清，衰落于清末，振兴于现当代。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和实践活动中，记载着我国古代杰出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关于国家管理、军事管理、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学说和主张，蕴藏着丰富的管理智慧和实践经验。　　1、传统管理时期（1840年前）　　先秦时期是中国管理思想的萌芽、兴起时期。《周易》包含的“变异”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先秦诸子集中了古代管理智慧的精华，这些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孔子、孟子、荀子的经典著作中，仁义礼智的儒家体系蕴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老子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无为而治是其管理思想的核心。法家直接影响历代政治统治，其核心是法术势思想。孙子兵法是战略思想的跨时代巨著，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墨子的尚同、节用思想对现代管理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秦汉时期是中国管理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其所采取的各项管理措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均为中国秦后历代王朝所沿袭。秦始皇推崇法家，而汉代则“霸王道杂之”。到汉武帝时，采用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的儒家学说成为绵延中国整个封建王朝的正统意识形态。汉代通过盐铁专卖等一系列经济措施，形成了全国经济调控体系。　　隋唐时期是中国管理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阶段。隋朝重新统一全国，大唐帝国把中国封建王朝推向顶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也得到了充分发展。隋唐时期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治理和中央集权，隋文帝在推行三省六部制和精减地方行政机构的同时，还别开生面地创立了科举制度；唐太宗知人善任，善于纳谏，建立了议事制度，推广和完善隋朝所创的科举制度，组织编纂了“贞观唐律”。隋唐时期，对土地和赋税管理制度进行了变革，出现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劝农桑，薄赋徭”，人民得以修养生息，经济快速复苏发展。　　宋元时期是中国管理思想的承接时期。这一时期尽管社会经济持续向前发展，但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阶级中的部分人士从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角度出发，主张采取一定的改革措施来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王安石变法即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王安石以理财和抑制兼并作为实施的手段，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改革的目标，力图改变当时政府的积弱现象。而元朝耶律楚才的“以儒治国”则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巩固统一的封建政权。　　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动荡时期，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尖锐异常。这一时期出现三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对明朝灭亡的教训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他们在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提倡与宋明理学不同的实学思潮。主要的思想如限制君权，改革国家治理；改革土地和田赋制度，促进农业发展；重视商业，强调增加社会财富。　　清前期是清王朝的巩固上升时期。帝王从巩固自身统治角度出发，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改革田赋和科举制度，使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最后一个盛世，即康乾盛世。同时，商业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著名的十大商帮，即山西帮、宁波帮、陕西帮、山东帮、广东帮、福建帮、洞庭帮、龙游帮、江右帮、徽州帮。各个地方商帮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团结互助、诚信勤勉，但由于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各具不同的特征。　　2、近现代管理时期（1840-1949）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爱国救亡运动，出现了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一些开明的清朝官员力主“师夷长技以制夷”，推行洋务运动，兴办企业，如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的上海制炮局等。而一些实业人士也开始挣眼看世界，实业救国，创办了如南海的继昌隆巢丝厂、烟台张裕酿酒厂等企业。这些企业购进外国先进设备，向海外探询管理之道，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营、销售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先生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介绍到中国，也逐步形成了“救穷防不均”、“开放”等经济管理理念。同期，一批留学欧美的学者开始回国，带回了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并进行经营管理实践。在国统区，民族资本家和企业家在官僚资本、外国资本的夹缝中求生存，进行着生产经营管理实践，没有拘泥西方科学管理表层的机械形式，着重人的感情、心理，创办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富有竞争力的企业，如民生公司、东亚公司等。而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公营工业企业的管理则主要参考苏联的做法，并结合自身的情况进行创新，如刘少奇的“三人团”、“长务会议”等。　　3、当代管理时期（1949至今）　　新中国成立，主要参照苏联的管理模式，同时部分吸收西方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实行计划管理制度、按劳分配制度、经济核算制度、生产技术责任制度、劳动保护制度、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等等。在经济管理的实践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不能完全照搬苏联的管理模式，需要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管理体系。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此方面的最初探索。在经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后，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到”的方针，全面开展经济管理的新尝试，扭转了工业生产的被动局面。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创造性地提出了“鞍钢宪法”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模式，是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企业管理问题上的创造性发展，对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明确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开始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从此，我国开始进入经济管理思想与实践创新的黄金时期。无论是宏观的经济管理领域，还是中观的产业经济管理领域，或是微观的企业管理领域，均在吸收西方管理科学的同时，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和方法。中国管理开始走入新的时代。

管理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1、解决资源有限性与欲望无限性矛盾的手段和方法。世界上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管理与法律、战争、贸易、伦理道德一样是为了协调这一矛盾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可以使组织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获得最佳收益。2、管理以目标为出发点。管理以目标为出发点，思考和组织企业的内外资源，并积极开发潜发资源，同时又以目标为衡量依据，确认经营活动的有效性，以保障组织目标顺利完成。3、是一种科学方法。管理通过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职能，保障组织各项活动的协调性、统一性，是组织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一种有效手段，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人们可以学习、继承和发扬，并在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升华。4、管理追求资源合理利用。管理的各种方法、工具、手段其终极目标都是为了追求资源的合理利用，立足企业实际，尽最大可能创造有效价值。

黑格咨询行业三甲。黑格咨询集集团是专注于酒类食品、品牌农业、连锁系统策划的外脑。黑格咨询由徐伟、徐涛、徐超兄弟创立。徐氏三兄弟以“家族+合伙人矩阵”模式开创咨询界先河;为企业提供“品牌+战略+渠道”三核驱动咨询服务;徐氏三兄弟被业界誉为咨询界兄弟连。黑格咨询也因近年来系统多元深度服务能力被誉为“中国麦肯锡”。 黑格咨询扛鼎十大营销策划机构。黑格咨询研究发现中国95%以上的企业都是成长型企业，商业环境的复杂性、多样性，注定了单纯的创意、广告和设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黑格提供的是“品牌+战略+渠道”的全案咨询服务;此服务模式是更系统、更全面的全案、全程、贴身、落地、实战式咨询策划服务。黑格咨询中国各地首富都在用。黑格是“HIGHER”的音译。“黑格”原意为“更高的、更好的”。练就更好的自己，成就更好的客户——追求更高，成就更好。黑格明白，唯有顺应趋势的变化，不断提升自己，才能不断地超越和生存。作为咨询公司，陪伴一个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持续发挥作用和贡献价值，咨询公司唯有不断地超越。不但要不断地超越自己，还要快速的反映，不断地引领客户。

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管理，都要通过管理模式来进行。管理模式是在管理理念的指导下，由管理方法、管理模式、管理体系、管理工具和管理程序组成的管理行为体系结构。科学管理模式是一种对称的管理模式——主客体的相对对称性，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中国管理模式作为对称管理模式，既是中国“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义利统一”、“无为无不为”传统管理模式的现代发展，又是人类管理模式发展链条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相互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管理模式呢？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管理模式强调中国文化在企业管理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尊重现代管理思想在中国企业的运用；另一种说法是：“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美国式管理、欧洲式管理、日本式管理，或者是中国式管理，而只有成功的管理或失败的管理。“中国式管理”是指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并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以及心理行为特性，以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中国式管理实际上是理性的管理，强调管理是自我修养的过程。《中国管理模式丛书》提出了以对称管理为核心的完整的中国管理模式，是中国现行管理模式的科学化、系统化和模式化，也是对西方现代管理模式的扬弃、综合和升华。通过大型系列的案例研究的中国管理模式，以阐明中国管理模式的可操作性基础的内部结构和实践。

　　中国式管理，是指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并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以心理行为特性，以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中国式管理其实就是合理化管理，它强调管理就是修己安人的历程。中国式管理以“安人”为最终目的，因而更具有包容性；以易经为理论基础，合理地因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人事现象；主张从个人的修身做起，然后才有资格来从事管理，而事业只是修身、齐家、治国的实际演练　　中国式管理语录50条　　1、管理是修已安人的历程　　2、搞清楚推、拖、拉的真正用意，合理应用以求圆通　　3、以化解代替解决，务求尽量减少后遗症　　4、寓人治于法治,更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5、做人做事兼顾并重,透过好好做人来把事情做好　　6、抱持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心态来包容一切　　7、发展事业本身并没有什么目的，必须在经营事业的过程中，完成修、齐、治、平的人生使命，立业才有价值。　　8、计划的目的，在肯定今后几年，如何安人？　　9、组织的功能，在聚合安人的力量，协同一致。　　10、领导的意义，在发挥安人的潜力。　　11、控制的用意，在保证今后几年如何安人。　　12、所有管理措施，无一不与安人密切相关。　　13、只有组织成员各守其分，大家才能和合为一，产生强大组织力。　　14、安人就是把部份和在一起，合成一个整体，并且促使整体大于部份，和透过已安和人安增进和谐的效果。　　15、安人的历程，是由开心而交心，藉交心而共同关心，然后产生同心的一连串心与心的变化。　　16、中国人擅长把二看成三，以二合一来代替二选一。　　17、以不变应万变是管理的最高智慧，不要因误解而放弃。　　18、持经达变是最有效的管理方式，有原则，却必须因人、因时、因事、因地而应变，以求制宜。　　19、经是方的，规规矩矩，实实在在。权是变动的意思，要持经达权，合理应变，才能圆通而安人。　　20、美国式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日本式管理的哲学基础是集体主义，中国式管理则是我们常用的交互主义。　　21、日本人拿中国的管理哲学，来运用西方的管理科学。　　22、中国式管理具有三大主轴，那就是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以及依理应变。　　23、中国人相信事在人为，所有的事都是人做出来的，所以管理应该以人为主。　　24、若非理念相同，很不容易做到以人为主而又能够密切配合，把工作做好。中国式管理首重道不同，不相为谋，力求因道结合，彼此志同道合，理念相同，更中能够同心协力。　　25、志同道合的同仁，由于人心善变，不久之后，可能变成志不同，道不合。各种内外环境的变数，更是随时出现。中国式管理主张依理应变，凡事依据原则，则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应变，以求合理。　　26、只要合理，怎样变动都可以　　27、中国式管理，重视把人际或人群和伦理合在一起，建立一种差别性的关系，称为人伦关系。　　28、中国式管理的交互主义，秉持二合一的态度，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种极端的说法，合在一起，形成在集体中完成个人的合理主义。　　29、人伦关系，便是以伦理的观点来建立合理的人际关系。　　30、对上要有礼貌，但是不能够讨好。以下不宜太严，也不能够过份宽松。平行同事不必太拘束，也不应该过份熟不拘礼。　　31、大同必须包容小异，世界大同并非世界一同。　　32、凡事未定案之前，十分民主，一旦拍板定案，相当独裁。这种把民主和独裁合起来想，称为专制。　　33、法是过去的产物，情是未来的埋伏，只有理才是现在的指标，中国式管理主张依理应变，按照现在的情势做出合理的调整。　　34、中国式管理重视树状的组织精神，根部吸收水份，源源不断供应树干；树干也毫不保留地让枝叶予取予求。这种我支持你，你放手去做的精神，符合中国人你办事，我放心的心理需求。　　35、上侵下职，妨害员工的学习、成长，更破坏上司与部属之间的合理关系。　　36、决策者的大智，指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大慧指有智慧也有德行，三者合一，才是大智大慧做决策。　　37、决策以止定静安虑得为过程。　　38、至诚可以前知，预测未来才能做好计划。　　39、采取无为的执行过程，才能大有为。　　40、全面无型的控制，把法律和良心合在一起。　　41、考核的标准是错不可以而对并没有用。　　42、抱持救人而非杀人的心态来考核。　　43、沟通以不明言为基础。　　44、有效地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45、领导比管理更重要。　　46、老板做好人，干部做坏人，才是良好的配合。　　47、劝合不劝分，表示站在合理的立场来分。　　48、用情理法来领导，最为合理。　　49、有本事来拿，拿不到怪自己，是激励的基本原则。　　50、先求忠诚再求能力，更加安全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中国传统思想对管理者的基本要求是：　　一、顺道　　“道”在汉语中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主要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主要是指客观经济规律。这里用的是最后一种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经济规律。比如，《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等等。　　二、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三、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作为事业成功的三大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u201e明德u201f，《中庸》之u201e明诚u201f”对待下属，“管人不严，以德报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　　四、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也要守信。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管子》特别强调要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也就是说，治理国家，必须言而有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就是治国大忌。治国如此，治生亦然。我国从来就是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　　五、对策　　“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句中国名言说明在我国古代治国、治军、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彼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治国必须有预见性，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　　六、法治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治体系，包括天土法治、财税法治、人才法治、军事法治等等。韩非认为法治优于人治。他还主张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得守法。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治国学适宜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以及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极为丰富，春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鼎盛时期，各种管理思想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自秦汉以后，尽管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管理思想家，但大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补充和发展，因此，我们以其中的儒、法、道三家为代表进行分析，需要强调的是他们的管理思想还不能称为科学，其属性属于经验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治国之道、为君之方、做吏之规。　　儒家首先提出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　　法家首先提出人性本恶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法制、刑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达到崇君权和富国强兵的管理目标。　　道家首先提出人性自然的主张，进而提出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指出要实现的管理目标是至德之世。　　(1)儒家的管理思想——仁政德治论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作为利益一元化管理体制的维护者，积极主张恢复周王朝初期的管理模式，并赋予了自己的理想于其中，在“人性本善”的前提下提出了以仁政、德治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模式。　　①仁政　　孔子提出“仁”。‘‘仁者，爱人。”“民之仁也，甚于水火。”孟子依此提出‘‘仁政”。“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不忍人之心，是为仁心；不忍人之政，是为仁政。”孟子进一步指出：“仁者无敌。”“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郡大夫不仁，不保宗庙。”　　②德治　　儒家主张施仁政，其中的重要内容是反对苛政与任意刑杀，认为“苛政猛于虎”。儒家倡导用道德感化的方式来统治人民，因此主张德治。孔子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刑只能起镇压作用，使人不敢犯罪；德、礼则可以笼络人心，使人知耻归心。要“为政以德”、“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使民也义”。孟子主张：“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③礼制　　推行仁政德治，必须要借助一定的制度规范，这就是“礼”。“礼”最初指祭祀的器物和仪式，到了周代把礼从仪式中区别开来，发展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和以奴隶主贵族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儒家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　　“礼”的宗旨——治国之本。儒家认为：“礼者君之大柄也。”“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　　“礼”的内容——道德化的制度。它具体包括：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妻顺、兄爱、弟悌。　　“礼”的本质——‘‘和”。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和，指和谐、有序、互相扶持，从而形成有效的管理秩序。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中可以看出儒家管理思想体系的逻辑结构：儒家首先提出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儒家管理思想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础，道德伦理为本位，把整个管理和治国思想、方略都伦理化了，具有理想化的色彩。儒家管理思想忽视法律、制度、体制等的“政道”作用，主要着眼于“治道”的探讨。儒家的管理思想十分丰富，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甚至波及附近亚洲国家，至今还发挥着重要影响。　　(2)法家的管理思想——法制刑治论　　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作为新生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冲破利益一元化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情感管理体制，试图用法律制度和法制手段建立和维护新的多元化的管理体制，在“人性本恶”的前提下提出以法制刑治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思想体系。　　①崇君权　　法家推崇君权专制。管子认为：“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　　法家崇君权，竭力维护最高统治者的权威，目的是为推行其法制刑治的管理思想寻求实施主体和保障条件。法家不可能有现代民主思想，将法制与民主相联系。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只可能将法制与专制一相联系，试图以专制君权为支撑，推行他们的管理理念和制度。　　②倡法制　　在崇君权的基础上，法家力主推行法制。商鞅认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管子认为：“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家的法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权势是“胜众”之资。要推行法制，统治者首先要确立自己的权势。管子认为：“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韩非认为：“势者，胜众之资也。”它具体包括：一曰权势是君主的地位保障。主能制臣用民，在于“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二曰权势是君主保持威严的基础。韩非认为：“有威足以服人”，丧权失威，则是“落架的凤凰不如鸡”。三曰权势是统治力量的源泉。韩非认为，君失去权势，如虎失去爪牙，无力控制百兽。势位、威严、力量，三者是法家权势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中“势”是前提，“威”是条件，“力”是手段。　　法制是治世之宝。法制，主要是指以法律制度作为治国的依据。法家主张，以法为本，以法为教。韩非认为，治理国家必须“以法治国”、“循法而治”、“惟法为治”，反对“释法任智”、“舍法上贤”、“去法务德”的治理方略。他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壹教”、“壹刑”、“壹赏”。　　③施刑治　　推行法制的手段是用严刑重罚，以刑推法，以刑护法。韩非说：“刑赏，君之大柄也。”法家主张的法制，主要是突出刑罚的重要功能，辅之以赏。它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治民要严刑重罚。韩非认为：“夫严刑者，民之可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是以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　　罚与赏要结合。韩非认为：“赏厚而信，刑重而必。”管子认为：“刑罚不足以畏其志，杀戮不足以服其心。”因此，必须要从其欲，罚与赏相结合，才能令行禁止。　　赏罚要得当。赏罚必须依据“公义”，依据事实，做到赏罚得当。　　法家的管理思想十分丰富，决非上述全部内容。法家重法治、崇强力的管理方略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秦朝用法家的理论统一海内，功劳卓著。汉代独尊儒术，也不是完全不用法家的方略，只是使法家的方略由显变隐，使国家暴力披上道德的外衣，以义统利，以力辅德，补德治教化之不足。同时，通过上面的介绍也使我们看到，法家的管理思想尽管是为专制皇权服务的，但他们揭示出来的法制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在今天仍然有着很宝贵的借鉴意义。　　(3)道家的管理思想——无为而治论　　道家是以老子的“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派，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构成和变化，主张“道法自然”、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因此认为人性自然。在管理国家上主张虔敬清静无为、无为而治、顺天则、任自然、居静行简、省欲节用、绝圣弃智、绝仁弃义。　　①自然无为——治国之道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道家认为，世界万物的本源是道，道的根本特征是自然无为。老子认为“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天地的运行状态，指毫无勉强、不受外在制约的自由自在的必然状态，即 “自己如此”的状态。“无为”是指行为主体的状态，指不强做妄为、不贪求私欲、　　顺其自然的状态。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既然天道自然，人道就要无为，治理国家就要“无为而治”。庄子认为，“无为为之谓天”，“无为言之谓德”，“无为而万物化”。“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用天下而不足。”因此，“莫若无为”，“以无为为常”。无为而治的具体做法包括：坚守大道，不怀私欲；顺应民性，不加干预。统治者自己要“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道家进一步认为“无为才能无不为“。老子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庄子认为“无为而无不为”。因为行无为之道，万物就会按其本性自然生长、自由发展，人也会实现自己的一切愿望。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白化。”　　总之，顺应大道，顺民性，不怀私欲，不用私智，不固执，不干预，不强制，不妄为，任其性命之情，才能顺百姓安居，天下大治。　　②至德之世——理想境界　　道家探讨治国之道、治国之术，目的是追求其社会的理想境界——至德之世，老子称作“小国寡民”。至德之世的特点是：　　自然。道家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自然主义。道家认为，这就是“圣治”、“至治”、“至德之世”。　　素朴。民性素朴，无知无欲，无私无为，完全依常性本能生活。　　平等。人们在自然面前一律平等，这是自然之世、自然之民必然形成的人际关系。因此，贵贱、贤不肖、智愚、上下、尊卑不分。　　自由。至德之世，人人自由。这种自由既是外在的自由，不受社会规范的约束；又是内在的自由，不受自己内心私欲和追求的左右。“日出而作，日人而息，遥之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　　安宁。人们相安无事，基本生活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老子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一是指人们之所以能觉得甘、美、安、乐，是由于人们恬淡知足，没有奢望。这种安宁，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安宁。二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不相为害。　　老莱子（约公元前599年一约公元前479年），春秋晚期著名思想家，“道家”创始人之一。楚国人，出生于康王时期，卒于惠王时期。著书立说，传授门徒，宣扬道家思想。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受困于陈、蔡，楚昭王迎孔子来楚国。孔子外出，遇其弟子。弟子返家，告诉老莱子：“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示偻而后耳，视若营四海，不知谁氏之子。”老莱子说：“是丘也，召而来。”孔子见面，向老莱子请教怎样辅助国君。老莱子训导：“你对世人的痛苦感到哀伤，却轻视你的作为给万代子孙带来的祸患，这究竟是贫乏无知还是无法达到目的呢？与其赞誉唐尧而非议夏桀，不如尧、桀而亡，收起那些褒贬，反乎自然必有损伤，不安不静必生邪恶。对人作事从容随物，故常成功。有什么办法，你自以为贤能啊!”要孔子改变那种志在经营四海，以贤能自负的态度。从中同时也流露出戒除骄矜，淡泊名利，亡却好恶，顺乎自然的思想主张。他还用“齿、舌”的比喻教孔子事君之道。这些语言,多为各国名家策士摘引。他的思想属“言道家之用”虽然谋求的不是治国之道，但仍有一定关注社会的内容。后来道家庄子“群人南面之法”。则扩大发展了老莱子消积、无为的一面。　　老莱子不愿“受人官禄、为人所制”，隐居山林。楚惠王五十年（公无前479年）发生“白公胜之乱”，继而陈国南侵，为避乱世，他携妻子逃至纪南城北百余里的蒙山之阳，“葭墙蓬室，木床蓍席，衣蕴食薮，垦山播护。”楚惠王自驾车前往，迎接老莱子到郢都出任官职，辅助国政。他谢绝说：“仆野山之人，不足守政。”为避免楚惠王再来聘求，他弃去茅舍，渡过长江，至江陵江南地区栖身，过着“鸟兽之解毛可绩而衣之,据其遗粒足以食也“的隐居生活。　　遗著有《老莱子》16篇（一说15篇），汉魏时亡佚。有少数言论在《子书》、《战国策》等书籍中有所收录，从中可以管其生平和思想观点。　　老莱子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孝子。孝养二老双亲，自己72岁时，为了使老父母快乐，还经常穿着彩衣，作婴儿的动作，以取悦双亲。后人以“老莱衣”比喻对老人的孝顺。唐代诗人孟浩然曾作诗曰：“明朝拜嘉庆，须著老莱衣。”　　宋苏舜钦《老莱子》诗：飒然双鬓白，尚服五彩衣。　　这个老莱非常孝顺父母，对父母体贴入微，千方百计讨父母的欢心。为了让父母过得快乐，老莱特地养了几只美丽善叫的鸟让父母玩耍。他自己也经常引逗鸟儿，让鸟儿发出动听的叫声。父亲听了很高兴，总是笑着说：“这鸟声真动听！”老莱见父母脸上有笑容，心里非常高兴。老莱其实也不小了，也年过70。一次，父母看着儿子的花白头发，叹气说：“连儿子都这么老了，我们在世的日子也不长了。” 老莱害怕父母担忧，想着法子让父母高兴。他专门做了一套五彩斑斓的衣服，走路时也装着跳舞的样子，父母看了乐呵呵的。一天，他为父母取浆上堂，不小心跌了一跤。他害怕父母伤心，故意装者婴儿啼哭的声音，并在地上打滚。父母还真的以为老莱是故意跌倒打滚的，见他老也爬不起来，笑着说：“莱子真好玩啊，快起来吧。” 这个成语形容子女想尽办法让年事已高的父母心情舒畅。　　关尹，春秋（一说战国）时人，字公文，道书中称作关令尹喜，或关令尹、或尹喜。后得道成仙，号文始先生，证位为无上真人，玉清上相，为天府四相之一。元顺帝至元三年（1266）加封文始尹真人，无上太初博文文始真君。道教派别之一“楼观道”奉为祖师。《关尹子》又名《文始经》、《关令子》，全名《文始真经》。仿佛《老予》、《庄子》、《列子》一样，《关尹子》也是以作者而命名的。不过，“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　道书中称作关令尹喜。　　关尹的来历：关尹为春秋时期天水人，字公度，道书中称作关令尹喜。据说他少好坟索，善天文秘纬，在周康王时为大夫，官至东宫宾友。为早期道家代表人物之一。关尹子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射箭教师。所以有很多人来拜他为师。　　关尹子教列子学射箭，有一次列子射中的靶子，兴奋得不得了，便跑去问关尹子：“我学得差不多了吧。”关尹子问了他一句说：“你知道你为什么可以射中靶子吗？”列子摇摇头说：“我不知道。”关尹子说：“不知道，那还能算学会射箭了吗？”关尹子让列子回去再学习。列子学了三年……三年之后列子又去请教关尹子。关尹子又问他：“现在知道你问什么可以射中靶子了吗？”列子回答：“知道了”关尹子说好我现在就问你：“如果敌人骑在马上而你却站在地上那你会怎么对付他？”列子回答：“我会先射马的脚让敌人从马上滚下来，然后瞄准着敌人搭弓射箭。”关尹子说：“好，现在可以了，你知道了你为什么可以射中靶子，这样才学好。以后记住了，要记住之所以设中的道理，千万不要违背它。”　　环渊战国时思想家。楚国人。一作娟环、便娟，又称娟子、涓子。学黄老道德之术，与詹何齐名。曾讲学稷下，整理老聃语录，成《道德经》上下篇，对保存道家原始思想资料作出了贡献。《汉书·艺文志》著录《蜎子》十三篇，早佚。一说环渊即关尹，与老聃同时。

中国的企业管理，整体来讲，较为传统落后。但现在也有一批稍少的公司，已经在使用当今前沿的管理方式在尝试，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现在有很多说轻管理的，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企业习惯用“重管理”方式，已跟不上时代。

　　隆重推荐：（一点心寒等）当代学者专业观点：　　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旨在揭示中国社会管理实践、理论、学派和方法的具体过程及其发展规律；阐明诸家管理理论和思想流派历史嬗变的轨迹；探讨中国古代史中各个管理流派和思想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挖掘和研讨各个历史时期管理理论和思想状况与特征,同时,进行与西方管理思想史的比较,反思中国古代管理历史知识和管理历史经验。这些对提高今天人们的管理决策水平有着重大意义。　　实践证明：一个管理者决策正确与否，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的基本信仰、观念和价值偏好。而基本信仰、观念和价值偏好又常常与人们对中国管理的历史知识和经验的学术修养及其功力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因而，在这个时代面前，管理思想将前所未有地显示出对人类社会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影响。诚然，任何管理思想并不是先验的，而是有一定历史传统所维系　　应该看到，今天，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作为一种特定的东方文化精神载体，越来越受到西方管理学界的高度重视。由于西方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现代高科技硬性的板块所发生的冲碰，使西方管理世界蕴藏着深层的危机。西方管理学界企图借鉴、引进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以　　拟作一种软性的介质，来融合西方管理世界中人与物的分裂与对立。　　鉴于此，应大力开拓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这一具有重大价值的科学领域，弘扬泱泱流源五千年之久的中华管理文化，加强中外管理学术研究交流，并提高中华民族管理思想在世界学术之林的地位。　　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上的二重性表现在思维的方式方法上也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　　1、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　　2、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　　3、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　　4、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　　5、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6、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　　7、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8、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　　9、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准则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就是指内部的团结、和睦。《孙膑兵法·篡章》列举用兵得胜的五条：“得主未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他把取得下级兵将的支持和兵将和睦团结，作为用兵取胜五个条件中的两个，可见他对“和”的管理思想是多么重视了。《荀子·五霸》“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孙子兵法》“上下同欲者胜。”这些思想都是说明了“和”在消除内部矛盾冲突和取得内部团结方面的重要性。日本的丰田佐吉在创建丰田纺织公司时，他经营管理的座右铭是“天，地，人”三字，强调“和为贵”，其管理思想就是来自于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这种和谐观在管理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为：阴阳互补、五行反馈、刚柔相济、动态平衡、中庸和谐，以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可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谐观”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伦理观在管理上的集中体现，对于指导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起着润滑剂的作用，这一点，应该引起所有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严格说来，现代管理只有100年的历史。对中国而言，现代管理是在辛亥革命后随着现代化大生产而兴起的。现代管理经过100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工商管理、社会管理、技术管理、公共管理、战略管理等很多的学科。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文化中体现出的管理思想，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是否已经过时？它在现代的管理科学中是否有指导作用？比如阴阳五行理论在古代可以解释事物的一切成因和现象，而当今我们如何运用？我认为不能采用鸵鸟政策视而不见，而应该有一些讨论和争鸣，认识到哪些是伪理论、伪科学，要认识到在什么意义上古代文化有什么价值。　　中国古代管理实践有它自身的特点，特别是军事管理理论，以《孙子兵法》为代表，“五经”、“七书”就是竞争的理论，里面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已经被很多西方人认可。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三国时期，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军事斗争的表现形式达到顶峰，实力的斗争与对抗、智力的较量与角逐，在实践中演绎并抽象到极点。如果从竞争的角度来说的话，当时的历史环境使竞争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现实的矛盾走到了极端，使思想的张力达到巅峰，因此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在现代社会很值得借鉴，军事理论中重要的战略思想、策略思想、谋略思想正因为都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因此它不会过时，不能用抽象的时间概念来评价它已经过时了。因此，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对现代的竞争学说是有指导意义的。　　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与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特别是在人才选拔制度、组织结构管理、财政管理等方面，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是理念的启迪和指导。　　古代一个王朝的兴衰与现代一个企业的管理有着很多内在的相似地方，一个王朝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就像现在一个公司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一样。秩序如何建立，价值观如何统一，社会的凝聚力如何形成等等。事实上，社会管理是靠一种文化来管理，于是中国古代入世的儒家思想，出世的道家思想，无论对古代社会还是现代企业，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有人性的共性，因此古代的哲学思想亦可以指导现代人进步。　　中国的科技在现代虽然不是很发达，但在古代，却达到了高峰。就拿中国的工程管理来说，例如长城、青铜燕钟、古代王朝的宫殿等等的制造与建成，无论从技术还是对人的管理上，都可以看出古代工艺与科技的辉煌与成就以及管理的有效性和先进性，制造的每一个环节中都包括了过程管理和流程管理。如今人们做任何事业，都知道要做好过程管理和流程管理、流程再造以及打造宣传壁垒，这些都是现代人运用古代的智慧和管理经验总结的理论和方法，是革命性的又是继承性的。　　总结起来我认为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文化中军事斗争与管理的成果。对当今社会中，任何一个组织在对外的竞争过程中都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中国古代政府管理的成果，对于现代企业与组织内部的成绩管理和人员的管理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管理，为现代人的进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哲学与理论指导。　　第四，中国古代技术与实践的进步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现代人更应好好总结经验吸取养份。事实上，上述的四点正好涵盖了管理体系的四大方面。　　社会管理、政府管理、组织管理、科技管理等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复杂的，要使管理更有效、更成功，不仅要学习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还要将西方文化及管理经验，用中国化的方式进行理论接受，变成有差异化的东西，相互可以吸收养分，但西方的文化是工具性的东西，而中国文化是修炼性的东西：一为术，一为道，其内核不同，是两种不同内涵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仅能够掌握“术”，同时还能掌握“道”的话，那么他就不仅是聪明而且具有了智慧，用智慧的方式对待人与事，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他讲课真的很动听…必须承认！

第一种观点：　　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上的二重性表现在思维的方式方法上也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　　1、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　　2、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　　3、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　　4、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　　5、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6、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　　7、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8、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　　9、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准则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就是指内部的团结、和睦。《孙膑兵法·篡章》列举用兵得胜的五条：“得主未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他把取得下级兵将的支持和兵将和睦团结，作为用兵取胜五个条件中的两个，可见他对“和”的管理思想是多么重视了。《荀子·五霸》“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孙子兵法》“上下同欲者胜。”这些思想都是说明了“和”在消除内部矛盾冲突和取得内部团结方面的重要性。日本的丰田佐吉在创建丰田纺织公司时，他经营管理的座右铭是“天，地，人”三字，强调“和为贵”，其管理思想就是来自于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这种和谐观在管理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为：阴阳互补、五行反馈、刚柔相济、动态平衡、中庸和谐，以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可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谐观”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伦理观在管理上的集中体现，对于指导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起着润滑剂的作用，这一点，应该引起所有管理者的高度重视。第二种观点：　　总结起来我认为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文化中军事斗争与管理的成果。对当今社会中，任何一个组织在对外的竞争过程中都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中国古代政府管理的成果，对于现代企业与组织内部的成绩管理和人员的管理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管理，为现代人的进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哲学与理论指导。 　　第四，中国古代技术与实践的进步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现代人更应好好总结经验吸取养份。事实上，上述的四点正好涵盖了管理体系的四大方面。 　　社会管理、政府管理、组织管理、科技管理等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复杂的，要使管理更有效、更成功，不仅要学习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还要将西方文化及管理经验，用中国化的方式进行理论接受，变成有差异化的东西，相互可以吸收养分，但西方的文化是工具性的东西，而中国文化是修炼性的东西：一为术，一为道，其内核不同，是两种不同内涵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仅能够掌握“术”，同时还能掌握“道”的话，那么他就不仅是聪明而且具有了智慧，用智慧的方式对待人与事，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也是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在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管理学才慢慢随着中国企业一起发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中国管理学要想全面跟上国际最新的管理学发展也是不够切合实际。任何一门知识、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积累的过程。但这并不能妨碍我们积极、进取的开展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认识到管理的一些普适规律，或者说是普适价值。接下来的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直接经验，现实中的管理问题，来提炼自己的管理思想，规律。

4月20日 09:32 答：曾仕强教授被称为中国式管理之父 中国式管理：是指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并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以及行为心理特性，以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它强调管理就是修己安人的历程。它以“安人”为最终目的，更具有包容性；以易经为理论基础，合理地因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人事现象；主张从个人的修身做起，然后才有资格来从事管理，而事业只是修身、齐家、治国的实际演练。 修己——洞悉人性：洞悉人性动态变化，掌控变数有效沟通，拥有丰沛人脉。 安人——知人善任：掌握识人读心的领导本事，栽培能干得力的左手。 治事——运筹帷幄：轻松愉快，宁静致远，日理万机而不失策。 ◆ 他，是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哲学博士，美国杜鲁门大学行政管理硕士； ◆ 他，是台湾交通大学教授、台湾智慧大学校长； ◆ 他，是全球华人三大管理大师之一、最受企业界人士欢迎的十大名嘴之一； ◆ 他，中国式管理研究院院长、时代光华教育集团高级顾问； ◆ 他，具有30多年管理实践经验，长期担任企业经营顾问。专心研习“中国式管理”数十载，应邀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香港、中国大陆演讲数千场次，广受企业界赞誉！

【中国企业的管理模】中国企业管理模式：（一）企业管理的内容和范畴。（二）文化基础。（三）国情基础。（四）先进性和前瞻性。双头鹰式管理的特点：1、一头看政府，一头看市场。2、一头看国内管理文化，一头看国外先进管理方式。双头鹰管理模式综合中西管理思想的优点和长处。一头盯着较理性的西方先进管理思想及手段，一头盯着较天性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文化传统。理性的管理包括科学的管理手段方法及制衡约束的组织制度，天性的管理包括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及中国儒家的统御思想观念。当前是多变的年代，变是永恒的不变，任何已有的和常规的管理模式都将被创新的管理模式所取代，管理创新是管理的主旋律。【美国企业管理模式】一、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团队精神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盛行，体现在美国企业的员工层面，尤其是公司的管理层，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都是勤奋的上进的，对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做的很“精”，本着“我是最强的”观念。而且这种原动力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受制于组织强制性的规定或者压迫。美国企业对“个人奋斗”的崇尚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因此，员工更倾向于向纵深方向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尤其是管理人员或管理部门的员工“精深”自己的本职工作，保证了美国企业内部各个岗位上都有合适的专业的人才在履行职责，这些在知识结构和职业素养上面“专精”于本职岗位的合格员工构成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果一个企业的员工大多是各个领域都有涉猎却浅尝即止的“万金油”型人才，必将直接导致企业在执行力和创新能力上面的欠缺，削弱企业竞争力。二、“不讲借口，只看结果”的高度执行力美国特有的“实用主义”文化，保证了美国企业构筑高度执行力的可能。实用主义的特点在于，把实证主义功利化，强调“生活”、“行动”和“效果”，它把“经验”和“实在”归结为“行动的效果”，把“知识”归结为“行动的工具”，把“真理”归结为“有用”、“效用”、或“行动的成功”。三，注重市场调研的“知识管理”逻辑实证思维使美国人在进行发展规划的时候非常重视前期的市场调研工作，以避免新产品或者新的营销计划不明原因地遭受失败。管理者通过市场调研得到的信息和数据把营销者和消费者联系起来，用这些信息和数据用来辨别和界定营销机会，产生、改善和估价市场营销方案，监控市场营销组织活动，改进对市场营销活动的认识，帮助企业营销管理者制订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在确定市场调研对象时，对消费者根据其习惯、所处区域和生活形态等方面进行细分，因为只有研究好细分市场，企业才能够提供专业化和个性化的服务。同时，企业也要研究消费者的消费趋势变化情况，确定出未来阶段要开拓的新市场，获取更多的客户资源。四.冒险精神与创新意识强烈人要生存就要敢于冒风险，就要勇敢地开拓进取，在探索中寻求人生之路。美国从社会到企业都非常注意扶植和培养那种对企业极为有利、对自己的理想坚定不移而又善于实现理想的创造性人才。在美国加州的“硅谷”，企业普遍推崇的理念是“允许失败，但不允许不创新”，“要奖赏敢于冒风险的人，而不是惩罚那些因冒风险而失败的人”，许多企业重金资助创新研究人员，并承担研究风险，如果研究失败，不仅不会受到谴责，而且还允许回到原来工作岗位，享受原来的待遇，这在美国是很有代表性的。在这种冒险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影响下，美国社会自80年代后期，大量资本投向高风险高收益的高科技领域，成为90年代美国的信息产业起飞和经济霸主地位再次确立的重要条件。也正是由于这种典型的创新文化，使美国的自然科学和管理科学领先于世界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五.重视人才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也是吸引人才最多的国家。为了更多的吸引高层次人才，美国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并于1952 年和1965年先后两次修改《移民法》，对有成就的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 不论国籍、资历和年龄，均实行“绿卡”制度，给予入籍优惠。在美国，凭借一技之长，一项技术创造或发明，可以让一位创业者摇身一变而成为百万、千万富翁。许多人携带世界上最先进、最新式的技术或发明来到美国，给美国增添了巨大的财富。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人文化管理，也就是人情化管理；西方，是以制度化管理；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什么事都可以讲，可以研究，即便是违反了某些高压线条规，只要有人还是可以通融的，而西方则正好相反，这是最大的差异。中国是情治，西方是法制，中国管理可以讲是两套标准，即表面文字是一套，可评判标准却可能是另一套，这另一套关键因素就是“人”，所以这是最大的特点，中国更注重做“人”，而不是做事，所以政治型领导比业务型领导要吃香很多。

国内有为企业专门建设的平台，岗易企业大学。岗易企业大学是由企慧通自主研发的企业人才资本服务平台，它通过岗位招考、拜师实训、在线职前教育、校企合作、内部在线培训和考在线核等实效性教育手段，助力企业和组织机构全方位培养人才，多渠道引进人才。对于企业来说，如何使每个员工都符合当前岗位的能力要求，并从中选拔优秀人才，更好地实现企业战略是一件影响企业长久生存的事。对于员工来说，如何通过提升能力，实现升职、加薪、展示人生价值，是一件攸关生活幸福感的事。

华人三大管理学家的详细资料： 曾仕强 曾任台湾智慧大学校长、台湾交通大学教授以及中国统一建设促进会理事长，专研中国式管理数十载，在我国台湾、内地及东南亚各国主讲中国式管理、大易管理数千场次，广受赞誉。他被业界誉为：华人三大管理学家之一，最受企业界人士欢迎的十大名嘴之一。推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式管理的培训教材《中国式管理》、《中国式管理行为》、《管理思维》、《管理大道》等著作。 石滋宜 现任全球华人竞争力基金会董事长、全球华人企业顾问中心（北京）董事长。20余年，石博士奔走于世界各地，拥有台湾“竞争力之师”的美誉。其领导的台湾“中国生产力中心”被世界银行命名为“培训辅导机构典范”，仅在台湾，每年训练人次85000，辅导企业400家。在内地首批推出的有《经营DNA》、《竞争力》、《CEO智慧》三本著作，其中《经营DNA》是石先生向大家重点推荐的中小企业管理培训宝典。 白崇贤 曾担任华人首富蔡万霖、印尼富豪林绍良、泰国正大集团、马来西亚金狮集团、中国顶新集团、欧迪芬集团的企管顾问，现又协助海南岛椰风食品公司、希望集团攀登事业的高峰。已在台湾、东南亚、日本及欧洲等地区成功举办了上千场讲座，受益听众逾三十万人；荣获"1996年台湾最杰出企业家"奖。其著作有《迈向另一座高峰》、《超越颠峰》、《新头脑风暴》等

阎雨　中国管理学。通过将西方管理体系与中国国学相结合，以C理论为母体，结合多年案例研究和管理实践，成功研究出中国管理哲学的导入和应用体系——C模式。这使得中国管理哲学不再是理论的说教，而成为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应用性学科，其价值对于中国管理学而言同样具有开辟鸿蒙的时代意义。现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兼任：国际东西方大学北京研究院院长菲律宾国立卡维迪大学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商业经济应用与管理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国市场学会房地产专家委员会主任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管理哲学、企业战略、文化产业、地产经济著有：《中国管理哲学》、《文化与经济论衡》《中国大陆房地产战略联盟运营机制研究》《集团战略管理》等相关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上行文化，更加侧重于先验主义的哲学思辨，成中英先生开创的中国管理学C理论是知识管理与智慧管理，C模式是阎雨先生对C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基于C理论的管理实践。它将C理论融会贯通，形成依附于母体，但同时别具特色的管理理念与思想。C模式由两大系统组成：一个是C理论，一个是A体系。C理论就是成中英教授的管理模式，他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的核心文化加上《易经》与《禅宗》，所形成的理论框架被学界称之为“C理论。而西方现代文化则是一种下行文化，更加注重其工具性和实用性，国际上习惯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实用管理文化称之为“A体系”。管理学家阎雨博士立足国学根脉，萃取百家文化菁华，提炼出具有实践价值的管理哲学，更融合西学体系，导入西方管理工具，使抽象的传统文化模型化、数据化，通过C理论与A体系的结合，既解决了企业管理的理性与高度，又解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量化与实用问题，这就是“C模式”（China way）。 C模式，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实践和应用，使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和哲学得到激活和再造。通过对C模式的学习和导入,可使企业家及管理学者全面洞悉西方管理优劣，规避盲目西化风险；熟练操作在管理哲学指导下的西方管理工具。中国管理学倡导的C模式是知识管理与智慧管理，力求管理科学中国化，中国管理世界化。这是一次温和的管理变革！C模式，C模式是基于C理论的管理的实践C模式效用价值 阎雨博士创建的C模式是从其师成中英教授的C理论发展创化而来，即从管理研究与应用实践中来。C模式正是这样一个路径：实践、知识、再实践。随着知识经济到来，中国管理学的创建提上日程。依托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精髓，导入西方管理的理性管理理念和管理工具，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中国管理学体系的形成指日可待。中国管理哲学C模式正是中国管理学的基奠之一，立足于知识经济与东方文化，放眼世界管理发展趋势，必将完成管理科学中国化，实现中国管理世界化的升华。 管理者常常越位、缺位、错位，过度管理与管理盲点并存，企业创新管理缺失，组织变革乏力；当代西方管理文化和管理行为模式正面临着文化“移植”和文明冲突带来的严重的“排异反应”。C模式通过对于内外环境的分析，借助7C模型推导出组织结构的最佳形态，帮助管理者找到自身的定位，引导各部门和职能有序设置与协作，真正的与企业所处的环境相契合，避免本本主义，达成变革目标，实现管理效能的提升。 C模式力使企业家及管理学者全面了解西方管理的史略、优劣和发展趋势；系统领会国学中的管理思想精髓；懂得使用符合中国文化的管理方法——C模式；熟练操作在管理哲学指导下的西方管理工具。C模式突破了中国管理中国管理理论缺乏应用模式的瓶颈，解决了中国传统文化量化与实用问题。这使得中国管理学不再是理论的说教，而成为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应用性学科，其创造性价值对于中国管理学而言同样具有开辟鸿蒙的时代意义。

所谓C管理模式，就是构建一个以人为核心，形神兼备、遵循宇宙和自然组织普遍法则，能够不断修正、自我调节、随机应变的和谐组织，将中国国学精髓（为人处世之道）与西方现代管理学（做事高效高量之法）相互融合，进行企业人性化管理的一种新型企业组织管理运营模式。这种以人为运营核心的、具有更大的能动性和更强应变能力的企业组织，简称为“智慧型组织”，由于它是继金字塔型机械式组织（A管理模式）、学习型扁平式组织（B管理模式）之后出现的第三种组织模式，并且是在西方先进的现代管理学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国学之大智慧的组织类型，因而取“CHINA”的第一个字母“C”，为这个智慧型组织命名为“C管理模式”。“以人为核心”是构建智慧性组织的基本，是C管理模式的关键。“以人为本”运营智慧性组织，是C管理模式的原则。“道法自然”，遵循自然组织的普遍规律和基本法则，是C管理模式的特征。 著者认为，C管理模式与金字塔型组织、学习型组织的本质的区别，在于对构成企业组织的“人”的态度——金字塔型视企业内部的“人”为机器人，工作程序化，因此A模式面对市场是机械的；学习型强调企业内部的沟通、协作与学习创新，“人”的地位有所提高，因而B模式面对市场变得更为灵活；C管理模式，也就是智慧型组织以“人”为核心，倡导“以人为本”的人性化运营及管理模式，通过给“人”以更多的自由和创造空间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智慧。同时C模式强调组织应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与外部进行人性化沟通。因此，C模式面对市场具有能动性，显得更为灵活和应变。①金字塔型管理模式，由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创立。金字塔型组织是立体的三角锥体，等级森严，高层、中层、基层是逐层分级管理，这是一种在传统生产企业中最常见的一种组织形式。在计划经济时代，该结构在稳定的环境下, 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阶段、信息相对闭塞的时代，不失为一种较好的组织形态，它机构简单、权责分明、组织稳定，并且决策迅速、命令统一、。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则由于缺乏组织弹性，缺乏民主意识，过于依赖高层决策，高层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反应缓慢，而突显出刻板生硬、不懂得应变的机械弊端。②学习型组织管理模式，由彼得圣吉五项修炼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个人学习特别是团队学习，形成的一种能够认识环境、适应环境、进而能够能动的作用于环境的有效组织。 也可以说是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发展的组织。学习型组织为扁平化的圆锥型组织结构，金字塔式的棱角和等级没有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界限变得不再清晰，权力分层和等级差别的弱化，使个人或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能有效地解决企业内部沟通的问题，因而学习型组织使企业面对市场的变化，不再是机械的和僵化的，而是“动”了起来。不过，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社会分工的趋势化，扁平化组织也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在不断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学习型组织“学习”的本质对人的要求将越来越高。③智慧型组织管理模式，也称为C管理模式，智慧型组织整体为球型结构，在这种以人为核心的智慧型组织中，企业整体就是一个圆——“天-人-地”组织结构中一种最为美满、最为和谐、最为生态的构架。在这个球型的结构中，企业高层、中层、基层之间通过诸多和谐的圆形结构相互沟通、协调、配合。在这个球型结构中，甚至任何一个部门或员工在发现或遇到外界变化的时候，都能够进行迅速而有效的沟通和强有力的决策，既可作为灵活应对的个体，又可通过完整统一的整体，灵活、迅速的作出反应。在这个球型组织结构的企业里，每个基层子系统是相对独立运作的，一旦遇到超出子系统本身职权范围之事能迅速反应到子系统的板块系统和中央指挥系统，对于在什么状况下各部门在自己的小方块中各尽其能，在什么状况下基层直接联通高层，他们都配合得非常默契，充满智慧和能动。 C模式指的是以C理论为基础，融合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精髓和西方管理工具，以管理文化性统领工具理性的管理哲学——中国管理哲学的一种表述。C模式沿革哲学家成中英先生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诸子百家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管理哲学——C理论，奠定了中国管理学的基础。北京大学人本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管理专家阎雨先生在C理论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精髓和西方管理工具相融合，使得C理论得以与实践相接轨，进而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中国管理哲学，即C模式。C模式内涵与外延C模式外在意义取China(中国）、Change(《易经》）、Confucius(儒家）、Culture(文化）、Cheng(成中英）之义。C模式的内涵为：Control（行政）、Coordination(人事）、Centrality(决策）、Contingency（市场）、Creativity（生产）。以决策为中心，各要素交互影响，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精髓是封建的、利己的，MBA的理论是一张虎皮

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是：1、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央金融企业，2012年9月25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公司注册资本258亿元人民币，由财政部控股，持股比例为98.06％。总部位于北京市，中国华融由政策性金融机构转变为市场化金融机构。2015年10月30日，中国华融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2、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央金融企业，成立于2016年12月11日，注册资本512.34亿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和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共同发起设立。3、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收购并经营金融机构剥离的本外币不良资产； 追偿本外币债务； 对所收购本外币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进行租赁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重组。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共同发起设立的中央金融企业。中国东方前身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于1999年10月，于2016年9月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中国东方始终以“保全国有资产、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国企改革”为使命，将依法合规经营作为生命线，累计管理处置各类不良资产两万亿元，为国家金融系统的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式，行政命令式，氏族姻亲式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百家争鸣，专门管理思想的没有硬要说的话就是帝王之道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严格说来，现代管理只有100年的历史。对中国而言，现代管理是在辛亥革命后随着现代化大生产而兴起的。现代管理经过100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工商管理、社会管理、技术管理、公共管理、战略管理等很多的学科。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文化中体现出的管理思想，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是否已经过时？它在现代的管理科学中是否有指导作用？比如阴阳五行理论在古代可以解释事物的一切成因和现象，而当今我们如何运用？我认为不能采用鸵鸟政策视而不见，而应该有一些讨论和争鸣，认识到哪些是伪理论、伪科学，要认识到在什么意义上古代文化有什么价值。 　　中国古代管理实践有它自身的特点，特别是军事管理理论，以《孙子兵法》为代表，“五经”、“七书”就是竞争的理论，里面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已经被很多西方人认可。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三国时期，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军事斗争的表现形式达到顶峰，实力的斗争与对抗、智力的较量与角逐，在实践中演绎并抽象到极点。如果从竞争的角度来说的话，当时的历史环境使竞争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现实的矛盾走到了极端，使思想的张力达到巅峰，因此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在现代社会很值得借鉴，军事理论中重要的战略思想、策略思想、谋略思想正因为都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因此它不会过时，不能用抽象的时间概念来评价它已经过时了。因此，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对现代的竞争学说是有指导意义的。 　　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与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特别是在人才选拔制度、组织结构管理、财政管理等方面，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是理念的启迪和指导。 　　古代一个王朝的兴衰与现代一个企业的管理有着很多内在的相似地方，一个王朝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就像现在一个公司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一样。秩序如何建立，价值观如何统一，社会的凝聚力如何形成等等。事实上，社会管理是靠一种文化来管理，于是中国古代入世的儒家思想，出世的道家思想，无论对古代社会还是现代企业，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有人性的共性，因此古代的哲学思想亦可以指导现代人进步。 　　中国的科技在现代虽然不是很发达，但在古代，却达到了高峰。就拿中国的工程管理来说，例如长城、青铜燕钟、古代王朝的宫殿等等的制造与建成，无论从技术还是对人的管理上，都可以看出古代工艺与科技的辉煌与成就以及管理的有效性和先进性，制造的每一个环节中都包括了过程管理和流程管理。如今人们做任何事业，都知道要做好过程管理和流程管理、流程再造以及打造宣传壁垒，这些都是现代人运用古代的智慧和管理经验总结的理论和方法，是革命性的又是继承性的。 　　总结起来我认为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文化中军事斗争与管理的成果。对当今社会中，任何一个组织在对外的竞争过程中都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中国古代政府管理的成果，对于现代企业与组织内部的成绩管理和人员的管理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管理，为现代人的进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哲学与理论指导。 　　第四，中国古代技术与实践的进步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现代人更应好好总结经验吸取养份。事实上，上述的四点正好涵盖了管理体系的四大方面。 　　社会管理、政府管理、组织管理、科技管理等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复杂的，要使管理更有效、更成功，不仅要学习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还要将西方文化及管理经验，用中国化的方式进行理论接受，变成有差异化的东西，相互可以吸收养分，但西方的文化是工具性的东西，而中国文化是修炼性的东西：一为术，一为道，其内核不同，是两种不同内涵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仅能够掌握“术”，同时还能掌握“道”的话，那么他就不仅是聪明而且具有了智慧，用智慧的方式对待人与事，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极为丰富，春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鼎盛时期，各种管理思想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我们以其中的儒、法、道三家为代表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治国之道、为君之方、做吏之规。1、儒家首先提出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2、法家首先提出人性本恶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法制、刑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达到崇君权和富国强兵的管理目标。3、道家首先提出人性自然的主张，进而提出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指出要实现的管理目标是至德之世。儒家主张施仁政，其中的重要内容是反对苛政与任意刑杀，认为“苛政猛于虎”。儒家倡导用道德感化的方式来统治人民，因此主张德治。孔子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刑只能起镇压作用，使人不敢犯罪；德、礼则可以笼络人心，使人知耻归心。要“为政以德”、“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使民也义”。孟子主张：“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法家崇君权，竭力维护最高统治者的权威，目的是为推行其法制刑治的管理思想寻求实施主体和保障条件。法家不可能有现代民主思想，将法制与民主相联系。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只可能将法制与专制一相联系，试图以专制君权为支撑，推行他们的管理理念和制度。道家是以老子的“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派，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构成和变化，主张“道法自然”、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因此认为人性自然。在管理国家上主张虔敬清静无为、无为而治、顺天则、任自然、居静行简、省欲节用、绝圣弃智、绝仁弃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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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天下！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严格说来，现代管理只有100年的历史。对中国而言，现代管理是在辛亥革命后随着现代化大生产而兴起的。现代管理经过100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工商管理、社会管理、技术管理、公共管理、战略管理等很多的学科。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文化中体现出的管理思想，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是否已经过时？它在现代的管理科学中是否有指导作用？比如阴阳五行理论在古代可以解释事物的一切成因和现象，而当今我们如何运用？我认为不能采用鸵鸟政策视而不见，而应该有一些讨论和争鸣，认识到哪些是伪理论、伪科学，要认识到在什么意义上古代文化有什么价值。　　中国古代管理实践有它自身的特点，特别是军事管理理论，以《孙子兵法》为代表，“五经”、“七书”就是竞争的理论，里面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已经被很多西方人认可。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三国时期，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军事斗争的表现形式达到顶峰，实力的斗争与对抗、智力的较量与角逐，在实践中演绎并抽象到极点。如果从竞争的角度来说的话，当时的历史环境使竞争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现实的矛盾走到了极端，使思想的张力达到巅峰，因此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在现代社会很值得借鉴，军事理论中重要的战略思想、策略思想、谋略思想正因为都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因此它不会过时，不能用抽象的时间概念来评价它已经过时了。因此，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对现代的竞争学说是有指导意义的。　　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与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特别是在人才选拔制度、组织结构管理、财政管理等方面，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是理念的启迪和指导。　　古代一个王朝的兴衰与现代一个企业的管理有着很多内在的相似地方，一个王朝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就像现在一个公司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一样。秩序如何建立，价值观如何统一，社会的凝聚力如何形成等等。事实上，社会管理是靠一种文化来管理，于是中国古代入世的儒家思想，出世的道家思想，无论对古代社会还是现代企业，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有人性的共性，因此古代的哲学思想亦可以指导现代人进步。　　中国的科技在现代虽然不是很发达，但在古代，却达到了高峰。就拿中国的工程管理来说，例如长城、青铜燕钟、古代王朝的宫殿等等的制造与建成，无论从技术还是对人的管理上，都可以看出古代工艺与科技的辉煌与成就以及管理的有效性和先进性，制造的每一个环节中都包括了过程管理和流程管理。如今人们做任何事业，都知道要做好过程管理和流程管理、流程再造以及打造宣传壁垒，这些都是现代人运用古代的智慧和管理经验总结的理论和方法，是革命性的又是继承性的。　　总结起来我认为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文化中军事斗争与管理的成果。对当今社会中，任何一个组织在对外的竞争过程中都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中国古代政府管理的成果，对于现代企业与组织内部的成绩管理和人员的管理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管理，为现代人的进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哲学与理论指导。　　第四，中国古代技术与实践的进步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现代人更应好好总结经验吸取养份。事实上，上述的四点正好涵盖了管理体系的四大方面。　　社会管理、政府管理、组织管理、科技管理等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复杂的，要使管理更有效、更成功，不仅要学习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还要将西方文化及管理经验，用中国化的方式进行理论接受，变成有差异化的东西，相互可以吸收养分，但西方的文化是工具性的东西，而中国文化是修炼性的东西：一为术，一为道，其内核不同，是两种不同内涵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仅能够掌握“术”，同时还能掌握“道”的话，那么他就不仅是聪明而且具有了智慧，用智慧的方式对待人与事，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今年9月初以来，我参加了单位举办的管理人员培训班学习，聆听了单位领导的亲自授课，观看了曾仕强和余世维教授的讲课电教片，受到了一次愉快而深刻的思想、管理知识教育，进一步启迪了思维，开扩了视野，细细品来，感受很多，结合本人工作情况主要感想是： （一）要进一步理解和消化所学内容。由于所学内容涉及管理思想、管理观点和管理新理论，古今中外，历史与现实，内容很丰富。在参加学习的时间内虽然有了大致的了解，但远远不够，还需要“学而时习之”，要把理念同社会实际环境、企业和个人工作相结合起来，认真加以实践，学以致用，促进单位各项工作的发展和创新和个人管理才能的提升，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 （二）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合理定位，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学习，我感到曾教授对中国文化研究多年，他的管理方法是中国式的管理，讲解透析有其特有的文化背景和过人之处，他把企业组织行为当作“天、人、地”；把企业比作人一样的系统，把经理层或领导层比作“头”，把中层管理比作“身体”，把基层人员比作“肢体”。强调每一个企业，每个人都要合理“定位”，要认识自己所处地位，干好自己应干好的工作，发挥好自己的“专长”，就能在工作中游刃有余，左右逢源，不然就是越俎代庖，费力不讨好。并着重论述了高层管理和基层管理干部各自的作用和工作方法、行为模式，剖析精到，入木三分,让人悟出许多在中国现实社会环境中处理关系人际关系的微妙技巧，比如：许多场合下交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暗示；对不同身份的人用换位思考来处理沟通等等。通过学习余仕维教授讲解的管理方法，认为要进一步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大胆负起自己的责任，勇于承担责任，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团队作用，提升企业竞争能力。 （三）吸收借鉴和比较国内外管理优劣，为我所用。曾教授的中国式管理与余教介绍的老外管理各有所长，各有千秋。我感到管理是否有效，不是它的观点多么新，方法多么精，归根到底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能在实践中有用，好用，才能成功。认为要搞好本单位各项管理工作，还是要注重细节管理，脚踏实地工作。在今天，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和专业化程度的越来越高，一个要求精细化的管理和生活时代已经到来，每个人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每个企业把自己的产品不断做精作强，占居市场的独一位置，就是成功。要在管理中积极推行“严、细、实、恒”的管理风格，把细和实提到了重要的层次上，以追求工作的零缺陷、高灵敏度为目标，把管理问题控制解决在最短时间、最小范围，使经济损失降到最低，逐步实现了管理的精细化，消除了企业管理的所有死角，降低成本材料的消耗，使管理达到了及时、全面、有效的状况，企业的发展就会不断强大。 （ 四）加强本企业文化建设。通过学习感到，在文化建设方面也要首先对建立什么样的企业文化进行合理“定位”。建设企业文化并不是思想政治工作，是有其明确的功利目的性，是通过塑造某种文化，使自己能够获取更高的市场价值。是保守传统的，还是创新进取的；是面向国内的，还是放眼世界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还是创造优质服务、追求利益的合理化；是自由式的，还是科学、规范的等等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研究。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统一规划，统一实施。在建设企业文化的三个主要方面，即理念识别系统，行为识别系统和视觉识别系统时，要把确定我们企业核心价值观，作为重中之重，形成一个适应现实又具有长远意义的统一思想信念。其次在建立行为识别系统工作中，要在建立统一科学的行业规范系统，如种类岗位规范、守则及员工培训规范等方面下功夫，力求简明扼要。在视觉识别系统工作中，要细心规划，合理设计，突出行业特点和文化特点。 （五）要重新认识人力资源管理，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管理。通过学习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比以往的劳资管理大为不同，不论内容还是方法，效果和作用都是一个飞跃。认为我们要在人力资源管理诸多环节中，特别是绩效考核这一环进一步予以重视，在绩效指标设定、绩效指标跟踪、绩效考核评估、奖金发放、绩效改进方面制订切实可行的办法，把我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从经验化提升到科学化，科学撑握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为企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论 . 思享：凝聚最经典的管理智慧！------------------------------------------------------ 管理是随着人类历史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有了管理。人是社会的动物，在从事集体的生产和社会活动时，由于需要组织和协调行动，管理也因此而产生。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中华民族长期生存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民族文化。 据说在《尧典》中就记载的着尧和舜管理国家事迹。公元前12—前11世纪，《周礼》第一次把中国官僚组织机构设计为360职，并规定了相应的级别和职数，层次、职责分明，反映了公元前4世纪前后，中国己出现了相当完备的国家管理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孙子兵法》一书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管理战略与战术问题的杰出著作，距今已2500年。悠久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蕴育了博大精深的管理思想，产生了多姿多彩的、独具特色的管理方式和方法，其管理思想的精髓不仅哺育了中华民族的管理思想核心，而且也对日本列岛上的大和民族、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民族及东南亚诸国的管理思想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管理思想都是深深地植根于这个国家民族的生活生存环境和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都无一例外地会带有这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印痕。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同样也带有鲜明的中国地域和传统文化的烙印。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产生的背景上看具有二重性 首先，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第三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方式和方法上看具有刚柔性 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上的二重性表现在思维的方式方法上也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1、 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 在管理工作中,决策是一个管理者必须首先考虑的首要问题。那么，管理者应该如何决策才能确保决策不失误，我国的古代先贤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么事情都要先谋而后动，只有谋划的充分、合理、科学，才能在执行起来游刃有余，才能做到“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做事情才能成功而不失败。所谓“日之能烛远，势高也；使日在水中，则不能烛十步”，意思是讲作为领导者，应该具备高瞻远瞩的特质，绝对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或者鼠目寸光，治看眼前利益而看不到长远利益。宋代文学家苏轼在《策别十八》中说：“为国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 “不谋万世，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不足以谋域”是说做事应该有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长远规划与短期计划之别，根据形势情况的变化按照既定目标或相时而动，有助于管理成功。可见，预测和决策关系全局成败，中国人向来强调谋划和规划，强调战略和战术的综合运用，主张谋而后动。所以孙子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2、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虽然有一些人主张重义轻利，但是却是也有一批实用主义的思想家、哲学家提倡讲义与利并举，主张义利双兼，这种充满着浓重的讲利重义的管理思想，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 “义，利也”，“兼相爱，交相利”。宋代苏轼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利者义之和论》中说“义利利义相为用”，主张义利互为共用，二者不能偏废。春秋时的管子更是认为“自利”是人所共有的情结：“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走下，于四方无择也”。然而，管子并未走向极端。他还认为“自利”与“利人”并不完全矛盾的，而且“自利”之德与“利人”之德同时也是统一调和的。” 陈寿在《三国志·吴书·骆统传》中进一步讲这种义利观念和富民利民联系起来，指出“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似民茅，义以民行。”他讲的是财富是人民创造的，国家的强大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国威靠的是人民的气势，福利乃是由人民所树立，道德靠人民的实践来兴盛，义的实现靠人民的共同行动。这句话，可谓深刻的概括了中国义利两全的管理真谛，在普通民众之中具有广泛的影响。3、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 在激励和奖惩方面，孙子提出：“合军聚众，务在激气。” 诸葛亮指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诛罚不避亲戚，赏赐不避仇怨”，应做到“无党无偏”，意思就是说管理者务必要做到赏罚公正分明，才能服人服众。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对此诸葛亮论述的更加具体，他说“赏罚之致，谓赏善罚罪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只有做到赏罚分明，才能对良善功将有所激励发扬，对奸恶无功有所咸惧，以确保管理组织的正常科学运转。4、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 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特别重视德能兼备的标准，我国远古时代的"禅让制度"就是在考察德行修养的基础上实行的推举贤能的管理制度。管子认为，国家选贤任能，要举拔有德者给予爵位，举拔有才者就任为官。把德行置于功劳之上，主张国家用人要德才兼备，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选贤还应做到“不以年伤”，即选用人才不应受年龄的限制，从而否定了资历主义。管子强调考核官员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德望与其地位是否相称；二是功绩与其俸禄是否相称；三是能力与其官职是否相称。孔子治国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实行“礼治”或“德治”，认为把德礼施之于民，是治理国家的理想方案。在具体方法上，他提出要重教化，要“富而后教”。在教与刑上的运用上主张宽猛相济，树立君主权威。商鞅则反对儒家的“仁义”说教思想。他主张：“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弱民》）这样，才能达到“以刑去刑”，（《画策》），认为非以“法治”无以治国平天下。5、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人群组成。什么样的组织才有战斗力？才能充分发挥组织中每个人的内在潜能，一直是管理者在努力思考的问题。《周易·系辞下》中有一句名言：“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嵇康在《卜疑》中说“交不为利，仕不谋禄”。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中，孙子说“上下同欲者，胜”，这些都突出强调了人和同心的重要性，作为管理者只有让部属充分认识到统一的的、崇高的共同目标，使整个组织成员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才能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以此去争取伟大的胜利。6、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 在组织理论方面，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散见于古代先贤片言之语论述中的管理思想，仍然为我们现在从事各种管理工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名言警句。其中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就是这种组织理论的雏形。《韩非子·扬权》中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在这里，韩非子第一次将决策层和执行层、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能进行了明确的划分。管子在《管子·明法》中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李世民说：“理国守法，事须划一”，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也有一句名言：“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这些论述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上下级之间权利与责任的不同，并且都明确指出统一决策指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7、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是儒家须臾不可分离的管理之道。孔子说：“过犹不及”。（《先进》）程熙对中庸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遗书·卷七》)。朱熹在《中庸章句》的开首将其注之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并引用尧授舜的“允执厥中”和舜授禹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对中庸的精髓含意进行深刻阐发。教育和引导人们在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应该走极端，要避免过与不及的出现。应从两端入手，抓住问题的“终始本末、上下精细、无所不尽”，再“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中庸之道”，通俗地说，就是正确掌握事物发展的“度”，以实现管理的和谐发展。8、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 我国古代先人在总结与自然和部族国家斗争的成功和失败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朴素的辨证思想，这在《易经》《老子》《孙子兵法》中都得到了集中、充分的体现。中国这种充满了哲学四辨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整体观和转化观两个方面。与西方人的思维不同，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也常常习惯于从整体到个体或者从个体角度审视和对待整体，主张整体和个体的有效统一比如表现在中国画上，中国画以“写意”为主，重视对整体的把握，并不重视对细节真实的分析，就是书法也讲究一气呵成，一气贯通。表现在集体组织中，特别注重“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这种管理思想虽然有时容易压抑个体能动性的发挥，但是却特别容易形成拼搏、奉献、团结的战斗群体，有利于发挥团体的整体优势。 至于在转化观方面，其中“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和“盛极必衰”等，就是其所蕴涵的辨证的管理思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早已认识到了万物相互联系、阴阳互相消长之间哲学管理理论。例如：《老子》中“以顺待逆，以逸待劳，以卑待骄，以静待躁”的后发制人思想，“欲先取之，必先与之”的取与之法，“不战而胜，是为上策”的战略思想，“避实而击虚”“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应变之策，“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选材识贤的人事原则等，都是这种因应变化转化的精彩论述，即便现在依然左右着我们的思想行动，给我们以管理的启迪。9、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认为人是构成国家整体的第一要素，要求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提倡“爱人贵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已经“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人文意识”。管子说：“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子》认为，务本之道在于经营民心，争取百姓。达人民之所愿，予百姓之所需。尽量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要求齐桓公竭诚听取民众的意见，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而管理国家说到底就是对人的管理，“治国就是治人”。孟子从“民为立国之本”思想出发，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得，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孙丑下》)。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其失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 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反之，“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 上》)。并进而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下”(《孟子·尽心下》) 。荀子则指出：“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 。百姓之执，待之而后安。”(《荀子·富国》)。 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不仅体现在对民力的利用上，更难能可贵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和孙子还提出了“唯民是保”的“保民”观点：“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孟子·梁惠王上》)。“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孙子兵法》）在孙子的民本思想中他提出既要保民，又要利主，把对民众负责与对君主负责统一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发展的趋势上看具有通变性 春秋时期的管子非常强调管理者的创新精神。“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就是这种创新思想的高度概括。“不慕古”反对的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不留今”是提示人们不要受现实所惑，陶醉于今日的成就中；“与时变”倡导的是因时而变，顺应潮流；“与俗化”即随着习俗一起发展。所谓“俗”，是指民间自然形成的事物，而非因循守旧制度之规定，这其实就是一种制度创新。在具体管理事务中，实际情况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此不能墨守成规陷入经验主义。例如在军事斗争中讲“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讲的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敌情、我情、天时地利等各种条件，灵活用兵。具体到普通的管理，同样也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才能使管理更加有效。世间没有万能的钥匙，一把钥匙只能打开一把锁，凡事有计划必有变化，计划不如变化快，如果在处理管理工作中不能变通对待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或者只知到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是绝对无法做好管理工作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哲学的辩证上看具有和谐性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准则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就是指内部的团结、和睦。《孙膑兵法·篡章》列举用兵得胜的五条：“得主未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他把取得下级兵将的支持和兵将和睦团结，作为用兵取胜五个条件中的两个，可见他对“和”的管理思想是多么重视了。《荀子·五霸》“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孙子兵法》“上下同欲者胜。”这些思想都是说明了“和”在消除内部矛盾冲突和取得内部团结方面的重要性。日本的丰田佐吉在创建丰田纺织公司时，他经营管理的座右铭是“天，地，人”三字，强调“和为贵”，其管理思想就是来自于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主张“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这种和谐观在管理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为：阴阳互补、五行反馈、刚柔相济、动态平衡、中庸和谐，以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可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谐观”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伦理观在管理上的集中体现，对于指导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起着润滑剂的作用，这一点，应该引起所有管理者的高度重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是毕竟是我们先人深深思考的结果，我们承认其在认知上存在某种不足，但也绝对不是一无是处，因此，在对待我国古代传统管理思想的问题上，那种管理思想的“民族虚无论”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必将在全盘否定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导致“全盘西化”；鼓吹完全的“儒学复兴论“也是十分片面的，并且还有盲目排外、妄自尊大、不思进取的封闭嫌疑，其局限性和消极性表现同样也不利于我国管理思想的发展和完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兼容并需，提倡在借鉴意义上的“中西合璧论”，我们优秀的管理思想要继承发扬，外国合理的科学的管理思想也接受吸取，把二者结合起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信中国的管理思想必将光大于后世。

1儒家-以“人”为中心，讲“正己正人”。其管理思维有一个有我管理(修身)到家庭管理，再到国家管理的逻辑轨迹，而且还有独居中国特色的终极目标设计-“大同”的社会构想。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2道家-以“道”为中心，讲“无为而治”，讲“弱者道只用”，讲“天地相合”。道家的无为而治实质上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代表人物有老子。3法家-以“法”为中心，讲“法”“术““势”相结合。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邢去邢。代表人物有韩非子。4兵家-以“谋略”为中心，讲“因变制胜”，讲“内修文德，外置武备”。代表人物有孙武，孙斌，韩信。

（一）要进一步理解和消化所学内容。由于所学内容涉及管理思想、管理观点和管理新理论，古今中外，历史与现实，内容很丰富。在参加学习的时间内虽然有了大致的了解，但远远不够，还需要“学而时习之”，要把理念同社会实际环境、企业和个人工作相结合起来，认真加以实践，学以致用，促进单位各项工作的发展和创新和个人管理才能的提升，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二）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合理定位，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学习，我感到曾教授对中国文化研究多年，他的管理方法是中国式的管理，讲解透析有其特有的文化背景和过人之处，他把企业组织行为当作“天、人、地”；把企业比作人一样的系统，把经理层或领导层比作“头”，把中层管理比作“身体”，把基层人员比作“肢体”。强调每一个企业，每个人都要合理“定位”，要认识自己所处地位，干好自己应干好的工作，发挥好自己的“专长”，就能在工作中游刃有余，左右逢源，不然就是越俎代庖，费力不讨好。并着重论述了高层管理和基层管理干部各自的作用和工作方法、行为模式，剖析精到，入木三分,让人悟出许多在中国现实社会环境中处理关系人际关系的微妙技巧，比如：许多场合下交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暗示；对不同身份的人用换位思考来处理沟通等等。通过学习余仕维教授讲解的管理方法，认为要进一步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大胆负起自己的责任，勇于承担责任，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团队作用，提升企业竞争能力。（三）吸收借鉴和比较国内外管理优劣，为我所用。曾教授的中国式管理与余教介绍的老外管理各有所长，各有千秋。我感到管理是否有效，不是它的观点多么新，方法多么精，归根到底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能在实践中有用，好用，才能成功。认为要搞好本单位各项管理工作，还是要注重细节管理，脚踏实地工作。在今天，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和专业化程度的越来越高，一个要求精细化的管理和生活时代已经到来，每个人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每个企业把自己的产品不断做精作强，占居市场的独一位置，就是成功。要在管理中积极推行“严、细、实、恒”的管理风格，把细和实提到了重要的层次上，以追求工作的零缺陷、高灵敏度为目标，把管理问题控制解决在最短时间、最小范围，使经济损失降到最低，逐步实现了管理的精细化，消除了企业管理的所有死角，降低成本材料的消耗，使管理达到了及时、全面、有效的状况，企业的发展就会不断强大。（ 四）加强本企业文化建设。通过学习感到，在文化建设方面也要首先对建立什么样的企业文化进行合理“定位”。建设企业文化并不是思想政治工作，是有其明确的功利目的性，是通过塑造某种文化，使自己能够获取更高的市场价值。是保守传统的，还是创新进取的；是面向国内的，还是放眼世界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还是创造优质服务、追求利益的合理化；是自由式的，还是科学、规范的等等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研究。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统一规划，统一实施。在建设企业文化的三个主要方面，即理念识别系统，行为识别系统和视觉识别系统时，要把确定我们企业核心价值观，作为重中之重，形成一个适应现实又具有长远意义的统一思想信念。其次在建立行为识别系统工作中，要在建立统一科学的行业规范系统，如种类岗位规范、守则及员工培训规范等方面下功夫，力求简明扼要。在视觉识别系统工作中，要细心规划，合理设计，突出行业特点和文化特点。 （五）要重新认识人力资源管理，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管理。通过学习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比以往的劳资管理大为不同，不论内容还是方法，效果和作用都是一个飞跃。认为我们要在人力资源管理诸多环节中，特别是绩效考核这一环进一步予以重视，在绩效指标设定、绩效指标跟踪、绩效考核评估、奖金发放、绩效改进方面制订切实可行的办法，把我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从经验化提升到科学化，科学撑握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为企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因为中国人的社会观念是经验型，所以发展不好

"M"代表很多意义，其中：中庸、人性、管理统统在里面。创造M理论不是要与西方面的X理论和Y理论相对抗，而是在中国人的文化、民族性里面，的确存在着M理论。一、X理论和Y理论的简介X理论--认定员工懒惰、不负责任，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改变，没有抱负，容易受骗。因此，管理者不想念员工，要掌握大权，自己做决定，并参加控制，善于利用奖惩。相信X理论者就是权威主义者，喜欢用操纵的型态来管理员工。Y理论--认为员工勤奋、负责任、发展自己的能力、自己朝向组织目标，既有野心、想把事情做好、开拓自己的前途，又有想象力。因此管理者就用友善、坦诚、正直的态度对待员工，跟员工共同分享决策，自己成为团体的一分子，我们称之为：民族主义、触媒型态。实际上，人不像X理论那么坏，也不像Y理论那么好，二者各偏一端。人不完全是X理论，也不完全是Y理论。二、日本的J理论简介（J理论只适合日本的民族性）（1）团体意识--彼此很信任，相互有一种很微妙的亲密关系。（2）终身雇用--自己训练员工，实行内部升迁。三、另一种M理论简介（不同于中国式管理的M理论）认为员工的表现常受到环境、早期教育及其性格的影响。同时员工如果了解他所需要的东西和自己的目标，他就能自然而然的关心这个目标。管理者能够看出个别差异用共所长，关心部属，部属才有信心。四、中国人有三个"性"，是非常固定的（1）合理性--讲道理。（义）合理不合理（经权之道）（2）主动性--不喜欢被动。（礼）洁矩之道（3）交互性--彼此彼此。（仁）人爱人--安人之道五、中国式管理的M理论简介1、人性可塑。管理的条件：按排良好的工作环境，使员工安心工作，即安人之道。2、给员工相当的责任，让他自己想办法完成规定的目标。给他经，让他有权变的范围，即经权之道。3、在都需要被了解和同情。因此要彼此同情。管理的态度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洁矩之道。六、管理三向度任何事情都用安不安来做考虑的标准。股东、员工、顾客、社会大众会安吗？（安人）如果安，你做的就是正确的；如果不安，就要适时高速整（经权）。交通时，要将心比心。对高兴的人，要鼓励他，使他做的更好，对不高兴的人，要安抚他使他安心接受改变。（洁矩）中国的主管对员工的要求：（1）忠诚；（2）持久；（3）肯干；（4）能干。能干秘否、忠诚与否，都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要--（1）慎选员工：看看这个人可用不可用，可用就用，不可用则不用，宁缺勿滥。严格训练新员工，并让老员工及时照顾新员工。 （2）诉之以诚：用诚意来发行新员工，介绍公司环境；辅导其一件一件的做工作，让其适应并改善环境，将其塑成公司所需要的员工。（3）待之以理：尊重员工，使其愿意留下来。中国式管理的M理论，就是要使员工既忠诚又肯干。七、使员工忠诚肯干的法宝1、安人之道。了解员工的不安。不安全为个别不安和团体不安。个别不安要给予解决；团体不安，要向上级反映，做整体考虑，全面解决。实在做不到，要给予说明和答复，取得谅解。只有员工心安，他才能忠诚、肯干。2、经权之道。使员工了解持经达权的道理，即上级交待的原则不能变，但是为了达到原则的方法可以变，如果能够真正变通，就可以放心授权，反之，则不能授权。但是，违法的事情不能做，即不能使其侵权、越权，只有切实授权，员工才能忠诚而又肯干。3、洁矩之道。安人与经权，都应将心比心。凡事尊重对方，片此协调，解决面临的总是修己并且安人，员工才能忠诚而肯干。修己是基础，一切从修己开始。安人是目标。一个人只会修己不会安人，那他只配做隐士。而管理者应既会修己又能安人。方法是：有计划，能控制，透过组织，适当领导，会协调，不断训练，通过这些活动，修己后才能安人。主管修己后要能发挥一种感应的作用，即主管的感，要有员工的应，才能产生力量。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1.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治国学适宜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以及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要点：一、顺道“道”在汉语中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主要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主要是指客观经济规律。这里用的是最后一种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经济规律。比如，《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等等。二、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三、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作为事业成功的三大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下属，“管人不严，以德报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四、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也要守信。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管子》特别强调要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也就是说，治理国家，必须言而有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就是治国大忌。治国如此，治生亦然。我国从来就是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五、对策“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句中国名言说明在我国古代治国、治军、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彼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治国必须有预见性，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六、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治体系，包括天土法治、财税法治、人才法治、军事法治等等。韩非认为法治优于人治。他还主张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得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