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或中日关系?

互不干扰，和谐，友好人民，中日不再计较，以前的过去

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从经济角度来讲,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经贸往来频繁，互补性强。并且日本需要中国广阔的市场、原料和劳动力，而中国需要日本的先进技术、市场和资金。双方在节能环保、绿游、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紧密，加之日本要重振长期疲软的经济,它没有理由失去中国。从政治方面来讲，日本与韩国的竹岛问题,朝核问题,与俄的北方四岛问题,联合国的入常问题等等,都要中国支持或不想与中国另生争端。日本在“入常”、绑架问题、8国峰会等问题上也需要中国的帮助。然而自安倍晋三和福田康夫首就任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以来，中日关系出现很大改善。经过破冰-融冰-迎春-暖春，双方关系异常转暖。此外,日本也会看美国眼色行事,现在看中美关系应该最差也是维持现在这样,中美关系正常,日本也不会太出格. 我想最重要的是中国本身的强大,大地震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奥运的成功举办,这都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了中国,这也让中国影响力又增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民间的现状则是：近日《读卖新闻》的调查结果显示40%以上的中国人认为日本是可以信赖的国家，60%以上的人认为日本在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但70%以上的人在历史对日本还存在怨恨。而日本只有20%左右的人认为中国可以信赖的国家，而40%以上的人持相反意见。可以说中国民众对日情感有所改善，但在一年前日本对中国的信任度还在70%以上。　　最近日本更换了新首相，麻生从他以前的言行来看有很深的鹰派背景，但他今后还会延续福田外交的部分理念。麻生虽然曾公开表示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主张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等被人们称为“大嘴麻生”。但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如果我当选将继续改善对华关系，发展中日友好是一种手段，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我将继续推动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当他在当选总裁后再次阐述对华关系时表示：“日中友好是发展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一种手段，有利于双方的国家利益。”在竞选演讲中他也曾说：“以前发表的言论只代表我的个人意见，今后将及时闭嘴。”26日他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加强与中国的互惠与互益发展日中友好。”就在今天他在国会参议院接受议员质询时表示：“将慎重对待历史问题，继承村山谈话和小泉首相对战争受害者道歉的谈话的精神，推动与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总之，今后麻生太郎身为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他的一言一行代表着日本的国家整体，他必然会慎重行事。安倍晋在未当首相前应该说比小泉还“右”，但上任后第一件事竟然是访问中国，任内也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但他在上任前与卸任后都去了。不管他个人对华感情如何，但今后他必然会从国家总体利益出发，毕竟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当然他今后不会向福田首相在任时如此“亲华”，但大方向不会有重大调整，只是在一些涉及到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强硬一些，今后在双方的谈判桌上增加了一些难度。国家关系是由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决定的，无论是谁上台都会以国家利益为重，加强中日关系。当然我们希望麻生能够像福田首相一样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在此我也对福田康夫首相任职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1年间对中日关系有好向前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高度赞赏。双方和则两利，敌则两害，对立甚至战争不利于任何一方，只要是头脑清醒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个浅而易见的道理。日本现在内政方面危机重重，谁也不想在外交上再找麻烦。中国现今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果首相有何“过激举动”那势必会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一些大财阀的在华利益也会受到损害，那些老板们想必不会让这些政治家好过吧！中日关系向友好方向发展，这是大势所趋的历史必然，并不是某个人所能决定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必将不断向前发展并上升更高层次！　　发展前景：从三个方面把握中日关系的未来，然而，要改善处在低谷时期的中日关系，使之健康发展，必须从如下三个方面予以把握：　　首先，日本要认真解决历史认识问题和摈弃冷战思维。中日双方要认真落实胡锦涛主席的五点主张精神，认真解决历史认识问题。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历史认识问题。近10年来，日本不断有否认和美化战争的行为，但日本朝野、媒体却不顾事实，不顾被害国家的感情，将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归结为中国进行所谓“反日”教育的结果，这种误导和煽动日本民众的冷战思维是当前中日政治关系严重倒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应本着负责任的精神，尽早解决历史问题和摈弃冷战思维，遇到问题应保持理性、冷静的态度，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而不是任意恶化。　　其次，重视柔性的文化外交和民间交流，促进相互理解。今天推动中日友好的力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动，老一代从事中日友好的政治势力和民间人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中日大学生却彼此缺乏了解，对双方历史的了解程度有相当明显的差距。最近由笔者组织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学生对日本历史理解的人数比例为55%，而日本学生仅为28%。尤为遗憾的是，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在日本民众中正被逐渐淡忘。所以，加强文化外交和民间交流，以文化为使者，以第二轨道的民间外交为纽带，通过心与心的沟通和理解，弥合互不信赖的鸿沟，增进互相理解势在必行，而这也是构建未来中日关系的方策之一。　　最后，客观地认识和理解对方，培养具有未来思考型的中日青年。客观地认识和理解对方，走出中日关系的歧路，媒体负有重要的责任。它不仅是中日理解和交流的窗口、桥梁和阵地，也是中日民间交流的文化载体。所以，媒体应以宽阔的胸怀，多方位、多视角，客观公正地报导对方。同样重要的是，中日双方还必须要注重培养大量具有未来思考型、开拓性的青年，因为青年睿智则国家关系睿智，才能以史为鉴、携手面向未来，共同走出中日关系的阴影，开创明朗、健康的两国关系新局面。中日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正在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抓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同处东亚且紧邻的两个大国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至关重要。为了维护长期以来历经艰难形成的中日关系大局，我们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为构筑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而共同努力。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中国政府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作为长期国策，置于对外关系的重要地位，并一向认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此希望中日关系可以得到改善，希望我们中国和日本可以从此共同进步，共同发展，中日的明天会是美好。　　作为中国民众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况且也毛泽东说过：“要把军国主义分子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日本人民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的”。以双方关系长远发展的大局为重我们应该牢记历史，但更应该忘记怨恨。我们应该以史为鉴，但更应该面向未来。我们要以正确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忘记怨恨，相互宽容。福田康夫首相也说过：“我们要一同前进，一同探索，一同开辟我们共同的未来。”不要受一些媒体片面报道的影响，盲目爱国，更不要盲目反日，不要总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日本。上一代人所犯下的错误，为什么要让他们的后代来承担呢？历史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不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阻碍。要提醒中国民众的是我们应该学会如何爱国、怎样才是爱国的最佳途径，并不是凭着一腔热血，万不可感情用事。 但日本国民确实对真实的历史了解不够，特别是年轻一代，这与政府的教育有很大关系。而且一些右翼分子对一些确凿的历史，加以诋毁，确实令每一个中国人感到愤怒。但我们要深知日本人民是无辜的，他们同样是受害者。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的心理是要让日本将道歉挂在嘴边上，但日本民众大多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不愿提起，他们认为很悲惨，不想接以前的伤疤。有这样一句话，英国前首相帕莫斯顿爵士曾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系。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中美关系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取得良好开局。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之中，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和深化，各种全球性挑战明显增多。中美无论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方面，还是在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都拥有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当前中美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面临重要发展机遇。两国应该而且能够携手努力，共同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　　新时期中美关系应该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应该是积极的关系。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发展阶段不同，但双方都应该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对方，用积极的行动推进各领域对话和合作。第二，应该是合作的关系。双方应该携手应对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复杂棘手的挑战和问题，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第三，应该是全面的关系。双方不仅应该深化经济、反恐、防扩散、执法、能源、气候变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军交往，还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以及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关系战略内涵。　　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加强对话和交流，增进互信和合作，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双方决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举措。相信在双方国家元首特别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一定会取得积极成果。　　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新起点，面向未来，它要求双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以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审视和处理两国关系，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抓住机遇，共迎挑战。正如美国重要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所言，“要解决21世纪的许多重大挑战，美中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美中关系向前发展的前提必须是一种致力于为全球福祉而努力的共同承诺”。　　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新航程的显著特色。中美都强调了两国同舟共济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u2022克林顿前不久还引用中国古语“毋临渴而掘井”来形容中美携手合作的紧迫性。两国决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这是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举措，双方将继续加强就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问题的讨论，不断增进互信与合作。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的形势下，中美最大的共同利益就是相互支持、共渡难关，这也是当前中美合作的重点。展望明天，即使世界经济的列车驶入较为平坦的地区，它也需要中美两国的引擎联手拉动持续前进。　　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为中美加强合作开辟了广阔的视野。双方不仅应深化经济、反恐、防扩散、执法、能源、气候变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军交往，还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以及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关系战略内涵。　　新的航程展现新的前景。只要中美两国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原则，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关系就能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就能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不断作出贡献。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 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 国 神社问题。二、中日关系的症结 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 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 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中美关系原因是当时的苏联，中俄则是因为美国，美俄是因为欧洲，日俄则是因为中国和经济（主要）。当然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牵制。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二、中日关系的症结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中日关系的现状、原因及其发展前景 一、 中日关系的历史考察：几个大的历史阶段 1 、 19 世纪 60 年代之前（明治维新）： 中强日弱，日本长期处于中国的“朝贡体系”当中，是中国在东亚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一员。儒家文化是日本社会长期学习的文化。 2 、 19 世纪 60 年代（ 1868 年）——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 1894 ）—— 1945 年： 明治维新是日本迈向西方式现代化的第一步，“脱亚入欧”，日本成为近代亚洲唯一免遭西方列强殖民和统治的国家。中日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中强日弱逐步变成中弱日强，日本成为东亚首屈一指的国家。中日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日本上升为东亚的霸主，中国成为逐步成为日本主导的东亚秩序的一员，成为其殖民地。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 9.18 事变——全面的侵华战争 3 、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 20 世纪 70 年代： 日本战败，被剥夺了正常国家的地位，日本成为美国的军事保护国。经济上实现了巨大成就，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称为世界政治大国。日本的对华政策追随美国，双方在一种互不影响的状况下各自发展。 4 、中日建交（ 1972 年）——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中日关系全方面发展，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5 、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 矛盾和摩擦开始增加，中日关系呈现“政冷经热”的状态，并且政治领域的关系持续下降。 二、 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其具体表现 中日关系当前呈现经热政冷 的局面，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双方关系又持续恶化的趋势。 1、 经济关系状况： （1） 1993 年以来，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 2002 年中日贸易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 1019.1 亿美元。中日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额的 16.4% 。对日本而言，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无论在出口方面还是在进口方面，日本贸易中的中国位置均为第二位。 2001 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 7.7% ：来源于中国的进口占日本进口总额的 16.6% 。 （2） 中日贸易的互补性 两国之间在经济上互补性大于竞争性。 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低技术成分的机械电子产品 ( 如家电 ) 、纺织和食品为主，而日本对中国的主要出口项目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机械电子产品 ( 如电机 ) 、汽车和化学制品。 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看，日本约为中国的 40 倍。 （3）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贷款和援助（ ODA ） 1993 年，中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接受国。 2002 年中国接受的外资超过美国，总量居世界首位。 自 1997 年以来，日本企业一直将中国看成最有魅力的投资国。在中国内地接受的外资中，绝大部分来自香港特区和中国台湾。与其它亚洲较为发达的国家 ( 如韩国，新加坡 ) 相比，日本对华投资较为谨慎。 2004 年，在日本的对外投资中，中国占 14% 。 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贷款国和援助国。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没有资金来源的时候，日本就提供了日元贷款。当时的日元贷款集中在沿海地区，主要用于修铁路和港口。中国总长 13000 公里 的电气化铁路的 35 ％（每 3 站地有 1 站地）利用日元贷款。另外，中国大约 470 个大型泊位中大约 60 个泊位（每 8 个有 1 个）利用日元贷款。 自 1979 年日本首度表示对华提供日元贷款以来，截至 2002 年 3 月底，日本政府对华日元贷款的累计额达 28293 亿日元，折合人民币 1433 亿元，占外国政府对华贷款总额的一半以上。不承担还款义务的无偿援助，到 2001 年末，累计合 53.6 亿人民币；对华技术合作，截至 2000 末，达 64.8 亿人民币，援助项目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等领域。 随着中日经济发展势头发生变化、中日政治摩擦开始抬升，日本鹰派首先在各种政治场合和媒体上对对华援助提出了疑问。日本国民就是在这种负面的政治氛围下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的，他们对政府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感到不解，对有些日本媒体宣传的“中国得到援助却一点也不感谢”、“中国接受日本援助来增强军事”、“中国接受日本援助，却还援助其他国家”等说法产生共鸣，因此，近年来，日本国民对对华援助的负面认识逐渐上升，国内有呼声，要求政府大规模削减对华援助。 因此，日本政府首先改变了对华援助的拨款方式。从 2000 年开始，日本援助款由以往的 5 年一次给齐的方式，转为每年审核批准。 另一方面，在援助准则上进行大面积修改。 1992 年，日本内阁发表新的 “ODA 大纲 ” ，制定了 4 点政治原则，加入援助必须看被援助国的民主化情况、军备情况等政治化内容。 根据这一大纲，日本针对中国 1990 年代中期的核试验首次发动了部分冻结无偿援助、缓谈日元贷款续签协议进程等制裁。此事之后，日本国内又开始蔓延 “ 中国军事威胁论 ” 和 “ 中国经济威胁论 ” ，日本的对华援助开始向减少数额、改变援建项目、与政治军事问题更多地挂钩的方向变化。 2000 年，日本政府不仅取消了对中国的资金优惠划拨方式，而且大幅度削减 ODA 额度，减幅每年在 20 ％以上。据日本外务省资料， 2001 年，日本政府对华日元贷款削减 24.7 ％，并宣布停止向东部沿海地区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将重点放在内陆贫困地区以及环境保护方面。 到 2008 年日本将完全停止对华援助。 （ 4 ）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中国快速的发展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复苏。 2、 当前中日关系中日益突出的具体问题 （ 1 ）历史问题和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 两国民众相互厌憎和敌对的心理情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持续恶化。历史问题是激化中国民众对日心理恶化的发酵粉，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造成一直以来以经济“优等生”自居的日本出现对中国莫名恐惧和敌意的主要因素。这两大因素对中日民众心理的影响还将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和中国经济在可预期的将来持续增长而不断加大。我们应该看到，现实的经济政治摩擦是双方民众心理情绪恶化的导火索，民众心理的敌对和不信任又将是经济和政治矛盾的倍增器，如果处理不好，两国民众心理的恶化将会同现实的经济和政治摩擦形成恶性循环。如何防止两国民众心理情绪进一步恶化，避免中日民众经久对立是中日关系中极为紧迫而重大的问题。 靖国神社是日本明治时期建立的，是日本为祭祀在历次战争中战死的人修建的，战前，靖国神社既是国家宗教设施，也是军事设施，它从一开始就与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日本对外侵略中，军国主义势力利用靖国神社煽动崇拜天皇、为天皇陛下赴死的军国主义情绪，为侵略战争服务。战后，靖国神社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但其作为军国主义精神支柱的影响依然存在。日本政客频频参拜的东京靖国神社里供奉着东条英机等 14 名二战甲级战犯和约 2000 名乙、丙级战犯的牌位。 自1975年起，日本历届在任首相均以“私人身份”到这个神社参拜。1985年8月15日，以中曾根康弘为首的日本内阁大多数成员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7月29日，当时的首相桥本龙太郎也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过靖国神社。日本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已经 5 次参拜靖国神社。 小泉的想法：作为日本首相，向“英灵”发誓为永久的和平而努力这本身是自然的，各国有各国“慰灵” 的方法。日本人认为死者都是“神”，而中国人则认为坏人即使死了也是坏人。 （ 2 ）领土争端和东海划界问题 东海大陆架位于中、日、韩三国之间，是中国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东海大陆架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水产、石油、天然气以及稀有矿产资源。近年来，我国勘探人员先后在中国东海大陆架上发现了 7 个油气田。我国的态度是，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中日间专属经济区的划分应该遵循 “ 大陆架自然延伸 ” 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两国海洋专属经济区分界线应在冲绳。日方说法：日本一直主张采用陆地间等距离中间线来划分中日两国之间的东海大陆架。日方所谓 “ 本国大陆架 ” 勘测的范围包括中国领土钓鱼岛、日本与韩国有争议的独岛等海域，总面积达 65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的 1.7 倍。依据日本的 “ 中间线 ” 划分法与依据中国主张的 “ 大陆架自然延伸 ” 原则划定的日本专属经济区的面积差了约 30 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 3 个浙江省的面积。 起因：日本认为中国正在建设的东海春晓油气田侵犯了日本的油气资源。日方认为中国正在开发的油气田矿床延伸到了 “ 日方一侧 ” 。这个油气田位于宁波市东南 350 公里 的东海西湖凹陷区域，由春晓、残雪、断桥和天外天 4 个油气田组成，总面积达 2.2 万平方公里。自 2004 年 8 月开发进入实质性阶段。 4 月 13 日 ，日本启动了允许民间企业在东海海域资源试掘权的程序。试掘的地点就在日本单方面主张的所谓中日东海 “ 中间线 ” 靠近日方一侧，此地区系中日两国东海经济专属区的争议区。 （ 3 ）修宪问题 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真诚地企望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 《日本国宪法》共十一章一百零三条，其中第二章《战争的放弃》只有第九条一条，足见第九条在整部宪法中的重要地位。 日本宪法第九条是《日本国宪法》的灵魂和根本原则之所在。由于它明确规定永远放弃战争和武力、禁止国家保有一切军事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所以，《日本国宪法》也被称为 “ 和平宪法 ” 。 对于日本修宪的举动，我们有理由保持警惕，但修宪也并不就意味着日本必然上走军国主义的道路。 1992年，日本政府通过采取强行措施，在国会通过了“海外派兵法”，使日本自卫队在二次大战后首次跨出国门，发挥军事作用，为后来的类似行动打开了突破口，具有划时代的作用。此后，日本通过对“自卫队法”进行修改，放宽了自卫队在海外执行任务时使用武器等方面的限制。1999年，日本通过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即“周边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及“日美相互提供劳务和物资协定修正案”）2001年，日本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等三项法案，实现了战时向海外派兵的企图，使日本向海外派兵发生了质的飞跃。2002年通过了“有事法制”三法案，即“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是在认定发生“武力攻击事态”的情况下，日本首相在认为必要时可自行决定派兵赴海外对付所谓“周边事态”。“有事法制”三法案在国会通过后，日本为了进一步拓宽向海外派兵的道路，又迅速通过了“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案”，在加紧谋求“做有军事实力作后盾的政治大国”的道路上又迈出新的一步。 经过10余年的不懈努力，日本已经为其军事发展构建起比较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日本军事战略由“本土防御型”向“海外干预型”逐渐转变。日本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日本军队建设的目标是“合理、高效、精干”，具体来说，就是要将日本自卫队建成一支规模适当、装备精良、高速机动、整体作战能力强的军队。为此，日本每年投入世界第二的高额军费。目前，日本主战装备水平仅次于美国，有的甚至还超过美国。日本建立了世界最先进的中央指挥系统，这一系统与日美联合司令部、西太平洋美军的有关系统联结在一起，可以相互交换情报，采取军事行动。通过该系统，可以对实施海外干预的自卫队部队进行有效的指挥。 （ 4 ）台湾问题。 中日安全关系实质上一直取决于中美安全关系。在中美安全关系中台湾是最核心的问题。但是由于日本长期在台湾问题上的谨慎态度，台湾问题并不是两国安全关系的重心。但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因素却日渐突出，开始上升为中日安全关系的核心问题。美国为其全球安全战略考虑，日益赋予日本在东亚安全问题上更多的自主性。日本也利用这一机会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为其自主的军事和安全战略进行努力。在国内，一是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二是借助伊拉克战争，于 2003 年通过了“有事三法案”，为争取更大的对外活动空间消除国内障碍；对外则是依托日美同盟提升自身在地区安全问题尤其是台湾问题上的影响力。 1997 年，修改日美同盟的防御范围，将其扩大到台湾海峡，日本的安全政策也从保卫日本转向军事参与周边地区甚至全球任何地区的军事冲突。 2005 年 2 月，美日 “2 加 2 会谈 ” 大幅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宣布， “ 台湾海峡的安全问题 ” 将成为两国的 “ 共同战略目标 ” 。日本在东亚安全尤其是台湾问题上参与欲望的大幅增加是导致近来中日关系紧张的另一大因素。 三、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其原因分析 中日之间矛盾和摩擦频起，历史原因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更大范围看，主要还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关系正在经历结构性的变迁。正是这种结构性的变迁导致了中日之间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所谓结构性变迁是指两国间的实力对比在内容和程度上出现了巨大变化，从而导致双方固有的关系模式正在经历根本性的转变。 从历史上来看，中日间关系的结构性变迁和矛盾有两次：第一次是发生在从日本明治维新到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不到 30 年时间内的中日关系的巨变；第二次就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日渐凸显的新一轮中日关系结构性变迁。 中国的强大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在地缘政治上同属东亚的日本而不是美国。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实力的增长，从近期来看，还无法直接挑战其在东亚乃至世界的霸权。同时，美国并非是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全面、直接地控制东亚地区，其在东亚地区的霸权留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并且随着东亚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各国自主性的外交意愿增大。这样，在东亚地区有实力的国家都有发挥自己外交潜力的空间，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韩国都在努力增强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因此在短时期内，中美之间不会发生结构性的竞争，而中日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将首先凸显出来。 （一） 中日经济关系的结构性变迁 一直以来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都被认为是互补性和无太大竞争性的关系。但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中日经济关系开始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从长远来看将是一种结构性的变迁。中日经济状况的“逆向变化”趋势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东亚地区经济主导权的竞争。一直以来日本凭借其经济和技术优势在东亚建立了一个“雁行”经济模式，但是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日本经历了一个 “ 失去的 10 年 ” ，难以继续扮演 “ 领头雁 ” 的角色。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则蓬勃向上，在地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迅速提高。 2001 年 5 月 18 日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经济产业省的该年度《通商白皮书》，其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 “ 雁行发展 ” 时代业已经结束。 “ 后 ‘ 雁行模式 "” 时代日本虽依然是这一地区最有实力的经济体，但其牵引东亚经济的 “ 火车头 ” 作用已大为减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正以产业技术上的跨越式赶超和经济规模上的 “ 巨国效应 ” ，开始日益发挥更多的牵引作用。 “ 后 ‘ 雁行模式 "” 时代的到来，实质上就是 “ 中日两强 ” 趋势的首次出现。[1]日本作为东亚传统上的经济领导者，对于这种“两强局面”的出现当然不会视而不见，而是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与中国在东亚地区展开竞争。二是中日两国贸易分工模式从“垂直分工”型向“水平分工”型转变。长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而日本则是出口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这是一种“垂直型”贸易分工模式。从近期来看，中日在产品竞争上矛盾并不明显，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中国技术进步迅速，在国际市场分工上将向上层跃进，中日间某些产业趋同的趋势将增强，中日贸易将从“垂直分工”型向“水平分工”型转变。三是中日之间的能源和原材料关系，从“互通有无”向“彼此竞争”转变。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规模相对较小，本身又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同世界上第二大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国日本之间不存在竞争的问题，相反，中国每年还向日本出口一定量的石油、煤炭以及其它原材料。进入二十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经济由于积累了庞大的规模并且发展迅速，工业化进程进入关键时期，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急剧上升，开始改变中日之间原有的能源和原材料关系。 2003 年 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增长了 30% ，超过日本，仅排在美国之后 ，同时，中国铁矿石进口量也首次大幅超过了日本。 中国在能源和原材料需求上的迅猛提升，引起日本的极大不安。由于中日地缘上的相近性，能源与原材料需求的同质性，进口地的同源性，使双方在能源和原材料问题上存在不可避免的竞争。 （二）中日政治和安全关系的结构性变迁 长期以来在政治领域中日之间是“中强日弱”的政治关系。但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日本“只做经济大国”的发展方向开始改变，谋求“正常的政治大国”地位成为日本历届政府的目标，并逐步成为大部分日本国民的共识。日本对“正常的政治大国”的理解大致包含三个方面：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独立发展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战略、地区问题上的主导性国家。并在各个方面都采取了实际的步骤。日本对正常的政治地位的追求无疑是对中国原有政治优越感的削弱，并且在许多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因此，政治上两国也在由“中强日弱”向“中日两强”的局面发展。 （三）中日两国民众心理的变迁 中日两国民众的心理正在经历新的变化，即从单一的历史宿怨向互相的不信任和敌对心理变迁。从原来的“相互回避”模式向“直面相对”变化，“中日两强”局面的显现给两国民众的心理都带来新的冲击和考验。这种两强局面中又掺杂着历史的宿怨、领土的争端、台湾问题的敏感，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终于使两国民众的心理开始发生变化。 四、如何应对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变迁 历史上，中日之间的第一次结构性变迁带来的是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并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面临新一轮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变迁，中日两国都应避免剧烈冲突的出现。结构性的矛盾是否一定会带来结构性的冲突？如何解决日渐凸现的中日结构性矛盾？ 从世界历史上来考察，法德关系的变迁可以为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借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德之间的实力对比和关系发生过几次大的结构性变迁，每一次结构性的变迁带来的都是战争，法德关系也陷入了“结构性变迁—结构性矛盾—战争—新的结构性变迁”的恶性循环。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德却建立了新的国家关系的模式，战争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最根本的原因是两国共同致力于欧洲的一体化运动，通过地区的一体化消解了两国因实力变化带来的结构性冲突。中日关系当然有别于法德关系，主要的是历史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两国民众缺少必要的谅解和互信。但是面临新一轮的中日关系结构性变迁，我们不能让其向结构性矛盾的方向发展，出路就在于中日在东亚的区域性合作。只有两国共同致力于东亚的地区合作才能消解双方因新的实力变化带来的不安和冲突。现在很多学者都在探讨中日合作、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可能性。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区域合作和东亚的一体化将是化解中日新一轮结构性矛盾的唯一出路，并且具有长远解决中日矛盾的意义。

历史上中日之间从未同时强盛，所以两国谁强盛，另一个就是附庸或者被侵略，被压迫。现在两国同时强盛，必然出现对立与分歧，可能要互相僵持数十年以上。未来我想大家都会明白和则两利，战则皆亡的道理两国的关系可能像英国和法国，总的来说都属于同一个东亚联盟之中，然后在内部会在理性的规则中争夺联盟主导权，这一联盟应包括东亚，东南亚以及太平洋一些国家，这一联盟的首领之争中，统一后的朝鲜，印尼，越南以及澳大利亚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力。

在两国共同努力之下，中日关系目前已经回归正轨，中日防务交流也取得了不少进展，比如今年中日舰艇已经恢复了互访，青年军官互访也已经重启，海空联络机制也已经正式启动。但是，中日安全关系仍然是中日关系的一块短板，比如中日之间的军事互信仍然比较缺乏，海空联络机制已经启动，但是热线还没有建立。东海总体趋于平稳，但仍然存在潜在风险，比如双方的舰机发生意外摩擦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中日应该朝着加强合作的方向发展，更多地寻找中日共同利益，更多地寻找合作的空间，同时还要管控好风险，加强危机管控，共同努力为维护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中日间的关系一直是个敏感话题，主要是因为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而历史问题一直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现今政治问题人处于一个严峻的形式，对于政治问题（涉及到的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我们应坚持领土完整，理性的分析问题，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只有维护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才能在现代世界中捍卫我们的尊严，才能在强国之重站住脚。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了，侵犯我们中国，我们的政府是不会允许的，中国的十四亿人民也绝不会答应的。　　中日两国应坚持“消除政治障碍”的共识，提升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的档次，缓解乃至解决领土与海域问题，开展大型经济项目合作。另外，中日还应共同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坚持劝和促谈的立场，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强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解决环境、贫困等问题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在更广泛的国际问题上加强政策协调。　　我们当下大学生，应该客观的看待中日关系，理性看待中日关系。我们青年一代需要的是理智的是非辨别能力,知道什么是威胁，什么是安全；什么是可取，什么是不可取。爱国不一定要徴战沙场，不一定要血染大地,抵制日货是爱国，学习日文也是爱国，其实每个为自己理想奋斗的中国人都在爱国，因为爱国最起码的就是让自己对我的国家有作用,不让自己成为国家社会的负担。　　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我们应该重视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政治问题，从而推动两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日两国的友好持续发展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都希望都过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这次的日本之行让我受益匪浅，让我对中日关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一旦涉及到领土问题，我们绝不会让步，这是一个国家的尊严，作为大学生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尊严，我们要在坚持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友好发展中日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合作，愿中日关系能够有所缓和，中日好友好发展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解读福田访华：中日经济关系有望进一步回暖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即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于这次访问，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助理、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江瑞平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福田首相访华将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中日经济关系有望进一步回暖。　　江瑞平长期研究日本经济和中日关系，在他看来，中日双方要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背后的原因很多，其中经济因素是最值得关注的。　　他分析说，最近几年的中日关系，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政冷经热”阶段。从二00一年到二00三年，中日政治关系陷入冰冷状态，但并未对双方经济关系造成过大伤害，中日贸易递增的态势非常明显。在此期间，日本始终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第二阶段是“政经双冷”阶段。从二00四年开始，中日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减缓，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迅速下降。从这一年开始，日本丧失了保持了十一年的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落到了欧盟和美国之后。　　江瑞平说，中日经贸在两国的经济发展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经济关系转冷的趋向必然受到两国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当前两国明确表示要构筑战略互惠关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尽快扭转这种局面，避免对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各自国内的经济发展造成破坏。　　他表示，此次福田首相访华，是二00七年中日外交的“收官之作”，将再次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契机，双方此前达成协议的“战略互惠关系”，也可能由此得到加强。　　曾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在两国经济关系中，中国对日本越来越重要，而日本对中国越来越不重要。对此，江瑞平表示，这种观点至少是不全面的。　　他指出，的确，中国对日本越来越重要，对华贸易、投资，在日本总体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快速提升。但说日本对中国越来越不重要，则是错误的。二00六年，中国对日贸易占中国GDP的百分之七点八，而日本对华贸易占日本GDP的百分之四点九。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对日本的依存度，要高于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存度。　　在本月初举行的首届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上，江瑞平作为中国商务部聘请的三位专家之一参与了会议。在他看来，中日经济关系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日互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直到目前为止，中日之间还没有启动双边的FTA(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江瑞平说，这种局面阻碍了东亚的整体区域经济合作，中日双方应在这一领域展现智慧。　　对于中日经济关系今后的发展，江瑞平认为，二者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对方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会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到本国国内，因此两国有必要对宏观经济走势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协调和沟通。“这可能是未来中日经济关系中一个全新的、更深层次的领域。”江瑞平说。

国仇家恨,历史问题你不知道的话可以去问问你爷爷辈的!

　　关于中日关系的现状：　　【2008年】　　1月5日至6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1月27日至28日，新一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委员围绕落实福田首相访华成果、确保胡锦涛主席访日成功这一主题广泛深入交换了意见。　　2月19日，全国人大与日本参议院定期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吴邦国委员长会见来华出席会议的日参议院代表团，就中日关系等交换意见。　　2月20 日至24日，国务委员唐家璇应邀访问日本。期间，分别会见福田康夫首相、外相高村正彦、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参议院议长江田五月、前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各政党党首等，出席日本各界人士招待会。结束东京日程后，国务委员唐家璇赴大阪和奈良参观访问。　　2月26日至3月1日，日本自卫队联合参谋长斋藤隆访华。　　3月15日,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中方开幕式在北京举行，胡锦涛主席出席开幕系列活动，与两国青少年进行了交流。　　3月31日，中日第八次防务部门安全磋商举行。　　4月15日至16日，日本执政两党干事长伊吹文明和北侧一雄访华，胡锦涛主席会见。　　4月17日至20日，杨洁篪外长访日，为胡主席访日做最后阶段的政治准备。　　5月6日至10日，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被称为“暖春之旅”。访问取得丰硕成果。双方发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双方还发表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确定了当前落实联合声明的70项具体举措。双方就增进政治互信，促进人文交流，深化互利合作，共同致力于振兴亚洲及应对全球性挑战达成广泛共识。　　5月8日，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日方开幕式在东京举行，胡锦涛主席、福田首相出席。　　二、 经贸关系　　（一）中日贸易　　日本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截至2003年，日本连续11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被欧盟、美国超过，退居第三。　　2007年中日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势头，进出口总额为236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9%。其中我对日出口1020.7亿美元，同比增长11.4%；我自日进口1339.5亿美元，同比增长15.8%。中方逆差318.8亿美元。　　（二） 日本对华投资　　日本是我第二大外资来源地。200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数为1914个，同比下降20.6%，实际到位金额35.9亿美元，同比下降20.8%。截至2007年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为39628个，实际到位金额617.2亿美元。　　（三） 日本对华资金合作　　1、日元贷款　　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始于1979年，双方商定2008年前结束对华日元贷款。2007年12月，两国外长签署日本对华最后一批日元贷款换文，至此，日本政府累计向中国政府承诺提供日元贷款约33164.86亿日元（约合33 0亿美元）。截至2007年9月，我实际利用日元贷款约25207.33亿日元，用于255个项目的建设。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占我国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的50%左右。　　2、无偿援助　　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接受日本无偿援助累计1398.25亿日元，用于141个项目的建设，涉及环保、教育、扶贫、医疗等领域。2008年5月双方签署2008年援助协议，日方将于本年度内向中方提供5.77亿日元援助。　　3、“黑字还流”贷款　　1988年和1994年日本进出口银行两次向中方提供“黑字还流”贷款，共计1400亿日元。　　三、文化交流与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一直保持民间文化交流。主要形式有文艺演出、艺术和文物展览、学术和人员往来等。其中，1972年上海舞剧院访日演出等一系列重要文化交流活动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1979年12月，两国签署《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确定了发展两国文化、教育、学术、体育等方面交流的目标。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文化交流与合作全面发展，呈现出官民并举和多渠道、多形式的新局面，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活动之频繁、内容之丰富，在与中国有文化交流的国家当中处于领先地位。中日文化交流呈现以下特点： 一、共同文化渊源深厚，文物、书法、诗歌、水墨画、戏剧（京剧、歌舞伎）等传统东方文化的交流独树一帜。 二、民间交流占据主体。据统计，目前民间文化交流约占文化交流总量的95％以上。　　近年来，双方在商业展演、音乐影视、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目前，日本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贸易伙伴之一。　　近年来，中日两国举办了众多大型文化交流活动。1999年我在日本举办“99东瀛行”活动，日方在华举办“日中文化友好年”活动；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中日两国共同举办了“中日文化年”活动。2007年为“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全年共举办300多场活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2008年为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2008年5月，双方签署中日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　　四、科技交流与合作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双方于1980年签署《中日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建立起政府间科技合作关系。此后，两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多形式、多渠道、官民并举的局面。特别是在应用技术合作方面成绩显著，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现在中日政府间的科技合作主要包括：根据《中日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开展的合作，在政府科技合作协定框架下两国政府部门的对口合作（包括部门间签署的合作协议等），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渠道的技术合作以及《中日核能合作协定》等。此外，双方许多部门、地方、研究院所、大学都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对促进两国科研人员的交流、开展合作研究等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近年来，伴随中国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双方节能环保领域技术合作发展迅速。2007年底福田康夫首相访华时双方签署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科学技术合作的联合声明》。　　五、军事交流与合作　　中日两国于1974年互设武官处，70年代末开始军事交流，关系发展良好。1989年后两国军事交流一度中断。1995年日本防卫厅参联会主席西元彻也访华，中日军方高层交往得以恢复。1998年实现国防部长互访。2000年实现两军总参谋长互访。2007年8月，国防部长曹刚川访日。11月，中国军舰在二战后首次访日。1997年至2008年，中日防务部门举行了8次安全磋商。中日双方还在防卫医学、院校和学术研究等领域开展交流。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时，双方同意加强防务交流，日防卫大臣将于年内访华。

历史现状是中日之间经济合作密切，但政治有很大的分歧。

以下为双方民意调查所反映的基本情况： 1、 对于中日关系对本国的重要性，双方被调查者均表示认同 近八成的日本被调查者认为中日关系对现在和将来的日本都很重要。这个数据给中日关系在将来逐步得以改善带来某种期望。然而，6成日本被调查者认为美日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准绳，中日关系发展要服从于美日关系的需要。 2、 中日各阶层对于两国关系的现状有一致的认识 约55％的中国城市居民和78％的大学生意识到目前的中日关系相当困难。有近八成的日本人觉得中日关系“不好”。 3、 对于中日关系的低靡，两国民众均不认为本国应承担主要责任 中国90％的民众和学生表示责任在日方。日方民众感到责任在日本方面的仅为14.4％。精英阶层认为中日双方应各负一半责任，比普通日本人的观点相对中立。 4、相互认识的不足和差距是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的瓶颈。 “文化大革命”成为日本人对中国20世纪重大历史的主要记忆。而中方问卷的数据亦显示，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了解也比较有限、间接和初步的。同时双方调查均显示，中日双方民众缺乏相互间感性的认识。 5、 日本媒体对于中日关系的影响力不可忽视 问卷调查显示，日方80％以上的民众和精英阶层是依靠本国的电视、报纸和网络媒体了解中国的消息。媒体的报道内容和评价的倾向性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 6、 在日本被调查者看来，历史认识问题也是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原因。 近八成的日本被调查者有这样的认识。而分别有约半数的人认为是中国政府对待反日情绪、反日运动的态度以及领土问题。精英人士的回答亦持此倾向。 7、日本民众认为解决历史认识问题非常棘手，精英阶层对此相对乐观。 此外，对于历史认识问题的内容，中日被调查者的认识存在差异。除了对历史的认识和反省、参拜靖国神社和教科书问题外，日本方面认为，历史认识问题还包括 “中国的反日教育，中国的教科书内容和中国媒体所做的日本方面报道”等。多数日本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有着中日双方都存在问题的这一强烈意识。 8、对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各阶层反应较为理性。 日本精英阶层认为“应该建立新的国立追悼设施”和“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参拜”的反对参拜论超过了半数；而日本大众虽多数对参拜持肯定态度，但是持“参拜是日本内政，只要首相有这个愿望就应继续”强硬观点的民众只有三成。 9、对于中国对日本入常的态度，日本被调查者普遍表示理解。 此外，日方多数认为对于要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应努力取得中国的支持。 10、对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中日双方民众均存在认识上的模糊 对于日本为什么在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ODA)，一般日本人在判断上显现出了犹豫不决和意见分散。这表明日本国内就日本政府为什么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的概念认识和定位不明确，尤其是年轻一代。在这种背景下，有将近三成的被调查者认为“可减少援助额度”，其次是“也可停止”，二者加起来将近60%，这60%的被调查者就今后对中国实行经济援助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 而中国77.8%的市民不知道日本对华经济援助。尽管76%的中国大学生表示知道，但对ODA的目的和是否继续的问题上, 存在多种认识。 11、中日关系的未来，迷茫和悲观是日方的普遍心态 近六成被调查者认为“不知道会向好的方向还是向坏的方向发展”；近六成的日本精英阶层认为中日间的具体交流虽然将得以切实促进，但横亘于两国间的课题却难以解决。 （信莲）

楼上同志的说法，同学表示完全赞同！

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即从历史、大局和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和最佳方式。

走到现在这一步的话，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先说日本：安倍这个人过于右倾，他的内阁又是参拜，又是夺岛，还改教科书，告诉孩子，所有他们和邻居的争议岛屿都是日本固有的。再说中国：中国立场很明确，两点：1、你要给在抗战中因为你的法西斯行径死去的中国人一个交代，很明显，安倍做不到。2、关于钓鱼岛中国可以让步，但你日本最起码要承认它是有争议的，安倍很明显也做不到。战后秩序你日本还承不承认，你要是承认，咱们好酒好肉好商量；你要是胡来，那我中国也胡来。好了，给你分析到这了，这个问题很明显了吧。

因为日本少资源，极力想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以至于同周边拥有岛屿的邻国关系持续紧张。

　　徐福东渡给落后的日本带去了文明的火种。徐福是日本第一个天皇。　　汉光武帝赐奴国王 金印 铁剑 铜镜。日本人合称为 “三种神器”，两千年来一直被当作日本皇室的信物。　　581年隋朝建立，日本派出许多留学生和留学憎，回国后都以其所学，作出相应的贡献。随着日本文明程度的提高，反而妄自尊大。第二次遣隋使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国书称“东天皇敬曰西皇帝”　　大唐盛世，日本狂妄付出代价。公元663年8月，白江口海战。大唐舰队击焚日本400余艘战船。　　日本在白江口海战败于中国之后，完全臣服于中国。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鉴真七次东渡。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佛教生于印度，盛于中华，开花于日本。　　元朝舰队4400艘船进攻日本，毁于台风。日本人谓之【神风】　　后来，元朝覆灭，尘封近千年的灭亡中华之心终于开启。　　明朝建立，中朝联军，击败日军，丰臣秀吉忧郁而死。　　日本完成明治维新后，步步为营，杀向中国。　　1874年武力吞并琉球。　　1894甲午战争旅顺大屠杀，全歼北洋舰队，洋务运动在日本直接打击下破产。日本占领中国辽东和台湾。　　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1905年日军占领旅顺口、沈阳、铁岭。　　1915年【二十一条】　　1919年《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由日本承袭。　　1925 年“五卅惨案”。　　1926东北日军驻扎的开始。　　1928年济南惨案　　1931年“九一八"事变，战争一直打到1945年。　　1931——1945年日军的暴行，以后专门开贴。　　二战以后，日本臣服美国。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日本从废墟爬起来，今日日本已然是一个强盛的国家。　　对于中日关系，我们有一个近乎专用的名词，就是"一衣带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是"中日两国友好了两千多年，只是近一百年才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还有一个十分美好的愿望，就是"世世代代友好"。对此，本人曾经深以为然，十分赞成。但近些年来，由于出了一些事情，看了一些材料，作了一些思考，觉得对于中日关系的历史和本质，应该 有一个重新的思考和把握。　　（一）历史上 ，日本对中国的挑衅始于唐朝，近百年间，侵略持续了七十年，其害罄竹难书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始于何时，并无准确记载。中国最早涉及日本的记事见诸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其中有这样的说法："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据考证，"盖"指的是朝鲜半岛上的盖马，"燕"是指古燕国，位于现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而"倭"则指今天的日本列岛诸国。　　后来的《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印证了《山海经》的记载不虚，且说明倭人来过中国大陆。　　中国人到日本的最早记载是传说中的"徐福东渡"，中日两国史家均认为徐福东渡确有其事，且认为徐福故里就在今天的江苏赣榆的后徐福村或在山东龙口一带。　　比传说更有说服力的是实物。1784年，日本北九州志贺岛上出土的一枚金质印章上刻有五个汉字"汉委奴国王"，史家认为"委"应为"倭"，这枚金印印证了《后汉书》的记载：公元57年，日本列岛上有一个叫倭奴国的统治者，派遣使者到中国京都洛阳朝见东汉王朝皇帝刘秀，汉光武帝刘秀授以紫色丝带的金印。当时的规矩是皇帝自用玉印红带，诸王和宰相用金印紫带，九卿用银印青带，再往下还有钢印黑带、木印黄带。汉光武帝以天子之尊授予倭奴国王金印紫带，给以诸王的规格，说明中国皇帝是十分重视倭奴国的。　　50年后，汉安帝即位时，倭奴国又派使节来"奉贡朝贺"。《后汉书·倭传》记载："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所谓"献生口百六十人"，也就是向汉安帝献了一百六十个奴婢。　　进入三国时期，日本列岛出现了三十多个小国，相互攻伐，最后共立实力较强的邪马台国女王为头领。三国时期，魏国地处中国北方，且较强盛。公元238年，邪码台女王卑弥呼遣使难升米大夫来朝，魏明帝盛礼接见，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仿照汉光武帝成例，授以金印紫带，甚至还热情洋溢地亲复诏书于女王。据《魏志·倭人传》记载，从公元238年到公元247年的九年间，魏国与邪马台国的相互遣使达七次之多，形成中日通交的一个小高潮。其中邪马台国来使四次，魏国也曾三次派使前往日本列岛调解各国之间的纷争。当时的日本并无文字，因此《魏志·倭人传》成为记载日本历史的重要文献。　　日本的小国如此热衷于和中国中央王朝交往，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枚中国皇帝的封印，而是有着切实的功利目的。一是通过中国皇帝的封授提高自己在日本列岛诸国中的地位，二是通过朝贡得到物质回报。事实上，他们的每次朝见的确都得到了丰厚的回赠，包括铜镜、铜剑、铜矛等青铜器，铁器、种子等农耕技术，还有绢帛、玻璃珠等生活用品。这些日本所没有的先进器物和技术，推动了日本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汉字的传入。公元五世纪以前，在日本自己仿制的铜镜上镌刻的汉字差错百出，不成文句，这说明当时的日本人还没有掌握汉字。但随着双方交往的增多和东渡汉人的增多，汉字开始在日本普及。开始是上层统治者，然后是普通老百姓也学会了使用汉字。公元478年倭王武就曾以汉字向中国皇帝书写奏文。之后，日本慢慢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日文，但直到公元九世纪，不少日本人仍以汉字进行写作。从公元六世纪到九世纪的六部日本正史，都是用汉字写成的。　　文字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汉字传入日本后，不但使中日两国的口头与书面沟通更为方便了，还使日本民族发生了由刻木结绳记事向文字记事的历史性转变，大量记载着先进文明的汉字典籍也开始传入日本，这对于促进日本文明发展的影响是极其重要和深远的。　　蜀、吴、魏相继灭亡后，从公元265年到589年的300多年间，中国进入了西晋、东晋和南北朝时期。从西晋到东晋的150年间，正是日本的邪马台国衰落，大和民族不断崛起的时期。到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大和政权基本统一日本列岛之后，又开始了和中国的交往。据《宋书·倭国传》记载，公元421年、425年、430年，倭王赞曾三次遣使向南朝刘宋朝廷朝贡。宋武帝修诏回复，封赞为"安东大将军"。赞死后，其弟珍继任。值得注意的是，中日关系从此开始出现微妙变化。　　从汉光武帝授予倭奴国王金印起，至倭王赞止，历代倭王都是虔敬地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而没有主动提出自己的要求；但珍打破了这一传统，开始向中国皇帝提出过分的要求。公元420年，宋武帝在册封倭王赞为"安东大将军"时，同时册封朝鲜半岛的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爵位在倭王之前。珍认为大和的实力在百济之上，对于自己的封号低于百济王表示不满。公元438年，赞遣使赴宋朝贡，要求宋文帝给自己加封"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这意味着珍不仅要求将自己的封号排列于百济王之前，还要求由自己来控制朝鲜半岛，这是日本第一次表露自己觊觎朝鲜的野心，并且是在自己的宗主国皇帝面前公开地表达这种欲望。这一非同寻常的要求，既显示了珍的个人傲慢不羁，也体现了日本民族的一个显著特点。　　一个羽翼未丰的小国之君竟敢在宗主天子面前如此咄咄逼人，宋文帝当然感到震惊，对其无理要求当即予以拒绝，只同意授予其兄赞一样的封号："安东将军倭国王"。　　珍死后，其子济即位。这时刘宋王朝已逐步衰败，济继续遣使来华重提珍的要求，宋文帝底气不足，终于同意把济册封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济死后，其子武更上一层楼，遣使来华告知自封为"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当时的宋顺帝无可奈何，只是将"七国"改为"五国"而已。刘宋王朝对日本的让步标志着中日关系的一个新的开始，从此日本得寸进尺，并开始在朝鲜半岛扩张势力，日本与中、朝之间的历史恩怨就这样埋下了伏笔。　　663年，中国的唐高宗（武则天的丈夫）时期，日本军队为控制朝鲜半岛，公然向强大的唐朝军队开战，这一仗史称"白江口之战"，结果日军失败。　　到了明朝，日本侵略朝鲜，并歧途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被中朝联军击败。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在尚未统一日本的情况下，竟誓言"灭亡中国，迁都于北京，天皇住北京"。其野心之大，于此可见。　　明朝中后期，日本倭寇侵略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祸害中国人民数十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情况 。　　从日本的历史和中日之间的上述交往中可以看出，日本民族有其显著特点，可谓"国家不大而野心不小，民族不众而桀骜不驯"。他们并不是强大起来以后才有野心的，而是在弱小的时候就野心勃勃。　　1874年，日本发兵攻打台湾，从此每隔三五年就发达一次对华侵略行动，直到1945年战败为止。仅甲午战争一仗，日本从中国勒索的赔偿就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6倍。1931年到1945年侵华战争，日本给中国造成的人员伤亡是3500万人，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是5000亿美元。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造成如此严重的灾难；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对中国造成如此严重的浩劫。　　如果打一个比喻，可以说日本是一条"恶狼"，专门吃人，而且主要是吃中国人。更严重的问题是，这条"狼"吃了中国人，至今还不肯认错，更不肯承担由此产生的罪责。　　东方进行的是"羊"的教育，培养的是温文尔雅、逆来顺受、安于现状的人。西方进行的是"狼"的教育，培养的是个性张扬、敢于挑战、不断超越的人。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我们要对孩子进行"狼"的教育，而不应是"羊"的教育。　　这是深圳市南山区学府小学名为《出征》的狼群雕塑底座上刻下的一段文字。　　这个光辉思想，不光适用于小学生，也适用于全中国各族人民。如果这种教育真的能够推开，把中国人民都变成"狼"--当然是"文明狼"，也就是强悍的文明人，而不是到处吃人、欺负人的野蛮狼--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真的可以实现了。　　最后，还建议大家看一本书--《狼图腾》。这本书可以说是对广大读者进行"狼文明"教育的最佳启蒙读物，有助于我们了解强悍的民族精神与强国之间的内在联系，值得一读。　　还要声明一下，本人用"狼"来形容日本 ，不是妖魔化日本，而是以物喻理，如此而已。对于那些公正和主张中日友好的日本人士，本人认为非但不要待之以强硬，还要热忱地欢迎和予以支持，这是另一个话题，今天没时间细谈了。

道先更正一下，日本不是进入中国，是侵略中国。日本侵略中国的深层次原因是其整个国家和社会不断加剧的侵华心理.主要表现为:自近代始生的对中国的轻蔑态度、根深蒂固的"皇国"观念、以老大自居重建亚洲黄种人文化的狂妄心理、对中国改变中日关系现状之正当要求的憎恨意识等等.　　日本人有自己的天下观.　　因为列强相互制衡，只好适可而止，而且他们将清朝作为主权国家来对待，所以还要按国际法办事。只有日本还在用天下观的眼光来看中国，认定中国是个天下，不是主权国家。　　天下是个开放的世界，谁的武力强，谁就可以去打天下；谁的德性好，谁就可以坐天下。　　既然同文同种的蒙古人、满洲人都能去打天下、坐天下，为什么同样同文同种，而且在武和德两方面比他们更好的日本人，不去打天下、坐天下，反而要等着西方列强来瓜分呢？ 好!　　日本人想侵略中国并不是几年的事,而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策划和周密的部署.先从日本国内分析:日本国内资源贫乏,国土资源少.但是人口众多,急需向外部扩展.加上日本人的野性和民族本身的原因,使得扩张的意图得以发展.　　而中国和日本是邻邦,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而且中国奉行的是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文化,对外没有侵略扩张的野心,就像是一大块肥肉放在日本的嘴边上.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更加促进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是侵略中国的导火索.日本自身和中国自身的很多因素都是日本要侵略中国的原因.

《形势与政策》课具有理论性与时效性强的特点，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讲授内容。教学内容应根据教育部、中宣部和广东省教育厅下发的每学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以及结合我校教学实际情况和学生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来确定。《形势与政策》课的讲授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形势与政策的基本知识；二是国内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新的动态，以及党的重大方针政策，中国的对外政策及与一些相关国家的关系发展动态；三是国际形势发展的热点问题。一、形势与政策的基本知识：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形势与政策的理论基础：形势与政策的含义和特征；形势与政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形势观与政策观的新发展；形势的含义和分类、形势的基本特征；分析形势的基本原则；判断形势的标准；认识形势的基本方法。2、分析形势的原则和制定政策的依据分析形势的原则；分析形势的方法；制定政策的依据；政策制定的原则；政策的实施。二、国内形势发展与中国对外关系的热点问题：这部分是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要密切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进行讲授。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与对外政策；我党、人大、政府召开的重大会议精神的学习宣讲；国内热点问题、突出的重大事件；两岸关系和对台政策问题；与相关国家的关系问题，等等。具体内容可按以下几个方面的专题展开进行讲授：1、中国的政党制度与建设：中国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国政党制度的内容与特点；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领导核心；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2、中国的经济形势与经济任务：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形势？中国的经济形势分析；国家制定十一五规划；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要要求。3、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时代背景、国内背景、国际背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基本内容；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紧迫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要要求。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重点解决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环境、人口、教育、文化、卫生等主要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5、中国的民族与宗教政策：中国自古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处理民族的基本原则。中国的宗教分布（人口、民族、地域）及状况（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国的基本宗教政策（以国务院白皮书为依据）。6、台湾问题：台湾问题的由来；台湾问题的实质；美国等国家插手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不可能“国际化”；中国处理台湾问题的原则；中国处理台湾问题的立场；中国努力维护台海和平；同台独势立作坚决斗争。7、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与外交政策：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提出；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主要表现；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的贡献。中国的外交方针；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推进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8、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与发展趋势：世界经济格局的现状；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趋势；科技发展对世界经济的作用；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冷战结束与世界政治格局的现状；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势；中国为建立公正的世界政治新格局的贡献。9、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发展：中美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建立中美关系的原则；中国建立中美关系的立场。10、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发展：中日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的障碍及原因（历史问题、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台湾问题）；中国建立中日关系的原则；中国建立中日关系的立场。11、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中国与欧盟的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三、国际社会发展的有关热点问题：1、中东问题：中东问题的由来；中东问题的复杂性；中东问题的实质（大国插手中东问题，中东民族、宗教问题的交汇点）；中东和平进程的展开；国际主要力量对中东问题的原则立场。2、国际组织及其作用：国际组织的形成与发展、特征、作用；联合国的建立和作用，联合国的组织结构、运行方式，联合国同中国的关系。 WTO的建立和发展，WTO的组织结构，WTO在世界经济与贸易中的影响和作用；WTO与中国。3、当前世界的热点问题：①民族主义问题：民族主义的由来及特征，民族主义问题的表现，民族主义问题的实质。②国际人权问题：人权问题及其国际化，国际人权斗争（表现及其实质），几种不同的人权观（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权观）。③恐怖主义问题：恐怖主义的产生，恐怖主义的特征，恐怖主义问题的实质。④核不扩散问题：核不扩散的国际规范，核不扩散的作用，核不扩散问题的实质。⑤突发事件问题：海啸问题，沙士问题，禽流感问题等。

美国看谁不爽就找个理由打，中国比较担心，好吧，理智

● 邱震海（香港） 　　与中欧关系相比，中日关系要复杂得多。中日双方除了领土接近和经济合作外，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可言。相反，以北京的眼光来看，七大问题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那就是：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日美安全合作问题、战争赔偿问题、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和光华寮问题。 　　上述七大问题，从结构上看，除了日美安全合作，其他都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然而，恰恰是日美安全合作，成为中国当前在地区安全领域的一个心头大患；而且随着由美国主导的“北美－亚洲条约组织”（NAATO，俗称“亚洲北约”）筹备工作紧锣密鼓的进行，如何利用日本进行分化工作，已是一个迫不及待的课题。即便跳出地区范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走向世界一极的趋势日益明显，而中日关系若处理不好，很可能会阻碍这一进程，以至出现“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情况。 　　因此，无论在地区安全还是全球层面上，无论是着眼短期还是放眼长期，改善中日关系对中国的战略意义，都不亚于处理与美国的关系。然而，现实的中日关系近年却因历史问题而恶化；而民众情绪恶化却是更为可怕的事情。正鉴于此，中国国内最近出现了关于对日关系新思维和“外交革命”的论述，主张中国官方和民间不再拘泥于历史问题，而应以一种宏观思维和大国风范，抛弃恩怨，主动争取中日关系的改善，向经济一体化方向迈进，乃至获得对美关系的制衡点。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问题有待厘清，即：所谓的中日新关系，究竟是指双方关系的实质性改善还是战略性改善？能否科学界定这一概念，将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中日关系的期待，以及这一关系的长远前景。 两种模式 不同内涵 　　若对“中日关系实质性改善”和“中日关系战略性改善”两个概念分别进行语义结构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各含有以下元素：“实质性改善”包含的元素有： “完全抛弃历史恩怨”、“两国联合的决策由政治层面延伸至民间理解和融合”、“双方都将民族利益置于联合的大框架下”，乃至“双方对关系改善的认同不受时间限制”等。 　　“战略性改善”的元素则有：“双方为了某个共同利益而联合”、“暂时搁置历史恩怨”、“共同利益的设定具有时间限制”，以及“双方不排除在共同利益实现后再次互为敌人的可能”等。 　　从新思维和“外交革命”论者提出的改善中日关系的两个目标－－经济贸易一体化和对美关系制衡点来看，前者涉及实质性关系改善范畴，后者则仅为战略性关系改善，两者对前提、条件、手段、期待值和时间段的设定完全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双边关系的战略性改善和实质性改善，是国际关系上的常见现象，两者并不呈必然的排斥关系。有时，战略性关系改善先行，并过渡至实质性关系改善，如战后德法关系；但有时，前者并不能自然过渡到后者，这样当战略性关系改善的契机消失之后，双边关系便又重归冰点。 　　既然改善中日关系对中国具有巨大而长远的战略利益，摆在中国外交面前的出路便只有三个：一、中日关系先完成实质性改善，从而达到获得对美关系制衡点的战略目标；二、中日关系先实行战略性改善，然后向实质性改善过渡；三、中日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停留在战略性过渡阶段。从中日关系现状来看，尚缺乏实行第一种可能性的条件，而第三种可能性也不现实；比较值得研究的倒是第二种可能性，这也是战后德法关系的模式。 从德法关系看中日关系 　　1963年签订的德法《爱丽舍条约》是一个欧洲联合战略的产物。战后初期，法国总统戴高乐为了防止法西斯复辟，一开始坚持肢解德国的强硬立场；50年代末期，为了实现欧洲联合的梦想，他最终认识到，只有与近邻德国搞好关系，欧洲联合才有现实可能。而战后的西德，则对于被接纳成为西方世界成员充满了感激。这种各自的需求使双方很快走到一起。 　　然而，使德法关系由战略性改善向实质性改善过渡的成功因素，却是两国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善处理方法。德法历史上有过多次战争，但二战后却妥善处理好了历史上的领土争端，同时德国对历史的深刻反省也获得了法国政府和人民的谅解。一名法国高级外交官这样说：“很难想像，在《爱丽舍条约》签署之后，若德国方面不断出现对纳粹历史的辩护行为，法国民众还能以欧洲联合的战略来说服自己维持对德友谊。” 　　与德法关系相比，中日关系改善的瓶颈是：一、从战略性改善的角度说，中日的共同战略利益在哪里？这方面，即便不说中方一厢情愿，也是中方的愿望较日方更为强烈和迫切；二、即使战略性关系改善成立，当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一再做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时，战略性关系改善也很难完成向实质性关系改善的过渡。 　　因此，对北京来说，改善中日关系只能采用模糊模式，即在战略性改善和实质性改善之间寻找夹缝。然而，这种模糊模式虽然战略明确，但由于其定位的不明确、操作流程的单向性，实际上存在很多变数。 　　“外交革命”论者提出从五大方面着手谋求中日接近，包括暂时不深究历史问题、依靠政府调控增加日对华投资、改变动辄对“军事大国道路”表示担忧的做法、主动邀请日本参加地区重大问题磋商，以及不反对甚至择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在关系定位和共同利益不明确、可行性无法得到准确预测及评估的情况下，这样的“外交革命”，必定充满了不可知性。而且，在政治气氛日益开放的今日中国，当日本一再做出伤害中国民族感情之事的情况下，官方宣传机器要完全操控民意已不可能；因此，所谓的“外交革命”也必定面临强大的反对力量。 　　因此，联欧和联日同样重要，但孰先孰后，不言而喻。 ·作者是香港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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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利益的不同。　　近现代以来，中日关系纷繁复杂，始终缠绕在战争，合作，争执中，始终起伏跌宕、一波三折。当前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各种矛盾突出,使得中日关系在战略、政治和经济层面呈现出微妙的互动过程。中日关系何去何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立足当前受之前一系列中日关系发展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中日关系困难固然存在,但友好与合作仍然是当前的主流趋势,主要表现在:政治冷中见热、经济合作火热、安全合作深化、民间交流频繁。展望未来,中日须加强在东亚安全机制、金融领域等方面的合作,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日合作基础,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在此论文中将大胆预测未来中日关系可能出现的三种局面,即“大体维持现状”、“长期持续恶化”、“友好合作深入发展”,并从世界、地区、国家利益出发,提出推动中日友好合作继续深入发展的观点。

当代大学生是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与生力军,承担着继往开来,迎接挑战,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强国之林的历史使命，然而历史使命的完成离开一个和平友善的外交环境，中日关系现代化就是突出的问题之一。首先，在中日关系现代化过程中，大学生要树立联系的观点，要善于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是周恩来总理对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未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甲午中日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以史为鉴”就是要求大学生不仅要了中日关系的历史，明了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因此，大学生在看待中日关系现代化的问题时，既要考虑其两千年的友好又有兼顾其五十年对立全面分析两国关系做出自己理性的，正确的判断，同时在中日两千年的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其次，在中日关系现代化过程中，大学生要树立全面的观点，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在中日关系现代化过程中，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而推动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大学生要铭记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我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以及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正确看待中日关系将自己的一切都服务于大局和国家利益。再次在中日关系现代化过程中，大学生要树立发展的观点，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做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为重要。作为大学生，我们确信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而我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是会为之做出努力，做出贡献的，在中日关系现代化中，不以现代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并且应当理解支持国家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所作的任何努力。人民是每个国家的组建者，参与者，在中日关系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也要注重中日两国人民和中日双方友好民间团体的沟通，从以文促信，以经促政，以民促言三个方面使民间交流成为促进两国政府沟通的栋梁，以及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理解信任和友谊，向着世代友好发展做出努力。然而我们还应明确矛盾双方是对立统一的，中日关系现代化中仍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一 两国民众的情感上的隔膜和猜忌，有时这种影响相当强烈，足以改变两国关系走向。二美国的因素，美国不可能让中国和日本走的太近，美国需要日本作为其在亚太的盟友和前沿阵地。三日本政府中右翼势力相当强大，日本的家族型政治使得右翼彻底灭亡非常困难，他们无处不在。中日关系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和最佳方案，然而任何事物并非一帆风顺，这其中充满坎坷与曲折。国家之间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变化多端。大学生作为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沉着冷静做出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果断决定，从而把中日关系现代化推向一个更高更和谐的层次。

中美关系原因是当时的苏联，中俄则是因为美国，美俄是因为欧洲，日俄则是因为中国和经济（主要）。当然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牵制。

　　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利益趋使。　　中日现在的关系很微妙，中国不想和日本交恶，影响自身的发展，和平稳定高速发展是中国当前最需要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突飞猛进，这个势头来之不易，稳定的时间越长，中国受益越大，日本和中国的差距就越大，日本越没有能力和中国竞争，不战曲人之兵才是上策。中国的朋友很少，树敌当然也不能太多，日本是亚洲经济强国，经济和科技比中国领先，中国利用日本学习先进的科技，日本也只有这一点可供中国贸易的，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是日本的生存之本，日本也不敢轻易和中国闹翻。　　中国的头号对手是美国，不是日本。美国怕中国强大起来挑战他的霸主地位，处处打压中国，中国只能拉陇日韩才能改变这一现状。日本也不想一直成为美国的仆从国，顶在美中冲突的最前沿，特别是日本现在的经济发展到现在的地位，仅次于美国，老美还有什么利益可给他的，和中国处理好关系，长久和作才能使他的利益最大化，古语远亲不如近邻。中日只有处理好关系正常化，两个亚洲强国全力合作把美国赶出亚洲，才能使两国在亚洲和利益最大化。　　美国是中日韩关系的袢脚石。美国一直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说的难听点好像为了美国的利益可以牺牲全世界人的生命，他也是这样做的，看看美国干的事，这个国家一面口口声声大谈维护世界和平，一边为了自身利益对小国大打出手，一战、二战欧亚各国损失惨重，老美总是最后一个出场，又是最终的赢家，战后各国都欠美国钱，美国一跃成为世界霸主。美国仅一九四五年至今进行的海外战争就有近两百次，哪一场美国不从中获利，美国打仗别人买单，美国的经济就是靠军火商支撑的，美国的政治就是军火商的游戏。美国公开奉行先发制人原则，恶人先动手也说的这么理直气壮。美国为什么一直反恐，越反越恐，就是这种霸权主义的恶果。再看看美国现在亚洲搞的事，竟然口口声声亚洲牵扯它的利益了，美洲这么大不够你用的，跑到亚洲来大谈利益，而且要最大块，这是掠夺，是侵略。美国为什么不到欧洲去搞三搞四了，因为欧洲人看清了美国的搬弄事非，混水摸鱼嘴脸，欧洲各国成立欧盟共同抵制美国的介入。　　中国提出的“亚洲经济共同体”，我个人觉得有点类似日本二战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和韩国有些高层也积极响应，但老美极力反对，他难从亚洲分杯羹，如果不抛开老美难以实现。如果“亚洲经济共同体”能够实现，中日韩之间会消除敌对，不会再有战争，亚洲经济也会在平等互利，特别是自主的环境下发展。我相信这一格局注定是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实现只是时间问题。

不是。大使都打，和留学签证没关系。日本是法治国家，签证是按照日本的相关法律条文审批的。

最主要的也就钓鱼台了日本狗狗表面不怕们是因为有美国帮他们其实他们心里肯定非常极度害怕毕竟如果打起来中国核武器可不是看着玩的随随便便就能碾碎他们他们也知道中日开战有点不切实际所以就狐假虎威对于我们国家现状我含真无力吐槽看看马路上十辆车过半中日混资的中国汽车就那不给力么。。。看来就是先在没了我们伟大等我领袖毛爷爷邓爷爷腰杆都不怎么硬了看人家美国谁骂他他就打打谁朝鲜谁打他他就叫着打韩国最后没人动他在看我们谁骂我们我们就骂谁不敢打不像毛主席那时那么牛拜没有谁敢打我我就打死谁的气势 所以要靠我们这一代撑起一片天

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中日关系“虽然很多人认为安倍具有鹰派色彩，但他第一次出任首相时首访中国，提出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这说明他是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人。而当下，能够改变中日关系大局的也只有安倍。”这是记者身边许多中日友好人士对于安倍晋三的评价，很多人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在不久前结束的众议院大选中投票给了他。　　然而，安倍在大选期间的强硬表态为他赢来的保守派支持该向何处去？虽然安倍的外交政策开始出现务实色彩，但如何平衡国内的保守派同时修复外交问题，则是考验安倍执政能力的真正时刻。　　转向务实外交？　　安倍的外交安保政策的走向，一度令人担忧。　　在大选期间，安倍数次表示要建立国防军，行使集体自卫权，向钓鱼岛派驻公务员等激进言论，并表示民主党执政时期制造了外交混乱，他要杜绝该情况的继续。该番强硬表态，吸引了大量国内保守派的选票。能否兑现选举承诺，是安倍如何建立国民信任的关键。　　不过，安倍在众议院大选获胜后，态度马上出现了改变，数次言及中日关系都表示：“日中关系是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将努力重回战略互惠关系的出发点。”　　进而有消息称，安倍因顾及中方反应，22日决定暂时推迟向钓鱼岛派驻公务员。此外还考虑在新政府诞生后让自民党副总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高村正彦作为特使前往中国。　　安倍修复外交的举措不仅面向中国，同时他还计划向俄罗斯和韩国分别派出特使。同时，为了避免刺激韩国，他还决定不以政府名义举办“竹岛日”纪念活动。这些都显示出了他处理外交问题的成熟。　　其实，早在安倍赢得大选前，他就在日本著名政论杂志《文艺春秋》上撰写文章表示，“若再次成为首相，将谋求与关系恶化的中国重新建立战略互惠关系。”　　对华关系的两个前提　　安倍在胜选后立即表示将首先访美，并迅速与奥巴马确认了访美日程。虽然安倍本次首访国家并非中国，但并不意味着安倍忽视中国。民主党执政时期，因为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重回亚洲”等政策，日美同盟一度出现了裂痕。有分析认为，安倍急于访美，除了修复日美关系，同时也因亚洲整体环境早已不同于5年前。朝鲜频频发射人工卫星，中韩因领土问题同日本摩擦不断，都让安倍急于听取美国对于东北亚形势的意见。　　可以预见的是，美国的意见将左右安倍对华政策的走向。安倍具体的对华政策或将要等到他从美国访问回来，才能最终明确。　　而安倍在谈到日后的施政环境时，反复提及到明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前，自民党仍需保持紧张感。皆因为，目前自公两党的联合政权掌握着众议院三分之二的议席，如果明年参议院选举也可获得半数乃至三分之二的议席，则意味着自公两党获得了绝佳的执政空间，不但可以改变“扭曲国会”(与野两党各自占据众参两院多数席位)的现状，还可为欲推行的政策铺平道路。　　比如安倍屡次提及的修宪问题。他早在上任首相时就开始了修宪之路，推动成立了旨在确定修改宪法程序的《国民投票法案》。12月17日，赢得大选的安倍明确表示，本次任期内为实现修宪目标首先要着手修改宪法第96条，降低在修宪条件上国会发动国民投票需要三分之二议员赞成的条件。　　然而修宪在日本国内仍然存在较大阻力，执政搭档公明党就持谨慎意见，因此关键因素为在明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是否能赢得多数议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安倍目前将专心推行经济改革及改善外交，修宪计划或将等到明年7月后再讨论。　　因此，综合分析安倍的对华政策，短期之内将会寻求平稳，为施政创造良性空间。而真正决定其对华政策，将要取决于明年1月访美及明年7月参议院选举的结果。

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小心！

面对全球化趋势逐渐加强的国际现状，沟通和交流能力成为了国家社会以及企业和个人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能力之一。日本自古以来与我国交流十分密切，随着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发展，两国人们的交流沟通也具有了各自独特的魅力。作为社会建设下一代的接班人的大学生们所具有的独特的交流方式也成为了研究中日文化的一项重要途径。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更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也渐渐离不开了网络，作为网络交流的主要成员的当代大学生的交流方式更是随着网络发展而迅速发展，由此而产生的中日大学生交流文化差异也越发明显。因此了解中日大学生交流方式也越发重要。一、背景与现状中日双方作为自古以来便有交流的邻国，由于近代政治因素的影响，双方关系逐渐僵硬。作为新时代中日交流的接班人的中日大学生尤为重要，从掌握问候语的差异这一突破点可以更好地了解双方交流方式的差异更好地理解双方沟通内容，对于增进中日友谊，改善中日关系，缓和中日政治僵硬局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日同属东亚地区，因而两国对于礼仪的重视程度都非常高，这些礼仪自然在日常问候方式中有所体现。而现如今，日常问候的礼仪方式已经是踏入社会的必修课，甚至有教育机构和学校专门开设了相关课程，这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尤其我们作为日语专业生，如果要希望以后的就业能和自己的专业挂钩，我们最起码要熟悉中日两国的日常问候礼仪，并且总结它们的异同，以此来感悟两国文化的差异，体悟其中的魅力。日本人见面多以鞠躬为礼。比较熟悉的人见面互相鞠躬以二三秒钟为宜；如果遇见好友，弯腰的时间要稍微长些；中国人传统上是以肢体动作和人打招呼的（握手、鞠躬）。二、探索异同（1）中日大学生问候方式相同之处：通过上述现状，中日大学生日常问候方式中可以得出，鞠躬礼是两国礼仪的交汇之处。而 “鞠躬”起源于中国，商代有一种祭天仪式“鞠祭”：祭品牛、羊等不切成块，而将整体弯卷成圆的鞠形，再摆到祭处奉祭，以此来表达祭祀者的恭敬与虔诚。这种习俗在一些地方一直保持到现在，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逐步沿用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对地位崇高者或长辈的崇敬。延续至今，已经不再局限于辈分。据我们对中日大学生的调查，中日两国的大学生在私人生活中通常是挥手或鞠躬来进行打招呼，而在工作生活中，更倾向于成熟稳重型的握手方式。并且中日两国的大学生都习惯用“早上好”“晚上好”这样以时间为基准的招呼方式。（2）中日大学生问候方式不同之处：中日两国大学生问候方式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问候的内容。在中国通常以温饱饭食、行程安排等内容来问候，表现为“吃过了没”“最近怎么样”“忙啥呢”“去哪儿呢”等等，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吃了吗”，是中国人相互见面打招呼的一种最常用的语言。为什么用这句话来打招呼？过去，在较长的时期内，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生活十分艰难，很多人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那时，人们经常想的是能不能顿顿有饭吃，人们之间互相最关心的也是能否吃上饭的问题。因此，人们在互相见面时最常询问的就是：吃过饭没有。久而久之，约定俗成，“吃了吗？”竞成了见面打招呼的普遍用语。 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这种习惯正逐渐被一些世界通用的礼貌用语所取代。而日本人更加倾向于询问天气情况。日本人见面时，打招呼喜欢拿天气当话题作为寒暄语，最常见的就是「いい天気だね」、「今日はいい天気ですね」。因为，天气如果持续寒冷干燥的话，人们容易感冒，人的健康和天气有着很大的关系。当天气晴朗时，一句「今日はいい天気ですね」就可以表明“今天的天气不错，有助于身体健康的保持”，人们一见面就说这句话用以告知并与对方确认这件“可喜的事情”，长此以来「今日はいい天気ですね」就成了日本人见面最常用的一句寒暄语。特别是对老人们来说，身体的健康是来之不易的。他们最常用的寒暄语便是「今日は日和（ひより）ですね」，用以与对方一起分享来自“利于身体健康的好天气”的喜悦之情。综上，可以看出「いい天気ですね」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寒暄语了，其中还隐含着人们对身体健康的美好希冀。而且，因为日本是传统的海洋国家 天气好坏决定能否出海打渔，所以最为关注。三、结语面对全球化趋势逐渐加强的国际现状，沟通和交流能力成为了国家社会以及企业和个人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能力之一。针对中日两国大学生日常问候方式的研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当前的中日两国大学生已经不再局限于温饱，天气的之类的话题，内容方面更加趋近于多元化，更加的丰富多彩，不同的圈子的差异化也随之越来越明显，历史传统的分量会随着时间越来越淡薄，而现代化的元素将会取而代之，给中日大学生日常的问候礼仪注入新的活力。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无论什么样的问候方式，都离不开礼仪的本质——即尊重他人和自己，正因为所有的问候都是在此基础上，高效氛围，乃至社会氛围才会变得更加和谐向上。同时掌握了这些日常礼仪问候的技巧，无疑是加强了我们日常沟通的能力。日本自古以来与我国交流十分密切，两国人们的交流沟通也具有了各自独特的魅力。

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从经济角度来讲,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经贸往来频繁，互补性强。并且日本需要中国广阔的市场、原料和劳动力，而中国需要日本的先进技术、市场和资金。双方在节能环保、绿游、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紧密，加之日本要重振长期疲软的经济,它没有理由失去中国。从政治方面来讲，日本与韩国的竹岛问题,朝核问题,与俄的北方四岛问题,联合国的入常问题等等,都要中国支持或不想与中国另生争端。日本在“入常”、绑架问题、8国峰会等问题上也需要中国的帮助。然而自安倍晋三和福田康夫首就任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以来，中日关系出现很大改善。经过破冰-融冰-迎春-暖春，双方关系异常转暖。此外,日本也会看美国眼色行事,现在看中美关系应该最差也是维持现在这样,中美关系正常,日本也不会太出格. 我想最重要的是中国本身的强大,大地震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奥运的成功举办,这都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了中国,这也让中国影响力又增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民间的现状则是：近日《读卖新闻》的调查结果显示40%以上的中国人认为日本是可以信赖的国家，60%以上的人认为日本在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但70%以上的人在历史对日本还存在怨恨。而日本只有20%左右的人认为中国可以信赖的国家，而40%以上的人持相反意见。可以说中国民众对日情感有所改善，但在一年前日本对中国的信任度还在70%以上。　　最近日本更换了新首相，麻生从他以前的言行来看有很深的鹰派背景，但他今后还会延续福田外交的部分理念。麻生虽然曾公开表示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主张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等被人们称为“大嘴麻生”。但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如果我当选将继续改善对华关系，发展中日友好是一种手段，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我将继续推动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当他在当选总裁后再次阐述对华关系时表示：“日中友好是发展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一种手段，有利于双方的国家利益。”在竞选演讲中他也曾说：“以前发表的言论只代表我的个人意见，今后将及时闭嘴。”26日他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加强与中国的互惠与互益发展日中友好。”就在今天他在国会参议院接受议员质询时表示：“将慎重对待历史问题，继承村山谈话和小泉首相对战争受害者道歉的谈话的精神，推动与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总之，今后麻生太郎身为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他的一言一行代表着日本的国家整体，他必然会慎重行事。安倍晋在未当首相前应该说比小泉还“右”，但上任后第一件事竟然是访问中国，任内也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但他在上任前与卸任后都去了。不管他个人对华感情如何，但今后他必然会从国家总体利益出发，毕竟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当然他今后不会向福田首相在任时如此“亲华”，但大方向不会有重大调整，只是在一些涉及到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强硬一些，今后在双方的谈判桌上增加了一些难度。国家关系是由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决定的，无论是谁上台都会以国家利益为重，加强中日关系。当然我们希望麻生能够像福田首相一样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在此我也对福田康夫首相任职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1年间对中日关系有好向前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高度赞赏。双方和则两利，敌则两害，对立甚至战争不利于任何一方，只要是头脑清醒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个浅而易见的道理。日本现在内政方面危机重重，谁也不想在外交上再找麻烦。中国现今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果首相有何“过激举动”那势必会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一些大财阀的在华利益也会受到损害，那些老板们想必不会让这些政治家好过吧！中日关系向友好方向发展，这是大势所趋的历史必然，并不是某个人所能决定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必将不断向前发展并上升更高层次！　　发展前景：从三个方面把握中日关系的未来，然而，要改善处在低谷时期的中日关系，使之健康发展，必须从如下三个方面予以把握：　　首先，日本要认真解决历史认识问题和摈弃冷战思维。中日双方要认真落实胡锦涛主席的五点主张精神，认真解决历史认识问题。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历史认识问题。近10年来，日本不断有否认和美化战争的行为，但日本朝野、媒体却不顾事实，不顾被害国家的感情，将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归结为中国进行所谓“反日”教育的结果，这种误导和煽动日本民众的冷战思维是当前中日政治关系严重倒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应本着负责任的精神，尽早解决历史问题和摈弃冷战思维，遇到问题应保持理性、冷静的态度，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而不是任意恶化。　　其次，重视柔性的文化外交和民间交流，促进相互理解。今天推动中日友好的力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动，老一代从事中日友好的政治势力和民间人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中日大学生却彼此缺乏了解，对双方历史的了解程度有相当明显的差距。最近由笔者组织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学生对日本历史理解的人数比例为55%，而日本学生仅为28%。尤为遗憾的是，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在日本民众中正被逐渐淡忘。所以，加强文化外交和民间交流，以文化为使者，以第二轨道的民间外交为纽带，通过心与心的沟通和理解，弥合互不信赖的鸿沟，增进互相理解势在必行，而这也是构建未来中日关系的方策之一。　　最后，客观地认识和理解对方，培养具有未来思考型的中日青年。客观地认识和理解对方，走出中日关系的歧路，媒体负有重要的责任。它不仅是中日理解和交流的窗口、桥梁和阵地，也是中日民间交流的文化载体。所以，媒体应以宽阔的胸怀，多方位、多视角，客观公正地报导对方。同样重要的是，中日双方还必须要注重培养大量具有未来思考型、开拓性的青年，因为青年睿智则国家关系睿智，才能以史为鉴、携手面向未来，共同走出中日关系的阴影，开创明朗、健康的两国关系新局面。中日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正在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抓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同处东亚且紧邻的两个大国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至关重要。为了维护长期以来历经艰难形成的中日关系大局，我们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为构筑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而共同努力。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中国政府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作为长期国策，置于对外关系的重要地位，并一向认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此希望中日关系可以得到改善，希望我们中国和日本可以从此共同进步，共同发展，中日的明天会是美好。　　作为中国民众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况且也毛泽东说过：“要把军国主义分子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日本人民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的”。以双方关系长远发展的大局为重我们应该牢记历史，但更应该忘记怨恨。我们应该以史为鉴，但更应该面向未来。我们要以正确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忘记怨恨，相互宽容。福田康夫首相也说过：“我们要一同前进，一同探索，一同开辟我们共同的未来。”不要受一些媒体片面报道的影响，盲目爱国，更不要盲目反日，不要总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日本。上一代人所犯下的错误，为什么要让他们的后代来承担呢？历史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不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阻碍。要提醒中国民众的是我们应该学会如何爱国、怎样才是爱国的最佳途径，并不是凭着一腔热血，万不可感情用事。 但日本国民确实对真实的历史了解不够，特别是年轻一代，这与政府的教育有很大关系。而且一些右翼分子对一些确凿的历史，加以诋毁，确实令每一个中国人感到愤怒。但我们要深知日本人民是无辜的，他们同样是受害者。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的心理是要让日本将道歉挂在嘴边上，但日本民众大多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不愿提起，他们认为很悲惨，不想接以前的伤疤。有这样一句话，英国前首相帕莫斯顿爵士曾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系。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中美关系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取得良好开局。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之中，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和深化，各种全球性挑战明显增多。中美无论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方面，还是在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都拥有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当前中美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面临重要发展机遇。两国应该而且能够携手努力，共同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　　新时期中美关系应该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应该是积极的关系。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发展阶段不同，但双方都应该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对方，用积极的行动推进各领域对话和合作。第二，应该是合作的关系。双方应该携手应对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复杂棘手的挑战和问题，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第三，应该是全面的关系。双方不仅应该深化经济、反恐、防扩散、执法、能源、气候变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军交往，还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以及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关系战略内涵。　　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加强对话和交流，增进互信和合作，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双方决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举措。相信在双方国家元首特别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一定会取得积极成果。　　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新起点，面向未来，它要求双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以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审视和处理两国关系，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抓住机遇，共迎挑战。正如美国重要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所言，“要解决21世纪的许多重大挑战，美中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美中关系向前发展的前提必须是一种致力于为全球福祉而努力的共同承诺”。　　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新航程的显著特色。中美都强调了两国同舟共济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u2022克林顿前不久还引用中国古语“毋临渴而掘井”来形容中美携手合作的紧迫性。两国决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这是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举措，双方将继续加强就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问题的讨论，不断增进互信与合作。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的形势下，中美最大的共同利益就是相互支持、共渡难关，这也是当前中美合作的重点。展望明天，即使世界经济的列车驶入较为平坦的地区，它也需要中美两国的引擎联手拉动持续前进。　　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为中美加强合作开辟了广阔的视野。双方不仅应深化经济、反恐、防扩散、执法、能源、气候变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军交往，还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以及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关系战略内涵。　　新的航程展现新的前景。只要中美两国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原则，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关系就能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就能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不断作出贡献。

过去中日就一直有战争现在关系不好将来吗，将来就没有日本了，只有日本特别行政区

不对话，将安倍弄下台……

摘 要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关键字 人民 关系 历史 合作 日本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二、中日关系的症结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解读福田访华：中日经济关系有望进一步回暖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即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于这次访问，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助理、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江瑞平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福田首相访华将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中日经济关系有望进一步回暖。　　江瑞平长期研究日本经济和中日关系，在他看来，中日双方要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背后的原因很多，其中经济因素是最值得关注的。　　他分析说，最近几年的中日关系，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政冷经热”阶段。从二00一年到二00三年，中日政治关系陷入冰冷状态，但并未对双方经济关系造成过大伤害，中日贸易递增的态势非常明显。在此期间，日本始终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第二阶段是“政经双冷”阶段。从二00四年开始，中日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减缓，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迅速下降。从这一年开始，日本丧失了保持了十一年的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落到了欧盟和美国之后。　　江瑞平说，中日经贸在两国的经济发展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经济关系转冷的趋向必然受到两国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当前两国明确表示要构筑战略互惠关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尽快扭转这种局面，避免对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各自国内的经济发展造成破坏。　　他表示，此次福田首相访华，是二00七年中日外交的“收官之作”，将再次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契机，双方此前达成协议的“战略互惠关系”，也可能由此得到加强。　　曾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在两国经济关系中，中国对日本越来越重要，而日本对中国越来越不重要。对此，江瑞平表示，这种观点至少是不全面的。　　他指出，的确，中国对日本越来越重要，对华贸易、投资，在日本总体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快速提升。但说日本对中国越来越不重要，则是错误的。二00六年，中国对日贸易占中国GDP的百分之七点八，而日本对华贸易占日本GDP的百分之四点九。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对日本的依存度，要高于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存度。　　在本月初举行的首届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上，江瑞平作为中国商务部聘请的三位专家之一参与了会议。在他看来，中日经济关系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日互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直到目前为止，中日之间还没有启动双边的FTA(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江瑞平说，这种局面阻碍了东亚的整体区域经济合作，中日双方应在这一领域展现智慧。　　对于中日经济关系今后的发展，江瑞平认为，二者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对方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会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到本国国内，因此两国有必要对宏观经济走势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协调和沟通。“这可能是未来中日经济关系中一个全新的、更深层次的领域。”江瑞平说。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 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 国 神社问题。二、中日关系的症结 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 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 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 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 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即从历史、大局和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和最佳方式。

历史上中日之间从未同时强盛,所以两国谁强盛,另一个就是附庸或者被侵略,被压迫。现在两国同时强盛,必然出现对立与分歧,可能要互相僵持数十年以上。未来我想大家都会明白和则两利,战则皆亡的道理两国的关系可能像英国和法国,总的来说都属于同一个东亚联盟之中,然后在内部会在理性的规则中争夺联盟主导权,这一联盟应包括东亚,东南亚以及太平洋一些国家,这一联盟的首领之争中,统一后的朝鲜,印尼,越南以及澳大利亚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力。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既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需要。两国政府及各界人士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都应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致力于稳定、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30多年来，中日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双方已互为重要合作伙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2004年中日贸易额达1678亿美元，与中美贸易、中欧贸易呈三足鼎立之势。同时，截至2004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协议金额达666亿美元，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中日两国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也保持了协调与合作。作为中日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民间友好往来是中日关系独特的传统优势。两国年人员往来已由邦交正常化之初的不足1万人次发展到435万人次。两国间的友好城市已发展到226对。每周飞行于两国之间的各种航班多达500架次。 但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大国意识的膨胀，右翼政治势力愈加活跃，日方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大开倒车，不仅一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失信于中国人民，致使中日关系出现当前复杂局面，这样的结果不利于日本，也不利于中国。 日本在战后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者所犯下的侵略罪行，也没有对年轻一代进行正确、全面的历史教育。因此，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社会土壤，右翼势力不时跳出来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而日本政府则以种种借口，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随着近年来日本社会思潮的右倾化，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消极倾向更趋突出。最近再次发生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日本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不能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日本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只能破坏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它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有损它在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形象。 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就曾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因此，中日两国都应采取向前看的态度，积极发展中日友好事业，致力于维护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既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又有历史的恩怨，两国关系中的曲折变迁对各自国运兴衰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也都证明了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 我认为要全面地去看代日本!大和民族的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现在的极右翼势力十分顽固拒不承认战争罪行也令我们非常愤慨。但我们也不应只看到日本的这一方面，虽然在我心中一样地瞧不起或者愤恨这个死不认错的民族，但全面地看日本人也不是一无是处。 日本人能够从其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带来的灾害中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自然有其民族的可贵之处，他们一样有其艰难困苦和勤劳善良的一面，也有其忍辱负重改革自新的一面。随着其社会经济科技的进步，他们虽说自以为何等地优越或者何等地自负，但从来没有放弃向先进的科技、先进的文化学习，而且日本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团结注重集体荣誉感。 我们同样不能否定日本科技在很多方面都比中国进步，同样不能否定日本的经济实力比我们现在要强，承认这些也没什么可耻，因为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超过日本，总有一天会让日本人感到惭愧---为他们曾经所做的一切而惭愧。我们自然不能接受一些日本人给我们近似侮辱的举动，但我们知道发愤图强，一个能够面对自己包容一切的民族、一个能够面向未来不断进取的民族会有更多理由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又：在看了一个日本小子的文章《日本将于2015年灭亡中国》后,深感对待这样一个近似疯狂的民族的确不能采取过于宽容的态度。这个畸形儿不但痴人说梦，还带着其祖辈法西斯的阴魂。贼心不死的战犯后代必将自取灭亡。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二、中日关系的症结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很好，汉奸特别多

最佳答案 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 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 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即从历史、大局和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和最佳方式。 最佳答案 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 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 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这个问题好大啊

中日关系现在已经陷入低谷，但是责任不在中方，但是中日关系的将来走向会慢慢好起来。两国关系，不仅仅是政治，还有经济和人文等。希望日本领导人和某些民众能多做有利于中日关系的事情。

　　 中日双赢：最佳途径在于东亚合作　　中日走向战略对话，意味着两国关系正处于迈向更高层次的入口处。在各式各类的方案中，中日共筑“东亚共同体”的模式是最能体现中日双赢发展的未来前景。　　地区一体化是当今世界上与经济全球化并驾齐驱的两大潮流之一。在环太平洋地区存在着亚太、东亚、东南亚和东北亚这三个层次的区域、次区域结构。其中，东亚合作机制的发育明显滞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日两国尚未能就推动东亚合作达成战略共识。中日作为两个东亚大国，具有强盛的国力和举足轻重的对外影响。没有中日合作，“东亚共同体”的远景终将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日共同推动“东亚共同体”，意味着中日融入地区合作机制，在其中作为东亚两个主要大国与其他成员国和睦相处和共同发展。　　中日共同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发展将是21世纪的一个长期、耐心的进程，其间需要成功地度过一些重要的中间环节。其中，摒弃“一山不容二虎”的“零和”观念、形成“双赢”的战略心理和现实条件，是尤其关键的环节。　　妥善处理和调整与美国的关系，是东亚顺利走向共同体的重要前提。其关键在于：其一，日美关系能否由主从关系平稳过渡到对等关系？其二，中美关系能否顺利度过战略调整阶段？日本一些“战略家”津津乐道于如下“零和游戏”对策：在陆权势力和海权势力之间、在中美两国之间，日本必须与一方结盟以防另一方。这种思维方式将成为中日走向战略和解的一道最终障碍，如日本沿着这条死胡同走到底，到头来只会使其自身与确立自主外交的最佳机遇擦肩而过，终将被排除在21世纪大国关系调整进程之外。　　展望21世纪，中日关系面临着诸多历史性机遇与挑战。中日两国应抓住良好机遇迎接严峻挑战，共同推动21世纪的中日关系朝向更好的前景健康发展。

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是兄弟 中日双方友好民间团体是沟通中日两国人民感情的桥梁，民间交流亦可成为沟通两国政府的桥梁。面对目前中日政治关系比较严峻的形势，双方的友好民间团体近期的目标是求得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而长远的追求是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理解、信任和友谊，向着世世代代友好的前景做出最大的努力。 如何推动中日友好事业，我对中日两国人民和中日双方友好民间团体有三点带方针性的建议。 第一是以文促信。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年以上的文化交流历史，双方的文化都属于东方文明的体系，也先后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积极成果。《论语》里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如果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那么首先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是亲密无间的兄弟。中日文化有着非常多的共同点。在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强调创新、推崇和谐的新世纪，两国人民应该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多看对方的长处，使自己的创新活力得到增添。文化的交流主要着眼于彼此之间的信任感的增强，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 第二是以经促政。经济繁荣是两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作为企业家在投入经济合作时当然都会计较输赢，但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更看重的是双方利益的均衡问题，应该看到开展以互利为原则的合作，完全有可能达到共赢的目标。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应该保持热度，不能因为政治上出现麻烦就听任热度降低，相反，还应用经济影响政治，给政治加温。我们都赞成经济上日益紧密的合作是国家关系的物质基础，应该共同努力维护这个基础，而绝不要以任何方式去损害这个基础。 第三是以民促官。中日邦交正常化曾经是以民促官的重大成就，现在两国政治关系出现问题，当然应该而且能够通过加强民间交流达成官方关系改善的目标。中国政府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