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道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答题：一、新时期十年小说思潮的发展历程二、试论古华《芙蓉镇》的艺术特征

“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字史的组成部分，特指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伴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代表作品有《绿化树》《芙蓉镇》《牧马人》《班主任》等，作品内容多是对过去十年乃至更远年代社会现实的反思，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正因如此，在一段时期以内，“新时期文学”在文艺界引发了热议与争鸣，毁誉不一。人们公认的是，“新时期文学”是思想解放，文学创作回暖的标志，成就了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创作的小高峰。

所谓新时期文学一般是指有新思想，新意识，新文化，新创新。

新时期文学显示出不同于新中国以往文学的新的时代特色：恢复和发展了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本是中国文学主要的潮流。新时期的广大作家痛切地重新确认“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抒真情，讲真话，首先成为诗人的箴言。直面严峻的人生，在客观世界矛盾对立的斗争中去把握现实的革命发展，既热情歌颂光明，也尖锐揭露黑暗，成为广大作家自觉的创作趋向。在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中，革命现实主义日益成为创作的主流。正由于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化，这时期文学作为反映时代生活的优点与弱点的一面镜子，它的真实性和认识价值都大大加强了。扩展资料：新时期文学的这种开放的格局是过去所没有的。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双百”方针，加上思想解放运动使文学创作中革新精神普遍高涨。因而,这时期不只文学理论批评空前活跃,诸说蜂起，而且创作探索不断突破种种人为“禁区”和模式。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以及创作题材、主题、人物、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进而引起文学观念的多样变化，成为这时期文学的突出现象。而在多意向发展中主流仍然沿着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健康轨道前进。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新时期文学

新时期文学一般指1976年后的中国文学，是我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根据其发展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我们又通常将中国当代文学划成三个部分： 一、建国十七年文学：1949—1966年；二、文革十年文学：1966年—1976年；三、新时期文学（1976年—— ）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文艺思潮，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以卢新华的《伤痕》而得名，回忆十年浩劫带给人精神上的扭曲和伤痕的文艺思潮，他们成为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发轫之作，代表作：《班主任》、《伤痕》、《回答》、《哥德巴赫联想》。

90年代，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无名”的状态，女性小说、新体验小说、新市民小说、新生代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异彩纷呈，呈现出多元而破碎化的格局。发展演变1、最初的探索——意识流小说从反思小说探索中派生出来的一种小说现象，主要借鉴的是西方现代小说的技巧，以人物心理活动为体，打破时空限制，以“心理一感觉”模式进行小说叙述。2、喧嚣与骚动——新潮小说（现代派小说）新潮小说多以青年为主人公，写出了当代青年青春心理的骚动不安、个人意识的萌动以及因当时社会现实而产生的荒诞意识和反叛情绪。在叙事形式上，新潮小说注重内心体验，采用反讽语调，部分作品还表现出口语化倾向。3、形式的追求——先锋小说先锋小说总体上以形式和叙事技巧为主要目的，致力于颠覆故事、解构意义的游戏，通过叙述和语言的操作彻底地表达带有神秘、悲观和虚无色彩的某种情绪。4、“根”的追寻——寻根小说寻根小说，至少有两重追寻。新写实小说：抽掉了启蒙意识和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写实手法，对1949年后国人生存进行客观叙述的小说，主张还原现实生活的原生态。扩展资料小说的奠基历经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八百多年的积累和沉淀，当历史进入唐代小说才正式形成。追溯八百多年的奠基，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寓言故事。如《孟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等书中都有不少人物性格鲜明的寓言故事，它们已经带有小说的意味。二、是史传。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三国志》，描写人物性格，叙述故事情节，或为小说提供了素材，或为小说积累了叙事的经验。三、是文人笔记。这一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明显，文人笔记大都记载一些轶事、掌故、素材。四、是民间娱乐消闲。各朝代都有茶馆饭店常驻的说话人、说书人，以话本为基础，每天把故事小小的说一段（小说），以吸引客人每天回来听书，希望保证生意兴隆。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新时期小说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小说

1、大众化与多样化。文艺民主就是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文艺的主人。随着文艺民主的日益完善，随着广大人民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新时期的文艺创作队伍越来越广大，文艺接受对象越来越多，这就使之出现文艺大众化的时代特征。 2、民族化和现代化。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性充分反映在新时期文学中。其文学心态表现出对民族兴衰的强烈关注，对伦理道德的热切执着，以及民族个体化、个体民族化的文学感知方式和表达方式。 3、激昂与悲凉交织。一个备受欺凌、贫苦落后的旧中国，今天终于成为独立自主、处于发展、强盛中的新中国。每当新时期文学表达振兴中华、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心爱的大主题时，"激昂"的风格色调便油然而生。

新写实小说、新体验小说、新市民小说、新生代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1、新写实小说新写实小说是以描写现实生活中平常琐事为题材的小说，笔墨淡雅，缺少激动人心的故事。新写实小说之“新”，在于更新了传统的“写实”观念，悖离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真实观，改变了小说创作中对于“现实”的认识及反映方式。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刘恒的《伏羲伏羲》，刘震云的《新兵连》、《单位》，叶兆言的《枣树下的故事》、《状元境》等，都曾被有些评论划入“新写实”小说。2、新体验小说“新体验小说”以其“非虚构性”、“亲历性”特征突破了传统的小说观。思辨性、哲理性的锋芒在主体的压抑自控下更深地潜没于耳闻目睹的花草虫鱼人生百态之中，生活与艺术的界限亦更难以梳理。3、新市民小说“新市民小说”中的“新市民”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是彻底告别传统，空前强烈地追求世俗化生活和拜金主义；二是情爱观念令人诧异的变化。“新市民小说”表现了一种对现代城市既向往又恐惧的心态，表现出了一种“另类”的姿态。他们具有他们应有的存在价值，然而，其中某些消极、遁世乃至自甘堕落应引起读者的注意。4、新生代小说新生代小说把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中许多被压抑、被省略、被遮蔽、被牺牲的叙事因素重新开发、呈现出来，这既使得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叙事变得更为丰满、更为完整。同时也使得中国文学在处理国家民族现代性、人的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关系时不再那么机械、呆板，而是具有了更为从容、更为理性的模式。5、新现实主义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是在20世纪末社会转型期这个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这就自然决定了它不同于以往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态，有它独特的现实品格。从现实的社会境况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看，它既是对以往现实主义文学现象的继承和超越，也是对其他文学现象的纠正和批判。

《新时期文学》共分六部分。绪论是《新时期文学》的总论，阐释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学术思想，概述新时期文学在几个阶段中的发展。第一章集中阐述新时期文学发展中有重大影响的文学思潮。第二章至第五章分述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戏剧文学，采用纵横结合的结构方式，既注重梳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脉络，又突出把握新时期文学的本体特征。修订版汲取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新成果，并涵盖世纪之交以及新世纪文学的追踪考察，既保证了原教材的专题特征，又在理论框架上更趋于新颖，结构严谨，重点突出，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新时期文学》适用于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学习和高等院校本科教学，也可作考研参考用书及供社会读者阅读。

新时期文学是指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代表作品包括《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平凡的世界》、《一地鸡毛》、《白鹿原》、《废都》、《鬼城》、《蛙》等。

中国现代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时期，即三个十年。1、第一个十年(1917～1927），开拓期，一般习称“五四”时期的文学。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标志着文学革命运动的正式兴起，随后,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李大钊等人积极呼应文学革命的主张，推进文学革命的发展。以鲁迅、郭沫若等人为代表所创作的新文学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表明了新文学的实质性进展。小说方面，有鲁迅划时代的《狂人日记》和后来结集在《呐喊》、《彷徨》中的诸篇小说，还有叶绍钧、汪敬熙、冰心、郁达夫等一大批新文学作家创作了内容和形式全新的小说。诗歌方面，出现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刘大白等大批白话新诗人，以白话新诗冲破了千百年来旧体格律诗的正宗地位，尤其是郭沫若的《女神》，以其内容和艺术的特有气势开创了自由体白话新诗的一代诗风。散文方面的成就体现在鲁迅、李大钊等人创作的大量文艺短论(即随感录和杂文）和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许地山等人创作的抒情叙事散文(即“美文”），还有瞿秋白创作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通讯报道，出现了报告文学的最初萌芽。所有这些创作呈现出开创一代文风的崭新气象,充满了破旧立新的“五四”时代精神。1921年以后，还出现了“问题小说”、“身边小说”、“乡土文学”、“语丝文体”、“象征派”诗歌等丰富多姿的风格流派。这些社团流派的出现，表明了新文学的成熟和壮大。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局限彻底批判、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始终贯穿体现了个性解放、民主与科学并探索社会解放道路的启蒙思想主题；以农民、平民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等人物形象代替了旧文学主人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学观念的重大变化与文学语言、文体形式的革新解放，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审美价值取向和多元并存的接受心理基础。自觉地借鉴、吸收外国文学及文化的营养，形成了面向世界而又不脱离传统的开放性现代文学。部分新文学倡导者存在偏激情绪，对某些传统事物缺少具体分析，以致简单否定。2、第二个十年(1927～1937），丰收期，通常也叫“左联”时期的文学。表明文学创作达到了新的思想深度。茅盾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子夜》、《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等，还有蒋光赤、洪深、田汉、臧克家、丁玲、张天翼、叶紫、洪灵菲以及“左联”五烈士、东北作家群、中国诗歌会等等作家、群体的创作，都显示了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的辉煌成就。3、第三个十年(1937—1949），转折期，包括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前一阶段是抗战初期的文学。围绕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大量通俗明快、短小精悍的文艺作品,如街头诗、独幕剧等，也出现了一些大型的集体创作。后一阶段在解放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解决了文艺大众化等一系列“五四”以来重要的文艺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阶段。国统区很多作品在艺术风格上也努力向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扩展资料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内容第一个十年（1917－1927）：民主意识、科学精神、社会主义思想。第二个十年（1927－1937）：阶级解放意识，左翼革命文学的社会主义意识，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文学意识并存。第三个十年（1937－1949）：民族解放意识和人民解放意识，多地域、多元化、大众化的文学。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为主潮。代表作家鲁迅、沈从文、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张爱玲、徐志摩、闻一多、丁玲、赵树理、戴望舒、萧红、艾芜、钱钟书、艾青、路翎、穆旦等。主要作品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野草》。郭沫若的《女神》、《屈原》；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徐志摩、闻一多的诗歌；沈从文的《边城》、《柏子》；巴金的《家、春、秋》、《寒夜》；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曹禺的《原野》、《雷雨》；赵树理的小说；艾青、穆旦的诗歌；张爱玲的小说等。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现代文学

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嬗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二、先锋探索:非理性的文学触角三、身体感官:文学的感觉主义时代新时期文学搭乘着中国现代化、全球化的快车自身不断发生裂变,如今中国的文学概念要比当代文学前30年,甚至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丰富得多,文学的精神追求以及已经形成的品格逐渐表现出开放、自由、平等,且渐趋非自律化,在此我们且不轻率地做臧否评价。但是,我们期待的是在文学概念的转换和文学观念的嬗变中重建中国文学的精神价值,以便为中国文学的辉煌和走向世界奠定基础。

随心所欲

Why should I seek out mor

一、建国十七年文学:1949—1966年,即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时间,我们称之为建国十七年文学,建国十七年文学在文艺思想路线上继承了...

就是小说的种类多了。

贾平凹《怀念狼》、《废都》、《西去的骑手》、《花腔》、《解密》、《银城故事》范美忠：《活着》《山上的小屋》方方《风景》《埋伏》《行为艺术》《风景》刘恒《白涡》《狗日的粮食》

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

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时间划分：现代文学从1919年到1949年；当代文学从1949年至今。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诗、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体裁，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及结构组成上，都有新的创造，具有现代化的特点，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指的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它限定在“中国大陆”这一范围之中。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现今主要分为“社会主义初期文学”、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文学”、“中国先锋文学”、“中国自由文学”以及“通俗流行文学”等五大类。

根植在生活的沃土中 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九日在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个科学的口号 重放的鲜花 思想要解放，创作得繁荣 “歌德”与“缺德” “现在还是放得不够” 关于“向前看文艺” 也谈歌颂与暴露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解放思想要用思想 文艺要为政治服务 要善于刻画人物的灵魂 文学的新时期 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 新诗与现代化——在诗歌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关于新诗发展问题的一封信 令人气闷的“朦胧” 不可忽略形式及其规律——兼谈新诗的“朦胧” 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关于《崛起的诗群》的自我批评 自欺的“光明”与自溺的“黑暗” 先锋诗的“多事之秋”：世纪末的论争和分化 “意识流”是什么? 现代主义和“意识流”——从两篇小说运用的艺术手法谈起 小说出现新写法——谈王蒙近作 对一些文学观念的探讨 打破传统手法 广收博采，推陈出新 意识流文学东方化过程 创作通信 我的根 文化制约着人类 跨越文化断裂带 理一理我们的“根” “文化意识”和文学“寻根” 野蛮与文明：批判与张扬——当代小说中的一种审美现象 “文化”的尴尬 从“寻梦”到“寻根”——关于近年文学变动的札记之一 文化“寻根”与“寻根文学”——评一股文学潮流 寻根：回到事物本身 寻根文学：更新的开始(1984—1985) 通向“更加丰满”的路——关于新时期小说创作借鉴西方现代文学断想 中国近年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 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 中国与现代主义：十年新经验 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 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 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兼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 “向内转”：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与周崇坡同志商榷 “内”与“外”——由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讨论而引发的对话 为什么说“向内转”是贬弃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 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资料（中） 新的构建新的超越 面对文学试验的时代 告别一九八六 旋转的文坛——“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纪要 先锋：形式乎?情感乎? 博尔赫斯与中国当代小说 无望的救赎——论先锋派从形式向“历史”的转化 论格非、苏童、余华与术数文化 文学身体学 先锋文学、先锋批评在当代 先锋写作：方位调整与精神新生 极端的代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新潮小说观念革命之反思 面对一个文化现象的思考——论新时期小说中的性意识 情与欲的对立——当代小说中的精神文化现象 新时期文学的主潮 小说家言——在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 人道主义与自我实现——略谈新时期文学的两大主题 文学新思潮的主要审美特征与表现形态 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 文学：失去了什么 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 作家队伍的分化与重构 空心的文学——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白皮书 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 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魄力——论近期一些小说审美意识的新变 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 生存本相的勘探与失落——新写实小说得失论 关于“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主义：叙事的幻觉 新写实主义小说对西方美学观念和方法的借鉴 反抗危机：论“新写实” 无奈的现实和无奈的小说——也谈“新写实” 走向庸常——对“新写实主义”的进一步解读与反思 新时期文学的转型——关于“后新时期文学” “新时期终结”与新的文学课题 后新时期，纯文学的命运及其他 一个新的提法——关于“后新时期文学” 百无聊赖的“后批评”——也谈“后新时期文学” “新状态文学”三人谈 命名的“情结”——“新状态文学”论刍议 论“都市文学”的出现及前景 城市化进程与文学审美方式的变化——二00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在浦东新区艺术中心的演讲 历史颓败的寓言——当代小说中的“后历史主义”意向 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 反思·回归·奋斗——近年知青题材小说漫评 论知青作家的群体意识 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资料（下） 粗鄙——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一种文化现象 躲避崇高 以笔为旗 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 选择的自由与文化态势 人文精神问题偶感 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 再谈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及其他 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 关于“精神”的对话 直面俗世 文学“转向”和精神“溃败” 人文精神讨论之我见 值得纪念的一个事件 精神传统与文化焦虑 人文精神：一种文化冒险主义 中国当代文化反抗的流变——从北岛到崔健到王朔 拓宽现实主义文学之路——现实主义重构论之缘起 现实精神·现代意识·叙述话语——现实主义重构论 一个通往文学新世纪不可逾越的话题 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 "96收获与"97展望——关于“现实主义小说回流”的对话 不倦的探索与创造——对当前现实主义新写作现象的看法 九十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两次冲刺 写实风尚与艺术品格 对当前文坛四个问题的省思 追踪神秘——近期小说审美动向 反讽：结构与语境——王蒙、王朔小说的反讽修辞 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 刊情是一面镜子 纯文学期刊：改版能带来什么 王朔和余秋雨：我们时代的两个英雄人物 试论九十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 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作家创作的答问 批评人格的自渎与自救——关于李建军“直谏”引发争鸣现象的再思考 十部作品，五个问题 “池莉热”反思 官场文学成气候 文学要把握时代的表情——“文学时尚化批判”论坛纪要 “真实”的背面——评析《小说月报》(1980—2001)兼及“选刊现象” 三家文学选刊回应尖锐批评 当今文学审美趋向辨析 匮乏时代的精神凭吊者——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印象 一个值得关注的新作家群 欲望的舞蹈——晚生代作家论之三 个人化写作：可能与极限 在边缘处叙事——九十年代新生代作家论 关于“七十年代人”的对话 “新生代”的故事——《新生代作家小说精品》序 被遮蔽的“七十年代人” “80后”写作：偶像与实力之争 新活力：今日青年文学的高地 网络文学创作述论 互联网上的文学风景——我国网络文学现状调查与走势分析

晚霞消失的时候

"我"代表作者延安，我把你追寻》是我8年前的一首诗作，没想到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的第12册语文课本中。回忆这首诗的写作过程，心中再次涌起火辣辣的激情和沉甸甸的思索……。1968年，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陕西工作。我曾多次到延安参观采访。当时，正是十年动乱时期，延安的面貌变化不大。1974年我到延安采访，那里的人民依然比较贫困，我心里难过极了。归来后，写一首《延安，我为你哭泣》的诗，留在我的日记本上。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延安的面貌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延安人民丢掉了老牛破车，通了飞机、火车，窑洞变成了林立的高楼大厦，人民越来越富裕。1991年，我随中央电视台《黄河》创作组再次不定期到延安采访，参观了枣园、杨家岭、宝塔山、南泥湾等地，浮想联翩，遐思漫伸……我看到当年南泥湾开荒的镢头，在大生产运动中开垦出陕北的锦绣江南；我望着延河清澈的流水，这河水曾哺育了无数中华民族最优秀、最有觉悟的先锋战士；我闻着枣园梨花的清香，当年毛主席在这里写下了彪炳史册的革命雄文；我走进杨家岭“鲁艺”的礼堂，毛泽东那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回响在我的再边。追寻当年革命前辈的足迹，我更感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培育的延安精神是革命的传家宝，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时代发展了，生活富裕了，但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延安精神不能丢。延安精神既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理想，又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英雄气概。在我们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进程中，延安精神更要发扬光大，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更要提高精神生活的质量。 基于这种认识，我开始构思，创作了《延安，我把你追寻》这首诗。 诗写完后，1992年，收入我的诗集《人生之恋》(陕西人民出版社)，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评论家马莹伯撰文说：“这首诗以高昂的激情和生动的形象讴歌了延安精神，强调了改革开放条件下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极端重要性。”这首诗，1993年荣获全国诗歌“菊花奖”，1994年入选《新时期诗歌精选》。1997年选入5年制语文课本第10册，今后又选入6 年制语文课本第12册。 1992年，我来到深圳，虽然离开了生活工作20多年的黄土地，但延河永远在我心中流淌，融入我的血管，净化我的灵魂。 文章结构： 本课是一首新体诗，抒发了追寻延安精神的迫切心情。 第一段（第1、2节）写对于延安精神的追寻。第1节用了两个比喻来描写这种追寻。第2节用最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事物来描写延安。 第二段（第3、4节）写实现现代化需要延安精神。第3节用“高楼大厦”代表现代化。第4节用“航天飞机”代表现代化。 第三段（第5、6节）写追寻延安精神的重要。第5节主要从反面说明如果失去延安精神会怎样。第6节主要从正面说明为什么要追寻延安精神。 课文的写作背景：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曾经是党中央的所在地，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住的是土窑洞，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粗布衣，点的是小油灯。尤其是1939年至1943年期间，日军大举“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自然灾害的侵袭，使解放区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局面。但是，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在延安，各地进步青年纷纷奔向延安。当时延安的生活很艰苦，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因为延安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新体诗《延安，我把你追寻》，作者是祁念曾。 写作特点： 1、全诗的中心思想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歌颂表现出来的。如追寻“延河”，实际上是讲人们在延安度过的革命岁月；追寻“枣园”，实际上是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这里从事的革命活动。 2、这首诗的语言精炼，节奏和韵律比较鲜明。全诗压的是ang韵，听起来声韵铿锵。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培育的延安精神是革命的传家宝，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时代发展了，生活富裕了，但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延安精神不能丢。延安精神既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理想，又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英雄气概。在我们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进程中，延安精神更要发扬光大，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更要提高精神生活的质量。

一）大众化与多样化，这是新时期文学风格的特征之一。文艺民主就是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文艺的主人。随着文艺民主的日益完善，随着广大人民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新时期的文艺创作队伍越来越广大，文艺接受对象越来越多，这就使之出现文艺大众化的时代特征。文学创作的终极目的就是满足广大人民的精神需求，由于作家自觉地"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创作从不同的层面满足不同人生经历、不同人生感受、不同文化修养和心理素质、不同个性特征和审美趣味的活生生的个人，所以出现文艺多样化的时代特征。（二）民族化和现代化，这是新时期文学风格的特征之二。如果说"风格即人"，也可以说"风格即民族"。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性充分反映在新时期文学中。其文学心态表现出对民族兴衰的强烈关注，对伦理道德的热切执着，以及民族个体化、个体民族化的文学感知方式和表达方式。这使之体现出民族化的风格特征。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信息交流的迅速和频繁，使"世界文学"成为一种历史趋势。久经屈辱的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就是民族的现代化，中国文化在汇入世界文学中也一直有谋求现代化的强烈冲动。新时期文学主体意识的觉醒、文学观念的更新就是其风格特征的明显标志。（三）激昂与悲凉交织，这是新时期文学的风格特征之三。一个备受欺凌、贫苦落后的旧中国，今天终于成为独立自主、处于发展、强盛中的新中国。每当新时期文学表达振兴中华、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心爱的大主题时，"激昂"的风格色调便油然而生。我们"打开窗户""睁开眼"，直面正视中华民族有那么沉重的历史因袭、重载，而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的变革必然带有一双"沉重的翅膀"，全方位的改革势必会产生历史的"阵痛"时，"悲凉"无论是理智还是潜意识地就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另一基本色彩。激昂与悲凉的交织，会激励新时期文学的艺术风格更加鲜明、更加丰富、更加成熟

　　掀起新时期小说创作第一个热潮的，是一批深刻地控诉十年动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和心灵创伤的作品的涌现，这批小说被称为“伤痕文学”。“伤痕文学”的主体是短篇小说，包括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王蒙的《最可宝贵的》等。以叶辛的《蹉跎岁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也是“伤痕文学”中的成绩突出者。“伤痕文学”中还有一类作品，它们以讴歌革命战士坚持斗争、不屈不挠的高风亮节为主题；从维熙的被人称为“大墙文学”，取材于监狱生活的系列作品，是这部分小说的代表。《大墙下的红玉兰》是从维熙的代表作。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张贤亮的《土牢情话》、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等作品，是以赞美人民美好情操为主题的“伤痕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伤痕文学”亮出“伤痕”后，接下来自然就是对历史悲剧根源的探寻。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首先反思了极“左”思想的危害。此外，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刘真的《黑旗》、张弦的《记忆》、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蝴蝶》、古华的《芙蓉镇》等等，都是对历史事实的深入回顾思考，因此它们被称为“反思文学”。　　1979年，正当“反思文学”方兴未艾之际，蒋子龙以他特有的敏锐感觉和出色才识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他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以振聋发聩的思想和艺术力量，为新时期文学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枣“改革文学”。很快，“改革文学”的大旗下便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蒋子龙除《乔厂长上任记》之外，又陆续发表了《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此外，还有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夜与昼》，水运宪的《祸起萧墙》，张贤亮的《龙种》、《男人的风格》，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5号》，陈冲的《无反馈快速跟踪》，张契的《改革者》，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和《浮躁》等。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各条战线的人们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建国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青年作家，修复好“文革”中折断的文学翅膀，在新时期再次振翅高飞。邓友梅在新时期伊始就创作了《我们的军长》和被誉为中篇“开路先锋”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80年代后，他的创作转向对市民生活的描写，创作了《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等充满地方色彩和民俗风情的作品，表现了他独特的美学追求。　　汪曾祺以短篇小说《大淖记事》、《受戒》从逝去的年代里发掘蕴藏于各种人物身上的美好情愫，表达他对历史文化的见解。　　刘绍棠对“乡土文学”的倡导与实践，为新时期小说创作做出了独特贡献，代表作有《蒲柳人家》、《渔火》、《蛾眉》、《瓜棚柳巷》、《鱼菱风景》、《小荷才露尖尖角》等。　　陆文夫的“小巷文学”在让人们欣赏苏州小巷中人物的表演的同时，细细地体味人生的真谛。　　冯骥才的“文化小说”《神鞭》、《三寸金莲》等，以通俗的形式表达了鲜活的当代意识。　　何士光以清澈的忧郁细腻地刻画了普通知识分子的心理。代表作为《草青青》、《似水流年》。　　改革开放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启发了许多人回过头去追寻自己的文化传统，80年代中，一度出现了一股寻根热，这就是所谓的“寻根文学”,代表人物有：贾平凹、韩少功、李杭育、郑万隆等。其中虽不泛象郑义的《老井》这样的优秀之作，但仍有许多内容杂芜、手法怪异，令人费解的作品。　　军旅题材小说在新时期，题材相对独立而自身发展又始终持续不断并有所突破。80年代，徐怀中的《西线轶事》首先突破以往注意战争过程与场面的写法，通过主人公刘毛妹矛盾、忧怨、苦闷的内心世界，展示了历史伤痕与当代军人职责之间对立而统一的思想与情操。很快，新时期的“军旅文学”便拥集有：朱苏进的《射天狼》，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亚细亚瀑布》，简嘉的《女饮事班长》，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刘兆林的《雪国热闹镇》，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韩静霆的《凯旋在子夜》等大批优秀作品。新时期的“军旅文学”较之传统的军事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思想内涵丰富多样，人物形象与情感复杂深刻，叙事方法新颖独特。　　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另一支生力军，是在新时期步入文坛的青年作家，他们中间有铁凝、张抗抗、梁晓声、王安忆、孔捷生、史铁生、张承志等。王安忆以《雨，沙沙沙》为文坛所瞩目，它以抒情诗般的轻柔诉说着对理解和沟通的渴望；张抗抗的《夏》、《北极光》等对当代青年的追求、理想、个性进行了深入地触及；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等充满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感与社会人生意蕴；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让读者感到逝去的岁月并非一片空白；梁晓生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讲述着英雄毁灭后庄严升腾的价值观；孔捷生的《南方的岸》以对城市空虚的极度厌倦表达对人生真正道路与真实价值的追寻……　　由高行健、李陀等人提倡，经刘索拉、徐星等人实践的现代派文学发展很快，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等，从各自角度展示了一代青年在旧价值观废弃后找不到新价值尺度的茫然与混乱状态；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刻意追求与表现奇异、独特的艺术感觉；马原等人更多是在小说的叙事方式上下功夫。

中国现代文学从1919年到1949年，当代文学是1949至今，现代文学是三十年的时间，第一个十年主要是五四时期的自卝由、解放和个性；第二个十年是左翼为主，还有京派和海派文学，第三个十年是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思卝潮是适应现代性以及现代民卝族国家双重历史要求的产物。在现代性的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对现代性的态度也各有不同，于是就形成各种文学思卝潮的流变：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卝族国家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是对现代工具理性和现代城市文明的反卝动；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揭露和批判；现代主义是对现代卝理性的反叛以及对生存意义的反思。“五四”以前是中国现代文学思卝潮的滥觞阶段，形成了三种倾向：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争取现代民卝族国家的新古典主义，反思、超越现代性的审美主义。这三种文学卝潮流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思卝潮的发端，也影响了“五四”及其以后的中国文学思卝潮的发展。

新时期文学对人的重新发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时期文学不再以人物所属群体的共性来描写某个人物，而是更突出人物的个性。第二，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不再绝对化，新时期文学中的正面人物也可能有少量缺点，反面人物也可能做过一点好事。第三，新时期文学对人物的描写往往与历史进程、周边环境和社会背景相结合，以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人物、讲述故事，人物由原来形象单薄转变为形象丰满。因此，新世纪文学对人进行了重新发现，塑造了很多丰富、立体、多层次的人物形象。

新时期十年小说思潮的发展历程是（从思潮角度分析，而非题材角度，否则分类方法就有区别）：1“伤痕文学”（1977年——1979年），代表作《班主任》、《伤痕》2“反思文学”（1979年——80年代中后期），代表作《天云山传奇》、《剪辑错了的故事》3 进入80年初后，“改革文学”逐步兴起（其实“改革文学”从70年代末就有了，不过作品内涵还不够深刻），代表作《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4 从1983年后，“寻根文学”得到迅猛发展，代表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古船》5 80年代末，“现代主义、意识流”色彩的文学作品建立了在文坛的应有地位，代表作《蝴蝶》、《山上的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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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恢复和发展了革命现实主义传统。2、描写普通人的命运，表现和歌颂无产级、劳动人民的人情美、人性美。3、强烈的现代意识。4、艺术表现方法的多样化，大胆吸收和融合国外各种文艺流派的创作特色。

　　寻根文学可追溯至80年代初期，1985年，韩少功、阿城、郑义、郑万隆、李杭育等相继打出了“寻根”的旗子，他们反对一味追求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倾向，提倡把文学的“根”扎在本民族的岩层中。同时受到学术界的“文化热”影响，旨在追溯民族文化渊源，对传统文化予以审视、剖析和继承，文学史上称为“寻根”小说。　　金狗是贾平凹《浮躁》的主人公。　　所谓“问题小说”是指五四以后的几年间（1919－1925）年形成的一种小说类型或题材热，是指那些反映政治、道德、教育、婚姻、恋爱等人生问题的小说。问题小说在1919年上半年《新潮》作家的创作中已露端倪，1919年下半年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等小说的发表后，开始形成风气。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后推向高潮。　　所谓样板戏(model drama)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特殊的词语，是江青等人把当时一批文艺作品视为开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代表所赐的封号。“样板戏”一词源于《人民日报》1967年5月31日的评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而被确定为样板戏的文艺作品只有8个，它们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后来陆续出现的京剧《平原作战》、《龙江颂》等9部作品，不在“样板戏”之列，而被称为“样板作品”。

《受戒》赏析 本文叙述者意欲向读者叙述的是一种独特的生存环境中奇异的人情风俗及其人群的生活方式。首先，故事的行为“空间”——“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庵赵庄”这一符码，指称着两重涵义：庄上大都姓赵，庄上有一个庵。庄以族为名，是中国传统社会注重血缘聚居的一种反映；庄以庵名，则可见这座小小的菩提庵对庄上人家的重要性。“出和尚”便是这个地方的一大特色。 和尚象征着佛教，象征着信仰。“出家”当和尚意味着接受某些特定的“禁止”、契约规束。正是这些“禁止”、契约规定了和尚是不同于常人的、是“非常人”。在一般读者的眼里，和尚正是“不同的人”，是异己的“他者”。但本文向读者叙述的、明子家乡的和尚则几无“他者化”的特征，和尚的生活几与常人无别。一个人出家当和尚，接受的“禁止”规约还没有获得的“自由”多。当和尚可以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都管饭；一是可以攒钱，由和尚还俗娶媳妇是很容易的。有许多人出家当和尚好像正是出于这些“现实”的考虑，而几无信仰方面的需求。明子正是这样的。而要当上和尚却不容易，必须得是面如朗月，声如钟磬，还要聪明记性好。 在这一处地方，和尚与常人最大的不同处，只是和尚必须烧戒，需要做法事，而做法事却是要收钱的。人们对佛教的信仰似乎也就止于放焰口。宗教与信仰已经充分地融进当地的民俗风情、传统道德伦理资源构成的文化整合体中去。换句话说，佛教已被本土化、具体化为“当地”的宗教。信仰变成了当地人独特的信仰，和尚也是当地人特有的。在这一层面上看，小说本文表述的深厚内涵正是这种外来的宗教资源在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碰撞时、对抗以后的一种结果：宗教被接受，但是被消解式地接受，即被“本土化”，被本土文化所扭曲变形、整合吸收。 印度的佛教被本土化以后，形成了中国的佛教。中国佛教又分南、北二宗。北宗恪守教义，谨行教规，主张通过苦行修炼彻悟“佛性”，寻求超脱。南宗教派则认为人人心中皆存佛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通向“彻悟”、“佛”的道路上，人人是平等的。这一教派并不苛求形式上的清心禁欲，苦行修练，而着重于精神灵魂上的启蒙、顿悟。这种教义的盛行，与南方市民经济的普遍繁荣有着必然的联系。经济的发达引导的是生活上的享受需要，引导的是世俗化的生活方式。佛教为了赢得信仰，赢得信众，不得不向这些世俗的需求妥协，甚至刻意迎合这些世俗的需要。在明子的家乡，佛教的“代言人”和尚除了念经、做法事，着僧衣、剃光头受烧戒之外，似乎并无严厉的教义约束。 这一群貌似摆脱尘俗、超然世外的和尚居然同“俗人”一样地生活，这是令读者惊奇的。谁的家里兄弟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在这片区域，和尚被视为同箍桶的、弹棉花的、花匠、婊子一样，是一种职业，一种生存方式，物质的而非精神信仰的生存方式。和尚们一样地娶妻养子，打牌赌博，唱山歌小调，一样地杀猪吃肉。他们吃肉也不瞒人，杀猪就在寺庙的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只是宰杀之前要很庄重地念一道“往生咒”，为杀生搜寻一些经典依据而已。在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即使是在从事很神圣的宗教法事，如放焰口时，和尚们也像玩杂耍似的。年轻的和尚则趁机出风头，引得大姑娘小媳妇跟着私奔失踪。 “禁止”规约的淡化或隐匿，使这一群本应寻求灵魂超脱的和尚，也同样依恋着世俗化的生活，他们一面浸淫于经验的、体验的世界中，过着“俗人”的生活，享受着人性、人情焕发出来的欢乐与愉悦，一面追求着超验的宗教理想，皈依于一种执著的信仰。恰似身在淤泥之中而求自洁其身，这些和尚试图寻求生活享受与超越追求的统一，现实与来世的统一。正如废名的那首诗《海》所抒写的：海，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一个人（包括和尚）都可以通过自己的途径接近或达到“大彻大悟”——佛自身。明子与所有已经成为和尚的男子一样，并不刻意压抑自己本性的发展，恰恰相反，他正是顺从着人性的自然成长，追随着人性要求的召唤，在世俗/脱俗（超俗）的浑融一体中，不断地成长着。叙述者想向隐含读者暗示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从世俗中逃遁、解脱未必要脱离现实，远隔尘世。尘世之中自然的人生、透明的人性是可以与天、与大自然、与佛相通的。人性的自然舒展、欲望的适当满足乃是获取宗教超脱的条件与补充。 相当有趣的是叙述者对于“荸荠庵”这个名称的解释。这个庵本来叫菩提庵，是富于佛教意味的，但“俗人”们把它叫讹了，叫成了荸荠庵。这一讹称很具隐喻涵义，它代表着一种民间化的、世俗化的“阐释”（对佛教的解读）。庵里的和尚也接受了这种“俗称”。 这实际上是对于自己宗教信仰的一种有意的“省略”或“忘怀”。 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是俗人约定俗成的想法，可是荸荠庵住的却是和尚。这一看似荒谬的事实说明这里的和尚对于名份、形式是看轻的。而当地的人们，也对此习以为常，这正好印证了和尚的俗人化与宗教的世俗化。这些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读者阅读期待中和尚与佛教的神秘性与神圣性。 本文的主题是明子到善因寺去烧戒疤。受戒是出家当和尚的一种正式仪式，是一种很庄重的“典礼”。这一庄严的仪式在小英子看来无异于活受罪，无异于一种不人道的行为：“好好的头皮上烧八个洞，那不疼死啦？”然而小明子对这种仪式却不能不接受，尽管它确实违背了自然的人性，但是“受了戒，就可以到处云游，逢寺挂搭”，而不受戒只能是野和尚，小明子的心里已经能够理解受戒这一形式对于和尚的必要性。和尚虽几与常人无异，但和尚之所以是和尚，因为他必须会做法事，而他首先必须接受烧戒。但这对纯真少年看来，受戒并不是痛苦，它只是领取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而已，它只是“出家”“当和尚”的“入门仪式”。受戒这一抽象、空洞的能指符号是没有所指内容的。 外表庄严的善因寺是“禁止喧哗”的，到了这里谁也不敢大声咳嗽。和尚们都在吃粥，竟然不出一点声，但是小英子却不顾这些“禁止”，大声冲着正在吃粥的明子打招呼，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由此可见，尽管有禁令，有规约，但它们是宽松的，是可以被打破的。打破“禁止”并不会受到惩罚，也不会造成损害。所有被接受的规约乃是自然形成、顺乎人性的。它们对于“破坏者”不是惩罚，而是采取一种兼容的、接纳的姿态。正如荸荠庵山门上的那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事”。所意谓的“当地”的佛教信仰的基本的内涵就在于此。——“出家”是自愿的，超脱是人人皆能行之有效的。佛性自然，人人心中皆有佛在，这是一种本土化的宗教信条，就像荸荠庵另一副对联所透露的玄机：“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 小英子这一少女代表的是与和尚对立的“俗人”的代码，从她身上可以看到俗人对于宗教皈依的巨大解构力量。小英子保存着最为自然的本性——透明的性情，由这一带清秀山水培养起来的水一般的阴柔性情。她有着本乎自然的欲望，纯真的情爱。在她身上，似乎找不到焦虑或受压抑的阴影。她的焦虑与欲望被掩藏或装饰了起来，恰如那一片密密的芦苇荡子。小英子生存的空间是桃源式的环境。这一片空间里的人，与自然是充分混溶的。他们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忌讳”的约束。小英子初次见到明子，就很自然地把半个莲蓬扔给他吃，以后就熟如一家人，明子也老往小英子家里跑。小英子的母亲斥责明子时，径直叫他“儿子”，后来干脆把他认作了干儿子。明子帮着小英子姐妹画绣花，帮着做田里的农活，一起踩水，一起采荸荠……“男女授受不亲”的秩序被彻底打破了，少男少女在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里滋养起了一种最自然的相互依恋的情感。明子在善因寺受完戒，小英子驾船去接他。她不让明子将来去当方丈，也不要他当沙弥尾，明子都答应了。小英子接着更是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要给他做老婆，已当上和尚的明子眼睛睁得鼓鼓的，答应了。在这里，性爱被表述为一种如水一般流淌的、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本文自始至终渲染的这种古朴淳厚的民风得到了升华与深化。“受戒”与“情爱”这两个看似对立的命题在这里奇特地统一起来了。 作者汪曾祺在本文结束后署明：一九八0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一简单的“注脚”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一篇“次本文”。“次本文”也可以称为“第二本文”，是与“正式本文”（“正文”）平行存在的、对其进行“解构”说明的另一本文。正如《狂人日记》序言（以文言写成）对于“正文”（以白话写成）是一个“次本文”一样，汪曾祺在“正文”之后的这一说明，实际上“解构”了本文所提供的可能解释或表述。这一“次本文”意味着：本文所表述的可能只是一场梦觉，只是真实作者心目中的一种“理想境界”（一个“理想国”），它或许存在过，但已经永逝不复返了。1980年的作者在“当下”借助语言构筑的这一“话语空间”实际上只是一种情感的操练，试图“复活过去”、“重返旧时光”的一次想象性的努力。“次本文”也可能说明了真实作者跟当年居住在密西西比河畔的马克·吐温梦想成为一名水手一样，梦想追寻一种理想意境中的人们的生活。然而，梦既无从寻觅，唯有诉诸语言的想象才可能是真实的，于是《受戒》这一文本的产生，其全部用意似乎都在于圆满作者的那一个梦。

不知道

见http://www.xiaoshuo.com/readbook/0017280_3987.html

新时期文学一般指1976年后的中国文学，是我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根据其发展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我们又通常将中国当代文学划成三个部分： 一、建国十七年文学：1949—1966年；二、文革十年文学：1966年—1976年；三、新时期文学（1976年——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文艺思潮，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以卢新华的《伤痕》而得名，回忆十年浩劫带给人精神上的扭曲和伤痕的文艺思潮，他们成为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发轫之作，代表作：《班主任》、《伤痕》、《回答》、《哥德巴赫联想》。

新时期文学是我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指1976年以后的我国文学家创作活动，是指人们对“文革”后正在展开的文学的命名。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尤其是从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而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变化，从此被称为“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中文名中国新时期文学类 别文学时 代新时期国 家中国目录1 背景2 分类背景新时期散文发展的基本线索新时期散文在解脱了政治的束缚后向自己的本体回归，散文恢复了自主权和独立性。新时期二十年散文发展总的线索就是：从“本体复归”，到“异向分流”。（异向分流指散文充分的多元化、充分的个性化。）分类新时期散文大致可以分成两段，即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新时期文学是我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指1976年以后的我国文学家创作活动，是指人们对“文革”后正在展开的文学的命名。新时期散文在解脱了政治的束缚后向自己的本体回归，散文恢复了自主权和独立性。新时期二十年散文发展总的线索就是：从“本体复归”，到“异向分流”。——常识文学篇。

新时期文学显示出不同于新中国以往文学的新的时代特色：恢复和发展了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本是中国文学主要的潮流。新时期的广大作家痛切地重新确认“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抒真情，讲真话，首先成为诗人的箴言。直面严峻的人生，在客观世界矛盾对立的斗争中去把握现实的革命发展，既热情歌颂光明，也尖锐揭露黑暗，成为广大作家自觉的创作趋向。在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中，革命现实主义日益成为创作的主流。正由于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化，这时期文学作为反映时代生活的优点与弱点的一面镜子，它的真实性和认识价值都大大加强了。扩展资料：新时期文学的这种开放的格局是过去所没有的。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双百”方针，加上思想解放运动使文学创作中革新精神普遍高涨。因而,这时期不只文学理论批评空前活跃,诸说蜂起，而且创作探索不断突破种种人为“禁区”和模式。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以及创作题材、主题、人物、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进而引起文学观念的多样变化，成为这时期文学的突出现象。而在多意向发展中主流仍然沿着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健康轨道前进。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新时期文学

1.大众化与多样化。文艺民主就是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文艺的主人。随着文艺民主的日益完善，随着广大人民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新时期的文艺创作队伍越来越广大，文艺接受对象越来越多，这就使之出现文艺大众化的时代特征。 2.民族化和现代化。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性充分反映在新时期文学中。其文学心态表现出对民族兴衰的强烈关注，对伦理道德的热切执着，以及民族个体化、个体民族化的文学感知方式和表达方式。 3.激昂与悲凉交织。一个备受欺凌、贫苦落后的旧中国，今天终于成为独立自主、处于发展、强盛中的新中国。每当新时期文学表达振兴中华、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心爱的大主题时，"激昂"的风格色调便油然而生。

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嬗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文学创作的理性思维“文化大革命”结束,当代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转折。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现实的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发生重要变革。文学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对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清理和反思,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执行的文艺的指导思想、创作原则、表现模式等有选择地进行突围。需要指出和耐人寻味的是,文学的这种变化是在一种理性思维的基础上发生的,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反其然,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文化大革命”时期实际上是一段疯狂和非理性的历史,“文化大革命”的嘎然终止在人们思想和心理上造成暂时空白,人们梦醒定神之后便不能不冷静回忆思考噩梦中的经历。1977年,刘心武发表小说《班主任》, 1978年,卢新华发表小说《伤痕》两者都揭示了“四人帮”在人们生活中投下的阴影,作品发表后在文学艺术领域引发了多方面的震动,成为后来伤痕文学的代表。其他有影响的作家还有茹志娟、陈国凯、金河、叶蔚林、冯骥才、古华、鲁彦周、路遥等。伤痕文学算得上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颇具影响的文学概念。伤痕文学单就字面本身即与新中国以后的文学标签和命名有巨大差别,本质上更是对“文化大革命”中以“三突出”为代表的歌颂文学的反叛。浩浩荡荡、轰动世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扎根于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纷纷返城,作家特别是有着知青经历的作家们也开始了艰难的反思。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年轮》、《雪城》,张承志的《金牧场》, 从维熙的《北国草》, 叶辛的《孽债》,都深刻探讨了“知青运动”产生的巨大影响,生动记录了只属于那个年代的无法复制和再现的悲欢。知青文学在文学意识上的突破是,它没有在臧否之间简单地做单方面的选择,而是在回溯那段许多人经历的历史的时候,既表达了历史的浪漫、雄浑、悲壮,又述说了特殊生活经历的无奈、艰辛、痛楚,反映了历史狂热之后人们的一种理性化思维。它实际上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内在的某种程度上的突破。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的一代知青小说影响力减弱,知青文学成了当代文学发展史上观念演变的特有名词。改革文学完全是紧贴着现实的步伐和改革的魂魄兴起的。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震撼着每个人的灵魂,作家们从对历史(知青运动)的关注中回过神来,开始关注现实中的改革与发展。以中国的改革为创作题材的文学作品渐成阵势。开山之作应该首推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改革文学由于是新时期文学创作倾向发生变化之后最先关注和表现社会现实的一类文学作品,并且在表现改革实践的过程中不回避改革的沉重和矛盾,因此能够引起主流社会和下层民众各阶层的共鸣,一时间它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大大超出了文学应有的疆界范围。不可否认,改革文学的轰动与其附依在社会改革的项背之上有直接的关系。之后,改革文学尽管很少再被提起,但近年的众多部反腐倡廉作品,都与此一脉相承。改革文学观念上的意义与它所承接的社会改革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它必然成为新时期文学观念嬗变的一种动力。最能体现新时期文学创作理性思维的是寻根文学。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全面向广度和深度拓展,社会的裂变触及到所有领域。面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国文学(文化)沿着什么样的路径前行,又向何处发展? 引起了一批具有忧患意识的作家和人文学者的强烈关注和深切思考。1985年,韩少功的论文《文学的“根”》发表,可以看做是赫赫有名的寻根文学的存在宣言。作家们开始了对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他们坚信“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寻根正是他们要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这一阶段好作品层出不穷。刘心武的《钟鼓楼》,冯骥才的《三寸金莲》,邓友梅的《那五》,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孩子王》,其中好多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这不能不说与作家和作品所表现的传统的、民族的、地域性的特色文化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个过程及未来发展看,寻根文学也许具有真正的独特价值。因为无论如何它在寻找文学(包括文化) ,而且是在中国和世界的背景下冷静地思索和审视文学,就这个意义而言,文学身影的放大和文学本质的回归是可以期待的。二、先锋探索:非理性的文学触角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文学也许需要像其他社会现象那样伴随整个社会的变革不断地发生变化。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改革的深入催化社会结构渐趋全面松动,社会价值体系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市场的作用和价值导向正在显现,另一方面是市场作为开放中的中国社会构建的重要机制并未得到正式的确认和命名。但是,原有的均衡打破,利益关系重新调整,新秩序仍在怀胎酝酿,就像价格双轨制一样,社会处于一个非完全有序的状态。正如主流社会的判断,改革处在关键时期,社会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在这一情势下,文学观念的反省、调整的步伐加速,作家有可能向‘通俗小说"等大众文艺的方向倾斜,但也可能转而更多面向‘文学自身",探索的势头得到加强”。文学的变化的显性脉络是:文学观念和文学表达的非理性化。文学的这种明显特征应该说是与此时的社会现实图景完全吻合的。社会的非完全有序状态使得生活显得非常冗繁,改革阵痛让人惊悸而又无奈,生活的噪杂与社会心理的紊乱似乎让人无法进入理性状态,主要由政治家把握的社会发展方向和社会构建的新图景只能拭目以待。作为以形象表达为主要手段的文学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阐说者和论证者,而只能是社会现实的感知者。由一系列文学概念显示的文学非理性化呈现则是必然的。第一,新写实主义。在此之前,作家一直关注着社会生活的大气候与大变革,从池莉等人开始,鸡毛蒜皮的市井生活成为作品的主题,“新写实主义”让文学从宏观进入微观,这对于大多数敏感、细腻、具象思维胜过抽象思维的女性作家来说,可谓找到了创作突破口。池莉的《烦恼人生》、《来来往往》,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平凡琐碎的生活经过作家以无所不在的自由人的角度叙述,让读者找到了更多共鸣。新写实主义实际上是文学观念转变和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迂回策略。它主要让文学避开在社会发生重要嬗变时期文学难以言说的社会本质的表达,从而又不至于让文学在纷繁的社会现实面前失语。平凡琐碎的现实生活的描述让文学获得了体面。第二,先锋派。与那些紧跟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文学概念有明显区别,文坛第一次出现了单纯以审美为目标的文学概念———“先锋派”。先锋派的作家受西方文化影响较重,特别重视“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表现形式。谌容的《人到中年》,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莫言、格非、余华、苏童、叶兆言,都从此时开始进入读者视野。先锋派作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度过童年,因此并没有深刻的伤痕存在,这让他们转而从形式上寻找突破,并最终从“先锋派”转型上,踏上各自的创作路程。“先锋派”虽然以审美为追求目标,但这种追求是以作家自我主观的感知为原本依据的,单就这些作品表现形式的选择就非常能说明问题,因此,它并非是一种完全的真正的理性化追求。第三,新历史小说。历史在此前通常只有一种说法。在经历了先锋派的新奇体验以后,作家们则在“文以载道”之外,又回复了古代文人一直就有的探究精神和批判精神,他们试图对历史重新认识,于是出现了“新历史小说”。苏童的《妻妾成群》,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作家们在这些作品中,已经有了自己认识和书写历史的勇气,取代了传统的历史小说,且在后来慢慢成为历史小说创作的规范。新历史小说与其说是对历史的表达,不如说是对历史的解构,它完全放弃了对历史的理性思考,在轰轰烈烈中把历史撕成碎片,只有放大的几个人物组接的若干故事。第四,调侃文学(京味文学) 。中国新时期文学在10中经过颠覆、重构,并且在中国社会大格局的碰撞中似乎已经正经、理性不起来了,而人们对文学的面孔和表现似乎也有了新的期求,这不得不让文学苦思冥想如何做“人”才能让人喜欢。于是,文坛出现了以王朔及其作品为代表的调侃文学或者说京味文学。不可复制的语言,直白流利的行文,嬉笑怒骂的冷幽默,文学此时不再端着架子居庙堂之高,彻底被拉下马来,“调侃文学”深入人心。调侃文学使得文学的非理性化倾向达到新高。三、身体感官:文学的感觉主义时代1990年代,中国社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市场机制开始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广泛发挥作用。同时,中国的发展以及进一步融入世界,使中国社会日益繁荣,物质日益丰富,消费和满足消费成为现代生活最显著的特征,物欲让世界膨胀。在生活就是一种感觉,幸福就是一种感觉,甚至健康就是一种感觉的口号倡导下,我们便全面进入感觉主义时代。似乎就是在这个感觉主义的意念下,我们正在全面构建一个可感的世界。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世界进入读图时代,声像构造成为现代社会最为突出的文化景观。现代化似乎就是各类图像的拼排。日常生活审美化则使声像构造成为现代社会的合理化需求。而市场化则使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将被纳入市场的规则之中,并且都存在着升值的机会。无疑,文学没理由也不可能逃脱市场的游戏规则。更重要的是,文学的视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市场的作用不但让文学考虑怎样写,还要考虑写什么。有市场有需求的东西都成了文学表达的内容。文学不再仅仅是可以理解的精神产品,也是可以感受感觉的商品。文学也进入了感觉主义时代。第一,身体写作。如果说之前所有的概念都是“形而上”的精神层面,那么“身体写作”彻底变为了“形而下”的物质层面,崇尚人的身体感官,追逐脂粉气、铺陈身体的美艳与性感,以情感游戏和性感受作为文学热衷表现的内容,力求以身体的突破,达到精神的突破,从而突破文学作品固有的程式,棉棉的《糖》、卫慧的《上海宝贝》最能代表,而其后更多写手的追趋则暴露了大众的猎艳心理,对文学形成了冲击力,被人们冠以香艳文学的“美誉”。身体写作中某些作品的出格描写,一直为人所诟病,备受争议。身体写作的诞生及其轰动,体现了文学自身的自由、随意和文学市场的开放。第二,美女作家(美男作家) 。美女作家这个概念,和身体写作是有些重合的,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身体写作”仍然关注的是写作本身,而“美女作家”以及后来的“美男作家”则完全抛弃用作品说话的规矩,对作家的外表给予了充分关注。假使套用钱钟书先生的话,可以理解为:不管鸡蛋有没有营养,下蛋的鸡漂亮就行。第三,八零后。2003年,八零后概念来势汹汹,其作者都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数出自网络或者新概念文学大赛,作品因为生活阅历尚缺,更多的是对内心敏锐感觉的过度关注。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虽不是凭借这个概念出名,却被公认为八零后的三驾马车。2004年的深秋,他们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写手宣称自己不属于八零后。在推出了李傻傻、孙睿、春树等人之后,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要概括八零后的风格和影响,可能只是泡沫过后的一片虚无。第四,病痛文学。在毕淑敏的备受争议的《拯救乳房》(关于乳腺癌)之后,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赵玉泓的《中国第一病》(关于乙肝)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了台湾作家许佑生的《晚安,忧郁》(关于抑郁症)u22efu22ef更多的以疾病为主题的小说和纪实作品出现,共同以疾病为背景,以患者为主人公,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更容易引起共鸣和关注。病痛文学将是一个长期的概念,文学作品只是一种形式,更渴望达到的,是全社会对病人的关注,共同营造没有歧视的生存环境。新时期文学搭乘着中国现代化、全球化的快车自身不断发生裂变,如今中国的文学概念要比当代文学前30年,甚至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丰富得多,文学的精神追求以及已经形成的品格逐渐表现出开放、自由、平等,且渐趋非自律化,在此我们且不轻率地做臧否评价。但是,我们期待的是在文学概念的转换和文学观念的嬗变中重建中国文学的精神价值,以便为中国文学的辉煌和走向世界奠定基础。

“新时期文学”一般认为从何时开始:A.1976年B.1949年C.1966年D.1980年答案A

新时期文学显示出不同于新中国以往文学的新的时代特色：恢复和发展了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本是中国文学主要的潮流。新时期的广大作家痛切地重新确认“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抒真情，讲真话，首先成为诗人的箴言。直面严峻的人生，在客观世界矛盾对立的斗争中去把握现实的革命发展，既热情歌颂光明，也尖锐揭露黑暗，成为广大作家自觉的创作趋向。在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中，革命现实主义日益成为创作的主流。正由于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化，这时期文学作为反映时代生活的优点与弱点的一面镜子，它的真实性和认识价值都大大加强了。新时期文学的这种开放的格局是过去所没有的。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双百”方针，加上思想解放运动使文学创作中革新精神普遍高涨。因而,这时期不只文学理论批评空前活跃,诸说蜂起，而且创作探索不断突破种种人为“禁区”和模式。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以及创作题材、主题、人物、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进而引起文学观念的多样变化，成为这时期文学的突出现象。而在多意向发展中主流仍然沿着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健康轨道前进。

1 入世精神与颓废情怀　　中国古典文学的思想内涵很丰富，新时期小说中表现出的古典文学思想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家传统的入世精神，二是士大夫的颓废情怀。　　中国古典文学受儒家思想影响严重，带有很强的入世精神和社会参与色彩，“文以载道”的思想贯穿于整个文学史中，文学也因此被人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种入世精神的极端表现是直接为政治服务，其边缘则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体现。遍观中国古典文学史，很少有纯粹个人性的创作，作品中无不寄寓着作家的社会化关怀，表达着各种各样的政治或文化理想。从《诗经》、屈原开始，经过杜甫、范仲淹、魏源等的衍变，更形成一股忧国忧民、担当道义的优秀传统，也传达着重教化、重社会功用效果的文学精神命脉。古典文学的入世精神在五四新文学中被以“文以载道”的面目受到挞伐，但实际上，五四文学并没有真正将它丢掉，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五四作家们所真正批判的其实只是古典文学所载之“道”的内涵，文学为现实服务的基本精神依然是保持着的——文学不应该维护传统的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而应该为现实中国的变革和强大服务。就小说而言，梁启超的小说革命观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五四作家们：“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兴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7]五四文学的主导倾向依然是面向社会和大众的“为人生”，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和现实批判则始终是五四文学最显著的思想特色。这当中尽管灌注了许多新的现代思想内涵，但底子上依然蕴涵着古典文学的某些精神印记。　　新时期小说，尤其是新时期初的小说，同样表现出很强的入世精神。这一点在作家们的创作思想方面表现得很明确。尽管作家们一般都不直接提古典文学传统，但在谈论自己的文学志向和对文学的认知时，几乎无一例外要谈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将文学与政治和责任感密切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实际上，作家们的思想内核中已经内在地体现着古典文学的入世思想。如周克芹所理解的文学是“时代风云、群众生活所给予作者感情影响的形象见证，个人与时代的结合的一个最真实的证物”；[8]高晓声谈到自己中断创作20多年后返回文坛的第一篇作品《“漏斗户”主》时，明确表示为农民呼吁的创作责任感：“我写他们，是写我心”[9]；蒋子龙同样将自己的创作与现实需要密切联系起来：“《乔厂长上任记》是‘逼"出来的。是被生活‘逼"出来的，是被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四化的责任感‘逼"出来的……”[10]　　入世精神同样体现在创作当中。从小说主题而论，新时期小说最典型的体现是浓郁的教化意识。新时期许多小说蕴涵着明确的教化观念，小说被当作思想教育的工具，被用来传播各种社会文化意识。刘心武的《班主任》、《醒来吧，弟弟》等作品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想，也正因为如此，充满说教色彩的《班主任》被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之作，成为了一个时期文学的典型。除刘心武外，其他作家的创作也基本相似，像名噪一时的张贤亮、从维熙，就是将苦难作为道德说教的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再如历史类小说，如《李自成》、《星星草》等作品，也都是遵循中国传统历史著述的“资治通鉴”思想传统，总结历史教训，以历史来引导、服务现实，是这些作品一致的主题。而且，历史小说的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90年代，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唐浩明的《曾国藩》，熊召政的《张之洞》、《张居正》等作品，也遵循类似的历史观，是传统历史著作（小说）思想的现代体现。　　从小说内容而论，则表现在小说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联上。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与现实的政治变革有着密切关系，或者说小说的内容变迁紧密地跟随在时代社会的解放和发展后面。从最初的“伤痕”到“反思”，再从“知青小说”到“改革文学”，新时期小说的每一律动，都与社会现实、与政治文化的变化有直接的对应，参与着社会政治的变革和文化观念的解放。而像“人道主义”等具有批判性的文学潮流，实质上也在传达着另一种政治观念，体现着作家们更具独立性的社会关怀。此后，90年代后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官场小说”以及新世纪的“底层写作”等小说创作潮流，也都与现实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密切联系着作家们的现实参与和社会责任意识。　　进入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后，新时期小说的文学精神有一定的变化，传统的入世精神受到一些作家的批判和嘲讽（最典型的是“新历史主义”小说以新的历史观解构和嘲讽着传统的历史小说），其表现也有明显的衰退。与此同时，另一种与古典文学有着密切渊源的精神在悄然兴起，成为时代性的文学潮流，这就是传统文人的颓废意识。　　“颓废”不是完全的中国文学特征，甚至说，这一概念本身就来自西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中没有这一思想存在，相反，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很强的颓废内涵，并在此后的发展中与儒家、佛教思想相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浓郁士大夫气息的悠久传统，也构成了自己的独特特征。大体而言，中国文学中的颓废更多旁观冷嘲的姿态，也与隐逸享乐的心态联系得很紧密。这与西方的颓废思潮往往带有厌世色彩，并与唯美思想结合在一起，构成一定的区别。因为中国文学的颓废往往是传统儒家思想失败后的产物，受主流儒家思想影响，知识分子普遍将实现社会责任抱负作为自己的基本追求，但是，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而要能够顺利达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转换也有相当的难度，于是，许多人在失意情况下，会放弃儒家思想，陷入虚无和怀疑的人生观中，沉湎和满足于个人世界的小情趣中，其生活带着虚幻而放诞的色彩，其文学也就典型地表现出中国文化的颓废思想。另外，中国文学的颓废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矛盾和困惑。因为在长期的文化积累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意识的强大而持久的，一般人很难遽然摆脱这种思想的影响，也就导致中国文人的颓废往往是不彻底的——就像中国历史上许多隐士一样。颓废文学精神在魏晋士大夫阶层中有集中的反映，鲁迅的《魏晋文学及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作了非常透彻的论述。当然，不只是魏晋之际，庄子的文学作品中就包含着颓废思想的内核，明末文学是其更极端的泛滥。　　新时期小说颓废思潮的兴起与时代文化的嬗变有密切关联。8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与此同时，商业文化进入中国并迅速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社会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在这当中，文学一方面被推下了原有的政治依附者位置，并被暴露出依附时的虚伪和造作之态，使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另一方面，伴随着精神文化的失落大潮，文学逐渐失去了其精神信仰的生存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新时期作家的人生道路选择固然是五花八门，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是四散逃离，传统文人的颓废思想自然会在一些作家身上暴露出来。这一点，正如有学者对晚明文学的分析，“古代儒家传统的理想人格是以修身为本，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使人成为能够安贫乐道、道德完善的正人君子。……到了晚明因为程朱理学逐渐失去了崇高的地位，个性之风崛起，晚明文人追求个性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有规范性的完美人格的兴趣，他们更为欣赏的恰是有特点的狂狷癖濒的文人才子性格而不是完美的圣人人格。”[11]　　宽泛一点说，80年代的“先锋小说”精神就具有一定的颓废色彩。作家们意识到文学在现实中的无力局面，转而以对形式的追求来抗击现实，其中包含着某些传统文学的颓废色彩。有学者的论述是准确的：“正是出于同样的对沉郁、颓废的审美偏爱和内心渴求，叶兆言和苏童才一起踏上‘怀旧"的艺术之舟，驶向过去的‘死亡"的时间河流。”[12]然而，真正具有典型意义，或者说开启了新时期小说颓废潮流的是90年代初期的贾平凹。他在80年代曾经涉猎过改革、“寻根”等题材，其创作中不无“载道”的痕迹，但在1992年问世的《废都》中，他敏锐地表达了文学边缘化后知识分子的颓废和无奈主题。作品中庄之蝶的颓废和死亡，以及整个西京文化界的衰败，传达出作者强烈的文化失败感和虚无主义精神。就像小说在表达方式上借鉴了晚明的著名小说《金瓶梅》，其精神也直接承接着晚明的颓废传统。　　贾平凹的这一创作精神在90年代后有非常广泛的继承者，其代表是比他更年轻的“晚生代”作家，主要有韩东、朱文、张旻等。与贾平凹一样，这些作家也感受到传统文学体制崩溃后的虚无，但相比之下，他们对传统体制的依赖要少了许多，并且，他们对残存的文学体制表示了一定的独立精神，也有更高的文学抱负，然而，他们在内心深处还没有真正摆脱现实体制的限制和压力，于是，就往往借助于性、虚无、唯美等颓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的反抗。具体而言，他们的创作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生活观念上的虚无态度。他们的主人公往往对现实不满，却无力改变，于是选择性和虚幻等方式作为反抗社会的方式；二是强烈的个人主义。他们所关注的基本上局限于个人命运和生存价值，很少思考与社会有关的事物，也很少直接写到个人以外的现实生活；三是艺术上的文人情调。虽然作家们的创作存在较大的个人差异，但总体而言，他们对个人生活的沉湎往往透露出一定程度上的传统文人情调，或者说是自我欣赏、自我陶醉。　　需要指出的是，新时期小说家所表现出的古典文学精神并不是单一和纯粹的，他们的创作精神与现实主流政治思想，与现代西方文化和文学观念都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说这多种因素已经融合成一个整体，很难进行简单的分离。比如新时期小说中的入世思想中就包含有现代启蒙精神，也与现实政治观念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想有直接关联；同样，颓废思潮也包含有现代消费文化的影响，带有后现代文化的浓郁印记。甚至可以说，颓废文学思潮在新时期小说中的泛滥，其精神兄弟就是消费文化在中国的方兴未艾。　　反思：文学的传统与现代　　对于新文学来说，与古典文学的关系牵涉到其基本特征和精神来源。正因为这样，自新文学创始之日起，不断有人对此作过思考和探讨。鲁迅、茅盾、沈从文、王瑶等著名作家和学者都专门发表过意见，近年来，又有郑敏等作家和学者进行深切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对新时期小说与古典文学关系的思考，必然不可能只是关乎小说自身，而是必然要联系到新文学的历史和传统，联系到新文学的特征和发展走向。　　一、解放观念，以更开放的观念对待古典文学传统；　　正如前所述，新文学传统一直以批判和疏离的态度对待古典文学，对此，过于苛责前人是没有意义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时代提出了不同的文化要求，五四时代迫切需要去旧迎新，学习西方是它的首务。但是在今天，确实需要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古典文学传统。　　这首先与时代文化特点有关。今天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时代，商业文化正在将整个人类文化纳入其轨道和规划中，在这一背景下，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具有特殊的意义，文学也应该调整自己与传统的关系，彰显自己的民族个性。经过几千年的繁衍，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它的身上，承载着中国文化的独特品格，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凝结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个性。保持民族文学（文化）的特点，必然对悠久的古典文学进行重新审视，汲取其深在的民族品格和文化个性。“当恢复我们对于旧文学底信仰，因为我们不能开天辟地（事实与理论上是万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够并且应当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房屋。……我们更应了解我们东方底文化。东方的文化是绝对的美的，是韵雅的。”[20]闻一多的这段话虽然说于上世纪20年代，但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　　在对古典文学的思考中，需要对“现代性”概念作出新的思考。现代性是时代潮流，但是，是否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现代性就是简单的进化论线性发展，已经越来越遭到人们的质疑。文学的现代性的问题尤其复杂。作为一种独特精神产品，文学的评价绝对不能以简单的进化思维来进行，文学不是现代一定胜于前代，而是各有特点和价值。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发展得最成熟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它的独特审美价值在今天依然有悠长的魅力，丝毫没有失去意义。　　最后，还要考虑到文学的基本创作规律。美国诗人艾略特曾经特别强调传统意识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21]确实，任何时代都不存在没有承继的创作，作家的承继不是东方的，就是西方的，不是中国的，就是外国的，他不可能有更多的选择。在这个方面，一个作家能否与传统（古典）文学建立深层的精神联系，确实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民族生活反映的深度，影响到其成就的高低，就新文学小说历史而言，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家都得益于古典文学传统，鲁迅、沈从文、茅盾、张爱玲、孙犁……几乎无不与古典文学保持有深刻的联系。反过来说，受时代文化要求，“十七年”小说对古典文学传统较多地疏离和批判，主要从民间文学传统中吸取营养，尽管其创作也有其特点和成就，但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艺术意境上却有明显不够[22]。借鉴前人，我们没有理由割断历史，对古典文学持简单的菲薄和拒绝态度。　　与之相直接关联的还有新时期作家的创作持续性问题。这一问题为许多研究者所关注，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则众说纷纭。我以为，作家传统文学修养的深厚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作家文化积淀的是否深厚，对民族审美传统体会的是否深刻，以及是否能够将现代艺术和传统（民族）风格融合在一起，决定了作家创作生命力的长度，也决定其创作持续力。　　二、以更科学的态度甄别和继承古典文学传统；　　保持传统，并不排斥创新，并且也绝对不是完全追随传统，而是应该坚持科学地反思，有选择有甄别地看待和吸取。具体来说，我以为，应该遵循两个基本的原则。　　首先，以现代精神为主导，侧重精神的吸收，不做简单的回归。中国古典文学内涵很丰富，其中有适应新时代者，也有落伍于时代、应该被淘汰者，需要有理性客观的取舍。从精神而论，入世精神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大特点，有其积极价值，但是如果一味追求而不知批判，就很容易失去文学应有的独立性，沦落为政治或其他的工具，必然会为时代所淘汰。新时期小说在80年代表现出的教化文学观念兴盛一时，却在90年代后迅速衰落，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辨析清楚对传统教化文学观念精华与糟粕的取舍。形式方面也是一样。古典小说的章回体形式，以及传奇性、故事性等特点，都不宜作简单的回归。“新笔记小说”可以作为一个范例。它虽然曾兴盛一时，但却没有保持足够的生命力，并且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可，与其形式本身的局限有直接的关系。这一形式也许适合反映古代文人的生活情绪和奇闻逸事，却不能反映更广大的、迅捷发展的生活，也难以传达出现代的人文思想。我以为李庆西的话是有道理的：“‘新笔记小说"的价值或许在于，它为今后小说的形态发展进行着艺术准备。它在艺术的高级层次上对小说技巧作出了富于诗意的概括，指导着小说审美关系和叙事形态变革的可能途径。”[23]同样，现代文学时期，废名的“诗化小说”也足以作为教训。他的《桥》、《莫须有先生作飞机》等作品完全走传统抒情文学的路子，忽略了现代小说的基本特性，虽然个性独特，却失去了读者，并不成功。相比之下，沈从文对古典文学的态度更为灵活，融合的现代因素更多，成就也更高。　　其次，立足于现实，立足于生活。传统不是抽象存在的，它既存在于文学典籍之中，更存在于现实人们的生活和文化中。离开现实去追寻缥缈虚幻，只能得到空虚而不是切实，也不能将传统活用，探询到既合于现实又蕴涵独特民族审美特征的道路。而且，传统是全面的，它不只是古典，也不只是民间和现实，应该是它们的集合。我以为，新时期小说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不足。以语言为例。从基本方面讲，“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不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入手，都可以从中推导出另一个方面。这是因为，智能的形式和语言的形式必须相互适合。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24]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古典文学的语言（包括文言文）作简单的否定和割裂，虽然它已经在生活中死亡，但它既有独特美学效果，又凝聚着民族文化精神，对今天的文学创作和语言发展都依然有借鉴意义。然而，简单地模仿显然是错误的，毕竟，这种语言已经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不具有表达现代生活的直接价值。它必须融合于现代口语中，将生活语言和文言文的韵味结合起来。鲁迅曾谈过他小说的语言：“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大家能懂的句字，成为四不象的白话。”[25]事实上就是文言文与现代口语的有机融合。新时期小说中，贾平凹等作家对古典小说语言进行借鉴，方法不无意义，但却没有与现实生活作很好的融合，反而是有所隔离，显得过于拘泥和做作，我以为是失败的。此外，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李锐的《银城故事》等作品，尽管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和学习是有意义的，也有独到的收获，但也存在着为形式而忽视生活的缺陷。没有现实生活的真实血肉，吸纳了再多的古典文学因素，也只能是显得僵硬而不自然，其等而下者，则会流露出模仿和编造的痕迹。　　三、深化与超越传统，寻找到真正独特的民族文学精神；　　传统不仅仅是被继承的，它更需要深化和超越。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鲜明个性，体现了真正独特的民族文学精神，才能在整个人类文学世界中显示出自己的显著特点。这种个性既体现在题材、关注角度、艺术方法等外在方面，更是内在精神、审美特征的体现，是对生命的理解方式和独特美学精神多方面的合一。只有形成了独特民族个性传统，才会抵达民族文化的深处，才能显示自己无可替代的特征。这里有必要辨析一下传统个性和世界性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人类有共同的关注和命运，世界性才是人类文学发展的方向。我的看法略有不同。我以为，文学当然要有对人类的、世界的关注，但是，任何的关注角度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实在的，也就是要通过具体的生活和具体的美学视阈表现出来。这种具体就是民族的（这里民族的含义与通行的民族概念要更扩大些，大抵是文化的含义）。只有民族的个性，才能体现文化的丰富，也才能真正抵达人类精神困境的深处。　　从人类历史看，每一个成功的民族文学都有其独特个性。如德国文学的哲学性；俄国文学的神性；美国文学的世俗性等。如何对传统进行深化和超越，自然不是这里可以简单阐释清楚的，但在保持传统精神的基础上，与现代、与生活相融合，应该是其重要的前提。在这方面，日本现代文学是做得比较出色的。它很好地吸取了传统文学的精髓，又有丰富多彩的个人风格和生活题材表现，是传统与现实的融会，也凸显了日本文学的独特审美传统。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作家虽然个性不一，但他们共同体现了日本民族很多独特的精神，其审美中更可以看到《源氏物语》、《枕草子》等日本传统文学的影子。　　关于中国文学的传统继承和超越，我以为有两个特征应该予以充分的考虑。一是精神上的现实关注，二是美学上的诗性特征。中国文化以关注现实、缺乏超越性为特点，这当然有不足，有需要突破和创新的一面，但它并不完全是缺点而是其个性所在，对人类现实生存的关注并非不能抵达文学的深邃处（《红楼梦》就是显著的例子）。与其勉强放弃自己追随别人，不如自然地坚持自己的传统，在继承中有所发展。艺术方面，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学最成功、最成熟的文学体裁，并不是偶然的，这一体裁最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尤其是文学特征，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理想精神，几千年的诗歌创作中融入了独特的生活和审美风格，凝集了独特的民族记忆和民族个性。今天，诗歌已经不是中国文学最典型的形式，但是，在小说等体裁中应该承继诗性的传统，作为自己个性的特征。当然，无论是现实精神还是诗性传统，都不是要求作家们作硬性的、简单的追随与对应，真正优秀的传统继承应该是如盐入水，自然而成，是深入其精神而非简单的外在形貌。　　当然，新文学要实现古典文学艺术的现代继承，存在着很大的难度。我以为，有两个方面需要急切加强：一是作家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只有在拥有深厚古典文学功底和艺术感悟力的基础上，才能深切体会其特点和个性，将它们转化到现代创作中。在作家的传统素养中，除了艺术层面，还应该特别提到哲学层面。中国哲学思想具有与西方哲学思想双峰并峙的独特价值，也深入地贯穿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中。如果能够深入吸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华，对于新文学与古典文学的深层次联系，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二是需要加强对古典文学理论的开掘和利用。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一直有学者在呼吁，但成就不大，我以为，应该加强创作和理论的联合。创作的借鉴是理论成功的前提，否则，理论很容易在自说自话中萎缩。反过来，如果能够对古典文学艺术作出准确的概括，对于今天作家的创作产生启示作用，就能够在创作中复活某些古典文学艺术传统。创作的再生才是真正的复活，否则，研究再多，也无现实意义，也依然是沉寂，不会拥有真正的生命。

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的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粉碎“四人帮”之后至 1978 年的“拨乱反正”阶段； 1979 年至 1984 年的全面复苏阶段； 1985 年至 1989 年的多样化探索阶段； 1989 年至今的提倡社会主义主旋律阶段。

"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对在这一"革命"中所诞生的文学的描述,是指称其为"新文学". "新文学"的概念具有这样的含义:从"历时"的角度而言,是表明它与中国"古典"的,"传统"的文学的时期区分;从"共时"的角度,则显示这种文学界的"现代"性质,即在题材,主题,语言,文学观念上发生的重要变革更替。

新时期文学创作潮流,首先出现的是“ 伤痕 文学”,随之出现的创作潮流是“ 反思 文学”。

明朝那点事

与新中国成立二十七年时期相比,新时期文学出现了哪些深刻变化？1、文学出版物也空前增多,题材、主题十分广泛,不仅含义丰富的社会主义现实题材获得大幅度开掘,而且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题材也获得多角度的表现2、 由于社会生活、思想文化背景的变迁和文学题材主题的广阔开拓,以及作家日益重视自身的创作个性,这时期文学的风格和形式的变化也至为明显.3、描写普通人的命运,是近几年小说创作所普遍关心的问题.4、强烈的现代意识.5、凝聚着小说家们对人的社会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

多元的时代 多元的文学——关于90年代文学的讨论 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这是文学批评家们为80年代新时期文学归纳出的一条发展脉络。如今，90年代过去了，新世纪即将到来，但批评家遇上了难题：怎样归纳和评价90年代的中国文学？一、散文的成就超过其它样式／泡沫出版物过多日前，上海市作协和华师大中文系召集了各地著名的批评家，在沪开了一次研讨会，试图从宏观上对90年代的中国文学进行探讨和评价。会议的话题首先从前不久上海作协等单位举办的“百名批评家推荐评介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开始，此次评选的结果是，在当选的十位作家和作品中，小说家和小说占绝对多数。对此，复旦大学潘旭澜教授认为，90年代，散文的成就远远超过其他文学样式，但评选中未能体现。他说，90年代中国文学的特点是多元化、多样化、个人化、商业化。这是20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文学景观。成绩很大，问题不少。比如泡沫文学、泡沫出版物过多，这些泡沫作品的出版，实质上已危及到了自身的生存。二、时尚写作流行／纯文学远离大众必然被大众漠视90年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间有多大的联系？上海师范大学的王纪人教授认为，它们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断裂感，或者说它们的区别远远大于联系。他说，70年代到90年代以前的文学，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文学上的创新精神为基本特征。作家的写作方式与其说是个人行为，倒不如说是一种集体行动。他认为，随着文化氛围的变化，文学的写作姿态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人化乃至私人化写作代替了群体化和公共化的写作，而随着文学商业化的日趋发达，在90年代末，又兴起了时尚写作。时尚写作不仅以时尚为内容，更进一步把写作作为时尚，以惊世骇俗的笔调写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以惊世骇俗。“另类写作”即为一种。有的文学作者往往把为所“欲”为作为一种完全可以肯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来处理和炫耀。王纪人认为，文学需要与大众沟通，鄙视大众、反沟通的小圈子文学，必然为大众所漠视。当严肃文学与大众越来越疏远时，便出现了巨大的审美真空，于是什么玩意儿都可以文学的名义来填补这个真空，造成新的野蛮化。这是90年代文学写作和文学消费所面临的问题。三、评论滞后于创作／媒体的声音替代了文学批评来自香港岭南大学的许子东教授参加了“百名批评家推荐评介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评选，他说自己已很久不读小说了，但推选的作家和作品仍与评选结果非常吻合。他的态度立刻引起一些年轻批评家的不满，他们认为，此次活动的参评者多为年长者，那些人对90年代新出现的作家和作品很隔膜。评论界对新作家和新作品在理论上的研究是滞后的。“媒体的声音替代了文学批评”，被认为是90年代一个文学现象。鲁迅文学院的何镇邦教授就把这一现象与作家的浮躁归为一类，认为90年代的文学如果克服了这两点就会发展得更好。相比之下，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对此的评价比较客观。他说：“90年代的大众媒体在文学评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文学批评家用沙龙和讲台的方式发表研究成果的同时，传媒批评已经按照自己的操作规程加盟于对文学创作的宣传和评价。大众传媒的社会影响广泛并且信息量集中，往往能使许多作家与作品一夜成名……”陈思和教授同时认为，正因为大众传媒的影响大，就难免夹杂着各种利益的渗透和制约，离开真正的学术性和科学性尚有距离。“大众传媒既然积极参与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建设，那么文学批评家们似乎也该给予积极的回应，或者说，文学批评工作者也应该把传媒看作是自己声音的传播渠道，就像沙龙讨论、讲台发言和学术研究一样，把传媒批评也作为一种批评实践的形态。”这是陈思和教授的愿望。90年代文学难以概括，其纷繁复杂、多元杂陈，乃是大家一致的认识。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54/1/class005400032/hwz92719.htm

刘心武《钟鼓楼》刘心武1959年开始文学创作,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引起巨大反响,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新时期文学复苏的第一声惊雷就是由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复旦学生卢新华的《伤痕》发出来的

我也想知道答案，所以查了下资料：（1）整个小说中，反复突出和反复描写的是两种意象：饥饿和象棋。吃是人生和社会的基本需要。王一生一生只有两种基本欲求：一是吃饭，二是下棋。乍看起来吃饭与下棋毫不相干，一个是纯物质需要，一个是纯精神活动。但是王一生却绝对要在吃饱饭的前提下才能下棋，生存是第一要义，没有人能够脱离正常的物质需求，关键是王一生在一种平凡的生活状态中凝聚着某些形而上的、超越世俗的东西，那就是他于吃无争，不苛求麦乳精、油多，只要顿顿饱就是福。 对于小说来说，主要不在于对饥饿进行社会、经济、政治的否定（这是伤痕、反思、改革文学的主题），而是从饥饿中引出不同当下社会、经济、政治的人格与文化超越。这就是象棋和蕴含在象棋中的文化。“何以解忧，唯有象棋”，象棋是王一生战胜心理饥饿和生活匮乏的法宝，简直就是他的生存意义，是他的生命本身。讲究造势，讲究弱而化之、无为而无不为，这是王一生的棋道，也正是道家哲学的精义。王一生成天心游神驰于棋盘上的咫尺方寸间，不谙世事，不近流俗。无论是派别冲突的烽火、大串联的狂热，还是上山下乡前的离情别绪、蹉跎岁月里的感伤和无奈，都似乎未曾搅乱他内心的平静。他自有他的世界——呆在棋里，呆在那楚河汉界的厮杀里。这样，他心里舒服，可以忘掉世间那恼人的权利和路线的纷争，忘掉这种纷争造成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困扰。他心如止水，在下棋中进入一种状态，进入状态，就能达到不为物喜，不以己悲的审美境界，自得其乐，从而保持了人在困境中的自我完整性。（2）陈奂生系列是指高晓声创作的以陈奂生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这些作品是分两个时期完成的。一是80年代初的《“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一是90年代初的《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高晓声以他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变化的历史画卷，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揭示，也达到了相当深刻的层次。（3） 作者借一理想人物朱先生之口讲了这么一句话：“白鹿原成了鏊子。”这里所讲的鏊子，是铁制的烙饼器具，平面圆形，中心稍凸。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白鹿原的历史是一部翻煎饼的历史。翻过来，翻过去，把一个好端端的白鹿原折腾得不得安生，作品中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件勾连起来的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在作品中最具分量也最为显现，实际上是作者由白鹿原的角度，对近、现代以来的国史在社会层面上的一个浓墨重彩的勾勒。（4）《受戒》通过一个世俗化的佛门故事，描写了普通人的人生欢乐，表达了对纯朴的民间日常生活的肯定与赞美，同时也含蓄的表现出对清规戒律的否定和批判。

四”的“文学革命”运动，虽兴起于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但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的“八事”，确也符合新文化运动的需要。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一翼。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文学革命的“启蒙主义”，也同样是唤起人民的觉悟，改良这人生的“启蒙”。“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