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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酒吧的历史，还得从“吧”这个词说起。
也许通过对这个词的知识考古，可以把捉到一些酒吧浮出的历史面影。
“吧”英文为：“Bar”， 它的本义是指一个由木材、金属或其它材料制成的长度超过宽度的台子。
中文里“吧台”一词是一个独特的中英文组词，因为，吧即是台，台即是吧。
顾名思义，酒吧也就是卖酒的柜台。
那么，卖酒的长柜台是如何进入酒馆并喧宾夺主一跃成为酒馆里的主角？在这一喧宾夺主取而代之的过程中，“吧”在酒馆的舞台上，成功地表演了一个出位秀。
它使“吧”的含义逐渐超出了柜台的狭窄范围，而延展为一个空间、一个场所或一种结构与功能。
今天，当我们提到“吧”时，几乎已没有了原初台子的含义，而主要是指一幢房子、一个空间、一个场所。
“吧”因此也就开始招摇在都市的大街小巷。
随着“吧”的词义扩展与延伸，出现了迪吧、网吧、聊吧、陶吧、茶吧等新的造句组词。
出位秀不仅让“吧”成了酒馆的僭越者，还让“吧”从酒馆延展到更广阔的城市舞台空间。
我们知道，酒吧的主人——酒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
酒馆作为大众平民的公共消费场所，桌椅板凳是必备的，但吧台或柜台却是可有可无。
在今天，我们也经常会光顾没有吧台或柜台的小酒馆。
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吧台以怎样的方式进入酒馆，并成了主角。
虽然吧台逐渐在酒馆里占据了显要的位置，但与馆或店相比，“吧”毕竟只是一个小小的长台，它为什么能取酒馆而代之，成功出位并占尽风光。
这不能不能说是一个令人费解又饶有趣味的问题。
一种称呼的改变，一个词语的流行，仅从语言的功能所指上来分析是不够的。
语言的变化与流行经常反映着时尚生活的流变，表明当下的生活态度、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
革命年代人们互称“同志”，开始只限于同一团体、组织、政党或有共同理想追求的人，后来这一称呼泛而广之，人们之间都以“同志”相称，它表明革命已成为时代的风尚。
告别革命，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人们逐渐丢弃掉了那些老旧的称谓，开始以“先生”、“老板”相互称呼。
这种词语称呼的变化可以说是监测时代变化最好的晴雨表。
酒吧取代酒馆的过程同样反映着都市生活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
为了更好地把捉住这些微妙变化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中隐含的时尚趣味。
下面的考查，或许能让我们捕捉到“吧”出位的一些内在历史缘由。
酒馆的吧化与社会的商业化同步进行，它迎合了商业时代的消费时尚，酒吧变成了商业时代的时尚消费空间。
19世纪以前，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处于不发达的低级阶段。
小生产维系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人们从集市或小铺店购买一些有限的生活必需品。
集市交易构成商品交换的一般形式。
随着大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随着大都市的崛起，乡村式的集市贸易已难以满足都市的消费需求，于是，崭新的商业模式在大都市建立起来，百货大楼鳞次栉比，环境舒适的商店、商场让人流连忘返，更有发展到今天的大型超市、购物乐园、连锁店等等。
商店、商场在都市的繁荣发展，使商业化成为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流行时尚，它成为都市化生活的时髦标签。
当一种时尚普遍流行于社会，成为人们憧憬、向往、仿效、追求的目标时，这种时尚就会施展一种魔力，释放出一种诱惑，使整个社会生活进入时尚着魔的状态。
社会的时尚着魔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行为、语言、观念等方方面面打上明显的印记。
美国社会历史学家安德鲁·巴尔在《饮酒》一书中写到，19世纪以前，酒馆与私人住宅的区别仅在于门上的一块招牌。
酒馆内部比较简陋，一般分为公共营业室、吧台、厨房和私人空间。
客人到酒馆主要在公共营业室活动，只有那里才摆满着桌椅。
那时的吧台只具有比较单一的付货、记账、收款的功能，并不是客人饮酒活动的空间。
到了19世纪20年代，大都市的商业有了更为繁荣的发展，尤其是零售革命对大都市的消费生活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并引领着都市消费生活的时尚。
商店已成为都市的时尚空间，逛商店成为市民时尚生活的重要部分。
这种逛商店的购物时尚在今天依然保持着它的新鲜魅力。
面对都市的时尚潮流，原本就比较简陋的小酒馆越发显得不合时宜。
为了追赶时尚的潮流，迎合市民的消费趣味，改变落伍的形象，酒馆的经营者和设计者开始向商店寻求灵感，摹仿挪移商业柜台的风格。
眩目耀眼的商店风格逐渐影响酒店的设计风格，尤其是琳琅满目的商业柜台直接影响了酒馆的吧台设计，使吧台从不显眼的角落进入到公共活动空间，登堂入室，大展风姿。
再加之照明设备和玻璃器皿的使用，使吧台成为非常炫目耀眼的商业柜台，酒馆也因此与大都市的商业时尚风格相互呼应，并与都市的商业消费时尚融为一体，成为大都市商业消费生活的重要场景和景观。
从此，吧台成为酒馆中值得炫耀的东西，在西方很少有酒吧在开业时不宣称自己有很长的一个吧台，经常会有媒体广告告诉人们哪里有本地、本市甚至该国最长的吧台。
经过商业时尚化的改变，小酒馆在大都市商业消费时尚的洗礼中演变为商业氛围浓重的时尚公共空间。
逐渐，人们开始把酒馆叫做酒吧，酒吧慢慢地取代了酒馆，并成为具有独特功能的休闲消费场所。
如此看来，酒馆的吧化也就是酒馆的商业柜台化，酒馆的百货商店化，它将商业时代的消费时尚风格引入老旧简陋的酒馆，使之成为大都市展示商业时尚的美丽橱窗。
今天，吧台在酒吧里依然占据着十分显要的位置，它依然是酒吧空间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设计考究的高柜台，台面上摆放着啤酒机。
柔和的灯光打射在吧台上，各式各样，不同品牌的酒琳琅满目，无一不发散着醉人的光泽。
悬挂的玻璃酒杯，倒映着迷离的光影，光影里亭亭玉立着靓丽的吧女，不由得让人一下子醉入其中。
酒不醉人人自醉，这就是吧台的魅力。
围绕着吧台的魅力，人们逐渐喜欢依围在吧台的周边喝酒，不仅点起酒来非常方便，还可以跟吧女闲聊上几句。
为了满足客人的需要，于是，设计出了酒吧独有的吧台凳，吧台成了饮酒的公共空间。
有些酒吧在吧台内还特别安排了专门陪客人喝酒聊天的吧女，更使得在吧台上饮酒平添出许多诱惑，至此，吧台的魅力几乎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这魅力的背后是大都市商业时尚的浸染，是商店柜台橱窗风格的植入，是商业消费时代生活方式的时尚流行。
顺应它迎合它，意味着从仆变成了主，从附属变成了主题，从次要变成了显要。
吧台的魅力显示着商业时尚的魔力。
在商业时尚流行潮流中，吧脱颖而出取酒馆而代之的另一个原因是酒馆自身粗鄙简陋的历史。
一种指称流行开来，而另一种指称被取代或被淘汰，表明被取代被淘汰者已成为落伍。
在西方，小酒馆就是这样一个落伍者。
说到酒馆，我们知道它存在的历史已相当久远，从人类有了商旅交通的活动开始，各式各样的客栈、驿站、小旅店、小酒馆便应运而生。
尤其是航海贸易的发达，在港口地区人口聚集，为船员等流动人口提供服务的各种设施也逐渐增多起来，小酒馆因此兴旺发达。
那些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人们脱离了家园村落的行为规范，他们及时行乐、饮酒寻欢。
小酒馆成了放浪形骸、纵情宣泄的理想之地。
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月光胡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中对海港区的酒馆胡同进行了形象的描述。
“我喜欢异乡城市里这些胡同，喜欢这些充满一切 *** 的肮脏市场，这种麋集着对海员们的种种诱惑的秘密场所，那些海员们在陌生而危险的海洋上度过孤寂的漫漫长夜之后到这里来投宿一宵，在一个小时内把他们无数销魂的美梦化为现实。
从这儿的小房间里飘来诱人的音乐声，电影院前贴着美女的醒目招贴，门洞里四方形的小烛台闪着昏暗的光，向人发出亲切的问候，分明是在招徕顾客。
透过一扇房门的门缝， *** 的肉体在珠光宝气中闪着微光。
咖啡馆里醉酒的人们在狂喊乱唱，赌徒们在大声争吵。
海员们在这里邂逅，总要露出会意的笑容，他们的呆滞的目光顿时神采奕奕，充满了生气，因为这里一切东西应有尽有，女人和赌博，饮酒作乐，冒险奇遇，肮脏和伟大的。
这些街道，不论在汉堡、科伦坡或哈瓦那，全都一模一样，正如奢华的大街，也随处都一模一样，因为生活的上层和下层外形相同。
这些非资产阶级的街道，是情欲未受节制的世界最后残存下来的奇妙的一角，在那里，欲念可以粗野无度地发泄，这些街道，又是一座黑暗的 *** 的森林，布满冲动的小野兽的丛林，因其所显露的而激奋人心，因其所隐藏的而诱惑迷人。
”（341—342页）值得注意的是，茨威格在描述酒馆街道时使用了上层与下层、资产阶级与非资产阶级的等级概念。
小酒馆显然与上层社会或资产阶级生活空间格格不入，它属于非资产阶级下层社会的生活空间。
低级下流、简陋粗俗、纵情声色、酗酒狂欢、三教九流、藏污纳垢一直就是酒馆的历史形象。
这种历史形象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并一直延伸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较早以小酒馆为背景描写底层社会生活的作品当属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巴黎的秘密》于1842年在法国《评论报》上连载发表。
巴黎的秘密藏在那里？巴黎的秘密就藏在藏污纳垢的小酒馆里。
我们还是跟着欧仁?苏的导游走进巴黎的小酒馆看一看：“白兔酒馆座落在费维街的中段。
这家小店占着一座高房子的底层，门面有两个吊窗。
在拱形的阴暗胡同口，摇晃着一盏灯笼，已破裂的玻璃上用红笔写着‘供客住宿"。
这是一间宽大但低矮的饭馆，烟熏的天花板上一条条黑色的椽子，一盏破旧的吊灯发出暗淡的光亮。
石灰粉的墙上到处都裂了缝，画着一些鄙俗的画或用俚语写着一些警句。
地上长起了硝，到处是泥；吊灯下面，门右首，是奥格雷斯的柜台，柜台的下面撒着一把干草，当作地毯。
——柜台面上钉了一层铅皮，上面摆着一些箍着铁箍、用焊锡标明不同分量的大酒杯 ；墙上钉着一块木板，上面有好几个玻璃瓶，造型是皇帝的全身像。
酒瓶里装着红绿混合的饮料，名字有‘健身酒"、‘百里香"等等。
”“酒馆里的客人，有男有女，这里是面容粗野鲁钝，那里是谈笑时庸俗下流，还有的是沉默忧郁，迟钝痴呆。
”（12页）这就是19初的巴黎小酒馆，粗俗简陋，是底层市民的公共活动空间。
随着市民阶层的逐渐壮大和发展，尤其是中小资产阶级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他们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市民社会开始寻求和营造适合自己的公共活动空间。
虽然，有些资产阶级暴发户、投机商曾经是经常光顾小酒馆的客人，从某种意义上，小酒馆可能就是他们发迹史的见证人。
但随着资本的积累、财产的富裕，资产阶层对奢华的欲求越来越高。
再如往昔那样，出入粗俗简陋的小酒馆已不符合资产阶级日益上升的社会身份，资产阶级需要新的社会地位，需要新的社会形象，需要新的公共交往空间，需要新的消闲娱乐方式，他们要求有自己的社交场所和展示自身的社会活动舞台，从而摆脱卑微低下的地位。
小酒馆残留下来的粗俗简陋的记忆需要慢慢地抹去，连同小酒馆的称谓本身。
至此，酒吧一个新时尚的代表，乔装打扮，穿上资产阶层的浮华衣装，迎请新客人的到来。
酒吧的出位僭越，小酒馆的落伍退去，从公共交往空间的角度看，具有着某种空间社会学或空间政治学的意蕴。
从17世纪开始，商业的发展，贸易的流通，城市的崛起，逐渐形成了市民社会。
以城市为聚集的市民阶层，具有强烈的交往欲求，他们抛弃了古老的乡村式生活方式，告别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状态。
市民阶层要确立自身的社会地位，就要有自己的公共领域，要有自己的公共交往空间。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贵族社会垄断着公共交往空间，其主要形式是宫廷宴会和沙龙。
宫廷宴会和沙龙具有严格的等级要求，出入其中的必须是有贵族头衔的人，这是小圈子的聚会交往，并形成了一套特殊的礼仪规范、语言方式和游戏规则。
能够成为贵族，能够步入上流社会，能够进入沙龙的社交圈子，曾经是许多人的梦想，尤其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梦寐以求。
他们不惜重金买下贵族的头衔，改头换面，改姓换名，还要忍受贵族奚落的屈辱。
维尔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写到：“在整个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社会观念一直认为富人的终极目标毫无疑问是最终为社会上层、绅士或贵族阶层所接纳 ；强调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显贵阶层的贵族特征表现在一个人被承认贵族并不是只因为其财富，而是要求具备完全非资产阶级特征的品质。
与实际的商业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及培养家族传统——这体现在贵族佩戴纹章这一不变的习俗中——是被上层社会接纳的先决条件。
”（16页）在贵族社会等级森严的制度挤压下，资产阶级一直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他们梦想跻身于上层社会成为有身份有地位的贵族；可另一方面，卑微的出身、商人的气息、非正宗的血统、礼仪教养的缺乏，使他们很难如鱼得水般地融入贵族阶层。
一夜之间可以暴发一个资本家，但经过三代未必能培养出一个贵族来。
虽然，出于物质财富的考虑，贵族们不得不出卖高贵的头衔，但骨子里的歧视和不认同，使进入贵族沙龙的资产者即尴尬又难受。
他们需要真正属于自己的公共交往空间，需要建立自己的活动舞台。
对于中小资产阶层，这种需要也就更加迫切和强烈。
他们开始建立适合于自己、属于自己的公共交往空间，搭建自己的活动平台。
改造小酒馆，使之沙龙化一些但并非贵族式的沙龙，而是一种平民式的沙龙。
这就是酒馆的吧化。
与沙龙相比，酒吧是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平民化空间，这里没有森严的等级限制。
在这里，你可以附庸风雅，高谈阔论，也可以纵酒狂欢 ；你可以温馨浪漫，有情有调，也可以低俗下流，无品无味。
总之，酒吧开始构筑一个崭新的公共空间。
这是一个开放的多元杂揉的公共领域。
它是以中产阶级品性为中线的中间地带，既吸收了贵族沙龙的奢侈豪华，又残存了下层酒馆的恣意放纵。
也许，正是这样的中间地带，不仅符合资产阶级市民阶层的社会身份，还使资产阶级摆脱了进入贵族沙龙时所面临的尴尬难受的困境。
讲到酒吧与沙龙的关系，不能不提及酒吧与咖啡馆的某些历史关联。
在酒吧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咖啡馆的影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18世纪中叶，一位西方学者把巴黎这座城市称为 ：“欧洲的咖啡馆”，可以想见，咖啡馆在当时兴旺发达的盛况。
当时还有一句评说巴黎的话是 ：“巴黎模仿宫廷”。
模仿宫廷的最佳范本当属沙龙，而模仿沙龙的最佳范本应该说是咖啡馆，或者可以说咖啡馆是沙龙风格的一个变种。
与沙龙的贵族式豪华相比，咖啡馆可以满足一般富裕市民的欲求，为城市中产阶级提供交往休闲的场所。
“从17世纪开始，由于糖的作用，可可、咖啡、茶在欧洲成为必备品。
这些饮料流行于上层圈子，尤其是在宫廷。
例如，路易十四在1670年接待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的使节时尝到咖啡，从此，咖啡在法国便为人知，而且被引入宫廷社会。
与这些 *** 性饮料相关的是，大众咖啡馆作为一种新型的奢侈物开始出现，这在大城市里尤为突出，它将在以后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奢侈与资本主义》， 126页）到17世纪中叶，咖啡已成了市民当中富裕阶层的一般饮品。
后来，随着第一家咖啡馆开张，到18世纪初，伦敦已有3000多家咖啡馆。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认为：“咖啡馆的繁华时期是在1680?1780年，——无论何处，它们都首先是文学批评中心，其次是政治批评中心，在批评过程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了。
——咖啡馆不仅向权威性的圈子自由开放，进入其中主要是广泛的中间阶层，乃至手工业者和小商人。
”(（37页）与咖啡馆繁荣兴盛几乎同步，这一时期的小酒馆也蓬勃发展起来。
在这种同步或联动的发展过程中，咖啡馆与小酒馆相互影响，咖啡馆模仿的沙龙氛围，那种适度的兴奋、温文尔雅的风格、高谈阔论的话题、浪漫的情调渐渐渗入简陋粗俗的小酒馆。
让小酒馆穿上巴洛克式的漂亮衣装，再给它取上一个时髦的名字 ：酒吧。
至此，咖啡馆与酒吧联手建构出充盈着布尔乔亚趣味的公共交往空间。
在考察酒吧诞生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对西方公共交往空间的嬗变进行了历史性的回描。
这一嬗变的历史大致可勾勒为宫廷—沙龙—咖啡馆—酒吧。
公共空间的嬗变过程，体现出公共空间的活动主体从贵族阶层向市民阶层的转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换的完成并不是建立在截然对立冲突的抵抗性基础上的，它呈现出的方式是模仿的变种。
这种模仿的变种是在退而求其次的诱惑与欲求的满足中建立起来的，沙龙是宫廷的模仿和变种，咖啡馆是沙龙的模仿和变种，酒吧是咖啡馆的模仿和变种。
正是在这一模仿与变种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通过商业的物质力量，在都市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公共交往空间及娱乐消费空间。
模仿的变种使资产阶级的空间建立始终保持着贵族化与平民化之间的必要的张力。
一方面是禁不住贵族空间的诱惑，对之模仿；另一方面是平民性保持，但使之变种。
应该说，酒吧空间的建立十分典型地呈现出了这些特征。
与贵族化的宫廷与沙龙相比，酒吧空间的建立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它瓦解了贵族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为市民敞开了更为广阔的公共交往空间。
然而，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民公共领域。
这一点我们从酒吧对小酒馆僭越的历史中，从酒吧出位秀的表演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资产阶级公共空间取得胜利背后的决定性力量来自商业经济的强大物质力量。
人们可以自由地出入酒吧，虽然没有了等级森严的限制，但消费水平、消费能力的限制依然存在。
过去，贵族的徽章是出入沙龙的通行证，今天，金钱变成了特殊的徽章，货币成了出入酒吧的通行证。
物质消费的意识形态依然垄断在都市的公共交往空间，虽然它是又一个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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