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一直有人说林语堂这本《苏东坡传》并不是严谨的传记，但林语堂在自序中说“have taken care to make only statements which can be backed by sources”。我并未读过太多与苏东坡有关的原始史料，亦非历史、文学专家，对此并无判断能力，不敢乱说，但据我揣测：林语堂这么个做事认真精细的天秤座人士，应该不会乱说。

　　当然，就算确如林语堂所说，他书中描述的苏东坡是否就是历史上真正的苏东坡也不确定。资料未必真实，选择亦有角度，描摹难免主观，更何况林语堂是那么喜欢、敬仰苏东坡。好比让杨丽娟去写《刘德华传》，怎么客观的了呢？其实从书中可以看出，有些段落，林语堂写作时恐怕就已入戏了，笔下写的是他想象、揣测中的那个苏东坡，甚至是他希望自己可以做到的境界。林语堂所写的是一个他所期望的完美的人，是一种完美的人格，一段完美的人生。当然，此处的完美并不是指全无瑕疵、一马平川。如林语堂说要了解一个人先要喜欢一个人才行，了解此种完美恐怕也得先喜欢这种完美才容易些。

　　苏东坡是林语堂追慕的完美人格，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也确实很像林语堂本人——热情、真挚、幽默、豁达的文人性情之外仍有精明、缜密的一面，但终究又因其热情真挚而不免天真，且因此天真而遭受磨难与非议。当然，我所说的林语堂更多的是林语堂自己文字中的林语堂，但考察旁人记述的林语堂事迹、传记，比如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u2022散文二集》序言中对林语堂性格的评价，也不难看出林与苏在性格上的相近。包括苏东坡的种种弱点。

　　细想想，苏东坡在政坛上的挫折与林语堂一生中的很多坎坷都有共通之处，林语堂为苏东坡所作的一些判词，后来在林语堂自己身上也有应验。一切都是令人无奈而又不可避免。该书第十四章结尾处提到，苏东坡刚刚被保释出狱，就又写诗发起牢骚来，写罢掷笔说：“我真是无可救药!”林语堂这一生中，恐怕也没少发出过此类感慨。（btw，这句话，张振玉译本中译为“掷笔笑道”。但原文只是“threw down his pen and said”，我真没看出哪儿提到苏东坡笑了。）

　　苏东坡钻研制墨及工程营造的劲头与林语堂后来研制中文打字机、发明新式牙刷的执着何其相似。（林语堂发明牙刷的事不如他研制打字机的事情著名，但确实有过，福建漳州的林语堂纪念馆里有一幅林语堂亲笔画的设计蓝图。）而林语堂描述的苏东坡与其夫人的关系，完全可以用到林语堂与其自己的太太廖翠凤的身上。一个才华横溢热情生动的丈夫，遇到一个豁达智慧温柔包容的夫人——于是丈夫甘愿听从太太的劝告，且因此受益。

　　如林语堂所说：“一个杰出的诗人和一个只有普通常识的女人生活在一起，结果往往是妻子比丈夫显得更聪明。”林语堂一直将这类通情达理、有世俗智慧、偶尔有男子般开朗气度的女性视若珍宝。他喜欢《浮生六记》里的芸娘、也喜欢李香君。他笔下的姚木兰的形象，以及姚木兰与其丈夫的关系就更加典型。（另外，洋派的林语堂也多次在各种文章中宣扬过包办婚姻的好处。）

　　《苏东坡传》好在是一个真挚有趣的人写另一个真挚有趣的人。

　　“神圣的目标向来是最危险的。一旦目标神化，实行的手段必然日渐卑鄙。”

　　“每一个革命党未得势之前都能显出最大的力量和团结，一旦得势根除反对派之后，就开始因内哄而分裂。”

　　“他有一个美梦，他的一切都指向那个遥远的目标，不求国家快乐、安详、繁荣，却希望国家富强有力……”

　　“那时也和现在一样，人民对一个政权是否爱戴，只有在那个政权失势以后才能知道。”

　　“无论古今中外，每一个极权论都以国家、人民利益为口号。历史上多少政治罪恶假人民的名义而推行，现代读者不难了解。”

《苏东坡传》是林语堂先生的代表作品，曾经有权威人士推荐教师阅读书目，文史哲方面的基本书目是：《红楼梦》、《苏东坡传》、《中国哲学简史》，我先从《苏东坡传》开始读，第一遍读得囫囵吞枣，只对苏东坡生平有了大致了解，初步感受到苏东坡的个性特点——元气淋漓富有生机。

林语堂先生在书的原序开篇写道：“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他早就想为苏东坡写传记，在他全家赴美时，带了很多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他愿他的旅居岁月，有苏东坡相伴。他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志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从这段话中我读出林语堂对苏东坡的喜欢。这喜欢不同于一般的敬佩和推崇，而是相知，是懂得，是一个生命对于另一个生命深深理解、赞同、惊叹、偏爱。在第一章中，林语堂先生写道：“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爱他。喜爱哪个诗人完全是出于一种癖好？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

在这本书中，作者对于苏东坡生平的描述是客观的，他参考了大量典籍，参考书目，有七页之多，其中有苏东坡自己的作品，苏东坡父亲、弟弟和朋友的作品，苏东坡粉丝的作品、敌人的作品，还有同时代其他文人和史料的记载等等。但是，在这客观的描述中，我从字里行间总能感受到作者对于苏东坡无以言表的喜爱。他在原序中这样评价：“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但是若想对苏东坡的人品个性做解释，就难得多。作者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这些特点在书中都有相关史料为证。然而这些都不足以勾画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啦！”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原来是面对英语读者的，后来又翻译回中文。按说这本书是给毫无中国历史基础的认识阅读的，给专业人士阅读会失之过浅。但是我在阅读时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读的是张振玉的译本，一则译本还原林语堂文字比较好，把原文神采飞扬的特点展示出来了；二则林语堂真心喜爱苏东坡，他去美国式除了带一些国学基本丛书以外，带的更多的就是苏东坡的著作了，他写出了自己的真情。

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能不喜爱苏东坡呢？东坡那旷达的个性、独特的魅力是任何一个中国文人都比拟不了的。我记得林语堂评价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反对派，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是士大夫，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

林语堂在序言中说：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确实，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他自称“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真实的东坡也得罪了不少人，包括皇帝，所以屡屡被流放，他戏称自己“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他天生不善于政治的狡辩和算计；他即兴的诗文或者批评某一件不合意事的作品都是心灵自然的流露，全凭本能，鲁莽冲动，正像他所谓的“春鸟秋虫声”，也可以比为“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始终卷在政治漩涡中，却始终超脱于政治之上。他没有心计，没有目标，一路唱歌、作文、评论，只是想表达心中的感受，不计本身的一切后果。他的作品散发着生动活泼的人格，有时候顽皮，有时候庄重，随场合而定，但却永远真挚、诚恳、不自欺欺人。

苏东坡传》或许是林语堂先生最富盛名的作品，没有之一。

　　但是于我而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我当然知道这件作品林先生是用全英语写的，再翻译成中文，就算译者再如何高明，到底也只是“二传手”。

　　总觉得作者的态度有失偏颇，很多东西太主观。

　　要是只是个一般的新晋作家犯这样的错误到也罢，林先生这样就不大应该了。

　　或者说，林先生犯这么一个错误，造成的影响就深远得多。

　　苏东坡是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上的奇葩，五千年厚重的历史，却也之只了一个东坡。

　　他是文人却又不是文人，他出世入世却又入世出世，他以柔克刚却又以刚退柔。他屡遭挫折却却百折不饶最后寿终正寝、万代传名。

　　于是他当仁不让地成为了那些文人或者有“文人情节”的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巅峰。

　　 林先生是文人，也有很重的“文人情节”。

　　他的这部作品是加入很多自己的东西，与其说实在写苏东坡，不妨说是林先生借苏东坡的形象传递着自己的精神哲学，刻画了一种他认为最“羽化而登仙”的境界。

　　一部作品（尤其是传记）如果掺入了作者太多的主观情感，往往未免失之偏执。

　　本书中其他内容并无不当之处，只是对于王安石的刻画未免过于刻薄。

　　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林先生对王安石做了“人格谋杀”。

　　全书对王安石几无好评，我只看到了各种近乎病态的攻击。

　　王安石的确是一个在两宋历史乃至今日都充满争议的人物，但是选择的事迹都来自于《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这种近乎荒诞不经的小说家言而又当做正史取用，只能说林先生有私心了。

　　大善总要通过大恶来凸显，大真要通过大伪来村托。

　　在林先生眼中大真大善的苏东坡，自然是要通过一个大伪大恶的人来对比方显其独一无二。

　　于是王安石就这样出场了。

　　为什么我之前说林先生犯的这个错“造成的影响就深远得多”？

　　但凡能去读林先生的书的人，境界肯定不会太低（就算是那些跟风的“伪小资”们，人家好歹也有从形式上提高的意愿），林文笔隽永，寥寥数语看似平淡无奇却又字字珠玑，是很容易让人产生拜服的感觉的。

　　于是一旦他传递出一个错误的信息，那么以讹传讹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我的意思是，在这些读者中如果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要在改回来就很难了。

王安石何辜啊，身前壮志未酬，身后还要被诛心。

按说这本书是给毫无中国历史基础的认识阅读的，给专业人士阅读会失之过浅。但是我在阅读时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读的是张振玉的译本，一则译本还原林语堂文字比较好，把原文神采飞扬的特点展示出来了；二则林语堂真心喜爱苏东坡，他去美国式除了带一些国学基本丛书以外，带的更多的就是苏东坡的著作了，他写出了自己的真情。

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能不喜爱苏东坡呢？东坡那旷达的个性、独特的魅力是任何一个中国文人都比拟不了的。我记得林语堂评价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反对派，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是士大夫，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

林语堂在序言中说：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确实，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他自称“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真实的东坡也得罪了不少人，包括皇帝，所以屡屡被流放，他戏称自己“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他天生不善于政治的狡辩和算计；他即兴的诗文或者批评某一件不合意事的作品都是心灵自然的流露，全凭本能，鲁莽冲动，正像他所谓的“春鸟秋虫声”，也可以比为“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始终卷在政治漩涡中，却始终超脱于政治之上。他没有心计，没有目标，一路唱歌、作文、评论，只是想表达心中的感受，不计本身的一切后果。他的作品散发着生动活泼的人格，有时候顽皮，有时候庄重，随场合而定，但却永远真挚、诚恳、不自欺欺人。

《苏东坡传》告诉我们，一个有智慧、有理想、有爱的人应该、而且可以生活得洒脱、旷达、乐观。现在我想：苏东坡并非生在一个完美的时代，事实上，所谓完美的时代或许永不会出现。但苏东坡（也许只是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可以证明，不完美的时代，也可保有几近完美的人格，度过几近完美的人生。我猜，林语堂写作此书，要说的就是此事。

刚看完了这本书，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原来是面对英语读者的，后来又翻译回中文。按说这本书是给毫无中国历史基础的认识阅读的，给专业人士阅读会失之过浅。但是我在阅读时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读的是张振玉的译本，一则译本还原林语堂文字比较好，把原文神采飞扬的特点展示出来了；二则林语堂真心喜爱苏东坡，他去美国式除了带一些国学基本丛书以外，带的更多的就是苏东坡的著作了，他写出了自己的真情。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能不喜爱苏东坡呢？东坡那旷达的个性、独特的魅力是任何一个中国文人都比拟不了的。我记得林语堂评价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反对派，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是士大夫，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林语堂在序言中说：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确实，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他自称“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真实的东坡也得罪了不少人，包括皇帝，所以屡屡被流放，他戏称自己“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天生不善于政治的狡辩和算计；他即兴的诗文或者批评某一件不合意事的作品都是心灵自然的流露，全凭本能，鲁莽冲动，正像他所谓的“春鸟秋虫声”，也可以比为“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始终卷在政治漩涡中，却始终超脱于政治之上。他没有心计，没有目标，一路唱歌、作文、评论，只是想表达心中的感受，不计本身的一切后果。他的作品散发着生动活泼的人格，有时候顽皮，有时候庄重，随场合而定，但却永远真挚、诚恳、不自欺欺人。

苏东坡传具有历史科研意义，对后人认知苏东坡有一定参考价值，讲述东坡的豪迈情怀和爱国胸襟。

林玉堂写的苏东坡传不是特别好，把苏东坡写的比较美化。其实苏东坡是一个比较刻薄的人，他对王安石变法充满了不满，比较守旧。

林语堂描写的苏东坡还是比较真实客观的在他的心目当中，苏东坡的一个形象苏东坡本身也是一个有才的人。但他为人应该说也是比较。真诚豪爽。戒酒了，很多的朋友。

林语堂先生豪掷十余年光阴，著英语版《苏东坡传》传于海内外。如此时间和精力成本，对一位高产作家来说，不可谓不高，其创作动机，也绝非林本人所说那般轻描淡写。张振玉的译著相对写意，但文义契合，精彩还原了原著语境和写作情绪。林语堂写苏东坡，实际上是在照射自己，我愿意赞成这样的看法。苏东坡对后世文人的启悟与治愈，功用实在难以估量，无数人视之为人生灯塔。对儒学“忠恕”理念的践行成果，慷慨滋养了千年来为官为学者。林语堂对婚姻的认识就和许多的婚姻指南一样，很有道理但无济于事。在苏东坡一生中，先后有三个女人与他相伴，王弗、王闰之、朝云，在当时的环境下，她们似乎只是他生命的陪衬，能够与苏东坡这样的男人结缘，她们应该也感到幸福。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现代男女平等的世界，有争吵也有和平，共同面对生活中的琐事，在斗争中真正尊重彼此。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比较客观，真实的描画了苏东坡人物。倾向。作为文学大家林语堂的文笔犀利，幽默。客观真实。他的这部苏东坡传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人物传记典范。

最近刚好写了《苏东坡传》的书评，所以不请自来回答一下，轻拍。废话很多，可以直接看加粗部分...原文标题为：当我们在谈论苏轼的时候，我们在讲什么

未做修改的原文如下：

季羡林先生在谈及苏轼时提到，中国古代赞誉文人有三绝之说。三绝者，诗书画三个方面皆能达到极高水平之谓也，苏轼至少可以说已达到了五绝：诗、书、画、文、词。因此，我们可以说，苏轼是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最全面的伟大天才。论诗，他为宋代一大家。论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论画，笔墨凝重，大气磅礴。论书，他是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之首。论词，它摆脱了婉约派的传统，创豪放派，与辛弃疾并称。

而我们所认知的苏轼，更多在于苏词之旷达洒脱，激荡人心。在苏轼逝世九百年后的今天，对于苏轼本人以及他最为人所知的词的争辩依旧不曾停下。先看唐圭璋先生载于《词学论丛》中的评价：

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特别好地总结了苏东坡的一生，他是伟大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绘画家，他是千古年来少有的豁达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