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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701年2月8日—762年12月） ， 字太白 ，号青莲居士 ，又号“谪仙人”（贺知章评李白，李白亦自诩）,彰明人 。汉族，我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被后人尊称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 。祖籍陇西成纪（现甘肃省静宁县西南） ，生于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乡 。 另一说生于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的托克马克市附近） ，李白即诞生于此 。4岁迁居四川绵州昌隆县（今四川省江油市，这种说法以郭沫若为代表）。
李白出生于盛唐时期 ，但他的一生 ，绝大部分却在漫游中度过 ，游历遍迹了大半个中国 。二十岁时只身出川 ，开始了广泛漫游 ，南到洞庭湘江 ，东至吴、越 ，寓居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应山（今湖北省广水市）。他到处游历 ，希望结交朋友 ，拜谒社会名流 ，从而得到引荐 ，一举登上高位 ，去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 。可是 ，十年漫游 ，却一事无成 。他又继续北上太原、长安（今陕西西安），东到齐、鲁各地 ，并寓居山东任城（今山东济宁）。这时他已结交了不少名流 ，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 ，诗名满天下。李白不愿应试做官 ，但诗名远播 ，诗歌在其年轻时已经唱响天下 ，他曾给当朝名士韩荆州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以此自荐 ，可历史上没有韩荆州对于李白的回复 ，直到天宝元年（七四二），因道士吴筠的推荐 ，被召至长安 ，供奉翰林 ，文章风采 ，名震天下 ，杜甫《饮中八仙》里就有“李白一斗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的奇句 。在当时封建王朝复杂历史的背景下 ，李白又因才气为玄宗所赏识 ，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 ，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 ，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 。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 ，他感愤时艰 ，曾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 。不幸 ，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 ，兵败之后 ，李白受牵累 ，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 。晚年漂泊东南一带 ，依当涂县令李阳冰（李白族叔），不久即病卒 ，一说喝醉了酒 ，在水中捞月亮而溺水身亡 。
李白的诗以抒情为主。其诗风格豪放飘逸洒脱，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屈原而后，他是第一个真正能够广泛地从当时民间文艺和秦、汉、魏以来的乐府民歌中吸取其丰富营养，集中提高而形成他独特风貌的，是屈原以后我国最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代表我国古典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他具有超异寻常的艺术天才和磅礴雄伟的艺术力量。一切可惊可喜、令人兴奋、发人深思的现象，无不尽归笔底
李白少时，好任侠，且喜纵横。昌隆所在的绵州地区，自汉末以来，便是道教活跃的地方。因此，李白从少年时起，常去戴天山寻找道观的道士谈论道经。后来，他与一位号为东岩子的隐者隐居于岷山，潜心学习，多年不进城市。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山林里，饲养了许多奇禽异鸟，做了动物饲养员。这些美丽而驯良的鸟儿，由于饲养惯了，定时飞来求食，好像能听懂人的语言似的，一声呼唤，便从四处飞落阶前，甚至可以在人的手里啄食谷粒，一点都不害怕。这件事被远近传作奇闻，最后竟使绵州刺史亲自到山中观看鸟儿们的就食情况。这位刺史见他们能指挥鸟类的行动，认定他们有道术，便想推荐二人去参加道科的考试。可是，二人都婉言拒绝了。当时有名的纵横家赵蕤[ruí]也是李白的好友，此人于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就著成了《长短经》十卷。那时李白才十六岁。赵蕤这部博考六经异同、分析天下形势、讲求兴亡治乱之道的纵横家式的著作引起了李白极大的兴趣。他以后一心要建功立业，喜谈王霸之道，也正是受到这部书的影响。
李白一生，先后有过四个妻子，第一个是前宰相许圉师的孙女；第二个，刘氏；第三个，东鲁女子，姓名不详；第四个是前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宗氏。他有两子一女，其中一子一女是许氏所生，子名：伯禽，小名“明月奴” ，维吾尔族中叫“阿衣努儿”的女孩子很多，“阿衣”是月亮，“努尔”是光，明月奴，月是意译，奴是音译；女名：平阳 ；另一子为东鲁女子所生，名：颇黎。李白之所以为子女取名如此，是与他家曾居碎叶有关。西亚、中亚当时盛行拜火教和明教，祀天地日月水火。
第一个老婆，是公元727年在湖北安陆经过两个朋友胡紫阳和马正公的撮合，娶了前宰相许圉师的孙女，其实也谈不上娶，就是当了个倒插门女婿。由于在婚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李白都生活在他老丈人家里，寄人篱下的滋味本来就使他非常的郁闷了，哪儿还有心思去琢磨其他的事情。这是李白的第一次婚姻，可能他还是抱着很负责的心态去对待的，并且从婚后得育一男一女两子这个情况来看，双方的婚姻生活还是十分和谐的，许氏于公元738年去世。
第二个老婆，公元739年，也就是在距第一次结婚12年、距第一任老婆去世一年之后，李白娶了一个姓刘的女人。不久，因为刘氏有些看不起李白，李白愤而离开。
李白和第二个妻子刘氏不和，这在诗《南陵别儿童入京》中也有反映，诗中“会稽愚妇轻买臣”就是用东汉名臣朱买臣被妻子轻视的典故指他第二个妻子刘氏，说明刘氏有些势力。
第三个老婆，公元745年，李白在山东任城，与一当地妇人结婚。这时候的李白刚从首都长安出来，背着一大布袋金银财宝和杜甫、高适一路取道河南商丘，并在此逗留很久。与他二人分手之后，李白自己前往泰山考取道箓，路过任城，他结识了这位妇人，两人情投意合。李白的这个老婆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并且李白在山东兖州置下了大批田产，在此后他云游在外的生活中，这些田产就交给了妻子。可见，李白对该妻子十分信任，可惜的是这个妻子在他们结婚五年后，不幸亡故。
第四个老婆，公元750年，李白在河南开封结识武则天时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宗氏，要说起两人的结识还颇有点浪漫的味道，说是李白酒醉梁园，诗兴大起，便挥笔在墙上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梁园吟》，写完了可能还找个墙角撒过尿，然后提起长衫歪歪倒倒的走了。走后不久，宗氏就和仆人来到了这，看见这首诗，久久不能释怀。正好梁园的人看见了，马上就要擦掉，宗氏便要求不能擦，并花千金买下了这面墙壁。于是也就留下了这段“千金买壁”的佳话。在很多史料的记载中，都描述这个宗氏是一才貌俱全的大家闺秀，并且宗氏美女也是忠实的道教信仰者，可以说和李白是志同道合。在李白因李璘案下狱，发配夜郎时，宗氏还多次施救，从此两人没再见面。李白很喜欢最后一个妻子宗氏，曾做诗《自代内赠》表达对妻子的思念。
二、仗剑远游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乘舟沿江出峡，渐行渐远，家乡的山峦逐渐隐没不可辨认了，只有从三峡流出的水仍跟随着他，推送着他的行舟，把他要送到一个陌生而又遥远的城市中去。
1.江陵幸遇司马承祯 ：李白没有想到在江陵会有一次不平凡的会见，他居然见到了受三代皇帝崇敬的道士的司马承祯。天台道士的司马承祯不仅学得一整套的道家法术，而且写得一手好篆，诗也飘逸如仙。玄宗对其非常尊敬，曾将他召至内殿，请教经法，还为他造了阳台观，并派胞妹玉真公主随她学道。李白能见到这个备受恩宠的道士，自然十分开心，还送上了自己的诗文供其审阅。李白器宇轩昂，资质不凡，司马承祯一见已十分欣赏，及至看了他的诗文，更是惊叹不已，称赞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为他看到李白不仅仪表气度非凡，而且才情文章也超人一等，又不汲汲于当世的荣禄仕宦，这是他几十年来在朝在野都没有遇见过的人才，所以他用道家最高的褒奖的话赞美他。这也就是说他有“仙根”，即有先天成仙的因素，和后来贺知章赞美他是“谪仙人”的意思差不多，都是把他看做非凡之人。这便是李白的风度和诗文的风格给予人的总的印象。
李白为司马承祯如此高的评价欢欣鼓舞。他决心去追求“神游八极之表”这样一个永生的、不朽的世界。兴奋之余，他写成大赋《大鹏遇希有鸟赋》，以大鹏自喻，夸写大鹏的庞大迅猛。这是李白最早名扬天下的文章。从江陵起，他开始了他鹏程万里的飞翔。
2.洞庭葬友 李白自江陵南下，途经岳阳，再向南去，便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之一。可是正当泛舟洞庭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李白自蜀同来的旅伴吴指南暴病身亡（或被人殴打致死）。李白悲痛万分，他伏在朋友的身边，号陶大哭，“泣尽继之以血”。由于他哭得过于伤痛，路人听到都为之伤心落泪。旅途上遇到这样的不幸，真是无可奈何，李白只好把吴指南暂时殡葬于洞庭湖边，自己继续东游，决心在东南之游以后再来搬运朋友的尸骨。李白来到了庐山，在此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望庐山瀑布》。
3.江南之行
李白到了六代故都金陵。此地江山雄伟，虎踞龙盘，六朝宫阙历历在目。这既引起李白许多感慨，也引起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自豪感。他认为往日之都，已呈一片衰颓之气，没有什么好观赏的了，根本不及当今皇帝垂拱而治，天下呈现出的一片太平景象。金陵的霸气虽己消亡，但金陵的儿女却饱含深情地接待李白。当李白告别金陵时，吴姬压酒，金陵子弟殷勤相送，频频举杯劝饮，惜别之情如东流的江水，流过了人们的心头，使人难以忘却。李白告别金陵后，从江上前往扬州。扬州是当时的一个国际都市。李白从没有看到过如此热闹的城市，与同游诸人盘桓了一些时日。到了盛夏，李白与一些年轻的朋友“系马垂杨下，衔杯大道边。天边看绿水，海上见青山”，好不惬意。到了秋天，他在淮南(治所在扬州)病倒了。卧病他乡，思绪很多，既感叹自己建功立业的希望渺茫，又深深地思念家乡，惟一能给他带来点安慰的，便是远地友人的书信。
李白在淮南病好之后，又到了姑苏。这里是当年吴王夫差与美女西施日夜酣歌醉舞的地方，李白怀古有感，写了一首咏史诗《乌栖曲》。这首诗后来得到了贺知章的赞赏，称其“可以泣鬼神矣”。由此看来，李白的乐府诗有时虽袭用旧题，却多别出新意。姑苏的历史遗迹固然引起了李白的怀古之情，美丽单纯的吴姬、越女更让李白赞美不己。在昔日西施浣纱的茑萝山下，李白以自己的生花妙笔为现今在浣纱石上的越女留下了一幅幅优美的速写。李白由越西归，回到了荆门。在荆门他一呆就是三个月。虽然思乡心切，但功业没有一点成就，他自觉难于回转家园。最后，他决定再度漫游。首先，他来到洞庭湖，把吴指南的尸骨移葬到江夏(今湖北武昌)。他在江夏结识了僧行融，又从他那里了解到孟浩然的为人，于是便去襄阳拜见孟浩然，由此写下了著名的五律诗《赠孟浩然》不久，李白到了安陆，在小寿山中的道观住了下来。然而，隐居于此并非长久之计，他仍然想寻找机会，以求仕进。在隐居寿山时，李白以干谒游说的方式结交官吏，提高自己的声誉。李白的文才得到了武后时宰相许圉师的赏识，便将其招为女婿。李白与夫人许氏在离许家较近的白兆山的桃花岩下过了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可是美好的夫妻生活并没有令李白外出漫游以图功业的心志有所衰微减退。他以安州妻家为根据地，又几次出游，结识了一些官吏和贵公子，并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谒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
三、一进长安
封建帝王常在冬天狩猎。唐玄宗即位后，己有过多次狩猎，每次都带外国使臣同去，耀武扬威，以此震慑邻国。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玄宗又有一次狩猎，正好李白也在西游，因上《大猎赋》，希望能博得玄宗的赏识。
他的《大猎赋》希图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而“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幅员辽阔，境况与前代大不相同，夸耀本朝远胜汉朝，并在结尾处宣讲道教的玄埋，以契合玄宗当时崇尚道教的心情。李白西来的目的是献赋，另外，也趁此游览一下长安，领略这座“万国朝拜”的帝京风光。他居住在终南山脚下，”常登临终南山远眺。当他登上终南山的北峰时，眼前呈现出泱泱大国的风貌。他深感生存在这样的国家是不平凡的，因此颇有自豪之感。可一想到这兴旺发达的帝国内部己产生了腐朽的因素，他的轩昂情绪又受到打击。李白进长安后结识了卫尉张卿，并通过他向玉真公主献了诗，最后两句说“何时人少室，王母应相逢”，是祝她入道成仙。李白还在送卫尉张卿的诗中陈述自己景况很苦，希望引荐，愿为朝廷效劳。由此，他一步步地接近了统治阶级的上层。李白这次在长安还结识了贺知章。李白有次去紫极宫，不料竟在那里遇见了贺知章。他早就拜读过贺老的诗，这次相遇，自然立刻上前拜见，并呈上袖中的诗本。贺知章颇为欣赏《蜀道难》和《乌栖曲》，兴奋地解下衣带上的金龟叫人出去换酒与李白共饮。李白瑰丽的诗歌和啸洒出尘的风采令贺知章惊异万分，竟说:“你是不是太白金星下凡到了人间?”
一年快过去了，李白仍然作客长安，没有机会出任，他的心情有些沮丧。好友诚意相邀，希望他同去青山之阳的别业幽居，但李白无意前往。这次去长安，抱着建功立业的理想，却毫无着落，这使李白感到失望并有点愤懑。往王公大人门前干谒求告，也极不得意，只有发出“行路难，归去来”的感叹，离开了长安。
四、赐金放还
42岁的李白得到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的推荐（一说由道士吴筠引荐）到了长安，唐玄宗对李白的才华很赏识，礼遇隆重。李阳冰《草堂集序》谓：“降辇步迎，如见绮皓（秦汉间“商山四皓”之一）”。“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但唐玄宗只让他供奉翰林，做自己的文学侍从。三年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 。
三年长安生活，使李白对朝中种种腐败、黑暗有了更多的认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是李白政治生涯的分水岭。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交口称赞，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对其十分仰慕，便召李白进宫。李白进宫朝见那天，玄宗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玄宗问到一些当世事务，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胸有成竹，对答如流。玄宗大为赞赏，随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职务是草拟文告，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请或郊游， 必命李白侍从，利用他敏捷的诗才，赋诗纪实。虽非记功，也将其文字流传后世，以盛况向后人夸示。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宠信，同僚不胜艳羡，但也有人因此而产生了嫉恨之心。
在长安时，李白除了供奉翰林、陪侍君王之外，也经常在长安市上行走。他发现国家在繁荣的景象中，正蕴藏着深重的危机，那便是最能够接近皇帝的专横的宦官和骄纵的外戚。他们如乌云一般笼罩着长安，笼罩着中国，给李白以强烈的压抑感。
与此同时， 李白放浪形骸的行为又被翰林学士张坦所诽谤，两人之间产生了一些嫌隙。
朝政的腐败、同僚的诋毁， 使李白不胜感慨。他写了一首《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表示有意归山。谁料就在此时，倒被赐金放还，这似乎令李白感到非常意外。这次被赐金放还似乎是李白说了不合时宜的话。
五、再次远游
1.漫游梁宋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的夏天，李白到了东都洛阳。在这里，他遇到正在蹭蹬不遇的杜甫。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见面了。此时，李白已名扬全国，而杜甫风华正茂，却困守洛城。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他并没有以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业嗜酒”、“结交皆老苍”的杜甫，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两人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洛阳时，他们约好下次在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会面，访道求仙。这年秋天，两人如约到了梁宋。两人在此抒怀遣兴，借古评今。他们还在这里遇到了诗人高适，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然而，三人各有大志，理想相同。三人畅游甚欢，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这时的李杜都值壮年，此次两人在创作上的切磋对他们今后产生了积极影响。这年的秋冬之际，李杜又一次分手，各自寻找道教的师承去造真簏(道教的秘文)、授道簏去了。李白到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紫极宫清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簏，从此他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成为道士。其后李白又赴德州安陵县，遇见这一带善写符篆的盖寮，为他造了真寰。此次的求仙访道，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会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两次相约，三次会见，知交之情不断加深。他们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也偕同去齐州拜访过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就在这年冬天，两人分手，李白准备重访江东。
2.东去吴越
李白离开东鲁，便从任城乘船，沿运河到了扬州。由于急着去会稽会见元丹丘，也就没有多滞留。到了会稽，李白首先去凭吊过世的贺知章。不久，孔巢文也到了会稽，于是李白和元丹丘、孔巢文畅游禹穴、兰亭等历史遗迹，泛舟静湖，往来剡溪等处，徜徉山水之中，即兴描写了这一带的秀丽山川和美丽妇女。在金陵，李白遇见了崔成甫。两人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情怀更加相投。每次游玩时，都尽情畅游，不计早晚。他们泛舟秦淮河，通宵达旦地唱歌，引得两岸人家不胜惊异，拍手为他们助兴。两人由于性格相投、遭遇相似，所以比之一般朋友更为默契，友情更深厚，因而李白把崔成甫的诗系在衣服上，每当想念，便吟诵一番。
3.探幽燕，走江南
李白在吴越漫游了几年，漂泊不定。这时国家混乱，情况一年比一年差。在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心情引导下，他决计去幽燕(今北京一带)，以探虚实。到了幽燕之后，李白亲眼看到安禄山秣马厉兵，形势己很危急，自己却无能为力。安史之乱前两三年，李白漫游于宣城、当涂、南陵、秋浦一带，仍然衣食依人，经常赋诗投赠地方官，以求帮助。在此次漫游期间，李白因夫人许氏病亡，又娶宗氏。家庭多变，国家多事，李白一面求仙学道，一面企图为国建功，对于国家安危，颇多关切，虽然仍事漫游，已与过去有所不同。
六、病逝途中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策发，李白避居庐山。那时，他的胸中始终存在着退隐与济世两种矛盾的思想。永王李磷恰在此时出师东巡，李白应邀入幕。李白入幕后，力劝永王勤王灭贼，而对于政治上的无远见，他也作过自我检讨。同在江南的萧颖士、孔巢文、刘晏也曾被永王所邀而拒不参加，以此免祸，李白在这点上显然不及他们。永王不久即败北，李白也因之被系浔阳狱。这时崔涣宣慰江南，收罗人才。李白上诗求救，夫人宗氏也为他啼泣求援。将吴兵三千军驻扎在浔阳的宋若思，把李白从监牢中解救出来，并让他参加了幕府。李白成为宋若思的幕僚，为宋写过一些文表，并跟随他到了武昌。李白在宋若思幕下很受重视，并以宋的名义再次向朝廷推荐，希望再度能得到朝廷的任用。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不但未见任用，反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完全出乎意料。因为当时永王幕下的武将均巴得到了重用。事情之所以发生变故，可能与崔涣、张镐这批人的失势有关。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冬，李白由浔阳道前往流放之所——夜郎。因为所判的罪是长流，即将一去不返，而李白此时已届暮年，“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不由更觉忧伤。由于李白在海内素负盛名，此行沿路受到地方官的宴请，大家都很尊重他，并没有把他看做一个遭流放的罪人。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行至巫山，朝廷因关中遭遇大旱，宣布大赦，规定死者从流，流以下完全赦免。这样，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终于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到了江夏，由于老友良宰正在当地做太守，李白便逗留了一阵。乾元二年，李白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旧游之地。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他往来于两地之间，仍然依人为生。上元二年，已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上元三年(公元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二岁。
（ 关于李白之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体可以概括为三种死法：其一是醉死，其二是病死，其三是溺死。第一种死法见诸《旧唐书》，说李白“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第二种死法亦见诸其他正史或专家学者的考证之说。说当李光弼东镇临淮时，李白不顾61岁的高龄，闻讯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当涂县令、唐代最有名的篆书家李阳冰处。而第三种死法则多见诸民间传说，极富浪漫色彩，说李白在当涂的江上饮酒，因醉跳入水中捉月而溺死，与诗人性格非常吻合。但是不管哪一种死法，都因参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左迁-
1.韩愈
韩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南阳（今河南省孟县）人。贞元八年（七九二）进士。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于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历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
他是唐代着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
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谲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挚电的壮观。
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2.柳宗元，字子厚，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永济县），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出生于当时的京城长安。
在北朝时，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薛、裴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注：《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自北魏以来，柳宗元的祖先世代显宦，到唐朝，河东柳氏作为“关陇集团”的一个有势力的家族，在朝廷中据有显赫的地位。就拿高宗一朝来说，柳氏家族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多达20多人。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在玄宗天宝末曾做过太常博士，安史之乱后又继续为官。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出身于著名的士族范阳卢姓，但家道早已没落。她生有二女一子，柳宗元最幼。两个女儿分别配山东崔氏、河东裴氏，都是没落的旧士族。柳宗元的家庭出身，使他始终保持着对祖先“德风”与“功业”的向往。他常常以自豪的语气，叙说祖上的地位与荣耀，表现出强烈的重振“吾宗”的愿望和对功名的追求。
柳宗元出生的时候，“安史之乱”刚刚平定20年。虽然已有20年的短暂和平，但这时的唐王朝早已走过了它的太平盛世，逐渐衰朽。唐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中唐以后的各种社会弊端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等正在形成。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闻见和感受。他九岁那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爆发了继安史之乱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诱发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成德镇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谋继袭，得到河北其它两镇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支持，企图确立藩镇世袭传子制度。新继位的唐德宗不同意，四镇就联合起兵反抗朝廷。建中四年，柳宗元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今湖北武昌）。但由于夏口是一个军事要冲，这时又成为李希烈叛军与官军激烈争夺的目标。年仅12岁的柳宗元在这时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贞元元年（785），柳镇到江西做官。在这以后一段时间，柳宗元随父亲宦游，到过南至长沙、北至九江的广大地区。这段经历使柳宗元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从这以后，他已经开始参与社交，结纳友朋，并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少年受到人们的重视[注：刘禹锡《河东先生集序》“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见《柳宗元集》附录]。不久，他回到了长安。
柳宗元的家庭是一个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氛的家庭。他四岁那年，父亲去了南方，母亲卢氏带领他住在京西庄园里，卢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聪明贤淑，很有见识，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她教年幼的柳宗元背诵古赋十四首。正是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卢氏勤俭持家，训育子女，在早年避乱到南方时，宁肯自己挨饿，也要供养亲族。后来柳宗元得罪贬官，母亲以垂暮之年，跟随儿子到南荒，没有丝毫怨言。她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她身上体现了很多中国古代妇女的美德。母亲的良好品格，从小熏陶了柳宗元。
除了母亲外，父亲柳镇的品格、学识和文章对柳宗元更有直接的影响。柳镇深明经术，“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注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可知他信奉的是传统的儒学，但他并不是一个迂腐刻板、不达世务的儒生。他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他还能诗善文，曾与当时有名的诗人李益唱和，李益对他很推崇。父亲和母亲给予柳宗元儒学和佛学的双重影响，这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3.父亲苏序，母亲史氏，有两位兄长苏澹、苏涣。苏洵少时不好读，19岁时娶妻程氏，27岁时立下决心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苦读，学业大进。
仁宗嘉佑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
嘉佑二年（1057年），二子同榜应试及第，轰动京师。
嘉佑三年（1058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
嘉佑五年（1060年），经韩琦推荐任秘书省校书郎，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又授命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4.欧阳修（1007～107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欧阳修幼年丧父，在寡母抚育下读书。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嘉佑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嘉佑五年（1060），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卒谥文忠。
5.曾巩(1019—1083)字子固，汉族，抚州南丰(今江西南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 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 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6.王安石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qiú）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王安石故里东乡上池荆公塑像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正”，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7.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8.苏辙（1039-1112） 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佑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可可-
“唐宋八大家”是我国唐、宋两代八个著名散文家的合称，他们是唐
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最初将这八个作家的散文作品编选在一起刊行的是明初朱后的《八先生文集》，后唐顺之在《文编》一书中也选录了这八个唐宋作家的作品。明朝中叶古文家茅坤在前者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和编选，取名《八大家文钞》，共160卷。“唐宋八大家”从此得名。
提倡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和文风，这在明中叶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以明代“前七子”、“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垄断文坛，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散文创作中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走上复古的道路。影响所及，致使一些文人学者在散文创作中一味以模拟秦汉古人为能事，其作品成为毫无灵魂的假古董。作为前后七子的反对派而出现的，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他们强调唐宋作家的散文作品是学习和继承秦汉古文优秀传统的典范，应该加以提倡，并着手编选和刊行唐宋作家的散文选集。
由于这八位作家的文学观点比较接近，都主张实用，反对骈体，他们的散文创作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因而“唐宋八大家”一经提出，便为后人普遍接受，成为文学史上的专有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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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824）
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南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叙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
柳宗元(773-819)
字子厚，祖籍河东，世称柳河东，生于长安，贞元初年进士,官监察御史。顺宗时,王叔文执政,他任礼部员外郎,锐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败,他也被贬为永州司马,迁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于柳州。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欧阳修(1007－1072）
字永叔，祖籍江南西路吉州永丰县(今属江西)号”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学的散文家，宋代散文革新运动的卓越领导，唐宋八大家之一。由於忧国忧民，刚正直言，欧阳修宦海升沉，历尽艰辛，但是创作却”愈穷则愈工”。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极力反对浮靡雕琢、怪僻晦涩的”时文”，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许多名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已千古传扬。
三苏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人。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的散文主要是史论和政，他继承了《孟子》和韩愈的议论文传统，形成自己的雄健风格，语言明畅，理反复辨析，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有时不免带有诡辨气息，是其短处。著有《嘉佑集》。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生於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世称苏东坡。
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号栾城，晚号颖滨遗老，四川眉山人。他在父兄的熏陶和影响下，自幼博览群书，抱负宏伟。宋徽宗继位，他遇赦北归，寓居颖昌，闭门谢客，潜心著述，过了十二年闲适而孤独的生活。政和二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王安石（1021－1086）
字介甫，号半山，曾封荆国公，后人称王荆公，谥文，又称王文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国散文史上著名的“唐代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峭直简洁、富於哲理、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词锋犀利、议论风生，开创并发展了说理透辟、论证严谨、逻辑周密、表达清晰、熔事和议论於一炉的独特散文文体。
曾巩(1019-1083)
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人(属今江西)，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唐宋八大家之一。“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的曾巩，资质警敏聪慧；成年后，因文才出众，备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曾巩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主张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他的学术和文章，生前已传誉遐迩，身后更盛名不衰。曾巩散文作品甚丰，尤长於议论和记叙。他的议论文立论精策，不枝不蔓，纡徐曲折，从容敦厚；记叙文则思玫明晰,俯仰尽意，精练生动，耐人寻味。 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汉族，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诗人。他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祖辈迁至荥阳（今河南郑州）。擅长骈文写作，诗作文学价值也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浓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据《新唐书》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佚。
[编辑本段]生平
李商隐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从此，李商隐便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穷水尽的下滑趋势，而李商隐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有《李义山诗集》。
[编辑本段]家世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不过，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现实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令。
[编辑本段]早年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忧郁、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编辑本段]仕途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有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李商隐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骈体文），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一次科举考试。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由此，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了下来。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在数十年中互相攻讦，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治的留史经典。
[编辑本段]社交
有人根据李商隐部分诗作的风格，推想他性格内向（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十一章）。这种猜测多少有些武断。如果从李商隐的另外一些活泼幽默的作品来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现存的资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诗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隐的社交范围广泛，他是一个乐于交往而且颇受欢迎的人。
李商隐交往圈里的人物分为四类：
与仕途生计有关的人物。包括令狐楚、令狐绹、崔戎、王茂元、李执方、卢弘止、郑亚、柳仲郢、李回、杜悰、萧浣、杨虞卿、杨嗣复、周墀、姚合、孙简等人； 互相酬和诗友。包括杜牧、温庭筠、白居易等人；政见或信仰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刘蕡、永道士、崔珏、李郢等人；礼节性的交游或亲戚之间的来往。包括令狐绪、韩瞻以及他在各个阶段的同事。
[编辑本段]交往
在父亲去世后，幼年的李商隐陪同母亲回到河南故乡，这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而且相当艰苦的环境，没有家庭或家族的影响力帮助他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进入一个社交圈。李商隐凭借才华、人品和性格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早在十六岁，他就开始与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交往，将自己的作品散发给他们阅读，获得了一定的名气——也许就是因此引起了令狐楚的注意。
认识令狐楚是李商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后来的生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令狐楚帮助李商隐进入士大夫的社会阶层，同时也使他卷入了党争的旋涡。从829年（文宗太和三年）令狐楚聘用他作幕僚，到837（文宗开成二年）令狐楚去世，他们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李商隐以谦卑诚恳的态度赢得了令狐楚的信任，有一件事可以表现这种信任的程度：令狐楚在病危之际召唤李商隐来到身边，要求他代为撰写遗表——这并非普通的遗书，而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政治遗言。令狐楚本人就是这种文体的高手，而他宁愿让李商隐帮助完成自己一生的总结。另一方面，他们两人之间又有非常微妙的距离感。李商隐在一些场合称呼令狐楚为“四丈”，显得相当亲近，但他从不会放松到忘记时时表达感激之情的地步。当然，与其说李商隐谨小慎微地保持了距离，倒不如说令狐楚的态度给定了双方交往的界限。
在与令狐楚交往的过程中，李商隐学会了如何与既有身份又欣赏自己才华的人融洽相处。这样的人对他而言具有多重身份：伯乐、老师、长辈、上司、赞助者……简言之，他们会对其个人仕途和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编辑本段]爱情
李商隐画像、李商隐的爱情生活，被许多研究者关注，部分原因在于李商隐以《无题》为代表的诗歌中，表现出一种扑朔迷离而又精致婉转的感情，容易被人视为丰富的爱情体验的表达。
关于李商隐的爱情，猜测的部分远远多于有实际证据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此津津乐道，甚至象阅读侦探小说一样揣摩分析他的诗文，希冀发现切实的凭据。下面这些女子被认为是与李商隐有过感情纠葛的：
柳枝。柳枝的名字出现在李商隐写于开成元年（836）年的一组诗（《柳枝五首》）中。他还为这组诗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讲述了柳枝的故事：她是一个洛阳富商的女儿，活泼可爱，开朗大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李商隐的诗（《燕台诗》），心生爱慕，于是主动与他约会。但李商隐失约了。他后来得知，柳枝被一个有权势的人收为妾。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如果不是李商隐杜撰，这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初恋。
宋华阳。李商隐在青年时期曾经在玉阳山修习道术，因此有人猜想他在这期间与女道士发生过恋情。在《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等诗中，李商隐提到了“宋华阳”的名字，于是，宋华阳就被认为是李商隐的恋人。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李商隐曾经和宋华阳姐妹二人同时恋爱。苏雪林在《玉溪诗谜》中[5]对于这个故事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想象发挥。
锦瑟。李商隐有一首著名的《锦瑟》诗，刘攽在《中山诗话》中提到，有人猜测“锦瑟”是令狐楚家的一位侍儿，李商隐在令狐家受学期间，曾与她恋爱，但终于没有结果。
荷花。民间传说他在与王氏结婚前，曾有一小名“荷花”的恋人，两人十分恩爱。在他进京赶考前一月，荷花突然身染重病，李商隐陪伴荷花度过最后的时光。这段悲剧给他造成很大的打击，以后的诗中他常以荷花为题也是对旧情的眷恋。
王氏。王氏是李商隐的妻子。但有人从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中（“况吾别娶已来，胤绪未立”）推断王氏为李商隐再婚的妻子。如果这种看法成立，李商隐应该还有一位初婚妻子，但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几乎空白。李商隐与王氏的感情非常好，在王氏去世后，他写下《房中曲》等悼亡诗篇，情感真挚，语意沉痛。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离家赴蜀地宦游途中所作《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也有猜测，《锦瑟》也是为纪念亡妻而作，以琴弦断裂比喻妻子去世。
对于李商隐爱情生活的研究，以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最为著名。此书在1947年曾再版，更名为《玉溪诗谜》。苏雪林的研究，继承了程梦星、冯浩等人的成果，拓宽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内容。例如，通过她的考证，多数人接受了李商隐与女道士的恋爱经历。不过，苏雪林的猜测和推理几乎不加节制，从而构画出几段离奇的恋情，包括他曾与宫女偷情。
[编辑本段]诗歌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李诗广纳前人所长，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顿挫，融齐梁诗的华丽浓艳，学李贺诗的鬼异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缠绵、绮丽、精巧的风格。李诗还善于用典，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隐秘难言的意思得以表达。
[编辑本段]诗风
他的诗歌体现了他的思想，其人基本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但看中实用，，对儒学有一定的批判精神，认为不必规规然以孔子为师，不必以“能让”为贤等。他还有佛道思想，主张以“自然”为祖。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而最为突出的便是他的爱情诗。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李商隐以无题诗著名。根据《李商隐诗歌集解》[7]里所收诗歌的统计，基本可以确认诗人写作时即以《无题》命名的共有15首：
有些研究者（如杨柳[9]）认为李商隐诗集中部分有题目的诗也应该属于无题诗一类，理由是这些诗的题目往往是从诗的首句中取前几字为题（如《昨日》、《日射》等），或者诗题与内容本身毫无联系（如《为有》、《一片》等）。但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李商隐诗集中可以归入无题诗的就有近百首之多。所以此说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总结了前人关于无题诗的笺注工作[10]，从中可以看出诸家观点之大不同：“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持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至实有寄托者多，直做艳情者少，夹在不分，令人迷乱耳。”
[编辑本段]文章
李商隐的写作，除诗歌以外的成就被论及得较少。事实上，他是晚唐时期最重要骈体文作家之一。这种文体注重文辞的对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广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隐在令狐楚的培养下，成了一位骈体文的专家，为许多官员代笔起草过奏折、书信等文书。《旧唐书·文苑传》说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由于当时章奏中使用的骈体文，要求词藻华丽，又要表述准确，因此对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长写作骈体文的李商隐，养成了用典的习惯，因此被认为这是他的诗歌中喜欢用典的原因[3]。
李商隐曾将其骈体文作品编订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根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的记载，李商隐的文集，除了自编两集，还有另外一些。但前述这些文集，都没有流传下来。目前可以看到的李商隐的文章，是朱鹤龄、徐炯、冯浩、钱振伦、钱振常、张采田、岑仲勉、刘学锴、余恕诚等人，先后从《全唐文》、《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中搜辑、考证而得到的。最新的汇编文集《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刘学锴、余恕诚，中华书局，2002）中收入了352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骈体文，也有少量被称为“古文”的散体文。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李商隐的骈体文评价很高，认为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骈体文就算全部遗失也不可惜。
[编辑本段]笺注
由于李商隐诗意比较隐晦，因此一些李商隐诗的爱好者尝试着为这些难懂的诗注解。宋代蔡绦《西清诗话》里提到刘克笺注李商隐诗；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里提到郑潜庵编《李商隐诗选》；明代唐觐《延州笔记》里提到张文亮注过李商隐诗。但这些注本或选本都没有流传下来。事实上，在明末之前，李商隐诗的笺注并不算多。金元时期的文学家元好问曾感叹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明朝末年的道源和尚，也曾为李诗作注，清朝初年，朱鹤龄在道源注本的基础上，删去了一小部分，又增补了很多，完成《李义山诗注》三卷。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李商隐诗歌的完整注本。此后又经过陆昆曾（《李义山诗解》）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屈复（《玉溪生诗意》）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冯浩（《玉溪生诗详注》）等多人的注解考证，已经能够对李商隐诗中的典故大致了解，但是对于许多诗的涵义仍然没有定论。
在文章整理方面，李商隐曾自编《樊南甲集》、《樊南乙集》，今已不存。清朱鹤龄曾辑录《文苑英华》等书，编成《李义山文集》，但有明显的疏漏。清徐树榖、徐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两人分担了笺、注的工作，成书《李义山文集笺注》，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注本。之后，冯浩又对《李义山文集笺注》进行考订改编，著《樊南文集详注》。钱振论、钱振常兄弟从《全唐文》中找到徐注本、冯注本均未收入的佚文两百多篇，编成《樊南文集补编》。
[编辑本段]影响
施蛰存认为，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2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到了宋代，学习李商隐的诗人就更多了。据叶燮说：“宋人七绝，大概学杜甫者什六七，学李商隐者什三四。”（《原诗》）北宋初期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隐，经常互相唱和，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称为西昆体。在当时颇有影响。此外，王安石对李商隐也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一些诗作“虽老杜无以过也”（《蔡宽夫诗话》）。王安石本人的诗歌风格也明显受到李商隐的影响。
明朝的诗人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都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清朝喜欢写艳情诗的人更是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例如王彦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香艳诗也是受到他的影响。
关于李商隐对后世的影响，可以参看吴调公《李商隐对北宋诗坛的影响》、《李商隐在清代的余波绮丽》、王玉祥《李商隐对苏曼殊诗的影响》、王兆阳《论李商隐的诗对词的独特风格形成的影响》、刘学锴《李商隐诗与唐宋婉约词》等论文。
[编辑本段]传说
与李商隐有关的传说，散见于后世的史料笔记中。
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记载：在令狐楚去世后多年的某个重阳节，李商隐拜访令狐绹，恰好令狐绹不在家。在此之前，李商隐已曾经多次向身居高位的令狐绹陈诉旧情，希望得到提携，都遭到对方的冷遇。感慨之余，就题了一首诗在令狐绹家的厅里：“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委婉地讽刺令狐绹忘记旧日的友情。令狐绹回来看到这首诗，既惭愧又惆怅，于是令人将这间厅锁起来，终生不开。后来又有人说，这首诗令狐绹恼羞成怒，很想铲除题诗的墙壁，但由于这首诗里有出现了他父亲的名字（“楚”），按照当时的习俗，他无法毁掉诗作，就只好锁上门不看。也因此更加嫉恨李商隐。
宋姚宽《西溪丛语》中记载唐末流传的一个故事：一群文人在洞庭湖中泛舟游玩，有人提议以木兰为题作诗。于是众人一边饮酒一边轮流赋诗。这时，突然出现一位贫穷的书生，口占一绝：“洞庭波冷晓侵云，日日征帆送远人。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吟罢隐身而去。大家都感到惊奇，后来得知，这人就是李商隐的鬼魂。在另一个版本（宋李颀《古今诗话》）中并没有鬼魂出现，是一群诗人在长安聚会时，有人朗诵这首诗，大家才发现原来他就是李商隐。
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中说：白居易晚年非常喜爱李商隐的诗，曾经开玩笑地说：希望我死后能够投胎当你的儿子。后来李商隐儿子衮师出生，李商隐为他取小名叫“白老”。
无题(昨夜星辰)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黑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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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鱼炖火锅-
韩愈
韩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南阳（今河南省孟县）人。贞元八年（七九二）进士。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于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历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
他是唐代着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
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谲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挚电的壮观。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欧阳修幼年丧父，在寡母抚育下读书。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嘉佑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嘉佑五年（1060），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卒谥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