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经济衰退，如何运用宏观经济学，分析其原因提出调控对策？

路径依赖指的是：当前的选择或结果受过去决策或历史事件的影响，即选择或发展方向受到先前选择的限制或倾向。在路径依赖理论中，认为过去的决策和事件会对后续的选择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形成一条特定的发展路径。路径依赖的概念适用于各个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在经济学中，路径依赖理论认为过去的经济结构、制度安排和政策决策会对当前的经济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路径依赖理论关注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演化，认为过去的社会和政治路径会对当前和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路径依赖的主要特征1、随机性受限：路径依赖认为，选择的随机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去的决策和事件的限制。过去的路径或选择会对后续的选择产生一定的约束和导向。2、非线性发展：路径依赖认为，一旦在某一路径上进行了选择或决策，后续的发展可能会围绕着该路径继续发展，而非线性地跨越到其他路径。3、历史惯性：路径依赖认为，过去的选择和历史事件具有惯性，即它们对后续的选择和发展产生一种持续的影响，形成一种路径上的惯性。

“路径依赖”这个名词，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戴维在1975年提出的。他说：“一旦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人们的一切选择都会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一旦做出某种选择后，他们会不断地投入各种资源，不管投入的是人力、物力、财力还是时间。在做出下一个选择时，都不可避免地会考虑到这些前期的投入，不管它还能不能收回，是否真的还有价值。如果哪天人们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不再适合自己、没有价值时，前期的投入就像万能胶一样，把我们粘在原来的道路上，无法做出新的选择，而且投入越大，把我们粘得越紧。牛人优秀是因为路径依赖，普通人平庸是因为习得性无助

　　路径依赖理论 (里面的例子应该还比较通俗)　　路径依赖定义　　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　　第一个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的是道格拉斯·诺思，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　　“路径依赖”理论被总结出来之后，人们把它广泛应用在选择和习惯的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一切选择都会受到路径依赖的可怕影响，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人们关于习惯的一切理论都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解释。　　路径依赖的实验　　有人将5只猴子放在一只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教训所有的猴子，直到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动手。　　然后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的一只猴子，新来的猴子不知这里的“规矩”，竟又伸出上肢去拿香蕉，结果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4只猴子，于是它们代替人执行惩罚任务，把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　　试验人员如此不断地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戒的猴子换出来，最后笼子里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　　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允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这是合理的。　　但后来人和高压水都不再介入，而新来的猴子却固守着“不许拿香蕉”的制度不变，这就是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效应。　　路径依赖的作用：自我强化与锁定效应-----马屁股决定铁轨的宽度　　一个广为流传、引人入胜的例证是：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什么采用这个标准呢？　　原来，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　　那么，电车的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的标准是沿用马车的轮距标准。　　马车又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　　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所以，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　　这些辙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从古罗马人那里来的。因为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它的军队所铺设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　　任何其他轮宽的战车在这些路上行驶的话，轮子的寿命都不会很长。　　可以再问，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　　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　　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　　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要用火车运送，路上又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比火车轨道宽一点，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是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的。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路径依赖导致了美国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竟然是两千年前便由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

1、对孩子来说走弯路的学习方法不可怕怎样避免反复走弯路呢？2、为何叫做路径依赖理论？3、城市社会学里讲的路径依赖到底是指什么？4、为何叫做路径依赖理论5、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的路径依赖理论对孩子来说走弯路的学习方法不可怕怎样避免反复走弯路呢？接触到了一个概念：路径依赖。看到这个概念就自然联想到孩子身上，竟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想，这个概念用在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上，会非常有帮助的。如果我们能早点认识到“路径依赖”对孩子学习的影响，就不会认为孩子小的时候怎样学习都无所谓，反正小学知识都那么少，随便他就好。如果我们能早点知道“路径依赖”，我们就会在初期重视孩子的习惯和态度，让他们形成良性的路径依赖。（一）路径依赖的实例“路径依赖”离我们并不遥远，生活中随处可见。（1）有的人买东西第一次得到赠品时非常惊喜，喜欢这种捡便宜的感觉。于是他每次买东西都习惯要赠品，甚至会为了要赠品费上一番唇舌。而他每一次要赠品就是一次强化的路径依赖。甚至会因为赠品价格不菲，而忽略到要买的主产品本身的信价比；或者因为没有赠品，放下了一件他非常心仪的东西。（2）一份工作你已经做了好几年，不喜欢却习惯了，习惯了这份职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习惯了周围的同事和公司的环境，不想跳槽去挑战新的工作，这也是路径依赖。如果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事情，你都无法狠下心来换一条路尝试一下。（3）一份感情/婚姻，你已经很失望很伤心了，可是却不愿去中断或者改变。因为你习惯了你身边的这个人，习惯了和他相处的方式。即使你有一颗想走出来的心，却很难或没有能力走出来，这也是路径依赖的一种。（4）一个孩子，一年级的时候作业很少，孩子总是一边玩一边写作业，或者一边吃东西一边写作业，你当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反正晚饭前孩子基本把作业写完了。但是等到孩子年级逐渐升高，作业量越来越大、题越来越难的时候，当孩子开始熬夜的时候，你才知道症结所在。那个时候想给孩子调整，你就会发现非常难。因为孩子已经在养成习惯的初期，形成了一个错误的路径依赖。他一坐到学习桌前，就习惯性地想拿个玩具，或拿一些零食。他已经把写作业和玩/零食绑定在了一起。（二）路径依赖的概念百度百科上对“路径依赖”的定义是这样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它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会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路径依赖一个广为流传的例证就是：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尺寸是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这正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那么，电车的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造电车的人最先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的标准是沿用马车的轮距标准。马车又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按照这个规律往前追溯，我们会发现：这是因为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古罗马人为它的军队铺设的，而最初的罗马战车是由两匹马拉着的，轮距的宽度就是两匹马屁股的宽度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要用火车运送，路上又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比火车轨道宽一点，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是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的。所以，最后的结论是：路径依赖导致了美国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竟然是两千年前便由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三）孩子学习中的“路径依赖”第一个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的是道格拉斯·诺斯，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斯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道格拉斯·诺斯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务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师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我认为孩子的学习状态与物理世界、经济生活也有相同之处，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著名的教育家曼恩说：“习惯仿佛一根缆绳，我们每天给他缠上一股新索，要不了多久，它就会变得牢不可破。”一种思想，一个行为，都是一种无形的“路径”，都是一根“绳索”。比如思想：一个孩子认为自己数学方面有天赋，他就会怀着强大的自信去听讲，去解题，而每一次成功解出的问题，都会再次强化他“数学方面有天赋”这个无形路径，那么这种不断地自我强化机制，就让这条路径的车辙越来越深刻，会让这个孩子越来越认为自己在数学方面有能力。同理，如果一个孩子觉得自己很差劲，也会出现糟糕的车辙和路径依赖。比如行为：一个孩子每天早上六点起，早读英语10分钟，语文10分钟。到了期中期末，老师抽查英语背诵和文章背诵时，这个孩子都非常流利而熟练。早起、早读，这也是一条无形的路径，孩子每一天重复做一次，就会让这个路径的车辙加深一些；而每一次老师检查，他比别人背的更流利、老师给他的认可就是这条路径依赖给他的“报酬递增”，这些会促进他继续沿着这个路径走下去，而这个车辙也会越来越深刻。同理，如果一个孩子写作业总是应付，不管对错，做完就行。那么这样的行为也会形成车辙，变成错误的路径依赖，影响孩子长期的学习效果。（四）引号孩子建立正确的“路径依赖”！我相信，在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路径依赖”之初我们会很费神，但是一旦引导孩子建立起来正确的路径依赖了，我们以后一定会越来越轻松！拿破仑·希尔说：“播下一个行动，你将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你将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为了孩子们的命运，我们值得付出更多的努力。所以，接下来的几个方法，我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1）不同的行为，不同的关注！孩子每天会有很多很多的行为，不是每个行为我们都需要给他关注，让他规规矩矩；更不需要我们每个地方都给孩子一些条条框框，让他完全没了自己。我们要分清楚，哪些行为需要我们引导规范，哪些行为孩子可以随心而动。比如：孩子去上学的时候，在安全的前提下，他是喜欢慢点走，还是快点走，还是跑着走，这些随心就好，我们不要控制，更不要规范。孩子写完作业，是玩玩具，还是画画，还是到楼下广场玩，这是他选择的自由，尊重他，不给他限制。但是，如果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一会儿出来一趟吃苹果，一会儿又出来一趟玩玩具，半个小时出来三趟那我们就要干预，要引导，要用合适的方式让孩子能安稳地坐在学习桌旁专注地写作业。什么是合适的方式？比如：写作业之前吃好喝好；玩具在他写完作业再拿出来；学习桌上只放学习用品，清掉其他的与学习无关的物品；甚至我们可以陪着孩子写作业一段时间，也许一两个星期，也许一两个月，孩子一旦养成了专注写作业的习惯，这个路径依赖的车辙足够深了，我们就可以自由了。（2）培养好习惯、摒弃坏习惯，是教育中非常关键的一环无论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都是一种路径依赖。我们作为父母，要做的就是让坏习惯的“车辙”越来越浅，让好习惯的“车辙”越来越深。这可以从“提高坏习惯的实现难度”和“降低好习惯的实现难度”这两个方面去入手。【a】提高坏习惯的实现难度如果孩子坐在沙发上就想看电视，那么我们需要让他看电视这个动作实现起来非常不容易。比如：把遥控器放在他够不到的地方；把电视的开关关掉（甚至电影拔掉）。孩子如果想看电视，要去手工开电视电源，还要找大人帮忙拿遥控器。增加两个步骤，就会降低孩子看电视的频率。【b】降低好习惯的实现难度当你想让孩子养成早点起床并独自穿衣服的习惯时，你可以降低孩子的实现难度。比如：提前十分钟叫他起床，让他可以赖一会儿，缓解一下困意；和他做一些亲子互动，亲亲他、抱抱他、给他挠挠背，或者和他说几句贴心的话，让他起床就有个好心情；我们提前看好天气预报，把今天孩子穿的衣服按照先后顺序放在孩子的床边，让孩子坐起来就能有序的穿起来。（等到孩子养成了早起床和独立穿衣服的习惯后，我们再培养他们睡前自己找好第二天的衣服的新习惯。育儿切忌心急，我们要循序渐进。）（3）反复练习、及时跟进、适当鼓励！一个习惯的养成，是需要反复练习的。这一点相信大家都有共识。所以，我们想要让孩子养成阅读的好习惯，就需要引导孩子不断地坚持阅读。如果你陪伴孩子阅读，也需要规划好自己的时间，每天规律地阅读。每做一次，就会让阅读地“车辙”加深一些，习惯就会更巩固一些。切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同时，如果孩子完成的不错，或者有了小小的进步，我们都要及时跟进，给孩子恰当的认可和鼓励。比如：当孩子第一次独立穿衣服，站在厨房时，我们可以用惊喜的表情说：“哇！宝贝这么快穿好衣服啦？都没让妈妈帮忙？真厉害！宝贝真是长大了！”孩子得到了认可，他就会有非常高的成就感。而这个成就感，会极大的鼓励他第二天也给妈妈同样的惊喜，得到妈妈同样的认可。当然，我们也不要夸得太过了。任何的话语，都是过犹不及。说多了都会慢慢失去作用，包括批评，也包括夸奖。如果我们天天对着孩子说“你真棒”，无论孩子做什么我们都说“你真棒”，那么“你真棒”这句话就慢慢地变成了“你好”、“吃了吗？”一样没什么意义，更别指望着有鼓励作用了。我们夸孩子，要夸在具体地事情上，也要夸在合适的时机，更要发自内心地给孩子正向的反馈。“路径依赖”源于变化带来的变数，更源于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习惯一旦养成，就不愿再承受改变的痛苦，因为这种痛苦是一般人都不愿意面对的。最后，衷心地希望孩子们生活和学习的“路径”方向都是正确的，有益的；希望孩子们都可以破茧成蝶，拥有属于他们的幸福人生。为何叫做路径依赖理论？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路径依赖问题首先由保罗·大卫在1985年提出，尔后w·马兰·阿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后来，道格拉斯·诺斯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从而建立起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你知道美国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多少吗?如果知道，那么你知道它是怎么制定的吗?下面这则典故可以给你详细的解释，同时形象地告诉我们到底何为“路径依赖”理论。美国的铁路原先是由英国人建造的，英国铁路的轨道宽度是4英尺8．5英寸。英国铁路的轨道宽度为什么是4英尺8．5英寸呢?因为英国造铁路的人原先是造有轨电车的，有轨电车的轨道宽度是4英尺8．5英寸。有轨电车的轨道宽度为什么是4英尺8．5英寸?因为造有轨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当古罗马的战车碾过欧洲大陆的时候，它给英国路面留下的车辙宽度是4英尺8．5英寸，所以造马车的人也沿用这个宽度。古罗马为什么把马车道定为4英尺8．5英寸?因为两匹马臀部之间的宽度是4英尺8．5英寸。两匹马臀部的宽度决定了马车道宽度，后来变成了有轨电车的车道宽度，又变成了铁轨的宽度，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作“道路依赖”。就连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两旁两个火箭推进器之间的距离，也是4英尺8．5英寸!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要用火车运送到火箭发射点。路上要通过隧道，隧道下面铁轨的宽度也是4英尺8．5英寸。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所以，今天的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慎重选择，以免对以后的发展，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其实，关于习惯的一切理论都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解释。那么，如何避免路径依赖的负面效应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不必要的影响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要找准一个正确的方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你以后的人生道路。而这种模式的基础，其实是早在童年时期就奠定了的。做好了你的第一次选择，你就设定了自己的人生。在国际IT行业中，戴尔电脑是一个财富的神话。戴尔计算机公司从1984年成立时的1000美元，发展到2001年销售额达到310亿美元，是一段颇富传奇色彩的经历。戴尔公司有两大法宝：“直接销售模式”和“市场细分”方式。而据戴尔的创始人麦克尔·戴尔透露，他早在少年时就已经奠定了这两大法宝的基础。戴尔12岁那年，进行了人生的第一次生意冒险——为了省钱，酷爱集邮的他不想再从拍卖会上卖邮票，而是通过说服自己一个同样喜欢集邮的邻居把邮票委托给他，然后在专业刊物上刊登卖邮票的广告。出乎意料地，他赚到了2000美元，第一次尝到了抛弃中间人，“直接接触”的好处。这个第一次，是他永远都忘不了的。后来，戴尔的创业一直和这种“直接销售”模式分不开。上初中时，戴尔就已经开始做电脑生意了。他自己买来零部件，组装后再卖掉。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一台售价3000美元的IBM个人电脑，零部件只要六七百美元就能买到。而当时大部分经营电脑的人并不太懂电脑，不能为顾客提供技术支持，更不可能按顾客的需要提供合适的电脑。这就让戴尔产生了灵感：抛弃中间商，自己改装电脑，不但有价格上的优势，还有品质和服务上的优势，能够根据顾客的直接要求提供不同功能的电脑。这样，后来风靡世界的“直接销售”和“市场细分”模式就诞生了。其内核就是：真正按照顾客的要求来设计制造产品，并把它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直接送到顾客手上。此后，戴尔便凭借着他发现的这种模式，一路做下去。从1984年戴尔退学开设自己的公司，到2002年排名《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中的第131位，其间不到20年时间，戴尔公司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公司之一。正是初次做生意时的正确路径选择，奠定了后来戴尔事业成功的基础。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在职业生涯中，我们无法摆脱这种路径依赖，一旦我们选择了自己的“马屁股”，我们的人生轨道可能就只有4英尺8．5英寸宽。以后我们可能会对这个宽度不满意，但是却已经很难改变它了。我们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在开始时慎重选择“马屁股”的宽度。对于即将毕业走入社会的青年朋友来说，更应该慎重选择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份工作。城市社会学里讲的路径依赖到底是指什么？路径依赖定义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第一个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的是道格拉斯·诺思，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路径依赖”理论被总结出来之后，人们把它广泛应用在选择和习惯的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一切选择都会受到路径依赖的可怕影响，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人们关于习惯的一切理论都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解释为何叫做路径依赖理论“路径依赖”这个名词路径依赖理论，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戴维在1975年提出的。路径依赖理论他说：“一旦做了某种选择路径依赖理论，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人们的一切选择都会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一旦做出某种选择后，路径依赖理论他们会不断地投入各种资源，不管投入的是人力、物力、财力还是时间。在做出下一个选择时，都不可避免地会考虑到这些前期的投入，不管它还能不能收回，是否真的还有价值。如果哪天人们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不再适合自己、没有价值时，前期的投入就像万能胶一样，把我们粘在原来的道路上，无法做出新的选择，而且投入越大，把我们粘得越紧。牛人优秀是因为路径依赖，普通人平庸是因为习得性无助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的路径依赖理论主要精神是，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不能轻易走出去。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是第一个提出制度的“路径依赖”理论的学者。他认为，制度变迁的原因有二：制度的收益递增和网络外部性，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着显著的交易成本。这种观点是否成立，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道格拉斯·诺思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从而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某一路径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好的路径会对企业起到正反馈的作用，通过惯性和冲力，产生飞轮效应，企业发展因而进入良性循环；不好的路径会对企业起到负反馈的作用，就如厄运循环，企业可能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而这些选择一旦进入锁定状态，想要脱身就会变得十分困难。他的这种理论，在现代时间序列研究中得到发扬光大。特别是近期的long memory time series的飞速发展，从数学以及经济学理论上（特别是金融市场上得到很好的验证）证明了路径依赖理论的正确。

主要精神是，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不能轻易走出去。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是第一个提出制度的“路径依赖”理论的学者。他认为，制度变迁的原因有二：制度的收益递增和网络外部性，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着显著的交易成本。这种观点是否成立，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道格拉斯·诺思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从而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某一路径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好的路径会对企业起到正反馈的作用，通过惯性和冲力，产生飞轮效应，企业发展因而进入良性循环；不好的路径会对企业起到负反馈的作用，就如厄运循环，企业可能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而这些选择一旦进入锁定状态，想要脱身就会变得十分困难。他的这种理论，在现代时间序列研究中得到发扬光大。特别是近期的long memory time series的飞速发展，从数学以及经济学理论上（特别是金融市场上得到很好的验证）证明了路径依赖理论的正确。

为什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开心快乐，一到结婚就不幸福了？为什么和一只狗相处几年都感情深厚，可是有的人和伴侣相伴10多年还会反目成仇？夸张的还会持刀相向！ 7个婚恋心理学，让你明白这其中的逻辑，让你幸福更醇香持久！ 1. 幸福递减定律 幸福递减定律是指人们对同一件事情所感受的幸福，会因为外在环境或者物质条件的改善而降低。 比如说你在沙漠里，口干舌燥，你经历千辛万苦找到水源，你喝第一杯水的时候你感觉幸福到飞起。喝完第一杯，你觉得这个水甘甜美味，你第二杯的时候，觉得水清凉，第三杯，第四杯下肚，你就觉得胀肚了。如果再喝下去，你就会觉得要吐了。 原本甜美救命的水，喝多了成了负担。 在情感中，也是这样。 刚开始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吃最差的饭，穿地摊货，带草编的戒指，都会觉得幸福无比。但是到了中年，哪怕给你买再多的金银首饰，也比不上当初草编的戒指带来的幸福感。 什么“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物以稀为贵”这些名言，其实都不过是“幸福递减定律”在发生作用。 控制婚姻里幸福递减定律的方法就是多欣赏对方，多发掘对方身上的优点。 如果你正处在婚姻的7年之痒或者和爱人正在疲惫期，那就思考一下真的对方变了，还是幸福递减定律在发生作用。 如果是幸福递减定律在发生作用，你就试试一下步骤： 1. 公平公正不带情感地审视自己 2. 再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3. 沟通查找问题 4. 给予对方肯定性的评价 5. 再从对方的不足之中找到好的一面 6. 制定规则一起遵守，共同进步 2. 杠杠原理 杠杆原理是指两个不同重量的东西放在杠杆上，它们的重量与它们的悬挂点到支点的距离成反比，两者才能处于平衡状态。 通俗了讲，就是你想要达到平衡，你就要找到合理的支点。 婚姻中也需要这个支点。而撑起婚姻的支点，就是幸福。婚姻中幸福的支点，并不是大事，而 生活中积累地点点滴滴的关爱与体贴。 在史蒂芬·柯维博士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中有这样的一个片段： 一个朋友问柯维博士，说：“我不爱我老婆了，怎么办？” 柯维博士说：“那你去爱她啊！” 朋友说：“你不明白，我说我不爱她了！” 柯维博士说：“那你就去爱啊！爱是一种动作，而不是一种感觉！” 很多人，都想书里那个问问题的朋友，都觉得爱是一种感觉而不是行为。 其实，爱就是在一些行为中体现和表达出来的。你表达了爱，对方接受了爱再回馈给你爱。爱的感觉由此产生了。 杠杆原理就是告诉我们，想要获得婚姻的幸福，就要学会维持平衡也就是找到幸福的支点。 如何做到平衡呢？ 1. 将心比心：不要以圣人的要求要求对方，以贱人的要求对待自己 2. 学会付出：不管多久的爱人，都不要吝啬情感、物质、时间，付出既让对方快乐，也能满足自己。 3. 保持步调一致： 如果对方飞得太快，你原地不动，就算对方不想，你也会被淘汰。 4. 经常说说甜言蜜语或者表达感情：适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不仅会让对方开心，自己也会变得更加丰富细腻！ 5. 更要学会沉默：矛盾激化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沉默。等心情平复再进行非暴力沟通。 3. 马斯洛层次需求 马斯洛需求指出，尊重是一种需求，它包括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认可和尊重。 马斯洛的层次需求，更是体现在亲密关系。 很多夫妻，在一起久了，就没有了尊重。在很多人面前数落自己的爱人，一点面子都不给，甚至觉得都老夫老妻了，要什么面子。 还有的人甚至会天天扯着爱人的缺点在那里嘲笑，还会打着“打情骂俏”的名义。 最后落得离婚的下场还一脸无辜。 夫妻之间，一定要学会尊重，且要把尊重当成最基本的相处方式。 那如何做到尊重呢？ 1. 不要拿自己的爱人和别人比。 2. 不要随意发火 3. 不要拿对方的缺点开玩笑，也不要在人前数落爱人 4. 不要对对方的工作和社交颐指气使。你可以提意见，但是最终决定要给对方自己做。 5. 刺猬法则 刺猬法则是指刺猬为了取暖，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次以后，就找到了一个既可以互相取暖，又不伤害到对方的距离。 刺猬法则强调的是我们人际关系交往中的“心理距离效应。” 每个人的观念、文化、性格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处世态度和交际方式都不一样。 所以有人会说“距离产生美”！ 亲密关系更是如此。 但是现在很多夫妻，都要求对方绝对的坦诚。不仅要肉体上赤裸相见，连心灵上也不能有一丝秘密。 但是人性，怎么可能毫无自我地生存呢？ 三毛都说：“我的心有很多房间，荷西也只是进来坐一坐。” 但是很多人不懂，非要爱人对自己绝对地坦诚，才会出现那么多感情没有从对方的手机里活着出来。 不管是什么关系，都需要隐私和空间。否则，就算对方对你绝对地坦诚了，不出几年，你自己也就腻了。因为看穿一样东西之后，它将对你毫无吸引力，爱人也是如此。 刺猬法则，就是让我们和爱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在这个距离的基础上还要付出自己的关怀，让对方感受到温暖。 6. 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值得就是一段感情，遭遇的阻碍越多，感情越坚固。 我有一个朋友，家庭条件特别好，独生子女，又长的特别像范冰冰。结果高中一毕业就被一个混混追到了手。父母是疯了一样棒打鸳鸯。但是我那个朋友就死活觉得自己遇到真爱，后来背着父母和混混生下了孩子。 生了孩子以后的混混，不工作，整天在外面游手好闲做些不务正业的事。结果因为网上/赌/博，被抓/走了。 朋友只好回去投奔父母。看着昔日美如仙女的女儿，如今成了憔悴的弃妇，气的头发白了一半。 其实，那时候，父母不要过分地拆分，我朋友可能过了新鲜期就放弃了；如果我朋友也能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被父母的棒打而加深了自己的感觉，陷入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了，那结果就不一样了。 可能在子女的眼里，父母的爱情老土，他们的婚姻也不浪漫。但是老土的父母不代表他们不懂人性不懂生活。他们的反对肯定是他们的理由，他们的考虑也比我长远。所以在经历情侣不被父母接纳的情况下，适当地分开一点距离，一点时间，看清对方的品质，再决定后面的选择。 怎么看清一个人呢？ 1. 看他面对利益损失时的表现：比如你说分开一段静一下，他表现太冷静太激动的都不可取。太冷静，要么是他在意，要么就是有目的；太激动的，要么就是太幼稚，要么就是太以自我为中心。 2. 看他身边的朋友是什么样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和什么人接触，就能看出他的为人。 3. 看他把时间花在哪里：喜欢学习，研究新生事物的人将来一定有钱；喜欢游戏、娱乐的，一定不上进；喜欢打扮的，花花肠子不会少；喜欢养生养花的，一定顾家和心软。 7. 路径依赖原则 路径依赖原则是指人在做了某个选择之后，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个人不断强化这个选择，并让自己不轻易地走出去。 这个原则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某个事物进入某一路径，就会产生依赖。 比如我们现代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4英尺又8.5英寸（1英寸=2.54cm）。你知道这个数字是哪里来的吗？ 这个数字看起来又精确又高端，实际上它得来的根据是两匹马屁股的宽度。 因为早期的铁路是建电车的人设计的，4英尺又8.5英寸刚好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而最先造电车的人又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的标准沿用的是马车的轮距标准。 而马车的宽度又来源于古罗马人军队战车的宽度，而罗马人为什么要用4英尺又8.5英寸呢? 因为两匹马的屁股宽度刚好是4英尺又8.5英寸。 更夸张的是现在的火箭助推器的宽度也是由火车铁轨的宽度决定的。 生活中，多有习惯性的理论，都可以用这个路径依赖原则来解释。尤其是在婚姻中一样受用。 很多女孩子，和初恋在一起，不久后发现男朋友很多不能容忍的缺点。但是很多女生都会选择继续在一起。生完孩子后不出所料地过得很不幸福。 一个人选择一个人结婚，等于选择了自己整个后半生。所以你要懂得善于利用路径依赖原则来选择和经营婚姻。 就是从一开始，就要选择一条对的，和谐、融洽的路径。然后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模式经营下去，这样，你就会轻松收获幸福！ 聪明的人都知道，婚姻绝对不是两个人领个本本，然后就能过上王子和公主的幸福日子。 婚姻需要经验，更需要呵护。所以，了解心理效应在婚姻中的作用，学会运用这些效应，让你的幸福醇香更持久！愿你幸福美满!

有些人，初时之时你觉得他很满足。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欢笑，嬉戏、学习。你或许会以为他们没有痛苦。但是可能....

1.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2.蘑菇定律：成长需经历从阴暗到光明的过程。 3、酒与污水定律：对于坏的东西，要提前处理掉。 4、华盛顿合作定律：不团结终将一事无成。 5、彼得原理：量力而行，不是什么都适合你。 6、皮格马利翁效应：鼓励和赞美能创造奇迹。 7、破窗效应：及时矫正和补救正在发生的问题。 8、木桶定律：尽可能的弥补自己的短板。 9、鲶鱼效应：引入竞争可以激发活力。 10、帕金森定律：低能领导低能制造出来的机构臃肿、扯皮推透、效率低下。 11、蝴蝶效应：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有迹可循，存在定数与变数。 12、光环效应：爱屋及乌、以偏概全的主观印象。 13、墨菲定律：越担心的事越容易发生。 14、羊群效应：盲目的从众心理。 15、多米诺效应：连锁反应，能量放大。 16、霍桑效应：宣泄情绪后，心情舒畅。 17、分粥效应：制度引领至关重要。 18、出其不意效应：没有心理准备时，人会很容易服从。 19、小鞋效应：上级对下级的报复惩处。 20、节俭悖论：节俭会降低消费，导致经济萧条。 21、路径依赖：人们的决策选择受惯性影响受制于过去的决策。 22、丛林法则：互惠互利，弱肉强食，优胜劣汰。 23、戈培尔效应：重复是一种力量，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 24、青蛙法则：挫折是常态，顺利才是意外。 25、存肢效应：一味的沉浸在对过去的执着之中。 26、香肠法则：眼不见为净，不要去了解香肠的生产过程。 27、心理账户理论：人们在心里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 28、沉锚效应：受第一印象支配，思维固定某处。 29、格雷欣法则：劣币充斥市场，良币被驱逐。 30、信息不对称理论：信息充分有利，信息贫乏不利。 31、霍布森法则：没有选择的选择 32、鹬蚌法则：不合作使第三方得利 33、定型化效应：对某事物固定的看法。 34、鸵鸟效应：逃避现实，不敢面对问题。 35、第二十二条军规：骗局，霸王条款，无法逾越的障碍。 36、潘多拉效应：不禁不为、意禁愈为 37、囚徒困境：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 38、阿伦森效应：喜欢褒奖不断增加，批评不断减少。 39、皮诺曹效应：以诚信换取别人信任。 40、倒金字塔效应：使最基层的员工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41、德西效应：适度奖励，物质与精神相结合。 42、猪大肠效应：要看行动，看本质，不能只看表面。 43、手表定律：选择过多，行为将陷于混乱。 44、二八定律：最重要的只占一小部分。 45、海洛因效应：明知结局不好而又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成瘾行为。 46、不值得定律：不值得做的事情，就不值得做好。 47、踢猫效应：坏情绪的连锁反应。 48、刺猬理论：保持适当距离。 49、超限效应：再好的东西也要适度。 50、寻斧效应：瞎猜疑会产生错觉，需调查研究后才能作出判断。 51、条鱼效应：盲目跟随的惯性思维。 52、照镜子效应：借他人、他事、他见以正己的方法。 53、印象管理：人们试图管理和控制他人对自己所形成的印象的过程。 54、海格力斯效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55、巴纳姆效应：一顶戴在谁头上都合适的帽子。 56、七年之痒：瓶颈。 57、奥卡姆剃刀定律：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58、凡勃伦效应：越贵越受到青睐。 59、蔡加尼克效应：人们对于尚未处理完的事情印象更加深刻。 60、搭便车效应：不付成本或少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

　　首先，国家作为经济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者，其在经济法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之经济法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决定了通过国家力量促使经济法摆脱上述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法制低效率状态，是经济法创新和发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国家机关尤其是国家权力机关承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至关重要。　　其次，上述经济法产生之初形成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的一个主观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经济体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体制信息不完全）基础上构造了经济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强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经济法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从部门法名义上明确经济法这一独立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方法、体系的基本制度和规范，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分析法）和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方法）创立符合经济学和法学规律的全新经济法范畴，对于国家抛弃经济法体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鉴好的制度，并理性地进行经济法的制度创新，至关重要。　　再次，虽然上述加强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学习，是经济法摆脱路径依赖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法因其强烈的政府性特征，而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巩固和扩张自身权力并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体制特别是立法体制上，打破利益集团对经济法制度创新的干扰，推动经济法从传统的经济行政法模式下的“恶性循环”中彻底解放出来，又是摆脱经济法对行政法和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重要途径。必须强调，如果我们假定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基本途径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而且干预市场的基本方法以体现经济规律的法律手段为主，以体现行政规律的法律手段为辅；那么将国家干预市场的法律等同于经济行政法的主张，将导致中国经济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后，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经济法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它较之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基本特征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创新、设计和实施成本较之后者要高。为此将降低中国经济法制度变迁成本，作为经济法制度创新的一个关键环节。从经济法的制度和实施方面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现有的依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为依据构成的庞大中国经济法体系进行消肿，以反映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律规律的新经济法制度体系（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的更高收益，来抵销经济法采取经济行政法和经济政策模式的旧经济法制度体系被废除而失去的利益，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创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传统的以公法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法，并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术将中国经济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兼顾市民社会利益和政治国家利益并集中体现社会利益的社会法。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运用经济和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的核心内容，由此产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从而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当前中国市场制度变迁的主导模式。与此相适应，中国也走上了政府推进法治的发展轨道，因为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贫乏，决定我们只能更多地借助学习手段、借助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手段，而无法更多地借助于传统。这也是一种近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其中，以政府依法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经济法，是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按照中国立法机关的最新观点，“我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为7个法律部门比较合适，这7个部分是：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每类法律部门中又包括若干子部门，有些子部门下面还可进一步划分。这种划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反映各类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既易于把各个法律部门区分开，又使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合乎逻辑，并且符合我国现有法律和将要制定的法律的状况”。（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其中，“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经济法大体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计划、财政、税务、金融、审计、统计、物价、技术监督、工商管理、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等方面的法律”。（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可见，经济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与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已成定论。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干预，是以政府协调经济关系为基本宗旨的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一方面，这一基础强大于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为其基本经济和政治基础的私法即民商法，从而中国经济法强大于中国民商法的现实力量，决定了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市民社会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须以中国经济法为其发展的基本“制度环境”。那种限制和排斥经济法的民商法发展策略，将走上中国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环境的艰难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定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和多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与更多亲合力的经济法，必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核心内容。从而那种用传统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经济法的自由主义法学主张，将导致中国市场经济失去社会主义的法律基础，因而绝不会得到中国立法部门的采信。　　最后，虽然中国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制度，但对其中国特色之意要一分为二。一方面，中国经济法制度创新是一种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并决定经济发展道路这一实际出发的现实法律选择，所以中国经济法要立足中国实际并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党执政背景条件下的外国经济法模式（如中国企业法中的反摊派制度，中国反垄断法中的反行政垄断制度的设计，不能局限于外国立法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及其理论，较之中国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论，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战和创新压力，并在此压力基础上形成更伟大的且对世界法学有特殊贡献的市场法律制度创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法中浓厚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色，较之具有浓厚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特色的西方国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国民商法，虽然前者具有实事求是方面的巨大优势，但是中国经济法中具有的中国特色中的一些带有有悖市场经济规律的旧体制、旧文化、旧传统，如果不倍加注意克服，则中国经济法就可能成为落入实用主义俗套，进而成为承认并保护旧体制和传统的落后之法。为此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及理论创新，较之中国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论建设，前者的革命意义远远超过后者。　　“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法发展的障碍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上述中国经济法的中国特色及其意义（尤其是消极意义），还根源于中国经济法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1979年为时间标志）开始的制度创新中的“路径依赖”。依诺斯教授的观点，路径依赖的核心内容是，当人们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之；反之，则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除非借助强有力的外力推进，否则人们要想选择新的制度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注：参见诺斯著《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和原因》一文，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据此，应该正视，经济法（这里特指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径依赖导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锁定状态”：　　其一，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制约，中国经济法不可避免对民法产生了“路径依赖”，如经济法理论将属于民法调整对象范畴的横向经济关系，也纳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并用民法范畴构造经济法范畴，许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为经济法制度，由此产生了“纵横统一说”大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民事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因过分强调市场主体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屡屡出现的“一放就乱”，就是市场管理法的无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变迁模式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对行政法产生“路径依赖”，如经济法将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经济行政法说”或曰“学科经济法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如企业经济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过分强调政府规制而屡屡出现的“一统就死”也是市场管理法无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党政难分和政企难分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产生对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如把经济法成为党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同义语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产生了在“经济管理法说”或“政府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政策混同于法律的失败现象，而政府依法调控经济活动中屡屡出现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现象，即为宏观调控法无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国经济法的“路径依赖”之所以谓之有悖经济和法律规律的失败现象，主要是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畴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调整对象的混淆所产生的体系混乱，以及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调整方法混淆所产生的方法混乱的角度观察，从而使经济法因在法律体系和规范构建上过分依赖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而失去其独立法律部门的特色。任其发展，不仅政府在协调市场经济关系过程中难以走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和“令行不禁止”的恶性循环，而且经济法将锁定在非部门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学科经济法状态之中，而这一低效率的状态至今是困扰中国经济法发展的最大障碍。　　就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法的变迁而言，如前所述，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推动，从经济政策到经济法律手段，逐步实现经济行为的规则化和制度化，这一过程，典型地说明了经济政策、经济法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将经济法误解为“经济政策法”。虽然这一误解有悖法学和法律规律，但它却是经济法之“中国特色”的一个真实写照，进而使富有法治传统的国外法学家也感慨“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改革的政策中认识中国经济法的法律实质”，并产生了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就经济体制改革中重大事项共同作出的规定，也曾被视为法律渊源的中国法理论和实践独有现象。　　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双元的，即同时实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政治目标往往支配着经济目标，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往往导致财政收入的降低、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政府权威的下降和扩散、原有经济部分的增长困难等等，最终导致政府收缩权力或出现激进式改革，并由此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国有企业亏损、屡改不善等问题，又如在法律领域中，则出现了通过各种手段逃避法律调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以及贪污腐败现象。此点，也是导致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的一个主要制度原因。　　我们认为，导致上述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状态的一个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国经济法创建之初错误地选择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路径，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锁定在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低效率状态之中。从而中国经济法摆脱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模式的困扰并谋求自己独立的新发展，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认真分析上述经济法路径依赖的产生根源，是摆脱中国经济法发展道路上重大理论和实践障碍的基本前提。

史密斯认为，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环境因素，都是政策执行过程中所牵涉到的重大因素。理想化的政策是政策制定者试图追求的相互作用形式；目标群体是受政策最直接影响的，必须对政策采取适当反应的符合政策要求的群体或个体；执行机构是政府机构中负责政策执行的组织；环境因素是那些影响政策执行和受政策执行影响的那些要素。一、过程模型 这是由美国学者T．B．史密斯(T．B．Smith)在其《政策执行过程》一文中，首次提出的一个分析政策执行因素及其生态一执行的理论模型，因而又可称为“史密斯模型”。史密斯认为政策执行所涉及的因素很多，但以如下四个为主要变量： (1)理想化的政策，即合法、合理、可行的政策方案。具体包括政策的形式、类型、渊源、范围，以及社会对政策的认识。 (2)执行机关，通常指政府中具体负责政策执行的机构。包括执行机构的权力结构，人事配备及其工作态度，领导模式和技巧，以及执行人员的情况。 (3)目标群体，即政策对象，泛指由于特定的政策决定而必须调整其行为的群体。包括他们的组织或制度化程度、对领导的认知程度以及先前的政策经验。 (4)环境因素，即与政策生存空间相关联的因素，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历史环境等等。它是政策执行的路径依赖和影响因素。 下图描述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这四个主要变量及其相互关联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过程。史密斯用“处理”一词来表示对政策执行中各组成要素内部及彼此间的紧张、压力和冲突等关系的反应。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补充： 美国学者T．B．史密斯(T．B．Smith)love枫の小强 的感言： 十分感谢！

万事开头难，刚刚步入工作的前三年，个人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太多的起色的，这倒不是一种鄙视的说法，老师，个人的经验积累还不够，此外就是专业知识和素养还没有达到一定的境界或者地步，哦，这个是需要时间，所谓良好的开头，是没有的任何行业，任何工作都是一样的，没有很好的开头，如果开头非常好，往后个人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了

读纳西姆.塔勒布的《反脆弱》中在讲到理论派和实干派的时候，对理论派毫不客气，就连最后的遮羞布都没有留下。理论派：很容易产生“路径依赖”。 过度自信是人类很难跨越的一个壁垒。尤其是那些理论家发现了一个“规律”，从而成为权威，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正确性”，既使已经有实证（实干派）证明了其理论的正确性，就会削足适履。实干派：总是在不断试错方式（贝叶斯推论），不断修正过往的“理论”，而不是把过往的认知当作“永恒的真理”。 书中讲了一个例子——那些大教授们如何给鸟儿上课，当发现鸟儿飞起来的时候，这些教授们大喜过往：自己真是没白教！ 而事实上，教鸟儿飞行，说明了人们总是把因果关系搞反，就像公鸡打鸣把太阳“喊”了出来一样。人就是喜欢自以为是，总是把相关性理解成“因果”关系，似乎不这样，就不能证明自己的“智慧”似的。 就像现在的大学名校，到底是名校成就了学生，还是学生成就了名校！ 到底是理论知道实践，还是实践创新理论，还是会让人矛盾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已经变成超越单一学科，遍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分析路径。豪尔和泰勒认为，在政治科学中就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新制度主义，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3]美国学者彼特斯也概括出了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的各种流派：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4]这些不同学科、不同流派的制度研究共同建构了新制度主义的理论体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社会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规范制度主义。1．社会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倾向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和规范，而且还包括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块。这种界定打破了制度与文化概念之间的界限，倾向于将文化本身也界定为制度。社会学制度主义解释的重点是为什么组织采取一套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或象征符号，这些又是如何在组织内传播的，即：(1)“组织的生态，以及把组织的生物生态模式结合在一起。”环境为组织生存提供机会并维持许多结构，如公共部门的地位可能是预算资源、法律命令、制度的政治支持和群众的政治支持形构的；(2)对组织符号和价值向度的关注超越了组织的纯功利性视角。组织符号成为认识制度行为的最佳手段。“制度是一种意义系统，制度内的组织行为及个体行为依赖于意义的注入和符号的运用。”(3)人类生活的当前实践是建立在过去基础之上的，组织实践下面隐藏着历史遗留下的价值和理解力，反映了“制度的历史和积累性本质。这些结构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是，它们也保留了过去历史的特征”。 (4)社会学制度主义是用制度透视组织，制度和组织实际上是同一个结构。[5]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影响行为的方式是通过提供行为所必不可少的认知模版、范畴和模式影响个体的基本偏好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个体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某种“实践理性”的基础之上，个体或组织寻求以一种具有社会适应性的方式来界定并表达他们的身份。2．历史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制度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政治结果的多元动因。历史制度主义是“历史的”，历史是克服人类理性局限性的一个主要途径；同时历史制度主义又是“制度的”，它注重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历史。历史制度主义力图寻求对不同国家的差异性政治后果做出更好的解释。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政治结果的差异源自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和政治变量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例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各国的政策差异以及欧洲各国医疗保健政策的差异等主要是由于一套政治制度的、政策制定机构的联结方式造成的。[6]某种政治结果的出现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存在着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制度因素是推动历史沿着某一路径发展的相对稳定和最为核心的因素之一。“历史制度主义虽然关心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但是很少有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是产生某一政治后果的唯一因素。他们尤其倾向于将制度与其他因素一道定位于因果链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观念的分布状况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7]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强调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即前一阶段的政策选择往往会决定和影响着后一阶段的政策方案。政治制度的变迁和巩固存在着“路径依赖”，历史制度主义在致力于发掘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对人类产生相当影响的政治进程如国家与社会革命、国家建设、民主化等问题时，不仅要找出那些共时性的结构因果关系，而且还要从事件变迁的历时性模式中发掘出因果关系。3．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这种分析路径起源于对美国国会制度的研究，关注国会的规则如何影响立法者的行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首先坚持把“理性的个人”作为理论分析的起点，其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要对政治现象提供充分的解释，就必须对制度进行分析，因为所有的政治行为都发生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是个人主义的。它以个人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把制度安排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来解释和预测个人行为及其导致的集合结果；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偏好是外生于制度的；个体的行为以计算“回报”为基础；制度的功能在于增进个体的效用，因此，人们通过对制度的重新设计实现制度的变化。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看来，制度就是某种规则，该规则界定、约束了政治行为者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时所采用的策略；遵守制度不是道德、义务使然，而是经过计算认为符合自身的利益，即“结果性逻辑”的结果；制度是可以设计的，其结果主要取决于所设计制度内含的激励与约束。在个人与制度之间，一方面，制度通过塑造人的行为影响政策结果，制度构成了个人的“策略背景”；另一方面，个人也塑造了制度，制度是基于个人的需要才被创造出来的，即个体通过制度的创新提高收益水平。“考虑到行为者是理性的，因此一旦对制度产生了某种逻辑上的需要，它就会被创造出来。”[8]4．规范制度主义。规范制度主义认为，人们的行为不是以计算回报为基础，而是以确认“什么是恰当的行为”为基础的，人们的行为是一种规范驱使的行为，即人们的行为遵循“恰当性逻辑 ”。[9]制度是政治的基本特征，制度分析赋予政治制度更为独立的角色。制度代表了制度化的价值，制度的变化来源于“价值的冲突”。[10]当规则所反映的价值与社会产生矛盾和冲突时，制度就会通过学习和适应逐渐调整。制度的变化是学习、适应和演进的结果。宏观的政策结果无法通过个体行为的还原来解释，个体行为只有纳入到组织、制度中才能得以解释。新制度主义代表一种经验研究方法，它像关注个体行为一样关注社会政治生活的制度基础，强调制度因素的解释性权力。经济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承袭其学科传统，关心个体在面临集体行动时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倾向于论述制度无所不在的特质；历史制度主义则以政治学中权力与国家等传统论题作为其重新诠释的基础。各个学科的新制度主义以及新制度主义的各个流派在应用制度因素分析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有着共同的兴趣。

1. 什么是行为经济学？基本观点有哪些？ 行为经济学又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或“心理学和经济学”，就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其核心观点如下：对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心理特征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抽象的行为假设基础上；从心理特征看，当事人是有限理性的，依靠心智账户、启发式代表性程序进行决策，关心相对损益，并常常有框架效应等；当事人在决策时偏好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内生于当事人的决策过程中，不仅可能出现偏好逆转，而且会出现时间不一致等；当事人的这些决策模式和行为特征通过经济变量反映出来，结果市场有效性不再成立，各种经济政策需要重新考虑。从这些基本观点看，行为经济学似乎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叛。 --------------------------------- 2. 试简要说明行为经济学的硬核和保护体？ 行为经济学强调当事人认知能力的局限和偏好的内生性，强调决策作为一个学习过程的动态变化，这种对人的基本假定构成了其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硬核。尽管行为经济学坚持主观价值论，坚持理性假定，但通过对理性经济人本身的挑战，并通过利用心理学构造自己的行为基础，导致行为经济学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派别出现在当代经济学的丛林。我们可以把行为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硬核进行对比， 类别硬核保护带研究方法 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定；偏好和禀赋分布外生；主观价值论；交易关系为中心等均衡；边际效用或产量递减；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要素和产品同质；价格接受者等方法论个体主义；边际分析方法；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为主；线性规划和动态规划 行为经济学有限理性当事人假定；可能追求利他行为和非理性行为；偏好和禀赋内生；学习过程；主观价值论等非均衡；非线性效用函数；要素和产品异质；随机性；路径依赖；现实市场和组织；有限套利等方法论个体主义；演化分析；非线性规划；实验和微观计量为主 从表一可以看出，通过假定有限理性和偏好、禀赋内生化，即使在主观价值论下，行为经济学仍然表现出和新古典经济学非常不同的理论硬核：首先，行为经济学彻底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中静止的理想化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代之以演化的有限理性的现实当事人假定，通过假定的改变，行为经济学家眼中的当事人不再仅仅自利，人们会考虑利他，也可能冲动，采取非理性行为等；在行为经济学中，偏好的内生和演化带来了异常行为及其相伴随的学习过程，按照阿克洛夫的说法，这会导致近似理性，或学习中的理性。在这些基本假定的指导下，行为经济学从选择及相应的决策行为出发分析问题，这种分析能够单一针对某种具体行动，比如消费，也可同时分析某几个行动，比如消费和生产。而新古典经济学只能从交易出发来分析问题。其次，硬核的差异也会反映到保护带上，行为经济学不再需要假定要素产品同质，也不再需要假定市场充分流动或充分套利，有限理性的当事人本就不同，面临复杂环境不可能实现完美套利，也就不可能获得一种线性效用函数关系。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路径依赖，可能出现随机选择，而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假定均衡存在。 按照拉卡托斯等人的科学哲学观，硬核和保护带构成了科学研究相互区别的纲领。行为经济学的硬核和保护带都和新古典经济学不同，就产生了一种特定的研究纲领，并且这种研究纲领会反映到研究方法上。为了研究贯彻上述研究纲领，行为经济学家需要寻找恰当的方法及方法论来理解现实的当事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心理学在20世纪中叶的发展给经济行为的研究带来了契机。一些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在实验室中测试实验对象的动机、环境特征和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此来揭示当事人决策的规律。这些学者对新古典经济学把心理学和当事人决策行为人为割裂非常不满，于是从重复检验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所需的各项假定入手，逐步反驳其理论硬核。这种早期的实验研究给经济学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行为经济学自身也很脆弱，因为实验数据能否在统计上显著反映总体的特征是存在争议的，并且实验数据也很容易被实验者操纵。借助于麦克法登等人对微观计量经济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计算机模拟和计算技术的出现，行为经济学家开始借助新的工具来研究行为问题，比如采用市场数据研究金融市场上当事人的行为；采用场分析（fielddata）研究特定类别当事人的经济行为等。 ------------------------------------------- 3. 什么是决策？决策类型有哪些？ 什么是决策 “决策”一词的英语表述为Decision-making，意思就是作出决定或选择。时至今日，对决策概念的界定不下上百种，但仍未形成统一的看法，诸多界定归纳起来，基本有以下三种理解： 一是把决策看作是一个包括提出问题、确立目标、设计和选择方案的过程。这是广义的理解。二是把决策看作是从几种备选的行动方案中作出最终抉择，是决策者的拍板定案。这是狭义的理解。三是认为决策是对不确定条件下发生的偶发事件所做的处理决定。这类事件既无先例，又没有可遵循的规律，做出选择要冒一定的风险。也就是说，只有冒一定的风险的选择才是决策。这是对决策概念最狭义的理解。以上对决策概念的解释是从不同的角度作出的，要科学地理解决策概念，有必要考察决策专家西蒙在决策理论中对决策内涵的看法。 二）决策类型 由于企业活动非常复杂，因而，管理者的决策也多种多样。不同的分类方法，具有不同的决策类型。 1．按决策的作用分类 （1）战略决策。是指有关企业的发展方向的重大全局决策，由高层管理人员作出。 （2）管理决策。为保证企业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而解决局部问题的重要决策，由中层管理人员作出。 （3）业务决策。是指基层管理人员为解决日常工作和作业任务中的问题所作的决策。 2．按决策的性质分类 （1）程序化决策。即有关常规的、反复发生的问题的决策。 （2）非程序化决策。是指偶然发生的或首次出现而又较为重要的非重要复性决策。 3．按决策的问题的条件分类 （1）确定性决策。是指可供选择的方案中只有一种自然状态时的决策。即决策的条件是确定的。 （2）风险型决策。是指可供选择的方案中，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自然状态，但每种自然状态所发生概率的大小是可以估计的。 （3）不确定型决策。指在可供选择的方案中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自然状态，而且，这些自然状态所发生的概率是无法估计的。 ------------------------------------- 写不下了，以下从简 写不下了，以下从简 写不下了，以下从简 4 什么是不确定型决策？简要说明其决策的类型和原理？ http://info.ceo.hc360.com/2005/11/04082418631.shtml -------------------------------- 5. 什么是风险型决策？简要说明其决策准则的类型和原理？ http://cache.baidu.com/c?word=%B7%E7%CF%D5%3B%D0%CD%3B%BE%F6%B2%DF&url=http%3A//www%2Efjtu%2Ecom%2Ecn/fjnu/courseware/0431/course/%5Fsource/web/lesson/char11/j3%2Ehtm&b=0&a=19&user=baidu --------------------- 6. 什么是效用？试说明效用理论的类型和原理 效用(英文: Utility)，在香港被译为功用，是经济学中最常用的概念之一。一般而言，效用是指对于消费者通过消费或者享受闲暇等使自己的需求、欲望等得到的满足的一个度量。 效用理论 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5971 ---------------------------------- 7. 什么是效用曲线？试简要说明效用曲线的类型和原理？ 无差异曲线，可能性曲线等等 http://www.baidu.com/s?wd=%D0%A7%D3%C3%C7%FA%CF%DF%C0%E0%D0%CD&cl=3 ---------------------- 8. 试简要说明新古典经济学选择理论的弱点？ 新古典经济学的选择理论有两个致命弱点：一是它假定程序不变，即不同期望的偏好独立于判断和评价偏好的方法和程序；二是假定描述不变，即不同期望的偏好纯粹是相应期望后果的概率分布的函数，不依赖对这些给定分布的描述。但是，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等人经过广泛的实验研究发现，决策程序以及决策对象或环境的描述本身的确影响到当事人的偏好，偏好既不满足完备性假定，也不满足传递性假定，比如当事人决策时出现损失厌恶、框架效应、偏好逆转、后悔厌恶、过度信心、从众、攀比、炫耀、成瘾等等。

管理规律就是不断反复地按PDCA循环工作法进行。

新能源产业创新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为基础，以提高产业竞争力为目标，以技术创新在企业与企业、产业与产业之间的扩散为重点过程的从新产品或新工艺设想的产生，经过技术的开发或引进、消化吸收、生产、商业化到产业化整个过程一系列活动的总和。新能源产业创新是指某一项技术创新或形成一个新的产业或对一个产业进行彻底改造。产业创新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一个企业的创新行为或者结果，而是一个企业群体的创新集合。 新能源产业创新是对旧产业结构的创造性破坏。创新理论的奠基人熊彼特把创新比作生物遗传上的突变，这类似于生物学上的突变理论，即不断从体系内部革新经济结构，不断地破坏旧的并创造新的结构的产业突变构成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按照熊彼特的理论，我们可以把产业创新看作是产业突变的过程。 需求是新能源产业创新的思想来源和动力源泉，产业洞察力或预见力是产业创新的起点和基础。产业洞察力是对需求变化和技术发展等的先见之明。产业预见能力是对市场需求长期的、累积的经由知觉、思考、感觉的过程升华而来的。企业培养产业预见能力的目的在于认识顾客的未来需求，从而确定产业创新的方向。技术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发动机，科技突破和技术创新的高级形式是技术革命，产业创新的高级形式是产业革命。以燃料产业为例，燃料产业经历了由木材一煤一天然气、石油一核裂变燃料一太阳能等的重大转变，每一次转变都是技术创新的产物。产业内企业的竞争压力也会变成产业创新的动力，促进了产业细分和产业重构。企业家创新精神是产业创新的不竭动力，大多数新兴产业的诞生基本上是由少数几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所为。企业家拥有的共同特征就是产业创新能力。产业革命本质上是企业家革命，企业家是产业革命的灵魂。 产业创新需要从技术创新到产品创新到市场创新最后走向产业融合。即技术创新是产业创新的逻辑起点构成了新兴技术群。只有连续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开发出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新产品，才能使众多的企业进入该领域，实现产业创新，使企业层面的产品创新转化为产业层次的产业创新。市场创新的基本目的就是刺激市场需求，采取极富创造性的方法来使人们认识和接受新产品。塑造产业的竞争规则，如建立产品质量标准、确立产品的市场形象、建立分销渠道等，使企业可以遵循并在这些原则指导下发展繁荣。开拓新的客户资源，市场容量是一个产业成长的基本环境。 新能源产业创新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市场需求只是给产业创新提供了前提条件，但产业创新能否实现，还受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制约。 技术要素 。技术要素是产业创新的关键性要素，技术创新是最本质的资源配置手段。由于技术的突破带来效率的提高，使需求得到更大的满足，产品的价格会更低，功能会更好，这可以刺激出更多的需求。 资本要素 。资本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要素，新产业的形成是资本要素的转移过程。只有建立起与高新技术产业相适应的、同传统产业资本相配套的风险资本投资机制，高新技术产业及其增长才能保证。 人力要素 。具有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人才。 外部要素 等。 我国新能源产业走过了一条“从追赶到引领”的道路，大致经历了从引进、模仿，到集成、创新的升级过程是演化进程的生动写照。其背后的发展范式可以用“技术与市场（双重）追赶”导向的产业创新范式来加以刻画。我们学习欧盟的从能源绿皮书、智慧能源革命到节能减排新政策架构，日本的从节能领跑到新能源创新，美国:的奥巴马的绿色能源新政。在当今世界新能源战略实施浪潮中，各国既有共同趋势又有各自特征。包括应对全球气候环境挑战，开源节流，谋求安全、经济、清洁的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并与摆脱国际疫情冲击、实现经济复兴相结合。当前我国光伏和风电等新能源建设应用规模已居世界第一，新能源平价上网的步伐日益加快。借鉴“国家创新系统”（Freeman，1987；Nelson，1993；Lundvall，1992）和“产业创新系统”（Malerba, 2002，2006）的理论框架和分析逻辑，我们将这种创新范式提炼为 “追赶导向的产业创新体系”。在中国新能源产业创新进程中，多个主体及其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网络，以及所依赖的制度与政策要素构成了整个系统，不同要素在特定时期发挥了相应作用。 国务院《“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有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高端装备（high-end equipment）、新材料（new materials）、生物（biology）、新能源汽车（new energy vehicles）、新能源（new energy）、节能环保（energy-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数字创意产业（digit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其中一半与能源有关联，新能源是实现能源革命和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政府将为这些新兴产业提供管理提升方面的政策支持，加强版权保护，并提供财政支持。2014年6月领导人提出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和能源体制四方面“革命”后，对于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方向选择上具有明确的指导作用。多年来为实现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目标，我国在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电力、油气市场化改革、能源推广等方面最为亮眼的是可再生资源的蓬勃发展。其中风电、光伏、生物质等新能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但是问题也不少：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追赶发展至今，已经在若干领域形成了影响全球产业体系的关键影响力。与世界先进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不少新能源企业领域所面临的“大而不强”问题愈发严重。继续引进和利用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空间正在缩小，技术学习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新兴技术领域的发展和领先性产业相对滞后。直接扶持类政策过多、政策协同性不足等问题凸显。多数本土新能源企业在技术路线、市场定位、战略导向等方面形成的低端“路径依赖”，可能成为整个产业创新系统的“转型”瓶颈。同时存在恶性竞争，市场形成“欧美依赖症”，新兴行业“透支前景”。 所以在当前新能源战略目标出发，构建和完善我国更有效率、更富吸引力、更具开放性的新能源产业创新系统更为重要。要有系统性思维。要有持续优化的制度供给和政策保障。要尽快投入战略攻坚和重点突破：把握从产业技术追赶到创新引领这一重大转折性的跨越机会，既要充分挖掘过去积累的创新模式、创新潜力，也要积极利用日趋完善的产业组织体系以建立国家性产业竞争优势，更要重点关注产业重大技术及标准的战略选择、预警机制以及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缺位的问题。同时，高度重视因系统性缺陷引发产业创新链脱节、断裂所带来的巨大挑战。要有开放创新、多轨并举的创新体系定位。坚持供给创新。坚持需求引领。坚持产业集聚。坚持人才兴业。坚持开放融合。 新能源产业创新系统的路径就是 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对承接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是产业创新的途径中重要的路径之一。产业转移中产业创新主要是在核心技术方面形成自己的品牌，提高产业附加值，注意污染超标等问题。产业转移的过程是吸收和改造提高产业发展的过程。 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指的是在某一特定领域中，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产业集群是有效的产业创新战略，是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产业融合。 产业融合是指由于技术进步和放松管制，发生在产业边界和交叉处的技术融合，改变了原有产业产品的特征和市场需求，导致产业的企业之间竞争合作关系发生改变，从而导致产业界限的模糊化甚至重划产业界限。产业融合是产业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的具有生命力和创新力的发展方式，能有效地提高产业竞争力。产业融合中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生产工艺更加先进、生产过程更加合理、生产管理技术更加科学，从而使得生产者能以更加低廉的生产成本来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同时适应消费者所需要的个性化、多品种、高质量的产品。

也许不专业，供你参考。1、短期看，顾客满意度高，说明这个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质量好，在现在的市场经济下，企业的经营管理可以向良性循环发展，因为顾客对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满意了，可以成为回头客或向其它潜在客户推广，无形之中在帮企业做广告，并且这种活广告的效果显著，不亚于企业花大量的资金做其它形式的广告，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会明显增加（仅指正常状态下产生的顾客满意度高现象，采取其它不规范方式获得的另议，如采取低于成本方式等）；2、长期看，一个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如果达到比较高的顾客满意度，并能够长期保持的话，这个企业可以逐步走上品牌路，对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意义是很大的，哪些百年企业大部分都是靠给客户提供比较好的产品或服务，获得客户的满意才保持长期良性经营并发展壮大的。

1.竞争位势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局限 1980 年,以迈克尔·波特为代表的哈佛学派提出了竞争战略理论,并逐渐成为当时企业战略管理的主流.其理论核心是以企业竞争者、购买方、供应方、替代产品、潜在竞争者五种产业结构力量形成的竞争力量模型.波特认为,企业制定战略与其所处的市场环境是高度相关的,并且最关键的因素是企业所在的产业.五种竞争力量的综合作用随着产业的不同而不同,其结果是使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利润水平,进而影响着公司战略的制定.也就是说,产业的吸引力和企业在市场中获取的位势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为了保持这种优势,企业必须不断地进行战略性投入以构筑行业壁垒保持优势位势. 竞争位势理论为解释企业如何制定战略和获取持续超额利润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经济分析依据,然而该理论却挣不脱新古典企业理论的束缚.首先,竞争位势理论认为产业内企业是同质的,企业战略的选择取决于企业与市场的外部位势,未来企业自身发展并不是企业制定战略所考虑的问题;其次,竞争位势理论是以“市场—企业—绩效”的单向因果关系制定企业战略的.企业在进入一个新产业时,首先是根据产业的结构吸引力选择一个产业,然后在竞争者理性假设的前提下,对其战略作一个合理的判断后制定一个进入战略,最后进行战略性投资,参与竞争.因此,该理念指导企业很容易导致企业进入一些看起来利润高、但缺乏经验或自身竞争优势毫不相关的产业,进行无关联的多元化战略.而现实中却有很多事实与这种理论推导相悖. 2.资源基础理论的主要观点与局限 　波特的“五种力量模型”忽略了对企业内部的挖潜.因此,以巴莱(Barney) 、鲁梅尔特(Rumelt) 为代表的资源理论学派对此进行了猛烈的回应.资源理论学派形成了一个分析企业内部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框架,即以“资源—战略—效益”的逻辑关系制定企业的战略.该框架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企业竞争力的差异是由战略的差异,或者更进一步说是由企业资源差异来解释的,是一个从资源到战略再到竞争力的因果关系.而且巴莱认为,对企业的竞争力而言,只有战略性资源是有用的.而战略性资源必备的特征是:有价值、稀缺、不完全模仿、不完全替代.即从性质上讲战略性资源只能是异质的、不完全流动的. 然而,像竞争位势理论一样,资源基础理论同样存在着必然的缺陷.首先,过分强调企业内部而对企业外部重视不够,因而由此产生的企业战略不能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其次,对企业不完全模仿和不完全模仿资源的确定过于模糊,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而且这种战略资源也极容易被其它企业所模仿. 3.动力能力理论的提出 1997 年,提斯(Teece) 为弥补资源基础理论的不足,提出了核心能力理论,即动力能力理论.这套战略管理理论把企业的资源分为四个层次:(1) 公共资源.它是企业购买的生产要素和获得的知识; (2) 专有资源.如商业秘密、专利技术这些无形资产,它们属于战略性资源; (3) 组织与管理能力.它是指能让企业的生产要素与专有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组织与管理能力,这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积累形成的一种无形资源.提斯认为,正是企业的这种能力大幅度地降低了交易费用,而科斯交易成本理论中企业代替市场降低的交易费用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种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 (4) 创新能力.动力能力理论认为,针对当今高新 科技 产业的飞速发展和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企业必须具有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最为关键的能力. 动力能力理论强调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企业必须不断取得、整合、再确认内外部的行政组织技术、资源和功能性能力.动力能力可以使企业在给定的路径依赖和市场位势条件下,不断地获得新竞争优势.因此,战略分析的基本元素不再是笼统的“资源”,而是有利于形成和维持动力能力的组织过程、专有资源状况和获得这些资源的能力的路径.组织过程从静态讲是整合和协调,反映一个企业重复某种任务的能力;从动态讲是 学习 和新资源或能力的开发;从转换的角度讲是重组资源,即根据环境的变化重新在企业内分配和使用内部和外部资源.而企业的专有资源组成了企业能力的基础.

我认为网红职业不能让年轻人逃离内卷。在这里不是对网红职业有贬义的意思，网红也是一个很合理并且发展前景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看到的网红并不是他们实际的样子，如果经常刷短视频的人就会发现，网络红人，他们的变化是随着他们的粉丝量慢慢变好的。粉丝量在一天一天的增加，网红的穿衣变化以及出席的场所也会随着变化。每个人都在变好，每个人都在偷偷内卷，所以，网红职业是不能让年轻人逃离内卷的。网红职业不仅不能让年轻人逃离内卷，还很有可能加快年轻人的内卷。众所周知，随着近几年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红这个职业慢慢地从贬义词变成了褒义词，做网红的门槛比较低，对学历没有什么要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出色的点。那对于年轻人来说，网红无疑是一个好的养活自己的方式，那读书有什么用呢？很多年轻人因此放弃了读书，而正在读大学的我们，面临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我们面临的公司的挑战 ，可能寒窗苦读十几年，都不如几十万的网红工资高。所以会加速内卷。不管是否能让年轻人逃离内卷，我们都应该尊重每一个职业。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火爆的行业是什么，所以这和自己的见识以及自己的能力是有很大关系的，付出的总会得到相应的回报的。所以不管网红这个职业，在目前来说是好是坏，也是属于一份正规的职业的。

坚持创新发展，就是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历史发展经验表明，一旦 “后发优势”“比较优势”等红利渐趋用尽，一国进入到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创新能力不强就会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阿喀琉斯之踵”。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理论”：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变迁，出现所谓的“创造性破坏”，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本质。此次五中全会把创新摆在如此重要位置，势必会引起利益关系调整和体制机制变革。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中国，急需一次思想和模式的深刻变革。同样，理论、制度、文化创新，也将是一场建立“中国叙事”的变革——终结西方“元叙事”，打破西方价值体系垄断，使不同的制度、文化、文明互鉴共存。坚持协调发展，就是实现辩证发展、系统发展、整体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但农村现代化进程相对缓慢，农村仍有大量贫困人口;在唯GDP时代，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硬实力”背后，是软实力的相对不足，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协调发展，就是要改变单一发展偏好，打破路径依赖，实现整体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就是在中国发起一次生态革命，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无论是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不足，还是人们环保意识、权利意识的增强，都要求国家调适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念兹在兹的执政目标和努力方向，而生态美好是人民群众心目中“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在人们的崭新认知里，生态是否美好、能否尽享绿色，与幸福感息息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由环境事件引起的“邻避效应”和群体抗争行为多次出现，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和地方秩序。坚持绿色发展，不仅是经济领域的一场变革，也将深刻影响地方政治生态和社会治理。坚持开放发展，就是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近些年，随着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外界纷纷猜疑中国是否依然实行30多年一直奉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对此，“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开放发展”理念，就是告诉世界，中国会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更多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制度性话语权。无论是“一带一路”建设，还是牵头设立亚投行，都有这方面的考虑。坚持共享发展，就是着力增进人民福祉，增强获得感，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吕氏春秋》有曰：“治天下也，必先公。”马克思曾说“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目的本身”。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分配不公问题、阶层收入差距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人们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面临一些体制机制障碍。无论是共享发展，还是全面深改，都是要破除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体制机制障碍，打破既得利益阻力，实现全面小康。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才能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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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资源税制度的演进轨迹资源税，在我国的历史十分悠久，可以上溯至周朝的“山泽之赋”，此后历朝历代在不同程度上都对矿冶资源、盐业资源等课税。但我国现代资源税制度起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征的盐税，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革和调整，逐步走向成熟并形成了现有的制度框架。(一)萌芽阶段(1949—1983年)1949年l1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召开第一次全国税务会议，决定将盐税作为一个单独的税种，在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路径设计与战略选择”(批准号：12&ZD100)、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不同市场结构下我国环境税效应研究”(批准号：13BJY149)、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环境税‘双重红利"效应研究”(批准号：2013PYYJ1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项目“中国环境税改革路径研究——基于OECD国家经验”(批准号：swul409126)和“环境税防控农业面源污染机制研究”(批准号：Swu15093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3宏巩锂济研完2015年第9期国范围内征收。国务院于1950年1月20El颁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全国盐务工作的决定》，统一全国盐政，确定了盐税征收原则、盐税税额和管理法。1950年1月31El，政务院发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正式将盐税单独列为一个税种；3月8号，中国盐务总局正式成立，负责全国范围内盐的生产和盐税征管。从1958年7月1El起，盐税征收工作由盐务部门移交给税务部门。此后，盐税经历了多次调整，但最大的一次调整是1973年将盐税作为一个税目并人工商税。这一时期的盐税具有三大特点：一是由实物形式的税收逐渐转变为货币形式的税收。最初的盐税税率以粮为标准，由中央统一分类分区等差核定，之后调整为从量定额征收货币。二是盐税完全作为中央税，由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且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较高。三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盐的产、供、销都由政府指令性计划确定，因而盐税的规模可以通过政府人为地控制。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利改税”以前的盐税主要是为解决战后财政资金困难而设立的。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盐税筹集了大量比较稳定的收入，为社会经济的快速恢复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但也存在局限性。一方面，这一时期的资源税实际上就是盐税，征税范围仅限于实行国家专卖且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很低的盐，并未考虑对其他矿产类资源征税，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横向税收不公的问题。另一方面，作为资源税的盐税，其首要功能是筹集财政收入，并未考量其调节经济和促进盐业资源节约利用的作用。(二)初步建立阶段(1984—1993年)2O世纪8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拨乱反正”之后的经济发展时期，国家财政资金严重匮乏。同时，国家开始重新审视税收与国有企业利润之间的关系，开始进行“利改税”的探索。在财政缺钱和“利改税”的背景下，资源税应运而生。1984年9月18日，国务院颁布《资源税条例(草案)》，决定从当年10月1El起开征资源税，以调节开发自然资源的企业和单位因资源结构、开发条件等禀赋差异造成的资源级差收入，妥善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资源收益分配关系。不过，当时的征税范围仅限于原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其他矿产品暂缓征收资源税，征收基数是销售利润率超过12％的部分，征收方式为超率累进，表1为1984年资源税税率结构。自1984年至分税制改革这段时期，资源税制度经历了多次调整，但最主要的一次调整是1986年将煤炭资源税由从价计征改为从量计征。这一时期的资源税制度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税收模式上属于利润型资源税，计税依据为资源企业和单位开采资源获得的超额利润。二是税收功能定位在调节资源级差收入，特别强调税收公平，销售利润越高其资源税税率也就越高。1984年开征的资源税，实际上是当时财政缺钱的产物，但在客观上也发挥了经济和社会功能，这属于资源税制度设计的“意外收获”。在经济层面上，由于实行多级超率累进税率，资源税能够充分发挥“经济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在表11984年资源税税率结构销售利润适用税率12％(含)以下不缴纳资源税超过12％至25％的部分按销售利润率每增长1％、税率增长0．5％累进计算超过20％至25％的部分按销售利润率每增长1％、税率增长0．6％累进计算超过25％的部分按销售利润率每增长1％、税率增长0．7％累进计算4宏观饪济研2015年第9期资源行业发展形势好的时期，资源企业利润较高，适用较高的税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源行业过热的趋势；在资源行业不景气的时期，资源企业的利润相应下降，适用较低的税率，可以起到减税的作用，促进资源行业复苏。在社会层面上，超率累进的资源税一方面可以有效地促进行业利润平均化，实现税收公平目标；另一方面，对于抑制过度开采行为、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一时期的资源税制度也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一是征税范围较窄，仅对原油、天然气、煤炭和铁矿石征税，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税负横向不公平的问题，也不利于促进资源环境政策目标的达成。二是多级次的超率累进税率虽然有利于纵向公平，但计算比较复杂，税收成本较高，这也是1986年煤炭资源税改为从量定额征收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纳税地点为资源企业所在地，可能造成税源和税收的背离问题。(三)成型阶段(1994—2009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比重持续下降，而地方财政相对宽裕。为提高中央财政比重并妥善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税权划分问题，我国启动了一次影响深远的税收制度改革，即分税制改革，资源税制度在此次改革中更加完善。1993年12月2513，国务院发布《资源税暂行条例》，于1994年1月113起正式施行。此次改革奠定了我国现行资源税制度的框架，此后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当然，政府在这期间(主要是2000年以后)也在资源税税额标准、减免税优惠等方面进行过一些微调，如表2所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建立的资源税制度主要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由中央税转变为地方税。为了弥补分税制改革对地方税权的“侵占”，中央将除海洋石油资源税外的其他资源税收入划归地方收入。二是由利润型资源税转变为产出型资源税。1994年以前，除煤炭外，原油、天然气、铁矿石都按照超额利润累进征收资源税；1994年改革后对所有资源税目实行从量征收。总体而言，1994年的资源税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成功的。第一，此次改革基本解决了国家的身份问题，明确划分了租和税的关系。④改革明确界定了资源税是国家基于政治权力参与资源产品剩余价值分配的一种形式，区分了国家基于资源所有权而取得的资源补偿收入或资源利润收入，将征税范围扩大至盐、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其他非金属矿原矿。第表22003--2009年我国资源税制度调整情况年份调整内容2003石灰石、大理石的单位税额分别调至0．5—3元／吨、3一l0元／立方米2004煤炭：陕西、青海、内蒙古、山西调高税额2005年1、煤炭：安徽、宁夏、重庆、贵州、福建、山东、云南、河南调高税额2、石油：幅度税率调高为14—30元，吨3、天然气：幅度税率调高为7—15元／千立方米2006年1、煤炭：江苏、湖南、四川、江西、吉林、辽宁、甘肃、湖北、河北、广西、陕西、内蒙古、广东调高税额2、矿原矿：取消有色金属矿原矿减征30％的优惠政策，对冶金矿山铁矿石减征40％税额，调高锰、钒矿石税额3、开征石油特别收益金2007年1、煤炭：焦煤调为8元／吨2、矿原矿：提高三类矿石(铅锌矿、铜矿和钨矿)的单位税额3、盐：实施减税的优惠政策2008年矿原矿：提高硅藻土和玉石、磷矿石、膨润土、沸石和珍珠岩的单位税额2009年煤炭：新疆调高税额此次改革更加有利于税收征管。将资源税改为从量计征，既降低了税务机关的征管难度，又减少了企业的计算困难，有效降低了税收征管成本和纳税遵从成本。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1994年资源税制度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一是从量定额征税不能反映资源产品的价格变化。自1994年以来，我国资源产品价格持续上涨，但资源税税额标准并未相应提高，政府不但未能分享资源市场繁荣带来的收益，反而由于其他税种的快速增收弱化了资源税的地位。二是税率过低使得资源产品价格偏低，导致企业在使用生产要素时产生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一方面，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资源产品价格低激励了企业用资源投入替代其他要素投入；另一方面，低价格提高了企业的实际购买力，增加了对资源产品的购买。这导致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使得企业的发展过分依赖于资源开发和投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术创新。鉴于这些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要求改革现行资源税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四)改革阶段(2010年至今)早在2007年，资源税改革的方案就已经提交国务院审议。但由于当时通货膨胀压力较大、宏观经济过热，改革被暂时搁置。直到2010年6月1日，新疆率先进行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试点，标志着资源税改革取得重要突破。⑤同年12月1El，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试点由新疆扩大至内蒙古、甘肃、四川、青海、宁夏等西部12个省区。2011年l0月10Et，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的决定》，要求从11月1El起将原油、天然气从价计征改革推向全国。与此同时，资源价格机制改革也正式启动。2012年，在两广地区开展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试点；2013年，在部分地区实施了部分金属和非金属矿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试点。2014年，作为改革重头戏的煤炭资源税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自12月1El起，煤炭资源税全面实行从价计征，税率为2％一10％，同时清理相关收费基金。与此同时，国家还对原油、天然气资源税费制度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将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将资源税适用税率由5％提高至6％。改革内容：1、新疆率先试点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税率为5％，并对高含硫天然气、三次采油、稠油和高凝油实施2010综合减征率政策2、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围，西部12省区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1、煤炭：提高了部分煤炭产品的税率20l12、石油天然气：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从价计征改革，对中外合作企业的矿区使用费改为征收资源税1、铁矿石：自2012年2月1日起，铁矿石资源税调整为减按规定税率的80％征收20122、天然气：在两广地区开展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试点2013自2013年1月1Et起，在部分地区实施部分金属和非金属矿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试点1、自2014年1月1日起，资源税部分税目税额调高：(1)岩金矿石：一等至七等矿山每吨税额分别调整为10元、8元、7元、6元、5元、4元、3元；(2)磷铁矿：税额调整为每吨4元2、自2014年12月1日起，煤炭资源税改革：(1)改革煤炭资源税计征方式，由从量定额改为从价定率；(2)实行2％一10％的浮动比例税率，由各省市自行确定适用税率；(3)取消煤炭矿产资源补偿费及部分各地方政府收费基金项目20143、自2014年12月1日起，原油、天然气资源税调整：(1)原油、天然气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2)资源税适用税率由5％提高至6％；(3)对稠油、高凝油和高含硫天然气资源税减征40％，对三次采油资源税减征30％，对低丰度油气田资源税暂减征20％，对深水油气田资源税减征30％；(4)对中外合作油气田及海上自营油气田资源税征收管理作出调整6宏巩锃济研2015年第9期年间我国资源税制度的调整情况。这一阶段的资源税制度在改革试点中发展，并逐步走向完善。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比较明确的，即改从量定额的征收方式为从价定率，扩大征税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但是，这一阶段的资源税改革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改革涉及深刻的利益调整，遭遇来自各方的阻力，存在“政府俘获”现象。例如，对原油、天然气实行从价计征改革的同时，“两桶油”成功地说服政府调高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使得资源税增加的同时，石油特别收益金以更大的幅度降低。二是新一轮的资源税改革选择在我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时期实施，政府需要考量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因素，改革面临诸多压力困境二、资源税制度改革面临的现实1994年分税制改革搭建了我国现代资源税制度的基本框架，此后经历了原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等重大调整，但很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让当前资源税改革面临四大现实困境。(一)限制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第一，资源税征税范围过窄，有悖于市场经济公平公正的原则。目前，仅对原油、天然气、煤炭、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其他非金属矿原矿、盐等列举资源产品征收资源税，而将水、珍稀动植物、土地、森林、草场等自然资源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这种制度安排存在两种效应：一是替代效应，即选择性的征税政策人为地造成资源产品税负不公，在客观上鼓励了用不征税资源替代征税资源，扭曲了企业的经济决策；二是收入效应，即这种制度设计不仅让国家放弃了部分资源产品的税收权利，还鼓励了对不征税产品的过度使用，造成比较严重的资源浪费问题。第二，资源税多数税目实行从量计征，难以反映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除原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税陆续实现从价计征改革外，其余税目仍然实行从量定额征收资源税。实际上，各类资源产品的市场价格整体波动幅度一般较大，征收从量税难以发挥资源税“经济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在经济繁荣高涨、资源投入增加、资源价格攀升的时期，国家既不能因经济增长、资源产品价格上涨获得额外的税收收益，也不能对过度膨胀的资源需求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以达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目的。而在经济疲软下行、资源投人减少、资源价格低迷的时期，资源税又无法对要素成本进行有效调节，从而促进经济恢复。第三，资源税税率整体偏低，人为扭曲了资源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长期以来，国家采取人为压低资源产品和农产品价格的方式推进工业化进程，对资源产品的价格进行诸多管制，使得资源价格长期低于其社会成本，同时对资源产品征收很低的资源税，让生态环境承担部分发展成本。这种制度安排在客观上加速了经济发展，但也存在诸多后遗症。一是自然资源被过度开采使用，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压力，经济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二是经济增长对要素投入增加形成路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术创新，不利于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但最深层次的影响则是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制度羁绊。如果资源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税收制度体系都不是市场化导向的，微观市场主体的资源要素投入决策就不能反映市场机制运作的结果，整个经济也就缺乏市场化的微观基础。(二)调节资源级差收入的税种定位不能体现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的差别不论是1984年正式建立资源税制度，抑或7宏观谨济研2015年第9期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再到后来的原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税改革，都将调节资源级差收入作为资源税的一个重要目标。现代公共财政理论认为，税收是国家基于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的是作为国家代理人的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一种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收费(租金)则是国家基于经济权利取得的收入。实际上，矿产资源补偿费、矿区使用费、采矿权使用费以及各级地方政府设置的资源收费项目等都属于资源收费(租金)，是基于国家经济权利、让渡资源使用权而取得的收入，在调节资源级差收入方面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很强的作用。资源级差收入是资源租的一种，资源租又有绝对资源租与级差资源租两种形式，前者因国家对资源的垄断而产生，后者由资源禀赋各异而形成，两者都源于国家对资源的所有权，是作为资源所有者的国家与作为资源开采使用者之间平等交易的结果，体现的是国家的经济权利。因此，用资源税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在理论上存在缺陷，混淆了国家政治权力所有者和自然资源所有者的两种不同身份。(三)资源税在分税制财税体制中的定位存在偏差根据分税制改革的制度安排，除海洋石油资源税作为中央收入外，资源税被划人地方税，其收入由地方政府享有。在完善地方税体系的宏观背景下，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一种流行甚广的观点，认为在推进“营改增”的同时，可以全面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并扩大征税范围、适当提高税率，将资源税培育为地方主体税种。在资源私有化或者资源丰富的国家，这种制度安排有其合理性，但在我国，如果“营改增”以后不对增值税分成比例进行调整，资源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缺乏可行性。第一，资源税作为地方税种与资源全民所有制在理论上有冲突。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作为国家代表的中央政府理应享有自然资源税收的收益权。第二，我国自然资源分布极不均衡，资源税作为地方税种会造成省际横向税收分配失衡。以煤炭为例，其探明储量的80％集中分布在北方，其中，华北地区则集中了64％的储量；而石油探明储量的98％左右分布于北方地区。将资源税作为地方收入，使得资源丰富的省市获得了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税收收入，而作为资源主要消费地的其他省市在承担资源税税负的同时却无法分享资源税收人。以2013年为例，甘肃省资源税收入l9．5亿元，占地方税收的比重为4．9％，占九个地方税种∞收入的比重为21．7％；而重庆市资源税收人仅为8．4亿元，占地方税收的比重为0．82％，占九个地方税种收入的比重为1％左右。第三，将资源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会造成资源节约利用的“负激励”。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税收收益，可能纵容破坏性开采自然资源的行为，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结构。第四，我国资源税征税范围整体偏窄，收入规模太小，不足以支撑地方财政收入。以2014年为例，全国资源税收入共计1083．66亿元，占全国地税收入的比重仅为2．1l％。除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少数资源大省外，资源税整体规模难对地方政府税收收入造成明显影响，即便全面实施从价计征改革，将整体税负提高1倍，资源税也难以成长为地方主体税种。表4为201l一2014年全国部分省市资源税收人情况。(四)改革过程中存在“政府俘获”现象我国的资源税改革从一开始就未能摆脱“政府俘获”的魔咒，部分决策包含了对各利益集团的妥协，未能真正体现资源税改革的初衷，影响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政策目标的实现。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以不提高国宏观锃济研2015年第9期表42011—2014年全国部分省市资源税收入情况201120l220132014资源税收入占地税比重资源税收入占地税比重资源税收人占地税比重资源税收入占地税比重(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全国598．961．8O904．32．141005．722．131083．662．11北京O．30．010．800．030．820．O30．780．02天津2．643．1331．553．3929．442．7628-352-3O重庆8．01O．988．690．968．390．829．70．84广东12．210．3l31_350．9733．150．6533．90．59湖北10．131．2512．431．O616．23l。1518．831．14辽宁68．834．6486．675．4589．623．8573．923．55内蒙古56．816．8668．1O6．7170．646．4572．7O6．38山西38．765．1843．784．5751．654．8558．9O5．99l陕西49．446．4761．596．2278．777．3284．907．72l新疆65．0112．2869．3510．5871．749．2978．179．75注：①资源税收入包含海洋石油资源税数据；②2014年资源税数据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2015年初税收快报，可能与最终核算数据存在少许差别。资料来源：2012--2014年《中国税务年鉴》和国家税务总局2015年初税收快报有垄断资源企业整体税费负担为前提。一方面，在油气资源税从量改从价计征的同时，国家提高了石油特别收益金的起征点。2006年3月25日，国务院决定对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国产原油因价格超过一定水平所获得的超额收入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但为配合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财政部决定自2011年11月1日起将石油特别收益金的起征点由40美元每桶调高至55美元每桶，基本抵消了资源税税负上升的影响。另一面，在提高资源税税负的同时又保留了诸多税费减免优惠。国家对油气田企业实行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实际资源税负水平。油气田企业资源税按5％的税率征收@，但随着综合减征率逐年提高，其实际资源税负率远低于5％。@综合考虑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提高和各种优惠政策的影响，油气田企业的实际税费总负担还略有下降。第二，煤炭资源税改革@考虑了过多的政治因素。此次煤炭资源税改革方案是多方博弈、相互妥协的结果，“政府俘获”的成分较重。一方面，2％一8％的幅度比例税率体现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俘获”，过大的税率幅度是中央向地方妥协的结果。全国煤炭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各省市从煤炭资源中获取的财政收入规模和比例差别很大。对山西、陕西、新疆、内蒙古等产煤大省而言，煤炭税费收入是政府财政收人的重要来源@，而对北京、上海、广东等东部发达省市而言，很少有来自煤炭行业的税费收入。为了减少煤炭资源税改革在地方政府层面的阻力，中央政府通过制定2％一10％的幅度比例税率默认了部分省市的资源依赖型财政利益，原有的煤炭收费项目的收益可以通过“换名”和提高税率的方式得以保留。另一方面，此轮煤炭资源税改革方案体现了煤炭行业对政府的“俘获”，削弱了煤炭资源税改革的意义。资源税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推动技术创新，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但煤炭资源税改革以不增加煤炭行业宏观税费负担为前提，资源税实际上沦为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对企业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更难以在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方面有大的作为。

　　研究目的及意义　　社会保障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优先目标。在欧洲，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在北美，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造成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在亚洲，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千百万工人失去工作，形成失业风暴。1995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就业问题被列为三大主题之一。在会议通过的《共同宣言》和《行动纲领》中，要求各国政府将促进就业和控制失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　　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直接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的稳定，关系到亿万群众的切身利益，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就业问题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就业问题解决得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就有了保障和基础；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对于促进就业、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社会保障制度是对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水平、基本生活权利予以保障的一种生活保障制度，是通过立法建立的，由国家和社会具体实施的一种着力于提供经济上保障的制度，旨在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中通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而直接或间接实施的一种社会安全制度。概括起来讲，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是国家通过立法，对由于年老、疾病、伤残、失业、死亡及其他灾难发生而使其生存发生困难的社会成员及其家属，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或帮助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制度，包括年老退休、失业保险、伤残保险、医疗保健、儿童保护、抚恤救济、困难补助等。从实质上讲，社会保障制度是反映生活质量的基本指标，在某一国家或地区，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和生活保障的状况，是反映人们生活社会条件的质的具体范畴。社会保障的基本内容一般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3个部分。�　　我省劳动力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当前我省劳动就业工作面临着3个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是城镇新成长的失业青年，每年约有10万人，加上上年结转的失业人员，总数在20万人左右；二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2000年预计将达到31万人左右；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每年约有150万人。城镇新成长的失业青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农村剩余劳动力三者合一，给我省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就业问题已成为我省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本专题力图从其历史发展与现状入手，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以探讨和寻找我省"十五"及到2015年扩大劳动力就业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途径和对策。　　

　　2009年末欧洲一些福利国家因金融危机的冲击而爆发了债务危机，有人指出是这些国家长期采取的高福利政策使得政府债台高筑。对此，各国采取了各种措施大规模削减福利。其实，各国福利开支与财政纪律只是引发债务危机的表面原因，其根本原因主要来自于现有的福利政策措施与社会平衡所决定的需求之间的脱节。通过对西方福利国家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福利国家模式的特点及改革得失，并引以为鉴。 　　[关键词]债务危机；福利国家；新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D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186－05 　　胥丽(1981－)，女，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福利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上海　200433) 　　美国次级债引发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许多国家潜在的问题在危机的影响下浮出了水面。2009年末欧洲一些所谓的福利国家爆发并延续至今的债务危机便是这种情况的表现之一。许多人指责欧洲长期采取的高福利政策给政府预算造成巨大压力，从而引发了债务危机。但实际上，西方福利国家社会体系及福利政策各种矛盾与问题由来已久，各国一直进行着调整与改革，西方各国福利开支与财政纪律只是引发债务危机的表面原因，其根本原因主要根植于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以及现有的福利措施政策与社会平衡所决定的需求之间的脱节。 　　一、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理论背景 　　就政治层面而言，福利国家是在阶级力量对比和相互权力制约下资本与劳动平衡的产物，福利国家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调整自由市场的弊端，以期获得社会稳定与长期发展。阿萨·布里格斯在《历史视野中的福利国家》一文中认为福利国家的建立是为了至少在三个方向上纠正市场失灵：保证个人和家庭最低收入；使个人和家庭能够应对某些突发事件，如疾病、失业，缩小个人社会不安全程度；对公民地位的确认，保证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社会服务。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建立有效缓解了本国劳资双方的对立，促进了他们的人力资本、科技与经济的长足发展。 　　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各国福利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及不合适的地方便渐渐显现出来，家庭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减缓、高失业率、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经济社会公共服务提供的私有化、日益加剧的国际国内竞争等都对福利制度的运行与完善提出了挑战。面对出现的问题，西方各国都相应进行了变革与调整，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爱尔兰等国在经济危机驱动及美国影响下对福利体系采取了谨慎的放松管制的市场化策略。西班牙、法国等国也放松了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采取了更多雇主友好型的政策，作为欧洲福利楷模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转向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福利目标逐渐聚焦于社会服务的扩展及强调社会体系中性别的平等，把社会平等与生产性社会政策相结合。发达福利国家遇到的危机与进行的改革影响着新兴工业化国家对社会福利体系的思考，欧美福利国家几十年来都处于福利建设与变革的前沿，分析西方诸国体制差异与共同规律有益于后发国家对比审视自己国家情况，从而选择适合自己并有利于长久发展的政策措施。 　　对各国福利体系各方面的比较研究，可以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福利及其改革问题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功能主义方法、冲突理论、政治经济学方法、政治社会学方法以及政策话语取向等等，其中政治科学中又包括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行为主义理论批判的兴起，综合以往制度主义研究的新制度主义变成了政治学的主流分析路径。与传统政治学中的制度主义相比，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将制度的重要性及参与者的行为分析结合起来，采用动态、定量的分析方法。同时它更加重视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与制约，也强调在制度框架下参与者非理性选择以及这种有限理性对制度的约束。在制度起源与变迁的因素分析上，新制度主义认为一个国家或组织的内生性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些固有的因素使得制度在变迁的时候具有粘性以及路径依赖性。在分析西方福利国家模式时，新制度主义将经济与社会、政治结合起来分析。 　　二、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比较分析 　　由于欧洲发达国家在福利体系方面的不同表现，为了便于比较分析，许多学者对欧洲国家进行了分类。各种分类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艾斯平·安德森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提出的三种分类。安德森根据社会劳动力非商品化程度与福利收益人社会地位分布范围这两个标准将福利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自由型福利国家，主要包括瑞士、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通常受市场自由主义影响较深，尊重市场逻辑，它们的福利体系支付条件比较苛刻或政府福利支出较低。申请人在申请福利资助时通常要进行资格审查。第二类为保守或团体型福利国家，亦称大陆福利国家，这些国家多为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这些国家大多受天主教传统影响较深，对家庭及两性分工持传统态度，国家福利体系为威权或父权式，较少受市场左右，倾向于社会分层的福利体系。其中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四国因为在地中海附近，有时又被其他学者单独列出来作为地中海式福利国家——这正是此次主权债务危机中表现最差的四个国家，其国家首字母被大家拼成PIGS，亦称“笨猪四国”。第三类为社会民主型国家即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包括挪威、瑞典和芬兰。这些国家以高水平、普遍性的福利闻名于世，一直被作为欧洲福利国家的典范。这些国家重视国民的自由平等与发展，认为福利保障是其国民应该享有的社会权利，而不应该基于他们的市场表现。政府提供慷慨的福利，是一种劳动力非商品化程度很高的社会福利制度。而对于英国、爱尔兰、新西兰的福利体系模式，埃斯平·安德森没有做出明确归类。 　　根据安德森的划分，很难说哪种最好，也不能说某一种福利能够无差别地适用于各国，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它们都处于不断的变革与发展中，但这些国家不同表现的背后有着一些相同的规律或趋势，这种普遍性因素的存在使得它们的比较分析与借鉴应用有了一定的现实意义。详细分析与对比如表1所示。

企业发展理论分析的论文 　　 （一）从市场结构论到资源基础论的转化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企业竞争的基本逻辑发生了显著改变。在此之前市场竞争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企业战略可以在一段时期内维持不变，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是如何选择合适的竞争产业并给以合适的定位。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全球经济一体化及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产品的生命周期日益缩短，企业的成功取决于对市场的预测和对顾客需求变化的快速反映。因此，企业战略的核心不再是企业产品与市场结构，而是其行为能力；战略的目标在于识别和开发异质性能力，这种能力是消费者将一个企业与其竞争对手区分开来的主要标志。企业资源基础论强调企业的管理实践重点应该由企业的外部条件转向企业的内部条件，认为关键资源才是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与源泉。 　　企业资源基础论的出现缘于波特产业结构战略理论的局限和不足。根据波特的产业结构理论，适用于产业经济时代产业结构比较稳定的阶段。而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理论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在知识经济时代，新兴产业层出不穷，产业之间的相对关系不断变化。同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盈利率差异要比不同产业之间的差异大得多。这种差异显然不是由市场结构决定的而是由企业内部要素决定的。 　　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将探索企业竞争优势的着眼点转移到了企业的层面上，并产生了众多理论：资源基础理论、核心能力理论、知识基础论、企业动态能力等。它们的概念虽不同，但这些理论都认为与企业外部条件相比，企业内部条件对于企业获得市场竞争优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即所谓的企业竞争优势内生论。理论界统称为企业能力理论，其中有静态内生论和动态内生论之分。 　　 （二）资源基础理论 　　资源基础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的重大突破。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是“黑箱”，企业之间没有差异。波特理论没有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而企业资源基础论突破了这个理论范畴。这一理论不仅打破了传统的“企业黑箱论”，并对数十年居于主导地位的现代企业理论提出了挑战，把经济学和管理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从本质上认识和分析企业，又植根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内部事项。 　　新古典经济学和企业资源基础论的前提假设之间至少存在以下重要区别。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源和能力（即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的供给具有完全弹性。当某种资源或能力的需求增加时，其价格会上升，市场上的供应量也会相应增加。企业资源基础论虽然并不否认一部分生产要素的供给确实具有完全弹性。但他们认为由于某些资源和能力所具有的路径依赖性、因果模糊性、社会复杂性等特点，使得这些资源和能力的供给无弹性（Barney，Firm，1991）。这就意味着拥有那些供给无弹性资源或能力的企业将会获得超额利润，供给无弹性就成为该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一个来源（Peteraf，1993）。200多年前的里卡多也研究了此类问题。在肥沃土地的供应量有限的条件下，里卡多通过分析农场的赢利能力，研究了供给无弹性的生产要素是如何影响农场利润的。只不过里卡多认为，只有有限的几种生产要素才具备供给无弹性的特征，而企业资源基础论则认为凡是满足了上述特点的资源和能力都具备供给无弹性的特征，即除了土地以外更多的生产要素也具有供给无弹性的特征。 　　新古典经济学为企业资源基础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86年，Barney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提高了企业资源基础论的核心内容，形成了著名的“战略要素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价格能够反映所有的信息；而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供给无弹性的资源和能力能够吸收所有的利润。企业为了获取经济租金，就必须在不完全的竞争性战略要素市场上获得资源和能力。但新古典经济学并不能用来解释所有企业资源基础论的观点，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或许更有帮助。 　　进化经济理论和企业资源基础论之间有许多相似的东西。比如，进化经济学中的规则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或能力。如果将能力定义为企业使用资源以产生竞争优势的才能，那么规则和能力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另外，两者都认同资源和能力的异质性是超额业绩和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在这两种理论中，从根本上来说，是企业的依赖路径，也即企业的知识拥有状况使一个企业和其他企业在许多方面相互区别开来，使它能够制定出不同于其他企业的获取租金的战略。而且，企业资源基础论和进化经济理论都有一个基本的企业绩效论。 　　与波特的战略管理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不同，资源基础论打开了企业的“黑箱”，认为企业是由一系列独特的资源所组成的，而大多数资源都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完成积累，因而企业间才会产生差异；并提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其拥有或能支配的资源。 　　沃纳菲尔特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资源基础论”中提出，资源一般包括品牌名称，企业自身拥有的技术知识，有技能的雇员、贸易合同、高效率的工作程序等。科里斯和蒙哥马利认为（Collis&Montgomery，1997），资源可以以多种形式存在；它可能是在竞争性的交易中广泛存在并且很容易购买到的一般要素投入，也可能是高度差异化的、需要多年积累且很难复制的资源，如品牌。他把资源分为三类：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组织能力。资源基础论认为，这些资源必须“是战略性资源”，也只有战略性资源才是持续竞争优势的现实来源。战略资源必须具有4个基本特性：价值性、稀缺性、不可完全模仿性、不可替代性。 　　资源基础论有两个假设：一是某个产业内的某个企业根据所控制的资源是异质的；二是企业所控制的资源不能完全流动，而且资源的异质性能维持较长的时间。巴尼认为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如果具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那么它们对于竞争优势的创造与保持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有一些资源基础论的代表认为：企业为了进一步获取持续的“异质性资源”，就必须对竞争对手可能存在的模仿行为进“行隔离”“或绝缘”。即形成“隔离机制”，通过设置能够组织或缓解市场竞争并能有效保护稀缺资源的各种形式的时滞、信息不对称和壁垒，以获取静态的竞争优势。 　　美国学者杰伊·巴尼是资源基础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把资源定义为企业的资产、知识、信息、能力、特点和组织程序，把它们划分为财务、实物、人事和组织资源几个种类。巴尼认为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如果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和难以模仿性，那么它们对于竞争优势的创造与保持就显得十分重要：资源的价值是由可以得到的开发资源的机会决定的，这些机会有时会变化，使资源从有价值到无价值；关系到竞争的重要资源具有稀缺性，如果竞争者也具备了相同或相似的资源与能力，该企业就失去了竞争优势；竞争性重要资源的另一个标准是难以模仿，巴尼认为，许多实物资源容易模仿，而基于团队工作、文化和组织程序的资源和能力则难以模仿，这些资源通常是由一段时间内企业自身复杂的历史和难以计数的小决策造成的，它们对特有能力的发展作出贡献。 　　 （三）核心能力理论 　　核心能力理论是资源基础论为基础的而发展起来的.。核心能力理论认为，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观从把竞争优势的源泉定义在具体的作为物的资源上，完全脱离了企业中人的因素，造成了资源与资源配置者之间的分离。实际上，客观存在的物质资源能够发挥多大的效用完全取决使用它的人，资源异质性的背后是人的异质性。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由具体的、客观存在的资源变成了资源配置、开发与保护资源的能力。 　　虽然资源学派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竞争战略理论的不足，然而并非所有的资源都可以成为企业竞争优势和高额利润的源泉，竞争优势与大多数资源之间不可能都存在因果关系。针对资源基础论的不足，一些学者开始透过资源这个表面现象从企业配置和利用资源的能力方面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源泉，发现隐藏在资源背后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资源的核心能力才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深层来源。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由具体的资源变成抽象的核心能力，即企业核心能力理论。 　　1990年，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公司核心能力”一文，掀起了围绕企业核心能力的研究热潮（PrahaladandHamel，1990）。认为核心能力有3个主要的特征：一是核心能力具有充分的用户价值，可以创造价值降低成本；二是核心能力具备独特性，难以被竞争对手所模仿；三是核心能力具备一定的延展性，能为企业通向多个市场提供支持。在取得竞争优势的过程中，企业内部能力的培养和各种能力的综合运用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核心能力理论认为，积累、保持和运用核心能力是企业开拓产品市场的决定性因素。其核心能力的不同造成了企业间的效率差异，这种差异又使不同的企业产生不同的收益；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是核心能力，它来于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形成的各种技能的有机融合。 　　企业资源基础论的一般逻辑推理也可用于表述与持续竞争优势有关的核心能力分析。核心能力应当具有： 　　（1）价值性。核心能力应该能够提高企业的效率，或者说核心能力可以使企业在创造价值和降低成本方面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从而给最终用户带来新增价值或提供根本性的好处。企业环境的改变会威胁到核心能力的价值性。 　　（2）异质性。核心能力不是创造价值的充分条件，价值的创造还以企业比竞争对手更有效地运用不同种类的其他资源为基础。 　　（3）不能仿制性。核心能力通过两种独立机制阻止仿效，一种是与资源的特殊性质（如社会复杂性、因果关系模糊等）有关；另一种是通过采取多种战略措施（如专利、品牌、保护性合同条款、商业秘密等）来保护其有价值的资源。核心能力一旦被仿制，与此有关的企业竞争优势就会减少直至消失。 　　（4）难以替代性。替代品常常会威胁到核心能力，使企业间竞争优势重新定位。 　　 （四）知识基础理论 　　企业拥有核心能力时而会出现核心刚性（LeonardBarton，1992）。核心刚性指快速的环境变化中，核心能力常常无法随之改变，企业原有的核心能力非但不能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反而成为企业竞争发展的桎梏。因此许多学者进一步研究企业能力与环境的融合进化，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企业知识基础论。 　　能力基础理论所指的核心能力主要是指企业配置、开发和保护资源的能力。这些能力可以概括为不断创新的能力。企业各种资源发挥效用程度上的差别、创新能力的差别，都是由企业现有的知识存量所决定的，能力差别的背后实际上是知识存量的差别，能力是知识存量的显在表现。 　　知识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所具有的知识应是难以模仿的，即企业的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它具有3个特性：一是过程性，如果竞争者没有参与这个过程，是很难体验到这种知识的存在，更是难以模仿的；二是完整性，企业中明晰的知识是与默会知识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的，竞争对手只能模仿明晰知识，而没有认识到默会知识；三是不明确性，在模仿过程中，竞争对手总希望发现并模仿核心因素，但默会知识往往起关键性的因素使那些想模仿的企业不能确切知道模仿什么，如何模仿。企业知识基础论还认为，知识具有路径依赖或历史依赖性。 　　核心能力理论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于企业配置、开发利用与保护资源的能力。但隐藏在企业能力背后的又是什么？研究表明，隐藏在能力背后并决定企业能力的是企业掌握的知识。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知识在企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知识基础论认为企业是一个知识积累的组织或者说知识的集合体，企业间的绩效的差异来源于知识的不对称和企业能力的差异。知识基础理论认为，企业的规模效应的实现是取决于企业管理者拥有的知识和管理能力，所以组织的知识以及相应的企业能力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企业的知识存量决定企业培植资源等创新活动的能力，从而在企业最终产出及市场力量中体现出竞争优势。知识又具有难以模仿性，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所以知识是企业竞争优势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是竞争优势的根源。由企业知识决定的企业认知学习能力是企业开发新竞争优势的不竭源泉。 　　 （五）动态能力理论 　　当核心能力被定义为“组织中积累性的学识”时，也就是强调了核心能力是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旦形成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企业知识同样如此。然而企业面临的环境是动态的，现在拥有的核心能力、知识可能并不适合企业未来竞争的需要。环境的变化以及新技术的出现可能会使企业精心培育的核心能力隔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核心能力的稳定性和企业资源、知识的刚性与环境的动态性之间的矛盾致使核心能力、知识理论陷入了困境。 　　在这种背景下，蒂斯、皮萨罗和舒恩提出了动态能力的概念。将动态能力定义为“整合、构建和重置公司内外部能力，以适应快速的环境变化的能力”。“动态”是指不断更新自身的能力、公司内外部的组织技能、资源和职能能力进行适应性调整、整合、重置，使之能跟上环境不断变化的需要。动态能力理论旨在企业培育其能力的同时，更加强调关注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以便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的资源与能力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提升、更新，是一种竞争优势“动态内生论”。 　　动态能力理论认为，企业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的根本在于：一是开发企业现有能力；二是开发新的能力。现存的企业独特能力是内隐的，存在于企业的技术和知识优势、日常事务的处理流程、企业惯例中。这种内隐的能力是难以复制和模仿的。而开发新的能力要求企业在面对变化的市场环境时，能够迅速整合和重构其内外部资源和能力，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纵观资源基础论的各种观点，他们都是以资源为中心来研究企业，充分重视了企业在竞争体系中能动主体的地位。企业资源论、核心能力论、知识基础论和企业动力能力论四个流派是相对独立又互为补充的，都认为企业成长和使企业可能拓展生产领域的知识和能力的积累密切相关。摘要：有关企业发展的理论流派众多，形成了理论丛林。用企业经营环境发展变化这一线索清晰地梳理这些理论，可以认清企业发展理论演化的规律。从市场结构论到资源基础论，从资源基础论到核心能力论，以及后来的知识基础论和动态能力论，都是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变而演化发展起来的。 ;

本周读书笔记是加拿大作者，大卫-爱泼斯坦的《成长的边界》。 通过对世界顶尖运动员、艺术家、音乐家、发明家、预测专家及诺贝尔奖科学家等精英的研究， 作者总结 出他们 成功的关键并不限于领域内的深耕钻研，更多是凭借其他兴趣与经验的融合来使自己大放异彩 。 以往经验中，一个人若想出类拔萃，就需要早早规划发展方向并不断刻意练习，成为像老虎.伍兹为代表的专才。 未来社会更需要罗杰.费德勒式的通才，就是从一开始尝试广泛的兴趣，不断拥抱多样化的角度和体验，到不断追求人生的匹配质量。 对于成长的边界， 作者的观点 就是要拓展你的广度学习，不要认为人生起跑线的赢家都是早早开始专业化的，丰富自己认知维度并破除路径依赖，用跨界不断拓展能力范围。 创造力研究者迪恩.西蒙顿发现，杰出的创造者，发明的东西越多，没用的东西也越多，获得巨大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有创造力的成功者通常拥有广泛的兴趣 ，“而不会仅仅沉溺于一个狭隘的话题，这种广度所代表的洞察力并不仅仅来源于他们自身特定领域的经验”。 走向人迹罕至的领域，没有定义明确的公式，也无法参考完善的反馈系统，就像股票市场一样，如果你要突破天际的高价，必须忍受很多低价的时刻如同别人所说。 专才无法完全替代拥有广度的通才所做的贡献，即使你从工作的某一类别转向另一个，完全改变领域之前的经验都不会被浪费。 最后记住，专业化本身没有任何错误，我们都在做深入研究，只不过专业化程度和内容有所不同。 因为无数个领域的研究表明，精神上的自由和个人生命的实践是力量的源泉，而赢在起跑线完全是被高估了。 突破和谬误最初看起来都差不多，所以作者讨论的问题是在日益需要超专业化的系统中，如何能够把握并培养广度、多样化经验和跨学科探索的力量。 以及在弄清楚自己是谁之前，先决定自己应该成为怎样的人。 也许你还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方，所以感觉落后于人也没有什么用，其实应该主动寻求匹配质量。 开始计划人生实验，愿意去学习和改变，如果需要的话，甚至放弃此前的目标，彻底改变方向。 别觉得自己落后于他人，你应该和昨天的自己比较，而不是和那些除你之外的年轻人比较，每个人前进的速度不尽相同，所以不要因为任何人让你自己感觉落后。 我们每个人都是由无数的可能性组成的，我们需要通过实践尝试新的活动，建立新的网络，寻找新的榜样，来发现这些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要 在实践中了解自己，而不是在理论中 。 注意解决问题时的定势效应，这是个心理术语就是说问题解决者总是倾向于使用那些已经熟悉的方法。 其实有更好的方法在眼前，他们不会选择，所以面对一些问题或疑问，必须要跳出圈子来思考。 从问题自身领域找到的解决方式通常会差一点，局外人看似离题万里，但是他们重新分析问题时，往往能取得突破，带来重大创新。 团队互动最佳心理特点是保持积极开放的心态 ，最优秀的预测者，把自己的观点看作需要验证的假设，他们目的不是说服队友，而是鼓励队友发现自己概念中的错误。 虽然人人都有互联网浏览器，但是他们不会去搜索自己可能发生错误的原因，并不是说我们无法提供相反观点，是因为我们强烈的本能驱使我们不要去反驳自己。 越是有科学素养的成年人更习惯于寻找证据来证实自己的感觉，他们在话题上花的时间越多，思维模式就越像刺猬。 刺猬型专家做出的权威预测，最后被证实，大错特错，结果他们选择错误的方向来更新自己的理论，而且越坚信自己最初的想法，这些想法会让他们误入歧途，与事实渐行渐远。 而弹性的狐狸专家会明白大部分因果关系是概率性而非确定性的，这其中既有位置，也有运气成分，即使历史再重演，也不会和以前的情况一模一样。 所处的学习环境并不友好，从中学习的过程也十分困难，所以有效开放的思维习惯变得越发重要。 对于个人来说，当我们从事一个专业越久就越容易陷入经验的诅咒，我们思考问题时会过多的依靠我们以往的经验，造成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面。 用一个词总结的话就是 学习需要你把经验完全搁置在一边，不断的学习接受改变 。 作者颠覆了哪些我们常有的认知，教育要赢在起跑线上；一万小时理论；坚持就一定是好的；经验一定是越多越好； 感觉作者讲的太好了，不要和其他人比较，只和昨天的你比较，有没有进步，有没有还一直在继续前行，一直学习，这才是最重要的。 广泛的猎取比专一的深度会让你更有兴趣地面对生命中的所有可能，开放心态，不断尝试广度学习，做一个有着无限成长边界的人 ，这才是这本书带给我最大的启发。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新发展理念是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发展的指挥棒、信号。发展理念是发展格局的策略和原则，也是动力和支撑。全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新发展理念上来，努力提高统筹规划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

金融一体化是指国与国（地区）之间的金融活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而形成一个联动整体的发展态势。层次金融一体化可以分为两个层次：(1)它是一个流动性问题，金融一体化意味着国(地区)内、外的经济主体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进行金融资产交易活动，即金融资产具有高度的流动性；(2)它是一个替代性问题，意味着国(地区)内、外的金融资产具有高度的替代性。金融一体化只能以程度的高低来衡量，完全的一体化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方面政府对于金融活动并非不闻不问，任何国家（地区）的政府或多或少都会对金融活动进行干预，从而影响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交易费用及风险规避的存在使得地区之间的资产不可能完全替代。建构金融一体化的初始催发点——金融资源禀赋差异“金融”不等同于金融业、金融资产、金融资本、资金融通等虚拟概念，而是确指金融资源。“金融是一种稀缺资源，是一国最基本的战略资源”，应从金融资源的不同层次和角度，综合全面地把握和认识“金融”及其功能。其中，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广义的货币资金，贯穿于金融活动的始终；实体性中间层次的金融资源，指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是实现金融各种功能的手段；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包括金融制度及相关法规、标准、惯例、意识等，具有的调控、约束、激励、反馈等功能。金融资源的各层次要素间紧密相关，存在相互耦合的功能性关联。金融资源在空间地域分布上表现出非均质或不连续的特点，正是这种初始的地域禀赋差异性，催发了金融在不同国家、区域的运动。金融资源三层次要素的价值及作用迥异，参与地域运动的受制因素和空间表达（包括具体形式、速率、周期、规模、强度等）不尽一致，非同一性十分突出。比如，货币资金与金融工具体系是金融功能借以实现的客体，二者接受利率或价格的引导，地域运动特征非常明显；金融组织体系是由货币资金在其间的运动所联系起来的金融活动环境，其中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设置、选址、布局以及整合蕴含了较为隐性的地域运动，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设备创新、技术创新及其传播则是地域运动的鲜明镜像；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属于完全的人为层面，对先进地域的金融制度创新模式和金融法规设计模式的学习和模仿，使这一层面金融资源也表现出强烈的地域传递、地域扩散的冲动和事实。金融一体化的空间脉络——金融地域运动因长期受到“金融的非实体性”决定其“同质性”观点的左右，学术界难以实现“金融”与“地理”的结合和统一，但“实际上的金融景观完全是不同质的，具有极端的异质性和不规则性。这种特性导致了流动，否则流动就不会发生，而有了流动也就有了解释的必要”。瑞斯托·劳拉詹南对“金融地理”思维进行了简要梳理，提炼、归纳出金融地理学家的分析逻辑：空间差异———空间运动过程———空间组织形式———空间相互作用。金融地理学的积累和思考，为进一步考察金融资源地域运动提供了逻辑线索和依据。有关金融一体化的基本研究主题，如金融地域运动起源、金融地域运动规律以及金融地域运动结果等，恰恰继承和印证了金融地理学家研究“金融运动”与“地域空间”关系的思维路径。金融地域运动系指金融资源遵循特殊规律进行的地域流动、配置、组合的时空变化过程，也可以称作金融运动的地域选择和落实的过程，其实质是金融效率的空间改进。层次性是金融资源的突出特征，在惟一的金融地域运动驱动力———金融效率帕雷托改进的作用下，诸多金融要素的产生背景、发展轨迹及运行原理千差万别，由此导致了各金融要素流的地域运动在层面丰富的镜像里进行，既分工明确，又相互协调，最终实现整个金融地域系统的金融资源合理配置。金融地域运动理论充分诠释了金融的“层次性”、“地域性”、“空间运动性”等内在属性，并完成了三者的有机结合，因此具备了解释和分析金融一体化问题的基本功能。金融地域运动通过具体的金融产业非均衡成长规律、金融等别城市群体空间运动规律和金融地域系统金融产业一体化（金融一体化）规律等加以体现。金融一体化的本源驱动力——金融效率帕雷托改进“效率概念指的是一个经济系统在特定时点（静态效率）或在一定时期内（动态效率）对可获得的资源的有效利用。依照这种效率观，可以将金融效率定义为：特定时空约束下，金融地域系统内金融资源的总体配置状态。金融效率改进的最终目标是金融效率帕雷托最优化，它是指在金融交易中，不存在某些交易主体满意程度的提高以其他任何交易主体满意程度的降低为代价的金融市场状态。当然，帕雷托最优化有严格的假设条件，即古典经济学对完全竞争市场的定义，而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理论抽象，很难经受实践检验。因此，金融效率帕雷托改进对于驱动金融资源参与地域运动、突破地域交易壁垒、实现要素流的合理配置具有有效性和唯一性。金融效率帕雷托改进是具体地域空间内金融资源空间配置的作用机制，它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金融资源的任何层次要素的缺失都会成为局部区域金融产业成长的“瓶颈”，加剧金融产业运行的内在脆弱性、泡沫性，影响金融效率的预期。因此，所有局部区域都期望借助于金融地域运动调整本区域金融产业结构，促进各层次金融要素之间趋于结构合理、配置均衡。在金融一体化下进行金融资源供需交易———调整的成本（包括交易成本、摩擦成本等）才有可能达到最小化。其二，提升金融产业竞争能力的途径，一是如上所述的提高交易频率，扩大交易流量，获得金融产业内部收益递增，二是降低金融信息交流、技术扩散、创新过程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降低学习成本、信息成本、治理和创新成本，获得金融外部规模效应。这就促使所有区域都有意向加强与空间邻近、社会文化同质程度高的区域的金融产业关联，结成区域整体金融网络，深化整个地域系统内金融产业部门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金融一体化的物质主体———金融产业之所以金融地域运动不是零散、无序、相互冲突和干扰，相反地，金融要素流体现出严密的关联性、整体性和统一性，这是金融产业发挥内部组织和调控功能的结果。金融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实体，是由初始配置、积累、沉淀的金融资源，以及参与地域运动后的金融资源与各地域空间的具体条件凝集而成的专业部门组织，主要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信托业。在金融活动中，通过对运营工具、组织体系、管理体系三个层面的投入，金融产业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创造系统和产业运行规律。研究表明，金融一体化实质上专指金融产业一体化。金融产业成长的时空复合性特质非常突出，金融中心与金融增长极、金融支点的金融产业成长状态千差万别，整体上呈现非均衡、不同步、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特征。依靠具体区情、历史与偶然因素、积累效应和路径依赖的共同作用，在有效规模的地理空间内，金融中心的金融产业集聚效应十分强烈，逐渐达到金融产业高级成长阶段，而分布其周围的金融增长极与金融支点的金融产业则处于中级或低级成长阶段。事实上存在的金融产业成长差异，即金融产业的空间梯度，是形成金融产业辐射（或扩散），进而促进金融一体化的直接原因。当然，金融产业的辐射效应只是抽象的空间作用，它必须通过具体的金融地域运动才能得以实现。受路径和距离的影响，金融地域运动存在路径选择问题，而路径必然会对各金融级别城市的相互作用产生指向性。正是各金融级别城市之间金融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组合，使得相对应的地理空间完成了地理填充过程，并且有了特定物质———金融产业的内涵，也使得金融等别城市群体空间结构演变与金融一体化得以进行。金融一体化的生成基体——金融地域系统 金融地域系统是金融地域运动与具体地域条件紧密结合而成的相对完整的地理空间，它是以金融为核心线索而联结的单核空间地域体系，也是整合、拓宽城市“金融”空间的切入点。金融地域系统的基本特征有：其一，金融地域系统的空间结构，指金融核心、金融腹地与金融网络体系三者的空间排列与组合。金融地域系统构成三要素的任何因素的变化，都会导致金融地域系统的结构类型或简单或复杂，地域范围和规模或扩展或紧缩，功能和等级或提升或降低。其二，金融地域系统的层次，指依照金融核心的规模或等级进行实际判别，金融地域系统的层次具体分为高级金融地域系统、次高级金融地域系统、初级金融地域系统和潜在金融地域系统，同时各个层次金融地域系统的边界彼此交叉重叠，构成了事实上多维的金融地域系统格局。共同的地理空间是实施金融一体化最为基本的载体和依托。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金融产业在辐射指向和辐射边际两个方面遵循势能衰减和距离衰减两个基本规律，因而金融产业辐射不是随意、无秩序的，在金融效率机制的作用下呈现出鲜明的方向，即具有一定的起始点和目标指向。一般地，金融核心（即金融中心）是辐射源———发起者，金融腹地（由金融中心周围诸多的金融增长极和金融支点构成）是具体接收辐射的地域范围———合作者，金融网络体系是承载辐射的渠道，即只有通过空港、交通走廊、能源和信息网络才能实现金融资源的地域传输、流转、配置与组合。因此，作者强调，只有基于金融中心的地理空间整合扩展建立的成熟、健全的金融地域系统，才能以增强金融的内部规模效应与外部规模效应为目标，生成金融一体化。金融一体化的假定前提——金融开放金融一体化是从宏观视角对金融地域系统内在规律的认识，然而任何一个金融地域系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多国、多地区的现实状况，这种不容忽视的国界壁垒对金融一体化具有直接和关键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有发达的金融制度和市场经济保障———共同认同的金融运行规则，回避了金融要素流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金融要素自由流动所要跨越的障碍目标比较单一。而发展中国家，金融产业成长的市场化程度上不足以调节金融要素的流动，行政因素或政府干预是一个无法舍弃的重要因素，甚至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金融一体化必须以成熟、开放的宏观地域背景作为基本前提。金融一体化能够增强区域金融竞争力，基于共同的地缘利益基础的主观能动性，促使金融开放已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所必需的金融制度选择。笔者所界定的金融开放是指各国、地区政府为加速自身金融产业成长，在宏观政策上逐步放松和取消金融管制，接受国际通行的惯例与规则，促进金融产业融入金融地域系统运行体系的制度安排。它必须符合下列要求：金融地域运动能够顺利进行，避免因国别障碍而造成间断；货币资金与金融工具的交易价格由市场确定，但交易种类和供给主体由政府审核通过；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运作透明化，经营业务国际化，并以国际惯例规划约束自身行为；金融监管与金融开放协调同步，国内金融产业成长的承受力是确定金融开放度和进程的重要标准。金融开放不仅要强调金融产业对外开放的时机、顺序、程度，也应该重视内部金融产业运行基础的营造，如金融法规、会计制度、信息体系与金融监管等。否则，盲目实施金融开放定会加剧金融增长极、金融支点的金融产业的脆弱性，为金融投机者提供投机空间，导致金融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的形成。总之，只有金融一体化的假定条件获得完全满足，即各个国家和地区都积极主张并具备相应的金融开放能力，保证金融稳定，金融一体化才能得以有序地推进，表现为在合作、竞争、控制的三维框架上的动态的、有机的、可调控的过程。笔者认为，不能把金融一体化简单地理解为一种金融现象，也不能认定它是金融全球化、金融国际化的表现形式，它实质上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独立概念。在融合“金融”、“地域空间”、“运动”的理念基础上，可以把金融一体化确定为揭示金融地域系统内部金融产业成长趋势的一般规律，系指通过金融核心扩散效应的发挥，促进金融腹地的金融产业成长状态逐渐改善，从而带动整个金融地域系统的金融产业成长水平，最终实现金融地域系统的金融资源效率帕雷托最优化。金融一体化规律的外在表现是金融一体化的现象，在时间上的连续更替构成金融一体化的过程。参考文献张凤超.金融一体化理论的建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路径依赖问题首先由保罗·大卫在1985年提出，尔后w·马兰·阿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后来，道格拉斯·诺斯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从而建立起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你知道美国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多少吗?如果知道，那么你知道它是怎么制定的吗?下面这则典故可以给你详细的解释，同时形象地告诉我们到底何为“路径依赖”理论。美国的铁路原先是由英国人建造的，英国铁路的轨道宽度是4英尺8．5英寸。英国铁路的轨道宽度为什么是4英尺8．5英寸呢?因为英国造铁路的人原先是造有轨电车的，有轨电车的轨道宽度是4英尺8．5英寸。有轨电车的轨道宽度为什么是4英尺8．5英寸?因为造有轨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当古罗马的战车碾过欧洲大陆的时候，它给英国路面留下的车辙宽度是4英尺8．5英寸，所以造马车的人也沿用这个宽度。古罗马为什么把马车道定为4英尺8．5英寸?因为两匹马臀部之间的宽度是4英尺8．5英寸。两匹马臀部的宽度决定了马车道宽度，后来变成了有轨电车的车道宽度，又变成了铁轨的宽度，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作“道路依赖”。就连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两旁两个火箭推进器之间的距离，也是4英尺8．5英寸!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要用火车运送到火箭发射点。路上要通过隧道，隧道下面铁轨的宽度也是4英尺8．5英寸。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所以，今天的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慎重选择，以免对以后的发展，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其实，关于习惯的一切理论都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解释。那么，如何避免路径依赖的负面效应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不必要的影响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要找准一个正确的方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你以后的人生道路。而这种模式的基础，其实是早在童年时期就奠定了的。做好了你的第一次选择，你就设定了自己的人生。在国际IT行业中，戴尔电脑是一个财富的神话。戴尔计算机公司从1984年成立时的1000美元，发展到2001年销售额达到310亿美元，是一段颇富传奇色彩的经历。戴尔公司有两大法宝：“直接销售模式”和“市场细分”方式。而据戴尔的创始人麦克尔·戴尔透露，他早在少年时就已经奠定了这两大法宝的基础。戴尔12岁那年，进行了人生的第一次生意冒险——为了省钱，酷爱集邮的他不想再从拍卖会上卖邮票，而是通过说服自己一个同样喜欢集邮的邻居把邮票委托给他，然后在专业刊物上刊登卖邮票的广告。出乎意料地，他赚到了2000美元，第一次尝到了抛弃中间人，“直接接触”的好处。这个第一次，是他永远都忘不了的。后来，戴尔的创业一直和这种“直接销售”模式分不开。上初中时，戴尔就已经开始做电脑生意了。他自己买来零部件，组装后再卖掉。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一台售价3000美元的IBM个人电脑，零部件只要六七百美元就能买到。而当时大部分经营电脑的人并不太懂电脑，不能为顾客提供技术支持，更不可能按顾客的需要提供合适的电脑。这就让戴尔产生了灵感：抛弃中间商，自己改装电脑，不但有价格上的优势，还有品质和服务上的优势，能够根据顾客的直接要求提供不同功能的电脑。这样，后来风靡世界的“直接销售”和“市场细分”模式就诞生了。其内核就是：真正按照顾客的要求来设计制造产品，并把它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直接送到顾客手上。此后，戴尔便凭借着他发现的这种模式，一路做下去。从1984年戴尔退学开设自己的公司，到2002年排名《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中的第131位，其间不到20年时间，戴尔公司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公司之一。正是初次做生意时的正确路径选择，奠定了后来戴尔事业成功的基础。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在职业生涯中，我们无法摆脱这种路径依赖，一旦我们选择了自己的“马屁股”，我们的人生轨道可能就只有4英尺8．5英寸宽。以后我们可能会对这个宽度不满意，但是却已经很难改变它了。我们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在开始时慎重选择“马屁股”的宽度。对于即将毕业走入社会的青年朋友来说，更应该慎重选择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份工作。

　　首先，国家作为经济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者，其在经济法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之经济法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决定了通过国家力量促使经济法摆脱上述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法制低效率状态，是经济法创新和发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国家机关尤其是国家权力机关承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至关重要。　　其次，上述经济法产生之初形成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的一个主观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经济体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体制信息不完全）基础上构造了经济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强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经济法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从部门法名义上明确经济法这一独立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方法、体系的基本制度和规范，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分析法）和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方法）创立符合经济学和法学规律的全新经济法范畴，对于国家抛弃经济法体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鉴好的制度，并理性地进行经济法的制度创新，至关重要。　　再次，虽然上述加强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学习，是经济法摆脱路径依赖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法因其强烈的政府性特征，而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巩固和扩张自身权力并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体制特别是立法体制上，打破利益集团对经济法制度创新的干扰，推动经济法从传统的经济行政法模式下的“恶性循环”中彻底解放出来，又是摆脱经济法对行政法和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重要途径。必须强调，如果我们假定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基本途径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而且干预市场的基本方法以体现经济规律的法律手段为主，以体现行政规律的法律手段为辅；那么将国家干预市场的法律等同于经济行政法的主张，将导致中国经济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后，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经济法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它较之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基本特征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创新、设计和实施成本较之后者要高。为此将降低中国经济法制度变迁成本，作为经济法制度创新的一个关键环节。从经济法的制度和实施方面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现有的依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为依据构成的庞大中国经济法体系进行消肿，以反映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律规律的新经济法制度体系（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的更高收益，来抵销经济法采取经济行政法和经济政策模式的旧经济法制度体系被废除而失去的利益，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创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传统的以公法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法，并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术将中国经济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兼顾市民社会利益和政治国家利益并集中体现社会利益的社会法。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运用经济和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的核心内容，由此产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从而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当前中国市场制度变迁的主导模式。与此相适应，中国也走上了政府推进法治的发展轨道，因为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贫乏，决定我们只能更多地借助学习手段、借助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手段，而无法更多地借助于传统。这也是一种近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其中，以政府依法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经济法，是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按照中国立法机关的最新观点，“我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为7个法律部门比较合适，这7个部分是：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每类法律部门中又包括若干子部门，有些子部门下面还可进一步划分。这种划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反映各类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既易于把各个法律部门区分开，又使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合乎逻辑，并且符合我国现有法律和将要制定的法律的状况”。（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其中，“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经济法大体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计划、财政、税务、金融、审计、统计、物价、技术监督、工商管理、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等方面的法律”。（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可见，经济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与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已成定论。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干预，是以政府协调经济关系为基本宗旨的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一方面，这一基础强大于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为其基本经济和政治基础的私法即民商法，从而中国经济法强大于中国民商法的现实力量，决定了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市民社会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须以中国经济法为其发展的基本“制度环境”。那种限制和排斥经济法的民商法发展策略，将走上中国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环境的艰难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定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和多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与更多亲合力的经济法，必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核心内容。从而那种用传统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经济法的自由主义法学主张，将导致中国市场经济失去社会主义的法律基础，因而绝不会得到中国立法部门的采信。　　最后，虽然中国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制度，但对其中国特色之意要一分为二。一方面，中国经济法制度创新是一种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并决定经济发展道路这一实际出发的现实法律选择，所以中国经济法要立足中国实际并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党执政背景条件下的外国经济法模式（如中国企业法中的反摊派制度，中国反垄断法中的反行政垄断制度的设计，不能局限于外国立法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及其理论，较之中国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论，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战和创新压力，并在此压力基础上形成更伟大的且对世界法学有特殊贡献的市场法律制度创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法中浓厚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色，较之具有浓厚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特色的西方国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国民商法，虽然前者具有实事求是方面的巨大优势，但是中国经济法中具有的中国特色中的一些带有有悖市场经济规律的旧体制、旧文化、旧传统，如果不倍加注意克服，则中国经济法就可能成为落入实用主义俗套，进而成为承认并保护旧体制和传统的落后之法。为此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及理论创新，较之中国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论建设，前者的革命意义远远超过后者。　　“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法发展的障碍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上述中国经济法的中国特色及其意义（尤其是消极意义），还根源于中国经济法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1979年为时间标志）开始的制度创新中的“路径依赖”。依诺斯教授的观点，路径依赖的核心内容是，当人们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之；反之，则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除非借助强有力的外力推进，否则人们要想选择新的制度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注：参见诺斯著《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和原因》一文，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据此，应该正视，经济法（这里特指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径依赖导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锁定状态”：　　其一，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制约，中国经济法不可避免对民法产生了“路径依赖”，如经济法理论将属于民法调整对象范畴的横向经济关系，也纳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并用民法范畴构造经济法范畴，许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为经济法制度，由此产生了“纵横统一说”大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民事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因过分强调市场主体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屡屡出现的“一放就乱”，就是市场管理法的无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变迁模式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对行政法产生“路径依赖”，如经济法将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经济行政法说”或曰“学科经济法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如企业经济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过分强调政府规制而屡屡出现的“一统就死”也是市场管理法无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党政难分和政企难分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产生对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如把经济法成为党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同义语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产生了在“经济管理法说”或“政府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政策混同于法律的失败现象，而政府依法调控经济活动中屡屡出现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现象，即为宏观调控法无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国经济法的“路径依赖”之所以谓之有悖经济和法律规律的失败现象，主要是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畴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调整对象的混淆所产生的体系混乱，以及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调整方法混淆所产生的方法混乱的角度观察，从而使经济法因在法律体系和规范构建上过分依赖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而失去其独立法律部门的特色。任其发展，不仅政府在协调市场经济关系过程中难以走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和“令行不禁止”的恶性循环，而且经济法将锁定在非部门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学科经济法状态之中，而这一低效率的状态至今是困扰中国经济法发展的最大障碍。　　就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法的变迁而言，如前所述，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推动，从经济政策到经济法律手段，逐步实现经济行为的规则化和制度化，这一过程，典型地说明了经济政策、经济法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将经济法误解为“经济政策法”。虽然这一误解有悖法学和法律规律，但它却是经济法之“中国特色”的一个真实写照，进而使富有法治传统的国外法学家也感慨“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改革的政策中认识中国经济法的法律实质”，并产生了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就经济体制改革中重大事项共同作出的规定，也曾被视为法律渊源的中国法理论和实践独有现象。　　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双元的，即同时实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政治目标往往支配着经济目标，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往往导致财政收入的降低、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政府权威的下降和扩散、原有经济部分的增长困难等等，最终导致政府收缩权力或出现激进式改革，并由此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国有企业亏损、屡改不善等问题，又如在法律领域中，则出现了通过各种手段逃避法律调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以及贪污腐败现象。此点，也是导致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的一个主要制度原因。　　我们认为，导致上述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状态的一个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国经济法创建之初错误地选择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路径，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锁定在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低效率状态之中。从而中国经济法摆脱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模式的困扰并谋求自己独立的新发展，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认真分析上述经济法路径依赖的产生根源，是摆脱中国经济法发展道路上重大理论和实践障碍的基本前提。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特色之经济法律的典型，重点研究了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进程及其“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的低效率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法创新的思路和途径。　　【关键词】经济法/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在经济落后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国家承担着制度设计、规划与组织的重要职能。（注：参见（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一书中有关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典型。因此，以代表国家和政府协调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中国经济法，在现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正式制度变迁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制度变迁重要的是实现制度事实的转变，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是以制度事实为根本的。制度事实是现实的社会存在，制度事实决定了制度规则，这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一致的。是社会创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了社会，通过大规模的引进外国法律并不能实现法治和经济的现代化。由此决定了提出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变迁思路，必然包括我国现实和传统相结合的制度分析思路。制度变迁的首要目标应当是促使社会实际经济生活的转变。　　“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经济法建立的特点　　依据制度变迁的理论，制度变迁包括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也称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也称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两个基本类型。（注：参见林毅夫著《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文的观点。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市民为主，且以自发性为基本特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国家且以强制性为基本特征。据此推论，我们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制度变迁中，民商法的主体以市民（自然人和法人）为主及其“约定大于法定”的规范特征，使民商法制建设类似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经济法的主体以政府为主及“法定大于约定”的规范特征，使经济法制建设类似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从而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发展模式要借鉴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模式及其理论，注意发挥该模式在加速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步伐的规模经济优势，克服该模式中政府的有限理性、官僚主义等消极因素对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度建设阻碍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受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条件的制约，以及在长期形成的封建儒家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制度惯性力量的作用下，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这一制度变迁，应该以体现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经济法制度建设为近期模式，而以体现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民商法为目标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较之中国民商法，前者对于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作用更大；加之，中国民商法制度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市民社会的政治基础上的罗马法和德国法理论体系；而中国经济法制度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建立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法理论体系。因此，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推进市场经济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资源，就是中国的本土政治资源。所谓本土政治资源，大意是指一国领土范围的可资利用的政治组织、政权效能及其社会基础和影响。比如，中国拥有一个庞大且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组织，6100多万共产党员集中了中国优秀人才的相当一部分，下至乡镇街道上至中央部门的党政组织仍然比较有效地治理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级党政部门具有仍然很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推动能力。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认的事实。对于中国本土政治资源的优秀，我们自己往往习以为常，甚至对这种优秀的实际存在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也存疑虑。其实，放眼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强大而稳定的政府的存在，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对于减少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代价与成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可能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正如亨廷顿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的那样，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是一个充满动荡和激烈矛盾冲突的过程，有现代化意识的强大政治组织，是推进现代化进程又保持其过程稳定的关键性力量。为了维护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权威地位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主动参与和调控，强制性制度变迁首要的前提就是保持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权威。因为只有保持稳定的制度环境，才能实现经济制度的良性转变，而任何一个社会要保持繁荣和经济发展，都应当保持稳定的社会制度。其中，以调整政府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关系为己任的中国经济法，在维护中国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制度变迁中的权威地位的制度创新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正是在上述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本土政治资源的典型法律例证，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度的核心内容，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和理论的建立与完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否完备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运用经济和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的核心内容，由此产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从而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当前中国市场制度变迁的主导模式。与此相适应，中国也走上了政府推进法治的发展轨道，因为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贫乏，决定我们只能更多地借助学习手段、借助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手段，而无法更多地借助于传统。这也是一种近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其中，以政府依法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经济法，是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按照中国立法机关的最新观点，“我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为7个法律部门比较合适，这7个部分是：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每类法律部门中又包括若干子部门，有些子部门下面还可进一步划分。这种划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反映各类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既易于把各个法律部门区分开，又使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合乎逻辑，并且符合我国现有法律和将要制定的法律的状况”。（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其中，“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经济法大体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计划、财政、税务、金融、审计、统计、物价、技术监督、工商管理、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等方面的法律”。（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可见，经济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与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已成定论。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干预，是以政府协调经济关系为基本宗旨的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一方面，这一基础强大于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为其基本经济和政治基础的私法即民商法，从而中国经济法强大于中国民商法的现实力量，决定了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市民社会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须以中国经济法为其发展的基本“制度环境”。那种限制和排斥经济法的民商法发展策略，将走上中国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环境的艰难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定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和多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与更多亲合力的经济法，必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核心内容。从而那种用传统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经济法的自由主义法学主张，将导致中国市场经济失去社会主义的法律基础，因而绝不会得到中国立法部门的采信。　　最后，虽然中国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制度，但对其中国特色之意要一分为二。一方面，中国经济法制度创新是一种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并决定经济发展道路这一实际出发的现实法律选择，所以中国经济法要立足中国实际并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党执政背景条件下的外国经济法模式（如中国企业法中的反摊派制度，中国反垄断法中的反行政垄断制度的设计，不能局限于外国立法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及其理论，较之中国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论，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战和创新压力，并在此压力基础上形成更伟大的且对世界法学有特殊贡献的市场法律制度创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法中浓厚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色，较之具有浓厚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特色的西方国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国民商法，虽然前者具有实事求是方面的巨大优势，但是中国经济法中具有的中国特色中的一些带有有悖市场经济规律的旧体制、旧文化、旧传统，如果不倍加注意克服，则中国经济法就可能成为落入实用主义俗套，进而成为承认并保护旧体制和传统的落后之法。为此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及理论创新，较之中国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论建设，前者的革命意义远远超过后者。　　“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法发展的障碍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上述中国经济法的中国特色及其意义（尤其是消极意义），还根源于中国经济法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1979年为时间标志）开始的制度创新中的“路径依赖”。依诺斯教授的观点，路径依赖的核心内容是，当人们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之；反之，则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除非借助强有力的外力推进，否则人们要想选择新的制度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注：参见诺斯著《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和原因》一文，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据此，应该正视，经济法（这里特指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径依赖导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锁定状态”：　　其一，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制约，中国经济法不可避免对民法产生了“路径依赖”，如经济法理论将属于民法调整对象范畴的横向经济关系，也纳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并用民法范畴构造经济法范畴，许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为经济法制度，由此产生了“纵横统一说”大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民事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因过分强调市场主体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屡屡出现的“一放就乱”，就是市场管理法的无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变迁模式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对行政法产生“路径依赖”，如经济法将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经济行政法说”或曰“学科经济法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如企业经济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过分强调政府规制而屡屡出现的“一统就死”也是市场管理法无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党政难分和政企难分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产生对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如把经济法成为党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同义语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产生了在“经济管理法说”或“政府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政策混同于法律的失败现象，而政府依法调控经济活动中屡屡出现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现象，即为宏观调控法无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国经济法的“路径依赖”之所以谓之有悖经济和法律规律的失败现象，主要是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畴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调整对象的混淆所产生的体系混乱，以及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调整方法混淆所产生的方法混乱的角度观察，从而使经济法因在法律体系和规范构建上过分依赖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而失去其独立法律部门的特色。任其发展，不仅政府在协调市场经济关系过程中难以走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和“令行不禁止”的恶性循环，而且经济法将锁定在非部门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学科经济法状态之中，而这一低效率的状态至今是困扰中国经济法发展的最大障碍。　　就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法的变迁而言，如前所述，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推动，从经济政策到经济法律手段，逐步实现经济行为的规则化和制度化，这一过程，典型地说明了经济政策、经济法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将经济法误解为“经济政策法”。虽然这一误解有悖法学和法律规律，但它却是经济法之“中国特色”的一个真实写照，进而使富有法治传统的国外法学家也感慨“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改革的政策中认识中国经济法的法律实质”，并产生了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就经济体制改革中重大事项共同作出的规定，也曾被视为法律渊源的中国法理论和实践独有现象。　　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双元的，即同时实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政治目标往往支配着经济目标，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往往导致财政收入的降低、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政府权威的下降和扩散、原有经济部分的增长困难等等，最终导致政府收缩权力或出现激进式改革，并由此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国有企业亏损、屡改不善等问题，又如在法律领域中，则出现了通过各种手段逃避法律调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以及贪污腐败现象。此点，也是导致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的一个主要制度原因。　　我们认为，导致上述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状态的一个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国经济法创建之初错误地选择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路径，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锁定在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低效率状态之中。从而中国经济法摆脱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模式的困扰并谋求自己独立的新发展，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认真分析上述经济法路径依赖的产生根源，是摆脱中国经济法发展道路上重大理论和实践障碍的基本前提。　　走出“锁定”状态：中国经济法创新的途径　　初步分析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法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主要根源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在制度规范和理论资源方面的先占优势，以及由此使中国经济法采取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合而为一的综合法律调整模式（“纵横统一说”是其理论基础），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为主导模式的初始改革模式选择作用下，而陷入被动的“锁定”状态。应该强调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确立后，中国经济法以政府经济管理法作为经济法制度模式初始选择，加之在此模式下的经济法成为强化政府权威和维护部门利益的工具这一“官方优势”，使中国经济法在政府依法管理的自身报酬递增和利益集团作用下，虽然它可以在计划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背景下，逐渐从民法中解放出来；但是经济法至今仍被锁定在行政法和经济政策的双重困扰状态之中。据此，我们提出中国经济法从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锁定状态之摆脱出来的以下基本制度创新思路和途径：　　首先，国家作为经济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者，其在经济法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之经济法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决定了通过国家力量促使经济法摆脱上述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法制低效率状态，是经济法创新和发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国家机关尤其是国家权力机关承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至关重要。　　其次，上述经济法产生之初形成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的一个主观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经济体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体制信息不完全）基础上构造了经济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强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经济法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从部门法名义上明确经济法这一独立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方法、体系的基本制度和规范，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分析法）和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方法）创立符合经济学和法学规律的全新经济法范畴，对于国家抛弃经济法体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鉴好的制度，并理性地进行经济法的制度创新，至关重要。　　再次，虽然上述加强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学习，是经济法摆脱路径依赖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法因其强烈的政府性特征，而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巩固和扩张自身权力并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体制特别是立法体制上，打破利益集团对经济法制度创新的干扰，推动经济法从传统的经济行政法模式下的“恶性循环”中彻底解放出来，又是摆脱经济法对行政法和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重要途径。必须强调，如果我们假定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基本途径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而且干预市场的基本方法以体现经济规律的法律手段为主，以体现行政规律的法律手段为辅；那么将国家干预市场的法律等同于经济行政法的主张，将导致中国经济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后，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经济法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它较之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基本特征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创新、设计和实施成本较之后者要高。为此将降低中国经济法制度变迁成本，作为经济法制度创新的一个关键环节。从经济法的制度和实施方面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现有的依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为依据构成的庞大中国经济法体系进行消肿，以反映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律规律的新经济法制度体系（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的更高收益，来抵销经济法采取经济行政法和经济政策模式的旧经济法制度体系被废除而失去的利益，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创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传统的以公法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法，并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术将中国经济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兼顾市民社会利益和政治国家利益并集中体现社会利益的社会法。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假定经济法视为一个传统公法（如行政法）和私法（如民商法）兼容的新兴法律部门，那么公法与私法兼容这一现代法的发展趋势，决定了中国经济法在摆脱对传统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路径依赖”后，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这一伟大的制度变迁进程中，深深扎根于丰富的中国本土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理论和实践资源“营养土壤”之中的中国经济法，比主要依赖于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理论和实践资源建立的中国民商法和行政法，前者具有更强大、更有效的制度创新动力。而且，更为现实的意义在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占据着重要地位，坚持公有制、保护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监督调控、管理、参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必不可少的职能，而中国经济法正是体现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实现公法与私法、国家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有效工具，所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经济法的建设应当成为重中之重的“基础工程建设”，需要我们集中更多的法律理论和实践资源进行“投资”，才能确保我国在2010年之前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伟大的跨世纪法制建设工程。

一、精神懈怠、不思进取,不想担当作为1、有等靠思想。对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缺乏深入研究思考,思想懒惰,态度消极,行动迟缓;贯彻上级部署要求照搬照抄,不结合实际,不深入了解情况,不研究具体落实措施,上下一般粗,大而化之、没有实效;对上级安排的任务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对承担的工作能拖则拖,不推不动、拨一拨转一转。有的对一些已经明确要求推进的重点工作,等文件、会议纪要;有了文件、会议纪要,还要等上级调度,等兄弟市县单位先行、出经验。2、有守摊思想。工作标准不高,满足于一般化,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工作平推平拥。有的小富即安、小成即满,取得一点成绩就津津乐道,看不到与先进地区、先进单位的差距,看不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自我感觉良好,裹足不前。有的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岗位上无所作为,混天数熬日头,面对先进无动于衷,任凭外边发展突飞猛进也能保持“淡定”,工作多年面貌依旧。3、有享受思想。有的心思不在工作上,想的是如何享受生活、吃好玩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出工不出力,人在心已散。特别是一些接近退休年龄的干部,自我感觉付出了这么多年的心血汗水,该“喘口气、歇歇脚”了,追求安逸舒适,做事打不起精气神,进取精神消退。有的工作拈轻怕重,不愿吃苦受累,有的不愿分管安全生产、计划生育、信访稳定等方面的工作;有的对长期积累和历史遗留的问题,不愿“理旧账”,靠时间消化矛盾;还有的部门“一把手”,主动请调到二线岗位,不想冲在一线,只求清闲一点。4、有旁观思想。有的习惯当“二传手”、“甩手掌柜”,不愿亲力亲为,层层批办转办,谁也没有靠上抓落实,最后工作落了空。有的喜欢指手画脚、评头论足,只当评论员,不当战斗员,自己啥事也不干。基层反映,有的干部“只在岸上空喊号子,不到水中用力划船”。5、有功利思想。没有利益好处的事,不愿干、往外推。特别是面对严格的纪律约束,一些潜规则被打破,一些利益链条被斩断,有些部门和干部觉得无利可图,办事慢腾腾,消极怠工。有的对上级部署要求,根据部门和个人利益进行“取舍裁剪”,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推托或变通。有的成天自我设计、斤斤计较,过于看重个人待遇,觉得现在晋升空间小了、福利少了,就感到没干头、没盼头,工作热情减退甚至撂挑子。6、有本位思想。有的推进改革不积极,不愿下放权力。对简政放权,明放暗不放,形放实不放,依然用行政的“手”干预市场的“手”,面对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如同套上了紧箍咒,浑身不自在。有的部门表面上审批“瘦身”,实际上中介“增肥”,把下放权力搞成“移花接木”。有的对需多个单位协作完成的工作,不愿主动参与、不愿牵头。有的大局观念、合作意识不强,对职责边界上的事推诿扯皮、互踢皮球,对全局性、整体性任务不愿出面、不愿多做,能推则推,能躲就躲。二、心存顾虑,畏首畏尾,不敢担当作为1、怕决策失误,不敢大胆拍板。有的该决策的不决策,该拍板的不拍板,过度谨慎,工作节奏慢了下来。有的对一些过去正常办理的事项,怕出问题、不敢办,凡事层层请示汇报,让领导签字,一直要到主要负责同志那里才能定。一些领导干部对本来自己能够单独拍板的事,非要召开会议研究研究,看似作风民主、决策民主,实际目的是有责任大家共同承担。2、怕有风险,不敢创新突破。有的面对改革发展任务,不敢啃“硬骨头”,缺乏攻坚克难的志气、敢闯敢试的锐气、大胆负责的勇气,没有先例的事不敢干,不敢越“雷池”半步,缺少大刀阔斧、奋力开拓的精神头。有的面对困难和矛盾,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凡事先想退路,只求自身安全,不想事业推进。3、怕干得多出错多,不敢主动干事。有的害怕“挑水多、罐子摔得多”,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有的面对现实问题,存在担心干多了出现新矛盾的心理,故意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有的对项目建设中涉及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问题,担心出乱子,不敢下决心推,导致一些已经具备条件的项目迟迟没有进展或进展缓慢。4、怕惹麻烦,不敢直面群众。有的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或信访,心存顾忌,担心一旦接手脱不了身,不表明态度、不正面回应、不积极解决。一些同志谈到,有些信访问题本来并不复杂,就是由于回避矛盾、躲避群众,错失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5、怕得罪人,不敢坚持原则。有的奉行“干不成事不要紧、至少别得罪人”的思想,爱惜羽毛,明哲保身。有的担心如果凡事真抓真管,动了别人的“奶酪”,损害个别人的利益,将来会丢选票,选择了“低调行事”。有的明知干部有问题也不敢开展批评,想的是如何捂着盖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6、怕炒作曝光,不敢“出头露面”。有的干部被媒体不断爆料的现象吓怕了,不习惯在媒体关注和公众监督下开展工作,不善于应对媒体、处置焦点问题。一些干部担心被媒体炒作成热点,担心被人盯上、被翻旧账,引出其他问题。还有的干部与企业老板打交道时心存顾虑,怕被说成傍大款,招来闲话说不清,对个人影响不好,不再去主动服务了。7、怕担责任,工作推诿扯皮。有些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的干部,以没有明文规定为借口,该办的事不办或慢办,该落实的打折扣。有的部门在办理项目审批时,害怕承担第一个盖章的责任,几个部门的审批事项互为前置,凡事都要领导出面协调。三、能力不足,办法不多,不会担当作为1、对中央精神和上级重大决策部署学习不主动、不深入,看不到新常态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不能正确判断分析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阶段性现象,对深化改革、转方式调结构等方面的新政策新要求,特别是对当前应对经济下行的政策研究不够、理解不深,导致工作深不下去、打不开局面。有的认为不唯GDP就是不要GDP,强调发展质量就不能要求发展速度,产生了“应当慢慢来、不用着急”的片面认识。2、思想观念转变不及时,存在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习惯于凭经验、凭老办法看问题、办事情,面对新常态、新要求,感觉这也不舒服、那也不得劲,面对困难束手无策。有的同志谈到,以往各地为了加快发展,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中,实行税收、非税收入和财政收入支出优惠及考核中进行物质奖励等政策,增强吸引力、调动积极性,现在都不允许了,许多干部就茫然不知所措了,不知道怎么干了。3、对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知识储备不足。有的简单把工作推进慢、任务不落实,归咎于政策调整、体制机制等外部因素,不能从自身找原因;有的学习凭个人兴趣,对工作相关的新知识、新业务学习上没有积极性。比如,有的对新产业新业态不熟悉、不了解,跟进学习不及时,有的对金融、信息产业、现代物流等方面知识不足,有的对培植创新创业、互联网经济、智能制造等思路视野不宽,指导工作时出现了“本领恐慌”、“能力危机”。4、对新常态下如何更好地开展工作,主动研究不够,措施办法不多,凡事等着上级出政策、领导出主意。比如,在项目审批上,过去为了加快速度,经常“先上车后买票”,现在这些办法不能用了,但对如何合理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既严格程序,又保证进度,用心思考和探索不够。有的对如何激发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缺乏方向感、理不清头绪,更不明白如何担当、如何推动、如何发力。5、唱功好,做功差,谈战略头头是道,做起来束手无策。有些干部把纸上谈兵当作能力,搞“假大空”、坐而论道,推进工作只打雷不下雨,光说不练,不见实招,画饼充饥,表面上雷厉风行、大张旗鼓,内心却不关心工作的实效,不关心是否对群众有益。深入开展“不作为慢作为怕担当”等问题专项整治今年以来，民勤县紧密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持以多种措施推进“不作为、慢作为、怕担当”等问题专项整治活动深入开展，促进干部职工积极主动作为、勇于担当，该县机关单位及干部职工工作作风持续好转、工作效能大幅提升、担当意识进一步增强，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深化学习教育。坚持把学习教育贯穿“不作为、慢作为、怕担当”等问题专项整治活动始终，着力推动形成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强化自查自纠。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领导干部带头自我查摆、干部职工采取自查和互查相结合的方式查摆问题，要求干部职工将开展“不作为、慢作为、怕担当”等问题专项整治活动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坚持边查边改、立查立改、即知即改。加强舆论监督。建立投诉举报处理制度机制，认真受理群众投诉举报，坚持“有诉必查、有查必果、有果必复”，以此确保广大群众反映的问题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目前，该县“12345”便民服务中心和县效能办共受理投诉举报14件，全部办结并给予回复。狠抓问题整改。通过召开座谈会、设立投诉举报箱等形式，广泛征求群众、服务对象等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针对征求到的意见建议，逐条制定整改措施及目标要求，明确责任人，限定整改时限;建立专项整治台账，对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实行台账管理，对完成整改的问题实行销号管理，“完成一个，销号一个”;对未按时完成整改的实行挂牌督办，约谈责任领导和相关人员，以此确保问题及时整改落实到位。严格制度落实。坚持认真落实干部考勤、请销假和值班等制度，严格实施岗位责任制、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效能考评制、AB岗制、离岗告示制、责任追究制等机关效能建设“八项制度”，全面推行重点工作重大项目责任制、公示制、零差错制、工作流程签字制、工作失误倒查责任制等制度，进一步健全效能监督检查工作机制，完善工作台账、跟踪督办、挂牌销号等制度，定期不定期对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严肃督查问责。利用电子监察视频监控系统，每天对19个乡镇(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和县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到岗上班情况进行实时监督;运用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信息系统，对全县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办理情况进行电子监察和考评，对存在问题的乡镇和部门单位及时进行督查督办，共下发督查建议书30份。同时，组成督查组深入各乡镇、部门和单位，开展集中督查4次，对存在问题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严肃问责，共查处不作为慢作为突出问题1条，对1个单位和2名干部在全县进行通报批评，诫勉谈话2人。嘉峪关市国税局五项措施提升绩效管理嘉峪关市国税局坚持问题导向，总结以往经验，狠抓贯彻落实，注重考核实效，坚定绩效思维，舞好绩效“指挥棒”，用好工作“推进器”，矢志不渝，锲而不舍，为全年绩效取得好成绩拼尽全力。一是互联网+,做好温馨提示。一方面，通过绩效微信群对绩效需求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不断探索和整合绩效资源。另一方面，运用微信群对绩效运转的情况实时跟踪监控，随时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二是及时调整，优化管理运行。结合省局绩效指标调整变化及绩效管理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召开绩效考评委员会，对绩效指标和加减分项目进行审定，让制度更优，同时加强培训学习，让制度调整及时传导。三是认真分析，做好风险防控。对存在扣分或者减分风险的指标提前组织分析，提出如何规避或者降低风险的建设性意见 ，做好绩效风险防控，争取不减分、少扣分。四是狠抓亮点，注重指标节点。按照“过程管理、节点控制”的思路，将涉及的指标按节点顺序梳理时间表，做到各项工作往前赶、往前推。对分档考评指标、加减分项目实行日常监控、密切跟踪工作进度、措施、成效，牢牢抓住考核分值比重大的指标，集中力量推动年度重点工作涉及的重点指标有效落实。五是补好短板，激发干部热情。强化干部日常工作痕迹管理、过程管理，解决个人绩效“考核难，难考核”的突出问题，结合FTP、《工作日志》，记录和跟踪干部日常工作的工作量和工作进度，并以此作为个人考评的重要依据，促进各项工作任务分解落实下去，形成“人人比绩效”争先创优的工作局面。

技术创新理论侧重于对创新研究的重点方向和方法进行探索和解析。1.技术创新理论的概述技术创新理论是研究技术创新的基本规律和原理的学科体系，旨在揭示创新的本质和机制，为创新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它以科学方法为基础，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是研究创新的理论基础。2.创新研究的方法论探索技术创新理论重点关注创新研究的方法论，即如何系统地研究和评估创新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和影响因素。它包括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如案例研究、实证分析、统计分析等，以及模型构建与验证方法，如系统动力学模型、计量经济模型等。这些方法的应用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创新现象的本质，提高创新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3.创新研究的关键领域技术创新理论涉及众多的关键领域，其中包括创新过程研究、创新要素研究、创新影响因素研究等。创新过程研究关注创新从诞生到应用的全过程，揭示创新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和路径依赖现象；创新要素研究关注创新的核心要素，如技术、人才、资金、市场等，分析它们对创新效果的影响；创新影响因素研究关注创新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如政策、文化、组织结构等，探讨它们对创新活动的促进或阻碍。4.创新研究的前沿领域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也涉及一些前沿领域，如开放创新、协同创新、数字化创新等。开放创新理论强调通过与外部合作伙伴共享知识和资源来实现创新，提出了开放创新环境下的创新模式和管理方法。协同创新理论强调通过不同组织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促进创新，研究创新网络的构建和创新协同的机制；数字化创新理论关注数字技术对创新过程和模式的影响，研究数字化技术对创新创造力和效率的提升。5.创新研究的应用价值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以为企业、政府和社会提供重要的决策支持和参考。通过深入研究创新的本质和规律，可以帮助企业制定创新战略、提高创新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可以为政府制定科技创新政策、推动创新体系建设提供理论依据；还可以为社会创新和经济转型提供新思路和解决方案。6.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趋势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的不断推进，技术创新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和演进。未来技术创新理论将更加注重跨学科的融合，深化对创新过程和创新机制的研究，推动创新方法论的创新和应用，并与实际创新实践相结合，不断提升创新研究的理论质量和实用价值。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中国成为了世界贸易大国。这个标志是中国从2000年起，出口商品贸易额占GDP之比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在2003年就占世界贸易总额的6%。究其原因，人们通常认为是，中国作为劳动力资源丰富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放弃赶超战略，实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比较优势战略。事实真是这样吗？ 美国哈佛大学Hausmann、Rodrik两位教授近年来从6位数产业贸易数据中研究发现，在1992年～2003年，中国出口商品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以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玩具、服装和简单电子配件为主，但是也明显出口大量的复杂程度较高的产品，并且锁定在一些高级的、生产率高的产品上，例如中国出口的消费电子产品，例如TV、监视器和录影等设备的单位价值已经超过韩国，这是处于与中国人均收入相同水平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出口商品的决定因素可能不完全取决于劳动力比较优势，还有别的因素。如果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之一——要素禀赋理论来解释的话，中国既有决定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也有决定资本密集型甚至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资本或技术禀赋。显然，这不令人信服。此外，该理论并没有认为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品可以顺利地过渡到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出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从何而来？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Hausmann、Klinger和Hidalgo等人在《科学》(2007年第8期)上公布的研究成果。 他们对世界各国出口商品计算发现，一个国家出口的产品类型促进了后续的经济增长。他们将一个产品比喻成一棵树，把出口的所有产品看做是一片森林，把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家看做是生活在这些不同树上的一群猴子，来开发和利用这些产品。增长的过程就好比猴子从一个相对贫瘠的森林(果实相对较少的地方)，跳到一个相对富庶的森林(果实相对较多的地方)。这就意味着猴子们必须跳跃一些距离。对经济体来说，就是企业家们必须重新把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配置到与目前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中去。 传统的增长理论认为总是存在着新树林，并且总是可以达到的。这意味着，森林的结构是不重要的。然而，实际上不同森林之间是有异质性的，而且相距可能甚远，有些地方的森林比较密集，有些地方比较疏松，因此，猴子实际上只能跳跃有限的距离，不可能不同森林里自由地移动，或者说只能在邻近的范围内活动。 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企业家们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新产品时，将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或者说，要经历一个有成本的发现过程。不仅如此，一旦某个企业家开发出生产率较高的新产品，又将面临一个新产品、新技术的信息外溢问题，即其他企业家很快就掌握了新产品生产技术。要知道，企业家自身承担了开发成本，却不能独享新产品的全部收益的。这个成本——收益之间不对称，将阻碍企业家主动积极地探索新产品。如果事实果真这样，那么一国既有的产品空间结构和能够达到的方向和距离对于该国经济发展来说就非常重要了。 Hausmann、Klinger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重要的不是看它出口额多少，而是看它出口的是什么样产品。一个国家生产这些产品的能力依靠它生产其相邻产品的能力。例如，一个具有出口苹果能力的国家很大程度上也具有适合出口梨子的条件，如适合苹果和梨子生产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包装技术、冷藏运输设备。出口苹果所具备的技术精湛的农学家、严格的公共卫生法律和外贸协定，这也适用于梨子贸易。 然而，如果考虑一个不同的产品，例如铜丝或者家庭设备制造，那么，已经开发出来用于苹果贸易的所有或者大部分能力就会变得无用武之地。他们研究证实，和出口产品相关的收入水平与该国人均GDP正相关，一个国家初始的出口产品的生产率水平将积极地影响后续的经济增长，例如，初始出口生产率水平增加一倍，该国的人均收入后续将保持6%的增长。但是，同时也使得该国出口产品演化形成路径依赖。 Hausmann、Klinger和Hidalgo将世界各国出口的各行业产品(行业分类6位数产品)按照邻近性排列了一个产品空间地图，发现工业化国家居于中心位置，出口产品由机械、金属制品和化学制品组成，相互之间有邻近性的产品种类奇多，即产品空间非常密集。他们也参与一些相对较为外围的产品如纺织品、森林制品和动物农业的生产。东亚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是制衣、电子产品和纺织品，处在外围，产品空间有一定的密集度。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则更是处于外围的采矿、农业和制衣等部门，最后，次撒哈拉非洲地区出口的产品类型非常少，而且绝大部分处于产品空间遥远的外围，产品空间最稀疏。这个结果表明在产品空间里每个地区都有明显的专业化模式。 不仅如此，研究还发现，贫穷国家要想达到富裕国家的收入水平面临的困难是与其出口产品的邻近的产品太少，或者说与发达国家出口的产品相去甚远，关联性太少，以至于产品结构的转型，或者说扩散过程难以发生和持续。而且处于同样发展水平和拥有类似的出口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在后续的发展中也会因接近生产率更高的产品的机会和程度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发展状态。 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入门”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就很容易解释中国出口产品空间上为何劳动密集型产品与某些资本密集型甚至技术密集型产品同时大规模并存的现象。该现象可以进一步用这样一组数据所反映的现象做进一步的界定，即中国出口产品的生产率水平在1992年～2003年间一直稳定在9.5(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美元的对数)左右，而中国的人均GDP却从7.6上升到8.5。 究其原因，可以说，在出口产品生产率水平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的持续上升一定得到了有越来越多的较高生产率水平的、较为复杂的产品出口支持着的，也就是在中国出口产品空间中，出现了生产要素向复杂产品转移，并且复杂产品较高生产率的收益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扩散的过程。 对于消费电子产品来说，麦肯锡公司研究显示，中国生产消费电子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墨西哥相当，但是中国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人均GDP却高于墨西哥的2倍。中国消费电子产品已经从初级的简单装配的产品逐步上升到将上游产业一体化和供应链向装配环节的延伸。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通过“市场换技术”手段吸引了一大批外国电子公司进入，与中国公司进行中外合资或合作。就像上文寓言中讲述的那样，在原来的森林边上突然出现了一大片富庶的森林，从而吸引原来的猴子逐步跳到这片新森林来。对于消费电子出口产品逐步升级来说，国内消费电子公司在其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即通过各种手段迅速地对外国先进技术进行学习、吸收和扩散，同时形成本地供应链，以替代外企供应链。“跨国公司和本地公司的交互作用创造了真正的全球化成功的故事”。 最终，在国内市场激烈竞争的背景下，中国消费电子生产企业从上世纪80年代100多家到上世纪90年代整合成几大寡头，并且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外国产品。在汽车行业，也呈现出类似的状况，在国外企业进入中国以后，本地汽车供应链迅速崛起，其质量迅速接近了国际先进水平，并且出口额迅速扩大。 我们将视野延长到2000年之后，长三角地区凭借制造业基础迅速大规模地吸引了国外高技术企业投资，而且对外资企业的引入已经从“招商引资”过渡到“招商选资”，引入的外资企业的产品技术要求越来越高。这就为本地企业技术学习、供应链质量整体提升和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开辟了一片片富庶的森林”。虽然目前大量本地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但是，本土企业已经接通了与生产率更高、技术更为复杂的产品接近的路径。受这些产品及其技术的外溢效应的激励，本土企业家们一定会将注意力和相关生产要素从原来的产品转向这些生产率更高的产品。 总之，一国的比较优势和工业化取决于将其积累的能力从一个产品向另一个产品再配置的灵活性，这不仅要求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让企业家们自我发现和接近新技术、新产品，而且要求政府制定前瞻性产业政策，鼓励或扶持新产品、新产业的投资，尤其是外商投资和技术扩散，因为一国现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与生产率更高、技术更复杂产品的邻近程度或与这些产品接近的可能性是该国比较优势演化的方向和范围。 (作者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系，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社会工作价值观分有理论作用和实践作用，理论作用主要是构成专业社会工作的必要条件之一，是确定社会工作专业使命或目标的根据，是专业教育的核心内容；实践作用主要是社会工作者的实践动力，通过社会工作专业伦理标准这种形式，可以指导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是促使社会工作者个人成长的有效力量，也是维系社会期望和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关系的关键。价值分层理论把社会工作价值观分为三个层次，指出不同层次的价值在本土化过程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本土化的任务。价值观本土化着重从基本原则、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平台等方面梳理了中国社会工作价值观本土化的整体思路，并在概括提炼中国传统助人活动价值观基础上，提出建构本土化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原则。包括：协调社会和谐发展的因素，承认个人能力；尊重与案主关系的隐私；投身于为满足社会认可的需求的社会改变中；愿意保持个人感觉和需求与专业关系的区别；愿意向他人传递知识和技巧；尊重和欣赏个人和群体的差异；尽力发展案主的能力以帮助他们；即使遇到挫折也愿意以案主的名义不懈努力；投身于社会正义和社会中所有人的经济和精神福利过程中；承诺个人和专业工作的高水。

顺周期性(procyclicality)是近来一个热门话题，但它具体是指什么？ 在当前危机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有哪些政策选择可以缓解其对金融系统的影响？　　什么是顺周期性　　严格地讲，顺周期性是指在经济周期中金融变量围绕某一趋势值波动的倾向。因此，顺周期性增强就是意味着波动的幅度增大。　　但这种简单描述很难准确概括现实生活中金融体系的变化。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发生了一次冲击之后，资产价格的变化路径和金融变量的变化方式会呈现出各种不同或极端异常的波动，而且几乎都是非线性和不连续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流动性紧缩)。这些都是复杂金融体系的典型特征。一旦金融体系出现不稳定性，则其变化就会偏离线性趋势和出现非线性特点，如路径依赖、持续震荡和制度性转变等现象。　　确实，金融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金融系统是基于多种因素和许多交易对手方的相互依存。变量通过各种网络进行传导，而由于金融创新及监管套利行为，网络结构和制度框架会不断地变化。另外，金融体系是由“人”组成的体系。金融体系的变化受到人类对周围冲击反应方式的影响。很早以前大家就知道“羊群行为”是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更准确地讲，由于相互间的影响，因此个人根据其理性判断所形成的反应会产生非常强的放大效果。　　因此，顺周期性的更广泛定义包含了三个部分，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区分这三个部分：(1)围绕趋势值波动；(2)趋势本身的变化；(3)均衡值可能出现累计性偏离。这些都会给监管机构带来挑战。监管机构必须努力识别在什么情况下纯粹的周期性波动会导致不同结果：可能是趋势本身的变化，或是一个累计过程的开始。　　解决顺周期性的一种可行操作方法是分析所有放大机制，这些机制会造成金融体系永久性偏离我们事前所掌握的路径，因此趋势本身会在短期或中期内受到影响。　　哪些机制会起作用　　从分析的角度讲，区分资本的顺周期性与杠杆率的顺周期性非常有用。资本的顺周期性容易理解。在经济条件好的时候，金融机构是盈利的，而且强大的资本基础会使金融机构不断扩大市场业务。市价重估的会计原则也会进一步放大这种机制的作用。根据市价重估的会计原则，资产价格的上涨会迅速增加金融机构的资本。这种“倒置的需求曲线”(即需求随价格上升而增加)会形成巨大的反馈效应。　　杠杆率的顺周期性则比较难以捉摸。一般来说，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会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而扩张和收缩。在这一过程中多种不同机制会发生作用：　　第一是风险管理技术，风险管理技术是度量和管理风险的工具，如VaR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尤其是当模型的建立是依据非常短的时间序列。与估值相关的风险管理实践(如增加保证金的规定)会放大杠杆率的波动，并会导致恐慌性抛售和“单边下跌”的市场。　　第二是与短期货币市场相关的其他机制，当市场感到流动性充裕时，交易商和经纪商会有强烈动机通过增加杠杆率来进行期限转换(即短借长贷)。　　第三是风险嗜好本身也会随经济周期变化。显然，人类的动物本性也会发挥作用。另外，估值的收益和损失的核算方法会鼓励承担更多风险或引发突发性收缩行为。　　应当避免顺周期性吗　　因为如下理由，所以我们并不一定需要避免顺周期性：　　第一，金融稳定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有当金融稳定有利于更好的宏观经济发展时，金融稳定才有意义。金融波动可能是由于基本因素引起的。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可能有助于金融体系发挥缓冲器的作用，“吸收”外部的经济冲击。金融波动可以增加财富和改善财富质量，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或缓解对灵活性较低的产品或劳动力市场进行调整。　　第二，由于上述原因，并不是所有顺周期性都是有害的。具体结果如何取决于因果联系：金融体系是否是不稳定变化的原因或放大了不稳定因素？或金融系统仅仅是对实体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做出反应？我们只应当关注“内在顺周期性”，即金融体系自身和由金融体系引发的顺周期性。　　第三，实体经济中的周期性可能对长期增长是有益的，因为这可以在生产系统中产生一种“积极的清除”机制。　　如果出现金融失衡的长期累积，就会在两方面造成真实和重大的损失：第一是资产价格显著偏离其基本趋势，这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第二，如果在短期内突然消除金融失衡，会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造成极大干扰。这就是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我们目前遭遇的情况完全符合泡沫的定义。　　当前情况清楚地说明了宏观审慎监管的一个潜在目标，即宏观审慎性监管应当，也完全可以避免泡沫。泡沫并不总是出现在金融体系内部。生产率冲击也会造成泡沫。但周期性波动并不一定导致泡沫，除非在某种金融环境中允许放大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当前危机中顺周期性发挥了什么作用　　在本次危机的第一阶段，大家很可能对顺周期性问题采取一种“短期”看法。似乎是市价重估的会计原则，加上极端缺乏流动性的市场，共同导致了资产价格的螺旋式下跌和造成了“过度”损失，而与基本经济因素没有关系。　　但现在看来，银行的损失与基础资产价格变化之间不成比例的现象似乎完全可以归咎于极高的杠杆率，这种极高的杠杆率是在过去10年中积累而成的。顺周期性在较长时间内发挥了作用，而且是在信贷周期上升的阶段中。　　以下典型事实可以具体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在过去10年里，整个金融体系的杠杆率上升非常快；　　第二，在20032004年间，杠杆率的增长趋势出现了显著的提升；　　第三，金融机构之间的“内部”杠杆率上升速度快于实体经济的外部杠杆率；　　第四，杠杆率的上升与期限转换的大幅增加有密切关系；　　第五，在降低杠杆率问题在财务和风险报告中的影响方面，风险度量技术发挥了一定作用；　　第六，会计核算方法也发挥了一定作用。立即确认利润会导致度量资产收益率与确认风险两者之间在时间上失去联系，这会造成承担风险的强大动机和极大放大信贷周期。　　政策选择　　解决顺周期性问题显然涉及许多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应当是宏观审慎性监管整体框架的组成部分，具体包括一般方法和缓解顺周期性的工具两方面的内容。　　1.一般方法　　像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一样，在应对顺周期性问题时也涉及在规则与相机抉择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　　我们可以按照“自动稳定器”的原则来建立一种基于规则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约束金融机构的行为，但并不考虑这些机构自身的具体情况。具体例子包括反周期的资本规定和贷款损失准备金的动态提取规定等。　　相反，相机抉择的政策可以是来自宏观审慎监管当局“自上而下”的干预措施。当得出危险的失衡正在积累(或消除)的判断时，监管当局就采取措施和施加(或取消)限制。　　也许我们不能放弃第二种方法。由于很难准确识别周期状况，所以完全依赖自动机制具有很大危险性，因为自动稳定机制无法进行准确定位。尤其是金融周期通常受到风险嗜好的驱动，而我们现在还无法对风险嗜好进行预测。实际上，宏观审慎性监管的一个关键目标可能是“管理”(不是法律意义上，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金融体系中总的风险嗜好。这不可避免会涉及一些相机抉择的判断。如何做出这类判断将决定宏观审慎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过去审慎性监管框架是基于所有资产价格的变化都是由于基本因素的假设。这种方式会造成监管当局不能及时处理过度的顺周期性问题。例如，无法在泡沫破灭之前证明其存在。至少在泡沫的初始阶段，我们并不缺少对资产价格变化的“基本因素”解释。　　为了在将来更好地应对顺周期性问题，评估和证明某些事实可能非常有用。如果主要资产价格、风险贴水或信贷总量指标显著和持续偏离过去水平或趋势，则应当进行宏观审慎性分析，目的是发现发挥作用的放大机制。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因为事前犹豫不决而造成当前巨大的社会成本的话，则一定会得出这种方法是非常有益的结论。　　这也是政策措施的一个理性过程。顺周期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承担过多风险。泡沫的出现是因为投资者存在某种动机，即忽略泡沫会破灭的“最终风险”。我们很难在事前消除这种动机中的非对称性。因此，宏观审慎性监管机构有必要密切监测金融体系和保持进行干预的机制。　　2.工具　　我们当前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工具是针对一些金融机构的资本规定。资本规定主要是一种强制性缓冲机制，银行和股东必须遵守。资本规定也是一种动机函数：可以促使或限制银行管理者承担风险。因此在解决顺周期性问题时，似乎很自然会想到反周期的资本规定。　　但是，在银行最需要调整资本的时候，资本规定可能没有约束力。如果资产市场处于繁荣时期，而且预期收益率很高，则无论监管规定怎样要求，银行都可以找到必要的资本金。银行会有能力同时满足资本规定和分配利润。相反，在经济下降阶段，资本金会减少，而这时最需要资本金。显然现实中存在一种非对称现象：在繁荣时期有大量资本进入，而在萧条时期则没有资本进入。现在还不清楚引入反周期性资本规定是否足以应对这种非常强大的机制，尤其是在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　　为了应对顺周期性问题和及时消除失衡的积累，可能有必要寻找其他工具。这些工具必须可以更直接地对单个机构或整个金融体系的动机产生影响。在这方面，会计核算方法可能会起到最重要的作用。从经济的角度讲，在分析一笔金融投资的收入时，一般很难识别因承担过风险而产生的超额收益。但是财务报告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引入这种审慎性的区分机制。　　对可交易的证券，没有理由或可行的其他方法来替代公允价值核算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对所有估值收入或损失立即确认为利润或损失，并在财务报告中列示和披露。我们完全可以隔断估值与收入/损失确认之间的联系。必须引入某种机制来隔断估值过程(仍然应当依据市场价格)与收入及利润确认之间的联系，如果目的仅仅是为了考虑风险状况的话，则我们的结论是这些风险的确存在，但还没有成为现实。当发现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时，贷款损失准备金的动态提取方法就是一种可以运用的相关技术。如果因复杂性和流动性不足造成额外风险时，也可以使用估值准备金的方法。如果这些调整是基于规则和完全透明的，则这些做法不会降低或减少投资者可以获得的信息的质量和数量，投资者可以据此来了解金融机构的真实状况。　　需要我们进行研究的另一种方法是，监管体系如何“迫使”金融机构对风险的各个方面进行定价。在税收理论中有一个类似观点：如果金融机构不将风险转移，而是在内部充分考虑到各种风险，我们就可以避免市场失败。这种方法最好能够应用到与期限转换相关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中。目前，许多国家都对金融机构实行定量的流动性比率管理。但是，这种方法可能无法保护整个金融系统免受总的流动性冲击，如果对流动性的需求变得非常大和所有缓冲机制都变得不充分的话。事前对系统的流动性风险进行定价会降低这种冲击的可能性，并促使金融机构不过多依赖期限转换的融资方式。　　必须承认，在如何对流动性风险进行定量分析方面，我们还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我们生活在一个次优的世界，因此，一些比较合理的方法肯定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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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证券学（EAS）是证券学、生物学、进化论等有机结合的前沿交叉学科，综合运用生命科学原理和生物进化思想，剖析股票市场所发生的资金博弈行为背后的本质与奥秘，为证券市场演化分析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以生物学范式（Biological Paradigm）详尽阐释股市运作的内生动力机制，提出了一个解释股市波动逻辑的全新思路和方法，是证券投资研究的一个具有生命力和丰富内涵的理论体系；与现代金融学“理性人”、“有效市场”等各种理想化的前提假设不同，演化证券学重视对“生物本能”和“竞争与适应”的研究，强调人性和市场环境在股市演化中的重要地位，是探索股市生存法则最有潜力的新兴研究领域。其开山之作《股市真面目》及一系列实证研究成果，颠覆了人们对于股市运行机理的传统认知，可称为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对于揭示股票价格形成机制及其演变规律，推动现代金融理论的多学科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由于其理论和方法植根于中国本土市场的长期研究与实践，而且以市场生态为重要研究导向，因此，对于真正深刻理解中国特色股票市场的运行规律，构建适合中国市场环境的博弈策略框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作为股市运作逻辑的生物学解读、世界首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演化证券学彻底摒弃证券市场行为分析中普遍流行的数学和物理学范式，力图应用实证分析（Empirical Analysis）和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方法，拓展人们对股票市场波动本质的真正理解；长期而言，股票价格由企业的内在价值决定，但中短期而言，股价波动在本质上是生物本能和进化法则共同作用的产物！股市波动既不是传统经济学认为的线性的、钟摆式的“机械运动”，也不是随机漫步理论认为的“布朗运动”，而是一种特殊的、非线性、复杂多变的“生命运动”。由于传统证券投资理论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因而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新古典分析范式的缺陷。演化证券学与传统投资理论的重要区别，除了“人性假设”和“范式框架”之外，至少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演化证券学重点研究股市运作的内在机理及相关逻辑关系（尘埃如何落定），而传统理论侧重于解释波动发生的现象及结果（尘埃落定后的世界）；(2)、认为市场行为主体具有显著的异质多样性(心智模式和行为表现各异）、复杂性（理性和非理性交织演化、乐观和悲观频繁转换）、应激性（正常和过度应激、显性和隐性过度应激）和自适应性（非线性反馈机制和路径依赖）；(3)、强调投资者的优先目标是“生存”，而不是“最大化”，其可持续生存能力，主要取决于“适应性”，而不是“完美性”。在动态演化的视角下，现实市场环境中投资者的实际行为，通常表现为“竞争和适应”，而不可能达到“最优”，片面追求盈利最大化，恰恰是投资者最致命的认知缺陷！其实，经济演化思想很早就存在于经济理论中，即使在以静态分析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盛行的年代，演化思想也在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美国经济学巨匠、制度经济学鼻祖凡勃伦，就向人们提出了“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的质问。新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也承认，演化的概念比静态的概念更复杂，因此大量的经济基础理论研究，仍然以机械类比、均衡、稳定、决定性为主。并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中宣称：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奥地利学派对基于数学的均衡分析，持几乎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数学是功能的、侧重形式的，不能带来对基本经济联系的任何真正理解，数学化经济关系的努力是无用的。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均衡分析试图把经济学变成纯粹逻辑学的一个分支，成为由一系列自明的命题构成的知识部门，就像数学和几何学一样，它们只受内在自恰性（Internal Consistency）这个标准的检验，而不受实际行为和外部信息的影响。由于受相应研究和表达工具的限制，演化路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难于形成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无法满足当时普遍萌发的经济学研究客观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在经历了持久的争论之后，经济学就逐渐把自己类比成物理学或数理科学，以静态分析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步取得了统治地位，以致于均衡分析被公认为主流经济分析的工具。尽管演化思想曾经在理论分析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其内含的演化路径却因学术表达上的困难等原因，而逐渐被人们所遗忘。跨学科方法是解决经济和金融市场复杂性问题的最佳途径。二十世纪末期，“演化经济学”终于获得了里程碑式的发展，从事演化分析甚至被视为当今经济学家的一种范式时尚与趋势。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正式诞生 。近年来，演化理论与金融学的交叉融合，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密切关注，尽管其力量还不足以和传统金融理论抗衡，但已经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2002年在苏黎世瑞士证券交易所召开了“演化金融”的专题会议；2005年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推出了关于演化金融学研究进展的专刊；2011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H·弗兰克（Robert H. Frank）在其最新出版的《达尔文经济学》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论断：总有一天，人们会认为经济学的真正鼻祖是达尔文，而非亚当·斯密。相对于庞大而繁杂的经济金融系统，股票市场毫无疑问是探索证券演化分析范式“科学性”的绝佳实验室，而且是测试其理论与方法“适用性、有效性、可靠性”的天然试验场，可以使我们更加容易、更加客观对各种流行理论的真伪优劣作出正确判断和验证。创新总是从不同专业领域的边缘开始的，作为证券学、生物学、进化论等有机结合的边缘交叉学科，演化证券学的理论体系具有无可置疑的科学性、创新性、系统性和逻辑性，也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应用价值，但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还需要许多人的开拓性工作和许多年的不懈努力，才能够被人们普遍理解和接受（除了顽固的线性思维定势外，西方社会一直对进化论持怀疑态度和抵触情绪）。这符合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随着认知神经科学、演化博弈论等相关学科的迅速发展，以及金融理论多学科融合的不断深入，演化证券学的最终崛起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沿着这个方向的研究探索越深入，离股市运行的客观规律就越接近，也就越能够在股市的生存博弈中占得先机。

主导设计 特定时期融合了许多单个技术创新并以一个新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技术与市场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赢得市场信赖的和创新者为支配重要的市场追随者而必须奉行的一种设计，是技术可能性与市场选择相互作用之下广为接受的满意产品。一个公司和一个行业的创新特征会因之而改变。其有加强或鼓励标准化的作用。 参考: wiki.mbalib/zh-/%E4%B8%BB%E5%AF%BC%E8%AE%BE%E8%AE%A1 什么是主导设计 　　主导设计在美国产业经济学家阿特拜克(James M．utterback)在《把握创新》(Mastering theDynamics of Innova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其基本涵义可概括为：主导设计是特定时期融合了许多单个技术创新并以一个新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技术与市场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赢得市场信赖的和创新者为支配重要的市场追随者而必须奉行的一种设计，是技术可能性与市场选择相互作用之下广为接受的满意产品。一个公司和一个行业的创新特征会因之而改变。其有加强或鼓励标准化的作用。 [编辑] 主导设计的特征[1] 　　可以归纳主导设计的特征： 　　(1)领先性。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技术上的领先，更确切地说是技术上的创新，是根本的革命性的创新，这种创新尽管没有必要体现是最尖端的技术性能，但“技术一流确实是许多主导设计的特征”；二是市场的开拓，这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密不可分，也可以说是技术创新在市场上的表现，是技术与市场整合的扩张势能在开发新需求与开拓新市场上的集中体现。 　　(2)主导性，这是主导设计最核心的特征。主导性特征主要是指主导设计对市场的支配力量或对市场控制的内在基因，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主导技术轨道方向(与技术本身的特性相关)。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占先的优势地位，使得技术轨道惯性偏向自己的生态场，在马太效应作用下实现自我强化的良性回圈，从而实现主导技术支配能力；二是主导消费领域的市场偏向。因为主导设计是赢得市场信赖的设计，是消费者广为接受的满意产品，在网路外部性及网路外部性可能导致的潮流效应(bandwagon elfect)作用下，主导设计使消费领域产生强大的市场倾斜，主宰著市场最终消费者和用户的选择行为；三是主导生产领域(制造商与运营商)效率方向。由于市场中存在的效率效应(efficiency effect)，产业结构会朝着产业利润增加的方向发展，主导设计的出现，减弱了技术进步未来的或然性所造成的预期不确定性，指导制造商与运营商生产开发的方向，并且在存在多个这样的厂商统一于该种主导设计情况之下，这些厂商为了持续获得既得利益，他们甚至会形成统一的联盟反对其他设计方式，即使后者比前者更好。 　　(3)综合性，这是主导设计的形成特征。主导设计是特定时期多种因素综合形成的结果，除了技术因素外，还包括一系列非技术因素。例如表现厂商特质的涵盖市场渠道，商标品牌和顾客转换成本等内容的附属资产，行业法规和 *** 干预，厂商的战略机动(厂商针对竞争者而制定的产品战略，通常有孤军奋战和战略联盟两种模式)，厂商与用户交流的方式等因索对主导设计的确立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编辑] 主导设计与派生进入壁垒[1] 　　根据产业组织理论界经济学家们达成的一个共识，进入壁垒是影响市场份额和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在阿特拜克对手工打字机、汽车、电子计算器、集成电路、电视和电视显像管等7个行业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几乎各个行业均展示了一个惊人相似的公司进入和退出模式：在一个新型行业诞生之初，在主导设计出现之前，有一个企业的进入浪潮，在主导设计出现之后，公司总数平稳地减少，直到稳定在少数几家大公司上(通常是那些较早阶段进入该行业的公司)，而惟一在集成电路行业中，参与该行业的公司总数曲线一直呈平直状态，有学者研究认为正是因为集成电路行业“没有任何时期的一种产品能轻易地被认为是主导设计”，这些产品始终处于冲浪状态所至。即实证研究表明，由于主导设计的出现，行业中公司总数稳定集中在少数几家大公司上，市场份额高度集中，主导设计正是根源性的进入壁垒。 　　基于主导设计的自身特征，派生了一系列市场进入壁垒，这些派生进入壁垒正是主导设计壁垒机制的表现形式。 　　(1)技术壁垒 　　技术壁垒是由主导设计的技术占先性特征决定的。较早进入新型行业的厂商，较其他厂商在技术开发方面领先一步，自然掌握产品核心技术的概率大大高于跟随者及后进入者，特别是有些具有较强暗默性的核心技术，其反求解密十分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可口可乐的配方就是典型的例子：可口可乐诞生100多年来，无数竞争对手曾试图破译其生产工艺秘密，但都以失败告终，至今可口可乐公司占据着饮料行业全球市场头把交椅的位置，这与公司成功构筑了技术壁垒密不可分。不仅如此，随着新技术开发周期和新技术出现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以及新技术本身的更新换代步伐日益加快，试图模仿和引进技术的后进入者由于存在着一个掌握技术的时滞和反求解的不完全性，即使现有技术被赶上，较早进入行业的率先创新者可能早已开始下一代技术的开发与创新，并且在主导设计的技术路径依赖下，技术轨道的前进方向具有不可逆转性，实现技术轨道之间的跨越也十分困难， 自然就会在较早进入技术系统的在位厂商与后进入厂商之间形成一道高高的技术壁垒。除此之外，技术壁垒最终通过产品差别化壁垒和资金壁垒体现出来(波特，1980)，从而派生出产品差别化壁垒和必要资本金壁垒；率先创新的厂商对那些较容易被破译的技术申请专利，获得法律支撑与保护，通过法律手段强化技术壁垒，而且商标、专利、知识产权也会进一步加强产品差别化(加强产品差别化壁垒)；专利又是形成绝对成本优势的一个原因，因为专利限制了新进入企业取得最新技术的机会。这不难锵释中国IT企业常常抱怨： “每前进一步，就有可能踩到国外大公司的专利地雷。” 　　(2)工业技术标准壁垒 　　一般而言，工业技术标准的形成大致有两种模式：一是 *** 技术标准部门制定的或一些国际性标准组织形成的“法定标准”模式；二是企业之间竞争性技术的自我选择与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巨型企业联盟或合作共同确定的“事实标准”模式。主导设计派生工业技术标准壁垒是由主导设计形成本身所决定的，如前所述，主导设计有加强或促进标准的作用。例如录相机标准的形成过程，JVC公司的VHS系统战胜索尼公司的Betamax系统的主要原因是，JVC公司在日本、欧洲及美国先后建立联合公司，使得VHS成为主导设计，为VHS技术成为“事实标准”铺平道路，即使VHS在技术上有许多方面并不如Betamax系统。此案例说明，工业技术标准是主导设计衍生的潜在的和未来的市场进入壁垒，在网路效应市场正反馈作用下，这种潜在的进入壁垒会很快成为现实的进入壁垒。游离于主导设计之外的公司只能被迫遵从，被动跟随，甚至被淘汰出局。 　　(3)临界(网路)规模壁垒 　　临界规模是使规模效应和网路效应发挥作用的临界点的规模，是一切以规模为基础发挥壁垒作用的均衡点。在这个均衡点，如果厂商的边际成本C等于或小余临界规模成本C0时，便产生规模效应和市场偏向正反馈作用的网路效应，具体表现为市场份额的扩张和用户基数的膨胀；如果厂商的边际成本C大于C0时，没有消费者和用户愿意购买和使用它的产品，厂商被市场淘汰。不可否认，临界(网路)规模是制造厂商、系统产品的有关生产商、消费者与用户共同作用和选择过程中市场均衡的结果，主导设计派生出的临界(网路)规模壁垒是由它的主导性决定的。主导设计是赢得市场信赖的设计，是广为接受的满意产品，意味着之所以成为“主导”，本身产品就是拥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和用户基数作支撑，突破了临界规模壁垒，在市场控制中占主导地位。在现代市场竞争中，谁首先突破临界规模，谁就会迅速占领市场，从而赢得市场，主导市场运作方向， 自然会给后进入者竖起一道坚固的壁垒。例如关于高清晰度电视(HDTV)的研究已经经历了20多年，很多国家也都有了成熟的产品，而且也确立了自己的标准(目前，世界上主要有美国的ATSC标准，欧洲的DVB标准， 日本的ISDB—T标准)，但迄今模拟电视系统仍然占据者电视系统市场的主导地位(虽然HDTV系统相对于模拟电视系统具有明显的性能优势)，其主要原因在于模拟电视系统相对于HDTV系统来说在用户基数上具有明显优势，即存在临界(网路)规模壁垒。以上案例说明，对于任何企业而言，在网路效应明显的市场上，只有达到一定的用户基数，才能使市场自发驱使正反馈效应发生作用，在市场上取得一定份额，成功地实现进入。 [编辑] 参考文献 ↑ 1.0 1.1 吴定玉 张治觉.主导设计:市场进入壁垒理论新范式[J].华东经济管理 2006 20(4):126-129. 参考: MBA智库百科

博弈论作为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的主要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在历史制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普遍的应用，这在它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的研究中都有所体现。例如，自我实施制度的产生与自我实施机制的运作，缺乏集中法律制约下的经济制度选择与组织变迁，自我实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社会文化因素在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形成中的作用，等等。所有这些制度经济史学中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和探索，都是在博弈论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在这一框架下，这些历来为制度经济史学家所关注而又未能获得很好解决的问题，都得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诠释。 3．2文化传统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博弈论视角的分析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适当的理论框架，人们无法深入地研究制度与文化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极大地限制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变迁问题的解释力。 格瑞夫在博弈论的框架下，对文化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历史分析。他的研究侧重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在制度变迁中的地位与作用，二是文化是以何种方式影响了制度变迁而形成路径依赖的。而实际上，格瑞夫通过他的研究回答了制度经济史学最核心的问题：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历史发展道路或者说制度变迁的轨迹为何如此不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格瑞夫是以11～14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时期的意大利城市热那亚和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马格里布为典型案例，展开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的。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区为典型，是因为它们在中世纪晚期虽然同样经历了商业革命的经济贸易繁荣，但在后来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以热那亚为代表的意大利实现了贸易和经济的长期增长，成为西方世界兴起的发源地；而以马格里布为代表的穆斯林世界却从此进入了经济的长期衰落。格瑞夫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他指出：“对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制度发展的比较分析，可能会揭示出导致这两个社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制度轨迹的诸多因素，并且揭示出制度路径依赖的根源。”①

（一）重典论之源流概要 翻阅中国历史，即可发现“重典治国”理论拥有厚重的人文底蕴。上古伊始，发端于礼、刑之中国法，在刑始于兵，刑、法并无二致的年代，实则反映着一部古人类社会群落逐步发展壮大的演化史。国家产生后，统治者为建立统治，维持秩序，启用所谓“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之道：邢之目的即为树立权威，使“民不敢犯”[2]，“禁奸止过”以确保有条不紊。从人类演进学的角度审视法源于刑之事实，也能窥见人类发展史乃至法律制度发展史的诸多共性。 但中国法之流变有其自身的轨迹。重刑亦非万能，当鉴于史上因滥施刑罚适得其反，遭至民众反抗而湮灭统治权的事例，统治者蹒跚般学会，应在可控的范围内掌握权力行使的适当性，提出了以轻刑、仁政为表征的“以德配天”、“德主刑辅”、“一准乎礼”“礼法合一”的施政方针，缓和了阶级矛盾，为国家政治较为安定、经济得以渐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上升创造了有利的成长期，达到盛世。但是“约法省刑”之国策并非彻底游离于重典论设置的框架之外独立生存。于此相反，由于中央国家的形成从始便依靠着集权化的政府万能主义，决定了盛世亦当在此框架项下适度发挥而变形、衍化——其始终不能也不愿摆脱“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的行为范式，遵守“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5]之法则。看似重典论在法则中位居下位，然而其在较短时期内针对特定对象或为实现特定目标，从重从快，善于高速营建起“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的初始局面，在稳定秩序方面，拥有毋庸置疑的高效性和合目的性，以至于可作为实施其他后续统治行为的有力保障……这些均是轻、中二典在“运行——收益”坐标系中考察时间占用、整体行为效率上无法比拟的。是故，重典治世绝非单纯仅在“乱国”发生，而有着更广大的作用空间和运行范畴。（二）传统社会重典治国理论之解构 在对重典治国理论进行实践考察，剥除历代对重典不一的执行理念或表达方式，寻找其中共性时，实则在明确两个概念：重典面向的对象群体和“重典”概念本身。 其一，重典面向的对象群体。学者指出，古中国所谓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即官僚统治机构的组织法”，简言之，系由公权力国家行政执法规则和相应治理罚则构成的制度体系。其始终难以超脱“法自君出”、“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模式，生长出如同西方那样弱化集权条件下独立完备的私法系统。造成此种局面，原因应当是多方面的，也自然非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但必定成为考察重典治世效用时不可或缺的历史土壤和理论基石。 中国法制结构决定了法制之锋芒为“士制百姓于刑中”：通过对统治者治下的社会下层进行公法为主要形式的法律约束达到治世的目的。但这并不是说，国人不曾受到统治者施加的私法色彩法律准则的控制。自古便存在的“家族法”、民事习惯，为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而推行的官办、督办经济法律制度，经济发达时期培育的民事法律大量出现，在推翻有学者认为中国“无私法”论断的同时，确也说明这些法律措施相较刑事公法而言，不太能淋漓尽致的展现古中国法的特点。 故而，“夫法，所以兴功惧暴也”[9]的“典民”结论即定，统治者所关注的刑控社会下层对象，自然为广大的底层人民，以及为其所用的庞大行政官员机构、被皇权所弃不予保护的贵族群体等（在本文考察中可视为微量化特殊对象），而对最为底部百姓的操控，很多时候是在对官员的选拔和任用过程中完成的。易言之，高位统治集团以法治官，打造较为高效的官僚结构便能实现统治目的。若假设统治者单纯要求重典在适用于底部群体时达到“禁暴止奸”之效果，而由于官僚实质上也应归属于统治集团，便在适用法律时会产生与适于民众有别的效果，则对重刑结果的追求也会不再纯粹。 其二，重典之界定。 传统社会末期，统治者对封建法度的意义作有如下总结：“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而其中“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可达到“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 之功效。似乎重典所传达出的意味仅停留于严刑峻法、用刑苛重，能够从刑种的严酷和刑度的不着边际来体会。实际上，要准确给“重典”下一个定义，应当首先建构于整个法律体系层面，顾及其应当具备的下列特征： 1) 其体系严密，适用领域深广，并经过历代不断修正而得到完善发展。以刑事法为例，不论上古，且从先秦战国时代之始奴隶制五刑以降，经历后世各代“轻刑”之改革而达成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再到封建社会中后期部分苛刑的复兴及至滥用、重新入律，形成了体制严谨、“疏而不漏”的宏观体系，甚至甚多行政、民事法律责任都会被施以刑罚制裁，如唐律中有“凡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的规文。后世欲了解各代法律制度及政治经济环境，大致也可从所立刑罚和具体规文中窥视一二。 2) 其成文法范式呈现严苛性，同时存在大量特别“法”细胞，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弹性。奴隶制五刑之严苛被逐步改良而更新为封建制五刑，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许多人类蛮荒时代具有的同态复仇、肉刑充斥的现象，代之以较为文明的刑罚，无疑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其中依旧保留了“罪人以族”、充军、刺字、枷号等罪，明清时代更以凌迟入律，彰显了传统重典的严酷性特征。同时，肉刑残余在一定时期以镇压、整肃、争权为目的被滥用而肆虐兴盛，但往往不存在成文的法律依据，被归为法外酷刑。但因注意到法自君出，大体也可将其视作某种意味上的特别“法”，只是缺失了常规法律制度所应具备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被赋以较大的伸缩性和随意性补充了重典实施的威力。其弹性还表现为，存在大量同罪异罚的情形构成重典体系中较为重要而特殊化的组成环节：按受罚主体待遇的迥异程度可将此环节作一二分：一方面被免除部分乃至全部的法律义务，诸如赎刑之适用；另一方面则可能承担重于律文规定的刑罚，抑或被施以特别“法”所定的极端刑罚。 3) 其类型繁复，具有强烈的合君权目的性，决定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具不同的内涵，并伴有些许理想主义色彩。依据制定和运行重典的统治需要不同，区别出即如学者归纳的几种模式：极端重典主义、重重轻轻主义、相对弱化重典主义及其他特殊化重典主义[12]。极端重典主义以秦朝刑法为典型，以繁于秋荼而著名于史。重重轻轻主义以北宋中期颁行重法地法和 “盗贼重法”、明代相较汉唐法制的“重其重法、轻其轻法”的刑法特点为代表。相对弱化主义则以主张“约法省刑”为代表，刑罚中正，多出现于国家初创或社会经济遭受重大破坏，需要长久时期休养生息之时。至于特殊化的重典推行,不宜归纳为上述任何一列，多是统治者为达到某种目的、由个人好恶及注意力之转移而发生，诸如明太祖时期颁行《大诰》、重典治吏，便具有强烈的政治整肃目的。同时，统治者通过施用重典欲达到社会秩序长治久安，万世为君的目的在史上不乏个别，惩治奸党、屠戮权臣，往往渗透了许多道德衍生的理想主义情调，而大多却事与愿违，此留待后文详述。 故而，由上可以简单描绘出有关传统社会重典的轮廓：即一种为实现统治目的服务，依据具体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理想化设置而架构的，以统治权治下所有社会群体、机构建筑为施用对象，运用刑事法律为主体并结合特殊化制度工具所形成的全社会严密、灵活而具备相当弹性的法律制度体系。 （一）重典论之效用考察 本文给出的重典论之意义界定系以整个传统社会法制结构的发展承继为背景，就某个历史时代为考量目标，由于统治者对重典的理解正如上文中学者给出的诸多分类方式那般所异，其欲施用达成的目的也有不同，从而在后世对重典论的绩效考察过程中，需要略作抽样区别。 从较为狭隘的范畴入手，中国传统社会传承的人治氛围里，历来将开明专制主义奉为经典兴国政策，重典适用也自是以较为低级化的工具姿态非独立性存在于此制度土壤之中。故而，欲对重典制度的绩效得出相较合理与理性的结论，必须首先区分出较为适合开明专制统治生长的政治经济条件。作为既成事实，今日对重典的分类方式便在社会形态的选取中比作相应参照系。亦由此，上述分类中较为明显的，如同有秦一代等典型的极端重刑主义在考量该理论效用时，予以参照似属不妥。 其次，相对弱化重典主义以使国家休养生息为立足点，多为修复脆弱的自然经济而设立。统治者总结历史，普遍考虑到暴刑荼重致使民众反抗、社会动荡，给统治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后适度反省，能够识知“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此环境中，重典用为上层建筑，由其本身性质与较为脆弱的社会资源条件相左，决定了其不宜作为长久制度存在。于是乎当约法恤刑，弱化对广大民众适用的重典因素。此种政策多发于封建国家权力初创但保有较强的统治力，抑或公权力所能调配的社会资源数量尚处于上升趋势中的时期，经济政治制度本身还具有较强的生命力，通过法制变革易于释放被前不合理桎梏所封闭的发展动力。此种重典制度的推行，一方面使得民生得以稳定，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易导致在重典治理对象中，可能对官僚群体的监控力度松散不足而日益滋生并加速此群体的溃烂。在此也应说明的是，在传统社会中盛行的诸如“八议”、官当、请、减、赎、免等制度，并非统归于相对弱化主义，正如上文所提及，是重典制中较特殊的同罪异罚环节的组成部分，它具有对重典制度的较强“离心力”，但囿于皇权权威的维护始终未能游离，但确对重典所达之效用有抵销之反作用。 这样一来，衡量重典治世绩效较为上佳的样本，即剩下区分对象的重重轻轻主义和特殊化重典主义。 重重轻轻主义重典模式有着纵横二向有别的不同意域：从纵向而言，以规范性法律文件传承的角度，指出后世重典较前期规文在适用对象和程度上的区别，这是历史差异的显示，如有明一代较唐律所作出的改进；从横向而言，是对当期使用法制时对象和程度的差别性规定。易言之，即同罪异罚环节中扩大受动主体承担义务的可能性部分，即如宋代“盗贼重法”“重法地法”之推行。 传统社会笃信“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北宋时期，由于立国未经过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改革、外患深重、加强中央集权而形成的冗官弊政等因素，客观上塑造了一个阶级对立相对严重的时代，以至于统治中期便较早的开始显现危机，盗贼之患即是表征之一。对此，由北宋仁宗嘉佑6年始历经英宗、神宗、哲宗三代以恶治恶、加重打击贼盗力度而扩大施用的重法地法、盗贼重法等，依据今日传世的大料史料，似乎其从未能有效发挥统治者预期的治理效果。不但如此，还引发了更为严重的社会混乱。如熙宁十年（1077年）二月，“京东、河北盗贼不禁，至白昼杀人于市，攻略镇邑，执缚官吏”；元丰年间（1078-1085年），李常知齐州，“齐多盗，论报无虚日”，在其治下，“盗贼遂清”。而到哲宗末年（1086-1100年），齐地“群盗昼掠涂巷”……即便在京都附近，“盗贼充斥，劫掠公行”，作为执法主体的军队、官员多是“势力怯弱，与贼不敌”，“纵能告捕入官，其余徒党辄行仇报，极肆惨毒，不可胜言”。 特殊化重典模式之特异，在于其非但不能彰显统治者所谓“审慎刑罚”，也不是出于如同北宋王朝那样严酷的统治环境，导致统治集团“被迫”推行严酷的法度，整肃社会秩序——决策者在主客观方面都未遭遇“窘境”。客观上，其时常处于较为安定的统治时期，甚至万象更新、盛世之状初见端倪；主观上，决策的制定并非外部因素推动的应激反应，而很大程度上是己身深思熟虑的结果。更确切地说，是依照自己的人格信仰和对自己利益的检讨。此种模式时常被筛选出的例子，即明太祖重典制贪之几十年风云历程。 亲历社会底层疾苦的明太祖，对元末官员贪渎、政治腐败而遭灭亡感触颇深，故严厉法度，重典治贪，对封建官吏的严罚可称空前绝后。最为重要的是，其空前的完成了将久已存在的、体现各代统治者严苛色彩的法外酷刑即特别“法”因素转换为真正意义的制定法模式，使传统社会的重典体制更加完备化，尽管这些成文法实际发生效力的时间极为短暂。但应看到，终洪武之世，其也未能助太祖达成事先所勾勒的清明政治的目标。凡举一例即可：洪武十八年，吏部考核全国布政司及府、州、县来京朝谒官员几千，其中所谓称职者仅435人。对此太祖晚年也认识道：“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至成祖永乐初年废建文仁政而沿用《大诰》收效不佳后束之高阁，《大诰》之刑渐渐弃用后数载，贪官污吏已遍布内外，显示了挣脱重典之束缚后强劲的反弹力。（二）适用重典之合理性分析 由上，传统社会无论何种重典治世模式，收效均属了了，呈现整体低效甚至无正效用但却有长久活力的奇怪姿态。对此进行合理性解释的角度可有多个，但欲以单向的、法律制度模型的路径为切入点，应把握法文化、制度建构与发展史及其客观运行评价作为突破关键。 首先，重典发挥的阶段性正效益对维护统治具有强吸引力，统治者可将其作为改变行使统治权不利局面，寻求优化时的博弈行为。中国古来之重典是成系统的，规范严密，且表现为某种封闭性的独立发展结构，立法和策略之行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同时中国自古而来较西方强烈甚多的集权型治理模式，也能将资源集中到足以确保由上而下执行某种制度初始阶段所要求的严格性，甚至严苛、残暴性。故而，重典推行在短期时间确实可如史料所描述的那样“彰善瘅恶，激浊扬清”。虽然只是违法者受到重惩造成社会相关主体感到自危后，所受规制的社会反常暂时停滞甚至隐蔽的反应。然重典的最初作用力越强，其受用波及越广，影响便越深，停滞症状维持时间便较长久，虽然不乏孕育着更剧烈反弹的可能。但这不能不给统治者以想象的空间，继续预期所深恶痛绝的受动主体自觉进行良性转变，以至设想能秉承重法之效，最终消弭不安定因素，“以刑去刑”，长治久安。而在传统社会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社会呈现多元化趋势和统治者所欲维护的简单生产基础下社会治理手段产生冲突，更凸现了无法与时俱进的一般法典修正补充技术的落后地位。为摆脱此种不利局面，采用有别于一般法制制约力的重典，不能不说体现了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被迫放手一搏的无奈。 其次，适用重典是统治者认可的，永葆国家机器运转动力所必需赋加的“托宾税”。在传统社会这架巨型机器运转二千余年的过程中，官吏始终作为统治者实现统治效能，控制普通民众不可缺失的组成利器。官吏集团与最高统治者之间本质上存在的是一种特殊雇佣关系：因为高度集权社会中权力之行使，实际亦是建立在地方权力为中央权力直接控制，却也过分集中的情况下。故各级官僚机构在中央之下扮演的角色，即为雇员也为在局部受制的大领主，系一种具有人格化的工具。故“国家之败，由官邪也”是古人对官之于国重要性的认识，于是坚守不放“治国莫大于惩贪”、“治天下首在惩贪治吏”之圭臬。时时用重法剔除国家机器中不合理因素，整肃行政纪律，即如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经济学家所言为齿轮良好运转而不时放入细沙般效果的课税雷同，治理官员腐败懈怠而致阶级矛盾过分扩大化，促进行政效能的提升、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 再次，适用重典反映了传统社会“礼法合一”条件下泛道德化的“和谐”行为预期。两汉以降，法律道德化色彩逐步加强，隆礼重法成为中华法系一大特色。引礼入法，一方面为统治者鼓吹“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宣扬仁政和统治地位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善用礼中丰富的道德规范培育发达的家法族规，使社会形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金字塔状结构，也有利于减轻维护统治所需耗费的成本，“礼乐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药石”，惟“以德化天下”，“明刑制以齐之”，国家可长久矣。应该说，决策者乃至国民均在一定程度上采纳并预设了人性向善的儒学基点，努力以道德化行为范式来改造既定的不合理因子，其中一方通过隆礼以导民向善，减少不必要的统治开支；另一方则企盼上为政以德、匡扶正义——权力义务极不对称两方群体在社会构建中共享着基于不同认识形成的“和谐”雏形表征之向往。但由于传统社会局限性，社会矛盾无法消解，人们注定长久面对大同理想和严酷现实之冲突。于是乎统治者每每“痛下决心”，对人性论稍作一修正，试图以灭除恶之人性的刚猛之法以恶治恶，树立权威，瓦解法制运行不畅的阻碍；国民也时常希冀青天在世，向给自己带来深重苦难的官僚腐败集团表达失望和愤慨情绪之时，事实上也早已偏离了人性善之预期，复燃原始复仇主义之观念，同时却也清楚意识到民众分散力量之孤立弱小，被迫对善治之论尚存遐想，有通过接受由上至下的重典洗礼来达到社会革新，重建“和谐”的心理准备和要求。 作为传统社会法文化的标志之一，尚不能忽略法自君出、权尊于法的事实。重典之存，如果排除社会性因素而单独从研究决策者入手，时常可以发现重典适用的轨迹与君主自身对外部环境的应激及心理状态的描绘极其相符。正是统治者“口含天宪”，不受权力约束，决策之合法性历来没有适格的评价标准，而合理性则可在决策定立时由下而上反馈得以损益，但依旧无法摆脱深烙有统治者自身对历史、社会现状、皇族利益思考和抉择之泥淖，甚至表达了其对以往自身经历“辛酸”面的反思或抵触、逆反情绪，重典的抛出也不外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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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布局影响因素识别从区位理论、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区域产业组织理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理论、产业转移理论等相关理论出发，结合对我国产业布局及变化的动态考察，识别区域产业布局及战略性调整影响因素。重点从区域的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体制因素和路径依赖等五个方面进行分析识别。1.自然因素。根据工业区位论和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影响产业布局的区位自然因素主要包括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禀赋等先天因素。自然资源禀赋就是指某个地区适宜发展某类产业的自然资源丰度及组合优势。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是生产的前提条件，也是产业布局的重要依据。在工业化初期，产业布局必将优先考虑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禀赋有优势的地方。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禀赋对产业布局的影响，正随着科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弱化。2.社会经济因素。根据现代区位理论、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和产业增长理论，影响产业布局的社会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经济位势、人力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市场因子及生态因素、政治军事因素等。其中经济位势是一种综合性质的社会经济因素，主要指由于集聚、辐射、增长能量强大的核心经济区或大城市或同等增长能量的经济区或城市的存在，某一特定地区或城市与这些地区或城市之间，必然形成一定的能量落差，或呈现此消彼长的博弈关系，或呈现协调互动的互补关系，对区域产业布局影响很大。3.体制因素。资源禀赋只是区域产业集聚发展的基本条件，但是，各种资源怎样结合在一起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却取决于区域的资源配置能力。资源配置能力主要由经济体制、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企业的组织水平和产业结构等构成。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趋向深入，体制创新已经成为一项地区间产业竞争的关键增长要素。4.科技因素。科技是影响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是产业布局形成与变动的推动力。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科技革命导致产业革命，从而决定着产业布局。在一定时期内，地区技术资源禀赋的差异影响地区的产业布局。一是科技水平决定自然资源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二是科技进步和科技革命影响地区产业结构，从而推动产业布局调整。三是科技进步和科技革命改变生产工具、交通工具和交通方式，使得产业的人力资源指向和运输指向发生变动，从而推动产业布局发生变动。5.路径依赖。历史继承性是产业布局的基本特征，历史上形成的产业基础始终是新的产业布局的出发点，产生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在产业布局中，这种“惯性”最初来源于工业区位论中所论述的集聚因子。正是这种路径依赖性的存在，使得一个地区一旦符合规律地选择了某个产业，无论以后它所具有的区位因素是否更具有比较优势，发展该种产业是否更有效率，都很难从这种最初的选择中摆脱出来。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已经无效率的路径依赖，并营造新的集聚因子，进行制度创新，创造新的有效率的路径依赖，从而形成新的产业发展空间格局。五类因素交互作用，决定了既定区域产业布局或既定产业区域布局的最初形成和动态变化。其中区域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构成影响区域产业布局的区位因素，是产业布局形成与变动的原始决定因素，产业的最初布局必然要考虑这些区位因素，尤其是关键的区位因素。之后随着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区位因素不断发生变化，必然影响产业布局的变动。体制因素是影响产业布局形成与变动的外在因素，通过经济手段或行政手段，巩固或打破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以达到产业布局调整的目的。各因素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如资源禀赋及配置格局的变化，必然要求交通条件和交通格局的适应性调整，并共同引致产业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交通条件的改善，尤其是交通方式或工具的革命式改进，对某一地区或城市的经济位势会产生较大影响。另外，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影响产业布局和发展重点调整的各个因素，将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二、产业布局影响因素的阶段性特征前面选择确定了影响产业布局及调整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在工业化的不同时期、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对于不同产业类型，其作用和地位是动态变化的。具体到我国和河北省，上个世纪以来，产业布局是在体制变革中形成的，因此这些产业布局的影响因素在不同体制和社会形态下，其作用和地位也是动态变化的。中国和河北省社会形态、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过程，同时又是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产业布局在这两个过程的交织中形成和演进，因此，对河北产业布局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有阶段性，把上述两个过程结合一起，从一般规律到具体实践。伴随着工业化从工业化前期（农业社会）、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世界产业发展一般要经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这样一个发展轨迹。在不同时期或阶段，影响产业布局的决定性因素和重要因素不同，产业布局趋向也呈现阶段性特征。在这个过程中，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从第一次科技革命开始，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科技进步始终是产业布局演进的决定性力量或主导力量，它通过对自然、经济等原始性和基础性产业布局影响因素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产业布局及变动方向。

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200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0万亿元的新台阶达到102398亿元，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六位；工业增加值为45935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44．9％。而新中国诞生之初的1949年，工业净产值仅为45亿元，所占比重只有12．6％。 在上述的一组对比数据背后，隐含着一个建立在农业国家基础上，拥有13亿人口同时进入工业化进程的伟大而创造奇迹的故事。纵观当今世界60亿人口中，主要工业国人口约为7亿，所占比例不足12％，而超过21％世界人口作为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中国，进入工业化的高速增长，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现象，也必然产生许多人类发展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挑战和问题。 改革开放之前的工业化道路 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始于1953年开始执行的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并没有沿用其他国家一般采用的轻纺工业起步的工业化道路，而是采取了重化工业起步的超常规道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赶超"的强烈意识是采取重化工业战略的基本动因，而前苏联的发展模式又似乎提供了一个可学习、借鉴的"榜样"。为了尽快实现"赶超"目标，采取了比前苏联更强的强制性积累，试图在远比前苏联落后的基础上跨越轻纺工业阶段而建立重化工业体系。在经济制度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创建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以保证能够通过高积累的方式集中大量建设资金，进行大规模的重化工业投资和建设。工业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迅速延伸到整个经济系统，从而形成了在中国执行了3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此意义上说，计划经济体制与重化工业起步的工业化战略存在着逻辑上的联系。 这一战略的贯彻和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重工业快速增长。1952年至1965年期间，重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5％，高于轻工业年均增长率5．5个百分点，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迅速由35．5％提高48．4％。从1953年到1980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投资占54％，而工业投资中重工业投资所占比重高达89％，主要投资于冶金、电力、煤炭、化学、机械等行业。 尽管现在评价这一工业化思路的得失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但是其缺陷和失误是明显的。由于缺乏重工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机制，形成了重工业增长自我服务和自我循环的局面，导致了"重工业重，轻工业轻"的结构性缺陷，轻工业及其他产业严重落后，表现出"高积累、低消费、低效率"的特征。消费品严重短缺，消费需求受到严格抑制。在此期间，工业尽管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工业与一二三次产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极不协调，资源配置和结构状况存在明显缺陷。工业化过程经常处在工业高速增长--结构关系失衡--调低工业发展速度--恢复比例关系--再提高工业发展速度的反复循环过程中，国民经济增长处在严重波动的状态中。国民经济因结构矛盾而缺少稳定、持续的增长能力。 以计划经济为体制背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基本战略，同时处在与国际经济较少联系的封闭状态，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到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战略的1978年，第二产业在GDP的比重达到48．2％，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6．9％。第二产业的比重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发展中国家，霍夫曼（Hoffmann）系数为0．76，但是并不能据此给出工业化先进程度的判断，更得不出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的结论，因为当时存在着工业消费品严重短缺的情况，80％多的农民被排除了工业化进程之外。 在这一时期，中国用了近30年的时间，初步构造起了独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化进程也由起步阶段逐步进入了工业化的初级阶段。 结构纠偏、轻重工业均衡化 调整时期（1979－1992年） 到了70年代末，为了解决严重的结构矛盾，中国开始进行工业化战略的重大调整，放弃了单纯发展重化工业的思路，转而采取消费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注重市场需求导向，优先发展轻工业，以纠正扭曲的产业结构。自1980年起对轻工业实行了"六个优先"的政策，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投资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此后，工业内部重工业自我循环的结构被初步打破，被长期压抑的消费需求突然被释放出来，成为工业化的巨大牵引力。首先是以纺织工业为代表的轻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在1980年至1985年的工业总产值中（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轻工业的比重迅速由47．0％上升到49．6％。 这期间最重要的进展是经济体制的改革，高度集中计划的工业管理体制逐步被打破，1984年进行了微观环节的放权让利式改革，从而改进了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资源配置的方式开始脱离计划的轨道，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在资源配置新机制下，过去受到传统战略压制的轻纺工业，在市场需求、价格弹性的强刺激下，推动了非国有经济更多地进入到这些领域。因此，重工业比重过高的扭曲结构，主要是通过非国有经济的进入而得以调整的。到了1998年，轻工业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达到77．1％。 在需求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下，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升级对产业结构的演进，以及在一定时期高增长产业的形成，其作用是明显的。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开始，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呈现新的变化，在吃穿的基本需求得到初步满足后，转向了用的领域，出现了家用电器等高档消费品的消费一致性倾向。在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这些消费品立即供不应求，从而强烈地刺激了家电产业的投资和发展。 与此同时，轻重工业逐步协调增长，轻重工业的互动发展机制逐步形成，重工业开始加强轻工业所需的工业原料和机械设备的生产和供应，而轻工业则通过产品的市场开拓，增加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 1984年开始的农村改革，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和农民的活力，从而自8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广大农村的土地上兴起了一股农村工业化潮流，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大创举。从90年代初期起，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每年2000万到3000万的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向城市涌入。1993年乡镇企业就业人口达到1．2亿，超过了国有企业的就业人口，这个数字相当于30多年前城市工业吸收劳动力之和，乡镇企业的产值曾达到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双重工业化格局，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改变了过去那种工业化与城市化割裂的局面，形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的交互关系，使占人口总数80％的农民逐渐融入到工业化之中，从而极大地加速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也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结构失衡的状况在不断纠正的过程中趋于均衡，资源配置方式由单纯的计划手段转向计划手段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由封闭经济开始走向开放经济，工业化的总体进程也由工业化初级阶段向工业化中期过渡。在这一阶段还形成了两个带有长期意义的机制：一是需求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这一时期得到确立，释放消费需求、挖掘市场潜力，以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思路逐步清晰起来，并贯穿于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二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初步形成，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农村地区加入到工业的行列中。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新的结构性矛盾，即加工业的超高速发展后，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出现了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紧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产业结构 明显高度化阶段（1993年至今） 之所以将1993年做为新阶段的起始年，是因为1993年之后重工业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工业增长明显转向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格局，从而再次出现了重化工业势头。但是，此次重化工业的增长机制与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是不计客观条件的盲目"跨越"，而前者结构变动的趋势基本上符合工业演变的规律。当然，在此阶段的初始时期是以解决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制约瓶颈为目的，而2000年之后出现的重化工业更为显著的特征，是在房地产以及随后的汽车等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下而发生的。例如，2002年中国钢铁消费量2亿吨（这是美国、日本钢铁年消费量的之和）中，新增量的60％是用于房地产建设的。 消费结构的明显升级并由此推动产业结构向高度化的演进，是这一时期突出的特点。在90年代中期，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再次出现升级，在彩电、冰箱等传统家电类的消费依然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空调器、个人计算机和通信等需求领域以更高速度增长，从而推动电子信息产业的高速增长。1994年、1995年的电子工业产值年增长率分别达到33．4％、32．7％。电子工业成为这一时期极为显著的高增长行业，并保持了长时间的持续高增长。通信、电子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89年的1．4％提高到2001年的4．2％。2001年电子工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9年的不到5％上升到近10％（达到1．3万亿元）；规模总量的快速扩张使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电子信息产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接近20％。由于电子信息产业具有技术密集度高的特点，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进。 消除制约消费增长的制度障碍，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很有价值的实践活动。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电信产业的改革，1994年成立了中国联通公司（后又对电信产业实行更深层次的重组），从而打破了电信独家垄断经营的局面，电信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使得电信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大幅度降低，服务质量明显改善，这一改革不仅推动了电信业的高速增长，而且是继家电产品之后由通信产品及设备制造保持电子信息产业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一案例十分清晰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产业良性增长机制的生成和产业高度化的演进关键是消费能量的释放和消费潜力的挖掘。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历了工业化进程中从未遇到的情况，即短缺经济的结束。告别短缺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当真正结束了中国经济一直被短缺所困扰的局面后，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依靠数量扩张、扩大生产能力的外延式发展的后遗症凸显出来，结构性也矛盾深入到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等更深的层次。在制约因素由供给转向需求侧之后，消费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则因越少新的消费热点而短时间迷失了发展的方向，这一问题在1998年之后的2、3年间十分突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了扩大内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对国有经济实行布局的战略调整、推动企业重组、加速发展民营经济等一系列措施，深层次的结构调整成为这一时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主线。 近两年，居民消费结构再次出现升级，而且这一升级的幅度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居民的消费结构由吃、穿、用向住、行的升级和转变，从而使得房地产、汽车等产业成为新的高增长产业。近年来，房地产投资额每年均超过20％；2002年汽车产业增长了38．8％，其中轿车增长55．2％。尽管汽车产业的超高速增长具有加入WTO背景下购买力集中释放的因素，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正在形成。由于汽车等行业具有产业链条长的特点，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很强，尤其是对钢铁、机械、化工等重化工业的产生了较大需求，这是近年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进展，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产业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经过外资、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出中的份额由1980的76％下降到了2000年的28％。 对外开放：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器 中国的工业化是依靠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而获得加速发展的。 1979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是在整个经济体制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型条件下，以经济特区的形式进行制度试点和局部突破的战略尝试。特区奇迹的示范效益，验证了对外开放战略的正确性，并由此打开了关闭30年的对外开放的大门。1984年开放了沿海14个城市，1988年对外开放的地域在沿海铺开，1992年之后对外开放扩大到全国各地。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目前，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开放型经济基本形成。 中国经济已置身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2002年进出口总额达到620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五大贸易国。在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达到90％。1980年外贸依存度仅为12．6％，2002年迅速提高到50．2％。 截至2002年底，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4480亿美元，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2．4万个。在这些企业的就业人员约1800万人，合资或独资企业出口商品交货值已占全国出口商品交货值的40％。外商直接投资当中，约70％是在制造业领域。 对外开放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这不仅仅表现在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经济总量的贡献上（1995－1999年外商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对全部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是27．3％。），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例如，80年代起步的家电工业，是在依赖进口元器件的基础上，以CKD为主要方式发展起来的，进口产品的涌入以及随后的外资企业的进入，使得家电的国内市场呈现出国际化竞争的特点，中国的家电企业在同这些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学习、发展、壮大，其产品逐渐具备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并成为家电产品的世界制造大国。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制造业领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就是低成本的制造优势。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以中国特定工业产品出口的比重与全世界同种产品出口比重之比，做为度量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指标，称之为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revealed comparativeadvantage index）。其结果是劳动密集性产品的该指标达到4，大大超过1，从而表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产业发展的显著变化之一是产业分工方式的改变，即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业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以及由此推动的新一轮产业的国家间转移。在新一轮国际分工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凭借着市场需求巨大、低成本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智力资源等）、相当实力的产业基础和生产能力等综合成本优势，获得了此轮产业转移的有利地位，已初步确立了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重要地位--加工、组装环节的比较优势。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趋势。 结束语 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共同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推动力量。还应该看到中国仍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问题和矛盾仍很突出：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国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技术创新能力薄弱、产品的附加价值低；工业化过程中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高；国有企业还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突出问题，等等。中国政府最近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的工业化任重而道远。

一、产业布局影响因素识别 从区位理论、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区域产业组织理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理论、产业转移理论等相关理论出发，结合对我国产业布局及变化的动态考察，识别区域产业布局及战略性调整影响因素。重点从区域的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体制因素和路径依赖等五个方面进行分析识别。 1.自然因素。根据工业区位论和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影响产业布局的区位自然因素主要包括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禀赋等先天因素。自然资源禀赋就是指某个地区适宜发展某类产业的自然资源丰度及组合优势。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是生产的前提条件，也是产业布局的重要依据。在工业化初期，产业布局必将优先考虑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禀赋有优势的地方。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禀赋对产业布局的影响，正随着科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弱化。 2.社会经济因素。根据现代区位理论、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和产业增长理论，影响产业布局的社会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经济位势、人力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市场因子及生态因素、政治军事因素等。其中经济位势是一种综合性质的社会经济因素，主要指由于集聚、辐射、增长能量强大的核心经济区或大城市或同等增长能量的经济区或城市的存在，某一特定地区或城市与这些地区或城市之间，必然形成一定的能量落差，或呈现此消彼长的博弈关系，或呈现协调互动的互补关系，对区域产业布局影响很大。 3.体制因素。资源禀赋只是区域产业集聚发展的基本条件，但是，各种资源怎样结合在一起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却取决于区域的资源配置能力。资源配置能力主要由经济体制、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企业的组织水平和产业结构等构成。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趋向深入，体制创新已经成为一项地区间产业竞争的关键增长要素。 4.科技因素。科技是影响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是产业布局形成与变动的推动力。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科技革命导致产业革命，从而决定着产业布局。在一定时期内，地区技术资源禀赋的差异影响地区的产业布局。一是科技水平决定自然资源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二是科技进步和科技革命影响地区产业结构，从而推动产业布局调整。三是科技进步和科技革命改变生产工具、交通工具和交通方式，使得产业的人力资源指向和运输指向发生变动，从而推动产业布局发生变动。 5.路径依赖。历史继承性是产业布局的基本特征，历史上形成的产业基础始终是新的产业布局的出发点，产生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在产业布局中，这种“惯性”最初来源于工业区位论中所论述的集聚因子。正是这种路径依赖性的存在，使得一个地区一旦符合规律地选择了某个产业，无论以后它所具有的区位因素是否更具有比较优势，发展该种产业是否更有效率，都很难从这种最初的选择中摆脱出来。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已经无效率的路径依赖，并营造新的集聚因子，进行制度创新，创造新的有效率的路径依赖，从而形成新的产业发展空间格局。 五类因素交互作用，决定了既定区域产业布局或既定产业区域布局的最初形成和动态变化。其中区域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构成影响区域产业布局的区位因素，是产业布局形成与变动的原始决定因素，产业的最初布局必然要考虑这些区位因素，尤其是关键的区位因素。之后随着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区位因素不断发生变化，必然影响产业布局的变动。体制因素是影响产业布局形成与变动的外在因素，通过经济手段或行政手段，巩固或打破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以达到产业布局调整的目的。 各因素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如资源禀赋及配置格局的变化，必然要求交通条件和交通格局的适应性调整，并共同引致产业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交通条件的改善，尤其是交通方式或工具的革命式改进，对某一地区或城市的经济位势会产生较大影响。另外，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影响产业布局和发展重点调整的各个因素，将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 二、产业布局影响因素的阶段性特征 前面选择确定了影响产业布局及调整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在工业化的不同时期、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对于不同产业类型，其作用和地位是动态变化的。具体到我国和河北省，上个世纪以来，产业布局是在体制变革中形成的，因此这些产业布局的影响因素在不同体制和社会形态下，其作用和地位也是动态变化的。中国和河北省社会形态、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过程，同时又是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产业布局在这两个过程的交织中形成和演进，因此，对河北产业布局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有阶段性，把上述两个过程结合一起，从一般规律到具体实践。 伴随着工业化从工业化前期（农业社会）、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世界产业发展一般要经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这样一个发展轨迹。在不同时期或阶段，影响产业布局的决定性因素和重要因素不同，产业布局趋向也呈现阶段性特征。 在这个过程中，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从第一次科技革命开始，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科技进步始终是产业布局演进的决定性力量或主导力量，它通过对自然、经济等原始性和基础性产业布局影响因素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产业布局及变动方向。

当今世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是大势所趋，尤其在新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成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了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行列中（郭永清，2004）。国际会计准则一定会成为今后全球共同遵循的一种会计模式，但由于种种原因存在，这一天的到来还有一段时期，也就是常勋教授（2003）所说的实现各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的趋同化，毕竟需要一个（也许为期还不很短的）过程。 一、国际会计准则是一种未来全球公认的会计模式 （一）各国最终将普遍接受国际会计准则——来自经济人假设和资源稀缺性假设的分析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按照这种假设，人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权衡和计算来追求最大利益的人，而“这种私利就其狭义而言是由预测或预期的纯财富状况来衡量的”（布坎南1983）。通俗地说就是人们的基本行为方式是在既定的约束与限制下追求自身的福利，当面对能够带来不同福利效果的种种方案的选择时，人们更愿意选择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方案，而不是相反。 其实，国家也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权衡和计算来追求最大利益的组织，如果有可能，每个国家都将愿意把世界上的所有资源都聚集到本国之中。但按照资源稀缺性假设，相对于经济人“多多益善”的需要来说其资源的数量较少。于是，资源的配置存在竞争性；只有那些最有获益潜力，从而可以付出较大代价的经济活动才能够获得资源。这样，寻求更多使用资源的经济人遇上了资源稀缺的限制，就发生了资源如何分配和依靠什么样的机制实现分配的问题。可以说，国际会计就是一种通过文明的方式来协调和分配世界经济资源的最佳工具之一。 （二）国际会计准则全球化将有一段漫长的过程——来自各国现实差异的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是制约和引发各国会计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哈德。穆勒教授（G.G.Muller）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将会计模式分为宏观经济导向模式、微观经济导向模式、独立职业模式、统一会计模式。后来，美国的另一学者雷蒙。芙伯（Z.Rebmsana Huber）又提出了资本市场发育模式，他认为会计和报告除侧重于提供可满足资本市场的现有及可能的公众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所需信息，还要满足政府与金融机构的管理职能需要。 2.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也是决定各国采用不同会计模式的一个主要因素。美国的著名学者吉尔特。霍夫斯蒂德（Geert.Hofstede）从个人导向和群体导向、权力疏密程度、不确定性、阳刚或柔顺时尚四个方面来分析社会文化因素对会计模式的影响。现在，许多国家都把这些属性的思想应用到了会计准则和制度的制定中。 3.不同的法律体系将影响和制约各国会计制度的制定和发展。美国会计学者莫斯特和萨特（S.Salher）指出既定国家的法律体系不同（如成文法体系或不成文法体系），对经营活动的法律规范形式或手段也不同，从而将影响各国会计制度的制定和发展。 （三）国际会计准则全球化将是未来的趋势——来自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它是社会博弈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于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制度变迁是一个由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双方相互作用、共同推进的过程。①各个国家的会计准则为什么会发生变迁，就是因为会计准则这个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超出了预期成本，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发生。②各种因素变化而产生的潜在利润由于各种原因在现存制度安排中难以实现，产生了对制度变迁的需求。③制度变迁是一个受文化、历史、信仰体系等因素影响的过程，有路径依赖特性。各国的会计准则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沿着既定方向不断强化自己。除非有很强的外力作用，否则很难改变原来的路径。④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典型的制度变迁是渐进的而非间断性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际会计准则这种制度变迁是在实行新的会计准则产生的外部利润和原来的会计准则路径依赖下，双方相互博弈，先由民间诱致性变迁需求，然后由政府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于这些特性，决定了国际会计准则全球化不会是一个短期的一蹴而就的过程，一定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 （四）五大洲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国际会计准则全球化的有力支持 为了进一步的说明国际会计准则全球化，我从世界的五大洲中各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个案分析，以期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一些支撑我观点（即会计准则全球化）的材料。 1.美国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美洲的代表 多年来，美国当局认为美国的会计标准是世界上最好的。然而，安然事件等一系列财务欺诈的集中爆发极大地打击了美国当局对会计准则规则导向的自信。2002年7月30日布什总统签署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会计、审计业务进行全面调整。同年10月底，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美国以原则为导向制定会计准则方法的建议》，开始了逐步向原则导向调整的新里程碑。这表明美国已开始对以多年来一直坚持会计原则导向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靠拢。这是美国会计准则制定者第一次在修改本国标准时，考虑引入其他会计准则。 2.欧盟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欧洲的代表 2001年11月21日，法国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会计财务总监PhilippeDan-jou在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上透露，欧盟决定最近颁布一项重要法例《2005年应用国际会计准则之规章》，确定在2005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国际会计准则。这是欧盟在统一共同体会计制度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国际会计准则推广应用的一大进步。 3.中国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亚洲的代表 多年来.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和发展，也一直把它作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一个基础和参考蓝本。1997年.中国加入世界会计师联合会，并成为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观察员，参加了随后举行的各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理事会会议，并派人参加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相关工作。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改组后，原财政部部长助理冯淑萍被选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准则咨询委员会委员，并多次参加了准则咨询委员会会议，发表我国的意见。与此同时，我们还派专人前往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有关项目的研究与制定工作。现在已经制定出了16个会计准则，其中有些准则内容和国际会计准则已经很接近。 4.澳大利亚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澳洲的代表 澳大利亚财政部一直主张对澳大利亚会计准则进行国际协调，2000年他们专门建立了新的财务报告委员会（FRC）来参与会计准则整体战略的制定。FRC的主要目标就是加快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速度，确保澳大利亚对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政策影响的连续性。近年来新的财务报告委员会（FRC）提倡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按照这种政策，从2000年10月到2002年10月，AASB修订了17个原有的会计准则，颁布了5个新的会计准则，以同IAS协调。为了协调澳大利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关系，澳大利亚政府规定2005年1月1日该国开始采用国际会计准则。 5.南非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非洲的代表 南非的证券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要么执行南非会计准则，要么执行IAS（不需要编制与南非会计准则间的差异调节表）。1993年南非特许会计师协会理事会和负责颁布会计准则的会计准则委员会决定公认会计准则应当以IAS为基础。此后，南非开展了一个在1979年他们就较早成立的一个协调与改进项目，力图以IAS为蓝本，修订先行的公认会计准则，并制定新的准则。南非的有关政策不允许与IAS发生实质性的背离。 冯淑萍（2003）指出，到2005年要求本国公司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国家将达到65个。2003年2月14日，全球六大会计师事务所联合发布一份最新调查报告《会计准则接轨——2002年全球调查》（GAAP CONVERGENCE 2002）。该报告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59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有90%以上表示有意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接轨。其中72%的国家和地区已具备达到此目标的政策条件，而且绝大部分以上市公司为最初执行对象。58%的有接轨计划的受访国家和地区均要求上市公司采用IFRS取代国家会计准则。另外22%的受访国家和地区表示会逐项采纳准则，20%表示在可行的情况下将消除国家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差异。有57%的受访国家和地区是由当地政府或立法机构推动采用或计划采用IFRS，另有13%是由当地准则制定组织推动的。据统计，目前全球有35个国家全面使用国际会计准则，6个国家部分使用。澳大利亚、欧盟、日本和俄罗斯已宣布将于2005年1月1日全面采用国际会计准则。 通过上述那些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组织对会计准则国际化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许多国家在会计国际协调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目的就在于努力降低本国会计标准的制定成本，降低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筹资成本和交易成本，使本国企业在全球性的经济竞争和发展中处于优势。因此，会计国际化是各国经济利益驱使的结果。 二、中国和国际会计准则的比较——找出差距 （一）数量上的差距 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6月，到现在为止已经发布了编制和呈报财务报表的结构、当期净损益、重大差错和会计政策变更、研究和开发费用、按分部报告财务信息、反映价格变动影响的信息等41个会计准则。而我国从1993年7月开始实行《企业会计准则》，到现在总共也才发表了16个会计准则。 （二）质量上的差距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现在发布的41项会计准则，其范围已经包括了从简单的编制和呈报财务报表的结构，到较复杂的退休金计划的会计和报告、合并财务报表和对附属公司投资的会计等。这充分说明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会计框架体系，按利维特等人的话说是已经开始着手研究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和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了。而我国现在仅仅完成了一些制定和执行相对简单的会计准则，离建立相对完整的会计准则体系尚有差距，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还在着重研究财务会计的概念框架这些基础性的工作。 （三）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会计准则比较 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和欧盟已定于2005年1月1日全面使用国际会计准则，而我国连会计准则的体系都还没有建立好，离完全使用国际会计准则至少还有20年的差距。这充分说明了我国会计准则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差距是很大的。当然，这种差距主要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非洲虽然经济文化属于较落后的一个地区，但他们仍然积极的投身于国际会计协调的工作。在1979年他们就较早地成立了非洲会计理事会，非洲会计理事会（AAC）由27个国家的政府代表组成，负责非洲地区会计、教育和审计的协调。而我国这段时间正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经济改革工作刚刚开始的时期。 三、关注国际会计准则的最新动向——找准方向 由于在世界范围内接而连三地发生财务丑闻，用财务危机和财务沼泽地来描述当前全世界的财务工作是很恰当的，连布什总统都发誓要下决心修理那些会计造假者。这说明我们的会计准则是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全美财务会计委员会和美国证交会他们正在推进的财务报告和会计准则改革。（一）2003年7月25日，美国证交会向美国上市公司发出建议，要求对财报基本内容进行修改，因为现行会计准则可能是诱发2002年美国上市公司财报丑闻的原因之一 2003年8月21日，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国际会计准则修订征求意见稿，该稿实施后将使公允价值套期会计更易应用于规避投资组合利率风险的套期业务。 （二）对市价记账法的改革成为争议的焦点 赞同使用市价法的人士认为：消除账面价值与市值之差的方法是使公司“以市场为标准”，即应按市价重新界定企业资产负债，这样可在损益表中或通过股东权益表现出利润与亏损。反对使用市价法的人士认为：用市价记价将增加股东权益和企业利润的波动幅度。尽管有上述不同的争论，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新规则规定，金融衍生品和所有以交易为目的的金融工具都将于2005年起按市价记账。从2005年开始，新国际会计准则将率先在欧共体内所有成员国的上市公司中实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戴维。推笛称所有资产负债最终都将按市价记账。 （三）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目前正在研究的项目 2001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进行了战略性改组，改组后新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设有管理委员会、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和解释委员会四个机构。2001年9月IASB正式提出了需要立即着手研究的9个项目，这些项目按其目的不同，可以分成三类：①以发挥IASB领导作用、推进会计准则统一化为目的的项目，包括企业合并、业绩报告、基于股权支付的报酬、保险合同等；②使IFRS更加适用的项目：（1）首次采用IFRS（修改）；（2）金融企业的活动；③改进现行IFRS的项目：（1）IFRS前言的修改；（2）现行IFRS的改进；（3）IAS第32号金融工具等项目。 四、给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几点建议 （一）对当前我国会计改革的形势一定要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 会计理论和实务界对我国当前会计改革的评价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改革超前论。认为我们的会计准则制定工作步伐开展得太快，脱离了我国当前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能够承受的现实，是用发达国家的会计准则模式来要求发展中国家的会计队伍。二是改革滞后论。认为我们的会计准则制定工作步伐开展得还不够快，许多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准则都没有进行规定，如合并报表、外币折算、财务报告的列报、资产减值、银行基本业务、所得税会计、金融衍生工具会计等。在此我不想对这两种观点进行评判，我只用非洲这个无论经济、政治、文化都和我们无法相比的地区进行简单对比。非洲在1979年他们就较早地成立了由27个国家的政府代表组成的非洲会计理事会（AAC），负责非洲地区会计、教育和审计的协调工作。而1979年我国还在忙于收拾“文革”遗留下来的残局，经济改革工作才刚刚起步，对会计的研究还停留在会计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上，真正的会计改革还是从1992年的“两则”、“两制”的制定才开始。可以说，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工作是在一个相当低的基础上开展的，能够用短短的10年时间走了其他国家几十年所走过的路应该说成绩是显著的。当然，任何国家会计准则的研究都是相对于经济活动是滞后的，这就更要求我们准则的制定和研究人员要多看、多听、多做。多看就是要多了解国际会计准则的当前及未来的动向；多听就是要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尽量的和我国的实情相结合；多做就是要多做理论研究和调查工作，毕竟理论是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 （二）深刻领会国际会计准则改革的精髓以把握世界会计准则变革的动向 和国际会计协调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与国际会计作为参照物进行本国会计准则和制度的设计和改革（如中国）；二是将国际会计准则直接沿用于本国的会计工作中（澳大利亚、欧盟和俄罗斯已宣布将于2005年1月1日全面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因此，了解国际会计准则现在及未来的动向对我们今后的会计改革工作是很有必要的。针对世界范围内财务丑闻不断的现状，有学者（Levitt）提出：加强会计监管、防范会计风险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就显得十分重要。Levitt在1997年9月29日的一次演讲中阐述了一个主题：我们需要高质量的会计准则。Levitt明确指出，国际会计准则要获得普遍认可，必须符合以下三项目标：一是准则必须包括现有的会计文献中普遍接受的、综合性的会计基础概念中的核心部分。二是准则必须高质量。Levitt把高质量理解为能够导致可比性、透明度和提供充分的信息披露，利用这些信息，投资人在公司的不同会计期间能够有意义地分析公司的业绩。三是准则必须严格地加以解释和应用。如果会计准则满足了这样的目标——不论交易或事项是在何时、何地发生，凡相似的交易或事项均按照相似的方法进行会计处理，那么，全世界的审计师和会计准则制定者就应按照一致的口径严格地予以解释和运用。否则，可比性和透明性就会受到损害。IASB的诞生及高质量会计准则的产生，使世界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朝着统一会计准则的方向努力。IASB倡议并正在制定的项目，也是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需要迫切解决的课题，例如企业合并会计、保险会计、资产减值会计等。因此，正确把握国际会计准则发展动向，明确每个会计准则的变迁、制定或改革动因，了解和掌握具体操作方法，为我所用，是十分重要的。 （三）加快对会计准则的概念框架的研究 国际会计准则和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均有一个概念框架作为参照，以起到指导作用。但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样一个概念框架。对于采用成文法体系的我国而言，尤其需要采用一套系统、一致的方法去发展会计准则。因此，有必要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等有关会计要素和其他一些会计概念进行科学界定。 （四）在进行会计国际化时要注意整体推进综合协调 目前需要加快推进会计教育国际化、会计理论研究国际化、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国际化、会计标准国际化、会计准则制定城乡国际化、会计准则体系国际化以及会计执行机制国际化等的工作（朱国泓、孙铮，2004）。 （五）制定我国会计具体会计准则改革的时间进程表 财政部刘玉廷（2004）司长指出“今后中国会计准则的步伐将大大加快，以实现2005年之前完成初建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目标”。根据财政部会计司2004年的工作要点，完善会计准则体系将是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从1992年11月30日我国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开始，到目前为止，财政部已经陆续发布了16个具体会计准则。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借鉴国际会计惯例，刘玉廷认为我国尚需发布20个左右的会计准则。如：分部报告、外币折算、财务报告的列报、每股收益、政府补助和政府援助、企业兼并、合并会计报表、资产减值、银行基本业务、农业、保险合约、所得税会计、金融工具等。财政部原计划2005年要发布到40个左右，但从现在的形势分析，这个进度可能要推后，具体原因很复杂。但为了让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未来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建议我国的会计准则委员会可以制定出一个大体的会计准则出台时间表，这一方面有利于会计实际部门和理论研究部门的同志充分了解会计准则的动态和工作进度，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督促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工作。这对政府部门、会计准则使用人及研究部门都是一件好事。

11 避免意外：成本越低者责任越大 1.定价：追问原价注定徒劳无功 是产品的最终需求，具体的情景决定了产品的售价，从而倒出来再决定产品生产要素的成本。因此要确定一件产品的原价是一个伪命题。 2.合同：合同与承诺是一种经济资源。 合同必须有约因或对价。在任何一个合同关系当中，做出承诺的一方必须有所得，接受承诺的一方必须有所失，这样合同才有效。例如：答应捐钱又不捐，不算违法。 具体履行合同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 婚姻：婚姻既有情感的一面，也有商业的一面。 3.汉德公式：当避免意外的成本低于意外发生的期望值时，人们应该担负责任。 4.监管：监管机构也要有竞争机制。 5.责任：只有让自己承担更多的责任，才能让局面变被动为主动，让局面更可控。 商家责任过大会事与愿违。 谁成本低谁承担避免意外的责任。 12 专用资源更在乎企业成败 1.规则：规则少能鼓励创新，规则多能保障品质。 2.激励：剩余索取权能够激励难以监管的合作者。 3.企业：谁弱谁当老板。在一个企业里，谁提供的资源更容易被滥用谁就当老板。 4.团队：企业存在是因为团队效应。 5.议价能力：员工的议价能力取决于他在别处的机会。 6.资产：专用资源更在乎企业的成败。 13 人追求的是终身收入的最大化 1.罢工：罢工会导致局部利益的增加和全局利益的损失。 2.合约：黄狗合约有助于劳资双方达成合作。 3.劳动力：劳动力工资由市场决定，企业的每一份利润都会被归功于贡献者哪里。 4.收入差距：不能以刹那收入衡量终身财富。 5.同工同酬：让弱者失去与强者竞争的最有力武器。 6.最低工资：打击了穷人自立自强的积极性。 14.公司价值与融资方式无关 1.财富：最富裕的穷人在今天。方法：自己寻求进步；搭社会进步的顺风车 2.公司：股份责任优先公司的兴起让公司可以追求非常远大的事业。 刺破公司的面纱：让人而不是法人承担责任。 公司的价值与融资方式无关，与股权还是债券无关，与它的赚钱盈利能力有关。 3.竞争：竞争者会利用法律来提高对手的成本 4.歧视：歧视无处不在，充分利用市场就能取得骄人的成绩。在擅长的领域求生存求发展，赢得更好的境遇。 15 伟大发明创造的背后是制度和想法 1.公司治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存在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问题。 2.收购：恶意收购并非恶意。 3.制度：伟大发明创造的背后是制度和想法。 信息不对称程度决定公司融资与管理结构。信托原则：一仆不侍二主，经营者要时刻把自己想象成企业的所有者。商业判断原则：用人勿疑，疑人勿用。 4.责任：经理担负企业社会责任等于违约。 经理唯一要遵守的职业规则就是从事那些能够增加收益，而且是在没有阴谋诡计没有欺诈公开的，合法的情况喜爱，追求最大利益的行为。 16 大的也是美的 1.法律判断：法官智慧是一种地区竞争力。不同的判决思路和传统，会形成不同的营商环境，进而对企业界有不同的吸引力。 2.发垄断法：是否有罪取决于如何解释。 3.竞争：企业规模不断做大，本身是消费者选择的结果，本身是他们不断给人们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的结果。 4.市场：相关市场划定没有统一标准。你定了要什么样的结果才有什么样的论据。 5.网络效应：用户越多，价值越大。 路径依赖：昨天的选择决定今天的行为。 6.需求：企业家发现需求，满足需求是造福人类。 17 勾结定价不可持续 1.剥削：商人致富不是因为剥削人民，而是因为造福人民。 2.勾结定价：不可持续。 自然的勾结定价总是趋于瓦解的，只有通过行政力量支持的勾结才可能长久的维持下去。进行勾结定价，也不能确保他们获得的是最大利润。 3.捆绑销售：并不能扩充垄断地位，是为了区别定价。 目的是对消费者进行区别对待，进行价格歧视，促进生产交易，减少无谓损失。 4.路径依赖：只要产权明晰，商家可以通过相关平台获利，人们就会有积极性选择长远高效的解决方案，从而避免路径依赖。 5.倾销：是一种阴谋，也是一种贸易保护的借口。 倾销成功的机会是很低的，因为短期的损失很明显，长期的收益却取决于垄断者要维持市场足够长的时间。 6.自然垄断：动态的市场竞争可以解决效率问题，不需要依靠静态的诉讼解决自然垄断问题。 18 最低零售价限制是促进竞争的行为 1.垂直销售限制：通过限制价格竞争，鼓励零售商在服务维度上展开竞争。 最低零售价限制通常是为了保证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这本身是一种正常而有效的商业行为。 2.捆绑销售：为了区别定价 3.垄断：以当前暂时的竞争格局来硬性规范市场的话，回过头来看，一定是短视的，弊大于利，甚至是可笑的。 19 避免意外：成本越低责任越大 1.垂直销售限制促进了品牌之间的竞争 2.反垄断法：应该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 3.合约：企业是一连串契约的组合。 4.假阴性错误：错把坏人当好人。尽量减少假阳性错误。 5.理性原则：是否违法要看具体条件。 本身原则 6.责任 20 让理论贴近现实，而不是让现在迁就理论 1.宏观经济学：研究加总变量之间的关系，它考察的变量是由无数具体的交易汇总起来的抽象概念。 2.货币：只要大家愿意接受货币，它就起作用。 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跟法定准备金率成反比。 货币是国家发行的负债证明书，发行货币的人能够无中生有，凭空占有一些好处，铸币税，就是实际上只要货币在流通，他永远不需要兑换他发行货币的时候所承诺的那些资源。 3.竞争：市场竞争是剧烈变化的，现实中的具体案例构成了市场竞争逻辑的整体，而不是相反。 4.监管者应以守住底线的方式监管市场。 21 劣币其实就是有效货币 1.劣币其实就是有效货币，只要人们相信这种货币，那它就不需要那么高质量的商品来充当。 2.通货膨胀：货币总量越大，通货膨胀机会越大。 货币不是中性的，在通货膨胀的发生波及和人们采取对策不是顺势完成的，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相对得益，有些人相对受损。 以通货膨胀对付失业可能出现滞涨。长期而言，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是没有替代关系的。 汇率不可能三角定律：外汇自由流动，稳定汇率，货币发行自主权，政府只能任选两个。 央行独立性越高，通货膨胀率越低。 22 银行提高利率无法抑制通货膨胀 1.财政支出：政府支出排挤私人支出。例如：破窗理论。 2.货币：用黄金衡量的物价也不可能稳定。 3.利率：联邦储备局改变贴现率，本质上是能够反映市场利率变化的方向，而不是决定市场利率的方向。 银行提高利率无法抑制通货膨胀。 4.拉弗曲线：适当减税能增加政府税收。 5.自发秩序：社会机制是人们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事前计划的结果。 23 永久收入决定消费水平 1.财政支出：不能把今天的责任推迟给将来的人。 2.公共选择学派：经济规律在非盈利机构的活动中同样有效。 人的思想观点言论也同样具有外部性，在一个集体当中人们所传播的思想不仅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偏好，同样会对别人产生影响。 3.官僚机构：顶头上司决定直接下级的绩效评估。 4.经济周期：生活中充满冲击，要应付这些冲击，人们的反应不是瞬时，而是渐进的，这本身就是合理的。 5.永久收入假说：人们的消费水平是根据他们永久收入而定的。 6.知识：知识和信息不可预测。 24 责任越大越理智 1.阿罗不可能定律：选举不一定能够反映出大多数人的意愿。 用选票投票只能反映出顺序，不能反映出偏好。 2.民主：选举机制可能会被利益团体操控。 无知不妨碍选民做出正确的政治决定。 不需要承担责任的选择是最放纵的。 3.选票交易：有选票交易，选举人平均数说了算；没有则中位数说了算。 25 评估陪审图制度：群众的眼睛未必是雪亮的 1.公共选择：大多人的意愿是个伪命题 2.经济增长：是经济制度运作的结果。 3.民主：民主往往伴随着赤字。政客为了讨好选民，把好处留在今天，把负担推到明天。 4.陪审图：降低了人们发现真想和得到公正的几率。 5.收入再分配：获益的是中等收入的人，而不是穷人。 6.文明：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一部分。 26 效率就是最大的公平 1.法律经济学：用经济学解释法律。 2.公平：效率是最大的公平。 3.价格理论：可以应用到各种公共政策。 4.经济学：不以人的理论为前提，经济学研究的是生存的规律。 5.脱贫致富：经济制度未必决定一个国家到底是贫穷还是富有。 27 越是有用的东西就越能留下来 1.产权界定：如何分饼决定饼能做多大。 2.环境保护：越是有用的东西越能留下来。例如：卖萌的熊猫。 3.教育：竞争的机制能让教育的提供者有意识的提供人们所需要的教育。 4.科斯定律：个人隐私的信息谁用的好最终就会归谁。 5.民意：有效的经济政策未必符合公众舆论。 6.内幕交易：禁止内幕交易成本昂贵。 8.政府：市场和政府各有所长，双方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应该做好分工合作，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 【完】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一项长期任务。由于市场机制具有滞后性、盲目性等缺点，有市场机制，就要有宏观调控，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内容。当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正处于关键时期，如果稍有放松，就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前功尽弃。必须充分认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的成果，决心不能动摇，工作不能放松，力度不能减弱。要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完善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方式，更加注重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切实做到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巩固宏观调控成果，防止出现反复。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它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经济活动在地球表层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造成经济空间分布有疏有密的根本动力是自然环境本底的非均匀分布以及经济自身的集聚和扩散力量。基于这种研究议题，经济地理学显示出典型的交叉性和综合性学科特点。一方面，影响经济集聚和扩散的因素是多元的，包括各种自然要素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人文要素；另一方面，人类在地表的经济活动已经并且正在强烈地改变着自然格局，造成了全球性、区域性和地方性等不同空间尺度的环境变化和环境问题，成为改变自然环境最主要的动力。这种学科特性使经济地理学最有资格成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的纽带和各类空间尺度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应该承认，离开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规律的认识，也就无法正确透视各种空间尺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在摆脱单纯追求经济（GDP）增长的发展观之后，经济地理学越来越显示出其具有重大价值的研究视角，可以为塑造新的发展观做出重要贡献。此外，由于经济地理学长期以来对区域问题的综合性研究，这门学科也在社会经济实践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国土开发、区域发展和区域规划、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重大项目的战略布局等领域。经济地理学也是一门非常活跃的学科，发展演化很快；而且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畴呈现多元化。这个特点与其研究对象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活动本身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展现出巨大的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相关的空间差异。在欧美国家，经济地理学界几乎每十多年就出现一轮新的理论思潮，来思索和解释社会经济变革的空间内涵和过程。另外，参加国际会议的经济地理学者经常会感受到来自不同国家学者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之间的微妙差异。而发展阶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都会导致这种差异。承认这种活跃性和多元性并不损害这门学科的科学性（因为核心问题一直是经济集聚和扩散的动力）；了解这个特性有助于进行更有效的学术交流。在这一点上经济地理学与其他地学分支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地球表层，除了大气圈外的其他自然圈层的自然变化的时间尺度都是以数十年、数百年、甚至数十万年计，而且以往的研究大多忽略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因而形成了这些学科相对稳定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现在，随着人们认识到人类活动是改变自然环境最主要的动力，经济地理学的活跃性将为地球表层综合研究带来生机勃勃的力量。正如克拉克、费尔德曼和格特勒在《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中指出的，“经济地理学正处于思维变革和快速成长时期的一个充满未来的时刻……充满着各种具有深远现实意义的思维争辩。”这些思辩将使人们进一步理解、同时也将塑造社会经济的空间过程，因而将直接促进人类影响下的地表过程研究的发展。 国际经济地理学研究现状与趋势二战后国际主流经济地理学经历了数次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转变，如1950-60年代的计量革命、197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1980年代以来的新区域主义等。从计量革命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解释、到政治经济学派的社会结构剖析（社会—空间辩证法）、再到新区域主义对区域发展独特性和创新能力的分析（如产业氛围、生产网络、产业区等），经济地理学的每一次转变都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经济活动的空间过程和规律。199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研究出现了两大新的变化：其一是空间经济学的再度兴起；其二是文化和制度转向（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turn）。这两个变化都被各自的倡导者称为“新经济地理学”，也都对这个学科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另一方面，一种基于“生物学”类比而兴起的“演化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而基于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一种被称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学术思潮新近也在经济地理学领域浮现出来。1.1地理经济学1990年代初，以克鲁格曼（Pual Krugman）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重新拾起并发展了空间经济学的计量方法，来分析经济活动的集聚和空间过程。被克鲁格曼称为“新经济地理学”或地理经济学。它是克鲁格曼把区位引入到主流经济学中而创立起来的。其理论的基础假设是：一、经济决策者的完全理性；二、均衡理论。另外两个次要假设是：规模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这种空间分析得到了部分经济地理学者的认同，但也遭到部分经济地理学者的批判。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它将经济活动的复杂性简化为纯粹经济因素的分析、缺少明确的分析的空间单元、缺少实践应用意义。在崇尚综合性思维的地理学家看来，这简直就是研究的倒退。当然，克鲁格曼的所谓“新经济地理学”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它超越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了不完全竞争在空间集聚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将其作为研究的主体，经济地理学将丧失其在更高层次的哲学意义上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机会，而只能成为经济学的“小工”（under-laborer）。1.2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在经济学家倡导空间经济分析的同时，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对“经济”本身产生了质疑。受到激进地理学和新兴时代文化（新自由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深刻影响，主流经济学发生了一次理论和方法的重新定向，走向了经济学异端的“制度主义”、经济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基于此，20世纪80年代经济地理学开始的理论和方法转向是以经济学中的“制度主义”和“经济社会学”为理论基础的，称为“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或“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激进地理学中的路径依赖，但又抛弃了激进地理学中的结构主义决定论，投入“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社会科学的怀抱。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有效吸收了7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所发展的“嵌入性”、“网络分析”、“社会资本”等理论工具，其方法论认为：经济活动是特定的社会和制度的产物，它不能只根据原子似的个人动机和市场均衡来解释，而必须把它置入更广的社会、经济、政治的规则、程序、传统中去理解。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就是要弄清各种制度在塑造资本主义空间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径依赖”和“锁定”机制作用下，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的演化动态，以及区域和地方发展的社会调节与治理机制。依其“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取向，强调经济行动者的多元性、多中心性、关系性，认为经济行为者的属性是依性别、种族、阶级、文化并依空间的话语而建构的，决不仅受利润最大化的单一逻辑支配。相对于以往的计量革命、政治经济学派等，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成为当今这个时代的新经济地理学。文化和制度转向的核心是对“经济”的重新理解。首先，经济自身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语意论述的现象，是被经济学家创造的“专门知识”塑造出来的。既然这样，“经济”不再是客观和稳定的事实，而是一种修辞现象。其次，经济与社会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威特（Granovetter, 1985）提出“经济活动融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观点，即经济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之后，迪肯和史瑞夫特（Dicken and Thrift, 1992）把“嵌入”引入经济地理研究，使这个学科融入文化、社会和制度背景之中并从中获得新的研究内涵与发展方向。这些看似虚无缥缈的转变预示着巨大的思维变革，即可以在新古典经济学塑造的经济发展轨迹之外思考新的发展机制和发展观。例如，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根据性别、种族、阶级和文化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而制度环境也造就不同的经济行为。这些思想对于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以上这些转变的背后是广泛而深入的全球社会经济变革。随着经济活动频繁跨越国界，地方与全球之间的空间关系成了地理学家关心的核心问题。理解和解释全球化过程之中不同地区经济活动持久的差异性（即经济的多元性），必须摆脱传统的思维框架。因此，全球经济变革的实践以及相伴出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的转变，为经济地理学创造了众多新的、充满着思维争辩的研究领域。两本在世纪之交出版的著作见证并记录了众多处于当代经济地理学前沿的议题，即《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和《经济地理学伴侣》。这两本书被认为是经济地理学这个领域的研究大纲和一份现在和未来研究议题的宣言，而对这些议题的辩论将持续数十年。综合这两本侧重点各有不同的著作（前者包含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后者则集中于地理学家的研究），当前国际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热点领域是：1)全球化的研究。经济全球化涉及了生产、投资、贸易、金融、人才流动等各方面，给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各种“流”与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关系。2)技术进步空间影响的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技术进步速度之快几乎令人眩晕（特别是信息技术）。如此之快的技术进步给社会经济空间过程带来的影响尚未得到认识和解释。这成为地理学家不得不关心的议题。3)环境与管制研究。欧美经济地理学者没有刻意强调可持续发展，但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是目前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包括循环经济、绿色制造、环境管制方法、政治生态学等具体议题。4)区域发展研究。1980年代兴起的新区域主义仍然在经济地理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议题包括区域创新系统、产业区、学习型区域、知识溢出等。5)企业区位和企业战略研究。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角色，因而一直是欧美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目前的重要议题包括企业集群、企业的时空管理、企业的空间形态、跨国公司的空间组织等。6)社会问题的经济地理研究。包括劳动力、性别（妇女）、社区、种族、工会等问题。 我国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走过了比较独特的道路。除了发展阶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外，来自欧美国家和前苏联学术思想的交替输入也影响了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过程。总的来讲，建国后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可以用“以任务带学科”来概括，即学科发展的首要目标和驱动力是满足国家需求、同时以实践任务促进学科的理论发展和建设。这种直接面对政府需求的研究工作使经济地理学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使经济地理学者在各级政府部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就这一点而言，欧美国家的经济地理学者是望尘莫及的。但是，也正是这样性质的工作使得我国经济地理学的纯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同时，体制的变化也割裂了这个学科理论积累的过程；一部分在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理论和知识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用。这只能说明我国的经济地理学正处在制度变革时期的理论重构阶段，而不能就此认为这个学科缺少理论基础。建国后，为满足国民经济计划和生产力布局的需要，我国经济地理学者广泛参与了地区综合考察、铁路选线、工厂选址、工业基地规划、农业区划等工作。在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发展和积累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经济地理理论知识。如工业布局的技术经济论证方法、农业区划方法、工业成组布局理论等。而且，早在1970年代，经济地理学者已经开始重视工业发展、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后来从事可持续发展研究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我国经济地理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多元化发展时期。一方面，在国土开发和规划、区域发展、土地利用、产业发展等领域成为研究主力，所创造的理论知识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点—轴”系统等空间结构理论成为国家和地方国土规划和区域规划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剧烈变革也催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由于农村工业和外资企业成为不少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乡镇企业研究和外资研究成为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地理学的热点领域。前者的研究包括乡镇企业发展的区域社会经济环境、区域差异、农村工业化的区域模式等；后者则包括外资的区位偏好、外资的区域影响及其本地工业联系等。这些研究获得了不少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研究成果，进入了国际学术舞台。1990年代中期以来，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一方面，这是社会需求的结果——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这也是老一辈地理学家坚持倡导“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与关系及其时空规律的科学”所结的硕果。应该看到，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最能发挥经济地理学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特点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经济地理学者提出了人口—资源—环境—发展（PRED）协调理论、区域可持续发展测度指标体系等，在国家和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决策中占有了重要一席。此外，经济地理学者还联合其他学科的学者开展了区域发展地学基础的综合研究，以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更深入的理论基础；参与了土地覆被和土地利用变化等综合研究。如果说此前的经济地理学的综合性主要体现在学科本身的研究视角的话，那么最近的研究证明经济地理学开始主动开展与地学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成为地球表层综合研究的重要的、活跃的力量。当然，近二十多年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了欧美国家学术思想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引进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有区位理论、计量方法和企业地理学等，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理论著作。如《区位论及区域分析方法》（陆大道）、《高等经济地理学》（杨吾杨、梁进社）、《现代工业地理学》（王缉慈）等。这些学术思想对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一批经济地理学者开始直接参与国际经济地理学前沿议题的研究，包括产业区、企业集群、高新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系统、信息技术的空间影响、经济全球化等。这表明，我国经济地理学正在克服制度和文化差异的障碍、开始与国际主流经济地理学研究接轨。这些前沿议题的研究将为我国经济地理学奠定更加扎实的理论基础。 对发展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几点思考经济地理学是一门与发展阶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的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因而其研究范畴和研究视角存在多元性是正常的。要求我国的经济地理学全面与欧美国家的经济地理学接轨是危险的，会脱离这门学科应该服务的国家目标，丧失其重要的社会价值。但是，这并不否认它存在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必要性。面向现阶段国家目标，我国经济地理学的核心问题应该是区域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核心问题统帅之下，应充分发挥经济地理学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特点，进行多元化的具体议题和科学问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则要多借鉴国际经济地理学的做法。总体上，我们认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1）国家目标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应该承认，完成国家目标是一个学科社会价值最直接的体现和获得社会认可的主要源泉。但是，也必须看到，没有科学理论的支撑，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国家目标，也无法从更高层次上参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塑造。两者之间是“标”、“本”的关系。所以，从根本上，经济地理学还是要注重理论研究，而研究的理论必须是针对国家目标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国家目标。2）核心问题与具体研究议题之间的关系。一个学科的核心问题往往是比较宏观的科学目标，需要由众多的具体研究议题来支撑，而这些研究议题未必在表面上直接与核心问题发生联系。因而，不能凭字面意思或表面联系来判断具体研究议题对于核心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在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中尤其应该避免如此。也就是说，具体议题的研究要享有充分的“自由”。毕竟，科学问题是可以规划的，而科学理论是无法规划出来的。3）走向国际学术界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之间的关系。承认经济地理学研究范畴和研究视角的多元性，不表明不同国家间经济地理学研究不需要和不能交流。开展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研究，对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是开拓研究视野的需要——我们需要了解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研究哪些重要议题；其次，是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全球化使很多学术问题需要由多国学者共同来研究；第三，是树立国际学术地位的需要。当然，考虑到这门学科的特点，这类研究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国情。4）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之间的关系。过去十多年，我国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大多着墨于相对宏观的研究议题，对于经济活动参与者（企业、人、社会机构等）和影响要素的比较微观的研究不足。宏观议题通常能够较好地与社会（国家）需求结合，容易得到社会认同。但是，宏观问题研究没有微观案例研究的支撑，很容易成为“空中楼阁”。从宏观问题着眼、从微观案例入手，是最有价值的研究思路。5）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这是自然和人文交叉学科进行学术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我们认为，既不能有“数学迷信主义”，也不能有“数学模型无用论”。在这类交叉学科，数学模型是理论思辩的辅助工具。这些学科强调人文关怀，因而逻辑推理（演绎和归纳）或许比抽象模型更有说服力。在“现实问题—理论假设—概念模型—数据获得（包括数字和经验事实）—理论可靠性—理论含义（implications）”这个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并非不可或缺的一步。

　　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产业集聚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简称D-S模型①）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克鲁格曼的产业群模型是基于以下事实：企业和产业一般倾向于在特定区位空间集中不同群体，不同的相关活动又倾向于集结在不同的地方，空间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产业专业化有关。这种同时存在的空间产业集聚和区域专业化的现象，是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分析中被广泛接受的报酬递增原则的基础。当企业和劳动力集聚在一起以获得更高的要素回报时，存在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为产业群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和空间距离带来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被用来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各种等级化的空间产业格局的发展。克鲁格曼（1991）设计了一个模型，假设工业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在一个区域内，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格局演化的最终结果将会是集聚。这从理论上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并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现实中的产业区的形成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而且产业空间集聚一旦建立起来，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克鲁格曼的模型为人为的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产业政策有可能成为地方产业集聚诞生和不断自我强化的促成因素。也就是说，克鲁格曼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效应，所以集聚的产业和集聚的区位都具有历史依赖性。克鲁格曼将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相结合，用模型化的方法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产业集聚发生的机制，弥补了马歇尔和韦伯观点的不足。但是，他比较强调大型公司的内部增长和组织间能量化的市场联系，而忽视了公司活动所产生的难以量化的非物质联系（如信息、技术联系）和非正式联系（如人际关系间基于信任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