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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行指数(the Leading Index)
先行指数是先行指标(the Leading Indicators)的合成指数。美国的先行指数由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Board)根据下列先行指标编制:(1)周平均制造时间；(2)周平均失业保险申领；(3)生产商新订单(消费品和原料)；(4)销售商业绩；(5)生产商新订单(不包括防御设施的资本货物)；(6)新建房屋许可；(7)500种普通股票价格；(8)货币供应量M2；(9)10年期国库券利率与联邦基金利率的差值；（10）消费者预期指数。
附：先行指标是指在宏观经济波动达到高峰或低谷前,超前出现的高峰指标或低谷指标。先行指标可以对将来的经济状况提供预示性的信息。先行指标相对于同步指标、滞后指标,是三类经济指标之一。目前许多西方国家都把先行指标作为短期预测的重要依据,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先行指标体系,如美国确定的先行指标包括上述10个指标,日本经济企划厅确定的先行指标包括13个指标。先行指标一般主要有货币供应量、股票价格指数等。
同步指标主要包括失业率、国民生产总值等。这些指标反映出的国民经济转折点,大致与总的经济活动的转变时间同时发生。
滞后指标主要有银行短期商业贷款利率、工商业未还贷款等。这些指标反映出的国民经济的转折点,一般要比实际经济活动晚半年。
二、消费者信心指数(the 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
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反映消费信心强弱的指标,是综合反映并量化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评价和对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的主观感受,预测经济走势和消费趋向的一个先行指标。消费者对经济前景乐观看好,消费信心提升,消费支出则增长；如果消费者对经济的发展和前景缺乏信心,或对经济前景的看法从乐观转向悲观,消费紧缩会接踵而至,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为经济发展速度减缓。
消费者信心指数是由满意指数和预期指数构成。满意指数是指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状况的评价,预期指数表示消费者对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前景的期望。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宏观景气监测预警系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编制和应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己很成熟。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由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指出。我国目前也已编制和应用这一指数。
三、CEO信心指数(CEO Confidence Index)
美国CEO信心问卷调查和CEO指数编制,是由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于1976年发起,旨在反映CEO对宏观经济的预期。
CEO指数的构成和编制以第季度的CEO信心问卷调查为基础。调查群体为800-1000个美国公司的CEO,从中选择l00-150个有代表性的回复问卷作为样本。调查内容涉及四个常规问题,其中两个是关于宏观经济的态度和预期,两个关于各自所处产业的整体状况态度和预期。此外,在每个季度的调查中还涉及1-2个特殊的附助问题。CEO指数是下列三个答案序列的算术平均值:(1)当前以及6个月以前的经济形势；(2)对此后6个月经济形势的预期；(3)对此后6个月各自产业的预期。
四、招工指数(the Help-wanted Index)
招工指数 (又称求职指数或企业增人指数)是由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对全美51家主要报刊上的招聘广告进行统计后得出的。招工指数如果增加,则显示企业正在增加雇员数量。美国今年7月招工指数降至37,说明企业正在减少雇员数量。
五、商业信心指数(the Business Confidence Index)
商业信心指数是指企业对经济形势所作出的基本估计,出现负的指数表明绝大部分企业对本国经济前景不抱乐观估计。发达国家一般都己编制和应用商业信心指数。美国的商业信息指数由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编制。日本银行每季度都进行一次商业信心的调查,作为主要的经济数据来源和进行新的经济计划的参考数据。
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哀鸿遍野，风声鹤唳，拖累全球经济陷入泥潭。现实的危机也给经济理论界带来巨大冲击，有学者甚至调侃地说美国经济的历史被切割成史前（BC：Before Crisis）和史后（AD：After Disaster）两部分，史前被奉为圭臬自由市场体制伙同贪婪的金融业者共谋了当前的危机；而在史后，广泛深入的政府干预，甚至金融国有化才是建立健康经济体制的唯一良策。这种声音似乎在中国得到了更热烈的响应，危机之后，在各类媒体上，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声音被冠以“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利益集团掮客”的名目遭到了更猛烈的声讨。然而，市场机制真的是引发当前危机的罪魁祸首吗？当今经济学界泰斗，美国货币理论的权威约翰.泰勒（J．B. Taylor) 在他的新书《脱轨：政府的调控和干涉引发、延长和加剧了金融危机》（Getting off Tracks：How Government Actions and Interventions Caused，prolonged and Worsened the Financial Crisis）中以翔实的论据和有力的推论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令人耳目一新。
货币学派经济学大师弗来德曼非常重视稳定理性的国家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稳定作用，通过对美国货币政策历史的研究，他认为，上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大通胀都是由于美国货币政策的失误造成的。 泰勒的对本次危机的研究再次印证了老弗来德曼的结论，他认为本次经济危机同样是政府在货币管理领域的旧病复发，而且病灶也大同小异：错误引发了危机，危机后，在民意的压力下一连串惊慌失措，进退失据的补救性措施反而加剧和延长了危机。对于美国朝野当前吵得沸沸扬扬的开听证会判定谁应为当前经济灾难负责的问题，泰勒给出自己的答案：政府失当的经济调控和经济干预引发、加深和扩大了当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市场和金融机构不过是政府失误的替罪羊而已。
本轮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祸起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在金融创新的名目下，美国各类金融机构以看似合规的手段规避了政府金融管理机构和信贷评级机构的约束机制，把购房贷款发放给了偿还能力不足的人群。然而，是什么引发了金融机构过度放贷和消费者非理性消费的冲动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争议：美国危机前不断高企的房价引发了金融企业和消费者的非理性狂热。房价升降和坏账率（Delinquency rate）和断供率（Foreclosure rate）成反比，在房价不断攀升的背景下，银行放贷和业主购房时是可以忽略风险的，因为即使购房者发生了财务问题，也可以很容易地以更高的价格把房产变现，而金融机构甚至期盼借贷人发生断供的问题，因为银行通过抵押房产变现往往可以获得比利息高出许多的收益。懂得这些经济学规律是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背景的，对于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经历过房价飞涨的人士来讲，这些也许就是他们自身的经历或身旁活生生的例子。大多数政府为了防范金融风险都会有一套防火墙机制，金融机构如何能规避这套机制，发泄高房价引发的过度放贷的冲动呢？在中国，金融机构智力水平有限，想象力匮乏，加之体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所以低智商手段足以，通过违规放贷，文件造假即可解决。但是低智商犯罪的最大缺点是手段简单，隐蔽性差，所以只能干些如来佛手掌中翻跟头撒尿的把戏，风险容易判别和控制，只掀得起洗脸盆中的风浪。在美国则不然，法制体系无比完备，公然的作奸犯科死路一条。金融机构要想发泄过度放贷的欲望，只有一个办法，组织大批的法律金融专业的精英，在金融创新的题目下，和金融监管和信用评级机构搞智力竞赛，寻找规避管制的“合法”路径。然而这种高智商手段的问题在于它不是创造了一个或几个错误，而是一个错误的模式，这就形同在美国金融防范体制上凿开了一个洞，所以引发不良信贷泛滥成灾。
过渡的金融创新，导致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和失控的确是本轮美国金融危机中独特的现象。然而，究其本质，过快的房价上涨才是导致经济过热和不良信贷增多的真正原因。那么谁是美国房价过快增长的幕后推手呢？泰勒在分析相关的财政数据后给出了清晰的答案：美国政府错误的货币政策。在次贷危机发生前，尤其是2003年至2005年前后，美国的货币政策无视过去20多年成功的经验，背离了谨慎稳健的政策思路，放弃了一直行之有效的货币政策指导原则，把基准利率设置在过低的水平，造成了货币供应的泛滥。货币供应的泛滥是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而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经验都表明，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房地产市场的过渡繁荣是伴生的现象。回顾本轮经济危机开始的情景：过多的货币供应引发房价泡沫，泡沫必然破裂，破裂的泡沫引发房贷以及房贷关联的证券市场的崩溃，市场惊恐万状，金融风暴就此拉开序幕。回顾次贷危机的起源，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和失控的确扣响了金融危机的扳机，但是， 金融衍生产品管理泛滥和失控的主要原因在于金融机构追逐利润，无视风险。是什么撩人心神的魅惑勾引着各大投资银行以舍身饲虎的狂热一路狂奔跳入危机之沼呢？当然是被政府“有形之手”通过超低利率不断推高的房价！再者，泰勒认为美国政府背书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addie Mac）这一干涉市场的行为也无端地助长了整个市场低估风险的情绪。由此可见，在事后以“谁更无辜”为题的讨论会上，苯嘴拙腮的金融机构和无人代言的市场，在人人喊打的大环境里，百口莫辩，着了政府这个行为乖戾，惯于推卸责任的坏孩子的道，成了政府货币政策失误的替罪羊，真比窦娥还冤！
探讨本轮经济危机的起源，笔者认为金融创新利弊的问题值得深入地思考：金融衍生产品失控泛滥固然和次贷危机有直接的关联，但是，金融创新对经济社会的正面意义是不容忽视和抹杀的。通过金融创新，打造更为复杂高效的金融体系，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是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 必要前提和有益手段，金融创新有以下几个好处：第一，可以更有效地从亿万散户手中以较低的价格汇集散碎的资金，克服古板的旧金融体制无法克服障碍，为巨型企业提供使之浮出水面金融的基础。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在发展国家中开放金融市场的国家（包括中国）经济增长迅猛，其原因就是变相地利用了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第二，使更广泛的个体消费者品尝到金融理财的好处，更加平衡地应用一生所得，得以用未来的收入，提前解决一些终身大事。中国的住房市场化被骂得狗血喷头，其实这是有失公允的。市场化之后的基本事实是大多数城市人口的住房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而如果摒弃市场的手段，住房改善的速度，质量和公平性都会有更大的问题。在旧体制内，大比例的城市人口被排除在国家房屋供给体制之外，如果不搞市场化，没有房贷这一金融手段，我们很多人会没有手段解决住房问题，即使在体制内有分得住房的机会，大多数也是五六口人住不到十平米，这种体制会比市场化更优越？！而配给制是根据所谓行政级别的实行的，难道会更公平？！金融创新的第三个好处是更有效地帮助投资者分散风险，投资的渠道越多，单个项目的资金量也就越小，风险当然也就越低。任何经济行为本质上都是一种对利弊的权衡，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应当是利大于弊的，对中国相对落后的金融体制而言，金融创新的好处更明显，要求也更紧迫。
泰勒对危机之后美国政府的救市行动不以为然，认为布什政府被民意操控，毫无定见，左冲右突的救市行为反而延长和加剧了危机。2007年8月9日至10日金融形势急剧恶化，其表现为市场利率（Money market interest rate）急升和银行三个月短期拆借利率和隔夜拆借利率等利率间的利率差（Interest rate spreads）抬升到前所未见的高度。 一般情况下，这种局面成因为二：一是银根吃紧，放松银根即可缓解。 二是由借方失信风险(Counterparty risks)造成的，则需要通过增强银行帐面帐目质量和提高帐目透明度来逐步缓解。但美联储一如既往地选错了答案。 通过TAF（所谓“定期竞标工具”）向市场撒钱，药不对症，当然无功而返； 2008年2月,总额200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被通过，法案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向美国公众发放100亿美元现金刺激消费。短期的收入提高焉能引发长期的消费增长，结果当然是竹篮打水。2008年4月，美联储再出重拳，把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由2007年的5.25%猛降到2% ，效果倒是立竿见影：美元立即骤贬，油价立即骤升，在2008年7月油价达到每桶140美元的高位，其后虽然受对未来全球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测影响，油价不断下跌，然而，为时已晚，全球经济已饱受高油价摧残，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已经初现端倪了。在将近一年连续的政策失误之后，2008年9、10月间危机急剧恶化，美国爆发了一轮更严峻的信用危机，使遭受油价暴涨，房市崩溃等一连串危机重创的美国经济更加风雨飘摇。
本次危机中富有戏剧性和充满争议的一个事件是9月13日和14日（周末）美国政府拒绝对陷入绝境的雷曼兄弟施以援手，很多人认为这是金融危机恶化的转折点。但是泰勒对这种判断不置而否，他通过细致地研究发现，其实危机恶化另有更为复杂的原因。9月15日，政府拒绝救援雷曼后的第一个周一，虽然利率差略有提升，但是基本和前年的水平持平，而且在一周余下的几天里大致维持在相同水平。 9月19日（周五）美国财政部宣布了一个一揽子的救援计划，但没有公布细节，原因是根本没有细节，草案的内容是在该周的周末才被拼凑起来的。9月23日美联储主席博克南和财政部长保尔森应招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陈词作证，推出了这个名为《问题资产救助项目》（TARP）的方案，方案所需资金的总额为700亿美元。这个计划草案粗糙简短，竟然对资金使用的限制条件和如何监管只字未提。他们遭到委员会委员们连珠炮似的质询，两位大员的表现岂是一个“糟”字了得。他们随即遭到全国性的拍砖，国会收到的抗议信象雪片一样。泰勒认为这次听证会才是危机恶化的转折点，会后利率差不断加大。因为这次听证会的恶果有二：其一，一次政府官僚拍脑门决策的活报剧；其二，博克南和保尔森想利用铺陈金融危机严峻性逼迫参议员们就范，但这也等于政府正式宣布美国金融形势危急异常，朝不保夕。总而言之，这次听证会引爆了其后几周的金融恐慌。当然，美国政府放弃援救雷曼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因为美国政府没有明确说明忽而救援贝尔登斯，AIG，忽而放弃雷曼是基于何种考量，依据何种准则，事实证明，这种莫名其妙，极不靠谱的行为模式的确对恶化危机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弗来德曼在《美国货币政策史》中把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判定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失误，他的判断逐渐得到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可。在2002年，弗来德曼90寿辰的party上，当时的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小麦克迪尔（ROBERT D. MCTEER, JR.）谈到这个话题，略带诙谐地致辞说“您对了，我们错了，但我们不会再错了。”他的话恐怕只对了一半，美国的货币政策这次可能又错了，至少泰勒用环环相扣的铁证宣判了政府有罪。但是，我们也应注意，泰勒本意不是要把政府或其任何成员送上任何形式的审判台，也绝没有提议把政府驱除在市场经济机制之外。任何市场经济的理论，包括最“原教旨主义”的奥地利学派，也从来没有质疑过市场体制中政府作为秩序守护者的崇高地位，也从没吝啬过对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失误报以宽容；但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理论学者，包括凯恩斯，都在反复讲述这样一个道理：现代经济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们人类智力所能认识的水平，我们每个人都应对市场这个交融了亿万人生生不息思想和行动的巨大的自发机制充满敬畏之心。政府和市场，谁应主导经济的命脉？从现代文明破晓至今，人类经历700多年的艰苦求索，在20世纪已经基本给出了答案，本轮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只是为这个答案增添了一些新的证据，而非给出了什么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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