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日据时期初期，大稻埕的茶叶贸易依然兴盛。日商全力抵斥洋行势力，转而以日本、东南亚为主要进出口市场。大稻埕除了传统的茶叶买卖以外，南北货、中药、布匹批发业，更因台湾纵贯铁路的全线完成，而更加蓬勃发展。日据时期中期以后，大稻埕市况的繁荣，逐渐被日本人极力建设的城内(今中正区，原城中区)所取代。在这种情形下，大稻埕和城内，可以说是一为经济中心，一为行政中心。在日据时代进行市区改正计划的时候，西方的都市计划观念并未引入“城外”，导致城内逐渐成为日本人统治重心，而城外的大稻埕则阴错阳差地成为台湾人的“本岛人市街”， 并保留了最原始的街道景观与生活样貌。不过在圆环、后车站地区有数个冲绳人社区。1920年11月1日，日本人实施台湾地方官制及行政区域改制，废除原由台北厅直辖的艋舺、大稻埕、大龙峒三区，设台北市，隶属于台北州。町名改正以后，大稻埕的行政区划约为港町、永乐町、太平町、日新町、下奎府町、建成町、上奎府町。虽然在行政上“大稻埕”已经被裁废，但是该区并不因此就成了历史名词，台湾人依旧在日常生活上用“大稻埕”这个名字来指涉该区。 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各地各种新兴思潮翻涌的年代。日本国内掀起要求民主的大正民主，当时台湾的知识份子，在日本殖民政府的统治下，更深刻感受到这股新思潮的冲击。于是许多新的尝试和活动，都先在富庶的大稻埕登场，然后再向全岛各地扩散。对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贡献极大。比如说“淡水戏馆”、“港町文化讲座”、“永乐座”等，均是当时盛极一时的文化活动地点。“永乐座”是大稻埕最负盛名的戏院，除了传统的戏曲以外，也是现代化话剧上演的舞台。位于现今民生西路上的静修女中大礼堂，则是当时领导台湾文化革新、社会改革运动的“台湾文化协会”举行成立大会的地点。大稻埕崛起之前，紧邻它的南边已经有一个街市，称为“艋舺”，公元1723年（清雍正初年），福建泉州晋江、南安、惠安移民渡海来到此地，由于当时台湾原住民（日据时代称为高山族，台湾光复后称为山地同胞，在改称为原住民，一共有九个族）之一的平埔族以独木舟从淡水河上游载运农产品来这里与汉人交易；平埔族人称“独木舟”为艋舺，因此而得名。公元1853年，“艋舺”的福建漳州与泉州移民械斗，泉州同安人和漳州人被泉州三邑人（晋江、南安、惠安）驱赶，先逃往北方的大龙峒，再转到大稻埕，沿着淡水河建起街市，重建庙宇，利用淡水河从事贸易，于是大稻埕形成以同安人为主的街市。此后，台北盆地附近每遇械斗事件，便有不少人逃到大稻埕，使大稻埕形成四方杂处、开放包容的特色。公元1856年，大稻埕兴建了“霞海城隍庙”，这座庙宇虽然不大，却是台北最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 在台北尚未开发的时候，大稻埕原本是平埔族原住民『圭母卒社』的聚集生活的地方，直到了康熙48年(公元1709年)，当时在台居民陈赖章向政府申请了官方开垦直到，开拓大加腊堡地区，包含了大稻埕一带，汉人才渐渐进入这里，开始了农业公正的生活，当时这个地区有一个很大的晒谷场，供这里的居民使用，因此就将这里称为『大稻埕』。大稻埕的兴衰从汉人进入开荒拓垦后，一直平静的生活在大稻埕地区，直到了1920年，台湾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实施了台湾地方官制以及行政区域改制等计划，废除当时台北厅直辖之艋舺、大稻埕、大龙峒三区，设立了台北市，隶属于台北州，虽然大稻埕的区域已被裁废，但是大稻埕并不因此就成了历史名词，时至今日，大稻埕仍然是台北人怀念的所在。大稻埕码头的繁荣大稻埕的范围为民权西路以南，忠孝西路以北，西临淡水河，东至重庆北路，往北是大龙峒，往南经北城门进入城中区，出南门后到艋舺，而大稻埕码头位于淡水河畔的5号水门处，环河北路与民生西路口；大稻埕码头的兴起，也与大稻埕地区的发展相当有关，因为大稻埕紧邻淡江，而称大稻埕为稻江，1858年，清廷因英法联军之一役战败，签订天津条约，在1860年，淡水正式开港通商，促成大稻埕往后浓郁的异国情调与繁华景象，实际起卸的口岸，则包括艋舺和大稻埕，艋舺因居民排外性强，加上河口淤积等因素，把通商机会和台北物资集散中心的地位，拱手让给大稻埕；往后，英、美等国商人，纷纷在大稻埕沿河的贵德街和南京西路上设立洋行，而外商鼓励北部农民大量种茶，以便销往自国；在外国洋行带印引下的茶叶贸易，不但使市场扩大，也促使这里的经济发展开始繁荣兴盛；更在刘铭传担任台湾巡抚前后，划定大稻埕的淡水河沿岸为外国人居留区，并改善货运、码头设施及电力通讯等，更是奠定了大稻埕商业繁荣的基础。大台北的怀旧风味大稻埕在台北市政府的规划下，在特定的节日也有烟火活动，让民众在淡水河畔欣赏美丽的烟火表演；此外，附近的『大稻埕历史街』也是著名的景点，『海关博物馆』更是展示着世界各国的海关制服以及相关文献、文物，『永乐市场』、『迪化街』更有许多充满人文风情的建筑，让民众在都市的忙碌生活中，能够体验早日的纯朴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