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贵

孟子民贵君轻，限制君权 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民本思想命题。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诸侯混战、民不聊生的乱世，孟子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努力宣传他的民本思想，反对战争，反对暴政，希图建立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的统一国家（天下）。 从民贵君轻的论断出发，孟子呼吁各国统治者实行他的仁政主张，认为行仁政以统一天下既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又极富效率性。仁政的承担者主要是君。孟子对君主的资格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君主的权力也作了种种限制，形成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君主理论。 一、民本与仁政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周王室衰微，传统的政治秩序完全被破坏，“世衰道微，邪_暴行有作，臣_其君者有之，子_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诸侯混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孟子·离娄上》）各诸侯国内政治昏暗，民不聊生，“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 孟子·梁惠王上》）摆在当时各个阶层和各家学派面前的迫切任务是重新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 怀着对唐、虞、三代王道政治的美好回忆，孟子提出的平治天下的思路是：个别诸侯国实行仁政，通过仁政巨大的道德威力和示范作用，收取天下民心，以文王吊民伐罪式的征讨，用最小的牺牲统一天下。 仁政的理论基础是民本思想。 1、民意是君主权力正当性的来源 民本思想认为，民意是君主权力正当性的来源。在周以前，人们认为天命是统治者权力的来源。周初政治家周公总结商代灭亡的历史教训时提出天命不常的观念，并把人事作为天命的补充。他强调统治者要明德慎罚、敬天保民，只有这样才能获取天的保佑。他认为，“天畏_忱，民情大可见。”（《尚书·康诰》）治理国家就要像医治疾病一样谨慎从事，上天是否保佑，只有通过民情才可体现。因此，“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统治者应该时刻关注民情，从民意中体察天命。周公开启了后世民本思想的先河。 孟子继承了周公的思路，把天命和人事结合在一起，而在实际上把重点转移到了人事方面。在和万章的对话中，他说： “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孟子·万章上》） 孟子认为，天命和民意是君主权力正当性的来源。如何验证君主权力的正当性呢？孟子指出，让他主持祭祀，百神享之，说明天接受他；让他管事，事情能管好，百姓能安宁，这是人民接受他。但这两者中只有民意是具有操作性和实在性的。孟子引用《尚书·泰誓》的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因此统治者必须关注人民，从民意而得知天命，由体察民众而获得上天的保佑。孟子实际上肯定了民意是君主权力正当性的主要来源。 因此孟子主张君主应重民爱民，与民同乐；制民之产，以礼乐教化民众；关注民生，做好社会保障工作。这一整套获取民心的措施就是仁政。仁政和民本是一体之两面。仁政是民本思想的必然结论，重民、爱民则是仁政的核心内容。从民本的立场出发，必然要求君主实行仁政，而只有行仁政的君主才是合格的君主。 2、民意是君主力量之所在 民意不仅是君主权力正当性的来源，它还是君主力量之所在。孟子指出，获得民意支持的君主是不可战胜、不可抵挡的。他的这个结论是从商汤统一天下的史实得出来的。他对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 “‘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

孟子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出自《孟子》的《尽心章句下》。“民贵君轻”成为后世广泛流传的名言，一直为人引用。国君和社稷都可以改立更换，只有老百姓是不可更换的。所以，百姓最为重要。作品原文：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祖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翻译：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国家其次，国君为轻。所以，得到民心的做天子，得到天子应允的做国君，得到国君应允的做大夫。国君危害到土神谷神——国家，就改立国君。祭品丰盛，祭品洁净，祭扫按时举行，但仍然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神谷神。”扩展资料：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今天我们所见的《孟子》七篇，每篇分为上下，约三万五千字，一共二百六十章。但《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比现存的《孟子》多出四篇。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对十一篇进行了鉴别，认为七篇为真，七篇以外的四篇为伪篇。东汉以后，这几篇便相继亡佚了。

从“民贵君轻”到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思考 [摘 要]民生问题自古有之，早在战国时期就形成了“民贵君轻”的民生思想，它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民生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来源。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的民生思想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同富裕”到“以人为本”，趋向于关注个体民生方向发展。 [关键词]民贵君轻；民生思想；民生主义 [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5 — 0030 — 02 民生问题，简单来讲就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政府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关于民生的思想观念，或者说是围绕着人民在社会中的地位反映出来的民生思想自古有之。 一、中国传统“民贵君轻”思想是传统社会注重民生的最直接的体现 中国传统社会建立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集权制度，在这种制度环境中“民生”思想往往体现为“民本”思想。它是由更早的“天本”、“神本”意识发展而来，与“君本”思想相对立而又相统一。 第一、“民贵君轻”思想。重视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就得在乎民意、重视民众在生活上的困难和疾苦，统治才能长治久安地持续下去。“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中的“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是指人民百姓的生活要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才能获得，只有这样生活才不至于匮乏，社会才会安定，国家和人民才能富裕起来。早在尧舜禹时期，中国古代先贤就重视民生。春秋时期重民思想日渐兴盛，产生了重民、安民的观点，“民本”思想也基本形成。道家创始人老子指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心目中理想的执政者就是要关注民意，并以百姓意愿为执政依据。孔子在《论语·尧曰》中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从重视、保护和给予民众利益的角度来重视民意的。春秋之前的“民本”思想还只是零散的观点，处于萌芽的阶段，缺乏系统的介绍和论证。真正明确系统地提出“民本”思想的则是战国时期的孟子。孟子发展了孔子“性善论”为基础的“仁政”主张，旗帜鲜明而系统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观点。在《孟子·尽天下》中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突出了“以民为本"的理念。他认为百姓是国家社会、政权和君主的基石，离开百姓的拥戴就没有稳定的社稷，更没有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统治者无论是从爱护民众还是从维护自己地位和权威的角度，都应该重视民意，以民为本。 第二、以“民生”为核心的“民本”思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君本”思想，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绝对权威。封建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就不能回避民众的吃穿住用行等基本生活问题。民生问题解决的同时，他们的统治地位和权威也得到了维护，并逐渐形成以关注“民生”为核心的“民本”思想。在总结了秦亡汉兴的历史后，汉家贾谊、董仲舒等人，都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思想。董仲舒最先提出来了“限民名田，以赡不足”的思想，即通过限制土地兼并来解决民生问题，这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继承和发展。唐代之后“民本”思想进一步完善和成熟。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贞观统治集团，从隋王朝由极其强大到瞬间覆灭中，总结出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历代先贤，一方面以“得民心者得天下”来告诫和警示封建统治者，另一方面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号召民众维护国家安定和统治者的利益。 第三、尊君而重民。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尊君而重民”，尊君与重民看似矛盾而又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最富特色的一个内容。民生问题与国家兴亡、政权稳定也是难以分离，尊君”与“重民”长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中国历史中可以看到，重视民生、改善民生，社会矛盾就会缓和，易出现太平盛世，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等。反之，民生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会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甚至改朝换代。总之，民生问题是一个一头连着民众生活，一头连着国家兴亡、政权稳定的政治问题。 二、近代以来，结合西方社会的的民主价值观念产生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显现无疑，这便开启了中国人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大的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孙中山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位。孙中山作为一位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为之付诸一生。他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成为挽救中国命运的伟大旗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是时代杰出的产物，其中“民生主义”是孙中山领导革命的重要指导思想。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也借鉴和吸收了西方社会进步思想，包括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关于“民生”，孙中山认为，民生就是人们的生活，不仅包括人民生活的吃穿住用行，也包括社会的生存、分配、福利等方面，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是社会文明的重心。国家在民生问题上负有主要的责任，必须制定有力有利的政策和制度来保障民生。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亲自主持制定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第十一条规定：“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从这里可以看出，孙中山已将民生放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并以纲领性的文件固定下来。他迫切希望通过发展实业把中国变成一个富强的国家，从而改善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 来源：理论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