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

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很具有时代性，他通过对语言系统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要对整体有所认识，必须由整体出发切分出要素，而这些要素是彼此联系的。索绪尔的思想是结构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结构主义的另一个来源是1912年形成于德国的完形心理学“格式塔”学派（Gestalt），这与《教程》的形成几乎是同时的。可见，索绪尔语言思想的产生是同时代的学术思想发展和个人学术思想发展的共同结果。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他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的鼻祖。《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是索绪尔的代表性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基本语言学思想，对二十世纪的现代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其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深刻性，书中的思想成为二十世纪重要的哲学流派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和19世纪不同，20世纪语言学最显著的特点是共时描写占优势。索绪尔是实现这个转折的关键人物。他区分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他指出组合和聚合的关系，系统和意义的关系,共时和历时的关系,这些都已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索绪尔看到，语言作为符号系统不过是文化中例子之一（虽然是最明显的例子），此外像文字信号、礼节仪式、风俗习惯等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所以他主张建立一门“符号学”来研究这类现象。近几十年来，索绪尔所主张的符号学已经建立，他的理论在西方已经越出语言学的范围而影响到人类学、社会学等邻近学科，直接导致这些学科中的“结构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索绪尔不但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也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创始人。

共时语言现象是语言使用者能接触到的唯一现实，共时语言学比历史语言学更为重要。索绪尔的学说掀起20世纪结构主意思潮，从而语言学领域产生了结构主意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战后，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伦敦学派，巴黎学派，新莫斯科学派。它们都是以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为理论基石，在具体的语言学六部门或语言分析方法上发展了索绪尔思想，扩大了索绪尔的理论学说。因此，后世人们便称索绪尔为结构主义的鼻祖。

《普通语言学教程》全书分六部分：绪论 《普通语言学教程》、一般原则、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地理语言学和结论，其中前三部分是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核心，历时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基本延续了前人的观点，但纳入了他自己的理论框架，地理语言学属于外部语言学。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前三部分的内容。 　　在绪论部分，索绪尔确定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他把复杂的语言现象分为语言（langue）、言语（parole）和言语行为（langage）三个层面。 　　我们直接感受到的每个人的言语行为性质是多方面的，跨许多领域。它既是物理的，又是生理的，又是心理的，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是难以从整体上把握的。 　　语言是言语行为的社会部分，是个人被动地从社会接受而储存于头脑中的系统。它存在于个人意志之外，是社会每个成员共同具有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言语是言语行为的个人部分，是个人对语言系统的运用。 　　语言和言语紧密相连，互为前提。个人要说话使人理解，必须用语言，同时语言的存在又必须体现在言语当中，而且，使语言发生变化的也是言语。所以，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 　　索绪尔认为，应该有两门学科分别研究，一门是语言学，一门是言语学。为了强调语言的同质性和系统性，索绪尔还提出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的区分，一切跟语言的机构、系统有直接关系的要素都属于内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索绪尔在确定了语言的社会心理性质同时又指出，在社会现象中有一类特殊的社会事实，就是符号。语言就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他提出设立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符号学，语言学应是符号学的典范，这是它在人文事实中的地位。因此，索绪尔也是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 　　这样，索绪尔首先确立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的位置，并对其性质做出了第一次概括，即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中的符号系统。 　　在一般原则的部分，索绪尔进一步论述了语言的符号性质和存在。 　　索绪尔首先为语言符号概括出两条基本原则，一个是符号的任意性，一个是符号的线条性。这是对语言符号系统进一步论述的理论前提。 　　所谓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指语言符号单位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概念，称为符号的所指，一个是音响形象，为符号的能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不可论证的。 　　关于语言中音与义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有论争。并非索绪尔最先指出语言中的音义关系带有约定性，不过，却是索绪尔首先为音义关系的任意性确定了在理论体系中头等重要的地位。他首先明确否定了以往的“约定论”中孤立地看待语言单位音义联系的立足点，认为语言不是分类命名集，不是给已经存在的概念范畴命名，相反是在语言系统中创造出概念范畴，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孤立的符号单位具有外在于系统的价值。同时他也否定了从语源方面对音义联系探询和论证的意义。因此，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完全不是就符号的创制或产生来说的。在索绪尔看来，任何时代任何社团的说话者都只能被动地接受前人的语言遗产。语言状态始终是历史因素的产物，是一个既定的系统。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原则是就一个系统中的单位价值而言的。正是由于符号单位的价值完全取决于符号在整个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所以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系统制约的，二者在实质上没有可论证性，是任意的。这样，语言结构的整体成为第一性的，成为研究的出发点和主体。他认为，任意性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它的后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果是不胜枚举的”。实际上，任意性原则是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的基石。 　　符号的线条性是指符号只能在时间上展开，相继出现，构成一个链条。索绪尔认为，这个看似简单的原则，其重要性与第一条原则不相上下，“它的后果是数之不尽的”。索绪尔在后面谈到了制约着整个语言系统运作的两种重要的关系，即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其基础就是符号的线条性。我们在以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对于语言结构的分析中发现，线条性往往是语言单位的切分和替换的基本前提。 　　明确了语言符号的两个基本性质后，索绪尔对语言的存在做了比较全面的把握。把它放在时间和大众的实际背景中，指出了语言系统对于使用者的强制性，即语言的不变性，以及时间带给语言的缓慢的连续的变化，即语言的可变性。他特别强调，语言的变化印证了每一语言状态的偶然性和符号的任意性，这是19世纪语言的历史研究带给人的启示。 　　正是基于语言的这种存在状况，索绪尔提出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区分。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成系统。 　　索绪尔指出，一切研究价值的科学都具有内在的二重性，必须区分两条轴线，涉及同时存在的事物间关系的同时轴线和事物在时间中的变化的连续轴线。二者的研究在方法和原则上是根本对立的，必须加以区分。一个作为价值系统的语言结构必须是同质的关系系统，要素的价值取决于系统的状态，不取决于要素的历史。例如，盎格鲁61撒克逊语中，fot的复数foti在第一次音变中变为feti ，在第二次音变中词末的i脱落，feti又变成了fet，但两次音变都未改变它在系统中的价值，foti、feti和fet的价值不取决于它们自身，也与变化无关，而取决于在不同时间的系统中与单数形式fot的对立。因此，语言的演变都是个别要素的孤立的变化，它们是一些与系统毫不相干的现象，要确定要素在语言系统中的价值，只能从共时的状态中把握。 　　这样，在“一般原则”这一编中，索绪尔阐释了语言符号的基本性质和存在，提出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划分，进一步确定了语言共时研究在语言系统研究中的首要地位。 　　在第二编“共时语言学”中，索绪尔提出语言共时描写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其核心为价值理论。 　　索绪尔首先提出了在把握特异共时系统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即语言具体实体的确定。所谓具体实体，就是指由能指和所指两面结合而成的符号单位。 　　符号单位的确定在过去不是一个问题。历来词作为语言基本单位是一个初始的概念，词的同一只是声音和意义两方面同一的综合。不过，索绪尔指出了问题的复杂性。他揭示出人们通常视而不见的事实，即人们心理中的一个词在具体使用中具有千差万别的声音和意义，所以词的同一不是简单的声音和意义的同一，不能凭实质（substance）确定单位的价值和同一。事实上，单位实体是一个形式实体，它的价值是由它在语言系统中与其他实体的关系决定的，而单位的同一实际上是这种价值的同一。由此，索绪尔提出了其语言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理论。 　　索绪尔分别从符号的所指和能指两方面论证了符号价值的确定。他指出，概念没有什么初始的东西，它不过是由它与其他类似的价值的关系决定的价值，没有这些价值，意义就不会存在。例如，英语中的sheep和法语中的mouton都有“羊”的意思，但二者价值并不同。在法语中mouton还可以指烧好的羊肉，而英语中的sheep却没有这个意思。这是因为英语中还有mutton一词，专指羊肉。所以概念价值的确定必须立足于单位存在的语言系统。另一方面，语言的能指实质上不是声音的，不是由它的物质，而是由它的音响形象和其他音响形象的差别构成的。 　　这样，一系列的概念差别和音响形象差别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积极的语言符号实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并与其他符号相对立而存在。 　　价值理论揭示出，语言实体完全是形式而不是实质（substance），是具体言语中思想和声音的媒介。正因为这一形式系统的存在，在言语活动中具体的语音才能传递出具体的意义信息 《索绪尔:本真状态及其张力》。同时可以看出，索绪尔的价值学说正与他的任意性原则相呼应。符号的所指不是预先给定的概念，而是由系统制约着的价值。所以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由价值理论确定了语言系统中的单位实体的存在性质后，索绪尔进一步指出，语言各项要素的关系和差别是价值的基础，也是语言状态的基础。这些关系都可归为两个不同的范围：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二者都是心理的，是语言生命所不可缺少的。 　　句段关系指话语中的要素以语言的线条性为基础结成的关系。这种以长度为支柱的结合可成为句段。句段总是由两个以上的单位组成的。句段关系不仅包括一个句段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包括整体和部分间的关系，即连带关系。联想关系指在话语之外，有某种共同点的要素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贮存在人的头脑中，是潜在的记忆系列。有多少种关系就有多少个联想系列。 　　索绪尔特别强调句段关系中的连带关系，指出句段关系不是两个独立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两个有连带关系的要素的结合，这两个要素要在一个较高的单位里互起作用才获得价值。整体的价值决定于部分，部分的价值决定于它们在整体中的地位。部分和整体的句段关系和部分和部分的关系一样重要。由连带关系，我们看到了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之间的依存关系和语言机构的运作。例如，“红衣服”由“红”和“衣服”组成，二者有句段关系，而“红”和“红衣服”、“衣服”和“红衣服”都具有连带关系，正由于这两种连带关系，可以形成两个不同的联想系列，前者如“蓝衣服”、“黑衣服”、“白衣服”等，后者如“红鞋”、“红书包”、“红衬衫”等，这两个系列让我们看到这个连带关系的一般性，并由此我们可以推出“白衬衫”这样的组合。图示如下： 　　可见，要表达的观念唤起的不是一个形式，而是整个潜在的系统。人们在说一句话时，联想集合和句段类型都在起作用。这就是语言机构的运作。 　　索绪尔认为，一切语法事实都可以纳入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当中，从而在理论上完成了对语言共时系统的完整把握。 　　教程编者在全书的最后提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尽管后人考证这并不是索绪尔的原话，但却是和索绪尔的整体思想一致的。这句话反映出在索绪尔语言理论中，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自身，研究方法是就语言结构自身来描写语言的存在，而研究的目的就是对语言自身的把握。这正是结构主义语言研究的基本特点。

对于言语活动, 索绪尔进行了划分, 将其分为两部分, 即“语言” 和“言语” 。其中, 语言强调言语能力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它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言语则强调个人运用自己的机能时的表现行为。　　2. 语言的能指和所指　　从本质上来看,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 语言符号是由“能指” 和“所指” (构成的, 其中, 能指代表声音形象, 所指代表概念。　　3. 语言的系统性　　这种系统性是客观的, 在语言这个系统中, 每一个单位都成员, 其在系统中的价值, 也就是其地位以及与其他单位的关系, 决定了其本身是什么音变无例外　　根据新语法学派的理论, 语音环境的变化决定着语音的变化, 语音的变化也会影响语音环境的变化。只要某个语音发生变化, 处于该特定语音环境中的音, 也都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而且这种变化是没有例外的。也就是说, 语音变化是客观的, 有其严格的规律。 　　2. 类推原则　　类推是根据某一模式的结构, 将其用语法、语义功能一样的形式进行取代。如果是同语音变化, 则只是会涉及到语音环境不同, 但如果是类推, 则会涉及语法结构与音系结构的关系。) 类推的思想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期, 但直至新语法学派才给予类推现象足够重视。　　类推原则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进一步补充解释了语言变化中一些仅靠音变规律不能说明的问题, 引导人们跳出历史比较语言学只揭示历史事实的圈宥, 开始从解释理论着手。　　三、新语法学派对索绪尔思想的影响　　索绪尔曾是新语法学派的成员, 师从奥斯脱霍夫和莱斯琴。在他看来, 所有用语言描写的历史, 经过整理后, 都可以概括出一般规律。从中看出看出, 其观点深烙着新语法学派的痕迹。 也正因为深刻地理解了新语法学派理论, 索绪尔也发现了该理论的不足, 从而创建了结构主义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