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开发

阅读 / 问答 / 标签

西部开发在生态环境的保护方面应注意什么?

西部大开发应该注意的一大问题是生态环境的保护。如何正确认识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这是新闻工作者必须思考的。如果不未雨绸缪,西部大开发有可能带来新的生态破坏,并最终影响西部经济的发展,在我国以往的建设中是有这类教训的。因此,在新闻报道中,我们要深刻认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重大意义,把握大局,为西部大开发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奏响可持续发展的强音。  用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统揽全局搞好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报道,首先要了解西部生态环境的现状。当前,西部生态环境总的情况是:植被破坏严重,水土流失加剧,土地荒漠化蔓延;同时,大部分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城市和河流污染相当突出。如果西部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没有明显的改善,西部广大地区将继续陷于经济贫困和生态退化的恶性循环中。中西部是我国各种重要资源的后备基地,是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源头,是全国生态环境的天然屏障。从中西部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中所具有的这种战略地位来看,大力加强中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加快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改善的步伐,不仅关系到中西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大局,也关系到东部沿海各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大局,乃至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党中央在部署西部大开发战略时,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给予高度重视,并提出把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作为开发的根本。我们在新闻报道中,必须用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统揽全局。  一要坚持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方针。在报道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我们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把环境保护摆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列为同等重要的目标。在一些生态环境脆弱,或者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经十分严重的地区,还应当把改善生态环境和控制污染放在优先的位置。因为只有生态环境保护住了,才谈得上经济开发,否则经济开发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故此,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必须改变过去那种重经济报道、轻生态环境报道的观念,敢于把生态环境报道“选拔”到显著位置,突出处理。  二要坚持资源开发和保护并重的方针,并把节约和保护放在首位。目前,大多数地方已经认识到西部是个“资源宝库”。但是,在开发各种优势资源和发展特色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采取全过程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实行资源开发活动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中西部紧缺的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和天然植被资源,应当把节约和保护放在优先的位置。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如果没有有效的水资源节约和保护措施,其他一切开发活动都将受到限制。  三要坚持生态建设和污染防治并重的方针。西部污染总量虽然低于东部,但单位产值的污染物排放量大大高于东部,西部地区大中型城市和工矿区的环境污染一般也超过东部。在下一世纪初中西部加快开发的过程中,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及原材料加工业仍在产业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中西部工业污染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剧。因此,在报道中,我们要注意引导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积极进行技术改造,限期达到治理污染物排放标准。对于那些物耗能耗高、效益差、污染严重的企业,要下决心促使其淘汰和关闭。  1999年,“中华环保世纪行”组委会组织了《爱我黄河》专题报道,各大新闻媒体先后发表了《生态环境不能承受人口之重》《宁夏:造纸业污水统统直排》《大水漫灌:一吨稻米一吨水》《警惕“污染西移”》等,都很好地体现了可持发展的思想,视角独特,立意深远,受到全国人大有关领导的表扬,广大读者也给予好评。  用生态的方法解决生态问题西部的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浓缩的生态环境变化史。生态兴则经济兴,生态衰则经济衰。  世纪之交,全球正在发生两场深刻的革命,一场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一场是以环境保护为特征的绿色革命。前者使世界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后者使人类步入了绿色文明时代。绿色文明时代的典型特征是人与自然重新结盟、和谐共处,以代替过去那种人与自然相互对峙、分离割裂的旧文明形态。如果说,工业文明是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为主要特征,那么绿色文明则是以资源循环利用、清洁生产、环境优美为主要特征。在这场变革中,中国只有顺应绿色文明的发展潮流,积极参与到新兴绿色经济中去,才能跻身于富裕、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之林。  西部大开发不应重蹈其他地区的传统发展道路,而应超越传统的资源观,超越传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积极探索以知识经济和绿色文明为特征的发展新途径,用生态的方法解决生态问题。如西部重点发展绿色经济,原来的发展劣势完全有可能转变为发展优势。特别是广袤优美的自然环境,完全可能成为旅游休闲度假的巨大资源;丰富的野生物种将成为发展生物技术的巨大财富。因此,西部地区应当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超越自然资源粗放开发、粗放加工的发展阶段,以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为基础,走生态经济之路。当前要特别注意两点:其一,搞生态建设要讲科学。70年代,当“三北”防护林网开始建设时,规划中虽然明确规定要乔灌草、多树种结合,但西部地区几乎清一色地选择了杨树。因为杨树当时每棵成本才几角钱,几年就可成林。很快,西北地区便有了一道“绿色长廊”。正当人们沉醉在喜悦之中时,害虫天牛开始肆虐。到80年代后期蔓延成灾,宁夏90%以上地区受害,甘肃54个县市受害。结果,宁夏砍了8万余株杨树,占林木量的50%以上,甘肃、内蒙古、陕西、山西等地也纷纷砍树。专家指出,天牛之所以蔓延成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树种单一。天牛种群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但我们可以通过树种结构调整来抑制其繁殖。在今后的林网建设中,我们不能再让杨树当家,只有多树种、多层次结合才能形成稳定的林带结构。中国青年报曾就此发表了《天牛,是害虫也是老师》的报道,颇有新意,对于西部大开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二,搞生态建设要因地制宜。现在有些媒体倡导在长江、黄河源头地区植树造林,这并不符合实际。林业专家多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的地方,树就无法生存。最好的办法是种草或种植耐旱植被,同时限制超载放牧。西部最大的问题是水资源短缺,人树争水的矛盾十分突出,如果树用水过多,人的用水就受到威胁。对此,我们必须实事求是,防止头脑发热,产生误导。科学的方法是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灌则灌,不能搞“一刀切”。也不是什么地方都要人工栽植,有的地方只要制止人为破坏,封育起来就可以使植被得到较快恢复。  用市场经济的思路实现“双赢”在西部开发中,如何才能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答案只有一个:用市场经济的思路去解决现实问题。  为了实施西部生态建设,中央提出了“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措施。改革开放以来,承包制在我国农村经济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对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粮食问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如今,这一制度在西部大开发中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可以调动起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因为农民对生态建设有没有积极性,关键是看有没有经济效益,能不能解决他们最为关心的吃饭、烧柴和零花钱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群众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承包制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可以利用我国目前粮食比较充裕的时机,通过补贴粮食、提供种苗费等措施,鼓励农民退耕还林(草)。另一方面,可以鼓励农民种植经济林,开发林产业、沙产业等。只有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结合起来,生态建设才会取得实效。人民日报今年2月13日刊登了《草木青青润莽原》的通讯,文中介绍了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5年退耕还牧还林1200万亩的经验。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生态保护要和发展经济相结合,要在发展中退耕,在退耕中发展,而发展是退耕的保障。读者称赞这篇报道不是就退耕说退耕,而是探索怎样使现在成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农民在退耕中获得利益,进而成为生态环境的主动保护者。  在西部大开发的生态环境报道中,我们要善于捕捉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兼得的典型,以此引导更多企业投身西部生态建设。人民日报今年3月15日的《在大漠中创业》就是一篇好报道。文中说,广夏公司变被动治沙为开发沙产业,累计投入开发资金近4亿元,开发沙漠面积近6万亩,种植5万亩,即将建成宁夏最大的集麻黄种植、制药业和葡萄种植、酿酒业于一体的大型联合企业,成为宁夏新的经济增长点。事实证明,广夏公司的决策者是有远见卓识的。去年,麻黄、葡萄都有了喜人的收获。这个典型抓得准、抓得好,它给我们的启示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可以兼得的,关键是要有市场经济的眼光和科学的决策。

西部开发中长江沿岸工业地带及陇海兰新线沿线工业带所发挥的作用

联机

(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之前的(国富民强)和现在的(民富国强)的策略?

“国富民强”和“民富国强”,咋一看,似乎没什么区别。不就是把两个复合词组换了个主谓形容词然后再调了个先后顺序吗?如果仔细思考一下,你会发现,它们的区别大了去了。国富,此“国”当然指的是“国家”,其实说白了,就是“国家所掌控和拥有的”。“富”,意为富有,富裕,富饶。当然是指国家的富有,这里的“富”主要是还是指经济意义上的财力。它不包括(至少是不怎么包括)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其他层面上的意义。否则“富”一定不会是可以用在这里的合适的形容词。对于国家来说,“强”这个形容词则要比“富”这个形容词包含有更加丰富(因为模糊和广义)也更加贴切的意义。因为一个国家仅仅是“富”是称不上“强”的,而“强”的前提已经内涵了(经济上的)“富”。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似乎应该不仅要追求“富”,还要追求“强”。民强,此“民”指的是老百姓、全体国家公民,如果非要说是指人民的话,当然也是指作为公民的人民而不是指具有政治含义的人民。我们或许对“强大的人民”这样的说法不陌生,但是,如果要是有人说“强大的公民”,你一定会觉得听起来那么的别扭,或者,不知所云。“强”,指的是强大、强硬、具有很大的威力等等含义。这个形容词的外延要比“富”要广义也要抽象得多。如果我们说“富”只是用来形容经济(财产)上的富有与否的话,那么,“强”则可以用来形容包括经济以及政治、军事、文化、制度、外交、意识形体等等多得多的领域和范畴。而这些似乎更适用于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公民。综上,我们是不是首先应该把原来的“国富民强”这个词语的两个不同的主谓关系中的形容词调个个呢?“国强”和“民富”是不是比“国富”和“民强”更好理解,也更符合主谓的逻辑关系,也更让我们知道不同的主体(国与民)应该追求更符合各自需要的目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