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

论做思想工作，我佩服三类人：一，军队的政治委员；二，心理学教师；三，传销“讲师”。本人也曾做过班主任，就本人心得和大家交流交流。做政治思想工作，也要备备课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对象是谁？为什么要做思想政治工作？工作的深度是多少？做工作的对象有什么兴趣、特点？可能引起共鸣的话题是什么？等等，必须预先调查分析。然后，找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根据话题和政治思想内容确定），引入引起共鸣的话题，引导对象逐渐进入你设定的政治思想工作内容。一般情况下，效果不错。为完成“上级任务”，生搬硬套，照本宣科，搞一言堂，往往得不到良好效果。另外，有的人做政治思想工作只讲大道理、不讲小道理，或者只讲小道理、不讲大道理，都是不对的。尤其对象是处于心理逆变期的学生。既然要讲理，就得把道理讲清、讲透，要允许质疑、反驳，教育者和受教者地位要平等。相信我，在争论中完成的政治思想工作效果绝对一流一一“真理越辨越明”！

新文化运动

“伦理”和“道德”严格地说是两个概念和范畴，在中国传统理论思想史上，“伦理”和“道德”两个概念原本以单字表示，运用也有区别。“伦”表示辈分、类别、秩序；“理”表示治理、条理、规律；“道”表示道路、道理；“德”是理的规定，道的遵守。在西方伦理学史中，认为“伦理”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是绝对精神在客观精神阶段的真理性存在。“道德”是体现伦理精神、调节伦理关系的形式。伦理赋予道德以客观内容。可见“伦理”侧重于社会，强调客观关系和秩序；“道德”侧重于个体，强调主观内在的操守。在客观关系和实践层面上，人们往往用对自身实践及其形成的关系的调节上去理解“伦理”“道德”，将两个概念等同使用，并在日常思想交流中约定俗成。所以“伦理”和“道德”这两个词有时通用，有时则要加以严格区别。 一 谈谈传统伦理思想传统文化理论中，“道德”是关于修身的学问，它以“善”为核心，“伦理”是关于治世的学问，以“公正”为核心。中国古代思想史中，虽然没有明确的关于“伦理”理论范畴的论述，但是，在大量的关于社会、政治、个人修养与社会关系的论著中，蕴藏了丰富的伦理学思想。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家庭伦理家庭伦理主要体现在孝悌、仁爱上，“孝”是对父母祖先的敬爱，“悌”是对兄长的顺从，在儒家伦理思想和文化中是连用的。“仁爱”就是“博爱”。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思想史上，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孝”最为崇尚。孔子是倡导“孝”的第一人，他所创立的“仁”学即以“孝”为其根本。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到西汉时，由于儒学的至尊地位，“孝”也被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形成系统的孝道。首先就是西汉的大儒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到了宋明时代，“孝”被推向极端，成为“愚孝”。可见，“孝”的道德观念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作为伦理道德的起点，也存在一个由内及外、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推行过程。推行到最后，几乎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可以说，孝道在封建社会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成为系统化理论化的道德规范。由于孝具有齐家与治国的双重功能，并且被视为齐家治国的根本要道，因此孝的观念远远地超过了道德观念的范围，它被无限扩大，应用于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汉代以孝治天下，实行“举孝廉”之制，行孝者可以做官，因此出现了大批的孝子。孝的主要表现，首先是家庭血脉的延续，养育后代，使家族后继有人。其次是敬养长辈，能使父母精神上得到慰籍是“孝敬”，是大孝，能使父母衣食无忧是“孝养”，是孝的基本要求。在中国传统伦理中，强调子女应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更强调敬亲的精神层面，例如《居家杂仪》一书中就说了：“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以佩之，时省而速行之。事毕，则反命之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则和色柔声，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许之，然后改之。若不许，苟于事无大害者，也当曲从。若以父母之命为非，而直行已志，虽所执皆是，犹为不顺之子。况未必是事？”作为晚辈，对父母的吩咐要记在心上，立即完成，完成后要告诉父母，即使父母的话是错的，也要和声柔气地进行说明，即使你自己的意见是对的，自作主张地完成了，从情感上说也是对父母的不孝。因为父母子女之间除了原则性的是非以外，更重要的是感情。其次，由敬爱自己的父母、祖先扩大到尊敬所有的长辈和老人，这是“敬亲”又引申了一步的含义。《孝经》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博爱也），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广敬也）。”这里提出了在敬爱自己双亲的前提下，“广敬”和“博爱”的主张。明确要求人们不但要敬爱自己的父母兄长，而且要用同样的情感去敬爱别人的父母兄长，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离娄上》）这种由敬爱自己的双亲，推广到敬爱所有长辈老人的道德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扶困济危、尊老爱幼的民族性格和人道主义精神，可以说是封建孝道中更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成分。其次是和顺，和顺是家庭关系融洽的基本要求，传统家庭伦理所关注家族内部的人际关系不仅仅是夫妇、父子、兄弟等“三亲”关系，还涉及到几乎所有与血缘有关的亲属关系，如祖孙、外祖孙、叔侄、婆媳、翁媳、妯娌、姑嫂、堂兄弟、表兄弟等。如何处理好这些众多而复杂的关系，传统家庭伦理中都不乏精辟之见解，值得我们去认真地研究和总结。家庭关系中首先是夫妻关系，夫妇之道，天地之义，风化之本原也，夫妇和顺，要求为夫要守义，见色而不忘义，处富贵而不失伦，为妻要节俭、勤劳等。如果夫不义，则妇不顺矣。夫妇只有相敬如宾，才能和睦美满。其二是兄弟关系，兄弟之间是一种血气相通、天然形成的骨肉亲情关系，相互间应友善相处。其三是妯娌关系，妯娌之间没有兄弟、父子之间那种血缘亲情关系，家庭矛盾大多由此而起。处理好妯娌关系是家庭和顺的重要要素。家庭和睦，夫妇、父子、兄弟、妯娌怡怡其乐，成为家道兴盛、光耀门楣的基础和保证，也是要着力解决的伦理问题之一。在家庭人伦关系中，主要是夫妇、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正所谓“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颜之推.《颜氏家训·兄弟》）。2、教育伦理 教育伦理在传统文化中，多是以家书、家训的形式来表现的。它首先强调教育的道德伦理。人的道德品质是一种后天的社会属性，形成之后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如一旦形成了某种不良品性，要改变则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且会因此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天真纯固，固须早教”。强调早期教育不仅符合儿童生理发展的规律，也能充分体现儿童的心理特征。少年时代精力旺盛是人生的知识储备时期，其基本任务是学习人类生活所必需的各种知识，形成一定的生活能力，其中包括道德意识和知识技能。这时期儿童的求知欲特别旺盛，记忆力、模仿力也最强，而且其精力也最容易集中，生活经历单纯，心无纷扰。因此，少年时期进行知识教育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幼年知识未开，天真纯固，所读者，虽久不温习，偶然提起，尚可数行成诵”。（张英《聪训斋语》） 进德、修业是不可分割的，学业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孩童分析和理解问题的能力，从而促进其各种能力的发展。从大量的文献来看，古人是把“立志”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明代大儒者姚舜牧说：“凡人须先立志，志不先立，一生总是虚浮，如何可以任得事？”什么是“志”呢？就是重视自身的修养，包括重义轻利、安贫乐道、喑世不欺等等。具有这种远大志向和高尚情操的人，必能安邦治国、抚民施政，以天下为己任，以报国为自许；必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有了志向就会自我完善，做一个有作为的人，立志是一种人生境界。例如，明·杨继盛就说过：“人需要立志。初时立志为君子，后来多有变为小人的，若初时不先立下一个定志，则中无定向，便无所不为，便为天下之小人，众人皆贱恶你。你发愤立志要做个君子，则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志起志气来。”（《明·杨继盛《杨忠愍集·给子应尾、应箕书》）名人先哲有名人先哲之志，庶民百姓也有庶民百姓之志。北宋诗人张耒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同列“苏门四学士”。他写了一首反映卖饼小儿寒夜沿街叫卖的诗教育儿子要为立志向而努力，诗的题目很长，像个述事小序：《北邻卖饼儿，每五鼓未旦，即绕街呼卖，虽大寒烈风不废，而时略不少差，因为作诗，且有所警，示秸秬》。其诗曰：“城头月落霜如雪，楼头五更声欲绝。捧盘出户歌一声，市楼东西人未行。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这首示儿诗不仅充满对平民百姓的深切同情，又以此例教育儿子：“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不管职业的高低，意志都应当坚定，男子汉有了追求，就不可能清闲自在，生活的艰辛应当成为催人奋起的动力，诗人借卖饼孩童之例教育儿子，是别具一格的教子诗。人立了志，就需要勤奋学习，人才能学有所成。首先强调学贵勤勉。古代关于教子劝学的格言、传说故事、家书家训不可胜数，仅从流传甚广，影响颇大的《三字经》看，其中就列举了20多个劝学、勤学、励学的故事，如“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彼既老，犹悔退，尔小生，宜早思。”些故事通过《三字经》琅琅上口的传颂，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传统教育伦理中，非常注重治学方法的传授，左宗棠谈到读书要“三到”，即眼到、口到、心到，至今都仍作为读书的经典之法。郑板桥在精读与泛读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的精辟见解：“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与也。千古过目成诵，孰有如孔子者乎？读《易》至韦编三绝，不知翻阅过几千百遍来，微言精义，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穷，虽生知安行之圣，不废困勉下学之功也。东坡读书不用两遍，然其在翰林读《阿方宫赋》至四鼓，老吏苦之，坡洒然不倦。岂以一过即记，遂了其事乎！惟虞世南、张睢阳、张方平，平生书不再读，迄无佳文。且过辄成诵，又有无所不诵之陋。即如《史记》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而《项羽本纪》中，又以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会为最。反复诵观，可欣可泣，在此数段耳。若一部《史记》，篇篇都读，字字都记，岂非没分晓的钝汉！更有小说家言，各种传奇恶曲及打油诗词，亦复寓目不忘，如破烂橱柜，臭油坏酱悉贮其中。其龌龊亦耐不得”（《郑板桥集》）。世人常以为自己有过目成诵的聪明就逞能，郑板桥认为这是最不济事的。孔子读《易经》使编竹简的皮绳断了三次，苏东坡读《阿房宫赋》至深夜四鼓，这些名篇都不是以过目能记就了事的。但也不能什么都读都记，如一部《史记》，洋洋数百万言，其中只有如《项羽本纪》中的钜鹿之战等精彩篇幅是最好的文章，宜反复诵读。如果篇篇都去读，就成了没分晓的钝汉。读书要有选择，不能什么都读，什么都看，只有对真正的好书，才要求反复阅读，仔细探求，不能“以过目成诵为能”。郑板桥一身奇异，他的读书体会弥足珍贵。另外，在读书不如抄书、爱惜书籍和老老实实做学问等方面，中国传统伦理中都有很好的精辟的论述。 3、处事伦理传统伦理思想中，对人与人的社会影响，青少年交友成长等处事伦理，都有很重要的内容，首先便表现在择友方面。颜之推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以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颜之推又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店），久而自臭也。”（《颜氏家训·慕贤》）因此，君子必慎交友。一个人成家立业，逐渐远离父母的教诲 和老师的严格要求后，重要的社会关系是交朋友。如果朋友非常投机，朋友的话就如兰如芷，十分中听，甚至连父母兄弟妻子的话都听不进去，唯朋友之言是信。如果一旦误交坏人，很容易被带坏，甚至执迷不悟。所以，“保家莫于择友”。在至亲中，选择那些德行谨厚，爱好读书的人两三个作为朋友就足够了。兄弟也可以互相交流切磋，也不会太寂寞。其次是淡泊名利。传统伦理思想中，儒家给人的印象是贵义贱利的，是反对计较功利的。例如，对于士而言，要学习圣人，其终极的价值取向是道或是仁。圣人标志着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就有很精彩的论述：“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不可贪图虚名）。”他在《家训·慕贤第七》篇中说：“用其言，齐其身，古人所耻。凡有一言一行，取于人者，皆显称之，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虽轻虽贱者，必归功焉。窃人之财，刑辟之所处；窃人之美，鬼神之所责。”剽窃他人的名利，是一种卑鄙的行为。偷别人的东西有刑罚加以制裁；盗取别人精神财富的人，要受到良心的谴责。高尚的人如果吸收了别人有用的东西即使那人是低贱的也一定要替他扬名，他在《家训·名实第十》中说：“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干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名誉与实际才能就像形体与图像一样。道德笃厚、才能完备的人，名誉自然好听；面容美丽的人，其图像也肯定优美。如果不修善自身而企图在世间求得美名，就像相貌丑陋而幻想在镜中照出美好的图像一样，不可能实现。道德高尚的人，忘却名利；道德一般的人，追求名声；道德低下的人，窃取名誉。追求虚名的人表面温厚内心奸诈，华而不实，但最终却不能得到名誉。要想立名，先得修身，而人生的最高境界却又在于既品性高尚，又淡泊名利。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精神，而精神可以永存，人死名存，教育后世，造福社会，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源泉。人生在世，当以修善立名为务。还要崇尚节俭，勤俭节约是中华传统的美德，在中国传统伦理中，为人处世节俭是非常崇尚的。例如，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说：“若夫为官者，俭则可以养廉。居宦居乡只缘不俭，宅舍欲美，妻妾欲奉，仆隶欲多，交游欲广，不贪何以给之？与其寡廉，孰如寡欲？语云：‘俭以成廉，侈以成贪"，此乃理之必然矣。”一个人片面地追求豪宅美室、妻妾成群、随从如云、交游挥霍的奢侈生活，不贪污是不可能的。要做到廉洁就必须养成节俭之德。北宋名臣司马光为了教育儿子司马康，写下了著名的《训俭示康》的文章，他在文中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到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传统伦理思想中，还有很多倡导节葬的内容，认为生是人之始，死是人之终，主张生前优待而死后葬礼简单，人生在世要尽量立业扬名，而死后也要节俭。这种思想，至今也在社会上得到提倡。二、谈谈传统伦理思想的特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形成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佛家等文化的浸染，其中以儒家思想的影响最深。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里，儒家思想在人们的思想道德领域中有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因此，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主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表现。它的特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宗法伦理宗法伦理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基本特点，它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以血缘为基础的一种家庭伦理。宗法家族制以血缘维系家族的完整，例如，家庭由父权支配，血统按父系计算，女嫁男家，妻从夫居等。父权家长作为家庭的核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整个家族实行经济专制和思想专制。司马光在《书仪》卷四《家仪》中即说：“号令出于一人，家始可得而治矣。”实际上，父权家长制是整个封建宗法制度的要害所在。宗法家族的伦理观念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又形成了宗法家族的礼法制度，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御用文人的发展，形成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适用范围更广的一整套封建礼制，由此而形成了更具实用性的家庭伦理思想内容。2．宣传教化的特点《隋书·卷34·经籍三》说：“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在中国社会里，由婚姻产生的血缘关系而结合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三纲，首先就是通过家庭教育来实现的。家庭教育在中国往往又是通过家教、家训、家诫、家书之类来体现的。它对儒家思想向民间和社会的普及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是因为这种家庭教育的传播方式，儒家伦理思想才达到了深入人心的程度。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一些古代“家训”、“家诫”的内容，对于儒家思想的忠孝仁义、中庸之道、立身扬名等等，都有具体的阐述，并用此来教育子孙后代，使他们在成家立业、求学、修身上，将传统的伦理思想、儒家的思想贯穿于生活的言行之中。例如，诸葛亮的《家诫》就告诉子孙：“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悲叹穷虑，将复何及！”这种“家诫”实际上对社会的每一位成员，应该说都是有益的。3、维护社会的特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教化功能，为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思想、理论人格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译注》）。身修才能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天下太平。显然，这个链条是环环相扣的，从儒家的观点来看，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缩影，社会是家庭的扩展，传统伦理的教化功能是要通过实现儿孙、子弟、家人在道德等方面的修养而达到自律和家庭和睦，这样，就为“治国”、“平天下”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基础。《大学》中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太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3] 由此可见，儒家是将齐家与治国统一起来的，在家能尽孝，为国则能尽忠。这种家国一体的观念，当然使统治者感到十分需要。传统伦理思想不仅为个人需要，亦是家庭的需要，更是国家的需要，为维护社会，安定社会，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谈谈传统道德思想“道”在中国古代作为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其目的在于探讨研究天地万物的本源。道家在通过自觉体悟中，认识到了万物天地起源于混沌未分的“道”。既然“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那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切事物它的运动变化规律就必须遵守道的“规律”。道家以外的其他各家学说则主要着眼于道的规律性的涵义，例如，儒家所倡言的“天道”、“人道”、“圣人之道”，“臣道”，中医学家倡言的“医道”等等。“道德”是在道论的基础上形成的重要哲学范畴。德的本义为“德行修养”，如《老子·三十八章》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道家基于清静无为的思想，以天真淳朴的禀性为德，例如《庄子·天地》说：“德人者，居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恶。”道家亦以淡泊谦下的修养为德，例如《老子·四十一章》说：“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1、传统思想道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以道德精神为其主要特质的，道德占有核心地位。在整个社会结构和制度上来讲，它强调的是每个人道德的修养，以个体修养为指向，乃至整个社会运作，都建立在个体的道德修养之上。中国传统思想道德，其实就是以儒家的思想为主体，结合了道家德的思想内容，相互融合的一个综合理论体系。儒家主张仁孝为本，礼乐为用，实践内圣外王之道。它认为人的德就是对社会伦理、三纲五常的掌握和实行的一种提倡，是作为对一个人的良好品行以及对社会的积极作用的说明。例如，《老子·五十一章》说：“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谓玄德。”说明道最伟大的“德”就是生长养育万物，并不据万物为己有。儒家也极力赞美自然界化育万物的大德，正因为有了自然界生生不息的进化过程，才有了人类的生存，延续，自然万物是人类的母体，主张人类要“厚德以载物”，“舜之为君子也，其政好生而恶杀。”这其实就是儒家提倡的仁爱、博爱思想。后世称之为“道德”者，就是一种社会伦理规范的概括。严格的说，现在我们所谈到的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实质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实质是相互融合的一个整体，很难具体划分开来。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其实也就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体现。人立于天地之间，学做人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事情，要培养完美的人格，首先要从思想道德入手。这就是修身养德，简称修养。

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历程 从鸦片战争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前,近代中国的思想界经历了从“学器物”到“仿制度”、“走俄国的路”再到“走自己的路”的曲折历程.一、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地主阶级学“器物” 1.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 很久以来,西方人来华都被称为到天朝上国朝贡.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统治面临危机,而欧美列强崛起,加紧对外扩张.鸦片战争中,天朝上国被一个西方岛国打得一败涂地,使华夏鄙视远夷的传统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一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开眼看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在官署中设立译书馆,还仿制西方战舰,迈出了“师夷长技”的第一步,他提倡的学习西方的“长技”主要指军事科学技术.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进一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主张,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具体内容和方法.此外当时介绍世界知识的书籍还有姚莹的《康輶纪行》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这些思想的传播为中国早期的近代化提供了可贵的思想准备,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引导人们注意世界形势,对近代维新变法思想有一定的影响.2.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经济侵略加剧,国内有太平天国运动,政局岌岌可危.洋务派看到西方船坚炮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改变现状.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纲常名教；西学指西方文化,主要指近代科学技术.“中学为体”,是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技,仿效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来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19世纪60～90年代,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旗帜,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在沟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开了窗口.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地主阶级进行道路选择的前提,也就是说,他们把西方先进的军事、经济技术（即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强行嫁接到落后的社会制度上来,这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做法注定要失败.二、从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前夕：资产阶级学“制度” 1.维新派：学习君主立宪 早期维新思想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的传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早期维新派认识到向西方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器物层次”,必须上升到经济、文化思想和政治制度领域,才能挽救民族危亡.但是,早期维新思想没有上升到系统完整的理论,更没有付诸实际行动.19世纪90年代,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相结合,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施政纲领.他们要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他们通过与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使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一些知识分子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著名思想家严复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论证变法维新的迫切性和合理性,以便达到救亡图存,自强保种的目的.虽然后来的戊戌变法只持续了103天就告失败,但它对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产生了冲击,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2.革命派：学习民主共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用民主革命思想来改造中国,提出了三民主义,要求实行民主共和政体,发展资本主义.1905－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展开激烈论战,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结果,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虽然后来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但是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中国思想的三大源头是儒家、道家和墨家。这三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都有重要的影响，对于政治、社会、文化和伦理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思想”近代化，那当然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旧称"德先生"与"赛先生")。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由于新文化运动全面反封，将中国所有的古典文化都归于需要"反"的行列，因此新文化运动也是中国古典文化走向没落的开端。

1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林则徐著有《四洲志》，设立译馆，仿制西式武器。魏源则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了《海国图志》一书，出版发行。2、洋务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后期设立京师同文馆，标志着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开始，同时也传播了西方先进思想，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3、以王韬、郑观应等为首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宣传维新思想，为康梁维新思想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4、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主张设议会、行立宪，伸民权，康有为的著作《孔子改制考》将孔子变成托古改制的先师，《新学伪经考》将先秦之后的经学斥为伪书，冲击着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为资产阶级维新思想披上了经学的外衣，减少了宣传之阻力。同时办报纸（《万国公报》），组织学会（强学会），联络大臣进行宣传。之后就是戊戌变法，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5、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辛亥革命的胜利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6、新文化运动前期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号，宣传西方民主思想，提倡民主科学，反对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后期则宣传马克思主义。近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历程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学习由浅入深，层层递进，最终找到了一个可以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促进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

中国思想的特点应该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然后以道家思想，法家思想为辅，这三种思想事实上是相互融合的，一直贯穿中国的历史发展几千年，也就是说，春秋战国就奠定了中国以后2000多年的思想发展，可以说是影响深远。

花仙奇缘2吴良训

文明的奠基石——胡适思想浅谈[关键字] 胡适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 实验主义 存疑主义 渐进主义[摘要]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启蒙大师，由他首倡的“文学革命”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在思想界开辟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新纪元。然而奇存疑主义、实验主义、渐进主义等思想却未能与当时激进的五四时期的中国政治现状相契合，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的对象，最终未能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但是胡适的思想遗产并没有因为其政治上的“退败”而退色隐没，相反胡适思想正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思想的开放一点一点的被重拾。一、胡适与其时代背景自从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文化就以一种强制的方式涌进古老封闭的中华帝国。从此我国就开始了由被动到主动的“西化”（现代化）过程，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政治科学、思想文化点点滴滴地向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渗入。在我国近一百五十年的“西化”过程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个分水岭。五四之前我们的现代化重点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被迫让位的问题。而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并与“五四运动”相伴生发展的新文化运动则使这个“让位”过程在文化上一让到底——新文化运动中提出“打倒孔家店”，倾向于全面反传统，是一个“全盘西化”的文化运动。如果说五四之前，中国思想界争论的焦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孰体孰用以及应否西化的问题，那么，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中心就在于如何西化和选择那样西化的问题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原是一个“为了政治而文化”的文化启蒙运动，则继之而来的就是“启蒙后”真正的直接的政治改良或革命救亡的问题了。“五四运动”拉开了现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序幕，也是中国“西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转折。在这样一个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转折时期，胡适兼具着一个启蒙思想家与一个近于被多重误解的爱国救亡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他立足学术但关注并干预政治；他竭力推动全盘西化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但反对激进的政治运动，认为“五四”的政治运动干扰了思想启蒙，“五四”启蒙运动因政治运动而夭折，为完成其应有的历史使命。观其在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下的前半个世纪的历程，胡适始终在学术与政治、思想启蒙与政治运动的矛盾之中探索行走。他企图“二十年不谈政治，先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但最终还是由学术而政治，由思想启蒙而卷入“主义与问题”的论战。学术与政治、思想启蒙与政治运动，剪不断，理还乱，将胡适牢牢地困于其中，交织成胡适起起落落的一生。二、胡适思想及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一）宏观上看胡适之于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贡献1917年一月号《新青年》刊出了胡适的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冲决了旧文学数千年的提防；随之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推波助澜，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运动由此而始。而文学革命背后真正的实质却是一场思想的革命，这场思想的革命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新纪元。胡适也因此而成为一个时期文化思想界之名流。胡适是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大师，成为整个旧势力的公敌。“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传统文化的运动，胡适在这场反传统文化的运动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呼吁个性解放，反对传统偶像，倡导文学革命，这些既是胡适的思想认识，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体内容。站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之上，从宏观上看胡适对这场运动的贡献，主要有两点：首先，胡适打破了孔孟和儒家在中国文化中“唯我独尊”的地位，使人们头脑中儒术的权威形象解体破碎，成为了与诸学平等且可供讨论批判的一种经学，从而使人们的思想从孔孟儒学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开始对旧道德旧传统提出质疑否定直至批判。其次，胡适突破了“汉族中心主义”这项自我束缚的民族文化的瓶颈，而代之以“欧洲中心主义”宇宙观。“汉族中心主义”以一种扭曲了的“自豪”与“自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蒙蔽了人们的眼光，中国人因此对西方先进文化不屑一顾，做着泱泱大国的迷梦，即使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也未从“汉族中心主义”中走出，而深深困扰于中学西学谁体谁用的问题之中。胡适在文化思想上以人类大同为基准的“世界主义”观念代替以“国家本位”的民族主义意识，将中国思想界的眼光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而不再受锢于“汉族中心主义” 。总的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是自由开放的，各种不同的声音相互撞击相互包容。当然，以上两个贡献并不是胡适一人单独做到的，开启思想文化界自由开放之风气也不是胡适一人能做到的，但他在其中的贡献是突出的，是不能不提的。（二）胡适思想特点胡适之所以毫无愧色地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学者，之所以在学术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之所以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更多的取决于他的思想体系中那些特殊的，为同时代学人所不具备的，唯有他个人首倡或独创的学术文化思想及其相应的学术研究成果。“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①] 可以说，这段话是胡适对自己的思想的总结，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胡适的思想和科学方法主要来自西方，一为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一位是实验主义的集大成者。较同时代的学士而言其思想最大的特质在于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胡适曾说，达尔文和赫胥黎在哲学方法上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们的“存疑主义”，他从进化论那里所真正接受的也就是这个“存疑主义”。而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又是相互联系的。正因为存疑，所以主张实验。“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情感，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②]在胡适看来，一切可信的东西都必须经过科学的证明，凡是没有经过检验的东西，都不可信，而当先置一边，等待“实证”。由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这两个主体思想延伸的其它思想特质主要还有：渐进主义：“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③]基于这样的进化论认识，胡适在文明进化与政治变革的主张上也一直是主张渐进的，体现出一种稳健性，他说：“文明不是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都是一点一滴的解放。……”[④]反教条主义的：反教条主义可以说是其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的另一个表现。因为存疑，所以不盲信一切主义，主张验证一切主义。胡适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⑤]他这样论述“主义”的危害：“‘主义"的大危害，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⑥]这也是胡适之所以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思想根源所在。重具体的：胡适主张从具体的问题下手，“多研究一些具体的问题”，而反对高谈或者说空谈“主义”，他说：“凡是有价值的意思，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⑦]另外还有自由主义、个人本位主义等在当时也是其主要思想特点，这种种特点构筑成了胡适的学术文化思想体系。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持的路线方式、政治主张、所实践的行动都深深地反映出其思想特点，深受其内在思想的指导。如：在新文化的认识路线上，胡适认为整治中国社会之病的药方在于“树人”，在于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文明素质，他认为这个文化运动应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走为文化而文化的路线；在文化革新的方式上坚持“尝试”的、“实验”的态度，希望大家平心静气讨论“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在处理传统文化的方式上，胡适从疑古出发，提出要“整理国故”、破坏旧文化、建设新文化这一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必须要经历一番“筛选、改造、利用和吸收的功夫；在政治上，胡适主张渐进。（三）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具体的主要贡献理解了胡适的思想特点，也就找到了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路线方式、政治主张等的内在根源。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具体的重要的贡献是基于胡适内在思想观念的指导和一份热烈而理智的民族心而产生的。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出了其特殊的重要的贡献，到现在则成为了一份珍贵的遗产。一是，胡适倡导“文学革命”，把中国文学传统引入了现代化。胡适的“文学革命”论，是在中西文化冲突最严峻的关头，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转折时期，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清醒的历史使命感，为顺应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界出现的大变动，寻找到了一个切实的突破口。二是，创造性地介绍宣传实验主义学说，传播了科学的思想方法，传输西方先进思想和思维方式。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曾大力介绍宣传杜威的实验主义学说，同时在其新文化路线、政治主张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其渐进主义、实验主义、存疑主义等思想，其思想启蒙与政治主张中的理性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国激进的思想政治氛围，也传输了西方的理性主义，引发人们思考。三是，从政治改良主义和思想自由主义出发，有力地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推动了“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近现代中国的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高举了“民主”的旗帜，其中重要的内涵之一是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主张树立新的政治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在这方面，胡适的许多著述言论比别人更有力，更深刻，代表了时代思想的最高水平。四是，“整理国故”的理论及其实践具有相当的示范意义。“整理国故”是胡适提出的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纲领中的重要一条，其主旨在于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来作整理的工作”、“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与此同时，胡适又提出了一条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为真理而求真理”。在实践上，胡适也身体力行。可以说，胡适“整理国故”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了范式。三、胡适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是一个全盘反传统的思想启蒙大师，然而正如胡适自己所言，“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是先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⑧]，所以，胡适破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上说是为了建立中国的新文化。但是文化上的“立”往往比“破”要难得多。在那样一个民族危亡和政治危机深重的中国，“救亡”压倒了“启蒙”，新文化运动只草草地完成了对旧文化的“破”，五四政治运动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历史舞台，阻断了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的“立”。也可以说，这样的结果是作为一场“为了政治而文化”的新文化运动的必然，而这样的必然就造就了一心想“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基础”的胡适的悲剧。历史现实不容给胡适足够的时间去建筑一个新的文化基础。胡适存疑的、实验的、渐进的、反教条的、重具体的等等思想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非常理智的思想。处于国家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的仁人志士出于救亡图存的根本目的掀起新文化运动，这样一种“为了政治而文化”的运动不免产生许多过激的思想，而胡适思想给中国注入了新的思想血液，也恰恰像是给政治高烧的中国带来了一针清醒剂。然而，在那样的环境下，胡适存疑的、实验的、渐进的、反教条的、重具体的等等思想又显得不合时宜，水深火热的中华民族没有时间去怀疑去渐进去实验。因此，胡适政治上改良主义的主张也没有被接受，反而成为了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批判的对象。在当时的中国胡适思想没有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得以生根发芽长大，随着列宁化的马克思主义涌入中国，胡适派的思想不断地遭到“正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批判，最终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我们说，胡适的思想带有资本主义改良派的色彩，但是实际上胡适并不是一个党派分子，胡适思想的形成和提出更不是出于党派利益，而是单纯的对西方先进思想的认同，并且出于爱国心而想要将这些思想作为医治中国文化与政治弊病的处方。胡适的思想遗产并没有因为其政治上的“退败”和20世纪50年代对胡适的大批判而退色隐没，相反，胡适思想在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思想的开放一点一点地被重拾。1978年之后，中国社会政治进入了“邓小平时代”，从“真理标准讨论”到“改革开放”，中国走着一条实验探索的路，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真理标准”问题在“五四”时代已被胡适作过明确的解答，可是到了1978年之后，我们才真正接受这一答案。胡适当年反对空谈、反对盲从、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本身是一种务实的思想方法，即实事求是的意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胡适的声音还在警示现在的我们，谁违背了这起码的认识逻辑，就会陷入追求真理征途中的泥淖里，置整个民族于危难之中；谁顺应和驾驭这一起码的认识逻辑便会获得现实的真理的绝对赐予。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已昭示了这一基本学理的合理性。胡适的主张社会改革，主张思想解放，特别是不迷信，一切学理必须通过实践验证的思想，正是我们日趋遵循并走着的路。可以说，胡适在20世纪初的理性呼唤，到了20世纪末真正得到了实践上的回应，21世纪的中国应继续循着这条理性的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