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民工荒，民工潮这些词语。到底是劳动力不足还是太多了！

和法国和法国

一、民工工资收入低且增长缓慢，而城市物价上涨很快，民工外出打工成本高。二、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工资长期拖欠，民工外出打工的积极性下降。三、农民收入增加，部分农民转向农业，导致外出打工民工人数减少。四、加入世贸组织后原有企业的扩张和新增企业的增加，社会用工需求量增大。五、产业升级的步伐加快，使得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增加，从而使结构性的人才“荒”变得比往常更加突出。

民工荒就是城里人找不到苦力了

您好！这个得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啊

背景 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其他省市也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是用工制度的一个不合理现象。按理说，出现"民工荒"对民工是好事，说明市场对他们需求增加了，但事情并不让人乐观。过低的工资待遇和一些歧视行为，让民工也寒心。他们逐渐意识到，城里的那份工作并不可靠，由当初的趋之若鹜变得理性起来，城市里就出现了招不到民工的现象，就产生所谓的"民工荒"。如何正确对待和使用民工，适当地提高他们的各种待遇，是摆在用人单位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当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毕竟他们是财富的创造者之中重要组成部分。而更重要的是，要让民工遇到困难时有法有据可依，有理可申，诚信对待民工才能吸引民工就业。 "民工荒"还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一种现象--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这说明目前的经济运转非常好。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民工潮"成为描述中国农村劳动力城镇流动的专用名词。"民工荒"这个辞汇，曾经因为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而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回暖，关于"民工荒"现象的报导又开始占据各大媒体的版面。 2009年8月以来，据多家媒体报导，在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很多中小企业的订单大量增加，但是却招不到工人。来自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珠三角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显示，这个接纳全国近1/3农民工的地区，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在1:1.14到1:1.51之间，也就是说每个求职的人有1个以上岗位虚位以待;在温州，2009年8月份该地区职介中心的用工缺口占比73%多，相比2009年6月52%上升了21个百分点。 产生原因 首先，仔细地分析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情况，人们不难发现，新一轮的"民工荒"并不是早期"民工荒"的简单延续，更多表现为因2008年金融危机不少企业减产停产从而大幅度裁员以后出现的用工反弹，这些企业忙活的大都是"短单"和"小单"，带有很强的季节性，这种情况究竟能够持续多久，还是一个未知数。万一后续订单无法跟上，这些农民工再度被裁减，这对他们的精力和感情都是一大打击。 其次，在媒体调查中发现，有些地方虽然一面在闹"民工荒"，但是还是有很多农民工无法就业，根本原因就是待遇太低。在温州，一个农民工一般的月薪期望为1500元，但实际上企业只能开出1000-1200元的工资，这主要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企业利润下滑，使得很多企业把工资压得很低。现在虽然接到了订单，但是很多订单只是企业为了稳定客户而接下的"薄利单"，有的甚至是零利润，所以即使是缺人，也无助于提高农民工待遇。 再次，自2008年年底大量农民工返乡以来，各地为了稳定农民工就业采取了很多有利措施，比如扶助农民工创业、对农民工进行培训等等，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缓解金融危机下农民工的就业难题，而且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也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并为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贮备实用型技术人才 实例 2009年初，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减速，大量农民工失岗返乡。2010年，由于经济迅速回暖，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这一缺工比例，虽然不及"民工荒"说法最盛行时的水平，却显示出企业用工需求迅速回升的明显势头。比对以往用工情况，经济复苏是本轮"民工荒"的本质诱因。 如果说过去20年，我国主要是通过农村廉价劳动力完成"原始积累"的话，那么"民工荒"则警示我们:要想在知识经济的挑战中保持持续的竞争力，就必须转移经济发展战略，把廉价劳动力变成高价值、高素质的人才资源，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真正的大规模民工回流潮起源2010年初，以浙江、广东等地严重的民工荒现象为代表。其原因在于三点，一为沿海地区受2008年金融危机打击较大，企业倒闭、拖欠工资现象严重，而内地企业多为内向型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二为沿海地区犯罪率和农民工聚集区治安状况较差，低于内地众多特大城市的平均标准，且大多数受雇于中小企业主的工人得不到社会福利保障，工伤事故率居高不下，而内陆特大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城市发展开始健全，工人开始注重这方面福利待遇。三则因为内地众多特大城市发展较快，如成都、重庆、武汉等南方内地核心特大城市无论是城市建设、特大型企业数量、福利待遇和生活水平已经和沿海特大城市相差无几，尤其重要的是底层操作工的工资待遇也与沿海城市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加之沿海加工企业和台资、外资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内迁，而就业机会较多，众多民工选择前往内地的这些特大城市务工。而众多多年未到过这些内地特大城市的农民工在2008年被辞退后在内地特大城市寻求工作时也逐渐意识到这些离原籍地不远的特大城市在很多方面已经不输于沿海城市。 2010年4月初，一则四川企业在浙江招聘熟练工，甚至准备在浙江经济较落后的丽水、衢州招聘本地工人前往成都的大型广告刊登在杭州的报纸上，引起了浙江商界的轩然 *** 该报纸评论者则认为，这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大量内地农民工的离开也是促使沿海企业加快速度进行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力量。 企业若想在行业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留住农民工便是重要的一步。因此，企业需要从人性化关爱、尊重的角度出发，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保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农民工自身感受到一种成就感和尊重感。只有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和谐的氛围，才能增强农民工同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提高农民工在企业工作的稳定性和积极性。 争论 2007年，对所谓的民工荒就有过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中，都从绝对数量短缺的层面对"民工荒"做出解释，认为在近75%的农村地区已经没有青壮年劳动力可以转移了，"中国将进入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而且，"中国的劳动力短缺是全方位的，不单技术工人稀缺，就是完全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人也成为稀缺资源，并且在地理上蔓延全国"。但在此后的2009年6月19日，在国务院扶贫办举办的全国雨露计画成果展上，国家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刘福合则表示:"所谓的"民工荒"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对策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输出地 *** 应该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2008年以来为了化解农民工就业难题所采取的措施必须继续坚持，尤其是一些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长远效应的措施，千万不能半途而废;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准备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信息服务，与劳动力输入地加强沟通与合作，及时为农民工发布就业信息，避免农民工盲目地流动。 对于劳动力输入地 *** 而言，一方面要及时发布信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民工保障制度，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环境，提高工资待遇，以此吸引部分农民工回流到沿海务工;同时更要从信贷、税收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提高他们的生存发展能力。只有企业发展了，农民工的工资待遇、"饭碗"的可持续性，才能有保障。 此外，还应配套改革、完善其他相关制度，比如:建立农民工教育培训制度;建立更符合实际需求、多层次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鼓励、加强农民工群体所在企业的工会机制建设;进一步完善、加强劳动执法监督和劳动仲裁制度;制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健全、完善舆论监督机制;建立农民工就业信息服务机制等。 思考 农民工荒为一些用工单位敲响了警钟。用工单位更应该思考应该如何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改善恶劣的工作条件，对农民工进行技术培训。虽然一段时期内，民工荒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也不是个坏事。反映对用工单位 本身也要反思，我为什么招不到工，农民工的工资和劳动社会保障，她要考虑到善待农民工。另一面他要想到培养农民工，提高农民工的素质。这方面他能提高自身的诚信水平来吸引农民工，也能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不善待农民工，不给发工资等通过反思这种现象会减少。将来会更规范化，对企业本身的管理也会更现代化。 评价 "民工荒"现象的再度出现，被舆论认为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带来的效应，也成为市场一大利好讯息。沿海的不少缺工企业纷纷来到内地招人，一些劳务租赁公司也忙碌了起来，在全国各地的劳动力市场上竖起了招人的大旗。据媒体报导，中国一些劳动力输出地的 *** 已经开始考虑组织当地劳动力外出打工，以缓解去年农民工返乡潮给当地带来的就业压力。 对于眼前的这些情况，实际是当下沿海地区农民工就业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以此来判断中国经济就此全面恢复显然还是有些论据不足。无论是劳动力输出地还是输入地，都应当冷静地看待新形势下的这一轮"民工荒"。 "民工荒"未必是一件坏事。从积极的意义看，长三角、珠三角甚至传统人力资源大省缺工，首先意味着劳动力开始从"无限供给"转而成为稀缺资源。无疑，农村收入的提高，和内陆省份经济发展，为外来工群体提供了除沿海省份之外的更多选择;而随着60后、70后外来工的逐渐老去，80后、90后粉墨登场，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外来工对个人自由的重视，以及对"吃苦耐劳"等外来工传统价值观的颠覆，更令不少传统制造业企业开始朝向更人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转变。种种迹象表明，当劳资供求关系发生逆转之时，外来工的议价权正在逐步提升。 但从另一方面，珠三角地区每年春节过后闹"民工荒"本来就有，但是今年尤其严重，这其中与用人企业的管理制度有很大干系。单单从2009年至2010，著名代工大厂富士康就出现3人死亡，并被社会及媒体关注，形成极大的反响。 此外，调查显示，"民工荒"并不像想像中那么严重，上市公司仍处在"安全地带"。无论是家电业、服务业、制造业，上市公司都认为"民工荒"没有殃及自身。 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民工潮"而言，"民工荒"不仅预示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更预示著新一代民工觉悟的提高、权利意识的增强，是一种真正的进步。

1、就业是民生之本，对整个社会生产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就业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生产出社会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民工荒”会给沿海地区企业的正常生产带来困难，不利于沿海经济的发展。2、“民工荒”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会客观上促进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企业升级速度与工人更新换代速度，促进沿海企业改善用工条件，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对大量农民工来说，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和大城市的吸引力正在逐渐减弱，企业的吸引力也正在逐渐减弱。城市不认同农民工，而农民工也缺乏对城市的认同感，这就需要有关部门要真正关心农民工权益，真心把农民工留在城市里，而不是使他们变为候鸟，在不停迁徙中浪费劳动力。扩展资料：大学生与农民工“合流”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进步与转型，其意义绝不仅仅是缓解了就业难和民工荒。无论大学生毕业于几流学校，他们都比一般的农民具有更高的知识素质、创新意识、学习能力，大学生走到生产一线，更容易成长为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和技术创新带头人。他们的加入，将大大提升中国工人群体的整体素质，提升“中国制造”的水平，从而为“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奠定良好基础；他们的加入，有利于填平工人群体与城市其他人群的社会鸿沟；他们的加入，还将提升工人的维权意识，推动工人群体社会地位的改善。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民工荒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财评：如何破解"民工荒""就业难"双重尴尬

大学生是大学毕业不肯做民工，又想先办公室类的工作，人力又过剩了，挤不进去，农民们又不愿意加入到民工里，都回家创业了。

　　解决民工荒的建议：　　1、适当提高民工的工资待遇，这是解决民工荒的根本措施；　　2、改善民工的住宿、文化生活设施等条件，为民工营造温馨和谐的生活环境；　　3、到人口密集的中西部地区开展招工宣传，并进行岗前免费培训；　　4、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往中西部地区。

个别地区,个别行业对技术工人需求增加,但是又招不来人,称为民工荒.往年，一年一度的民工潮给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但是，有数以亿计剩余劳动力的中国，今年却令人意外地发生大范围“民工荒”，从机电设备装配工、维修工、裁剪缝纫工，到餐饮服务员、业务员和家政服务员，不少企业纷纷喊“缺工”，技术型工人更缺。据统计，单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就急缺200万人。招收大量的生产工人，成为广东、福建、浙江一些企业的头等大事。 出现“民工荒”的一个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恶劣，工资水平过低，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他们无法忍受，纷纷离去。这是长期漠视农民工利益的代价，在维权声势高涨的今天，农民工终于对不公平的待遇开始说“不”了。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由于2004年经济发展出现热潮从而推动劳动力需求量的聚然增加，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短期供需失衡。而目前我们的劳动力用工市场不成熟、不规范，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影响到劳动力需求量的变化时，劳动力市场无法及时、准确地传递这种信息。 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刺激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而对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造成民工荒的另一重要原因。 不管什么原因，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却令人意外地发生了大范围“民工荒”，这是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现实意义是，老板们将不得不善待民工，保护民工的合法权益了。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应该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2008年以来为了化解农民工就业难题所采取的措施必须继续坚持，尤其是一些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长远效应的措施，千万不能半途而废；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准备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信息服务，与劳动力输入地加强沟通与合作，及时为农民工发布就业信息，避免农民工盲目地流动。 对于劳动力输入地政府而言，一方面要及时发布信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民工保障制度，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环境，提高工资待遇，以此吸引部分农民工回流到沿海务工；同时更要从信贷、税收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提高他们的生存发展能力。只有企业发展了，农民工的工资待遇、“饭碗”的可持续性，才能有保障。此外，还应配套改革、完善其他相关制度，比如：建立农民工教育培训制度；建立更符合实际需求、多层次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鼓励、加强农民工群体所在企业的工会机制建设；进一步完善、加强劳动执法监督和劳动仲裁制度；制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健全、完善舆论监督机制；建立农民工就业信息服务机制等。

一、出现民工荒在于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恶劣，工资过低，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他们无法忍受，纷纷离去。“这是长期漠视农民工利益的代价，是农民工对不公平的待遇说‘不"的结果。”二、经济的飞速发展出现热潮从而推动劳动力需求量的骤然增加，是造成民工短缺的一个主因。三、目前我国劳动力用工市场不成熟、不规范，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影响到劳动力需求量的变化时，劳动力市场无法及时、准确地传递这种信息，导致“民工荒”。四、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刺激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而对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这可能是造成今年春天全国多个地区出现民工荒的另一重要原因。

有什么看法 民工荒有很多原因：沿海城市生活成本高了而打工仔工资太低，经济发展特别是内地经济发展增加了对劳动力需求，再就是农民种田比较收益提高，再就是工资期待高能啃老的新一代打工仔成了打工仔的主流队伍（一亿五千万打工仔中有一亿多是80后）等原因。但是从市场理论上看，民工荒主要原因是工资低，是劳动市场失灵使打工仔工资水平不能随市场需求而提高而提高，或者打工仔名义工资不能随通货膨胀水平提高而提高！ 民工荒已是多年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劳动市场长期失灵呢？一种说法是打工仔缺乏相应的权益，主要是没有可结成工会与资方进行群体谈判的权益以及缺少福利保障。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但是若普通民众和打工仔福利水平提高，也会提高其工资预期，肯定会进一步加重民工荒！因此我们的问题是，这么多年的民工荒，企业一方为什么就不及时调高打工仔工资以灵活应对呢？ 实际上，打工仔工资也在涨，但相对通货膨胀和政府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垄断部门工资增速而言涨得太慢（比如企业职工退休金平均涨一百二十元，而公务员退休金则可能上涨五百元和上千元），这可以从各地的最低工资线的变动看出。长期而言，我国的通货膨胀水平非常高，当然你要是相信统计局的CPI指数就没法说了。虽然食品价格在国家价格管制、种粮补贴和农业生产力快速发展下涨得不多，其他必需品，特别是医疗和住房等涨得太快。物价指数以食品为基础，政府相信控制住食品价格就稳住了物价指数。 在城市，一些每月有四、五千，七、八千的小白领们都成了月光族。不在统计局物价指数计算范围的商品房价格，十年番五番，甚至有的地方一年翻一番。房价高高的不是商品房价，而是长期通货膨胀水平高。而政府公布的物价指数和打工仔的工资却仍然平稳。小城出租车司机十多年前一天收入相当于企业职工一月收入到如今他们的收入基本未变。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和贫富分裂的世界。少数人的世界是天堂，多数人的世界是地层,少数地区或极少部分中心城市是发达国家，甚至比发达国家的城市还繁荣，多数地区可能比非洲还低。少数人，靠国家财政养活的、在国有垄断企事业工作的人（正式职工），其工资水平可能会跑羸长期通货膨胀，特别是公务员和垄断国企。而绝大多数打工仔，包括在垄断国企打工的非正式职工，其工资长期增长速度则大大低于长期通货膨胀水平。 在这个贫富分裂日益严重而又大一统的国家，只能让打工仔工资增长大大低于通货膨胀，才能既有经济发展又有社会稳定。因此不能给打工仔太多福利保障和太多权利，否则打工仔工资期待的提高，只会导致更多失业和更大不稳定。也因此，只能保持人民币低汇率和高出口退税（补贴）率，这是专门为打工仔就业着想的好政策。加强管理水平,搞好宏观调控能力,才能改变这种混乱现实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应该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2008年以来为了化解农民工就业难题所采取的措施必须继续坚持，尤其是一些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长远效应的措施，千万不能半途而废；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准备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信息服务，与劳动力输入地加强沟通与合作，及时为农民工发布就业信息，避免农民工盲目地流动。对于劳动力输入地政府而言，一方面要及时发布信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民工保障制度，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环境，提高工资待遇，以此吸引部分农民工回流到沿海务工；同时更要从信贷、税收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提高他们的生存发展能力。只有企业发展了，农民工的工资待遇、“饭碗”的可持续性，才能有保障。此外，还应配套改革、完善其他相关制度，比如：建立农民工教育培训制度；建立更符合实际需求、多层次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鼓励、加强农民工群体所在企业的工会机制建设；进一步完善、加强劳动执法监督和劳动仲裁制度；制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健全、完善舆论监督机制；建立农民工就业信息服务机制等。

民工荒是因工资水平上升造成的，雇佣成本上升劳动力供给下降。东部沿海地区民工荒最严重，端制造业可向中部地区转移，减少民工荒现象。

需要文章还是简短的文字？

因为现在民工越来越不愿出来了，在家中也能挣到不少，所以出来的少了，加上计划生育的影响，也少了不少人。所以会出现民工荒。而大学生呢，有一定知识技能，又不愿意从基层做起，自然就业就困难了！要解决这一问题，要对大学生进行引导，放下身段，先从低层做起，就业难的问题可能会好一点！但最终要靠的是企业转型升级！减少对民工的依靠，增多大学生的工作岗位，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李俊最近,民工荒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我们一边讨论如何解决民工荒,一边却要讨论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难。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些企业主拿着订单苦于招不到工人、同时却有很多大学毕业生却在踏出校门之际即迎头碰到就业无门。造成两者并存的原因,确实是产业结构和就业人口结构出现了矛盾。市场对工人需求和供应量却没有相对应,从而导致民工荒。所谓的民工荒现象就是,民工的价格变得贵了,但是什么原因导致工人价格上升,大学生价格下降?在这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提供了一组数据,“大致来讲,现在我们每年新增的找工作的毕业生当中,初中生是800万,大学生将近500万,高中生是200万。可以这样讲,现在在市场上要找一个小学化程度的人比三十年前找大学程度的难两倍,基本上是找不到的。现在新就业人群中55%是初中生,30%是大学生,15%是高中生,这是一个大体的状况。”市场对普工需求依然很强烈,但是供应数量却在下降。愿意从事到普工的岗位,往往都是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甚至更多都是初中毕业或者小学毕业的劳动力。随着高等教育普及,这个群体的数量越来越少,与此同时的就是大学生却不愿意从事普通工人的工作。很多大学生都希望从事相对体面的工作,但是相应岗位却有限,理所当然就会出现大学生就业难。造成大学生就业难是有很多原因,这包括高校对专业设置问题。很多高校拼命扩招,开设一些市场没有需求的专业,结果毕业就等于失业。同时,高校的课程设置也很多不合理,很多理论知识完全和真实世界脱轨了,侧重理论,却缺少实践。当然,更多原因都是大学生本身造成的。很多人在大学里并没有认真学习,平时都是忙于恋爱、玩游戏。读了几年大学,除了应付考试,拿到一张毕业证,什么都没有了。很多大学生,专业知识不扎实、动手能力不行、交际能力不行、身体体质不行、架子又大,还自以为高人一等,就业怎么会不难?有的大学生,含金量高的工作,没有这个能力胜任;干体力活,却是娇生惯养,也做不了。计划经济时代,只要拥有大学文凭的标签,国家就帮你安排工作,但是这个已经成为历史了。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一个标签的作用仅仅就是发出高能力的信号,但是市场还要验证,这是不是真的?还有很多大学生,把自己找不到工作归咎没关系,所以就不用自责了。当然,不可否认有关系对找工作起着一定作用,这只是其中一个变量而已。很多大学生都是觉得自己水平很高,读过很多书,所以懂得东西也很多。事实上,别以为考试分数比人家高,拿了多几个证书,就一定比别人优势。同时,心态问题也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原因。有的大学生到了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并不懂处理人际关系,甚至内心上瞧不起那些没有受到高等教育的同事,总是觉得别人什么都不懂。很多时候,把自己高高在上,工作遇到问题,又不愿意请教同事,工作怎么可以做得好?实际上,有的人由于各种原因没读过大学,但是能力却是非常强,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心态好,同时还很勤干。 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大学几年里,努力学好专业知识、锻炼好身体、学会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我想就业肯定不会那么难?我们把大学生说成天之骄子,但是又几人是名副其实的?很多大学生,整天沉迷在玩乐之中,同时在生活上却是温室花朵,就业怎么不难?因此,从而得知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是一点都不奇怪。向大家推荐李俊著作《为什么剩女不结婚》作为女人,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另一半中国富人是怎样发财起家的?中国经济会面临大衰退吗?我们到底交了多少税?

别听信这些谣言！是那些狗老板给的工资太低，进去了还要扣这扣那，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它招不到人才这样乱说的……

在世界经济仍不景气、中国经济开始有些回暖的背景下，民工荒问题又开始占据媒体报道了。我的第一感觉是，在世界第一人口和劳动力大国，最滑稽的事情莫过于报刊杂志经常出现民工荒的报道和讨论了。中国有13多亿人口，人均GDP只有3千美元，按平价购买力计算，怎么算也算不到1万美元吧？而世界第一经济和科技大国美国只有3亿人口，人均GDP5万美元。没有谁听说美国叫嚷劳动力短缺吧？那为什么中国会时不时出现所谓的民工荒问题呢？我看问题的根子，就在“民工”二字！美国有民工荒一说吗？为什么没有？道理很简单，没有民工，哪里来的民工荒？美国在人均GDP3千美元的时候人口和劳动力分别是多少？肯定大大少于3亿和1.5亿吧？那为什么13多亿人口和8亿多劳动力的中国在人均2、3千美元时会时不时面临所谓民工荒问题呢？ 如果农民工这个词消失了城镇劳动力供求状况会怎么样？看到民工荒这个词，我就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农民工这个词消失了，城镇劳动力的供求状况会怎么样？也就是说，如果城镇每雇佣一个农村劳动力，立即就使他或她成为城里人，享受城镇户籍人口的所有待遇和城镇就业者的同等待遇，那么，那些目前发愁雇不到农民工的还会雇不到员工吗？2007年，对所谓的民工荒就有过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中，都从绝对数量短缺的层面对“民工荒”做出解释，认为在近75%的农村地区已经没有青壮年劳动力可以转移了，“中国将进入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而且，“中国的劳动力短缺是全方位的，不单技术工人稀缺，就是完全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人也成为稀缺资源，并且在地理上蔓延全国”。但在此后的6月19号，在扶贫办举办的全国雨露计划成果展上，国家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刘福合则表示：“所谓的‘民工荒"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我本人是非常赞成刘福合司长的这一见解的。 谁知道低工资的优势到底属于什么优势？有人会说，如果雇一个农民工就将其变成城里人，就让其享受城镇户口就业者的同等待遇，那中国劳动力的低工资优势就会丧失，中国的经济就会缺乏竞争力。面对这样的高论，我不得不问：你本人愿意加入到低工资群体中去为中国经济永远保持低工资优势的竞争力而贡献自己的一生吗？靠低工资优势来保持所谓竞争力的国家有前途吗？如果有的话，前途是什么？

? 中斗星官 鲁仁杰　晁雷　姬叔升中天北极紫微大帝

第一，用工单位劳工严重不足，导致生产无法正常运行。第二，导致社会闲散人员增多，治安混乱。第三，由于民工荒，公司老板必定通过增加员工待遇来招徕员工，从而生产成本相对增加。第四，由于生产成本转嫁到产品上，引起相关物品价格上涨，继而引起物价上涨。

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其他省市也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是用工制度的一个不合理现象。按理说，出现“民工荒”对民工是好事，说明市场对他们需求增加了，但事情并不让人乐观。过低的工资待遇和一些歧视行为，让民工也寒心。他们逐渐意识到，城里的那份工作并不可靠，由当初的趋之若鹜变得理性起来，城市里就出现了招不到民工的现象，所谓的“民工荒”。如何正确对待和使用民工，适当地提高他们的各种待遇，是摆在用人单位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当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毕竟他们是财富的创造者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更重要的是，要让民工遇到困难时有法有据可依，才能吸引民工就业。“民工荒”还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一种现象——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这说明目前的经济运转非常好。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民工潮”成为描述中国农村劳动力城镇流动的专用名词。“民工荒”这个词汇，曾经因为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而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回暖，关于“民工荒”现象的报道又开始占据各大媒体的版面。2009年8月以来，据多家媒体报道，在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很多中小企业的订单大量增加，但是却招不到工人。来自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珠三角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显示，这个接纳全国近1/3农民工的地区，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在1：1.14到1：1.51之间，也就是说每个求职的人有1个以上岗位虚位以待；在温州，2009年8月份该地区职介中心的用工缺口占比73%多，相比2009年6月52%上升了21个百分点。

2009年初，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减速，大量农民工失岗返乡。2010年，由于经济迅速回暖，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这一缺工比例，虽然不及“民工荒”说法最盛行时的水平，却显示出企业用工需求迅速回升的明显势头。比对以往用工情况，经济复苏是本轮“民工荒”的本质诱因。如果说过去20年，我国主要是通过农村廉价劳动力完成“原始积累”的话，那么“民工荒”则警示我们：要想在知识经济的挑战中保持持续的竞争力，就必须转移经济发展战略，把廉价劳动力变成高价值、高素质的人才资源，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真正的大规模民工回流潮起源2010年初，以浙江、广东等地严重的民工荒现象为代表。其原因在于三点，一为沿海地区受2008年金融危机打击较大，企业倒闭、拖欠工资现象严重，而内地企业多为内向型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二为沿海地区犯罪率和农民工聚集区治安状况较差，低于内地众多特大城市的平均标准，且大多数受雇于中小企业主的工人得不到社会福利保障，工伤事故率居高不下，而内陆特大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城市发展开始健全，工人开始注重这方面福利待遇。三则因为内地众多特大城市发展较快，如成都、重庆、武汉等南方内地核心特大城市无论是城市建设、特大型企业数量、福利待遇和生活水平已经和沿海特大城市相差无几，尤其重要的是底层操作工的工资待遇也与沿海城市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加之沿海加工企业和台资、外资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内迁，而就业机会较多，众多民工选择前往内地的这些特大城市务工。而众多多年未到过这些内地特大城市的农民工在2008年被辞退后在内地特大城市寻求工作时也逐渐意识到这些离原籍地不远的特大城市在很多方面已经不输于沿海城市。2010年4月初，一则四川企业在浙江招聘熟练工，甚至准备在浙江经济较落后的丽水、衢州招聘本地工人前往成都的大型广告刊登在杭州的报纸上，引起了浙江商界的轩然大波该报纸评论者则认为，这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大量内地农民工的离开也是促使沿海企业加快速度进行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力量。企业若想在行业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留住农民工便是重要的一步。因此，企业需要从人性化关爱、尊重的角度出发，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保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农民工自身感受到一种成就感和尊重感。只有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和谐的氛围，才能增强农民工同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提高农民工在企业工作的稳定性和积极性。

李俊最近,民工荒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我们一边讨论如何解决民工荒,一边却要讨论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难。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些企业主拿着订单苦于招不到工人、同时却有很多大学毕业生却在踏出校门之际即迎头碰到就业无门。造成两者并存的原因,确实是产业结构和就业人口结构出现了矛盾。市场对工人需求和供应量却没有相对应,从而导致民工荒。所谓的民工荒现象就是,民工的价格变得贵了,但是什么原因导致工人价格上升,大学生价格下降?在这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提供了一组数据,“大致来讲,现在我们每年新增的找工作的毕业生当中,初中生是800万,大学生将近500万,高中生是200万。可以这样讲,现在在市场上要找一个小学化程度的人比三十年前找大学程度的难两倍,基本上是找不到的。现在新就业人群中55%是初中生,30%是大学生,15%是高中生,这是一个大体的状况。”市场对普工需求依然很强烈,但是供应数量却在下降。愿意从事到普工的岗位,往往都是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甚至更多都是初中毕业或者小学毕业的劳动力。随着高等教育普及,这个群体的数量越来越少,与此同时的就是大学生却不愿意从事普通工人的工作。很多大学生都希望从事相对体面的工作,但是相应岗位却有限,理所当然就会出现大学生就业难。造成大学生就业难是有很多原因,这包括高校对专业设置问题。很多高校拼命扩招,开设一些市场没有需求的专业,结果毕业就等于失业。同时,高校的课程设置也很多不合理,很多理论知识完全和真实世界脱轨了,侧重理论,却缺少实践。当然,更多原因都是大学生本身造成的。很多人在大学里并没有认真学习,平时都是忙于恋爱、玩游戏。读了几年大学,除了应付考试,拿到一张毕业证,什么都没有了。很多大学生,专业知识不扎实、动手能力不行、交际能力不行、身体体质不行、架子又大,还自以为高人一等,就业怎么会不难?有的大学生,含金量高的工作,没有这个能力胜任;干体力活,却是娇生惯养,也做不了。计划经济时代,只要拥有大学文凭的标签,国家就帮你安排工作,但是这个已经成为历史了。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一个标签的作用仅仅就是发出高能力的信号,但是市场还要验证,这是不是真的?还有很多大学生,把自己找不到工作归咎没关系,所以就不用自责了。当然,不可否认有关系对找工作起着一定作用,这只是其中一个变量而已。很多大学生都是觉得自己水平很高,读过很多书,所以懂得东西也很多。事实上,别以为考试分数比人家高,拿了多几个证书,就一定比别人优势。同时,心态问题也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原因。有的大学生到了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并不懂处理人际关系,甚至内心上瞧不起那些没有受到高等教育的同事,总是觉得别人什么都不懂。很多时候,把自己高高在上,工作遇到问题,又不愿意请教同事,工作怎么可以做得好?实际上,有的人由于各种原因没读过大学,但是能力却是非常强,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心态好,同时还很勤干。 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大学几年里,努力学好专业知识、锻炼好身体、学会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我想就业肯定不会那么难?我们把大学生说成天之骄子,但是又几人是名副其实的?很多大学生,整天沉迷在玩乐之中,同时在生活上却是温室花朵,就业怎么不难?因此,从而得知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是一点都不奇怪。向大家推荐李俊著作《为什么剩女不结婚》作为女人,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另一半中国富人是怎样发财起家的?中国经济会面临大衰退吗?我们到底交了多少税?

「观点一」　　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主要是指后一部分人。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我国狭义农民工的数量为1.2亿人左右，广义农民工的数量大约为2亿人。　　 「观点二」　　即农民工人，他们是农业户口，但从事着非农业的工作；他们生活工作在城市，为城市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在某些人心中农民工是贬义的，其实农民工并不一定是户籍在农村但到城市做工的一类人群特殊的群体。拥有农村户籍而在城市打工的人员，包括大中专院校毕业后户口在农村而在城市工作的中高学历人员，随着中国户籍制度的完善，将不再拥有城镇和农村户口的差别。农民工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同义词，城市发展经济的主力军。　　 「观点三」　　人们普遍认为指的就是农民工人，这当然是中国人的说法。在美国没有农民这个称谓，统称为农场工人。从字面上分析，农民工人和农场工人好像差别不大，但是深究起来却是两个千差万别的词语。首先在身份上，农民工人的身份是农民而农场工人的身份是工人；其次在工作上，农民工人做的是城市里的工作而农场工人干的是农场里的活计。社会学家、三农问题评论家艾君认为，在我国实施多年的实行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下，我们所说的“农民工”，实际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1] [编辑本段]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问题是指中国大陆由于农民进入城市参与经济活动后涉及的一系列权益保障的总称。　　针对农民工问题，现在在政策研究界、学术界有几种观点：一是部分学者的观点，让农民工在城市住下来，“三农”问题将不存在。二是国研中心研究报告的观点，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　　农民工问题在建国后三四十年前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到了改革开放以及建立市场经济的今天，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就日渐突出。当致富成为人们第一需求和追求目标时，城市人占有各种政策的抉择领导地位、占有意识领先的统治地位、占有生产资料转化成货币的掌控权等等，当处在两眼墨黑最封闭的乡村的农民进城务工时，自然会对他们制造出许多政策的限制，强加给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赋予一些带有歧视性的概念、名词。　　再说农民工在就业方面，城市制定外来劳动力分类目录，把脏乱差工作留给民工。农民工从事行业的基本特点是：体力要求较高的房地建筑工、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的操作工种、绿化养护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钟点工或保姆、厨师、服务员等脏、累、险、差工种。出现这些限制和歧视的主要原因是意识问题。因为意识的误区，导致制定政策的错位。　　其一，在决策者眼里，因为存在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利益之争，即农民工进城就业，加剧城市居民的就业矛盾，因此城市政府的政策趋向与城市居民的利益趋向一致。　　其二，政府害怕“城市病”，从而试图将农民圈在农村。　　其三，我国各大城市存在“隐性超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入必然使城市的“超城市化”进一步加剧，城市治理成本大幅加大。　　其四，城市劳动力失业给城市政府带来的成本十分巨大，而农村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最多也只是回家种田，政府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　　其五，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歧视一方面源自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等由于出身形成的尊卑贵贱观念；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城里人认为农民工抢他们的饭碗而产生的反感和仇视。　　这些原因虽是城市限制农民工进入数量、工种限制等歧视性政策的直接理由，当然农民工就业歧视也有一些其他深层的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　　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文化派生出来的对乡村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排斥而产生的人的等级观念的歧视。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农民属于“草根”底层，城市人属于“花草”上层。因此，解决了农民工进城问题，即便让他们在城里住下来，并不能从根本解决所有农民问题，更不可能出口狂言“三农问题将不存在”。这种理论观点，实际属于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形而上学、纸上谈兵。 　　农民工保障问题　　农民工保障问题与我国二元社会结构高度相关，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近期出现的“ 民工荒”已为我国农民工问题敲响了警钟。笔者认为，农民工保障的缺位是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是顺应我国社会转型要求的重要举措，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重要形式，也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内在要求，应将为农民工提供保障作为解决目前“ 民工荒”的应对之策。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必须消除目前存在的认识上的误区，同时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也不能操之过急。 [编辑本段]解决农民工问题策略　　社会学家、三农问题评论家艾君近几年年针对农民工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和实施策略。他认为，要界定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农民是什么？农民如果是一种职业而非身份，该按照职业，也就是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人来界定农民。如果界定农民是一种职业，那么“农民工”又是什么呢？是种职业？是农民职业转工人职业？是既做工人又做农民？那么那些长期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农村人还是农民工吗？他认为，如果说农民是一种职业，眼下提出农民工概念的本身就存在概念不清和语法的误区。如果承认农民是种身份，那么提出“农民工”的概念是成立的。　　到底何谓农民工呢？人们普遍认为指的就是农民工人，这当然是中国人的说法。在美国没有农民这个称谓，统称为农场工人。　　从字面上分析，农民工人和农场工人好像差别不大，但是深究起来却是两个千差万别的词语。首先在身份上，农民工人的身份是农民而农场工人的身份是工人；其次在工作上，农民工人做的是城市里的工作而农场工人干的是农场里的活计。在我国实施多年的人口管理制度人为地将农民划入了二等公民，农民相对于城里人似乎与生俱来就要低人一等；而在美国，没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说法，只有行业不同。他说，可见我们所说的“农民工”，实际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既然是工人了，享受工人所有应该享受的权利和义务，享受工人一视同仁的地位是合情合理和法律所不容忽视的。　　他强调，首先，“农民工”的概念就变成一个错误的提法。农民是职业，那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了，那么农民工，不就成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了吗？可事实上，社会上把农民工指的是农业户口，但从事着非农业工作的劳动者。从“农民工”一词的盲目出笼，已经把“农民”给界定为一种身份了。也许“农民工”一词的出台就缺少科学性合理性，也走入了概念的误区。艾君认为，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文化派生出来的对乡村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排斥而产生的人的等级观念的歧视。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农民属于“草根”底层，城市人属于“花草”上层。因此，解决了农民工进城问题，即便让他们在城里住下来，并不能从根本解决所有农民问题，更不可能出口狂言“三农问题将不存在”。这种理论观点，实际属于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形而上学、纸上谈兵。　　他认为，户籍制度是引发城乡差别的原因之一。即使在城市里工作，身为农民户籍身份的农民工也无法享有城市人的“补贴”。城市化的实质是转化农民为居民，转化小生产的主体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三农问题的产生的一大原因，是农民受到歧视、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主要因素，是其他诸如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一切公平制度之所以存在并得以执行的前提!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实施，伴随农村医疗、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等福利的实施，农民工必成历史。　　他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认为应该有步骤、有规划、分阶段、有深度地进行城乡改革，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其一，首先要从户口制度入手，在2年内彻底取消其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 “ 居民户口 ”，打破多元体制向一元体制转化。消除城乡户籍差别是第一步。其二，在消除城乡户籍差别之后，新的制度安排必须要迅速跟进，利用2-3年时间建立起城乡社会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一体化的制度。其三，从户口入手，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一体化的制跟进，然后就要着手解决好农村人土地归属问题。农村解决好了以上三点，接下来就是在城市、农村，实行“以房定户”制度。即，人出生后，就注册永久性公民出生地户口，户口的迁移实行像婚姻登记一样注册登记制，登记注册的基础是有住房作为唯一的条件。眼下“农民工”一词的出笼是个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由此看来，那么我们城里的工人下乡种田是否该叫“工人农”了，岂不贻笑大方吗？

「观点一」　　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主要是指后一部分人。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我国狭义农民工的数量为1.2亿人左右，广义农民工的数量大约为2亿人。　　 「观点二」　　即农民工人，他们是农业户口，但从事着非农业的工作；他们生活工作在城市，为城市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在某些人心中农民工是贬义的，其实农民工并不一定是户籍在农村但到城市做工的一类人群特殊的群体。拥有农村户籍而在城市打工的人员，包括大中专院校毕业后户口在农村而在城市工作的中高学历人员，随着中国户籍制度的完善，将不再拥有城镇和农村户口的差别。农民工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同义词，城市发展经济的主力军。　　 「观点三」　　人们普遍认为指的就是农民工人，这当然是中国人的说法。在美国没有农民这个称谓，统称为农场工人。从字面上分析，农民工人和农场工人好像差别不大，但是深究起来却是两个千差万别的词语。首先在身份上，农民工人的身份是农民而农场工人的身份是工人；其次在工作上，农民工人做的是城市里的工作而农场工人干的是农场里的活计。社会学家、三农问题评论家艾君认为，在我国实施多年的实行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下，我们所说的“农民工”，实际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1] [编辑本段]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问题是指中国大陆由于农民进入城市参与经济活动后涉及的一系列权益保障的总称。　　针对农民工问题，现在在政策研究界、学术界有几种观点：一是部分学者的观点，让农民工在城市住下来，“三农”问题将不存在。二是国研中心研究报告的观点，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　　农民工问题在建国后三四十年前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到了改革开放以及建立市场经济的今天，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就日渐突出。当致富成为人们第一需求和追求目标时，城市人占有各种政策的抉择领导地位、占有意识领先的统治地位、占有生产资料转化成货币的掌控权等等，当处在两眼墨黑最封闭的乡村的农民进城务工时，自然会对他们制造出许多政策的限制，强加给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赋予一些带有歧视性的概念、名词。　　再说农民工在就业方面，城市制定外来劳动力分类目录，把脏乱差工作留给民工。农民工从事行业的基本特点是：体力要求较高的房地建筑工、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的操作工种、绿化养护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钟点工或保姆、厨师、服务员等脏、累、险、差工种。出现这些限制和歧视的主要原因是意识问题。因为意识的误区，导致制定政策的错位。　　其一，在决策者眼里，因为存在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利益之争，即农民工进城就业，加剧城市居民的就业矛盾，因此城市政府的政策趋向与城市居民的利益趋向一致。　　其二，政府害怕“城市病”，从而试图将农民圈在农村。　　其三，我国各大城市存在“隐性超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入必然使城市的“超城市化”进一步加剧，城市治理成本大幅加大。　　其四，城市劳动力失业给城市政府带来的成本十分巨大，而农村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最多也只是回家种田，政府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　　其五，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歧视一方面源自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等由于出身形成的尊卑贵贱观念；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城里人认为农民工抢他们的饭碗而产生的反感和仇视。　　这些原因虽是城市限制农民工进入数量、工种限制等歧视性政策的直接理由，当然农民工就业歧视也有一些其他深层的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　　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文化派生出来的对乡村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排斥而产生的人的等级观念的歧视。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农民属于“草根”底层，城市人属于“花草”上层。因此，解决了农民工进城问题，即便让他们在城里住下来，并不能从根本解决所有农民问题，更不可能出口狂言“三农问题将不存在”。这种理论观点，实际属于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形而上学、纸上谈兵。 　　农民工保障问题　　农民工保障问题与我国二元社会结构高度相关，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近期出现的“ 民工荒”已为我国农民工问题敲响了警钟。笔者认为，农民工保障的缺位是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是顺应我国社会转型要求的重要举措，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重要形式，也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内在要求，应将为农民工提供保障作为解决目前“ 民工荒”的应对之策。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必须消除目前存在的认识上的误区，同时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也不能操之过急。 [编辑本段]解决农民工问题策略　　社会学家、三农问题评论家艾君近几年年针对农民工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和实施策略。他认为，要界定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农民是什么？农民如果是一种职业而非身份，该按照职业，也就是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人来界定农民。如果界定农民是一种职业，那么“农民工”又是什么呢？是种职业？是农民职业转工人职业？是既做工人又做农民？那么那些长期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农村人还是农民工吗？他认为，如果说农民是一种职业，眼下提出农民工概念的本身就存在概念不清和语法的误区。如果承认农民是种身份，那么提出“农民工”的概念是成立的。　　到底何谓农民工呢？人们普遍认为指的就是农民工人，这当然是中国人的说法。在美国没有农民这个称谓，统称为农场工人。　　从字面上分析，农民工人和农场工人好像差别不大，但是深究起来却是两个千差万别的词语。首先在身份上，农民工人的身份是农民而农场工人的身份是工人；其次在工作上，农民工人做的是城市里的工作而农场工人干的是农场里的活计。在我国实施多年的人口管理制度人为地将农民划入了二等公民，农民相对于城里人似乎与生俱来就要低人一等；而在美国，没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说法，只有行业不同。他说，可见我们所说的“农民工”，实际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既然是工人了，享受工人所有应该享受的权利和义务，享受工人一视同仁的地位是合情合理和法律所不容忽视的。　　他强调，首先，“农民工”的概念就变成一个错误的提法。农民是职业，那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了，那么农民工，不就成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了吗？可事实上，社会上把农民工指的是农业户口，但从事着非农业工作的劳动者。从“农民工”一词的盲目出笼，已经把“农民”给界定为一种身份了。也许“农民工”一词的出台就缺少科学性合理性，也走入了概念的误区。艾君认为，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文化派生出来的对乡村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排斥而产生的人的等级观念的歧视。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农民属于“草根”底层，城市人属于“花草”上层。因此，解决了农民工进城问题，即便让他们在城里住下来，并不能从根本解决所有农民问题，更不可能出口狂言“三农问题将不存在”。这种理论观点，实际属于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形而上学、纸上谈兵。　　他认为，户籍制度是引发城乡差别的原因之一。即使在城市里工作，身为农民户籍身份的农民工也无法享有城市人的“补贴”。城市化的实质是转化农民为居民，转化小生产的主体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三农问题的产生的一大原因，是农民受到歧视、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主要因素，是其他诸如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一切公平制度之所以存在并得以执行的前提!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实施，伴随农村医疗、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等福利的实施，农民工必成历史。　　他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认为应该有步骤、有规划、分阶段、有深度地进行城乡改革，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其一，首先要从户口制度入手，在2年内彻底取消其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 “ 居民户口 ”，打破多元体制向一元体制转化。消除城乡户籍差别是第一步。其二，在消除城乡户籍差别之后，新的制度安排必须要迅速跟进，利用2-3年时间建立起城乡社会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一体化的制度。其三，从户口入手，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一体化的制跟进，然后就要着手解决好农村人土地归属问题。农村解决好了以上三点，接下来就是在城市、农村，实行“以房定户”制度。即，人出生后，就注册永久性公民出生地户口，户口的迁移实行像婚姻登记一样注册登记制，登记注册的基础是有住房作为唯一的条件。眼下“农民工”一词的出笼是个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由此看来，那么我们城里的工人下乡种田是否该叫“工人农”了，岂不贻笑大方吗？

中国新闻周刊6月22日报道　中国的劳动力不再是取之不竭了。和2004年的“民工荒”不同，2007年的基层劳动力短缺，已经由东南沿海蔓延到北方内陆，从东部扩展到中部乃至全国，从暂时的缺工变成了长期的趋势。200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提出警告：中国将要进入劳动力短缺的时代。所谓“刘易斯转折点”，指的是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的，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的转变，即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而面对这一转折，以往靠廉价劳动力构成中国经济起飞的“世界工厂”，需要转换思维了。善待劳动者，只是眼下应有之义之一；提升中国企业素质，“从生产要素投入推动型过渡到生产率推动型”，不再靠“人多势众”盈利，则是长远之策。2007新民工荒因为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制造业生意人的恐慌，已影响到了城市公共生活的正常运转和质量。故事开始越来越像那部荒诞喜剧《没有墨西哥人的日子》，和城市的扩张相比，随着人口红利期的结束，基层劳动力会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北京的长安街边，国贸桥往东几百米，万达广场的建设在年初时遇到了一点小波折，因为春节后，大批工人没有如期回到工地，工程暂时无法开工。正在修建的外交部新住宅楼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原计划1200人的工人队伍没能招齐，预计今年初修到楼房和地面相交的“正负零”，现在却只进行到地下一层。崇文区环卫局四队则在其辖区的所有公厕内，一直张贴着招聘广告。因为清扫公厕的临时工一直没有满员。而且，“每天都有人走。”该队劳资科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这个城市里小区业主生活的细枝末节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去年保洁工随叫随到，现在要提前三天才能约上。在小区家政公司的登记单上，三天内的业务都已经排满，还有很多因为轮不上而注明取消的业务。民工荒自2004年起为人所知。三年之后，基层劳动力匮乏所波及的范围，已经由制造业生意人的恐慌，影响到了城市公共生活的正常运转和质量。故事开始越来越像那部荒诞喜剧《没有墨西哥人的日子》——当一个美国城市中的所有做服务业的墨西哥人突然都走掉后，整个城市陷入瘫痪——和城市的扩张相比，负责为这个城市修建住所，打扫卫生，清理公厕，还有整理家务的基层劳工正变得越来越少。正在壮大的城市不得不放慢脚步。劳动力短缺已不是一时一地现象杨玉红一直觉得自己和一起来北京打工的丈夫无法相比。丈夫在今朝装饰公司做木工，这是现在比较紧缺的技术工种，每天可以赚到70～80元。而杨玉红在一家小区所属的家政公司上班。“他们那是技术活，而我们这种是手头活，随便谁都能做。”她说。但中国社科院2007年5月发布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显示，短缺的劳工恰恰是杨玉红这类“干手头活的非技术工人”，而且，对女工的需求量占了2007年新增用需求的57.8%。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章铮对此的结论是：目前的“民工荒”主要是25岁以下女工供不应求造成的。在经济学家眼里，还有许多零碎的证据，证明目前低端劳动力供应正处于卖方市场。比如，消费物价指数中，家庭服务和家庭维修服务的数据大约自2004年下半年起加速上升，在过去的一年，其平均增长率大约比此前3 年的增长率高出2个百分点。“这表明低端劳动力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紧张，并带来了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加速上升。”光大证券研究所宏观经济分析师高善文说。下个月，杨玉红的报酬就要由一小时5元增加到一小时7元。来自安徽的建筑商王顺中已经准备把与钢筋有关的工序的工资由220元/吨增加到240元/吨，“这在全国都算高的价钱了。”在民工荒的最早爆发地广东东莞，民工荒仍在持续，由它所带来的工资上涨，已是普遍的事实。类似“招聘普工，底薪690，每天工作8小时，保证双休日，工作满一年可以享受5天的带薪年休假……”的告示，如今在东莞几乎每家工厂的门口或者传达室的窗户上都随处可见。四年前就从重庆巫山县来到东莞做工的张启君，感触最深的是这几年待遇提高了。今年5月份，她领到了2500元工资，“刚来的时候，第一个月才拿了一千多元。”她对记者谈道。 张目前的工作是查补(对成衣进行检查和修补)，她说，目前厂里如果加班，一般是5元/小时，而在周末，可以拿到六七元钱。“我们厂的待遇比其他厂好，五个人住一间宿舍，有放衣服的橱柜，可以洗热水澡，下班后还可以在厂里打球、唱卡拉OK。”即便如此，企业依然面临缺工的问题。新兴发针织厂厂长尹海对记者说：“招工不好招，除了新兴发外，我们还有另一家耀信服饰厂，总共需要两千多工人，去年就缺工，今年更厉害了，现在还差几百人。” 城市的用工短缺甚至已经抬高了农村里劳动力的价格。“现在是农忙季节，请人插秧，往年15块/天，现在都得30块/天。”杨玉红说。王顺中是来自安徽的建筑商，他在老家的父亲也遇到了人手短缺的麻烦。他开了一家棉花加工作坊，春节一过，这个只需要五六个人手的家庭式作坊里三名员工去了传说薪水更高的大城市，王的父亲只好和两个女儿暂时填补了他们留下的空缺。根据中国社科院在农村固定观察点的系统调查，2003～2005年，农户家庭经营各业雇工平均工资由560元/月提高到658元/月，增长了17.5%。而在西南的一个小县城，正在进行着被当地人称为的“工业革命”。周围几个大厂和一些新兴的民营企业，都迁入了当地新建的工业园区。县城里的劳动力显得金贵。在这里，2006年前，一个普通技工还不过30元/天，现在这个价钱只够雇一个打杂的人。那些会搭房梁，砌砖墙，走电线的工人，一天要50元钱才请得起。在中国社科院2007年的《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表》中，能够全部招满工的企业只有不足32%。另有32%的企业招到用工量的75%以上，至少有1/3的企业缺工在25%以上。“缺工不仅是全国性的，而且严重程度也远远高于2004年媒体报道的东南沿海民工荒。”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副主任都阳说。到工资更高、机会更多、环境也更好的地方去县城里劳工工资成倍的上涨没能阻挡劳动力的外流。因为在大城市及它们周围的“经济圈”，那里有更大规模的建设，那里工程更多，工资更高，机会也更多。作为新兴的劳动力吸纳地——环渤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北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迎接2008年的奥运，1215公顷的土地将被辟为奥林匹克中心。760公顷的土地将化身为城市的森林公园。首都机场正进行扩建，到2008年周转量将达到6000万人次。由此要建成一座比伦敦希思罗机场5个航站楼加在一起还大的航站楼。还有一个大的地铁系统也是这个奥运梦想的一部分。这个地铁系统完工后，预计北京将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地铁线路。如果把这些工程与城内一个普通的城区相联系，我们就会知道资本给工作岗位创造的巨大需求。北京市崇文区在迎奥运的名义下，扩建了两广路，花市小区，永外大街，南中轴路，李国庆所领导的负责马路清洁的一队因此要增加几十万平方米的保洁范围。环卫局还为迎奥运设置了新的卫生标准：路段的循环保洁缩短为半小时一个来回。李国庆说，这相当于每个环卫工人的工作面积翻倍，达到每人每天保洁马路1万平方米。如果要保证卫生质量，必须得增加人手。而负责公厕保洁的四队，为了达到达标创优的奥运标准，需要对辖区内的500所公厕实行单人负责制。这使得原来300来人的清洁工队伍捉襟见肘。

C

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转折的转折点。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由传统农业部门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工业化过程。随着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逐渐转移，滞留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之日，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之时。 “自2003年以来，从珠三角开始，在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捷在论坛上介绍，由于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在珠三角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农民工的工资基本没有变化，扣除物价因素，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是负增长。但自“民工荒”发生以后，近年来珠三角的民工工资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 因此，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端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不是暂时性现象，而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征兆。他们认为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正发生逆转。张捷说，“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这让珠三角的“民工荒”提前了20年。

简单说，材料中得不出④的结论，所以④不选。

消费结构继续大幅增长。。。通胀是第一人口红利消失。。。。

农民工问题在建国后三四十年前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到了改革开放以及建立市场经济的今天，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就日渐突出。当致富成为人们第一需求和追求目标时，城市人占有各种政策的抉择领导地位、占有意识领先的统治地位、占有生产资料转化成货币的掌控权等等，当处在两眼墨黑最封闭的乡村的农民进城务工时，自然会对他们制造出许多政策的限制，强加给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赋予一些带有歧视性的概念、名词。　　再说农民工在就业方面，城市制定外来劳动力分类目录，把脏乱差工作留给民工。农民工从事行业的基本特点是：体力要求较高的房地建筑工、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的操作工种、绿化养护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钟点工或保姆、厨师、服务员等脏、累、险、差工种。出现这些限制和歧视的主要原因是意识问题。因为意识的误区，导致制定政策的错位。　　其一，在决策者眼里，因为存在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利益之争，即农民工进城就业，加剧城市居民的就业矛盾，因此城市政府的政策趋向与城市居民的利益趋向一致。　　其二，政府害怕“城市病”，从而试图将农民圈在农村。　　其三，我国各大城市存在“隐性超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入必然使城市的“超城市化”进一步加剧，城市治理成本大幅加大。　　其四，城市劳动力失业给城市政府带来的成本十分巨大，而农村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最多也只是回家种田，政府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　　其五，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歧视一方面源自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等由于出身形成的尊卑贵贱观念；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城里人认为农民工抢他们的饭碗而产生的反感和仇视。　　这些原因虽是城市限制农民工进入数量、工种限制等歧视性政策的直接理由，当然农民工就业歧视也有一些其他深层的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　　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文化派生出来的对乡村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排斥而产生的人的等级观念的歧视。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农民属于“草根”底层，城市人属于“花草”上层。因此，解决了农民工进城问题，即便让他们在城里住下来，并不能从根本解决所有农民问题，更不可能出口狂言“三农问题将不存在”。这种理论观点，实际属于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形而上学、纸上谈兵。 　　 -解决策略 社会学家、三农问题评论家艾君近几年年针对农民工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和实施策略。他认为，要界定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农民是什么？农民如果是一种职业而非身份，该按照职业，也就是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人来界定农民。如果界定农民是一种职业，那么“农民工”又是什么呢？是种职业？是农民职业转工人职业？是既做工人又做农民？那么那些长期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农村人还是农民工吗？他认为，如果说农民是一种职业，眼下提出农民工概念的本身就存在概念不清和语法的误区。如果承认农民是种身份，那么提出“农民工”的概念是成立的。　　到底何谓农民工呢？人们普遍认为指的就是农民工人，这当然是中国人的说法。在美国没有农民这个称谓，统称为农场工人。 从字面上分析，农民工人和农场工人好像差别不大，但是深究起来却是两个千差万别的词语。首先在身份上，农民工人的身份是农民而农场工人的身份是工人；其次在工作上，农民工人做的是城市里的工作而农场工人干的是农场里的活计。在我国实施多年的人口管理制度人为地将农民划入了二等公民，农民相对于城里人似乎与生俱来就要低人一等；而在美国，没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说法，只有行业不同。 可见我们所说的“农民工”，实际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既然是工人了，享受工人所有应该享受的权利和义务，享受工人一视同仁的地位是合情合理和法律所不容忽视的。 首先，“农民工”的概念就变成一个错误的提法。农民是职业，那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了，那么农民工，不就成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了吗？可事实上，社会上把农民工指的是农业户口，但从事着非农业工作的劳动者。从“农民工”一词的盲目出笼，已经把“农民”给界定为一种身份了。也许“农民工”一词的出台就缺少科学性合理性，也走入了概念的误区。 艾君认为，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文化派生出来的对乡村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排斥而产生的人的等级观念的歧视。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农民属于“草根”底层，城市人属于“花草”上层。因此，解决了农民工进城问题，即便让他们在城里住下来，并不能从根本解决所有农民问题，更不可能出口狂言“三农问题将不存在”。这种理论观点，实际属于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形而上学、纸上谈兵。 他指出，户籍制度是引发城乡差别的原因之一。即使在城市里工作，身为农民户籍身份的农民工也无法享有城市人的“补贴”。城市化的实质是转化农民为居民，转化小生产的主体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三农问题的产生的一大原因，是农民受到歧视、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主要因素，是其他诸如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一切公平制度之所以存在并得以执行的前提!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实施，伴随农村医疗、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等福利的实施，农民工必成历史。他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认为应该有步骤、有规划、分阶段、有深度地进行城乡改革，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其一，首先要从户口制度入手，在2年内彻底取消其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 “ 居民户口 ”，打破多元体制向一元体制转化。消除城乡户籍差别是第一步。其二，在消除城乡户籍差别之后，新的制度安排必须要迅速跟进，利用2-3年时间建立起城乡社会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一体化的制度。其三，从户口入手，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一体化的制跟进，然后就要着手解决好农村人土地归属问题。农村解决好了以上三点，接下来就是在城市、农村，实行“以房定户”制度。即，人出生后，就注册永久性公民出生地户口，户口的迁移实行像婚姻登记一样注册登记制，登记注册的基础是有住房作为唯一的条件。 眼下“农民工”一词的出笼是个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其概念存在语法和词义的错误并带有明显的歧视含义[笔者在以前的文章里已经多次探讨、指出和呼吁过]，那么如果像现在这样把农民进城做工有区于其他劳动者冠以“农民工”的头衔，由此看来，那么我们城里的工人下乡种田是否该叫“工人农”了呢？岂不贻笑大方吗？ 保障问题 农民工保障问题与我国二元社会结构高度相关，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近期出现的“ 民工荒”已为我国农民工问题敲响了警钟。笔者认为，农民工保障的缺位是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是顺应我国社会转型要求的重要举措，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重要形式，也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内在要求，应将为农民工提供保障作为解决目前“ 民工荒”的应对之策。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必须消除目前存在的认识上的误区，同时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也不能操之过急。 农民工是活跃在城镇和乡村中最积极、 最能干、最可敬的新生力量，他们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已经与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与农村繁荣文明进步密不可分。新春伊始，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了。这份文件的出台，对于切实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具有重大的意义。众所周知，农民的概念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它不是静态的不变的概念，农民不是终身制。 关于农民界定问题的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按照身份来界定农民，具体地说，也就是根据户口本上的户籍划分农民和非农民。持此种观点者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是一种以科学的眼光、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的本质和其运行规律，犯了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书本主义错误。

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 ★一、物价上涨的十大原因 据专家分析，有以下10个理由，使我们对于我国的此轮物价上涨不敢轻视。 1、 世界经济将继续强劲增长，加大了全球通胀压力。鉴于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的良好增长势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7月25日将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从今年4月的4.9％上调到5.2％，美国在第二季度已经重拾增势；日本经济复苏形势良好，有望进入正常的增长轨道；欧元区经济上半年明显好于预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其中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增速尤为突出。在全球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情况下，供应限制因素增强，通胀风险增大。 2、 我国经济仍将高位运行。从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景气周期，驱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非常强劲，今年上半年GDP增速达11.5％，创近12年来的同期新高，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全面升温，预计今后几年我国都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刺激社会总需求上升，推动物价上涨。 3、 城乡居民收入出现了少有的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长18.5％；另外，有调查显示，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11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3％，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其中，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出售农产品收入增长较快，分别同比增长19.3％和17.3％，这表明由“民工荒”引发的工资上涨已从沿海地区蔓延到全国各地。劳动工资水平上升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的扩大，一方面将直接抬高企业成本和产品成本，诱发成本推动型通胀；另一方面，将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导致需求推动型通胀。 4、 以股市、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持续上涨。今年上半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平均同比上涨5.95％。房价虽不直接计入CPI，但房价持续上涨将通过房租、水暖费、装修材料等项目传导到CPI之中。沪深股指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整后，在经济快速增长、人民币中长期升值预期、上市公司业绩大幅上升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继续震荡盘升，屡创新高，目前已站上4700点的高位，市场成交量也有所放大。 5、 固定资产投资高位反弹的压力较大。今年上半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4168亿元，同比增长25.9％，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3.9个百分点。虽然同比增幅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较高的增长平台上，而且投资反弹的趋势比较明显，其中，6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5％，增速较1－5月份提高2.4个百分点。受房价大幅上涨的刺激，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加快，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28.5％，比去年同期提高4.3个百分点。因此，在利率偏低、货币信贷投放过多、企业盈利大幅增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推动等基本因素没有根本性改观之前，投资反弹的压力较大。 6、 消费增长势头明显回升。上半年，我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044亿元，同比增长1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2.1个百分点，增幅为1997年以来的新高。根据历史数据，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中的40％左右将逐步转化为消费资金，近几年高速增长的投资资金必然释放出巨大的消费能力，而强劲的出口也会提高企业的效益和就业岗位，另外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扶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这些因素累积起来将共同促进消费增长。 7、 食品价格上涨有蔓延之势。受国际粮食库存下降、国际价格传导等因素的影响，近期国内粮价有可能继续保持小幅上涨趋势。而粮食又是食品生产链的源头，能在较大程度上决定食品价格的走向。一方面，前期大幅上涨的猪肉、鸡蛋等继续保持上升势头，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商务部三部委会商后认为猪价偏高和猪肉供应偏紧的局面，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另一方面，由于成本上升，近期方便面、乳制品、快餐等都在纷纷涨价，呈现蔓延之势。 8、 市场流动性充裕，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物价上涨终究可以归结于货币现象。由于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居高不下，导致经由外汇占款被动投放的基础货币持续多增。6月末M2同比增长17.06％，增幅比5月末高0.32个百分点，也超出年初确定的目标增速1.06个百分点。同时，信贷投放也有较大增幅，上半年新增贷款2.54万亿元，创历史同期纪录。充裕的资金终将会形成购买力，促进物价水平上扬。 9、 国际原油价格飙升和主要有色金属价格在高位波动，给我国带来较大的价格上涨压力。今年以来国际

拆除户籍藩篱后，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不再有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分，人口流动更加自由。户籍制度改革“取消‘身份"限制，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二元结构，以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以合法固定住所和合法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相适应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①。然而，传统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不仅对社会形态造成了制度性的约束，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在意识形态领域都根深蒂固，甚至形成了稳定的固定利益集团。现今对户籍藩篱的拆除，使我们不禁断想，在这个拼经济数量和质量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结构告别城乡二元模式到底会对社会各个层面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一）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道路更加平坦　　在原先的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大部分的劳动力是被束缚在土地上从事农业活动。就算青壮年劳动力被城市生活所吸引，暂时性背井离乡地参与到城市运转，但这种劳动力流动往往背负着抛家舍业的艰辛和压力。最终，大部分农村人口还是要回归到家庭联产责任制下的农业生产生活。同时，城市地区凭借政治功能和经济优势可以轻易的转移农村资源和财富。譬如在1953年中共中央发出的控制农产品资源供应的“统购统销”决议，虽在早期保证了粮食供应和粮价稳定，但是对农产品自由市场的取消，严重阻碍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在个别农村地区造成了积贫积弱的落后局面，这不能不说是对农村农民的不公正剥夺。这道城乡二元户籍藩篱困扰着农村乡野接触新思想、新门路，是阻碍广大乡村地区向城镇化发展固若金汤的制度性瓶颈。随着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的加快、乡村与城市之间无形藩篱的渐渐被拆除，有利于乡村与城市获取公平的发展权利，有利于农民与市民在教育、人事、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得到相同的待遇，有利于广大农民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中迸发出更大的创造力。我们有理由相信，拆除了户籍藩篱，农民的创富智慧、农业的发展潜能、农村的建造热情必定会加快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广大乡村地区向城镇化发展的道路更加平坦。　　（二）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城市地区可以有效解决用工短缺难题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存在着大量廉价劳动力，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可以保证经济的平稳发展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为城市的各行各业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然而“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打破了我们一直以来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观念，城市用工短缺问题的愈演愈烈提示我们重新关注农民工这一特殊的职业群体。“农民工是传统的户籍制度与自由的市场制度相结合的产物。从职业角度讲，他们是工人，从身份上讲，他们是农民。这种职业身份与户籍身份的矛盾使他们并没有同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和主流生活，而是演变成为一个日益被边缘化的新弱势群体”②。尽管农民工置业群体为城市建设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和智慧，但受户籍制度的压制，却得不到公平的薪酬，甚至时常遭受权益侵害。与其在城市没有尊严的讨生活，他们更加愿意留在农村重拾旧业，或者在家乡附近城镇谋求出路，不再背井离乡的奔往发达城市。探究“民工荒”的深层原因，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其症结所在。若拆除了这道户籍藩篱，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进程可以大大加快，在得到教育、人事、医疗等等方面的多重福利后，农民工站在实现个人社会价值的公正平台，农民工便没有理由离开城市中的工作岗位，“民工荒”问题便迎刃而解。总之，拆除户籍藩篱，让农民工进城变市民，得到与自己的贡献成正比的待遇，城市地区才能继续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解决用工短缺难题，中国的人口红利才能继续。　　（三）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十二五”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转型期，世界经济也逐渐摆脱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影响、进入一个自我改良调整的状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等词汇在十八大报告中和国家经济政令中是重要关键词，同时也是指引我国经济战略转型的重要关键词。这些关键词不仅仅是人们街头巷尾所闻所讲的词汇，而且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经济意识和经济行为，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经济环节的实际操作都将产生着影响。而现存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流动劳动力的牢牢控制，使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大打折扣，抹杀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观能动性。农村与城市之间人为树立的户籍藩篱，本身就是有失公平的制度。尤其在特殊的经济转型期，户籍藩篱对属于农村户口的众多劳动力的无形盘剥，使劳动者个体在市场经济中便没有公正的竞争地位，被社会和企业淘汰的人力资源往往是农村户籍的劳动者，导致从生产环节到消费环节、从产业结构调整到企业创新突破都留下了阴影。由于这道藩篱的存在，无法有效的提振内需，无法有力的发挥国内市场对经济转型的巨大贡献。拆除户籍藩篱便是坚持了以人为本，便是解放生产力的壮举，仿佛经济列车的加速器和润滑油，有利于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户籍藩篱存在下的市场竞争是有失公正的、经济发展是畸形发展，只有拆除户籍藩篱，才能实现劳动力的有序流动，才能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完美转型。

主要看政府怎样扶持贫困地区，如果穷人有钱了生育率自然降低了。

1）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内迁，大量劳动力转向内陆。2)沿海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大量基础科技型人才与中高科技人才。3)服务也与金融的迅猛发展也代来了大量专科人员的需求。4)个人觉得需要不少农民的，那么多地荒在那儿就浪费了。还有，农民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需要科技的力量。

（1）、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如果在2007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突破10%，中国贸易出口顺差将大幅减少,中国产品的利润将大幅缩水，有可能导致一些以出口为主的中小型企业的破产。中国出口产品严重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局面，使得中国蓝领工人普遍收入低下，而如果连这种低下的收入都不能保证，将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2）、中国城市在高房价的高温中。使得大量的中小企业将资金用于炒楼，来牟取高额的暴利。中国中小企业的规模在中国GDP的高速增长中，并没有随之扩大，而是大幅减少尤其体现在制造业和非资源型竞争产业上。除煤炭、钢铁、石化、汽车等大型资源型产业外中国的第二产业规模有大幅减少的迹象，再加上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用工越来越少，失业高峰即将到来。在中国一线城市房价不断创新高的同时，中国城市的失业率也在同时创新高两高并竞，祸起萧墙。（3）粗笨化的增长方式。围绕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反映了许许多多非常矛盾的现象而这种现象与中国的高出口高投资低消费有关。就目前就业来说，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过剩一方面是“民工荒”。国家劳动部部长田成平在今年的“两会”上说，大学生群体工作难找以及“民工荒”的出现，从劳动力需求的视角让我们看到。我国经济依然是在沿袭着粗笨化的增长方式。（4）、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严重失衡。从国际经验看几乎所有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总是要伴之以结构调整和技术提升。而通过结构调整和优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整个社会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但是由于政绩考核导向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一些地产政府都把最能推动GDP增长的房地产作为发展的重点、抬高地价、哄抬房价、把房地产市场搞成了中国最大的赌场。而对于能够更多吸纳劳动力的第三产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2006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39.5%ue009而类似发展水平的国家该比重在50%以上。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关于“确切的时间”是否2009年，有没有这么快，当然见仁见智，但劳动力短缺在中国的出现绝非危言耸听，它总有一天会到来，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民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毋庸讳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这个重要角色出现市场短缺，对于整个经济大戏的挑战是巨大的。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将面临严重的萎缩。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与“人口红利”相伴相随的“人口诅咒”——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红利”枯竭时，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这个意义上，“刘易斯拐点”不啻为一种“倒逼”，跨过这道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番崭新的广阔天地。同样，因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无可避免，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场“重生”。那些粗放而低技术含量的增长点，该萎缩的尽管让它萎缩；那些仅仅看重我们廉价劳动力的资本，该走的尽管让它走——丢掉这些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实现产业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把传统制造业改造为先进制造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刘易斯拐点”是形成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良好契机。一方面，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制度短缺，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护民工权利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教育供给，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供给，提高劳动力质量和水平，满足产业升级后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专家提醒：沿海、珠三角地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产业调整尤应注意力度2008年8月3日，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捷在“全球视野下的广东现代化之路”学术论坛上提出了“‘刘易斯拐点"出现，让珠三角“民工荒”提前了20年”这一观点，他特别提醒，广东实行产业转移时，调整要适度，以防过多密集型产业倒闭。张捷说，广东如果要实行产业调整，首先要考虑清楚对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何处置。既不能全部关掉，也不能全部向内地转移。他认为，广东实行产业转移时，调整要适度，以防过多密集型产业倒闭，以致重新回到劳动力大量过剩的局面，也即“刘易斯拐点”逆转。他认为，政策一定要适度，给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空间。可以考虑就地升级，向自主品牌、高附加值发展。不过，人力资本要求比较高，在创新环境和制度文化等方面也必须作出调整和改善。简而言之，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在“刘易斯拐点”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春节后，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东珠三角地区用工缺口达200万。常年约有12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也出现了“用工荒”。“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枯竭，用工荒正成为内地普遍现象，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速丧失优势”。这是否说明中国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2010年2月21日《武汉晚报》、《新快报》） 早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就曾提醒：我国的劳动力正由过剩向短缺转变，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当时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出现的“招工难”，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部分验证。没料到随后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外部需求萎缩，出口加工业收缩，大批农民工被迫返乡，有机构预测就业岗位缺口达千万个之多。一时间，“刘易斯拐点”之说似乎不攻自破。可是，随着经济强劲反弹，“保增长”大局已定，“用工荒”又浮出水面，而且大有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蔓延之势。其实，如果不是将“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机械地设定在某个时间点，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过程，经济危机等因素有可能提前或延后“拐点”的出现；那么，判断中国正在或即将出现“刘易斯拐点”是基本符合实情的。民工大省的“用工荒”，可看作是劳动力市场为“刘易斯拐点”拉响的警号。对于这一警号，在劳动力市场中交易的企业和农民工的反应敏感而迅速。比如，在地处安徽的广德开发区，“我们这里的工资水平基本跟江浙一样，待遇并不差”；开发区内企业给工作中的年轻工人播放流行音乐；新一代农民工选择在家乡打工；等等。倒是身处市场之外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千万不要误解了这一警号。一种看法认为，“用工荒”并非意味着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加速丧失优势。且不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优势不会立刻丧失；更不用说中国的劳动人口总量巨大，有一种预测数据显示，到2030年仍有9.7亿，比现在的总量还要大，届时劳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约为67%，仍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2010年）。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虽然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却仍认为“我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会长期保持”。 与此同时，有专家根据2011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认为人口红利窗口将提前关闭，原因是中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此前的预测，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即确认人口红利的消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巴曙松就认为，中国进入人口红利窗口关闭期。如果此时中国能够顺利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越过库兹涅茨拐点，则将有助于中国较好的越过这一变化带来的挑战。探寻日本、韩国规律，高劳动人口占比、低抚养比的人口结构优势都在刘易斯拐点出现后继续支撑经济发展，这一过程大约是30年。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这一期限可能只有10年，即2004年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2015年人口红利窗口就要关闭。两大拐点的接踵而至，将直接导致如下后果：一是，劳动者工资上涨将推动价格中枢的上升，劳动力供给充分条件下的低通胀态势将不可持续。二是，越过拐点后经济增长中枢将出现系统性下降。三是，劳动力供给约束将改善国民收入的分配形式，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从而带动消费兴起。四是，消费上升将导致储蓄下降，投资增速将出现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投资转向消费。五是，收入分配将更趋合理，为顺利越过库兹涅茨拐点提供动力。库兹涅茨曲线是指在一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随着一国收入水平的上升，收入分配差距将趋于扩大，当经济水平达到较高程度时，收入差距将开始缩小。库兹涅茨拐点就是倒U型曲线的顶点。这显示经济发展的关注点从注重效率到注重公平的转化。能否成功改善收入分配差距，越过库兹涅茨拐点，是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的关键。由此看来，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驱动力取决于库兹涅茨拐点能否如期到来。如果两大拐点的越过改善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加速了收入分配差距临界点的提前到来，那么在到达这一临界点后，能否成功跨越则不仅取决于市场力量，更取决于政府政策。如果此时中国能够顺利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越过库兹涅茨拐点，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前两大拐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就业群体，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千万不可将“用工荒”的警号误解为政府可以放弃积极的就业政策，恰恰相反，劳动力的短缺正因存在制度约束，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和制度的短缺。政府应将“用工荒”作为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契机和动力，改革税收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农民工子女就学、职业技能教育等公共产品；而不是通过修改法律等手段将政府责任转嫁给企业。

中国的工资低是因为劳动力过剩吧，加上是发展中。在劳资关系中，是资方市场，商家在压榨劳方价值。

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向上弯曲的短期总供给曲线。而与短期总供给曲线具有同样意义的就是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就业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取舍关系。而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理论框架是否能够很好的解释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事实上，当CPI数据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出现明显上扬的同时，中国的就业形势也开始变得很不乐观了。每个大学生大概都能感觉到这种就业压力的迫近。而沿海省份越来越密集发生的制造业企业关闭以及工人遣散现象，也说明中国的就业问题远远不是大学生就业难那么简单。实际上各个就业阶层都可以感受当劳动力市场上的不景气。这似乎表明了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那种就业和物价水平的替代取舍关系似乎在目前的中国并不成立。至少如果是以CPI数据来衡量物价水平的情况下，这一曲线是不成立的。但是PPI的数据似乎比CPI的数据更加的悲观。自然也可以得出上面的疑问。城镇登记失业率虽然并不是太高，但是这个数据的可靠程度很受质疑。如果采用这个数据来衡量失业水平的话，就把农村地区的隐形失业和就业不足给忽略了。 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这种取舍关系，在过去十年里大致还是成立的。在98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就陷入了一个较严重的通缩现象中。而当时的失业问题也是很严重的。只是那时候媒体使用了“光荣下岗”来替代失业的说法。大概是出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吧。但毫无疑问的是蛇也现象是严重的。也就是说当时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替代关系符合中国当时的经济形势。而03年之后，中国又出现了高涨行情。随着重工业化的推进，PPI数据明显的出现了上扬；而在05年前后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很多讨论，（虽然“民工荒”现象的成因是复杂的。与长期的工资低估有密切关系，也与当时的国家支持农业政策有一定的关系，这里不想过多地讨论了。但是“民工荒”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也就是说，当时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也是成立的。只是进入07年下半年之后，上面所提及的难以理解的现象才出现的。 有一个更让我感到困惑的问题是，不仅短期总供给曲线所反映的关系难以被现在的形势所证实，即便是长期的总供给曲线也是一个谜。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明显存在的。虽然存在一些人口流动的限制，但是劳动力的流动规模之巨大也是世界罕有的。如果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工商业部门，那么即便资本存量没有什么变化，制度约束也不改变，那么总产出也会大量的增加。但是如果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由于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实际接近于零，总产出不会有明显的增加，反倒可能因为城市工商业部门劳动力的减少而减少。因此，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下，中国的长期总供给曲线似乎是存在巨大变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规模决定了潜在的产出水平。而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大量的涌进沿海地区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巨大，因此出口加工企业的状况决定了社会总产出的移动。 如果上述的分析成立的话，中国目前的宏观形势就可以解释为长期总供给曲线因为国际经济形势对出口企业的冲击迫使劳动力向农村回流而向内移动而减少。价格水平因为有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假定是不变的，但是由于被动的货币供给增加，实际上是外移的）共同决定，这样价格水平上升和就业的减少就会同时发生了。而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实际上就变成了隐形失业和就业不足。但是城镇登记失业率似乎不太可能反映出这种现象。 但是短期总供给曲线则不太适合于解释这个现象。如果外生的供给冲击是可预期的，则完全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物价上升的情况下失业压力会增大。如果外生供给冲击是不可预期或不可完全预期的，这一现象才可以得到部分的解释。但是蛇也压力的上升有会使得价格得以调整。但是现在的情形是，CPI数据虽然下降了，但是PPI依旧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而这还是国家价格管制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经过前一段时期的物价上涨，实际上物价水平的基数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CPI尽管只是增加了一个更小的比重，但物价水平的绝对上升幅度却是很大的。也就是说，物价水平还在提高。 简而言之，就是短期总供给曲线（菲利普斯曲线）不足以很好解释物价和失业同时上升的现象。只能使用一个二元经济结构下不稳定的长期总供给曲线来说明。但是长期总供给曲线如果要用于解释短期现象，就必须附加假设条件就是市场出清是能够迅速实现的，也就是说古典二分法必须是成立的。但是在短期古典二分法是否成立时很值得怀疑的。 关于这么一个问题，实质上应当包含了很多的复杂的经济联系。因此，使用一个模型来分析可能是不合适或是不准确的。因此，想了解一下各位高手对于中国目前宏观经济状况的看法，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就业是民生之本。“十二五”规划纲要强调，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就业形势发生新变化，突出表现为部分地区招工难与部分人群就业难并存。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本来就是社会就业变动剧烈时期，再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相叠加，必然使我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面临举世罕见的就业问题。如何判断我国目前以至整个“十二五”时期的就业形势？如何应对就业工作所面临的压力、挑战和变化？本期“本周话题”刊发的3篇文章对此进行了阐述。　　我国就业形势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的复杂性在于，在普遍出现“民工荒”现象的同时，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依然存在，城镇失业现象持续存在。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并不难理解，因为每个就业群体面临就业困难的原因并不相同。 　　以“民工荒”形式表现出来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是由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造成的。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逐年下降。与此同时，经济快速增长继续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便导致劳动力短缺。另一方面，结构性就业压力依然存在。农民工尚未成为城镇户籍居民，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不健全，面临周期性失业风险，仍然是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人群。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并非由市场供大于求所造成，而是产生于个人就业意愿和技能与劳动力市场机会及需求之间的不匹配。至于城镇居民失业和就业困难，既有就业技能不匹配问题，也有劳动力市场调节功能不充分问题。这两个就业群体面对的劳动力市场风险主要是结构性和摩擦性的自然失业。　　以2011年为例，我们可对今后一段时间内城镇劳动力市场上需要关注的就业困难群体构成作出大体的数量估计：剔除在农村内部流动部分后，农民工进入城镇就业的人数约1.46亿人；新毕业大学生约660万人，加上往年毕业尚未就业的150万人，总共超过800万人；按照近年来较高的登记失业率4.3%估算，城镇失业和可能失业的人数大约1600万人；假设8000余万灵活就业人员中有一半就业比较稳定，另外4000万则属于就业困难人员。这些人群之间可能有交叉，但总体而言可以反映就业困难群体的数量和构成，即全部城镇就业人口中接近一半经常面临明显的就业困难。　　可见，理解当前的就业问题需要确立两个认识。其一，就业问题并不会因为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而缓解，应继续将其置于经济社会政策的优先位置，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其二，长期困扰我们并被作为就业政策重点的就业总量问题正逐步转化为就业结构性问题。政府需要顺应这种变化，及时转变积极就业政策的关注点和实施手段，面对各个就业人群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就业促进战略和扶助政策。根据就业形势的新特点，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应从以下方面考虑政策优先顺序和关注点。　　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保持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应体现在产业政策中，继续扩大就业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普通劳动者短缺现象出现，工资成本大幅度提高，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将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在加大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减少部分传统就业岗位。劳动者素质的整体提高需要假以时日。因此，为现有劳动者创造与其人力资本相适应的就业岗位以保持就业稳定扩大，仍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优先原则。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应与中西部地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承接结合起来，防止出现比较优势真空，造成就业岗位损失。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资源禀赋差异和发展差距都较大，这为产业转移提供了较大空间，也有利于保持经济增长对就业吸纳规模的相对稳定，防止出现“无就业的增长”现象。同时，在制造业升级的基础上应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分离出来，使其成为新兴服务业态，为大学毕业生创造适合的就业岗位。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一定变化，绝不意味着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不再以就业吸纳能力为基准。应从放松准入限制、提供平等的金融服务、给予税收优惠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促进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挥其扩大就业的功能。　　抓住重点人群，提供更完善的公共就业服务，实施更有针对性的积极就业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政府逐步形成积极的就业政策，当时的重点是创造城镇就业岗位，帮助下岗失业职工实现再就业。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就业政策应逐渐转变重心，面向不同就业群体提供更广泛的就业扶助。针对农民工易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以及社会保障覆盖率低的特点，通过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对就业形势的敏感性、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等，提高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和社会保障的充分性。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主要在于其知识和技能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因此，解决大学生就业困难应从高等教育体制、实习制度、就业培训和中介服务等方面入手，提高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受年龄偏大、教育程度偏低、技能老化以及求职能力弱等制约，常常遭遇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以及与此相关的就业困难，需要通过完善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和提高政府就业服务水平，降低其就业难度。(作者蔡昉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东部地区用工形势及对策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以及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力流向和就业区域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就地就近就业不断增加，东部地区用工形势更加严峻，用工短缺问题日益突出。　　东部地区经济增速相对放缓，就业吸引力下降。2009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0.8%，增速分别慢于中西部地区0.9和4.2个百分点。2010年1—10月，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增速分别低于中西部地区3.8和2个百分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1.5%，增速分别低于中西部地区5.6和4.7个百分点。与此相适应，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更多地回流到当地就地就近就业。　　就业不稳定，劳动争议多发。一方面，东部地区加工制造业较为集中且主要从事服装、鞋帽等低端产品的出口加工，容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冲击；另一方面，农民工绝大多数没有签订长期劳动合同。一些中小企业的员工因为生产生活条件较差，难以安心工作。有的企业劳动强度大、加班时间长，往往是生产旺季批量招工、淡季迅速裁员，降低了员工归属感，导致用工不稳定。同时，劳动争议进入多发期，突发性和群体性劳资纠纷时有发生。农民工用工短缺问题趋于常态化。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我国经济回升向好，东部地区用工需求快速增加，用工短缺问题日益突出。浙江省2010年前3季度企业需求人数累计比求职人数多105万人，求人倍率(用工需求人数/求职人数)高达1.99。福建省2010年以来的求人倍率始终在1以上。今后一个时期，中西部地区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对农民工的吸引力继续增强，东部地区用工短缺问题将由季节性趋于常态化。 　　农民工务工收入增长较慢。东部地区农民工收入增长相对放缓，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10年第三季度，东、中、西部地区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分别为1665元、1617元和1611元，同比分别增加210元、228元和229元。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差距最高只有54元，而收入增速低于中西部地区2个百分点，加上东部地区生活成本较高，东部地区的务工收入水平已不占优势。　　职业技能培训严重滞后。东部地区产业升级不断加快，对工人的技能要求越来越高，但现有培训设施和培训能力与实际需要相差很大。　　面对严峻的用工形势，东部地区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实现率先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与稳定和扩大就业、缓解用工紧张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实现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良性互动。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扩大就业和吸纳人才。抓住“十二五”规划实施的有利时机，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创造更多适合专业技能较高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吸纳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金融、物流、旅游、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进一步发展传统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就业比重，稳定和扩大就业规模。　　加强劳动争议调解仲裁，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积极创新调解仲裁工作，合理确定调解仲裁的组织机构、人员编制、经费保障、场所设备等配置标准，推进调解仲裁工作规范化。加大劳动用工等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及时排查用人单位的用工隐患，帮助企业改进和加强管理，建立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健全劳动关系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及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完善就业政策体系，改善就业特别是农民工就业质量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快构建城乡统筹的就业政策体系，促进劳动力平等就业。着力优化农民工务工环境，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农民工在就业地落户安居。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民工就业失业登记和监测预警机制。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探索建立职业技能培训统筹协调机制，逐步形成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工作格局。根据经济发展和就业岗位需要，不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鼓励企业组织开展职工岗位技能培训，并给予相应补贴。进一步完善培训补贴资金使用和管理制度，严格工作程序，提高使用效率。　　加强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推进城乡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地区间就业信息沟通，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推动创业孵化基地和服务中心建设，不断增强创业服务能力。加大投入，加快形成设施完善、管理规范的调解仲裁服务体系，提高劳动争议处理能力。因地制宜，整合资源，建设一批标准和质量较高、满足多层次需要的培训基地，全方位提高培训能力。(作者胡德巧 孙中震 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业和收入分配司)　　做好就业工作的压力、挑战和机遇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十分复杂，农民工招工难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并存导致人们对就业形势的判断出现很大差异。有人认为，农民工招工难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到来，标志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时代结束。实际上，准确判断我国就业形势，需要从供求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从供求层面看，“十二五”时期我国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从供给看，“十二五”时期劳动力供给较“十一五”时期多。首先，“十二五”时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仍处于高峰期，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年均达到2500万人。其次，大学毕业生、农村富余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三碰头”，形成巨大就业压力。“十二五”时期大学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加，年均规模约为667万人，较“十一五”时期增加127万人；现有农村富余劳动力仍有1.2亿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压力依然很大；每年结转的登记失业人员预计1000万人，解决结构调整中新的失业问题和历史遗留的下岗失业问题的工作难度将进一步加大。第三，就业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十二五”时期我国面临产业结构重大调整，在就业领域将伴生大量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劳动者职业技能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另一方面，是不同地区就业结构性矛盾。在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就业难问题仍严重存在，农村仍有大量富余劳动力难以转移。从需求看，“十二五”时期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就业提出新挑战。首先，“十二五”前期我国经济和就业仍将受到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需难以恢复到以往水平。这将对外贸企业造成重大影响，不利于其吸纳就业。其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就业提出挑战。落后生产能力将逐渐被淘汰，从而产生新的结构性失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客观上要求劳动力在各产业间有序转移，要求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来吸纳由于第一、二产业实行集约化经营而富余的劳动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等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要求。第三，部分地区招工难并未改变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大势。部分地区出现的招工难现象，既有我国经济回暖、企业订单增多和中西部地区因经济增长而需要扩大招工的因素，也有新生代农民工期望值与部分企业用工条件差异较大的因素，还有供求双方在技能素质、招聘时间及信息对接上错位的因素。对这些问题应高度重视，但不能由此认为我国就业供求格局发生了拐点变化。从人口预测看，我国人口将从2010年的13.4亿多人增加到2020年的约14亿人，并持续增加到2033年的约15亿人。因此，在未来相当长时期，我国劳动力总量压力持续加大，供大于求的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从制度层面看，我国就业工作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挑战是：首先，城镇化快速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提出新要求。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将向城镇第二、三产业转移。解决农民工的稳定就业、职业培训、工资待遇、社会保障以及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问题，帮助其顺利融入城市，已迫在眉睫。其次，我国就业体制与就业社会化管理的要求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公共就业服务投入不足，基层平台匮乏，服务功能和服务手段落后；就业市场信息化建设滞后，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就业信息没有被纳入常态统计范围，就业信息尚未在全国实现联网，人力资源市场的动态监测薄弱，针对失业的监测和预警机制有待完善；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影响劳动力资源有效配置。机遇是：首先，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就业问题，提出扩大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这将成为“十二五”时期做好就业工作的强有力保障。其次，各项促进就业的法律和政策的效力进一步释放，就业和创业环境将进一步改善。第三，市场就业观念正在深入人心，市场就业机制进一步成熟，劳动者求职就业更加理性务实，就业方式日趋多样化。同时，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基本形成，能够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相应服务

我国经济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优化，但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随着产业和生产要素向东部地区持续集聚，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日趋加剧。近年来，先后出现“民工荒”、“电荒”、“油荒”、“地荒”，环境资源承载压力加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生存压力显著加大。与此同时，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迟缓，地区差距持续扩大，其资源优势、劳动力要素优势和市场潜力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内陆地区迁移，开始出现明显的产业区域转移趋向。、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特征长期以来，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区位优势和政策优惠，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区。从人均GDP看，1991年以来，除一些非凡年份外，每年中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只占东部的40％多一点，而西部只占东部30％多一点。1985年，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1.96％、29.69％、18.35％，到2005年，差距进一步扩大，比重分别为59.52％、23.49％、16.99％。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相联系，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区域产业结构也存在明显差异。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十分明显。东部地区第二、三产业发达，占GDP比重逐年增加，从1991年的79.8％增加到2004年的89.2％；而中西部地区第二、三产业增长速度虽然也较快，但其基数小，在全国的份额有限，第一产业的比重总体上还较高。随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层次、消费水平的提高，东部工业经济结构得到同步调整，工业产值在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都保持在45％以上。在东部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发达城市，以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房地产等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发展很快，在GDP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中部地区虽然第二产业占有相当的比例，但第二产业的优势仍不明显。第一产业比重虽然逐年下降，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仍然高出6个百分点左右。2004年，西部地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更是高出东部7.6个百分点。从表面看，西部地区第三产业比重高于全国，但并不意味着其产业结构程度的高级化，而是因为工业化水平较低、农业不发达、社会生产比较落后而形成的。从中西部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两地区均以传统的流通和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为主，为现代工业服务的金融、通讯和信息产业相当薄弱，现代化水平不高。从制造业区域布局看，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制造业集中分布地带。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显示，在制造业29个行业的销售收入中，东部地区所占份额超过90％的有4个行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电子及通讯制造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造品业。另外，东部地区还有20个行业的销售收入份额超过70％，仅有烟草加工一个行业的销售收入份额小于50％。假如按171个小类行业来比较，东部地区有43个行业的销售收入份额超过90％，占全部行业的25％。其中，水产品加工、钟表制造业和文教体育用品更是超过98％；有124个行业的销售收入份额超过70％，有157个行业的销售收入份额超过50％。而中西部地区合计销售收入份额超过50％的行业只有2个，即中部地区的炼焦业和西部地区的烟叶烘烤业。也就是说，在全部制造业中，中西部地区只有15％能达到行业的平均份额。另外，东中西部产业布局各有侧重，东部以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东部地区的销售收入占全国总销售收入的90％以上；而中西部地区比重较大的则是一些资源加工型产业，如烟草加工、金属冶炼、麻纺织业、盐加工业等。此外，中部地区在运输设备制造业、西部地区在航空航天设备制造业等方面占有较大比重。在各类出口加工产业中，东部地区比重都在80％至90％以上。出口的拉动、产业集聚效应、国家政策的相应倾斜等因素是形成东部地区与出口密切相关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较快发展的主要原因。中西部由于区位劣势、资金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等因素，首先发展的只能是资源密集型产业。

你好，理解如下：中国未来劳力缺口将超1亿 应容纳亚非国家大量移民广东出现大规模的“洋黑工”现象。大批来自东南亚及非洲相对落后国家的境外黑工，在深圳、佛山、东莞、云浮、肇庆等地遍地开花，并大有向整个珠三角扩展之势。洋黑工的出现，当然可以归因于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但是，值得警醒的是，本次广东的“洋黑工”浪潮与“民工荒”几乎同步，则折射了中国隐藏的巨大劳力危机。民工荒的原因，除产业升级外，更重要的是，在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急剧减少。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70年代，中国一直是鼓励生育，中国改革开放前期30年的迅猛发展，某种意义上正是获益于这种人口红利。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导致青年人的比例逐年下降，改革初期的1979年，中国0-14岁的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1/3。而到了2009年，比例竟然不足1/5，下降速度惊人。前不久，武汉大学顾海良宣称：随着出生人口基数的下降，18-22岁适龄大学生青年数量的减少，很多中国大学将有破产的危险。顾海良绝非危言耸听。据教育部统计，自2007年以来，高校学生在连续增长13年后，开始下降。今年，北京高考报名人数即猛降20%。　“民工荒”和“学生荒”同时出现，表明中国已非“少年中国”。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我国加快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脚步。未来10年中国18-22岁的人口将减少4000万人，而在20-40岁之间，中国人口更是减少1亿-3亿。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推行计划生育，以及中国社会缺少保障，生育孩子已经成为沉重的负担，由此引起了生育意愿的普遍降低。开放亚洲和非洲移民，或可解中国年轻人口匮乏之难。在本次的广东黑工潮中，黑工主要来自东南亚和非洲，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地缘相近，文化亦比较接近，来中国比较容易，如在广东的越南人，多自中国广西的东兴入境；此外，中国国势的日益强盛，在相当长时期内，也将对亚非国家的年轻人产生巨大吸引。作为中国黑工潮的第一站，广东方面已经出台了《在粤外国人“三非”现象调研报告》，随着黑工未来在全国的蔓延，中国对于亚非劳工必然出现根本性的政策改变，给予正当移民劳工合法身份，随着中国户籍制度的逐步改善，将更加速这一进程。未来20年内，应容忍亚非国家向中国大量移民，据预测，未来劳力缺口达到1亿以上，中国将形成大规模的移民潮，成为除美国之外，容纳全球性移民最多的国家。

中国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基础上，开始国家工业化建设，再加上工业化初期（即20世纪5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国际市场封锁，在这严酷的国内外条件下，中国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经济战略。这在当时背景下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但是，由于向重工业倾斜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持续数十年的时间，这就必然带来较为严重的消极后果。这突出表现在，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吸收劳动就业的能力很弱。因此，到1978年，虽然中国工业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初步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工业体系，使得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建国初期的10%上升到74.4%，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建国初期的90%下降到25.6%，但国民经济的劳动就业结构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即农业劳动力仍然占社会总劳动力的76.1%，农村人口仍然占社会总人口的80%。随着农村人口的增长、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和其他农业资源的日趋减少，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相当缓慢。1957—1978年的21年间，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仅增加2.87元；1965—1977年间，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仅增加1.00元。如此低下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一方面不能形成对工业品的有效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又不能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足够的食物和原料。这不仅严重地制约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严重地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问题的症结在于，在中国传统的分工格局支配下，可以利用非农产业组织经济活动的，只限城市人口，而对广大农民来说只能利用农业资源组织经济活动，这是一种城市现代工业和农村传统农业彼此隔离、各自封闭的二元经济结构。从城乡一体的角度看，中国工业化的目标远没有实现。这就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非农产业的发展，不仅要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现代化物质技术投入，更重要的要为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剩余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从而才有可能建立起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这就要求中国的工业化，尤其是农村工业化，必须把重点放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逐步缓解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以及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之所以获得史无前例的发展速度，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充分发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把数以亿计的农民转化为农民工。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离开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客观现实表明，哪里的农民工聚集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哪里的工业化、城镇化程度就最高，经济社会文化就最为发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的发展现实，正是有力的证据。 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借助于多投活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主要借助于多投物化劳动。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相比较，劳动密集型属于较低层次的产业经营形态，它是与较落后的生产力和较低下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相联系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往往把资本（主要指物化劳动）投入量的多少，作为区分集约经营和粗放经营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指出，当生产经营还处在粗放阶段，其投入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和土地，只须投入很少的资本。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经营集约度的提高，必然愈来愈把资本的重要性和革命意义，突出地表现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756、760、762.）因为技术进步的实质，不外是用日益完备的生产手段，即所谓资本（物化劳动）替代劳动力（活劳动），以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用更少的活劳动推动更多的物化劳动，其结果是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在内的劳动总量的减少。对于某一个地区而言，无论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或者是改善社会成员的国民福利，都必须建立在该地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劳动生产率是人均国民收入和经济增长的源泉，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区域的竞争能力。鉴于劳动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各自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存在区域性差异，这就决定着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某些地区（尤其是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还必须把工业化的重点放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但是，当一个地区（如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科技、消费、工资水平的相应提高，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就会逐渐丧失，这时候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位转移便成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按照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当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些低层次的、粗放型的产业，诸如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因为当地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升，而不再具有竞争优势，必须逐步地向内陆地区转移，由此一波一波地扩散，从而带动内陆地区产业经济的发展。然而，中国出现的情况是，尽管沿海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劳动力（指拥有当地户籍的劳动力）成本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那些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却迟迟没有能够转移出去。究其原因，在于大量内陆地区廉价农民工不断涌入沿海地区，保持了沿海地区人力成本低的态势，使得这类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往往表现为农民工劳动力成本低下的优势）毋须转移出去，人为地切断了产业梯度转移的链条。但是，借助于制度性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歧视性的劳动工资待遇，人为压低外来农民工的工资福利，来支撑沿海地区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终究是有一定限度的，是不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相比较，劳动密集型产业属于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其增值能力是很有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资源的素质的要求相对较低，其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者生存资料的价值上。资本密集型产业属于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其增值能力较强。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资源的素质的要求相对较高，其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者的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价值上。较低的劳动成本只能吸收和再生产较低素质的劳动资源；而较高的劳动成本则可以吸收和再生产较高素质的劳动资源。权衡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不能只看成本，还要看效率。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应当是劳动资源的成本和劳动资源的效率的综合体现。而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资源的成本呈上升趋势，劳动资源的效率则呈下降的趋势。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运行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进而要求产业结构必须逐步升级。但是，产业结构提升的过程，是企业素质和劳动者素质同步提升的过程。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固有的低素质劳动资源的源源不断的供给，无法替代产业升级对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要求。不仅如此，劳动密集型产业一般属于资源消耗大的产业，即大量消耗资源（包括土地资源和生物资源及矿产资源）的产业，而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这种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难以消化因资源成本迅猛上升所造成的亏损。以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资源成本为支撑的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终究会被市场竞争所淘汰。前中国沿海地区的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已经面临着生存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都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之所以得到迅速的发展，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尤其是低素质的劳动力供给，是近乎无限的。但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供求态势，却愈来愈明显地动摇这个结论。这就需要我们作更深入的探索。市场经济理论揭示，劳动力要素在区域间流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区际同差异。正是由于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区际间差异，引发了劳动力要素的区际间流动。劳动力要素总是从价格低的地区流向价格高的地区，在流动过程中劳动力要素的所有者将获得更高的报酬。劳动力要素的价格差异是由各个地区劳动力要素的不同供给与需求来决定的。也就是由各个地区生产要素的禀赋程度和生产产品的要素密集度的差异决定的。而要分析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区际间差异，就必须从劳动力要素的供给与需求状况入手。由于不同地区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质量和种类各不相同，因而构成了各个地区生产要素价格差异的基础。倘若暂不考虑劳动力要素的需求因素，各地区劳动力要素的供给丰裕程度决定了劳动力的价格水平。一般地说，劳动力要素供给充裕其价格水平就低，劳动力要素供给稀缺其价格水平就高。但是，劳动力要素的价格除了决定于供给因素，还决定于需求因素。即使两地区的劳动力要素的供给程度大体相同，由于对劳动力要素的需求程度不一样，也会形成不同地区劳动力要素价格水平的不同。中国沿海地区人口密度大，人均占有资源少，按理说劳动力要素供给的充裕程度会显著超过内陆地区，但是，由于该地区二、三产业迅速发展，对劳动力需求量相当大，甚至超过其劳动力供给量，使得其劳动力要素价格大大超过内陆地区，因而引起内陆地区的劳动力大规模地向沿海地区流动，为沿海地区经济超前发展提供了相对廉价的劳动要素。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之所以获得史无前例的发展速度，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把数以千万计的内陆地区的农民转化为农民工。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离开内陆地区数以千万计的廉价农民工，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客观现实表明，哪里的农民工聚集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哪里的工业化、城镇化程度就最高，经济社会文化就最为发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浙东南、闽东南的发展现实，正是有力的证据。如果没有来自内陆地区的如此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在全国范围内的大流动，没有如此廉价劳动力成本抑制城镇工资水平的过快增长，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本，必然会异常昂贵，工业化、城镇化的速度必然大大延缓。这里须要回答的问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要载体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要素供给是否可以长期持续下去？据萨缪尔森创立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注：彼德。林德特。国际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88—89.）和现实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态势，伴随着商品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自由流动和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区际间差异的缩小乃至趋向均等化。也就是说，伴随着内陆地区劳动力大规模地向沿海地区转移，沿海地区劳动力要素供不应求的态势将会逐步缓和，劳动力要素价格不仅不会持续上升，还会稳中有降；与此同时，伴随内陆地区劳动力大规模地向沿海地区转移，内陆地区劳动力要素供过于求的态势将会逐渐缓和，劳动力要素价格将会逐步上升，从而使得内陆地区劳动力要素价格与沿海地区的差异逐步缩小，以及由此引起的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规模相应缩小，并有可能引发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供给不足，甚至出现局部性的“民工荒”。（注：乔新生。市场变动能配置人才资源吗[N].经济日报，2004，7. 23.） 20世纪90年代，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曾经令人担忧，而如今，沿海地区的一部分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又为“民工荒”所困惑。从“民工潮”到“民工荒”的转变，意味着依靠廉价劳动力为生存条件的低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到了临界点，意味着农民工作为一种过渡性群体难以再过渡下去了。农民工是市场机制与城乡二元体制相交错的混血儿。即一方面允许农民按照市场的信号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又不能改变农民所固有的身份。所谓农民工，通俗地说，就是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即其身份还没有得到转换而又在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农民工的身份与职业合二而一。其中的“农民”代表他们的身份，而“工”则表明他们的职业。“农民工”的职业与身份的不对称，反映了一种极为矛盾的现实，只能用“边缘群体”这样的概念，才能较为准确地反映这个社会群体的基本特征。在现行的制度设置下，使得农民工和真正意义的产业工人之间，横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实践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一方面工业化进程需要素质不断提高的产业工人队伍作为支撑，另一方面体制性的障碍又使农民工难以转化为产业工人。当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演变为“民工荒”。“民工荒”向人们发出这样一种信号，即不可能依靠带有歧视性工资福利待遇的农民工来长久支撑国家工业化，没有一定规模的、真正意义的产业工人队伍，产业的持续发展乃至转型升级就会落空。解决“民工荒”问题固然有许多权宜之计，但从根本上说，就是把农民转变为市民，把农民工转变为真正意义的产业工人。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与其他生产要素比较，劳动力是一种活的生产要素，是以劳动者为载体，不但具有自然属性，同时具有社会属性。当我们从生产经营的角度来考察劳动力时，是把重点放在考察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上；当我们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考察劳动力时，是把重点放在考察收入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分割问题上，其主要指标是工资率。工资率的高低不仅决定着劳动者家庭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还直接关系着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与其他商品相区别，作为劳动力商品的载体的劳动者，很注重劳动条件、劳动环境与劳动待遇。人们不能想象，在一个充满歧视与冷落的环境中能够有效地吸引和留住农民工。当前中国沿海地区出现局部性“民工荒”，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直接的原因应当说是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过低，农民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恶化，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障。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所完成的初次分配中，只能得到较小的份额。从实现社会公平的原则出发，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初次分配中得到较少利益的群体，在再分配的制度安排中应当得到合理的补偿。例如，城市居民中的弱势群体，在市场的初次分配中处于利益受损的位置，但是，经过城市最低社会保障线等的调节，使他们的境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而进城农民工则基本上被排除在再分配的体系之外，尤其突出地被排除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当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两种“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叠加在一起。也就是说，在原有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之上，又加上一种由户籍制度与市场因素相交织的城乡断裂。也就是说，前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并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即事实上被分割为城市居民劳动力市场和进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由于身份差别而造成的所处的劳动力市场不同，即使付出同等劳动，甚至付出加倍劳动，也不可能得到同等报酬。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实际上是一种被歧视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是一种被扭曲的劳动力市场，因为自由、平等是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原则。从理论上说，歧视会使社会中某些成员受益，而使另一些成员受损。即未被歧视的群体是受益者，被歧视的群体是受损者。如果受益主体的受益额或受益幅度未能抵补受损者的损失，那么，由于歧视现象的存在，就使得宏观经济的运行偏离了帕累托最优标准。固然，从局部看，从短时间看，因歧视所形成的差别，对不受歧视的群体是有利的，而对受歧视的群体是有损的；但是，从全局看，从长时期看，不仅“赢家”的收益远远抵补不了“输家”的损失，到头来还会使“赢家”已经得到的收益丧失殆尽，乃至由受益者变成受损者，“赢家”也会因此变成“输家”。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关于“确切的时间”是否2009年，有没有这么快，当然见仁见智，但劳动力短缺在中国的出现绝非危言耸听，它总有一天会到来，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民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 　　毋庸讳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这个重要角色出现市场短缺，对于整个经济大戏的挑战是巨大的。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将面临严重的萎缩。 　　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与“人口红利”相伴相随的“人口诅咒”——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红利”枯竭时，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这个意义上，“刘易斯拐点”不啻为一种“倒逼”，跨过这道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番崭新的广阔天地。 　　同样，因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无可避免，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场“重生”。那些粗放而低技术含量的增长点，该萎缩的尽管让它萎缩；那些仅仅看重我们廉价劳动力的资本，该走的尽管让它走——丢掉这些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实现产业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把传统制造业改造为先进制造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刘易斯拐点”是形成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良好契机。一方面，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制度短缺，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护民工权利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教育供给，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供给，提高劳动力质量和水平，满足产业升级后的劳动力市场需求。 　　专家提醒：沿海、珠三角地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产业调整尤应注意力度 　　2008年8月3日，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捷在“全球视野下的广东现代化之路”学术论坛上提出了“‘刘易斯拐点"出现，让珠三角“民工荒”提前了20年”这一观点，他特别提醒，广东实行产业转移时，调整要适度，以防过多密集型产业倒闭。　　张捷说，广东如果要实行产业调整，首先要考虑清楚对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何处置。既不能全部关掉，也不能全部向内地转移。他认为，广东实行产业转移时，调整要适度，以防过多密集型产业倒闭，以致重新回到劳动力大量过剩的局面，也即“刘易斯拐点”逆转。　　他认为，政策一定要适度，给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空间。可以考虑就地升级，向自主品牌、高附加值发展。不过，人力资本要求比较高，在创新环境和制度文化等方面也必须作出调整和改善。　　简而言之，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在“刘易斯拐点”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春节后，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东珠三角地区用工缺口达200万。常年约有12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也出现了“用工荒”。“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枯竭，用工荒正成为内地普遍现象，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速丧失优势”。这是否说明中国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2010年2月21日《武汉晚报》、《新快报》） 早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就曾提醒：我国的劳动力正由过剩向短缺转变，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当时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出现的“招工难”，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部分验证。没料到随后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外部需求萎缩，出口加工业收缩，大批农民工被迫返乡，有机构预测就业岗位缺口达千万个之多。一时间，“刘易斯拐点”之说似乎不攻自破。　　可是，随着经济强劲反弹，“保增长”大局已定，“用工荒”又浮出水面，而且大有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蔓延之势。其实，如果不是将“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机械地设定在某个时间点，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过程，经济危机等因素有可能提前或延后“拐点”的出现；那么，判断中国正在或即将出现“刘易斯拐点”是基本符合实情的。　　民工大省的“用工荒”，可看作是劳动力市场为“刘易斯拐点”拉响的警号。对于这一警号，在劳动力市场中交易的企业和农民工的反应敏感而迅速。比如，在地处安徽的广德开发区，“我们这里的工资水平基本跟江浙一样，待遇并不差”；开发区内企业给工作中的年轻工人播放流行音乐；新一代农民工选择在家乡打工；等等。倒是身处市场之外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千万不要误解了这一警号。　　一种看法认为，“用工荒”并非意味着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加速丧失优势。且不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优势不会立刻丧失；更不用说中国的劳动人口总量巨大，有一种预测数据显示，到2030年仍有9.7亿，比现在的总量还要大，届时劳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约为67%，仍高于现在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虽然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却仍认为“我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会长期保持”。　　与此同时，有专家根据2011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认为人口红利窗口将提前关闭，原因是中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此前的预测，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即确认人口红利的消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巴曙松就认为，中国进入人口红利窗口关闭期。如果此时中国能够顺利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越过库兹涅茨拐点，则将有助于中国较好的越过这一变化带来的挑战。　　他在财经杂志博客撰文说：“这次人口调查数据确认，中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此前的预测，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即确认人口红利的消失。探寻日本、韩国规律，高劳动人口占比、低抚养比的人口结构优势都在刘易斯拐点出现后继续支撑经济发展，这一过程大约是30年。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这一期限可能只有10年，即2004年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2015年人口红利窗口就要关闭。　　两大拐点的接踵而至，将直接导致如下后果：一是，劳动者工资上涨将推动价格中枢的上升，劳动力供给充分条件下的低通胀态势将不可持续。二是，越过拐点后经济增长中枢将出现系统性下降。三是，劳动力供给约束将改善国民收入的分配形式，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从而带动消费兴起。四是，消费上升将导致储蓄下降，投资增速将出现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投资转向消费。五是，收入分配将更趋合理，为顺利越过库兹涅茨拐点提供动力。　　库兹涅茨曲线是指在一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随着一国收入水平的上升，收入分配差距将趋于扩大，当经济水平达到较高程度时，收入差距将开始缩小。库兹涅茨拐点就是倒U型曲线的顶点。这显示经济发展的关注点从注重效率到注重公平的转化。能否成功改善收入分配差距，越过库兹涅茨拐点，是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的关键。　　由此看来，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驱动力取决于库兹涅茨拐点能否如期到来。如果两大拐点的越过改善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加速了收入分配差距临界点的提前到来，那么在到达这一临界点后，能否成功跨越则不仅取决于市场力量，更取决于政府政策。如果此时中国能够顺利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越过库兹涅茨拐点，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前两大拐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就业群体，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千万不可将“用工荒”的警号误解为政府可以放弃积极的就业政策，恰恰相反，劳动力的短缺正因存在制度约束，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和制度的短缺。政府应将“用工荒”作为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契机和动力，改革税收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农民工子女就学、职业技能教育等公共产品；而不是通过修改法律等手段将政府责任转嫁给企业。

一、当前就业形势困难与问题2003年是中国高校扩招后本科学生毕业的第一年，全国共有高校毕业生212.2万人，比2002年增加67万人，增幅达46.2%，就业形势十分严峻。2004年我们国家的本科毕业生就有280余万人，比2003年增加68万人，就业形势依然严峻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将达到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增幅达20.71%，就业形势严峻。问题1．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速度加快同时出现，新成长劳动力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总量：每年城镇劳动力供给2400万人，可安排约1000万，缺口1400万。结构：行业、素质供求矛盾。城乡：农村富余劳动力1.5亿人。失业人员、新成长劳动力：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00万人（其中失业保险金领取者440万人）；大学毕业生280万人。2．严重不足的就业需求：（1）从社会对就业岗位的需求角度看，1978－2002年的25年间，我国的就业弹性总体上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弱。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平均可以增加200万个就业机会；进入90年代，经济每增长1％，却仅能提供约80万个就业机会。（2）根据有关预测，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能够在20年内维持在8％左右的水平，这固然能够使我国经济进一步繁荣，但从近期的角度看，就业需求的增长极其缓慢，无法满足上述巨大的就业供给数量。面对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许多毕业生所能做的仅仅是尽量把自己的简历做得更加美观，在简历后面附上更多的证书复印件，然后在网上海投，或者拼命去挤人山人海的招聘会。即使这样，四处的周旋仍然毫无结果，投出的简历也如泥牛入海……其实，找工作的过程首先应该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也只有那些真正了解自己的人，才会更有希望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针对这一点，大部分人采取了找到工作以后，在与工作的相互磨合中，渐渐了解自身的表现，殊不知，这种做法已经让许多人输在了起跑线上。所以我们要做好对2011年大学生的就业分析　如何看待和应对复杂的就业形势就业是民生之本。“十二五”规划纲要强调，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大学生创业网讯 就业是民生之本。“十二五”规划纲要强调，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就业形势发生新变化，突出表现为部分地区招工难与部分人群就业难并存。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本来就是社会就业变动剧烈时期，再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相叠加，必然使我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面临举世罕见的就业问题。如何判断我国目前以至整个“十二五”时期的就业形势？如何应对就业工作所面临的压力、挑战和变化？本期“本周话题”刊发的3篇文章对此进行了阐述。我国就业形势的新特点当前我国就业形势的复杂性在于，在普遍出现“民工荒”现象的同时，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依然存在，城镇失业现象持续存在。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并不难理解，因为每个就业群体面临就业困难的原因并不相同。以“民工荒”形式表现出来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是由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造成的。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逐年下降。与此同时，经济快速增长继续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便导致劳动力短缺。另一方面，结构性就业压力依然存在。农民工尚未成为城镇户籍居民，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不健全，面临周期性失业风险，仍然是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人群。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并非由市场供大于求所造成，而是产生于个人就业意愿和技能与劳动力市场机会及需求之间的不匹配。至于城镇居民失业和就业困难，既有就业技能不匹配问题，也有劳动力市场调节功能不充分问题。这两个就业群体面对的劳动力市场风险主要是结构性和摩擦性的自然失业。以2011年为例，我们可对今后一段时间内城镇劳动力市场上需要关注的就业困难群体构成作出大体的数量估计：剔除在农村内部流动部分后，农民工进入城镇就业的人数约1。46亿人；新毕业大学生约660万人，加上往年毕业尚未就业的150万人，总共超过800万人；按照近年来较高的登记失业率4。3%估算，城镇失业和可能失业的人数大约1600万人；假设8000余万灵活就业人员中有一半就业比较稳定，另外4000万则属于就业困难人员。这些人群之间可能有交叉，但总体而言可以反映就业困难群体的数量和构成，即全部城镇就业人口中接近一半经常面临明显的就业困难。可见，理解当前的就业问题需要确立两个认识。其一，就业问题并不会因为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而缓解，应继续将其置于经济社会政策的优先位置，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其二，长期困扰我们并被作为就业政策重点的就业总量问题正逐步转化为就业结构性问题。政府需要顺应这种变化，及时转变积极就业政策的关注点和实施手段，面对各个就业人群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就业促进战略和扶助政策。根据就业形势的新特点，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应从以下方面考虑政策优先顺序和关注点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保持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应体现在产业政策中，继续扩大就业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普通劳动者短缺现象出现，工资成本大幅度提高，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将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在加大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减少部分传统就业岗位。劳动者素质的整体提高需要假以时日。因此，为现有劳动者创造与其人力资本相适应的就业岗位以保持就业稳定扩大，仍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优先原则。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应与中西部地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承接结合起来，防止出现比较优势真空，造成就业岗位损失。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资源禀赋差异和发展差距都较大，这为产业转移提供了较大空间，也有利于保持经济增长对就业吸纳规模的相对稳定，防止出现“无就业的增长”现象。同时，在制造业升级的基础上应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分离出来，使其成为新兴服务业态，为大学毕业生创造适合的就业岗位。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一定变化，绝不意味着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不再以就业吸纳能力为基准。应从放松准入限制、提供平等的金融服务、给予税收优惠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促进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挥其扩大就业的功能。抓住重点人群，提供更完善的公共就业服务，实施更有针对性的积极就业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政府逐步形成积极的就业政策，当时的重点是创造城镇就业岗位，帮助下岗失业职工实现再就业。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就业政策应逐渐转变重心，面向不同就业群体提供更广泛的就业扶助。针对农民工易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以及社会保障覆盖率低的特点，通过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对就业形势的敏感性、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等，提高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和社会保障的充分性。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主要在于其知识和技能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因此，解决大学生就业困难应从高等教育体制、实习制度、就业培训和中介服务等方面入手，提高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受年龄偏大、教育程度偏低、技能老化以及求职能力弱等制约，常常遭遇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以及与此相关的就业困难，需要通过完善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和提高政府就业服务水平，降低其就业难度。

都是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当年法国和英国的故事将在中国和印度重演。虽然印度工业化起步比中国晚，但是印度凭借比较良好的银行制度和司法制度，尤其是因为没有计划生育而有比较好的人口结构，近年还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其次、解决好民工进城与治安问题在圈地运动早期，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超出城市的吸收能力，出现大量无业流浪人员，威胁城市治安（现在中国广州等地也出现类似情况），英国政府曾经处死了大批流浪的农民。但是正是因为有大量的自由人口，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最稀缺的资源。现在沿海城市一方面抱怨农民工造成社会治安问题，但是想想看，现在沿海是利用全国的劳动力，没有这些劳动力，沿海凭什么发展？中国凭借全国的劳动力使得沿海完成工业化，但是今后内地工业化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劳动力？1980年开始独生政策，2003年出现民工荒（还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推迟了民工荒出现时间），这难道是偶然？其三、合理调整好人口结构问题英国圈地运动从土地上赶走的现有劳动力并不多，最主要是阻止了新增劳动力依附土地，因此英国工业革命的自由劳动力主要是新增加的年轻劳动力（从 18 世纪中叶开始，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英国人口增长三倍，有大量的劳动力补充）。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是依赖农村新增加的年轻劳动力，而不是富余的中老年劳动力。工业化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要是靠中老年劳动力的话，将他们与土地的联系切断，断了他们的生活后路，这些人进城工作时间短，然后就面临养老、医疗等问题，谈不上积累。现在中国人口学家认为中国还有富余劳动力，以为劳动力能够满足中国工业化进程，但是现在农村年轻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新增加的劳动力又不够，开始出现民工荒了。要是这个民工荒靠中老年劳动力补充的话，让他们脱离土地，对中国今后社保是一个巨大隐患。人口结构问题使得中国工业化要么滞后，要是走一条依赖中老年劳动力的畸形而充满风险的道路。

尽管经济学家在他们“完美的”经济模型中，自认为已经解决了“充分就业”的问题，但面对我们的“史上最难就业季”，面对发达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人口，我们有理由怀疑所谓“充分就业”是不是一个一厢情愿的说法。 就劳动市场均衡问题而言，存在着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凯恩斯经济学家的不同观点。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工资具有完全弹性，充分就业就很容易实现。因为雇主对劳动的需求，是工资水平的函数，只要工资可以不断降低，哪怕是最调皮捣蛋的人都可以被雇主所录用。凯恩斯经济学家则认为，由于存在着不确定的心理预期，市场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下的均衡，必须刺激总需求，才能实现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均衡。 在下以为，这两个理论都找错了劳动需求增长的原因。在笔者看来，对劳动的需求并不仅仅取决于工资的高低和总的经济景气度，还取决于预期劳动产出率的高低和资本对劳动的技术要求。或者准确的说，它取决于工资和预期劳动产出率的差额。差额越大，对劳动的需求就越大，差额缩小，对劳动的需求就会减弱。如果预期的劳动产出率高于工资水平，雇主就会增加雇用工人，尽管这时的工资水平可能也在升高。所以，预期的劳动产出率与劳动的供给曲线，并不一定呈相对方向运动，有时会向同一个方向运动。例如在经济繁荣期，厂商对劳动的未来收益预期乐观，虽然用工成本提高，但收入增长的更快。当厂商在不断升高的收益预期下想进一步增加工人时，却发现找不到足够的人手，劳动的需求与供给就会出现缺口，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劳动力短缺。2007年和2009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发生大面积的“民工荒”，就属于这种劳动力短缺。很多企业由于雇不到足够的工人，不得不退掉订单，或者将生产设备闲置。像中国这样拥有十几亿人口，且存在大量农业过剩劳动力的国家，都会在一定时期出现用工紧张，其他国家就更不在话下了。但出现民工荒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的实现。在出现民工荒的同时，中国仍然有大量的失业人口，一方面，是雇主找不到合适的工人，另一方面，是很多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是因为，在劳动力出清点和就业人口之间，存在着信息和技术的屏障，这个屏障产生的摩擦系数在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阻隔区域，从而使就业人口与劳动力出清无法相等。也就是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可能存在着长期的结构失衡，即使是在出现“民工荒”时，这种失衡也会存在。如果不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企图通过单纯调节总需求来使充分就业实现，只能是一种幻想。 在经济衰退期，雇主对未来劳动收益的预期降低，这时，即使工资下降到最低水平，雇主仍然不愿意再增加用工数量至劳动市场出清。这时会出现大量的非自愿失业，即使工人愿意接受最低工资标准（不考虑工资粘性），仍然有大量的人失业。上面我们介绍的，是劳动市场的两个极端的情况，高度繁荣期和极度衰落期。就大多数时间而言，劳动市场处于一种低水平均衡，由于未来劳动预期收益的不确定，厂商会放弃一些在目前工资水平下收益无保证的工作单位，而劳动供给方会有一部分人不满意目前的工资水平，宁可等待，也不工作。面对这种状况，不管是新古典主张的降低工资的方法，还是凯恩斯学派主张的刺激总需求的方法，都不可能解决劳动市场出清的问题，前者是一厢情愿，后者是文不对题。 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提高劳动的预期产出率。由于劳动产出率在价格不变和资本技术含量不变的情况下，取决于工人的技术水平和劳动技能。在资本技术含量可变的情况下，取决于劳动随之变化的速度和适应度。劳动市场的问题在于资本与劳动在技术水平上的不匹配，以及劳动技术水平的变化对资本技术水平变化的滞后。要提高就业水平，政府和社会应该加强对劳动的技能培训，使人才培养与劳动训练与市场需求相吻合。建立劳动市场的供需信息平台，尽可能缩短劳动变化对资本变化的滞后期。尤其是在经济转型阶段，新兴产业会提供有更高劳动产出率的工作岗位，但也会对劳动力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如果任由市场自发调节，劳动市场不均衡的状态就会维持很长的时间。政府与社会的任务就是通过加大教育培训的力度减少劳动力转移的摩擦系数，使劳动市场出清与就业人口之间的阻隔区域缩小到最低限度。

几个方面：1、中国的人口政策导致出生率逐渐降低，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劳动力数量呈现下降趋势。2、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就业机会增多，而且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呈现多样化；传统低收入的行业吸引力下降。

农民务工是什么意思 务工：以工业或工程等方面的工作为业 务农：以农业或农业等方面的工作为业 粮农：以粮食生产为主业的农民 农民务工就是农民工务工，务农，粮农分别是什么意思。急急急 务工：以工业或工程等方面的工作为业 务农：以农业或农业等方面的工作为业 粮农：以粮食生产为主业的农民 请问法律上说的务农与打工是一个意思吗? 务农是做农活，打工做工。一般来说务农和打工不是一个意思。但是，也有打工给人家干农活的。 打工和务工有什么区别？什么是经商，什么是个体？ ，“打工抚一词的含义包括： 　　一，受雇于人，替别人工作； 　　二，离乡别井到外地、外省工作； 三，包括体力工作和文职工作，但多指从事比较劳累、每天工作时间比较长、收入不高的体力工作； 　　四，一般来说，指从事不太稳定，不属于铁饭碗的工作； 　　五，往往带有寄人篱下、忍气吞声、忍受低收入、长工时工作的意思。 “务工”一般泛指建筑行业,搬运行业等等技术含量低,体力劳动为主的从业人员。 “经商”是指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营利性事业。 　“个体”，即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 户口簿上 务农与务工的区别 务农指在户籍地劳动生活；务工是指离开户籍地工作生活。 新农合里面的经商农民在务工单位什么意思 指的是长期在外地经商或务工一类的人员参合后，在新农合政策上所采取的一些便利、优惠的报销措施！ 务工经商的意思是什么？ 5分 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春节后都出现“民工荒”现象。下表为我国2005-2010年部分产业工资年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是什么职务 一般外出务工人员大部分都是普通员工，也就是作业员，学历，年龄的不同工种也就不一样，一般也就做些流水线的活，男的有可能在仓库，主要看你什么企业了，像深圳的三洋微马达，主要就做手机的震动马达，上海的广达集团，主要就生产联想电脑， 家庭主妇是填务农还是务工 前互联网上这样的电子商务平台很多，这家也是有电子商城的 建议多考察一下，看看商城产品是不是生活必需品、质量和价位能不能让老百姓接受； 还有工商局可以查看三证情况，考察合法性；合法很重要，适合普通人也很重要；祝好运。 干农活的叫务农，外出打工的叫务工，那自己开小店的应该叫什么？？（就是填职业那一格） 自主创业或个体

我的祖国是我的母亲，在母亲的怀抱里，我总是很幸福，很温暖的，祖国又是我的家，每当回到祖国时，总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人在他乡时，总想着祖国的亲人们，最爱的菜，我和我的祖国，我很自豪的说，我的祖国是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