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小凡-
艺术展示设计是一门多学科的交叉设计，因在日益频繁的文化和艺术交流活动中凸显其重要作用而逐渐成为一门新型的边缘学科，就其本质而言艺术展示设计是一种信息的传播设计，而信息的传播要借助于符号作为媒介达到传播信息的目的。空间作为展示的一种主要媒介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观察艺术展示空间， 有助于设计师对展示空间意义的准确把握。
一、 符号学的基本概念
现代符号学的研究萌生于20世纪初，发展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其主要代表有两位：一位是美国实用主义体系的创始人之一皮尔斯，另一位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们之后符号学逐渐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皮尔斯是从实用主义哲学和逻辑学方面来探讨符号学的逻辑定义及逻辑联系。根据他的理论，符号可分成图像符(icon) ，标示符(index)和象征符( symbol) 三种。图像符指的是具有复制性质的符号，如脚印、照片和雕像,这些符号与客体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似性。标示符指的是可以作为客体标示的符号，如水银柱的升降标示温度的高低、乌云密布标示风雨就要来临，这些符号与客体之间的相似性弱于图像符，因而显得抽象一些。象征符指的是那些能以直观的方式表示比较抽象的内容的符号，如图腾象征氏族、天平象征公平，但是，这些符号与客体之间的相似性比标示符更弱，其原因在于人类思维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高。索绪尔研究的重点在于符号的语言学及其社会功能方面，认为符号是“能指”和“所指”构成。索绪尔提出符号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符号是可以区分为“能指”和“所指”的，其典型代表是语言记号，也就是说所指和能指就是符号的组成部分，“能指”是指事物的本身，具有物质性，“所指”是指事物所表达的意思，即“思想”意义，具有精神性，也就是说“能指”（表达）是替代物，而所指（内容）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两者就像纸的两面一样须臾不可分离，如交通红灯符号是“形式”是“能指”，而“所指”的“停止通行”的指令是不容忽视的实在，其所指的内容就是符号所代表的意义。
尽管皮尔斯和索绪尔对符号的描述不尽相同，但都说明一个事实，符号是以一个事物表征另一个事物的思维和交流方式。正如皮尔斯对符号所作过的定义所言：“对于符号，我的意思是指任何一种真实的或复制的东西，它可以具有一种感性的形式，可以应用于它之外的另一个已知的东西，并且它可以用另一个我称为解释者的符号加以解释。以传达可能在此之前尚未知道的关于其对象的某种信息。”[1]
二、艺术展示空间是符号的物质化显现
符号学家认为：“能指”和“所指”表达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而符号之能指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物质性。从构成元素来看，艺术展示空间就是物质化的空间，其物质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材料：艺术展示空间是由砖、石、混凝土、木材、玻璃、金属等材料构建而成，离开了材料就无所谓展示空间。材料作为符号通常表现为能指层面，不同的材料因其物理性质不同, 其纹理和质感迥异，给人的生理和心理感受也截然不同。材料表面色泽纹理自然, 常给人朴实清新之感，纹理粗糙则显得粗犷而厚重。
②结构、形态：形成艺术展示空间或形态需要一定的结构方式将材料连接起来，如构建墙体、屋顶、展台、展架、顶棚、装置等。结构方式的不同，则空间形态不同，表现在建筑方面：如框架结构、悬索结构、桁架结构、壳体结构、充气结构等等，表现在展具方面：如榫头结构、卡合结构、折叠结构、螺栓结构、拉索结构等等。结构不同则形态不同，它不但体现风格和特色的差异，更体现了当代的科学技术水平。
③功能：艺术展示空间是提供人们物质文化活动的场所，基本要义是物质的，具有一定的功能目的。如博物馆是为了保护文物、陈列文物、提供人们参观、学习、研究、交流的场所，会展中心是为了会议和展示商品提供商品信息交流的场地。
④展品、道具、文字、图片：传播信息需要的展品、道具、装置以及各种介质制作的文字、图片说明等，它是信息发布者传播信息的主要物质载体。
⑤灯光、音响设施：展示照明需要的灯具及演示三维动画所需要的多媒体设备等。灯光、声音作为一种符号是调节空间气氛，生成特定的空间环境、创造生命活力的重要媒介。
⑥颜色： 颜色本身不能单独成为符号形体, 颜色需要依附其他物质才能显现出来，如红色的纸 、黑色的花岗岩、银色的铝箔等等。艺术展示空间中, 色彩是最活跃的元素, 它和其它元素组成，控制和调节着展示空间环境的整体氛围。
⑦其它设施：调节温度的暖通设备等，它对人的身体产生刺激并成为温觉符号。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艺术展示空间是由材料、结构、功能、形态、色彩、声响、图片、文字、展品、道具、设施等多种物质实体构成的空间，并以此为媒介来承载信息、传播信息。
艺术展示空间是物质元素构成的空间，是符号的物质化显现。设计者可以赋予它不同的内涵，将政治、经济、伦理、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民情风俗、地域特色等种种因素经由物质元素对空间施以影响, 使空间环境具有不同的性格, 成为特定的空间场所。如: 商业空间、文化空间，或典雅、或古朴、或现代等等。这表明展示空间是一种人工创造的事物，具有某种传达性，或者说其中承载有某种信息, 这就构成符号的一般特征。正如卡西尔所言：“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活动的最典型特征，而人所创造的一切文化也都是不同的符号形式而已”。
三、艺术展示空间是实现物质性层面向精神性层面嬗变的物质介体
如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符号之能指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物质性。正如我们看到的“产品”是实物，而其背后是企业的文化和理念。“产品”是物质的，是“能指”，“企业的文化和理念”是精神的，是“所指”，“产品”是事实上的表达层，而其概念性意指，则是其所指的层面，是能指表达的内容。两者互为表里，彼此不可分离，而“能指”总是处于主导地位。由此我们可推测我们看到的艺术展示空间作为物质介体总是处于能指的层面，所以没有物质介体的能指就不可能有其意义表征性的所指，将这一现象可比喻是能指的主导性，而在能指与所指关系中，所指不断向能指转化，被称为是“能指链”也称“符指链”。能指是控制性的，而所指是被动性的、隐含的，因此；可以认为所指是处于一种不可确定的滑动状态，是不断向能指的滑动过程[2]。正是这种“能指”与“所指”的链接形成的“能指链”，符号便能从物质性层面向精神性层面嬗变,它赋予艺术展示空间以生命和灵魂，使符号成为无限的动态的意指过程，具有无穷意蕴，这些意蕴随时可以确定而又随时间的流动而展开，直趋空间的意义。
犹太人博物馆的设计(图一) ，从外表上看是一些无规律可循由铝板和钢铁包裹的饰面和凌乱的线条形体组合，但建筑表皮上这些不规则的线条如同被刀划开的累累伤痕、拆线式的建筑形体如同长空闪电般让人触目惊心,当你进入博物馆狭长、封闭、冰冷、厚重的线形空间中行走时,人们会强烈地感受到犹太人被压迫、被扭曲的心灵历程(图二)，线形空间符号在这里仿佛是一种时间的延展，对记忆的一种倾诉，描绘出一段不应该被忘却的历史真相，如泣如诉的向人们展示犹太人所经历的沧桑历史，更重要的“所指”在于唤醒人们对历史的疑问和深思，感召人们对那场人道灾难和犹太人的悲惨历史的哲学思考。我们从里贝斯金德的空间符号中能真正感受到观念层面的深刻内涵，空间符号的意义应该是该建筑所追求的目标和方向，在这里空间成为物质性层面向精神性层面嬗变的物质介体。又如日本爱知世博会以自然的智慧为主题采用最新的空间技术、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等展示自然的起源、生活的艺术、循环型社会三方面的内容。展示包括尊崇自然的感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源于自然的艺术成果以及全球环境的现状和前景预测、气候变化对生命和环境的影响、资源和能源的循环利用和保护等。展示空间由原生木材、竹及纸构成，采用木作螺栓结构，形成自然亲切的原生态空间，利用灯光、声音、影像、气味等物质介体营造空间气氛、链接观众与大自然的联系和想象，将自然智慧的主题隐含在技术和物质构成的空间之中, 由此实现了展示空间的物质性层面向精神性层面的嬗变。
四、展示空间（能指）的任意性
将展示空间看作是一种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则“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任意性是基本原则之一。在索绪尔看来，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只能是任意的。索绪尔说: “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 语言符号是任意的。”[3]按索绪尔的观点，完全任意的符号比其它符号更能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任意性是符号学的第一原则。那么艺术展示空间是怎样一种符号呢？就其空间的物质构成来看，材料与结构之间，结构与形式之间，形式与展品之间并不存在着某中确定的意义，同样的技术、同样的材料可以造出千变万化的结构和形式，意义的产生只能依赖某种习俗与契约的结果。从这一分析我们可推测，艺术展示空间作为一种符号，其能指与所指之间更像皮尔斯所说的某种“象征”关系。如同凯旋门象征胜利“十字架”象征xx教那样。这种符号中的能指与所指关系是习俗的，是通过人的感知、联想而产生的意义，是一种相沿成习的社会契约。正是因为这种契约和习俗在起作用。同样的符号“所指”的意义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如“莲花”符号在中国人看来代表洁净，出污泥而不染的意思，而日本人则用来祭奠死人的符号。西方国家在婚礼上,新郎穿黑色礼服,新娘穿白色婚纱,其中的白与黑二色在中国的传统中却被用之于丧事葬礼中。所以展示空间作为一种符号要充分考虑受传者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及不同民族的文化、宗教的习俗等因素的作用。爱知世博会中国馆以“自然、城市、和谐――生活的艺术”为主题，渗透“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文明大国”的气派是它突出的风格追求，“整个展馆，从里到外，从色彩，音响到展示物无不由最典型的“中国”元素组合而成。”“女子六人乐坊”《四季歌》《茉莉花》还有《少林寺》的主题曲，茶室小姐、时装模特，这些都是中国展馆展示活动的重要元素”但是在世博会这样一个国际展场上，在观众的眼里，这些一而再，再而三被反复使用的中国符号并不能在观众的心目中唤起东方大国的形象，“只有u2018中国的u2019介绍，全不见关于自然的智慧和与环境的关系”究其原因是“中国在许多国际平台上的展示活动，主要是以外国政要和作为“投资者”或“消费者”的外国人为假想对象的。与此相对照，对于普通的、一般意义上的外国市民，他们的需要与感受，其所在社会普遍的价值与规范，“中国”往往是忽略不顾的。”[4]因此，要使一事物能表征另一事物，即成其为符号，受传者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及不同民族的文化因素是必需考虑的。这是社会约定，离开了社会的约定，能指只能是某一个人内心的心理或精神活动，它无法与他人产生共鸣，从而达到交际沟通的目的。
符号一方面是约定俗成即任意的，一方面又必须受时间因素的制约，即通过一定时间的使用而得到确认。就像@符号是由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逐渐为人们所知的，也逐步成为象征网络的符号。这就是说，尽管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但这种任意的关系并不是任何个人能随心所欲自行决定的，它需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并经过时间的检验而得到固定。如果有人认为需要使用新的能指来表示新的所指，或需要使用新的能指来表示本来已有的所指，或需要使用原有的能指来表示新的所指，这种需要也必须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并在使用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其次，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符号一般只是存在于某一系统之中，即一个符号不能孤立存在，例如，孤立存在的红灯是没有意义的，如放在汽车交通信号之中它就有了禁行的意义，放在高楼上是提醒飞行员此处高层建筑危险的意义，放在室内环境之中作为环境符号的一部分，就有了喜庆、欢乐的意义，如果放在特定的语汇系统中如“红灯区”这里的红灯就有了猥亵、低俗的意义。又如白色的“所指”，婚礼上的白色纱象征纯洁，葬礼上的白色布表示哀道，在医院白色大褂代表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战场上的白旗表示投降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同样的符号处在不同的系统之中其所指的意义完全不同，如在日本大红大紫的“女子十二乐坊”本来属于商业运营的范畴，但在世博会中国馆东施效颦般地搞了个“女子六人乐坊”，对此，一些日本人津津乐道，戏称为“美女军团”，虽然吸引了一些日本人，但被人认为“那些袒胸的模特儿，还有穿着深开衩旗袍的小姐，太色情了”[5]，似有以色诱方式招徕外国人之嫌，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印象，是因为符号离开了特定的系统就会产生歧义。
艺术展示空间是由物质媒介所组成，是承载信息、传播信息的符号，是实现物质性层面向精神性层面嬗变的物质介体。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观察、剖析展示空间，一方面表明展示空间的物质性，另一方面揭示了展示空间的精神性，同时阐明了空间（能指）的任意性，其意义的产生基于人类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和文化习俗。展示空间不仅仅是符号的形式设计，更重要的是通过符号传递意义，达到传播信息的目的。基于这一点，从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层面理解展示空间有助于设计师对于空间意义的准确把握，设计师通过对符号的规划、选择、编排与组合来演绎空间的意义，使符号成为人与环境交流的通道，并经由物质层面的交流上升到精神层面的交流，避免设计师在选择符号、组织符号时张冠李戴，词不达意，有助于实现和提高艺术展示空间设计的有效传播。
注释
[1] [美] 皮尔斯: 《皮尔斯手稿》, 第7 页。
[2] 王贵祥“中西方传统建筑：一种符号学视角的观察”建筑师2005.116期第35 页。
[3][瑞士] 费尔迪南u30fb德u30fb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第38 页。
[4]陈映芳“爱知世博会上的“中国迷”2005.12读书第69页。
[5]同上。
[6]A.J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方法研究.吴泓渺译。
[7]王其均《后现代建筑语言》机械工业出版社。
[8][法]罗兰u30fb巴尔特. 符号学原理[C ]. 李幼蒸译.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1988。
童小明:广州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赵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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