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

你好，很高兴帮你解答问题，宁可让坏人逍遥法外，也要坚持程序正义。这个表达不正确，让坏人逍遥法外，还怎么坚持程序正义呢

我觉得你的意思是在了解到事实后觉得结果正义比程序正义好，可是在大部分情况下，很难了解到事实真相，那么保持程序正义就很有必要了，只有保证了程序正义，你才能有信心的说在程序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是最接近事实的

在西方思想史上，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有关正义的理论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有关正义的理论学说可谓学派纷立，但这些正义观念所关注的多是所谓“分配的正义”、“均衡的正义”以及“矫正的正义”，〔3〕强调“给予每个人以其所应得的对待”或者“对同等情况予以同等对待”，即使人们所应得的权益得到平等的维护，应得的义务得到平等的履行，应得的责任得到合理的分配。这些观念基本上属于“实质正义”或“实体正义”（substantive justice）的范畴，因为它们重视的是各种活动结果（resuit, effect）的正当性，而不是活动过程（process）的正当性。换言之，只要某种涉及人们权益之分配或者义务之承担的活动最终的结果符合人们所承认的正当性、合理性标准，这种活动本身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不论人们在形成这种结果时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但是，这种局面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了变化。一些学者从关注人类自身的前途和命运出发，开始研究过程或程序本身的正当性问题。1971年，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出版了著名的《正义论》一书，在该书中提出并分析了程序正义的三种形态：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以及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并着重对纯粹的程序正义进行了论述。〔4〕在罗尔斯看来，如何设计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从而对基本权利和义务作出合理的分配，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合法期望进行合理的调节，这是正义的主要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按照纯粹的程序正义观念来设计社会系统，“以便它无论是什么结果都是正义的”。这种纯粹的程序正义的特征是：不存在任何有关结果正当性的独立标准，但是存在着有关形成结果的过程或者程序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独立标准，因此只要这种正当的程序得到人们恰当的遵守和实际的执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就应被视为是正确和正当的，无论它们可能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例如，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就是从纯粹的程序正义的角度保障分配的正义得到实现，因为纯粹的程序正义具有巨大实践优点是：在满足正义的要求时，它不再需要追溯无数的特殊环境和个人不断变化着的相对地位，从而避免了由这类细节引起的复杂原则问题。〔5〕罗尔斯所分析的正义问题显然不限于法律程序问题，而是涵盖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不论他的理论能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人们所接受，他所提出的程序或者过程本身的正当性问题却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的理论对人们的深刻启示在于，在对一种至少会使一部分人的权益受到有利或者不利影响和活动或决定作出评价时，不能仅仅关注其结果的正当性，而且要看这种结果的形成过程或者结果据以形成的程序本身是否符合一些客观的正当性、合理性标准。差不多在罗尔斯的理论出现前后的一段时期，在法哲学领域内，也出现了一种研究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的思潮。〔6〕一些英美学者从揭示传统上的“自然正义”和“正当法律程序”的理念的思想基础出发，对法律程序本身的公正性和正当性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的程序正义理论。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都认为法律程序是为保障一些独立于判决结果的程序价值（procedural values）而设计的，这些价值有参与、公平以及保障个人的人格尊严等；一项符合这些价值的法律程序或者法律实施过程固然会形成正确的结果，但是这种程序和过程的正当性并不因此得到证明，而是取决于程序或过程本身是否符合独立的程序正义标准。〔7〕换言之，一项法律程序或者法律实施过程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不是看它能否有助于产生正确的结果，而是看它能否保护一些独立的内在价值。至于这种内在价值究竟是什么，学者们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有的主张法律程序自身所保护的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理论基础上的正义价值，〔8〕有的认为是人的自然权利，〔9〕基本的自由价值和人的尊严，〔10〕还有的则认为是所谓“将人视为目的而非仅仅手段”的道德原则。〔11〕不论怎样，法律程序自身的公正、公平、合理都被视为与程序所要产生的结果无关的独立价值，只有这些价值得到保障，那些其利益会受到程序结果直接影响的人才能受到基本的公正对待，即享有作为一个人而非动物或物品所必需的尊严和人格自治。在许多学者看来，法律程序在作为实现公正结果的手段方面的价值，尽管也同样重要，但与程序正义价值相比，只能处于第二位。有的学者在强调程序正义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得出了与罗尔斯的纯粹的程序正义相似的结论：确保法律程序自身价值的实现是法律实施过程的关键所在，只要遵循了公正、合理的程序，结果就被视为是正当的。我们将这种理论称为“程序本位主义”。〔12〕程序本位主义认为，评价法律程序好坏优劣、判断法律实施活动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是程序本身是否具备一些公认的内在优秀品质，而不是它作为实现某种外在目的手段的有用性。根据这种理论，法院判决的正确与否终究是很难检验的，因为实体法并非完美无缺，法官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也并非总能够发现真实，因此与那种难以实现的裁判结果的客观正确相比，法庭审判活动具有正当的外观过程显得更为容易实现；只要法庭严格遵循了正当、合理的程序，它所制作的实体判决就应被视为正确的、合理的。由于这种理论主张公正的法律实施过程必然产生公正的裁判结果，法庭应将保证审判过程的公正、合理作为其中心任务，因而它又被称为“过程中心主义”。〔13〕例如，英国学者达夫（R.A.Duff）即从“刑事审判是一种理性的活动”这一论点出发，论证了“裁判的公正性与产生这一裁判的程序的公正性具有一种内在关联性“这样一种论断，坚持了程序本位主义观点。〔14〕他看来，一项刑事裁判的质量会因为产生它的程序本身不具有合理性而受到损害，因此法院通过刑事审判所作的裁判必须具备合理的根据并经过充分的论证；同时，法院通过刑事审判还必须向被告人及其他社会公众宣示和证明其判决的公正性，尽力说服那些其行为接受审查的人接受判决结果的正确性和合理性。英国另一位学者罗卡斯（J.R.Lucas）则从消除人们普遍对一些不合理的审判过程所产生的“非正义感”的角度，对传统的“自然正义”原则进行了重新论证。〔15〕他认为，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能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只要遵守了自然正义原则，人们作出决定的程序过程就能达到最低的公正性：使那些受决定直接影响的人亲自参与决定的产生过程，向他证明决定的的根据和理由，从而使他成为一种理性的主体。经过这种正当的程序过程，人们所作出的决定就具有了正当性和合理性。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程序正义的理论在英美法学界已得到相当大的发展，程序本位主义理论不过是将程序正义的理念强调到了极致而已。尽管程序正义的理论一直到本世纪60年代以后才大规模地出现，但程序正义作为一种观念，却早在13世纪就出现在英国普通法制度之中，并在美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受英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法律传统的影响，人们一般特别重视法律程序，相信“正义先于真实”（Just ice before Truth）、“程序先于权利”（Process before Rights）〔16〕。根据英国普通法，法庭在对任何一件争端或纠纷作出裁判时应绝对遵循“自然正义”（natural just ）原则。按照这一原则，任何人均不得担任自己的诉讼案件的法官（nemo judex inpartesua），法官在制作裁判时应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audial term parterm）。〔17〕这两项要求在英国司法制度中得到了牢固的确立，被用来作为法官解决纠纷时所要遵循的最低限度程序公正标准。根据上述第一项要求，法官在审判中不得存有任何偏私，而且须在外观上使任何正直的人不对其中立性有任何合理的怀疑。根据自然正义的第二项要求，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必须给予所有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有充分陈述意见的机会，并且对各方的意见和证据平等对待。不难看出，自然正义的这两个要求都是有关法律程序本身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标准，实际上构成人们所公认的程序正义观念的基本内容。与此相对应，美国联邦宪法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确立的所谓“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 of law）条款，也构成了对程序正义观念的承认和保障。根据美国学者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正当法律程序可分为“实体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 dueprocess）和“程序性正当程序”（procesural dueprocess）两大理念，〔18〕其中前者是对联邦和各州立法的一种宪法限制，它要求任何一项涉及剥夺公民生命、自由或者财产的法律不能是不合理的、任意的或者反复无常的，而应符合公平、正义、理性等基本理念；而后者则涉及法律实施的方法和过程，它要求用以解决利益争端的法律程序必须是公正、合理的。美国权威的《布菜克法律辞典》对程序性正当程序的含义作出了具体的解释：“任何权益受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有权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并且应被告知控诉的性质和理由……合理的告知、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以及提出主张和辩护等都体现在“程序性正当程序”之中。〔19〕在美国学者看来，正当法律程序体现了正义的基本要求，而程序性正当程序更是体现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观念。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逊认为：“程序的公正、合理是自由的内在本质”，如果有可能的话，人们宁肯选择通过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项暴厉的实体法，也不愿意选择通过不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项较为宽容的实体法。〔20〕因此，程序性正当程序所表达的价值就是程序正义。程序正义的观念在英美法中的出现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按照日本学者谷口安平的解释，英美程序正义观念的发展源于三方面的原因。〔21〕陪审裁判以及作为其前提的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先例拘束原则；衡平法的发展。首先，当事人双方在由一般市民组成的陪审团面前进行辩论和对抗，胜负则由陪审团判定，而且陪审团的裁断只得出结论而不提供理由，这样就使得判决结果是否客观真实无从检验，只能由程序的正确来间接地支持结果的正当性。其次，先例拘束原则要求法官根据在以往判决的相似案件中确立的先例，作出有关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但其前提在于当事人在其律师的协助下尽量找到有利于自己的先例，并通过辩论说服法庭予以采用。最后，衡平法的发展导致法官在当事人因找不到适当的法律根据而提出救济请求的情况下，可以运用其自由裁量权，对案件作出适当的决定。〔22〕在上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审判结果是否正当、正确并不具有外在的客观标准，但只要审判程序本身具备正当性、合理性，审判的结果就能够得到人们的广泛接受，也就具有了正当性和合理性。因此，所谓“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样一句著名的格言，说的其实就是这种通过公正程序所作的判决结论具有可接受性的意思。

我也同意被采纳的回答的观点，“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证，不说程序正义比实体正义重要，但起码要实体、程序并重。对于你的最后一句话，宁可错杀的一千中有你无辜的亲人，或者甚至有你，怎么办？

程序正义对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程序正义的意义：1、过确保诉讼各方对裁判制作过程的参与以及对裁判结果的积极影响，使他们的人格尊严和自主意志得到保障。2、使参与者各方受到平等的对待，来确保其人格尊严和主体地位得到尊重。3、公正的审判过程可以使各方参与者成为理性的、负责任的主体。4、通过确保裁判结论直接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产生，保证程序参与者人格尊严受到尊重。扩展资料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1、实质正义优先于程序正义，程序正义必须蕴涵实质正义，其规定的内容应符合人之常识常情常理。在作出某种法律决定时必须严格地按照预先设定的步骤或程式进行，这种预先设定的程序具有独立的价值标准，与结果的正当性无任何关系。2、程序正义比实质正义更为优越，尽管程序正义违背了社会朴素的认知乃至为社会不能容忍，也依旧会选择牺牲掉这种社会常识常理常情的结果正义，其理由在于法律是理性的产物，正义的实现需要透明化，而程序正义正是理性计算的精确量化，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对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程序正义的意义：1、过确保诉讼各方对裁判制作过程的参与以及对裁判结果的积极影响，使他们的人格尊严和自主意志得到保障。2、使参与者各方受到平等的对待，来确保其人格尊严和主体地位得到尊重。3、公正的审判过程可以使各方参与者成为理性的、负责任的主体。4、通过确保裁判结论直接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产生，保证程序参与者人格尊严受到尊重。扩展资料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1、实质正义优先于程序正义，程序正义必须蕴涵实质正义，其规定的内容应符合人之常识常情常理。在作出某种法律决定时必须严格地按照预先设定的步骤或程式进行，这种预先设定的程序具有独立的价值标准，与结果的正当性无任何关系。2、程序正义比实质正义更为优越，尽管程序正义违背了社会朴素的认知乃至为社会不能容忍，也依旧会选择牺牲掉这种社会常识常理常情的结果正义，其理由在于法律是理性的产物，正义的实现需要透明化，而程序正义正是理性计算的精确量化，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刑事诉讼法》在我国已颁布多年,但在司法领域内没有真正发挥其相应的作用,常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使得诉讼程序的研究未能深入.实践中往往忽略了程序法的独立性、优先性.程序法仅仅作为实体法的工具而存在.人们评判某一诉讼结果正义的标准一般是按实体正义的规定来确定,很少关注程序正义这一重要问题.司法实践中,法官们也常以实现实体正义为最高目标,疏不知实体正义尚需程序正义作保证.《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就开门见山地表明制定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事实上,程序法与实体法就象两棵生长在一起的大树,枝叶交叉,根茎相连,却又彼此独立.首先,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产生来看,有社会就有纠纷,通过一定的社会制度来解决纠纷就尤为必要,出于保持社会安定的本能,倾向于对一定种类的纠纷采取大致相同的解决方法,社会的组成人员对此也加以承认并形成特定的期待.长期演化的结果是：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当权者反而逐渐要受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约束.正是经过这样的过程,实体法才得以形成.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根源——英国法与罗马法中,私法实体法上的重要法则,全部是经过现实的诉讼而形成的.依当时的社会习惯,通常是解决纠纷的实践程序在前,而总结法官的判例和逐渐形成的实体法在后.由此可见,程序法具有实体法形成的母体作用.其次,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发展来看,诉讼程序的发展推动了实体法的进程.无论是对习惯的确认,还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带来新的事态而有新的诉讼形式、诉权被追加进来,都要通过诉讼程序加以肯定.当然,实体法的发展也带动了程序法的发展,如刑法关于一些高科技、高智商犯罪的规定明确后,刑事诉讼法对这些新型犯罪的证据的理论研究又深入了一层.可以说,实体法的发展又推动了程序法的发展,并确立了一些新的诉讼程序原则,使得程序法能够适应变化了的实体法.程序法的独立性表现为程序正义.实体法追求的是实体正义,但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不可能形成完美无缺的实体法,法官审判的正义性不仅仅是实体正义,还应有程序正义.诉讼程序自身追求程序正义,以确保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人格尊严、人身权利受到尊重,能在公正地位上充分行使自己的控告、辩护、作证等权利；保证法官能公正地听取各方意见,遵守回避制度,保证司法独立.英国有句古老的箴言：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种“看得见的方式”就是正义的诉讼程序.诉讼程序正义的核心在于公正听审,体现司法公正.诉讼的目的在于实现诉讼结果正义,而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结合,才能真正实现诉讼结果正义,单独强调实体正义,就会为了实现实体正义而不择手段,刑讯逼供也就成为常用手段,人权、人格尊严将会被践踏,而单独强调程序正义,则可能导致审判的僵化,不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甚至妨碍实体正义的实现,当然也就违背了诉讼的根本目的.程序法具有自生的独特内在价值.一方面,它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工具,是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它又追求着独特的本身固有品质,即程序的公正、独立、正义.正是因为这种属性使得程序法独立于实体法,具有独立性.诉讼程序在实现实体正义过程的同时,向诉讼参与者展示、证明判决的公正性,吸收因实体法的不同带来的缺憾,以消除人们心中对实体结果不满的情绪.当今世界已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其价值体系五花八门,常常很难就实体上的某一点达成一致,一个问题的答案往往会因人而异,因组织而异.程序是他们唯一能达成一致的地方,一旦他们同意了程序,则无论是何结果,都必须接受所同意的程序带来的结果.程序正义同时也是衡量法官审判正义的一项根据,法官要根据实体法的规定断案,而法官对实体法规定的执行很大程序上取决于程序法,因此,法官的法律意识中必须有程序正义,这也是司法公正对裁判者素质的一项基本要求.程序法的另一特性是它的优先性.相对于个案而言,一个实体案件的判决结果是否正确,是否进行重审或再审,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产生积极还是消极影响,都是个案影响,不会也不能影响到整个司法体系.若牺牲程序法的优先性去满足个案的需要,并形成习惯,那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会被滥用,法律的指引、教育、评价、预测功能就会下降,当事人对自身利益无法作出正常的预测,人们对法律的威严会失去信心.而诉讼程序是社会成员都同意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即使在诉讼程序下得到了实体并不公正的结果,即个案不公,人们仍然会认为是合理的结果.诉讼程序优先性的内在要求,是要求人们确立一种非经正当程序的审判结果即非法的意识.尽管各国的文化、历史、经济背景不同,但人们对这方面的认识已走向趋同.程序优先性在审判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程序优先性与个案的实体公正有冲突之处,但从保障人格尊严、保障参与者处于公平的法律地位,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来看,保证程序法的优先性,利大于弊.诉讼程序的属性是诉讼程序的固有属性,正因其有独立性,决定了它独立于实体法；因为其有优先性,决定了它撇开个案影响而维持诉讼程序的完整划一体系.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彼此独立,自成体系.两者的发展虽有不平衡,但差距在缩小.实体、程序并重时代已到来,二者不可偏废,对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轻视都会带来不利影响.两者和谐的结合、消除、减少冲突,才能使诉讼结果正义实现,达到立法者、民众的意愿.程序性是现代法治极重要的特性.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法律坚决地站在程序正义的一边.这里面极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来自英美思想的经验主义气质.经验主义的法律观很谦虚,它认为严格守住程序性,就是守住了凡人可能到达实质正义的唯一路径.就如一个瞎子摸着大象的腿大叫这就是大象.这在我们看来很可笑,然而这的确就是人类社会及其理性空间的现实,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比触摸更加接近真相.程序正义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看不见的正义就算实现了（你怎么知道实现了）,当事人之一也不一定服气,说不定双方都不满意.当然,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间,常常有差距甚至是巨大的落差,这是现代法律必须关注的问题,但它关注的方式也是非常谨慎和谦虚的,即放弃对实质正义的直接追求,转而追求程序的无懈可击.他假定程序不合法的事情实体就不合法,比如,非法的逮捕是不合法的,即使那个被捕的人真是罪犯,这个观点,刘少奇同志在1956年就曾表明过,但随即被否定.几十年后,我们在刑事法里才重新确立了这个姿态,但已还有相当数量的执法人员心中依旧不服气.然而“真的是罪犯”这个判断是如何作出的呢?离开了程序,事实上我们无法检验和复原这个结论,也无法放心的把评判权交给某个法官.从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关系看,审判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刑事审判的实体公正,就是法院的最终裁判使有罪者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轻罪轻判,重罪重判,无罪者免受法律追究.这是结果的公正,是实体法律的要求.同时,体现在刑事审判的过程中的程序公正也是极为重要的.公正既是设定程序的基本要求,又是程序所要追求的终极目的.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和体现.“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程序公正要求法官在刑事诉讼中要公平地对待控辩双方,保障其平等充分地享有和行使诉权,公正地作出裁决而不偏袒.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被告人具有的特殊诉讼角色和社会身份,任何程序上的偏袒和不平等,甚至法官态度、语言、表情上表现出来的先入为主情绪,都有可能使被告人及其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产生某种不公正的感觉,即使裁判做到了实体公正,也不容易服判,影响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度.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官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不注意听,听不进去,甚至听不下去,这不仅形象上不公正,而且也不能保证裁判法结果的公正.因此,法官的形象公正尤为重要.轰动全国的沈阳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因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将一审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全国引起了极大争议.对于本案,刘涌该不该判死刑,只能由人民法院经过公正的审判作出结论,但该案给我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对于本案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一是主要由非法律专业人士所主张的观点：刘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刘涌案乃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另一方则主要是由法律专业人士所主张的观点,即刘涌案件的改判说明法治的进步；说明我们国家对于人权的保障正在走向完善,对于程序违法应当有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假如刘涌案件的案件事实如同判决书所讲的存在刑讯逼供,那么对于刘涌案件的两种观点正代表了两种理念,前者为包青天式的实体正义理念,而后者为辛普森式的程序理念.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碰撞在刘涌案件中得到了突出反映,这一问题引发了人们更广泛的思考.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已经走向了对抗式,我们的许多司法改革措施也是以倡导程序正义的英美国家为模型,程序正义在学界受到了大力推崇.台湾学者苏永钦教授在评价台湾的司法改革时曾形象地称之为“漂移在两种司法理念之间的司法改革”,仔细思索刘涌案,人们之所以对这一案件的评论“漂移在两种理念之间”,其深层原因在于：我们国家传统的实体正义至上的司法传统使得普通老百姓难以接受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他们认为,一个“罪大恶极”的集团犯罪的首犯竟然没有被判处死刑,其原因竟然是因为刑讯逼供.然而,人们又对刑讯逼供行为深恶痛绝,同样轰动全国的云南杜培武案所引发的人们对刑讯逼供的讨论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当然,两个案件存在着很大差异,一个是罪行累累,而另一个则是蒙冤入狱.具体到刘涌案之所以导致两种司法理念的撞击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判决书,我们不难发现在这样一份判决书中竟然使用了许多含糊的不确定的表达.依照常理,凡是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司法机关一般都会调配精兵强将予以审理,其制作的判决书也代表了本院的最高水平.然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如此含糊的判决文本了断此案,很难让人认为这纯粹是一个技术错误.相反,更容易使人陷入无限遐想,是否本案另有隐情,主审法官是否迫于压力,法院之诉运用这种手法作出这样的判决,是否是在为以后的再审埋下伏笔等等.正是这样一份措辞含糊的判决书使得普通百姓乃至法律人士对判决结果的合理性提出了“合理的怀疑”.一些法律人士对于刘涌案也持一种审慎的批评态度,并且对刘涌案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过探讨.在刘涌案中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接受人民法院作出的“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判决”,为什么“民愤”因为判决书的作出而被再次激起,一个更直接的缘由恐怕就是信息的不公开,当一个案件的真实情况尚未公开,当普通老百姓连一份完整的判决书都难以看到的情况下,他们完全有理由去展开想象,完全有理由去猜测.他们完全可以认为此案之所以改判是因为强权在作案,尤其是在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黑幕的情况下,民众有理由这样认为.如今,我们的司法机关也在倡导“司法为民”,这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试想如果我们的法院在作出一份判决书尤其是象这样一份有着重大影响的判决书而不向公众说明真相,这样的司法又怎能让公众满意?我们注意到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司法改革都在强调“民众”,日本推出的“一揽子司法改革计划”,其中明确提出国民的司法参与,在日本司法改革白皮书中明确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应建立广大普通国民与法官共同分担责任,相互配合,主动地实际参与决定审判内容的新制度”,其目的就在于让人民参与司法,了解司法.而我国人民参与司法,不外乎有两种方式.一是参加法庭审判或者旁听（如今电视直播以及媒体能够详细报道的案件还为数不多）,另一个途径则是裁判文书,如果裁判文书作为司法程序的最终结果,但我们不能通过它来告知被审判者,告知公众此案的情况是什么,法庭上发生了什么?那么,法院就向公众隐瞒了真相,公众就有理由怀疑案件结果的正当性,因而,其裁判文书的公开是审判公开的课题中应有之义.尽管刘涌案件的判决书措辞比较含糊,认为案件侦查过程中可能存在刑讯逼供,并且法院基于“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了改判的判决,但就判决书本身来讲,尽管我们批评这份判决没有充分说理,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份判决书在形式上存在着一个进步.从这份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法院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日益认识到程序的重要性,敢于排除因为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并且因此而改判.当然,这一进步并不意味着做到了真正的非法证据排除,但是,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毕竟迈出了这一步.然而,正是本案中对于刑讯逼供所得的证据的排除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大讨论,促使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以后刑事司法改革中对于程序违法问题的解决.如何构建我国的“程序性裁判”则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本案中凸显的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问题,而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仅仅规定了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并且这些规定还缺乏可操作性.目前学界有关建立“程序性违法的法律后果”的呼声日渐高涨.但从刘涌案件的讨论所展示的“民众的呼声”,又使得我们必须去审慎地思考如何构建中国的程序性裁判.在很多老百姓还受包青天式的实体正义观念深刻影响下,我们能否移植程序正义理念指导下的程序性裁判制度?经过移植或借鉴,在中国构建程序性裁判后,民众能否接受这一制度?这一制度能否发挥积极的功效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我们还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答：（1）程序正义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实体正义的实现。（2）程序正义可以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和司法腐败。（3）程序正义可以有力地保障人权。（4）程序正义可以促使实体结果为人们所接受，消除人们的不满情绪。

1、属性的区别程序正义：英美法系的一种法律传统。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正义实现的理想状态。2、含义的区别程序正义：这源于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所谓的“看得见的正义”，实质上就是指裁判过程（相对于裁判结果而言）的公平，法律程序（相对于实体结论而言）的正义。实质正义：也就是善人(或善行)应该得到善报,恶人(或恶行)必须得到恶报。如果司法制度或公共政策无法体现实质正义,就会被视为欠缺正当性。3、意义的区别程序正义：它旨在表达一种最基本的思想：一个人在国家裁判机构作出对其利益有利或者不利的裁判时，应当至少能够处于一种可与裁判者就如何对待他的问题进行理性地协商的地位。即强调尊重程序参与者作为自主、负责和理性主体的地位，要求裁判机构与他一起参与裁判结果的形成过程，向他论证裁判结果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从而使他成为裁判制作过程中的协商者、对话者、辩论者和被说服者，其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充分的尊重。实质正义：意味着追求结果上的公正与公平，不论过程程序如何，实质正义是正义的归宿。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实质正义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程序正义

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相对。　　法律是试图用理性的行为模式去规整人的行为的制度建设。其首先就表现在运用一般性规则去解决实际问题的倾向。这些一般性规则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是人类社会的公共治理免于不可预测的突变情形，使人们有序安排自己的生活成为可能。简单说来，就是从“人治到法治”，实现了形式正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程序正义与形式正义是基本一致的，都是用一般性的规则去规整人的行为。　　但是，形式正义过于强调形式上的一致性。而规则的形式上的一致性虽然有助于消除任性与偏见，但规则本身的内容可以是非理性和专横的。如立法规定所有的左撇子不得从政之类。　　所以，对形式正义的滥用，往往导致非正义。法律规则需要增加实质的内容，如最低限度的自由等。从而消解 “法律暴政”，实现了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　　程序正义往往指诉讼法上的操作制度，回避制度，禁止刑讯逼供，庭审公开。这些制度，除了带来规则上的一致性外，还直接指向某些价值。禁止刑讯逼供有保障人权的价值内涵，回避制度、庭审公开都是彰显司法公正价值的重要保障。从这个角度上说，程序正义与需要实质正义价值填补的形式正义就不一样了。

有时候看有些单位用干部，程序都对，但是总是叫人说不出的感觉！

程序法(过程、形式、执法)程序法是保障实体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实现而制定的诉讼程序的法律, 是关于过程性权利和义务的法的规范。程序正义可视为“看得见的正义”, 其实是英美人的一种法律传统。这源于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 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 这句格言的意思是说, 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 并完全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和精神, 而且还应当使人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在其特征上和实施过程上需要程序性、正当性、科学性。实体正义(目的、实质、立法)实体正义是刑事诉讼法的专有名词, 是指通过刑事诉讼过程而实现的结果上的实体公正和结果正义。实体正义应当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是指立法时对人们实体权利义务的公正分配, 这是实体一般正义;二是指司法过程中对具体案件作出正当的裁判, 达到了实体个别正义。由于法律正义是在将普遍法律规则适用于个别案件的过程中实现的, 实体个别公正就成为了司法中的实体公正的基本含义。司法中的实体正义至少包含以下三层含义:一是法定的正义、二是平等的正义、三是合理的正义。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具体关系1:过程——目的:实质正义表现为结果的正义;程序正义是过程的正义,它的正义是由程序的建立和保证的。由此在法律领域法律程序的公平正义,将很大上决定法治目标的实现。同时在实践中,法治程序的一次又一次的规范,将会使结果更加受到人们的信服,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2:形式——实质:程序正义设定了实体正义的操作框架,并且对其有过渡和补救作用。在法治时代,实体正义的实现不应当局限于暴力、逼供、道德等方式,而更多是趋向于说理、辩论等形式和手段来实现正义的实质。而这也要求了程序作为形式需要科学性和合理性。3:执法——立法:法律程序包括了立法、执法、守法、司法。守法是对法律关系主体的约束;执法和立法则是对国家权力机关的要求。由此可见根据主体角度来看,程序的正义与实体的正义就是执法与立法的关系。从起源来看,法律的制定是为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即实体正义)而法律的执法程序是为了法律成立而起到一种担保作用。总结: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可能是相辅相成的,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是互为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是执法与立法的关系、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两者如同一个车子的两个轮子, 缺一不可、不可偏废。

是啊，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更愿意接受结果的完美，更注重结果的重要性而忽视中间所经历的过程。这在我们的词语中略见一斑，如“皆大欢喜”“寿终正寝”“好人好报”等等，虽然它们并不十分恰当，但是其中却透露着追求结果，忽视过程的文化理念。 结合上面你的说法：“程序正义表面上似乎比实质正义更重要，但就给不法分子钻了空子”，你讲的有一部分的合理性。我们不可否认，因为法律程序设计的正义性会使一部分的不法分子、甚至犯罪分子逃脱法网，逍遥法外，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追求实质正义”而使更多的无罪之人得到不正当的惩罚。其中透露着程序正义的理念——“我们宁可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我们绝不冤枉一个好人。”进而讲，对于一个犯罪分子，当他是按照“合理、公正”“干净”的程序走下来面对一个十分严酷判决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是自愿接受的；但是对于一个无罪之人即使受到很轻微的不公正审判，他也是抵触反感，不愿就范的。

市场经济使得各个利益主体逐渐觉醒，各个主体之间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之间必要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既表现在各个主体之间权利的冲突方面，也表现在各个主体之间价值冲突方面，政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本质上是对各种权利和价值进行重新调整的过程。政府只有运用公共管理中平衡的理论，才能够正确处理这些内部矛盾。首先，权利本身具有相互依赖性，过多给予某一方权利，就是限制其他方的权利。这种权利的相互依赖性，便得政府必须平衡各方的权利诉求。正如我们每一个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一样，权利也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它总是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具体关系中。例如，最近浙江出台教育管理政策，规定从今年9月1日起，浙江各中小学将不得开除学生和勒令学生退学；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未成年学生，学校不得取消其学籍；处分学生要开听证会；处分撤销后，学校需及时将处分记录从学生个人档案中撤出。就拿学校的例子来说，不仅被开除的学生拥有受教育的权利，其他学生也拥有受教育的权利；不仅学生拥有教育权利和公民权利，学校也有自主权利和管理权利。我们允许对其他学生正常教育造成的影响的学生接受教育，是不是对这些学生不公平呢？我们允许学生拥有“绝对权利”，是不是对学校不公平呢？而公共管理的作用就是对这些权利之间进平衡，正是在这种平衡中，各方的权利得到了维护。美国宪法并没有授予人民什么过多的权利，只是分别对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公众的权利进行了规定，这样形成了政府和民众之间权利的制约与均衡，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权利的制约与均衡，政府各部门之间权利的制约与均衡，结果不仅人民的权利得到了保障，而且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这样看来，保障某一方的权利，并不需要授予这一方“绝对权利”；相反，通过授予双方平衡的权利，使每一方在势均力敌中维护自身权利。 其次，人类社会存在不同的价值追求，这些价值都有其存在合理性，政府必须平衡这些价值。正如我们评价一个事物，不能使用单一标准一样；同样，我们追求的价值，不也可能是单一的价值。我们还是以浙江出台的政策为例，学校教育除了权利的价值追求之外，至少还有效率的价值，契约的价值和自由的价值。从效率的角度看，这项规定和管理办法是否有利于改善学校和学生的总体福利？从契约的角度看，这项规定和管理办法是否使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契约不具有对等性，是否违反了契约自由和契约公正原则？从自由的角度看，这项规定和管理办法是否违反了学校自由经营管理的权利？同样，公共管理的作用就是在这些价值追求之间进行平衡。我们不可能通过追求某一价值的最大化来损害其他价值追求，现实的结果应该是多种价值平衡的结果。正是通过多种价值的平衡和组合，我们改善了自身的福利，获得了更多的权利，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拥有了更多的公正。最后，不同的主体存在不同的利益追求，同一利益主体有不同的价值追求，这些利益追求和价值追求之间可能发生冲突。如果政府不能够平衡各种主体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冲突，就会发生悲剧。安全生产事故就是没有正确处理好各个主体之间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典型表现。事实上，安全生产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并非不存在成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意味着，一个企业如果把资源过多用于提供安全生产，那么必然会带来效率下降，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同样，一个国家把公共安全作为主要价值，可能会损失其他方面的价值，如社会福利的价值，经济发展的价值等。也就是说各种价值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追求公共安全的价值可能降低其他价值。作为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是其唯一目的，对于职工的生命安全没有兴趣。作为个人，虽然会珍视自身的生命，但在经济诱惑条件下，也可能以冒险和侥幸的心态去获取经济利益，也就是说生命与金钱相比，不具有比较优势。作为国家，它既是公民的委托人，也是企业的委托人，可能会在经济利益和公共安全之间交替选择，也就是说在事故发生之间，选择经济价值；在事故发生之后，选择公共安全价值。安全生产作为一种公共事务，需要合作治理，精诚合作。现实情况却是，国家交替使用两种政策，结果不仅使企业没有动力从事安全生产，而且使个人本身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促使政府采取新的政策。虽然，这种利益格局对每一方来说，都是最优选择，但使安全生产陷入了某种“囚徒困境”。每一方都追求自身价值的最大化，结果导致了安全事故的频频发生，导致了集体的无理性。此时，要走出安全生产的“囚徒困境”，政府不仅需要平衡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且还需要平衡各种价值追求之间的冲突。具体而言，政府需要平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平衡个人、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经济发展和公共安全，平衡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如何在公共管理中体现平衡？平衡不仅应该成为公共管理的一种思想和原则，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共管理处理具体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手段和方法。平衡不仅应该在用于政策制定中，而且还应该应用于政策执行中。日前，一种变“堵”为“疏”的“治癣”的新办法在广州市天河区龙洞街悄然出现。这个街道投入10万多元新建15个宣传栏，每个宣传栏上专门辟出一半，供包括“牛皮癣”在内的各种民间告示自由张贴。(新华社广州5月29日)此前，城市管理者大多采取下“猛药”的办法，要么直接打击“小广告”的企业和个人，即通过制定法律，加强执法，严厉打击；要么间接打击“小广告”的企业和个人，即对小广告上的电话实行停机，一些地方甚至不惜代价，投巨资开通高科技的“呼死你”系统。应该说，这些办法的出台，就是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应用平衡的思想处理公共问题的政策创新。具体而言：公共管理应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使各方面的利益协调、平衡和兼容，而不是分裂、冲突和矛盾。一方面，城市“牛皮癣”影响城市市容，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此外，还存在一些非法****，非法该章，影响社会秩序，不利于社会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牛皮癣”为人们生活提供了一些便捷和便利，它也是弱势群体谋生的主要手段和渠道。在经济不发展的情况下，它更是中小企业生存的基础和条件。这就需要城市管理者在非法利益和合法利益，大多数人利益和少数人利益，强势群体的利益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进行平衡，避免“私人利益”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发生，更要避免“公共利益”损害“私人利益”的现象发生。现代城市管理者还面临着许多类似“牛皮癣”的事例，如乱发小广告，小商贩乱摆乱卖，黑三轮等等。这些都需要城市管理者改变管理思路，在政策制定中平衡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从而成功地解决公共问题。其实，政府不仅政策制定要体现平衡的思想，而且政策执行也要体现平衡的思想。例如《新京报》6月7号报道，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为了给参加高考的考生提供良好的考试环境，保证考生顺利到达考场，采取了一系列“例外”措施。据悉，这些措施中最为引人注目是：与高考有关的车辆若违章，当时对其不作停车纠正，采取事后处罚。在我看来，这些“例外”措施恰到好处，平衡了“以人为本”和“以规则为本”，情和理，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法律和道义之间的冲突，这是公共管理的重大创新，也体现了公共管理的精髓和本质。这些“例外”措施强调考生利益高于一切，这显然是政府贯彻“以人为本”的体现。任何规则的制定和遵守都是为了实现人类福祉最大化，不能为了规则而规则。当规则限制了人们的根本利益时，就需要部分破坏规则。也就是说，规则在具有刚性的同时，也需要具有某种柔性。其实，除了对违规车辆采取事后处罚之外，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还出台了一系列“以考生为本”的“例外”措施，如在考场设立两名警力，公布号码，协调交通；对部分影响考生考试环境的路段实行临时管制，禁止汽车通行；增加巡逻摩托车，帮助紧急接送考生等等。不过，这些“例外”措施并没有走出法治的精神之外，对违反法规者，虽然当时不给予处罚，但事后却给予同样的处罚。这显然是政府贯彻“以规则为本”的体现，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维护法治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培养市民守法的情节和精神，迫使市民在法律规则之内解决问题，从而使市民有一种法律的信仰和崇敬。也就是说，通过破坏法律规则来解决紧急问题是最后的选择，也是最坏的选择。解决问题的同时，也需要付出代价。久而久之，市民不会轻易破坏法律和规则，而对法律和规则破坏时，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其实，公共管理中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两难选择，公共管理者需要高超的知识和智慧，平衡法律和道义，“以人为本”和“以规则为本”之间冲突。例如，前一段时间，120救助者因为过路费与收费站发生冲突，结果耽误了病人的最佳救治时间。120救助者坚持不交费是有理由的，因为法律规则有明确规定。但是当这种紧急情况发生时，120救助者能否先破坏“规则”，交给收费站过路费把病人救治之后，再来实施对“收费站”的处罚呢？事实上，普通民众也需要这样的智慧和知识来平衡情和理，法律和道义之间的冲突。例如，前一段时间，上海出租车司机为了救人闯红灯，遭受到200元的处罚，交通部门在赞扬其道义的同时，也同样给予了其惩罚。不过，我觉得司机不需要觉得不可接受，公共管理者在给予赞扬时，依法作出处罚。这充分体现了平衡是公共管理的精髓。

程序正义对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程序正义的意义：1、过确保诉讼各方对裁判制作过程的参与以及对裁判结果的积极影响，使他们的人格尊严和自主意志得到保障。2、使参与者各方受到平等的对待，来确保其人格尊严和主体地位得到尊重。3、公正的审判过程可以使各方参与者成为理性的、负责任的主体。4、通过确保裁判结论直接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产生，保证程序参与者人格尊严受到尊重。扩展资料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1、实质正义优先于程序正义，程序正义必须蕴涵实质正义，其规定的内容应符合人之常识常情常理。在作出某种法律决定时必须严格地按照预先设定的步骤或程式进行，这种预先设定的程序具有独立的价值标准，与结果的正当性无任何关系。2、程序正义比实质正义更为优越，尽管程序正义违背了社会朴素的认知乃至为社会不能容忍，也依旧会选择牺牲掉这种社会常识常理常情的结果正义，其理由在于法律是理性的产物，正义的实现需要透明化，而程序正义正是理性计算的精确量化，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程序正义

胜者就是正义，败者就是不公平不公正？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刑事诉讼法》在我国已颁布多年，但在司法领域内没有真正发挥其相应的作用，常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使得诉讼程序的研究未能深入。实践中往往忽略了程序法的独立性、优先性。程序法仅仅作为实体法的工具而存在。人们评判某一诉讼结果正义的标准一般是按实体正义的规定来确定，很少关注程序正义这一重要问题。司法实践中，法官们也常以实现实体正义为最高目标，疏不知实体正义尚需程序正义作保证。《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就开门见山地表明制定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事实上，程序法与实体法就象两棵生长在一起的大树，枝叶交叉，根茎相连，却又彼此独立。 首先，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产生来看，有社会就有纠纷，通过一定的社会制度来解决纠纷就尤为必要，出于保持社会安定的本能，倾向于对一定种类的纠纷采取大致相同的解决方法，社会的组成人员对此也加以承认并形成特定的期待。长期演化的结果是：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当权者反而逐渐要受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约束。正是经过这样的过程，实体法才得以形成。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根源——英国法与罗马法中，私法实体法上的重要法则，全部是经过现实的诉讼而形成的。依当时的社会习惯，通常是解决纠纷的实践程序在前，而总结法官的判例和逐渐形成的实体法在后。由此可见，程序法具有实体法形成的母体作用。 其次，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发展来看，诉讼程序的发展推动了实体法的进程。无论是对习惯的确认，还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带来新的事态而有新的诉讼形式、诉权被追加进来，都要通过诉讼程序加以肯定。当然，实体法的发展也带动了程序法的发展，如刑法关于一些高科技、高智商犯罪的规定明确后，刑事诉讼法对这些新型犯罪的证据的理论研究又深入了一层。可以说，实体法的发展又推动了程序法的发展，并确立了一些新的诉讼程序原则，使得程序法能够适应变化了的实体法。 程序法的独立性表现为程序正义。实体法追求的是实体正义，但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不可能形成完美无缺的实体法，法官审判的正义性不仅仅是实体正义，还应有程序正义。诉讼程序自身追求程序正义，以确保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人格尊严、人身权利受到尊重，能在公正地位上充分行使自己的控告、辩护、作证等权利；保证法官能公正地听取各方意见，遵守回避制度，保证司法独立。英国有句古老的箴言：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种“看得见的方式”就是正义的诉讼程序。诉讼程序正义的核心在于公正听审，体现司法公正。诉讼的目的在于实现诉讼结果正义，而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结合，才能真正实现诉讼结果正义，单独强调实体正义，就会为了实现实体正义而不择手段，刑讯逼供也就成为常用手段，人权、人格尊严将会被践踏，而单独强调程序正义，则可能导致审判的僵化，不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甚至妨碍实体正义的实现，当然也就违背了诉讼的根本目的。 程序法具有自生的独特内在价值。一方面，它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工具，是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它又追求着独特的本身固有品质，即程序的公正、独立、正义。正是因为这种属性使得程序法独立于实体法，具有独立性。诉讼程序在实现实体正义过程的同时，向诉讼参与者展示、证明判决的公正性，吸收因实体法的不同带来的缺憾，以消除人们心中对实体结果不满的情绪。当今世界已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其价值体系五花八门，常常很难就实体上的某一点达成一致，一个问题的答案往往会因人而异，因组织而异。程序是他们唯一能达成一致的地方，一旦他们同意了程序，则无论是何结果，都必须接受所同意的程序带来的结果。程序正义同时也是衡量法官审判正义的一项根据，法官要根据实体法的规定断案，而法官对实体法规定的执行很大程序上取决于程序法，因此，法官的法律意识中必须有程序正义，这也是司法公正对裁判者素质的一项基本要求。 程序法的另一特性是它的优先性。相对于个案而言，一个实体案件的判决结果是否正确，是否进行重审或再审，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产生积极还是消极影响，都是个案影响，不会也不能影响到整个司法体系。若牺牲程序法的优先性去满足个案的需要，并形成习惯，那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会被滥用，法律的指引、教育、评价、预测功能就会下降，当事人对自身利益无法作出正常的预测，人们对法律的威严会失去信心。而诉讼程序是社会成员都同意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即使在诉讼程序下得到了实体并不公正的结果，即个案不公，人们仍然会认为是合理的结果。 诉讼程序优先性的内在要求，是要求人们确立一种非经正当程序的审判结果即非法的意识。尽管各国的文化、历史、经济背景不同，但人们对这方面的认识已走向趋同。程序优先性在审判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程序优先性与个案的实体公正有冲突之处，但从保障人格尊严、保障参与者处于公平的法律地位，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来看，保证程序法的优先性，利大于弊。诉讼程序的属性是诉讼程序的固有属性，正因其有独立性，决定了它独立于实体法；因为其有优先性，决定了它撇开个案影响而维持诉讼程序的完整划一体系。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彼此独立，自成体系。两者的发展虽有不平衡，但差距在缩小。实体、程序并重时代已到来，二者不可偏废，对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轻视都会带来不利影响。两者和谐的结合、消除、减少冲突，才能使诉讼结果正义实现，达到立法者、民众的意愿。 程序性是现代法治极重要的特性。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法律坚决地站在程序正义的一边。这里面极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来自英美思想的经验主义气质。经验主义的法律观很谦虚，它认为严格守住程序性，就是守住了凡人可能到达实质正义的唯一路径。就如一个瞎子摸着大象的腿大叫这就是大象。这在我们看来很可笑，然而这的确就是人类社会及其理性空间的现实，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比触摸更加接近真相。程序正义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看不见的正义就算实现了（你怎么知道实现了），当事人之一也不一定服气，说不定双方都不满意。当然，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间，常常有差距甚至是巨大的落差，这是现代法律必须关注的问题，但它关注的方式也是非常谨慎和谦虚的，即放弃对实质正义的直接追求，转而追求程序的无懈可击。他假定程序不合法的事情实体就不合法，比如，非法的逮捕是不合法的，即使那个被捕的人真是罪犯，这个观点，刘少奇同志在1956年就曾表明过，但随即被否定。几十年后，我们在刑事法里才重新确立了这个姿态，但已还有相当数量的执法人员心中依旧不服气。然而“真的是罪犯”这个判断是如何作出的呢？离开了程序，事实上我们无法检验和复原这个结论，也无法放心的把评判权交给某个法官。 从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关系看，审判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刑事审判的实体公正，就是法院的最终裁判使有罪者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轻罪轻判，重罪重判，无罪者免受法律追究。这是结果的公正，是实体法律的要求。同时，体现在刑事审判的过程中的程序公正也是极为重要的。公正既是设定程序的基本要求，又是程序所要追求的终极目的。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和体现。“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程序公正要求法官在刑事诉讼中要公平地对待控辩双方，保障其平等充分地享有和行使诉权，公正地作出裁决而不偏袒。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被告人具有的特殊诉讼角色和社会身份，任何程序上的偏袒和不平等，甚至法官态度、语言、表情上表现出来的先入为主情绪，都有可能使被告人及其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产生某种不公正的感觉，即使裁判做到了实体公正，也不容易服判，影响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度。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官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不注意听，听不进去，甚至听不下去，这不仅形象上不公正，而且也不能保证裁判法结果的公正。因此，法官的形象公正尤为重要。 轰动全国的沈阳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因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将一审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全国引起了极大争议。对于本案，刘涌该不该判死刑，只能由人民法院经过公正的审判作出结论，但该案给我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对于本案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一是主要由非法律专业人士所主张的观点：刘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刘涌案乃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另一方则主要是由法律专业人士所主张的观点，即刘涌案件的改判说明法治的进步；说明我们国家对于人权的保障正在走向完善，对于程序违法应当有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假如刘涌案件的案件事实如同判决书所讲的存在刑讯逼供，那么对于刘涌案件的两种观点正代表了两种理念，前者为包青天式的实体正义理念，而后者为辛普森式的程序理念。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碰撞在刘涌案件中得到了突出反映，这一问题引发了人们更广泛的思考。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已经走向了对抗式，我们的许多司法改革措施也是以倡导程序正义的英美国家为模型，程序正义在学界受到了大力推崇。台湾学者苏永钦教授在评价台湾的司法改革时曾形象地称之为“漂移在两种司法理念之间的司法改革”，仔细思索刘涌案，人们之所以对这一案件的评论“漂移在两种理念之间”，其深层原因在于：我们国家传统的实体正义至上的司法传统使得普通老百姓难以接受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他们认为，一个“罪大恶极”的集团犯罪的首犯竟然没有被判处死刑，其原因竟然是因为刑讯逼供。然而，人们又对刑讯逼供行为深恶痛绝，同样轰动全国的云南杜培武案所引发的人们对刑讯逼供的讨论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当然，两个案件存在着很大差异，一个是罪行累累，而另一个则是蒙冤入狱。具体到刘涌案之所以导致两种司法理念的撞击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判决书，我们不难发现在这样一份判决书中竟然使用了许多含糊的不确定的表达。依照常理，凡是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司法机关一般都会调配精兵强将予以审理，其制作的判决书也代表了本院的最高水平。然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如此含糊的判决文本了断此案，很难让人认为这纯粹是一个技术错误。相反，更容易使人陷入无限遐想，是否本案另有隐情，主审法官是否迫于压力，法院之诉运用这种手法作出这样的判决，是否是在为以后的再审埋下伏笔等等。正是这样一份措辞含糊的判决书使得普通百姓乃至法律人士对判决结果的合理性提出了“合理的怀疑”。一些法律人士对于刘涌案也持一种审慎的批评态度，并且对刘涌案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过探讨。在刘涌案中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接受人民法院作出的“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判决”，为什么“民愤”因为判决书的作出而被再次激起，一个更直接的缘由恐怕就是信息的不公开，当一个案件的真实情况尚未公开，当普通老百姓连一份完整的判决书都难以看到的情况下，他们完全有理由去展开想象，完全有理由去猜测。他们完全可以认为此案之所以改判是因为强权在作案，尤其是在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黑幕的情况下，民众有理由这样认为。如今，我们的司法机关也在倡导“司法为民”，这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试想如果我们的法院在作出一份判决书尤其是象这样一份有着重大影响的判决书而不向公众说明真相，这样的司法又怎能让公众满意？ 我们注意到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司法改革都在强调“民众”，日本推出的“一揽子司法改革计划”，其中明确提出国民的司法参与，在日本司法改革白皮书中明确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应建立广大普通国民与法官共同分担责任，相互配合，主动地实际参与决定审判内容的新制度”，其目的就在于让人民参与司法，了解司法。而我国人民参与司法，不外乎有两种方式。一是参加法庭审判或者旁听（如今电视直播以及媒体能够详细报道的案件还为数不多），另一个途径则是裁判文书，如果裁判文书作为司法程序的最终结果，但我们不能通过它来告知被审判者，告知公众此案的情况是什么，法庭上发生了什么？那么，法院就向公众隐瞒了真相，公众就有理由怀疑案件结果的正当性，因而，其裁判文书的公开是审判公开的课题中应有之义。 尽管刘涌案件的判决书措辞比较含糊，认为案件侦查过程中可能存在刑讯逼供，并且法院基于“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了改判的判决，但就判决书本身来讲，尽管我们批评这份判决没有充分说理，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份判决书在形式上存在着一个进步。从这份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法院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日益认识到程序的重要性，敢于排除因为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并且因此而改判。当然，这一进步并不意味着做到了真正的非法证据排除，但是，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毕竟迈出了这一步。然而，正是本案中对于刑讯逼供所得的证据的排除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大讨论，促使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以后刑事司法改革中对于程序违法问题的解决。如何构建我国的“程序性裁判”则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本案中凸显的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问题，而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仅仅规定了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并且这些规定还缺乏可操作性。目前学界有关建立“程序性违法的法律后果”的呼声日渐高涨。但从刘涌案件的讨论所展示的“民众的呼声”，又使得我们必须去审慎地思考如何构建中国的程序性裁判。在很多老百姓还受包青天式的实体正义观念深刻影响下，我们能否移植程序正义理念指导下的程序性裁判制度？经过移植或借鉴，在中国构建程序性裁判后，民众能否接受这一制度？这一制度能否发挥积极的功效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我们还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作者单位:四川省泸县人民法院） =================================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根本保证 时间: 09-09 09:57 作者:袁幼鸣 新闻来源:中国法学网 只有用合乎法律程序要求取得的证据，才能证明一个犯罪嫌疑人是否真正有罪；必须承认，通过法律程序，对案件进行调查、审理是一种"历史还原"，法律无法还原全部事实，只能以有限的证据证明部分事实，并以此为据决定刑罚。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不同意在刘涌讨论中，那种事实上否定法律程序作用，认为它"羁绊"正义到达的观点。没有法律程序保证，只会有暴政的肆意，私刑的泛滥，何以奢望普遍的正义？ 看待事物需要历史感。历史进步不是呈时间线性的，进步有时在一跃中完成。最近几年，在司法制度完善和公众法律意识提升两方面，中国法治建设显露出突破迹象。历史地看，这是刘涌案改判并引发大讨论的内在原因之一。 毋庸否认，三年前，沈阳公安部门对刘涌等被告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多项刑事犯罪的侦查，存在重大瑕疵。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对刘涌的终审判决中，将死刑改为死缓的重要理由是，"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在侦查过程中存在逼供情况"。8月29日《东方早报》D4版报道，刘涌在一审庭审中，称曾坐过"老虎凳"，"两脚已肿到大腿根了"，对此，公诉人无法否认，只是反问"后期不是改善了吗"。这表明在对刘涌等被告的侦查中，刑讯逼供问题确实存在。沈阳公安部门采用的"侦查手段"，仅仅在三年后即未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这是司法实践进步的一个标志。它提醒所有的执法机构，无论在多么特殊的案件中履行职务，都必须依法行事。它还题外暗示，既然《刑法》已确认刑讯逼供为犯罪行为，继续刑讯逼供者下一步可能比较普遍地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不是"花开两头，各表一枝"。有网民、读者、法学家、实务工作者、新闻评论员的积极参与，传统媒体和网站关于刘涌案的讨论正向纵深进展，已深刻地触及到了司法信息披露、辩护律师作用及职业本质、传媒与司法关系、法学家作用及限制等重大话题。 在密切关注刘涌案讨论的进展同时，笔者始终认为，看待刘涌案改判，不能脱离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根本保证的朴素立场。任何人未经合乎法律程序的审判，不能认定其"罪大恶极"，更不能言说其"不杀不平民愤"；只有用合乎法律程序要求取得的证据，才能证明一个犯罪嫌疑人是否真正有罪；必须承认，通过法律程序，对案件进行调查、审理是一种"历史还原"，法律无法还原全部事实，只能以有限的证据证明部分事实，并以此为据决定刑罚。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不同意在刘涌讨论中，那种事实上否定法律程序作用，认为它"羁绊"正义到达的观点。没有法律程序保证，只会有暴政的肆意，私刑的泛滥，何以奢望普遍的正义？ 有一点确定无疑，在司法信息披露方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涌的终审判决书语焉不详。刘涌案讨论中，不少参与者不质疑改判的本身，而是追问它的理由；一些参与者怀疑改判存在非法律因素，重要原因也是判决书没有说服力。公众拥有对于国家司法活动的知情权。但愿此次讨论对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比较一致的批评，促进各级法院在司法信息披露方面进行改革，如一些参与者所说，"让人民看到事实清晰、严密论证、法理透彻的判决书"。 作为一种制度设置，律师执业的社会价值是受当事人所托，为当事人辩护。如果不让律师发挥平衡力量，正义同样经不住历史的考验。刘涌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案件，由于在庭辩以外，施用了"上书"等方法，田文昌律师在大讨论中成为有争议的人物。尽管如此，律师在辩护活动中竭力维护当事人利益的职业操守，应该受到尊重与提倡。与田文昌律师"上书"行为一样，陈兴良教授等法学家形成"专家论证意见书"，对刘涌案改判发挥了作用，也在大讨论中引起了较大争议。这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一段时间以来，就一些有争论的案件，法学家们经讨论形成"专家论证意见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院判决。也许随着中国司法的进步，今后法学家们有继续发布"意见书"的权利，但将不再影响法院独立审判，和"民愤"等其他因素一样。 笔者认为，现阶段客观上，递交"专家论证意见书"这类行为是对媒体关于刘涌案报道的平衡。不容忽略的事实是，未经司法审判，刘涌已经先被媒体"定罪"。它不是媒体独立调查的结论，而是媒体对侦查部门提供材料的采信。至今，中国多数媒体司法报道的特征是，把公、检、法均视为权威部门，全面采用它们提供的材料和观点，跑口记者"拎到篮子里就是菜"，编辑部习惯于"义愤填膺"。要为中国司法进步提供推动力量，中国媒体已到了改革传统"政法报道"套路的时候。 道理不辩不明、越辩越明，历史地看，在多个方面，刘涌案大讨论将推动中国司法进步！

法对正义的实现分为两部分，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实体正义是一个相对的范畴，因此，必须通过程序正义的实现。在程序正义方面，法律的作用表现为一方面为纠纷和冲突的解决提供规则程序，另一方面也通过程序来确保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公正性。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首先，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追求纠纷的公正解决。其次，实体正义的实现依赖于程序正义的保障。程序正义相对于实体正义又具有独立性。第一，程序正义有自己独立的评判标准。第二，程序正义的实现不依赖于实体正义。第三，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可能发生价值冲突。

1、属性的区别程序正义：英美法系的一种法律传统。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正义实现的理想状态。2、含义的区别程序正义：这源于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所谓的“看得见的正义”，实质上就是指裁判过程（相对于裁判结果而言）的公平，法律程序（相对于实体结论而言）的正义。实质正义：也就是善人(或善行)应该得到善报,恶人(或恶行)必须得到恶报。如果司法制度或公共政策无法体现实质正义,就会被视为欠缺正当性。3、意义的区别程序正义：它旨在表达一种最基本的思想：一个人在国家裁判机构作出对其利益有利或者不利的裁判时，应当至少能够处于一种可与裁判者就如何对待他的问题进行理性地协商的地位。即强调尊重程序参与者作为自主、负责和理性主体的地位，要求裁判机构与他一起参与裁判结果的形成过程，向他论证裁判结果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从而使他成为裁判制作过程中的协商者、对话者、辩论者和被说服者，其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充分的尊重。实质正义：意味着追求结果上的公正与公平，不论过程程序如何，实质正义是正义的归宿。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实质正义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程序正义

实质正义是理想状态，程序正义是实现手段的一种。同时，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也就是说，是可以量化、评估和可控的。而实质正义，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的。

实质正义是美国法学家罗伯特·M·柯林斯在他的著作《实质正义的概念》中提出的。程序正义则是美国社会学家马克·费恩曼在他的著作《程序正义：社会和道德的维护》中提出的。

一个注重结果，一个注重过程。需要注意的是两者并不矛盾，在一个案子里是可以共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