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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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风采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曾经充满激情地说道：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u201eu201e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不错，人是国之本，少年更是国家希望之所在，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和希望，从这个国家少年们的精神面貌就大致可以推论出来了。 当大秦王朝还在风雨飘摇的时候，他惊鸿一般出现了。他是个倒霉的“官二代”，老爹虽曾贵为宰相，却因政治斗争失利被放逐，客死他乡。但他没有消沉，而是默默地等待机会的到来。终于，他凭借自己超人的才干获得了当朝宰相的赏识，被任命为特使出使赵国，成功地撩拨起燕赵两国的战争，使秦国坐收渔利，为秦国统一六国成就霸业除去了心腹大患，他也因此被拜为上卿，时年仅仅十二岁。他就是甘罗。 他九岁读《汉书》，随手便能指摘其中的错漏；十岁通“六经”，一个月便能完稿。他才华早露却命运多舛，政治上屡遭压制。然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他凭借其超众的才华被后人尊为“初唐四杰”之首，并留下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的千古绝唱。他用自己短暂的生命迸发的风采，开启了盛唐诗歌王国的华章。他就是王勃。

人生的无奈往往在千百度的寻觅之后灯火早已阑珊却无人能在夜的尽头头候

8知道

这时的梁启超，又作何打算呢?早在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就与袁世凯结仇。流亡日本，一度倾向革命与孙中山合作。后因政见分歧与孙反目，提倡君主立宪，反对暴力反清。他在日本努力介绍西方学说，研究中国现代化理论和步骤；提倡国民自由，去除奴隶思想；提倡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反对“汉民族”的小民族主义；主张鼓励发展私人资本，参与国际竞争；主张文学和史学的现代变革，从学术史来说，同时代的中国人，没有第二人可以和他比肩。梁启超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和平的改革，通过开明专制(即以好的、善良的、专断的方式运用权力)，实行君主立宪。1903年后，身居海外的梁启超与国内的张謇联手发起君主立宪运动。1905年清朝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呈请慈禧太后实行两院制，司法独立，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制。殊不知，五大臣考察报告的枪手就是梁启超。 明治维新以后“脱亚入欧”的日本。西学盛行之时，沿袭“大化改新”以来向中国学习的旧例，学西方、懂西文的日本人把西书译成古汉语给日本人看。梁启超只要拿来照抄，略改几字，便可介绍给中国人。略知西学一二的梁启超，在四亿人口泱泱大国属凤毛麟角，可见当时中国现代人才是何等稀少。这里，请允许我说几句题外话。先贤有云，十月革命(今称十月政变)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并非直接由俄国传入，而是以日本为中介，通过翻译介绍日本社会主义者所写讲解马克思主义书籍这种二传手法得以传人的，是当时日本社会主义思潮渠满而溢的结果。经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考证：始作俑者是《晨报》驻日记者、李大钊的朋友陈溥贤。李之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陈在资料和解释上的帮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评判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几乎完全承袭河上肇等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而这是由陈溥贤传递给李大钊的。石川说：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绝非李大钊一人之功。这一论断，当符合历史实际。 梁启超在武昌首义爆发后，仍然主张君主立宪。他搁置与袁世凯的往日恩怨，决心与袁合作，为袁出谋划策。南北和议即将告成时，梁接受共和，进行组党活动，成为其中灵魂人物。1912年2月23日梁给袁信中，详述今后国家政治规划，袁世凯掌握行政部门，梁启超组党掌握立法机关，分化革命党人，全力对付反袁的激进派，实行开明专制，使共和仅成躯壳。梁启超没有说要实施政党政治，政党只当作开明专政的辅助手段。梁启超在另一份政治文件《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中，迎合潮流提出政党政治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建立两大健全的政党。提出国权主义，反对民权主义，帮助袁世凯的官僚势力反对同盟会的激进派。梁启超政党政治游戏的本质：执政者是主人，人民是仆人，但在当时高唱共和的形势下，主人要伪装成仆人。未曾学会政党游戏规则的袁世凯，本是玩弄权谋高手，一经点拨，对付那些稚嫩而涣散的革命党人游刃有余。就连老道的革命家孙中山，也因朴直诚信过分，被袁世凯弄糊涂了。

1、内容上：法治思想是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其分为法治的“依据”“、基础”和法治的“根本”三方面；2、实行：“三个相结合”,即“法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与道德相结合,中法与西法相结合”。3、意义：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振兴中国实业；他认为“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补充：梁启超法治五大主张：（一）以大陆法系为楷模，制定资本主义“六法”体系。 为了仿行西方资本主义法律制度，梁启超建议不仅要广泛地翻译、 引进西方各国的法律学说，而且要翻译、引进西方各国的“国律、民 律、商律、刑律等书”以此为楷模，在中国首“立宪法”，制定包括民法、 商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等在内的国内法。同时，还应加强研究 和发展国际法。 （二）为民立法，立法应以谋求国民最多数之最大幸福为宗 旨。 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必须立“善法”、制“良法”。他说： “管子之言法治主义，以得良法为究竟者也。”什么是“善法”、 “良法”？如何区分“良善”之法与“不良善”之法？梁启超认为区 别两者的标准就在于法是为谁的利益服务？代表哪些人的利益？如果 法的主旨是为了谋“求国民最多数之最大幸福”，“循所谓最多数最 大幸福之正鹄”，就是“善法”、“良法”。因为“众人之利重于一 人，民之利重于吏，多数之利重于少数，昭昭明甚也。”（三）立法权应归多数之国民，由专门独立的立法机构行使。 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极重要的问题是解决立法权问题。“立法 权之附属”问题，不仅是“为立国之大本大原”，是国家“政治之本 原”，而且它直接决定法律的性质，关系到“国民之能得到幸福与否， 得之者为多数人与否”，以及法治能否真正得到实现。 　梁启超又遵循孟德斯鸠论立法、行政分权之理，参照西方 各国关于立法机构的设置，主张设置独立的、专门的行使立法权的立 法机构。他说：中国“因事势，从民欲”，迫切需要设立一个独立、 专门的立法机构，“立制改变，以利国民。” （四）实行法治必须做到“法立而必施，令出而必行”。 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实行法治，除了首先根据国内外形势制定 出“良善”的“新法”之外，还必须强调法的严肃性，坚决认真贯彻 执行，做到令行禁止，取信于民。他说：“法也者，非将以为装饰品 也。而实践之之为贵。”又说：“立法非以为观美也，期于行焉。欲 养成人民遵守法律之习惯，则当一法之将颁，必先有能推行此法之实 力以盾其后。若法意虽甚善美，而形格势禁，不获举而措之，则毋宁 暂缓焉。”立法不是为了装饰门面，美观好看，归根到底是为了实行。 如果法律立而不行，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与价值，徒具虚文。有法等于 无法，还不如不立法。他说：天下古今之国家其得失的标准在什么地 方？“亦曰法之立不立。令之行不行而已矣。”他赞扬先秦法家法治 主义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法令不立则已，立则期以必行而无所假借”。 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取信于民？梁启超十分推崇法家管子的 一些主张，认为要实行法治，做到令行禁止，取信于民，还必须注意 以下几点：（1）赏罚严明；（2）不得滥用法权；（3）划一性，简要 性；（4）要适时，勿保守；（5）治于法律，一律平等；（6）不脱离 国民文化程度、素质水平。 （五）司法独立。 梁启超根据孟德斯鸠的法理以及中外历史实际，明确提出要建立 近代法治，必须充分认识“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原则，“以 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因为“司法之权若与立法权或与行法权同归 于一人或同归于一部，则亦有害于国人之自由权。盖司法权与立法权 合，则国人之性命及自由权必至危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中国封建司法制度，建立近代民主司法制度。 梁启超对法治看法：1、（一）受孟德斯鸠学说的影响，梁启超首先把有无法律和法律是否发达看作是区分人类与禽兽、文明与野蛮的重要标志。2、（二）法是“国家之意志”，“天下之公器”，国家应以立法治天下。 3、（三）法是规定与保持合理的权利与义务界限之工具。总之，梁启超认为，“以法治国”，“法之于治国”，正是为了“正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使国家之秩序，得以成立。” 梁启超的法治思想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性,而且在当今仍有很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不要多想 这样的提问没有意义很多烦恼都是我们自己找的

　　今日的中国也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发展着，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少年的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中国。即梁启超先生理想中的“少年中国”。作为一个“少年中国”的少年，怎样做才不至愧对这称谓呢？　　首先，少年要有理想，有知识。因此，我们从小就要养成良好的学习的习惯，孜孜不倦、勤勤恳恳，而且要谦虚谨慎，不耻下问。这样，知识才会在我们的脑子里扎下根，成为我们自己的财富。　　少年还要有进取心和创造力。少年的精力是旺盛的，他是初升的太阳，他是才华发源的长河，他是一团能燃烧世界也能燃烧自己的烈火！少年来到这个世界上，对所有的事物都充满好奇心，总想凭自己的本事改造它们，有时对一切都感到不甚满意，虽然有些目空一切，然而，这正是少年所特有的性格争强好胜，我们尤其要保持少年人特有的性格！　　古人云：时间如同东流水。是的，时间过得很快，。所以，作为“少年中国”的少年，我们要珍惜光阴，加倍努力。现在的中国，一切都在快节奏、高效率地行进。生活在这样一个飞跃的时代，我们少年人更要做时间的主人，用掌握的知识、实践和创造去开拓生活。　　我们古老文明的国度有不少的英雄出自少年。 “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著名的诗人。自幼聪颖过人，才华出众。但是年近28岁就死去。这说明旧时代的有为少年缺乏用武之地，　　所以，只有今天的少年才是未来历史的主人。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每每读到《少年中国说》，总会被梁任公对少年的热烈激情所感染，总会热血沸腾豪情满怀———是啊，还有什么能比少年的精神状态更有资格表征国家的竞争力？正是基于少年对一个国家的战略性意义，所以看到今天我们的少年表现出的状态，感到很是不安。　　13日的《信息时报》报道，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一项关于青年就业方面的调查显示，46.3％的青年心目中最理想的职业为党政机关干部。而9年前的同类调查结果显示，当时“自己创业”（32.9％）被青年认为是自己未来发展最有前途的一项选择。透过这个调查结果，至少显示出青少年的官本位意识不是在淡化，而是在加重，而且思想趋于保守。青少年的如此思想状态不是一个好兆头。　　同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2003年教育部在例行的体质监测中，对全国11万多名大中小学生进行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学生的运动素质下降，近视率居高不下。不得不联想到前段时间相关的一个调查：四川成都市计划生育指导所历时一年多，对成都地区549位大学生的精子进行检测，并做出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成都地区大学生精子质量已经亮起红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生活习惯不好，以及未婚同居增加了生殖器感染的机会。　　从身体状态到精神状态，从现实到理想，笼罩在“少年中国”之上的是一层灰色的暗调，我们能指望这样的身体状况为祖国工作多少年？又如何能指望这样的精神状态延续让世人为之惊讶的中国奇迹？　　在可持续发展的语境下，我们谈生态环境，谈社会公平，谈教育，谈财富的再分配，但我们忽略了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就是人———今天那些在读书、在憧憬、在大学里眺望未来的青少年们。　　考察美国的发展史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最大的飞跃正源于几代年轻人共同努力的积累。今日之中国有如此的发展奇迹，不也是以六七十年代那一代年轻人为发展的中坚力量而创造的吗？　　年轻人不断在成长，过去的年轻人又在不断地老去，无疑，支撑社会的中坚永远是青年人。联合国预计，到2040年，中国青壮年人口与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1，而在2000年比例为6.4：1。　　当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少年中国”能让人放心吗？“少年中国”的建设是应该提到一个战略的高度了。不然的话，20年、30年后的今天，我们拿什么跟世界比，拿什么维持未富先老社会的平衡和发展？

梁启超作品：《少年中国说：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敬业与乐业》、《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饮冰室主人自说》、《中国文化史》、《饮冰室主人全集》、《李鸿章传》、《王安石传》、《饮冰室合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梁启超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应该是为了写清他这个人让后人看清。李鸿章和梁启超在历史上立场对立的两个人，李鸿章是代表封建官僚阶级保皇派守旧派，而梁启超是新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之一。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百日维新”之前，守旧派和维新派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要不要变法”的激烈争论，这两人立场不同，互相攻击。就是在那个时候，梁启超做为维新派的代表，对李鸿章有了一定的认识。所以在死后在很客观的角度为他做了最公证的传记。就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喽。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哦。

梁启超专门给李鸿章写了一本传记，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敬佩李鸿章是一个大英雄

　　德高望重　　dé gāo wàng zhòng　　【解释】德：品德；望：声望。道德高尚，名望很大。　　【出处】《晋书·简文三子传》：“元显因讽礼官下仪，称已德隆望重，既录百揆，内外群僚皆应尽敬。”　　【结构】联合式。　　【用法】用作褒义；多用来称颂老人。一般作谓语、定语。　　【正音】重；不能读作“重复”的“chónɡ”。　　【辨形】重；不能写作“童”。　　【近义词】众望所归、年高德劭　　【反义词】无名鼠辈　　【例句】同学们都喜欢这位～的老校长。

李鸿章传（白话文）百科里写的

因为只有李鸿章才可以和列强交涉，李鸿章被称为“东方俾斯麦”，是可以被争取的对象。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大哥 弟弟出事了 赶紧救我

1、主要作品有《少年中国说：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敬业与乐业》、《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饮冰室主人自说》、《中国文化史》、《饮冰室主人全集》、《李鸿章传》、《王安石传》、《饮冰室合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2、梁启超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梁先生的主要作品有： 《少年中国说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敬业与乐业》、《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饮冰室主人自说》、《中国文化史》、《饮冰室主人全集》、《李鸿章传》、《曾国藩传》、《王安石传》、《饮冰室合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梁先生一生于目录学贡献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其他著作有《西书提要》、《东籍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汉书艺文志渚子略考释》等10余种。

见过

“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后有袭李而起者乎，其时势既已一变，则其所以为英雄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对李鸿章的一些评价

少年中国说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敬业与乐业》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新民说》 　　《饮冰室主人自说》 　　《中国文化史》 　　《饮冰室主人全集》 　　《李鸿章传》 　　《曾国藩传》 　　《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选集》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变法通议自序 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论学会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说动 论湖南应办之事 　　呵旁观者文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 　　立宪法议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西学书目表后序 倡设女学堂启 　　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 成败 　　英雄与时势 文野三界之别 　　古议院考 《西学书目表》后序 　　养心语录 国权与民权 　　讲演集 　　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节录）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人权与女权 情圣杜甫 　　屈原研究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书信集 　　致汪康年书 与严幼陵先生书 　　致康有为书 致康有为书（1900年） 　　致孙中山函三件 致康有为书（1902年） 　　致孙逸仙书 致康有为书（1912年） 　　诗文类 　　去国行 纪事二十四首 　　读陆放翁集四首 壮别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 二首 　　浪淘沙 贺新郎 　　传记类 　　戊戌六君子传 　　敬业与乐业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原句为“项羽之乌骓不逝，文山之漆室无灵，天耶，人耶?”其中文山是指文天祥，文山是一个地名，文天祥曾居于此，所以给自己取了个号叫“文山”。“漆室”是一个典故，比喻关心国事，忧国忧民。（鲁穆公时，君老太子幼，国事甚危。漆室有少女倚柱而啸，忧国忧民。见汉刘向《列女传．漆室女》）。“不灵”意思是不得志或者说无力改变。 明白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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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传》是由梁启超所著的书籍，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参加镇压太平军、甲午海战，创办洋务运动，周旋于世界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一生。作者把李鸿章同古今中外要人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对比，指出李鸿章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他没有长远的眼光，不知道为后世立百年大计，仅满足于修修补补。总之他的失败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失败，是晚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结局。最深刻的惋惜，最中肯的评价。

　　写于光绪27年（1901年），在李鸿章死后不久，梁启超即写了《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这是最早的李鸿章传记。　　内容简介： 　　本书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参加镇压太平军、甲午海战，创办洋务运动，周旋于世界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一生。作者把李鸿章同古今中外要人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对比，指出李鸿章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他没有长远的眼光，不知道为后世立百年大计，仅满足于修修补补。总之他的失败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失败，是晚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结局。

　　写于光绪27年（1901年），在李鸿章死后不久，梁启超即写了《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这是最早的李鸿章传记。　　内容简介：　　本书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参加镇压太平军、甲午海战，创办洋务运动，周旋于世界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一生。作者把李鸿章同古今中外要人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对比，指出李鸿章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他没有长远的眼光，不知道为后世立百年大计，仅满足于修修补补。总之他的失败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失败，是晚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结局。

这是一本最早的李鸿章全传．拂开尘封的记忆，百年之后，梁启超卓越的见识与历史批判的眼光，使得这本书仍旧是李鸿章传记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作为一个曾欲置李鸿章于死地的人，梁启超为他的政敌立传，如果不是卷入刀光剑影、血迹四溅的政治旋涡．或许此二位晚清豪杰可以促膝而坐．对饮论道然而时事艰辛，复杂难断．历史总是残酷胜过温情政见之别，两人难免兵戎相见，作为庚子年间刺杀李鸿章计划的主要策划人。梁启超没有站在个人好恶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一个时代的高度，对李鸿章进行同情的理解，他的批评．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也不为过。所以．此书展现的乃是一个英雄眼中的另一个英雄的形象．殆可用梁启超这三甸来总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些评价，可谓是入木三分，梁氏此一言。或可抵他人一册李鸿章传。此书作传。形式不拘，尤其末章将李鸿章与古今中外人物作一对比．最耐人寻味二笔法上纵横恣肆、变化多端、气象宏伟却又惜墨如金。

　　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刺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呜呼！面皴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于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 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拏云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能 乎不能？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 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 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 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 人怀中之肉，西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 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启超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 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渐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 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 或为诸候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 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 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 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 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 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 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 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馀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 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 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 利者，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 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 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 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 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摺，非 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诺，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 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 既已不知亚细、欧罗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 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 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摺、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　　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 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 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 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　　梁启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 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地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 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棰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 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 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 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 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 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 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C 试题分析：分析材料，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的含义是“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即团结国内各民族，反抗国外异族的侵略，C项正确。

梁启超先生所在的年代，在中国还没有民族概念。更别说普通人对民族的理解，那就更更不用说民族主义是什么了。但毋庸置疑，梁启超把“民族”概念从西方引进功不可没。但是随后他便发现，如果按照西方的民族理论来说，中国这么多人很可能分裂成无数民族。所以，他独道的发现另一种帝国方式的存在可以解决民族问题对中央王朝的冲击。那就是类似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华民族概念。并把国内以前早已有的文化及种族民族形成的格局进行粗略的统一。及汉 满 蒙 回 苗 藏。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少年中国，中国少年

（2014·荆州）“皇上若决定变法，请先举三者。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御乾清门，诏定国是，躬申誓戒，除旧布新，与民更始。”材料来自康有为的上书。

渔家傲李清照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彷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梁启超的评价很到位。该词豪迈奔放，不似《漱玉集》的婉约词风。该词的另一个特点是丰富大胆的想象，以第一人称描写虚幻梦境。

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地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足之蹈,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衷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口张口大笑了. 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

对梁任公的特点不是抽象的概说，而是具体化为各种表现，有形貌特点，表情特点，声音特点，动作特点，气质特点，讲稿特点等，可以笼而统之概括为：才华横溢，博闻强记，修养良好，开朗直爽，认真细致，风趣幽默，谦逊而自负，稳健而潇洒。

梁实秋对梁启超先生的开场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这是开场前的动作，记载得非常清楚。为什么会如此清楚呢？让我们来看后面的开场白：“‘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不待作者说，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一位活生生、有那么一点点谦逊其实又非常自信的梁启超先生了。作者本来就很景仰这位大师，现在得以亲炙其学问，自然是更加佩服又觉得满足。

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中梁启超的演讲的动作怎样的对梁任公的特点不是抽象的概说，而是具体化为各种表现，有形貌特点，表情特点，声音特点，动作特点，气质特点，讲稿特点等，可以笼而统之概括为：才华横溢，博闻强记，修养良好，开朗直爽，认真细致，风趣幽默，谦逊而自负，稳健而潇洒。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地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足之蹈，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衷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口张口大笑了。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

梁启超在爱国救亡中的报刊活动及特色 作者：管艳霞文章来源：傲视传媒网浏览：394 次 中文摘要：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在爱国救亡的过程中，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从事报刊活动。该文分析了梁启超在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的报刊活动，并总结了他在办报活动中体现的六种特色：形成时务文体；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辨证体现；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使中国近代形成第一次办报高潮；过分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 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近代宣传启蒙思想的先锋主力，为了救亡图存，发起参与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民主化现代化运动。在追求民主化道路中，梁启超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从事报刊活动。他的报刊活动不仅推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而且对社会起到思想启蒙和教育的作用，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 梁启超在各个时期的报刊活动 (二)戊戌运动时期 梁启超为推行变法，先行办报制造舆论。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他主编的近代中国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在京城引起轰动，“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①，后被查封。梁启超看到了报刊的巨大作用，“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②。梁启超又《时务报》为中心，宣传维新变法。数年之后，梁启超不无得意地回忆道：“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③自《时务报》创办至1898年3月梁启超在《时务报》论说中居于核心地位。他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以《变法通议》一文最为著名，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维新思想文化运动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二)启蒙运动时期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主办的报纸是《清议报》、《新民从报》和《时报》，其中尤以《新民从报》影响最大。 1898年12月23日，他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倡导民权，启发民智。《清议报》言论思想内容中的进步与落后交织、积极与消极并存的状况，伴随着该报始终。它反映出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此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1899年康有为赴加拿大后，梁启超冲破了康有为的束缚，他在《清议报》上大力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攻击西太后及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保皇党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以梁启超为首的叛逆集团，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排满”、“革命”的维新派人士。但多数爱国华侨对革命尚缺乏明确认识，保皇维新的主张仍有很大市场，梁启超对以往的主张产生了怀疑，康有为又以师生之情感化他，梁启超那股革命热情逐渐淡化，从革命又变为保皇。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及其师康有为的多方掣肘，使他无法迈出革命的一步，最终还是回复到保皇的轨道。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办起了《新民从报》。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大力鼓吹民权、共和、革命和破坏，并且大量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涉及到西方人物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等近百人。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中，进行国民启蒙，提倡改造国民素质。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毛泽东、郭沫若、胡适等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颇有启迪。美国之行后，思想言论大变的梁启超不再谈种族革命，宣布与共和长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猛向前发展时，《新民从报》的宣传方针和内容不断发生变化和倒退。1904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发表了《新民说论私德》，公开反对革命。后来梁启超又在《新民从报》上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新民从报》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此外，梁启超还主持创办了其他一些报刊。1903年，他创刊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大部分用白话文写成，发起“小说界革命”，成为中国近代新体小说的开创者。次年，他在上海创办《时报》。《时报》版式新颖、格调高，内容丰富，注重新闻时效和时事评论。 (三)立宪运动时期 立宪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宪政启蒙时期，是新民启蒙运动的发展。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梁启超在这次办报热潮中仍是独领风骚，主持创办的《政论》和《国风报》等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立宪报刊。《政论》于1907年10月创刊于日本东京。该报以政论为主，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建议建立国会制度，实行地方自治。1910年，他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该报大力宣传宪政理论知识，仍倡议速开国会，指导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 这时期，梁启超充分利用报纸，把握舆论导向，一方面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使中国的新闻事业迈向新阶段。 (四)护国运动时期 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请梁启超当总撰述。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发表揭露二十一条要求的文章，警告日本不得乘人之危，他的言论唤起了同胞正视日本的阴谋诡计。该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标志着梁启超从“联袁拥袁”最终走向了“反袁讨袁”，吹响了护国运动的战斗号角。在护国运动时期，《时事新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初创时主张保皇，后来又鼓吹立宪，民国成立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 从反袁世凯宣言书到各种护国的对外文件，梁启超的笔时刻指挥运动的进程，推动运动不断深入。在全国掀起反袁大浪。他最重要的功绩在于广泛地宣传了资产阶级新思想，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五)五四运动时期 梁启超等进步党人1916年在北京创办《晨报》。该报以揭露军阀专制、官僚卖国为宗旨，并时常抨击执政的北洋政府。《晨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决定交付日本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在五四运动中，《晨报》对学生的爱国活动作了大量的集中的报道，充分发挥了新闻在爱国运动中的作用。1922年梁启超告别报坛后，企图从旧学中寻求救世良方，然而刚好和勃勃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 坚持改良，反对革命，是梁启超一生基本的政治主张，晚年也不例外。时代在发展，而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决定了他对新时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工农运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共产党以及第三国际等，都必然持对抗态度。 二、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特色 梁启超从《时务报》起，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梁启超自己总结说：“启超素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致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为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这种文体的特点是：一是“纵笔所致不检束”。即要求摆脱各种古文义法的舒服，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实行文体上的大解放。这是因为梁启超等人的政论文章，宣传的是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和各种新颖思想，为实行政治改革摇旗呐喊。而且报纸这种大众传媒改变了文化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的空间分布和社会层面。因此，旧的表现形式不仅无法容纳新的内容，而且也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这就要求彻底摆脱桐城派古文、八股文的僵死文体的束缚，应于时势，用通俗的文字发挥新颖的思想。 其二、“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即要求文章的语言浅显流畅，明白通晓，屏弃矫揉造作、艰涩古僻的文字，同时又允许根据内容的需要，使用俗语、韵语及外来的词汇、句式和语法来论证问题、说明道理。这是因为梁启超等报刊政论家，在自己的刊物上向读者介绍了大量的有关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引用了大量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的名词术语。对于这些外来的新鲜东西，不能削足适履，只能兼容并包，允许它存在。既然如此也就只能打破陈规，采用能够和它的极其丰富、广泛的内容相适应的表现手法了。 其三，“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感情”。即要求文章层次清楚，逻辑行强，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说服，进而接受他们的主张。他写出来的文章感情充沛，气势磅礴，自由放纵，不拘一格，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提倡和推行全面现代化的人，是最重视人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全面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和思想道德等的各个方面，既有社会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而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二十年间一系列政治、思想、文化现代化运动的主将和推动者。他掀起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创了以报刊实行广泛社会教育的先河。 在维新运动中，他不仅要变法，更重视宣传变革思想，以启迪民智、绅智；立宪运动中，他鉴于国民缺乏宪政知识，大力宣传有关知识；护国运动中，他通过报章阐述法的重要性，明确应具有的权利和尊严。而梁启超在宣传新思想、建设新文化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三)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 梁启超主张在发扬本国学术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他的学术研究活动与报刊活动紧密结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1899年以前，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弘扬今文经学为主，在《时务报》时期开始编辑西方知识。第二阶段为1899——1907年，《清议报》和《新民从报》期间，以介绍西方学说为主，包括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等人的政治学，达尔文、颉德的进化论，以及其他西方哲学、经济学等，同时基本完成了中国史学、法学、小说、诗歌等方面的理论研究。第三阶段为1908年——1919年间，以政治宣传活动为主，结合政治需要进行学术研究，完成了宪政学、财政学、推行货币学、方志学等方面的研究。第四阶段为1920——1928年间，引进西方大量原著和聘请西方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同时集中精力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取得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引进西方大量名著的同时，对中国古典经籍作了许多总结性开创性的研究，其成果之丰硕琳琅满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中最有影响者为《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佛家研究十八篇》、《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等。 综观梁启超学术研究，他是中国几千年来旧学的总结者，中西结合新学时代的开创者，可称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大多具有较高的价值。 (四)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辨证体现 梁启超一生的政治生涯，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是由改良派到保皇派的转变；一是由拥袁到反袁的转变。梁启超的这些变化可以从一些报刊中反映出来。从创办《清议报》到《新民从报》停刊的10年中，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从维新到革命，从革命变到保皇，又从保皇变到立宪。这些转变都清楚地反映在上述报刊的文字中。梁启超由激进向温和的转变，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反映。梁启超一生善变，但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救亡图存的理想始终没有变，只是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五)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使中国近代形成第一次办报高潮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尤其是《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刊物，如《国闻报》、《湘报》等二三十家报刊先后面世。在维新报刊外，大量的时政刊物，重庆的《渝报》、成都的《蜀学报》、广州的《岭学报》、福州的《福报》、桂林的《广仁报》、上海的《富强报》、《东亚报》、《求是报》等，此时也纷纷创刊。各类综合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及文摘性报刊，这时也不断出现，其中既有日报，也有旬报、月报，形成一股红红火火的办报热潮。如妇女报《女学报》，晚报《上海晚报》，译报《译书公会报》，文摘报《集成报》。《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最早的白话报刊也在这一时期先后问世。以上海为中心，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由著名文人李伯元、吴跃人等主编的小型文艺报刊，其中有《指南报》、《采风报》、《笑报》和《趣报》。 六、过分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 梁启超以报刊为阵地，推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近代民主政治宣传上，他既狂热鼓吹革命共和，又一变而为君主立宪的旗手。从理论宣传及社会实践上，他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倡导者，是中国追求民主实现的先行者。 他认为办报是强国的手段，把报馆作为治之具，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而在近代社会为其他国家报人所普遍看重的经济功能、娱乐功能则被明显忽略。所以如此主要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刚刚起步，对经济信息和广告推销的需求还比较少，报业的经济特性尚未充分显露，而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维新变法的迫切需求，当然使报刊的政治功能得以强化。他主持的报刊多以政论为主，新闻报道未能成为报刊的主角；即使新闻报道，也成为发表政见的工具，或夹叙夹议，或使用编者按语，寓评论于报道之中。梁启超还提出了利用报刊“制造舆论”的口号。在梁启超看来，事实为传达观点服务，只要实现了自己的意旨，新闻真实与否无大局。在梁启超之后，随着阶级、民族斗争的深化，报刊经常作为党派斗争、阶级斗争的舆论工具，教化民众、指导工作的职能不断得到强化。 [注释]： ①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②梁启超：《在报界欢迎会演说词》，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5页。 ③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文集》之六，第52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参考文献： [1]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11月。 [2]董方奎：《旷世奇才梁启超》，武汉出版社1997年10月。 [3]黄敏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 [4]胡文龙等人著：《新闻评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 [5] 《从梁启超的报刊实践看其“善变”与“不变”》，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5期，2000年10月。 [6] 《梁启超与〈时务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1998年9月。 [7] 《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历史观照与反思》，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6期(总第143期)。 [8] 《世俗化的理想与理想化的实效——浅析梁启超前期报刊文章盛行的原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9] 《略论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学术论坛》，1995.05。 [10] 《维新志士与近代报刊发展》，《史学月刊》，1998.04。 [11] 《20世纪初旅日华人所办报刊对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日本问题研究》，1995.03。 [12] 《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文史哲，1994年第4期。 [13] 《论梁启超的启蒙思想》，《河北学刊》，1995.03。 [14] 《梁启超：近代中国的精神之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1998.09。

梁启超在爱国救亡中的报刊活动及特色 作者：管艳霞文章来源：傲视传媒网浏览：394 次 中文摘要：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在爱国救亡的过程中，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从事报刊活动。该文分析了梁启超在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的报刊活动，并总结了他在办报活动中体现的六种特色：形成时务文体；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辨证体现；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使中国近代形成第一次办报高潮；过分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 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近代宣传启蒙思想的先锋主力，为了救亡图存，发起参与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民主化现代化运动。在追求民主化道路中，梁启超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从事报刊活动。他的报刊活动不仅推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而且对社会起到思想启蒙和教育的作用，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 梁启超在各个时期的报刊活动 (二)戊戌运动时期 梁启超为推行变法，先行办报制造舆论。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他主编的近代中国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在京城引起轰动，“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①，后被查封。梁启超看到了报刊的巨大作用，“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②。梁启超又《时务报》为中心，宣传维新变法。数年之后，梁启超不无得意地回忆道：“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③自《时务报》创办至1898年3月梁启超在《时务报》论说中居于核心地位。他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以《变法通议》一文最为著名，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维新思想文化运动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二)启蒙运动时期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主办的报纸是《清议报》、《新民从报》和《时报》，其中尤以《新民从报》影响最大。 1898年12月23日，他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倡导民权，启发民智。《清议报》言论思想内容中的进步与落后交织、积极与消极并存的状况，伴随着该报始终。它反映出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此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1899年康有为赴加拿大后，梁启超冲破了康有为的束缚，他在《清议报》上大力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攻击西太后及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保皇党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以梁启超为首的叛逆集团，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排满”、“革命”的维新派人士。但多数爱国华侨对革命尚缺乏明确认识，保皇维新的主张仍有很大市场，梁启超对以往的主张产生了怀疑，康有为又以师生之情感化他，梁启超那股革命热情逐渐淡化，从革命又变为保皇。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及其师康有为的多方掣肘，使他无法迈出革命的一步，最终还是回复到保皇的轨道。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办起了《新民从报》。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大力鼓吹民权、共和、革命和破坏，并且大量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涉及到西方人物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等近百人。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中，进行国民启蒙，提倡改造国民素质。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毛泽东、郭沫若、胡适等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颇有启迪。美国之行后，思想言论大变的梁启超不再谈种族革命，宣布与共和长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猛向前发展时，《新民从报》的宣传方针和内容不断发生变化和倒退。1904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发表了《新民说论私德》，公开反对革命。后来梁启超又在《新民从报》上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新民从报》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此外，梁启超还主持创办了其他一些报刊。1903年，他创刊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大部分用白话文写成，发起“小说界革命”，成为中国近代新体小说的开创者。次年，他在上海创办《时报》。《时报》版式新颖、格调高，内容丰富，注重新闻时效和时事评论。 (三)立宪运动时期 立宪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宪政启蒙时期，是新民启蒙运动的发展。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梁启超在这次办报热潮中仍是独领风骚，主持创办的《政论》和《国风报》等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立宪报刊。《政论》于1907年10月创刊于日本东京。该报以政论为主，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建议建立国会制度，实行地方自治。1910年，他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该报大力宣传宪政理论知识，仍倡议速开国会，指导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 这时期，梁启超充分利用报纸，把握舆论导向，一方面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使中国的新闻事业迈向新阶段。 (四)护国运动时期 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请梁启超当总撰述。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发表揭露二十一条要求的文章，警告日本不得乘人之危，他的言论唤起了同胞正视日本的阴谋诡计。该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标志着梁启超从“联袁拥袁”最终走向了“反袁讨袁”，吹响了护国运动的战斗号角。在护国运动时期，《时事新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初创时主张保皇，后来又鼓吹立宪，民国成立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 从反袁世凯宣言书到各种护国的对外文件，梁启超的笔时刻指挥运动的进程，推动运动不断深入。在全国掀起反袁大浪。他最重要的功绩在于广泛地宣传了资产阶级新思想，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五)五四运动时期 梁启超等进步党人1916年在北京创办《晨报》。该报以揭露军阀专制、官僚卖国为宗旨，并时常抨击执政的北洋政府。《晨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决定交付日本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在五四运动中，《晨报》对学生的爱国活动作了大量的集中的报道，充分发挥了新闻在爱国运动中的作用。1922年梁启超告别报坛后，企图从旧学中寻求救世良方，然而刚好和勃勃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 坚持改良，反对革命，是梁启超一生基本的政治主张，晚年也不例外。时代在发展，而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决定了他对新时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工农运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共产党以及第三国际等，都必然持对抗态度。 二、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特色 梁启超从《时务报》起，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梁启超自己总结说：“启超素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致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为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这种文体的特点是：一是“纵笔所致不检束”。即要求摆脱各种古文义法的舒服，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实行文体上的大解放。这是因为梁启超等人的政论文章，宣传的是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和各种新颖思想，为实行政治改革摇旗呐喊。而且报纸这种大众传媒改变了文化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的空间分布和社会层面。因此，旧的表现形式不仅无法容纳新的内容，而且也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这就要求彻底摆脱桐城派古文、八股文的僵死文体的束缚，应于时势，用通俗的文字发挥新颖的思想。 其二、“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即要求文章的语言浅显流畅，明白通晓，屏弃矫揉造作、艰涩古僻的文字，同时又允许根据内容的需要，使用俗语、韵语及外来的词汇、句式和语法来论证问题、说明道理。这是因为梁启超等报刊政论家，在自己的刊物上向读者介绍了大量的有关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引用了大量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的名词术语。对于这些外来的新鲜东西，不能削足适履，只能兼容并包，允许它存在。既然如此也就只能打破陈规，采用能够和它的极其丰富、广泛的内容相适应的表现手法了。 其三，“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感情”。即要求文章层次清楚，逻辑行强，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说服，进而接受他们的主张。他写出来的文章感情充沛，气势磅礴，自由放纵，不拘一格，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提倡和推行全面现代化的人，是最重视人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全面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和思想道德等的各个方面，既有社会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而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二十年间一系列政治、思想、文化现代化运动的主将和推动者。他掀起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创了以报刊实行广泛社会教育的先河。 在维新运动中，他不仅要变法，更重视宣传变革思想，以启迪民智、绅智；立宪运动中，他鉴于国民缺乏宪政知识，大力宣传有关知识；护国运动中，他通过报章阐述法的重要性，明确应具有的权利和尊严。而梁启超在宣传新思想、建设新文化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三)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 梁启超主张在发扬本国学术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他的学术研究活动与报刊活动紧密结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1899年以前，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弘扬今文经学为主，在《时务报》时期开始编辑西方知识。第二阶段为1899——1907年，《清议报》和《新民从报》期间，以介绍西方学说为主，包括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等人的政治学，达尔文、颉德的进化论，以及其他西方哲学、经济学等，同时基本完成了中国史学、法学、小说、诗歌等方面的理论研究。第三阶段为1908年——1919年间，以政治宣传活动为主，结合政治需要进行学术研究，完成了宪政学、财政学、推行货币学、方志学等方面的研究。第四阶段为1920——1928年间，引进西方大量原著和聘请西方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同时集中精力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取得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引进西方大量名著的同时，对中国古典经籍作了许多总结性开创性的研究，其成果之丰硕琳琅满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中最有影响者为《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佛家研究十八篇》、《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等。 综观梁启超学术研究，他是中国几千年来旧学的总结者，中西结合新学时代的开创者，可称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大多具有较高的价值。 (四)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辨证体现 梁启超一生的政治生涯，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是由改良派到保皇派的转变；一是由拥袁到反袁的转变。梁启超的这些变化可以从一些报刊中反映出来。从创办《清议报》到《新民从报》停刊的10年中，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从维新到革命，从革命变到保皇，又从保皇变到立宪。这些转变都清楚地反映在上述报刊的文字中。梁启超由激进向温和的转变，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反映。梁启超一生善变，但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救亡图存的理想始终没有变，只是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五)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使中国近代形成第一次办报高潮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尤其是《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刊物，如《国闻报》、《湘报》等二三十家报刊先后面世。在维新报刊外，大量的时政刊物，重庆的《渝报》、成都的《蜀学报》、广州的《岭学报》、福州的《福报》、桂林的《广仁报》、上海的《富强报》、《东亚报》、《求是报》等，此时也纷纷创刊。各类综合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及文摘性报刊，这时也不断出现，其中既有日报，也有旬报、月报，形成一股红红火火的办报热潮。如妇女报《女学报》，晚报《上海晚报》，译报《译书公会报》，文摘报《集成报》。《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最早的白话报刊也在这一时期先后问世。以上海为中心，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由著名文人李伯元、吴跃人等主编的小型文艺报刊，其中有《指南报》、《采风报》、《笑报》和《趣报》。 六、过分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 梁启超以报刊为阵地，推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近代民主政治宣传上，他既狂热鼓吹革命共和，又一变而为君主立宪的旗手。从理论宣传及社会实践上，他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倡导者，是中国追求民主实现的先行者。 他认为办报是强国的手段，把报馆作为治之具，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而在近代社会为其他国家报人所普遍看重的经济功能、娱乐功能则被明显忽略。所以如此主要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刚刚起步，对经济信息和广告推销的需求还比较少，报业的经济特性尚未充分显露，而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维新变法的迫切需求，当然使报刊的政治功能得以强化。他主持的报刊多以政论为主，新闻报道未能成为报刊的主角；即使新闻报道，也成为发表政见的工具，或夹叙夹议，或使用编者按语，寓评论于报道之中。梁启超还提出了利用报刊“制造舆论”的口号。在梁启超看来，事实为传达观点服务，只要实现了自己的意旨，新闻真实与否无大局。在梁启超之后，随着阶级、民族斗争的深化，报刊经常作为党派斗争、阶级斗争的舆论工具，教化民众、指导工作的职能不断得到强化。 [注释]： ①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②梁启超：《在报界欢迎会演说词》，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5页。 ③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文集》之六，第52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参考文献： [1]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11月。 [2]董方奎：《旷世奇才梁启超》，武汉出版社1997年10月。 [3]黄敏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 [4]胡文龙等人著：《新闻评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 [5] 《从梁启超的报刊实践看其“善变”与“不变”》，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5期，2000年10月。 [6] 《梁启超与〈时务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1998年9月。 [7] 《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历史观照与反思》，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6期(总第143期)。 [8] 《世俗化的理想与理想化的实效——浅析梁启超前期报刊文章盛行的原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9] 《略论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学术论坛》，1995.05。 [10] 《维新志士与近代报刊发展》，《史学月刊》，1998.04。 [11] 《20世纪初旅日华人所办报刊对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日本问题研究》，1995.03。 [12] 《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文史哲，1994年第4期。 [13] 《论梁启超的启蒙思想》，《河北学刊》，1995.03。 [14] 《梁启超：近代中国的精神之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1998.09。参考资料： 摘自 中国学术论坛

算是，维新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戊戌维新、戊戌变法当时背景：1. 洋务运动、2. 公车上书、3. 变法酝酿、4. 明定国是变法内容有：1. 教育改革、2. 经济建设、3. 军事、4. 政治因此可以算是全方位的变法

（1）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的国民主体意识不强；当务之急是培养国民主体意识，责任意识；通过改造国民意识、增强国民精神来改造社会。（2）梁启超认为中国具体的政治退化，但国民的民族、民主精神在进步。梁启超认识到了推翻清朝统治和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认识到了国民的觉悟是推动政治进步的重要条件，是正确的。但梁启超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如他对“五胡乱华”和“外族统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