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共同点:都主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特点:康有为:利用孔子权威,托古改制;梁启超:力倡“民权”,认识到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谭嗣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伦理观念,带有一定的民主色彩;严复:宜传西方思想,介绍《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观点。

梁启超对老师康有为执弟子礼，为何又辱骂他？因为康有为受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与具有先进思想的的梁启超在政治、思想、文化等反面意见向左，所以梁启超该尊重老师就行礼，但政见上不和，康有为还是顽固不化他当然要辱骂他的老师。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启蒙老师，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学习真理的先进代表人物。他两人在现代化大变革时，康有为表现的固步自封，顽固保守，不接受新事物新气象；而梁启超则是善于吸收优秀文化，改革变新，除旧去新，所以他们师生之间发生分歧也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还坚持宣传保皇派的思想主张。而梁启超这不变的革新，他逐渐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大肆宣扬言论自由，人权自由，出版自由。因此他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派转向革命派。康有为得知梁启超的革命思想之后，异常的气愤，也不让他做了。让他离开保皇派。康有为要求梁启超不要有其它思想意图。梁启超也不驳斥他的批评。梁启超对康有为是比较尊敬的，他当着康有为的面答应悔改，但后来梁启超还是没有放弃自己新的革命信仰。梁启超对康有为有些不满，矛盾摩擦也没有在公开场合，后来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他两发生争吵，二人关系开始变恶。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 康有为最著名的教育理论算是《大同书》里面的阐述具体的观点就不给大家一一叙述，我个人对康有为《大同书》中对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持有质疑。 康有为设计了一个前后衔接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人本院。育婴院，慈幼院，小学院，中书院，大学院。 轻视父母与孩子的关系 其中人本院是指为怀孕的妇女设立对胎儿进行胎教，婴儿断奶后送入育婴院抚养，直到三岁的时候被送入慈幼院，这其中与母亲的接触少之又少，大多靠工作人员，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极为淡薄。忽视了人最根本的亲情，也忽视了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爱，人性浅薄。其实康有为想出这样的办法与他自身也是有关的，他出生于官僚阶级家族，可能自小对亲情比较淡薄，由于孩子较多，并不能完整的享受到父母的爱。 爱情混乱——妻子横跨3个国家 康有为一生有六个老婆，妻子有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三个国家，并不像梁启超一样提倡什么而以身作则，他虽然提倡，但是并没有做到自己约束自己。上述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理解，因为有一定的 历史 性和阶级性。 卖国 如果以上这些，你都认为是小节，那么卖国就是大事了。戊戌变法期间，由于康有为所提的变法措施很多，包括修铁路、办教育、造武器、买舰船等，都需要大量的金钱。这些钱从哪里来？康有为给光绪皇帝提出的办法是：把西藏卖给英国，把新疆卖给俄罗斯。 在他眼里，不仅西藏、新疆可卖，青海、蒙古也该卖，因为这些地方对中国没用。为了卖地，康有为甚至跟光绪皇帝举例，说日本把库页岛卖给俄罗斯、俄罗斯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都是为了筹措资金用于内政，卖国土根本不算什么。 总之，世人对康有为的批判大于赞美。

D,维新变法是维护清朝统治的

康有为是早期的先知，在那个处在“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他用锐利的目光看清了中国应该走的方向，即君主立宪。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的封建制度存在了两千多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清廷建朝两百多年才有那么点规模，他不相信革命党能够在短短几十年就能把天堂造出来（事实也的确如此）。第二，实施至上而下的改良是比较温和的，不像革命那样充满暴力与鲜血，一旦爆发革命，就必须把所有根基——无论好的坏的——都全部挖掉，那样付出的代价太大（事实证明付出的代价的确非常大）。另外，康有为还有一点隐晦的原因，就是说用自己的生命去做一个证明，证明到底中国是应该走改良的路还是走革命的路，最后他失败了，但如果成功是由99次失败加上最后一次成功的话，那么康有为所做的，就是加速了成功的进程。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谁也不知道该走什么路，都是在摸索。梁启超不太一样，他不像康有为思想那么成熟，他的思想比较年轻，改良的观念在他头脑还没有完全根深蒂固，因此后来又做了革命党，完成了两代人的衔接。无论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他们都在用一生的时间为中国寻求道路，但做为先知的康有为，在改良失败后，他预见到了革命的残酷，但轰轰烈潮已势不可挡，自己从一个时代的引领者，最终隐退在历史的潮流中

思想解放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探索新的救国之道是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通过戊戌变法探索救国之道，从此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他们在谭嗣同面前都是个渣

资产阶级康有为和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西式民主的一种），属于保皇派，但是从根本上讲还算是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纷纷在各地开设租界，抢夺资源，使中华民族进一步觉醒，出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救亡高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又称维新派）发动了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他们幻想在不触动封建主义经济基础和不推翻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变法维新，通过改良主义道路来达到参与政权和进行一些社会改革的目的，取得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效果，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顽固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当时西学已经有盛行的趋势，嗅觉敏锐的梁启超知道自己除了传统的八股文之外，其实并没有多少“学问”（西学）。而康有为虽然只是个秀才，但因为数次赴京，游历香港、上海、天津等洋人聚集的码头，并专程游览过一路上的各处名胜古迹，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康有为交游极广。

当然是梁启超。 康有为的唯一贡献是戊戌变法。 这次变法虽然失败了，但确实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不过启蒙得很不成功。 为什么呢？因为康有为自己对西学也是半吊子，他的理论，只不过来源于几本译著，注意，只是几本，而且年代很遥远，一知半解。 戊戌变法的具体操作中，康有为也不懂得循序渐进，不懂得统一战线，一边要杀荣禄，一边排斥李鸿章，一边撺掇光绪一天连发数旨，搞得人心惶惶，变法不失败也得失败。 至于戊戌变法以后，康有为基本已经处于中国政治思想的边缘了。 梁启超则可分为两部分。 戊戌变法以前，他和康有为基本一样。 但是戊戌变法以后，梁启超的阅历和知识极大丰富，对中国的 *** 思想、政体思想、政党新闻思想等都有很大的贡献。 是清末民初，集民主思想和现实国情之大成者。 而且梁启超随着阅历的增加，对局势的观察已经比较冷静了，比如他与革命派最著名的那场论战，当时提出了革命派的革命所引起的几大严重后果：第一，排满革命会锐化民族矛盾——这个问题革命派自己甚至提出只要汉族十八省其他各省不要；第二，国内战争导致分裂，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可以看看后来的军阀混战；第三，若要制止分裂，必须政治强人，其结果还是需要独裁，那么革命的目的就无法达到——后来出了袁世凯。 此外，梁启超本人的声望也颇高。 在清朝灭亡、袁世凯称帝以前，论影响力，在朝则为袁世凯，在野则为梁启超，孙中山的影响力其实非常有限。 当年袁世凯要称帝时，孙中山发文 *** ，响应者其实并不多，但是梁启超发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举国哗然。 可以说，自公车上书以来，康有为的贡献到戊戌变法而止，而梁启超的贡献则在那个时候刚刚开始。

康有为跟梁启超提前得到慈禧太后要政变的消息,故通知了其它人后就逃走了。康有为跟梁启超提前得到慈禧太后要政变的消息，故通知了其它人后就逃走了。康有为经过香港逃到日本，在日本他以保皇派的身份出现，意图借用力日本的力量恢复光绪帝的权利，但是没有成功。慈禧太后要求日本交出康有为，最终在日本政府的资助下，康有为逃到加拿大成立了保皇会，不久他又远渡美国想借助美国的力量恢复光绪的帝位。康有为于1898年逃亡海外，于1913年回国，这时袁世凯已经建立了中华民国，清朝已经灭亡了。康有为是一个伪君子，变法失败后他提前得到消息逃走了，漂洋过海地到日本、加拿大、美国享福去了。康有为在海外打着衣带诏的旗子，号召华侨捐款捐物，名为起兵勤王，实则供他自己挥霍。康有为从一个积极进取之人变成了一个保守之人，他反对革命坚持复辟清朝。从个人生活上看，康有为先后娶了六个老婆，利用保皇会的资产，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不合格的。

死了

清末民国初年，有一对师徒一直引人注意，这对师徒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更多人知道他们是因为戊戌变法，但是戊戌变法最终是失败的，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个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就分道扬镳了，那他们两个人到底谁是真君子，谁又是伪圣人呢？其中我们心中早就已经有答案。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士绅家族，后来成为中国近代一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1870年，在北京参加会试的梁启超通过好友认识了当时已经颇有名气的康有为，梁启超对于康有为关于时政的一些见解和学识大感钦佩，决心要拜在康有为门下，成为弟子。这件事情也是梁启超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梁启超自此走上了改良派的道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师徒两个就有了不同的选择，两人避居日本后，梁启超一直坚持改良主义，康有为则成为了封建主义的捍卫者。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梁启超就意识到了满清政府已经无药可救了，于是梁启超从坚定不移的保皇派走向了民主派，追求民主自由也成为了他的口号。1914年袁世凯取消国会，进入独裁专制的统治，梁启超更加感到愤怒和不满，于是梁启超公开讨袁檄文。袁世凯病逝之后，梁启超又果断结束了自己的官路生涯，转而教书育人，他的子女也个个成才，出现一门三院士。不管梁启超的生前还是生后，他都对我国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康有为却在晚年走向了堕落的生涯，在权力和享受中迷失了自我，康有为在日本避难期间，一直追求者君主立宪，但是却一直打着光绪帝的名义向保皇派所要钱财，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在袁世凯恢复帝制之后，康有为又成为带路党，支持袁世凯称帝，当年那个支持变法的康有为也变成这副丑陋的模样，到老都还利用自己的权势执意娶18岁小姑娘为妾，还要挟她要为他守一辈子活寡。所以这个真君子和伪圣人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呢？

因为两个人的政治态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当时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最后两个人都失败了康有为逃到香港，梁启超逃到日本。

梁启超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具历史记载，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

康有为：思想上是保皇派、推行君主立宪制；主要活动是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溥仪复位。民国六年（1917年），康有为和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梁启超：维新派人士，新法家代表人物，反对传统上对法家的不合理批评与抨击，大力为法家平反正名，称赞法家的历史功绩，用“法治”或“法治主义”来认知和解读法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出“新法治主义”。行为活动有：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参与戊戌变法，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谭嗣同：维新派人士，主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振兴国家而得名。他们提倡新文化，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活动：积极从事变法的理论宣传和组织活动， 先后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建立强学会、时务学堂、南学会；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严复：维新派人士、新法家人物；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 学、政治 学、政治经济 学、哲 学和自然科 学介绍到中国，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总体来说他们都属于维新派人士，都主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振兴国家。

师徒关系。康有为是梁的老师。他们曾经共同战斗过，但后来又因政见不同，分道扬镳了。

他们之间理念不同，对清政府未来的走向产生了矛盾。

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 　　两人曾一起组织了“戊戌变法”，失败后一起逃亡，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梁启超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

救亡图存四个字中的图写错了

梁启超对联赏析梁启超自题联得剑乍如添健仆；闭门长似在深山。——自题梁启超撰题联春尽花魂犹恋石；雨余山气欲吞湖。——题广东省南海县西樵山天湖枕流亭　　枕流亭在西樵山天湖畔。上联以一片深情描绘出暮春落红图，春天将尽，花瓣纷纷飘落在山间岩石上，迷人的景色中弥漫着一层伤春气氛，以“恋”字表现作者对美好时光的深深怀念，有秀丽、柔婉的阴柔美。下联以一腔豪情吟诵出雨气吞潮诗，描绘出雨后山林中雾气氤氲，翻腾奔涌，好像要吞没山溪春潮，隐寓作者当时有志不得申的愤激之情，以“吞”字抒发作者对壮志难酬的愤愤不平，具有雄奇、劲健的阳刚美。联语一柔一刚，借景抒怀，柔婉中见雄奇，颇有意境，颇有深度。党庠塾序式千古；智水仁山在此堂。——题宏文学社寿颂南山瑶池瑞；樽闻北海蓬莱春。——题云南省宾川鸡足山石刻门前学种先生柳；日暮聊为梁父吟。——题北京袁崇焕祠细石平流，游鱼可数；小山芳树，珍禽时来。——题某园林　　梁启超贺赠联四十九年穷不死；三百六日醉如泥。——1926年集句贺蹇季常50岁寿诞二十四考中书令；万八千户冠军侯。——集句贺段祺瑞寿诞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华章。——梁启超赠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现代散文家、小说家。原名玉堂。福建龙溪人。曾赴美、德留学，专攻语言学。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大学等校任英文教授，20年代后期寓居上海愚园路“有不为斋”。此联即为当时客厅墙壁上的悬联；当为梁氏后期作品。此联十分贴切地写出了林氏的治学思想和成就。林语堂最精彩的文章是用中文写的《谈西洋文化》和用英文写的《谈中国文化》。一般来说，用异国文字来写本国事情，最容易失之肤浅，林却避免了这个缺点；这不能不说是他超人的地方。此联正是写出了这一点，妙！梁氏善于集句联，也善于作联。此联对仗工稳，不用典故，明白如话，当为其作联中的上乘。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赠著名女作家冰心清诗不敢私囊箧；明月傥肯留庭隅。——赠友人　　上联谓清丽的诗句当与友人共赏，而不压书囊箧底。下联言明月或当肯留于庭角，亦足可供观赏。“傥”，谓或者。联语对仗虽不甚工稳，但在感情表达上飘逸自如，为其特点。风波旧忆横身过；世事今归袖手看。——赠友人以浅持博，以一持万；自知者明，自胜者强。——集句题赠陈达上联集：《荀子》句；下联集：《老子》句。忽相思，更添了几声啼鴂；屡回顾，最可惜一片江山。——集句赠刘崧生　　上联集：姜白石《江梅引》、《琵琶仙》句；下联集：姜白石《法曲献仙音》、《八归》、辛稼轩《新荷叶》句。人在画桥西，冷香飞上诗句；酒醒明月下，梦魂欲渡苍茫。——集宋词赠北京大学教授王力蝴蝶儿，晚报春，又是一般闲暇；梧桐院，三更雨，不知多少秋声.——集句赠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胡适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集句赠著名诗人徐志摩　　徐志摩（1896-1931），近代诗人，新月派代表。诗作甚多，1931年11月由南京赴北平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此系集宋人词句为联。上联三句依次出自：首句陆壑《高阳台》、次句姜夔《点绛唇》、三句陈允平《秋霁·平湖秋月》，联语记述1924年4月12日，印度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泰戈尔应邀抵上海。14日诗人徐志摩陪同畅游杭州西湖。23日又陪他到北京名刹法源寺欣赏丁香。下联三句分别引自：首句李祁《西江月·云观三山清露》、二句王之道《青玉案·送张文伯还朝》、末句陈简斋《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联语描述了徐志摩曾在“海棠花下”通霄达旦作诗的佳话。为了纪念此事，梁启超便集词撰此联书赠徐志摩。此联用八尺宣纸写成，书作北魏体，笺用朱丝画格，谨严古朴，在梁氏书法中推为上选。任公[即梁启超]好集词为联。此联尤见剪裁之妙，语如己出，一副十五言联，集了宋代六位词人的六首词的词句，不仅对仗工稳，而且慷慨长歌，更饶意境，缘事而述，一气呵成，真是谈何容易！徐志摩为梁启超弟子，联语刻画宛然，甚合徐志摩性格。梁启超生前视此联为自己最得意的一副作品，在《饮冰室诗话附录》里曾这样写道：“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一联……此联极能看出志摩的性格，还带着记他的故事，他曾陪泰戈尔游西湖，别有会心。又尝在海棠花下做诗做个通霄。”这恐怕就出于梁启超“胸中有洪炉，皆归熔铸”的缘故吧。最有味，是无能，但醉来还醒，醒来还醉；本不住，怎生去，笑归处如客，客处如归。——集句赠蹇季常　　梁启超的别一副得意之作是赠其好友蹇季常的。蹇季常好酒，无日不醉，于是他集以这样一联相赠。上联出自朱希真《江城子》和张梅厓《水龙吟》，下联出自刘须溪《贺新郎》和柴仲山《齐天乐》。蹇季常的朋友见了此联，无不拍案叫绝，说是蹇季常的神态毕真描出。梁启超正是因为自幼苦读，胸有诗词无数，所以才能融会贯通，信手拈来如神来之笔。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世以来年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致欢欣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贺康有为70岁寿诞　　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年）夏历二月初五日（3月8日）康有为70岁诞辰。梁启超偕眷与同门诸子亲往上海庆祝，并献此联，此联恭笔楷书写就，康有为是近代儒学巨子，所著对深奥玄妙的古代典籍，予以通俗易懂的阐述和发挥，对历代争论不休的百家异说，也表明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上联“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所说即此，末句紧扣寿龄。下联前两句是汉代张衡《东京赋》中的成句，借指恩师受国人尊重的寿翁，为之献上美酒佳肴。末句用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之典，颂扬恩师也像孔子一样桃李满天下。康有为是政治上有明显功过的人，但此联祝寿不涉及功过是非，只盛赞其学术成就，以隽美的文辞烘托喜庆气氛，故在众多贺寿联中显得格外夺目。　　梁启超嘲讽联今日幸颐园，明日幸海子，何日复幸古长安？亿万人膏血尽枯，只为一人庆有；五十割交趾，六十割台湾，七十又割东三省？千百里舆图渐促，清看万寿疆无。——讽慈禧70岁寿诞梁启超合撰、应对联饮茶龙上水；（某　客）写字狗扒田。（梁启超）——幼年时对某客东篱客赏陶潜菊；（某　客）南国人思召伯棠。（梁启超）——梁启超少年时对某客　　梁启超自幼聪明好学，一日有客人来访，出此上句试他才学。“陶潜”，即陶渊明，有诗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小启超知道出句即由此诗而来，当即同样用典对出下句。“召伯”，是周朝的廉使，相传他到南方巡视时，曾在一棵甘棠树下休息，百姓后称此树为“召伯棠”，以表敬仰。客人见小启超才学过人，更信神童之誉名不虚传。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启超父）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梁启超）　　梁启超10岁那年，随父亲到新会县应童子试，在父亲的好友李兆镜家中借住。一天早上，梁启超在院中玩耍，见盛天的桃花鲜艳夺目，便顺手摘了一小枝，坐在石凳上独自观赏。正巧其父亲和李兆锐这时走来，他怕受到责备，便把桃花藏于袖中。但还是让父亲看到了，便出此上联要他来对，如对不出就要受罚。梁启超略一思索，便答以下句。其父一听“明察秋毫”，喜不自禁。冬蛰庵中，夏穗卿研究春秋传；（梁启超）东华门外，南汉宸欣赏北西厢。（黄炎培）——黄炎培属对梁启超39年前悬联　　上联是1912年冬梁启超访老友夏穗卿时所出，内嵌“春夏秋冬”，夏穗卿未对出，后将此事告知黄炎培。1951年冬，郭沫若邀几位老友在寓所小聚，南汉宸、白杨等人晚到，解释说：“田汉拉我们去东华门外剧场看梅兰芳彩排《红娘》。”黄炎培听了一跃而起，大声说道：“我得之矣！”随即对上三十九年前梁启超的出句，内嵌“东南西北”。郭沫若听了此事的缘由，说：“此联如此浑成，真是天造地设，无意中得以巧合。”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张之洞）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梁启超）——梁启超对张之洞　　梁启超17岁中举，真同风华真茂，年青有为。一次，他去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所递名贴上自署愚弟。张之洞见后，勃然变色，令侍卫传出一句，讲明对好才可接见。梁启超新冷冷一笑，当即回对。张之洞看过，大为赞赏，出门迎见，畅叙一番。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张之洞）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梁启超）——梁启超又对张之洞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总督府设在江夏（今湖北省武昌）。梁启超有次途经此地，登门拜访。张之洞以住处出上句，借地名“江夏”立意。“四水”，指“江”、“河”、“淮”、“济”，按序，长江居第一；“四时”，指“春、夏、秋、冬”，按季节，夏占第二。以江南数一数二的学者自居，梁启超默契察其意，稍加思索，巧妙地对以下句。“三教”，指“儒、释、道”，以“儒”列前；“三才”，指“天、地、人”，以“人”居后，意思是说，小辈是读书人，在前在后实在也说不清。以“儒人”风度，表面自卑“小子”，颇为得体地说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之语，既彬彬有礼，又不卑不亢。张之洞不得不为之叹服：“此书生真乃天下奇才也！”此联上下句的收尾，都是仄脚，未免美中不足

四中。。。

“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是种美德

并在2001年投资900多万元建成了梁启超纪念馆。梁启超故居1996年经国务院核定梁：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但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

1898年4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由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组成保国会，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光绪皇帝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康、梁为之奋斗的事业，总算有了成果。然而，由于陆续颁布的一系列谕令新政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9月21日慈禧太后发难，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囚，六君子遇难。康有为逃到英国使馆，梁启超逃到日本。为什么日本会接纳梁启超呢？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正在鼓吹东洋扩张论，而中国内乱正是日本扩张势力的好时机，所以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同意梁启超到使馆避难。为了设法帮助他离开中国，林权助组织了以日本人为主的猎人小分队，梁启超夹在其中，并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郑永昌的协助下，一行人从北京的正阳门火车站，坐火车来到天津。他们的行踪在天津火车站台被发现后，梁启超和郑永昌马上转移到海河上的一艘日本帆船驶向塘沽，登上日本大岛号军舰。26日后，日军舰起航东去。此时梁启超作诗一首，名为《去国行》：“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在其中讲到恨自己在困难时没有能力，既不能报君恩，也不能报友仇。虽然他自己很想报仇，但是徒然死于贼手并非大丈夫作为，所以“掉头”去了日本。后来有人夸张地讲，梁启超在船上当夜就学会了日语，梁启超自己也说不是这样的。他说：自己在五个月里学会读日本书、念日文——即便这样也是很快的学习速度了。在日本，他的大女儿梁思顺给他做秘书当翻译。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向西方学习。欧美革命思想的书籍和历史名著在日本大为流行，如《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民约论》《万法精理》等书。梁启超在此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所以这段时间对他思想的影响很大。在日期间，梁启超创办了七八种报纸，最著名的就是《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他公开批评满清政府，要求废除专制。他还介绍了大量西方变法改革的经验，并第一个把德国学者伯伦知理（J·K·Bluntschli）的国家学说介绍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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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思成梁思成，男，广东省新会人，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是新中国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顾问。　　中文名： 梁思成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日本东京　　出生日期： 1901年4月20日　　逝世日期： 1972年1月9日　　职业： 建筑教育家，建筑学家　　毕业院校：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主要成就： 建筑教育、建筑研究、建筑艺术　　人物简介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汉族，广东 梁启超像　　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著名学者。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编辑本段生平履历　　1890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梁启超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6年初他发现尿中有血,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诊断出一个肾病变.1926年3月16日作肾切除手术时,因值班护士将有病的肾标错了位置,导致好肾被误切除.以后尿中继续有血.11月12日他已不能伏案工作了.于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编辑本段学术成就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 梁启超的书法人生　　[1]：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编辑本段著作名录　　《少年中国说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敬业与乐业》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新民说》 《饮冰室主人自说》 《中国文化史》 《饮冰室主人全集》 《李鸿章传》 《曾国藩传》 《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选集》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变法通议自序 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论学会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说动 论湖南应办之事 呵旁观者文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 立宪法议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西学书目表后序 倡设女学堂启 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 成败 英雄与时势 文野三界之别 古议院考 《西学书目表》后序 养心语录 国权与民权 讲演集 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节录）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人权与女权 情圣杜甫 屈原研究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书信集 致汪康年书 与严幼陵先生书 致康有为书 致康有为书（1900年） 致孙中山函三件 致康有为书（1902年） 致孙逸仙书 致康有为书（1912年） 诗文类 去国行 纪事二十四首 读陆放翁集四首 壮别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 二首 浪淘沙 贺新郎 传记类 戊戌六君子传 敬业与乐业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编辑本段赋税思想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编辑本段梁氏故居　　饮冰室 梁启超故居位于天津河北区民族路44号，饮冰室位于河北路46号。这两所住宅是民国初年梁启超购买周国贤旧意租界西马路空地所建。民族路寓所为意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建于1914年。主楼为水泥外墙，塑有花饰，异型红色瓦顶，石砌高台阶，建筑面积1121平方米；书斋"饮冰室"为浅灰色两层洋楼，建于1924年。首层为其书房，二楼做卧室和会客。梁启超后期著述均于此完成。"饮冰室"系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专为其设计，造型别致典雅。建筑面积949.50平方米。 ------王之鸿　　北沟沿胡同属东城区北新桥地区，在东直门南小街迤西。胡同自北向南沟通大菊胡同和东四十四条，长300多米。明代，称“学房胡同”；清乾隆时称“官学胡同”，宣统时称“北沟沿”，因胡同临近水沟而得名；1949年称“北沟沿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都胡同”，后复称“北沟沿胡同”。现胡同西侧与新太仓二巷相通，东侧有两条支巷通往小菊胡同。 北沟沿胡同23号，旧时的门牌是北沟沿13号，在胡同南段西侧，占地面积3752平方米，街门朝东。街门是被称作“西洋门”①的屋宇式街门，街门内外各有一座“一字影壁”，显示出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虽然从建筑学角度讲，大门外对面的“影壁”，亦称“照壁”，既有遮挡大门对面零乱的墙面檐口的作用，也有作为宅门对景的作用。但是，在胡同的另一侧建影壁，或是依托别人的宅基，或是占用胡同的公共用地，岂能想建就建！所以，现在在北京城里所能见到的门外建有“一字影壁”的宅院，当年或是王府、或是衙署、或是官邸，总而言之，是“官”姓人家，不是平民住宅。汉字是表义的，“框中有人”念“囚”；“吾居行(hang，道路)中”便是“衙”。既然，门外的影壁是宅门的对景；那么，门前的这段道路自然与宅院产生了领属关系。门外的影壁分明地在警示行人:在此门前不许停留，更不许喧哗。梁启超任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其政府大员的身份与这座宅院的规格是相称的。 据1951年房屋调查登记显示:该院主体建筑集中在南半部，是东、西并列的两个三进院落，东部为住宅，西部是花厅；北半部约占整个院落的五分之二，是花园式的后院，院内树木繁盛，有假山，有凉亭；后院开有朝东的穿墙门，是整个院落的后门。该院共有房屋和亭、轩等建筑129间，建筑面积为1535平方米，其中包括带抄手廊的瓦房47间、敞轩3间、游廊21间、地窨子4间、防空洞1个、凉亭1座。该院的具体格局是:宅门北侧是一拉溜儿东房，共11间，应是回事房(传达室)、车库和警卫、杂役用房，从南往北的第三间东房的后墙开有临街券门，是“车库门”。 该院的具体格局是:进入宅门，迎面是一座“一字影壁”，往北经过坐西朝东的“垂花门”②便进入了东院的一进院；一进院有带抄手廊的南房、北房各5间，北房为腰厅，即:中间一间为连接前、后院的通道；东院的二进院均为带抄手廊的瓦房，有正房3间、耳房两间，东、西厢房各3间；东院的三进院只有7间后罩房。与东院并列的西院是休闲区，习惯称为“西花厅”，亦是三进院落；从南往北依次是:由假山叠石与3间敞轩构成的一进院，由3间敞轩和3间正房构成，并有转圈游廊连接的二进院和由两间东、西厢房与平顶外廊构成的三进院。 北沟沿胡同23号现在是单位宿舍，当年院内的主要建筑尚存，只是残破不堪而已；由于为解决职工住房而进行的改、扩建工程和住户见缝插针的自建房屋，致使该院已难寻昔日风采。 1986年1月21日，东城区人民政府将北沟沿胡同23号作为“梁启超故居”，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注： ①西洋门，是清代中期以后，西方建筑文化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在北京四合院采用的也很普遍。 ②垂花门，在府邸、宅院建筑群中常作二门，起着联系分隔内宅和外宅的作用。 参考资料： 《梁启超传》(吴其昌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张 王忍之编三联书店) 《世说新篇》(黄苗子著三联书店) 《卷起巨大旋风的梁氏新文体》(作者夏晓红载《北京日报》) 《梁启超为西医辩护》(作者张建伟载《羊城晚报》)　　编辑本段时代印记　　每一个向往大时代和大成就的年轻人都喜欢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转折年代，他们都喜欢引用查尔斯·狄更斯描写大革命之后法国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他们都喜欢用混乱来形容自己的年代，他们都渴望为这“混乱年代”理出脉络或者记录这“混乱年代”。 而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真正经历混乱年代并且因为自己在混乱年代中的作为而被写入历史的年轻人却实在不多，更令人感慨的是，这个名单因为一些原因还会在某些时候遗漏掉一些人。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位具备了众多伟大人物的素质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时代忽略了的人。 最早激发起我对梁启超的好奇心的，是在对《剑桥中国晚清史》和一些记载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命运的书籍的阅读过程中。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我才惊异地发现，以前我们仅仅用“改良派”三个字来描述的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名字出现的频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权臣要高。 梁启超所处的年代是真正的混乱年代。在由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所著的《梁启超传》中，梁这位早逝的学生用一章来写梁启超诞生之前的中国：这是一个为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个老朽帝国的奴隶，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呈现给后人的则是贪污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带来短暂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而洋务运动的重地总理衙门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混蛋加三级”。 天津梁启超旧居　　我们的历史课本在描述这段屈辱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会吝惜笔墨，这会使我任何进一步的讲述都显得多余。而吴其昌先生给予自己老师的高度评价，我想可能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所看不到的，他把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同孙中山相提并论，“他（梁启超）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梁启超是一个完全符合我们对天才的定义的人物：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国，我相信这两件事情的难度同今天的小孩子学习9岁就精通外语的难度相差不大。而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的壮举同我们今天惊为天人的中国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难度更大。中举时的主考官以为梁启超“国士无双”，竟然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这是古老中国表示对一个人的欣赏的最高礼遇。 戊戌变法令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名扬天下。在当时的外国人眼中“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是热心策划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当时在中国逗留的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此后这个年轻人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往往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上的领袖来接待。当时梁启超26岁。 而梁启超在政治上的辉煌并不像教科书上记载的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终结，或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成为明日黄花的人物。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和同样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交往频繁，据说，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可以想见，以孙中山当时的声望，自然无法同梁启超相比。而此时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分歧越来越大。尽管如此，梁启超顾及到康有为，没有给革命党人过多的支持。 梁启超的另外一次辉煌来自于他的一篇文章。袁世凯宣布称帝，此时的梁启超却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欧美的游历和对西方各国历史的学习给他一种印象，称帝者必亡。于是长于雄文的梁启超写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 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饮冰室　　梁启超在另外一次反帝运动，即反对张勋复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次也意味着他同改良派的彻底决裂。周善培规劝梁启超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而康有为则正站在复辟的一方。梁启超和康有为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来称呼梁启超。 至于梁启超在中国新闻事业上的地位，早有新闻学者将他同沃尔特·李普曼相比较。才气纵横自然不说，梁对中国文体的改革被认为是他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为表达方式的革命？周善培认为梁启超文气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写习惯了报纸文章，结果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但是却没有其他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别的著作。 长久以来一直被我们认为属于保守派的梁启超的死，更是嘲笑我们对历史局限的判断能力。梁启超晚年进入协和医院看病，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一个肾溃烂，必须割掉。不幸的是现代医学可能发生的错误发生了，手术医生将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反而留下溃烂的一个。于是“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而梁启超因为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新的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床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最后，梁启超允诺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医院。　　编辑本段梁氏轶事　　率真与诚恳　　梁 梁启超生平简介　　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杀头：梁启超毅然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而写出了揭露窃国大盗恢复封建帝制的《异哉国体问题》。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 梁启超　　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摘自《应用写作》）纪念　　梁启超的两次被“掌掴”　　章太炎曾在杭州的诂经精舍里师从经学大师俞樾专治朴学（俞樾即后来著名学者俞平伯的祖父）。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炮声把年轻的章太炎从故纸堆中惊醒。同年“公车上书”的导演康有为因之窜红。次年激进的章太炎就从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钱要求加入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在上海期间，他认识了很多维新界的人，如谭嗣同，唐才常，并有幸结识了康门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后来跟他闹得不可开交的梁启超。 擅长笔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启超主持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中担任编辑。但是不久因章太炎发表了多篇反满清的文章，梁启超秉承师意拒不发表，章对此不悦，后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发冲突，因康有为自视甚高，将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长素，也就是长于孔子，他门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赐、胜参等，自称水平超过颜回、曾参，章太炎看不过去，一日饮酒数杯对众人称，“所谓长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虏”，此言一出引和康梁门人发生肢体冲突，梁启超率数人至章处问罪，章太炎一时怒起，以掌掴梁启超两记，众人扭打因之决裂。 一次梁启超追随康有为逃日本避难，恰孙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为满清压迫，经此惨祸当能自省，乃请人约见。但康有为等人却坚持以“大清子民”为念，要死保光绪帝，将孙中山看作是乱党，拒绝合作，但随着孙中山的反满主张在日本华人中影响日益壮大，康为拉拢孙中山的部下派梁启超等人前去协商合作，但梁等人竟地要求孙中山放弃原来主张加入他们所谓的勤王运动，梁将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诓骗到他们的巢穴，忽然摆出香案祭出所谓光绪的衣带诏要孙中山等人叩拜，孙当然拒绝，梁却指使众人不让他们走，陈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启超的衣领轮起左臂就是一记耳光，打得梁踉跄几步几乎摔倒，接着一脚踢翻香案扯碎衣带，曰“我乃堂堂炎黄子孙，岂做奴才拜此小丑，尔辈甘为满洲奴者，可鄙！”吓得康党众人皆退。　　编辑本段家庭　　先祖及父母　　梁启超祖籍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梁氏的先祖为中原南逃的难民。在梁启超曾祖父之前，梁氏家族世代耕田。梁启超祖父名镜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梁启超的父亲名莲涧，也是一位秀才，在乡里教书；梁启超的母亲为赵氏。

　　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一生经历了两次惊险的逃难：一次是“百日维新”失败，追随康有为亡命海外；一次是潜赴广西组织军务院，领导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耐人寻味的是，这两次逃难都得到了日本人的大力协助。　　1898年9月21日凌晨，不知已被出卖的梁启超，正和谭嗣同对坐床上，高谈阔论待袁世凯诛杀荣禄、光绪皇帝大权独揽后如何大展鸿图。不料忽然传来了清兵查抄南海会馆和康广仁已经被捕(康有为已于9月20日出逃)的消息，接着又有人告诉他们火车停开，城里侦探密布。他们知道大势不好，梁启超在力劝谭嗣同一起逃走不成后，只身逃入日本使馆。由于梁不谙日语，所以只能和当时的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笔谈。林权助后来写了过一本《我的七十年》，详细描述了当时的一幕：　　“梁马上自己写出下面文字：‘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若君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　　“我决断地说：‘可以，君说的二事，我的确承担。"我又说：‘你为什么要去死呢？试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变，什么时候都好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啊！"”　　“梁听了我的话，暗暗落泪，同时仓皇而去，……到了夜晚，公使馆门口骚闹着。我正在奇怪的一刹那，梁飞快地跑了进来，那么这个问题便搁在我们身上了。我无论如何，把梁放进一个屋子里。”　　接下来的几天更为惊险。这时的北京街头，一片混乱，捕人的叫喊声令人毛骨悚然。日本大使馆周围更是人声嘈杂，梁启超心惊肉跳，不知何时才能逃出虎口。9月22日晚，梁启超剪掉辫子，换上西服，在林权助的帮助下，逃到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隐藏起来。　　天津是慈禧的亲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的地盘，戒备森严。一连几天，领事馆门都有暗探监视，梁无法脱身。9月25日晚，梁启超等四人乘着夜暗，偷偷潜出领事馆上了海河上的一条日本船。不料却被清廷巡警赶上，不让该船行进。船上的日本人强行开航，26日早晨抵达塘沽，梁一行人上了一艘日本军舰。沿着河岸骑马追击的巡警因为不敢和日本军舰发生冲突，另外也没有接到上司的命令，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梁逃之夭夭。上午九点多，直隶提督聂士成赶到，得知逃犯(当时聂误把梁启超当成康有为)已经躲入军舰，顿时暴跳如雷，一定要登舰抓人，被部下苦苦劝住。不久荣禄又派人交涉，要求放人，被日本舰长一口拒绝。下午军舰启航驶返日本，梁启超才算放下心来。　　梁启超的第二次逃难已经是十八年后的1916年的早春时节了。当时他的学生蔡锷已经率护国军出师讨袁，战斗在四川呈胶着状态。坐镇上海的梁启超焦灼万分，忧心不已。他决定前往广西策动广西将军陆荣廷响应云南，宣布起义。　　日本人的耳报神真快。3月1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就去拜访梁启超。在他的安排下，3月4日，梁启超等一行七人，乘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邮船离沪南下。为了防范袁世凯密探的侦察，梁启超日夜蛰伏在舱底锅炉旁一间贮存邮件的小房内。船外大雪纷飞，舱底小屋中的梁启超却挥汗如雨。只是到了深夜，“群动尽息”，他才能“窃蹑舷栏，一晌凭眺”，到甲板上透一口气。　　3月7日，船到香港。港英当局受袁政府的委托，立即派巡捕登船严加搜查，梁启超在船底侥幸躲过。此后两天，日本驻粤武官、驻港领事、邮船会社和三井洋行的负责人都跑到舱下探望梁，态度亲切而又周到。3月12日，化装为日本人的梁启超通过一条小火轮偷渡妙义山丸上。梁一到达，妙义山丸就鼓动机轮立刻开走，一刻也不耽搁。在这条破旧肮脏的运煤船上，日本人早已为梁布置了一间干净舒适的精室，饮食供应特别丰美。3月15日，船抵达越南海防附近的产煤地洪崖，为了躲避法国殖民当局的搜捕，早有一位日本商人携带两名日本妇女在此等候，乘着天黑夜雨的机会，掩护梁启超偷偷上了他的游艇。然后他们装作游览的样子，在海上迂回曲折地漂泊了一天一夜，终于在16日夜间到达海防。横山把梁启超隐藏在自己的牧场里。在这里，梁启超又患上了一种极危险的热病，如果不是横山及时用草药救治，梁启超可能就要客死异乡了。十天之后，梁启超通过镇南关进入广西。　　梁启超的广西之行，历尽千辛万苦，用他自己的话说，真好比“小小一部冒险小说”。但日本人如此关心中国的事情，布置得如此细密周到，也让他感到了极大的震惊。尤其是在不到一年之前，他因为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刚刚和日本政府撕破脸皮。日本政府通过其报纸污蔑梁启超接受了德国的贿赂，还指责他“忘恩负义”。梁启超则反驳说，难道日本人要让我“日思引外人以扰乱祖国而始为报恩”吗？他还正告日本：“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日本人这么快就捐弃前嫌，这让梁启超深深地体会到日本的心机之重。因为梁启超知道，帮助他的都是外交官，没有东京的同意，他们不可能单纯出于个人的同情伸出援助之手的。　　其实，只要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一贯政策来看，就不难理解了日本人的行为了。日本一直把侵略中国作为自己繁荣富强的不二法门，甚至梦想“迁都北京”。所以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无论何人、何事、何因，只要客观上能使中国陷入分裂和混乱，它都愿意支持。在护国战争中也是这样，日本政府一方面支持袁世凯，另一方面也支持护国军，目的就是想使中国的内战和分裂长期化。　　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在其《民族主义》一书中曾经给民族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民族主义就是致力于实现自己的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从日本人两次帮助梁启超逃难的过程来看，日本人在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方面，确实作到了脚踏实地，不尚空谈，深谋远虑！中国时下以“民族主义者”自诩的“愤青”们，在“实现自己的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方面，和日本人一丝不苟的功夫比起来的确差远了！

1898年4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由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组成保国会，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光绪皇帝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康、梁为之奋斗的事业，总算有了成果。然而，由于陆续颁布的一系列谕令新政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9月21日慈禧太后发难，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囚，六君子遇难。康有为逃到英国使馆，梁启超逃到日本。为什么日本会接纳梁启超呢？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正在鼓吹东洋扩张论，而中国内乱正是日本扩张势力的好时机，所以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同意梁启超到使馆避难。为了设法帮助他离开中国，林权助组织了以日本人为主的猎人小分队，梁启超夹在其中，并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郑永昌的协助下，一行人从北京的正阳门火车站，坐火车来到天津。他们的行踪在天津火车站台被发现后，梁启超和郑永昌马上转移到海河上的一艘日本帆船驶向塘沽，登上日本大岛号军舰。26日后，日军舰起航东去。此时梁启超作诗一首，名为《去国行》：“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在其中讲到恨自己在困难时没有能力，既不能报君恩，也不能报友仇。虽然他自己很想报仇，但是徒然死于贼手并非大丈夫作为，所以“掉头”去了日本。后来有人夸张地讲，梁启超在船上当夜就学会了日语，梁启超自己也说不是这样的。他说：自己在五个月里学会读日本书、念日文——即便这样也是很快的学习速度了。在日本，他的大女儿梁思顺给他做秘书当翻译。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向西方学习。欧美革命思想的书籍和历史名著在日本大为流行，如《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民约论》《万法精理》等书。梁启超在此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所以这段时间对他思想的影响很大。在日期间，梁启超创办了七八种报纸，最著名的就是《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他公开批评满清政府，要求废除专制。他还介绍了大量西方变法改革的经验，并第一个把德国学者伯伦知理（J·K·Bluntschli）的国家学说介绍到中国。

因为他们早就跑了，清兵抓不到他们

1925年的阴历七月初七 ，在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上，批评他们的恋情不当；拒绝远道而来想与他修秦晋之好的何穗珍。

梁启超不是渣男，戊戌变法后梁启超与康有为逃走，到了民国时期，康梁从晚清的激进派转变为保守派，但梁启超在大是大非上并无污点，他极力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只是晚年投身在段祺瑞幕府，政治见解有所偏颇，总的说来瑕不掩瑜，对于男女之事，居身比较正，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典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梁启超家教严格，子女成材率很高，梁启超共有9个子女：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令娴）、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梁思忠、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庄、著名经济学家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实能说的上渣男的是梁启超的师傅康有为，康在民国时期极力反对共和，支持袁世凯复辟，晚年康有为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久而久之，让妓家知道了，群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康有为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广东逃，民国七年（1918年）春夏畅游杭州。这位“圣人”竟“挟妓游湖”，并乘兴做诗一首，开头便是“南妆西子泛西湖，我亦飘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自己比作范蠡，一时被传为笑柄。康有为泛湖闲游，结识18岁少女张光，年逾花甲的康有为上门提亲，家境贫寒的张家最终点了头。民国八年（1919年），康有为在上海举行婚礼，亲朋好友尽皆道贺，唯独妻妾儿女均不赞成这门亲事，以集体缺席婚礼相抵制。所以康有为才是十足的渣男，但却不是他的弟子梁启超；

梁启超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育儿家”。梁启超一生有九个子女，个个成才，各有所长。长女思顺，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思成，著名建筑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次子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子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次女思庄，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著名图书馆学家；四子思达，经济学家，合著《中国近代经济史》；三女思懿，著名社会活动家；四女思宁，早年就读南开大学，后奔赴新四军参加革命；五子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科院院士。可谓“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从不强求子女的成绩，但是十分在意子女的品行。他曾说过：“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他从小教导子女“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道理。梁启超的九个孩子无一不是品德高尚之人。他的大女儿在丈夫去世之后独自抚养四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却始终不肯向日本人低头。三子梁思忠，在淞沪战场浴血奋战，以身许国。梁启超没有成文的家规家训，却用言传身教，将一生不变的家国情怀，融入了几代梁氏后人的血脉。在400余封家书中，梁启超常教育子女把个人努力和对社会的贡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报效祖国。梁启超9个子女7个留学海外，皆学有所成，却无一例外都回到祖国，体现了爱国家风的良好传承。1927年康有为去世，梁启超帮忙料理后事时，发现老师在教育子女方面一塌糊涂，全家长期被一个无赖的女婿把持，可谓人亡家破。而想到自身，他心里甚是安慰：“我们家孩子断不至下流，大概总可放心。”儿女的功成名就任公不及见，但与事业成就相比，他更在乎的是子女的婚姻幸福。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核心内容是，家庭教育的最终检验是什么？孩子的婚姻质量！这种观点，恰好印证了梁启超的家庭教育理念：如果子女生活不幸福，所谓事业又从何谈起，有何意义？我们今天要读的，是梁启超在1923年写给长女梁思顺（第一张照片中站立者）的一封信，除了欣赏任公先生书法，更要看看在90年前，这位驰骋政坛文坛的主将，在女儿面前是怎样“撒娇耍赖”的。一上来就称“宝贝”，爱的教育的奉行者，爱的播撒无处不在。记得傅雷写给傅聪的家书，也总是这么亲切。任公说他喝了酒，特别想念女儿。虽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但总要说点什么。他讲他怎么爱她，怎么喜欢她的丈夫，还提到了儿媳林徽因，说她是又一个女儿。

梁启超先生是我比较敬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他博学多才，6岁学完五经，9岁能写出千字文章，12岁中了秀才、17岁中了举人。中举时的主考官称他“国士无双”，竟然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将自己的堂妹许配给他。这似乎是传统中国对于人才的最高礼遇。在上世纪20年代风云变幻的中国，梁先生不仅注重自己学问的长进，还始终把注意力投向孩子们，以自己超人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和卓越的远见，对孩子们进行言传和身教。在他的精心培育下，9个子女个个成才。其中，长子梁思成是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连最小的儿子梁思礼，也成了火箭专家，是当代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梁启超先生的至理名言：“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对当今的家庭教育不无启发。梁启超先生清醒地认识到，幼学阶段是人生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给予适当的教育可化石成金、事半功倍。尽管公务繁忙，但他总是想方设法抽出时间陪孩子们学习和玩耍，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和感染孩子们。子女小时，他经常让孩子们围坐在小圆桌旁，一边怡然自得地喝着酒，一边绘声绘色为孩子们讲故事。他注重孩子们的精神生活，反复告诫子女:“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他这种重视精神生活的理念，为孩子们的成长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所以有了“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的名言。

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令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梁思忠、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庄、著名经济学家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启超生于1873年，卒于1929年。梁晓声，1949年才出生。梁晓声与梁启超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

主要还是家风家教的问题吧梁启超他一生正气的话相信她的家风家教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他的孩子也会受她影响的

康有为墓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的浮山上，康有为墓原址，杂草丛生。 康有为墓前的小道。“破四旧”时期，康有为墓曾被掘开，其颅骨被放在一个翻斗手推车里，推着游街示众，脑袋上贴了标签，上书：“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康有为先生之墓”碑文，由康有为的弟子，艺术大师刘海粟撰写，碑后是康有为生平简介。 康有为墓地。 徒弟梁启超墓位于北京市植物园东环路东北的银杏松柏区内，墓地总面积1.8公顷，分东、西两部分。东部为墓园，西部为附属林地。 和一般墓碑不同的是，梁启超墓碑刻的这些字的字体不是常见的宋体或手写书法体，而是一种方形的美术字，风格上与整个墓的形制很吻合，显然是有意设计的。 西侧有一精美小巧白色的八角石亭，四周辟有洞门，周围建有平台，穹顶雕花瓣图案。 墓碑很宽很高大，刻着“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的字样。 整个墓园是个茂密的柏树林，林间还有几座墓地，有梁启超七弟梁启雄之墓，梁启超三子梁思忠墓，还有梁启超之女梁思庄墓。

徐志摩就是在参加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婚礼途中机难而死的.

父子关系。

梁思成 梁思礼都是梁启超的孩子

父子的关系啊!

梁启超一家家教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重视文化的培养，世代相传，所以这样

不怎样

梁思成，林徽因

梁思成

梁启超的9个子女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1868年－1923年）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梁启超的第二个夫人王桂荃（1885年－1924年）所生。

梁启超与家人在北京大学的蔚秀园，笔者采访了梁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吴荔明是梁启超次女梁思庄所生，退休前是北大城市与环境科学系的教授。从两岁起，她就跟着母亲住进了当时的燕京大学，从此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吴荔明一再表示：“我真是没什么好说的，和妈妈、舅舅们根本没法比”。确实，梁家第二代人的成就太耀眼了，与他们相比，第三代的压力可想而知。一门三院士翻看梁启超的家庭照片，你会发现梁家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嘴型很像，都微微上翘。“我外祖父梁启超、妈妈梁思庄、小舅舅梁思礼都是这样的嘴型，我也是。”吴荔明笑着说，75岁的她很和气，甚至如孩子般可爱。吴荔明指着照片上的舅舅和姨姨逐一向笔者介绍，语气中充满了自豪：“大舅梁思成，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第一届中国院士，创办了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建筑系，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二舅梁思永，第一届中国院士，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小舅梁思礼，是中国第一代航天人，也是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我国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除了这“一门三院士”，梁启超的其他子女也非常优秀。长女梁思顺，编有《艺蘅馆词选》，精通日语，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是父亲的助手、秘书兼日语翻译。吴荔明的母亲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先行者，曾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获图书馆学士学位。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她精通英、法、德、俄等语言，是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的专家，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在目录学领域有独创成就。

梁思永梁思永　　梁思永(1904-11-13~1954-04-02)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梁启超次子,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广东新会人。早年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回国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先后负责发掘黑龙江昂昂溪细石器文化遗址、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候家庄西北冈殷王陵、高楼庄后冈小屯、龙山与仰韶三叠层、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等，考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著作已汇编成《梁思永考古论文集》。

梁思永(1904-11-13~1954-04-02)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梁启超次子，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的９个子女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１８６８年－１９２３年）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梁启超的第二个夫人王桂荃（１８８５年－１９２４年）所生。长子梁思成（１９０１年—１９７２年）：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成１９１５年进入清华学堂学习，１９２３年和林徽因一同赴美留学，后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１９２８年回国后，他去了条件十分艰苦的东北大学，并在那里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前夕，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率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的建筑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开拓了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并用英文为外国读者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国建筑史图录》，让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他深感国家建筑人才的缺乏，因而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解放后，他立即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指导整修了怀仁堂。梁思成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规划理论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观点，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１９４７年，他被推荐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同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部委员。他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７２年，在动乱中受尽屈辱和折磨的梁思成含冤去世。次子梁思永（１９０４年—１９５４年）：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永出生于澳门，但其童年也是在日本度过的。１９２３年，梁思永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东亚考古，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期间，梁思永曾一度回国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１９３０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１９３１年春，他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同年秋季，他又参加了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他还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先后顺序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１９３４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１９３９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成果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１９５０年８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１９５４年４月２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５０岁。三子梁思忠（１９０７年—１９３２年）：英年早逝的炮兵上校梁思忠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又到了美国，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毕业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入伍后，由于留学资历和杰出才干，他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１９３２年的淞沪抗战中，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可惜此后不久，年仅２５岁的他却因患腹膜炎服错了药、贻误了治疗时机而去世。四子梁思达（１９１２年—）：著名的经济学家１９３５年，梁思达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即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并于１９３７年取得硕士学位。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和中国银行长沙支行任职，１９４９年调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后在调研处任统计科科长，兼做内部资料的编辑工作。他曾经参加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并于１９６５年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他１９７２年退休，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五子梁思礼（１９２４年—）：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出生于北京，１９４１年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后又学了自动控制。在普渡大学期间，他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３年的课程，并于１９４５年取得了该校的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ｉ）硕士（１９４７年）和博士学位（１９４９年）。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回国后，他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１２年科学远景规划”起草工作，负责起草我国运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则。１９５６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此后，他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１９６４年实验成功的第一枚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他参加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日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震惊世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他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１９８０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梁思礼１９８５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１９８７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１９９３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９４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获“何梁何利奖”，１９９７年９月荣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此外，他还曾获“何梁何利基金奖”，担任过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当时晚清皇帝刚退位，袁世凯窃取民国大总统宝座，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国正处在最黑暗的时刻，民生凋敝，民智不开，国家前途茫茫无人知晓下一步该怎么走，梁启超寄希望于少年一代中国人，期望在下一代人能够把国家带出泥沼。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男，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汉族，生于广东新会(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清光绪举人。 青年时期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事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1.梁思顺　　（1893~1966）　　诗词研究专家 　　梁启超长女。外交官周希哲夫人，中央文史馆馆员。生于广东新会，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她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在世的时候，思顺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的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　　她操守高洁，在1938年丈夫周希哲去世后，她独自抚养4个孩子，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却坚决不肯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以后，她又拒当“国大”代表，并向解放区捐赠衣物。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　　新中国成立后，已过花甲之年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　　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2.梁思永(1904-11-13~1954-04-02)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梁启超次子,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广东新会人。早年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回国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先后负责发掘黑龙江昂昂溪细石器文化遗址、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候家庄西北冈殷王陵、高楼庄后冈小屯、龙山与仰韶三叠层、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等，考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著作已汇编成《梁思永考古论文集》。3.梁思忠(1907~1932）： 　　梁思忠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又到了美国，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20世纪30年代初毕业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入伍后，由于留学资历和杰出才干，他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可惜此后不久，年仅25岁的他却因患腹膜炎服错了药、贻误了治疗时机而去世。他还是梁启超的第三个孩子。4.梁思庄（1908~1986） 著名的图书馆学家，1925年，遵照父亲梁启超的嘱咐，梁思庄被大姐梁思顺带到加拿大读书，先是在渥太华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考入麦基尔大学攻读文学。1930年，她获得了麦基尔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她又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并获得图书馆学士学位。1931年学成归国后，她立即投身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1936年，梁思庄重返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西文编目组长、主任。1943年—1946年，她在因战争而南迁的成都燕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1946年，燕京大学迁回北京后，她继续担任图书馆西文编目组组长，后任图书馆副主任。1952年，原燕京大学院系调整后，梁思庄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她精通英、法、德、俄等语言，对各种西文工具书和书刊资料十分熟悉；她擅长西文图书的分类编目，被公认为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她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并且在目录学领域有独创；她一生致力于图书馆西文编目、参考咨询和教学工作，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工作了整整50年。1980年，已届古稀之年的梁思庄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并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会赴菲律宾参加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1981年4月，积劳成疾的梁思庄患上了脑栓塞。此后，她因病卧床5载，于1986年5月20日去世。5.梁思达（1912~ ）　　著名的经济学家 ,梁启超四子。　　1935年，梁思达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即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并于1937年取得硕士学位。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和中国银行长沙支行任职，1949年调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后在调研处任统计科科长，兼做内部资料的编辑工作。他曾经参加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并于1965年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他1972年退休，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6.梁思懿(1914~1988) 社会活动家，出生于北京，是梁启超的第三女，　　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来，为了参加革命，她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自1935年下半年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曾任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是燕大学生领袖，为“燕京三杰”之一。　　她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　　1941年，她同丈夫一起到了美国，在美国学习美国历史， 后在芝加哥、纽约社会学院任教 。　　1949年，在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后，她立即离美回国，先后任齐鲁大学女部主任、山东白求恩医学院教师、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后调至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她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2月调往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20多年来，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足迹遍及五大洲，是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　　1988年病逝于北京。梁思懿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对人热情诚恳、平易近人，关心年轻干部成长，体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和品德。7.梁思宁 生于上海，是梁启超的第四女。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1937年日军轰炸南开，她被迫失学。1940年，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在新四军123支队司令部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宁。1948年，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梁思宁被开除党籍，自此蒙冤35载，一直到1983年才恢复党籍。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某部队干休所内。卒于2001年。8.梁思礼 中科院院士、导弹控制专家　　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礼出生于北京，是梁启超的第五子。1941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并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后又学了自动控制。在普渡大学期间，他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3年的课程，并于1945年取得了该校的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Cincinnati）硕士（1947年）和博士学位（1949年）。1949年10月1日回国后，他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12年科学远景规划”起草工作，负责起草我国运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则。1956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此后，他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1964年实验成功的第一枚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他参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震惊世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他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 　　梁思礼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6年10月获“何梁何利奖”，1997年9月荣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此外，他还曾获“何梁何利基金奖”，担任过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梁启超51岁得子梁思礼。思礼长得酷似父亲，被亲昵地称为“老白鼻”。梁启超生前曾许了个愿，60岁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要专心致志地教育孩子，可惜他56岁便撒手人寰。梁思礼说：“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但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9.梁思成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原文+译文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年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译文]日本人称呼我们中国，一张口就叫老大帝国，再张口还是叫老大帝国。这种言论，大概是沿袭着西洋人的说法翻译过来的。唉！我们中国难道果真是老了吗？我梁启超说：不！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在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少年中国存在。 　　 　要想谈论国家的老少，请先让我谈谈人的老少。老年人经常怀念往事，年青人常常思索未来。正因为怀念往事，所以产生了一种留恋的心情；正因为展望未来，所以产生了一种希望的信心；正因为留恋过去，所以思想保守，正因为希望着未来，所以勇于进取；正因为保守，所以永远守旧，正因为进取，所以日日求得更新。正因为思念往事，而每件事都是自己已经经历过的，所以只知道墨守陈规；正因为思索未来，而每件事都是自己从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常常敢于打破常规。老年人常常多忧多虑，年轻人常常喜欢游戏娱乐。正因为多忧多虑，所以就心灰意冷，正因为娱乐欢欣，所以就精神旺盛；正因为心灰意冷，所以胆怯懦弱，正因为精神旺盛，所以豪迈雄壮；正因为胆怯懦弱，所以得过且过，正因为豪迈雄壮，所以敢于冒险；正因为苟且求存，所以使世界毁灭，正因为敢于冒险，所以能创造世界。老年人经常厌弃做事，年轻人经常喜好开拓新的事业。正因为厌弃做事，所以常常感觉任何事情没有什么可做的；正因为喜好开拓新事业，所以常常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老年人好象夕阳晚照，年轻人好象初升的朝阳；老年人精力疲惫好象瘦弱的牛，年轻人朝气蓬勃好象初生的虎。这些就是老年人和年轻人性格不同的大致情形，我梁启超认为：人本来就有这种区别，一个国家也应该这样。 　　我认为造成现在这样的老大中国的情形，是中国老朽官僚的冤孽罪恶，创建将来的少年中国，是中国年轻人的责任。那些老朽腐败的官僚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他们跟这个世界作别的日子不远了，然而我们年轻人却是新到这个世界，从而跟它结下缘份的。如果全国的年轻人果真都是青春年少，那么我们中国将成为新兴的国家，它的发展进步是不可估量的。如果全国的少年也成了老朽，那么我们中国就象过去一样仍然是落后的国家，它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所以今天的责任，不在于他人，全在我们年轻人的肩上，年轻人聪明智慧，国家就聪明智慧；年轻人富有，国家就富有；年轻人强盛，国家就强盛；年轻人独立，国家就独立；年轻人自由，国家就自由；年轻人进步，国家就进步；年轻人胜过欧洲人，国家就胜过欧洲；年轻人在世界上称雄，国家就在世界上称雄。旭日东升，前程光明；黄河从地下流出，一泻千里，势不可挡；潜藏的巨龙在深渊腾跃而起，各种水中生物纷纷散逃；幼虎在山谷吼叫，各种野兽无不震惊惶恐；雄鹰展翅试飞，掀起狂风，飞沙走石；珍奇的鲜花含苞待放，万木逢春，生机勃勃；宝剑在磨刀石上磨出，发着耀眼的光芒。我们青年头顶着青天，脚踏着黄土大地，从纵的时间上看有着千年万载的历史，从横的空间看可通达四面八方，前途就象大海一样宽广，未来的岁月正长。美好啊，我们年轻的中国，跟青天一样不会衰老！壮丽啊，我们年轻的中国，同国土一样万寿无疆！

梁启超不是渣男，戊戌变法后梁启超与康有为逃走，到了民国时期，康梁从晚清的激进派转变为保守派，但梁启超在大是大非上并无污点，他极力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只是晚年投身在段祺瑞幕府，政治见解有所偏颇，总的说来瑕不掩瑜，对于男女之事，居身比较正，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典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梁启超家教严格，子女成材率很高，梁启超共有9个子女：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令娴）、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梁思忠、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庄、著名经济学家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实能说的上渣男的是梁启超的师傅康有为，康在民国时期极力反对共和，支持袁世凯复辟，晚年康有为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久而久之，让妓家知道了，群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康有为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广东逃，民国七年（1918年）春夏畅游杭州。这位“圣人”竟“挟妓游湖”，并乘兴做诗一首，开头便是“南妆西子泛西湖，我亦飘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自己比作范蠡，一时被传为笑柄。康有为泛湖闲游，结识18岁少女张光，年逾花甲的康有为上门提亲，家境贫寒的张家最终点了头。民国八年（1919年），康有为在上海举行婚礼，亲朋好友尽皆道贺，唯独妻妾儿女均不赞成这门亲事，以集体缺席婚礼相抵制。所以康有为才是十足的渣男，但却不是他的弟子梁启超；

梁启超不是渣男，戊戌变法后梁启超与康有为逃走，到了民国时期，康梁从晚清的激进派转变为保守派，但梁启超在大是大非上并无污点，他极力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只是晚年投身在段祺瑞幕府，政治见解有所偏颇，总的说来瑕不掩瑜，对于男女之事，居身比较正，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典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梁启超家教严格，子女成材率很高，梁启超共有9个子女：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令娴）、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梁思忠、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庄、著名经济学家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实能说的上渣男的是梁启超的师傅康有为，康在民国时期极力反对共和，支持袁世凯复辟，晚年康有为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久而久之，让妓家知道了，群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康有为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广东逃，民国七年（1918年）春夏畅游杭州。这位“圣人”竟“挟妓游湖”，并乘兴做诗一首，开头便是“南妆西子泛西湖，我亦飘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自己比作范蠡，一时被传为笑柄。康有为泛湖闲游，结识18岁少女张光，年逾花甲的康有为上门提亲，家境贫寒的张家最终点了头。民国八年（1919年），康有为在上海举行婚礼，亲朋好友尽皆道贺，唯独妻妾儿女均不赞成这门亲事，以集体缺席婚礼相抵制。所以康有为才是十足的渣男，但却不是他的弟子梁启超；

其一,“健全的爱国论”.梁启超强调要坚决反对盲目排外、虚骄自大、苟安自欺、病态的国人心理；要提倡“健全的爱国论”.他说：“我们做中国公民,同时做世界公民.所以一面爱国,一面还有超国家的高尚理想”.其二,养成“科学的国民”.梁启超早年的爱国论,强调开民智,培育人才.晚年的他投身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又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国民”的概念.他指出,历史已证明了“科学的战胜非科学的”乃是一种必然趋势,固守非科学的态度,只能被淘汰. 所以,要救国,“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其三,救国当“从国民全体下工夫”.受五四运动和战后世界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影响,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与民主运动的联系愈益深化.他反省过去的立宪派、革命派都无非依靠少数官僚军阀,脱离多数国民,“各走了一条错误路”；因而主张两派的爱国者都应当幡然改过.他说：“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把从前做的一部分人的政治醒转过来,那全民政治才有机会发生哩.”不管梁启超所谓的“全民政治”事实上还存在着多少误区,从倡言抽象的“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到主张改弦易辙,真爱国必“从国民全体下工夫”,其爱国主义思想毕竟是与时俱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其四,发展民族的“文化力”.梁启超强调,所谓“中国人之自觉”,就应当包含“文化的自觉”.爱国必须爱自己民族的文化,“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增强本国的“文化力”,就是要善于“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以发展民族的新文化并助益于全人类的文明.请采纳

持续一生的崇高追求、虚怀若谷的美好品格、十年如一日的稳定习惯、

梁启超我们都不陌生，也有人戏称他为“民国渣男”。和妻子结婚多年，爱上了别人，出轨是本能，可忠诚却是选择。

梁启超不是渣男，戊戌变法后梁启超与康有为逃走，到了民国时期，康梁从晚清的激进派转变为保守派，但梁启超在大是大非上并无污点，他极力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只是晚年投身在段祺瑞幕府，政治见解有所偏颇，总的说来瑕不掩瑜，对于男女之事，居身比较正，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典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梁启超家教严格，子女成材率很高，梁启超共有9个子女：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令娴）、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梁思忠、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庄、著名经济学家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实能说的上渣男的是梁启超的师傅康有为，康在民国时期极力反对共和，支持袁世凯复辟，晚年康有为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久而久之，让妓家知道了，群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康有为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广东逃，民国七年（1918年）春夏畅游杭州。这位“圣人”竟“挟妓游湖”，并乘兴做诗一首，开头便是“南妆西子泛西湖，我亦飘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自己比作范蠡，一时被传为笑柄。康有为泛湖闲游，结识18岁少女张光，年逾花甲的康有为上门提亲，家境贫寒的张家最终点了头。民国八年（1919年），康有为在上海举行婚礼，亲朋好友尽皆道贺，唯独妻妾儿女均不赞成这门亲事，以集体缺席婚礼相抵制。所以康有为才是十足的渣男，但却不是他的弟子梁启超；

梁启超与妻子李蕙仙及孩子在一起梁启超的一生，有两个时期与孩子们接触较多，一个是流亡日本后期，大约在清宣统元年（1909年）至民国元年（1912年）回国之前。这时，二女儿梁思庄刚出生不久，他已经是个拥有三男二女的父亲，一大家子人就住在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怡和山庄”。这里原是一位华侨朋友的别墅，主人慷慨地借与梁家居住。此地环境甚好，依山傍水，山上松涛阵阵，门前大海波涛，梁启超为它起了一个颇富诗意的名字“双涛园”，这几个孩子也被称为“双涛园群童”。这个时期，梁启超因政治活动屡遭挫折，经济来源又几近断绝，意态萧索，乃埋头读书教子，以享天伦之乐。这一时期因梁启超归国投身革命事业而结束，直到他欧游归来，定居天津饮冰室，讲学北京清华园，才再次将自己置身于孩子们中间。这时，长女梁思顺早已成家，并随其夫、民国外交官周希哲居住于海外。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三子梁思忠先后进清华学校读书，又先后留学美国。二女儿梁思庄不久也到海外读书，常在他身边的只有民国后出生的四子梁思达（小名达达）、三女梁思懿（戏称司马懿）、四女梁思宁（小名六六）、五子梁思礼（小名老白鼻）。因为有5个孩子都不在身边，所以他和孩子们的通信也非常频繁。教子成人，享天伦之乐梁启超很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从他写给孩子们的家信中，不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与孩子们交流时的快乐，而且，也真切地体会到他与孩子们在一起时的快乐。他总是怀着极大的期待等待孩子们的来信，收到信，就“欢喜得狠（很）”，收不到信，就着急，就抱怨。同样，他也怀着极大的热情给孩子们写信，他写给孩子们的信有几十万字，也有人说超过百万，总之是个惊人的数字。他在写给孩子们的许多信中反复提到一点，就是这种发自肺腑的、自然纯真的爱。他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事实上，他的这种爱不仅惠及所有儿女，也无私地给予女婿和儿媳。梁思成与林徽因成婚后，他写信给二人，表达他的喜悦之情。他写道：“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有一次，他读了整整一天的书，晚上又喝了点儿酒，有些醉了，于是，“书也不读了，和我最爱的孩子谈谈罢”，便在信里和思顺聊起了家常，称赞他的女婿周希哲“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能和儿女们有这样的情感交流，是梁启超的幸福，而他的幸福还表现在身边这一群“小朋友”，常常给他带来快乐。梁启超与思庄、思忠那时，最大的达达也只有十来岁，老白鼻生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梁启超去世时，他也只有5岁，还有一个来去匆匆的小白鼻，生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九月，却只活了百余天，他们都让梁启超感受到了亲情的快乐和温暖。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他的老郭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念“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总要我一个人和他对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书当琴弹。”民国十七年（1928年）秋天，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疾病一直折磨着他，让他感到十分痛苦，听说大女儿思顺要回国了，他很高兴地写了一封信给她：“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发病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但因为你事实上既未能回家，我总不愿意说这种话。现在好了，我的顺儿最少总有三五年依着我膝下，还带着一群可爱的孩子——小小白鼻接上老白鼻——常常跟我玩。我想起八个月以后家里的新生活，已经眉飞色舞了。”是父亲也是朋友梁启超是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他关心每个子女的前途，关心每个孩子的成长和进步。但他这个父亲不是旧时代包办一切、唯我独尊的家长，不是以自己的意志安排儿女的未来，他像一个大朋友，为孩子们出主意，提建议，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和义务。他最得意的思顺和思成的婚事，被他视为自己的杰作，而并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对思顺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的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事，梁启超也颇费了一些心力。首先，梁思成是他的长子，是要继承他“全部的人格和名誉”的；其次，林徽因是林长民的女儿，她刚刚经历了丧父之痛，她的难处和感受，都是他必须考虑的。最初，林家希望能早一点订婚并举行婚礼，但梁启超觉得，两个孩子的学业和前途更重要，所以，他极力主张思成与徽因继续求学，待学业完成后，再订婚、结婚，建立自己的小家庭。他甚至还有这样的打算，考虑到思成所学，也许不便于谋生，于是提出：“你们姐妹弟兄个个结婚后都跟着我在家里住几年，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然而，林长民在战争中不幸遇难，使得事情起了变化，他急着要为思成找工作，帮助他解决生计问题，因为“思成结婚后不能不迎养徽因之母，立刻便须自立门户”。为儿女，梁启超总是事事都想在前面，虽然他有时也感叹，“太费心力了”，“老年心血都会被你们绞尽了”，但他仍然乐此不疲。当时，思成与徽因正在美国读书，不方便回国举办婚礼，他便提议把婚礼安排在加拿大的阿图和（今渥太华），又考虑到林长民本是基督教徒，尽管自己不喜欢教会，但他依然建议婚礼“在那边最大的礼拜堂里举行”，采用“庄严的基教婚仪”，由思顺、希哲夫妇代为操办。聘仪定礼自然是在北京举行，这方面的细节梁启超考虑得也很周全。他请了林宰平先生作为大宾，主要聘仪则为玉佩一双，据说“美丽极了”。听说林家的聘仪是玉印一方，也有翡翠，很漂亮，又听说玉印原有两方，他不好意思让林家全买，打算自己悄悄买了添上去。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定亲大礼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北京南长街54号家里举行。可惜，梁启超未能亲临现场，一是他病情不稳，恐“再发旧病”；二是京中近日风潮正恶，他又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来此恐于他不利，所以，“二叔及王姨皆极力主张我勿往，一切由二叔代为执行”。他们的好意梁启超自然是要领的，当天他写信给思成，还说：“天津也相当的小小点缀，我和弟弟妹妹们极快乐的顽了半天。”兄弟手足情作为梁启超的二弟，梁启勋在各个方面都是其兄长的得力助手。启勋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论年纪，他们之间只差3岁。梁启超少年中举，又拜康有为为师，就学于万木草堂，不久，梁启勋也来到万木草堂学习。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海外，梁启勋也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学习经济。民国以降，他们一同回国，梁启勋始终追随兄长，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国事还是家事，都给他很大帮助。饮冰室，梁启超的书斋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落户天津，梁启勋居住北京，但是，他在北京南长街54号的梁宅，常常又是梁启超来京的落脚之地。从他写给孩子们的家书中，不难看到他与家人在这里居住的情景。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节过后，他写信向孩子们汇报病情，还提到他在北京城里过年，很热闹，“把南长街满屋子都贴起春联来了”。梁启勋后来写文章，也曾提到“今年任兄忽发奇兴，自书春联，遍榜楹柱，庭院为之一新”。民国十三年（1924年），梁夫人李蕙仙病逝，梁启超痛苦万分，其间他又一再因病住院，只好由二弟为嫂子操办丧事并安葬。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整个夏天，梁启勋都在西山为建墓地而奔忙。梁启超写信告诉他的孩子：“你二叔的勤劳，真是再没有别人能学到了。他在山上住了将近两个月，中间仅入城三次，都是或一宿而返，或当日即返，内中还开过六日夜工，他便半夜才回寓。他连椅子也不带一张去，终日就在墓次东走走西走走。因为有多方面工程他一处都不能放松，他最注意的是圹内工程，真是一砖一石，都经过目，用过心了。”因此，他告诫几个孩子：“这等事本来是（思）成、（思）永们该做的，现在都在远（方），忠忠又为校课所迫，不能效一点劳，倘若没有这位慈爱的叔叔，真不知如何办得下去。我打算到下葬后，叫忠忠们向二叔磕几（个）头叩谢。你们虽在远，也要各各写一封信，恳切陈谢（庄庄也该写），谅来成、永写信给二叔更少。这种子弟之礼，是要常常在意的，才算我们家的乖孩子。”他还在另一信中特别提醒思成，在给二叔写信时，要特别提一下二叔在建筑方面的新发明，“令他高兴”，他说：“二叔当你妈妈病时，对于你很有点呕气，现不知气消完了没有。你要趁这机会，大大的亲热一下，令他知道你天性未漓，心里也痛快。你无论功课如何忙，总要写封较长而极恳切的信给二叔才好。”从这里所透露的信息中，不仅可以看到梁家兄弟的手足深情，而且可以深切感受到梁启超随时随地给予孩子们的人格教育。文/解玺璋看历史微信公众号：EYEONHISTORY

组织了戊戌变法

梁启超不是渣男，戊戌变法后梁启超与康有为逃走，到了民国时期，康梁从晚清的激进派转变为保守派，但梁启超在大是大非上并无污点，他极力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只是晚年投身在段祺瑞幕府，政治见解有所偏颇，总的说来瑕不掩瑜，对于男女之事，居身比较正，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典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梁启超家教严格，子女成材率很高，梁启超共有9个子女：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令娴）、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梁思忠、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庄、著名经济学家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实能说的上渣男的是梁启超的师傅康有为，康在民国时期极力反对共和，支持袁世凯复辟，晚年康有为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久而久之，让妓家知道了，群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康有为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广东逃，民国七年（1918年）春夏畅游杭州。这位“圣人”竟“挟妓游湖”，并乘兴做诗一首，开头便是“南妆西子泛西湖，我亦飘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自己比作范蠡，一时被传为笑柄。康有为泛湖闲游，结识18岁少女张光，年逾花甲的康有为上门提亲，家境贫寒的张家最终点了头。民国八年（1919年），康有为在上海举行婚礼，亲朋好友尽皆道贺，唯独妻妾儿女均不赞成这门亲事，以集体缺席婚礼相抵制。所以康有为才是十足的渣男，但却不是他的弟子梁启超；

古人讲求“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梁启超无疑是这方面为数不多的几个登顶者之一。耐人寻味的是，全面开花之外，他荫及后世，同时是一等一的教子高手。他有九个子女，个个了得。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五子梁启礼三人均为中国院士，三子梁思忠是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国民党军官，四子梁思达是毕业于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者，长女梁思顺为诗词研究专家，次女梁思庄为著名图书馆学家，三女梁思懿为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是新四军早期革命者。　　而反观常与梁启超并称的康有为，在前者眼里他的“两个儿子一点事不懂，活是两个傻大少。两位在家的小姐，将来不知被那三姑爷摆弄到什么结果。”梁曾为老师叹息，“像南海先生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全不会管教儿女，弄成这样局面”。一样人杰，两般结果，徒令人叹。　　在花城出版社出的《大家小集》系列梁启超这集中，专门选取了部分梁的家书。通过他给下一代的信，能看出他对儿女的教育何以如此成效卓著。　　梁启超把子女看做是平等亲爱的朋友。因为行踪无常，他常和孩子们写信交流，所谈话题甚广，文学、历史，家常，人生无所不谈，总是亲切自然，不装不端。这位“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文字豪杰在给孩子们写信时，却是罕见的温柔、啰嗦、流水账，称呼也全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老beby”“达达”“忠忠”等，发自内心的亲昵。他给子女很多建议，却并不要求他们一定照办，即如思庄选专业，他一开始希望她选学生物，写信劝勉，后来了解到她没兴趣，便又写信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式，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　　旧式的父母，总免不了架子和面子。在孩子面前，以长辈和权威自居，而不会平等交流。维珍集团创始人布兰森回忆其创意无限的起源正是其开明的家庭。“父母双亲一向以平等的姿态对待我们，认为我们的看法跟他们一样有价值。”“总是鼓励我们独立思考，很少给我们指指点点地提意见——除非我们要求他们提供建议”。　　梁启超对子女总取乐观鼓舞的态度。思庄未能立进大学，他说“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的厚越好”。她勉励孩子们“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身不许它侵入。”思成担心欧洲学习数年专做呆板工夫，恐怕变成画匠，他便劝慰宽心，“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无独有偶，柳传志的父亲也是这样的态度。柳在回忆父亲时感慨不已，“我17岁那年，突然面临严峻的考验，您和妈妈对我说，‘我的孩子不管做什么，只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都是我的好孩子。"这句话是多么刻骨铭心，刻骨铭心！爸爸您知道吗，就这么一句话，指导我好好走过了40年的路程！”梁启超对子女常给体贴细致的帮助。他教导思庄做学问别耍孩子气，做人却要带几分孩子气；为思永联系考古专家；为思忠约请西点军校推荐人；牵挂最多的似乎还是思成，指导他《中国宫室史》、《中国美术史》的写作，为他谋清华的教职，尤为操心的还是他和林徽因的婚事，推荐婚礼的地点，约请嘉宾，准备聘礼，筹划新房，还细心嘱咐结婚后第二天要到领事馆向两家祖宗及父母双双遥拜。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梁启超一生勤奋，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在将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他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这体现了多么惊人的勤奋和才华啊！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少年中国说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饮冰室主人自说》《中国文化史》《饮冰室主人全集》《李鸿章传》《曾国藩传》《饮冰室合集》《梁启超选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变法通议自序 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论学会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说动 论湖南应办之事呵旁观者文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立宪法议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西学书目表后序 倡设女学堂启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 成败英雄与时势 文野三界之别古议院考 《西学书目表》后序养心语录 国权与民权 ：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节录）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人权与女权 情圣杜甫屈原研究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致汪康年书 与严幼陵先生书致康有为书 致康有为书（1900年）致孙中山函三件 致康有为书（1902年）致孙逸仙书 致康有为书（1912年） ：去国行 纪事二十四首读陆放翁集四首 壮别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 二首浪淘沙 贺新郎 ：戊戌六君子传敬业与乐业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中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轶事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杀头：梁启超毅然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而写出了揭露窃国大盗恢复封建帝制的《异哉国体问题》。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梁启超真诚的宽容。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摘自《应用写作》）年谱一岁 　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 正月二十六日（公历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新会茶坑村。五岁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 丁丑 由祖父和母亲教读四书五经。十二岁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 甲申 应广州童子试 中秀才。十六岁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 戊子 广州学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粤秀、粤华书院外生。十八岁 　一八九0年光绪十六年 卯寅 经陈千秋介绍，就学于康有为。十九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 辛卯 入京与李蕙仙完婚。二十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八年 壬辰 祖父卒，回乡居年余。二十三岁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随康有为入京会试，落第。参与组织“公车上书”。助康创建强学会。二十四岁 　一八九六年光绪廿二年 丙申 筹办《时务报》，任总编述，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名声噪起。二十五岁　 一八九七年光绪廿三年 丁酉 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创设不缠足会和女学堂。二十六岁　 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 戊戌 参与“百日维新”，光绪帝赏六品衔，奉旨办译书局。八月政变起，逃往日本，与陈少白往还，协商与兴中会合作事宜，因康有为阻挠未果。在横滨主编《清议报》。二十七岁 　一八九九年光绪廿五年 己亥 七月创粉高等大同学校于日本东京。二十八岁 　一九〇〇年光绪廿六年 庚子 与康有为、康才常等发动“勤王运动”事败。三十岁 　一九〇二年光绪廿八年 壬寅 《清议报》停刊，创《新民丛报》、《新小说报》，倡“小说界革命”。三十五岁 　一九〇七年光绪卅三年 丁未 《新民丛报》停刊、成立政闻社。四十岁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壬子 由日本返国，创《庸言报》。四十一岁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癸丑 参与共和党。熊希龄内阁成立。任司法总长。四十三岁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乙卯 创《大中华》月刊。辞币制局总裁。四月回乡省亲。六月写《导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袁称帝，南下从事倒袁运动。四十四岁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丙辰 在上海策动反袁。三月抵广西，发动广西宣布独立。在肇戾成立护国军两广者司令部任参谋。后成立军务院，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四十五岁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丁已 七月，参与段祺瑞反对张勋复辟。任段祺瑞 内阁财政总长，十一月辞退。四十七岁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已未 到欧洲各国考察。五十岁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先后到北京、济南、苏州、上海等地讲学。五十三岁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在清华研究院讲学，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五十七岁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 因肾病动手术失败（实际上是一起医疗事故。1926年梁启超肾病，协和专家通过对梁启超病情会诊，认定右肾上生有一个瘤子，遂决定为其实施手术，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切除。瘤子切除之后并没有止住便血，显然西医的诊断可能有问题，至少是不准确的。全部切除的治疗手段也过于草率，协和的专家通过病理检查，并没有在切除的右肾中发现病变。换言之，即便尿毒症的诊断不误，那么手术也是失败的，即将好肾切除了，将坏肾予以继续保留），于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家庭状况梁启超祖籍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梁氏的先祖为中原南逃的难民。在梁启超曾祖父之前，梁氏家族世代耕田。梁启超祖父名镜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梁启超的父亲名莲涧，也是一位秀才，在乡里教书；梁启超的母亲为赵氏。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绪十五年）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考中了举人，与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订婚，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十九岁时入京与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了两位丫环，其中一位即王桂荃，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病而逝，梁启超为此写下了《祭梁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死在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梁思顺（令娴）（1893年－1966年），长女，诗词研究专家。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长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林徽因。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梁思庄（1908年－1986年），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达（1912年－2001年），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从事社会活动。梁思宁（1916年－2001年），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梁思礼（1924年－），五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饮冰室梁启超故居位于天津河北区民族路44号，饮冰室位于河北路46号。这两所住宅是民国初年梁启超购买周国贤旧意租界西马路空地所建。民族路寓所为意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建于1914年。主楼为水泥外墙，塑有花饰，异型红色瓦顶，石砌高台阶，建筑面积1121平方米；书斋饮冰室为浅灰色两层洋楼，建于1924年。首层为其书房，二楼做卧室和会客。梁启超后期著述均于此完成。饮冰室系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专为其设计，造型别致典雅。建筑面积949.50平方米。北沟沿胡同23号北沟沿胡同属东城区北新桥地区，在东直门南小街迤西。胡同自北向南沟通大菊胡同和东四十四条，长300多米。明代，称“学房胡同”；清乾隆时称“官学胡同”，宣统时称“北沟沿”，因胡同临近水沟而得名；1949年称“北沟沿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都胡同”，后复称“北沟沿胡同”。现胡同西侧与新太仓二巷相通，东侧有两条支巷通往小菊胡同。北沟沿胡同23号，旧时的门牌是北沟沿13号，在胡同南段西侧，占地面积3752平方米，街门朝东。街门是被称作“西洋门”①的屋宇式街门，街门内外各有一座“一字影壁”，显示出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虽然从建筑学角度讲，大门外对面的“影壁”，亦称“照壁”，既有遮挡大门对面零乱的墙面檐口的作用，也有作为宅门对景的作用。但是，在胡同的另一侧建影壁，或是依托别人的宅基，或是占用胡同的公共用地，岂能想建就建！所以，在北京城里所能见到的门外建有“一字影壁”的宅院，当年或是王府、或是衙署、或是官邸，总而言之，是“官”姓人家，不是平民住宅。汉字是表义的，“框中有人”念“囚”；“吾居行（hang，道路）中”便是“衙”。既然，门外的影壁是宅门的对景；那么，门前的这段道路自然与宅院产生了领属关系。门外的影壁分明地在警示行人：在此门前不许停留，更不许喧哗。梁启超任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其政府大员的身份与这座宅院的规格是相称的。据1951年房屋调查登记显示：该院主体建筑集中在南半部，是东、西并列的两个三进院落，东部为住宅，西部是花厅；北半部约占整个院落的五分之二，是花园式的后院，院内树木繁盛，有假山，有凉亭；后院开有朝东的穿墙门，是整个院落的后门。该院共有房屋和亭、轩等建筑129间，建筑面积为1535平方米，其中包括带抄手廊的瓦房47间、敞轩3间、游廊21间、地窨子4间、防空洞1个、凉亭1座。该院的具体格局是：宅门北侧是一拉溜儿东房，共11间，应是回事房（传达室）、车库和警卫、杂役用房，从南往北的第三间东房的后墙开有临街券门，是“车库门”。该院的具体格局是：进入宅门，迎面是一座“一字影壁”，往北经过坐西朝东的“垂花门”②便进入了东院的一进院；一进院有带抄手廊的南房、北房各5间，北房为腰厅，即：中间一间为连接前、后院的通道；东院的二进院均为带抄手廊的瓦房，有正房3间、耳房两间，东、西厢房各3间；东院的三进院只有7间后罩房。与东院并列的西院是休闲区，习惯称为“西花厅”，亦是三进院落；从南往北依次是：由假山叠石与3间敞轩构成的一进院，由3间敞轩和3间正房构成，并有转圈游廊连接的二进院和由两间东、西厢房与平顶外廊构成的三进院。北沟沿胡同23号是单位宿舍，当年院内的主要建筑尚存，只是残破不堪而已；由于为解决职工住房而进行的改、扩建工程和住户见缝插针的自建房屋，致使该院已难寻昔日风采。1986年1月21日，东城区人民政府将北沟沿胡同23号作为“梁启超故居”，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注：①西洋门，是清代中期以后，西方建筑文化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在北京四合院采用的也很普遍。②垂花门，在府邸、宅院建筑群中常作二门，起着联系分隔内宅和外宅的作用。参考资料：《梁启超传》（吴其昌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张　王忍之编三联书店） 《世说新篇》（黄苗子著三联书店） 《卷起巨大旋风的梁氏新文体》（作者夏晓红载《北京日报》） 《梁启超为西医辩护》（作者张建伟载《羊城晚报》） 每一个向往大时代和大成就的年轻人都喜欢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转折年代，他们都喜欢引用查尔斯·狄更斯描写大革命之后法国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他们都喜欢用混乱来形容自己的年代，他们都渴望为这“混乱年代”理出脉络或者记录这“混乱年代”。而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真正经历混乱年代并且因为自己在混乱年代中的作为而被写入历史的年轻人却实在不多，更令人感慨的是，这个名单因为一些原因还会在某些时候遗漏掉一些人。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位具备了众多伟大人物的素质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时代忽略了的人。最早激发起我对梁启超的好奇心的，是在对《剑桥中国晚清史》和一些记载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命运的书籍的阅读过程中。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我才惊异地发现，以前我们仅仅用“改良派”三个字来描述的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名字出现的频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权臣要高。梁启超所处的年代是真正的混乱年代。在由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所著的《梁启超传》中，梁这位早逝的学生用一章来写梁启超诞生之前的中国：这是一个为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个老朽帝国的奴隶，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呈现给后人的则是贪污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带来短暂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而洋务运动的重地总理衙门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混蛋加三级”。我们的历史课本在描述这段屈辱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会吝惜笔墨，这会使我任何进一步的讲述都显得多余。而吴其昌先生给予自己老师的高度评价，我想可能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所看不到的，他把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同孙中山相提并论，“他（梁启超）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梁启超是一个完全符合我们对天才的定义的人物：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国，我相信这两件事情的难度同今天的小孩子学习9岁就精通外语的难度相差不大。而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的壮举同我们今天惊为天人的中国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难度更大。中举时的主考官以为梁启超“国士无双”，竟然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这是古老中国表示对一个人的欣赏的最高礼遇。戊戌变法令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名扬天下。在当时的外国人眼中“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是热心策划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当时在中国逗留的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此后这个年轻人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往往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上的领袖来接待。当时梁启超26岁。而梁启超在政治上的辉煌并不像教科书上记载的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终结，或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成为明日黄花的人物。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和同样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交往频繁，据说，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可以想见，以孙中山当时的声望，自然无法同梁启超相比。而此时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分歧越来越大。尽管如此，梁启超顾及到康有为，没有给革命党人过多的支持。梁启超的另外一次辉煌来自于他的一篇文章。袁世凯宣布称帝，此时的梁启超却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欧美的游历和对西方各国历史的学习给他一种印象，称帝者必亡。于是长于雄文的梁启超写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　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梁启超在另外一次反帝运动，即反对张勋复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次也意味着他同改良派的彻底决裂。周善培规劝梁启超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而康有为则正站在复辟的一方。梁启超和康有为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来称呼梁启超。至于梁启超在中国新闻事业上的地位，早有新闻学者将他同沃尔特·李普曼相比较。才气纵横自然不说，梁对中国文体的改革被认为是他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为表达方式的革命？周善培认为梁启超文气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写习惯了报纸文章，结果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但是却没有其他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别的著作。长久以来一直被我们认为属于保守派的梁启超的死，更是嘲笑我们对历史局限的判断能力。梁启超晚年进入协和医院看病，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一个肾溃烂，必须割掉。不幸的是现代医学可能发生的错误发生了，手术医生将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反而留下溃烂的一个。于是“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而梁启超因为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新的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床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最后，梁启超允诺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医院。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梁启超的大名一定是如雷贯耳，作为举人和师傅康有为参加过“公车上书”，发动了只有百日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之后，还在袁世凯的政府做过官；之后又反对袁世凯称帝；支持过五四运动。同时梁启超还是富有才华的大文豪，自己出版过文集《饮冰室合集》，是20世纪最为著名的清华四大国学大家，他的弟子中更是有军事方面的“护国将军”蔡锷，大名鼎鼎的徐志摩。这样的人生简直就是开挂了，梁启超也算得上人中龙凤了。从上面的传奇人生来看，梁启超参与了近代史中的重大事件，自己的一生也是非常的传奇了，可以这样说，他的一生没有白活啊。直到今天，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还在流传，“少年强则中国强”激励了多少的青年啊。所以，当我们谈起梁启超时，不能忽略他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的事实，因为他用自己的亲身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常常羡慕到“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栋梁”，就是在赞扬梁启超的教育水平。梁启超自己是非常出色的人物，可是自己的孩子也是非常的优秀。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梁启超杰出的子女吧。梁启超一生中结过三次婚，共生育过九个子女，从数量上来说，父亲的教育责任非常的重大。然而梁启超把他们都培养成了人才，这让现代社会很多的父母羡慕不已。梁启超的长女名为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是外交官周希哲的夫人，担任过北京的政协委员。在父亲的影响下，她很快喜欢上了诗词，自己也很精通诗词歌赋的研究，自己编写过一本诗词的研究书籍《艺蘅馆词选》。长子是人们很熟悉的梁思成，世人眼中，他和林徽因的爱情故事令人动容。梁思成在日本东京长大，回国后就读于清华学校，也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毕业之后和林徽因一起到美国学习建筑，研究建筑史。新中国成立之后，提倡保护中国古建筑，在北京旧城墙的拆除时，和妻子一起大力反对，提倡保护旧城墙。可惜地是，城墙还是被拆除。梁思成还牵头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任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两院院士），被称作是“中国近代建筑学之父”。梁思永是梁启超的次子，成就也是非常的大。梁思永清华毕业后选择留美哈佛，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毕业之后选择回国，参加考古工作。在这里我不得不敬佩梁启超的教育理念，在那个年代，祖国苦难之际，他的孩子在留学之后都选择回到祖国，为祖国做贡献，这是非常值得敬佩的。梁思永主持的后冈遗址发掘中，实现了中国考古地层学的成熟，被人们称作“中国考古地层学之父”。可惜的就是他50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第三个儿子是梁思忠，与其他的兄弟姐妹不同的是，梁思忠人如其名，选择当兵报效祖国这条道路。在清华大学毕业之后，进入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进行深造。回国之后进入军队，要不说，是金子在哪都是会发光的，很快梁思忠担任军炮兵少校。同样令人可惜的是，作为一名军人，梁思忠还没有建功立业，就患病去世，年仅25岁，正是青春年华，大展拳脚的时候，离开人世令人惋惜。梁启超的第二个女儿是梁思庄，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之后从事图书工作，担任了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第四个儿子名叫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专业，最高学历是硕士，一生从事经济研究。梁思懿是梁启超的三女儿，就读于燕京大学医学专业。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等多个职位。第四个女儿名为梁思宁，就读于南开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新四军。梁思礼，是梁启超接近50岁生下的儿子，最为老幺，要说他实现的成就，一点也不比大哥少。曾就读于美国的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一直读到了博士学位，和哥哥姐姐一样，选择回国建设。梁思礼是中国航天的元老级人物，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也是兄弟几个中唯一一个学习理科的孩子，其他的可能还是受到梁启超的影响，都选择了文科专业。看完梁启超所有的子女，全部培养成人才，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想想现在，家中一两个孩子都难以成才，让人感叹。梁启超对于教育的观点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尊重每一个孩子内心的想法和选择。我们从他九个子女的经历来看，每个人选择的行业都不同，最终也都实现了很大的成就。基本上都就读于中国的顶尖大学，留学过美国，这些不可不算是梁启超的教育方法的独特。如今社会的父母也应该从中吸取一点经验，在培养自己的孩子时尽量发掘孩子的兴趣，督促学习，才有可能实现更大成就。

近现代的梁启超家可以说非常的耀眼，除了他这位戊戌变法的领导人，他的子女也都十分优秀，素来有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美誉，而梁启超也被称为近现代最成功的爹之一。而子女成才自然是和父亲严厉的教育以及浓厚好学的家风有关，但是梁家能够培养出如此多的英年才俊，国家栋梁，和梁启超背后的无名分的妾也有关。她就是王桂荃。王桂荃，似乎没有梁启超的大夫人李慧仙出名，因为二人无论是学识还是背景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李慧仙是名门大小家，大家闺秀，自幼饱读诗书，见识不凡，而王桂荃则是位地地道道的民国妇女，甚至身世十分悲惨，连名字都没有，6年里被卖了4次。她很小便失去母亲，父亲娶了另外的女人，可是这继母对她并不好，父亲也是置若罔闻，她4岁时父亲不幸去世，她也被继母卖了。而最终这几次辗转使她成为李慧仙的陪嫁丫鬟。李慧仙和梁启超并没有因为她丫鬟的身份而看不起她，对于她也是十分照顾，梁启超发现她只有小名，于是给她取了王桂荃这个名字。王桂荃得到名字后，更是尽力地操持着整个梁家，因为梁启超和李慧仙都忙于变法事业，家中大小事务王桂荃都亲力亲为，甚至家中的财务梁启超夫妇都放心交给王桂荃打理。可是在1898年变法失败了，梁家出现较大的变故，梁启超被迫出逃日本，而李慧仙与丈夫也在此时分居两地，直到1902年才前往日本与丈夫团聚，继续为着他们的理想而奋斗，而王桂荃也并没有因为梁家出现大变故而抛弃他们，即便这时梁家已经衰败，梁启超被迫卖文维持生计。而长子梁思成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生的，自幼体弱多病，使得梁启超夫妇开始担心传宗接代问题，于是在李慧仙的建议之下，梁思成为香火旺盛娶了这位陪嫁丫鬟王桂荃。但是梁启超曾经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有约定就是一生只娶一位妻子，专心搞事业。所以虽说王桂荃是梁启超的妾，但是并正式无名分。所以规定王桂荃生出来的子女叫她为姨，叫李慧仙为母亲。可是后来无论是李慧仙生出来的梁思成，梁思庄，梁思顺，还是王桂荃生出来的梁思永，梁思宁，梁思懿，梁思忠，梁思达，梁思礼并没有按规定的叫法，而是叫李慧仙为妈妈，而王桂荃则被叫为娘，从这个称呼中就可以看出王桂荃绝对是赢得大太太和丈夫，以及孩子们的认可。且看一看她都做了什么。王桂荃虽然出生于农村，也没有学习过什么科学知识，但是一直以来都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前往日本时，努力学习日语，替梁启超分担工作。在家庭中因为大太太身体并不是很好，所以孩子的教育和抚养问题也落到她的身上。梁思庄从走路到洗澡，到日常的穿衣吃饭都是王桂荃照顾，以致于一有事情便叫娘，连染上传染病都是王桂荃在旁亲自照顾。而梁思成虽然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但是小时候的学习成绩一般，而且有粗心大意的毛病，而这个坏习惯也是王桂荃循循善诱，教育其改正的。在1924年李慧仙因病去世，家中彻底就剩下王桂荃这一个女人了，曾经梁启超身边的得力助手不在了，那个帮助梁启超整理文件以及第一阅读者，这重担便落到了王桂荃身上，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1929年这位曾经享誉我国的变法人物梁启超去世了，留下了一群孩子和孤零零的一个女人。虽然长子梁思成这时已经成年，并且已经娶了夫人林徽因，但是王桂荃却没有过分的打扰这对新婚夫妇，并且当时的环境也确实比较复杂。王桂荃记住丈夫临终前的嘱托，抚养那几个孩子长大成人，用梁启超留下的积蓄撑起了梁家。

你要是问刘胡兰我肯定知道。

五个儿子四个女儿。梁启超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学政治家，其主要有五个儿子和四个女儿。1、儿子：梁思永、梁思礼、梁思达、梁思忠、梁思成。2、女儿：梁思懿、梁思顺、梁思庄、梁思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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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人之一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子、哀时客、饮冰室主人、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十七岁中举，后随其师康有为参与维新变法，事败后流亡日本，在当地创办《新小说》杂志，并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来往密切;回国后又曾组织进步党争取宪政。1920年后，脱离政界，先后在清华、南开任教授，并专心著述。一生完成一千二百万字以上，涉及社会科学所有领域，1932年林志钧所编之《饮冰室合集》搜集较为完备。有关其生平的资料则以丁文江、赵丰编订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最为丰富。 梁是清末民初中国文坛上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物，他自1899年起提倡的文学革命开辟了近代文学理论探索和文学创作的新局面。而他本人的创作虽然成就并不很高，但却是自己理论的实践者，为新文学的真正发展开拓了道路。 雨果是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贯穿他一生活动和创作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反对暴力、以爱制“恶”，他的创作期长达60年以上，作品包括26卷诗歌、20卷小说、12卷剧本、21卷哲理论著，合计79卷之多，给法国文学和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十分辉煌的文化遗产。其代表作是：《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长篇小说。 雨果几乎经历了19世纪法国的一切重大事变。他从小崇拜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1827年发表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1827），“序言”被称为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运动的宣言，是雨果极为重要的文艺论著。1830年他据序言中的理论写成第一个浪漫主义剧本《爱尔那尼》，它的演出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 《巴黎圣母院》（1831）是雨果第一部大型浪漫主义小说。它以离奇和对比手法写了一个发生在15世纪法国的故事：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道貌岸然、蛇蝎心肠，先爱后恨，迫害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尔达。面目丑陋、心地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为救女郎舍身。小说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宣告禁欲主义的破产，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友爱、舍己为人，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悲惨世界》最能代表雨果的思想艺术风格，他以卓越的艺术魅力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奴役劳动人民、逼良为娼的残酷的现实。然而，作家深信唯有道德感化是医治社会灾难的良方。小说虽不乏现实主义因素，但就人物形象的塑造、环境的描写，象征和对比手法的运用等方面而言，仍然是一部浪漫主义的杰作。 《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多次被拍成电影，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成为经典之作。

　　公车上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四月初八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邀集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联络人士，而且还撰文誊录，起草奏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梁启超的大名一定是如雷贯耳，作为举人和师傅康有为参加过“公车上书”，发动了只有百日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之后，还在袁世凯的政府做过官；之后又反对袁世凯称帝；支持过五四运动。同时梁启超还是富有才华的大文豪，自己出版过文集《饮冰室合集》，是20世纪最为著名的清华四大国学大家，他的弟子中更是有军事方面的“护国将军”蔡锷，大名鼎鼎的徐志摩。这样的人生简直就是开挂了，梁启超也算得上人中龙凤了。从上面的传奇人生来看，梁启超参与了近代史中的重大事件，自己的一生也是非常的传奇了，可以这样说，他的一生没有白活啊。直到今天，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还在流传，“少年强则中国强”激励了多少的青年啊。所以，当我们谈起梁启超时，不能忽略他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的事实，因为他用自己的亲身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常常羡慕到“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栋梁”，就是在赞扬梁启超的教育水平。梁启超自己是非常出色的人物，可是自己的孩子也是非常的优秀。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梁启超杰出的子女吧。梁启超一生中结过三次婚，共生育过九个子女，从数量上来说，父亲的教育责任非常的重大。然而梁启超把他们都培养成了人才，这让现代社会很多的父母羡慕不已。梁启超的长女名为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是外交官周希哲的夫人，担任过北京的政协委员。在父亲的影响下，她很快喜欢上了诗词，自己也很精通诗词歌赋的研究，自己编写过一本诗词的研究书籍《艺蘅馆词选》。长子是人们很熟悉的梁思成，世人眼中，他和林徽因的爱情故事令人动容。梁思成在日本东京长大，回国后就读于清华学校，也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毕业之后和林徽因一起到美国学习建筑，研究建筑史。新中国成立之后，提倡保护中国古建筑，在北京旧城墙的拆除时，和妻子一起大力反对，提倡保护旧城墙。可惜地是，城墙还是被拆除。梁思成还牵头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任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两院院士），被称作是“中国近代建筑学之父”。梁思永是梁启超的次子，成就也是非常的大。梁思永清华毕业后选择留美哈佛，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毕业之后选择回国，参加考古工作。在这里我不得不敬佩梁启超的教育理念，在那个年代，祖国苦难之际，他的孩子在留学之后都选择回到祖国，为祖国做贡献，这是非常值得敬佩的。梁思永主持的后冈遗址发掘中，实现了中国考古地层学的成熟，被人们称作“中国考古地层学之父”。可惜的就是他50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第三个儿子是梁思忠，与其他的兄弟姐妹不同的是，梁思忠人如其名，选择当兵报效祖国这条道路。在清华大学毕业之后，进入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进行深造。回国之后进入军队，要不说，是金子在哪都是会发光的，很快梁思忠担任军炮兵少校。同样令人可惜的是，作为一名军人，梁思忠还没有建功立业，就患病去世，年仅25岁，正是青春年华，大展拳脚的时候，离开人世令人惋惜。梁启超的第二个女儿是梁思庄，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之后从事图书工作，担任了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第四个儿子名叫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专业，最高学历是硕士，一生从事经济研究。梁思懿是梁启超的三女儿，就读于燕京大学医学专业。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等多个职位。第四个女儿名为梁思宁，就读于南开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新四军。梁思礼，是梁启超接近50岁生下的儿子，最为老幺，要说他实现的成就，一点也不比大哥少。曾就读于美国的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一直读到了博士学位，和哥哥姐姐一样，选择回国建设。梁思礼是中国航天的元老级人物，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也是兄弟几个中唯一一个学习理科的孩子，其他的可能还是受到梁启超的影响，都选择了文科专业。看完梁启超所有的子女，全部培养成人才，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想想现在，家中一两个孩子都难以成才，让人感叹。梁启超对于教育的观点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尊重每一个孩子内心的想法和选择。我们从他九个子女的经历来看，每个人选择的行业都不同，最终也都实现了很大的成就。基本上都就读于中国的顶尖大学，留学过美国，这些不可不算是梁启超的教育方法的独特。如今社会的父母也应该从中吸取一点经验，在培养自己的孩子时尽量发掘孩子的兴趣，督促学习，才有可能实现更大成就。

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代表作是《爱的教育》，这是一部日记体小说，就像它的名字所表达出来的一样，整本书都极力在表达爱的主题。从一个四年级小男孩的视角出发，用日记的方式娓娓道来，讲述了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陌生人之间的爱与同情，当然，还有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似乎西方国家的人与生俱来就比中国人更擅长、更乐意去表达爱。在中国人心目中，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这种观念同样体现在亲情关系中，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父子间的等级关系，在一辈又一辈中国人的薪火相传中，逐渐演变成一种绝对权威，几千年来，它不仅束缚着中国的儿女们，也束缚着中国的家长们，甚至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教育方式。我们的祖辈们相信，玉不琢不成器，子不教不成材。相信严师出高徒，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相信高压的教育手段和苦难折磨的经历会促进人的进步。或许这些观念在今天看来并不完全说得通，但是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一直普遍采取这种家庭教育模式。这也让无数的传统中国人虽然血脉相连，朝夕相见，却有着不同于陌生人的沉重的疏离感。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直到19世纪，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旧的制度土崩瓦解，旧的习惯也有所改变，但这种观念，这种模式，却像沙漠中那些渴望水源的根须一样，依旧深深扎在国人的意识里。直到有一天，梁启超先生用他的实践给我们做了个示范，让国人为之惊叹。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一般对梁启超先生都不会陌生。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当然，他还曾经是推动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一名有志青年，和康有为一起领导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戊戌变法，并因此名垂青史。虽然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梁启超却绝对堪称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他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对群体教育的理解十分独到，但他对家庭教育的独特诠释则更加令人惊艳。中国现代的家庭教育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大概就是梁启超先生有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吧。梁启超一共有两任妻子，为他生下了九个孩子。长子梁思成，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建筑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曾与妻子林徽因一起参与过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次子梁思永，中国现代考古学者，毕业于哈佛大学考古学和人类科学系，是中国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三子梁思忠，毕业于西点军校，参与淞沪会战期间不幸病逝，年仅25岁；四子梁思达，经济学家，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曾参加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五子梁思礼，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创始人之一；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中央文史馆馆员；次女梁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精通多国语言，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等职；三女梁思懿，著名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四女梁思宁，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1940年加入新四军，在支队司令部从事宣传工作。梁启超的孩子，虽然人生经历并不一定十分幸运，但他所有成年的子女，包括从父亲去世后一直受他教养的儿媳林徽因，都曾经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完全有机会留在国外，却无一不是选择了回来建设自己的祖国。历史上大多数取得卓越成就的名人的子女往往十分平庸，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些大人物总是沉醉于自己的事业，疏于对子女的教育。正因如此，梁启超的众多子女能够在几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都取得如此成就，并且都具备令人敬佩的品格，这实在不能单纯用基因优势或是巧合来解释。梁启超先生发表过很多关于教育的论文，但却不会为了自己的家庭教育方式去写论文，因为家庭教育从来就是很私人的问题。但是他的家庭教育理念，在现存的他写给儿女的400多封家书中可以稍稍窥见。与传统的中国父母不同，他从不羞涩于表达自己对子女的爱意。他在信中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你们的爱，十二分热烈。”像现在的很多父亲一样，他对女儿更加宠着，甚至在私下里会称呼女儿为“宝贝”。梁启超从来会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他说“我对你们的功课绝不责备。”面对学有所成的儿女，他也只是说：“一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让他们“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他希望孩子能有一颗平常心，因为“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梁启超还时常告诫孩子们：“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就，都不能失掉本心，无论能力大小，都要有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意识。要有责任心，因为“尽职尽责，就是一等人物。”而他的孩子也确实都做到了。梁启超很认真地分析每一个孩子的性格、特点。对每一个孩子的职业生涯、情感、健康，甚至是理财观念都有干预。但绝不会横加干涉，就如他想让梁思成改学建筑，就一定会仔细说明自己的顾虑，然后征求梁思成自己的意见。他会和孩子们以朋友的方式相处，他写信给家里，说“我在院子里徘徊，望着月亮想你们，也唱起来，你们听见了吗？”他还建议梁思成夫妇把蜜月旅行的过程写成游记，说他们新婚情浓，写“蜜月游记”一定是前无古人的。梁启超经营的亲子关系既有西方的平等、融洽，又不乏中国式的循循善诱。既让孩子们感受到他们是被重视、被尊重、被爱着的人，又始终是以一个长者，一个人生导师的身份在用言传身教指引着他们。就像他在家书中表达的：“我是一个主张兴味主义的人，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至少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中国父母开始尽量满足孩子。但是物极必反，这里面又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因此，梁启超先生对子女的教育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范本，我们不仅是自己孩子的家长，也是孩子人生导师和亲密朋友。

林徽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