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管县

所谓“省管县”，是指省直接把转移支付、资金调度等经济权限“下放”到县。“扩权强县”在很多地区被证明是发展县域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路径。2002年来，先后有安徽、湖北等省在财政体制等方面试行“省管县”，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18个省试点“省管县”。

安徽省12个直管县：宁国市（县级市）、桐城市（县级市）、无为县、霍山县、歙县、来安县、怀远县、涡阳县、界首市、砀山县、广德县和岳西县。

东乡

现行的模式是省管市，再由市管县，无论是行政还是财政都是如此。所谓省管县就是由省政府直接管县，这样市和县是平级的关系。如果有什么重大决策现行政策是市里先批，然后让省里批。如果省管县的话，直接省里批就行了，因此在很多方面简化了流程，因此省管县是优于市管县的。

首先，所谓“省管县”体制是指：“省市县行政管理关系由目前的‘省—市—县"三级体制转变为‘省—市、县"二级体制，对县的管理由现在的‘省管市—市管县"模式变为由省替代市，实行‘省管县"模式。”这种“省管县”的模式，通过对地方“放权”，对地级市“松绑”的方式，旨在解决县乡财政难题，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理顺各级财政关系以及人事安排等，最终达到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目的。现行的省管县财政体制是指县里和地级市一样在省里“挂钩”，主要是财权，而地级市不再对所辖县“在财政体制上产生结算关系”。这样可以减少管理环节，缓解县级财政困难，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往往给省财政管理带来压力和困难，还不利于卫星城市的形成，因而，在认识“省管县”财政体制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扬长避短，更好的处理“省管县”财政带来的压力。

省直管县主要包括：一是“强县扩权”改革；二是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强县扩权”是指对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进行了扩权，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一些重点县。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即用集权的办法```

嗯，对头。但是，有的县不一定都是直辖县哦。

楼主肯定对中国的行政规划不了解吧，中国是省（治治区，直辖市）县（区，县级市，自治县等）乡（镇）三级制度。所以直辖市的区和地级市的区是同一行政级别。其实中国的行政区中不该有地级市这个级别的，但是由于中国领土广大，人口众多，省级行政区划少（和中国领土差不多的美国有50个州，而我们就34个省），这样必定造成省级行政区面积过大，所以为了方便管理和经济发展，就在省级和县级之间加设地级（实际是不合法的）当然，中国的区还有1。所谓的经济开发区，这个区通常是某地方政府设立的，具有县级的权力甚至更大，但是却不是县级的编制，不是确定的行政区划。2。我们常说的县级区。3。还有某些少数民族县，由于地域广大，经济不发达，为了方便管理，通常会把几个乡镇合起来设为片区，也简称为区。希望可以帮到你。

一种由省直接把转移支付、财政结算、收入报解、资金调度、债务管理等权限“下放”到县的“省管县”改革已在全国试点推行。所谓“省管县”体制是指：省市县行政管理关系由目前的“省——市——县”三级体制转变为“省——市、县”二级体制，对县的管理由现在的“省管市——市管县”模式变为由省替代市，实行“省管县”模式，其内容包括人事、财政、计划、项目审批等原由市管理的所有方面。财政只是第一步。参考资料：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30178/5845418.html

　　位居我国五级政府架构中第三层级的地级市，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宏观问题管不上，微观问题够不着，可谓“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这种尴尬在近年的政府职能转变中日显突出。由于大量审批事项被取消，地级市行政职能事实上趋于“空心化”，而维持其正常运行的成本，每年则数以亿元计。《了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听到许多基层干部抱怨，这么多人总要有事情做，于是就生出很多检查和评比。一位县委书记告诉记者，现在他至少有1／3的精力是用来接待地级市领导和各种部门的检查。　　三大“漏斗效应”　　我国地级管理层从上世纪80年代始，由派出机构逐步演变为一级行政区划，目前全国332个地级机构中，大部分都实行了市管县的体制。最初，省会城市和大城市领导县，或地市合并之后，由于地市本级经济实力强，对县级经济有明显拉动作用，推行比较顺畅。而90年代以来进行的大规模撤地设市、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则由于地级市本身的经济实力弱，因而收权收利，形成“漏斗效应”，削弱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对地级市而言，有一级政府设置，相应就有一级权力机构、审判机关、检察机构等各类机关、事业单位的对口设置，人员、机构成本很高。如福建南平市本级去年的财力是3．8亿元，财政供养人员11295人，包括公检法、行政、教育、离退休、事业单位人员等，这3．8亿元财政预算除保工资和基本运转外，无力顾及其他支出。广西地级市防城港规模较小，情况类似。防城港只有80万人口，市本级财政供养人口3221人，2003年财政支出1．64亿元，主要支出为教育经费、离退休人员工资和各类机构运转经费。　　投入高额成本维持的庞大地级市架构，在实际工作中却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这被概括为三大“漏斗效应”：　　一是“财政漏斗”。由于一些地级市本身城区的经济体量较小，靠自身财力不足以每年拿出几个亿的资金维持地级市运转，只能靠行政手段对下“抽血”、对上截留，下级县市敢怒不敢言。　　广西的东兴市是防城港市“代管”的县级市。东兴市财政局一位负责人告诉《了望新闻周刊》，由于防城港市本级的财政收入难以维持其自身的运转，财政收入较好的东兴市就被防城港市“抽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按照《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东兴市收缴的地税中要按照一定比例上交给防城港市。如2003年东兴市财政总收入1．9亿元，上交中央税收2800多万元，上交防城港市180多万元。　　其次，采取各种办法截留上面划拨下来的资金。如2003年国家民委给东兴市民委80万元的项目资金，被防城港市截留30万元。去年上面拨给东兴市的各种专项资金有3000多万元，都要经过防城港才能转到东兴，到去年年底还有900多万元的资金没有划到东兴市财政账户上来。　　第三，行政划拨东兴市的“财源”到防城港市“管理”。东兴市是对越南经贸口岸，到越南的游客每人可收取旅游服务费145元，每年有几千万元的收入。去年7月，防城港市用行政命令将这个收费权划到防城港市，东兴市的财政收入受到较大影响。　　二是“权力漏斗”。福建省晋江市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一位人士私下告诉《了望新闻周刊》，晋江市去年初在深沪镇建一个化工储罐区，工程建好了，营业证却还没有办下来。泉州市港务局帮助协调让这个化工储罐区“试运行”，条件之一是晋江市每年要向泉州市港务局上交50万元的“货物港务费”。　　争权和争利益的事情不断在一些地级市和县级市之间发生。福建省的武夷山风景区原来一直归武夷山市（县级市）管理，但从前年开始，南平市设置了“南平市委武夷山风景区工作委员会”，南平市一位副市长任“一把手”，人事权收归南平市，形成武夷山市管旅游促销和日常管理，南平市管决策的局面。由于南平市的这位副市长分管工作太多，常常“十天半个月才来风景区上一次班”，很多事情要等他来上班时才能拍板。三是“效率漏斗”。福建晋江市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达700多家，企业进口商品要到省里面办理“自动进口许可证”，晋江市外经部门审核完后，企业还要经过泉州市外经部门审核才能报到省里。晋江市外经局一位副局长抱怨说：“泉州市外经局分管这一业务的只有几个人，他们不了解下面企业的具体情况，也不负责验货，却一定要盖上他们的章才行。”企业来回办手续耽误了大量时间。让晋江市企业恼火的还有泉州市金融机构的办事效率。晋江是县级市，尽管经济规模远超过福建山区的一些地级市，但是金融机构的管理权限还是县级行的权限，每笔贷款都要到上级行严格审批，尤其是首批贷款，至少要过七、八道手续，经过十几个人手，没有两个月时间根本办不下来。　　专家认为裁撤地级市可分三步走　　和国际上通行的三级政府不同，我国是五级政府架构，即“中央－省－地级市－县、区－乡镇”。行政层级越多，管理成本越高，管理效率越低。随着交通通信条件的发展，政府经济职能的缩小和公共管理方式的转变，减少行政层级，扩大管理跨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关专家认为，鉴于地级市这一层级的现状，可考虑从裁撤地级市入手推进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的压缩和改革。专家建议这一改革可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放权”，即赋予县相当于地级市的经济和社会管理审批权限。目前浙江、福建和湖北等省在这方面已先行一步。去年10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除国家法律和政策明确规定由地级市审批或审核的外，其余的省、市政府审批权均授予县（市）政府行使，由县（市）自行审批；省直各部门对县（市）的各类专项补助直接下达到县（市），抄送各地级市主管部门备案。这样在财政体制和审批体制上，县（市）和地级市从上下级有关系变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兄弟关系”。财政体制上的“省管县”模式也在湖北省推开，湖北省政府近日宣布：全省今年4月份起实行省管县（市）的财政新体制。第二步是“脱钩”，即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省直管县，实现县市和所在地级市“脱钩”。实现这一改革后地级市怎么办？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从减少人员分流压力和保持稳定的角度出发，可继续保留地级市的行政级别不变，但其主要职能将集中用于所在城市的中心城市建设上。　　第三步是“分省”，即划小省的管辖范围。方式之一是在经济发达和地位重要的中心城市实现中央直辖，用增设直辖市的办法划小省的范围。“重庆模式”对这一步改革具有借鉴意义。重庆市实现直辖以后，通过两次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撤消了由四川省划过来的原涪陵市、万县市、黔江地区三个地市级中间管理层次，构建起“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新体制，实现了重庆市对40个区县的直接管理。重庆市现有的行政管理模式，节约了大量机构和编制，降低了行政管理成本。目前全国财政供养人口比例为35∶1，而重庆市为52∶1，由此每年节约的财政支出就达32亿元。　　配套改革要跟进　　专家认为，“三步走”改革方式较少涉及到人员分流和大幅度调整，可以避免引发不稳定因素。但专家认为要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相关配套改革宜同步推进。一是不宜搞“一刀切”。四川省宜宾市副市长马平等认为，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一规律出发，对已形成市场经济内在联系的区域，不宜再进行人为分割，可将地级中心城市做大，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这一点可参照“东莞模式”，由市直管乡镇，不再设区一级行政机构。　　对县域经济发展仍然相对落后、经济内在联系不大的地区，不宜搞行政“拉郎配”将县与县组合成“大县”，仍可保留较小的行政单元。在行政级别上，省直管的市县仍然可分成厅局级、副厅级、处级三种层次。　　二是宜和行政管理与审批制度改革同步推进。重庆市丰都县委书记谭大辉认为，减少行政层级以后，对省一级和中央一级的管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以“简政放权”为主要特征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在减少行政层级的改革中，要对政府大幅度“削权”，真正建立起“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架构。　　三是宜和县乡体制改革与事业单位改革协调推进。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贺雪峰教授说，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正在进行撤乡并镇的试点，一些地方的力度还相当大。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政府的负担大大减轻，为乡镇职能转变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进行减少地级市的改革，实现省直管县后，可进行将乡镇改为县派出机构的改革，进一步精简乡镇机构。同时，我国各类事业单位的改革目前已提上议事日程，减少行政层级以后，对应相应层级的事业单位可加快走向社会的步伐，如果协调推进，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央决策层不仅仅限于在原有体制上考虑行政改革问题，也更关注从行政架构上寻找改革的突破　　一个中等地级市，每年光工资就要财政支出2亿左右，再加上后勤，办公经费等，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 亿左右，而全国共有260多个地级市，匡算下来，每年全国单地级市本级的财政支出就要在1300亿以上　　现在还保留的审批权限，控制在省级部门和中央部委手里，体制不动，扩权强县就遇到了天花板　　香港《大公报》最近发布的一条消息称，“十一五”期间，我国将启动行政区划改革，建立省县两级地方政府体制( 即取消地级市)，并实行城乡分治。一时引起各方关注。　　这一说法是否准确？我国的行政区划将如何调整？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级市又是如何产生的？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权威专家及国家有关部门。　　地级市已成了抽水机　　记者：刘勇研究员，您是“十一五”规划制定的参与者，香港媒体援引你的说法，“十一五”我国将要取消地级市吗？　　刘勇：我没有接受过《大公报》的采访，香港媒体引用的是我执笔的一篇报告中的观点，是学术界争鸣性质的理论探讨，在“十一五规划”中并没有改变现有五级行政管理体制，只是“有条件的省进行省直管县试点”。　　记者：但是高层已经一再发出信号，将对行政区划有所动作，例如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就提到，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的试点。　　张占斌：从2002年起，浙江、广东、河南、辽宁、湖北等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在财政上省直管县的试点，浙江甚至已经在一些社会管理事务上进行省直管县的试点，中央只是因势利导，但是不搞一刀切，做硬性规定，随着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上省直管县，势必会最终实现省全面直管县，这是一个趋势，但是短期内成为现实难度很大。　　周天勇：省直管县这种思路将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和推动。政府改革从减人、减事、合并机构的行政职能调整，开始扩展到减少层级的行政改革。尽管这项改革还处于酝酿阶段，但的确是行政体制改革思路上的重要动向。中央决策层不仅仅限于在原有体制上考虑行政改革问题，也更关注从行政架构上寻找改革的突破。　　张占斌：在市管县的体制下，市级机构多是起上传下达作用；多了一个环节，不利于政令的畅通。在地级市这一级，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已经到了相当泛滥的地步，而在目前财政转移支付和分税制的情况下，地级市成了抽水机，为了中心城市的发展，往往截留所辖县的资金，一些大项目也安排在市区，从而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刘勇：省管县体制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简单变动，而是地方政府权力的再分配。1980年代，地级由虚转实，本意是打破多年来市县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城乡分割、工农分离的格局，发挥中心城市对农村拉动作用，但后来弊端越来越多，尤其是一些不具备经济辐射能力的城市强行升格，现在与辖县矛盾加大，弊端明显。　　李铁：随着市与县经济差距的缩小，市县矛盾已成为当前城市群区行政区划管理中最突出的矛盾。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尤其明显。　　市管县是计划经济产物，这种体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主要是为中心城市服务，县成了地级市的附属行政单位，市里依靠行政权力，将财政收支的压力，通过层层分解，压到了最基层的农村地区。　　周天勇：市管县体制增加了行政机构，扩编了行政人员，现在实行市管县的地方，只有小部分是地市合并的产物，大部分则是地改市的结果。地市合并可以减少一套行政机构，而地改市却要增设机构、扩大编制。一个地区改为市，马上五套班子就出来了。　　由实力比较雄厚的原有地级市领导县，人们形象地比喻为“大马拉车”。由县级市或县所在地的镇新升格的地级市领导县，人们比喻为“小马拉车”。后一种情况下，地级市往往汲取本地区资源建设一个中等规模的中心城市，因而也就产生“ 市刮县”、“市挤县”。　　张占斌：现在地级管理层级行政成本过大，学术界对此诟病较多，以一个中等地级市的市级为例，一般地厅级干部20 人，县处级干部200人，科级干部1000人，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在1万人以上，每年光工资就要财政支出2亿左右，再加上后勤、办公经费等，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亿左右，而全国共有260多个地级市，匡算下来，每年全国单地级市本级的财政支出就要在1300亿以上。　　记者：国际通行的制度都是三级政府管理体制，为什么我国会演变成五级，会出现市管县体制？　　刘勇：建国初期设立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作为地方最　　高政区，管辖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省由过去的一级行政区变为二级行政区，规模适当划小，到1953年，全国分为53个省级区划单小，到1953年，全国分为53个省级区划单元。最早的市领导县起始于大行政区，1950年10月，旅大行署改为旅大市，为东北行政区直辖市，下辖旅顺市和金县、长山县。　　1954年以后，撤销大行政区，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省级政区，并将省级政区合并减少到30个左右，这个格局一直未变，此后是1988年设置海南省，1997年设置重庆直辖市。　　张占斌：现有体制下的市管县可追溯到1958年，河北省撤销天津地区，将其所辖的武清、静海等12个县划归已改为省辖市的天津市领导，开创了省辖地级市可管辖县的先例。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自治县的决定》，对市管县体制作出了法律上的规定，直接推动了市管县体制的发展。至1960年，全国已有52个市领导243个县，约占全国县建制总数的八分之一。　　但这次市管县体制产生的契机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由于缺乏客观的经济文化基础，因而很快就“降温”了。　　1961年以后随着经济调整和整顿的开始市管县体制不仅停止了发展，而且大量县市又恢复了原有体制，特别是河北省，恢复了全部专区和专员公署。至1966年，全国领导县的市下降到25个，领导的县还不到1960年的1／ 3。至此，市管县体制经历了第一次大起大落。　　刘维新：改革开放后，出于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体系考虑，更好地集中市场要素，以农促工，市管县体制又一次被推向前台。　　1979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派一批专家到四川调研产业结构问题。考察组负责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所所长刘明夫明确提出了中心城市的概念。　　1982年，中共中央第51号文发出了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的通知，首先在江苏省试点，1983年在全国试行。随后中央又发出《关于地市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积极试行地、市合并”，并把此作为 1983年地方政府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此，市管县体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到2001年底，全国共有地级行政建制332个，其中地级市265个，占到80％。地级市管县的数量占全国总数的70％，显然，市管县已成为中国地方行政体制的主要形式。　　扩权强县已遇到“天花板”　　记者：目前浙江、河南、辽宁，广东等地都开始试点扩权强县，如何评价这些探索，行政区划下一步会如何调整？　　周天勇：省管县体制肯定是趋势，一方面，这样才符合我国宪法所确定的省、县、乡三级行政区划层级规定，也符合城乡分治的国际惯例，另一方面，以省辖替代市辖，减少了行政层级，降低了行政成本。在体制没有定论时，扩权强县成为普遍尝试的做法。　　刘维新：浙江省率先推行强县扩权改革，1992年对13强县下放审批权；1997年在萧山、余杭两县试行部分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2002年浙江省又出台“40号文件”，把地区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20个县区，经济上近似省管县。　　再想扩权就比较难了，以前下放的都是经济管理权，社会管理权怎么办？另外，现在还保留的审批权限，控制在省级部门和中央部委手里，体制不动，扩权就遇到了天花板。　　河南、辽宁、广东等地基本都是学习浙江经验，在财政和经济管理权上进行省直管，而在组织人事上还没有涉及到，还是市任命，报省备案。　　李铁：扩权可以绕开市级部门，权力直接让渡到县，无形中架空了一些省直部门和市级政府相应的权力。也有可能导致对县级行政监督和约束力度的削弱。　　目前看来，这场改革不能对层级刻意划一，要考虑地区特殊性。应先在经济较发达、省域面积处于中小程度、且改革呼声比较强烈的地方试点。　　刘勇：强县扩权后也暴露不少问题，县市管理脱钩后，两者矛盾会多起来。省辖市对扩权县市的支持力度减弱。比如，在财政配套资金问题上，对一些已审批的项目，省里资金下来了，市里往往不愿拿出配套资金。　　张占斌：地级行政建制在当今中国已是一个现实，强行扭转这一历史进程，在短期内重新将其虚化或撤销，政治上的震荡将很大。但若长期保持现状，我们又必将付出长久的、巨大的代价。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这种体制上的大手术，牵涉到数以万计的干部，影响之巨可想而知。这项改革将主要考验地级市及官员的承受度。　　另外省直管县体制也会带来一个新问题，省管县最多40个，太多了根本管不过来，这就需要把省级区划单位缩小，这又是一个大动作。

省管县主要包括：一是实行省直辖县的体制，以使县一级政府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从而为实现县一级政府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职能奠定基础；二是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以达到扩权强县的目的。对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进行了扩权，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一些重点县。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即用集权的办法，通过行政控制的手段，确保县级财政优先用于县乡工资发放，并用行政控制手段，约束县乡债务失控的问题。

由省直接对县进行管辖，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省管县”体制与“市管县”体制相比，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上的优势非常明显，它保障了县域经济发展所需的财政资金，促进了城乡一体化进程省管县直接减少了地级市这一中间层级，从而避免了中间环节的“市刮县”和“抽水机”的现象。地级市政府为了在较短的任期内搞出政绩，往往集中县(市)财力建设地级市，从而富了一个地级市，穷了诸多县和乡镇，造成市本级的“虚富”。由省直管的县级财政留成比例将大大增加，县里能集中更多的财力来发展县域经济，从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缓解财政矛盾。“省管县”的优势是少了市这一中间环节，有利于调动各县（市）积极性。同时，省里也可以集中更多的财力，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浙江省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成如此发达的高速公路网、新型化的花园式农村、以及在农民中开展的合作医疗等多项走在全国前列的基础建设和公共财政措施就得益于此。实施省管县体制还可以降低行政成本。一个中等地级市，每年光工资就要财政支出2亿元左右，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 亿元左右，而全国共有260多个地级市，匡算下来，每年全国单地级市的财政支出就在1300亿以上。如果实施彻底的省管县将极大地节约行政成本。但省管县的体制在实施过程中也遭到一些质疑。一些官员和专家认为，浙江“省管县”体制的进一步强化，其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地级市调控能力不强，以及市与县的权利之争。这不利于带动大市的整个地区经济的效率和发展的速度，从而也不利于整个地区的竞争力。同时，强县扩权容易导致县（市）做大本县城市建设和规模的冲动。鉴于此，要减小省管县的弊端，则必须减少县（市）机构，这样省直管县体制还会带来新问题：省管县所管的县太多了根本管不过来，这就需要把省级区划单位缩小，这又是一个大动作，并且这个动作在目前的状况下很难成功。

　　山东省的省管县如下： 　　商河县、高青县、莱阳市、安丘市、金乡县、泗水县、郯城县、平邑县、宁阳县、莘县、冠县、曹县、鄄城县、夏津县、庆云县、惠民县、阳信县、利津县、荣成市、莒县。 　　省管县主要包括强县扩权”改革和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强县扩权”是指对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进行扩权，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重点县。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即用集权的办法，通过行政控制的手段，确保县级财政优先用于县乡工资发放，并用行政控制手段，约束县乡债务失控的问题。

一、省管县和市管县有联系也有区别，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不同。省管县由省直管，享受地级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对省委省政府直接负责，自主权限会大得多。特别是在财税上，省管县直接由省级财政下拨经费或转移支付，不经过地级市，财税留成会更多，有更大的空间用于地方建设。而市管县只是地市级管辖的县，经济社会管理受到地级市制约，不如省管县那么灵活，特别是财税上得不到省里直接支持，很多时候还需要和地市分成，自由裁量权相对减少。2、干部管理权限不同。不论省管县还是市管县，目前县委书记统一都由省管，没有本质区别。在县长管理上，省管县百分之百由省管，而市管县虽然绝大多数地区都由省管，但少部分县仍由市管，没有上移权限，与省管县存在一定区别。3、县的规模数量不同。市管县是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行政区划管理模式；省管县是少数，目前只有在海南省大规模存设，数量总共10个（4个县、6个自治县）。二、省管县和市管县的概念省管县，顾名思义就是省级行政直管县，不经地级行政区划管辖或代管，由省或自治区直接管理，独立于地级行政区划之外单独建制，享受与地级市同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市管县，即由地级市直接管理的县级行政区划，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直接由地级市直管或代管，不接受省级行政区划管理。省管县和市管县不管行政规格和管理权限怎么变化，都属于县级行政区划，按照县级行政区划设置行政架构。这是省管县和市管县的最大共同点。三、省管县行政规格高于市管县？就区划而言，省管县和市管县都是县级行政单位，三定是县处级，行政规格没有本质区别。但是，省管县普遍高配领导干部级别，县四大班子很多都是副厅级，有的县委书记还高配正厅，部门以此类推也经常高配处级。而市管县如果县委书记不由市领导兼任，四大班子正职无一例外都是正处级，副职副处级，工作部门正科级，在行政级别规格上比省管县还是要低一些。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三）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第三十一条　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实行省管县有利的方面：省管县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上的优势非常明显。它保障了县域经济发展所需的财政资金，促进了城乡一体化进程省管县直接减少了地级市这一中间层级，从而避免了中间环节的剥削的现象。由省直管的县级财政留成比例将大大增加，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缓解财政矛盾。省管县的优势是少了市这一中间环节，省里也可以集中更多的财力，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实施省管县体制还可以降低行政成本。实行省管县也有一些弊端：导致地级市调控能力不强，以及市与县的权利之争。这不利于带动大市的整个地区经济的效率和发展的速度，从而也不利于整个地区的竞争力。强县扩权容易导致县（市）做大本县城市建设和规模的冲动。鉴于此，要减小省管县的弊端，则必须减少县（市）机构，这样省直管县体制还会带来新问题：省管县所管的县太多了根本管不过来，这就需要把省级区划单位缩小，这又是一个大动作，并且这个动作在目前的状况下很难成功。

山东省的省管县如下:商河县、高青县、莱阳市、安丘市、金乡县、泗水县、郯城县、平邑县、宁阳县、莘县、冠县、曹县、鄄城县、夏津县、庆云县、惠民县、阳信县、利津县、荣成市、莒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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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的省管县有永宁县，贺兰县，惠农区，平罗县，同心县，盐池县，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中宁县，海原县。 　　宁夏，全称宁夏回族自治区，简称宁。首府银川市，成立于1958年10月25日，是中国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 　　宁夏回族自治区处在中国西部的黄河上游，东邻陕西省，西、北部接内蒙古自治区，西南、南部和东南部与甘肃省相连。南北相距约456千米，东西相距约250千米，是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

浙江省13个省管县名单包括：慈溪市、余姚市、瑞安市、乐清市、桐乡市、平湖市、诸暨市、海宁市、嵊州市、兰溪市、义乌市、东阳市、永康市。

中国加速推动“省管县”改革 (2009-03-21) ● 于泽远 北京　　中国将加速推动“省管县”改革。官方媒体透露，目前已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进行“省管县”改革试验，约占全国省区市的三分之二。　　按照中国宪法，官方应该设立中央、省和县三级政府。但长期以来，官方在省级政府下面又设立了若干地级市，由地级市管理几个县或县级市（简称市管县）。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管县”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地级市与县乡级政府争利、官员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下等弊端。1994年，中国高层进行扩大中央财政收入的分税制改革后，省、市两级政府也采取与县乡政府分税来集中财力，同时将支出责任尽可能向县乡转移，造成“国家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市级财政摇摇晃晃，县级财政哭爹叫娘，乡级财政精精光光”的财政结构。“市管县”也被形象地称为“市刮县”。　　《人民日报》海外版昨天引述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许安拓说，“市管县”体制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市管县”模式削弱了县域经济的自主权。一些规模小、辐射功能弱的地级市无法带动所辖县发展。“市县竞争”造成内耗及资源过度向中心城市集中。　　高层也早已看到“市管县”体制的弊端，并且从1992年开始在浙江等经济较发达省区试行“省管县”改革。由于“省管县”改革目标是削弱直至撤销目前的地级市，将使众多地市级官员的权力贬值，必然招致相关官员阶层的反对和阻挠，含有相当的政治风险。因此，尽管高层在几年前颁布的“十一五”规划（2006年至2010年）中提出“省管县”的目标，但直到今天，改革依然进展缓慢。主要是财政直管　　目前各地的“省管县”主要是财政直管，即由省直接对县编制预算，在收入划分上也由省直接对县进行划分，同时省也把转移支付、专项资金补助、资金调度、债务管理等经济权限下放到县。这种新体制已开始收到成效。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昨天报道，2003年以前，湖北省各地级市以截留等方式从县市“集中”资金几亿元人民币，越是贫困的地级市，这类情况越严重。2004年，湖北省开始对52个县市推行省政府直接管理财政的新体制。第二年，湖北县域一般预算收入达到111亿多元（人民币，下同，约25亿新元），2008年增至186亿元。同时，湖北县域经济也出现逆势上扬的局面，多项指标增速首次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对全省GDP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成为经济寒流中的“热点”。　　“省管县”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省管县”改革起步最早、步伐最大、成效也最显著的浙江省，2008年全省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比值为2.45∶1，同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值却为3.31∶1。　　有关学者指出，财政省管县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还必须推进行政省管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占斌说，“省管县”第一步是目前各省的强县扩权的改革试点，即省主要对试点县的财政进行直管，直管主要干部；第二步是市和县分治，相互不再是上下级关系。改革总的方向应当是撤销传统意义上管县的地级市。

市管县体制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除少数大城市外，实行市管县体制的地级市往往不具备中心城市的实力和功能，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与带动能力不足，不能真正发挥组织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作用。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小马拉大车”。 2.市管县政区范围的划分不尽合理。市管县的范围，有些是原有地区行署的辖县，有些则是地级市政府和省政府讨价还价的结果，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及市县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结果，有些实力较强的中心城市管辖的县偏少或不辖县，而不具备中心城市实力的地级市则管辖较多的县；经济上很少联系的市县被纳入一个行政区，经济关系密切的市县则被从行政上分隔开来，经济区与行政区的范围很不一致，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3.某些地级市的市区范围偏小或市县同城(地级市与其辖县同处于一个城市连续建成区中)。这既限制了中心城市的发展空间，又容易导致重复建设和引发市县矛盾。 4.市管县体制改革不同步，政府职能没有根本转变，市县关系没有理顺，有些地级市政府仍然用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管辖下属各县，影响县域经济的正常发展。 5.地级市领导县级市缺乏法律依据。我国宪法规定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但没有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级市的规定。 省管县的几点优势 其一，有利于增强省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增强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协调性和布局特色性。其二，有利于增强对省域经济利益关系的统筹协调和社会公平的把握，增强省级政府对省域城乡统筹协调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其三，有利于城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清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通过实行城乡分治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其四，有利于通过减少行政层级的“扁平化”革命，增强政府政策信息传递的准确性、有效性和管理绩效。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河南省、山东省等。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就是通过扩大县一级政府的相关权力，以使县一级政府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从而为实现县一级政府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职能奠定基础，截止到2023年3月29日共有五个省推行了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分比为河南省、山东省、山西省等。

分类: 社会民生 问题描述: 省管县好还是市管县好 为什么 解析: 这个问题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指由省管县和市管县两种行政区划体制的对比，一个是指省管县和市管县两种行政级别单位的对比，从行政级别来讲一般还是省管县比市管县好，省管县的行政级别要高于市管县，而且多是由于经济和人口等原因而被省直管的；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看，目前市管县的体制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我国各级行政单位人口数量多且农村人口数量比重大，行政命令的有效传递非常有限，多级行政区划在目前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而到了行政体制和法律体制、法律意识都非常健全之时，或许可以考虑取消市管县这一级行政区划，而直接采用省管县的体制。

宁夏的省管县有永宁县，贺兰县，惠农区，平罗县，同心县，盐池县，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中宁县，海原县。 宁夏，全称宁夏回族自治区，简称宁。首府银川市，成立于1958年10月25日，是中国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 宁夏回族自治区处在中国西部的黄河上游，东邻陕西省，西、北部接内蒙古自治区，西南、南部和东南部与甘肃省相连。南北相距约456千米，东西相距约250千米，是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

在抚州市内的表现较为突出。南城县在抚州市内的表现较为突出因此南城县被江西规划为抚州副中心城市，是省直管试点县。省管县，顾名思义就是省级行政直管县。

河南取消省管县因为河南改革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试点县财政困难的现状，省管县一般指省辖县，省辖县中国行政区划之一，属于县级行政区，是指独立于地级行政区之外单独建制，由所在的省级行政区直接领导和管理，与地级行政区享有相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的县级行政区。 值得注意的是：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是中国的行政区划，而部分地区的省直管县则是由省、自治区政府赋予县财政自主权或享有其他社会管理权利，其中一些县级行政区划仍旧隶属于原地级市管辖，另一些则由省级行政区直接管辖，这部分县级行政区会高出半级，成为副地级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官网显示，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海南省、河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省辖县。

在市管县体制下，大部分地方的财政资源过分地向市一级集中，导致县财政贫血，县域经济发展乏力的问题。省直管县主要是解决市财政对县财政的侵占问题。 1、省直管县，目前主要的举措是县财省管，来自于中央和省上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能够直接进入县一级财政，县域经济获得项目、资金、政策支持的可能性增大，有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 2、省直管县的第二个举措是县官省管。县官省管，可以在吏治上打破市管县之后在官场上形成的一个个利益气候圈，县官受省上而不是受市上选任，其权力向心力自然向省上靠拢，市级官员的权力受到削减； 3、县官省管之后另外的一个作用是，县一级机构在脱离了市一级的管理后，可能会单独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性主体； 4、省直管县或市管县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各有优势与缺陷，在中心城市较发达，区域经济分工协调较好的地区，市管县仍然具有制度优势。

有。省管县体制指：省市县行政管理关系由目前的“省一市一县”三级体制转变为“省一市、县”二级体制，对县的管理由现在的“省管市一市管县”模式变为由省替代市，实行“省管县”模式，其内容包括人事、财政、计划、项目审批等原由市管理的所有方面。这种由省直接把转移支付、财政结算、收入报解、资金调度、债务管理等权限“下放”到县的“省管县”改革已在全国试点推行。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国家富。

据说山东直接归济南

中国加速推动“省管县”改革● 于泽远 北京中国将加速推动“省管县”改革。官方媒体透露，目前已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进行“省管县”改革试验，约占全国省区市的三分之二。按照中国宪法，官方应该设立中央、省和县三级政府。但长期以来，官方在省级政府下面又设立了若干地级市，由地级市管理几个县或县级市（简称市管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管县”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地级市与县乡级政府争利、官员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下等弊端。1994年，中国高层进行扩大中央财政收入的分税制改革后，省、市两级政府也采取与县乡政府分税来集中财力，同时将支出责任尽可能向县乡转移，造成“国家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市级财政摇摇晃晃，县级财政哭爹叫娘，乡级财政精精光光”的财政结构。“市管县”也被形象地称为“市刮县”。《人民日报》海外版昨天引述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许安拓说，“市管县”体制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市管县”模式削弱了县域经济的自主权。一些规模小、辐射功能弱的地级市无法带动所辖县发展。“市县竞争”造成内耗及资源过度向中心城市集中。高层也早已看到“市管县”体制的弊端，并且从1992年开始在浙江等经济较发达省区试行“省管县”改革。由于“省管县”改革目标是削弱直至撤销目前的地级市，将使众多地市级官员的权力贬值，必然招致相关官员阶层的反对和阻挠，含有相当的政治风险。因此，尽管高层在几年前颁布的“十一五”规划（2006年至2010年）中提出“省管县”的目标，但直到今天，改革依然进展缓慢。主要是财政直管目前各地的“省管县”主要是财政直管，即由省直接对县编制预算，在收入划分上也由省直接对县进行划分，同时省也把转移支付、专项资金补助、资金调度、债务管理等经济权限下放到县。这种新体制已开始收到成效。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昨天报道，2003年以前，湖北省各地级市以截留等方式从县市“集中”资金几亿元人民币，越是贫困的地级市，这类情况越严重。2004年，湖北省开始对52个县市推行省政府直接管理财政的新体制。第二年，湖北县域一般预算收入达到111亿多元（人民币，下同，约25亿新元），2008年增至186亿元。同时，湖北县域经济也出现逆势上扬的局面，多项指标增速首次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对全省GDP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成为经济寒流中的“热点”。“省管县”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省管县”改革起步最早、步伐最大、成效也最显著的浙江省，2008年全省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比值为2.45∶1，同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值却为3.31∶1。有关学者指出，财政省管县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还必须推进行政省管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占斌说，“省管县”第一步是目前各省的强县扩权的改革试点，即省主要对试点县的财政进行直管，直管主要干部；第二步是市和县分治，相互不再是上下级关系。改革总的方向应当是撤销传统意义上管县的地级市。

“省管县”体制与“市管县”体制相比，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上的优势非常明显，它保障了县域经济发展所需的财政资金，促进了城乡一体化进程省管县直接减少了地级市这一中间层级，从而避免了中间环节的“市刮县”和“抽水机”的现象。地级市政府为了在较短的任期内搞出政绩，往往集中县(市)财力建设地级市，从而富了一个地级市，穷了诸多县和乡镇，造成市本级的“虚富”。 由省直管的县级财政留成比例将大大增加，县里能集中更多的财力来发展县域经济，从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缓解财政矛盾。“省管县”的优势是少了市这一中间环节，有利于调动各县（市）积极性。 同时，省里也可以集中更多的财力，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浙江省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成如此发达的高速公路网、新型化的花园式农村、以及在农民中开展的合作医疗等多项走在全国前列的基础建设和公共财政措施就得益于此。 实施省管县体制还可以降低行政成本。一个中等地级市，每年光工资就要财政支出2亿元左右，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 亿元左右，而全国共有260多个地级市，匡算下来，每年全国单地级市的财政支出就在1300亿以上。如果实施彻底的省管县将极大地节约行政成本。 但省管县的体制在实施过程中也遭到一些质疑。 一些官员和专家认为，浙江“省管县”体制的进一步强化，其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地级市调控能力不强，以及市与县的权利之争。这不利于带动大市的整个地区经济的效率和发展的速度，从而也不利于整个地区的竞争力。 同时，强县扩权容易导致县（市）做大本县城市建设和规模的冲动。 鉴于此，要减小省管县的弊端，则必须减少县（市）机构，这样省直管县体制还会带来新问题：省管县所管的县太多了根本管不过来，这就需要把省级区划单位缩小，这又是一个大动作，并且这个动作在目前的状况下很难成功。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弊端　(一) 财权事权冲突，管理体制不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是财政体制的核心问题,也是划分各级政府支出责任的基础。我国不少地方实行省管县体制后,政府间财政关系有所调整,但行政管理体制并没有随之改变,因而出现了行政管理体制与财政管理体制相冲突的状况。从实际情况看,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后,大大增加了省级财力，对于原来管县的市来说,市级财力下降较多,对其财权冲击较大,但对其所管的县承担的事权却没有相应地减；（二）经济结构趋同，发展竞争无序。由于各县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基本是按照中央规划模式照搬照套，根本没有考虑自身现实状况和条件特点，上面主导什么，下面便一窝蜂地突出什么，其结果必然导致各县域经济发展缺乏自身特色和比较优势，出现严重的同质同构现象，形成县域经济结构千篇一律的局面。此外，财政的包干制和所谓GDP 为主要指标的干部政绩考评制度，更加强化了县级主体盲目攀比和不计代价发展经济的冲动，于是，为了争夺项目，为了招商引资，无序乃至恶意竞争，造成千村点火、万户冒烟，重复引进、重复建设的混乱状况。（三）资源禀赋约束，局部贸易保护。县域经济的发展虽然一定时期能够充分发挥县级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具有较大灵活性和自主性，但毕竟县级主体能够利用和支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土地等）相当有限，当这些资源消耗殆尽时，县域经济的发展必然遇到自身无法克服的瓶颈，乃至走进死胡同。此外，竞争的压力使得县域经济之间相互戒备，缺乏合作共赢，难以形成有竞争力、规模化区域经济体。（四）市级功能弱化，中心城市难成。省管县体制和扩权强县政策，在增强省级管理主体的权力的同时，却使得本应在区域经济发展发挥龙头作用的地级市处于被架空的尴尬境地，而县级主体获得更多自主权后，不仅不再按照层级逐级负责，而且还与市级主体形成相对竞争的关系，从而导致权力过于集中的省级主体想管却因为力不从心而无暇顾及，本应负起协调管理责任的市级主体因为功能的弱化而无法去管，如此状况必然导致一个区域缺乏应有的集聚辐射核心，导致区域统筹协调难度增大，乃至因利益竞争而出现内耗争斗，以致出现群龙无首、各自为政、互不买账的混乱局面。（五）管理幅度宽泛，监督存在困难。省管县模式下，省级管理主体对县情了解有限，很多事情省级职能部门限于精力、能力等客观因素造成想管管不了管不好，由于管辖范围过于宽泛，导致一些重大决策很难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科学制定，从而导致效率低下，欲速不达，甚至造成重大损失。此外，县级政府由于天高皇帝远，监督管理难度加大较大，过去，对县官的监督，有效的渠道之一是来自地级市。公众对县官的告状投诉除个别重大典型案件由省纪监检部门查处外，几乎都转到地级市纪监或检察部门去处理。而今，“省管县”，地一级不存在了，对县官的监督，也由原来的地级“升格”为省级。“省管县”，不但面宽了，工作范围广了，距离也较远了，要实施监督不容易，这种情势恐怕会成为某些心术不正的县官沾腐的契机，一些地方出现“土皇帝”现象也就不足为怪。因此，“省管县”体制后，强化对县官的监督就摆在人们面前。再次，省府职能部门权限和规模相应膨胀，不仅造成出差的时间和费用增加，而且极易导致腐败问题的发生，现在跑省现象急剧增多就是真实的写照。

　　山东省的省管县如下： 　　商河县、高青县、莱阳市、安丘市、金乡县、泗水县、郯城县、平邑县、宁阳县、莘县、冠县、曹县、鄄城县、夏津县、庆云县、惠民县、阳信县、利津县、荣成市、莒县。 　　省管县主要包括强县扩权”改革和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强县扩权”是指对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进行扩权，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重点县。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即用集权的办法，通过行政控制的手段，确保县级财政优先用于县乡工资发放，并用行政控制手段，约束县乡债务失控的问题。

　　有利的方面： 　　1、省管县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上的优势非常明显。它保障了县域经济发展所需的财政资金，促进了城乡一体化进程省管县直接减少了地级市这一中间层级，从而避免了中间环节的剥削的现象。 　　2、由省直管的县级财政留成比例将大大增加，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缓解财政矛盾。省管县的优势是少了市这一中间环节，省里也可以集中更多的财力，增强宏观调控能力。 　　3、实施省管县体制还可以降低行政成本。 　　有弊的方面： 　　1、导致地级市调控能力不强，以及市与县的权利之争。这不利于带动大市的整个地区经济的效率和发展的速度，从而也不利于整个地区的竞争力。 　　2、强县扩权容易导致县（市）做大本县城市建设和规模的冲动。

从2012年7月1日起，将我省的龙川县、五华县、博罗县、阳春市、徐闻县、高州市、英德市、饶平县、普宁市、罗定市纳入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第二批试点范围。由此，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试点从原有的南雄市、紫金县、兴宁市、封开县、顺德区5个，增加到15个。为何进行改革？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县域财力薄弱已成为制约我省可持续发展的短板。通过开展改革，能使县级政府更好地结合本地情况谋划县域经济发展2010年，应财政部要求，广东选择了南雄市、紫金县、兴宁市和封开县等4个县(市)开展省直管县财政试点工作。同年，为配合顺德区行政综合改革对顺德区也实行省直管财政体制。省财政厅厅长曾志权介绍，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县域财力薄弱已经成为制约我省可持续发展的短板。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省、市、县三级收入占全省财政收入比重分别为19.12%、44.33%、36.55%，财力分布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2010年全省67个县(市)一般预算收入仅占全省一般预算收入总额的8.5%。人均可支配财力仅为4.52万元。因此因地制宜地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强化县(市)独立的财政主体地位显得尤为重要。而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实际上是一种财政管理体制扁平化的探索，能够减少政策传递和资金拨付环节，确保政策信息传递的准确和快捷，保证资金下达的安全和便利，有效提高财政运行效率、节省财政管理成本；“同时，使县级政府成为真正的一级财权主体，能更好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谋划县域经济发展，充分调动县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曾志权说道。为何扩大试点？过去一年多来，5个试点县(市)各项工作运转顺畅。由此，广东决定进一步扩大改革试点，并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规划要求，充分考虑生态发展因素从此前5个试点一年多时间的实施情况来看，试点县(市)各项工作运转顺畅。紫金县财政局局长龚子岳对此深有感触。他说：“改革后，省按季核拨固定补助收入和一次性专项资金，国库资金较充足，我们可根据先急后缓的原则安排涉及面广、影响稳定的资金支出，运行效率明显提高。”封开县也反映，省直管财政后，实现了省、县两级财政“直通车”，可以直接向省财政厅反映发展情况，争取专项资金；同时为封开县财政资金运作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空间，财政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而由于初步构建了财权和事权相适应的财力分配机制，也调动了镇(街)强化财力保障的积极性。数据显示，通过省直管县财政试点改革之后，各地财政收入增幅明显。2011年南雄市一般预算收入增长26%，一般预算支出增长40%。兴宁市2011年财政收入增幅也达到了63.6%。由此，广东决定进一步扩大改革试点，并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规划要求，充分考虑生态发展因素，并优先选择有利于体现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试点示范效应的财力较薄弱、人口负担较重的县(市)扩大试点范围。据悉，第二批试点龙川县、五华县、博罗县、阳春市、徐闻县、高州市、英德市、饶平县、普宁市、罗定市将从今年7月1日正式启动。试点内容是什么？新一批试点内容与第一批保持一致。主要包括财政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资金往来、预决算、年终结算五方面笔者从省财政厅获悉，新一批试点县(市)的试点内容与第一批保持一致。试点县(市)主要是从政府间财政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资金往来、预决算、年终结算共五个方面由省财政与县财政直接联系。具体来说，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措施包括：市县间财政收入一般按属地原则划分，市、县辖区内的地方税收及非税收入除中央和省级收入外，都归市、县财政所有；省财政转移支付直接核定并补助到市与县，专项拨款补助由市、县直接向省级财政等有关部门申请，由省级财政部门直接下达市与县；市、县各自编制本级财政收支预算和年终决算；建立省与市、县之间的财政资金直接往来关系，由省财政直接确定市、县的资金调度额度；年终各类财政结算事项由省级财政与市、县财政直接办理。 ⒈财政省管县体制：1953　年，根据中央取消大区一级财政，增设市（县）一级财政的决定，浙江省普遍建立了市、县级财政。市一级财政与县级财政一样，在财政体制上与省级财政发生关系。从这一年开始至今，浙江省一直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⒉四次经济强县扩权改革：⑴　1992年，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扩大萧山、余杭、鄞县、慈溪等13个县（市）部分经济管理权限的政策。主要内容有扩大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审批权、扩大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简化相应的审批手续等4项（浙政发[1992]169号）。⑵　1997年，省政府研究决定，同意萧山、余杭试行享受市地一级部分经济管理权限，主要内容有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审批管理权限、对外经贸审批管理权限、金融审批管理权限、计划管理权限、土地管理权限等11项（浙政发[1997]53号）。同年，省政府又授予萧山、余杭两市市地一级出国（境）审批管理权限（浙政办发[1997]179号）。⑶　2002年，省委、省政府实行新一轮的强县扩权政策，按照“能放都放”的总体原则，将313项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17个县（市）和萧山、余杭、鄞州3个区，主要涵盖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大类（浙委办[2002]40号）。次年，省政府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省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意见》中提出：“浙委办[2002]40号文件明确已经下放到17个扩权县（市、区）的审批权限，要进一步下放到所有县（市、区）”（浙政发[2003]35号）。⑷　2006年，省委、省政府确定将义乌市作为进一步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改革试点。改革试点以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为重点，除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并相应调整和完善有关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浙委办〔2006〕114号）。⒊浙江省直管县体制核心的三个方面：⑴ 财政意义上的省直管县体制。⑵ 县（市）委书记、县（市）长由省里直管的干部管理制度。⑶ 四轮“强县扩权”所赋予县的社会经济管理权限。 2003年6月，湖北省委下发了《关于扩大部分县（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管理权限的通知》，将原属于地级市的239项权限，下放至大冶、汉川等20个县（市）。2004年4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实行省管县（市）的财政管理体制。根据民族自治的有关法律，除恩施自治州所属的8个县（市） 继续由恩施自治州管理外，其他52个县（市）全部实行了省直接管理的财政体制。2007年初，在湖北省召开的全省县域经济工作会议上，湖北省省长罗清泉宣布：除恩施自治州和市辖区外，赋予全省所有县（市）政府享受地市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湖北省省管县改革的亮点在于其转移支付制度创新。根据所依据的政策、测算时所考虑的因素以及政策目标和资金功能的不同，将省对县（市）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分为均衡性（一般）转移支付、激励性（一般）转移支付和政策性（一般）转移支付三种形式。激励性（一般）转移支付主要是在保持已形成各县（市）财力基数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存量不变的基础上，将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增量中的一部分作为激励性（一般）转移支付，促进各县（市）努力做大财政“蛋糕”和做小财政供养系数。 2007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宁国等12个县（市）开展扩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宁国等12个县（市）开展扩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试点工作，试点县享有省辖市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主要包括计划管理、经费安排、税务办理、项目申报、用地报批、证照发放、价格管理、统计报送、政策享有、信息获得等方面（皖政〔2006〕126号)。安徽省改革的特点在于试点县实行考核淘汰制。12个试点县(市）并不是固定的，放权的同时，省政府还将对试点（市）县实行动态管理，由省加快县域经济发展领导小组每两年考核一次。 2013年9月26日上午召开的“深化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动员大会”会议上，天津市委组织部部长尹德明宣布，天津市撤销了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城区的工委和管委会，由滨海新区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各个街镇的工作。为此，滨海新区将分别设置街镇工作委员会、街镇委员会，两委员会今后合署办公，协调指导街镇工作。业内专家表示，在行政级别上，滨海新区是副省级市，撤销的三个区都是正厅级，因此天津此次改革可以视作是对行政管理体制上“省直管县”模式的探索。事实上，“省直管县”这一概念在我国已存在多年，不过更多是财政意义而非行政构架，旨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确保专款专用，防止层层揩油，便于县里组织经济活动。比如说，目前东北三省特别是吉林省，几乎全部实行了财政“省直管县”，而在行政机构上，依然保留市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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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省管县”，是指省直接把转移支付、资金调度等经济权限“下放”到县。“扩权强县”在很多地区被证明是发展县域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路径。2002年来，先后有安徽、湖北等省在财政体制等方面试行“省管县”，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18个省试点“省管县”。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国家富。　　县，历史上曾经直接由皇帝掌管；新中国成立后，县归省来领导，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地区才开始建立“市管县”体制。因此，对于一县之“长”们来说，其实，他们工作中有两个“婆婆”——省、市两级领导。　　不过现在，两个“婆婆”的历史已在改写。　　一种由省直接把转移支付、财政结算、收入报解、资金调度、债务管理等权限“下放”到县的“省管县”改革已在全国试点推行。 　　而在这之前的14年间，“强县扩权”、“扩权强县”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省份试点推行。通过扩大县一级政府的权力，受到政策扶持的县（市）的经济发展明显加快，“扩权强县”在很多地区被证明是发展县域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现实路径。与此同时，“强县扩权”还对中国未来的行政区划改革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成为“省管县”改革的第一步。　　“十一五”规划提出，“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实际上，这是对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进行相关改革的积极回应和肯定。　　所谓“省管县”体制是指：省市县行政管理关系由目前的“省——市——县”三级体制转变为“省——市、县”二级体制，对县的管理由现在的“省管市——市管县”模式变为由省替代市，实行“省管县”模式，其内容包括人事、财政、计划、项目审批等原由市管理的所有方面。　　对现有的“市管县”这一行政管理模式，批评者认为，其管理效率太低，不利于发挥县一级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的主体职能。　　早在1992年，为了“在经济上和上海接轨”，浙江对13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进行扩权，扩大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和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到2002年8月17日，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强力推动下，313项本该属于地级市经济管理的权限被“空降”至20个县级政区。　　浙江省持续10多年的改革示范效应，带动了其它地区此项改革的进展。自2002年以来，先后有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江苏、福建、湖南、河北等省份，先后将部分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经济强县，在财政体制等方面试行“省管县”。　　不少专家认为，“省管县”这一改革，带来的是地方权力的再分配，最终将带来中国行政区划的大变革，即取消地级市，建立省县两级政府。尽管各方对这一政府层级的改革模式争论不一，但减少政府层级的思路无疑是大方向。

山东省的省管县如下： 商河县、高青县、莱阳市、安丘市、金乡县、泗水县、郯城县、平邑县、宁阳县、莘县、冠县、曹县、鄄城县、夏津县、庆云县、惠民县、阳信县、利津县、荣成市、莒县。 省管县主要包括强县扩权”改革和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强县扩权”是指对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进行扩权，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重点县。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即用集权的办法，通过行政控制的手段，确保县级财政优先用于县乡工资发放，并用行政控制手段，约束县乡债务失控的问题。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弊端　(一) 财权事权冲突，管理体制不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是财政体制的核心问题,也是划分各级政府支出责任的基础。我国不少地方实行省管县体制后,政府间财政关系有所调整,但行政管理体制并没有随之改变,因而出现了行政管理体制与财政管理体制相冲突的状况。从实际情况看,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后,大大增加了省级财力，对于原来管县的市来说,市级财力下降较多,对其财权冲击较大,但对其所管的县承担的事权却没有相应地减；（二）经济结构趋同，发展竞争无序。由于各县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基本是按照中央规划模式照搬照套，根本没有考虑自身现实状况和条件特点，上面主导什么，下面便一窝蜂地突出什么，其结果必然导致各县域经济发展缺乏自身特色和比较优势，出现严重的同质同构现象，形成县域经济结构千篇一律的局面。此外，财政的包干制和所谓GDP 为主要指标的干部政绩考评制度，更加强化了县级主体盲目攀比和不计代价发展经济的冲动，于是，为了争夺项目，为了招商引资，无序乃至恶意竞争，造成千村点火、万户冒烟，重复引进、重复建设的混乱状况。（三）资源禀赋约束，局部贸易保护。县域经济的发展虽然一定时期能够充分发挥县级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具有较大灵活性和自主性，但毕竟县级主体能够利用和支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土地等）相当有限，当这些资源消耗殆尽时，县域经济的发展必然遇到自身无法克服的瓶颈，乃至走进死胡同。此外，竞争的压力使得县域经济之间相互戒备，缺乏合作共赢，难以形成有竞争力、规模化区域经济体。（四）市级功能弱化，中心城市难成。省管县体制和扩权强县政策，在增强省级管理主体的权力的同时，却使得本应在区域经济发展发挥龙头作用的地级市处于被架空的尴尬境地，而县级主体获得更多自主权后，不仅不再按照层级逐级负责，而且还与市级主体形成相对竞争的关系，从而导致权力过于集中的省级主体想管却因为力不从心而无暇顾及，本应负起协调管理责任的市级主体因为功能的弱化而无法去管，如此状况必然导致一个区域缺乏应有的集聚辐射核心，导致区域统筹协调难度增大，乃至因利益竞争而出现内耗争斗，以致出现群龙无首、各自为政、互不买账的混乱局面。（五）管理幅度宽泛，监督存在困难。省管县模式下，省级管理主体对县情了解有限，很多事情省级职能部门限于精力、能力等客观因素造成想管管不了管不好，由于管辖范围过于宽泛，导致一些重大决策很难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科学制定，从而导致效率低下，欲速不达，甚至造成重大损失。此外，县级政府由于天高皇帝远，监督管理难度加大较大，过去，对县官的监督，有效的渠道之一是来自地级市。公众对县官的告状投诉除个别重大典型案件由省纪监检部门查处外，几乎都转到地级市纪监或检察部门去处理。而今，“省管县”，地一级不存在了，对县官的监督，也由原来的地级“升格”为省级。“省管县”，不但面宽了，工作范围广了，距离也较远了，要实施监督不容易，这种情势恐怕会成为某些心术不正的县官沾腐的契机，一些地方出现“土皇帝”现象也就不足为怪。因此，“省管县”体制后，强化对县官的监督就摆在人们面前。再次，省府职能部门权限和规模相应膨胀，不仅造成出差的时间和费用增加，而且极易导致腐败问题的发生，现在跑省现象急剧增多就是真实的写照。

分类: 生活 解析: 位居我国五级 *** 架构中第三层级的地级市，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宏观问题管不上，微观问题够不着，可谓“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这种尴尬在近年的 *** 职能转变中日显突出。由于大量审批事项被取消，地级市行政职能事实上趋于“空心化”，而维持其正常运行的成本，每年则数以亿元计。《了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听到许多基层干部抱怨，这么多人总要有事情做，于是就生出很多检查和评比。一位县委书记告诉记者，现在他至少有1／3的精力是用来接待地级市领导和各种部门的检查。 三大“漏斗效应” 我国地级管理层从上世纪80年代始，由派出机构逐步演变为一级行政区划，目前全国332个地级机构中，大部分都实行了市管县的体制。最初，省会城市和大城市领导县，或地市合并之后，由于地市本级经济实力强，对县级经济有明显拉动作用，推行比较顺畅。而90年代以来进行的大规模撤地设市、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则由于地级市本身的经济实力弱，因而收权收利，形成“漏斗效应”，削弱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对地级市而言，有一级 *** 设置，相应就有一级权力机构、审判机关、检察机构等各类机关、事业单位的对口设置，人员、机构成本很高。如福建南平市本级去年的财力是3．8亿元，财政供养人员11295人，包括公检法、行政、教育、离退休、事业单位人员等，这3．8亿元财政预算除保工资和基本运转外，无力顾及其他支出。广西地级市防城港规模较小，情况类似。防城港只有80万人口，市本级财政供养人口3221人，2003年财政支出1．64亿元，主要支出为教育经费、离退休人员工资和各类机构运转经费。 投入高额成本维持的庞大地级市架构，在实际工作中却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这被概括为三大“漏斗效应”： 一是“财政漏斗”。由于一些地级市本身城区的经济体量较小，靠自身财力不足以每年拿出几个亿的资金维持地级市运转，只能靠行政手段对下“抽血”、对上截留，下级县市敢怒不敢言。 广西的东兴市是防城港市“代管”的县级市。东兴市财政局一位负责人告诉《了望新闻周刊》，由于防城港市本级的财政收入难以维持其自身的运转，财政收入较好的东兴市就被防城港市“抽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按照《防城港市人民 *** 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东兴市收缴的地税中要按照一定比例上交给防城港市。如2003年东兴市财政总收入1．9亿元，上交中央税收2800多万元，上交防城港市180多万元。 其次，采取各种办法截留上面划拨下来的资金。如2003年国家民委给东兴市民委80万元的项目资金，被防城港市截留30万元。去年上面拨给东兴市的各种专项资金有3000多万元，都要经过防城港才能转到东兴，到去年年底还有900多万元的资金没有划到东兴市财政账户上来。 第三，行政划拨东兴市的“财源”到防城港市“管理”。东兴市是对越南经贸口岸，到越南的游客每人可收取旅游服务费145元，每年有几千万元的收入。去年7月，防城港市用行政命令将这个收费权划到防城港市，东兴市的财政收入受到较大影响。 二是“权力漏斗”。福建省晋江市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一位人士私下告诉《了望新闻周刊》，晋江市去年初在深沪镇建一个化工储罐区，工程建好了，营业证却还没有办下来。泉州市港务局帮助协调让这个化工储罐区“试运行”，条件之一是晋江市每年要向泉州市港务局上交50万元的“货物港务费”。 争权和争利益的事情不断在一些地级市和县级市之间发生。福建省的武夷山风景区原来一直归武夷山市（县级市）管理，但从前年开始，南平市设置了“南平市委武夷山风景区工作委员会”，南平市一位副市长任“一把手”，人事权收归南平市，形成武夷山市管旅游促销和日常管理，南平市管决策的局面。由于南平市的这位副市长分管工作太多，常常“十天半个月才来风景区上一次班”，很多事情要等他来上班时才能拍板。三是“效率漏斗”。福建晋江市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达700多家，企业进口商品要到省里面办理“自动进口许可证”，晋江市外经部门审核完后，企业还要经过泉州市外经部门审核才能报到省里。晋江市外经局一位副局长抱怨说：“泉州市外经局分管这一业务的只有几个人，他们不了解下面企业的具体情况，也不负责验货，却一定要盖上他们的章才行。”企业来回办手续耽误了大量时间。让晋江市企业恼火的还有泉州市金融机构的办事效率。晋江是县级市，尽管经济规模远超过福建山区的一些地级市，但是金融机构的管理权限还是县级行的权限，每笔贷款都要到上级行严格审批，尤其是首批贷款，至少要过七、八道手续，经过十几个人手，没有两个月时间根本办不下来。 专家认为裁撤地级市可分三步走 和国际上通行的三级 *** 不同，我国是五级 *** 架构，即“中央－省－地级市－县、区－乡镇”。行政层级越多，管理成本越高，管理效率越低。随着交通通信条件的发展， *** 经济职能的缩小和公共管理方式的转变，减少行政层级，扩大管理跨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关专家认为，鉴于地级市这一层级的现状，可考虑从裁撤地级市入手推进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的压缩和改革。专家建议这一改革可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放权”，即赋予县相当于地级市的经济和社会管理审批权限。目前浙江、福建和湖北等省在这方面已先行一步。去年10月，福建省委、省 *** 出台的《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除国家法律和政策明确规定由地级市审批或审核的外，其余的省、市 *** 审批权均授予县（市） *** 行使，由县（市）自行审批；省直各部门对县（市）的各类专项补助直接下达到县（市），抄送各地级市主管部门备案。这样在财政体制和审批体制上，县（市）和地级市从上下级有关系变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兄弟关系”。财政体制上的“省管县”模式也在湖北省推开，湖北省 *** 近日宣布：全省今年4月份起实行省管县（市）的财政新体制。第二步是“脱钩”，即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省直管县，实现县市和所在地级市“脱钩”。实现这一改革后地级市怎么办？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从减少人员分流压力和保持稳定的角度出发，可继续保留地级市的行政级别不变，但其主要职能将集中用于所在城市的中心城市建设上。 第三步是“分省”，即划小省的管辖范围。方式之一是在经济发达和地位重要的中心城市实现中央直辖，用增设直辖市的办法划小省的范围。“重庆模式”对这一步改革具有借鉴意义。重庆市实现直辖以后，通过两次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撤消了由四川省划过来的原涪陵市、万县市、黔江地区三个地市级中间管理层次，构建起“两级 *** 三级管理”的新体制，实现了重庆市对40个区县的直接管理。重庆市现有的行政管理模式，节约了大量机构和编制，降低了行政管理成本。目前全国财政供养人口比例为35∶1，而重庆市为52∶1，由此每年节约的财政支出就达32亿元。 配套改革要跟进 专家认为，“三步走”改革方式较少涉及到人员分流和大幅度调整，可以避免引发不稳定因素。但专家认为要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相关配套改革宜同步推进。一是不宜搞“一刀切”。四川省宜宾市副市长马平等认为，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一规律出发，对已形成市场经济内在联系的区域，不宜再进行人为分割，可将地级中心城市做大，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这一点可参照“东莞模式”，由市直管乡镇，不再设区一级行政机构。 对县域经济发展仍然相对落后、经济内在联系不大的地区，不宜搞行政“拉郎配”将县与县组合成“大县”，仍可保留较小的行政单元。在行政级别上，省直管的市县仍然可分成厅局级、副厅级、处级三种层次。 二是宜和行政管理与审批制度改革同步推进。重庆市丰都县委书记谭大辉认为，减少行政层级以后，对省一级和中央一级的管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以“简政放权”为主要特征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在减少行政层级的改革中，要对 *** 大幅度“削权”，真正建立起“有限 *** ”和服务型 *** 架构。 三是宜和县乡体制改革与事业单位改革协调推进。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贺雪峰教授说，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正在进行撤乡并镇的试点，一些地方的力度还相当大。税费改革之后，乡镇 *** 的负担大大减轻，为乡镇职能转变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进行减少地级市的改革，实现省直管县后，可进行将乡镇改为县派出机构的改革，进一步精简乡镇机构。同时，我国各类事业单位的改革目前已提上议事日程，减少行政层级以后，对应相应层级的事业单位可加快走向社会的步伐，如果协调推进，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央决策层不仅仅限于在原有体制上考虑行政改革问题，也更关注从行政架构上寻找改革的突破 一个中等地级市，每年光工资就要财政支出2亿左右，再加上后勤，办公经费等，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 亿左右，而全国共有260多个地级市，匡算下来，每年全国单地级市本级的财政支出就要在1300亿以上 现在还保留的审批权限，控制在省级部门和中央部委手里，体制不动，扩权强县就遇到了天花板 香港《大公报》最近发布的一条消息称，“十一五”期间，我国将启动行政区划改革，建立省县两级地方 *** 体制( 即取消地级市)，并实行城乡分治。一时引起各方关注。 这一说法是否准确？我国的行政区划将如何调整？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级市又是如何产生的？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权威专家及国家有关部门。 地级市已成了抽水机 记者：刘勇研究员，您是“十一五”规划制定的参与者，香港媒体援引你的说法，“十一五”我国将要取消地级市吗？ 刘勇：我没有接受过《大公报》的采访，香港媒体引用的是我执笔的一篇报告中的观点，是学术界争鸣性质的理论探讨，在“十一五规划”中并没有改变现有五级行政管理体制，只是“有条件的省进行省直管县试点”。 记者：但是高层已经一再发出信号，将对行政区划有所动作，例如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就提到，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的试点。 张占斌：从2002年起，浙江、广东、河南、辽宁、湖北等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在财政上省直管县的试点，浙江甚至已经在一些社会管理事务上进行省直管县的试点，中央只是因势利导，但是不搞一刀切，做硬性规定，随着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上省直管县，势必会最终实现省全面直管县，这是一个趋势，但是短期内成为现实难度很大。 周天勇：省直管县这种思路将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和推动。 *** 改革从减人、减事、合并机构的行政职能调整，开始扩展到减少层级的行政改革。尽管这项改革还处于酝酿阶段，但的确是行政体制改革思路上的重要动向。中央决策层不仅仅限于在原有体制上考虑行政改革问题，也更关注从行政架构上寻找改革的突破。 张占斌：在市管县的体制下，市级机构多是起上传下达作用；多了一个环节，不利于政令的畅通。在地级市这一级， *** 、文牍主义已经到了相当泛滥的地步，而在目前财政转移支付和分税制的情况下，地级市成了抽水机，为了中心城市的发展，往往截留所辖县的资金，一些大项目也安排在市区，从而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刘勇：省管县体制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简单变动，而是地方 *** 权力的再分配。1980年代，地级由虚转实，本意是打破多年来市县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城乡分割、工农分离的格局，发挥中心城市对农村拉动作用，但后来弊端越来越多，尤其是一些不具备经济辐射能力的城市强行升格，现在与辖县矛盾加大，弊端明显。 李铁：随着市与县经济差距的缩小，市县矛盾已成为当前城市群区行政区划管理中最突出的矛盾。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尤其明显。 市管县是计划经济产物，这种体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主要是为中心城市服务，县成了地级市的附属行政单位，市里依靠行政权力，将财政收支的压力，通过层层分解，压到了最基层的农村地区。 周天勇：市管县体制增加了行政机构，扩编了行政人员，现在实行市管县的地方，只有小部分是地市合并的产物，大部分则是地改市的结果。地市合并可以减少一套行政机构，而地改市却要增设机构、扩大编制。一个地区改为市，马上五套班子就出来了。 由实力比较雄厚的原有地级市领导县，人们形象地比喻为“大马拉车”。由县级市或县所在地的镇新升格的地级市领导县，人们比喻为“小马拉车”。后一种情况下，地级市往往汲取本地区资源建设一个中等规模的中心城市，因而也就产生“ 市刮县”、“市挤县”。 张占斌：现在地级管理层级行政成本过大，学术界对此诟病较多，以一个中等地级市的市级为例，一般地厅级干部20 人，县处级干部200人，科级干部1000人，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在1万人以上，每年光工资就要财政支出2亿左右，再加上后勤、办公经费等，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亿左右，而全国共有260多个地级市，匡算下来，每年全国单地级市本级的财政支出就要在1300亿以上。 记者：国际通行的制度都是三级 *** 管理体制，为什么我国会演变成五级，会出现市管县体制？ 刘勇：建国初期设立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作为地方最 高政区，管辖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省由过去的一级行政区变为二级行政区，规模适当划小，到1953年，全国分为53个省级区划单小，到1953年，全国分为53个省级区划单元。最早的市领导县起始于大行政区，1950年10月，旅大行署改为旅大市，为东北行政区直辖市，下辖旅顺市和金县、长山县。 1954年以后，撤销大行政区，由中央 *** 直接领导省级政区，并将省级政区合并减少到30个左右，这个格局一直未变，此后是1988年设置海南省，1997年设置重庆直辖市。 张占斌：现有体制下的市管县可追溯到1958年，河北省撤销天津地区，将其所辖的武清、静海等12个县划归已改为省辖市的天津市领导，开创了省辖地级市可管辖县的先例。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自治县的决定》，对市管县体制作出了法律上的规定，直接推动了市管县体制的发展。至1960年，全国已有52个市领导243个县，约占全国县建制总数的八分之一。 但这次市管县体制产生的契机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ue584由于缺乏客观的经济文化基础，因而很快就“降温”了。 1961年以后ue584随着经济调整和整顿的开始ue584市管县体制不仅停止了发展，而且大量县市又恢复了原有体制，特别是河北省，恢复了全部专区和专员公署。至1966年，全国领导县的市下降到25个，领导的县还不到1960年的1／ 3。至此，市管县体制经历了第一次大起大落。 刘维新：改革开放后，出于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体系考虑，更好地集中市场要素，以农促工，市管县体制又一次被推向前台。 1979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派一批专家到四川调研产业结构问题。考察组负责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所所长刘明夫明确提出了中心城市的概念。 1982年， *** 中央第51号文发出了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的通知，首先在江苏省试点，1983年在全国试行。随后中央又发出《关于地市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积极试行地、市合并”，并把此作为 1983年地方 *** 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此，市管县体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到2001年底，全国共有地级行政建制332个，其中地级市265个，占到80％。地级市管县的数量占全国总数的70％，显然，市管县已成为中国地方行政体制的主要形式。 扩权强县已遇到“天花板” 记者：目前浙江、河南、辽宁，广东等地都开始试点扩权强县，如何评价这些探索，行政区划下一步会如何调整？ 周天勇：省管县体制肯定是趋势，一方面，这样才符合我国宪法所确定的省、县、乡三级行政区划层级规定，也符合城乡分治的国际惯例，另一方面，以省辖替代市辖，减少了行政层级，降低了行政成本。在体制没有定论时，扩权强县成为普遍尝试的做法。 刘维新：浙江省率先推行强县扩权改革，1992年对13强县下放审批权；1997年在萧山、余杭两县试行部分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2002年浙江省又出台“40号文件”，把地区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20个县区，经济上近似省管县。 再想扩权就比较难了，以前下放的都是经济管理权，社会管理权怎么办？另外，现在还保留的审批权限，控制在省级部门和中央部委手里，体制不动，扩权就遇到了天花板。 河南、辽宁、广东等地基本都是学习浙江经验，在财政和经济管理权上进行省直管，而在组织人事上还没有涉及到，还是市任命，报省备案。 李铁：扩权可以绕开市级部门，权力直接让渡到县，无形中架空了一些省直部门和市级 *** 相应的权力。也有可能导致对县级行政监督和约束力度的削弱。 目前看来，这场改革不能对层级刻意划一，要考虑地区特殊性。应先在经济较发达、省域面积处于中小程度、且改革呼声比较强烈的地方试点。 刘勇：强县扩权后也暴露不少问题，县市管理脱钩后，两者矛盾会多起来。省辖市对扩权县市的支持力度减弱。比如，在财政配套资金问题上，对一些已审批的项目，省里资金下来了，市里往往不愿拿出配套资金。 张占斌：地级行政建制在当今中国已是一个现实，强行扭转这一历史进程，在短期内重新将其虚化或撤销，政治上的震荡将很大。但若长期保持现状，我们又必将付出长久的、巨大的代价。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这种体制上的大手术，牵涉到数以万计的干部，影响之巨可想而知。这项改革将主要考验地级市及官员的承受度。 另外省直管县体制也会带来一个新问题，省管县最多40个，太多了根本管不过来，这就需要把省级区划单位缩小，这又是一个大动作。